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1.学前教育的准公共品属性。还有学者从学前教育服务属性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财政投入学前教育的合理性。大多数学者认为学前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品，如丁安睿（2009）从学前教育在消费上具有特殊性的角度分析了其属性特点。从直接消费上看，幼儿活动场所、玩具数量以及师资力量等教育资源都是有限的，每增加一名幼儿会使得每个幼儿能享受到的资源数量和服务质量有所下降，所以学前教育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从间接消费上看，学前教育又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是由于良好的早期教育通过提高个人素质能间接地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受益可以由全体社会成员无偿享受。学前教育所具有的准公共品的性质，决定了学前教育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需要政府财政参与供给。2.学前教育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和规模不经济。学前教育领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是学者们用来论述政府支持学前教育的一个理由。在学前教育领域，一方面，由于学前教育服务的特殊性，幼儿家长事前不能对园方提供的服务质量和价格进行全面的比较，而只能在与教师以及园方提供服务的互动过程中获得部分质量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缺乏客观标准，幼儿家长在事后也往往难以对其服务质量进行验证。以上这些特点使得学前教育的供给方往往具有信息优势，园方有很强的动力进行虚假宣传，诱导和欺诈幼儿家长，导致其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赵海利，2012）。崔世泉、袁连生和田志磊（2011）认为学前教育领域还存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这种信息不完全表现在由于学前教育质量信息往往是不完备的，对于如何评价学前教育质量，家长和园方一样都缺乏全面的知识；家长和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投资价值很可能缺乏准确的了解，或者即使了解，但家长很短视。学前教育领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都会导致私人对学前教育投资不足，因此需要政府承担起建立健全学前教育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职责，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除此之外，赵海利（2012）认为在一些偏远地区，学前教育生产过程还存在规模不经济而需要政府介入。因为如果儿童数量很少，达不到规模经济的最低要求，市场主导会导致垄断现象从而损害家长和儿童的利益。
（二）促进学前教育公平
1.机会公平。从公平的角度阐述财政支持学前教育理由的研究也很多。蔡迎旗、冯晓霞（2004）、赵海利（2012）基于机会公平的角度分析了政府支持学前教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方面区域间、城乡间、幼儿园间办园条件差异以及教师间的处境殊异等，最后都会影响到儿童的入园机会。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入园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机会更是远不如城市孩子；另一方面儿童家庭背景及个人先天差异也会影响儿童的受教育机会。来自社会底层家庭，以及盲、聋、哑、弱或其他有各种身心缺陷的儿童，接受正常教育和特殊补偿教育的机会更加有限。由此，他们认为政府必须成为促进学前教育公平的主体，确保教育的起点公平。2.过程公平。除机会公平外，杨晓岚（2008）、彭云（2011）还指出学前教育应注重过程公平，实现学前教育公平，不仅要为每个学前儿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同时还要根据每个个体的独特性为他们提供有所差别的教育内容和课程，对处境不利的儿童给予倾斜和补偿。根据不同儿童的个体差异施以与之相匹配的教育，这些公平上的要求是市场所无法做到的。因此，政府必须介入学前教育领域，承担起促进学前教育过程公平的重任，包括国家层面的立法推进和政府层面的经费保障等。3.结果公平。文竹（2011）进一步从学前教育结果公平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中应承担的责任。他认为，除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外，学前教育公平也应包括教育结果和质量公平。不同形式的学前教育机构在办学模式、目的和理念等方面都有所差别，民办幼儿园可能由于营利性过强而忽视教育质量，农村幼儿园可能由于师资力量等原因更容易采取“注入式”为主的教育方式，有严重“小学化”倾向。这些都会导致学前教育结果和质量上的不公平，需要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正确引导。
二、学前教育筹资责任的划分
学前教育筹资责任的划分也称为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学前教育成本的含义及其核算，二是政府与市场各自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三是就政府分担比例而言，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支出责任划分。
（一）学前教育成本的含义及其核算
学前教育成本及其核算是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基础。教育成本的本质是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服务而耗费的资源价值，从这一概念出发，学前教育成本包括因提供学前教育服务发生的直接成本和幼儿上学的机会成本。在幼儿上学的机会成本可忽略的条件下，赵海利（2011）认为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分担的学前教育成本，是指满足学前教育基本质量条件的必要成本。这样的成本应首先由中央政府确定全国学前教育的最低质量要求，各地区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偏好等确定各自的学前教育最低质量，但不能低于全国最低标准，然后对满足最低质量要求的成本进行核算。在对学前教育成本的核算问题上，现有研究大多把学前教育成本分类成具体项目。张咏（2003）、赵海利（2011）认为学前教育直接成本可分为经常性成本和基础建设成本，其中经常性成本指幼儿园维持日常运行的成本，又可细分为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人员经费主要包括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公用经费主要包括办公费、水电费、修缮费等；基础建设成本主要包括土地租金和固定资产折旧费。在具体核算成本时，应在这一分类基础上尽量细化。张曾莲（2012）以当前学前教育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分析了当前成本核算存在的成本项目不完整、离退休人员工资福利是否计入人员成本、公办民办幼儿园具体成本项目存在不一致等问题及原因，指出应明确学前教育成本核算主体和对象、折旧问题、成本计算期、成本核算的具体项目等，在成本的具体核算过程中还提出了总体核算法和分级核算法。
（二）政府与市场各自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
在正确核算学前教育成本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确定政府和市场在学前教育成本中各自应分担的比例。如前所述，学前教育属于准公共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既不能由市场完全提供，也不能由政府包办。关于政府与市场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的责任，学者们大都认为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政府、个人和社会都应成为学前教育成本的分担主体，且又以政府和个人为主要分担主体（郑益乐，2011；董淑超、刘磊，2013）。而关于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比例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根据成本分担理论，从受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两个方面展开。杨娟（2012），董淑超、刘磊（2013）等认为从学前教育中获得利益的主体都应承担一定的成本，并且获得的利益越多支付的成本就应该越大。因此个人投资收益的大小是确定学前教育收费的重要依据，而确定政府职责大小的关键就在于对学前教育外部收益的判断。但由于学前教育收益具有周期长和隐蔽性的特点，在目前对学前教育个人收益和外部收益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在确定分担比例时更要注重支付能力原则（赵海利，2011）。虞永平（2007）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压力和家长的支付能力，认为将政府和家长对幼儿教育经费的分担比例确定在8∶2左右是合理的。鉴于不同家庭的支付能力不同，政府分担的成本不应该一视同仁，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投入应向弱势群体倾斜。对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希望接受更高质量教育的家长收取更高的费用是合理的；对于确实存在经济困难的家长，免除部分费用也是必要的。朱永新（2008）从我国学前教育在公平方面的现状与目标的巨大差距出发，认为基于支付能力原则，政府分担的成本比例应更大，提出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三）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支出责任划分
单纯就政府承担的学前教育筹资责任而言，还有必要弄清这个责任在不同级次政府之间的划分。学前教育投入应由哪级政府财政承担主要责任，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目前我国学前教育支出责任的事权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一级。很多学者根据当前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从体现国家意志、推动学前教育普及、实现教育公平等角度出发，认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事权安排重心偏低。周永明，张建萍（2011）以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为例，在探索改革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方面，提出了由县（区）财政、乡（镇）财政、幼儿家庭三方共同分担，并强调了县（区）一级政府的财政投入责任，以彻底改变以往主要依靠财力相对薄弱的乡（镇）一级政府举办幼儿教育的疲软局面。柳倩（2011）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各级政府在学前教育公共投入中的分工发现，总体而言，学前教育发展走在前列的国家，中央政府都承担了相对较多的投入责任。夏双辉（2012）也认为目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方面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央及省级财政责任严重缺位。要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事权安排重心应适当上移，建立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财政拨款体制。也有学者认为各级政府的分担比例不能一概而论。柏檀（2013）分析了当前学前教育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造成的一系列后果，提出应针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确定不同政府的责任分工。具体来说，对于园所建设经费，在西部地区可以主要由中央政府来负担，中部地区由省级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东部地区则由市、县级政府主要负责；对于人员工资，西部地区可以由省、市、县三级政府共同负担，中部地区由市、县、乡三级政府共同承担，东部地区则由县、乡两级政府共同承担；对于公用经费开支，西部地区可由县、乡两级政府共同负担，中部地区由乡（镇）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东部地区则由乡镇级政府完全负责。总之，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学前教育的财政保障责任越应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来负担。
三、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对象、重点与方式
明确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中所需承担的责任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政府怎样提供这部分学前教育成本。现有研究主要是围绕政府投入对象、重点与方式三个方面展开的。因为不同的投入对象会影响政府投入方式的选择，不同的投入重点会影响学前教育的公平性，不同的投入方式也会影响政府的供给效率，因此选择合理的投入对象、重点与方式对于在操作层面上明确政府投入政策的总体思路，确保学前教育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对象
就投入对象而言，政府必须选择是将财政经费提供给学前教育服务的供给者—学前教育机构，还是学前教育服务的需求者—幼儿家庭。曾晓东、张丽娟（2007）认为政府在资助机构还是家庭之间的选择，关键在于两者的相对成本大小。由于学前教育服务的对象年龄较小，生师比要求非常低，对幼儿的看护属于劳动密集型服务，政府通过资助机构提供早期保育的成本较高；相反地通过提供家庭补贴带来的母亲从业率下降，从而造成的税收损失以及潜在的技术创新水平降低等真实成本也是非常大的。因此，两者之间的成本大小不能一概而论，政府在投入对象选择上并没有统一标准，而应该根据实际国情做出选择。李召存、姜勇、史亚军（2009）在比较国际范围内的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投入特点时，发现与投入需求方导向相比，投入供给方导向能带来更稳定一致的学前教育质量和更高的学前教育入学率。这是因为投入教育机构可以让政府更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学前教育的发展，而投入幼儿家庭往往对政府和学前教育机构的操作都是很耗费的，政府每年要专门审核申请津贴的家庭，学前教育机构也会出现招生数的极大波动。
（二）学前教育财政投入重点
明确政府财政投入重点也非常重要，因为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毕竟是有限的，只有明确投入重点才能确保其达到政府的政策目标。我国目前主要将财政资金投入给学前教育机构，但选择这种投入对象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对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投入问题（李召存、姜勇、史亚军，2009）。目前在我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幼儿园之间分配的特点是，公办幼儿园享有稳定可靠的财政投入，而民办幼儿园主要依靠自筹资金和收取学费维持其发展；城镇幼儿园得到重点资助，农村兴办的幼儿园很少得到财政补助，城乡学前教育投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蔡迎旗、冯晓霞，2006）。针对这一现状，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任艳花、杨宁（2011）认为当前财政投入重点投入公办园，很难提高学前教育整体质量和学前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而民办园作为对公办园供给不足的一种弥补，已经成为我国学前教育供给体制中的重要力量，政府应该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支持民办幼儿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农村的学前教育很少得到财政支持，大多数农村学前教育处于最低端、最简陋、最不规范的状态中，城乡幼儿接受学前教育机会严重不均。为促进学前教育公平，政府必须重点加大对农村地区幼儿园的财政支持，从经费投入、软硬件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多方面进行倾斜和照顾（文然然、王建，2011）。侯石安、张紫君（2012）也指出，在社会各方面急剧变革的背景下，如果政府不将投入重心转移到农村，不惠及广大民办园，其财政投资就会逐渐失去公共财政的应有之义。但政府支持民办园并不仅仅是投入的问题，在信息不完备的市场中，如果不能对学前教育服务进行有效的质量鉴别和监控，就可能诱使民办园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降低服务质量。因此，还必须要求接受资助的私立学前教育机构接受民众监督或者让它们隶属于一个更大的非营利性机构（曾晓东、张丽娟，2007）。
（三）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方式
李召存、姜勇、史亚军（2009）具体分析了学前教育财政经费供给方导向的投入方式和需求方导向的投入方式，前者包括现金投入、税收优惠、实物支助；后者包括家庭津贴、学费减免、税收优惠、幼儿教育券和带薪育儿假。通过比较国际学前教育公共经费的投入方式，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最好的可以适合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投入方式，各国对不同投入方式的选择应综合考虑其政治、经济、文化和保教体制的特殊性。蔡迎旗、冯晓霞（2008）则从政府财政投入公办幼儿园的方式入手，分析了传统的按编制拨款并以拨款形式重点投入教办园和少数机关园的财政投入方式的缺陷，参照国际学前教育市场的通用做法，结合国内各地改革经验，建议性地提出政府可以按编制拨款、设立专项拨款、改拨款为返还利润的投资、解除规制，实现与市场的对接等方式对公办幼儿园进行财政投入，以期提高有限的学前教育财政经费使用的公平与效率。庞丽娟、夏婧、韩小雨（2010）则借鉴香港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方式的特点，对制定与完善大陆内地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方式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建立稳定长效投入与灵活专项投入相结合的财政投入机制；在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直接向家庭发放学前教育券；对学前教育机构的资助方式和额度与其质量评价相互联系。
四、学前教育政府投入效果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效果是对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的使用进行的评价，正确的评价有利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健全和完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如前所述，政府出于效率与公平的考虑介入学前教育领域，因而考察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效果也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一）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从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角度看，现有研究大多认为目前的财政投入是缺乏效率的。张雪（2010）考察了1998年—2008年我国学前教育财政状况，并通过建立一个宏观教育机会模型分析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对幼儿入园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公办幼儿园所负责的学前教育领域中，政府承担的比例每提高1%，入园率反而会下降0.296%。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当前财政几乎全部投入给城镇的少数公办园，导致这些公办幼儿园越办越好，最后发展成为豪华型幼儿园，随之收费也越来越高。能够进入此类幼儿园的幼儿大多来自处于社会优势阶层的家庭，公共财政所惠及的幼儿越来越少。毫无疑问，这种资源分配方式是无效率的，结果只能是浪费了本来就已经很稀缺的学前教育公共财政资金。田志磊等（2011）也认为当前的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集中投向城市公办园的使用效率远远低于投向农村学前教育机构，更远远低于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入园补助。王水娟、柏檀（2012）选择江苏省51个县作为样本，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研究了当前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效率。他们根据Pastor的方法确定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与产出指标，最终选择财政补贴作为投入变量，选择在校幼儿数、师生比、生均固定资产总值、生均房屋建筑物总值和优质幼儿园占比作为产出变量。研究发现，无论从均值还是有效样本县比重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效率整体都非常低。以各县的总体效率状况为例，效率得分的均值仅为0.17，达到效率的样本县仅为2个，占有效样本县的比重仅为4%。
（二）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公平性评价
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是否有助于促进学前教育领域的公平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随着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日益重视，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刘红（2012）指出2009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51％，是1980年的三倍多，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大大提高，说明政府的大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前教育的机会公平。但是，大部分学者通过对财政投入结构和学前教育现状的具体分析，认为当前的财政投入并没有明显促进学前教育领域的公平，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民办之间的巨大差异。洪秀敏、罗丽（2012）认为当前重城镇、轻农村的财政投入特点加剧了城乡学前教育的不公平状况，集中表现在城乡学前教育发展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和结果不公平。农村幼儿不仅在受教育机会和年限上远不如城市幼儿，而且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过程和质量更是无法与城市儿童相比。据测算，2010年城乡幼儿学前三年毛入园率的差距已经达到42个百分点，同时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在城乡之间分配十分不均，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设施，农村都远远落后于城市。这又会进一步导致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别，农村更多地采取以“注入式”为主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模式很可能使儿童不仅没有获得发展的机会，反而在上学之前便产生厌学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农村幼儿的不利处境。除城乡差异外，宋映泉（2010），田志磊、张雪（2011）还分析了我国不同区域间的学前教育不公平现状。由于目前我国学前教育的政府投入主体是地方政府，因此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水平差异巨大，学前教育发展状况也参差不齐。在经济落后、政府财力薄弱的中西部农村，不少乡镇、甚至一个县内的所有乡镇连一所公办幼儿园也没有。他们根据2008年各地常住幼儿人口数和在园幼儿数计算发现，浙江和上海的学前三年毛入园率都达到了107%，而和甘肃分别只有10%和35%。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公共经费的投入仍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投向公办”的方式，这种投入方式使民办幼儿园无法获得资助，其运营成本主要来自于学杂费，也就是由幼儿家庭来承担。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虽然对学前教育机会的增加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大部分民办园由于长期缺乏强有力的质量监管，营利性过强而对学前教育质量严重忽略，价高质次已成为大部分民办园的“通病”（张妮妮、张聪，2011；赵微，2012）。
五、总结与评述
关键词:发展观;财政;投资;审核
财政投资工作是一项崭新的工作,我国的发展与改革催生了这项工作,又伴随着发展改革而发展成长。财政投资评审是公共财政的重要活动,投资支出从来都是我国财政支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财政制度的公共化改革,一方面决定了财政投资支出也必须向着公共化方向转变;另一方面财政投资支出公共化,本身就是整个财政制度公共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支持促进和推动着整个财政制度的公共化进程。改革开放尽管使得财政投资的内容和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也下降了,但并没有否定投资在财政支出中的重要性,仍然对财政支出活动乃至整个财政活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何加强财政投资的规范、约束、监督和管理,仍然是财政制度公共化过程中的重大课题。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宏观发展阶段,国力进一步增强,财政收入逐年提升,财政收入的使用方面也有了巨大的转变。而且,政府的财力主要投入工农业生产建设方面,并且财政投入的方面也有根本转变,从工农业生产转向民生工程,诸如交通、农业基础建设、教育、卫生、城市基本建设等等。如此巨大的财政投入,必须得到有效的监督提到了重要议程。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财政支出已经成为保障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的必需,不会随着财政收入增长困难而降低,所以未来财政的增收节支显得更为重要,特别需要通过评审把关为节约财政资金发挥作用。同时,按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计划,两年内要新增投资4万亿,其中中央新增投资要达1.18万亿。如此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显然需要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紧密跟进,把好资金使用关。财政投资评审活动,就是加强财政投资规范和预算管理的重要手段。财政投资评审,直接约束和监督财政投资项目的概(预)算、竣工决(结)算等各方面的活动,对于保证财政投资项目的工程质量,加强项目的支出预算和财务管理,提高财政投资效率,保证财政投资活动的正常顺利进行等,都起着无可替代的直接作用。因此,财政投资评审活动,是财政投资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财政履行自己职能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财政投资评审机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应运而生的,财政投资评审成为为政府投资把关的一个重要手段。1999-2001年间全国各级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在对基建项目、专项支出项目等的评审中,审出了不合理资金352亿元。
以鞍山市为例,2002年我市财政年收入二十多亿元,经市投资审核的资金不过一亿元,2009年我市的财政年收入已过百亿元,财政投入所需的金额已升到350多亿元。由审核工作为财政节省的资金达到5亿元。通过七年的实践,审核工作由最初人们不认识到现在已引起各个方面的高度认识和充分认可,随着国家的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财政投资审核工作必肩负更长远、更重大的使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七年的实践,不但有经验,有喜人的成绩,同时也不断暴露出问题,有许多重大问题急需解决,许多政策法规以及内部管理问题还需不断完善,审核工作的外部环境还需要进一步的营造。这种外部环境关系和内部管理问题的实质就是审核工作的机制与体制问题与国家总的改革与发展步伐如何同步的问题。
一、加强法律法规及其配套规章制度建设迫在眉睫
财政投资审核工作开展七年时间,实践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依法审核,严格执行审核规章制度。如:争取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在项目支出的预算核定和决算审批两个环节上设立事先评审程序;明确评审结论对预算核定、决算审批的依据作用;明确应纳入评审的项目范围;明确财政评审机构在评审环节中的职责等。
财政部2009年下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09〕648号)中强调,财政部门通过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预(概)算和竣工决(结)算进行评价与审查,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其他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及追踪问效,是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的基本保证。《暂行规定》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各地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各地区财政投资评审办法、财政投资评审条例。可见,财政评审工作已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然而,评审工作过程中,个案、特例情况层出不穷,如何将法制化深入到审核工作的方方面面,推动评审立法工作,开展评审立法的调研工作,为推动制定《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做好基础工作,使审核工作真正在法律的约束下规范的进行,更好的服务于民,服务于社会,成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内容。
首先,审核立法工作是把握国家财政收入走向,对财政投资资金情况进行监督的保证。每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要对财政预算编制、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议,现在,财政投资是各级财政的一项重要支出,理应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制定专项的法律,有利于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工作的监督力度和提高监督质量。
其次,财政投资是一项全国性的工作,对各级政府都发挥重要作用,它不是个别问题,诸多共性的问题需要各级国家机关编制现行统一的法律条文,使之能政令统一,规范有序地开展工作。
第三,财政投资所涉及国家机关、民政团体、政府机关、事业、企业单位,有些也涉及外资企业,协调这些关系,不是各级政府也更不是财政部门所能解决的问题,只有制定法律,才能使审核工作顺利进行。
有了国家立法,还应该有各级政府可操作相配套的法规、政策。规范政府有关部门之间权力、责任、义务,使之在政府内部能有效的运转。当然,在财政内部更需要制定审核工作规章制度、工作目标、工作标准等内部管理制度。
有了这三方面的系统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财政投资审核工作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审核的对象、审核的主题、审核的标准、审核的权利与义务等在审核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就能克服发生的随意性问题,该审核的都必须纳入审核范围,既不能有特殊,也不能有遗漏,凡财政投资项目应该由财政审核单位审核,从根本上把握财政投资标准。
只有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才能充分发挥监督关口前移的作用,把问题解决在发生之前,避免钱已经花出去了,损失已经造成了,再去检查追究责任,亡羊补牢固然重要,但未雨绸缪岂不更好。
二、监督关口前移,建立健全监督系统,监督机制
假如我们做一项实验,在辽宁的十四个城市同时搞一项财政投资的建设项目,按现有的办法和体制进行监督,并保证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现象发生,但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十四个市地投资的差别是巨大的,可能是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差别,原因是各个市在设计的规模、标准、选用的材料上有重大差别。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机构编制基本相同的两个部门,一个是强势机构,一个是弱势机构,他们的办公条件有明显的差别。最近一期焦点访谈报道的教育资源失衡问题,列举北京广州两个特大城市,同一城市同一城区,重点中小学和普通中小学之间,其校舍教学设施之差别一个可与发达国家相比,另一个则停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级水平上,这些例子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上存在漏洞,在监督的系统机制上不健全,目前的财政监督对施工单位做得比较充分,从预算到决算都实行有效监督,基本做到了监督关口设在事情发生之前,杜绝了在这个环节上的漏洞。但对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则缺乏监督。主要问题发生在设计环节上,这些部门缺乏标准制约,缺乏监督,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个问题仅靠思想觉悟是不能解决的,因此需要对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加强监督,一个是方案制定和设计环节上,另一个是在招投标环节上。第一个环节是要制订标准,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要制定诸如办公楼使用面积和装修方面的标准。
为了抵制腐败和浪费,国家相继对公务用车、工资及补贴、差旅费、招待费、电话费等方面都制定了标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对基本建设缺乏标准制约造成的损失比上述几项要大得多,更应引起国家重视,当务之急是抓紧制定这方面的标准,克服随意性,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制定监督执行这些标准的办法,加强各监督部门的工作力度,管住由此造成的财政资金的损失浪费和由此产生的腐败问题。
第二道监督岗位就是财政投资审核这关,只要是超出标准的设计,一律挡驾,不准进入招投标环节。据反映,有的城市由于缺乏标准制约,财政花在这方面的冤枉钱可以以亿元计,如果把这些纳税人的血汗钱,用到民生上去,用到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急需问题上去,应能解决很多问题。
三、研究开发审核投资工作规范软件,争得审核工作话语权
目前审核工作的做法是施工单位上报什么样的材料就接收什么样的材料,在施工材料的选择,施工方法的选择上,主动权都在施工企业,作为代表投资主体利益的审核方,由于缺乏自己的规范标准、方法,基本没有话语权。在这场博弈中,都是由对方出招,我们接招,这种局面,限制了审核作用的发挥,因此,必须加以改革,争得审核工作的主动权。:
财政是代表政府的投资人,必须理直气壮地争取下述权利:
第一,参照医药改革中制定基本药物目录的改革做法,制定大宗、主要材料的基本目录,基本目录入选的材料,在产地、质量、价格等方面要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有利节约成本。施工企业必须在目录中,选用所需材料。
第二,由投资审核部门参考现行编制文件形式、内容、方法,结合审核工作要求,研究开发统一规范的预算报送软件及相关报审材料,以提高报审材料的质量,为提高审核工作的质量效率创造条件。
微课的发展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巨大的现实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它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创新要素，负责完成知识的高效传输，节约课堂时间，并配合课堂从容应对信息超载、知识碎片化和自我更新的严峻挑战。财政学作为一门传统的经济学课程，如何在新一轮的教法改革中焕发活力，需要专业教师勇于接受新观念。在黎加厚、焦建利、胡铁生、李玉平等微课先行者的推动下，国内涌现出许多使用微课的成功案例。微课先行者胡铁生曾撰文指出，微课将成为区域教育信息资源发展的新趋势［3］。目前，国内学者对财政学微课设计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有太多成果，但观念的深入是第一步，思想指导实践，并且部分采用财政学微课进行课前、课中、课后教学改革的老师，已经感受到新的教法对教学的促进。
(二)团队合力，勤于打造好微课
在微课实施的硬件准备方面，大部分高校财政学的微课使用环境具备，多媒体教学基本全覆盖;但翻转课堂的核心软件“微课”还很欠缺。这就需要专业负责人引领团队，合力发掘并整合资源，打造好的微课。这里的团队可以以整个财政学专业为单位，但联合公关的难度较大，可行性较差;也可以以各自学校的财政学教学单位为团队，实施难度较小，责权利相统一，可行性较强。财政学教学中有固有的重难点，学生的疑难问题大多也比较统一，假若能将此问题制作成视频，那么教师只需要讲一次，就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重复性的劳动，减轻了教师的负担，而且还可以在此重难点上找专业当中最擅长讲解此问题的老师来完成，让教师的精力更集中于与时俱进的材料收集、备课和专研教法上，整合优质资源，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例如，在税收原理税率分类中:全额累进税率、超额累进税率、超率累进税率等概念的区分可以通过微课的制作简化概念性授课的工作量;在财政预算和预算管理体制的章节中，可以通过制作教师在实验室的流程操作微课，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通过“亲自参与”财政预算和决算编制过程，轻松地掌握预算和决算工作的整个工作流程及意义。财政学的教学特性使得微课也要常换常新，特别是一些专题类的章节，为了更好地把握实事脉搏，需要经常制作新的微课视频，使线下资源和线上资源相结合。财政学专业教师在制作微课的过程中有很多挑战:一是微课设计板块的选择。选题板块应优先选择难点或整门课程的核心关键问题，此类选题通过微课的形式，解决问题更快速，讲解问题更清晰，选题的价值更高。但现阶段选题往往是授课教师的单向选择，是每个教师个性化讲授的艺术再现，较少从学生需求层面考虑，容易造成实际应用与学习需求脱节的情况。选题板块的共享性、融合性以及更新循环性等问题还亟待团队合力解决。二是相关资源准备要充分。微课的前期设计工作很多，课程材料的充足与否间接反映该门微课的教学质量。源远则流长，根深则叶茂，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资源的选择和应用是驱动微课良性发展的前提，特别是在选题板块确定后的资源整合显得尤为重要，后期微课教学法的课堂实施效果评价资源，包括教学效果评价指标的确定、教学效果评价体系的建立等环节也需要广泛收集资料。三是专业教师讲授活动的电子化过程存在技术壁垒。虽然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微课的一个瓶颈，但笔者认为现阶段多媒体技术普及，自媒体运用广泛，财政学专业教师完全可以运用智能手机来完成讲授活动的电子化。当然这样的方式简洁，仅供说明问题，共享性不高，可能会出现视频不清、画面拍摄不稳、后期制作粗糙、字幕编辑缺乏艺术性等缺陷，影响微课的教学效果。若有高层次的要求，还需要多专业协同作业，建立流畅的沟通渠道以及对信息技术使用的认同感和操作性。
(三)网络发展，逐步实现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的形成不能一蹴而就，这种发展需要一个过程，网络发展是加速其形成的机制。通过网络共享以及云服务等现代化工具分享财政学微课资源，迅速构建微课核心内容，促进翻转课堂的实施。翻转课堂的显著优势就是使学生身临其境，能营造一个比较逼真的财政学环境:体会财政学的公共品理论，理解政府为什么介入资源分配，了解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分类，掌握预算的编制以及政策的推进。当前，国内大学财政学课的班级学生容量动辄五六十人，单靠教师逐个指导学生可行性不高，如果教师集中精力，事前准备充足的微课资源，让学生选看，翻转课堂，对教学的促进显而易见，但这需要大量优质微课，需要网络共享和共同开发，不仅要靠外部“输血”，也要内部“造血”，双管齐下。
一、大学生实习成本是一笔不小的经济开支。
成本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是为过程增值和结果有效已付出或应付出的资源代价[1]。也就是说是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发生或未发生的,可用货币单位加以衡量的价值牺牲[2]。据此,大学生实习成本可理解为,为增强大学生未来谋生的专业技能,对其实习机会、实习过程予以投资所付出的经济价值。主要包括实习联系费、实习期间的房租、交通费、餐费、水费、电费、网费等等。
1、大学生毕业实习成本开支的整体描述。
近年来,大学生实习成本不论人均还是总和都呈攀升之势。笔者每年都注意选取上海、长沙、西宁、南宁、西安等地的部分大学的部分应届毕业生的毕业实习成本数据,统计得出,2003 年五地的大学毕业生人均每月实习成本780 多元,2005 年是1100 元,2006 年是1160 元,2007 年是1300 元左右,2008 年是1500 多元,2009 年达1520 元。这仅指大学生个人承担的费用成本。
2、大学生暑假实习成本开支情况。
调查材料一:海峡导报记者詹文等人于2008年8 月对100 位在厦门实习的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为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厦门理工学院、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在厦门实习的大学生。统计发现:一是这100 名大学生,超过六成表示实习的目的是想锻炼自己;其余的实习生则是为了躲避父母约束,或觉得在家太无聊,别人都去实习了,就随大流而去实习。二是处于就业压力,近70%的大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利用暑假实习。三是许多单位不愿收实习生。这100 名大学生有79%是通过熟人推荐找到实习单位,其中63%是父母出面帮忙联系,其他大多是通过朋友、老师或师兄师姐等途径介绍的,只有21%的大学生是自己联系上实习单位。四是实习成本平均1704 元/ 月,吃饭和住宿是其中最重的两块。五是大多数单位不提供实习补贴。只有个别单位,对于有合作协议的对口院系会为实习生提供几百元的生活补助[3]。
调查资料二:南京工业大学应用数学系07 级一班学生对南大、东大、南财大、南工大150 位在校学生2009 年暑期实习成本做了调查。资料显示:一是联系实习单位难。这150 名大学生中有123 名(占82%)是通过熟人关系推荐到实习单位的,其中70%是由父母出面帮忙介绍的,其他则是通过校友、亲戚、老师等途径介绍。有27 位学生(约占18%)是自己联系实习单位的。此外,很少有人能一次找好实习单位,约90%的大学生找实习单位超过了一次,其中60%的大学生找过3 家以上才确定下来,还有个别实习生前后花了半个月找了10 家企业才确定实习单位。二是实习期间成本开支大。实习期按45 天计算,这150 名大学实习生实习期间平均成本达2577 元。其中,有87 人(占58%)的实习成本达到了3000 元;48 人(约占32%)的实习成本在2000-3000 元之间;花费1000 元到2000 元实习成本的仅有10 人,只占6.67%,花费1000 元以下实习成本的仅有5 人,约占3.33%。
不少学生反映,实习成本比在学校的生活成本要明显高出1 倍。而吃饭、住宿、交通成为开销的三大块。据分析,实习成本超过2000 元以上的学生,主要是外地学生,不少大学校园暑期关闭宿舍,且大学校园离城中较远,为了能正常实习,外地学生必须在城里租房住。此外,多数实习单位不负责实习生吃饭,因此,实习学生每天吃饭必须自己掏钱。
加之实习单位多数身居城中,吃饭成本较高,普遍超过了20 元[4]。可以想象,暑假短期实习的成本都有这么高,那毕业实习期间的实习成本就更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二、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问题解决的必要性。
1、关系到大学生能否顺利成为技能型人才。
实习,特别是毕业实习的任务在于不断提升大学生的专业技能,进一步加深对职业与行业的了解,确认喜欢或擅长的职业;让大学生接触到真实的职场,以便毕业工作时更快、更好地融入新的环境,完成由学生向职场人士的转变;在于获取一定的实习经验,增强其就业时的竞争优势。如果大学生经济困难不能如期正常实习,或因实习成本负担过重而终止实习,就必然影响其高技能人才的成长或实习目的的达成。
2、关系到大学生能否坚持走专业化职业化道路。
大学生未来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职业性取决于大学生在校期间持续不断的专业学习、实习。在大多数实习生和用人单位没有形成法律上的
劳动关系,没有形成劳动合同上的劳务关系,用人单位没有义务付给实习生报酬的背景下,在国家还没有正式出台实习报酬的规定之前,我们如果没有能力解决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问题,实习单位如果让实习生拿不到报酬或者报酬很低,那就可以推测,平时连生活费都紧张的贫困大学生要维持半年的实习的难度,很可能放弃专业实习而改行或降低其专用性,在实习期间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更不要说毕业实习期一年或两年了。 3、关系到用人单位能否持续拥有优质的人力资源。
大学生优质人力资源的形成不只是大学生个人的行为,还应该是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组织和用人单位,理应为大学生实习成长提供锻炼机会,而不能因为接受实习生要增加企业成本,而拒绝或不重视大学生前来实习。企业等用人单位要在社会责任与逐利行为的平衡中找到支点,要在政府有关财税政策的引导下,积极回到社会责任履行的平台上来,给予实习生一定的薪酬设计,确保大学生人力资源前期开发有序进行而不中断。只有这样,实习单位才有可能优先获得自己所需的各类人才,社会才能储备一定数量的优质的劳动后备军供用人单位选择。
4、关系到家庭企业社会能否和谐发展。
大学生的实习成本既具有经济成本属性,也具有机会成本、社会成本属性。一是实习成本牵涉到每个大学生家庭经济的整体开支和家庭幸福。有资料显示,四年左右的大学学费常常使一些没有多少经济收入的农村家庭和企业下岗职工家庭陷入“赤贫”境地;还有,在经济压力下一些大学生出现了心理障碍、偷盗问题;因学费开支,一些家庭经济拮据,而不惜债台高筑,其结果又引发一系列矛盾与问题。二是实习成本制约着实习企业人才培养机制的有效性,影响企业利益的再分配格局。一方面,企业缺岗少位,实习生动手实践少,特别是“不被理睬”,不付实习薪酬,就会加剧实习生与企业之间的矛盾,损坏企业口碑形象;另一方面,若大量使用实习生,按员工标准支付薪酬就会分割正式工的利益蛋糕,加剧实习生与正式工之间的竞争。如果大学生实习成本有财税政策做引导,或作依据,那么实习生、正式工、家庭、企业的利益承担底线就可能被认为没有被破坏,反而会趋向彼此相对满意,给社会和谐带来促进与活力。
三、大学生实习成本由谁来负担。
1、大学生实习成本应该由大学生本人及其家庭负担。
此观点的依据是为了减轻各地方财政负担。据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现值和国家社会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现值等重要数据显示,培养一位大学生至少要花20 万,大学每节课的成本在50 元左右。国家的教育投入远远大于家庭的教育支出。近年来,相关的教育资源配套设施建设费用主要是通过各地方财政扶持实现,可见地方财政负担不轻。
其实,这种观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教育投资占GDP4%的国际线相比,我国教育投资的比重还不够;教育投资的方向与结构还不合理;对教育实习成本的投资几乎还是空白。当然,在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上,大学生及其家庭还是不能回避的。如果是寒暑假短期实习,其实习成本由学生本人通过家庭帮助还是能承受的;如果是毕业实习,由于实习时间较长(一般在半年以上),其实习成本由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承担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对那些贫困学生而言,更是不可能的。
2、大学生实习成本应在企业薪酬设计中补偿。
此观点的依据是有劳有得。如果撇开大学生在校期间的阶段性专业实习,单就毕业实习的现状来看,其基本上是顶岗实习,更多地具有岗位就业特点。同时,有部分实习生通过签订劳动合同,与实习单位形成了劳动关系,甚至有部分实习生的人力资源在毕业实习的后阶段就资本化了。因此实习生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享有薪酬是理所当然的。再者,企业作为社会成员,不管实习生是否为企业创造了价值,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薪酬补偿,以体现企业的人本情怀和特有文化。
3、大学生实习成本应由学校、企业、政府、社会、实习生及其家庭合理分摊。
此观点的依据是大学生实习成本是一种社会成本。因为大学生的成长,不是大学生本人及其家庭,不是学校、企业等某一组织个体内生的演进过程,其获益者也不仅仅是大学生自身,而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具有一定公共利益色彩的事情。在“外部效应”的影响下,大学生利用市场机制往往难以实现资源(如实习单位资源)的有效配置,还需要政府公共政策适当干预。具体地讲,就是学校、企业、政府、社会、实习生及其家庭等主体在实习成本的负担上要有所为。由于学校收取的学费,一般都包括了实习期间的有关联系费、部分实习材料费、基本交通费等,因此大学生实习时(这里的“实习”仅指学校统一安排的实习,不包括学生寒暑假自主进行的实习)的这部分费用应由学校承担,而大学生也要注意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利益权。至于实习期间的房租、餐费、电话费、网费、水电费等自然应由实习生本人及其家庭部分承担,或者由企业以合理的薪酬形式予以补偿实习生的实习成本。对于这点,笔者在“大学实习生薪酬设计的依据与选择”一文中已有论述。在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的财税政策要对实习生的实习成本予以特别的支持。
4、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需要财税政策支持的理由。
(1)企业不愿意接受实习生。计划经济时代,高校实习由上级部门安排,不存在什么问题;实行市场经济后,“企业往往不愿接收实习生,怕影响到精力和金钱,珠三角大量的外资企业尤为突出”[5]。在买方市场下,不少用人单位追求短期用人成本最小化和产出效益最大化,不愿意培养实习生,增加人力物力负担;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强调工作经验,不愿意接受实习生,承担社会责任;一些企业担心实习生在实习中出现意外伤害,故尽量不使用实习生。当然,一些实习生因自身素质或其他因素,不能认真对待实习,使一些用人单位不愿意再接纳实习生。此外,实习学生专业水平的局限性和大流动性带来的不稳定性,也使用人单位顾虑“做嫁衣裳”
而不愿意接受实习生[6]。因此,需要财税政策引导和国家立法来约束。
(2)企业不提供实习补贴。有人曾对324 名法学专业学生实习时是否获得报酬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网上收集,统计结果发现[7],到
法院、检察院等机关实习的实习生分别有112 人和54 人,却没有一分钱报酬;到律师事务所和其他单位实习的实习生分别有67 人和91 人,虽分别有180 元和310 元报酬,但与实习生为实习单位所创造的利润相比相差甚远。目前,大学生实习中“免费打工”现象普遍,即使有一定的报酬,也与实习生劳动付出不呈正比,更不要说能补偿实习生的实习成本了。2009 年7—8 月,来广州实习的武汉某大学16 名学生,其中9人实习无报酬,而暑假实习成本花费2000—3000元[8]。此外,“倒贴实习”现象也常见。很多实习单位不仅不为实习生提供补贴和报酬,而且一些日常的费用如外出办事的交通费和餐费也要实习生自己埋单[9]。说起工资的事情,有些企业单位甚至说,既然是实习,就是一种学习,学习是要交学费的,哪有企业倒贴的道理。一些常年招收实习生的用人单位认为,不支付实习生工资是企业节省成本开支的一种方式考虑;利用大多数学生实习期间没有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这点,不付实习生工资和补贴;或者把实习生当作廉价的劳动力使用。 (3)实习基地建设需要财税政策支持。据专业调查机构调查显示,社会可供实习的岗位远远不能满足大学生实习的需要。金融危机以来,能提供实习岗位的企业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而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吸纳75%以上从业人员的中小企业却很少对大学生开放实习机会,二级城市实习职位更少[10]。以上海市为例,2008 年上海共有毕业生14.1 万人,2009 年毕业学生15.8万人,2010 年将达16.8 万人。而可供实习的岗位供不应求,2008 年,上海只组织了3.98 万人参加实习,仅占当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四分之一;2009年由上海市教委提供的实习岗位与2008 年的岗位数大体相当[11]。可见,在企事业单位不能满足大学生实习的情况下,必须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由政府出台税收优惠等各种政策,鼓励企业积极联合国际国内知名企业与高校密切配合,共同建立和提供大学生就业实训基地。
(4)学生利益维权没有取得法律政策的有力支持目前,国家还没有法律条例对实习这一概念进行定义,没有明确其适用范围;没有规定各企事业单位接收实习生的责任、义务、激励机制、补贴、评估考核办法;没有规定大学生实习劳动、安全、报酬等管理办法,保障学生的合法权利;没有培养全社会的实习概念和意识,使之成为一种制度。因此,实习生很难用法律条例或政策为自己维权。
四、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与财税政策支持的关系。
1、从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对财税政策的影响来看。
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就是对大学生实习成本的一种投入。对实习成本负担越多就意味着为大学生提供的实习机会数量越多,实习质量的保障越高;而实习的机会越多,质量保障越高,就越有利于技能型人才的发展;而优秀的技能型人才越多就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从长远来看,其上缴的“流转税”和“个人所得税”就会越多,对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就越有力。可见,大学生实习成本的投入与高技能人才的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而高技能人才的发展又与税收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故大学生实习成本的投入与税收收入也呈正相关关系。
有关数据证明,从20 世纪70 年代到90 年代中期,美国的适龄劳动群体中,接受过16 年以上教育培训人员的年薪水平远远高于教育年限较少的群体。同样,在我国各类收入群体中,接受过较好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的技能型人才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都是较高的。
此外,“明瑟收益率”原理也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明瑟收益率”是国际上教育年限收益率的通行指标[12],是利用明瑟收益函数计算的教育边际[！]收益率,它反映受教育者多受一年教育的收入变化率。随着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变革,教育因素对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越来越大。可见,对实习成本的投入,能促进技能型人才发展,进而能提升高技能人才的个人收入水平和纳税能力,丰富税源结构,增强国家财政实力,构建稳固强大平衡的公共财政体系。
2、从财税政策支持对大学生实习成本的负担影响来看。
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通过财政支出投向与结构上的引导,税收负担水平的相机调整,结构性税制的区别对待等制度安排来发挥作用的。财税政策对大学生实习成本的负担主要表现在导向与扶持功能上。
从行为规范的意义上讲,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主动调整财政分配过程和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行为方式,也就是引导微观经济主体(如企业)选择确立“道路规则”。如为适应后工业经济时代对人才的需求,2005 年10 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就进一步明确了财税政策扶持技能型人才发展的政策导向;为培养技能型人才,规范高等院校大学生实习,从2009 年1 月起广东省就《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见习条例(草案)》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
从政策操作层面上看,就是公共部门通过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所形成的既定社会产品分配模式,也就是凭借税收负担的差别对待、公共支出的重点投入,以体现政府鼓励抑或限制某一产业或部门发展的政策意图。如针对职业教育实训条件这一薄弱环节,2004 年,教育部和财政部专门出台了《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推进职业教育若干工作的意见》,拨款1.1 亿元,共支持了50 所职业院校的实训基地建设。2005 年,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 亿元,重点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
可见,财税政策的导向与扶持功能巨大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外部效应”,市场机制自身往往难于实现资源(实习资源)的有效配置;加上一些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如接受大学生实习)方面存在“搭便车”的心理,淡化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这样,就需要政府加以适当干预,通过制定大学生实习成本合理负担的财税政策,通过财政补贴、贴息、税收减免等形式来引导企业接受大学生实习。
五、构建大学生实习成本的财税政策支持路径。
1、在国家职业教育的投资现状中把握现行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为了培养职业技能型人才,从1986-2001 年,16 年间全国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共计9 亿元;2004年,为改善实习条件就投资1.1 亿元;2005 年,为建设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就投资100 亿元。这些财政投资在促进技能型人才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涉及高级技能型人才发展的财税政策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中,政策取向缺乏系统性。使得技能型人才成长(如企业接受大学生实习的补贴与激励标准,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建立实训基地的相关支出,能否如实税前扣除)的相关财税政策的覆盖范围不再存在明显的真空领域。二是公共财政教育投入总量少,市
(地)一级政府可调控的财力不足,还没有达到4%的教育投资基本底线。三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向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过多,形成财政供给“越位”;而对社会公共产品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重点事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科研等方面保障不足,形成财政供给的“缺位”。四是预算外资金收支管理缺乏统一协调,在预算管理上还没有单独编列技能型人才专项预算。五是还没有健全公共资金投入的绩效评价体系。 2、在深化公共预算改革的过程中建立实习成本单独列示的预算制度。
目前,对技能型人才教育培训的资金投入存在政出多门的现象:各级教育部门的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各级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拥有的职技培训基本建设资金的二次预算分配、税务系统以税收优惠形式体现的促进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税式支出预算、民政部门对民间组织技能型人才培训的支出等。为此,有必要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复式预算体系中的特别预算形式加以单独列示,结合推进中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按照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类型与模式,建立以政府财政部门为主导,以教育系统部门预算为基础,重新划分技能型人才教育与培训投入的收支分类基础,逐步推行跨越部门边界的“以实习成本投入为编制基础”的“跨部门预算制度”。
3、在设立大学生实习专项资金的基础上健全绩效评价与追踪问责机制。
为了确保大学生实习资金使用效果,必须建立实习专项资金,并且对其使用绩效进行评估。大学生实习专项资金是指具有特定使用范围,专项用于大学生专业技能实习建设所需单独核算的资金。只有在规范上下工夫,才能确保专项资金使用的安全、有效,才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一是预算编制力求规范、刚性,实施“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预算。
二是对项目结余资金要加强管理,使用实习专项资金的单位要按照预算批复的要求,积极组织项目实施,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对已经执行但当年尚未完成的项目所形成的专项结余资金,要按照预算管理的要求,纳入下一年度预算;对于已完成的项目形成的净结余资金,原则上应上缴财政,如需由项目单位留作自用,须报经财政部门同意,不得随意处置。三是严格专项资金的支出管理,坚持“专项核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严禁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四是严禁滞留、截留专项资金,要及时发挥专项资金的作用。五是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加强监督检查,推进项目绩效评价以及绩效考评公开激励机制构建,逐步完善教育部门内生性的实习成本投入绩效自评机制,结合外部财政收支审汁和绩效审计的环境约束,探索建立相应的追踪问责与奖惩机制。六是要防止专项资金闲置浪费和低效率使用。
4、在推进阳光财政体系的过程中完善区域间实习资源的流动配置。
为了保证大学生在不同的区域间平等的享有实习机会,因而各地区之间必须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如果基层财政财力困窘,就必须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补助。也就是说要通过财税杠杆构建一个相对公开公平的关于实习成本投入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
然而,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所涉及的资金,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纵横交错的流转过程,缺乏一种有序的运行轨道与道路规则。每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资金转移,其测算依据与最终结果,不仅普通公众难于了解,即便是地方政府之间对彼此资金配给的详细状况也互不知晓,具有较为浓厚的“暗箱操作”色彩。为此,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核心要义不是编制预算,而是逐步实现财政管理的阳光化进程,营造一个全社会都来关注实习成本负担和技能型人才跨区域实习不受歧视的社会氛围。
5、在构建校企合作产学一体的教学模式下实现大学生实习成本补偿多元化。
在促进高级技能型人才发展问题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和谐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不仅是我国人才发展的一种战略,而且也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验。例如,在德国,政府出面干预,使产学合作制度化,使学校和企业相互支援、共同受益,已积累了相当成功的经验。一方面,企业依据曾经给予学校的财力支援比例分享教育成果;另一方面,学校培养企业所需人才,以接受企业的资金援助。同时,德国政府设立“产业合作委员会”,对企业和学校双方进行监督,对接受学生实习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偿。对不接受大学生实习,或不愿意大学生来就业的企业则增加一定的税金,当然也会公布因教育水平低而不能满足企业需求的学校名单,减少或停止其财政支持,以此促进产学之间的互动合作。
6、在立法和政策制定和完善的过程中确保大学生实习有章可循。
目前,有不少地方政府出台大学生实习与见习、就业与创业的鼓励政策,如财政补贴、财政优惠、财政贴息等财税优惠政策。而且广东省率先出台了《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见习条例(草案)》。草案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当按照在职职工的一定比例接收学生实习,具体比例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确定。除此之外的企业,政府将采取扶持和奖励的方式,鼓励接收学生实习见习。条例草案还对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见习基地等作了详细规定。这样,就为大学生实习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政策法律依据。
7、在具体操作层面上重点建设好四个制度。
第一,建立健全企业大学生实习成本投入的加倍扣除制度。也就是说,企业用于大学生实习成本的投入,不仅可以如数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还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加倍扣除,从而鼓励企业加大接受大学生实习的力度。
关键词：奥运会；财政预算；政府采购；奥运国债
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这无疑是一件期盼已久的盛事，也必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欢庆之余，如何利用我国有限的财力举办一届符合奥运精神的廉洁、公正和民主的奥运也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
一、北京奥运的财政支出预算分析
在申奥代表团的陈述中，在北京市政府发言人的谈话中，都明确提出了北京举办奥运在交通建设、环境治理、信息化发展和水电气热改造等方面存在大量的资金需求，七年总计1800亿元（见下表），平均每年250多亿元，相当于北京去年全年地方财政收入的73％。这样庞大的资金供给来自何处，如何运用？是申奥成功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奥运预算支出由三部分组成。其一、直接用于奥运比赛场馆和服务配套设施的投入，共计160亿。我们必须考虑到，奥运会是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会，在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北京都不会再举办奥运会，因此，在场馆建设中，应当尽可能避免比赛场馆及其配套设施，在完成30天的使用期之后的闲置或低使用率所造成的投资浪费，给财政背上沉重的负担。其二、为了改善举办奥运城市的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而进行的投入，共计1350亿，这其中的总量和增量我们无从掌握。例如，为了改善北京市的环境，不仅需要在北京市进行环境治理工程，也需要在北京市周边地区，以及上游流域和沙尘暴源区进行相应的治理和投入，其支出具有不可预见性。这就为将来的财政预算的执行埋下了隐患。其三、举办奥运会的直接投入，共计290亿，包括开幕式、闭幕式，租用比赛场馆和配套服务设施，以及比赛期间的各种服务。如何呈现出富有新意的开幕式、闭幕式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不仅仅只是在高投入上下功夫，对于财力并不宽裕的我国来说更是急需思考的问题。如对于开幕式和闭幕式，关键在于有新意，突出我国的特色而不在于一定要多豪华。有必要在设计上多下工夫，而不是一味追求大投入。
二、申奥成功对我国财政管理的冲击
《北京申办报告》第五主题“财政”中的相关内容中指出，北京奥运会将得到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财力保证，这是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承诺。这些财政支持包括：①奥运会组委会如出现超支，将负责予以弥补；②在组委会的收入实现之前，将采取预支方式保证组委会的各项支出；③进行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满足举办奥运会的需要；④进行奥运会所需体育场馆和设施的建设。毫无疑问，以上的声明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办好奥运的信心。但同时这些声明的落实也将给我国正常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管理带来巨大的冲击。
首先，从预算的执行上分析。奥运会所蕴含的财政风险却不得不让人三思。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1976年第21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1970年该市决定申办时，市长德拉波（JeanDra－peau）曾宣称：“我们承诺在加拿大，在蒙特利尔，我们将向世界推出一个真正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既简朴又有品位的奥运会。”最初的预算为1.25亿美元，这个预算后来完全失去控制。组委会大兴土木，在城北地区开辟奥林匹克中心，新建大型主体育场、游泳馆泥行车场、奥运村等，这些豪华的基础设备耗费了巨额财政资金。据魁北克政府估计，这届奥运会实际开支为24亿美元，有1.6亿美元将直接由蒙特利尔市纳税者交纳奥运特别税负担。其余的债务5.12亿美元由魁北克政府财政负担。一个“简朴”的奥运会最后变为吞食巨额资金的无底洞，成为加拿大经济的“陷阱”。如何防止北京奥运成为新的一个“蒙特利尔陷阱”，给我国的落后的预算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其次，从投资分析，申奥成功对我国财政管理的冲击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所谓的“虹吸效应”，即承办奥运的城市将别的地方的投资吸引过来，从而导致“堤外的损失”。对此，中国西部城市最为担心。在西部人士看来，政府刚刚提出开发大西部，近两年投资开始向西部倾斜，现在北京办奥运，投资1800亿，等于说马上就又来了一个东部大开发，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这意着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注意力的转移（这意味着关注的降低），对西部大开发会不会有影响？何以体现对西部的倾斜？如果东西部同时倾斜的话，政府有这么大的财力吗？如果东西部不能同时倾斜，那么很显然，奥运是“国际大事”，是“硬缺口”，其投资将首先得到保证，将置西部于何处？第二，奥运会通过直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大，在奥运投资周期结束时（通常是在奥运会闭幕之后），对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的经济带来的冲击就越大。奥运投资的这一特性在国外被称作“低谷效应”。“低谷效应”曾经出现在许多主办奥运会的城市，上届奥运会东道主悉尼现在就处于“低谷效应”的压力之中。这样的“低谷效应”会不会也出现在未来的北京呢？这也是我们在奥运投资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其三、从工程建设上分析，奥运会涉及近几百项大型工程，如体育场馆、道路等，留有的寻租机会和制度上的缝隙也相应增多。会有一些机会让拥有权力的人借此。腐败问题都是跟一定的公共工程和政府公共物品的采购相联系的，如果奥运会的公共工程项目成为导致腐败新记录产生的母体，将无疑是一种悲哀。对此，我们必须考虑当这么多公共工程、公共采购大量发生的时候，如何在政府采购制度上加以防范。
最后，从一些情况看，“兴奋劲”正在使一些人头脑发热，以为只要办好了奥运会，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或者以为只要为了办好奥运会，什么代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现在经常听见有人说，奥运会要多算政治帐，少算经济帐。其实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那有不算经济帐的！就象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样，不算经济帐，光算政治帐，如果那样北京奥运会很可能成为中国新的不良资产的开始，奥运过后留下的是一堆烂摊子。想一想我们过去的不良资产，我们怎么能不对奥运产生的财政负担平添几分担心呢？
三、可行性对策思考
最关键的问题当然是“模式”的问题。奥运“模式”的选择犹如经济运行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奥运会的财政后果。要使奥运成为新的历史发展的起点而不是泡沫发展的最高点，关键就在于选择好奥运运作模式，而能够做到这些的唯一途径是采取市场经济的模式，决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计划经济的模式。
第一、强调奥运预算的民主程序。所谓奥运预算的民主程序，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首先是制定奥运预算的民主过程，这个奥运预算应当体现全国人民的利益；不能因为举办了北京奥运，就减少对其它地区发展的财政投入。其次，在实施北京奥运工程时，当然应通过政府采购落实。这包括采取国际招标，国际人才的引进，开放建设项目，增加透明度，强化制约、监督机制等市场化的一系列作法从而强化财政管理职能，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最后，应当加强审计监督，保证奥运预算的切实执行，避免预算执行的不确定性，使整个奥运成为一个廉洁的奥运。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中国财政史(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传统典志的编纂、阐释和评论,撰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着,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等。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田赋史。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行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变革,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着。程滨遗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着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悉。不过,此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等朝代为主,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特别是由于缺乏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实基础,刊行的中国财政通史着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讨。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着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例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他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注重何方面。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27章,所论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均简略。从胡、常二书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初步形成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此期断代财政史研究,以鞠清远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有11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赋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改革为研究重点,发表多篇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深入,学术影响久远。
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
总体上看,此期中国大陆对古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具有新水平的财政史专着几无新作,专题研究除赋役制度史一枝独秀(从广义上说,赋役制度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当时的成果多数不注意从财政角度去论述赋役制度)之外,亦鲜有新篇。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之《财政》篇是少有的杰作。该篇“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分别以江南租米回造纳布及关中和籴二例作具体论证,指出转变的枢纽在于武则天和玄宗两朝政局的变化。该文对于深入研究古代财政制度的传承演变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义。同时,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论述赋役制度、土地制度等与财政关系密切的内容,对古代财政史研究也颇有助益。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对宋代、清代的财政史研究较有进展。
古代财政史在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遭到冷落,在“”爆发之前当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受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史学界一直偏重于研究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自然对古代财政除赋役以外的问题鲜加注意。第二,经济学界对财政学研究不太重视,更不待说是古代财政史研究了,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中,古代财政史教学基本上被放弃,以致研究工作缺乏来自教学需求的动力。中国古代财政史难点甚多,如历代财政税制体系的演变头绪纷繁,田赋、漕运、盐课等制度内容和实施情况错综复杂,既缺乏从事艰苦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投入,成果产出自然稀少。至于“”十年间学术研究的停滞,更不待细说。
第三阶段为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这是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空前繁荣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其成绩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高等财政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和科研活动一度相当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少高等财经院校在学科发展、办学规模扩大的同时,相继开设了中国财政史课程。为适应教学需要,一批中国财政史教材和资料书应运而生,先后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孙翊刚主编《简明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等。其中,周伯棣《中国财政史》尽管定稿较早,仍是一部资料比较丰富且有己见的专着。其《绪论》谈财政的本质、财政史的研究范围、中国财政史分期等问题。正文分四编,前三编为古代部分。各章结构为概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务行政四个部分,作者自称该书体例是“划期分段,分门别类”。其《余论》对中国财
[关键词]财政学；课程设计；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2-0115-02
财政学是研究财政在政府配置资源中的特殊作用及其运行规律，财政学课程在实现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结合日常教学经验来探讨《财政学》课程设计与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
1细心诱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对理论性知识掌握有一定欠缺，针对财政学理论性较强，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兴趣，比如适当结合内容放映并讲解与理论相关联的时政知识。比如，在讲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使用时，要依据经济环境选择合适的政策，可以先放映次贷危机的记录短片以及我国出台各项政策措施的新闻短片，吸引学生兴趣，再深入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国家出台的各种经济调控政策是如果把财政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学生对在什么经济背景下采用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模式更加容易理解。这样，通过最新的新闻素材将国内外形势融入学习中，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这也是财政学理论结合当前经济具体情况的运用。
2精心设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财政学课程包含公共经济基本理论、税收税制以及财政政策等多项内容，要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在有限的时间内传授给学生更多的知识，掌握财政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应用能力。特别针对应用型本科财政学课程学时少、时间紧的特点，对课程内容设计作出适当的差别安排：对理论性过强并且与财政学主干知识并不太紧密相关的一部分内容，包括公共选择理论，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经济效应分析等内容，适当调整到课外作为优秀学生的选读内容，指导学生自学，不纳入正式课堂教学；对于与后续经济学主干课程有明显关联性以及政策实用性强的课程作为重点，让学生对财政学课程的核心内容扎实掌握，包括公共品基本理论、财政收支以及财政政策；对于与后续经济学课程有明显重复的部分，仅介绍基本原理，不展开，包括税收理论、税收工具等内容。如果学生很感兴趣，建议继续深入学习税法等专业课程。这样力争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尽可能多的核心知识，为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3潜心研究，不断优化课堂结构
课堂教学结构是教师顺利进行课堂教学的环节和程序的框架，合理的课堂教学结构是学生形成良好认知的手段和媒介。财政学是一门兼具理论、实证以及政策的课程，需要不断优化教学结构以适应课程要求，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
首先，主动采用多媒体教学，提高课堂效率。多媒体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相比，在声像、动画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把枯燥、难懂，并相对静止的书本内容，变成易于接受、一目了然，并处于动态的屏幕画面，对学生感官的综合刺激较强，学生课堂的积极反映程度明显加强。这样通过引入多媒体教学，改变教学模式和方法，激发了学生兴趣，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课堂，另外，财政学多媒体教学也能减少板书时间，增加课程信息量，有效提高课堂效率。
其次，积极推广问题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在每个专题开始之前，应结合现实提出需要思考的问题，每堂课都让学生带着疑问来学习，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来学习，让学生自己先动脑筋思考，不要急于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中进入迫不及待想解决问题的情境；在学习完一个专题后，要给学生出一些新的练习题，温故而知新，这些练了复习到旧知识以外，还存在一些利用以前学习内容不能解决或解决起来比较麻烦的问题，以此引出新内容，采用这样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带着疑问，带着期待来听课，教学的效果肯定事半功倍。
再次，引入案例教学，组织学生课堂讨论。案例教学要选择与学生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比如财政学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这一问题，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市场失灵后政府财政该如何介入，可以围绕中国公共服务与公共品提供存在的问题，让学生主动搜集相关资料，对案例展开讨论，让学生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突出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探究问题的积极性。当然对于学生的发言，授课教师要认真引导，避免学生讨论变成辩论会，把学生拉回财政学理论基础，以得出正确的认识，这样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才有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
最后，合理安排课堂学术讨论与论文写作安排。比如，在学习财政收入规模这一部分内容，针对财政收入决定理论在不同国家，甚至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存在差异，组织学生讨论中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与变动规律，安排课堂讨论，特别是引导学生分析重大税制改革前后的中国财政收入的变动，并鼓励学生撰写相关学术论文，培养学生学术研究的兴趣与能力。
4耐心指导，尝试分层次教学
在教学中传统的大班授课，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不太可取，这样往往学生跟着老师掌握一些理论机械式记忆，自己仍然很难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循序渐进，培养学生掌握财政学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能力。其主要手段就是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层次差别大的特点，尝试采用分组分层教学，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得到提高。分层次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考虑到学生智力因素或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在学习兴趣、学习态度、理解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提出差异化教学目标的教学方法尝试：对于经济学与数学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鼓励其加强课外学习，主动提交相关科研论文；对于中等层次的学生，要认真吸收理解教室课堂教学内容，积极参与讨论；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对于他们还没能接受的问题，要耐心讲解，多鼓励，并且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打好基础，该从哪方面努力，增强对财政学学习的信心。
财政学既是一门经济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又具有与时展紧密相关的实践性，任课教师要切实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应用能力为导向构建教学内容，摒弃过去过分强调书本、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强化课程的学生参与性，特别强调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筛选出教学的重点、难点，选择恰当的多媒体教学方式，使理论寓于现实性中，针对学生不同层次采取差异化教学安排，使学生通过一门课程的学习，掌握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学会一种思考的形式，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习是终生的事业。
参考文献：
陈志勇。男,广西贺州人,1958年4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政府采购研究所副所长。
学术兼职。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财政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市财政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学术经历。1981年9月―1987年7月在原中南财经大学财金系就读,先后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原中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事财政学、国家预算管理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1999年考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博士研究生,200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系主任;2003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2005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2004年在加拿大圣马力大学作为期半年的学术研究,近年来先后应邀到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英国卡蒂夫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岛根县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逢甲大学等高校作讲学和访问。
研究领域。主要研究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涉及税收、公债、公共收费、财政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财政管理体制、财政宏观调控、地方财政等方面,并形成了财政收支政策与预算管理制度、财政分权与财政管理体制、区域经济与地方财政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专业业绩。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规划项目、财政部科研项目、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等各类科研课题20余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各三部,领衔讲授的《财政学》课程荣获部级精品课程。代表作主要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财政政策调控》(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财政学原理》(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国家预算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公债学》(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2007―2008中国地方财政发展报告: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6.9)、“我国开征物业税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7.3)、“税收法定主义与我国课税权法治化建设”(《财政研究》,2007.5)、“公共财政的分析”(《财贸经济》,2007.10)、“财政体制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探讨――基于治理‘土地财政’的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2)、“土地财政:缘由与出路”(《财政研究》,2010.1)。2009年度,学术论文“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六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研究报告“科学发展观下湖北公共财政发展职能研究”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发展研究奖(2006―2007年)三等奖,研究报告“本科生导师制度研究――基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实践”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关键词：财政社会学；当代财政学；发展策略
财政社会学与财政学不同。财政社会学的整体结构注重研究财政与整个社会内部系统间的关系与收支系统内部的联系。主流财政学家认为，应该将这些不同的关系割裂分开单独认识，其公共财产交易体制在内部中的视野也就消失了。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与此情况不同的是，财政社会学主要研究税收以及预算制度间的变革，极大程度上推动现代国家的构建以及政治文明的进步，从而使传统的财政学打破了瓶颈。作为一门内容相较复杂的独立学科，一直以来都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并始终向好的方向发展。
一、财政社会学思想核心
在财政社会学领域内，较有影响力的是长期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学者瓦格纳。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广义的体系，具体由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三个系统构成。三者之间的关系相符相成，缺一不可。相关研究学者提出，共同体产生于国家之前，因此财政上的需求是共同体上升为国家的必要途径，因此也使财政成为历史上各国家的核心议题。财政社会学是分析社会的最好的出发点之一，特别是在新的经济体制产生的情况下[1]。因此，对财政问题展开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对整个社会认识全面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在分析问题时，不能将财政问题看作是单一的问题，要从多方面展开思考，将其看作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
二、财政社会学研究背景下的社会情况
在重要的经济转型期，我国必须沿着财政社会学的理论在经济上寻求突破口。在财政社会学的基础之上，人民会对国家与社会的定义产生不同方面的理解范畴，从而得出一些更有创建性的结论。从此方面来看，财政学问题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整体上提升财务授予预算能力，国家的整体实力将会不断加强。依据实践理论，国家整体的权力划分与制衡均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财政社会学本身就十分看重对于国家本身的研究，现代国家产生和整体经济税收制度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社会学的介入。也就是说，财政社会学可将经济基础转变为政治结构，无论从哪一角度出发，财政都代表着我国的总体实力，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也将决定国家的特点以及综合面貌[2]。从财政社会学的核心理论来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国家整体的经济收支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整体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国在此方面的经验主要来自外国发达国家，针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方向。从整体上来说，财政社会学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财政发展方向。
三、财政社会学研究价值
从当前我国国情来看，财政上仍有极大的上升空间。对于财政社会学的研究还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财政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各个方面带来的改观明显，整体上可拉动社会经济水平。许多财政制度也是以财政社会学为依据而制定的。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这一学科的重视程度。当前，国家正处于经济的重要转型阶段，经济财政体制上还面临着很多方面的不足，这些缺陷需要财政经济学的介入，从各个方面入手寻求突破口，对不合理的地方及时拿出理论依据进行改革完善[3]。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不能跨越关键步骤，社会各个方面也应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不断改良整体财政情况。可以说，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价值巨大，对我国全方面平衡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四、结语
我国当前正处于重要的转型阶段。财政社会学对于社会整体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对各方面均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财政关系到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对其他方面的平衡发展均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现代学者专家学者应继续对此方面进行大力研究，寻求国家财政上的突破口。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结果将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我国当代财政学的进展影响巨大，同时也关乎着国家的整体综合建设方向。
参考文献：
[1]李炜光,任晓兰.财政社会学源流与我国当代财政学的发展[J].财政研究,2013(7).
[2]崔潮.现代财政理论演化分析[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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