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公民意识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F04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重大任务，“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基础、市场经济的保障。民主体制的健全、法治秩序的建立都要求公民普遍具有公民意识为前提。我国著名法学家张友渔把公民意识喻为“现代社会意识重要支柱”。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公民意识必须成为我国公民必备的基本精神素质，而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离不开公民意识教育。因为在我国当代，公民意识是以基本权利与义务观念作为核心，以主体地位作为基础，以责任、使命感与集体主义观念作为条件。包含爱国、责任、自主、平等、公德、节俭、规则、纳税、科技、环保、国土、国防等意识在内的公民意识，面对未来，也同当代年轻公民发展方向一致，比较容易促使年轻人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社会各价值目标中处在主导地位，拥有巨大的指导与引导效应。强化公民意识教育，应当紧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根本实施，不断探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公民意识教育的科学途径。由此可见，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公民意识教育，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战略任务。
公民意识现状及原因分析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的传播媒介技术越来越显示出其对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也在不自觉地促进公民意识的发展。
第一，公众的公民意识正在不断觉醒并逐步养成。从近年来的一系列新闻事件中可以看出公众参与的高涨热情，这说明民众具有表达的渴望和参与的愿望。
第二，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越来越强。从孙志刚案由于公民参与而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到圆明园防渗工程由于公民参与而被扭转，再到现在每年的全国两会召开时期，网络上公民自发讨论民生大计等都展现了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的强烈。
第三，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逐步增强。2008年汶川大地震，公民纷纷自发帮助救灾，一些民间志愿者亲自前往伸出救助之手，体现了在灾难面前公民的高度责任感。2010年，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并实施，村民委员会选举成为我国农民实现民主的最直接形式，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具备一定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
第四，公民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批判和监督意识。网络的兴起为公民行使监督权提供了更为现实和便捷的平台。因表达或举报渠道的不通畅，“网络反腐”成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推动反腐工作的一把利器。特别是微博、微信的不断发展壮大让网络成为民间反腐的前沿阵地。
从整体上来说，公民挚爱祖国，关心国家与社会发展，对国家法律法规有一定的熟悉了解，有着很强的民主意识，崇尚自由，注重权利，同时拥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公德意识。但不容忽视的是公民意识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公民意识短板现象主要体现在：首先，缺少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和对国家政策方针的细致了解，过多崇拜西方国家的生活模式;其次，对法律知识的掌握不够细致，对法律的作用认知不够，缺少诉讼意识;最后，在公德问题方面存有了解与行动之间比较大的差异，缺少公德意识的问题随处可见。导致上述这些现象发生，不仅有社会历史原因，而且也有教育方面与公民自身的原因。①
“公民意识”的学习资源匮乏。在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后，我国民众难免拥有一些宗法等级理念与臣民意识，缺乏权益理念与主体意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社会心理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正在逐渐步入成熟，主体、平等、权利、民主、效率、法治等公民意识也随之得以强化。可是，一些臣民心理的守旧理念依旧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带来影响。由此可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并未留下几多公民能够模仿与学习的“公民意识”资源。
缺乏系统的公民意识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公民意识培养教育应当是坚持“大教育”的战略。“大教育”指的就是有效借助现有的教育之道，不但要促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校教学模式教育，而且还应当采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社会教育，乃至是家庭教育。②家庭可谓一个较好的教育场所，其在情感、品德等方面有着独具的优势，并且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感受、沟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方面的教育，而此模式目前却未全面展开。由于教育的某些失误，导致我国一直以来欠缺公民意识教育的理念，虽然一些文件中强调权利、义务、集体观念、民族感的教育，但是我国目前仍没有具体的公民意识教育的教材、内容。
公民意识教育缺少价值共识的战略姿态。党的十报告指出公民道德方面的价值取向，对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个极好的指引。公民意识教育应当以价值共识的教育姿态，而价值共识的教育姿态即借助沟通、对话和理解等，使受教育者同教育者之间构成具有共同享用性的价值态度与关切，乃至实现具有创造性的教育成果。而目前却未全面促成此种局面。③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从法律意义上讲，公民不但具有身份问题，更主要的是其具备意识问题。公民意识系公民对其本身的法律、政治地位及其同国家和别的公民之间互相关系之自我感悟。④公民承载着社会主义建设伟业的历史重任。在建构和谐社会的里程中，强化公民意识培养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报告指出，提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提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主张积极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总结，短短二十四个字，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指出了体现当今全国公民“最大公约数”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培养核心价值观打下了坚实基础。不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由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稳固全党全民团结奋斗共同理念基础的高度出发点指出的战略任务，同时亦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党的十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是兴国之魂，影响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践行的主体，不仅包含政党与国家，也包含广大公民，而最重要的主体便是公民个人。我们应当深刻认识此决策部署的意义，全面推动培养公民意识教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诸项工作，为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成果创造正确的价值引领导向以及充足的精神支撑。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有效途径
积极探求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方法和渠道。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一项理论课题，同时又是一个实践课题;不但需要在理论方面进一步深化研究，而且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积累。对于公民意识教育应当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具体应当注重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公民意识教育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渠道，做到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在整个社会未构成大气候，公民教育未构成体系与制度、课程化的状况下，一定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行公民教育、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优势。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公民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认知掌握人与自然、与社会二者之间关系，为培育他们的公民意识奠定理论基础。
要切实把培养公民意识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来抓。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实践活动能够促使广大公民对公民之权利义务的了解愈加深刻全面，增大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力度。
各级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应当有效发挥各自优势，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精心组织、构架，推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报道和评论，并针对各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凸显的新的思路、做法、典型、成效等实施深入集中报道。互联网络媒体也应当利用传播速度快、传输覆盖范围广、互动性比较强等特点，经过系列报道、博客等方式，积极引导互联网上的舆论效应，及时回复网民关切，构成互联网方面宣传的强势。
通过上述措施促使公民知道哪些能够去做，哪些一定要去做，哪些严禁去做，帮助其确立慎重利用权利与认真履行义务之思想，培育公民对自身负责、对别人负责、对整个社会负责之责任感，从而促成为其多方角度增添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教育应把日常管理当作起点，做到管理教育与环境教育相结合。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大环境建构方面，一方面应当加快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提升公民的政治热情;另一方面要增强舆论监督的力度，张扬正气、鼓励先进、批判错误、揭露丑行，充分利用舆论的作用不断创优社会环境。强化公民意识教育能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创造坚实的思想理论支撑。⑥所以，加快推动法治国家建设，要大力强化包含权利义务和法律及道德方面的公民意识教育。
民主法治意识属于公民意识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在我国建设中反映为公民对社会民主与法律制度的认可及拥护，反映为民主与法治的高度一致，公民参与与参加能力的相互一致，知、懂、用法的相互一致。发挥法治规范制度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约束能力。法律维护的是公民道德的底线。而各种社会制度要促使其主流价值观念得以普遍认同，并且维持稳定、连续性，就一定会让国家之法律法规与执行行为较好地反映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公民意识教育应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重点，做到法制培育、公德培育相结合。对广大公民来讲，职业道德意识可谓最核心部分的素质。而法律意识可谓底线，公德意识则是升华。道德文明属于公民意识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反映为公民对维护社会秩序、协调公民之间关系的一整套道德规范及文明标准的自发遵守和拥护。
当今社会，拥有优良的道德文明意识对公民素质来说是最为基本的需要，是不能缺少的重要价值规范。道德文明意识体现着公民经过理性认知，促成文明价值与道德信念由直觉与良心的自由状态走进原则与规范的自发状态，不断提升道德水准与文明素质。⑦培养公民意识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促进整个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实现公民素质全面进步发展的需要。
强化对公民道德文明意识教育，提高公民自身与全体社会的道德文明素质，是建构法治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道德意识教育属于社会先进文化的中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于公民道德意识教育中居于统领与支配地位。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导，公民道德意识教育则将失去方向、丢掉根本。
强化法制与公德教育，此称得上公民意识教育的两翼。⑧促使公民正确地认知个体同社会、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权利义务意识属于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反映为公民对宪法与法律给予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认识和履行，反映为权利和义务的相互统一。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规范内容强化对公民之公德心的培育，以培育公民对自身对其他人及至对整个社会负责之责任感。
强化协调，构成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大合力。培育公民意识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谓一项基础、灵魂工程，是党和国家共同肩负的责任，需要整个社会其他各方面的积极参与、支持和密切配合。应当将培育公民意识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需求贯穿于国民教育、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党建工作的整个过程之中，融入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反映至精神文化产品提供及宣传的各个层面。
要将培养公民意识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要求反映至制度构架、政策法规建构与社会管理当中，从政策、体制、社会等环境多角度给予有力支持，构成培养公民意识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强大合力。
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发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那些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文明城市、村镇、单位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先进典型带头兵作用;充分发挥道德文明模范、身边好人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广大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主体作用，带领广大公民积极参与学习雷锋争做志愿者服务、道德领域明显问题专项整治、公民道德文明宣传日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促使广大公民在参与道德文明的实践中，能够更好地启迪心灵，达到陶冶情操、提高自身素质的目的。
综上所述，公民意识教育是我国当代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体系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这是一个逐渐积累、逐渐认识、逐渐达成共识的过程，朝夕之功是实现不了的。而只有依赖充分发挥广大公民的参与能力和创造精神，才能够把公民意识教育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有机融合，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构成大众化的理论性教育，从而增强理论教育之说服力。
公民意识教育可先从小事着手，在细微之中见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理论教育应当紧紧贴近公民的关注点，不但要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坚持什么、扬弃什么，倡导什么、反对什么，也要结合不同群体、不同需要，贯穿丰富多彩的教育模式与手段，促使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引导下的公民意识教育走进机关、走进厂矿、走进部门、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走进乡村，最终促成家喻户晓、深得人心的格局，以全面推动我国培养公民意识教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作者单位：郑州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
【注释】
①宋惠敏，孙红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识教育与公民现代人格的生成”，《中国成人教育》，2011年第10期。
②白琼英：“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思考”，《中国成人教育》，2010年第1期。
③王卓，吴迪：“公民意识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④李异平，李洁玉：“从公民新闻的发展看公民意识的觉醒”，《邵阳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
⑤齐秀华：“公民教育视野下品社科课程实施现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年。
⑥李尚旗：“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及其路径选择”，《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5期。
⑦张一[：“中国学校公民教育问题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年。
新闻评论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人们对新闻评论属性的探索，这种发展也裹挟着人们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巨大渴望以及对“民主、平等、法制”等公共价值的时代追求。1997年，新闻评论的复兴之始，也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同时社会问题略显突出的时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在告别思维模式单一、价值取向单一的同时极度渴望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重构他们的认识和指导他们的行为。新闻评论呈现观点的直接和承载思想的自由无疑使它担负起顺应时代需求的责任。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上层建筑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体民主意识的发展程度是判断民主政治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新闻评论者作为社会主体的组成部分，其民主意识的发展程度与政治文明建设密切相关。
一、新闻评论实践是一种民主的实践方式
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闻评论复兴从推动政治文明进程开始。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和“青年话题”带动报纸新闻评论的革新。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为代表的都市报系积极参与新闻评论实践，推动了报纸评论版的快速发展。与报纸评论如火如荼的发展状况相比，电视评论、广播评论也毫不逊色，特别是网络评论后来居上，成为日益重要的媒介评论形式。新闻评论实践的这种蓬勃发展的态势套用新京报的话来形容就是：“这是一个全民寻求言说的时代。这几年，新闻评论在全国大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蓬勃气象，既反映了这个时代赏心悦目的进步，也是这个奋力向上的转型社会赋予每一位思考者的时代酬劳。”
从言论表达和公共意见的角度来看，新闻评论实践应当是一种民主的实践方式。新闻评论作为一种意见性信息载体，既是公民运用言论表达权利的一种形式，也是承载公共领域中公共意见的有效形式。而捍卫言论表达自由和公共领域意见的自由交流传播是民主的应有之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评论不仅是民主的重要实践方式，甚至可以说，新闻评论这种形式一诞生，就承载着推动人类民主解放进程的文体使命。在漫长的新闻评论发展道路上，无数新闻评论者借助这一形式呼唤民主理想、阐发民主构想，有的甚至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新闻评论实践早已成为中外历史上民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十七大报告再次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建设、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倡导的理念与转型社会特有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构成了当下我国政治文明进程丰富的内涵。新闻评论实践作为一种社会的实践形态，不断地借助时事引申、重申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些基本命题，包括民主化、法制化、程序化、公开化、监督化等等，在评论选题上表现出对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的关注，在评论功能上强调对民主价值和公共理念的传播。笔者通过对这一时期新闻评论的长期观察以及研究发现：这一时期新闻评论的选题注重推进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题材，关注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政策制定程序的公开化、政策执行合法性等问题，以唤醒和维护社会主体的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为价值依归。这无疑印证了我国新闻评论者在民主意识指导下实践上的自觉追求。
二、新闻评论传播发挥着民主意识普及功能
从社会平等的视角看，民主是一种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一种普遍的社会状态和风气。除了制度民主化外，民主意识的传播是更重要的内容。作为一种传播形式，新闻评论与思想意识形态的传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新闻评论作为意识之一种，民主意识被作者进行编码，附着在作品的叙述之中，而随着人们的阅读和接受传播开来。
从新闻评论自身看，新闻评论必须公开发表，将意见公开呈现出来，这和某些非新闻文本是不同的，私人意义上的写作是不属于新闻评论的。而值得公开呈现的意见大多是和公共事件联系密切的，也就是说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的评论信息才值得公开。政治无疑是最大的公共事件，新闻评论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评论形式与媒介的结合意味着人们对众人之事的公开讨论找到了新的途径，新闻评论承载有关政治及民主政治的公共意见是历史的选择。
从媒介角度理解，新闻评论作为意见信息的载体，在传播民主思想，促进媒介深度功能实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媒介深度功能主要集中在媒介对社会变革、文明进步、人的培育等方面的作用，而这一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媒介对先进思想的传播。民主意识是先进的政治理念，大众传媒有义务向人民传播这一思想，新闻评论恰恰是这种信息传播的最佳载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的每一次政治变革，新闻评论都发挥着思想先声的作用。在我们进入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际，更是需要新闻评论发挥着它的积极功能。
三、新闻评论繁荣为公民搭建广阔的意见平台
时下，不少媒体开辟评论版面、评论频道，让公民意见获得更大的讨论空间。无论是报纸评论版的设置，还是电视评论频道特别是网络意见平台的建设，都非常重视媒介意见平台功能的发挥。媒介意见平台为公共意见的发表提供了空间，使公共意见的协商辩论得以进行，这一功能的发挥体现了新闻评论者民主意识的增长。
以发展迅猛的网络评论来看，搭建意见平台是网络评论传播的重要特征。网络评论频道是各大网站竞相设立的意见平台。这些呈现观点的平台，能够做到评论信息24小时更新，转载评论的全面性、系统性，同时不主动掺加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网络编辑为了作到这一点，要求时刻关注最新的评论信息，在汇集的同时加以整合，将各大媒体评论通过一个平台展现出来，力争展现评论的原生态状态，维护媒体公开公正的形象。如新浪评论频道，非常注重评论的全天候更新，同时它还拥有庞大的内容提供商，这使评论频道拥有丰富的资源进行编辑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该频道的发展。目前我国网络编辑普遍追求网络信息平台功能的实现有关，网络评论频道编辑也突出打造网络意见平台的思路，因此在频道栏目设置上尽可能丰富化、多元化，以期容纳更多的意见性信息，同时在编辑制作上也有利于对海量信息进行归类。具体而言，评论频道的栏目主要是按照题材、作者、观点、文章等角度进行设置的。这样评论频道的栏目不仅大大超过了任何一张报纸评论版所能容载的限度，而且包罗万象，异常丰富。
目前，网络评论频道已经成为众多新闻评论者和广大网民的一个信息分享平台，编辑模式很好地体现了网络媒体搭建意见平台促成观点交流的目的，而这个想法已经得到了公众的欢迎。公开化是民主的重要特征，意见的公开化将有利于公共权力监督和公共利益维护，这些都是民主推动的方向。
四、提高公民意识，倡导“公民写作”
民主是公民做主，因此新闻评论者的民主意识中应特别重视公民意识。公民是作为独立的参与者存在的，作为公民享有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义务。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公民意识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当中，例如公民有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监督，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公民有权获得赔偿等。
“公民写作”是当下新闻评论者积极倡导的一种写作状态。这正如新京报新闻评论部在推出评论周刊时告读者所说：“我们期待着你参与言说。今日中国社会，开放激荡，广开言路已是历史必然。从技术上说，传播的发达也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以言论创造历史。‘自媒体’的勃兴宣告了一个‘人人都有话说’的言说时代已经到来”。“公民写作”的提倡正是提高公民意识，实现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监督公共权力、享受言论发表自由权利的体现。“公民写作”显示了写作主体强烈的身份意识，即评论作者是以公民的身份进行评论实践的，面对公共问题作为公民有说的权利，也有说的义务。“公民写作”的推动目的在于加强主体的权利意识和民主参与意识。使主体意识到参与本身就是履行民利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宪法》第33条第1款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作为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义务。 “公民写作”显示了言论作者赋予写作过程合法性的意愿。
“公民写作”还将促进公共协商的展开。公共协商是新闻评论民主意识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新闻评论接受过程中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公共协商基于这样的理念，如果决策不是强加给公民的话，那么在决策之前应该在公共论坛中得到理性的检验。公共协商首先必须符合公共性的条件，即给出的理由要受到公开的检验。公民写作无疑在程序上给公共协商创造了一个好的基础，至少有利于公共协商的议程来源的广泛性和民间性。时下，不少媒体设置的大家谈、百姓评说、网友点评等栏目都是言论版常见的栏目形式，意图就在于转换评论作者身份，让更多的声音汇聚于此。
五、重视公共意见表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信息网络化促使意见表达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网络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打破了一元化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网络空间，意见的表达形式更加多元，意见的表达更加自由，意见表达的主体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身份上都更加丰富。网络开放了更加广阔的公共意见讨论和发表平台。通过网络，政府和民意之间实现了迅速的沟通和互动，使决策的制定和运行更加合乎公共利益。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几分钟，网友已经开始在线交流，新浪、百度、搜狐等商业网站迅速开辟专题，官方网站的表现也出人意料。在各类论坛，各种意见交流平台，关于抗震救灾、人道关怀、志愿服务等议题不断被讨论。
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新闻评论作者高度重视网民的意见，以促进公共协商的展开。重视公民意见无疑在程序上给公共协商创造了一个好的基础，至少有利于公共协商的议程来源的广泛性和民间性。
2009年5月7日，25岁浙江大学毕业生谭卓在走过斑马线时，被快速行驶的跑车撞死。这起交通事故因为涉及到一些复杂的背景，诸如闹市飙车、“富二代”、“信息纰漏”等问题引起了网络道德审判。仅仅过了3天，2009年5月10日湖北恩施发生了服务员邓玉娇刺死镇招商办官员邓贵大的命案。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却因为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引起了互联网的舆论风暴。
新闻评论高度关注类似事件，是因为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公民对于腐败、道德堕落的仇恨，也折射出社会公民权利不平等的行为。法律作为人们的最高理性，必须被尊重，而每一个公民的意志也应该受到保护。新闻评论者头脑中的法律意识、公民意识，这些意识的表达来自于对民意的充分尊重。
关键词：理论体系传播；公民教育；融合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376-02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在社会思潮多元化、利益格局复杂化的今天，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入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大学生在某种意义上将成为中国未来社会的主导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更具有特殊和深远意义。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大学生头脑，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质，是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要求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1]。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和系统性。如何实现理论的有效传播，需要认真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特征，积极探求理论传播的内在规律并制定有效策略。
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社会形式，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基础路径。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明确确认，表明公民社会成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公民教育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土壤，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已发育到某种程度，这其中大学生群体以其较强的公民意识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建构力量。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大学生中的传播，便需要正视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的事实和大学生不断强化的公民意识，探讨大学生公民教育与理论体系传播的关联，以提高理论体系传播的实效，真正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首先分析公民教育与理论体系传播的内涵关联，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实现公民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大学生中传播的有机融合。
一、公民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的内涵关联
公民教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是两个范畴，二者的基本内涵和价值取向是有明显区分的。前者属于社会教育，是向社会成员传授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必要和合理的技能，保证社会成员能够积极有序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良性的运行。其基本取向是角色认知和社会功能。后者则是向社会成员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保证社会成员政治信仰的坚定，以消除社会转型期不良的社会思潮，维护政治和主流思想的稳定。其基本取向是理论传达和政治素养。可以看出，公民教育和理论体系传播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功能，不能将二者混淆，也不能简单地用理论体系的传播取代公民教育。
但是，从本质上讲，公民教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内涵上又有很大的契合性。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会公民掌握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公民技能，更好地行使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更好地促进政府的健全完善，更好地尽到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最终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是要用先进的政治理论武装头脑，理解党的大政方针，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提供思想政治保证。因此，二者在终极目标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在具体的教育和传播内容上，公民教育与理论体系的传播也有着广泛的交叉。一方面，公民教育包括主体教育、法治教育、权利义务教育、社会责任教育等基本内涵。其中主体教育是说公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要树立主人翁精神，要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法治教育就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既要遵纪守法依法办事，也要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权利义务教育则让公民明晰权利义务的对等性，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社会责任教育是指强化公民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恪守社会公德。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发展着的理论体系，其内涵极为丰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公民教育中的法治教育，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与公民教育中的社会责任教育、公德教育等都有着很大的契合。
在教育和传播实施的关联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公民教育提供方向和原则性指导。公民教育尽管属于社会教育，但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其实施不能违背党的大政方针，要服从党的中心工作。因此，公民教育的实施也应该以理论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通过公民教育，增强大学生主体意识、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能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认识到自己与国家发展休戚与共，无形中增加学习理论体系的自觉性。特别是现实中，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加上受实用主义等影响，部分大学生对学习理论体系带有某种排斥性，通过公民教育引导大学生转变对理论体系的认识，可以对理论传播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因此，公民教育和理论体系的传播尽管分属两个范畴，内涵也有差异，但二者并非对立，而是各有其使命。在内容上有相对的交叉，实施上也有某种程度上的相辅相成性。在对大学生进行理论体系传播时，恰当地融入公民教育，会起到正面作用。
二、公民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的具体实施
1.建立公民教育与理论体系传播的融合机制
无论是公民教育还是理论体系的传播，都是带有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起长效机制。在我国高校，当前还不具备完整的公民教育体系，公民教育被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并且教育的深度和系统性离社会发展的要求尚有不小差距。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提出将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作为单独课程进行规范化[2]。笔者认为，这一点并不现实而且并非绝对必要。一方面很难在现有课程体系下增设专门的公民教育课，另一方面我国高校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公民教育可以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内。当务之急是如何实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内提高公民教育实效，尤其是建立起公民教育与理论体系传播的融合机制。这种融合涵盖理念、体制、内容等若干方面。
第一，理念上的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指导思想。公民教育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合格参与者的基础途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任务。因此，公民教育应该以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在基本原则上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在具体内容上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要求。同样，理论体系的传播要以公民教育作为助推器。通过实施公民教育，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对国家的归属感、责任感[3]。这一点对大学生更加明显。通过公民教育，强化大学生主体意识，提高对国家的关注，激发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公民教育，把国家和社会观念注入学生头脑中，会使得理论体系的讲授更贴近现实生活，更有社会基础。
第二，体制上的保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的核心课程，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课程之一，教育部对其学时数、经费保障、具体实施等有明确要求，高校也给予了相应的重视，课程之外也有其他相应的制度和环节，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上，我国高校具备相对成熟的运行体制。但公民教育由于缺乏权威性的明确具体要求，受重视程度远低于专业素质培育，没有具体实施机构和相应运作规程，实施机制基本处于空白。这种情况导致理论体系的传播脱离现实，对社会的关注不够，对学生的说服力不足。因此需要建立起能够有效融合公民教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统一调配资源，形成理论体系传播和公民教育的有机融合。
第三，内容上的交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其完整和有机的内容体系，既包括基本理论，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性内容，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在传播这些内容时，都可以有机地融入公民教育的有关内容。特别是在讲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时，完全可以从公民教育视角做出诠释，既强化学生民主意识、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又很好地完成理论体系相应内容的传播。
2.发挥出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理论体系传播和公民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
无论是理论体系的传播，还是公民教育的实施，思政课都是无可替代的主渠道。前文已经提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丰富的公民教育资源，同时公民教育可以有力推动理论体系的传播。因此，思政课任课教师要转变观念，认识到二者的关联性。注意发掘理论体系中的公民教育资源，在保证理论体系传播内容到位的前提下，尝试在部分教学内容中从公民教育视角去做诠释，将公民教育融入到理论体系的教学中。通过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究理论体系传播和公民教育规律，整合教学内容，梳理教学思路，最终形成规范性、系统性的二者有机统一的教学体系，使得思政课真正成为大学生公民教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主渠道。
公民教育是政治性的社会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是社会性的政治理论教育，二者统一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育实践中。如何发掘二者的内在关联，探讨二者在实践中的有效融合，是带有基础性的重大教育理论问题。限于水平，本文仅做了肤浅探讨，期待能抛砖引玉，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参考文献：
[1]刘.浅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青年大学生中的有效传播途径[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10（11）：153-154.
论文摘 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对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和培养，应注重校园环境的制约及营造；利用课堂、实践活动等载体，落实公民意识教育。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的权力和义务的认识，是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社会以及他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选择的反映，它包含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其内容主要有权责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和主体意识等，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和现代化程度重要标志。大学生是祖国和社会的希望，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早日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近年来，各高校相应的出台了不少措施和对策。但是，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问题依然存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在教育的内容上，表现为：空洞无物、照本宣科，不能吸引学生眼球，更不能将其内化为学生内心的信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内容，在公民意识教育内容中严重缺位。比起大道理的说教，带有现代化特征的内容是学生最缺少而又最有兴趣的；在教育的方法上，表现为：灌输式的、填鸭式，粗放型为主要教育方式，不考虑受教育者接受与否，教育者往往高高在上，与受教育者的身份不平等。人的思想教育应该体现在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中。在此过程中，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互动。因此，在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上，强调以人为本，突显公民意识，就显得更为重要。
大学生个人健康成长离不开公民意识教育。大学生的成长包括生理上的成长和心理上的成长两方面。就心理成长而言，包括心智的成熟、知识的丰富和情感的健康。大学生要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就必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保证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强调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强调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对法律制度的尊重，强调守公德讲文明，要求大学生要注意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等综合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是人成为现代人的不可或缺的三个基本条件。道德素质是根本，文化知识是基础，能力水平是条件。大学生首先必须要具备的是道德素质，没有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再好，能力水平再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害无利。有道德素质，无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就起不到促进作用。而能力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知识文化丰富的基础上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正如人们所说的有才有德是极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因此，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不仅是社会和学校的事情，更是大学生个人自身成长的客观需要。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求加强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条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方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一个现代化国家必定是一个经济发达、民主平等、文化发达的国家。而现代化的实现，关键是人的现代化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已成功的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竞争过程中，强调的是公平与效率、诚信与守法，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首先要具备这些基本素质；政治上民主平等，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参与政治的过程必须是有序和有效的，这就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具备法治意识和民主意识。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织、冲突和融合，对人们的多元化影响日趋严重。用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引导人，强调爱国情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可见，无论是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从民主政治的需要来看，必须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2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
坚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体系。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就现有的情况看，公民意识培养作为一个学科或一个专业还不成熟。为此，公民意识教育必须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起来，让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授过程中，意识到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性，入心、入脑，从而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机制。首先，在教学的内容上，要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突出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增强学生对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认识，提高学生对我国国情、国体、政体、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情况的认识；其次，在教学的方法上，要结合时事，结合事例，避免传统的说教。比如，通过对时事热点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以点带面，让学生对当今世界的格局与形势发展有所了解和认识，进而培养学生参与政治的意识。最后，在教学的主客体上，应该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把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与大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通过分析、辩论、演讲等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进而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与日常管理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习惯养成机制。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是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一般而言，高校大学生日常管理的主体有三个部分的人员：一是直接从事学生日常管理第一线的教师，包括学生工作部门和学生所在系部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辅导员以及共青团工作者；二是在管理、服务以及教辅等部门从事的管理人员，包括后勤、图书馆等管理、教辅部门的人员；三是学生本人。要充分发挥这三个主体在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作为第一线的学生工作人员，处事要做到公正、公开，决策要做到科学、民主，待人（特别是对待学生）要做到公平、诚实，在大学的日常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导学生树立公平、公正、民主、诚信等公民意识。其次，作为管理、服务以及教辅部门的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在服务学生的过程中，要做到执情服务，微笑服务，贴心服务，让学生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懂得尊重他人，懂得回报社会，懂得和谐相处，从而树立学生的集体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尊重他人的意识。此外，作为学生本人，不管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还是普通学生，都应该积极参与学生内部的管理以及集体活动，在参与的过程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从而树立参与意识。最后，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要营造良好的公民意识培养的环境，比如利用校园网、广播、报纸、宣传橱窗等各种各样的载体，加强对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
以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它的学员，而且所有学员都要在这所学校里进行终生学习。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的延伸和补充，可以作为我国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来锻炼人，是促进大学生公民意识形成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社会实践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和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在校期间有计划有指导的活动，如教学实习、军政训练等。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进行的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等。
根据大学生接触社会不多，对国情缺乏了解，务实和吃苦耐劳精神不够的局限性，在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功能的同时，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接受实践锻炼是极为必要的。社会是复杂的，高校只是社会的极小部分，大学生迟早要进入社会，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总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的。社会实践活动给大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这对于培养他们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社会实践活动还可以增加大学生的收入，逐步增强大学生的自立感。
3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方法
3.1 讲授法
课堂讲授法是指教师通过口头语言系统地讲解，使学生理解相关公民意识的知识，分辨清楚基本概念，提高其公民认识水平。这是任何一种教育在目前都仍然会采取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长处是:以教师讲为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能够控制整个教育过程，并且在短时间内教师可以有计划地传递大容量的信息，加上教师的系统讲述，可以帮助学生迅速理清思路，澄清思想上的混乱，提高分辨美丑、真假善恶的能力。当然，这种方法的缺点即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很好体现。因此，在运用讲授法时，教师要使语言通俗易懂，又要具有启发性和感染力，同时要注意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选取一些针对性强的问题，运用具体的事例进行讲述。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教育者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方面的讲授是必需的，要做到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全面觉醒，启发他们的自我意识教育是讲授法的根本。
3.2 讨论法
讨论法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就某个问题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辩论，让大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公民意识。教师指导下的讨论并不一定要得出结论性的认识，关键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运用好讨论法的关键在于组织准备得当:讨论前，要确定好主题，一般要选择学生关心的同时在认识上有分歧的问题。讨论题目确定后，要给学生一定时间准备，并给以适当的指导，如怎么收集资料等。讨论过程中，教师是组织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谈论，并适时启发诱导学生拓展讨论的广度。讨论后，师生要认真总结，允许学生保留自己的观点，但要明确公民意识的价值取向。如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时注意对学生世界公民意识的引导；在关于民主的讨论时，让学生们了解到我们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帮助学生们了解如何行使和保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对各种有异议的伦理道德观点进行分析时，对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如诚信、爱人、互助等要给与充分肯定，对诸如安乐死、基因科技、贫穷、战争等问题进行恰当的引导，让学生己做出道德推理和判断。
3.3 实践法
实践法就是指组织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多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进行公民感体验，提高公民能力，培养公民意识。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动相结合的问题”。教育心理学也指出:人的个性形成只有在必要的生活与活动条件下才能出现，要想培养学生什么能力，就让学生参加什么活动。在公民意识教育领域，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服务学习”法，根据实际的情况，切实考虑社区的际需要，为社区解决问题，并引导学生以公民的方式思考问题。因此，在进行大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践活动时，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全体性，面向全体学生，全体学生共同开展的教育活动；主体性，活动的各个环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以学生自己的实践、体验、探究为主；社会性，面向社会现实生活，在观察、探究社公共生活中的现象、问题的过程中实施公民意识教育；实践性，引领学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在社会实践中观察、体验和思考。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焦国成.公民道德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关键词：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62-02
一、公民教育概述
（一）公民教育的内涵
希腊文中人是属于一个城邦的，而城邦却是由很多公民集合而成的，这种由公民集合在一起而组成的从事政治活动的团体就是城邦。一个城邦之所以能够形成，离不开公民这一基本要素。朱晓宏说：“公民的行动是自主的，是理性与道德意识相配合的产物，没有公民以及公民的道德，就没有社会的进步，更无所谓国家的发展。培养公民是一个现代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蓝顺德认为：“公民教育应当从它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因而得出其含义：公民教育是指各级学校中强化公民教育的相关课程，其中包括培育主动而负责的国民的政治教育、养成健全人格的伦理道德教育、集成文化传统的民族精神教育三个方面的内容”。然而，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公民教育势在必行，作为实施公民教育的主要阵地学校，则担负着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二）我国公民教育的发展状况
我国公民教育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严复鼓励人民群众的斗志，开启人民群众的智慧，为人民群众的道德修养增添新的血液。梁启超告诉广大群众教育可以使他们具有自身的人格，享有人权，不受他人的干涉，可以平等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情并为自己做出决策。伴随着这些呼声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开始了。从实践的层面上来说，我国公民教育兴起于“”前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赋予了公民各项权利和义务，这为我国公民教育开阔了新的发展前途。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国家也相应地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对学校公民教育的重视程度，中共中央和教育部陆续颁布各项通知以及纲要，不断地提高对我国学校公民教育的重视程度。
二、我国学校公民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校公民教育在教学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1.我国学校公民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我国的公民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公民的道德教育、公民的政治与法律教育、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中还涉及传播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以及环境保护等基本知识。大体框架是较为完善的，但从教材的编写、教学内容的设置、教学过程的实际操作上来说，存在着只有框架无具体内容的问题，造成一种尴尬的困境。学生对所学到的知识有种模糊感，不知道自己学到了什么，也不知道现在的知识框架中还缺少什么。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学校公民教育的具体内容并没有跟随时代的步伐发生新的变化和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时展相脱节。
2.我国学校公民教育在对学生理解能力的培养上出现畸形化发展
我国学校公民教育很多情况下是以课堂的形式出现，以教师教、学生听的方式来实现，缺乏对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去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学生在课堂上只是一味地接受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忽视了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及对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调动。如果在进行公民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只注重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不注意学生是否真正地接受了这些知识，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几成以及在实际生活中的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导致学校公民教育“一张皮”，而揭开这张皮之后里面却是空心的。这就说明学校的公民教育内容并未深入学生的内心，并未被学生真正地接受。
（二）我国学校公民教育在教学目标方面存在的问题
1.对学生公民意识①培养的力度不够
对学生的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培养和强化方面的重视不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处理好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使之达到一种和谐的发展状态，无论偏重于权利一方还是偏重于义务一方都会打破这种和谐状态。在我国学校公民教育的过程中，强调比较多的是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服从教师的安排与要求。其中，突出强调的是“利他”、“奉献”以及“自我牺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这在无形中会导致学生对公民权利的认识不够，甚至对公民权利是完全陌生的，打破了学生对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认识的平衡状态，基本权利就得不到保障，义务更是无从谈起。
2.培养学生公民素质的理论知识与具体实践相脱节，忽视了对学生公民能力的培养
目前，学校公民教育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开设相关课程，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相关理论知识并没有提高学生关心他人与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没有真正地做到“知”和“行”的有机统一。在应试教育大背景的影响下，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尤为关注学生个人的学习成绩，把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摆在从属地位，尤其关注学生个人的学习成绩。把学习成绩放在主导地位，相应地可以提高学校公民教育教学效果的各种课外活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得少之又少。这样，就会直接导致理论知识的学习与亲自体验的实践的不和谐，必然会造成学生只知道理论知识却不会具体运用。
（三）我国学校公民教育在教学途径和教学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客观存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国学校公民教育在实施方法上比较常出现的是课堂讲授法，在这过程中，绝大多数教师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突出教师自己的客体地位，而造成主客体颠倒。教师在讲解过程中忽略了对象的需要，忽视学生主体地位的客观存在，抑制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成为被动接收信息的容器。
2.教学途径上过度重视“灌输”，忽视了其他教育途径
我国学校公民教育以采用课堂教学为主。一方面，教师着重进行正面的定性讲授，发挥先入为主的教育功能。但是，在此过程中往往会导致死记硬背和灌输的学习方式，使学生感觉到学习内容枯燥乏味，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另一方面，在实施课堂教学的同时，其他的教学途径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运用，忽视了隐性课程对学生公民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加强和改进我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具体对策
（一）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和社会发展现实，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首先，我们应当根据现阶段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制定与之相符合的教学内容，督促教师加快知识的更新速度，真正做到相关理论知识的与时俱进。其次，确实设计出学生感兴趣、乐意学的内容，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规律在不同阶段的需要以及社会发展的状况，进行筹划安排，使教学内容由简到易、由低到高层层递进，使学生不是单纯读懂字面上的意思，而是真正理解公民教育相关理论知识要表达的深层含义。最后，设置专门的公民意识教育内容，不能只是简单地在其他课程中简要提及，而是应当针对培养合格公民去设置专门的教育教学内容。
（二）明确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加强学生能力目标的贯彻和实施
首先，深化学生的主体意识，教师应当把学生当成一名公民来看而不只是学习知识的学生，与学生建立平等、融洽、和谐的对话关系，从而提高对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与此同时，要使学生意识到作为一名合格的社会公民应当享有各项权利，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学生履行好好学习的义务，要学会把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其次，注重把培养学生公民素质的理论知识与具体的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增强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和强化。在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把理论知识放回到实践中去，接收实践的检验，对理论知识进行很好的修正、丰富和补充。注重对学生公民素质实践的培养，才能使学生更充分、深入地理解在学校公民教育课程中学到的相关理论知识，深切地感受和体会现代化民主、和谐的社会气氛，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最后，应该根据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具体状况制定与之相统一的教学目标，努力实现“国家或社会合格公民”的总目标。小学阶段、中学阶段、大学阶段都应当比较明确地规划出学生在这一学习阶段应当达到怎样的学习目标，使学生明确地知道在一个学习阶段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逐渐地意识到并明白自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三）提高公民教育的有效性，多途径实现我国学校公民教育
首先，可以通过举行专题讨论，让学生自己去分析在学校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目的是使学生学会思考，对于课堂上学到的相关知识可以理解并且可以灵活使用。在学习中，使学生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公民中的一员，应当积极地参加社会建设以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各项活动。同时，教师应当在学生自身意识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善思考、多交流，从实际出发并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联系。其次，教师应当作为平等的一员与学生一起参加讨论，引导学生拓展思维，扩展创新。再次，学校应当开设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这样可以使学生在亲身参与中体会社会责任感，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在实践中是实在在地体验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最后，不断提高隐形课程潜移默化的作用。西方学者称隐性课程涉及学校的校风、班级的班风以及教师的人格，对学生有重要的作用。在进行公民教育课程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处理好师生关系、教师对教材和教学所持的态度、学校的奖惩等方面的内容，努力提高隐性课程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朱晓宏.公民教育[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2]蓝顺德.公民教育的内涵[M].台北：复文图书出版社，1986.
[3]刘千.论加强我国中学的公民教育[J].基础教育，2011（4）.
[4]傅慧芳.公民意识的历史观照[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1（6）.
【论文摘要】中国已进入公民时代，作为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应在实施公民意识教育中，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积极开展舆论监督，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公民意识教育，即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公民教育列入国家政治发展目标，第一次将公民教育定位为社会主义政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它宣告中国已进入公民时代。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一关键时期，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能否在实施公民意识教育中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积极开展舆论监督，事关党的执政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效。
一、公民意识教育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十七大报告将公民意识教育确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大任务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公民意识教育宣传活动虽然开展过，但目前仍然还属比较前沿的内容。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要做好这方面的报道，首先应对公民教育的内涵有清晰的认识。从十七大报告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公民意识教育分为三大部分，即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切实落实，人权得到尊重和保护，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自由平等就是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二、实施公民意识教育，要践行“三贴近”，体现人文关怀
公民意识的培养，在今天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一是社会成员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是多元化的；二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道德还在滑坡；三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因此，谈到公民意识，首先要关注公民道德建设。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其道德素质应包含基本的社会公德素养、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这些都有赖于大众传媒契而不舍地进行传播和熏陶。这种传播和熏陶不能强行灌输，而是需要我们记者、编辑使其作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从新闻媒体和群众血肉联系的角度把握新闻宣传活动。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为报道注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在今年我国抗御五十年一遇的特大雪灾之中，各级和各地新闻媒体就抓住这个机遇，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多角度、有深度的公民意识教育。报道没有用悲观、绝望的心态夸大、渲染灾难，而是真实再现了各地干群临危不惧、舍己为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场面，体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境界，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讴歌了无私无畏、至诚至真的人性美。
三、加强交流沟通，实现互动双赢
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要让民主法治切实得到发扬，自由平等能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可以实现，新闻媒体这个党和人民的喉舌，就必须认真履行职责，真正成为上下联动的“纽带”和“桥梁”。要打造这个“纽带”和“桥梁”，媒体就必须和受众加强沟通和交流，在传递国家意志的同时，更应反映民众心声，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构建渠道畅通的信息通道，搭建相互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使受众确立公民意识，做出理性的公民行为，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和形式参与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活动，真正成为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主体。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等主流网络媒体就充分运用其互动性强的独特优势，经常邀请各界嘉宾走进聊天室，与网友进行互动交流。在网络这个平台上，嘉宾为网民答疑解惑，网民也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主张。在搭建平台的过程中，也应避免一些不良倾向。一是要避免大局意识的缺失。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还存在许多矛盾，如城乡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矛盾、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等等，如果没有大局意识，很容易使矛盾得到激化。因此，新闻媒体一方面要搭建好上传下达的平台，另一方面更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公民意识。二是要避免低俗化倾向。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应具有基本的社会公德素养，遵守公共秩序，敬业奉献，和睦礼让，作为媒体，应引导公民树立高尚的情趣，不能只注重收视率或收听率，更应讲究社会责任感。
四、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新闻从业人员需提高自身素质
公民意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新闻媒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做好这项工作，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在工作中至少要树立五种意识。
第一，要有民主意识。公民不是封建时代的“臣民”、“子民”，因而，我们的新闻报道要大力弘扬主人翁精神，鼓励每个公民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
第二，要有平等意识。追求平等是公民意识中很突出的特征。现在的社会中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东西，我们要通过典型报道，引导公民追求平等、享受平等，从而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
第三，要有权利意识。权利是每个公民应有的，它是对权力的一种制约和规范，要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将侵害大众权利的人和事进行曝光，制止权力的越轨和滥用。
【关键词】文化中国 三个意义世界 公共知识分子 公民社会 文化的现代转换
“文化中国”在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新儒学思想中占有一定位置，①也是他近年来特别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关注于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谋求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其中，便贯穿着“文化中国”的理念。然而，在国内对当代新儒家的研究中，这一命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杜维明“文化中国”的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从中不仅可以管窥到第三代新儒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走向与构建的深度关切和深切期待，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也不无启发价值。
一、“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
据杜维明介绍，有关“文化中国”的提法可能是在1987年，当时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女士和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都希望同时在北京、香港和台北出版一个知识性比较强、文化意义深刻的刊物，而经过大家的共同协商，这个刊物就取名《文化中国》。虽说这个刊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搁浅，当初拟办《文化中国》的学人后来又成了由香港中文大学新办的另一个刊物的编委和顾问。与此同时，美国天普大学的教授傅伟勋也非常关注“文化中国”的提法，曾把当时的一个学术论文集命名为《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并对此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观点。这些，可以说是“文化中国”命题的滥觞。
1990年夏天，杜维明到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主持了“文化中国”与“文明对话”两个研究项目，从而得以集中探讨“文化中国”这一课题，并注重历史回顾和社会现实的比较研究。在主持东西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期间，他于1990年10月24日在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主办的“做中国人的意义”（the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正式提出“文化中国”的英文表述；又于1991年春，发表英文著作cultural china (《文化中国》)，在英语世界造成了回应；同年2月，在夏威夷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第一次用中文进行了有关“文化中国”的学术讨论会，此后两年内又分别在夏威夷、哈佛和普林斯顿三地举行了四次“文化中国”的座谈会。自此，“文化中国”这一话语便从英文世界扩展到中文世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日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话题。
显然，在“文化中国”概念或命题的推广和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上，杜维明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中国”的论述可散见于杜维明发表的一系列专著和学术访谈中，他念念不忘“文化中国”，“文化中国”成为近年来杜维明学术演讲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语汇，故也成为其学术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尽管他从不同视野和角度用以不同方式表述了对“文化中国”的理解，但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看到融于笔端的“一贯之道”。总括起来，杜维明“文化中国”的命题可以用他提出来的“三个意义世界”解析。
第一意义世界（或象征世界），表述了“文化中国”最基本的内涵，按照杜维明自己的表述，这是由广义上的汉人所组成的社会，即西方所谓的greater china，它涵盖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新加坡地区，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广义上的“文化中国”不只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也是一个精神意义世界的概念，换言之，广义的“文化中国”就是地球上以中国人为主体组成的社会，或普适意义的“由华人做主体并运作的社会”。
第二个意义世界是指中国本土和港、台、新以外的、散布并侨居于世界各地的由华人所组成的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地带乃至北美、欧洲、拉美、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这些华人估计约有三千六百万，通常称之为“华侨”。当然，“greater china”对于这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仍有巨大的吸引力。然而，近年来，他们渐有自视为属于中国“离散族裔”（diaspora）（即游子的心态）的倾向。
第三意义世界是指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和中国文化结了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包括学术界、媒体、企业、宗教、政府、民间机构以及与日俱增的国际友人，例如学者、教师、新闻杂志从业者、工业家、贸易家、企业家和作家，乃至一般读者和听众。他们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力求从思想上理解中国，并将这份理解带入各自不同语系的社会中去。这个意义世界并不限定种族和语言，他们主要是用英文、日文、瑞典文、法文、俄文等非汉文话语系统来讨论中国文化的。①
对于这“三个意义世界”的解析，杜维明说，“我的第一意义世界只包括所有的主要由汉族组成的社会。这不是一个政治权力的考虑，也不是经济发展的构想，而是一个文化互动的观点，当然不是狭隘的族群意义下的文化。” ②所谓“文化互动”，就是文化上的交流、学习、理解和借鉴，这就排除了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解读“第一意义世界”的可能。例如，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如果不排除狭隘的族群意义，而是一味强调“文化中国”的“中国性”，人们就会颇感忧虑，甚至担心由此离间境内的少数民族，弄僵与邻国的关系，所以，有的学者如余英时先生就坚持认为第一意义世界只能包括中国大陆。但杜维明却认为在强调“文化互动”和排除狭隘的族群意义的前提下，把新加坡划为“第一意义世界”是可取的，“因为这些社会的生活导向均以中国文化为基础。”③
杜维明把“第二意义世界”称之为“离散华裔”。所谓“离散族裔”（diaspora ），本是一个特定名词，专指离散的犹太人，后引申为散居国外的一切移民。犹太人在二千多年的散居中，成为没有祖国的寄居性民族，杜维明在借取这一词汇时，为了避免人们的误会，特别指出“华侨社会”与古代被巴比伦放逐后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非犹太人区域的犹太人不同，“国家——或说得更明确些，以文明为国的中国——却是离散华裔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作为国家无所不在的存在——其令人敬畏的辽阔的疆域、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一直在离散华裔的文化心理意识结构中默然涌现。对其中许多人来说，国家控制着他们取得文化认同所必须的象征性资源。”[①]由于祖国的存在，在华侨的胸中总有一种真正的寄居心理，“缺乏在居留国悠久安顿下来的意识”，“怀抱着荣归故里的希望”。
如果说前“两个意义世界”以共同的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而确立，那么“第三意义世界”也因为有对中国文化的关注而找到了存在的根据。杜维明认为，“过去40年来，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论说，第三象征世界的塑造作用毫无疑问胜过头两个世界力量总和。”④他举列说，《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乃至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很多地方都比中文报刊杂志在国际上对文化中国的影响高得多，重要得多，而且具有很深的意义。虽说它们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由于主动自觉地选择把目光投向中国，从而争取到了对中国文化的“发言权”。他还指出这样一种现象：在美国，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美国社会“精英的精英”，可见，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作为“文化中国”的资源。由此，杜维明把包括媒体、学术界、企业、宗教、政府、民间机构以及日渐增多的国际友人等等在内的各种个人和社群，都称之为“第三意义世界”。
从杜维明所提出的“文化中国”的这“三个意义世界”来看，前两个都是指的华人社会，第三个指的与华人社会有血缘联系和关注、认同中国文化的非华人群体。中国文化的主词是“文化”，“文化中国”的主词是“中国”，主词的突显性标志着二者的重心不同，二者的叠加又显示了二者的不可分割性和同构性。不难看出，在杜维明那里，中国文化和“文化中国”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问题，合起来讲是一个，分开来说是两个。然而，杜维明先生却一再强调：既然“文化中国”的主词是“中国”二字，那就不可避免地拥有族群、区域和语言的含义，冠以“文化”就是“为了突出价值理念，强调人文反思，使得中国也成为超越特定的族群、地域和语言含意的想象社群”[②]。所以，“文化中国”是与“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并列为三的层次概念，它“既渗透政治和经济之中，又凌驾政治经济之上。”[③]换言之，“文化中国”虽然跟“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却可以独立于“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而存在的。
中国文化是贯穿于“三个意义世界”的核心内容，“三个意义世界”的提出在于增加“文化中国”的精神和价值资源。所以，杜维明不无幽默地说道：“‘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作为一个文化圈，或者叫汉字文化圈或筷子文化圈。”[④]但“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中国文化是可以通过媒体、出版物、艺术品、物化了的精神产品、文本和软性的制度而单独存在，“文化中国”却须臾离不开人??即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第一载体。杜维明提出的“第三意义世界”的意义就在于把那些认同和关注中国文化或“文化中国”的国际人士纳入中国文化圈，从而扩大了文化中国的内涵。换言之，只要是认同、关注或关联中国文化的人就可以划入“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杜维明先生的这一理论架构基于如下的目的性考量：如果跟欧美、日本乃至印度相比较，“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比较薄弱，价值领域比较稀少。反思一下“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交往，除工具理性、科学主义等西方价值以外，所有“华人社会”乃至全球关切中国文化但和中国既无血统又无婚姻关系的外籍人士构成的“第三意义世界”，可以使“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和价值增多。
由此可见，离开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三个意义世界”就会变得没有意义，“文化中国”也无法得以存在。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文化中国”之魂。
二、“公众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
杜维明一方面认为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并非是对族群的认同，而是对文化的认同，因为“界定中国性时，文化??而非种族??起突显作用”[⑤]；另一方面又认为有文化的中国人在“文化中国”的“第一意义世界”中一直居于时代的精英地位，自古以来，儒者、士大夫、学者和“五四”以后的现代知识分子们??无论当朝还是在野，无论处于中心还是位于边缘，都扮演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角色。
传统知识分子在重视人格独立和参与公众事务之间、在“内敛”（道德完善）和“介入”（热心政治）之间、在“政治性国家主义”和“文化性反偶像崇拜主义”之间，往往构成一个心路的“怪圈”（悖论）。要走出这个“怪圈”，杜维明主张培养现代“公众知识分子”，把它作为“文化中国”、“意义世界”的期待性和现实性价值。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按照马克斯·韦伯所论，非指那种选择“科学之为召唤”的人，而指选择“政治之为召唤”的人。所谓“政治之为召唤”，乃是“一种介入社会的回应”，“使现代知识分子参与到公众事物之中，并且以一种超乎哲人或祭司之想象的方式对社会施加深远的影响”[⑥]。这无疑是人文学科的神圣使命。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及对文化的关注，是读书人最鲜明的特征”，[⑦]这一点，是传统知识分子通往现代公众知识分子最便捷的桥梁，也是儒家传统能够续存且能吸纳现代性的活力源泉??“典型的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虽学有专精、业有专长但却因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和究心文化而能超越狭隘的职业主义，并能吸收人文学的智慧，在理论探索与生活实践中体现人文精神的儒者”①。
杜维明“文化中国”论域中的“公众知识分子”来源于三个不同的“意义世界”，尽管身份不同，职业有异，但都是“文化中国”不可或缺的“见证者”。他认为，寻求“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或许只是一小群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一种新的涵盖性人道主义的出现，已经列入“文化中国”的发展议程。同时，他又注意到近二十年来，在“文化中国”之“三个意义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都涌现出了一种具有批判意义的“自我意识”。“这个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有其政治含义，但基本上不仅是非政治性的，而且有更深刻的文化乃至宗教的社会现实意义。”[⑧]从杜维明的行文中可以推测到，他所说的这种批判性的具有“更深刻的文化乃至宗教的社会现实意义”的“自我意识”，如果从“儒者”的角度来看就是孟子所说的“忧患意识”，如果从“公众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则是现代知识分子应秉赋的一种基本素质，即“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和究心文化”的批判精神。杜维明指出：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来说，整个20世纪留在人们集体经验中的是作为摧毁与暴力的形象；而“祸害最大的断裂则是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断层”，②那些被逐出儒家避风港的中国知识分子“漂泊无寄，拼命想在权势——或加上财富——所界定的残酷的新世界里觅得安身立命之所”。②故而，从“文化”立场对“中国”这个概念进行反思，必须要有一大批富有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来汇集各种文化资源，尤其要聚集民间的社会资源，使“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从薄到厚，价值领域由稀到多，从而构建真正意义的“文化中国”。真正意义的“文化中国”除“公众知识分子”这一主体元素之外，还必须有与其相配适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公民社会”。
杜维明对“公民社会”的理解跟港台地区的学者相较并无特异之处。然而我们知道，“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本源于希腊和罗马，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国家可以说就是“公民社会”。不过，作为一个定型的词汇，“公民社会”最早出现在罗马学者西塞罗的著作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中文版里，civil society被译作“市民社会”，解读上跟“资本主义社会”同义；而在台湾学术界，civil society则被译为“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都跟时下的所说的“公民社会”不尽相同，因为它们并不具有“现代公民社会”的时代含义，但却有其基本的贯通意义。所谓“公民社会”，应该指独立于国家但又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或原则。或者，按照戈登·怀特（gordon white）的说法，“公民社会”就是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就这一点来说，“公民社会”跟国家之间并不具有根本的对立性，如哈贝马斯所说，在不同的国家体制下，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公民社会”。如我国目前所广泛存在的乡村村民自治组织和城市居民自治组织，也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一种。
实际上，“公民社会”的概念也只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融入西方主流文化的知识话语体系之中，自此，学术界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日益增多。从90年代至今，对“公民社会”的研究以及公民社会理论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杜维明也把它纳入其“文化中国”的理念之中。
当谈到必须充分发挥民间社会资源以增进“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和价值领域时，杜维明写道：“大家还有个共同的意愿，希望有一种新的civil society的出现。”[⑨]他有时也采取台湾学术界的流行的译法，把civil society理解成“民间社会”，然而他所强调一种“新的civil society”，实际上意义并不清晰。90年代初，杜维明发表了《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催生》一文，对公民社会作了自己的界定和诠释，指出“所谓‘公民社会’是指由相对独立于政权势力的各种民间团体所组成的社会，这种社会中，各色各样的市民团体相互之间虽然只保持松散的联系，但却有强烈的认同和普遍的共识。”[⑩]应该说，这种“公民社会”是现代西方世界各种民主运动能够成功的先决条件。反观中国，虽说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然而时至今日，民主的人格、作风、生活和制度并未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真正生根，究其原因，不能不说跟缺少一个可以充分聚集精神和文化资源的“公民社会”有关。在这一点上，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杜维明先生跟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并无二致。
与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杜维明要发展的“公民社会”在理论上显然是为他的“文化中国”服务的。他说：“海外的文化中国（港澳、台湾、新加坡及东南亚、北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要促使大陆发展‘公民社会’，首要任务是培育知识分子中文化资源深厚的‘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当这种自我意识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为华文读者和华语听众提供一个独立的关切中国何处去的论坛时，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公民社会’的一般理念及具体方案便有呈现的可能”③。这里提出了三个从逻辑上逐层递进的论题：1、培养具有“自我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2、建立积极入世的表达公共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论坛；3、最后的硕果是铸造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公民社会”。从“公众知识分子”到“公民社会”??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架构的逻辑运思在这里昭然显现。
“公众知识分子”作用于“公民社会”的主要环节是一种具有大众传媒介质的“论坛”，“公众知识分子”缺少这种“论坛”就难能享有真正的发言权。那种以民间资本为后盾建立起来的娱乐、学术、文艺、宗教和企业团体，公共知识分子只要通过“以文会友”的和平渐进的方式就能争取到在海内外华人社会中的发言权，让各种关切中国向何处去的声音不再是一言堂，“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公民社会”就会催生，“文化中国”也就会拥有深厚的资源，从而免于沦为“文化沙漠”。
在论及“公民社会”时，杜维明依据自己的处境对“文化中国”之“第二意义世界”给予了特殊关注，目的是为了用更多的资源和价值“反哺大陆”。他多次借用余英时的一种譬喻而谈到“边缘”和“中心”的关系问题，认为在对中国文化的关切和对“文化中国”的培育上，处于“中心”地位（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有时反而不如“边缘”化了的海外华裔。在某种程度和某种特定的历史时期，情况确实如此。“民主”是“公民社会”的灵魂，也是“文化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杜维明从对“文化中国”对民主的需求中看到了侨居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的肩负的重任，他说：“我们的文化界应负起边陲向中心挑战的艰巨任务，为大陆‘公民社会’的出现创造条件。”[11]具体地说，海外的“文化中国”除建构一些相对独立自主的娱乐、学术、文艺、宗教及企业团体，以此争得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发言权之外，首要的应从变化自己个人的气质做起，从培养“公民社会”所需要的“民主人格”做起。“己立立人，敬业乐群，公正，虚心听取各方意见，超越自我中心的困境等等；利用谈天、讨论、辨认和开会的机缘培养民主作风，切实体验民主生活的真滋味，彻底消除‘权威’积习。”[12]
民主是“公众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品格，“公众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二者互为因果。然而，培养或陶冶一种民主作风、“民主人格”并非易事，恰恰在这一点上，杜维明出于当代新儒家的立场对某些自由主义人士提出了批评。他说，他在海内外曾接触过不少口头上高唱“西化”而在行为上完全受制于权威心态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根本不具备“公民社会”应有的“民主人格”。因此，他指出：“假如民主人格、民主作风和民主生活在海外的文化中国已屡见不鲜，那么谈论民主制度便有实质的意义，‘公民社会’的产生也就为期不远了。”[13]
三、“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
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运思，从根本上说缘于对中国文化的忧患。力挽狂澜于即倒，欲救亡羊而补牢；或未雨而绸缪，或“一阳而来复”。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寻求中国文化更加辉煌的发展前景，应该说，这并非是杜维明一人的心愿，而是近代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宏愿。20世纪的欧风美雨，吹醒了几代人“全盘西化”的迷梦；21世纪全球化的滚滚洪流，迎来了中国文化百年转型的又一关头。然而，面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话题，答案似乎并未穷期。
传统与现代??一个永恒而全新的文化悖论。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杜维明那里就是“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的问题。
在杜维明看来，儒家传统的严重断裂始于“五四”。对“五四”深沉而含蓄的反思与批判，可散见于杜维明论著的字里行间。他说：“‘文化中国’资源是薄而不是厚，从价值领域来看是少而不是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忧虑的课题。为什么会薄？为什么会少？这要从对‘五四’的反思中加以讨论。‘五四’以来，‘文化中国’的主要意识形态是功利和现实性很强的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科学主义创造了很多价值，如科学技术、经济利益，但同时摧残了几千年文明，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14]正是“五四”激进的反传统造成了“文化中国”资源的衰竭和价值的跌落。在自尊心严重受挫的情况下盲目学习西方，“从而在接受西方文明时显得非常肤浅，西方文明中真正有精神价值的重要资源没有接受，只是拿来最容易消化、最见效而最不深刻的东西。”[15]比如，轻视传统的态度就是一种“最肤浅、最不深刻的东西”。孰不知，“传统”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深厚的积淀，“传统在整个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是极为严肃的课题。没有一个西方学术界、没有一个严肃的学者对他自身的传统不是怀着一种虔诚尊敬的态度。”[16]即使像德里达那样的后结构主义者对犹太传统、对欧洲大陆的西方文化传统也相当熟悉，而批判解构主义者哈贝马斯不仅受欧洲大陆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且也受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影响。所以，人们爱用“一个人的灵魂”来比喻一个文化与它的传统。然而，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其传统竟然被弃为敝履，“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实为祸端。
不过，杜维明并没有否定“五四”的批判精神，并表示应该继承这种精神。他说，“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是不够的，而且太简单了。批判不是把传统对象化、外在化，不是把传统当成包袱。对传统中的“精华”和“糟粕”不能简单的吸收或剔除，弄不好，反而该吸收的被剔除了，该剔除的被保留了。如果用粗暴的方式对待传统文化，最大的可能是“精华被打得落花流水，而糟粕却变本加厉”。儒家文化虽然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但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目前儒家文化虽然还有生命力，但不可否认“儒门淡泊”了。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是那样相互矛盾，然而，这就是最现实的文化悖论。
怎样来解决这些文化悖论呢？杜维明似乎接受了国内马克思主义派的一贯见解，即不赞成“儒学复兴”的提法。他说：“‘儒学复兴’是一厢情愿的、没有经过反思而且绝对不可能有真正创见的一种提法。所谓复兴，就可能把有些没有彻底清理的糟粕复兴出来，所以不能走‘儒学复兴’这条路。”[17]他坚持“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这一提法。“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相对于先秦时的第一期、唐宋时的第二期而言的。杜维明指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不能脱离多元文化的背景，不能抛弃道家、佛家这些丰厚的文化中国的传统资源，同时，也不能离开“三个意义世界”中的所有中国人和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国际人士。作为新儒家人物的当代代表，杜维明在对待儒学发展的态度上，认为应该努力敞开传统儒家崇尚厚载之德的博大襟怀。
出于此种胸襟，杜维明主张儒家传统在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中，本身也要完成自我反思、转化和创新。在这一点上，他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派的观点可取。如他对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说这样写道：“有人认为‘综合创新说’可以取代‘儒家复兴’、‘全盘西化’，我也认为如此。我们现在讨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就是‘综合创新说’的一个例子。”[18]总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并非两个不相容的力量，而是要“当作一种对话，当作一种冲突，当作一种互相理解和中西互为体用的一种创造转化”①，真正的“文化中国”必然是传统精华和现代文明的有机交融的综合体。
从以上分析可知，杜维明先生关于“文化中国”的运思包括“三个意义世界”、“公共知识分子”、“公民社会”以及“创造转化”等一系列论题，这些都有着极其丰富的理论蕴涵，不仅显现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念，而且也使我们从中隐约地看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三派互动”的影子。尽管在上述所有问题上杜维明仍没有离开徐复观、牟宗三等人“内圣外王”、“返本开新”的理路，但杜先生关于“文化中国”的运思却留下了广阔的文化探索空间，不仅为我们解读当代新儒家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富有新意的研究资料，也为21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提出了具有现实价值的理论启示。
① 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编序》（第一卷）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① 参见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389、409、430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并参见郑文龙：《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第63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②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61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③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391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被除数
[①]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391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④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389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②] [②] 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文明文集》第五卷第439页，武汉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③] 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25页。
[④] 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25页。
[⑤] 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381页。
[⑥]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602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⑦] [⑦] 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600页。
①郑文龙：《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第7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⑧]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11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②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380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⑨]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11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⑩]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263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③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264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11]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264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12][12]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265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14][14][14]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31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17]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35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18]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38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①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12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thoughts of duwei-ming’s “cultural china”
关键词：舆论民族特性大众媒介
法国18世纪史学家及文艺评论家丹纳（Taine,H）在谈到一个地区人的精神面貌和舆论特征时，将种族（追溯历史）、时代（具体环境）和制度（包括风俗）视为考察的三个主要因素。依据这种考察方法，我们中华民族在这块古老的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赋予中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和舆论特性。民族是人们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共同体。民族性格（亦称民族心理状态，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在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在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它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往往通过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尚、生活习俗、以及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与对乡土的眷恋等形式，表现出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性格、气质、传统、能力、情操和自豪感。因此，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离不开民族文化而单独存在的。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1]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2]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舆论的民族特性，正如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一般，舆论的民族特性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李普曼在谈到固定的成见对人们意见表达的影响时也提出了“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3]舆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这种带有主观的精神形态，使舆论在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深沉影响下，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且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由此而带动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价值观的多元化等给人们造成强大的冲击，同时电子媒介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使舆论的不断形成、发展、消失变得司空见惯。面对舆论的瞬息变化，以及舆论的自发性、盲目性，党和政府认识到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的重要性，确保舆论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发展。大众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和拟态公众的双重角色，承担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职能。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为媒体更好的实施舆论监督提供平台，最终推动民主政治的进程。
一、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
1、至上而下的舆论传播速度快，渠道畅通。
中国几千年封建大一统的历史，强调皇权至上，等级制度的森严以及对万民的控制。皇权及其附属的王公贵族的特权对老百姓可以随意践踏，任意侵犯。这种皇权、特权对百姓私权的长久压迫，造成老百姓对个体权力的麻木，对皇权和特权或者说公权的畏惧，形成君言民顺的惯性。配合这种皇权制度的教育体制，对一般读书人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奴性教育，在民间则是一种愚民教育、一种不尚武的教育。中央集权、极权专制、愚民政策、践踏天赋人权、不平等、非理性的种种愚妄，等等，成为两千年来国家管理的唯一定式或模式。到了现代，虽然封建王朝划上了句号，但新政权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从保证百姓的私权出发，依然是从统治万民、维护统治出发。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民间百姓没有对话欲望、对话权力、对话渠道。民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由于历史、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很快瓦解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新闻媒体从一开始就被定为和思想文化宣传工具，成为一种与政治相连的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当的不是舆论代言人的角色，不是社会的公器，而是作为国有资产，完全体现媒体拥有者的立场和意志。即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大众媒体在“下情上达”功能的基础上主要还是担负“上情下达”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大的原则和方针上。大众传媒为舆论进行议程设置时，会自觉的把国家、政府的指导方针放在第一位，为舆论提供反映主流意识的标准化意见，承担着以国家意志即意识形态教化民众的职责。而大众在几千年的皇权至上、个人权威及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其心理结构中的核心——信念系统对媒介提供的标准化意见普遍自发地形成定势，从而进一步影响其态度的形成和意见的表达。这种固定成见“其特点是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之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4]此固定成见形成的集体思维使大众习惯了时刻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去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对錶"，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会在“沉默的螺旋”中消失或者湮没在主流舆论中。国家权力机关和民众个体向来从政治地位上就是上和下、尊和卑的关系，即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通过法律的形式将两者等量齐观，平等待之，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仍在现实里像一只无形的手拔高一方压矮一方。
由我国民族心理特性导致的由上至下的舆论传播的快速及畅通易于形成舆论一律，而舆论一律是言论自由的大忌。《国语》中《诏公谏弭谤》一文就有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从中国的古老故事周厉王弭谤起，企图舆论一律的戏剧在历史上搬演了不知多少次。在“”期间，新闻媒体沦为的御用工具。相当一部分人认语录、认派别而不认亲人。人们不再信任直接经验，而是听命于那些享有话语霸权的集团。明明是暴行，却称之为"革命行动"；明明是交通中断、停工停产、打、砸、抢、批斗、游街，全国一片混乱，却叫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那个缺乏言论自由的年代，人们对“以言治罪”的恐惧及特有的顺从惯性，使不少人对“说”或“说什么”多了一种骨子里的谨慎。而舆论是由声音和话语汇聚而成的，但只有经传播且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公众话语才能形成公众舆论。言论自由的主旨就是形成舆论多元的良性状态，舆论一律则是言论自由这一理念的天敌和大忌，万马齐喑式的“舆论一律”必然会窒息言论自由理念。
社会等级制度引发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意见价值的评判标准不是意见本身，而是意见发言人的社会地位。“名言”往往是沾了“名人”之光才“一鸣惊人”，带有明显的话语霸权色彩，其实不少“名言”都可以出自平民百姓之口，因而对所谓“名言”的迷信不过是对所谓“名人”的膜拜的表征而已。我国大众媒介对名人的关注，一方面固然是利益的趋使，另一方面就是传统习俗的力量。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到社会各界的精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介无形的拔高。如果盲目地任由个人的社会地位作为意见的评判标准，而不是用客观、冷静、批判的态度来分析，那么李普曼提出要由“局内人”统治“局外人”的理论假设恐怕就会实现，最终在话语权上走向少数人的。目前，不少媒体提倡“平民视角”与“平民意识”，力图向创造历史的主体和生活主体回归，普通老百姓的事迹和言语也受到关注，但总体来说，大众媒体的宠儿仍然是在“名人”的身上。2、人际舆论过剩导致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而有关国家大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舆论相对过弱。
中国人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林语堂说得很直白：“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除了对公共的物质的东西漠不关心外，这种缺乏公共精神还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即对公共的政治意识不闻不问，显得异常冷漠。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通过在中国二十多年的观察，也发现了几乎相似的现象。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还举了一个例子：1851年，道光皇帝死了，外国人很关心道光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承皇位，继位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在小酒馆里，几个外国人试图同酒馆里的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说，干嘛去费精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那是大臣们的事。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平民百姓是如此，百姓中的精英——读书人也是如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便说明了这点。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维护公共事物，关心公共事物的精神呢？“我们时常想到，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顺从听命。”[5]明恩溥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自汉朝以来，历朝政府依据的文化基础都是由西汉确立的“王道”——儒家学说，儒教是一门“入世”学说，它提供的“入世”途径则是“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大学》）。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国如家，国只是家的外延和扩大，治国的才能是在治家的过程中学习到的。在共和之前的中国，政府就等于家族，家族就等于国家，三者之间浑然一体，很难区分，“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政府是家长制，最大的家长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家长制”的最大特点，正如林语堂所言，“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极其强烈。所以就是政府自己，所有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忙于照顾家长自己”，使自己的“江山”传于后世而不衰，而不是考虑公众的利益，兴办公益事业，为“臣民”提供一个平等、公正、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当一个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基业万世”，当所有的“臣民”都在修炼“治家”的功夫时，可想而知，家族以外的公共精神也就所剩无几了。政府考虑的是他的江山能拥有多久，而“民众的态度则与政府的态度十分对应。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6]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物的态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对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7]回想一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缺乏公共精神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由此可见，中国人公共精神的丧失，是文化培养的结果。在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中，是长不出公共精神的。在当代中国，我们曾经试图来培养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但采用的是经济手段和文化的绝对化。在经济上施行的是“一大二公，甚至走到了“吃公社食堂”的极端。而在政治观念上，与这种绝对公共经济相伴，提出了“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观念，甚至造就出一批新的道德典型——为了捞取被洪水冲走的一根木头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事实证明，这种抹杀和无视民众个性的方法同无限扩大民众私心的做法，同样造就不出真正的公共精神来。真正的公共精神的培养，首先是要使民众树立起良好的公共环境下发展个性的意识，使民众“不在其位，也谋其政”。
与此相对的便是人际舆论的相对过剩，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舆论是社会的净化器，是终古不老的法律。在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的今天，“舆论不仅仅是人们对于公共事物的想象，它有时也侵入私人生活的领域”。[8]特别是当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有悖于传统的价值观或道德时，更容易引起长期的舆论发生。中国是一个以德治国的社会，对人和事往往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来判断是非。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道德观念在经济原则的冲击下受到强烈的震撼。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便是道德与舆论的力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的最恰当的描述。比如舆论长期以来对“看客文化”的谴责。当年鲁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小说《坟》里，深刻指出了民族劣根性中的“看客文化”：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革命者夏瑜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被砍头的场景，至今仍然不断的在现实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演，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经常发生。归根到底，这仍是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3、较重视舆论的一致性，敌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意见。
我国传统上是一个国家权力大于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担当起社会资源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全能角色，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不分，市场经济不发达，未孕育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没有形成成熟的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权力。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力图重塑自身的职能形象，逐步转换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避免其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但目前的现状仍然是国家权力过强，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相对而弱，社会权力和地方权力还不能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在舆论宣传上国家要求社会和地方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在大的指导原则和方针上更是亦步亦趋。独特的国情，再加上长期以来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思维模式影响太严重，对不同意见和声音，特别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意见较为敌视。舆论的一致性被看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的必要因素。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伴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舆论一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还了。在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仍然占主流话语系统的同时，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格局，各种生活观念和方式得到追求和认可。“主旋律”之外的舆论是不一的，但舆论不一律的存在并不代表对各种意见本身的肯定。比如文艺界近几年先后出现的倍受争议的美女作家卫慧和“宁当‘作家’也不当‘美女作家’”的九丹，她们的作品和以及观点，受到人们的普遍批评和唾骂，陆文夫先生在苏州举行的“吴文化和现代化”研讨会上，针对目前有关文化热点话题发表言论时说道“九丹——道德沦丧，是一种文化倒退”。这种对新生事物和意见的敌视是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上对舆论不一致的表现。二、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形成因素
1、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
舆论自身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信念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这里的信念是指人们在接触外界之前，头脑里已经存在的关于现实世界的图像、信条、价值观，在李普曼那里称为“固定成见”。他写道：“不管我们认识什么熟悉的东西，我们都会借助于我们脑子里已经有的形象”，“我们的一些信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将看到什么”。[9]所以一种特定的舆论环境，总是同一定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如果说公众的信念系统是舆论环境相对稳定的内核，那么思维方式是形成这一内核的形成机制。”[10]思维方式总是带着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征。因此分析我国国民思维方式的民族特征，有助于对我国舆论特性的认识。
我国民族思维方式的缺陷表现为非批判的思维方式以及缺乏实证分析的精神。非批判的思维方式即唯书唯上，“只言片语的最高指示，人们竟能以洋洋万言对它作传教般的阐述，寥寥数言的经典引据，人们却连篇累牍地注释它和论证它，而不考察其本身的前提如何”。[11]这种缺陷是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小农依附心理以及道德本位的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它导致人们对皇权及偶像的盲目崇拜和逆来顺受，引发“”中对的个人崇拜。即使在今天，这种思维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无论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还是公众舆论的“把关人”，大众媒体普遍缺乏一种批判的态度和实证的精神。公众在对大众媒体进行的议程设置上依然缺乏冷静思考的姿态。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大众意见的汇集与趋同受媒体的影响严重，舆论的多元化受到阻碍，不利于我国民主进程的建设。
2、中国民众（包括新闻工作者）公民意识的欠缺。
公民意识，是在西方公民社会学说的主要话语，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其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即公民关注公共事务、监督权力运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小农经济、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言禁”、“报禁”制度，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被无情剥夺和压制；在近现代中国，由于军阀专制统治和社会动乱频繁，民主化进程屡遭中断，致使公民社会资源十分匮乏，不仅没有产生系统的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的实践更是举步维艰，公民意识更是无从谈起。公民意识的缺乏使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走上一条极为艰难曲折的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开始有了“当家作主”的意识，但是封建遗毒的长期浸染，加之极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权力运作的高度集中化，公民意识始终没有扎下根来。著名学者李慎之指出，“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改革开放的公民意识尽管从总体上有可显著的增长，但从社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相比，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仍然处于很不发达和很不自觉的阶段。
公民意识的缺乏大大的妨碍了我国公共领域的建设和质量的提升。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论及城邦制时提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所谓的公共领域就是指社会意见和思想观念自由表达和交流的公共空间，借助这一空间，民意和民智得以汇聚，道德信仰得以建立，文化传统得以继承，也借助这一空间，公民表达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实施对政府和其他一切权力机构的监督。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公共领域尤其是大众传媒构建的公共领域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种对话机制，——通过对话，社会公众对公共决策进行质询和批评，监督权利部门的运行，并借此达成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而我国由于公民意识的历史性缺乏，使由大众媒介构成的公共领域无法有效的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代表国家的官方进行沟通和对话，进而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
3、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和社会监督体系的不完善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制度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公共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我国权力运作的现行体制和机制还是高度集权机制，党和政府的职能过大，权力运行过程封闭和不透明，缺乏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监督体系无法真正建立，公共权力的运作体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受到阻碍。新闻媒体在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的前提下，“社会公器”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充分履行，新闻媒体在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等方面仍旧没有完全自主的权利，实质上剥夺了媒体开辟公共领域的主体性和主体资格。大众媒体对行政的依附特点，决定了大众媒体对公众舆论的把关原则，导致弱势舆论与非主流舆论的疏忽与流失，不利于舆论的多元化。三、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形成健全的舆论，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梁启超指出，舆论是政治、政体之基础，他在1910年2月20日发表的《国风报序列》中写道，“立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地方自治诸机关以及谘议局、资政院，乃至将来安全独立之国会，凡其所讨论设施，无一非舆论之返照。”[12]他同时指出，舆论若要对民主政治有所贡献，必须将自身转变和成长为健全的舆论，而健全舆论之形成，则有赖于向导者和民众之诸种心理条件。可见，研究我国国民的心理特征，探究舆论的民族特性，有目的的引导健全舆论的形成，可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2、有利于舆论监督的有效进行。这里指的舆论监督的是一个扩大化概念，是“舆论监督（马克思称之为‘广泛而无名的’）、媒介监督和某种程度的媒介履行公共政治权力被混淆起来的统称”。[13]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舆论监督”的概念连续四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表明我国政府和国家对舆论作为第四种权力的重视。反思形成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因素，增强公众和新闻工作者的公民意识与批判精神，使我国的舆论既是公民社会监督公权和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又堪称保障和庇护公民私权不受非法侵蚀、限制和侵犯进而维系公民社会自身高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的“盾牌”。
3、有利于大众媒介与舆论的互动。首先是大众媒介对舆论的导向问题。“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人们怎样想，却能告诉人们想什么”，[14]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分析了舆论作为一种自在的社会信息形态的不同表现及相应的舆论引导，这是从微观层次上对不同的舆论进行不同的引导。在宏观上，舆论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神状态，除了自身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缺陷，还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优势和劣势。大众媒介如果能针对其特性进行引导，有利于舆论的理性化、多元化。舆论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合理表达自己的声音，一方面克服国民的惯性思维，多一点冷静，少一些冲动；多一点理智，少一些盲目。这样，舆论与大众媒介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构建一个成熟的公共领域。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舆论活动，但舆论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我国还有待研究和发展。对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而言，研究舆论不但要在学理的层面进行深入探讨，还应结合具体社会结构与环境，在实践层面上推动舆论学的发展，达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无论是在学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具有现实意义。由于舆论的发展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形态的发展具体样式、政治经济架构等制度性资源以及民众的民主意识，不同阶段的舆论有不同的形态。研究我国舆论的特性，不仅仅只停留在民族的角度，还应有多层次、多方面的视野，使舆论学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欣欣向荣。注释：
[1]《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36.
[2]《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陈力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P.56.
[3]《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82.
[4]《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63.
[5][6][7]《中国人的性格》，明恩溥。
[8]《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34
[9]《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77.
[10][11]《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86.
[12]《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559.
[13]《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陈力丹，网站名：力丹做学问/
[14]《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赛弗林、坦卡特，福建人民出版社译本，P.262.
参考书目与网页：
1、《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陈力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3、《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4、《新闻舆论研究》，王雄，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6、《新闻舆论与新闻文化》，秦志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艺术哲学》，丹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8、《吾国与吾民》，林语堂，宝文堂书店，1988年版。
9、《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张岱年，上海出版社，1989年版。
10、《中国人的性格》，明恩溥，/jishi/other/zgrdxg/xu.html。
11、《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陈力丹网站名：力丹做学问/
关键词：皖籍知识分子；同质身份；文化空间；民主机制；现代化指向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183-005
民国初年，政权的频繁更迭断送了国民的共和梦想，政局的混乱衍生出政治权威的真空和价值信仰的缺席，国势衰微，民心萎靡，文学精英企图力挽狂澜，以文学寓言谱写民族国家想象，皖籍知识分子以社团、报刊和学校为平台，在民初的文化场域中建构了主体间平等交往对话的公共领域。
一、聚合归因：同质性的文化身份
20世纪初，中华民族遭遇内忧外患之困，皖籍知识分子在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想话语体系的链接下，聚合为《新青年》知识群体，他们摆脱了私人领域的统摄，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展开了公共性的社会交往。“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1]2
陈独秀是民初皖籍文人聚合为《新青年》知识群体的凝聚点。在清末民初的革命风潮中，他从事反清倒袁的政治活动，组织革命团体以广结同志，编辑文化报刊做万户鼓吹，联络了众多皖籍志士。1903年，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徽州会馆创立了科学图书社，科学图书社是皖籍志士重要的交往场所，陈独秀将《安徽俗话报》的编辑部设立在科学图书社的楼上，且岳王会的创立也正是在这座小楼上策划的。[2]1905年，陈独秀在芜湖安徽公学创立了岳王会，高语罕、李辛白、光升是岳王会的重要成员，协助陈独秀联络革命志士，而刘文典此时就读于安徽公学，深受岳王会革命激情的感染，立志与陈独秀同仇敌忾、同气相求。岳王会成立后，其组织骨干陈独秀、高语罕、李辛白、光升、刘文典等常在科学图书社聚议，交流思想，讨论时局，联络感情，构建了公共空间的关系网络。
胡适与陈独秀的相识归因于汪孟邹的引荐，汪孟邹与胡适同为绩溪人，二人素有来往，交情匪浅，胡适在陈独秀的邀请下，加入了《新青年》文化阵营，陈独秀与胡适的联手，更多的是基于“文化启蒙立场上对传统的反叛与现实的改造” [3]。高一涵与陈独秀有师生之谊，高一涵在安徽高等学堂读书时，陈独秀为其授业恩师。1912年，高一涵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他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中担任英文编译。1914年，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应章士钊之邀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与高一涵再次聚首。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高一涵加入了《青年杂志》的编撰队伍。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青年》最初两卷的作者群以皖籍知识分子为主，这些撰稿人多是陈独秀在革命生涯中结交的同乡。《新青年》首卷的撰稿人有高一涵、刘文典、潘赞化、李辛白、高语罕，第二卷增加了胡适、光升、程演生、王星拱、蔡晓舟，王星拱和蔡晓舟在《新青年》迁至北大后加入撰稿者队伍。同乡情谊、革命背景是皖籍知识分子聚合的本质性文化归因，他们广泛联络了社会成员，在自由民主的维度中构筑了溢出官方政治权力控驭的公共文化空间。
二、外在方式：开放型的文化空间
在西方学者查尔斯・泰勒的研究视域中，公共领域呈现为两种形态，分别是主题性的公共空间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在主题性的公共空间中，公众因共同主题而聚集在一个有形的空间，如沙龙、广场、学校、社团等；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则囊括了报纸、杂志等文化传媒，呈现为无形的、想象性的共同体。民初文化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学校、社团和报刊紧密相连，“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4]
（一）北大校园：师生聚合的公共场所
民初皖籍知识精英汇集于北京大学，追溯于陈独秀在1917年1月13日被蔡元培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当月，陈独秀将《新青年》从上海迁往北大，《新青年》的编辑多被延聘为北大教员，他们将崭新范式的教学理念传播于课堂之上，冲击了北大原有的教学体制，洗刷了学生的文化构想和学术心态。皖籍知识分子趋新化的思想潮流引起守旧文人的攻讦，如章门弟子黄季刚公然丑诋胡适，教授英国文学的辜鸿铭公开拥护帝制，但北大文化兼容的指导策略制衡了校园内的差异性信仰格局，北大的教学氛围中既弥漫着科学民主的学风，又充斥着复古主义的道统，同时兼杂着无政府主义和文化调和论的思想，呈现出众声喧哗、多元鼎立的文化态势。在多元话语的裹挟下，北大师生自由言说，公开论辩，在红楼形成了两个师生互动和研讨的公共空间，一是文科教员休息室，二是图书馆主任室。[5]文科教员中皖籍知识分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蔡晓舟此时在图书馆任职，他利用职务的便利为北大师生的互动提供了公共的交往空间。皖籍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公共空间中的自由辩驳，利用课余闲暇与学生相互探讨，彼此激励，建构了自治化的公众聚合场所，营造了以对话为载体的公共往网络。
（二）文化社团：协同创建的公共组织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杂志为联结纽带，聚合为《新青年》社团，《新青年》社团对北大学生的结社起到了引领示范的功效，学生社团活动在校园内蓬勃开展。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和徐彦之以《新潮》杂志为言论阵地，发起成立了新潮社。《新潮》杂志的成功发行与皖籍文人的协助密不可分。陈独秀从经济上支持《新潮》杂志的创办，允诺由学校承担杂志的办刊经费，推荐由汪孟邹创办的亚东图书馆《新潮》杂志在上海的经销；李辛白作为庶务主任，协助《新潮》杂志落实印刷、发行等事宜，最终确定由北大出版社负责杂志的印刷发行；在傅斯年和罗家伦的邀请下，胡适担任《新潮》杂志的顾问，引导学生传承《新青年》科学民主的文化精髓，创造出契合现代文体的“国语的文学”。
在皖籍教员的感召动员下，北大校园内组建了多样化的文化社团，如进德会、新闻研究会、学术演讲会、哲学研究会、成美学会、北京工读互助团等，社团的成员不仅有各院系的青年学子，还有引领北大学风的皖籍教师。[6]1919年3月，北大学生发起组织了平民讲演团，李辛白、陈独秀、高一涵加入了社团，并亲自赴往长辛店等地的工人夜校进行思想动员，宣传反封建和自由民主的理念。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以在场者的身份竭力支援并积极参与了社团的公共性文化活动，他们依凭学校中的文化资源和交流网络实践了公共领域的组织化，建构了公共领域的有形空间。
（三）《新青年》杂志：报刊传播的公共网络
公共领域无形的想象文化空间附载于报纸杂志的传播策略中，皖籍知识分子编撰的《新青年》开拓了公共领域的传播空间。《新青年》在传播模式上，建立了有效的民间网络发行机制。《新青年》杂志的报刊实于北京，发行总部定于上海的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陈独秀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代派处、发行所，截至第7卷1号，《新青年》杂志在全国各埠的发行所有76个，几乎覆盖了全国的大中城市，不仅在文化底蕴深厚的浙江、湖北、湖南、山东、安徽等地广泛传播，在相对闭塞的四川、山西、甘肃等区域也获得良好的传播态势。《新青年》的发行机制体现了独特的市场营销策略，依托商和经销商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络，促进了资源的整合和信息的传播。
在传播语言的抉择中，《新青年》废弃了贵族化的文言书写范式，运用了平民化的白话语言文体，白话文体契合了民众的审美文化水平，使文学建构主体和审美接受主体在同频共振中完成了文化的对接，将文学从闭塞的式样引向开放的状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成败始终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1]94皖籍知识分子开辟了白话文学启蒙的路径，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报道社会议题，在工具论视域中推动了文化公共领域的延展。
三、内在机制：民主式的伦理秩序
在公共领域中，公众自发聚集，公开讨论，自由辩驳，在对话语境中建构了开放型的交往网络。公共领域在内部的运行机制上需遵循群体空间的伦理秩序，“合群”心理是公共领域建构的合法性基础，公众在共同体内部的沟通中预设了人格的平等与组织的民主。
（一）文化组织建构：合群的心理诉求
“公共领域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1]32，群体内部的整合团结、相互扶助是公共领域建构的本源性基础，合群思想是公共性组织的价值源泉，提供了公共往的心理纽带。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组织建构上预设了“合群”的文化理念，言说出“合群”的心理期待。针对一战期间关涉到国家存亡的对德外交问题，陈独秀倡导“国人应群起从事于利害是非之讨论”[7]11，他希冀中国加入协约国，期望借助国家的联盟更新民族的凝滞状态，并展望了国人相互提携、摒弃私愤的协作场景，“南北军人将以患难相倚，泯其畛域”[7]12。高一涵借鉴了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将互助视为社会进化的根源，“社会是由人类协进的本能造成的，是群众意志合力造成的，因此，互助是社会成立的重大要素。”[8]光升褒扬了民族融合过程中“独维系团结而不散”的优质精神资源，将“协和万邦”奉为引以为豪的民族资本。在皖籍知识分子的视域中，人类应创建互助的组织，发扬互助的理念，联络文化同盟，推进民族的现代化转型。
皖籍知识分子参与组建的社团及报刊正是在“合群互助”意识的驱动下，将分散的个体聚合为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团体，《新青年》群体是在地缘学缘的趋同背景下得以组织创建，安徽籍和革命性成为《新青年》团体整合的身份归因。《新青年》杂志预设了与青年共同商榷探讨治国之道的文化理想，言语中渗透了“合群”观念，体现出对群体力量的重视。新潮社以相互激励相互支持的精神呼应了皖籍文人对文学革命的倡导，凭借着“共同前进”的意志发挥了社团的群力效应。[9]胡适与郑阳和等人发起成美学会，号召教职员工募集资金，从经济上资助贫困学子，刘文典、王星拱积极参与，师生共同体的意识得以强化。陈独秀、高一涵、李辛白、王星拱参与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积极开展城乡演说，侧重于联络底层民众，集合劳工力量扭转民族的颓败之气。民初公共领域的组织建构彰显出皖籍知识分子“合群”的心理诉求，“合群”思想促进了文化共同体内部稳定有效的沟通，确保了成员身份的平等性和组织体制的民主性。
（二）文化空间拓展：自由的交往场域
公共领域的建构依托于开放型文化空间的拓展，在皖籍知识分子的聚合中，传统的地缘意识、同乡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一校一刊的结合，初期依凭乡谊建构的文化空间得以迅速拓展，北大校园、《新青年》杂志及胡适的私人寓所反映出公共领域在空间维度上的拓展和生活领域中的渗透。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广泛延揽名彦硕儒，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在陈独秀的引介下，胡适、高一涵、刘叔雅、光升等皖籍学者被聘为北大教师，他们在校园中积极传播自由民主的精神理念。陈独秀大刀阔斧地整顿文科，摈弃灌输式的教育理念。启发学生的研究意识，增设自由选课制度，鼓励学术团体的创立和文化刊物的出版，营造了开放活泼的校园氛围。胡适开设《中国古代哲学史》课程，摆脱了传统经典注疏的理路，借助考证的治学路径系统梳理了古代哲学流派的演变，开创了崭新的学术研究范式，震撼了北大学生的思维惯习。刘文典翻译了赫胥黎的《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美国人之自由精神》，提倡用进化的眼光看待宇宙万物，推崇科学的态度和自由的精神。学生深受科学民主理念的影响，积极宣扬文学革命精神，师生在校园空间中相互砥砺，彼此启发，建立了依自由民主逻辑而运转的文化体系。北京大学以“兼容并包”的开放气度支持了陈独秀与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维护了主体间的自由对话，捍卫了文化的自治权，排斥了外部力量特别是政治权威的干涉，在民初强权林立的语境中构建了相对自主的公共文化空间。
皖籍知识分子在革新北大陈腐风气的同时，以《新青年》杂志为平台，为公共讨论确定题域，规约话语形态，在传媒范畴内形塑了自由的言论空间。公共领域的生成需要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公共议题，二是公共媒介。”[10]《新青年》杂志作为公共媒介，设置了众多的公共性议题，如孔教、家族制度、青年问题、妇女解放等，鼓励民众对公共性文化议题进行探析研讨，号召公众自主阐述，公开刊登读者意见，报导民众舆论诉求，依凭自由稳定的意见表达平台强化了议题的公共性。“文学公共领域必须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并就重大的社会文化议题进行公开和理性的讨论。”[11]《新青年》在栏目设置上，策划了互动式栏目，开设了“通信栏”、“读者论坛”等交流园地，刊载读者信件，解析公众疑难，沟通联络了社会的有识阶层。《新青年》的互动栏目架起读者与编辑联络的桥梁，加强了阅读公众与报刊编辑的互动，为读者提供了自由言谈的公共空间。
随着皖籍文人在北大学术界地位的巩固，他们参与创建的公共空间不是局限于校园、社团、报刊，甚至扩展到私人寓所。在皖籍文人中，胡适性格温文儒雅，平易可亲，待人真挚诚恳，以非凡的人格魅力赢得时人的高度认可。在北平，胡适的住宅是知识分子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从胡适的书信可管窥一斑。胡适在一封《致母亲》的信中，提到“陈独秀先生可于一二日内到，且俟他来一谈再定何时归里”[12]97。在《致高一涵、张慰慈、章洛声》的信中，开头写道：“别后我们就睡觉了。”[12]212说明三人昨晚聚集在胡适家，高一涵与胡适曾于1918年同住北京南池子缎库胡同，皖籍同乡汪原放、陶行知到北京后基本居住在胡适家中，胡适的私寓成为民初皖籍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场所。每到周六，胡适家中高朋满座，各派思想文人纷至沓来，汇聚于此，彼此交流，以对话讨论的形式讥议时政，臧否人物，积聚共识，构筑了具有广泛参与性的公共活动空间。
（三）公共舆论书写：普泛的民众意志
舆论是社会集合意识的外化，是公众交融凝聚的民意，公共舆论则是群体中主导型的自发社会意见。哈贝马斯指出“说到底公共领域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1]2民初变幻的国情乱局激发了民众对传统政治伦理的反思和现代性价值信仰的期待，皖籍知识分子抨击封建伦理道德，鞭挞专制思想意识，在颠覆旧秩序的同时重塑了文化体系，他们普及了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取向，在文化启蒙的视阈中阐发了公众的舆论诉求。
针对甚嚣尘上的尊孔复古逆流，陈独秀以文学革命为民族进化的利刃，以自由平等的质素为思维驱动，将科学民主作为建构价值体系和生存秩序的有效武器，置换堕落退化的民族奴性，救赎衰颓委顿的国民精神，彰显出与儒家传统伦理彻底决裂的革命态势。胡适以智性思维反对儒家的精神霸权，他将白话作为宣扬文学理念的适宜媒介和传播渠道，希冀通过语言的变革剥夺传统士大夫的话语霸权，拆掉民众与文学的藩篱，实现语言表达上的民主自由，话语建构中蕴含着对传统文学秩序的颠覆和等级意识的摒弃。基于卢梭的“天赋人权”和“在民”的理论，高一涵抨击了儒家思想中的国家至上言论，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范围，他在民族共同体场域中言说了国家施政的准则，强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在于保障国民的权利和谋求人民的幸福。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科学民主、国家体制的言说涵盖了道德、语言、政治等诸多文化领域，涉及了民众广泛关注的公共性话题，碰触了公众亟待解决的社会症结，以文化言说的形式在公共舆论领域诉说了公众的欲求。
四、历史影响：现代化的精神风标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中广泛联络了社会各阶层，积极履行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坚守着民族救亡的时代精神，以公共关怀意识参与共和体制的建构。民初公共空间中的主题建构、话语形态和活动表征彰显出皖籍知识分子民族振兴的宏图远志。《新青年》杂志在舆论空间倡导爱国主义，号召国民凝聚力量，辑内御外；北大学生在《新青年》同人的教导下，关心时政，自觉地投入到民族建设伟业；平民讲演团成员定期在乡村、工场进行演说，启迪了民众的爱国意识；工读互助团秉持互助的宗旨，以改造社会为旨趣。民初公共领域的组织建构贯穿着民族主义的主线，涵盖了民族重塑的价值共识，契合了公共领域的文化内涵。“公共领域，关键要看，讨论中的私人是否就其主体性的经验达成共识。”[1]59民族救亡和国家强盛是皖籍知识分子参与创建公共领域的原动力，也是公共空间中的群体性意识。“一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陈规所构成的。”[13]公共领域中的民族意识为空间成员的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价值依托和文化归属，有助于成员明确自我的历史使命与文化责任。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以社会先锋的角色参与建构了文化公共领域，他们利用公共领域合群互助、平等交流、舆论传达的功能，积极介入社会公共事务，自觉参与国家体制建设，有效制衡了国家权力的运作，推动了自由社会的建构。民初，袁世凯和张勋妄图复辟帝制，康有为倡导将孔教列为国教，社会弥漫着尊孔读经的复古心态，皖籍知识分子在《新青年》杂志中抨击孔教，从学术自由的角度颠覆孔子的意识形态权威，在进化论视域中否定孔子之道，驳斥了儒家的尊卑观念和礼教制度，消解了儒家的正统地位，摧毁了袁氏的复辟阴谋。《新青年》杂志迁入北大后，北大学生争相阅览，热烈讨论，深受启发；《新潮》社成员批判北洋军阀的统治和紊乱的社会秩序，关注俄国、朝鲜的社会运动，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后，《新潮社》的核心成员发起了，引发了全国的抗议行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以胜利告终。民初文化青年以公共空间为载体干预现实，参与社会活动，最终影响了政府机构的决策。皖籍知识分子参与创建的公共领域有效制约了政府权力的泛滥，弱化了国家机关的强制约束力，构成了自由社会建构的体制保障和文化导向。
皖籍知识分子参与创建的公共领域呈现出自由、开放、民主的精神表征，《新青年》杂志标榜出“与青年共同商榷”的平等态度，北大青年在公共空间中自由辩论、彼此切磋，文化精英在胡适性格魅力的感召下，聚集于其住所，交流感悟，畅谈理想，建构了开放型的对话空间。皖籍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建立了象征化的现代世界，寓言式地书写了文明体制所依傍的人文理念。民主、自由、和谐是现代化国家的精神标识，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参与创建的公共领域蕴涵着现代文明的核心质素，契合了现代化国家的价值维度，为现代化体制建设提供了精神指引。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在地缘、学缘、革命意气的牵引下聚合为自律性的文化团体，他们依托于公共性的交往媒介，建构公共领域的文化空间，在校园中组建了互动的文化社区，协助学生创建社团，参与社团的文化活动，利用大众媒介阐发公共舆论，为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提供组织保障。他们书写了普泛化的民族情怀，促进了国民自我身份的认同与觉醒，其在公共领域所构筑的合群互助、开放民主的价值取向昭示了自由社会的运作模式，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树立了精神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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