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国史补 史传文学 唐代小说叙录 纯笔记小说
《国史补》，三卷，唐人李肇撰。后代刻本或作《唐国史补》。李肇，两《唐书》无传，陈舜俞《庐山记》卷二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末称“元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朝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李肇撰”，曾以协律郎身份入江西观察使崔芃幕，崔芃卒后转华州参军，后入京长期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所交多当时名流。
一、渊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史的传统，史官在文化传载中曾有着崇高的地位。《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书，清晰地记叙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对小说的叙事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后世将小说称为“野史”、“史遗”。史书在“实录”的前提下，要选取典型事例，裁剪得当，要求叙事脉络清晰，塑造出鲜明的人物个性，从而富有文学趣味，被称为史传文学。中国最初的小说形式即是志怪，中国古代小说源于先秦神话，孕育于汉代史传，而形成于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这是大家的共识。可见小说与史传文学关系密切。史传文学是我国古代小说的主要源头，它不仅在文体上直接孕育了小说，而且为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技巧和经验；史传文学所承载的史官文化精神更是深刻影响了古代文人的小说观念和小说创作。至唐代，文言小说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创作意识，且文采华艳，情思浓郁，古代小说至此获得文体意义上的独立，但还没有彻底割断与史传母体的血脉联系。
二、回归
到了唐代，唐人有意为小说，传奇的出现与兴起说明了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分离，小说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但是，引人注意的是唐代出现的大量补正史的笔记小说，《国史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周勋初先生在《唐记小说叙录》中分析《国史补》说；“本书本为接续刘餗《传记》而作，但排除了鬼神梦幻的成分，也不载男女猥亵之事，这就与志怪的传统划清了界限，确立的纯粹的笔记小说的宗旨。”①
这句话有两处令人疑惑，一处是“与志怪的传统划清界限”，一处是何谓“纯粹的笔记小说的宗旨”。首先要明确的是笔记小说的概念。通常笔记小说是与传奇小说相对立的，但笔记小说的具体概念也是历来颇受争论的问题。周勋初先生《唐人笔记小说考索》认为“笔记小说”的提法可以解决“谈学问的随笔一类著作”的安排问题，“覆盖面比较大，既可以称《国史补》之类叙述史实的‘杂史类’著作，也可以称《杜阳杂编》之类侈陈怪异的‘小说类’著作，也可以称《资暇集》之类考订名物随笔似的著作，也可以称《酉阳杂俎》之类包罗万象类书似的著作”，而传奇与笔记小说距离较远，“似不宜以‘笔记小说’呼之”。但周先生又云：“如《酉阳杂俎》卷九《盗侠》中的几则故事，笔法与《虬髯客传》等传奇相同，然为《酉阳杂俎》此书性质所规定，人们也只能称之为笔记小说。与此类同，《上清传》、《刘幽求传》等文，随《常侍言旨》的性质而定，也不妨归人笔记小说。因为从源流上看，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就是传奇。”这里提出了区分笔记小说与传奇的标准：一看所在著作的性质，收人笔记小说中的传奇只能认定为“笔记小说”；二看是否有故事性（即叙事成分）和篇幅长短，“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就是传奇”。但所在著作性质和篇幅长短并非决定作品文体归属的本质因素；如果仅仅因为传奇“篇幅短”或收人笔记体著作就只能看作笔记小说，与学术性、史料性的笔记同属一类，那实际上就取消了故事性这一标准，而这应当是判定小说与非小说的最本质的因素。所以笔记小说不仅包括《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文学性很强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杂史类著作，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国史补》等。
在苗壮的《笔记小说史》中如此概括“笔记小说”：“笔记小说是文言小说的一种类型，是以笔记形式所写的小说，它以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记叙人物（包括幻化的鬼神精怪和拟人的动植物与器物等）的故事，是中国小说史中最早产生并贯穿始终的小说文体。”他在书中还总结了笔记小说的三个特点：其一是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其二是“杂”与内容的丰富性；其三是“小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②
既然笔记小说有“杂”的特点，那么接着就会对周勋初先生所指的“纯笔记小说”会有疑惑。
再看《国史补》出现的时期，魏晋六朝时出现了笔记小说的第一次高峰，并且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一类是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专谈轶事的志人小说。唐宋时期是笔记小说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且在艺术成就方面也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较大的提高。此时期，“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的志怪、轶事两类外，还出现了杂史类。”这类小说就是专叙一代轶事，志在补史的一类笔记小说，如《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此时期为我国笔记小说创作的第二次高峰。在吴礼权的《中国笔记小说史》中更是直接将唐记小说分为五类：“志怪派”、“国史派”、“轶事派”、“事类派”以及“杂俎派”，并将《国史补》归入“国史派”。而在刘叶秋先生的《历记概述》中，也对笔记小说进行了归纳：“归纳一下从魏晋到明清的笔记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志怪、轶事小说，第二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的杂录丛谈，第三是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读书随笔、札记。”将“笔记”划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辨证类”实际上基本成为了当代学界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如中华书局推出《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学术笔记丛刊》收录范围大体相当于“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而对于唐记则分为三类：“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辩证类”，并将《国史补》归入“历史琐闻类”中，可见相对于志怪小说来说，《国史补》这样的杂史类小说是在其后出现的一个新类型的笔记小说，它并不是从志怪发展而来，那么与志怪划清界限也就无从说起了。
既然《国史补》并没有确立“纯笔记小说的宗旨”，那么周勋初先生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国史补》书前有个十分重要的序：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这个短短的序不仅表明作者的写作目的：“续传记”，还说明了他的写作规范：“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周勋初先生对其评价“本书本为接续刘餗《传记》而作，但排除了鬼神梦幻的成分，也不载男女猥亵之事”即是从这个序中而来。
首先作者明确表明了创作目的--“因见闻而备故实”。《国史补》延续了刘餗《隋唐嘉话》的写作范式。作者刘餗本身即是以史家而为小说的典型。据《新唐书》卷132记载刘餗天宝初兼知史官，著有《史例》。其父刘知几是唐代著名史学家，他在《史通》中首次对小说做了较为系统集中的论述，认为小说与史书密不可分。作为历史学家，刘知几敏锐地看到小说与正史的不同：“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也。虽然认识到小说自成一家，但刘知几并不认为小说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史传文学的独立文体，而将它看作是史书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分支：“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正因为如此，刘知几否认了小说自身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小说的功能在于证史：“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摅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③由于用史学研究的标准来衡量小说，要求小说对历史研究和写作有所裨益，因而刘知几要求小说创作要遵循史书创作的“实录”精神，反对小说中出现虚构和浮词，重视雅言，排斥鄙朴，他认为构虚辞、惊愚俗，是小说创作的一大缺点，并告诫后学要对小说题材严加筛检，避免受到“虚辞”的干扰。周勋初先生在《唐代小说叙录》中强调《国史补》与《隋唐嘉话》不同的是：作者摈弃了关于“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方面的内容，而在刘餗在《隋唐嘉话》中写作了一定数量的奇人异事。虽然作者强调诸如张率更听声这样的事件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但这并不能够有力地证明这类事件的真实性，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上卷所说的洛阳南市塚中之铭、卫公（李靖）在华山庙听神言等等。当然《国史补》中仍有言报应的故事，一条是“淮水无支奇”中记淮中水怪，一条是“乌鬼报王稹”记乌鸦之鬼复仇，但与其他笔记小说相比，数量确实很少，大部分内容为唐代有关人物传说、典故、风俗的种种记载。可见李肇是受到刘知几的观点影响并且认同追随了这个小说用来证史的观点，所以他才尽量避免“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这些多虚构的内容。
唐代整理史料，编辑史书的风气较盛，史官地位很高。在这种社会风气带领下，形成了文人强烈的史学自觉意识，他们以参与修国史为荣耀，而没有机会参与修国史或者对于官修国史有所不满便退而求其次，自行编书以补国史。造成唐代琐闻轶事类的笔记小说盛行，如《唐摭言》、《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国史补》等等。既然要补史，那就必须满足史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要征“实”。要求小说作者把史家的实录精神贯注到小说创作中去，创作时严格遵循实录原则，如李肇在序言中所称的。因此，以《国史补》为代表的唐代琐闻轶事类小说标志着唐记小说向史传文学的回归。
其次，《国史补》确立了唐代轶事琐闻类小说的范式。轶事琐闻类小说与史书创作保持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不同于唐传奇以虚构的故事表现人物形象，轶事琐闻小说讲求“实录”，力图用较为真实的一人一事，表现一个时期的历史风貌。虽然轶事琐闻小说没有创造丰满的人物形象，也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但它篇幅短小，内容丰富，弥补了正史过于谨重粗疏的缺陷，展示了一个时代的人物风貌和社会心态。这本书所记都是从开元到长庆间的轶事、琐闻，不仅对朝廷政治、典章制度和官场轶闻等方面有诸多记载，如“叙进士科举”一条，谈到了进士间的称呼以及考中后题名于慈恩寺塔、大宴于曲江亭等有关科举的掌故，而且对文学、社会风俗等方面也有生动的记叙，如对“元和体”的阐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这段话被后世很多文学理论家引用。
“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这类作品在唐代大多成为了传奇，如《游仙窟》等等，可见《国史补》是与传奇小说划清了界限，坚持“实录”精神，并非确定了纯笔记小说的模式，而是最终确立了唐代轶事琐闻类小说的范式。
三、影响
秉承着“实录”精神，以补国史为写作目的的《国史补》在唐宋两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唐代，《唐摭言》等书多次征引《国史补》中的文字。在宋代，《国史补》受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肯定，欧阳修自称《归田录》亦以此为准式。宋代类书、总集、笔记小说、诗文笺注引唐记小说时，此书最多。而《国史补》对后代文学发展也提供了文学素材，比如冯梦龙《醒世恒言·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就取材于《国史补》中的记李汧公为侠客的故事。
但是，真实是史传的生命，史官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真实地反映历史，并为后世提供借鉴；而小说是允许并且应当虚构的，虚辞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并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根本。而依照《国史补》的写作宗旨，笔记小说不仅没有了趣味性，它的发展道路必将越来越狭窄，直至这朵文学之花缺乏想象的滋养而枯萎。
注释：
①周勋初.唐代小说叙录[M].凤凰出版社：32.
②苗壮.笔记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6.
③浦启龙.史通通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4523.
参考文献：
[1]李肇.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2]苗壮.笔记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摘要：语言是发展的，尤其是词汇，它的发展演变更为突出。词汇的发展除了旧词消亡，新词产生外，还表现为词义不断演变。本文对刀笔的实体形态，以及秦汉不同期间内其功能的变化等方面来论证 “刀笔”一词语义演变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 秦汉；刀笔；语义演变；历史轨迹
学者对秦汉时期“刀笔”的解释分歧很大，张守节《史记正义》对“刀笔”的注释为“古者无纸笔，用刀削木为笔及简牍而书之” [1]p1959;李贤的《后汉书・刘盆子传》注中对“刀笔”的注释为“古者记事书于简册，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笔”;[2]p482 颜师古认为“刀所以削书也，古者用简牒，故吏皆以刀笔自随也。”[3]等等。今王利器的《史记注释》和杨燕起的《史记全译》对其解释为：“刀笔”写字的工具，古代用笔在竹简上写字，有误，则用刀刮去重写，所以刀笔连称”。[4]p2567《辞源》关于“刀笔”词条的解释为：“刀，笔都是书写之工具，古代记事，最早是用刀刻于龟甲或木简上，有笔以后，用笔书写在简帛上，故刀笔合称”。[5] p1979那么“刀笔”之义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把它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理解。
随着社会和人们认识的发展，很多词的意义不同程度的发生着变化，词义会发生转移，范围的扩大或缩小，感彩的转变，词义的引申等等。“刀笔”一词的发展同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书写工具的变更，文字载体的变迁，其意义也发生着变化，所以对于“刀笔”的词义不能把它看成一成不变的，而应从动态的、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下面将分时期对秦汉时期刀笔之意进行阐述，这里的分期是
1．秦到西汉早期
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刀笔”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仅《史记》一书就出现十多处[3]，《汉书》中也多次出现，面对不同的解释，首先需要弄清楚刀笔实体形态及在此期间他所起的作用，是一种书写工具还是修改工具呢？随历史的发展它的作用又发生过哪些变化呢？我们从刀笔的实物形态、此时的书写工具及与书写工具相关的墨等方面来解析其功能及变化。
1.1“刀笔”为一实体
关于这一问题，很多学者有争议，清陈元龙的《格致镜原》中有“古刀笔，青绿裹身，上尖下环，长仅尺许，古人用以杀青为书，今入文具”[6]从中我们可以知此刀笔为一青绿色上尖下环的一个实体；《渊鉴类函》中有“怀铅笔，畜刀笔把三寸，赠一抱”[7]之说，此处刀笔三寸，也为一实体，又有“金马刀，刀：师古曰‘凡蜀刀有环者也，古者用简牒吏，皆以刀笔自随，蒙氏制笔，汉兼用书刀，谓之刀笔，博古图有汉刀笔。”[7]此处刀笔也为一物，博古图有“刀笔”之图。
在贵州省贵阳市青岩古镇的一家仿古作品店面里，仍有用“刀笔”篆刻的简牒，并且店主现场使用“刀笔”刻字，刀笔下端是锋利的刀片，上端为木柄，在这些民间艺人手中灵活的舞动着，十多分钟一片竹简就刻完了，听他们说在简牒上刻字分阳刻和阴刻，古代在毛笔流行以前多使用此书写工具。今天在书法艺术界，尤其是篆刻书法界，刀笔一词仍十分流行，而所谓刀笔即一种篆刻工具。
所以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文化的遗存来看“刀笔”都为一实体，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所产生的功用和范围有所变化而已。
1.2当时之书写工具
至于书写工具，有人说这一时期应是毛笔了，文献最早关于毛笔的记载是《博物志》的“蒙恬造笔” [10]。崔豹《古今注》中也说：“自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11]目前考古发现能够见到的较早的毛笔是战国中期以后的，当时的毛笔制做方法是：将笔杆的一头分成几片，笔的毛夹在它的中间，然后用细线缠住，再在笔杆的外面涂上一层漆。所以无论是从考古学还是文献学上看，毛笔在秦汉早期已经发明，并且已使用，但是否普及呢？
一个的词语的产生，必定和某个事物的普及流行有关。秦代的毛笔与战国时代的毛笔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秦蒙恬总结前人使用毛笔的利弊，加以改进，成为更加进步的笔。这种经过改进的鹿毫毛笔，比着仅能染墨成字的那种原始笔来，有了很大的进步。汉代的毛笔与秦代的毛笔相比，有的基本相似，有的又有了较大的改进，笔杆主要由竹做成，笔直均匀，笔杆的另一头削成尖状，有的笔杆上刻上了名字，如1972年在甘肃省的两座汉墓[12]中就出土了两支这样的毛笔。这说明毛笔的发明到流行普及还有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在战国中后期或者“蒙恬造笔”或蒙恬改良笔之前，毛笔的大量普及使用还缺少环境。另根据当时的信息交流和交通便利的程度，再加上秦朝的短暂统一，以及实行的焚书坑儒政策，秦末的农民战争等这些都成为限制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蒙恬改良笔之后，观念中毛笔应广泛使用的想象实际要受诸多历史因素的限制的。所以这一时期毛笔已经出现并且使用，但并不普及。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学术理论委员会委员李正宇最近在《敦煌古代硬笔书法》(李正宇学术文集)发现:“中国古人最初制做毛笔，只是用于绘画，不是用来写字，当时的权贵还把它作为贵重物进行陪葬。从考古发掘看，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西汉以前的十多支毛笔中，最早的莫过于战国，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中，都曾发现过毛笔。令人惊奇的是，同墓出土的简牍文字却不是毛笔蘸墨写成，而是用硬笔蘸漆书写。这就说明，当时少量出现的毛笔，并不用于写字，‘竹梃蘸漆而书’才是战国时期的书写习惯。”[13]
尹定国撰的《说文所存古史考・古代之艺文》曰：“宋赵希鹄及元吾丘衍皆谓古时以竹削尖蘸漆书写，谓之‘竹挺’证之说文，实可确信。……《管子・霸形篇》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笔墨…”[14]p100。又一次证明了“竹梃蘸漆而书”和“用刀削木为笔及简牍而书之”的事实。
《释名・释书契》中有：“书称刺，书以笔刺纸简之上也，有曰写…[15]”所谓刺，用“带尖之物”比“毛质之笔”解释要合理的多。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知”竹削尖蘸漆书写”,“削方笔墨“或“笔刺纸简”其书写工具都不应为毛笔，而张守节的“用刀削木为笔”则更适合此处文献记载的内容。《格致镜原》有“今之锲家以汉刀笔自负，将字画残缺刻损边旁，谓有古意…”[7]，
有以上可知，当时的书写工具有三种，一“刀笔”；二削木为笔的笔，三毛笔。但毛笔并不是主流的书写工具。
1.3墨的使用和制造
与毛笔相关的“墨”的制造也是毛笔书法普及的重要条件。在人工制墨发明之前，一般利用天然墨或半天然墨来做为书写材料。直到汉才有人工制墨。墨的发明大约要晚于笔。这种墨原料取自松烟，最初是用手捏合而成，后来用模制，墨质坚实。据东汉应劭《汉官仪》记载：“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愉麋大墨一枚，愉麋小墨一枚。”[16]愉麋在今陕西省千阳县，靠近终南山，其山右松甚多，用来烧制成墨的烟料，极为有名。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17],现有文献最早纪述制墨的方法。天然墨和半天然墨的书写材料有其弊端，而人工制墨到汉以后才出现，所以这也是影响毛笔普及的重要条件。
1.4 刀笔功用的转变
从笔的产生和改良，墨的使用和发明，文字的发展历程，古代文献的记录和一些考古资料来看，在西汉中期以前，毛笔可能已经使用，但普及还需一段时期，那么这一时期的书写工具可以是以前的用以“刀刻”的“刀笔”，或削木为笔，当然还会有毛笔，但毛笔不是占绝对主流的书写工具，所以在毛笔书法到来之前，中国书法史还有一个过度的时代。即“漆书”，《书林清话》云：“古者止有竹简，曰汉简，曰杀青……而其用二，一为刀刻，说文解字云‘八体之刻符是也’；一为漆书，后汉书杜林传于西州的漆书古书尚书一卷”[18] 。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有“简册：是古籍的最初单位名称。按我国古时典籍多刻写于竹简之上，秦汉时公牍文书不得随意更改，多用刀刻写，所以《史记》称萧何为‘刀笔吏’”[19]p81。
词汇的产生存在一个滞后效应，也就是说“刀笔”应该指此词产生时或之前很普及流行的工具，而在秦汉时期，尤其是前期，刀刻和漆书应是并存的社会现象，刀笔一方面作为刻字的书写工具，一方面做为削木为笔的刀。所以《史记・酷吏列传・郅都传 》：“临江王征诸中尉府对薄，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不予…” [20]p2381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载张守节《史记正义》曰：“古者无纸笔，用刀削木为为笔，及简牍而书之。”[21]p1959辞源也用张守节之解释。[22]p1979 较符合逻辑思维的。
2．西汉中期到东汉
2.1 书写工具的变化
西汉中期以后，可以说是毛笔时代的真正来临时期，所谓真正兴盛是指无论是哪个阶层，下至庶民，上至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毛笔都是他们最常用最普及的工具。汉代的毛笔与秦代的毛笔相比，有的基本相似，有的又有了较大的改进，这时的毛笔的笔毛已不再局限于兔毛，而且还使用鹿毛、羊毛和狼毛。与此同时，毛笔的制做还开始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硬度的笔毛，这样使制做出来的毛笔既实现了刚柔相济，又达到了便用写字的目的。毛笔的改善发展，为毛笔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这一时期毛笔也有适合他生存的土壤，至汉代，开始出现了人工墨品。人工制墨的开始，及制作工艺的改进，极大的促进了毛笔在现实生活中的普及。毛笔的改良、丸墨的发明、都是毛笔大行于天下的前提条件。
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威武汉简、西域汉简、长沙汉简、江陵汉简、云雀山汉简[24]等大量汉简的发掘，证明汉是简牍时代的繁盛期，这一时期出土的汉简文字墨迹大都清新，证明毛笔的普及及毛笔时代的来临。而且，虽然考古界对西汉时期是否有纸还未定论，但即使有纸，也一定没有普及使用，简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字载体。在纸发明以后到东晋以前还有一个纸和简帛共存的文字载体时期。总之简帛在这一时期对于文字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刀笔的功用
毛笔的普及使用，人工制墨的产生和工艺的改进，以简帛为主的文字载体流行，使“刀笔”之意从“削木为笔”转变到“古者记事书于简册，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据陈梦家先生说：“威武木简，尤其是《燕礼》的若干简，写字的一面当亮有泽，不同于背面，并发现凡削改的字墨痕往往化开晕开，…[23]”这也说明此时用“削”即刀修改谬误处。所以《辞海》谓：“刀笔，古代在竹简上记事，用刀子刮去错字”，《后汉书・刘盆子传》中：“其中一人出刀笔，谒颂货”，章怀太子李贤注之：“刀笔，古者记事，书于简册，谬误者以刀”，放在这个历史条件中还是可行的。
3总结
刀笔一词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变化。纵观历史，随着书写工具从刀笔刻字到削木为笔，及简牍而书之再到毛笔的发明、普及使用（有时几种书写工具在同一时代共存），“刀笔”一词的词义也发生着变化，由原来的书写工具到削木为笔的工具，再到后来的修改工具的转变，因此对刀笔的词义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历史发展中去解释。
[作者简介]：朱馨薇，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曹魏文化研究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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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汉末]刘熙.释名・卷第六・释书契.[M] . 上海涵芬楼，民国十八年，明嘉靖翻宋本影印
[16]中国基本古籍库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汉官仪》宋绍兴临安府刻本
[17]中国基本古籍库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齐民要术》卷第九 笔墨第九十一 参 明刻本 四部丛刊景明本
[18]中国基本古籍库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叶德辉 《书林清话》卷一
[19]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M] 山东，齐鲁书社2005.3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38-0060-02
【作者简介】丁国林，江苏省如皋市教育局（江苏如皋，226500）教研室教研员，高级教师。
随着全民读书和书香校园活动的开展，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的现状已经出现了非常可喜的变化。不少地方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基层学校领导，无不将学生课外阅读活动的开展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书香校园建设在专题“读书节”、校园书市、班级图书角、图书漂流、读书笔记展评、读书征文、读书演讲以及“作家零距离”、亲子阅读、书香家庭评比等活动的支持下，开展得如火如荼，成效斐然。但是，在基层调研中我们发现，作为与读书行为如影随形的学生读书笔记，则普遍显得内容单调：大多为格式化的“好词好句”和“精彩片段”摘抄，检查发现不少学生存在马虎应付的形式主义倾向；而教师的批阅，则同样缺少必要的方法与点拨激励，有的仅仅用红笔打一个“√”或是简单地给一个“阅”字；少数班级学生读书笔记的检查与批阅，竟然是由学生干部代劳，而居于“平等中首席”位置的教师，却基本处于“缺席”状态，“不作为”或“伪作为”现象客观存在。这样的读书笔记，除了简单地应付了学校行政检查以外，作为放大阅读效益并帮助学生实现有效的文化积累的应然功能，基本上丧失殆尽。
读书和积累，是学生获得语文素养并形成丰厚文化底蕴的主要途径，有效地指导和帮助学生以读书笔记为抓手，进行必要的词汇积累、美文佳句积累，提高其在文化知识、文学常识等方面的素养，是现代语文教学的应有之义。那么，如何在学生的读书活动中做好其读书笔记的指导与管理工作呢？根据多年的工作实践，笔者以为语文教师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必要的思考与尝试。
一、明确内容和范围
根据目前中小学生读书笔记的现状，尤其需要更直观具体地帮助学生明确读书笔记所应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例如：
1.读书过程中即时发现的对写作具有直接借鉴与迁移运用价值的精美语段（形象生动、细致入微的细节、场面、语言、神态和环境描写等）。
2.饱含哲理、内涵丰富、语言凝练的名人名言、诗词名句、睿思哲言、谚语俗语歇后语、歌词流行语等。
3.能够帮助自己丰富文化知识和生活积累、提高生活情趣，在今后的生活交际或写作实践中可能有用的逸闻掌故、写作素材、名人故事、文化现象，例如我国诗词文化中的数字诗、藏头诗、回文诗、宝塔诗以及对联宝库中的精美名联、长联、妙联、趣联等。
4.读书过程中随时生成的阅读感悟、启迪、联想及其在阅读内容启发下所产生的生活创意、写作灵感、奇思妙想等。
5.有收藏保存价值的较长文字的内容提要、结构提纲、备忘索引等。
6.名人大家、同龄学霸的成功经验、学法秘诀等。
二、丰富来源和形式
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将“读书笔记”的内容来源进行适当延展，即学生在阅读或日常生活中所发现的、自认为具有抄录收藏价值的文本材料都可以进入读书笔记的内容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传媒中的博客、微信、QQ会话、论坛发言甚至影视人物的精彩台词、校园内外的宣传标语等都可以在学生的读书笔记中占有一席之地。
读书笔记的目的在于积累和运用，语文教师还可以从“笔记”的形式上进行适当的点拨与引导，美文摘抄、内容提要、随文评注、提纲整理、即感随记、备忘索引，甚至是剪切复制等，只要有利于学生的文化积累，只要能够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有所启迪和帮助，都可以让学生不妨记之摘之，思之悟之，学之用之。惟如此，学生方能不断尝到动笔读书的甜头，不断提高读书的兴趣和效益，不断获得文化积累、知识进步、精神成长。
三、促进评价和交流
作为与读书活动密切相连的读书笔记行为，当然离不开教师的教育引领与智慧激励。但现实中，有的教师对学生的读书笔记不闻不问，或者仅仅是任务式的定期收交、简单批个“阅”字了事，这种不作为行为，是无益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的。语文教师要在平时的常规批阅中及时地发现优秀典型，像作文眉批或总批一样，给予细致地评价引导和点赞激励，让学生及时倾听自己拔节成长的声音。
除此之外，教师可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学生通过读书笔记进行交流与共享。比如，可以组织读书笔记的展评活动，让学生在观摩欣赏中发现并借鉴别人的长处；定期组织学生将读书笔记交换阅读、互相转抄，实现智慧的累加碰撞；将读书笔记的指导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进行合理的关联，引导学生在笔记过程中及时地发现写作的灵感并进行适度的迁移运用；等等。
【关键词】《阅微草堂笔记》；畅销书；选题策划
畅销书是近年来常常被人提及的一个名词，各类畅销书榜充斥着人们的眼球。而优秀的畅销书大多开始于选题策划阶段，图书选题策划对于图书的出版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畅销书来说这种影响就更大了。本文试分析曾在清代盛行的小说《阅微草堂笔记》的畅销原因，从中找到它对当代畅销书选题策划的种种启示。
一、《阅微草堂笔记》简介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晚年时所创作的一部文言小说，它的创作经历了十年之久。全书原本分为《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问》《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个独立的部分，纪昀的门生盛时彦将它们汇编成为一部小说，后人将其简称为《阅微草堂笔记》。小说以一个个独立的篇章记载着种种奇闻异事，最终又在整体上描绘出了一幅涉及作者所生活年代方方面面的宏伟画卷。
《阅微草堂笔记》的畅销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证实：
第一，纪昀与盛时彦自己的记载。纪昀自己曾记录说“曩撰《滦阳消夏录》，属草未定，遽为书肆所窃刊，非所愿也。然博雅君子，或不以为纰缪，且有以新事续告者。”①这说明书的影响有一定的范围，以至于人们纷纷向作者提供素材。而盛时彦编辑完全书后，在给书所作的序中也提到“而先生之书，则梨枣屡镌，久而不厌，是则华实不同之明验矣。顾翻刻者众，吪误实繁……”②，再次说明这部小说被大量刊印。
第二，当今所存的版本众多。《阅微草堂笔记》在被合刊之前早已有书肆私刻的各部分单行本出现了，因此现在传世的有多种不同版本，这些刊本虽有不同，但是内容上并没有太大差异，只是在故事的分则上略有不同。如此多的再版次数以及现存版本数量的众多也可从侧面说明这部小说当年的畅销程度。
二、《阅微草堂笔记》畅销的原因
1、纪昀的身份影响
《阅微草堂笔记》的畅销原因，首先应当提到是来自作者方面的影响。纪昀（1724—1805），字晓岚，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时人尊其为学界领袖、文坛泰斗。因此，纪昀在当时读书人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因此纪昀良好的声誉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号召力，这些为《阅微草堂笔记》在当时的畅销奠定了基础。加之这部作品又是纪昀晚年力作，他将自己对于文学、人生的理解以及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融入了这部小说，使得这部小说备受使人追捧。
2、独特的风格，详实且有价值的内容
首先，《阅微草堂笔记》有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其语言淡雅、质朴、自然，往往仅用短短几百字便使人物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同时故事情节还不失精彩曲折。这些都与同时代盛行的那种讲究章法、矫揉造作、缺乏真性情流露、片面追求形式的文风截然不同。
其次，纪昀以鬼神狐怪的独特角度切入来说理写事颇为独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这一特点为“托狐鬼以抒己见者，发人间之幽微，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③。纪昀笔下的善恶两类鬼神狐怪组成的一个虚幻世界使得作品亦真亦幻、文采斐然，可读性大增。
3、内容贴近大众，写作方式亲民
《阅微草堂笔记》畅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内容和写作上的亲民，贴近读者的生活，整部小说中故事的脚本都来自民间，这其中既包括作者自己的见闻，也有亲朋好友提供的素材，作者是在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文学创作。所以大部分故事在开头或结尾处都会写明“某某曾说过这样一件事”，如《姑妄听之四》第二则：“戴东原言，有狐居人家空屋中……”。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这些来源于民间的生活趣事、乡野怪谈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极有吸引力的。纪昀讲述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奇闻异事，使读者阅读时觉得亲切、真实，很容易能拉近与读者间的距离，便于读者的接受。
4、编辑对《阅微草堂笔记》内容的加工
编辑盛时彦对于《阅微草堂笔记》所进行的加工对这部小说的畅销尤为重要。盛时彦作为纪昀的门生，编辑这部小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收集整理原稿，编辑校对，合编为一部。正如前文所言，整部小说原本是独立的五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其各自的单行本。但是由于创作完成之后便会有人前来要稿刊印，于是就有了“翻刻者众，讹误实繁”④的问题，导致“读者病焉”⑤，所以在征得纪昀同意之后盛时彦进行了“合五书为一编，仍各存其原第”⑥。可以说盛时彦的编辑工作对于《阅微草堂笔记》的流传有着重要的影响，没有他的编辑也许没有这部小说的畅销。
三、《阅微草堂笔记》的畅销对于当代畅销书选题策划的启示
所谓畅销书就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书籍。畅销书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某一方面的阅读需求。图书的选题通常是指编辑根据采集到的信息或自身构思，在图书出版之前所列出的拟出版题目。而从这些拟出版题目出发所进行的相关信息采集和论证活动便是选题策划。从前文已经提到的《阅微草堂笔记》的畅销原因中，我们可以得到对于当代畅销书的选题策划着重要启示。
1、依托作者名望，深挖作者潜质
在策划一本畅销书的过程中，选好和选准作者十分关键。优秀作者往往可以以自己的创作能力、思想深度凝聚一批的忠实拥趸。作者名望可以保证相当的销售量，这也许是《阅微草堂笔记》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我们以易中天为例，起初他讲“汉代风云人物”“品三国”奠定了他在电视观众心目中“学术超男”的地位，于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便策划出版了他的《品三国》《品人录》《读城记》等几本图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几乎本本都是畅销书。以当年（2006年）上海书展的统计来看，前十名的图书中易中天的书就有四本，而《品三国（上）》更是以14725册的销量居于销售排行榜首。此类畅销书还有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于丹的《〈论语〉心得》等。
2、内容为王，突出特质
“内容为王”始终是畅销书选题策划所应遵循的黄金定律。所谓的“内容为王”就是要将图书内容放在第一位，要考虑所出版图书的内容是否有特色，能不能吸引读者，还要能够填补图书市场的空白，使图书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
以《鬼吹灯》为例，2006年9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网络小说《鬼吹灯》的第一本实体书，反响不俗，而之后跟风出现的那些盗墓小说却难以如此，究其原因是《鬼吹灯》是“内容为王”的，它之所以盛行很大程度上源于在内容上填补了奇幻小说中“穿越和盗墓”领域的空白，主人公在盗墓过程中刺激的经历，夹杂着秘术、墓葬知识、异兽、鬼故事以及作者的奇思妙想，这些元素汇在一起开启了这类题材小说的先河，从而使内容奇特读来有新鲜感，它恰是畅销书“内容为王”的一个例证。
3、以读者为中心，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目标市场特点
《阅微草堂笔记》采用亲民的立场、朴实的语言、民间的思维方式进行创作。编辑盛时彦在出版该书时还担心读者不明白全书的主题，而用加序的方式特意告诉读者这本小说的出版目的是劝诫。这些都是《阅微草堂笔记》以读者为中心进行选题策划的表现，在今天同样是值得借鉴的。
一本书要畅销的前提是能够让大多数读者读懂，这就要求在选题策划时以读者为中心，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这样才会有较多的购买和较大的市场占有份额，才可能会畅销。
仍以“百家讲坛”系列畅销书为例，从理论上来讲，学术类的图书的读者市场应当是窄众化的，可是这批图书却畅销了，原因就是它们浅显易懂，不似一般的学术著作般深奥难懂。如易中天的《品三国》便是以节目讲稿为基础之上整理而成，虽然相对于演讲稿来说整部书更加的书面化和规范化了，但并未改变其通俗的风格。上海文艺出版社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出版了这部书，事实证明这种以读者为中心分析读者市场特点的做法是成功的。
4、对作品资源的整合，提升竞争力
通过整合已有的资源，在现有的材料基础上对其进行优化组合，从而提高整个书稿的竞争力是图书选题策划中常用的方法之一。盛时彦将《阅微草堂笔记》各部分合并为一部便是使用了这种策略，这不但提高了小说的整体质量，也对小说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不小作用。
近年来的一些畅销书恰恰是利用结集出版的形式取得成功的。比较典型的是余秋雨的书。比如他第一部散文合集《文化苦旅》，便是以合集的形式收录作者的多篇散文并按照历史、文化散文和回忆散文分成两大部分。这种方式的选题策划最终使余秋雨的作品在图书市场上形成了一阵“难以想象的旋风”，可见结集出版的威力。
一本书的畅销离不开成功的选题策划，当我们在总结和分析《阅微草堂笔记》的畅销原因之后，得出了它对于当代畅销书选题策划的种种启示，希望这些启示能够对当代的编辑策划畅销书有所启发，以推出更多优秀的图书。
参考文献
①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187
②④⑤⑥《阅微草堂笔记—盛时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汪贤度标点本），1980
③鲁迅：《鲁迅全集—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13
赵翼评史书优劣，态度客观公允，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任何一部史书，既肯定其价值，又指出其缺陷，这一点与王鸣盛动辄指骂前人不同。如他比较《史记》、《汉书》，指出“史汉互有得失”。[1]（p14）“既不扬马抑班，也不扬班抑马，而是从记事、取材、书法、行文诸方面入手，在相互比较中考论双方得失，令人心服。《汉书》武帝以前史事基本全采《史记》，后人对此多有指责。赵翼通过研究指出，班固并非原封不动照抄《史记》，其“移换之法，别见翦裁”[1]（p16）。这样的评论符合历史实际。对于任何一部正史，赵翼都能做到从两方面看问题，如论《三国志》，一方面指出该书“多回护”，另一方面又指出该书“虽多回护，而其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 [I]（p76）；再如论《旧五代史》，一则指出该书有曲笔，再则指出该书“亦有直笔”，“是非亦有不废公道者” [1]（p283）。其论新、旧《唐书》，也指出在史料价值上两部书不能两废。如此等等，均体现了赵翼客观公允的史学评论态度。
赵翼在评论史家和史书时，还注重考察历史条件对史家作史态度及史书优劣的影响。如他在比较了《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之处后指出：“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 [1]（p72）陈寿修《三国志》于晋，距三国极近，司马氏又是代魏而起，政治压力使之不能不有所避讳。范晔往南朝宋修《后汉书》，距东汉已隔两朝，不存在什么政治压力，故而能据事直书。赵翼这种从当时客观环境出发来把握史家和史书的做法，正是“知世论人”思想的反映。《新唐书》写出来后，许多论者认为《新唐书》与《旧唐书》相比，“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从而扬新书贬旧作。赵翼不然，他一方面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观条件，即欧阳修、宋祁二人“老于文学”，另一方面又指出客观原因，“旧书当五代乱离，载籍无稽之际，掇拾补辑，其事较难”，而新史修于宋代，此时“文治大兴，残编故册，次第出现。……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精详”。[1]（p210）均立论有据，评论公允。
在史书编纂方面，赵翼提倡直笔，认为“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 [1]（p284） 《札记》卷三十一《袁崇焕之死》中指出：《明史》对袁祟焕蒙冤而死“直书其事，而祟焕之冤始白”，破除了人们对袁祟焕卖国的误解，使“是非功罪，铢黍不淆”，是“传信千古”的胜笔。从求实取信的角度出发，赵翼对历代曲笔修史的现象进行了无情揭露，对那种“以公事市私情”、“褒贬肆情”、“曲为回护”的曲笔现象进行了猛烈批判。正史修撰，多据各朝实录、国史，而实录、国史修于当代，本身记载就有歪曲，易代修史时，如不加订正，自必出现曲笔。对此，赵翼号召史家要“考其非实，自应改正，而直笔书之”。[1]（p214）向人们说明，撰写史书落笔不可不慎。
赵翼还指出，编纂史书乃万世公论，不可草率行事，或仓促而就。赵翼认为，大凡历史上优秀的史着，必是十几年、几十年心血粹励而成，那些率而操的觚、草率匆忙之作，多不能成为精品。如元末修宋、辽、金三史、明修《元史》，他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花近百年时间，动用几代名儒硕彦，“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因此，在史实上能够做到立论准确，所谓“功罪互视，枉幸并呈，几于无一字虚设，虽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尽其曲折，扫笔者不知几经审订而后成篇。此《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1]（P454）在他看来，《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之苦心也”！[1]（P456）从中可以看出赵翼对史书编写的严肃认真态度。
从经世致用的治史旨趣出发，赵翼指出在编纂史书时应当收录有关军国大计的“经世有用”之文。他在《札记》卷二《汉书多载有用之文》中指出，《史记》失收很多“经术之文”、“干济之策”，是一种缺憾；而《汉书》“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是应大力提倡的。赵翼治史，一直主张“简洁”，反对“冗长”，但对那种备载“经世有用之文”的史书，他却是推祟的，从不以繁冗立。《新唐书》保存大量“有关国计利害，岂生休戚”的章奏，被人指为繁冗，赵翼却指出这正体现了“作史之深意”，“非徒贵简净而一切删汰也”[1]（P237）。相反，赵翼对那种记载与国事无关的“琐宵碎事”之内容的史书，则给予批评，如他指责李延寿在史书中“所增皆琐言碎事，无甚关系者”，“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罗列不遗”，以至于“行文转多涩滞”。[1]（P137）由此可以看出，赵翼一直将史书当作经国大典来看待，而特别指出在史书编纂时多载经世致用之文，以备后人借鉴。
在史书编纂体例上，赵翼重视创新，反对泥古。他认为，“篇目之类，固不必泥于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后代所无，或前代所无而后代所有，自不妨随时增损改换”，[1]（P2）对于这方面有创新的史着，他都给予了关注。在本纪、世家、表、书志、列传诸体中，赵翼特别重视史表的作用，认为“作史裁莫大于表”。在他看来，设立史表可以以简驭繁而又不致于遗漏史事，他以《辽史》为例指出：“《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然其体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则传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有功罪大者，自当另为列传，其余则传之不胜传，其必一一传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于表，既着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书焉，实足省无限笔墨，又如内而各部族，外而各属国，亦列之于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国等传。故《辽史》列传虽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1]（P365）
是论甚为有理：表志为史书之筋于，而诸史多缺此，干嘉时代，学者补撰历代正史中的表、志，成为一种风气，各种各样的补表之作纷纷出现，人们对史表作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赵翼生当其时，不仅对补表之作大加赞扬，如认为万斯同作《历代史表》“最为详赡”，[1]（P2）而且从理论的角度对史表的作用加以论述，实是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
赵翼还特别重视史书的叙事方式，一方面他提出“类叙法”和“带叙法”两种方法。“类叙法”是将相近人物归类叙述；“带叙法”则是在记述某一人物事迹时，连带叙及其它人物。这样做的好处是“详简得宜，而无复出叠见之弊”。[1]（P47）赵翼在考察历代正史的叙事时自觉地研究史书的写作方法，是难能可贵的。
另一方面，在史书行文上，赵翼赞成简洁和爽劲，反对冗长和涩滞。他在《札记》中多次提到这一问题，他称扬《三国志》文笔简净、《晋书》爽洁老劲、《梁书》行文明畅、《金史》雅洁简括、《新五代史》文笔洁净筹等，批评《宋书》繁冗、《宋史》繁芜等等，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不仅如此，赵翼在撰史时，还自觉实现这一点，他所着《皇朝武功纪盛》自言，“驭繁以简，举重若轻”。[2]（自序）何秋涛也称其“文笔明洁，叙次简核。” [3]（卷57）赵翼所总结的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修史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赵翼的历史编纂学见解，完全从历代史书编纂的经验中总结而来，凡言皆有理有据，后之作史者亦当从中受到启发。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
关键词：四库馆臣 《四库全书总目》 宋人笔记 著录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4－0141-04宋人笔记，是指“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1］，其内容涉猎极广，几乎涵盖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极具文化和史料价值，因而备受清代四库馆臣的关注。尽管四库学研究方兴未艾，成果迭出，但具体到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著录的研究专文鲜见。笔者不揣陋识，将四库馆臣所撰之《四库全书总目》（图六，以下简称《总目》）中有关宋人笔记的著录情况，分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1 四库馆臣著录宋人笔记的数量
四库馆臣将汉代以来的校雠之学发挥到极致，撰成《总目》，自刊行以来，即成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周中孚认为：“若论官私簿录书之‘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自汉以后，‘莫有过于是编矣’。”［2］张之洞云：“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3］因此，四库馆臣著录之文成为我们解读宋人笔记的重要视窗。经过蒐集古今，审订校理，四库馆臣共著录宋人笔记252种，实际收入《四库全书》的宋人笔记有197种，分别是：
《北梦琐言》、《清异录》、《三楚新录》、《贾氏谈录》、《洛阳缙绅旧闻记》、《南唐近事》、《江南余载》、《江表志》、《江南野史》、《五国故事》、《王文正笔录》、《南部新书》（图十）、《近事会元》、《江南别录》、《钓矶立谈》、《锦里耆旧传》、《（宋景文公）笔记》、《儒林公议》、《嘉祐杂志》（一作《江邻几杂志》）、《归田录》、《湘山野录》、《玉壶野史》（一作《玉壶清话》）、《东斋记事》、《春明退朝录》、《涑水记闻》（图二）、《孙威敏征南录》、《蜀梼杌》（图四）、《东坡志林》、《仇池笔记》、《龙川略志》、《麈史》、《晁氏客语》、《杨公笔录》、《王氏谈录》、《青箱杂记》、《吕氏杂记》、《茅亭客话》、《道山清话》、《孙公谈圃》、《国老谈苑》、《画墁录》、《梦溪笔谈》（图三）、《渑水燕谈录》、《文昌杂录》、《海岳名言》、《书史》、《画史》、《珩璜新论》、《（孔氏）谈苑》、《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后山谈丛》、《萍州可谈》、《侯鲭录》、《师友谈记》、《钱氏私志》、《岳阳风土记》（图七）、《闻见［前］录》、《东轩笔录》、《泊宅编》、《燕魏杂记》、《冷斋夜话》、《遵尧录》、《麟台故事》、《岩下放言》、《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墨客挥犀》、《洛阳名园记》、《珍席放谈》、《游城南记》、《唐语林》、《春渚纪闻》、《东观余论》、《（靖康）缃素杂记》《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紫微杂说》（图九）、《家训笔录》、《辩诬笔录》、《建炎笔录》、《懒真子》、《曲洧旧闻》、《松漠纪闻》、《栾城（先生）遗言》、《中吴纪闻》、《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窗炙輠录》、《墨庄漫录》、《铁围山丛谈》、《猗觉寮杂记》、《却帚编》、《北狩见闻录》、《东家杂记》、《学林》、《碧鸡漫志》、《西溪丛语》、《经筵玉音问答》、《默记》、《张氏可书》、《步里客谈》、《续博物志》、《寓简》、《高斋漫录》、《独醒杂志》（图一）、《枫窗小牍》、《（河南邵氏）闻见后录》、《鸡肋编》、《瓮牖闲评》、《翰苑遗事》、《演繁露》、《考古编》、《五总志》、《东京梦华录》《南窗记谈》《林间录》《罗湖野录》《芥隐笔记》、《梁溪漫志》、《能改斋漫录》（图二）、《容斋随笔》（图十）、《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吴船录》、《老学庵笔记》、《入蜀记》、《乾道庚寅奏事录》、《（淳熙）玉堂杂记》、《二老堂杂志》、《清波杂志》、《陶朱新录》、《刍言》、《东园丛说》、《挥麈录》、《投辖录》、《玉照新志》、《岭外代答》、《省心杂言》、《常谈》、《云麓漫抄》、《过庭录》、《（西塘）耆旧续闻》、《野客丛书》、《野老记闻》、《纬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涉史随笔》、《涧泉日记》、《准斋杂说》、《四朝闻见录》、《宾退录》、《古今考》、《经外杂抄》、《贵耳集》、《桯史》、《愧郯录》、《示儿编》、《燕翼诒谋录》、《云谷杂记》、《吹剑录外集》、《自警编》、《坦斋通编》、《考古质疑》、《游宦纪闻》、《密斋笔记》、《芦浦笔记》、《鸡肋》、《困学纪闻》（图十一）、《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云烟过眼录》、《浩然斋雅谈》、《鹤林玉露》、《朝野类要》、《鼠璞》、《随隐漫录》、《都城纪胜》、《诸蕃志》、《藏一话腴》（图十二）、《颖川语小》、《佩韦斋辑闻》、《书斋夜话》、《席上腐谈》、《对床夜语》、《梦梁录》、《脚气集》、《爱日斋丛抄》、《学斋占毕》、《钱塘遗事》、《东南纪闻》、《识遗》、《祛疑说》、《咸淳遗事》、《昭忠录》。
关键词：北魏书法；龙门二十品；字体设计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8-0082-02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南方帖学系统在隋唐以后成为书法的主流，而北朝碑学系统的书法几乎被忽视，直到明末清初，北朝的碑刻书法才重新受到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书法以北魏成就最高，其在形制上可主要分为摩崖、碑版、墓志、造像四大类。其中又以墓志和造像书法尤其值得关注。和南朝书法的创作者多为文人士大夫阶层不同，北朝书者都是名不见经传、处于社会较低层的属吏，同时，在石碑上刻字的创作条件也和南方帖学系统书法在纸上书写不同，正是这些原因，北朝书法呈现出和南朝书法截然不同的美感特质，或稚拙古朴，趣味盎然；或方笔峻利，体势雄强；或浑劲姿媚，精到细腻。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是我国书法史上处于汉唐过渡阶段的书体，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北魏摩崖、碑版、墓志、造像书法统称为碑刻书法。
北魏碑刻书法作品特征最明显的当属《龙门二十品》，《龙门二十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其书法字体兼有隶书和楷书的笔形结构特征，很好地体现了魏碑书法的神韵。这二十品中，最为独特者包括《始平公造像》与《孙秋生造像》、《杨大眼造像记》、《魏灵藏造像》，并称“龙门四品”。
1笔形视觉特征分析
1.1“横”笔的视觉形态
以龙门二十品中的书法字体为例，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字体的“横”笔画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视觉特征。一种是隶楷混合型的。如图1的“横”笔形①，这类以《郑长猷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等最明显，其横笔的起笔为楷书特征，起笔向左倾斜，而收笔处呈现出隶书笔意，收笔处向右倾斜挑起、有波磔，当然，因作品不同，横笔收笔处的向右倾斜和波磔程度不同；另一种是楷书型的。如图1的“横”笔形②，这一类型的横笔起笔和收笔处均为楷书特征，只是笔形刚健，这是由刻写条件造成的，这类横笔特征在《始平公造像记》、《牛撅造像记》等作品中最明显。
图1龙门二十品书法字体的“横”笔型特征图2龙门二十品书法字体的“撇”笔型特征就现代字体设计来说，这两种笔形的字体都很特别，尤其是隶楷混合型的笔形，这类电脑字库很少，很有挖掘和开发的价值。
1.2“撇”笔的视觉形态
“撇”的笔形也不同程度地保留隶书的意味。如图2，隶书的“撇”笔画起笔较轻，收尾较重，且末梢向上扬起，如东汉《曹全碑》，而楷书的“撇”则是起笔重，尾部收笔轻且向下方运行，如唐《多宝塔碑》。魏晋南北朝的碑刻书法字体的“撇”笔形特征则综合了隶书和楷书两种书法的笔形特征，以龙门二十品中的书法字体为例，其“撇”笔画的笔形特征是头部起笔处有斜刻的一笔且较重，表现出楷书的视觉特征，尾部收笔处较重且末梢微微向上扬起或水平运行，因作品不同，上扬程度不同，这或多说少表现出隶书意味。如《始平公造像记》和《慧政造像记》中字体的“撇”笔画带有明显的隶书特征，《孙秋生造像记》中字体的“撇”笔画隶书意味较少，楷书特征较多。
1.3“点”的视觉形态
成熟时期的唐代楷书中的点大多是向外微扩的略带圆润的点且向下收笔，北朝碑刻书法作品中的“点”笔画和某些“撇”笔画通常表现出三角形的点的效果，这主要是受刀刻的影响，同时点画有向上挑起的波磔。以龙门二十品中的字体为例，《杨大眼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等多数方整峻厉的作品中均表现出一特点。（如图3左）
1.4“捺”的视觉形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碑刻书法做的中的“捺”笔画呈现楷书的基本特征，但和成熟时期的楷书捺笔不同，其下端水平如直线，且最后收笔的末梢下端向外突起形成一个尖锐的转角，这完全受刀刻工艺影响的效果，毛笔运笔一次是写不出这样的笔形的，这种笔画特征在《孙秋生造像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图3右）
图3北魏字体“点”和“捺”笔形特征1.5“横折勾”的视觉形态
北朝碑刻书法作品中最有特点笔画的是“横折”。如图4所示，和汉代隶书及唐代楷书的“横折”笔画向外突起转折的特征相比，北朝碑刻书法中的“横折”则向内收缩，且“横折”处形成一个有斜度的折线，使横折看上去是由三个线条组成的一样。“横折”的横笔起笔随着运笔微微向上倾斜，这是楷书特征。另外，“横折勾”的“勾”笔画与成熟时期的唐代楷书基本没有差别而隶书中只有“长弯勾”，到楷书中才有真正的硬勾。
图4北魏字体的“横折勾”笔型特征其它笔画：
以“竖”笔为例，北魏碑刻书法作品中的“竖”大多表现为起笔处为方形收笔处为左边缺失或右边缺失较少悬针形收尾，“竖”笔往往是入笔先横向顿笔然后再提笔向下方运行。
除此之外，《龙门二十品》书法字体刚健的美感特征在于强调字体起笔、收笔以及笔画转折处的顿挫和锐度。
与流丽妍美的楷书类型相比（如孙绍京的《灵飞经》），《龙门二十品》书法雄浑，与雄浑的楷书类型相比（如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龙门二十品》书法又显出刚健的美感特征。这种雄浑的感觉是有笔画的横竖均为宽粗的线条和笔画起笔收笔及转折处扩张的笔势造成的，同时，这种扩张的笔势又给人以刚健的视觉效果，刀刻的粗犷痕迹加深了这种感觉。
2结构特征分析
从字的单体结构来说，东汉至隋唐，中国书法由隶书过渡到楷书，在隶书向楷书转变过程中，字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字体结体的长宽比由东汉隶书的宽体结构转变为楷书的长体结构，另一个方面是字体的倾斜角度由隶书的略微向下倾斜逐渐转变为楷书的向上倾斜。北魏时期的书法《龙门二十品》正处于这一个转变过程中，这是书写者寻求视觉张力最大化的发展过程。
从字体的整体组合关系来说，龙门二十品中有相当部分的作品都表现出字体结构随意、欹侧、多变的特征，如《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广川王贺兰汗造像记》中的字体整体结构关系随意多变，像是儿童书写时的东倒西歪，给人天真稚拙的视觉美感。
传统印刷字体从产生到发展成熟过程中，结构的发展变化基本有四种形态：分别为向右上部倾斜翘起的结构、横平竖直的方正结构、偏长形的结构和偏扁形的结构，这四种不同的字体结构在视觉上的易读性不同，以汉代隶书《曹全碑》、北魏楷书《牛撅造像记》和唐代楷书《九成宫醴泉铭》中的字体为例进行比较，其结构特征分别为扁形、扁形向上倾斜翘起、长形。向右上倾斜翘起的结构引导视线向右上斜向发展，当文字竖向组合排版时，阅读的视觉流程是先适应文字结构趋向的向右斜向发展，然后向下流动；扁形的结构引导人的视线横向发展，当文字竖向组合排版时，阅读的视觉流程是横向发展，然后向下流动；长形的结构则引导人的视线纵向发展，当文字竖向组合排版时，阅读的视觉流程是先适应文字结构趋向的纵向发展，然后向下流动，对比以上三种不同字体结构的视觉流程，可以发现，当文字以纵向组合排版时，《九成宫醴泉铭》中字体结构的两次视觉方向是统一的，显然《九成宫醴泉铭》的长形字体结构更能获得流畅的阅读效果（见图5）。
图5字体结构与视觉易读性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字是由上至下的排列方式，当文字纵向排列时，由于楷书的长体结构，单个文字的视觉流向和整体排列文字的视觉流向保持一致，都是纵向流动，因此，楷书可以获得更好的阅读效率和流畅感。当字体按照现代阅读习惯横向排版时，则隶书的扁形字体结构单个文字的视觉流向和整体排列文字的视觉流向都是横向流动，更能引导人的视线横向流动而获得更高的阅读效率。
北魏时期的书法虽然共同表现出刚健、雄豪的特征，但各个作品之间存在着风格的一定程度的差异，若能研究开发这些有独特视觉特征的书法字体，既能丰富现代电脑字库，又能传承传统文化，因此，研究北魏时期的这些碑刻书法就具有现实应用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振濂.书法美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2] [日]平山观月.喻建十译.书法艺术学[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8.
[3] 黄惇.魏晋南北朝书法史[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
笔记古已有之.心理学家研究笔记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逐渐形成了关于笔记功能的两种假说 ：贮藏功能假说和编码功能假说。贮藏功能假说主张：记笔记的作用主要在于对所记笔记的占有，强调记笔记的外部贮藏作用.认为通过对笔记的复习.可以唤起对讲课内容的再认，巩固所学的内容。编码功能假 说主张：记笔记对信息如何编码有影响。这一假说的核心内容是：记笔记活动本身可以引起学习中的积极活动.提高注意力。促使发展精细思维.组织记忆和形成迁移，从而较好地理解讲授内容。
运用优化学习笔记，把学生的思维触角引向一个广阔的空间，使学生掌握知识和方法的内在联系，形成知识体系，触类旁通，顾此及彼；提升感悟的层次，把握要点，掌握精神实质，促进方法的形成，提高思维能力；使语文学习内容更富于立体化、多元化，更富于时代性、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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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命意识 “圆形思维方式” “有无相生” 意象 意境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93-01
新时期以来，随着作家主体的解放，个人话语的确立，文学逐渐向本体回归，走向“美文”，在小说界出现了一批有着传统笔记体小说神韵的作品，却体现着新的时代精神和东方美学趣味，还包含一定新的文体实验的意向，影响很大，时人称之为“新笔记小说”。 它先由汪曾祺、孙犁等老作家发韧，并随之影响一批中青年，如阿城、贾平凹、何立伟等自觉追求响应，成果丰厚，形成整体效应。新笔记小说作家群体非常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新笔记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新笔记小说与传统生命意识
从新笔记小说作家的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新笔记小说作家对艺术孜孜以求的精神。他们重视作品的质量，追求作品恒久的艺术魅力，并极力避免使自己的作品被时代的浪花所淹没。
孙犁早期创作非常重视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抒情风格，在四十年代以《荷花淀》蜚声文坛。五十年代，受到环境和历史的影响，孙犁创作出一些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的史诗性作品。进城以后，孙犁大量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使得他的作品形成了以纪事为主、注重理性的厚重风格。从孙犁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化，作家时刻保持着一颗对艺术恒久魅力的探索之心，最后，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大多数新笔记小说作家在创作小说作品时都经历了与孙犁同样的艺术探索的历程，刚开始是向西方借鉴小说创作的艺术经验，接着受到一定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最后回归到本民族的传统形式中，最终找到了与自身气质相符的小说创作形式，创造出一批非常优秀的新笔记小说作品。
新笔记小说作家对艺术的探索正是重视作品质量和作品生命力的表F，分析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这和中国传统生命意识有很大的关系。新笔记小说作家受到传统生命意识的影响，他们大多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濡染，因此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影子。而古代文人士大夫大都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即他们都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因此努力追求生命的意义，意图通过人为的努力来增加生命的内涵，提高生命的质量。强烈的生命意识一方面使得他们特别注重营造心灵的一方净土，注重生活的情趣，如追求琴棋书画的雅趣。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生命不朽的追求。古代文人追求生命不朽主要是通过立言来实现的，立言也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以此来与短暂的生命相抗衡，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等，这些文人都希望能通过立言即著书、写文来使自己“名垂千古”。
新笔记小说作家承袭了这种传统生命意识，希望通过立言以追求生命的不朽。但是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以偿地使自己名留青史，他们发现了这样一种文学现象：有些小说虽然能受到当时读者的喜爱和追捧，但是并不长久，数年之后便会失去读者，无人问津。因此，他们都对艺术探索有着无限的热情，希望使自己的作品散发恒久的艺术魅力，能够被不同时代的读者所喜爱。
新笔记小说作家对艺术不懈地探索正是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他们对艺术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给后人留下了丰富宝贵的经验。
二、新笔记小说与传统“有无相生”观念
在新笔记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笔记小说作家受到“有无相生”观念的影响来进行创作，例如林斤澜的小说《“夜半歌声”的歌者》，这篇小说主要讲的是三十年代著名歌唱家盛家伦的故事，在这个作品中，作者在短短的篇幅中将人物的人格品味和精神气质巧妙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作者在写人物时运用了“聚焦于无”的艺术视角。作者没有着意写人，而是通过景物的描写为读者展现了人物的精神人格世界。其精神人格附着于“江水滔滔，山风拂拂”的风景之中，使人物具有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林斤澜将刻画人物的笔墨聚焦于飘逸的环境，这种飘逸的环境表面上是对人物刻画的暂停，实际上还是在写人物的精神人格，是作者营造的艺术空白。这就是从“无”中把握“有”，林斤澜在这里就很好地把握了“有”、“无”的关系，在“聚焦于无”的视角下，创造艺术空白，使读者获得艺术想象，表达出了“言外之意”、“韵外之旨”。
汪曾祺的作品也多通过着意于环境、风俗、气氛的描绘来刻画人物，表面上写的是环境、风俗、气氛，但实际用意却是在写人。如汪曾祺的《晚饭花》对晚饭花开的情景“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的描写，实际则是在写主人公王玉英如晚饭花般美丽的青春以及其相反的凄凉的命运。
“有无相生”的观念是一种重要的传统思维方式，作为重要的传统文化而存在。老子首先提出了“有无相生”这一重要的哲理概念，接着一些古代的文学家、评论家在文学领域也相继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文学观点。司空图说“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等。
在“有无相生”观念的影响下，新笔记小说作家总是力图表现有限物象背后的无限深意，重视营造作品中的“言外之意”、“韵外之旨”。他们非常喜爱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欣赏古代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同时，他们领悟到创造艺术空白的重要性，如在作画时，古代画家都不强调把画布填满，而是要留下足够的空白，使观者在看作品时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新笔记小说作家在“有无相生”的观念影响下，往往使用“聚焦于无”的艺术视角，重视创造小说中的艺术空白。
三、新笔记小说与传统意象、意境
新笔记小说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意象的描绘，新笔记小说作家经常运用意象叙事来增添作品的意蕴。
如孙犁的小说《罗汉松》，罗汉松是富有文化意味的形象，它代表着高洁、坚强、不畏严寒等优良品质，往往用来比喻人格高尚，富有操守的人。小说中描绘了一个与罗汉松形成截然对比的人物老张。老张是一个没有坚定操守的人。老张爱好文学，但态度上却不太严肃，在革命年代也吃不了苦，常常不避嫌疑，居住在地主、富农家里。进城以后经常赴宴，很会看风使舵。在文中罗汉松和老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营造出强烈的反讽效果，极大的丰富了小说的艺术意蕴。
其他如孙犁的《鸡缸》中的鸡缸的意象象征着人事的沉浮，李庆西的《钥匙》、《锁》中的钥匙、锁的意象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等心态世相，象征着复杂的人际关系。
运用意象叙事比直接写人物会给人留下更深刻的映像，在意象的烘托或反衬中可以使读者获得更多的艺术感受，从而使小说具有更丰富的意蕴。
杨义认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的剖析，才能N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李陀也指出：“意象的营造是几千年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积淀在中国人心理深处的一种普遍的审美意识。”
新笔记小说作家往往用充满诗性的笔墨描绘环境，让读者感受到如诗般的意境。如汪曾祺的《故乡人・钓鱼的医生》中对王淡人钓鱼、喝酒、吃鱼的动作的描绘都非常具有情致，最后描写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王淡人的鱼竿上，为画面添加了生意和情趣，使得整个画面具有诗的意境。
意象和意境最早是诗歌中的重要的审美范畴，意象是包含了诗人的情意和神思的物象，意境是一种艺术境界，是一些批评家评论作品优劣的评判标准。慢慢地，意象和意境也被一些叙事作品所学习和借鉴，在叙事作品中对意象叙事和意境的追求，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提高了作品的品味，使作品具有无穷韵味。新笔记小说作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很喜欢古典文学，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追求意象叙事和意境的营造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新笔记小说作家学习古代传统中意象和意境的手法，将这些手法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来，使新笔记小说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钟本康选评：《新笔记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张曰凯编：《新笔记小说选》，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3]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杨义文存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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