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烟草;农业;政府角色;转换;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068-02
1 建国前政府在烟草农业发展中的角色
政府对烟草产销活动的限制最初表现为重税高价的“寓禁于征”,后较多采用特许经营、行政许可、烟草专卖、烟草赋税等方式进行政府管制。
(1)北洋政府时期的烟酒特许经营。北洋政府借鉴外国经验,于1914年1月在国内实行烟酒特许经营,开创我国对烟草政府管制的先河。通过采取特许经营制来对烟、酒等奢侈消费品征收重税,即从事制造、批发和零售烟酒业务者必须向政府缴纳贩卖烟酒特许牌照税以取得特许经营资格。由于当时的卷烟加工业基本为外国资本垄断,特许经营范围不包括卷烟。1914年1月和7月,北洋政府分别《贩卖烟酒特许牌照税条例》和《贩卖酒特许牌照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凡批发、零售烟草者,均应提出申请书到主管官署领取贩卖特许牌照,并对特许牌照的种类、保管、使用、缴销及颁发机关等作了相应规定。同时还规定有关官吏可对营业者的牌照进行检查,无证经营者视情节轻重处以不等罚金。部分省也了有关烟酒特许牌照税的规章,明确规定对烟草产销业务实行特许经营。为保证政策的落实,北洋政府财政部于1915年11月至12月派员到部分省、市检查特许牌照的领取、使用、保管等情况。
(2)国民政府的烟酒行政许可、准运制。①卷烟及熏烟叶经营行政许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民族卷烟加工业及熏烟叶(烤烟)有了一定的发展,国民政府为加强管理,对卷烟及熏烟叶的经营实行行政许可。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27年11月颁布《卷烟营业牌照章程》和《卷烟营业牌照施行细则》,规定凡以售卖卷烟为业者,必须领有营业牌照;并对卷烟营业牌照的种类、等级、申请、换领、改照、变更、使用、保管、检查各个方面都制订了相应的条款。此后又于1928年产3月,颁发《烟类营业牌照税暂行章程》及《烟类营业牌照税章程施行细则》,将行政许可的范围扩大到一切烟叶制造品。1935年1月,颁发《烟酒营业牌照税施行细则》等。虽然对内容进行了多次修订补充,行政许可的规定却基本未变,并一直执行到1942年施行战时烟类专卖制度。②准运制。1927年后,国民政府及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章程规范烟类准运制度。除《烟酒公卖暂行条例》中有关规定外,国民政府于1929年的《各烟厂烟件改退改运暂行规则》、1933年的《卷烟报运规则》、《卷烟用纸购运规则》、《土烟叶特税稽征处罚规则》、《熏烟叶稽征处罚规则》等,都对烟类准运作过规定,如将准运证明定义为“运照”、“准运单”。“运照”又分为“统税运照”、“免税运照”、“舶来卷烟运照”,“准运单”分为“改运单”和“临时运单”等。明确准运范围与准运申办程序。同时,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章程中也对烟类准运做了规定。
2 全面干预:1949-1981年政府在烟草农业发展中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烟草农业几经起落,在政府的全面干预下得以较快发展。全面干预与管制角色有很大区别。全面干预角色中的政府就象超人,它不仅通过法律体系许可或禁止某种行为,还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经济活动的监控与调节,对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也大包大揽,取代市场来主宰市场经济。在我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指令、计划配置资源。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重点恢复老烟区,适当发展新烟区”的方针,1950年把烤烟生产列入国家统一计划,实行统购统销,发放贷款,优先供应烟草生产所需的商品肥料及烤房所需的木料、煤炭等物资,促进了烤烟生产的发展。1952-1956年,我国烤烟不断增加,产量也增加到39.9万吨,烤烟品质也有所提高,很快地扭转了高档卷烟原料依赖进口的局面,过去被“洋烟”垄断的卷烟市场,迅速被国产卷烟所取代。在“”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烟草生产急剧下降。1963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烟叶增产会议,加强了对烟叶生产的领导,改进了烟叶的收购和奖售办法,保证烟区所需的肥料、煤炭、木材等物资的供应。根据国务院的决定,1963年成立了中国烟草工业公司。1964年又试办烟草托拉斯,对烟草的收购、复烤、分配、调拨实行统一经营,对卷烟工业实行统一管理,此时的种植业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到1967年,烤烟种植面积发展到610.95万亩,比1961年增加了1.8倍;总产量猛增到56.7万吨,比1961年增加了4.9倍。“”期间,烟草生产管理机构多数遭到破坏,烤烟生产大幅度下降,加大了供需矛盾。20世纪70年代后,国家又重新公布了一些扶持烟叶生产的政策。1973年,国务院批准了一系列实行农副产品统一奖售的办法,鼓励、奖励烤烟种植,如奖粮食、布票、饼肥、木材、化肥等。到1978年,全国烤烟种植面积增加到919.2万亩,总产量增加到105.2万吨。至此,中国烟草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1979年,国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而烟草的收购价格却未提高,这相对降低了烟粮比价,导致烤烟种植面积下滑。烤烟主产区的河南、山东两省1970年的烟麦比价分别为1:5.27和1:5.13;1979年两省的烟麦比价分别下降到1:4.31和1:4.19。到1980年,烤烟种植面积下降到595.05万亩,总产量减少到71.7万吨,烟草产量比1978年减少了32%。为了促进烟叶生产,国家自1981年起,调整了烤烟收购价格,价格总水平提高了20%,同时对烟草生产经营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
3 组织推动者:1981年后政府在烟草农业中的角色
实践证明,全面干预对恢复我国烟草农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全面干预角色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政府角色由全面干预向组织推动者转变。这一时期组织推动者的角色,主要特征是政府不再大包大揽,而是走向适度放权,政府只负责组织机构、管理模式的搭建,负责相关法规制度的出台,然后推动各地执行。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批准同意对烟草行业实行国家专营。1982年1月1日,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成立。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实际上就是把事关烟草的烟叶种植、卷烟生产、商业批发,分别从供销合作总社、轻工部和商业部划出来,变成'一条龙'管理。从1981年到1985年的中国烟草,主要任务就是“关停并转收”,形成全国烟草行业集中统一经营管理的格局。
1986年至1990年的五年期间(“七五”计划期间),烟草行业认真贯彻“计划种植、主攻质量、提高单产、增加效益”的烟叶生产指导方针,烟叶年产量由127万吨增加到210万吨,其中上等烟比例从5.4%提高到16.6%,实现了产、供、销基本平衡,略有储备,并有一定数量的出口。1989年以后,烟叶种植推行“良种化、区域化、规范化”生产技术措施,加强烟草品种审定工作,建立健全种子管理制度和良种繁殖体系。从1989年到1996年的7年间,由于政策明确、科技兴烟力度大,烟叶生产总体水平和烟叶质量上了一个台阶,烟叶年收购量都在200万吨左右,基本上满足了国内卷烟工业的需要。
1997年由于粮食、棉花价格持续走低,导致烟粮比价过高,烟叶出现盲目发展现象,全年收购烟叶340多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随后国家对烟叶种植进行严格的宏观调控,并大力推广烟草种植新型实用技术,如“三段式”烘烤工艺及其配套技术等,将烟叶收购合同制作为一项基础工作来抓,烟叶质量进一步提高,烟叶工商交接合格率明显好转,保证了烟叶的协调稳步发展。
4 改革引导者:入世后政府在烟草农业发展中的角色
入世后,政府在烟草农业发展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似乎正走向“幕后”,它不再对组织架构等进行具体指导,只是给烟草农业和烟草行业的发展指出前进方向,引导烟草农业和烟草行业向着它的方向改革前进。2003年起烟草行业开始了自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组建以来的重大行业内部体制改革,即工商管理分开。
2005年11月,国务院有关进一步理顺烟草行业资产管理体制的文件下发,明确提出烟草行业继续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由中国烟草总公司依法对所属工商企业的国有资产行使出资人权利。至此,烟草行业结束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出资人缺位、责权利不明晰的状态。与此同时,烟草行业公司制改造全速推进,烟草工、商企业由《企业法》规范的企业转变为由《公司法》规范的公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使烟草行业大企业、大品牌的发展如鱼得水。卷烟工业企业和品牌的快速发展,对烟叶原料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2005年,随着中央关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政策的出台,国家烟草专卖局积极响应中央三农政策,提出了“重心下移、着眼基层、突出服务、加强基础”烟叶工作方针,大力加强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烟农的生产生产条件。截至目前,国家局已投入烟叶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200多亿元,用于建设、改善烟区的道路、沟渠、水窖、堤坝、烤房等。
2007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从传统烟叶生产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的战略构想,被简称为“一基(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四化(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专业化分工、信息化管理)”的现代烟草农业战略构想。2008年,当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将目光转向中国农村时,烟草行业的现代烟草农业发展已经如火如荼展开,烟草农业的专业化分工、集约化经营、机械化生产、信息化管理已现雏形。
我国烟草农业中的政府角色,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推动着烟草农业向现代烟草农业方向发展,它本身也从一个单一的管制主体逐步演化成角色丛或角色复合体,成为了新制度的制定者,新服务的提供者、新竞争的维护者。它既是适度干预型政府、公共型政府、再调节政府的混合体,又具有确定法律基础、保护一个未被破坏的政策环境,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环境等基本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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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鞍钢,王绍光.政府与市场[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关键词：历史教学；改革；农村中学；困境与策略
众所周知，历史是中学课程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学生通过对历史学科知识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我国及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了解并记住历史事实，提高历史知识，继往开来，为学生以后的成长和学习提供借鉴意义。当前随着新课程教育改革的进程越来越快，农村中学历史课程也相继展开了教学改革工作，然而，历史教学改革工作在农村受到种种限制和制约，使改革工作举步维艰、难以进行。本文主要分析农村中学历史教学改革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策略。
一、面临的困境
（一）缺少专业的师资队伍
当前，农村中学历史改革的关键是一支具有专业水平相对比较高的师资队伍。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投入到教育改革中来，因而，农村的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与城市的教育水平有很大的差距。由于经济物质基础的落后，专业水平比较高的教师，以及外地教师，都不愿意到农村地区来教学，这样就导致农村地区的教师较少且师资力量薄弱。一般来讲，由于历史教师数量有限，农村中学的历史教师往往身兼数职，且教师年龄都比较大，更有甚者一些快要退休的专业不相关的老教师，也被安排到历史教学中来。专业水平较差的教师队伍，直接造成了农村历史教育改革的无法进行。
（二）缺少教学改革的环境
1、学校环境
从一般来看，农村中学的历史教育水平普遍落后，学校的管理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健全和不合理的因素。通过对农村相关学校调查发现，不重视对中学历史的教学是在农村学校中普遍存在。他们把学习科目分为不同的等级，往往对中考要求的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和化学科目比较重视，而把历史课程摆在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不重视历史课程的教学。
2、地理环境
我们知道中学历史课程是对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知识的讲述，并且历史知识都是事实发生过的，很多东西在现代社会都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学起来难免有点枯燥和无味。有些老师为了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爱好，也试图尝试着进行历史改革，但是还是受到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历史地理环境的不允许，对于一些历史遗留古迹、历史纪念馆、烈士故居等资源无法享用，只能通过书本知识去想象和理解。
（三）缺少科学的评价机制
农村的教育教学往往是把考试成绩作为唯一评价的标准，同样对历史教学的评价当然也是如此。因此，农村的历史教学评价标准，往往只是单一成绩，而对学生的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等不予重视，因而在农村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早就形成了长期的传统应试教育方式，老师只是满堂的灌输历史知识，不去创新教学的新方法。这样不仅不利于学生历史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更为历史教学的改革工作带来了阻力。
二、相关对策
针对当前农村中学历史教学改革面临的困境，为了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提高学生对历史课程的兴趣和爱好，掌握牢固的历史知识，我们尝试着进行了如下应对措施探讨。
（一）提升历史教师专业水平
历史教师的专业水平对推动农村中学历史改革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为推进和带动农村教育的发展，解决农村历史教师数量的问题，各大高校要加强思想教育和鼓励工作，鼓励历史专业毕业的大中专师范学生，献身到农村教育教学中去。另外，还要定期加强对农村历史教师的教学专业技能培训，学校有义务和责任对教师开展定期培训工作。农村历史教师通过定期的培训和学习，及时补充教师的专业知识，掌握最新的教学技科技成果和教学方法，从而提高中学历史教师专业能力。
（二）确立历史教学的地位
现代教育的理念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学校应该把历史课程与其他课程同等对待，不能忽视历史教学的作用。众所周知，历史是对过去社会漫长历史发展过程的叙述和总结，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我们能够从中学到很多以前的历史知识，从中明白很多道理和历史教训，只有很好的把握和了解过去，才能更好的展望未来。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中学历史的教学地位，重视并努力发展，才能推动农村中学历史的改革进程。
（三）改善农村中学办学条件
众所周知，农村的教育相比较而言，与城市的教育发展存在很大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教育基础设施的落后上，最重要的是教学资源的不足。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在农村的办学设施和可利用教学资源远远没有城市先进，简陋的办学条件，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对此，相关的教育部门，要加大对农村教学改革的资金支持，完善学校的教学设施和资源，建立校园网、多媒体教室、电子计算机阅览室等，推进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为农村中学的历史改革提供良好的办学条件。
（四）改进历史教学评价机制
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不能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现代教育的理念是全面发展，因此在农村教学过程中，要把历史学科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平等对待，完善学生评价考核机制。另外，对于教师的评价标准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把教师课堂知识讲授的生动、灵活，课堂内容设置的新颖、有趣等逐渐参与教师评价中来，改变传统应试教育的满堂灌输局面，提倡现代素质教育的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教学在学生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不断采取措施和方法，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渐克服农村中学历史教学改革中的困难，切实推进农村中学历史教学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宋变玲.浅析农村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困境及对策[J].新课程（中旬），2013（02）
[2]陈正桃.农村中学“非毕业班”历史教学中素质教育现状探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07）
[3]王琳.新课程体系下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困难与对策[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04）
【关键词】校史 思想政治教育 育人 路径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近现代史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5RW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科学历史观教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5RW001。
校史是高校师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独具特色的一种资源，是高校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在传统德育模式经受考验，急需在理念和机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的条件下，整理和挖掘校史资源，对于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全面、健康发展的人才，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都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校史是高校最宝贵、最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校史作为一所高校兴建、成长、发展历程的真实记录，其从无到有，从弱变强，坎坷曲折的发展历程是历史教育的重要资源。
1.校史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百年校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
校史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在高校教育发展沿革中最丰富、生动的体现。中国农业大学①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1905年批准建立），正是在戊戌维新的历史背景下，办学会，出报刊，自强求实的结果。但在旧中国外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中国农业大学办学经费极度困难，一直都在艰难的困境中挣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薪资制度，保障办公经费，才使中国农业大学脱离了经费的困境，确立起“教育、生产、研究三位一体”的方针，真正成为一所培养农业高科技人才的摇篮。后来虽经历了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的洗劫和破坏，但最终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农大师生的努力下，重新焕发了无限生机，在农业高科技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果。可见，变法维新背景下农科大学堂的建立、旧中国艰难求存、新中国的风云变幻及改革开放后的新生充分展现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笔宝贵历史财富。
2.校史与党的领导和中国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百年校史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小缩影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中，一所高校的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也离不开中国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党成立后不久，相继在一些高校中组建共产党小组，发展党员，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各种革命工作，在大革命时期同坚持同分子、特务分子作斗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展向南京政府的游行示威和抗日宣传活动等。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培养了大批的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为日后夺取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农业大学自近代以来一直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1919年农大学生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在邓中夏同志领导下，成立由乐天宇、杨开智（之兄）及另一名云南学生组成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后以此为基础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农大支部，1924年转为党支部。农大党团支部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二・七”罢工斗争、“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抗日南下示威团”、②“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运动③“抗暴斗争”、“五・二”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及“八・一九”大逮捕斗争④等，可以说中国农大师生和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呼吸共命运，谱写了一部有声有色、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的壮丽诗篇。
3.校史与高校学科发展密不可分，百年校史是学科历史发展的珍贵记录
近代中国的大学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适应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学科发展的历史也是国民经济某一行业的科学技术史。了解大学的学科发展史，能使大学生清楚认识学科设立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学校教育体制和方针的沿革，学科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这对于大学生明确所学专业在国家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明确自身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有重大意义。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建立正是“民以食为天”“民为邦本”的强烈社会意识的体现，要变法图强，舍此莫属。⑤为此，中国农业大学自建校开始，仿效西方学制，开设了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等与农民生计相关的各种学科，“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其后学科虽不断增多，教育体制和方针也历经沧桑不断变化，但“民为邦本”，振兴中国农业的办学理念始终未变。这在当前农业发展还相对滞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亟待提高，粮食安全又存在一定风险的情况下，了解农业学科的设立和发展历史，意义更为深远。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⑥高校校史涉及到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国史、学科发展史方面的丰富内容，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最生动、最真实的宝贵素材，也是最具高校特色的教育资源。
校史的育人功能
以史育人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历史，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 ⑦作为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反映党史、国史一个缩影的校史，如果能深入挖掘，恰当运用，那么在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同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1.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高校的历史实际是一代又一代师生员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祖国建设，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创业史。高校的创业者和建设者这种追求理想、报效祖国的豪迈品格能有效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树立爱国、爱民的崇高志向，锻铸灵魂，不断完善自己的人生。中国农业大学的娄成后、石元春、陈文新、曾德超等数十位院士即是师之楷模，爱国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陈文新院士一生牢记对她的嘱托：“努力学习”⑧“要增产，不研究土壤怎么行呢？应该有更多的人学农”，⑨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土壤微生物研究和细菌分类事业，“踏遍青山为中华”，在根瘤菌分类和研究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农业工程和农业机械化专家曾德超院士在二战胜利前夕，毅然放弃了中央工业试验所助理工程师的优越条件，为了寻找改变当时祖国乡村落后、农民贫困状况的出路，不远万里到美国学习“农具学”，填补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研究的空白，成为1952年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创建人之一。正是这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远大志向成为一代又一代大师们追求真理的不竭动力，他们身上极自然、极朴实的报国情感可以引起同学们的共鸣，激发其爱国主义的崇高意识。
2.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校史能从一个侧面让学生了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深刻感受高校在新旧中国发生的历史局变，领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体会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不懈探索的艰辛历程。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信念，增强对党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摒弃“翻案史学”“”等各种错误思潮的攻击，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优秀接班人。中国农业大学的百年校史忧患曲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她从旧中国饱受外国列强和国内反动统治者欺凌、轻视的旧学堂发展为新中国高度重视的社会主义高等学府，这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成功和骄傲。但后来中国农业大学在“”中下放劳动锻炼，“”中又从陕北的清泉沟搬到河北涿县，再搬到北京马连洼的罹难经历，也让我们反思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忽视科学实验，忽视农业科技对生产力发展作用的惨痛后果，从而进一步深刻认识党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所犯的20多年“左”倾错误，在惨痛教训中领悟“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而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3.勇于追求真理，勇于坚持真理的无畏科学精神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学习历史和借鉴历史经验。他把了解和懂得历史看作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⑩。校史中前辈师生不畏困难，不畏政治迫害，艰苦卓绝的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同样是高校学子精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其中无数感人的事例是校史文化中一座又一座的精神丰碑。小麦育种专家蔡旭教授，在“”农村浮夸风盛行的时候，拒绝了陈伯达提出的与农民开展竞赛，“勇敢地插上北京农业大学的牌子和所有的丰产试验田挑战”的要求，表现了一个科学研究者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为此，蔡旭曾被认为“没有真本事”而受到无理批判。？？？于追求真理、勇于坚持真理的科学无畏精神是高校不断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是校史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灵魂。
4.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高尚品德
爱国、爱民、爱校三者密不可分。高校一代又一代师生追求真理、探索科学之路，就是报国济民之路。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来，一大批“情系乡土，忧患苍生”的农大人，为实现中国人的温饱和富庶之梦不遗余力。1973年9月中国农业大学的石元春、辛德惠等几位教授来到盐碱旱涝的重灾区――曲周县最苦最穷的“老碱窝”张庄大队安营扎寨，他们住着透风、透雨、透光的土屋，吃着粗高粱拌粗盐，立下誓言：“不治好盐碱，就不回家。”正是农业科学家的这种责任感和为民奉献的精神，激励石元春和他的研究小组苦战一年多，终于取得了盐碱良的巨大成绩。“改土治碱，造福曲周”，“责任、奉献、科学、为民”的曲周精神成为中国农业大学校训“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的最好诠释。它不断激励着农大师生继续前行，当前张庄出现的“科技小院”，帮助农民跨越“最后一亩地”（教会农民如何应用科技成果），探索建立技术研究、示范、推广相结合的现代农业发展新篇章，就是可贵的曲周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品格与上述所谈的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追求真理的精神是校史育人功能最突出的表现。
校史育人功能的实现路径
1.把握课堂教学的主阵地
课堂的讲授学习和启发引导是思想政治课教育的主阵地，也是校史教育的主阵地。为了有效利用极其有限的课堂时间，结合校史教学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校史资料的选择要注意重大历史问题的关键细节史料，注意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热点、难点、疑点的稀缺史料。如中国农业大学校史中党支部成立及领导的工农运动，“南下抗日示威团”等都是珍贵史料。二是校史资料的运用要突出重点、详略得当、注重启发性。如“”运动中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在北京青龙桥高度密植秧苗的试验，在校内炼铁的试验，就可以让学生理解“”是中国人渴望摆脱落后状态的一种急切的民族心理的反映，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三是充分利用校园的各种建筑、雕塑、纪念碑刻等增强校史教育的真实性、生动性。中国农业大学校园中“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校门建筑、曲周赠送的汉白玉纪念碑、蔡旭等教授的雕塑等都是生动鲜活的实例。四是邀请校史专家、知名院士、退休教授等到课堂讲座，以他们亲身感受的学校发展史和感人故事教育学生，增强感染力和凝聚力。要做到以上几点，需要思政课教师非常熟悉校史，并对其有一定的研究，这样才能恰当、自如地选择和运用史料。
2.充分利用和挖掘校史馆资源
校史馆图片资料丰富，视频录像的震撼力强，再加上工作人员细致、生动的讲解，是校史教育不可多得的资源。为了深化对校史的理解，深入挖掘校史资源，可着重从几方面入手：一是组织学生参观校史馆。在大一新生刚入学时，可以结合新生入校教育，有计划地组织大一新生参观校史馆，让学生初步领略百年校史的艰辛曲折及铸就的辉煌业绩。二是在大一或大二学生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结合所学专业开展“××学科在我校的发展、沿革及当前现状”的研讨会，要求班级辅导员、思政课教师与大学生一起展开讨论，激发学生对专业学习的关心和社会责任感。三是在上述参观校史馆和研讨会的基础上，要求大学生以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为主题，撰写课程实践小论文。以上措施可以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校史课堂教学内容，使学生加强对校史的理解。
3.校史教育与专业实习或实践基地结合
专业实践基地在不同高校有不同类型，农林高校的专业实践基地一般是实验场、实验站或农场等。这些专业基地的建立、发展和变化一般是与高校的发展和沿革同步，同样承载着高校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内蕴。尤其是专业实习或实践基地与大学生所学专业课程紧密相关，能从专业学科视角了解基地建立、发展与学校兴衰历程的关系，与周围社会发展变迁的关系，很有教育意义。如农大曲周试验站的建立与发展、涿县农场的发展沿革都与历史时事密切相关。专业实习或实践基地教育与校史教育可以浑然一体。
4.拓展“校史教育”的观念，寻求校史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的有机结合
当前高校对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非常重视，一般寒暑假都会组织社会实践小分队、社会调研小组等各具特色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与大学生专业学科的背景紧密相关，能否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深入感受学科发展的现状、问题，领会高校服务社会的紧迫感和社会责任感，是高校社会实践活动向高层次提升的关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应担负导师的角色，帮助学生制定社会实践的调研计划，指导学生调研报告或社会实践论文，使学生既能从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爱民、爱校的情感体验，又能从当前社会现实问题中理解自身的使命感，将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意识提升到新境界。以上是校史育人功能实现的主要路径，这些路径要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以达到校史育人功能的完满实现。
校史育人功能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1.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新”的载体
当前西方思想文化渗透、各种社会思潮存在的社会现实给大学生的信仰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种情况下，单纯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已显得力不从心，而校史因为承载着党史、国史教育的重要功能，具有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特点，让学生感到可亲、可敬、可感、可学？？？，所以可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以推动党情、国情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培养学生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感情，肩负起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
2.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理念的“新”变化
过去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理念比较狭隘，思想政治教育常被认为是思政课教师的职责，且将思政课上学生的表现及教师教学效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狭隘的教育理念在当前知识量、信息量急剧膨胀，信息日益多元化，学生的思维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情形下，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为了适应社会形势和学生情况的复杂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改变过去比较狭隘的育人理念和方式，以校史为线索，构筑思想政治的“大教育”理念：即将校史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大学生专业教学与实践、大学生社会实践等相关工作中，寻求它们之间的相互衔接和有机结合，以使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全过程中，都能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
3.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实现路径的“新”机制
育人理念决定育人功能的实现路径，育人理念变化意味着育人功能的实现路径也要从过去狭隘、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转变为开放式、多元化、动态化的育人机制。具体说，校史育人功能的实现，至少可实现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的结合。如上所述，通过把握课堂教学的主阵地，充分利用挖掘校史馆等实践资源使学生对校史校情的了解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想认识，从校史校情教育中夯实高校德育的基础。二是课堂教学、专业实习基地与社会实践教育的结合。这三种结合是学生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的过程，是从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的验证，它将使理论变得更加丰富、具体，达到对校史校情更全面、更具体、更形象化的认识。以上两方面结合将是思想政治“大教育”理念实现的重要保障机制。
总之，校史是高校不可替代的独特历史资源，它蕴藏着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学科发展史的宝贵素材，其内容生动具体，亲切感人，校史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爱校、爱民、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和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的结合，课堂教学、专业实习基地与社会实践教育的结合又为校史育人功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可以说，校史育人功能的实现可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持久、稳固，使高校学生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感更加坚定，从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注释、参考文献：
①中国农业大学在历史上数易其名，非常复杂，为叙述方便，文中皆以“中国农业大学”代表各个不同时期对农业大学的称谓。
②“抗日南下示威团”是1931年12月全国学联统一领导下，由北平、济南等一些城市高校学生参加的要求北上抗日的示威运动。当时北平大学农学院进步学生陈凤桐、雷轰、傅蕴琦、余其心等参加了这一运动。
③“一二・一六”运动是1935年12月16日北平学生为了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反对的卖国行为而举行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④“八・一九”大逮捕是1948年8月19日，即将覆灭的前夕，在北平进行的一场疯狂的逮捕。特务、警察包围了北平大学农学院和教员住宅区整整六七天，在紧张的局势下，学校的党员和进步师生紧密团结在一起，胜利进行了一场反对进校捕人和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
⑤张仲葛：《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祥》，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5页。
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6月27日。
⑦：《2010年7月21日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cn/。
⑧⑨何志勇：《科学人生――中国农业大学院士风采录》，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72，73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58页。
？？？王步峥：《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49-1987）》，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29页。
农业农村系统党员学习党史心得体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此为契机，作为年轻的党员学习历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历史是我国近现代以来关于理想信念最为生动的教材，党的历史铸就的精神谱系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每一位党员通过重温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心中都会增添很多正能量。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我国经历了艰难困苦，但是党依然领导根据地的人民在良种选育、土地整理、精耕细作等农业技术上推进农业技术改良与进步。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全国先后开展了“农业学大寨”、“深挖洞，广积粮”、“人民公社”、“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央一号文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星火计划”的批准实施指出了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发展最快、成效最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时代。
通过学习与农业相关的党史，认识和把握了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可以获得思想的启迪、智慧的增长，提高工作本领，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正如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不忘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因此，我深感党史学习还需要更加深入，弥补自己对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的认识，才能结合自己所学，为当地农业科学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古代农业研究指导思想确定的陈列
我国对古代农业历史研究工作,以往多集中于着书,古籍立说发表着作方面,读者面小而往往又不易理解,通过农业文物、资料等集中收藏,经过研究、设计,用实物形象将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成就展现,对不同文化层次的现实所感受,影响范围较大,社会效益明显。从陈列内容来看,我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它既有宝贵经验,同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方面对古代农业遗产中宝贵的东西需要加以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和科学都是不断进步的,对传统农业技术应当用现代科学加以检验,取其精华。在内容上要求做到观点明确,资料翔实,系统、科学正确反映农业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设计强调准确性、科学性、艺术性,力求科学内容与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生动活泼,雅俗共赏。
我国古代农业有近万年的历史,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古代农业涉及时间长,门类多、范围广、问题复杂,如农业史包括农艺史、园艺史、农具史等。利用研究古代农业陈定陈列内容,制定陈列方案和设计。通过社会调查研究,我们应以社会和现实要求为考虑对象。一是使一般客观者了解古代农业基本知识,二是专业人员了解某种专业技术发展过程和其经验。在陈列结构上作深入的研究和大胆的改革,采用通史与专业史相结合的方法选定内容。
二、利用古代农业的研究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古代农业科学历史是农业古籍、农业文物资料等体现的。是古代文明的物质表现,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这些古代农业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各历史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凝结着我们祖先的杰出智惠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是一部物化了的中华民族生存史、奋斗史和发展史,科学地利用古代农业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人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民族凝聚力,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振奋精神,继往开来,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利用古代农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既是古代农业中的自身客观规律现实需要,只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做到古代农业研究成果的合理利用。同时,注意到对社会效益有关学术的处理,一般情况通史研究,只是处理农业技术发展历史的分期问题。对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发展过程,按历史朝代划分时期,但历代王朝的更替并不是古代农业技术发展的原因,不能反映农业技术发展的历史阶段,将其古代农业研究很难说明。历史上农区的人口比牧区的人口多很多,他们以粮食为主食,肉类为副食。“民以食为天”中的“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指粮食。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心年景的好坏,收成的多少。《春秋》中谷不熟则书,可见历史上以生产粮食为主种植业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础。因此确定以大田作物精耕细作技术的发生发展作为农业技术历史分期主要依据,这样不仅脉络清楚,突出了农业技术本身的特点,也是自身发展过程,利用古代农业研究中产生社会效益。
三、正确处理古代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保护是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但不是研究工作的唯一任务,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也是研究工作的主要方面。文化遗产利用包括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历史的、科学的研究,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等许多方面,当然也包括合理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创造经济效益。农业文化遗产利用必须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我们强调社会效益,但并不排斥经济效益,而且要争取好的经济效益,使经济效益能够反馈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上。如果只讲保护,不讲利用,就保护抓保护,就难以使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得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就难以解决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严重不足的矛盾;就难以尽快改变文博单位长期“守着金山讨饭吃”的尴尬局面.就难以调动和维护广大古代农业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有效地保护古代农业文化遗产是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基础,合理地利用古代农业中的文化遗产是有效保护文化遗产的动力,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受传统观念影响，历史学科地处边缘
目前，农村的初中还存在对历史学科不重视，从领导阶层管理到班主任的引导，都存在一定的认识问题，认为相比语数外这些主科来讲，历史是“边缘学科”。并且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家长的教育观点相对保守、落后，因此他们与教师在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上存在很大的分歧，部分家长只重视孩子的成绩，忽视孩子的全面发展，“语数外”等占中考分数比重较大的科目自然受到重视，历史作为“小科”相对被忽视，这不仅给历史教师的教学带来很大的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历史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积极性。
（二）教师资源匮乏，专业素养相对不足
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起始学历普遍不高，而且大多又是非历史专业的毕业生，有些“半路出家”的初中历史教师因为对历史学科的认识相对不足，在专业素养和教学方法上都存在一定问题和偏见，缺乏历史科目的教学技巧，仅靠课堂上画重点，让学生死记硬背来完成教学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历史的趣味性和积极性。由于农村地区很难吸引年轻人才，部分农村学校存在着教师老龄化的现象，尤其是像历史这种边缘化的“小科”，教师的老龄化就会导致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相对保守落后，阻碍历史教学的发展。
（三）农村学校硬件设施不足，缺少教学资源
农村初中因为资金条件的限制，在硬件设施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部分农村学校甚至没有完善的图书馆和多媒体设施，相关的教辅资料也存在很大欠缺，这导致历史课堂上，教师仅凭一张嘴，一本教科书，画画条条框框来完成教学任务。这造成历史课呆板、生硬，学生没有听课的欲望，教师没有讲课的激情。
（四）教师科研活动参与较少，科研能力相对薄弱
历史教师只有掌握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与成果，才能及时充实历史教学的内容，使教学具有新颖性。而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由于对历史专业人士的浅薄以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很少关注历史学科的前沿动态。并且农村地区的初中历史教师也很少参与教科研活动，这使得农村地区初中历史教师科研能力薄弱，难以总结和探讨历史教学问题。
二、改善农村初中历史教育现状的对策
（一）认识并重视初中历史教育的价值
历史教育中的公民教育与其他学科公民教育的侧重点有所差异，它不是完全针对公民的知识的教育和公民技能的训练，而是注重公民意识的培养，从而提高公民的素质教育。尤其是初中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对他们进行历史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价值观意义重大。要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首先学校和教师要重视历史学科的教育，提高历史学科的地位，在对学生和家长进行渗透教育，对他们进行宣传，改变他们陈旧的观念，灌输学生全面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学生树立正确的公民意识和价值观。
（二）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引导和资金投入
首先应大力引导、广泛提倡，在农村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上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优秀的年轻历史教师到农村初中。其次，让学校有充足的资金来改善学校的硬件设施，以建设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学校要有文化的氛围，图书和相关教辅资料是必不可少的资源。新课改下，教师需要不断充实知识，增加文化底蕴，才能将历史课变成思维的盛宴。这就需要历史教师要有大量的阅读，如果教师自行解决购买图书的费用，这将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挫伤他们阅读的积极性。因此需要对农村学校的图书馆和教辅资料上加大资金支援，以确保农村历史教师的教学和进修的基本硬件条件。
（三）推进继续教育，加强对农村历史教师的进修和培训
回顾杭州党史二卷纲目的形成过程，我认为应关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从而确保二卷写作的顺利进行。
第一，时经事纬，关注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大历史阶段中重大历史事件推进的波段性。
党史二卷编章节目四层结构的划分应以何为标准?在总体上做到时经事纬的原则下，我认为应关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个历史阶段中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波段性。
杭州党史二卷共分5编24章68节260目。对前7年的内容，我们采用了前3后4两编的形式，主要理由就是基于对其是同一历史时期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判断。我们认为，虽然总体而言前7年是开展新民主主义建设、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但仍可以因建设主题的不同而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前三年是围绕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为主题，后4年是以实现社会制度的过渡为主题。这样划分，与此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展“”和拨乱反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三个不同历史主题而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是一脉相承的。
在章的设定上，同样要体现各个历史时期内历史事件推进的波段性，如在第一编中，党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建立新政权与恢复国民经济而展开的，就此根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断推进的程度，我们将这一历史时期划分为4章，其对应的历史波段是：建立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同样，在第三编中，我们根据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阶段性，其中既有成功的时期，也有经受的挫折，更有对挫折的调整与提高。既有经济的发展，也有政治运动冲击，从而将这一历史时期划分为经济建设的良好开端、整风反右、与、纠“左”与继续、国民经济的调整与进一步发展等若干波段，从而依此设立各章。
同样，在节、目的设置上，也要尽可能地体现各具体历史事件的阶段性，如，农业合作化运动从第一编中初步发展内容中的互助组、初级社的试办，到第二编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深入内容中的初级社的快速发展、巩固提高和高级社的试办，再到第二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内容中高级社的普遍建立。镇反运动一节中，对应运动的三个阶段而设立三个目的做法，都是对历史事件发展的阶段性认识的结果。
坚持时经事纬，关注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事件的波段性，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清纷繁复杂的历史脉络，而且也能使地方党史在总体结构上保持与全国党史、全省党史的一致性，避免在写作上走大的弯路。
第二，关注整体性推进原则的体现。在纲目设计阶段就力诫以后专题性写作问题的出现。同时要尽可能做到前后呼应，保持历史事件记载的完整性。
整体性推进，是正史写作中一条重要原则。它要求我们在记载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束的过程中，必须与所处的历史阶段保持一致，而不能一味追求历史事件叙述的完整性。对此，我们在纲目设计中采取了两个做法来兼顾整体推进与叙事完整。
首先，坚持整体推进原则，坚决按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对一些跨时期、跨阶段的历史事件进行分编、分章、分节的记载，力诫专题性写作问题的出现。如，农业学大寨是个从上世纪60年上半期至70年代末的长期运动，在党史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专题研究对象，如何记载?我们从研究中发现，同样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其主题与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前的农业学大寨，主要是学寨的艰苦奋斗精神，是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学先进活动的内容之一；“”前期“政治挂帅”的农业学大寨和上世纪70年上半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农业学大寨，在学习主题和表现形式上也存在着较明显的区别；“”末至改革开放初，以建设大寨县为主题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各级党委、政府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个抓手与平台(那个年代是口号)。因此，我们在二卷纲目中，就据此设置了相应的节、目，在写作中作分别记载，避免出现二卷中的农业学大寨专题。同样的情况还有许多，如，跨第一、二编内容的三大改造、第三编中跨不同阶段的农村公共食堂专题、一些重大的工程建设(如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杭州的城市建设)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对这些专题作较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符合史稿写作要求的安排。
其次，重视重大历史事件记载的完整性。在史稿纲目设计与写作中，历史事件的完整记载，不能靠一气呵成的专题写作来完成，而是主要以全书写作的前后呼应来实现的。这种前后呼应，既可以直接反映在纲目设计之中，如，农业合作化运动，我们在第一编“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开展与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一章中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初步开展”一节，在第二编“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一章中有“农业合作化的不断推进”一节，又在第二编最后一章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一节中设置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普遍建立”一目，从而构成了完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记载；又可以在相应内容的记载中加以“拼凑”式的完整记载，如，公共食堂的问题，我们就是在三章四节的相关内容的写作中达到完整记载的目的，在“和化运动”一章的“化运动”一节，我们设置了“公共食堂的普遍举办”一目，在“初步纠左到继续”一章中，分别在“整顿公共食堂与农村政策的初步调整”和“开展继续”两目中记载1959年上半年公共食堂的整顿和1959年9月后把农村公共食堂作为“方向问题”强制推行的内容，至于农村公共食堂结束的内容，则在“农业六十条”的贯彻中记载，这样的“三拚四凑”，构成了对“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的完整记载，达到了历史事件的完整性要求。
第三。关注党的发展史与党领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史两条主线。重视革命与建设内容的平衡。突出对党的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内容的记载。
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的党史，既是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又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历史。这两条历史主线构成了这一时期党史的全部内容。如何充分体现这两条主线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表现，如何正确处理历史主线之间和历史主线内部相关内容之间的平衡，是我 们设计党史二卷纲目必须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们采取了三条措施。
一是重视对党建内容的专门设置。党史的最大特色在于“党”，没有党建内容的专门记载，仅仅用一句这一时期的工作都是党领导的，难以说明党史与国史的区别。在杭州党史二卷的纲目中，我们在前三编中专门设立了“执政初期党的自身建设”“过渡时期党的建设首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和“调整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章，在“”中围绕市委工作，设置了“市委试图掌握运动领导权以吐故纳新为中心的整党建党”“双突事件与整顿党组织”等节目的内容，并在第五编中以市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实现”一节作为全书的结束。在党建的各个内容上，既有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记载，也有党的组织发展、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的反映，还有党领导的群团工作、思想文化工作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两者结合清淅地构勒出这一时期杭州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史。
二是重视革命与建设内容的平衡。这一时期政治运动不断，许多建设的内容，也是以革命式的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如，“”中的抓革命促生产等，因此，很容易把这段历史写成政治运动史，尤其是在政治运动高潮中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和“”中。就此，我们对这两个阶段中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内容进行了重点挖掘，设置了“五十年代后期杭州经济建设的推进”和“社会事业的发展”2节10目，以及“七十年代上半期经济建设的恢复性发展”和“社会事业重现活力”2节8目，从而较好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的主题。
三是关注人大、政协和社会事业发展等内容记载的整体性。对于人大、政协工作的记载，不可仅局限于制度创立阶段的内容，还要对这一时期各个阶段制度完善和受冲击内容的记载。对社会事业发展内容的记载，我们在纲目中，既对各个历史阶段科教文卫体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内容记载都有记载，也力诫简单地对各个历史阶段总体发展情况的笼统记载，力求以各项社会事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特色和重大事件来引导事业发展内容的记载。如，我们在“五十年代后期杭州社会事业的发展”一节中设置了“开展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基础教育改革和业余教育体系的初建”“视察小营巷与群众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涨”和“市文联的建立与文体事业的发展”等目。
第四。重视对史情、地情的分析。在纲目设计中充分体现地方特色内容。
地方特色，是地方党史的生命。如何体现地方特色?是党史二卷纲目设计与写作的一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并非是在标题中加入地名就能解决，也不是在节目中加几个发生在本地的事件那样简单，我们认为应从史情、地情的分析着手，综合地体现地方特色。
对史情的分析，就是要根据这一时期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主题，分析得出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从而进行有针对性地重点记载。对五个历史阶段(一至五编)中建设与发展的主题，我简单地归纳为：恢复与转轨、改造中发展、曲折中探索、混乱中坚持、“”后的复苏五个方面，对应于这五个方面主题，我们对各方面建设与发展内容设置了相应的节目，以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例，我们设置有：转轨中的杭州教育事业(建国初)、院校调整与杭州教育事业的初步发展(过渡时期)、基础教育改革和业余教育体系的初建(五十年代后期)、学校调整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探索(六十年代上半期)、招生制度的恢复和正常教学秩序的重建(七十年代上半期)、恢复高考和正规化教育(“”后)等。这些节目的设置，既明确了写作的重点，也使事业发展之类的大众化内容，有了杭州自身的特色。
在杭州党史二卷的纲目设置中，体现地情分析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地方党史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与记载，如：许桂荣农业合作社、考察新登农业生产合作社、杭州系列事件的发生、“”中的“四・四”事件等；二是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和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的内容，应作为重要内容，在党史中充分体现。为此，我们在第一编与第二编中设置了“杭州城建事业的恢复与城市面貌的初步改善”和“首次编制杭州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杭州城建事业的较快发展”等节目，在此后的各编中设置了“背景下的二轮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快速发展”“中美外交影响下的杭州城市建设”等节目；三是杭州作为风景园林城市，对西湖保护与治理，一直都是历届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党史二卷的纲目设置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如，“西湖治理工作的起步…‘西湖清理运动?“灵隐寺的保与毁之争…‘环湖截污与环保事业的起步”等。
关键词：生态问题；农业开发；环境变迁；传统农业
随着当今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渐趋于白热化。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目前人类所面临的诸种危机，诸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气候问题、物种问题等的日趋严重，实际上是以“天灾”方式而表现出的“人祸”，即是人类自己所亲手酿造的恶果。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对历史时期人类自身开发方式、生存方式的深刻反省。作为一个农业素称发达的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的许多学者在追溯生态环境问题历史根源的时候，也自然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有所关注，甚至远溯至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奠基形成时代，认为此即祸患之始也。这些认识的产生，在当前生态问题空前严峻的背景下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有相当的警示意义；但仔细推究，这一结论似乎缺乏充裕的事实依据，而其研究问题的方式与思路也似乎与历史研究的本质存在一定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种结论与思路的产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人们对生态问题产生主要原因与时代的关注视线，虽然减轻了今人的内疚与自责，但却无助于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
一、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
正确地认识与估价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地位与作用，不能孤立地从其某一个方面简单地臆测或武断，而是要系统地、全面地分析考察，即需建立一种“整体史观”。对于古代农业开发经营中的生态问题的认知，也同样需要如是视角。在古代社会，在农业生产作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的条件下，认识农业经营开发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必须把其放在一个长时段下系统地考察。也就是说，我们在注意农业开发经营所产生的诸如生态问题、人口问题等消极影响同时，还有必要充分地认识其积极的意义与作用，尤其是从社会时间这一角度权衡把握二者的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传统时期的农业开发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前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其一，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先民赖以生存延继的最主要方式。“民以食为天”，生存是人类诞生以来首先面临的问题之一。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人类诞生之初，其最主要的经济方式是采集与渔猎，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茹毛饮血，生存条件相当的恶劣，故此，探寻新的生产方式就成为了人们的共同愿望；而农业这一生产方式的产生，也正是在这一探寻过程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完成的。应该说农业的诞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不仅使先民在解决生存问题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且亦加速了“人猿揖别”的历史进程，也因为如此，其在传统社会一直是绝大多数民众的衣食之源和安身立命之本，这一点也是农本观念最基本的含义。以之为基点，还衍生、引申出许多的涵义：“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谐辑睦于是乎兴，财用番殖于是乎始，敦庞憧纯固于是乎成。”[1]
其二，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华民族兴起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和重要纽带。中华民族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以辉煌的文明成就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成就的获取，不能不说与农业的开发经营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反顾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炎黄部落的率先崛起是得益于对农业的关注，而此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也是以传统时期农业的开发经营为主要载体与途径的一个逐渐凝聚的过程，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与农业开发经营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三，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古代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基础。正是以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农业文化的发展迈进为基础，我们的先民不仅率先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而且创造了一系列的灿烂辉煌，使得古代中国的社会与经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惟如此，中国的农业文化还是构筑中国传统文明最基本的要素与基础，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以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农业与农业文化的确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根基。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忽略和否认的事实，也应该成为我们探讨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农业开发经营中生态问题的历史性
生态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不可辩驳地说，今天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问题，与历史时期若干生态问题的逐渐积累密不可分；而当时生态问题的产生也是与农业这一生产经营方式密切相联系。譬如大量原始森林的破坏，即与原始农业时期“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3] 这一刀耕火种式的农作方式相关，与传统时期农业区域性拓展过程中的与山争田、“斩伐林木亡有时禁”[4] 相联系。再譬如生态脆弱地带的土壤荒漠化问题，也是与历史时期农业发开之触角延及诸多生态脆弱地带，破坏其植被相关。考究史册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于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已经对当时的生产与生活产生诸多的危害，而且亦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如秦汉时期的贡禹在探究当时灾患频仍原因时的“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之谓、刘向在《别录》中的“唇亡而齿寒，河水崩而其坏在山”之喻，等等。明清时期类似的记载与言论则更为丰富。对于这一点，不仅已为众多的学者所充分地证明，而且也可以从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中找到踪迹，故此不再赘述。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这一问题过分地简单化。既然其是一个历史过程，就意味着传统时代面临的诸种生态环境问题，并非如我们今天一样如此严峻；而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对环境作用程度相联系，还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所面临生态问题的内涵也是有所差异的，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环境史研究的成果，把其放置在整个世界文明史发展进程的长时段中加以分析。环境史研究成果表明，人与环境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人类中心主义——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走向生态中心主义——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而其分界点分别为1492年和1969年。[5] 也就是说，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而言，生态问题的严峻以及人类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是始之于近代工业化，这同样是一个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所以有些学者就曾明确地指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危机产生于市场机制”。回顾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生态问题严峻，同样也是始之于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是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及其对自然环境作用的日增相一致的。从这一角度讲，我们不宜对传统时期生产经营方式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予过分的夸大。
再具体到中国古代历史内部来看，我们也同样不难发现，真正的、整体性生态问题的凸显也是始之于明清时期[6]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明代以后人口的激增超过了生产力供给水平与自然的承载能力，迫使人们从各个角度、各种途径千方百计探寻增加粮食总量的方式与方法。人们一方面从提高单产的角度发掘农业内在潜力：如引种诸如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进一步提升精耕细作程度，这是使得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在这一时期迅速达到了巅峰状态的基本动力之一；掀起了又一次的水利开发之高潮，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设施与环境……等等。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纵深的、内涵式发展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也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因此，农业横向的、外延性开发，即地域性的拓展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新的高潮。同时，由于宜农之地早在历史时期就已经开发殆尽，所以其触角亦不可避免地延伸至陡峭山岭、草原牧场、水泽湖泊，宋元而始的与山要地、与水争田之趋势至此而达到高峰：长江中下游河湖纵横地区，人们围垦湖面及滨江濒湖之洲滩，以致出现了“江右产谷，全仗圩田。从前民夺湖以为田，近则湖夺民以为鱼”[7] 之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则大量围垦荡地，至明中叶已是“草荡多被势豪侵占，开垦为田”（朱廷立《盐政志》卷7）；在北方的农牧交汇地带，大规模的农业垦殖再掀高潮，如宁夏花马池一带，先前“全无耕牧”，但“自筑外大边以后”，“数百里间，荒地尽耕，孽牧遍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4）；人烟稀少乃至人迹罕至的山区更是当时开发之重点区域，“国家承平，二百年兹矣，各省生齿繁盛，浸有人满之虞，无业穷民，势难禁其入山开垦”[8] ，尤以鄂豫陕交界山区之开发最盛，“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7），以致于“深林剪伐殆尽，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师承瀛：《浙西水利备考》杭嘉湖三府三道总说），“棚民租山垦种，阡陌相连。”（清·嘉庆《建始县志》）
明清时期的大规模农业垦殖，虽然有充分利用土地、缓解需求压力之利，但又因其重点区域大都为生态脆弱之地带，且开发经营也往往缺乏规划、不计后果，所以也产生严重的生态问题。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9] ：一是森林缩减。西北的许多山岭在此前大都“林木葱茂”，但由于明清时期的不断垦殖樵采，至清代已“牛山濯濯”。如祁连山脉的黑松堡，“昔则松柏丸丸，于今牛山濯濯”（乾隆《五凉全志》卷4）；秦巴山区“比年来开垦过多，山渐为童”（同治《房县志》卷4），“群兽远迹，石骨峻峰，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光绪《紫阳县志》卷1）。二是水土流失。由于当时对山岭的垦殖多以刀耕火种之粗放形式为主，故导致了水土的严重流失。如秦巴山区，“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三是河湖淤塞。一方面由于山区垦殖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大大增加了江河水中的泥沙量；另一方面则由于对河湖滩地的围垦影响了调蓄和泄洪能力。故明代后期以后，许多河流“水道渐隘，洪流冲突，无复疏导，则势不得不溃堤而入”（万历《荆州府志》卷3）；江南地区濒江濒湖去处，势豪之家“不分河港宽狭，即种茭蒲、芦苇，占为菱荡、莲荡”，以致“水道日隘，为下流数十州县之害”（乾隆《苏州府志》卷7）。四是沙漠扩张。明清时期，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垦殖破坏了植被，使得沙漠扩张的趋势日益加快。如宁夏铁柱泉城始建于嘉靖年间，当时泉眼“水涌甘冽”，“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幅员约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嘉靖《宁夏新志》卷3），筑城后将“四周空闲肥沃地土”拨给军士，“听其尽力开垦”（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5），遂致其逐渐沙漠化。明后期，在长城沿线，“屯地或变为斥卤、沙碛”是很常见的现象。到清代，特别是清后期，由于汉人大量进入蒙古草原垦殖，更造成不少草原退化为沙漠。
总而言之，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相适应，传统农业经营时期的生态问题总体上不宜过分地夸大；而在其内部，也经历了由区域性到整体性、由简单到复杂、由轻微到渐次严峻这样的过程；是明清以降，这一问题才真正显现，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三、农业开发中生态问题的区域性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地理、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有不同的自然带之划分；而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环境，又与一定是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带。因此，作为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结合的农业生产，其开发经营所引发的环境问题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也明显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也就说，农业经营方式与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是否相适应、和谐，这是最终是否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或生态问题之大小的关键。具体到中国古代社会，也同样是如此，农业经营在一些地区引发了生态问题，在另外一些地区则恰恰相反。
在一些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带，农业的过度开发的确带来严峻的生态问题，甚至有些真是所谓万劫而不复。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区域的不断拓进、即其横向性的发展，是中国农业历史发展中最为主要的内涵之一。可以看出，在这一进程之中，中原农业民族以农业技术体系的率先成熟为动力，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依托，以体系强劲的政权为后盾，使得农业这一生产方式得到不断的拓展，不仅在各核心农区内大致呈现出一个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的发展趋势，而且也很早即把开发之触角延伸到了诸多非宜农地区，实质上历史时期以农牧分界线迭移为标志的、农进牧退之历史巨剧，即是这一进程的反映表征。在农业经营方式扩展的进程中，由于生态意识的缺乏和经营中的某种无序性，自然带来了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文我们所提到的明清时期山地开发所引发的森林缩减、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尤其是在广袤的西北地区，其生态环境总体上就相当地脆弱，而过度的农业开发又很容易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典型如秦汉时期盛极一时的河套平原开发，当时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屯垦等举措，很快将阴山以南、乌兰布和沙漠以东的广大农牧交错地带发展成为了新的农区，“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10] ，富庶几欲关中相媲美，故号之曰“新秦中”。然而今天的这里则是黄沙漫漫，昔日的繁盛与辉煌早已成为了历史遥远的回忆。类似的例子在这一地区还有很多，都无疑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农业具有自然再生产因素的这一特殊性，也使得农业经营在诸多宜农地区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然环境。譬如水利的兴修，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也是相当的显著，甚至可以说，水利从伊始就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著名如大禹治水、关中水利网的形成、四川盆地水利的兴修……等等，其在带来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是不容低估。史载郑国渠渠就之时，“用注填?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1] ；都江堰修成之后，“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故成都平原遂有“天府之国”之谓。除此之外，具体到农业技术体系内部，也存在一系列的改善微观生态环境的措施与意识，对于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做专题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四、生态问题产生原因的多元性
诸多的事实表明，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多个方面的因素，其中既有人类生产、生存方式对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破坏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包括了自然环境自身的变迁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如地质变迁、气候干湿变化、气温的冷暖更替等因素，都可能引发一定的生态环境问题。可以说生态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相互激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形成了恶性循环之后的结果。
首先，从长时段来看，自然环境及其变迁是生态问题产生的基础和最主要因素。一方面，相对脆弱的环境基础是产生生态问题的基本前提。研究表明，西北地区的沙漠化问题，就与早在末次盛冰期就已形成的范围广大的古沙源相联系，虽然其在全新世适宜期发育了一定的草原植被，但却相当脆弱。正是因为这种固有基础的脆弱性，所以当农业开发的触角延及这一地区之后，便会很容易破坏这种区域性的生态平衡，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而且其恢复也往往是相当的困难。另一方面，所谓的沧海桑田这样的巨大变迁，实质上更多的是自然使然，而其中人为的因素是间接的、细微的。众所周知，与人类历史发展演替一样，大自然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变化过程，这其中包括了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地质变迁等诸多方面，其势必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回顾历史时期诸多的生态问题，实质上很大程度的与这些自然因素变迁相联系。典型如楼兰古国的突然湮没，世人就有诸多的推理与猜测，如战争说、过度开发说、气候变迁说、冰川说、沙漠风暴说、河流改道说……等等[12] ，其中大都归因于自然因素变迁。有些学者还运用现代卫星遥感考古资料从环境地质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楼兰古国消亡的原因是由于古城所在地——孔雀河上游先后出现过两次滑坡崩塌而造成堵江，形成了堰塞湖切断供水源而导致[13] 。另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西北的气候环境在经历了距今4000年前的气候恶化事件之后，就大致呈现出一个由暖湿而干冷的变化过程，这一点也似乎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而这一变化发展事实上与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应该有必然的联系[14] 。
其次，人为因素是诸种生态问题产生的主导，在自然变迁的基础上加速了环境的恶化进程。从历史时期生态问题的产生、发展来看，的确大都如此。如上文我们所谈到的西北地区沙漠化发展问题，就是因为人类的诸种活动破坏了原始的自然植被而引发，并伴随人类活动的深入而加剧的；而这一进程似乎又以农业的开发与发展为其最主要诱因。史籍记载中反映农业开发过程中伐木毁林的史料就相当地多，如居延汉简中的所见的“官伐材木取竹箭”、“二人伐木”等记载，就是一个例证。也因为如此，“加大了对植被的破坏程度，导致历史时期西北生态状况每况愈下，呈逐渐恶化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西北地区后来出现的大沙漠即肇始于此。”[15]
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在导致生态问题产生的诸种人为因素中，除了农业生产方式影响的长期积累之外，也包括了诸如战争、建筑兴修、城市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从历史记载来看，似乎诸多文明的陨落更多地与战乱直接相关，典型如东汉时期西域屯田的“三兴三绝”，即具体反映了这一特点。西北农牧交错地带，自秦汉始即为战乱纷争之地，因此，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除了一定的自然因素和农业开发的破坏外，可能也与战乱戕害联系。应该说，战争的破坏作用，除了表现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之外，还应该包括生态领域。此外，与农业经营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如历代的大兴土木，即对森林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关于这一点，史籍中同样有相当集中地反映，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谓：“宫室奢侈，林木之蠹。”《山西通志》卷66也引明代学者阎绳芳文曰：“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以致于“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总而言之，对生态环境问题致因的诠释，不能仅仅关注于某一点，而应该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
五、农业经营中的生态思想与经验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相结合的一个生产过程，因此其与自然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农业生产与发展势必对自然环境产生诸种影响，客观上改变着生态环境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会对农业生产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农业生产作为一种利用、改造自然的一种活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不断地面临着环境问题。从这一特点出发，农业生产者必然会在主观上产生改善环境以促进生产的某些意识，并以之为指导而注意把握自然规律、总结生产经验。探究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与文化体系内涵，实质上也的确不乏类似的诸多内容。
首先就是思想层次上的“三才”理论。“三才”理论是我国先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所逐渐形成的一种自然观，即《吕氏春秋·审时》所谓的：“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可以看出，其是把农业生产看作“天”（气候、季节）、“地”（土壤、地形）、“人”（农业生产主体）、“稼”（农作物）等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深刻地体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依相亲、协调统一的关系[16] 。这一认识，不仅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核心内涵，而且也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是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渊源。因此，以之为指导和基本出发点，即有了所谓的“时禁”与“三宜”，即不仅要求开发中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而且还有必要树立一定的生态保护观念、明确一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17] ，以达到永续性利用的目的。郑玄注《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伐山林”时说这是“顺阳养物”，可谓深得其旨。这一天人观，实质上就是一种生态思想。
其次，在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也包含了诸多改善生态环境的具体技术与环节，典型如改土肥壤技术、农田水利环节。伴随农业从起源地向四周的扩展，农业生产的环境必然发生很大的变化，必然会面临不同的一些壤土，因此，如何改土肥壤以适合农业生产的需要就成为一个焦点问题[18] 。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先民不仅很早就认识到土壤性质的多样性，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土壤分类体系，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改土肥壤的观念和技术措施，如观念层次的“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说、“地力常新壮说”；如技术层面上以恢复地力为宗旨的轮作制度、用肥技术等等。这些技术措施与环节，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土地资源、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因此，必然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此外，我们上文所涉及的农田水利之兴修，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同样是相当显著的。
再次，我们就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体系整体的发展趋向而言，实质上也是在朝着对环境有利的方向发展，耕作制度的变迁就是一个典型。回顾中国农业科技史之演进进程可以发现，耕作制度大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原始撂荒制——三代时期的休闲耕作制——春秋战国时期的连种制度——秦汉魏晋以降的复种制度、套作制度、轮作制度。与耕作制度变迁的这一取向相适应，实质上还包含了耕作技术发展的取向，即是由原始的粗放耕作逐渐向精耕细作迈进，这些无疑也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因此，继承发扬这些优良的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生态农业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与借鉴。
结 语
总而言之，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与生态问题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对其的分析与认识，应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并放置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段下系统的考察：既要关注其消极影响，也要尊重其重大贡献，有必要权衡比较二者在谋求人类的生存及生存条件改善这一内在统一中的关系；既要注意历史时期生态环境问题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同时也要适度考虑传统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其对环境影响的力度与程度；既要注意农业开发在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不能忽略生态问题的产生从来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的这一基本事实；既要看到开发与生态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也必须注意二者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种互动统一关系，等等。只有这样历史的、系统地考察这一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归因于历史、归罪于先民，这才能真正有助于我们对历史时期农业开发中的生态问题给予科学的分析与评价，也才能真正地直面目前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并最终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与途径。
注释
[1] 《国语·周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
[2] 张岱年：《<中国农业文化>序》，见邹德秀：《中国农业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3] 《盐铁论》卷一。
[4] 《汉书·禹贡传》。
[5] 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6] 确切地讲，早在宋元时期，由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区域性人口分布不均的影响，在江南一些人口密集地区已经出现了“与水争地、与山要田”的这种不计后果的农业开发趋势，但其规模化、持久性的发展则是真正始之于明清两季，尤以清代最为显著。
[7] 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留致江西新抚部陈玉生书》卷27。
[8] 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9] 高寿仙：《明清时期的农业垦殖与环境恶化》，《光明日报》2003年2月25日。
[10] 《汉书·匈奴传》。
[11] 《史记·河渠书》。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分院考察队：《罗布勃地区考察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
[13] 何宇华、孙永军：《空间遥感考古与楼兰国衰亡原因的探索》，《考古》2003（3），77~81。
[14] 关于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问题，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相当卓著的研究成果，如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王子今的《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等等，都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大致经历一个由暖湿而干凉的过程。
[15] 陈业新：《秦汉时期西北开发史鉴》，《光明日报》2003年2月25日。
[16] 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及其基础：兼论传统农学在现代化中的价值》，《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解答材料解析题要遵循“一读、二找、三答”的思路。“读”是解题的前提。阅读材料的基本原则是：①看两头，找信息。材料的首尾两头，一般是命题者对材料的出处和内容作简要介绍的地方，内容一般包括材料的背景、时间、国别和作者，甚至材料的中心等一个或多个信息。这些说明性文字，往往给解题者某种暗示和引导，有可能埋伏着解题所需的信息，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不可漏读。②读懂、读透材料。对材料的阅读，一般情况下应读三遍：第一遍粗读，大致了解材料的大意，了解材料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了解材料在课本上的位置，找到材料叙述的核心内容。第二遍细读，正确理解材料的观点，获取有效信息，要防止似是而非、一知半解就匆忙答题的情况出现。第三遍重点读，带着设问有重点地阅读，提取有效信息，搁置无效信息，并确定材料与相关知识的联系，破解命题的考查方向。
“找”是解题的关键。“找”就是从材料和有关知识中，寻找解题的信息点、信息源，它往往是与“读”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方向是一致的，无需将两者截然分开。第一，从材料内容本身寻找有效信息。第二，从材料与课本的关联处寻找相似点。把材料中的重点信息与教材的史实、观点相对照，确认材料与教材的哪一章、哪一节相关联。这里的关联一是指试题以课本知识为背景或依托，二是指试题的一两处设问要用课本知识来回答或确定大方向。确定了材料与课本的某个或某方面重要知识的关联，这样材料便与课本联系在一起，回答问题就不难了，甚至有的设问可以在课本中“对号入座”。第三，从材料内容与设问角度寻找相关点。材料解析题是“史论结合”的典型题目。读材料是为了回答设问，回答设问离不开材料，因为“论从史出”，结论要从对材料的理解、挖掘、升华中得出。
“答”是解题的落脚点。组织答案，做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一、关注乡土历史
在全国各地的中考历史试卷中，注重乡土历史的考查，彰显乡土情怀，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类试题选材空间大、视角好、情境新，富有情感价值观的内涵；从内容上看，一般都选取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知识，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涉及乡土历史的试题不是单纯地考查乡土历史，而是将乡土历史与中国大历史结合起来，从地方历史看中国历史的发展，从中国历史反观地方发展的历程，以此引导学生的人文情怀，关注家乡、热爱家乡，促进教学将乡情与国情教育融合在一起，使历史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例1】（2016・山东青岛・41）阅读下列材料：
21世纪是世界公认的海洋世纪。当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追寻国家兴衰之道时，深深地感到海洋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盛衰荣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材料一 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当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着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则哥伦布以后，有无数之哥伦布，继达・伽马之后，有无数之达・伽马。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岂是郑君之罪也！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材料三 东省（山东省）形势，以威海、胶州为要口，于海军屯泊尤宜。乃甲午一役，威海水陆之防，既毁于日本，而德因教案，曾以大队铁舰夺踞胶州湾，辟商埠，开铁路，浸窥腹地。东省海防，遂无所藉手（借助，凭借）云。
――《清史稿》
材料四 近年来，（我国）海军官兵在海上维权、战备巡逻、练兵备战等军事实践中，敢于斗争、实战练兵，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60多年来，海军官兵始终牢记建设强大海军的神圣使命，从白手起家到潜艇、水面舰艇、航空兵、陆战队、岸防兵五大兵种齐全，从空潜快到航母、新型核潜艇形成作战能力，从沿岸近海到远海大洋，海军建设事业始终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
――《在改革强军伟大实践中大力弘扬人民海军精神》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你认为哪些因素促使“宋朝时的中国正朝着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2）请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比较郑和远航与哥伦布等人的航海目的有什么不同。再请分析中国“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的原因。
（3）材料三“甲午一役”中哪一支中国海军“毁于日本”？“东省海防，遂无所藉手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4）结合材料四，概括新时期我国海军建设的特点。
（5）海洋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盛衰荣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我国应该怎样做？请亮出你的观点。
【考查目标】本题属于中外综合比较型试题，兼及从青岛所处地理位置角度理解乡土历史的变迁，感悟近现代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进行的英勇奋斗和艰苦探索；继承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初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增强历史责任感。本题考查的知识是促使“宋朝时的中国正朝着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的因素、郑和远航与哥伦布等人的航海目的和“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的原因、北洋舰队的覆灭和“东省海防，遂无所藉手云”的根本原因和新时期我国海军建设的特点。
【解题指导】解答（1）时，依据材料一“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可知，促使“宋朝时的中国正朝着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的因素有“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和“航海技术的改进”。解答（2）时，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可知，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炫富、宣扬国威，加强友好往来；而西方开辟新航路是为了寻找黄金、掠夺财富。据所学知识，明朝政府后来再也没有开展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的原因主要是远航没有和贸易有效结合，贡赐贸易造成开支巨大，“库藏为虚”，被后来的任事者视为耗民伤财之举；此后明朝政府无力也不愿再开展这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解答（3）时，依据材料三“甲午一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洋舰队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威海卫战役中全军覆没，“毁于日本”；结合“东省海防，遂无所藉手云”分析，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导致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开埠通商，列强势力深入内地，海防大开。解答（4）时，据材料四“海军官兵在海上维权、战备巡逻、练兵备战等军事实践中，敢于斗争、实战练兵”“从白手起家到潜艇、水面舰艇、航空兵、陆战队、岸防兵五大兵种齐全，从空潜快到航母、新型核潜艇形成作战能力，从沿岸近海到远海大洋”“海军建设事业始终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提炼信息，得出新时期我国海军建设的特点是敢于斗争、实战练兵；海军建设事业始终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作战能力从沿岸近海到远海大洋。问题（5）是开放性问题，只要言之有理即可。海洋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盛衰荣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我国应该增强海军实力，加强海上警卫，不断地提高科技，走科技强军之路；海军必须加快发展，这是维护海洋权益的硬道理，没有强大的海洋国防力量做后盾，就不能维护海洋权益。
【答案】（1）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和航海技术的改进。（2）目的：郑和为了宣扬国威，哥伦布等人为了寻找黄金、掠夺财富。原因：远航没有和贸易有效结合，开支巨大，被后来的任事者视为耗民伤财之举。（3）舰队：北洋舰队。原因：腐朽的封建制度导致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开埠通商，列强势力深入内地，海防大开。（4）敢于斗争、实战练兵；海军建设事业始终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作战能力从沿岸近海到远海大洋。（5）增强海军实力，加强海上警卫，不断地提高科技，走科技强军之路等。
二、聚焦时事热点
中考历史试题关注热点，突出对社会现实热点的考查，其目的是体现“学以致用”“资政教化”“以史为鉴”的历史学科功能。从考题的切入点看，既有直接考查与时政热点相关的问题，如“一带一路”“海军建设”“传统文化”等；也有考查时政热点问题在历史学科上的折射，属于间接考查。
【例2】（2016・山东青岛・42）主席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请跟随以下图片足迹，重温不同时期党和政府在农业建设方面的重大举措。
请回答：
（1）图1反映的事件是在哪一法律文献的指导下进行的？图1和图2反映的事件有何关系？
（2）图3反映的是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中采取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3）图4群雕中小岗村农民的做法，契合了我国哪次重要会议的精神？随后，在中央的指导下，农村实行了怎样的改革？
（4）图1和图3分别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土地所有制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5）今天，青岛各区市正致力于美丽乡村的建设，请你就“如何建设美丽乡村”献计献策。
【考查目标】本题考查的知识是、“一五”计划、三大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及如何建设美丽乡村等。从历史价值观角度看，考查从历史角度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决定作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以及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
【解题指导】解答（1）时，据图1可知，这反映的是，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同年冬开始，到1952年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基本完成，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图2反映的是“一五”计划，1953―1957年我国编制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经济建设指标一般都大幅度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的完成，开始改变了我国工业落后的面貌，我国开始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解答（2）时，据图3可知，我国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引导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解答（3）时，图4群雕中小岗村农民的做法，契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随后，在中央的指导下，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自负盈亏，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答（4）时，联系所学知识可知，后我国实行的是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实行的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问题（5）是开放性问题，结合实际言之有理即可，如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实施农村道路联网、农民饮水安全、农村电气化等工程，加快建设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卫生改厕等环保设施项目，实现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坑塘净化、环境美化等。
【答案】（1）《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的完成，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一五”计划的完成，开始改变了我国工业落后的面貌，我国开始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2）引导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3）十一届三中全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4）图1反映了后我国实行的是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图3反映了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实行的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5）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配套设施，实施农村道路联网等工程，加快建设垃圾处理等环保设施项目，实现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坑塘净化、环境美化。
三、中外综合比较
比较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历史事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放在一起，辨别异同，认识本质，揭示规律的思维方法。在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中，有许多相同、不同、相似、关联、善恶、兴衰的内容，都需要运用比较来鉴别。通过对两个或多个历史事物的比较，鉴别某种特定的历史本质或认识某种特定的新领域。中外比较型历史试题侧重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宏观领域切入，旨在考查对历史进程演进的理解。
【例3】（2016・山东泰安・42）19世纪60年代，中俄两国都进行了积极探索。阅读材料，回答有关问题。
材料一 186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关于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法令规定，农奴具有人身自由，包括有权离开土地，有权拥有财产，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立约等活动；地主不能买卖或交换农奴，不能禁止农奴结婚，也不能干涉农奴的家庭生活；农奴在获得“解放”时，可以得到一块份地，但必须出钱赎买；授予农奴的份地，在法律上仍是地主的财产，农奴只有“永久使用权”。
（1）根据材料回答：1861年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哪些条件？
材料二 一位俄国官员在谈到农奴制度废除后农民的变化时说：“解放了的农民挺起腰杆来了，样子变了。面貌表情、步履姿势、言论谈吐，一切都变了。”
（2）你是否赞成材料二的观点？请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理由。
材料三 由于在对内对外战争中对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威力大开眼界，对来自西洋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开始有所认识……这样才能转而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并引进西方军事技术。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3）依据材料三，总结洋务运动兴起的具体原因。为实现“自强”“求富”，洋务派进行了一系列实践。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洋务派进行了哪些有益探索？
（4）请概括指出俄国1861年改革和中国洋务运动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的共同作用。
【考查目标】从历史价值观角度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理解历史上的革命与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考查的知识点是俄国1861年改革、洋务运动。
【解题指导】问题（1）主要考查对俄国1861年改革的准确识记，解题的关键是准确理解材料，获取有效信息。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急需自由劳动力、资金和原料等，而材料中的“农奴具有人身自由”说明农奴获得人身自由，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材料中的“农奴在获得‘解放’时，可以得到一块份地，但必须出钱赎买”说明农奴获得份地时支付的巨额赎金，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急需的资本（资金）；农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国内市场。问题（2）主要考查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解题时要围绕材料的主旨分析归纳。材料里的“解放了的农民挺起腰杆来了，样子变了。面貌表情、步履姿势、言论谈吐，一切都变了”说明其主要观点是：俄国1861年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农民的处境、命运和地位，进步作用明显。俄国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心情舒畅，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俄国1861年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答（3）时，联系所学知识可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认识到西方军事力量强大，洋务派主张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引进西方军事技术。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洋务派起初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民用工业。洋务派为了实现“自强”的目的，积极筹建新式陆海军，19世纪80年代中期，洋务派筹建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解答（4）时，注意比较两者在推进历史进步方面的共性。俄国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缓解了国内社会矛盾，使俄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因此，俄国1861年改革和中国洋务运动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的共同作用是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答案】（1）农奴获得人身自由，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农奴获得份地时支付的巨额赎金，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急需的资本（资金）；农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国内市场。（2）主要观点：俄国1861年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农民的处境、命运和地位，进步作用明显。（俄国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心情舒畅，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俄国1861年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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