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国际环境法 基本原则 贯彻实施
一、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1.两种观点的争论——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契机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悲观主义认为地球上的资源不是无限的，不断增长的生产和消费将会给环境巨大地压力。如果目前地球上的状况继续下去的话，地球上很多资源将被耗尽；乐观主义认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没有必要因强调资源保护而影响经济增长。
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他们的理论既有合理性，也有非合理性。悲观主义抓住了人地关系中的关键要素：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这对于我们理清人地关系具有借鉴意义。但他们却忽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乐观主义弥补了这一缺陷，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却超过了一定的“度”，显得过分自信，从而忽视了自然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制约。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在这两种观点的争论之下产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不仅充分认识到环境的限制，而且重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它扬弃了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片面之处，吸收了它们的合理成分，具有进步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和思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迅速发展起来并被广泛接受。
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正式提出是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之中，该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虽然迄今为止可持续发展还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定义，但是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宗旨却是被广泛认同的，即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相容的。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地位
可持续发展理念已被人们广泛认同，但是国内外理论界对可持续发展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地位仍存在着争议（即是否属于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应从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特征方面着手。
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各国公认和接受的，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体现国际环境法特点、构成国际环境法基础的原则。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适性、获得承认性以及构成性等特点。可持续发展原则能否成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关键要看其是否符合这些特征。因此，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特征进行分析：
首先，“可持续发展”自产生之始就是为了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而人类的发展会涉及到环境的方方面面，如：大气、水、森林等等。因此，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国际环境法应在各个领域适用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得可持续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而普适性正是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次，众多国际法律文件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性原则，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环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人类环境宣言》、《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众多国际法律文件中都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而构成性又是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又一重要特征。
最后，可持续发展原则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不仅体现为在理论上被接受（如上面讲到的宣言、条约等），还体现为在实践中也被承认，如国际法院在1997 年的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水坝案( 匈牙利诉斯洛伐克) 的判决中对可持续发展的解释为“经济发展必须兼顾环境保护”，同时“需要缔约方根据条约的目的来达成解决方案”。这些都表明了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承认。而获得承认性也是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重要特征。
综上，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原则符合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主要特征，因此应当归属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但应注意该原则还处于发展之中。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国际层面的贯彻实施与完善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宣言》，号召各个国家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各国也做出了“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上寻求国际合作”的承诺，从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发展战略被确立，并第一次将其由概念落实为全球的行动。2002年9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宣言》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行动计划》等有关具体实施可持续发展步骤和时间表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家也响应了国际社会的倡导，对可持续发展原则进行了贯彻。以菲律宾为例，它在宪法第2 条第16 款规定：“国家应保护和促进人民享有与自然及发展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态平衡的权利”。
可持续发展从一种理念转化为一种行动，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在贯彻落实中存在的不足：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的矛盾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如环境保护标准方面的矛盾。其次，不仅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定义还不统一，而且可持续发展的司法标准也极为缺乏，这使得可持续发展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从而影响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贯彻实施。
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当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应努力克服其在贯彻实施中存在的困难，努力做到：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在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基础上，加强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其次，各国学者应加强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理论研究，以帮助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实践中确定适当的程序，增强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可操作性。
四、结语
可持续发展强调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协调，是一种体现现代文明的新的发展观。它已成为一项发展中的国家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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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性主义 立场中心主义 研究范式 评述
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由于越发严重的生态危机，可持续性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生态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投身于该项研究中。可持续性研究涉及的范围较广，包括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消费、生态消费、生态经济、绿色消费、绿色经济发展等一系列界限并不清晰的研究领域。概括而论，当下学术界的可持续性研究基本上体现出两种最主要研究范式：理性范式和中心立场范式，下文将详细介绍并逐一评论。
理性主义范式及其局限
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理性范式源于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传统—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追求普遍恒一性，试图用唯一标准对现实去繁化简，将不可知纳入可知领域。这一诉求希望的最佳形式就是将现实事物的规律公式化，因而在理性主义范式指导下的各学科科学体系的最高追求莫过于将其理论数学化。理性主义推崇人的理性，贬抑感性，为了达致目标，要去除情绪化的非理性，因而手段的唯一作用就是实现目标，衡量手段的标准只能是能否达至目标，工具理性战胜了价值理性。当目标—手段的逻辑在理性主义和现代性的结合体中达到高峰时，理性范式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范式，甚至成为生活世界的指导原则。理性范式下的可持续研究又分为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两种理论取向。
（一）经济理性
可持续研究开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正值野心勃勃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拓展研究版图之时，因而可持续研究最初以经济理性范式为主。该范式基于一个关于人性的元假设：经济人假设，即人类的本性是贪得无厌、趋乐避苦和自私自利的，一切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并且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回报。经济理性将一切人类行为转化成交换行为，成本—收益公式成为其重要的分析工具。在交换中个体、组织乃至社会都是追求最少的成本付出和获得最大收益。生产者追求的是最大利润，消费者力图以最少成本获得特定需求的满足。即使是慈善助人等利他主义行为，经济理性也可以将其解释为以付出助人的经济、精力等成本来获得某种回报或收益，这种收益不一定是经济上的，还可以有更广泛的形式：如可以是被助者的感激、世人对助人者的赞赏和关注、助人者良好的声誉等。
经济理性范式在可持续领域的研究应用首先体现在解释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消费的定义上。布兰切特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 中提出可持续发展定义：“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以损害下代人的需求为代价”。这个广为人接受的定义就是典型的成本—收益表达法：以较少或不牺牲下代人需求的环境成本投入，获得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收益。后来，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则干脆将可持续定义公式化。他列出一个公式：
NNP = GNP - Dm- Dn
式中，NNP是可持续收入，就是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收益。Dm是人造资本的折旧，Dn指环境资本的折旧。Dm和Dn是可持续发展公式中的成本部分，需要折算成货币价值来进行计算（俞海山，2001）。以上这个公式简洁明了，但却存在两个不明确：哪些可以算作环境成本？是否要考虑环境成本的时限，是只算当下的环境成本，还是也要计入长远的环境影响？布兰切特夫人所提的定义明显是明确了长久的环境影响的，皮尔斯的定义在这一点上就没有完全体现布兰切特夫人定义的精髓。1994年，联合国环境署在内罗毕报告《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中也继续沿用了这种“成本—收益”式定义：“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俞海山，2001）。其中“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或产品”是收益，需要使用的“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以及“服务或产品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和废物”是环境成本。“可持续”就是要达到付出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的理性发展和消费，因而实现可持续消费或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达至经济理性。内罗毕报告的贡献还在于明确而具体的指出环境成本的内容，即自然资源、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和产生的废物和污染量。同年，联合国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可持续消费专题研讨会”上，将可持续消费的“成本”做了更进一步的扩充，不仅是当下的耗费，还应该包括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的所有投入（俞海山，2001）。不过以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定义仍然没有很好的阐释布兰切特夫人定义中的核心内容“不牺牲下一代人的需求”。我国学者杨家栋、秦兴方针对以上定义的不足，提出可持续发展和消费的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两原则（杨家栋等，1997）。代际公平原则要求在衡量生产和消费是否可持续时，不仅要考虑当时的生态环境成本，还要计入长期的环境生态系统的损失。代内公平原则要求将因阶层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和政治、社会环境的矛盾和冲突等不稳定因素也计入进成本可持续发展和消费的成本中。通过杨、秦两位学者的补充，“可持续”的成本内容得到极大的丰富，突破了生态环境和经济投入成本的范围限制，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带来的损害也成为成本计算的内容，这就为可持续研究开启了一扇超出经济学领域的窗口。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消费？采用经济理性分析范式的研究者提出的解决途径也是经济理性的一种实践。他们提出的方法主要就是增加不可持续性发展的成本和降低可持续发展的成本。在增加不可持续性发展的成本方面，有学者提出建立健全征收环境费制度，实现“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对消费过程中造成污染者收取必要的费用，同时要改变中国现行征收环境费制度只针对生产和经营单位而不向消费者个人、家庭及其他的消费群体征收环境费的现状，用经济手段来促成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性（刘华容，2010）。此外研究者还提出不仅要用经济手段制裁污染者，还需要建立完善的环境法律，增加环境污染的违法成本（唐国战，2010）。在减少可持续发展成本方面，有学者提出实行可持续发展奖励政策与措施，比如出台国家扶持可持续产业政策，对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进行优惠和补贴（李顺莲，2010）。发展新能源技术，开发出低价的清洁能源，以吸引更多的人购买使用这些清洁能源。
经济理性分析范式虽然简洁，但是存在一个最大的不足，即经济理性基本上将收益换成了经济收益和发展性的内容。可持续要达至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可持续发展的收益是满足人的需要，可是人的需要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在经济理性范式下被忽略，或者理所当然的被模糊成经济发展、物质生活的需要。这种不假思索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也不可避免的使得人的异化进一步加深。不论这种范式下的可持续研究做出多大的努力，到了实践中也将避免不了人的异化，提出再多的对策，也最后仍然是没法阻止生态环境恶化、人类社会不可持续的结局。
（二）生态理性
生态理性范式探讨了经济理性范式忽略和误读的两个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收益所要满足的人的需要除了可货币化的物质需要外，是否还有更丰富的内容？用成本—收益范式分析必然使得可持续性的目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最大化的要求是否真正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
生态理性范式代表人物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兹。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现代性结合，看起来好像具有不可置疑的合理性，然实则是现代社会一切不合理的源头。生态理性却与经济理性相反，它给我们带来另一种思维逻辑。首先，它突破了经济理性功利主义的单维价值取向，主张人全方位的价值和需求的多维性。生态理性是真正关心人类生存的生活世界和人类生存本质的生存论意义上的理性。生态理性重视人真实的生存样态，将人带入到现实的生活世界层面来加以诠释，由经济计算单维、量化的标准变成对人全方位价值的肯定，是多维价值取向的。在生态理性之下，人的需求是多维的，并且也与自然协调统一，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其次，生态理性的主张与经济理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有别。经济理性把利润最大化建立在生产效率消费和需求最大化的基础上。只有通过这种最大化的消费和需求才能获得根本的增值。结果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整个经济领域对生态资源浪费日益加剧。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采取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的手段，尽可能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吴宁，2006）。它不像经济理性那样认为越多越好，而是认为够了就好。因而，生态理性提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人们必须摈弃无节制高消费和消费越多越幸福的观念，在注重物质需求的同时也要注重其他需求，在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劳动中获得幸福感。
生态理性提出实现可持续的途径也不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也不再用增加收益减少环境成本的局部性方法，而是经济理性让步于生态理性，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进行生态重塑。高兹所说的生态重建是要对当下的工业社会进行整体性变革，这种变革既不能走资本主义环境主义的道路，也不能走绿党“非工业化”的方向，而是要进行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是以生态必要性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范式之下转向了追求非定量的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的生态合理性（刘凤玲，2001）。
生态理性范式试图提出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变革的一个彻底的方案—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生态理性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其方案过于理论化和抽象化，现实指导性不足，更无法短期有成效的缓解生态危机。
立场中心主义范式及其局限
立场中心主义范式主要讨论的是在可持续性的定义和实现方案中根本出发点是人类利益还是环境的利益。这种范式思考着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人与自然发生冲突时，谁的利益至上。可以说，立场中心主义范式是一种从伦理视角出发的分析范式，更多关注的是可持续性问题的价值层面的内容。使用立场中心主义范式的学者主要有生态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立场。
（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们逐步形成这样的观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他们认为自工业社会以来，人类依靠技术理性，冷酷地役使着自然且无往不利，逐步形成了以人类至上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但是，人类的这种自信、傲慢和欲望极度膨胀，加上消费主义文化盛行，行至今日，这种奴役自然、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了恶果，必须加以摈弃。
可持续性研究的学者中，部分人提出要建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又称为“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或“弱人类中心主义”），其中代表性人物是诺顿和墨迪（李想，2009）。首先，他们认为生态系统是所有地区与国家以及现代人与未来人的共同财富，任何小群体不能因局部利益而危害全人类的生存环境，任何一代人也都没有权利去透支后人的自然资源。其次，地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只有让万物生存，人类才能更好生存；只有保护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才可持续发展，只有维护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人类才有永续的幸福与安宁（王正平，2004）。因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以整体主义世界观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要尽一切可能去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从这一点上来说，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无疑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毕竟没有摆脱人类中心的主旨，所以它仍然强调人类种族的存续要高于其他动植物的存活，在人和自然发生冲突时，人的利益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和唯一依据。
受人类利益至上立场的束缚，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存在以下不足：没有彻底摆脱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自然观，人不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保护自然环境也只是为了让人类能更长久的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一旦人与自然发生冲突，人类必然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其他物种和生态环境；要求处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以及当代人和后代人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想法显得不切实际。人类向来存在因群体、阶层和种族划分而出现的区隔，不同的群体必然因多种因素而产生各自的利益，甚至同一群体中人们的利益也各不相同，个人往往会和他人甚至群体的总利益相冲突。在面对生态危机时，的确存在着人类的共同利益，但是如何让各地区、国家及各群体的人们共同维护这一利益，摆脱“公地悲剧”的结果，仅靠提倡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提倡的价值观是远远不够的。
（二）生态中心主义
生态中心主义（Eco centrism）是在传统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受到越来越多批判的情况下出现的。首先，它反对人类至上的价值观，也不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拥有意识的人类是主体，自然是无意识的客体。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应在自然界至上，人类所属的一切群体、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作用。其次，主张整体系统观，它要求在可持续研究中，应该以生态系统或生物共同体本身的整体利益为第一的“生态优先”原则，而不是以其中的一个亚系统，或者它所包括的单个物种（如人类）为利益出发点。生态系统内的任何物种都是平等的，任何物种都有生存的权利，不能因其中一个物种（如人类）的利益而牺牲其他物种的利益。
秉持生态中心主义范式的学者在定义可持续性时，提出可持续性应该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持续性，而不只是人类或者人类世代的持续性。如日本学者就呼吁建立“地球全体主义”的环境公正伦理，提倡“个人和国家的自由应该服从地球整体的利益，从保护地球环境这一整体利益出发，世界各国必须对欲望和自由的总量进行限制”（韩立新，2006）。这些学者还批判有些学者将发展性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中，他们认为，发展的视角仍然是坚持人类生产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质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延续。此外，这些学者坚持要以现代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和原理来探讨可持续性问题，所以他们用系统的观点、动态的观点，从全局、整体、多方位、多层次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把环境问题与阶层、地区不平衡等社会公平问题密切联系起来，提出可持续性还应该包括公平性的特征。
秉持生态中心主义范式的研究者和行动者提出实现可持续社会的途径也独具特点。他们明确反对当前那种只受利益驱动而肆无忌惮地破坏资源、破坏生态平衡、毫无限制地提高生产率的消费性经济，认为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高于一般经济增长的需要。为了生态平衡，保护环境，他们提出“不进行不考虑未来的投资”，主张将危害生态、消耗能源的行业取缔。同时提出要建立保护区，对人类活动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生态补偿。在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决策时，要求借用生态学发展出来的“生态足迹”方法，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承受力，以是否危害生态环境作为决策的标准。此外他们还提出生态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它是和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暴力以及核问题交织在一起，因而实现生态的可持续，也必须实现社会公平、基层民主和非核化。在生态中心主义指导下，欧美绿党等一些行动派，提出为了生态系统的完整，人类应该放弃工业化，退回到前工业文明时期。甚至有些极端的生态主义者还提出人类是造成生态恶化的毒瘤，人类的灭绝反而有利于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回归。
生态中心主义虽然提出了很有创建的整体观和总体主义方法论，人类和自然在整体的生态系统中相互依存，但它同样存在一些理论漏洞和实践困境。首先，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一样，仍然没有摆脱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思想。虽然它提出了人类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亚系统，但是却又强调了“生态至上”、“地球优先”，当人类的利益与自然环境发生冲突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让位于生态环境需要。其次，生态中心主义提出“一切物种绝对平等”的极端观点，导致了无立场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如果离开了人类的立场而谈生态问题的话题，那么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可持续的话题将显得毫无意义。因为，即使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人类业已消亡，经过几百万年或几千万年的修复，地球仍可以恢复生机。此外，生态中心主义要求离开人类价值主体，但是环境的好与坏都是由一定的价值主体来判断，没有了主体，何来好坏。最后，人类利益让位于生态环境的要求在实践中难以贯彻实施。全球范围内仍有大量人口为生存而奋斗，要求他们停止或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无疑是在威胁他们的基本生活。因而，生态中心主义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价值倡导，在走向实践的道路上仍困难重重。
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必须深入思考和探讨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找出稳妥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
一、在新型工业化中，提高认识和运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首先，要加强全民素质教育。实施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抛弃传统的发展观，倡导可持续发展观，它强调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当代人与后代人资源的平等配置，并且形成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要使人们能够彻底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真正领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就必须大力加强全民的素质教育，使人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其次，要科学界定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澄清模糊认识。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界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定义。第三。要完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设。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必须有一个量化的评判标准，必须完善这样的指标体系的建设。
二、要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首先，精神文明建设可塑造实施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所需的社会价值观。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强调的集体主义原则，明确提出要坚持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全面利益和局部利益的有机统一，可以克服工业化模式从剥削阶级集团或血缘、地缘的局部利益出发，无视整体与个体，全局和局部关系的利己主义价值观；另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社会物质文明与人的精神状态，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要同步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等等，可以为新型工业化塑造其所需的综合价值目标体系，使人们在实施新型工业化中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自觉地对经济体制进行思考和改革，真正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其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建构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所需的伦理道德。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的内容看，它不仅十分注重倡导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及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而且强调倡导满足社会需要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可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观，既考虑到当代人的需要和发展，也考虑到后代人的需要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构造的这种伦理道德，正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新型工业化所需要的伦理道德观。随着社会成员的“三德”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社会公德意识的增强，对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使我们可以不断克服主体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干扰，不断克服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和法制不健全而出现的某些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社会风气败坏、伦理道德沦丧、生活行为野蛮、腐败受贿等不文明现象及其所导致经济行为病态、野蛮失控和混乱，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等不道德行为，从而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使他们能够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发展的权利与保护自然资源的义务，把经济发展和造福子孙后代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新型工业化的实现。最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可以增强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当前影响新型工业化实现的重大问题有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产品“含金量”不高、环境污染严重、人口多、人均资源不足等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加强科学领域的研究，找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及其内在机制，探寻解决问题的对策，从而通过提高科学水平，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利用它们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使我国能在消耗极少资源的情况下，生产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产品。并且通过科学研究，发展各种高新技术、无害化技术、低消耗技术、资源可再生技术等，克服粗放经营和急功近利所造成的资源浪费，最大限度减少工业发展带给社会经济结构、人文结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要制定出有力措施，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1基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高校体育教学内涵
可持续发展理念从狭义上说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上对教育者进行教导,这种思想教学的目的是传达一种可持续的教育观念;而广义上,所有为了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教育都是可持续教育,它的教育核心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促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它的目标都是当前社会下符合时展潮流的一种思想,是值得各国学习和借鉴的教育理念。2003年4月开始,联合国宣布要将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融入到各国各科的教学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受教育者培养起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才能最终使得整个社会受益。对于高校体育教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从教学实施的角度来分析,高校体育的教学过程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然后由老师和学生开展的系统的课程内容,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学生与老师积极配合,完成指定的动作或者教学目标;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高校体育教学与文化课一样同样是系统的教学内容,它需要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循序渐进的对学生的各项身体机能进行锻炼和塑造。
2可持续发展教育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运用
通过总结最终了解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对于我国高校体育教学的影响和作用,才能最终了解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我国高校体育教学的最终影响结果,也才能从各个阶段进行调整,为高校体育教学提供突破口。
2.1可持续发展教育在体育教学目标的应用
对于我国高校体育而言,其体育教学目标氛围基本目标和发展目标两个方面,其中这两个目标适用于不同的学生群体,基本目标是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即在课堂教学和实践的过程中适用于大部分学生的课堂教学内容和考核内容;而发展目标则是对应于那些在体育项目上有所专长的人,这类学生通常都是体育生,因此他们更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在高校体育教学目标制定的过程中,要考虑到上述两种学生的基本情况进行制定。首先高校要考虑到,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他们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和能够完成的教学目标,然后针对学生不同的体质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使得有特长的人能够有所目标,不会认为高校体育都是简单的课程任务,同时也让大部分同学能够培养对于高校体育的兴趣,不至于因为课程目标过高而倍感痛苦;其次高校体育在体育目标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其继承性和终身性目标,对于很多学生而言,要让他们即使离开学校依然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只有这样才算真正实现了高校体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2.2可持续发展教育在体育课程内容中的应用
在实现高校体育教学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对体育课程内容的设置是关键。首先,高校体育课程内容在设置的过程中要传递给学生们终身体育的观点,让学生们能够从老师提供的多种活动形式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然后进行教学指导与设置;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传递给学生,告诉学生们终身体育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引导学生们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并进行锻炼。其次,在高校体育教学课程内容设置的过程中,要符合发展性特征,所谓发展性特征就是要根据学生们的需求来进行体育项目的设定,学生是高校体育学习的主体,只有他们感的项目才能够发展下去,如果一味的让学生们学习他们不感兴趣的内容,对于学生们而言是一种折磨,同时可持续发展的高校教学理念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因此在高校体育教学内容的设置过程中,要符合时展的特性。最后,高校体育教学内容的课程设置要重视培养学生们的主体意识,也就是说在体育项目开展的过程中,学生们能够认识到自己是高校体育教学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能够调动主观能动性去积极的学习和完成课程目标,而这是评价高校体育教学内容的重要指标。
2.3可持续发展教育在高校体育教学实施中具体应用
高校体育在可持续发展教学理念实施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切入。第一,活动教学法。就是通过参与式学习,让学生们切实感受到自己是体育教学活动中的主体,让学生们通过开展自我教育,对自己的学习成绩负责,进而使得学生们能够培养重视体育锻炼的习惯,能够认识到高校体育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第二,合作教学法。通过让学生们组成互助小组进行学习的方式,可以使得学生们学会为他人负责;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可以制定一定的目标,然后让同学们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完成,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同时还对于培养学生们的人际关系也有益处,为学生们以后踏入社会适应社会环节奠定基础。第三,案例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的好处是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找到参考点,老师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们讨论问题的答案,而在学生们寻找的过程中,老师只要起到引导的作用即可,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学生们慢慢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点,进而进行可持续发展。
2.4可持续发展教育在高校体育教学评价中应用
高校体育教学评价是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对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课程建设三个方面进行评价,通过评价可以使得高校了解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具体实施成果,是否真正帮助学生们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同时可以在学生毕业后采取追踪的方式进行评价,通过总结实践从而分析和总结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否真正的发挥了效应,是否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融入社会,并且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些内容都可以通过后期进行体育教学内容评价而分析获取。
3结语
对于我国高校体育教学而言,在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念下正在焕发新的生机;主要是通过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可以提高学生们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同时培养学生们终身体育的意识,使得学生们在毕业后可以更好地融入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教学理念目前已经被引入到我国高校体育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实施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并开始发挥积极的效用,因此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对于高校体育教学的意义,对于提升高校体育教学持续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李晶辰 赵斌 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苏州市阳光城实验小学校
参考文献
[1]张跃敏.论高校体育健康教育的可持续发展[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8):150-152.
关键词: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问题;指标体系;战略方策
A Humble opinion on research 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 fisheriesBAO Teligenbaiyi1， ZHENG Jihui2(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Ocean Univ.，Dalian 116023， China; 2.The Training Centre， Dalian OceanFishery Group of Corporation， Dalian 116113， China)Abstrac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is a type of theoryand strategy to develop fisheries and to pursue harmony amongaquatic eco-environment， fishery economy and fishing communi-ty. This conception dates back to traditional theory of fisheriesmanagement. The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shows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oretical issues， system ofindicators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y， but reveals lack of re-search strength and persistence， and academic depth and widthis quite limit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mainly concentrateon macro-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concept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results concern-ing micro-research， theory research， positive research， assess-ment system， and actual survey are comparatively fewer andweaker. The further research shall focus o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pt， system of assessment indicators， renovation ofstrategy and methods， expansion of research field， and positiveresearch and advanced research.
Key wor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theoretical is-sues; system of indicators; strategy and methods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渔业管理理论“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献中，中译“可持续发展”①，“可”字表示“期望”或有“经过努力能够达到”之意。可持续发展思想萌芽于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起草并经有关国际组织②审定公布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1980)。
然而，在国际社会中率先提出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是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1987)。她在其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发展。这种可持续发展概念最初向林业、渔业领域渗透并得到应用，之后很快向农业、开发和生物圈扩展。
其实，虽然可持续发展概念来源于生态学，但是从传统的渔业管理理论中也能探寻到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理念。M. B. Schaefer(1957)在其论文《商业性海洋渔业管理的资源解析学和经济学角度的若干考察》中所提倡的MSY理论就是水产品可持续利用的渔业管理③理论。该理论可由Schaefer的逻辑斯蒂增殖模型(亦称剩余产量模型)所导出:在单位时间(通常以年份为单位)里的资源生物的加入量、个体增重量和自然死亡量统称为自然增加量(亦称剩余产量)，则自然增加量与捕捞努力量呈抛物线的函数关系(见图1)。如果只许捕捞与自然增加量相当的部分资源生物，那么资源量水准将维持原有状态。
每年如此进行下去，可以获得此意义上的持续产量SY(sustainable yield)。当投入增至超过该SY曲线顶点处的最大持续产量MSY(maximum sustainableyield)所对应的捕捞努力量点时，则反而将导致SY的减少，并陷入再生产下降型的滥捕状态。可见，MSY是从生物学角度推算出的最适产量，它只考虑了生物资源的可持续生产率。从现在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属性来看，MSY还有一些维度上的缺憾，然而具有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图1 Schaefer生产曲线
渔业经济管理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孕育和滋养，以及后来对其概念和理论的认识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并在不同历史阶段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渔业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要求水域生态环境、渔业经济、渔村社会协调发展的渔业发展理论和战略。传统的观点把渔业经济增长等同于渔村社会发展，这种片面的观点导致在渔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水域环境污染、渔业资源衰退、渔区人口膨胀、渔民贫富分化、渔村社会动荡。故而，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现代渔业建设及其管理中必须实施的战略。
二、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及其述评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问题研究;二是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研究;三是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研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内陆渔业可持续发展以及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研究均归入渔业可持续发展这一分析对象领域。
1.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开始研究可持续渔业的概念及其发展问题。仓田亨(1997)认为，可持续渔业是指与环境和谐且其经营可持续的渔业。[1]此定义强调的是其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不过，定义项中的“经营可持续”又是何意尚未阐明，或许还应追加揭示“可持续经营”的内涵。片冈千贺之(2000)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认为可持续渔业是“资源管理”加之“社会经济性”的一个概念。[2]此观点具有一定的扩展性，不仅强调其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还强调了社会属性。有路昌彦(2004)认为，可持续渔业是指同时满足资源可持续性和渔业经营体可持续性的渔业。[3]18此定义亦强调其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然而，还是有待于揭示“可持续资源”“可持续经营体”的内涵。总之，日本学者对可持续渔业概念的阐释基本上是相近或一致的，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其定义方式非常简洁而明确。
在中国早期触及“渔业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是关青(1996)，认为渔业经济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以传统产品为龙头转向以市场商品为龙头、从单纯的资源开采型转向资源增殖保护为“可持续发展”型。[4]此观点可以看成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初步阐释，强调的是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科技属性。20世纪90年代，众多学者在文章中提及或使用过“持续渔业”或“渔业可持续发展”等词语，然而，不少文章并不是伴随其明确的定义而展开的。
杨宁生(2001)认为，可持续发展渔业就是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水域和渔业生物资源，以及不断调整技术和产业运行机制变化的方向，以确保获得持续满足当代及今后世世代代人的需要，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而且社会能够接受的一种发展形式。[5]此定义综合性较强，不仅强调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科技属性，还强调了社会属性。韩兴勇等(2004)认为，渔业要持续发展，必须使渔业与环境、人类的需求与产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相适应，保持经济与生态、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6]此观点强调了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然而疏漏了科技属性。杨林(2007)认为，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技术上应用得当，构成生态环境健康、渔业资源永续利用、生产集约经营、社会稳定的综合发展格局，达到改善渔民的福利事业、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7]此观点强调了其自然属性、科技属性和社会属性，然而疏漏了经济属性。再者，因“永续利用”和“持续利用”为同义词，故还有待于揭示定义项中的“渔业资源永续利用”的内涵。金世昌(2008)认为，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渔业资源和渔业产品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能保护渔业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的发展。[8]杨正勇(2008)认为，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人类发展捕捞业过程中，在经济层面上重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公平配置，在生态层面上重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增殖，在社会层面上重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公平和社会参与水平的发展。[9]上述两个定义虽然分析对象不同，但是均强调了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后者又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总之，中国学者对渔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概念的阐释，其语言表述过于烦琐，文字表达过于冗长，其中部分定义引申于布伦特兰的可持续发展定义。
2.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研究杨建毅(2004)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管理4个方面提出了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在每一个子系统中设立具体的指标，对浙江海洋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估，其结果表明，过强的捕捞能力、过度的捕捞产量、污染的海洋环境对浙江省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严重影响。[10]此研究具体指标的设置比较合理，但是指标体系的构建缺乏规范性，并疏漏了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属性。张红智(2010)在对可持续发展的学理进行系统性梳理的基础上，借鉴农业、林业以及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现有研究成果，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治理4个维度构建了中国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概念性框架。同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基础理论、发展目标等理论问题以及组织建设、程序确定、数据与知识、宣传和沟通、能力建设等实际问题。[11]此研究关于海洋捕捞业指标体系的构建相对规范，且具有普适性，但是也疏漏了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属性，即整个指标体系缺乏科技维度。
3.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研究 有路昌彦(2004)基于其“可持续渔业”定义，给出日本可持续渔业构建条件:对渔业可持续发展而言，资源可持续性是必不可少的，而资源可持续性意味着要在最大持续产量(MSY)以内进行捕捞作业。
为了资源可持续性，捕捞限制等资源管理、渔场养护、海岸资源的种苗放流等栽培渔业受到重视;对渔业经营体可持续性而言，所必需的是渔民经营所成立的资源水准的维持、利润为正的捕捞限制以及一定的水产品进口限制或价格政策。[3]207-211此研究给出了可持续渔业成立的一般性设想，具有较高的普适性。
刘军(2006)基于辽宁渔业的发展状况，指出近海捕捞过度、远洋捕捞受限、近岸海洋污染、养殖病害严重等影响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并对此提出增强危机感、改革管理体制、调整渔业结构、发展渔业二产三产、推进渔业现代化等发展建议。[12]陈生熬等(2007)基于塔里木河流域淡水养殖业的发展现状，指出养殖业水域环境污染、资源开发无序、品种种质退化、病害暴发流行、科技含量偏低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对此提出了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合理布局养殖结构、实施良种工程、加强病害防治体系建设、规范养殖生产行为等对策。[13]崔玉阁等(2007)首先从海洋生物资源的丰富性、有利于海水养殖的环境要素两个方面阐释了大连发展海洋渔业的条件;其次，指出大连海洋渔业在辽宁省地位的重要性，分析其动态发展和结构变化;最后，提出调整、优化海水增养殖业结构和布局，继续控制近海捕捞强度，提高公海大洋性渔业发展水平，大力发展渔业产业化，加强渔业支撑体系建设等可持续发展对策。[14]上述研究均从产业经营角度研究了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尚缺乏全局性观点和视角。
王雪(2008)在概述辽宁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部分功能区的基础上，分析了辽宁海洋渔业发展现状，并指出近海海域污染严重、渔业资源量减少、养殖技术滞后、远洋渔业受限、渔业发展空间面临转移等问题。进而，提出基于结构调整推进渔业现代化、促进渔业第三产业、实施“科技兴渔”战略、优化海洋产业、加强功能区建设修复渔业资源等方策。[15]此研究视阈比较开阔，但很多方策尚缺乏一定的操作性。刘超等(2010)利用SWOT分析方法，从丰富资源、优惠政策、渔业基础、港口资源视阈对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进行评估，从开发混乱、科技薄弱、条件恶劣、频繁纠纷视阈对其劣势进行评估，从政府重视、休闲渔业、水产品畅销视阈指出其机遇，从周边国家、资源衰退、金融危机视阈指出其挑战，并提出了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对策。[16]此研究的优势、劣势分析均疏漏了分析对象的客观性，从而出现一些不妥之处。
三、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后续课题“渔业可持续发展”曾经一时在学界和业界备受关注而兴起“研究热”或作为开场白的“枕词”使用，而近年已趋向收敛之势。笔者不禁要问: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是否已经构建好?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从研究述评可以找出其答案均为“否”。况且，基础研究成果甚少，尤其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那么，渔业经济管理研究在中国总是要回应政界的呼声吗?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为政府决策服务是不可否认的，但笔者要提醒诸位同行的是:渔业经济管理研究同样为发展学科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此为出发点)，更应该为发展经济服务(此为落脚点)。可见，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是一个常青课题。基于此，对于其后续课题提出几点管见，谨供同行参考。
(1)澄清概念本质属性。在先行研究中，渔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概念亦有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内陆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具体形式，其本质属性不尽相同，定义表述多种多样且严谨性有待提升。因而，对现有渔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概念进行凝练和界定并使之升华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是亟待解决的后续课题。笔者认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概念不仅要有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科技属性，还应有治理属性。其中，自然属性应强调环境系统、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经济属性应强调净利益最大化;社会属性应强调生活品质;科技属性应强调更清洁、更有效的生产技术，接近“零排放”的工艺方法;治理属性应强调政府行为方式、调节机制和法权关系。只有澄清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属性，才可能界定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进而才可能演绎出正确的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
(2)完善发展指标体系。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方面的文献却寥寥无几且体系构建不够规范。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涉及多学科理论、耗时费力且政策性极强的系统工程，其设置应当遵循“持续性原则、公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精神追求原则、法治原则”[17];指标体系的维度应选取概念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科技属性、治理属性;指标体系的指标类应由表征体系行为的评价指标、分析指标、目的指标构成;指标类中具体指标的选取应考虑可测性、可比性、可得性，对指标类的数量表现、强度表现、速率表现给予直接的度量。
(3)创新战略实施方策。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方面的文献颇多，然而不少文献是不伴随其明确的定义而进行展开的，而且战略方策提出的依据基本上是存在的问题。因而，有的战略方策不仅实效性不强，还缺乏一定的创新性。值得注意的是，产生问题的“原因”，才是提出方策的“金钥匙”，而并不是“问题”本身。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勿要只停留于一个层面，否则就不能论透问题。故而，应基于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成因分析，提出相应的具有合理性、可行性、有效性、创新性的方策，同时要兼顾方策的可操作性。
(4)拓展领域推进研究。渔业可持续发展先行研究，在内容和性质上几乎集中于概念研究、宏观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层面，而着眼于评价研究、微观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层面的相对较少且明显薄弱;在方法论上大都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而采用调查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相对较少。至今论析极少或明显薄弱的课题将是后续拓展领域，也是完善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主攻方向。而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向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渗入，将对研究上的突破和创新起到推进作用，也将展示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质”与“量”相兼相容的更高境界。
(5)倚重实证调查研究。渔业可持续发展先行研究，绝大部分是以当时的文献资料为基础进行的，尚缺乏渔业、渔村、渔企、渔民调查研究的支撑材料。
[关键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传统GDP导向 可持续发展GDP导向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061―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佳绩。但同时，大量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经济问题也依附而生并日益突出。这种具有明显粗放型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对能源资源耗竭式的使用，是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社会良性、健康发展的“顽疾”之一。此外，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就经济冲击力而言，其实质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后危机时代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是我国政府各项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共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其实质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更要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降低能耗，改善自然资源、生态、经济和社会环境，实现人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诚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国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长期以来，该问题不仅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也是学界热议的课题之一。其理论研究也“如火如荼”。这些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初见成效，但效果并不显著。深究其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思想观念、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模式和经济管理体制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约因素。其中，体制障碍被归结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而政府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政府的角色定位、职能、机构设置、管理方式及运行机制等都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我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除了这些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会面临诸多难题。这主要表现为资源稀缺的压力、二元经济结构对经济整体发展的制约、制度资源的建设供给和后发优势的微观基础不牢固。而体制难点作为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之“难”，其政府管理体制中利益驱动、政绩考评制度和财税体制不合理性等原因导致单向追求GDP的高增长，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从单个政府因素来看，各级政府依然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志，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紧密相连等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研究颇多。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的问题研究则大多还是从资源稀缺角度、从宏观的体制因素、政府因素等角度来进行论述，其理论研究还不够具体和深入。尤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点中，GDP作为测量经济发展的工具导向这一体制转变难点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工具性的改善GDP核算，将GDP发展为可持续发展GDP，从而减弱以其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的缺陷，发挥正面价值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大有裨益。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应着重于GDP导向功能的“转变”，实现从传统GDP导向转变为可持续发展GDP的导向。可持续发展GDP导向无疑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也是一个必要的理论补充。另外，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之年。以可持续发展GDP为切入点进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研究，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从传统GDP导向到可持续发展GDP导向转变的难点
(一)从理论层面来看，可持续发展GDP内涵的界定存在争议
体制因素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的深层次原因，GDP的追求和测量作为体制因素核心更是直接导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临的困境。由于传统GDP存在许多缺陷，学界也一直致力于改进GDP的核算体系。在此情况下，绿色GDP、可持续发展GDP等概念相继出现。在我国，可持续发展GDP的概念最早由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于2006年提出，他主张结合自然意义和社会意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可持续发展GDP的内涵。但至今，可持续发展GDP的定义尚未明确，可谓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所谓可持续发展GDP是以传统意义的GDP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综合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意义、经济意义、社会意义，在当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中扣除自然资源的耗损成本、环境恶化的损失成本、社会资源的损失成本、人力资源的发展成本后的余额。
GDP的核算方式经历了从传统GDP、绿色GDP到可持续发展GDP的演变过程。相比而言，绿色GDP就是在传统GDP的基础上，在核算内容中考虑环境因素，但绿色GDP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为它只考虑了环境因素，忽视了经济、社会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绿色GDP仍然存在核算方法不够成熟、核算体系不够完善等不足。而可持续发展GDP在绿色GDP基础上突出人文因素，它是更科学、更合理的核算指标。对可持续发展GDP这一定义的理解还应把握以下两点：
1.可持续发展GDP是一种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环境、社会与人本四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GDP秉承这一发展理念，以人为本，侧重于民生的经济研究而产生的指标，因此，它是一种反映可持续发展的量化指标。
2.可持续发展GDP是一种对GDP的调整和补充。GDP有其局限性，它纯粹反映经济发展，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经济幻景”，隐藏在经济高增长、经济高速背后的环境、社会、人文问题都没有被充分说明。特别是对矿藏、水产和森林等资源过度依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GDP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补充就更为重要。所以，可持续发展GDP是一种对GDP的有益调整和必要补充。
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GDP不仅具有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意义，而且它具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法指导意义。曾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可持续发展GDP突出以人为本，强调民生问题研究是其新颖和科学之处。正是这一点，它对积极促进我国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建设是非常有益的，也必将成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在动力。
(二)从技术层面来看，可持续发展GDP的核算存在挑战
1.可持续发展GDP的核算内容。
理论界对可持续发展GDP的定义尚未明确，可持续发展GDP的核算内容也仁者见仁。本文认为，由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科学发展观，它至少应具有自然、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三重含义。在充分理解可持 续发展GDP含义的前提下，可持续发展GDP的核算也应综合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意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三方面的内容。
(1)自然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GDP。从自然意义上看，可持续发展实质是要保持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自然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GDP核算方式就是要扣除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污染成本和生态破坏成本，计算出“绿色”GDP。这正是绿色GDP核算的内容。当然，这里也要将生态、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收益核算在内。
(2)经济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GDP。从经济意义上看，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的质量为前提，最大限度增加经济发展的净得利益。经济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GDP核算方式就是追求单纯经济的GDP，资本利益增值的GDP。这与传统GDP合理性部分核算的内容相吻合。
(3)社会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GDP。从社会意义上看，可持续发展最终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力三者发展的协调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增加国民的福祉。因此，社会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GDP核算方式就是要过滤现有GDP中更多的“财富杂质”，呈现更加“纯净”和“健康”的GDP，从而真实有效地反映国民福利。㈣
一是从经济可持续性层次来看，从GDP中扣除因不安全的生产和不合理的消费等造成的GDP损失和支出。社会经济运行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在生产方面，以矿难为例，矿难本身造成的GDP损失、处理矿难问题造成GDP的损失以及技术改造等的支出，这些都应从GDP中扣除。此外，我国居民消费中普遍存在的奢侈消费、面子消费等消费方式也会造成资源耗竭和环境压力，由此形成的经济收入也应从GDP中扣除或者折旧扣除。
二是从社会的可持续性层次来看，从GDP中扣除防范和处理社会信用失效、公共管理失效、社会凝聚力弱化等造成的GDP损失和支出。信用已成为中国目前最为稀缺的资源，信用失效或缺失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增大了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益，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瓶颈”。以假冒伪劣商品为例，国家用于打假、维护公民基本消费权所形成的损失和支出，就应从GDP核算中扣除。同时，为了弥补因市场不公、官员腐败、法治不力等原因造成冤假错案的受害者而形成的损失，也应从GDP中扣除。此外，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凝聚力弱化、人口老龄化造成的损失也应从GDP中扣除。而家务劳动(家政、保姆行业)、小商小贩“路边摊”经营，尤其是地下经济活动(走私、贩毒、等)形成的收入也应纳入GDP核算的范围，做必要的增加或扣除。
三是从人力的可持续性层次来看，从GDP中扣除人力资源的健康、身体、知识、技术、个人情感、心理损失或成本支出。从人力资源的健康方面来说，例如，在建筑的装修、装潢中使用带有放射性或有毒有害的产品导致疾病的医疗费用支出，用于防范和处理此类消费安全事故造成的GDP损失和支出，应从GDP中扣除。此外，劳动者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成为适应经济转型的人才要求，劳动者进行必要的知识、技能培训、心理疏导产生的成本支出，参加社会保障的费用支出也应从GDP中扣除。按照幸福经济学的观点，工作过程造成劳动者休闲时间减少、家庭生活不和睦、人际关系不畅、人际关系淡漠等方面的这些损失在GDP核算中也应扣除。而家务劳动、闲暇活动增加等给人们带来的福利改善以及人们从产品和劳务的消费中获得的福利状况也应在GDP核算中得到充分体现。
2.可持续发展GDP的核算途径。
从发展资本的角度来看，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是可持续发展资本的来源，具体表现为自然资本、人造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GDP的核算通过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两种手段才能实现。以人力资本为例，在可持续发展GDP核算中，首要就是对人力资本的健康、知识、能力等实物量进行量化。然后，在其价值量的核算中，对人力资本中的健康、知识和能力的消费及潜在生产能力的交易价值再进行度量。此外，在可持续发展GDP核算中，五大资本之间也存在实物和价值形态的替代与互补比率的问题。同时，五大资本之间也存在互补性，每种资本都有其最低的存量限制，尤其是自然资本。五大资本之间的替代与互补比率是可持续发展GDP核算的难点。
(三)从观念层面来看，可持续发展GDP导向存在政绩观转变上的难点
以可持续发展GDP导向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重要参考指标，它就要求在扣除环境资源成本、社会成本和人力成本之后核算真实的GDP，而此时，GDP数字必然缩水，这就会直接影响到官员的政绩和个人发展前途。各级政府官员一直以传统GDP为导向特别是唯GDP为导向，GDP与个人的既得利益相联系的政绩观的存在，也必然阻碍可持续发展GDP导向的转变。这一点从2006年中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报告，不仅没有获得地方政府普遍的支持，甚至有不少省份要求退出核算试点的现实中可以得到启发。
(四)从制度层面来看，可持续发展GDP导向存在政府管理体制转变上的难点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因素作用下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社会人文发展不可持续性的重要原因。政府作为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的行政管理者和价格的主要制定者，为了实现所谓地方财政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出现“大修土木”、大搞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以及通过不合理的财税体系进行廉价的资源经营的现象并延生出相应的盲目追求GDP增长经济、行政管理体制。另外，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可持续发展GDP相关的法律制度缺失、公共服务产品的财政责任下降也进一步加剧了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这些都是造成从传统GDP导向转向可持续发展GDP导向的政府管理体制转变困难的重要方面。
三、可持续发展GDP视角下突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点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可持续发展GDP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
正确的政绩观的核心是民生。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他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指出，经济学应当关心人、关心社会公共目标。他还说，在一般官员和一般公民的思想里， “经济增长”成了不可动摇的目标和信念， “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遮盖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领导者一旦脱离了民生这一核心，就有可能陷入以追求GDP为目的的“经济增长主义”，带来很多消极后果。诸如，由于自然资源的掠夺式使用所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资源、气候、环境危机；经济的“过头”现象和“过热”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要根本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从政府官员的观念人手，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群众的幸福指数、提升人民的福祉作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实现科学 发展、和谐发展。同时，积极改革政府对各级官员和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政府应综合考虑人文、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因素，要把可持续的国民收入、可持续的国民储蓄、国民幸福指数等指标引人到政绩考核中，建立可持续发展GDP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使政绩考核体系趋于科学化、合理化。
(二)辩证看待GDP，建立可持续发展GDP导向的核算体系
对于GDP，要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一方面不要看得太重，尤其不能以它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错误的GDP认识，会导致传统GDP导向特别是“唯GDP”导向以及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在我国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GDP指标具有国际可比性。但只能将GDP作为国际比较和自身前后期间比较的一项指标，而不能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要以可持续发展GDP为主要指导目标，积极建立可持续发展GDP导向的核算体系。
可持续发展GDP导向的核算体系指标设计要充分把握以下几点：第一。突出以人为本的量化指标。比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恶化导致居民的健康受损、寿命缩短，安全事故致使劳动者的不孕率增加、胎儿畸形增加、人身财产损失、心理创伤，工作过程造成劳动者休闲时间减少、家庭生活不和睦、人际关系不畅等方面的损失在可持续发展GDP核算中的货币量化。第二，充分体现劳动者的技能、知识、领导与服务能力在可持续发展GDP核算中的量化指标设计。第三，社会资源的损失成本量化指标设计。例如，各种安全事故或公共管理事件处理所发生的时间延误成本、机会损失成本以及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治安问题的损失等在可持续发展GDP核算中的量化问题。
(三)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创建可持续发展GDP导向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生态伦理观环境法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价值观念主要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三种，呈现一种嬗变的过程。伦理观为环境立法提供伦理基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也应当体现某种伦理观。
一、以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是生物圈的中心，主张以人类的价值尺度来解释和处理整个世界。这种伦理观认为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而具有内在的价值，其他存在物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外。在这种伦理价值的支配下，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也仅侧重于人的权利。对于环境法的目的通常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目的“一元”论即环境法的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其唯一宗旨；目的“二元”论即认为环境法的目的应该是双重的，其一是保障人体健康；其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的一元论’的环境法立法是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产物。”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完善的，生命和自然界既有价值，也有利益，它们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生存和发展，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都是可以获得道德待遇和道德权利的，应该把人道主义的关怀对象扩大到对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目的二元论”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那么是否存在谁优先的问题，如果以经济发展优先，那么环境将得不到保护，如果以保护环境优先，又何必多此一举，在环境保护之后加上经济发展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目的二元论”的环境立法体现的也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共同错误在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立法上表现为对环境权与健康权保障不充分。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和美好环境，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目的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二、以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环境危机促使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以及生产、生活和消费的方式产生了怀疑。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的环境学家们对人类中心主义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探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是指主张自然客体具有自身价值，应和人类具有同等的存在和发展权利，把“价值的焦点定向于自然客体和过程”的一种环境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危机的忧思，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理性意识的合理性的一种质疑。“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每一系统都对整体的健康存在起着重要作用，并要求在此意义上评价物种的价值。”弥补了“人类中心主义”只关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缺陷，把人类关心的领域扩展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在处理现实世界中两大重要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态中心主义反映到立法上则表现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环境学家汪劲认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是人类对自然事物关系认识的一种抽象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是人类通过立法所拟达到的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或理想的目标。终极目标主要考虑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的是生态利益。这种理想目标与社会现实相去甚远，因而在环境立法目的上表现出一种超前性。生态中心主义看似理想，但却很难在实践中真正落实。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对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重视不够，这种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强。
三、以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可持续发展观源于人类对长期以来不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诘问和反思。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对“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的正确诠释：“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一，将在我国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
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在处理发展问题时应遵循以下三项原则：第一，可持续性，使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种长久维持的过程及状态，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一般被描述为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三个方面。第二，公平性，即强调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应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实现他们过较好生活的愿望。这里的公平具有两层含义：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及代际之间的纵向公平。第三，系统性，即把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看成一个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系统，系统内自然、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是相互联系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口的控制能力，资源的承载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经济的增长能力，社会的需求能力，管理的调控能力的提高，以及各种能力建设的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观所追求的是人类之间的融洽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它具有多元的指标体系。它不仅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也包括生态环境的；不仅包括物质的、技术层面的，也包括制度和文化价值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承认其他生物、物种、自然和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价值。与生态中心主义相比的进步意义在于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在对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指出了隐藏在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导致当今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这更是对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扬弃。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对环境法学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可持续发展观把环境法的理念提高到了新的境界，是人类在同大自然融合过程中得出的珍贵经验，是维护整体生态利益、实现环境正义、构建和谐生态系统的理论升华。
参考文献：
[1]汪劲.中国环境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7-40.
[2]裴广川.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3.
[3]姬志闯.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表征与困境[J].河南大学学报，2003，43(3)：88-91.
【关 键 词】可持续发展 制度 建设
在20世纪50、60年代，随着人类对工业革命以来发展历程的反思，全球围绕环境和发展问题的研究与实践正式拉开序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达成共识：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今天，可持续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摆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社会发展问题也被纳入其中。经济、环境、社会的可持续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任何一个范畴的缺失，都可能阻断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发展生产力，从技术上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益，在不断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无害化；二是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即调整生产关系，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和发展能力，规范社会秩序，合理分配资源，创造更绿色的社会财富。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实现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制度（institution）作为镶嵌于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社会结构，无论在影响人的行为决定和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和社会绩效，推动生产力发展和调整生产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的重要手段和保障，是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见证。
一、制度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制度（institution）是为一个社会系统内的成员所认可或遵守，反映了人们一定社会行为模式的规范系统和结构安排，既包括了以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规范性权利义务体系为形式的正式制度，也包括了以村规民约、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为表现形式的非正式制度。制度不仅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规范、激励，更是促成人与自然、社会理性发展的剂。
（一）制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规范
人类的互动和对未来的不可知性而导致的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增加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风险，而制度作为一种规则，可以降低社会和个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并防止非理的发生。制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的规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可以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规范，把社会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相应地抑制可能发生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机会主义倾向。二是制度为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各种有关的技术规范、框架以及行为与活动的尺度等提供标准，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具有行为度量的尺度。
（二）制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激励
在市场和法制的条件下，合理有效的激励是推进和改善人们行为的最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社会效益的最优化的主要方法。制度为可持续发展所提供的有效激励，可以使社会主体在从事各项活动时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付出努力所得到的个人收益，接近于或至少正比于社会从这种努力中得到的社会收益，实际上也就使得经济主体收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的最优，使二者形成正相关关系，如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以推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和技术，在实现环保和提高企业效益方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制度可以降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技术的进步是人们为减低生产的直接成本而做的努力，而制度的演变则被认为是人们为了减低生产的交易成本而做的努力。制度可以通过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抑制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提供稳定的预期等而降低交易费用。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在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和管理者之间通过建立和完善交易合作和管理制度，有效降低和减少了人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付出的交易费用。
（四）制度是经济-环境-社会系统的剂
制度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直接功能是协调经济、环境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满足人们物质利益的需求，但只有在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发展，而人口、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又直接作用与经济和环境，只有社会因素与经济、环境相协调时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系统之间建立起一套弹力膜，协调融合三者之间的冲突，发挥规范、激励、约束作用，防止和减少不协调因素的出现。
二、制度建设在推进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中国21世纪发展行动纲要》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中国是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的诸多问题。以制度建设推进可持续发展，需要克服以下困境：
（一）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善
可持续发展不仅涉及代际、区际和人际之间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科技、政治等实践层面，也涉及公平、正义等价值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个国家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首先不能脱离原有制度框架，需要完成对原有制度的调整，其次是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建立关于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等事务的沟通、协调的机制，在充分进行信息交流、利益协调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制度。2011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形成，标志着我国正式制度框架的诞生，但就体系内各法律部门之间以及法律部门内部而言，仍遗留了大量计划经济影响下的内容，不符合科学和法治的要求。同时，制度决策缺乏综合性沟通协调，尤其是地区、部门利益本位的问题阻碍着可持续发展步伐的统一性。
（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执行力还需加强
徒法不足以自行。执行力是决定制度实效的核心因素。制度执行力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能力，执行者的态度、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和制度执行的外部环境都是制度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制度没有执行力，会损害国家公信力和政府权威性，更何谈保障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大量事例说明，制度并未完全产生预期的积极效果，究其原因，无非是制度自身不完善，操作性、协调性上存在障碍，制度执行人员和执行环境还不完善。
（三）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制度还未完全形成
非正式制度是指人类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的总和，是直接影响人们行为的隐形根源。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思想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如“天人合一”、“仁爱万物”等，都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是，小农思想的残留与当下追求物质享受的文化冲击相结合，就会产生许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如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搭便车”倾向等，都阻隔了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但尚未真正普及并深入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在大多数公众眼里，可持续发展是“政府的事情”，“地大物博”、“资源无价”等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三、以制度建设为依托继续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
制度建设，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按照社会发展现实要求、发展规律和人自身发展的要求对社会关系的规范化的形式——制度的自觉的理论创新、实践改造活动，是对制度的优化、创新和完善活动，对主体的制度意识培育活动。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审视制度需求，培育制度意识，进行制度设计、制度构建、制度实践等活动中得到实现。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
科学发展观是对于人类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一是努力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二是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和谐共生，其关键在于制度建设，重点在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实践。而制度建设必须体现科学理性、人文关怀、创新思维和法治精神。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要能够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长远、整体利益，照顾、调整各个方面的权益，以民主法治为依托、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为目标，构建完善的正式制度，形成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
（二）提高可持续发展制度的执行力
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应积极营造具有良好执行意识的文化，健全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强化刚性约束的执行监督机制，培育具有制度意识的社会氛围，从而实现社会的善治。首先制度本身，必须有明确而清晰的内涵，不能太过于原则；具有可操作性，能针对性的反应现实情况，与相关体制机制的契合；相互之间具有协调性和配套性，消除结构上的症结，建立和完善结构合理、相互关联、良性互动的体系；明确责任归属，促进其整合互动绩效的提升。其次是政府要作出表率，依法执政，构建法治政府。最后是促成公众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和制度规则文化的形成，从外部增强制度执行力，这些都是提高可持续发展执行力的重要方面。
（三）加强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非正式制度是通过伦理道德的软约束，良好的非正式制度不仅对正式制度的执行有推动作用，也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文化体现。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制度，要解决三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改变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以人的需求和征服自然为中心的文化，在全社会培育“绿色文化”，提高公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二是克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惯性，拓宽社会主体参与规划人类共同未来的途径，逐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三是通过社会各层次的管理，使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行为得到宣扬和传承，营造各社会主体共同承担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的氛围。
总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制度的变革和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国家制度和基层自治制度的创新和完善，都将深刻记录可持续发展的历程。
参考文献：
[1]宋冬林，郭砚莉.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与制度安排—依据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双重补偿原理[J].北方论丛，2008（3）.
[2]任保平.可持续发展实现途径的制度分析[J].求是学刊，2005（3）.
关键词：可持续城市理念；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可持续城市理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现代城市社区规划理念中，为现代化新城市带来了新的契机。可持续城市理念不仅关注经济、环境以及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还涉及到包括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的目标就是在城市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实现居民生活最大程度的便利化。下文就以新城市主义的空间价值观以及社会价值观论述可持续城市理念下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的价值观。
可持续城市理念下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的空间价值观
城市建筑师和设计者发起新城市主义理念，并通过市场运作方式来实现目标。不同的城市规划理念有不同的空间价值观，很多学者认为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则就体现在具有意识形态且又能够反映社会公平的空间公正观方面。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理念在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的前提下强调公共空间的公平性，不仅能够实现空间公正的规划理念，还能兼顾社区的空间功能。
以强制性适宜居住环境为标准的社会平等价值观。城市居民追求的最基本的人本空间就是城市社区空间的适宜居住性，也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最基础的居住空间，不会因为国家、地区不同而有所改变。而城市空间规则是在城市社区发展一定的目标之下的共同价值以及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念的体现，也是城市不同空间共同的共享者、利益相关者一起遵守的规则。出自浅见泰司的“居住环境评价标准”也体现了全人类共同对居住环境适宜居住性的需求，强调并突出了人类的基本居住需求，任何国家任何城市的社区规划都应该体现空间的公正性、适宜居住性，即新城市主义理念。
以混合居住为主的社会平等空间的适宜居住性。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的通用模式就是混合居住模式。混合居住模式是处于社会各个阶层不同人士居住空间融合的体现，每个国家的每个地区都有这样的居住空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隔膜，体现社区的融合，事实证明，以混合居住为主的社会平等空间的适宜居住性有其一定的社会价值。
强调社区公共区域各个阶层的平等可进入性。“空间错位”指的是居民居住地和工作地的空间设置不合理，即错配。在城市经济影响下社区的建设倾向于中上层居民的居住空间，下阶层居民的居住空间处于被中上层“剥夺”的状态之中，导致城市社区构建中空间不公正。新城市主义提倡将城市公共通以社区为结点进行建设的理念，尽量减少居民由于“空间错位”带来的空间歧视感，以便降低低收入阶层居民的交通支出，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交通流量，强调社区公共区域各个阶层的平等可进入性。
可持续城市理念下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的社会价值观
可持续城市理念下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将社会环境和人为居住要求、空间功能多样性以及社区平等结合起来，协调四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居民对现实居住环境的期盼，体现了健康、平等的人为居住环境。可持续城市理念下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的社会价值观主要有四个，分别是社会环境的协调性、空间的多样性、人文性以及社区空间的平等使用性，下面进行逐一介绍：
1、社会环境的协调性。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开发以及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产生了极大的冲突，为了调节三者之间的冲突，城市建筑师和设计者在可持续发展城市理念的前提下提出了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可持续城市理念下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提倡在充分尊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下，构建具有人性化的城市生态社区。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实现人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本质理念。
2、空间的多样性。可持续城市理念下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的空间多样性充分体现了社会居住环境的公平与对应空间的公正性。新城市主义倡导居住空间的多样性，这个多样性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社区居民居住空间功能的多样性，即在一定范围内居民居住、生活、上班、上学、休闲和娱乐等的空间功能统一；二是城市社区居民居住阶层的多样性，即一个社区内居住的居民来自各个阶层，体现了社会居住环境的公平与对应空间的公正性，减少了由于“空间错位”带来的空间歧视。追求空间多样性是可持续城市理念下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与以往城市社区规划理念在价值观上的不同点，从形式到本质完全突破了城市功能分区的思想局限。
3、人文性。可持续城市理念下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摒弃传统城市规划理念中的糟粕，汲取精华，提出以人为本的规划原则，具体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注重实现人类生活、居住的便利性，将生活工作、休闲娱乐、公共交通、体育活动设施等进行有机结合，充分考虑社会生态环境、空气质量、社交网路以及社会就业等对人类居住生活的影响，努力构建更为合理、健康的居住环境。其次，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注重公众参与力，紧密结合社会各界人士力量来实现自身的设计理念。
4.、社区空间的平等使用性。可持续城市理念下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的空间平等性提倡各个阶层平等使用公共设施和服务，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便利可达的公共通如公交等增加了各个阶层人群的通勤流量，最大程度上了消除了社会空间歧视隔膜，有助于促进社会各个阶层人群关系的融洽发展。还有一些公共娱乐设施如社区公园等，体现了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中社区融合的构建理念。二是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建造了价格不同的住宅，不同阶层的人群都可支付使用，提高了社会居住空间各个阶层居民的可进入性。
结语：
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的价值观体现在空间与社会形态上，空间价值观涉及以强制性宜居环境为标准的社会平等价值观、混合居住为主的社会平等空间的适宜居住性以及强调社区公共区域各个阶层的平等可进入性三方面。社会价值观包括社会环境的协调性、空间的多样性、人文性以及社区空间的平等使用性四部分。本文通过对这两大价值观的分别论述，突出体现了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在当今社会城市发展规划中有一定的现实性意义。
参考文献：
[1]黄文娟 葛幼松 周权平.低碳城市社区规划研究进展[J].安徽农业科学，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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