开始于2006年10月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经过双方学者的努力，于2010年1月31日公布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这份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包括“古代・中近世史”和“近现代史”部分的中日双方学者的各13篇文章。就3年多来首次公布的研究成果，我刊采访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教授。
《世界博览》：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开始的过程中，有些日本媒体认为这次中国选择的是社科院和北大组成的党指导下的研究集团，日本选择的是靠近自民党的政治史、外交史学者为主的集团，共同研究的学术价值很难认定。您如何评价此次共同研究的学术性?
步平：有些日本媒体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包括中国的学术研究。不过，我们可以看一看报告书之后，日本一些偏重实证研究的学者关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评论，比如《日中战争史》的作者秦郁彦说：“中方报告始终引经据典根据史实关系记叙，比起以前那种始终谴责日本的诱导舆论意味很强的历史论文比起来，感觉有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公开的自由程度大大提高了。”所以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回答。
我一直强调中日历史问题是政治判断、学术研究和民众感情三个层面交错的问题，这三个层面既不完全分离也不完全重合，学术研究问题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学者更主要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问题，需要遵循学术规范，这次报告书的结果证明大家是从学术角度来研究的。这一点与来自北大或社科院似乎没有关系。
《世界博览》：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只有近现代史的研究，古代史研究方面相对薄弱，这种情况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里有表现吗?
点评：我们的文章都已经发表了，大家都可以看，不能笼统说薄弱。应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世界博览》：我国的古代史研究相对近代史来说显得薄弱吗?
步平：我个人认为不存在这种情况，中日学者之间这样深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这次和以前都存在的问题是一开始我们的对话没在一个层面上，但并非哪一层面高或哪一层面低的问题。深入的对话，需要长一点时间的磨合，比如说，我得了解对方的话语体系，对方也得了解我的话语体系，这样才能对话，否则的话可能就是各说各话，我觉得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古代史也是这种情况，不能判断说谁的更高，谁的更学术。除非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
《世界博览》：我们有很辉煌的古代史，对日本的影响又那么深远。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我们要不要强调这一面呢?
步平：我不觉得需要特别强调，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外来的影响，同时又有自身的独特性，这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基础，日本和中国都是这样。当然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汉字、儒教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影响，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因此就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亚流”也不科学，日本学者不赞成这个观点，实际上我也不赞成，我们也没必要用这样的观点来判断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尊重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换个角度，如果日本过分强调独特性而否认中国的影响，这也是不对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强调我们的文化如何影响日本，“灌输”方式效果并不好。我觉得日本人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更好。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存在天然的感情，倒退到一百年前，不懂日文的中国人照样可以和日本人交流，可以用文言笔谈。那一时代日本人的文言水平相当好，那不就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吗?尊重与重视中国文化影响的倾向，这些年确实有些变化，日本人开始强调自身的独特性了。这部分原因是因为中日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近代以来，日本比中国强势，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中国，所以他们不觉得承认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什么问题，因为日本处于优势地位。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一些日本人感到有压力，有一种很焦虑的心态，所以担心如果总强调中国的影响，而不强调日本的独特性，日本人就越来越没有自信心。这也是近年来日本国内的“自由主义史观”、历史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抬头的社会背景。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扎扎实实研究历史的话，日本人会注意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近代的情况是日本文化对中国很有影响。在我们这次近代部分的研究中，我们特意设了一个题目：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近代留日热。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很多人去日本留学，因为离得近、花费少、文字上有相通之处。我们近代用的很多语言实际上都是从日本过来的，比如民主、自由、反省、觉悟等词。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可能超过一半的近代词语是从日本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是通过日本到中国，日本是中国革命者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对于我们在近代部分列了这样一个题目。有的日本学者非常惊讶，也很感动。我们应该承认这段历史。不管古代也好，近代也好，历史研究就要尊重历史事实。
《世界博览》：虽然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两国政府委托进行的。但还是学术上的研究，那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经过这几年的共同研究有什么突破吗?您能举出具体事例吗?
步平：这次的共同历史研究不是要追求学术上多么大的突破。以前两国有争论、有争吵，现在两国学者首次坐到一起来研究，坐到一起之后首要的问题是把各自的主流观点整理清楚了，告诉对方。所以我们首先确立了共同题目，各自写了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主流学者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互相交换了论文，让各自了解。就各自的论文来说，谈不到特别大的突破，但是我认为最大的突破是双方学者坐下来的交流。现在我们发表的论文，实际上是我们双方经过了几个回合的交换论文、听取意见并修改后提出来的，部分采纳了对方的意见。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比以前各说各话已经是非常大的突破。这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在走出这一步后，我们才有可能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取得突破。
《世界博览》：在学术交流过程中，您觉得中日学者在方法论方面有何异同?
步平：实际上中日学者遵循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历史研究的方法。首先要尊重史实，用事实说话，这一点中日学者都没有什么分歧。在具体的问题上，我可能用我掌握的史料来说话，对方可能使用对方掌握的史料来说话，可能不一定立即达成一致意见，需要慢慢来解决，如交换资料，交流认识，以后才能达成共识。
另外，方法论的差异还表现在对史实的判断上。史实只有一个，但你从你的角度看，我从我的角度看，这就涉及到观察方法。有的学者可能注重对具体事件过程的分析，有的把所有事件联系起来之后，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如我们研究近代
以来的中日关系的时候，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结合日本早已经划定的生命线和利益线，我们会认为近代日本一步步走向侵华的道路，是其实施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是我们的观察方法。而日本学者虽然承认这个过程，但是他们会比较关注事件的具体过程，比如“九・一八事变”确实导致侵占中国东北的结果，但是他们关注当时日本的各种声音，比如外务省与军部的观点不同。我认为：首先需要承认基本事实，对于具体事件的判断不一致，并非都是中日学者间的分歧，其实在中国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看法，日本国内也是如此。我认为这种不一致可以长时间存在，有的涉及历史观的问题。从国际学术交流的角度看，我们不一定要强求历史观的一致，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唯一的一种观察方法，我们可以通过长时间的交流，相互了解或理解对方的观察方法，也许会长时期存在一种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态。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历史事实的确认。
《世界博览》：既然都尊重史实，那这次双方的主要争论点在哪里呢?
步平：这次报告出来之后，你看看双方的文章会发现，双方的争论点其实有许多，并不容易简单归纳，有些媒体抓住某些表面上的差异做文章，其实并没有抓住真正的问题，缺少冷静的，客观的思考和报道。我们用那么多的时间，经过反复讨论写出论文，而有些人用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看过之后就给出评论，这样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我希望大家仔细看看。
在南京大屠杀的数字这个问题上，中方学者列举了南京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上的数字，即30万以上和20万以上。日方学者还列举了日本学者的研究结果，包括几万到十几万这样的数字。日本的一些媒体有意抹杀双方学者就“大屠杀是存在的”这一点达成的共识，也不报道学者关于大屠杀产生的责任和原因的追究，偏要把数字问题提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有历史背景的。因为以前日本的右翼就想证明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在没办法否认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就故意在数字准确性上做文章，其逻辑是：数字不精确，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就是虚构的。这样的逻辑其实是设置了一个陷阱，应当警惕。当然，强调某些数字是无可置疑的也不是学术研究层面上的科学论断。我们的共同研究报告希望引导大家去冷静思考，为思考历史问题提供一个平台。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学术研究的基础来调控自己的感情的话，对话与相互理解就容易一些，也就能增进双方的理解。学者不能说是先知先觉，但至少在历史资料的掌握上有一定的优势，其责任就是给大众的历史认识提供科学的依据。
《世界博览》：有人指责日方团队有几位学者实际上是自民党的智囊，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主要从政治上考虑，而非学术的。您怎么认为?
步平：这和第一个问题有联系，学术背景和政治背景是有一定的关联，不能说学者没有政治态度，但共同历史研究要求学者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基本前提，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我觉得政治背景的问题不宜强调。现在文章都已经发表了，我认为需要就文章的内容来讨论，日本有的媒体也说中方的学者是政府选择的，没有自己的见解，故意把政府和学者对立起来，好像反政府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学者，这是什么逻辑呢?政府不是学术机构，其学术判断来源于学者的研究，也依靠学者的研究，是学者拿出研究结果。
《世界博览》：中日学者的学术背景也有差异?
步平：学术背景的差异表现在我们的学者大部分是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日方学者中有从事政治学的、法学的学者。中日双方学者在学术背景上有所不同，我倒觉得这种差异无可厚非，这段历史本来就是和政治有关联的，也和法律有关联，观察问题的角度更宽一些并非坏事。但研究历史问题，历史学者的观察角度与立场是最基本的。双方都在10名委员之外聘请了一些“外部执笔者”，这是为了弥补知识结构上的缺陷。
《世界博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遇到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有人说其一来自社会制度和现代化过程之差，其二来自历史学方法论。您怎么看。
步平：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之前，首先要研读双方的研究报告。另外，现在的研究报告是“各自表述”，并不要求建立同一的认识，毕竟是学术研究，需要尊重学术规范。
《世界博览》：这次研究涉及到很多政治问题，前面您也说过当两个国家的国家地位和实力发生变化的时候，国民意识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会发生变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也体现出当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现实吗?
步平：学者的学术研究对历史局限性是要有所超越的，我觉得我们是有所超越的，包括超越自己。比如我们主动提出近代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留学热，日本学者也会注意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学者不应该带着强烈的感彩去研究历史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一直强调应当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世界博览》：说到感彩，在这次学术研究中，日方学者中是否存在歧视亚洲国家的倾向?
步平：在这次共同历史研究中没有。近代以来，中、日、韩和其他亚洲国家是同时起步的，大家都面临西方列强的压迫。不过日本最早摆脱了被动地位，通过明治维新、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成为了亚洲强国，这让日本人自信心膨胀，不断强调日本的所谓“优秀”，形成了“民族差别意识”。日本战败之后，日本国内不断反省走向战争道路的原因在哪?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民族差别意识”。相当多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有意识地推动日本反省这个问题。日本战后的确是反省了。首先反省日本为什么战败了，进而反省为什么走向战争道路了，再进一步反省为什么不能早日结束战争。但是这样的反省是有问题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才开始反省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角色。而在这之前，日本人反省的角度是自己在战争中的受害，比如东京空袭，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日本人发现，美国轰炸越南造成那么大灾难，与当年日本给中国、朝鲜造成的伤害没有区别，所以，日本应该也是加害者。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反省到现在还没完成，没形成社会的整体意识。但是这次日本学者的文章，对加害者的问题还提到并强调了。当然不能说“民族差别意识”已经完全被消灭了。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些偏见迟早会被彻底抛弃。这不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遇到的主要问题。
《世界博览》：在这次共同研究中有没有遇到资料的问题呢?中日双方在使用资料上有没有什么偏颇。如何在资料短缺的情况下再现历史的真相?
步平：现在双方在史料的使用上，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战后日本资料的毁坏和销毁这部分是客观存在的，比如日本731细菌战部队的资料，比如说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的资料等，这些方面的资料日本学者也正在要求日方公布，但是日本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还不知道，目前我们在他们的档案馆里很少能找到。被美国拿过去的那一部分资料，还是开放的，现在这些资料有的在美国，有一部分已经返还给日本，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最成问题的是日本战后或者是战败时销毁的那一部分。如果在中国战场上的和在日本国内的资料都毁掉的话，那就再也看不到了，这部分史料确实是问题，但对第一阶段共同历史研究还没有形成特别大的问题。
这种现状能否改变？我个人的回答比较悲观。因为在崇拜GDP和货币数量，重视感官享受与现实利益，忽视文化发展和人的精神品位的当下，过去长期被视为传统“显学”的历史学科早已风光不再，单凭历史文献学自身的努力不可能改变被边缘化的局面，而且现代学术的发展已经开拓了相当多的学术领域和门类，这一趋势并没有衰减，在学术领域不断拓展和扩张、知识分类处于漂移的状态下，传统学科的裂变、领地被蚕食、在知识结构中位置重组、甚至被边缘化也毫不足奇。即便没有发生学术研究领域的重大变化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也不意味着中国历史文献学今后不需自身的努力和改进，就可以维持现在的状态和规模。以下，对一个每天都与历史文献打交道，但基本是历史文献学门外汉的我，想借张舜徽先生曾经强调的“读无字书”为题，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从历史文献学的外侧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将来进行思考，下面的粗浅想法一部分超出了自己的学术训练，一部分是外行的隔靴搔痒，诸多不妥和错舛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有字书：“汉字帝国主义”
在讨论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论著中，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历史文献学处理的对象是王朝时期的文字记录，即自有甲骨文以来的各种材料记录的文字资料。这里所说的王朝，其下限虽为清朝，但除少数文献以外，清末以来的文字资料大多通俗易懂，通常在历史文献学研究整理的视线之外。
中国在约3500年间积累起来的文字资料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数量庞大。但几千年积累的总量实际上不如20世纪的后50年，甚至不如21世纪最初的10年之多。能留下的王朝时代的文字资料主要是各个时代的精英制作、整理的。留存至今的文字资料又多是经过人为筛选与处理，以及战火、自然灾害、风雨岁月淘汰过的。在人为的筛选过程中，文字资料基本纳入了经史子集这一传统分类框架中，经典受到特别关注。这些文字资料的内容当然包罗万象，但我们可以视其为社会精英的文化成果。
迄今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主要建立在由各个时代的精英俯视社会群氓以及仰视远古圣贤姿势下制作出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与文献整理中，汉字、古代汉语资料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元朝、清朝，我们也基本忽视了处于王朝和政权中枢位置的皇帝、大臣们的蒙古和满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在地理上位居边陲、历史上与中原王朝一直有极为复杂的战和、经济交易、文化交流关系的边疆地区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研究整理似与中国历史文献学无缘，主要被归类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另外，汉译佛教在整个宗教史、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我们研究、整理的仍然是汉字资料，挑战梵文（Sanskrit）转换成古汉语过程的高难度研究或为仅见。在考虑过去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特征时，也许可以说，“汉字帝国主义”这一隐形的庞然大物实际上画地为牢，影响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整理的展开。
二、“六经皆史”与“日常性”结构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期这数十年，随着电讯技术、信息处理与传递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地区，普通的个人已不再受“君子德风，小民德草”这类身份与社会功能的认识局限而被忽视，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
互联网，尤其“博客”这种信息生产与传递形式的普及，一直被行政系统、法律制度以及经济成本等因素制约的文字、音声、影像等的发表，出版的大门在理论上已面向所有人敞开。无论社会、政治地位如何，无论受教育水准如何，在不超越道德伦理底线、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可以通过高速通信网络几乎零成本地发表自己创作／制作的文字、音声、影像作品。在这种被称为“总体表现”的时代，过去难以进入历史文献视野的极为个别的、普通的、具有隐秘的私人性，亦即过去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信息，如最近颇遭物议的《烟草局长日记》，自作自唱、自我表演的《私奔之歌》视频等，无论信息的主体主动还是受动，在一瞬之间通过互联网为数亿人共有，数十年默默无闻的邻家妇女苏珊也因互联网等媒体之力，一夜之间成为红遍全球的明星，这些“普通人”的相关信息无疑将成为后世研究我们这一时代的重要文献。一个由48位核心成员组成的日本美少女音乐团队的领导，既不经老板、经纪人指定，也不由48个成员互选，而是经由互联网，通过设置在东京、首尔、香港、台北等地众多会场的几百万爱好者的互动与现场投票决定，这一形式可能意味着俯视群氓与仰视神圣的时代一去不返，注重自己、关注邻人的平民视线愈来愈重要，地球开始真正成为我们每一个小小个体所共有的地球。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社会变动。
一、歧义的历史：光复诗文再发现
光复初期台湾社会文化的诸多问题，不仅是其自身历史发展所致，更与整个中国态势息息相关。回望历史，“光复”作为一个符号，“光复初期”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场域，被赋予截然不同的阐释。
遮蔽还是还原?让我们拨开迷雾，通过光复书写的再发现来探寻历史的真相。党外运动兴起后，“本土派”矫枉过正地塑造“本土悲情”，出于对白色恐怖的逆反，出于对政治压抑的反弹，“本土”成为打击从大陆撤退来台的政权的利器，同时也不幸沦为分离主义的帮凶。回溯历史，在日据时期，台湾的“本土”是针对日本殖民者；上世纪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中的“本土”主要是针对“西化”；直至“”势力兴起后，“本土”才渐渐异化成“祖国”的对立面。在异化的“本土”观下，“二二八”事件、光复初期的历史都被一定程度地歪曲了。
“二二八”事件从原来的官僚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演变成外省族群与本省族群的矛盾。关于台湾人民欢天喜地迎接光复的文本少了，对日本统治带来的“殖民现代性”的歌功颂德则日渐增多。
与光复初期相关的台湾文学，创作与研究最多的是“二二八文学”。在相当长时间里，“二二八”在台湾成为禁忌，被禁止言说。后在民间要求下官方整理了“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资料，但多从官方如何应对的角度出发。上世纪八十年代，“二二八”成为政治图腾，成为台湾悲情意识和族群建构的符号。台湾实行政党政治和民主选举后，“二二八”更是被别有用心者作为操弄台湾族群建构和省籍矛盾的工具。目前，岛内“二二八”文学选本有四个，许俊雅主编的《无语的春天――台湾二二八小说选》和林双不主编的《二二八台湾小说选》。这两个小说选，除了三四篇是写于光复初期外，其它的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虚构小说，其中有部分是重叠的。“党外运动和本土论兴起后，二二八文学创作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更多悲情控诉和族群建构的痕迹。”不同编者所选的作品文本，除了个人偏好外，作者的政治意识和身份认同也是决定作品范围和选本整体风貌的关键。大陆学者李娜在《在记忆的寂灭与复燃之间》一文中，对台湾“二二八”文学从横纵两个方面展开深入论述：一方面是书写者的身份――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亲历事件者或战后出生者，男性或女性乃至大陆人、流亡海外的人；另一方面，则是作品创作时间――事件发生前后、时期、解严前后、九十年代以来。横纵交织论述展现一个立体的“二二八文学”时空，从中探析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以及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知识者的心灵历程等。
其中，曾健民对光复初期文化研究贡献颇大，曾先生注重史料挖掘，企图以丰富的史料还原历史现场。他主编的《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说、诗、报道、评论》、《文学二二八》编选题材和立场上较为一致，都是希望以感性真实的文学作品带读者回到“二二八”的时空现场。《文学二二八》的作品大多创作于光复初期，是编者翻阅报刊资料从湮没历史中重新出土的，如宋非我的故事诗《蓬莱仙岛》、杨逵的《二二七惨案真因》、梦周的小说《创伤》等等。《文学二二八》不仅包括台湾的作家作品，也有部分是“二二八”事件后回到大陆的作家在五十年代后所创作的。文体类别也更宽泛：小说、诗歌、报道文学、事件评论等。对此，陈映真先生给予高度评价：“经由审美的形式，更加深刻、鲜活地表现了事件的更高层次的真实，有意义地表现了历史和生活的内核，生动地表现了民变的社会心理，从而彻底颠覆了反民族的二二八史论的基本教义。”。《文学二二八》的意义除了审美形式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光复初期的历史和社会心理。通过文学史料的挖掘和再现，回到历史现场，瓦解今日台湾“本土论”者的“二二八”分离主义和族群撕裂的诠释。通过《文学二二八》的阅读，可以看出光复初期的台湾政经腐败、民生凋敝，广大人民与官僚统治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所谓的“省籍矛盾”是指少数外省官僚统治者对台湾民众的欺压和优越感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但大部分大陆赴台的人士和台湾人民是处于同等境地的。曾健民在《文学二二八》编者语中如是说：“透过文学的形象重新开启二二八历史的生机，使干枯的悲情升华为爱与希望，让永无宁日的对立化为安详与宽容”，这个愿望“化成本书的编辑方针，就是让事件回到历史现场，让事件当时的作家、作品说话；我们相信当今只有通过阅读、倾听，感受历史的声音才能让历史化成今日盎然的生机。”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充满悲情控诉和族群分野的“二二八小说”相比，光复初期的“二二八”创作，一方面是揭示社会黑暗、统治腐败、官民矛盾等阶级矛盾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事件中本省与外省同胞的互助友爱。从《新二二八史像》与《文学二二八》可以看出曾健民、横地刚、蓝博洲等左翼人士企图通过感性的文学史料还原二二八的历史真相，探寻光复初期的社会命脉和人物心灵，以弥合与化解今日台湾的族群撕裂和社会仇恨。
除了“二二八”文学的发现外，曾健民、蓝博洲、吕正惠等学者同样注重对光复前后文学的重新整理。曾健民主编的《1945光复新声――台湾光复诗文集》的目的是“还原光复的历史真义”，除了以“光复文学(古典诗词与小说)”再现1945年台湾民众对光复的
欢迎和期盼外，还收录了“台湾的民族意识”、“御用绅士应退场反省”、“精神上的去殖民”等相关主题的言论，反映了当时台湾人民内部自我反省和自我去殖民。此外，左翼统派学者对历史现场的重视不仅仅在于光复诗文的整理与发现，他们还“出土”了不少被文学史淹没的作家与作品。曾健民、吕正惠几经周折证实了欧坦生不是“蓝明谷”，确认了欧坛生的大陆赴台身份及他的主要创作成绩。朱双一先生也通过实地访谈，找到了光复初期在台湾文坛相当活跃的大陆赴台作家杨梦周先生。“梦周先生”的发现，是朱双一先生对于台湾左翼统派学者“回到光复历史现场”的主张和努力的呼应和声援。他指出：“梦周的意义更在于提示了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上，有一批来自闽、粤、浙等地的文学青年，他们活跃于报刊上，以对现实的紧密关注和直接反映，与许寿裳等著名新文学作家重在传播中华文化的活动构成互补。”两岸学者对光复初期作家的重新发现，一方面弥补了文学史的空白，另一方面则通过作家作品纠正当下的意识形态与身份立场主导下的有意“误读”。
此外，朱双一先生的《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不仅论述了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态势，而且对两岸文学的互动、交流、对接做了细致的比较和阐析。他把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放置在整个中国近现代的大背景下，发现光复初期两岸文学的“同构化”现象。朱教授通过具体诗文印证民众怀着喜悦和期待迎接光复，并指出1946年初民众情绪已有了很大的逆转。“文学主题由欢呼光复转到批评官僚统治，台湾文学就与大陆文学实现了主题的交集和融汇。”对“困苦和苦闷”的“共感”中，台湾文学迅速走向与大陆文学的“同构”，即：虽在右倾、反动的的统治下，却是左翼的、进步的现实主义文艺占据文坛主流的位置。左翼文学在台湾占据文坛主流，笔者认为除了日据时期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台湾现实困境外，也与光复初期许寿裳、李何林等大陆左翼作家大批赴台以及鲁迅思想在台湾的传播、接受不无关系。
二、文化重建与“鲁迅”接受
1945年，当局接管台湾，为了去除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的遗毒，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行“去殖民化”、“再中国化”的文化政策，在此过程中鲁迅思想得以在台湾广泛传播。黄英哲先生的《“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湾为文化重建(1945-1947)》和曾健民先生的《台湾一九四六・动荡的曙光》对此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徐秀慧的博士论文《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则主要从义学的角度看待战后文化场域。
黄英哲教授以翔实的资料论述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党部与台湾本地文化人对于文化重建的不同看法，官方和民间都希望去除日本殖民影响，增强中国民族意识。受陈仪邀请和委托，赴台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是主持台湾文化重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工作的具体执行者，他希望通过传播鲁迅思想，在台湾掀起一个新的“”以肃清日本殖民影响，强化民族意识。台湾省党部强调三民主义是战后台湾最需要注入的新精神，扬言要“党化新台湾”。台湾本地文化人受到鲁迅精神的鼓舞，养成了批评执政者的精神，并强烈反对将日本化等同为奴隶化的论调，抗议“台人奴化论”。有趣的是，许寿裳在台湾宣传为当局所忌惮的鲁迅思想，得到陈仪的默许，而鲁迅战斗精神又启发了知识界对现实的批判，以致揭露陈仪当局的黑暗。曾健民的《台湾一九四六・动荡的曙光》隐含着对“本土论”及“”思想的批判，以“去殖民”与“中国化”为主轴对战后初期台湾社会进行详尽分析。一九四六年的台湾利社会如何从殖民地社会转换为民族社会?如何从一个日本的殖民地复归为中国的一省?在这样大的历史格局中，有“去殖民”的问题，……也有教育、语言、历史的“民族化”问题。然而，“去殖民”的反面，就是“中同化”；当时，刚从半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的中同仍带有浓厚的半封建残余，、贪污舞弊横行。曾健民先生指出台湾的“中国化”内含着“恶性的中国化”与“良性的中国化”，进步中却又带着矛盾。
当局对台湾文化重建主要是否定日本教育，肃清其影响；为了尽快地“去殖民”，光复一周年后开始禁用日语。禁用日语的文化政策与“中国化”的急迫心理有密切关系，但却给俞湾知识界造成不便。黄英哲认为：台湾知识分子对日本文化反思之后，对“奴化”这个词汇反应非常激烈，努力将“奴化”问题超越“日本化”的是与非，从“世界化”的方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摸索着战后台湾文化的出路。针对“奴化”论训，台湾民众也奋起反驳，认为日本语只是一种工具，是“世界化”，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对此，曾健民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个“世界化”，是指日本殖民统治期所达到的殖民地形态的现代化，在台湾复归祖国后仍要予以保留和发展。它与前面提到过的陈仪、宋斐如、黎烈文、许寿裳等人，对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的看法无甚大差异，也与黄得时在《谈台湾文化的前途》座谈会上，主张今后应走“中国化”与“世界化”的说法，是大同小异的。
如何评价光复初期行政长官公署推行文化重建的效果，黄英哲与曾健民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黄英哲持保留态度，他指出“行政长官公署一年多的文化重建政策执行的结果，台湾本地知识分子对‘中国化’相当有意见，而且台湾与大陆之间不但没有缩短距离，反而是越走越远，背道而驰。”对此，曾健民先生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即使‘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许多严重的恶性阻象(恶性的中国化等等)，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但是，台湾光复初期，不论本省人或外省人，进步人士或保守人士，从来就没有人质疑过‘中同化’的必须性、必然性和进步性。”曾健民对光复初期的“中国化”显然是肯定的，他认为当时台湾各界人士对“中国化”都是满怀信任和支持的。同时，曾健民指出光复初期“中国化”有着多重意义：“祖国化”与“民族化”是其重要内涵，是相对殖民统治的“日本化”而言的。而当今民族分离主义者所谓的“中同化”不但完全没有“祖国化”的意涵，甚至被歪曲成为“殖民化”，台湾光复被认为是“再殖民”阶段。曾健民先生厘清“中国化”一词的历史意涵，以驳斥今天分离主义者的荒谬。同一词语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的辨析，有助于同到历史现场，有助于真相的把握。如果没有当局的腐败统治，没有受内战牵连的台湾物价飞涨等经济问题，“中国化”的文化重建会是怎样的面目?
黄英哲对光复初期文化研究的另一贡献是：梳理论述了鲁迅思想与台湾战后文化重建的关系，在许寿裳、黄荣灿以及本省文化人杨云萍、杨逵、龙瑛宗等人努力推介下台湾形成“第二次鲁迅风潮”。当时，三种力量纠葛：首先，许寿裳在长官公署的默许下，在台湾传播和介绍鲁迅思想希望引起一个“新的”以达到文化重建的目的。其次，国民
党领导的台湾执行委员会的文化政策与许寿裳的台湾文化重建构想上的矛盾与冲突，一批激烈批评鲁迅先生和许寿裳先生的文章刊登在党部系统的刊物上。1948年许寿裳被害，此后鲁迅传播风潮被抑制，左翼文人或多或少受到当局迫害。其三，是台湾文化人吸收了鲁迅作品的“社会性”、“政治性”、“战斗性”，获得启发，借鲁迅思想、精神表达对当局和治理无能的不满。黄英哲对鲁迅思想与光复初期台湾文化重建的论述相当全面，指出台湾文化再构筑与鲁迅思想的传播密不可分，拓展了鲁迅研究的范畴。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鲁迅风潮”基本消退。当局退台后对左翼文学全面禁绝，除了苏雪林等反鲁文人的作品，鲁迅思想的传播处于冷冻状态。因此，如果说光复初期的“鲁迅风潮”使中同新文学的优秀作品在台湾被传承与接受，则“第二次鲁迅思潮”就如同潜流，对台湾文化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三、光复初期文学论争的再诠释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论争主要是指在1947―1949年《新生报》“桥”副刊上省内外作家对于台湾文学的性质、定位以及两岸作家如何团结合作等方面进行的争论。台湾相关研究有陈映真、曾健民等编《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陈建忠《被诅咒的文学：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文学论集》；大陆则有朱双一先生的《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以及江苏大学2000年主办“俞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学术研讨会的与会文章。
陈映真、曾健民等编的《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训：被“本土论”者所独占和隐藏的光复初期论战史料得以重新面世。陈映真写道：“欧阳明首先提出的这个台湾义学与大陆义学问相互紧密联系的论题，在整个论争结束前，受到论者几乎众口一辞的支持和强调而殆无异说。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力言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殊途分立之说，大相径庭。考虑到当时是四七年三月屠杀之后，这种文学上坚强的民族理解与民族团结，发人深思。”@对此，朱双一先生有相似的看法，他强调“论争者们不仅从台湾已回归祖国的‘现实’，得出台湾即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也必然是中国文学一部分的论断，而且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加以检视，证明即使在严苛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文学也仍与祖国文学保持无法割断的紧密渊源关系，它们相似的处境和共同战斗目标更使它们具有紧密的关联性，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证明。”
同样是研究1947―1949年“桥”副刊上的争论，台湾学者陈建忠的《被诅咒的文学：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文学论集》有着与陈映真先生颇为相异的看法。首先，陈建忠在《导论》中写道台湾“被光复”，“被光复”暗示了作者的身份立场和发言位置，“光复”是被动的、不情愿的。他始终强调台湾的客置，认为台湾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一如书的题目“被诅咒的”。因此，该书对“桥”副刊上的论议，相比论争本身的分析阐释，更为注意论争者的身份，更强调论争中的文学场域与权力关系，过分夸大本省与外省文化工作者的差异。其次，他认为外省文化人掌握主要文化媒介，对台湾文化重建的建议是“指导性”的“建议”，认为台湾本省文化人处于劣势，与外省文化人之间存在较大的权力差异。陈建忠因“桥”副刊的主编是外省人歌雷，得出大陆赴台文化工作者掌握了主要的媒介和话语权，对台湾文化重建进行居高临下的“指导性”建议的结论。他着重强调省籍区分，有意无意忽视光复初期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向心力和两岸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但是，化约历史资料，只选取与自身理论建构相关的部分进行论述，其论述过程和细节部分则难以自圆其说。
[关键词]梁启超 新史学 中西文化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四、老学时代，即魏晋;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此书共33节，前3节总论时代思潮及清代思潮，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却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而‘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梁启超对思潮及清代思潮作了简单的解释和评价，显然对清代思潮的评价比较高，满怀希望和憧憬。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二是全盛时期。三是蜕分期。四是衰落期。梁启超所作的四个分期其实正代表了清代思潮的四个复古阶段。从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到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再到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最后推至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贯穿始终，使各个时期能步步得解放的，实为科学的研究精神。清学虽然进入衰落期，但如果可以把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应用于其它领域，其他事业，令其发挥效用，那么清学的灵魂也就不会灭亡了，而且必将造福于社会。
总论之后各章节为分论，展开对每个时期不同流派加以详尽的介绍论述。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主要以时代为经线，以学派、学者为纬线，对于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加以全景式的论述，脉络清晰，详实丰富，涉及到清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和著作。从内容上看，包括了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佛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广泛充分至极。仅以短短6万余字就勾画出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大致经由，不仅罗列出历史事实，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梁启超的概括能力、文字功底不言而喻。另外，在论述中还非常注意理清学者的思想渊源和阐释各种思想对后世后代学者的影响。若非有了成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创新的魄力和对传统史学真切的同情理解，是不可能做出此种良著的。这本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对于新史学的倡导
梁启超非常看重历史学的作用，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就是说历史学可以帮助国民鉴往知来，成为激励爱国心的源泉，并可促进国民团结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发达，就得益于史学。中国虽然号称史学发达，但实际上，传统史学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对于旧史学进行彻底改造。“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梁启超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896年，梁启超就根据当时政治改良的需要，希望借史书使读者知道“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历代制度皆为保王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他认识到传统史学传史以帝王将相为主体而将民间之事排斥在史书之外，很少考虑芸芸众生之事，而且都是为朝廷为君臣而作，而非为国民而作。
第二年，梁启超将历史著作分为君史、国史和民史三种，他认为西方各国民史兴盛，而中国传统史学所载若非君史即是国史，总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找出一个王朝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核心，并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其实质是君权至上，这样的史学根本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不能反映社会群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过程以及社会群体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况，缺乏一种感染国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显然，他对于中国封建旧史学之体例、内容、功用都流露出不满之意。
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后，对旧史学的缺陷看得更深入一些。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而不能说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所叙述的不过是“人间一二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仅是一人一家的谱牒;虽为政治史，却仅记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旧史学叙事笼统，不能归纳出历史事实的演变规则，不能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那么就需要新史家能够独具慧眼，善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新史料，从中找到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并且广泛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相关社会学科乃至自然学科的成就与方法，研究历史专题，从而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在其“脱亚入欧”及“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传入了有关西方的各种书籍，其中有关文明发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869年至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兴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译热潮，不少欧洲文明史析论的著作都传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对日本文明史学影响较大的吉佐、博克尔、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在田口卯吉和福泽谕吉树起的文明史学的大旗之下，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对于西欧文明史学的响应文章。这样，在欧洲文明史学的冲击下，明治日本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展开攻击，由长期仿效中国转而学习西方文明。时值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必说，自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于是他成为了中国的“西学桥梁”，大量而高速地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念学说。
1902年，梁启超著《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批判。在书中他总结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两病”。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两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难读——史籍浩如烟海，一生难以尽读;难别择——读者难以分辨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不能激励爱国心，团结合群力。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缓了。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他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而构筑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在指导思想上，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的原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来指导后人沿此道路前进，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在内容上，要摆脱“帝王中心论”的束缚，将旧史转化成为国民服务的工具，促进国民互助团结精神的发达，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在服务对象上，要摆脱为死人服务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历史取代死人本位的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致用也”。在作史方法上，应尽量剔除主观偏见，“为历史而历史”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纯客观，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
四、治史方法
梁启超有关治史方法的论述包括了对客体(即史料)的处理方法和对主体(即史家)素质的要求两方面的内容。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随即而淹沉。”史料的概念范畴、价值意义、资格条件都很简捷地表述出来了。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惯于从史书记载中寻找史料，忽略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文字记录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和价值。新史家若能一改其旧眼光，扩大史料搜集整理的范围，充分利用非文字记录的史料，令其价值彰显，则必能使中国史学之面目焕然一新。
怎样搜集整理史料呢?要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对于常人向来不认为是史料的，“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那么，首先“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然后“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世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这就是说，治史者应该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有价值的史料，能以新视角赋予旧史料以新的意义，而且要有耐心，要不怕麻烦，亲力亲为，进行彻底精密的研究，综合分析比较所搜集的史料，求得其真实面目和有用价值。
史料搜集到之后并不能完全信以为真，还要进行正误辨伪，即鉴别。鉴别真伪最直捷的方法是举出一个极有利的反证，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往往是明知史料不可信却苦于找不到有力的反证来驳斥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设立假说以待日后考证审定。一般的原则，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可信者愈少，最先最近的史料最为可信。梁启超专门提出了一整套详尽的辨别正误、鉴别真伪包括辨伪书、辩伪事的方法原则。另外，梁启超还积极宣传西方的学术方法，认为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非常值得正处于向近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的众学者，尤其是新史家们认真学习和汲取。这些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亦是极为有用的。
搜集与鉴别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但研究的结果如何，还取决于学者自身的认识能力。因此，梁启超提出了史家修养“四长”论，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史德是说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对于过去的人事毫无偏倚，善恶褒贬都力求公正。仅此还不够，梁启超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当然，纯客观做起来非常困难，也是根本达不到的，我们只能尽量避免夸大、附会、武断等一些毛病，审慎对待过去的事实，努力把自己的认知态度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鉴空衡平。
有了道德，其次要讲的就是学问。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史籍卷帙浩繁，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凡做史学的人，都要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想要无所不知，必定一无所知。梁启超建议作史学的人先选择一二项专门工作，做完后有余力再作其它的东西，万万不要贪多。同时，有了专门学问，也还要知道一些普通常识。能做到有一专长又有充分的常识最好，既能深入浅出又可触类旁通。“以十之七八的功力做专精的功夫”，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以十之二三的功力做涉猎的功夫”，“如此做去，极其有益”。
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要能察得别人所不能察者。观察的程序可以由全部到局部，也可由局部到全部。“要养成历史家观察能力，两种方法应当并用。看一件事，把来源去脉都要考察清楚。”要用敏锐的眼光去观察，避免被传统的思想和自己的成见所蒙蔽，“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
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有了史德，忠实地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敏锐，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构造。”文章的构造分组织与文采两部分。组织就是整理归纳安排材料，包括对材料的裁剪和排列。文采就是写文章所用的字句词藻，要素有二，简洁和飞动。要养成史才，需要多读——多读前人的文章;少作——作时谨慎，用心去作;多改——反复润色，不满意就改。
其实，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刘知几最早提出了史学“三长”论，“三长”指的是史才、史学和史识。后来，章学诚又加进了史德，强调史家的心术要正。梁启超可以说是因袭于他们，但又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从排序可以看出，他对于史德的重视程度非前人所能比及。
梁启超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史心得，系统讲述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对于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具体细致的研究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可利用、可操作的价值。
五、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
“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续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于戏，美哉我国!于戏，伟大哉我国民!……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这样的表述足以窥见梁启超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无以比拟的自豪感。然而，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学术思想的衰败，梁启超开始上下求索，中外探寻，力图找到一条中西文化的最佳结合之路。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写道:“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亦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人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怎样结合呢?西方文化是多元的，究竟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
梁启超主张不但要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从政治、法律到社会学、哲学、思想意识再到经济理论，无一不在学习内容之列，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这是在当时的中国推广西方现代化的一种尝试。他认为只有实现一系列根本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变革，中国才能富强。中华民族才能摆脱厄运。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看到一战结束后各国破败的景象，于是开始主张以东方文化经济西方文明之穷，实现中西文化的调和。19世纪西学东渐之后，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力图以中国文化去补充西方文化。梁启超算得上是先驱之一，他认为中西文化应该互补，其方式之一是以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经过挑选的部分去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这与当时朝廷认可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方针是有差别的，而且所提倡的中学与洋务派所坚持的传统的纲常伦理也是截然不同，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和继承。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瑰宝是不能丢弃的，要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他曾大量翻印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的有突出民主启蒙思想因素的著作，借以激发民主和民族意识。另外，他还努力从佛学中汲取为民族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力量。梁启超的所做说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不少有益于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料，人们若能根据社会进步的需要对其进行选择和改造，必能使其焕发新的光彩。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都应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特点融合的产物，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发展，要敢于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差距，大胆地输入现代西方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成果，在开放的状态中让各种文化自由竞争与渗透交汇，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真正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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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湘西地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是高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 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由于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学生在中学已有接触，一些学生对开设此课程有一定的厌倦感。因此，要实现《纲要》课的教学目标，就必须采取有效手段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丰富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充实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从不同层面和角度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和理解历史的生动素材，从而增强《纲要》课程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与此同时，也有利于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湘西地区具有十分悠久的革命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留下辉煌灿烂的一页。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六军团曾在该地区建立了著名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湘西地区的怀化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湘西会战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标志着中华民族获取了彻底的胜利；还有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早期领导人，如、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周逸群等都曾在该地区战斗和生活过。因此，该地区与《纲要》课相关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本文主要结合湘西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就湘西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问题作个探讨。
一、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纲要》课程教学的价值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形式多种多样，如历史遗迹、遗址、文献、档案及影像史料等，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运用到高等院校《纲要》课教学中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吉首大学部分教师已经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到《纲要》课程教学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首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把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纲要》课程教学，可以激发大学生学习《纲要》课的兴趣。《纲要》教材是以全国为地域范围、近现代历史为时间界限的，是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高度概括。由于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学生在中学已有接触，并且因其所讲的历史事件距今较远，学生难免感到枯燥，提不起学习兴趣，使教学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如果教师在讲授课本时，能联系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不时地穿插讲述当地史实，就能增强《纲要》课教学的现实感，使学生倍感亲切，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另外这样也容易引导学生把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积极情感和兴趣转移到对整个《纲要》教学内容的学习和理解上，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其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纲要》课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任，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纲要》课教学的主要目标。《纲要》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常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史实来实现的， 而如果这些史实与学生距离越近、联系越紧，教学效果越明显，对此，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热爱祖国是从深入热爱自己的家乡开始的。无论学生家就是湘西地区的，还是从外地来到这里读书的，大学四年，必将与这片土地同呼吸共成长，高校所在地常常就是学生的第二故乡。地方历史文化使学生穿越了时空的局限，走进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境，进而大大拉近学生与这门课程间的距离，使学生具有更直接、真实、具体的感受，这种亲历式的教育远比空洞的理论说教效果显著。通过地方历史文化的教学，培养学生树立建设家乡、 建设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更好地彰显《纲要》课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然后，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具体性、直观性以及地域上的亲近感等优势，将它融入《纲要》课程的教学有助于改变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满堂灌、缺少师生互动的弊端，可以激活教学主体――学生的潜能，让学生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养成主动探究的学习意识。同时，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譬如教师拟定一些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相关的《纲要》课的选题，让学生自己进行研究性学习，写课程论文等）以及组织学生进行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参观桑植故居、纪念馆，参观怀化芷江日军受降旧址等），这样既能拓展学生学习和探究历史问题的空间，也有利于学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纲要》课程教材时间跨度为 170 多年，内容多、课时少。如何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纲要”课的教学，笔者认为可采用下面几种方法：
（一）在课堂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穿插补充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以湘西地区为例，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穿插相关的地方人物、事件介绍、历史图片、历史影视资料等。如在讲授“纲要”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插入湘西地区凤凰籍总兵级人物郑国鸿的图片，介绍郑国鸿是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攻占的第一块领土劫后余生的守土军官，是鸦片战争全过程中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激烈的定海保卫战的捐躯者，是被整个中华民族公认的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近代第一批民族英雄；又如在讲授第二章第三节“维新运动”中添加介绍湘西地区熊希龄的事迹（主张维新立宪，辛亥革命后曾经当选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再如，讲授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时插入介绍湘西的风云人物以及讲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情况；讲授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插入讲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会战”等等。这样，在课堂上适当补充和分析这些地方史料，不仅可以丰富教材的内容，也能使课程更具有趣味性与地方性。
（二）通过专题式教学让学生系统了解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教师把与之相关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形成不同的专题，系统地向学生讲授。譬如，对湘西地区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适合在《纲要》课中作为专题讲授的内容有：第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以及意义（如：教师可将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地区建立著名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史实通过专题式教学让学生了解，学生们对发生在身边的历史会倍感兴趣；） ；第二，抗日战争中的“湘西会战”（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战争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战役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第三，对湘西著名的人物进行专题讲授等。通过专题式教学，能够让学生系统地了解本地人民为革命和建设所做出的努力，有利于激发学生热爱家乡、报效祖国的爱国热情。当然，这种专题教学方式难度较大，要求授课教师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三）应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展开课外实践教学活动
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到课外实践教学活动也是一种较好的教学方式。根据教学内容选择适当的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场所组织学生实地参观考察，学生们通过讲解员的讲解，历史图片、模型等的情景再现，接触第一手的历史文物、遗址，亲身感受历史。（譬如在湘西地区，教师可组织学生参观桑植刘家坪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故居、怀化芷江日军受降地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历史调查（譬如访问老红军等）实践活动。虽然《纲要》课教学内容涉及到的时间比较久远，但是，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的地点就在当地，参观其遗迹、遗物，调查采访相关的人物， 通过这种亲身体验式的课外实践，能使学生形成心理上的亲近感，容易产生学习兴趣，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刻，这样就能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同时，在客观上可以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应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展开网络平台的教学活动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融进《纲要》课， 网络是拓展教学空间不可或缺的载体。目前，许多高校已经开始利用网络平台对大学生进行红色教育。而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到网络平台的教学，也能进一步增加《纲要》课程的实效性。因此，高校的《纲要》课程应开设专门的教学空间，网络设计应该更加细化， 譬如在课程教学空间设立地方历史文化专栏（可以添加各种文献、档案、视频等资料）， 开展网络地方历史文化专题征文活动等。此外， 还可以通过网络论坛、博客等手段延展教育效应。在网络中关注、讨论、分析、研究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在网络中继续加深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知， 无疑是《纲要》课教育教学目的在课堂外的进一步升华。
总而言之，在教学中合理应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对增强《纲要》课的教育教学效果非常明显，但在应用中应当注意处理好教材内容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之间的主从关系、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的关系以及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等，让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切实起到对《纲要》课教学的有效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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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史料的有机组成部分，在19世纪初century圣洁思想、意识形态历史观的颠覆和“Eurocentrism”的重建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现了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 这个 基本的 所容纳之物 属于 马克思的 学说 属于 世界 历史 是 这个 世界 历史 基于 在…上 资本主义 工业的 文明 驱动 通过 这个 全体的 发展 属于 生产率 和 沟通，并以实现沟通为未来发展趋势。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这个 属同时期的 价值 属于 马克思的 学说 属于 世界 历史 有 曾经 论证 通过 这个 发展 想法 属于 “以人为本” 这个 重要性 属于 表达 在里面 这个 想法 属于 人类 社区 属于 命运以及历史材料的理论视野。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Historical Materialism。当代价值
马克思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角度实现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革命。随着21世纪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对世界交往作用的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突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整体性思维的理性内核，颠覆了黑格尔倒转的唯心史观，打破了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性重构。
。黑格尔认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作为“个体”，都是整个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与其他国家有某种联系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整个世界历史。黑格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时充分证明了这一思想。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位杰出的黎明。所有有思想的人都分享这个新时代的喜悦。当时一种高尚的情感激动着人们，一种精神的热情震撼着全世界，仿佛“神圣的事物”与“世界”的和解第一次完成了。”[1]459这一思想得到了马克思的重视和解释。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世界逐渐从国家-地区历史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过程。资本工业的发展，社会化分工的出现，共通的普遍性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促使各国形成了一个日益紧密的整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作了重要论述：“如果机器是在英国发明的，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数百万工人的饭碗，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整体生活方式，那么这项发明将成为世界性的事实。”88-89马克思运用整体性思维考察世界历史，实现了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合理内核的继承和发展。黑格尔将绝对精神视为历史的动力和本质，论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表现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种种特殊性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体现为“世界精神”，体现了“世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意识。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自由意识的发展过程。自由意识的不同实现程度决定了世界历史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程度。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自由意识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艺术，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逐渐发展自由感的过程东方国家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日耳曼民族大学知道所有人（人都是人）都是绝对自由的。”[1]17黑格尔对世界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有着深刻的洞察，但它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割裂开来，至今仍未走出唯心史观的窠臼。在唯物史观的建立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倒转的《绝对精神》的颠覆本体论，揭开了黑格尔对唯心主义思考的神秘面纱。马克思从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出发，解释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型是实践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形而上学的鬼魂的抽象行为，而是一种完全可以由经验证明的物质行为。每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吃、喝、穿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行为。”[2]89因此，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事各种实践活动，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理解世界历史的关键，马克思在建立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构建了世界历史理论体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的最高理论成果，但它仍不可避免地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发展过程。亚洲东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起点。它最终通过古希腊和罗马到达西欧。欧洲中心的日耳曼民族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历史的最后阶段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时代。”[1]454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充满了强烈的“种族优越论”色彩。黑格尔以日耳曼民族的价值观作为衡量世界历史发展的尺度，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一个高于其他国家的优秀国家。站在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上，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总是存在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因此，世界历史不存在先验中心。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区域性的、狭隘的民族历史通过普遍传播逐渐转变为全球性的、整体性的世界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周游世界,实现资本无限增值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肩负着实现世界历史性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和完善补充了马克思探索唯物史观的过程。马克思早期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成果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晚期的探索成果集中在《人类学笔记》和《蒂凡尼早餐》中。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虽然分散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但它仍然是一套内容丰富、逻辑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对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认为“世界史并不总是存在于过去，但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3]28可以看出，马克思所写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并非总是如此。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它是指在大型资本产业的出现和各民族国家之间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等级资本主宰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有民族和生产力低下的国家都难以突破地理环境的自然屏障。因此，所有民族和国家都相对孤立和封闭关闭状态。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以蒸汽动能为核心的蒸汽机被用于工业生产。大型机械工业的出现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资本扩张引发的交通革命为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运行提供了基础。民族间的隔离被打破，狭隘地区的民族史开始向世界整体史转变。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第一次创造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的需求得到满足，这些国家的每个人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除了过去自然形成的封闭状态”[2]114。
在探索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的过程中，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彻底立场，从现实的人的实践中考察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以大工业社会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间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自然力进行工业生产，利用机器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两种劳动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认识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分工是城乡分离。”104分工的扩大促进了商业贸易和竞争的普遍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要求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地域限制，开拓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出现促进了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创新，加剧了国家间的商品竞争，进而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加深了普遍性民族国家之间交往相互依存，世界已成为一个扁平的整体，历史正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力、分工和通信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通讯方式以及通讯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消除得越彻底，历史就越会成为世界历史。”88
马克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得出结论，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必然是共产主义。首先，资本的扩张性促使资产阶级改善了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商品出口逐渐被资本出口所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和私人拥有生产资料之间的基本矛盾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这一世界性矛盾只能通过一种更高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来解决。第二，社会化分工和工作的普遍发展LDWO交流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交流成为世界交流，以大工业为基础，只有当所有民族参与竞争斗争时，我们才能维持创造的生产力。”“[2]108最后，在创造世界历史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世界无产阶级。竞争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扩大，使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失去了民族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虽然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仍然保持着其特殊的国家利益，但大工业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国家中都有相同的利益，国家的特殊性被消除了。这是一个真正与整个旧世界分离和对立的阶级。”[2]114-115“无产者中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保护。因此，无产阶级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应该通过共同的有意识的斗争来实现共产主义，然后解放全人类。
历史上，有一种现象，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某一理论在经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后，往往显示出其内在的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如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其时间价值并没有消失。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引发了深刻的理论反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交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作用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视野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的宽广情怀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哲学旨趣”[4]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一种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关系、工业条件、商业条件、农业条件和交通条件推动的。可见，马克思把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作为人的解放的前提。只有生产力和通讯的全面发展，社会化分工的扩大，世界市场的扩大，“现实的人”才能实现从国家区域存在到世界历史存在的转变。另一方面，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来看，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和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没有其他联系。”276以物质依赖为基础的人民独立取代了人民对人民的依赖，而人的发展和解放则受到资本异见势力的制约。因此，马克思指出人类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向世界历史完全转化的程度是一致的。通过不断提高的社会生产力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来消除人的异化和片面的经济基础，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是其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摒弃了生产关系下人的异化，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依靠人民谋发展，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历史的深刻现实内在地表明了人类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政策，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在中国发展和参与全球分工、扩大世界市场的现实背景下，实现了人类地域生存向世界历史生存的发展。
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之间的物质和精神交流。在他的著作中，马克思经常使用“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等词来阐明交流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动态作用。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和大工业为特征的社会化生产不断发展,分工逐步成熟,，资本的扩张性促使资产阶级突破地域限制，通过日益完善的交通工具和对外交往，开放世界市场。于是，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普遍传播，历史上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形成。“物质生产也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已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因此，世界文学已经从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中形成。”634马克思认为，生产全球化和普遍交流的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打破了地域限制，形成了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你有我、我有你的文化格局马克思笔下的世界文化不是一种独立于民族文化之外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由民族文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现象。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中。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种利益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随着两极格局大学的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全世界加速发展。从物质交换的角度看，在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指引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其技术和金融优势，挤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顺差，进一步加剧世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各种全球性问题和现代性困境层出不穷，迫切需要各国际行动者加以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实施普世价值等文化霸权，动摇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体性。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的“最后晚餐”的批判和审视，“这是一个从历史、时代和人类的高度真正思考全球化未来趋势的“建设性计划”。[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阐述的普遍物质交流与合作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国家间荣辱相依的现实背景出发，主张加强国家间的物质交流与合作，构建无冲突、无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分享深化物质交流的发展经验，寻求各国利益的最大公分母，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马克思关于民族间精神交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其实质是正确的在理论阐释中突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各民族、各国家的精神交流，倡导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相互学习超越文明冲突，共存超越文明优势。指出，“没有优劣文明之分，只有特色和地区”[7]544。文明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的多样性。不同的文明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智慧。人类未来共同体思想坚持“每一种美都有它的美，美美与共”对人类文明繁荣的理论阐释，实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精神交流，形成了人类社会文化格局的延续和发展“你有我，我也有你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而且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建各国交往关系提供了理论探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8]695因此，马克思从现实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开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神秘面纱，实现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革命性变革本体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从社会化大生产和普遍传播发展的实践逻辑出发，阐述了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是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不仅为马克思创立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精髓，而且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引发了深刻的理论回响。全球化构建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导致了新的全球问题。一方面，随着资本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和生产、分工、消费的全球化，以跨国公司为形式的国际垄断组织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高额利润，而且扩大了国家间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人类社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核扩散和人工智能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下，人类分享了自己的命运，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基于世界历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充分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提出了建设具有现实紧迫感的社区的时代命题。一方面，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叙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通过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念改善了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通过改变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领导的缓慢的全球治理体系，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作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和未来社会发展世界图景的历史中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现状的合理回应和深刻反思，同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的必要把握和逻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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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21-0062-06
随着高中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许多地区的历史考试，融入课程改革的新理念，设计了基于材料的历史论文题（或称材料论证写作题）。该题型在测量内容上，强调的是历史课程知识而不是教材知识；在考核目标上，立足历史思维能力而不是史实的简单记忆，希望以测量内容、目标与形式的变化来推动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深化。但是，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一些题目的考查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命题从实践经验到技术理论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本文希望通过探讨国外先进地区的试题命制，借鉴命题思想方法，以期焕发我国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活力，使历史测量题型不断推陈出新。
美国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是大学前置课程，课程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学有余力的高中学生，他们学习AP课程，并通过AP测试，AP测试的学分可以折抵大学课程的学分。AP世界历史课程内容涵盖各大洲，主要关注五个主题：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文化的发展与影响；国家的构建、扩张和冲突；经济系统的创建、发展与影响；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演变。其试卷结构如表1：
从表格和相关资料看，美国AP历史测试中论文写作占有重要地位，其写作题型之一的材料论文题更是颇具特色。论文题基本由情境和写作设问两大部分构成，试题情境可以是文字、图表在内的各种与历史有关的一手或二手资料，也可以是模拟性的视角描述，而论文设问规定了写作的方向、范围和要求，写作的角度基本由情境与考查目标而定。一般地，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目标覆盖记忆、理解、应用三个层次，重心则偏向于考生的历史创造性思维。请看下面一道AP测试的世界历史试题。①
例题：运用材料，分析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印度在棉纺织业工业化进程中的异同。请补充一条材料，并说明该材料对论述棉纺织业工业化这一论题的价值。
材料一：印度棉纱和棉布的产量
――来自英国殖民当局的数据
材料二：日本棉纱产量（包括手工和机器生产）
――来自日本内阁统计部门的数据
材料三：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在亮着灯的工厂里上班直到晚上。下班后，我们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晚上，我们工作到很晚，她们偶尔会给我们一个甘薯。然后，我们还得清洗，弄好头发等等。那时候大概都11点了。即使在冬天，也没有暖气，为了取暖，我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睡觉。第一年我们是没有工资的，第二年我的父母会拿到35日元，接下来会有50日元。
我上班不久，我的妹妹阿希也到这家工厂上班。我想她大概工作2年，就病倒在床。那时候工厂里大约有30个人生病。那些已经确诊为肺病的人立刻被遣送回家。每个人都害怕肺结核，没有人靠近这样的病人。阿希也被送回家了，很快就死了。她才13岁，她当时决心成为一个能拿100日元一年的工人，让我们的妈妈高兴。当她面色苍白地离开工厂时，我永远不能忘记她的眼睛。
――来自两个女工对她们少女时代
在日本纺织厂工作的回忆，约1900年
材料四：一个工厂女工挣的钱常常比一个农民的全年收入都高。对于这些农村家庭来说，女孩是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贫穷的农民要把60%的收成上交给地主。因此，这些穷苦的农民只能把拌着野草的米饭当做食物。他们仅有的救济就靠那些去工厂上班的女孩。
――来自一个日本僧人的叙述，约1900年
材料五：那些低廉的工人从哪里来？他们全都来自农村，来自于那些耕种自己的或者租种的土地但有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他们来到城市，来到工业区成为工厂工人。农田上的收入提供家庭所需，维持父母兄弟姐妹的生计。那些受雇于工厂的人与家庭没有多少联系，他所要做的就是挣足够的钱养活自己。那就是为什么工人的工资很低。这说明农业对我们国家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力量。
――来自日本实业家鹤见俊辅，约1900年
材料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机器生产的竞争，整个国家手工织布工业迅速下降。尽管许多人仍然穿着用手纺机织出的布做成的衣服，但很多手工织布者已经丢弃了他们的手纺机。
当地纺织业把它们的存在、发展、成长归因于那些有进取精神的本国银行家和投资者，作为股东、投资者、金融家，他们向纺织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本。
――来自印度经济学家拉达卡玛・慕克吉
《印度经济学基础》，1916年
材料七：女性纺织工人百分比
――来自论文“日本的工业化与妇女状况”
1973年
材料八：日本日贸棉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一部官方公司历史
材料九：大部分棉纺织厂工人来自于小农、村庄的农业工人和失业的手纺织工。他们居住在租来的小屋里，一个工人通常会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不到两年。工资很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明显改变。
――来自印度英国皇家劳工委员会的报告
加尔各答，1935年
材料十：印度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纺织业主协会国际联盟英国官员
阿尔诺・皮尔斯的关于“印度纺织业报告”
1935年
这道试题让我们感受到AP历史材料论文题所给的材料丰富，阅读量非常大。例题中呈现了数据表格、图片、回忆录、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的材料，这些材料阅读上并无太大障碍，但要把材料中的有效信息提取出来并合理地运用到论文写作中，并非易事。此外，材料论文题考查的结论大都是开放的，考生很难从教材和提供的材料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这导致材料论文题“与普遍流行的材料解析题的设问不同，这种将材料解析与撰写小文章结合起来的设计尝试，有助于鼓励学生自选角度来分析历史，利于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①
AP历史考试的材料论文题，不仅有利于命题者抓住重点内容，考查学生的理解、应用能力，而且有利于评估题目的难度和区分度，弥补其他题型在考查功能上的不足。结合上述例题和相关资料，我们对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测量功能，可以得出以下五点认识：
1.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
从测量和教育理论上看，材料论文题考查历史知识学习的深度，既是指兼顾命题评价的可操作性、史学方法及考生的思维开放与心理水平，提高考查记忆水平的效度；又是指考生建构知识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能力，考查较高层次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使题目的难度、区分度以及考生能力呈现收到良好的测评效果。从美国AP试题中，我们可以发现，材料论文题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所选取的材料丰富、来源广泛，为考生对论题进行深入分析提供了有效平台。二是所学知识和所给材料在答题中不仅是被引用、转述、复述的对象，而是用来理解并说明问题的；考生要对一些材料要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关注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作者的观点与立场，揭示材料是否存在“价值偏见”。也就是说，考生只有在客观、深刻地理解材料的基础上，方能为写作奠定基础。三是围绕所给材料确定一个合适的论题，而不是漫天撒网的泛泛而谈。写作应该紧扣所确定的主题，充分挖掘材料中的有用信息，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的分析论证，从而达到对论述主题的深度理解和认识。正如建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当考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内在结构（如性质、规律）及该事物的外部结构（即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时，考生才能真正掌握学习材料的内涵，从而把握历史知识的实质。
2.考查历史认知的过程
传统的历史考试题型主要考查历史知识的固定结论，学生自然也死记教材的结论。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要求则不同，它要求考生由浅入深地理解材料（获取有效信息），提炼材料中所隐含的历史主题，运用基本的阐释、说明、反驳等史学方法作出较为完整的论证。这种考查要求再现了知识的认知过程，凸显了“过程与方法”。为了引导考生展现历史知识的认知过程，论文往往以某一线索或主题为线轴，形成材料背景，提供开放性的论题，要求考生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地论证问题，并得出自己的个性理解和思考，其考查目标集中于考生对已学知识的理解、论证与再创造。在这一认知过程中，融入了探究性学习的思维，即：从已知信息中发现问题――拟定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已有知识材料中收集查证――论述结论。该思维过程完整地再现了考生认知历史的心路，展现了“过程与方法”考核特色。
3.测量凸显人本的复杂思考
人本主义认为，学习过程“应是学生获得相应学习方法、促进其健全人格形成的过程。”②从美国AP历史题看，考生在作答时，提炼论题、组合材料、理解和运用材料中的观点进行论证，展现了考生对试题的思考过程，这种思考过程以论文形式呈现，真实地再现了考生的思维品质，自然渗入了人本精神。美国AP测试历史材料论文题，往往从人类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视角出发，选取有史学意义和教育价值的主题，挖掘人本主义的内涵，对历史知识进行重新整合，试题蕴含的人本精神主要有：关注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及历史学界争论的话题，以命题反映热点，让考生分析争论性“话题”，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各种情况，倡导多角度、多视角论述问题，审视人本精神的价值，思考当时人们是如何去应对历史难题的；命题还不断引进新鲜的史学观念，倡导考生“同情”地理解问题，关注普通大众的感受和个体体验，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排斥生活。在这一过程中，试题设计者补充并挑战传统的史学观念，修正旧有的历史观念，重新审视“发展”的定义；此外，陶冶学生道德情操，养成以热爱生命为核心的生活精神，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其命题创新追求之一。
4.测量注重学科思维能力的考量
AP历史材料论文题注重历史学科的思维测量，尤其是高层次的思维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试题提供的材料丰富，考查了考生多层次、多角度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从上述试题材料来源看，有来自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官方的统计数据，也有来自民间普通女工的真实回忆和日本僧人的所见所闻；有来自学者、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有实业家自身的见解；不仅如此，试题还要求考生额外补充一条材料，以充分论证主题。这些材料开阔了考生的视野，使考生洞察历史人物在决策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全面认识历史事件产生的复杂背景和历史事件中不同群体的真切感受。
二是从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写作要求看，其测量目标归纳起来有三点：（1）正确理解和合理使用材料；（2）有效整合和分析材料；（3）依据材料进行合理的论证、评价和创作。这些考核目标体现了历史学科的高层次思维能力测量。AP历史材料论文题，在理解材料观点的基础上，既着力于求证思维的考查，对历史教材知识和史学观念、基本方法进行整合，然后分析、说明或驳斥一定材料下的某种历史观点；又不断突破求证思维的框架，考查考生发散型思维，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要求考生提出自己对历史文明的个性理解。因此，材料论文题可以真实地展现考生甄别史料、理解和运用、分析和评价等高层次历史思维能力。此外，历史材料论文题要求考生领会与主题有关的文字、图表等史料，以通顺的文字、条理清晰的层次、合乎逻辑的结构，灵活运用历史知识、史学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来评价、论证问题。这种呈现方式也是测量高层次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反映了考生的学科素养和水平。
5.测量关注评分规则的调控策略
材料论文题能否测量出考生的真实学业水平，除试题本身的影响外，评分标准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合理的评分标准可以客观地考量出考生的思维能力水平，不仅如此，评分标准还直接影响到考试成绩， 进而影响评价试题的难度、区分度、效度等各项测量指标。
美国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是基于历史基本技能的核心要素评分，主要样式参见表2：
从AP测试历史科材料论文题试题结构和测量功能看，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主要由论题、材料讨论、材料理解、材料运用和语言组织等多方面要素构成，这些评分要素是考生需要展现的基本历史技能。评分标准中有两大类：基本分和附加分，以此来区分考生的历史技能水平。透过AP测试，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可以从论题、观点、史实、结构、文字等方面去规划，并分层次评价判分。结合表2信息，可以设计出如表3的评分构想。
从表3看，考生能够利用试题提供材料以外的知识来完成论文写作，算是其特长的发挥，应该判给附加分。上述评分量规的要素，是根据分析材料所必须考虑的历史技能来设计的。这一评分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具体的知识点来呈现试题的答案，而是以写作题需要的历史技能作为评价的要素。这显然与在评卷中经常使用的采分点给分不同。论文题的评分基本理念，应该是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因此，评卷教师可以根据特定的评分量规，弹性地评估考生的答题。
随着学生主体性教育理念的凸显，关于学生怎样学习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围绕怎样运用测量评价尽可能多地抓住学生的学习表现，已成为当前国内外教育测量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从国外历史考试测量的经验看，我国历史考试的论文题研制可结合下列三个方面进行理性思考：
1.测量目标切实可行，写作设问注重开放
论文题测量目标的具体明确、易于操作，体现了评价目标的层次性和序列化原则。新课程提倡的三维目标落实到具体的试题研制中，究竟应该如何合理地、有层次地进行分解，为测量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引，这是我国考试命题首要回答的问题。从国外经验看，测量目标的层次化可以用图表来示意，具体内容见表4。
从表4信息看，历史测量目标是依据课程目标而确定的，由课标而来的测量目标具有抽象的概念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必须进行定量性转化表述，并界定具体行为，形成历史笔试考查的可操作目标与要求。所以，清晰化的测量目标是历史考试必备的。有了明确、清晰的测量目标，考生作为被测量对象，其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试题的开发。一旦论文题以单一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去要求考生，考生就会“不合时宜”地顺应要求。所以，论文题评价主要体现在测量价值观的开放、试题内容的开放和答题过程的开放。当论文题营造出体现价值尊重的考查氛围中时，考生才会乐于参与评价的过程，受益于考试评价的结果，进而不断促进自己的进步。
2.命题路径科学合理，价值诉求渗透对话
在论文题的研制中，设问的谋划、问题的制定，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命题必须符合科学要求的基本程序和条件，建立在一定条件的材料之上，才有助于考生展现测量目标所要求的各项能力。材料论文题不仅要具备设计的具体条件，还要在考查价值上追求“理解与对话”，试题考查考生的知识与能力的同时，还要渗透对科学素养的考查，激发考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进“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实现。
由此，命题路径与条件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命题指导思想”“历史学科能力”与“历史知识内容”的一个三维体系。这种逻辑关系中渗入了“理解与对话”。“命题指导思想”是指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对话；“学科能力”是对高校选拔人才的理解；“知识内容”是对历史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应用的反映。理解与对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考生综合表现的改进与发展。考生作为测量活动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可参与到试题解密后的评估中，对“理解”的表达与分享，是需要通过“答题”来实现的。论文题变革的过程，需要有“理解”的彰显，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测评主体、客体双方的心理要求。
3.测量理论联系实践，技术创新海纳百川
传统的历史试题认为只要行为目标规范化，情境创设得当，就可以通过设问操作来再现考生的能力。这样的命题实践往往会把考生看做是“给予”的对象，考查过程也就是一个静态且线性的过程。但是，新课程改革下的考生成长历程，是动态且非线性的，命题者应该能动地使测量过程动态化，不仅要关注考生的知识素养，随着设问的深入，还要重视对考生公民素养、学习能力、表现能力等的诊断。对于国外新的测量理念和考查方式，要不断地学习、引进，以促成当前国内测量研究的欣欣向荣景象。中国未来的历史考试测量研究，理所应当对相关研究进行“何以可能、何以必须”等问题进行论证，对国外测量的研究逻辑应进行定位和思考。结合已有的命题经验与教训，来自各方的有效反馈，改进试题研制的思路，及时寻找到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历史文化 资源内涵 德育价值
历史文化资源，是指人类文明活动过程中遗存的各种文明印记。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也就是对人类自身文明发展规律的研究。各国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从未间断，并且形成了一个跨多学科的研究体系。
一、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
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丰富，本文主要从含义，内容和特征三个方面具体阐述。
1.历史文化资源的含义
这一概念的界定，各学者持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郑冬生指出，“所谓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历史文物、古迹、历史遗存。”郑汕、赵康认为“历史文化资源是以文化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纪录，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淀，是社会文明的结晶”。
金一的《文学观》里有:“从古帝王之业，真能赤手开创而无所凭藉者，歷史上，多不过三四人。”这里的“历史”指得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而“文化”，词典里的含义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曹禺《王昭君》第二幕:“他不相信，汉朝对待匈奴的诚意，看不起长安文化。”中“文化”就是此意。“资源”则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等的来源。叶剑英的词《浣溪沙?登大兴安岭》中:“伐后更生延百岁，祖先遗树值千年。资源利用慎材艰。”中的“资源”就作此解释。由此，我认为历史文化资源是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通过实践所创造出来的，对人们的生产或生活有利用价值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2.历史文化资源包括的内容
历史文化资源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资源。物质文明是人们在征服自然界改造人类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人类社会的同时产生的能够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的精神财富。
3.历史文化资源的特征
(1)时代性
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程，是人类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和人文资源。它的各个细胞无不铭刻着历史的痕迹和时代的烙印。
(2)唯一性
历史文化资源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决定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历史材料、历史文化内涵、历史地位作用是不可再生的 ，无可替代的。因此，它具有唯一性。人类社会虽然已经历经几百万年，但是没有哪个历史事件或是历史人物是相同的，所以历史文化资源有明显的唯一性。
(3)客观性
历史文化资源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资源。不论是文物古迹还是人文精神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依托我们的意识而改变的客观存在，是无法更改和麽灭的。如:日本侵华战争，不论日本政府是更改教科书，还是试图掩饰罪状，都无法改变1937年日本侵华的事实，因为历史留下的印记是无法抹去的，它已经留下了历史证据和历史记忆。
(4)复合型
历史文化资源是物质实体和精神内涵二者的复合体。历史文化资源既有博物馆、历史古迹等物质实体，也有历史事件、人物精神等精神内涵，它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体。历史古迹是历史事件所遗留下来的物质实体，而历史事件依托历史古迹等实体展现出来。历史文化资源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内涵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5)统一性
历史文化资源是历史和文化的统一体。它既包含历史资源也包含文化资源，它是二者的融合，也是历史和文化的完美组合。
(6)价值性
历史文化资源的物质实体即给予了我们了解历史文化的实物载体，又给予了我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等等方面的信息，它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源泉，是我们人类的宝贵财富。而历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更是人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改造自己的一面镜子，它给人类教训、经验、理念、精神等等反映人类心灵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发展的指路明灯。
当今世界，唯有中国享有从远古到今天不曾间断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具有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经济开发价值与文化教育价值，这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共识。但是，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价值的认识还不够具体。
二、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价值
1.理论价值
历史文化资源是实施德育的思想依据。历史文化资源留给我们诸多实施德育的方法和理念，是我们实施德育的有力思想依据。它是以人的本性为根本出发点，注重独立人格的培养，使人的自由个性得以高扬，尊重人的各种本性需要，使人的独立意识得以确立的一种德育理念。我们党十七大提出的“以人为本”就是源于这种理念。
2.实践价值
历史文化资源是实施德育的实体依托。“不言之教”的教育方法并非指不说话来教，而是指教学生于不知不觉之中，同时要使“不言之教”透出一种难以抵抗的威力，就要用实事来让人信服。而历史文化资源恰恰能做到这一点。
心理学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反映。当外界事物作用于人时，人对待事物就会有一定的态度。因此，情感的产生离不开客观事物。青少年“情感参与”的深度、广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客观事物”的表现形式。青少年对德育不一定能“情感参与”，但对一个鲜活的具体形象就能轻而易举地“情感投入”。这是因为青少年形象思维优于抽象思维。同时，德育教材限于容量，只能以大量的文字出现。因此，历史文化资源充当了为青少年提供形象化德育素材的重要角色。历史文化资源中拥有丰富的民族习俗、传统文化、人物精神等具有鲜明形象的德育载体，可以引发学生的“情感参与”。同时，历史文化资源还为青少年提供了德育的情境，使青少年借助具体而形象的事物将感性认识提升至理性认识，从而外化为相似情境下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使德育在青少年身上完成由理论意识到实践行为的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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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艳平.三峡地区乡土德育资源开发利用的探索 [D].华中师范大学，2005.5.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史学纳入革命和救亡的轨道，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进一步凸显，并建立了评估和审视中国历史的新标准，使之与救亡和革命的主题相呼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其一，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化；其二，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其三，采取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本土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渐进过程。
[关键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续接《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96页）
三、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本土化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特别提到“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个问题。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固然在传播新知的道路上贡献厥伟，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持否定态度，这样就使得新文化难以在民族的土壤中根深蒂固。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改正了过去文化运动中抹煞民族特征的错误，人们学会了要重视民族文化的传统”。[15]进步学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成果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必要，他们表述了如下观点：
（一）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出发，批判继承一切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吕振羽对于创造民族新文化与继承文化遗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全面、系统的表述。1940年，他在重庆发表《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指出：“我国封建文化的成果获得人类封建文化史上的卓绝地位，对世界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文化战士要“从全部民族文化史中进行科学深入地探究，去发掘其优良成果和进步因素。从而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这一问题，才有实践的内容。”而且，“民族新文化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从旧文化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是中国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继起的历史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所以说，我们要珍重民族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其优良传统，吸收其积极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因素。”[16]范文澜论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说：“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同时也担负着中国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和发扬。”[17]“中国共产党是实践马列主义的政党，它不会利用封建文化来欺骗青年，也不会无视历史事实而一笔抹煞。它要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18]嵇文甫强调，外来学术文化与本民族优秀学术文化传统之间的融合，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形相结合，才能发展出既具有民族独特性又具有世界先进性的那样一种学术文化的现实追求。其核心关注，毋宁说乃是对于外来先进学术文化的一种“民族性”消化。[19]侯外庐对如何批判继承传统学术的具体内容提出建议：“中国古典学术史，一方面屈服于封建的政治支配，放弃真理知识的追求，而为藏之名山的载道工具所束缚，他方面则离开实践性，对于学术传统不但没有放弃继承，而且在知识形式上做过极大的努力。”因此，“中国学术史的特点，一方面保持历史学的探究，实在是中国学术最好传统承继的优良精神”[20]。
（二）在吸纳本土史学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充分尊重其他学者的学术成就。1940年吕振羽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科学态度”去“整理国故”的方向是对的。“在这个方向下，不可否认，自由主义者也进行过若干有益的工作。”[21]即使在20世纪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后，传统史学仍然是珍贵的遗产，是对中华民族史学风采的长卷式的展示。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吸收传统史学的成果。[22]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与近代实证主义史学也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继承性。例如，范文澜虽然有深厚的古学功底，但当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历史研究后，“自觉地扬弃了旧学问家繁琐考据的流弊，而在原来治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严肃、严谨的学风。这种学风，既包括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罗和严格鉴别，也包括对历史事实的严密分析与综合。”[23]范文澜的代表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都体现了这种新学风。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自序中指出，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原则，就是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再进一步或改进或订正他们的说法。”[24]当时，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等对先秦诸子学术的重新认识和整理，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都主张从历史文化传统中继承有助于抗战的思想武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继承，最终找到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契合之处，从而不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结合，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
四、采用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 史学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是密切相连的，1940年就指出，“真正能为民族、民主、科学而斗争的新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新文化”；由于旧社会造成大众的低下的文化水平，所以新文化的大众化必须走通俗化的道路。“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而是用比较浅显的表现形式为大众所了解。”[25]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采用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史学的现实功能。
（一）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通俗化，使之方便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历史知识的普及。1938年7月胡绳在《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前记中指出：“因为要使这本书做到简明易读，我竭力避免牵涉到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的问题”；目的是编写一本真正通俗的，能够给工人、农民阅读的辩证唯物论读本。[26]艾思奇与吴黎平《唯物史观》（1939年）一书，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作为当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成果，《唯物史观》曾被指定为学习中的干部必读书目，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7]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研究》（1941年）一文中，艾思奇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的视角，强调必须要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用辩证法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侯外庐与罗克汀合著的《新哲学教程》（1946），力图以科普的形式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命题。这些论著，对坚持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采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撰写了一批通俗性与学术性兼顾的史学作品。许立群的《中国史话》是史学通俗化运动的代表之作，编者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文字生动流畅，写得饶有兴趣。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也是普及化的历史读物，读者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师及略有初步历史知识的读者。杨松、邓力群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册，1940年）按年代顺序编辑材料，为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著者还对一些文字加按语作介绍和说明。与此相关的还有尹启民的《中国历史讲座》、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常识》和《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这些著述在内容上或取材于古代抵御外族入侵的抗敌故事，或取材于当代抗日故事，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在体裁上则尽可能采取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如用平话编写简明历史课本，用传奇编撰历史人物传记，并广泛运用大鼓、鼓词、旧戏、小调诗歌等形式，大力普及历史知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史学通俗化方面也作了有益探索，“通史简编的总编辑人范文澜同志，曾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所引用的比较难深一点的材料都翻译成通行的白话文，以减少读者在文字上所遇到的困难，而增加读者的兴趣。”[28]1940年3月，延安成立了大众读物社，出版了《革命岁月丛书》等革命历史普及读物，这些读物主要面向边区识字少的群众。吕振羽还在《解放日报》上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历史常识的专栏文章“常识讲话”，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远古至南北朝的历史，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引起集团一片惊慌之际，却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这些史学论著少用专业术语，基本以白话文的方式撰成，使普通读者在阅读时减少了很多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戏剧这一大众传媒方式，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念传播的重要途径。这种方式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喜好，融“历史”和“戏剧”为一体，形式生动活泼，还能有效地避开政府的文化限制政策。当时，“偏僻地方的人民大多数喜欢看历史剧。戏剧的演出自然不能没有观众，为了迎合观众，就不能不写历史剧。”[29]抗战初期，延安首先上演革命历史话剧《广州暴动》、《血祭上海》、《血祭九一八》、《九一八以来》。身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41-1943年，他先后编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多幕大型历史剧。1940年以后，国统区的优秀作品也传到延安，如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和郭沫若的《虎符》等，此外还有延安任桂林的《卢俊义》、卜三的《江油关》、李纶的《秦桧》、孙震的《瓦岗山》、魏静生的《河伯娶妇》、秦腔剧《人心归闯》、《洪承畴》、《民族魂》等。这些历史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了历史上抗击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以艺术的形式更有效地给人们以历史教育，不仅使群众学到了基本的历史知识，更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表现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有强烈的实践性、革命性的突出特征。
五、结语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这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叶镬生曾说：“关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化方面……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据。”[30]德国学者罗梅君也说：延安史家的著作“往往紧跟的历史理论和有关历史的问题的论断，而恰恰是在延安时期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31]的这些史学研究思想，为当时的史学工作者指明了史学研究基本原则，众多史家在史学思想的影响下，始终高扬为现实服务的旗帜，总结历史经验以昭示现实和未来，探讨中国社会“合规律性”的发展脉络，撰写了一批体现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时代精神的史著，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又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巴勒克拉夫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相信它“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真正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32]马克思主义史家们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为学术指南，对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性质作全新的解释，把历史看成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加以研究，并初步建立了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社会史等为主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因此，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又扎根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成功实践，绝不只是在概念、范畴等技术性的层面上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改革，而且还在整体上引导了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与意识的结构性变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迈出的坚实的一个脚印。
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也有些许瑕疵。由于抗战时期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史学研究倾向于政治史和革命史的研究，使得史学研究范围相对狭窄；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史学“借古喻今”之例多有发生，损害了史学“真实”性；在强调民族文化与大众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了对民间文化及其主体的过度推崇。可以说，这一现象从抗战时期直至以后，与那种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相纠结并迅速滋长，对后来党的事业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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