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SWOT分析法；政产学研用协同；文化创意机制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3-0031-02
关于海洋文化产业，西方国家的研究明显早于我国。众所周知，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奈尔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他们从旅游、运动等文化产业的角度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展开了全方位的分析研究。然而在国内，海洋文化产业最近几年才引发各界普遍关注。张开城于2009年首次对海洋文化产业的内涵及范围做出明确界定。目前，关于海洋文化产业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论述某地域海洋文化产业的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例如张开城、林宪生、郑贵斌、张继平等学者对广东、辽宁、山东、江苏等地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与建议。另一方面，运用SWOT 定性分析法论述海洋文化发展战略，如张韶伊、韩明杰、吕振波、王■萱、王文洪、张英、苏勇军、张韶华、贾丽洁、孔苏颜、徐从江、张春红等学者的研究。纵观目前国内探讨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政策与策略的研究，其中论及的政策策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从思想方面来说，研究号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海洋意识、生态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号召人们“充分利用良好的时代背景和政策优势，深入开发海洋文化资源”，“发掘隐性的海岛海洋文化资源，丰厚文化内蕴，增强发展潜力；……发扬海洋文化优势。”同时，“治理改善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加强海陆生态保护与治理，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其二，关于海洋文化产业发展之合作机制，研究涵盖了三个领域的合作，即文化领域间的合作，区域间的合作，以及国际间的合作。张继平提出各文化领域交融合作策略，沈庆会建议整合各领域文化资源并加强合作等。相比之下，对于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的论述比较普遍，提法也比较多。区域合作方面，张继平和沈庆会提出“区域一体化策略”，孔苏颜提出“建立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吕振波和郑贵斌提出“建立区域协作机制”等等。
其三，关于海洋文化产业的具体发展战略。就目前作者们提出的建议来看，这些战略暂且可以分为投资战略、品牌战略、科研战略和人才战略、产业结构战略以及市场战略五类。一是就投资战略而言，研究主要强调了扩大投资，具体途径有如拓宽融资渠道，多渠道投资，多元化融资，建立社会企业等。二是关于品牌战略，很多研究在策略建议中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这点，提出以海洋文化产业资源为依托，突出海洋文化特色，打造海洋文化品牌。三是针对我国长期以来海洋文化产业科技含量低、专业人才缺乏的现状，研究不失时机地强调了科技兴海、人才兴海的发展战略，建议海洋科技引领策略，努力提高海洋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推进海洋文化创新，同时培养既了解海洋文化产业理论，又能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的复合型海洋文化产业人才。四是关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认为，首先，坚持“以海洋旅游业为主导的核心产业带动发展模式”，“做好宏观旅游区划，整体带动”；其次，坚持“发挥核心城市作用，建构旅游辐射体系”。具体地，举办海洋文化节庆，做强节庆会展，开展海洋休闲渔业（海洋渔人码头），甚而开拓涉海工艺品业、文化服务业、新闻出版业和艺术业等。五是研究均强调培育、完善海洋文化产业市场的重要性，提出要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增强海洋文化企业竞争力。
其四，从宏观层面来说，研究均提到了在国家的制度、管理与体制方面进行革善的举措。关于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的建设，张韶伊在《我国涉海文化产业机构和组织研究》建议从涉海文化产业政府机构、学术组织和社会组织三方面构建我国涉海文化产业机构和组织管理体系，中对我国涉海文化产业机构和组织管理体系提出了系统全面的建议。通过建立涉海文化产业法律机构、设立专业管理人才培养机构、增设涉海文化产业金融机构和设置涉海文化保护机构以完善我国涉海文化产业机构。关于体制改革，研究强调“政府主导培育策略”，但是同时也指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海洋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除上述一般性的政策探讨之外，也有些学者对海洋文化产业在形成机理、演变规律、发展模式、机制改革等共性和规律性类深层次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现略做梳理，重点分析以下四种。
第一，产业集群（Cluster Industries）。近些年来，海洋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集群趋势日益明显，由此国内对于海洋文化产业在集群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例如，金鑫提出：“建设海洋文化产业集群，进一步打造海洋文化龙头企业。”郑贵斌的建议是：“集群――强化海洋文化产业集群，展延产业链条。”王颖以海洋文化产业集群效应较为明显的舟山群岛为研究对象，对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进行探索，詹成大提议，“探索和寻求实现浙江省海洋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等等。
第二，海陆统筹。徐舒静和于慎澄以协同学（synergetics）理论为作用机理研究海陆统筹视角下的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协同学是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哈肯（ Harmann Haken） 创立的新兴学科，其研究成果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上述两位学者的分析海洋文化产业的海陆统筹发展具备协同学的特征：海洋文化产业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非线性过程；海陆统筹可以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海洋文化产业的海陆统筹就是海洋文化产业这个大系统中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π同行为起关键作用的是来自系统内外重要因素的影响和相关产业的互相作用，这些因素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成为决定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和速度的序参量。”也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分析海洋文化产业海陆统筹的情况，推动海洋文化产业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第三，政产学研用协同。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的定义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研究员彼得・葛洛（Peter Gloor）给出，认为协同创新是指由自我激励并具有集体愿景的人员组成的网络小组，借助网络交流观点、信息及工作状况，通过合作实现共同目标。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视角下海洋文化产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中，王明新对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发展模式的理论进行了概念界定及研究综述。陈劲、阳银娟认为，协同创新以知识增值为核心，是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熊励等根据协同创新实现途径的不同，将协同创新分为内部创新和外部创新，外部协同创新又分为横向协同创新与纵向协同新，认为我国海洋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同样可以将“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应用其中。另外，徐从江、瞿群臻在探讨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时也提出，要“实现区域内政产学研相结合的海洋文化产业协同开发机制”。
关键词： 山东半岛 海洋文化 蓝色经济区
1.引言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从古至今，人类探索海洋的脚步从未停止。自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所蕴含的物质资源和政治经济价值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世界各国都把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列为本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党的十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海洋强国的建设离不开海洋科技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海洋文化产业的有力支撑。用海洋文化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沿海城市的文化形象和魅力，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山东半岛是中国最大的半岛，有丰富的海洋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社会文化价值是推动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对其进行梳理和研究，既有利于了解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的进展状况，又可以增强全民海洋意识，促进海洋文化融入半岛地区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
鉴于此，笔者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基础，对近十五年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梳理，以期对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概括性呈现，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2.近十五年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曲金良认为，海洋文化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
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山东海洋文化”和“山东蓝色文化”作为检索关键词，对近十五年来（2001-2015）发表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研究相关论文进行整理分类，删除重复文献、新闻报道、会议简讯等无关信息，共得到相关论文223篇，硕博论文87篇，会议论文22篇。这些论文内容广泛，角度新颖，但也存在局限和不足，现总结如下：
2.1海洋文化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逐年增多。通过对所得文献进一步梳理，笔者发现，2001-2005年期间发表的山东海洋文化研究论文为16篇，2006-2010期间为59篇；2011-2015期间为257篇。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发展迅速，特别是近五年来，由于国家和社会对海洋的持续关注和扶持，促进了山东海洋文化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使研究成果的数量有了快速增长，同时营造出了日益繁荣的海洋文化研究氛围。
2.2研究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海洋文化内涵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涵盖海洋商贸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宗教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洋旅游文化、海洋语言文学和海洋法律法规等各个方面。学者们对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的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邵世英介绍了山东沿海地区的饮食习俗、服饰文化、信仰与禁忌等民俗文化，并以青岛天后宫的妈祖文化、荣成的渔民节和蓬莱的鱼灯节为例描述了山东海洋民俗旅游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金月梅对山东沿海乡村聚落中民居单体的外部建筑构造和内部装修进行了研究，指出山东海洋文化对沿海地区的民居风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张敏梳理了古代山东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的海神信仰，勾勒出了山东海神信仰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对其生成基础和地域特征进行了探讨。吴雪凤总结了山东海洋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和文本内容，并通过梳理“五四”以来的海洋文学作品，对山东海洋文学中“寻找”这一母题进行了探究。别敬伟介绍了山东半岛海洋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认为山东沿海各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发展海洋体育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同时他指出半岛海洋文化的发展面临规划不足、人才匮乏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赵红从军事角度出发，对明清时期山东半岛海防建设状况进行了论述，并探讨了海防建设与当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关系。赵彦彬就半岛蓝色经济区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入手，指出了目前山东半岛海洋环境立法管控的不足，并对蓝色经济区海洋环境法律体系的建构提出了建议。
2.3引入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和预测模型。山东半岛有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价自身发展状况，对于明确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在研究中，学者们注重实地调查，以数据为支撑，同时运用SWOT和灰色系统理论等科学分析方法，使研究结论翔实可靠，具有说服力。
所谓SWOT分析，是指对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通过调查加以列举，并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得出一系列结论，以全面、准确地对研究对象所处情况进行研究，并确定发展战略和对策。该方法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山东半岛海洋文化产业（韩明杰，2010；王r萱，2014；荆晓燕，2014）、海洋渔业发展（杨涛，2013；李慧茹，2011）、海洋城市建设（任涵，2008；高莲莲，2012）等方面的研究。
灰色系统理论由我国控制论专家邓聚龙教授创立，通过使用不同颜色表示信息的不确定程度，“灰色”是指部分信息明确，部分信息不明确。该理论通过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确切描述和预测。江海旭以灰色系统理论为基础，将山东省沿海7城市2000―2009期间入境旅游统计资料作为原始数据，建构旅游指标GM（1，1）灰色预测动态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山东省滨海7城市2011年―2015年入境旅游指标进行预测，进而提出山东省滨海7城市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
2.4加强了不同区域间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海洋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各沿海城市地缘临近，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频繁，地区文化彼此融合，互相影响。对不同地区的海洋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了解本地区海洋文化的内涵和优势，明确自身发展的突破口，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海洋文化品牌。刘晓彤对比了山东和浙江两个地区海洋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现实发展状况与当前困境，找出了二者共同的文化内涵和各自特色，并提出了走出困境的对策。倪浓水就山东海洋文化和浙江海洋文化的特质进行对比后指出，山东海洋文化是以齐文化为代表的滨海文化，是内陆文化的延伸和折射，具有坚实的根基和务实性；浙江海洋文化的本质是诗意的和神话的，两种不同的海洋文化特质对不同的海洋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支持意义。
2.5关注海洋文化资源到海洋文化产业的转变。海洋文化产业由海洋文化和产业化两部分构成，其本质是海洋文化的产业化。山东半岛具有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蕴含的文化凝聚力和艺术审美情趣使其本身具有潜在的巨大市场价值。深入挖掘和利用海洋资源，培育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提升沿海城市的形象和魅力。王颖在博士论文中分析了山东半岛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并运用SWOT方法探讨了山东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及各行业的发展战略。宋而宁认为要发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潜力应充分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不断完善海洋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加强各沿海地区的沟通与合作，吸取优秀经验，鼓励海洋文化产业创新发展。郑贵斌指出山东半岛具有丰富的海洋旅游、海洋历史、海洋民俗和海洋节庆等文化资源，但是在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存在人才匮乏、资源开发不均衡、创新能力弱和资源保护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将海洋文化资源转化为海洋产业优势。
3.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近十五年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研究内容均有较大的提高和丰富，但同时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
3.1研究成果数量较其他省份偏少。山东半岛是我国最大的半岛，海洋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但笔者通过梳理近15年发表的国内海洋文化研究论文发现，在所有论文中，以浙江、广东、福建和山东海洋文化研究论文居多，占到了文献总量的70%以上，但从论文数量上看，山东海洋文化研究远不及浙江和广东，这与山东建设海洋强省的目标不相称。
3.2研究内容扎堆严重，新鲜议题少有涉及。海洋文化内容丰富，涉及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通过对文献分析发现，目前的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海洋旅游，海洋渔业等与经济相关的领域上，对海洋民俗、海洋军事、海洋法律法规、海洋考古和海洋语言文学等内容的研究寥寥无几，存在明显的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研究的倾向。
3.3各城市海洋文化研究不均衡，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发达城市。根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主体范围包括山东全部海域和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及滨州市部分区域。笔者将以上沿海城市名称作为题名进行检索，发现当地海洋文化研究文献数量在15篇以上的只有青岛（39篇）、烟台（22篇）和威海（17篇），而关于日照、潍坊、东营和滨州地区海洋文化的研究则少之又少。由此可见，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存在较明显的地域局限性，研究重点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4.未来的展望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我们需要用积极向上、繁荣发展的海洋文化诠释海洋世纪的理念，帮助人们认识海洋价值、树立正确的海洋观念，彰显山东半岛圆融开放、海纳百川的精神内涵。展望未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可以看出：
4.1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成果数量和质量均不断提高。山东是海洋大省，同时是我国海洋科技的“富集区”，不断扩大海洋文化研究领域，深入挖掘海洋文化资源，有利于营造关注海洋、热爱海洋的浓厚氛围，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4.2关注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互动研究。山东由半岛地区和内陆地区构成，齐鲁文化是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结合。两种文化虽然风格不同，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有机交融。科学辩证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构建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协调发展的格局，有助于实现海陆互惠共赢、共同发展。
4.3海洋文化的宣传与传播研究得到重视。海洋文化传播是海洋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由于山东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陆地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海洋文化的宣传和传播长期滞后。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强国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山东海洋文化的宣传策略和传播方式研究将日益受到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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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知识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呼应结构主义而提出的一种阐释人类学研究方法，它与普同性知识相对应，反对知识的“全球化逻辑”，强调文化的相对主义观。格尔兹在长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实践中发现地方文化的丰富多样且各自相对，并且认为人类的知识形态和文化价值体系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人类学研究者应当深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通过对文化文本的分析与意义的阐释，将文化持有者的感知经验转换成理论研究所特有的表现方式，也即“深度描写法”。这种研究方法意在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相对独立性，提倡通过“参与其中”而加深理解，从而还原文化文本和文化行为生成的具体情境，挖掘其背后深在的文化脉络。“地方性知识”命题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观念和方法论方面，它也有其具体、实在的内容，比如在一定情景中具有实际意义的规范、价值、认知模式等，它往往与地域性、传统性、多元性、经验性和民间性相联系[1]。闽南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体系中的一朵奇葩，是闽南人共同创造并一代代传承、发展与创新的地域文化，它跟随闽南人的生活轨迹，影响波及周边省份乃至海外。闽南文化既是闽南人的共同记忆，也是闽南人行为的整体背景，代表了闽南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闽南的社会现象在其中得以清晰描述。闽南文化研究在地方文化研究热潮中从未间断，历史、宗教、民俗、方言、戏曲、建筑等方面的成果丰富，闽南文化这一地方性知识框架不断得以完善，意义更加显现。以闽南方言为例，闽南语融合了古越族和中原古音而生成，又汲取了外来语（如马来语）的一些语汇，典型体现了闽南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在与外延。以“老”的读法（泉州音）为例，“老”除了一个文读音，还有四个白读音，而且每种读音分别用在不同词汇中代表不同的意思[2]，而在现代汉语中“老”完全不具备这样多变的内容，这说明闽南语（因之也可以代表古汉语）在把握现实方面的丰富和生动。又如，海洋文化是闽南文化中耀眼的一抹色彩。闽南文化的海洋性缘于闽越先民“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的海洋探索，发展于唐、五代兴起的航海贸易，其后在与海外频繁而广泛的文化经贸联系中，形成了海洋文化的社会生活特色，宋元时期的泉州已经成为中国少有的海洋文化核心区域之一[3]。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拓展，海洋作为世界性商品流通和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和汇集地，其社会经济属性已经在人们的海洋实践中得到验证，闽南人就在拓展海上贸易的实践中，进行着沟通内外的文化交流，历练出不失儒道传统却又重商求新的跨文化性格。地处边陲的闽南，历史上曾经在相对自主的状态下，在与海外频繁接触的过程中，在地方社会内部形成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宽松格局，佛教、道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和谐共处一地。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社会整体历史运作的过程和结果，即使在明清时期，在官方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急速扩张的情况下，海洋文化的多元主义因子仍旧在海私贸易中延续，并且内敛于闽南的宗教、习俗、文学尤其是人文性格中，深刻影响着闽南人的行为和思想。从地方性知识的传播背景分析，闽南文化所体现出的海洋性及其发展特性，为我们指明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在政治地理与文化地理的边界线上需要更多的、更活跃的跨文化研究，抵制民族中心主义，讲求交流与对话[4]。
2全球化·多元文化·文化自觉
全球化缩短了各个地区和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广泛的流动性和多样性使多元文化现实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议题。2005年，在浙江杭州召开的“第三届全球化论坛———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尊重文化多样性，共建和谐世界”为主题，会议强调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要重视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文化的多样性表现在各种独立存在的界限实体，即各种社会或者各种文化上，这些独立存在的界限实体拥有独立的文化仪式、社会实践、信仰体系、亲属结构以及可能有的种种特质[5]。文化的多样性一般建立在地方性的基础上。某一地方文化既具备一个共同的地域，又依赖于一个共享的历史，并将之作为该地域群体共同特征和特点的基础，将该群体联系了起来，从而具有维持集体心理和社会意识的稳定性的作用。然而，也正是这种多元主义的文化观容易促使我们忽略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6]。多元环境与现代经验打破了地理、种族、阶级、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边界，使我们获得新的视野、新的自由和新的机遇，但新的机遇预示着新的挑战，我们被抛进了一个充满着不断的分裂和更新、抗争和矛盾的大漩涡中。传媒信息大量混杂，社会结构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取向，传统的宗教观和道德信念在“现代化”面前显得微荡难继，对自我与他者如果缺乏自觉主动的了解和实践，接纳、宽容的多元文化将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口号。比如，英国是世界上少有的较早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然而21世纪初的10年，因为种族和文化冲突而发生的数起恐怖主义活动引发人们思考，纯粹强调多样性反而容易在文化与文化之间竖起重重藩篱，在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文化的“真空”状态，要消除隔离、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必须在广泛的交往和互动关系中形成深刻的相互理解、尊重和信任[7]。全球化是一个伴随着地方性影响的多元互动的过程，在当前人群混居、文化认同多元化、社会整合灵活多变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化的接触必然要求有以自我身份的认同为前提，之后才能谈及相互之间的理解与融合，因此地方文化研究对于人们的文化界限与身份认同别具重要性。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8]。从这种明白来历、特色和趋向的“自知之明”看来，闽南文化研究的一大意义在于培养闽南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在于为保存和建构闽南文化，涵养闽南人丰富而健劲的文化精神提供“先见之明”。与此同时，它在平衡闽南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共存与同化时，所需要达到的跨地方性逻辑，是一种必须保持的审慎态度。
3文化研究对于经济的反哺
文化作为经济关系的派生物，它与各种经济关系的延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经济是相互融合的。发掘利用地方性知识，可以使区域发展政策、法规更符合当地的发展情况，引导区域经济合理、有效的良性发展。仍以海洋文化为例，随着2012年《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海洋经济成为福建发展的重要战略，与台湾省的两岸海洋开发深度合作和周边地区的涉海领域区域合作逐步提上议程。同年出台的《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到201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8%以上的发展目标，其中海洋三次产业比例将调整为4∶4.5∶51.5，可见海洋文化产业将成为海洋产业的发展重心。近期，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福州、厦门、泉州被列入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福建又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对接“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也已经基本成形，泉州市建设“海丝”先行区，福州市设立福州新区，还有平潭综合实验区等开放合作重点功能区建设均得到支持。在这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经济带的建设机遇中，地处福建重镇的闽南，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闽南拥有丰富的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渔业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洋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等资源，突出的对台和侨乡区位优势更是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海神妈祖、保生大帝等信仰信俗，台湾同胞、南洋侨胞寻根祖地，“因海而兴”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都是闽南发展滨海旅游、开展海洋文化节、开发海洋文化产品、发展海上休闲活动等重要的文化资源。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2011年福建省海洋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8∶44∶48，包括海洋运输、海洋空间利用、海洋旅游、海洋信息和海洋服务等五个方面在内的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增加[9]。但是目前看来，由于对海洋文化内涵的挖掘不够、整体营销的策略缺少、海洋文化产业项目开发的观念较陈旧等原因，闽南的海洋文化产业还没有形成固定产业链和区位优势，旅游产品存在着趋于同质化、附加值不高等问题。在旅游业上，漳州多以海洋原始生态观光为主，泉州多以历史文化遗迹参观为主，而厦门在开发海洋元素方面比泉州、漳州都要成功，海底世界、郑成功历史遗迹、环岛观光、海洋邮轮等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厦门也以综合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城市知名度、居民的亲和友善态度等多方面因素，已经跻身国内最具竞争力的港口城市之一。有鉴于此，如何依托闽南文化研究力量，以科学研究形成理论说服力，挖掘海洋文化内涵，统筹协调闽南三地塑造整体旅游形象，整合海洋文化旅游产品，是文化研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厦门依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南洋研究院、郑成功纪念馆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东南沿海、台湾省、南洋的华人研究和海洋文明上，已经积累了多年的学术传承，形成了研究梯队。2014年，为献力“一带一路”建设，华侨大学整合校际科研优势，联合中国新闻社、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建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致力打造丝绸之路理论研究的学术高地和丝绸之路战略决策的重要智库，文化研究对于经济的反哺作用可见一斑。
4结语
[关键词]海洋区域经济；管理专业；法学专业；专业结构优化
[DOI]10.13939/ki.zgsc.2016.51.134
1 问题的提出
1.1 研究背景
专业是高校与区域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高等教育是否适应社会需求，要通过所设置专业以及所培养出的专业人才体现出来。大力发展与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与产业发展相衔接的专业教育，发挥其专业服务社会的优势，对于提高专业建设，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12月，中共辽宁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建议》提出：推进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和积极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未来5年辽宁推动海洋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坚持陆海统筹，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
在辽宁海洋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专业，进一步优化高校专业结构。专业结构优化通过整合资源，对专业发展方向、专业招生人数、生源结构、新专业申报等方面进行调整。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从2001年至2016年，共有70篇论文的题名涉及“区域”和“专业结构”。国内学者对于专业结构跟随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是对于海洋经济视阈下的专业结构优化的研究则较为少见。因此，课题通过针对辽宁海洋区域经济发展对于管理类与法律类人才的需求，进一步优化管理类与法律类专业结构，整合教育资源，调整专业结构。课题的研究对于加强专业建设、提升专业适应海洋区域发展的综合能力，提高辽宁海洋区域经济发展优秀管理类与法律类人才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2 辽宁海洋区域经济视阈下管理类和法学类专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1）从管理学与法学学科关联度分析。法学和管理学都是与社会各个领域密切相关的两大科学体系，法律与管理都是基于组织目标，使组织更加有序化，因此，管理学和法学学科的关联度较高。
（2）辽宁海洋区域经济视阈下急需管理类与法学类，跨专业复合型人才。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法务人员、海上执法人员、涉海企业法务人员、涉海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专员都在辽宁省重点企业紧缺人才目录中，这些人才的共同特征有以下几点：①海洋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产生人才需求；②熟悉管理知识；③熟悉法律知识。
（3）管理类和法学类专业建设也必须与海洋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
在专业综合评价中，专业结构是否适应区域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要是衡量专业综合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为了进一步发挥管理类和法学类专业社会服务优势、推动我省海洋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根据我省海洋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优化专业结构。
因此，辽宁海洋区域经济视阈下管理类和法学类专业结构优化包括三大模块的内容：管理类专业结构优化、法学类专业结构优化以及管理与法学跨专业结构优化。课题针对辽宁海洋区域经济发展对管理类与法律类人才的需求，进一步优化管理类与法律类专业结构，整合教育资源，调整专业结构。课题的研究对于加强专业建设、提升专业适应海洋区域发展的综合能力，为辽宁海洋区域经济发展输送优秀管理类与法律类人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理论层面，课题的研究对区域经济变革与专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完善，同时对于专业发展理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实践层面，课题对于辽宁省管理类与法学类专业的结构调整实践、提高管理类与法律类专业的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促进辽宁海洋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辽宁海洋区域经济视阈下管理类和法学类专业结构优化策略
3.1 建立管理类和法学类专业方向优化方案
在辽宁海洋区域经济视阈下，以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行政管理、法学专业为例，可将管理类与法学类专业方向进行如下调整：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设置海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方向与海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方向；法学专业分为海洋行政法专业方向与海洋执法专业方向；行政管理专业分为渔政与渔港监督管理专业方向与海洋行政管理专业方向。
3.2 专业招生人数与生源优化策略
根据辽宁海洋区域经济发展对管理类与法学类专业人才需求情况，并结合辽宁省专业综合评价的结果，对管理类与法学类专业招生人数进行调整，并进一步对生源情况进行调整。此外，对于辽宁省海洋区域经济发展急需紧缺人才，在整合学校资源的基础上，高校申报适应辽宁省海洋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新专业，新专业可为管理类与法学类交叉学科。
3.3 构建管理类和法学类专业结构优化的支撑体系
（1）优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根据辽宁海洋区域经济发展对管理类与法学类专业人才知识与能力的需求情况，构建相应的课程体系，修订教学大纲。课题体系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集中实践模块。其中海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方向设置海洋企业战略管理、海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海洋企业员工流动管理等课程；海洋执法专业方向设置海洋行政案件查处、海上犯罪侦查实务、海上治安案件查处、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课程。与此同时，还应包括微课、资源共享课的建设等。
（2）优化实践教学体系
①验教学方面。根据专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管理类与法学类专业可共享实验教学软件，并且根据海洋区域经济发展需求，配置相应的实验教学软件。
②实践课程方面。专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增加海洋与渔业认识实践、渔政与渔港监督管理实务、海洋文化认识实践等实践课程。
③实践基地建设方面。积极拓展涉海企业、事业单位作为管理类与法学类专业实践基地。
（3）加强教材的建设
根据辽宁省海洋区域经济视阈下需求，建设管理类与法学类教材，按照专业方向，教材体系可分为海上执法系列、海洋管理系列等。
（4）师资队伍建设
为了符合专业结构优化的需求，必须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建设工作，具体包括高水平教师的引进方案、教师的校本培训方案，教师实践能力培养制度等。
参考文献：
[1]李春林，丁波，吴彪.产业结构调整与地方院校专业结构优化分析[J].黑龙江工程学院学报，2016（2）：58-61.
[2]钟德仁，国海，郝世棉.基于区域经济视域下安徽省地方高校专业结构设置与优化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2）：152-155.
［作者简介］ 马得懿，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①参见［美］阿兰•兰德尔：《资源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的探讨》，施以正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页。
②参见王利明：《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③上述海洋权利分别在1982年《对外合作开发海洋石油资源条例》、1986年《矿产资源法》、1993年《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01年《海域使用管理法》、2007年《物权法》以及2010年《海岛保护法》中规定。
④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页。
摘要：海洋资源利用的“xx使用权模式”引发一系列海洋资源权属理论上的困境。在“体系后研究范式”下，海洋资源权属从“公有物”到私权盛行的变迁，表明传统私法视域下海洋资源权属制度具有反思和检讨的必要性，这是由海洋资源权属立法上的诟病、适用范畴的不周全性以及理论依据的争议性所决定的。基于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环境法理念以及国家或者管理权等多维逻辑进路的考量，海洋资源权属制度是公私法色彩兼具的混合权属机制。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多维解读，其主要的现实价值在于提升民族的海洋意识和海洋能力。
关键词：海洋资源权属多维逻辑“体系后研究范式”国家逻辑
中图分类号：DF9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3-0086-08
一、海洋资源权属的法律表达模式及其困境
（一）海洋资源利用的模式——“××使用权模式”
一般来说，海洋资源内涵丰富，类型复杂，具有公有性、生态性、整体性以及环境的复杂性。根据美国学者阿兰•兰德尔（Alan Randal）对海洋资源的界定，海洋资源是指赋存于海洋环境中可以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以及与海洋开发有关的海洋空间。① 法学意义上的海洋资源通常指进入法律规范体系之中的，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海洋活动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客体。随着人类利用海洋资源活动日益多元化和空间化，法律对海洋资源的调整也日趋复杂化。
我国海洋资源权属的立法例，基本上形成了海洋资源“××使用权”的立法模式。物权法下以某种资源为客体，并在尊重其所有权的基础上，设立以占有、使用或收益为内容的用益物权时，新设立的权利通常被命名为“xx使用权”。②我国先后立法创设了海洋石油资源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捕捞权、海域使用权以及海岛使用权等。③然而，立法上“使用权”一词备受争议，认为其涵盖的内容几乎与用益物权同义，其内涵与外延不确定，而且不易区分作为用益物权的“使用权”与作为所有权的“使用权能”。④（二）困惑及其破解：“体系后研究范式”的视角
有学者对“自然资源物权”这一提法提出了质疑，特别是有关海洋资源使用权的认识角度和研究思路存有极大的差异，代表性的学说主要有“特别法上的物权说”、“浮动用益物权说”、“特许物权说”以及“准物权说”。⑤ 然而上述各类学说都不能圆满地诠释海洋资源在利用中的各种法律难题。以比较流行的准物权说为例，我国学者基于“思维方法的反思”和“物权客体的特定性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准物权的概念。准物权（Quasi-property）客体难以整齐划一，主张以多视角模式、时空结合观、宽严相宜的弹性标准以及注重客体内部构成因素变化的方法来观察和界定准物权客体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准物权的权利构成具有复合性，兼具公权性和私权性的特征。在准物权理论的支配之下，海洋资源权属制度应该重新审视。然而，“将自然资源界定为准物权的客体，只有将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排除于准物权的体系才可成立，且需要进一步类型化”。⑥由此观之，准物权下的海洋资源使用权并不具有理论上的普适性和完美性。由此，海洋资源使用权不仅在立法技术上存在不足，还因此催生了一系列相关困惑。在私法语境下解读上述海洋资源权利，自然会遭遇诸如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合理性、海洋资源使用权的法律属性如何界定以及海洋资源物权流转等系列问题困惑，比如传统的物权法理论是否可以套用到海洋资源领域？海洋资源使用权的权利类型如何界定？
⑤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页以降。
⑥崔建远：《再论界定准物权客体的思维模式及方法》，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29页。
⑦参见陈甦：《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研究的范式转型》，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15—16页。
⑧刘楠来：《海洋法律制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⑨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第537条第2款规定：“不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的管理与让与，仅仅得按照与之相关的特别法形式与规则进行。”欲破解海洋资源权属的困惑，笔者倾向于将问题引入到“体系后研究范式”之下。在某种意义上，我国基本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海洋权利法律体系。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法治建设重点在于法律实施。在体系后研究中，研究的核心和焦点应该集中于或归结为中国问题中心主义，故而，应该提倡“立足中国场景中寻找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寻找与认定，只能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进行与完成。然而，所谓“中国问题”并不是研究对象范畴导出的解读，而是包括研究主体及其与研究客体关联方式导出的解读。体系后研究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不仅是法学研究对象的再次聚焦，更是法学研究者的法治信念、理论情怀和学术文化的更新构建。⑦ 应该说，在我国海洋法群中，规制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立法比较健全，法律效力层次亦比较合理。然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中国问题”是大量存在的，这其中不仅有理论上的争鸣，更有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因素所形成的法律上的可操作性等问题。这需要在“体系后研究范式”下认真审视海洋资源权属的方方面面。
二、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流变:从“公有物”到私权的盛行
（一）海洋资源作为“公有物（ Common Property）”的法律调整
根据相关资料，罗马法并没有直接记载关于海洋资源法律制度的内容，然而，中世纪为了适应封建君主对海洋控制欲望的需要，罗马法的前期注释法学派学者们提出了沿海国可以对邻近海域资源享有所有权或的法律思想。此时期海洋法或者海洋资源权属法并未完全成型，但是这些关于海洋的法律思想为日后现代意义上的海洋法或海洋资源权属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⑧
关键词： 海洋地质学教学改革实践
海洋地质学属于海洋科学与地质学的边缘学科，也是我院海洋科学专业大二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该专业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具有体系庞大、内容繁多、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的特点，其前修的专业课程较少，海洋地质学课程既承担着专业起步教育，又要为后续的专业学习和科研打下坚实基础的任务，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因此，为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必须调整在新形势下海洋地质学课程的教学设计方案，对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方法、考核办法、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改革，努力实现培养学习习惯、增强能力训练、培养创新意识的课程教学目标。
一、对海洋地质课程内容的改革与实践
海洋地质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课程。海洋地质学成为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至今仅半个世纪，但已衍生出多个日益成熟的分支学科，最早出现的海洋沉积学，以研究现代海洋沉积物的特征、时空分布、形成和演变机制为内容；经典的海洋地貌学，以研究海底形态、空间分布及其成因为内容，以及最海底构造地质学、海洋地球物理学、海洋地层学、海底矿产地质学、海洋灾害地质学和海洋工程地质学等［1］。作为深海钻探计划和大洋钻探计划的产物，古海洋学迅速臻于成熟，以追索海洋发展变化史、海陆变迁、反演海洋成因和古环境的演化为内容，是当今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角色［1］。
基于这样的课程特点，授课老师在讲解时既要介绍海洋地质的发展历程．又要关注海洋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灵活的教学思想，在明确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加强实用教学，整合课程内容。本课程教学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加强学生对海洋技术专业的定位认识。海洋技术专业是我院部级特色专业，但该专业刚设置不久，课程设置与建设还有待完善，课程体系的逻辑关系还有待理顺，因此学生往往对自己所学专业认识不够。海洋地质课程的开设能够使学生从低年级的迷茫中走出来，对自己的应该掌握什么样的专业知识、走上社会后自己的发展定位有较清晰的认识。二是为学生建立一个系统的海洋科学的知识体系。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涉及海洋地质的内容、方法和理论，以及野外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既介绍地质学基础理论和概念，又讲授海洋科学的内容、理论，以及最新的海洋地质学科的前沿知识。这样就使学生从不了解海洋地质学到了解较多，再到掌握系统知识。三是培养学生积极进取、追求真理的精神。对于海洋地质，除去教授方法之外，我们还要提倡追求真理的精神。只有对海洋之谜抱有孜孜不倦的探求之心，对海洋开发事业充满热爱，才能使海洋科学蓬勃发展、一往直前。
我院是培养海洋科学应用型人才的工科院校，我们讲授海洋地质时要做到知识重点突出、内容由浅入深、丰富易懂。以海洋地质的内容和方法为主线，以培养学生的现场操作能力为宗旨，加强实用性教学。一方面使授课内容井然有序，突出教学的实用性、系统性，另一方面适时调整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对有些章节进行增删，将讲课、作业、实习有机结合。培养具有较强的现场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人才。
二、对海洋地质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一）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方式
多媒体教学是一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进行多媒体教学，可使教学过程感性化、形象化［2］，［3］，不仅可以增大信息量，而且可以产生图文并茂的效果。这对于海洋地质学的教学尤为适用。教师在制作课件时，把搜集到的关于海洋形态、海洋现象、海洋地质地貌、海洋调查、海洋生物、卫星海洋遥感及自然地理、地质学的图片，结合课程的相关内容，通过多媒体手段展示给学生，使学生对海洋的认识由模糊转变为清晰，由常识性了解转变为从专业角度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不仅能使课堂生动活泼，而且能使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吸取知识。例如讲解大洋钻探中沉积物柱状样的采集，仅靠授课老师口头描述是讲解不清楚的，因为学生没有接触过采集仪器，也没有亲身参与过，对于如何使用钻孔设备采集沉积物柱状样更是无从理解。通过Flash课件，学生不仅认识了仪器，而且对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也有了深刻的印象，并且认识到沉积物柱状样在全球变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除此以外，我们在课堂上还进行简单仪器的演示教学，例如抓斗式采泥器使用的讲述。
（二）播放录像资料，开展相关知识讲座。
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利用集中时间来播放有关影像，在讲授到重要章节时会安排一些有关海洋科学的录像资料。如在讲授完前言后，我们播放了有关大洋钻探的发展历史的影像资料，此前的教学内容学生比较容易掌握和记忆，并激发了他们对本课程的探求兴趣，而影像的播放更是起到了提高效率的作用。影像的内容应丰富，例如泰坦尼克号探秘、深海探测、大洋钻探等。通过观看影像，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提高，感到课程的知识内容和现实应用紧密相关。除了在课堂的教学外，我们还组织学生成立海洋科技活动小组，由专家老师不定期做一些讲座，向学生讲授海洋调查方面的知识并回答他们的提问，展开讨论，等等。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厦门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专家们为我们做了物理海洋、海洋地质、海洋古生物专业的调查研究等讲座，讲座内容丰富，又通俗易懂，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向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课外学习机会。
（三）合理选用教学方法，实施拓展教学。
海洋地质学课程体系繁多，不同的教学内容，其授课方法有所不同。教学过程中，将此庞大内容体系组织成为三大主题，即海洋地质构造运动及其相关结果，海洋沉积动力及其地貌演变，以及海洋地球化学过程与其相关资源。同一主题知识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学习、理解和掌握都较有规律。授课时主要讲授知识结构，然后选择其中一个内容作为典型，结合幻灯、图片、模型、标本进行详细分析讲解，而其他知识仅进行对比讲解，指出其共性和异性。这样不仅增加了单位课时的知识容量，而且使学生掌握了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具体讲授内容量，可视课时数量、学生接受能力等灵活调整，既可精深、引申和拓展，又可提纲挈领地讲授，而不影响整体知识结构［4］。
（四）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实践教学既可巩固课堂知识，加深对海洋地质学的认识，又可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能力，是进行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不可替代的环节。基础教学是海洋地质学课程的主要任务，根据理论教学内容和学习进度分别开展课内实践教学，其进度与课程理论教学同步进行。例如参观海洋地质标本、化石标本、海洋生物标本，在海洋科学导论课程的教学过程当中，参观标本实验室已成为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地质标本和化石标本向学生展示了地层的演化和变迁，生物标本给学生展示了多姿多彩的海洋生物世界。通过实物标本的视觉和触觉效果，学生对海洋这一知之甚少的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采集和积累大量矿物、岩石、古生物等标本，加强室内认识实习。实习内容主要有通过观察，认识常见造岩矿物的形态、条纹、光学、力学等特征；学习根据造岩矿物的形态和物理特性，用肉眼鉴定常见造岩矿物的技能和描述矿物的方法；观察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等标本，分析其典型结构、构造特征；了解三大类岩石间的形成环境及其转化关系；参观地质模型、图片陈列展，了解岩石的形成环境及其转化关系。为增强实验课教学效果，除采用布置课前预习、课前提问等方式，我们在学生观察描述过程中加大巡视和辅导力度，从学生报告进展、姿势、表情等方面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和纠正，有效保证了实验课教学质量。
（五）更新教学内容，注重基础与前沿结合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海洋地质学的教学内容应与时俱进，将基础知识与新发展的学科知识及实践应用成果有机融合。目前的研究重点和趋势集中于三方面：（1）海洋的起源、发育和演化。主要包括板块构造理论、古气候与古海洋学研究和大洋发展史等。（2）海洋资源研究。研究油气资源、深海底矿产资源和近海矿产资源等海底自然资源的成因、分布特征和开发。（3）全球变化与海洋环境的研究。研究海洋对气候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对海表和深部变化及与陆地相互关系的研究，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和联系，以及极地地区的海陆变化对整个全球变化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措施［5］。上述内容在教学中应给予一定的重视和体现。教学内容需与学科发展同步，将最新科技成果引入教学中。此种教学内容改革一方面注重课程基础知识，强调学生基础训练和地质功底的培养，另一方面及时将最新科研成果和教改教研成果引入教学，使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就了解学科发展动向和学科研究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三、结语
海洋地质学是一门系统性专业性很强的课程，各章节相互关联，其教学内容、体系、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调整和改革，需要随教改的深入不断地进行更新完善，例如：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上有所创新；根据学生的知识背景，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广度和深度，使教学内容符合学生的要求；教学的内容除了基础知识外，还应该和实践活动相联系。通过多种教学手段，把大量的信息深入浅出、简单明了和直观生动地传授给学生，以学生为主体，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等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可持续高水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吕炳全.海洋地质学概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2］杨惠元.试论课堂教学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3）.
［3］董春来，焦明连，周立，汤均博，蒋廷臣.“大地测量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J］.测绘工程，2006，（6）.
［4］王永红.“海岸动力地貌”课程中的互动式教学和人文教育［J］.中国地质教育，2010，（1）.
[关键词]绿色思维 海洋经济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1-0039-03
一、广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广东海洋经济带由珠三角、粤东和粤西三大海洋经济区组成（见表1），根据海域自然属性的特点和区域资源优势，广东海洋经济充分发挥珠三角龙头带动作用，重点发展高新海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强化东西两翼工业主导作用，形成了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区域海洋经济格局。同时，广东省海洋经济带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投入不足与开发过度并存
对于开发相对简单、短期见效快的领域进行过度开发，但是那些对于周期长，见效慢，但符合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领域则普遍投入不足，难以实现规模有序扩张。如广东海洋渔业的产量具有绝对优势，但是没有实行精深加工。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存在“海洋污染来自陆源”的误区，而忽视海洋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如违法捕捞以及跨海桥梁等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还有一些观点认为海洋污染来自外源，忽视广东本省的污染，从而缺少与周边政府联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使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陷于“囚徒困境”；另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海洋生态环境是可以建设的，忽视了海洋生态环境可修复性的艰巨性。
（二）绿色海洋发展理念滞后
目前人们的绿色海洋意识虽然有所提高，但海洋知识贫乏，缺乏对海洋现状的关心；海权观念极为淡薄，对海洋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仅限于“渔盐之利”和“舟楫之便”。绿色海洋发展理念是发达国家现行的海洋开发战略，我们要学习借鉴，避免污染之后再治理，促进海洋文化建设和海洋意识的构建进入良性循环。
（三）海洋科研薄弱以及企业融资困难
广东海洋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很高，但沿海经济带中汕头、惠州、深圳、东莞、广州、珠海、阳江、茂名、湛江等城市的海洋经济产值差异较大，科研项目、机构数量、科技投入、科技人才比例分布不均；一大批海洋科技成果未能转化为生产力，还处于展品、样品阶段；缺乏海洋科技成果开发和转化的基地，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机制尚未形成，因而科研和生产之间出现断层，不能充分发挥广东的海洋科技优势为发展海洋经济服务；科研单位经费不足，技术装备落后，制约了科研水平的提高。企业融资方面，海洋经济中有很多海洋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具有技术含量高、研发周期长、风险较高等特点，融资很困难，仅靠政府投入、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资金很难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再加上海洋开发的自然环境恶劣，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因此，要实现海洋经济全面繁荣，必须突破资金瓶颈。
二、广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
（一）编制海洋产业发展规划，加强政府对海洋产业的引导
海洋是有机统一的自然系统，海洋开发涉及港口、航运、水产及旅游等多个产业和部门，各种活动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和难以避免的冲突，仅仅从局部出发，强调自身优势的开发活动，往往顾此失彼，难以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开发海洋要在科学分析、充分论证、周密设计的基础上，做到产业空间合理布局，正确选择海洋产业发展方向和行动计划。
加强政府对海洋产业发展的引导，要克服海洋产业的“同构化”和“低度化”。产业的“同构化”是指在各地区海洋产业结构中，不断出现并增强区域间结构的高度相似，这种产业结构相似性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区域间同质化竞争激烈，不利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的“低度化”指海洋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升级的动态过程中，升级速度缓慢而且有在较低水平上重复的趋势。在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当避免“同构化”和“低度化”，积极推进各地区海洋产业平衡发展，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建设广东海洋生态文明
首先，要培养人们生态文明理念。海洋开发的过程中出现种种破坏资源、环境的行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没有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应通过宣传，提高公众的海洋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素养，使人们认识到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要深化海洋高等教育改革，加强海洋重点学科建设，使海洋科学技术能够用到实际生产中，做到产学研结合，形成人人关心海洋、保护海洋的局面。
其次，树立“陆海一体”意识，重视陆域和海域。陆地经济和海洋经济必须联动发展，使陆域经济支撑海洋经济发展，以海洋经济拓展、提升陆域经济。必须提高海洋科技意识，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要深入开展海洋观教育，组织横琴新区、徐闻县、南澳县申报第一批部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再次，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可持续保持是人类开发海洋资源的前提条件，应实行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的战略，践行可持续行为方式。牢固树立“只有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和“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的理念。
（三）权责一致，分工明确，拓展融资渠道
海洋产业分属于环保、海洋等多个部门，其优点是专业性强，职能清晰，但是易导致政出多门，效率不高， “越位”和“缺位”严重。要明确界定海洋管理部门与其他管理部门内部机构的职责分工，尽可能减少职责交叉、多头管理的现象，充分发挥各级海洋行政管理机构的整体效能。
银行融资是海洋经济采用较为广泛的一种重要的融资渠道，海洋经济在融资的过程中应当结合自身的发展阶段，以及相关产业的特性，向不同的银行争取资金，比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可以为渔业当中的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贷款；国家开发银行可对船舶企业技术改造和国家产业政策倾向性较强的船舶工业项目提供优惠贷款。而那些投资收益较快、回报率高、风险相对较低的产业，如海洋运输业、滨海旅游业等，才积极争取商业银行的贷款。
一、导言
作为社会学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海洋社会学近年来展现出了日益旺盛的生命力，开始较为频繁地活跃于社会学的学术舞台上。海洋社会学在学科分类上属于应用社会学，这门学科是应用一般社会学理论、范畴、方法等对海洋社会的人类行为及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海洋社会学虽然有自己的理论框架，但和理论社会学相比，它没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而是沿用理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和方法，针对自己独特领域进行研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海洋社会学取得了较为积极的学术进展，展现出了新兴的朝阳学科特征，开始进入到主流社会学的视野中。正如学术界所指出的：“在新兴的分支社会学中，海洋社会学理论研究势头迅猛、方兴未艾”。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与其他分支社会学不同，海洋社会学并不是由西方引进过来，在西方社会学界也找不到有关这一学科内涵、研究对象及其理论的阐述。相反，它是由我国学者首先提出，并经由本土社会学者的建构而展现出学术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在当前“西方压倒东风”的东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这也给本土海洋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自信”构成了挑战。虽然西方社会学并未系统地倡导和研究海洋社会学，但是，临近的研究是存在的。比如，斯密斯（EstellieM．Smith）关于海洋人类学（MaritimeAnthropology）的研究、［社会学家弗罗伊登伯格（WilliamR．Freudenburg）和格拉姆林（RobertGramling）关于近海开发以及石油泄漏的研究，有关于此，笔者将在后续部分展开。此外，诸如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等大学设有海洋人类学研究领域，阿斯瓦尼（ShankarAswani）等人类学家设有海洋人类学研究方向。笔者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刻意与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有关海洋问题的研究接轨，但开展有针对性的学术对话意义重大。目前，海洋社会学还属于初创阶段。在学科初创阶段，海洋社会学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学科边界和学科体系模糊不清，学科内在的逻辑体系有待梳理。比如，关于渔村和渔民问题的研究，海洋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难分彼此；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海洋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亦不可分割。虽然说，在现代社会，学科交叉现象广泛存在，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对于一个刚刚兴起的学科发展而言，如果学科边界过于模糊，将是困扰学科发展的难题。二是尚未形成和主流社会学的对话机制。海洋社会学仍然游离于传统社会学和主流社会学的边缘地带，也未能与主流社会学构成真正的学术对话。就目前所搜索到的文献而言，海洋社会学方面的著述主要集中在几所海洋大学之中。换言之，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第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海洋社会学学术成果鲜见。在主流或曰权威的社会学期刊，还没有发现海洋社会学方面的主题文章。与此同时，从社会学视角写作的海洋社会学著作和教材也十分有限。但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这些还不是制约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制约海洋社会学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研究中的学科范畴偏离和学科理论匮乏。这两大问题不解决，不但海洋社会学的“显学”地位无从谈起，就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合法化（legitimation）亦将成为难题。而如果这两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将有助于其它问题得到迎刃而解。本文旨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重点阐述的是处于初创阶段的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及其合法化议题问题。在此基础上上，笔者将梳理西方社会学有关海洋开发问题的相关研究，以期建立海洋社会学和主流社会学的对话平台。最后，就其他若干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二、制约学科合法化的根本问题
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海洋社会学已经形成了库恩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一起，他们自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这对于新兴学科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中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其中，学科范畴的偏离和学科理论的匮乏是影响学科合法化进程的根本问题。
（一）学科范畴“海洋社会学”一词最早由历史学家杨国桢提出。但在学科意义层面，杨国桢先生关于“海洋社会学”的阐述，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的，并不具有“社会学”学科属性。最早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海洋社会学”的文献是庞玉珍的《海洋社会学：海洋问题的社会学阐释》一文。她指出，海洋社会学以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海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能否成为一种互动关系，是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能否成立的基础。海洋世纪使海洋与人类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中，因此，改变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使海洋具有了显著的社会特征。随后，学术界展开了很多的理论争辩，其聚焦点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理论建构。但是，直到现在，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社会学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分支学科，也未能与主流社会学形成学术对话。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海洋社会学学术成果的参差不齐应当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具体而言，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具有社会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并不占据多数，就目前所搜索到的文献而言，海洋社会学著述主要集中在几所海洋大学，海洋社会学的科学共同体是由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组成的，其中的社会学者数量比较有限。其次，缺少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甚至陷入了“社会学味道不浓”的尴尬境地。不少文献虽然冠以“海洋社会学”之名或者主题，但并不是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因而称之为“海洋社会学”并不贴切。这种问题必然导致海洋社会学在社会学界难以获得学术话语权。近年来，崔凤从学科发展角度多次撰文，直陈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加强学科意识。他指出，我们要强调海洋社会学的应用社会学的特性，强调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概念与方法对人类海洋实践活动进行描述与分析，这是海洋社会学发展的现实选择。同时，海洋社会学要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必须体现社会学的学科特性。只有明确的学科属性，海洋社会学才有立足之地。也只有这样，海洋社会学才可能融入主流社会学之中。这一呼吁的核心意义在于唤起科学共同体的学科意识。从某种意义而言，如果忽视了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与理论范式，姑且不论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单就学科合法性而言，也将是严重的危机。明确学科范畴有两个维度。一是科学共同体要明确学科意识，强化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应用。海洋社会学者也在对学术圈内既有的学术观点进行审视，并提出了真知灼见。比如，宁波关于“海洋社会”这一概念的建设性批判非常具有学术价值。二是海洋社会学需要主动加强与主流社会学的对话。海洋社会学研究不能限于几所海洋大学，科学共同体可以“海洋开发”为平台，就其中的前瞻性议题与主流社会学展开学术对话，这一问题将在第三部分予以具体阐述。
（二）学科理论海洋曾作为非领土（non－territory）而被建构，是一个抵制“发展”而难以掌控的空间。而随着海洋开发技术水平的进步，人类的涉海活动明显增强，和海洋经济学等其他海洋学科一样，海洋社会学也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产生的。但是，海洋社会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范式。“海洋世纪”和“海洋社会”一度为科学共同体所津津乐道，但是，“海洋世纪”并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用语，更不是一个社会学的专业术语。“海洋社会”具有明确的社会学学科指向，但是能否成立尚值得商榷。毕竟海洋社会中人群的共同地域仍主要是陆地，海洋社会还是陆地社会的一种延伸。而如果“海洋社会”难以构成，那么，“海洋社会管理”、“海洋社会控制”等次级命题的提法亦值得商榷。可见，在核心的学科概念层次上，海洋社会学尚存在不确定因素。鉴于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态势，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进行方向性的转向。首先，走出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中。目前，海洋社会学主要停留于宏大叙事。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论述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内容以及发展方向，等等。这对于刚刚兴起、正处于建构中的一门学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如果海洋社会学仅仅停留于宏大叙事，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就现有的文献而言，近期的宏大叙事型的学术研究已经失去了早期的锐气和创新力，已经鲜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因此，海洋社会学亟待走出宏大叙事。其次，走向田野。理论不是臆想，理论的薄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验研究的严重滞后。海洋社会学可以围绕海洋开发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形成扎实的研究报告和学术成果，进而建构海洋社会学的学科概念。当然，笔者需要澄清的是，海洋社会学的研究主题非常丰富，绝不仅仅是研究海洋开发。而是说，学科发展需要把握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在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显学”的背景下，通过“海洋开发”这样的国家战略性的重大前沿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其获得学术话语权。再次，走向理论归纳。海洋社会学应从“社会人假设”出发，围绕人类海洋开发行为开展大力的经验研究。但是，仅仅开展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个案的累积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问题的关键是在经验研究中理解特定议题中的社会意义（socialmeaning），深刻地认识社会，并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学术概念与观点。这些学术观点与概念的演化、推理，则可以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就学科发展而言，我们也能从环境社会学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历程中获得可资比较的经验借鉴。中国环境社会学也尚未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其影响力已经呈现出日渐上升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主流社会学的广泛认可。这不仅与我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态势和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议题契合，更重要的是，环境社会学家围绕诸如水污染、草原退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并提炼出了具有较大解释力的学术概念。海洋社会学在重视这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选择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即重视经验研究中的“选点”，建立追踪研究与回访研究的基础，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海洋社会学的理论建设需要“理论自觉”意识，需要增进学术自信。即：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列、一个验证。特别是，西方话语体系日盛，但往往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社会。因此，海洋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不能盲从西方的理论体系，也不要刻意套裁西方的理论范式，重点在于根据中国社会与区域文化的实际开展原创性的研究。
三、海洋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的对话平
台海洋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时代契机。目前，研究影响海洋开发的因素以及海洋开发的后果已经在科学共同体内达成初步共识。但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海洋社会学不同于海洋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更不能包揽一切，而是重在研究海洋开发的社会原因、社会过程与社会后果。同时，需要关注区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等因素。海洋开发政策的底层考察、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破坏、低水平开发与石油泄漏问题值得海洋社会学的特别关注。原因有三。一是这些议题可以发挥社会学的学科特色与专业优势，比如，自下而上地研究海洋开发政策及其实施绩效。二是这些问题正在进入主流社会学和其它分支社会学的学科视野，为海洋社会学与之对话提供了共同的话语体系。比如，海洋环境恶化也是环境社会学关注的重要内容。第三，西方社会学家在此已经有前瞻性的学术研究，在此可以开展中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海洋开发中经验和教训的研究也可以为中国的海洋开发的科学实施提供具有可资比较价值的借鉴。
（一）海洋开发的底层考察社会学的研究不同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更加重视“自下而上”的视角，特别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更需要“从下往上看”。正如斯科特所告诫的，忽视对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洞察，那些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往往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海洋开发固然是推动经济发展，带动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引擎，但是正视海洋开发中的诸种问题并形成预防机制，对于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更为重要。就学术研究而言，海洋社会学需要走出“应然”的价值判断，走向“实然”的事实调查与呈现，进而提出前瞻性的学术洞察。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海洋开发战略的科学实施。尽管近海开发的历史悠久，但这种活动的社会评价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才出现。格拉姆林和布拉班特（SarahBrabant）指出，这种海洋开发活动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远远超出了当地的供给能力，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活动，进而带动了当地诸如如房屋、医疗、学校、公共救助机构事业的发展，提高当地的税收，带动经济发展和新兴都市的兴起。所以，正常情况下特别是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这样的发展项目在推广过程中应该会得到积极的支持。但是，弗罗伊登伯格和格拉姆林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地区（路易斯安那）取得成功的海洋开发项目，在另一个地区（北加州）竟然遭到了社区居民的强烈抵制。甚至，有关开发提案的项目听证会都遭到了数以千计的社区居民的袭击。这种反差具有深刻的社会机制，其中之一就是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特别是，1969年，圣巴巴巴拉石油泄漏事件将海洋开发中的环境问题客观地摆在了世人面前，影响了人们对类似项目的态度。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已经显现。比如，在海洋开发热潮中，沿海城市大力发展滨海旅游，建设人工岛，但不少项目因为缺少整体的规划，忽视了当地居民的利益或者缺少基本的公众参与，往往为当地居民所抵制，并引发社会冲突。比如，2011年1月，海南文昌拟在清澜港的出口旁填海造起一座占地300多亩的人工岛，但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原来，填海会造成清澜港航道变窄，给出入清澜港的船只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而当地渔民的船只都比较小，出入则会更加危险。同时，由于当地人口较为密集，人均耕地较少，不少人都是靠出海捕鱼和在海边捕鱼捞虾来维持生计，如果在此处填海建起一座300多亩的人工岛，势必会影响当地村民的收入。而最让村民担心的，还是填海可能导致河流入海口变窄，水灾时会加剧周边村庄的受灾情况。此外，村民还担心填海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所以，在有数百名警察维持秩序的情况下，部分村民仍然越过警察设定的警戒线阻止施工，后来还砸坏了镇政府轿车。单纯官方话语体系下的“发展规划”在此难产，社会冲突与失序也因此而产生。社会学的特长之一是学术批判，当然，这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性的研究可以防范社会风险，预防可能的社会冲突，降低社会成本，进而有助于维系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目前，我国正掀起前所未有的海洋开发热潮，这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但片面的、短期的的经济开发也存在很多的隐忧。地方老百姓在海洋开发实施过程中是否真的受益？那些利益受损群体的经济与社会补偿如何保障？部分村民为什么反对海洋开发？特别是，在已经有技术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村民为什么还反对政府的海洋开发项目？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社会和文化难题？整体上看，这样的民间声音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虽然中国社会的发育特征决定了难以爆发诸如前述美国加州那样的反对情形，但是，一旦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果也将难以预料。最近几年的已经在实践层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前述文昌案例也已经说明了海洋开发中忽视底层民众意见的严峻后果。通过对海洋开发政策自下而上的民间考察与研究，有助于政府部门及时发现问题，未雨绸缪，建立健全相应的预警机制。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海洋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仅是技术专家和工程专家的思维，同样需要社会学家参与到海洋开发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中。
（二）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破坏自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海洋开发”战略部署以来，新一轮的海洋开发就开始如火如荼地开展。近年来，国务院颁布或批准通过了诸如《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等十多个规划，江苏、山东、浙江、辽宁等沿海省份的海洋开发纷纷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随着沿海开发强度的持续加大，对海岸带及近海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压力，全国海岸带及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脆弱区。其中，高脆弱区占全国岸线总长度的4．5％，中脆弱区占32．0％，轻脆弱区占46．7％，非脆弱区仅占16．8％。海洋开发活动是海洋生态环境压力的主要来源。陆续获批的沿海开发战略将带来新一轮的海洋和海岸带开发热潮，同时也会给业已脆弱的近岸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压力。海洋开发中的生态压力表现为多个方面，其中，以下两方面需要引起特别的重视。首先，重工业布局沿海化的趋势十分明显，给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增加了新压力。比如，《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的五个重点发展区域均分布在沿海，其中有四个以重化工业为主导发展方向。从宏观的时空视角而言，这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产业的系统格局已经成型。由于重化工行业对“环境容量”需求大，往往分布于沿江、沿湖和沿海地区。而沿江和沿湖地区的生态压力已经很大，借助“海洋开发”这股春风，石油、钢铁等重化工产业纷纷向沿海集聚。即使这些重化工产业能全部达标排放，但也并不是“零排放”，势必给业已脆弱的海洋生态构成威胁。同时，那些在其它地方被关闭的重污染产业也往沿海转移。由此，海洋的生态压力和生态风险可见一斑。海洋社会学需要对重化工布局沿海化的社会机制、规律及其社会效应以及风险议题展开研究，为政府部门规避风险奠定基础。第二，所有的海洋开发规划均涉及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问题，但各地区沿海发展规划对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有较大的差异。比如，《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重申了“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要求，但并没有明确相应的规划任务。再比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关于海洋污染防治方面仅仅再次强调了现有制度，但并没有提出针对北部湾实际情况的具体措施。由此可见，暂且不论海洋开发战略实施中的“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就是“文本法”本身亦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这势必给环保不达标项目的上马以及企业违法排污行为提供制度漏洞，此时的环境保护恐已沦为“稻草人化”的境地。在这一议题中，海洋污染中所产生的受益圈（benefitzones）与受害圈（victimizedzones）的关系、人们遵守或者违反规范的行为的公开的或潜在的规律性的原则、受害群体的环境抗争逻辑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国社会与区域文化特征非常值得社会学家的深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也可架构海洋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等分支社会学交流的桥梁，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社会学的主流化进程。海洋开发战略的实施目标不仅仅是海洋经济发展。比如，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战略定位中，除了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海洋科技教育核心区、国家海洋经济改革开放先行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设全国重要的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战略目标的定位和目标的实现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从长期发展角度而言，“蓝色经济区”只是中介，最终目标是建设蓝色文明。但是，如果缺少严格的制度管制，海洋环境保护让位于片面的经济发展，那么，“蓝色文明”可能并未实现，“黑色经济区”已经形成。归根结底，这里的核心议题还是如何协调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三）低水平开发与“吉登斯悖论”在海岸带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水平及其技术含量、自然资源有效开发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受损程度等方面，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与世界主要沿海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国的海洋开发不但存在无序问题，而且低水平、粗放型的海洋开发问题也十分突出。无论是在海洋专家的学术研究中还是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报告中，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很高的重视，但是，在实践层面，低水平开发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在运作逻辑层面，这与气候变化中的“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颇为相似。“吉登斯悖论”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的。即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而由于它在日常生活中不直接，因此，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被认为是重要的。“不管别人告诉我们威胁有多大，正视这些威胁总是很难的，因为它们让人感觉不是太真实———同时，生活还得照旧下去，生活的一切快乐和压力也得照旧下去。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必须处理我所说的‘吉登斯悖论’。它表明，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是太迟了。吉登斯指出，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了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在我们看来，“吉登斯悖论”适用于低水平开发问题，并且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关于低水平开发，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要高得多。但是，海洋开发主要由沿海地方政府具体实施和操作，因此，高层的文件和规范性要求往往并不能实现初衷。其次，文本规范（政府文件、法律法规）的重视与低水平开发的现实并存。即使是地方政府，关于提高海洋开发水平的工作也可谓文山会海，但实施过程中并不乐观。归根结底，这还是地方政府的认识停留在暂时的经济效益层面所致。再次，即使在认识论层面具有前瞻性的思维，但对于大多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以及普通公众）而言，其行为都具有短期化的趋向。十项全能建筑设计公司负责人克里斯托夫来博鳌参加北京奥运会游泳场馆设计竞标会时曾说：“海南不论怎么发展，都不要把这种和谐的自然风光破坏了。”他认为，发展一定要有计划，不能无节制地开发。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有太多的教训。比如，在希腊，许多小岛当初海水很蓝、鱼很多，但后来许多发展商到那里建别墅、建酒店，造成极大的污染和破坏，以至于现在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去炸掉它们，重新恢复小岛的自然风貌。但是，克里斯托夫的忠告并没有唤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海洋开发已经踏上了“生产的跑步机”（thetread－millofproduction）上，过度开发、无序开发不但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因素，而且一旦踏上，就会形成惯性，短期内难以消除。海洋开发固然是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我们也要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冲动的发展模式及其后果的严峻性。
（四）海洋开发中的石油泄漏美国社会学家有关海洋开发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项研究议题，即近海石油开发（offshoreoilex－ploration）和近海天然气开发。近海开发可追溯到1897年，1953年之后，海上能源开采活动拓展到了外大陆架，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近海开发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海洋开发中也有很多风险，比如，海上开采和海上运输中的石油泄漏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过度的近海石油开发会引发海域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埃克森—瓦尔迪兹号（ExxonValdez）溢油事件为例，说明了海上溢油与海洋开发中的政治体系紧密相关。石油泄漏是海洋污染的超级杀手，据统计，每年通过各种途径泄漏的海洋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0．5％，其中，以油轮遇难造成的污染最为突出。石油泄漏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直接污染海域，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生存。同时，受污染的海产品则会通过食物链影响到人的健康。2010年5月，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再次将海上采油与海上石油运输的生态风险摆在了世人的面前，并对我国海洋石油运输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近年来，中国海洋开发活动中的溢油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2011年的渤海溢油事件，溢油事件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一事件暴露了我国海洋溢油中的环评体制、应急处理机制、信息、相关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等诸多层面的问题，也说明我们需要对既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除了从管理角度分析石油泄漏的责任体系之外，还需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特定的政治经济格局。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海洋社会学在此具有较大的解释力。
结缘海洋科研
作为中国较早开埠的城市之一，青岛海洋优势明显，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就在青岛设立皇家青岛观象台，添置潮汐自动测量仪，对胶州湾附近海域进行水文测量，为青岛海洋科研留下了系统的观测资料。20世纪20年代，中国收回青岛，继续利用这一优势，在观象台成立海洋科，从事洋流探测、海水分析、海产调查等海洋科研活动，成为中国第一个包括海洋水文、气象和生物观测的综合海洋研究机构。1930年，中国科学社在青岛召开第十五次年会时，蔡元培认为青岛环境优美，海产丰富，又居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央，开展海洋学研究的条件得天独厚，遂联合李石曾、杨杏佛等向与会科学家倡议在青岛组织中国海洋研究所，开展海洋学研究，中国海洋研究所随即在青岛成立，经费由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工商部、农矿部等联合筹集。1932年中国海洋研究所所属水族馆建成，成为海洋学术研究和启发民众海洋思想、普及海洋知识的场地。1936年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在青岛组建海滨生物研究所。国立山东大学也提出要利用青岛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于抗战胜利后成立水产系、海洋系及附属海洋研究所，由童第周、曾呈奎、朱树屏等著名专家任教，成为海洋教育和科研的重要力量。可见，新中国成立前青岛就成为海洋科研机构聚集之处，深厚的历史积淀为青岛成为海洋科技名城奠定了基础。
组建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积极筹备建设新中国的科学事业。1949年7月，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当时留在青岛的少数海洋科学家童第周、曾呈奎等受邀出席会议。童第周和曾呈奎得知竺可桢是筹备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之一，便利用这个机会，向竺可桢建议在青岛成立海洋研究所，这一想法得到了竺可桢的认可和支持，并于会后专门约请童第周、曾呈奎二人详细商谈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机构的问题。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科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10月26日，童第周与曾呈奎联合给中科院副院长陶孟和及竺可桢写了一封信，正式向中科院提出在青岛建立海洋生物研究所的建议：“海洋之发展，亦为中国目前要务之一，盖不但渔业、水产之研究，在经济上有莫大之价值，即国防、航海、气象等问题有待于海洋之研究者甚多。中国海岸线长达1万8千余公里，迄今尚无一较有规模可作研究之所。战前厦门、烟台、定海等处曾有小规模海洋生物研究所之设立，然仅限于生物之调查。青岛地点适合，气候宜人，为太平洋西岸最适于研究海洋之处……现科学院业已成立，对于海洋科学，谅必有详细之计划，甚希望能在青岛设一国立海洋研究所。”11月1日。中科院正式挂牌办公。11月21日，陶孟和，竺可桢复函：“和等职责所在，对于各种科学研究，应求次第发展以应建设之需。承示各节，当在专门委员会中提出讨论也。”不久，讨论得以通过，在青岛建海洋研究机构一事最终确定下来。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海洋科研力量薄弱，当时留在大陆从事海洋研究工作的只有20多人，且研究领域比较窄，多数为研究海洋生物学的，因此中科院决定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先成立海洋生物研究室，同时注意吸收物理、化学及地质方面的人才，条件成熟时再成立海洋研究所。
当时童第周、曾呈奎还在山东大学任教。1950年春，中科院派出以吴征镒为首的联系组，到青岛商调童第周、曾呈奎二人参加中科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的筹备工作。在仍然兼任山东大学教学任务的条件下，童、曾二人获准调入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这样，山东大学海洋研究所的部分工作人员成为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的最早一批成员，后来，童第周又从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调来一批干部和图书、仪器。
1950年8月1日，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在莱阳路28号正式成立，童第周任主任，曾呈奎、张玺任副主任，全室共28人，标志着新中国海洋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始。1954年，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改为直属中国科学院的独立研究室。1959年，中科院以“海洋研究工作在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上均有重大意义”，将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扩建为全国性的海洋研究机构，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多学科海洋研究机构。
集聚效应绵延不绝
1949年10月，在中科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仍在酝酿之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由上海迁至青岛，由著名水产学家朱树屏任所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大学的水产系和海洋系堵养了大批海洋科研人才，成为各海洋科研机构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厦门大学曾于1946年设立海洋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厦门大学海洋系大部分师生即并入山东大学。上海1952年才成立上海水产学院。因此青岛在发展海洋科技方面存在着专业设置优势和人才基础。1958年10月山东大学迁往济南，留下的海洋、水产、地质等系于1959年成立山东海洋学院(建院后即被列入教育部重点高校)，即今中国海洋大学，这是我国第一所海洋综合性理工科大学，成为培养海洋、水产事业高水平科技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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