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用解释法
顾名思义,实用解释法就是一种以最大价值(当然不只包括经济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法律解释方法。其直接的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而法律解释方法或法律理论中体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最为充分的包括公平正义论、权利自由说以及法律经济分析学派等。在某些情况下,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可以更形象地表明实用解释法的基本思路,当然实用解释法的范围更加广泛,其基本判断标准可能不是经济效果,而是其他方面的效果,如社会效果、政治效果、道德效果等。
(一)价值选择在法律实践中的地位
在法院审理各类案件,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时,经常会陷入不同的价值判断选择之中,而价值判断选择会直接影响着法律规范的含义的确定,也影响到案件的处理结果。例如,在国家整顿金融秩序、清理金融机构政策实施期间,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信用社清理整顿的案件时,如何处理合法债权与社会稳定(或者储户利益)之间的关系?由于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和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提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律师风险收费的案件中,如何处理现行收费规定(规章)的规范性价值与适应形势发展而进行改革的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一直已为司法界广泛接受但学术界仍存有疑义的命题,即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法官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在两种价值无法求全的情况下,法官必须作出选择,而选择的标准通常就是不同价值对法官的冲击力,以及这种冲击力在事实与法律之间建立起的联结关系的紧密程度。
(二)法律价值的表述
实用解释法虽然将解释问题变得更加灵活,但其最终支柱还是立法的意图,因此仍属于“目的主义”范畴。因为实用解释法通常使解释者面临价值上的选择,而立法意图中往往已经体现了法律的价值追求,因此实用解释法不可能脱离立法的意图。这样,实用解释法的最佳应用应当是实现立法者制定法律时所追求的价值。法律从其制定时起就与其制定前后的背景、环境密不可分。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新法律的含义。这些环境所含有的多种因素中,有一些本身就是价值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时所追求的价值,通常是特定的、明示的和具体的。例如,《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其中便体现了就业平等的价值追求。《证券法》第3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另一方面,立法所追求的更高层次的价值可能不在立法条文中明确表述出来,而是构成立法的背景、环境,是立法者心中所向往和渴求的价值。立法者认为,这些价值是法律和公众的共同价值观,是不言自明的。
所谓法律中的共同价值,是指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自身所应当拥有的“品格”,如法律的连贯性、稳定性、现实性、不溯既往性等。这些内容是法律规范的一般原则,所有规范均应以这些原则为其基本价值。所谓公众的共同价值观,是指作为在社会中共同追求幸福、安定生活的人和人的群体在处理人与人或其他事物之间关系时所追求的目标,如公平、正义、合理、道德等。通俗地说,公众通常假定立法的意图应当是公平、合理的,并且人们都应当依照这些原则去解释、适用法律。这也是实用解释法与普通的目的解释法不同之处。
在加拿大法律制度中,实用解释法认为,解释法律时至少要考虑五种基本价值,即:理性与正义、人权、法律的救济性、法律的统一性、法律的稳定性。这些基本价值实际上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下面分别简要阐述。
(三)理性与正义
如果对一项法律有两种以上的可能的解释结果时,法官未必愿意出现不合理或不公正的解释结果。这是不是违法呢?不然,实际上这或许是生活在法律制度之中的人们所期望的。他们按照人类活动的一般规律行事,而他们的民意代表制定的法律应当保护他们这种活动方式。如果法律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这可能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法律。对于法官来说,有时立法者无法预计某种不合理、不公正的结果发生,而法律的过程要求每一个参与此种过程的人本着理性、正义却阻止不当结果的发生。不管我们把法律解释看作是对立法机关实际意图的重构,或者看作是“法律读者”(即法律实施者和遵守者以及法律研究者)的创造性工作,考虑解释的后果总是正当、必要、合理的。
这一解释规则最初是“黄金规则”的核心。立法者的真正意图可能通过解释的结果推论出来。如果对某一项法律规范看上去便认为会出现不公平的结果,我们则有理由认为这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来意图。但是,黄金规则的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价值的丰富,已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无论从维护的结果上,还是在判断的广泛性上,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黄金规则,而是纳入了一种新的解释理论,即实用解释法。在这种价值之下,如果一项法律的字面含义或者两种解释中的一种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法官则可以赋予其合乎立法原意的解释含义。
(四)权利与自由
民主环境之下,权利与自由被视为生而有之而非王授、神授、恩赐。在法治原则之下,一项通常的法律解释规则也被确定下来:凡限制公民权利、自由的法律的解释都应当严格把握,即“严格解释观点”。对于法律含义模糊时,应当采用对权利有利的解释,而非“限制解释”。这就出现了“限制限制解释,扩大扩大解释” 的规则,即对于限制权利与自由的规范的解释应当以限制其适用范围为原则,对于扩大权利与自由的规范的解释应当以扩大适用范围为原则。换句话说,对于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所设定的条件,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十分严格地强调这些条件要完全具备;而对于确有疑义的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法官在适用时,应当限制法律的适用范围,并作有利于保护权利、自由的解释。
(五)法律的救济性
根据法律的作用,大部分法律被认为是补救或救济性的。而对于救济性的法律的解释,通常采取自由、宽容的解释。这种救济性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与人权或公民权利相关,与前一项解释规则相近;第二类与保护私人免受国家侵害相关,是法律的“品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结合;第三类与保护弱势群体相关,是一种完全体现社会价值的救济。我国制定了各种旨在保护特别人群的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权利保障法等。对于这些法律的解释自应本着上述原则进行。
(六)法律的一致性(统一性)
各国的法院都十分重视法律的统一性原则,即法律的前后不能出现矛盾的理解,或者解释者应当尽可能以统一的态度解释法律。因此,如果有的法律条文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法官通常会以限制的态度解释。在确有疑虑而无法确定例外的含义时,法官则应当适用一般原则,而不是例外规定。
对法律的一致性提出挑战的可能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相关立法条文之间因立法技术原因,或者由于立法者要改变以前的规定而出现不一致的法律规范同时存在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法律在规定了一般原则后,又设定了一些例外,而这些例外即对法律的一致性有所改变。我国立法中对于第一种情况已经有一些解释规则解决,如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等,但对于第二种情况尚没有成熟、统一的规则,解释起来也比较混乱,存在任意扩大例外范围的情况。
对此,加拿大曾有一位法官精辟地归纳了对于第二种情况应当适用的一般解释规则,即:当立法者规定了一般规范,同时又列举了一些例外时,我们应当把例外的情况作为“穷尽的规定”,而且应当严格解释。因此,这就出现了“例外条款不得延伸”的解释箴言。规定例外的作用在于使一般规则更加完备。对例外的含义无法确定时,法官应当排除例外的适用而适用一般规则。
实用解释法中可能涉及的价值判断还有很多,如社会稳定、多数利益、经济发展等,这里不再一一阐述。
二、动态解释法
动态解释法可以说是一组具有共同特点的法律解释方法。这种方法先是由凯拉布莱西提出,认为法院为了适用新时代可以更新法律,甚至可以废止过时的法律。德沃金的学说也属于动态解释,认为法官解释法律的最佳结果是有利于社区的未来,而非受制于该法律过去所追求的价值。1987年,美国教授艾斯克里奇对各种动态解释法律的观点进行研究、总结,产生了独树一帜的法律动态解释法。
(一)动态解释法的前提
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法与道德的关系，在古代，两者间的关系体现为法家与儒家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关系。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而在历史实践当中，这两者又是不可分割的。从理论上而言，中国传统的法都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道德被视为比法更为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取向。西方学者也对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做出了探讨，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是正义的衍生物，；霍布斯则认为法与道德是相互包容的，它们虽然形式上有异，但是本质却相同；国内法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法与道德关系进行了科学分析，认为法与道德同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和评价标准，法律是传播道德、保障道德实施的有效手段……从以上可以看出，时代背景与思想的迥异导致了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不同论述，那么，法与道德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然而，要想全方面地把握法与道德的关系，不能仅仅从阶级分析框架中笼统地得出其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简单结论，必须进行多维度、总体性的动态认识和系统把握。
（一）从价值取向方面而言，法律应当服从道德的评判标准。
法律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体，其作为调控社会的主要手段，不单纯是因为它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理性规则内在地表达、传递一种包含特定价值性的原则和要求，而法律内在的特定价值性则主要来源于伦理道德。
首先，法律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其必须以伦理道德为基础。从法的产生和历史发展来看，其源于风俗习惯和道德，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法律的本义都是“公平正义”，都是对坚守合宜的食物或行为的伦理要求。其次，法律只有与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基本吻合，才能获得市级的普遍效力。制定并实施法律只是一种手段，使其内化成一种普遍承认的理性规则才是根本所在。从法律规则到普遍承认的社会秩序的演化过程，正是法律价值有效内化并成为社会成员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准则的过程。再次，悖离了伦理道德的法律将丧失价值基础，沦为专权的任意工具。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的评判标准必须建立在公民共同体正当性、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的道德伦理价值基础上，并最终决定法律的良恶和废立，从而使民主和法治精神得以落实。最后，法律要反映的道德价值并非是纯粹的、超阶级的，道德价值也并非法律内在价值的全部。法是伴随国家而产生的，统治阶级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和社会成员所能承受的限度内来实现其阶级利益，他们所制定的法律与社会伦理道德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吻合，尽管这种吻合是被迫的、扭曲的。因此，法律服从道德价值取向并非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二）同作为社会规范，法与道德应当并立互补，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国家是在社会陷入不可能自行调和的阶级矛盾中而产生的，而法律则是国家协调阶级矛盾的基本工具。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王权等级、血缘宗族是维系人们相互关系的基本纽带，道德、法律和王权是三位一体的。因而，法与道德不仅在价值层面是高度统一的，在规范层面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化，并都不具备自我独立品格，而淹没于外在强制的权力秩序之中。直到近代，出现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获得并列存在，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分离和独立才走上日程。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并列分立， 其根本意义在于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划分。作为普遍利益正式代表的政治国家， 是实现市民社会的手段和必要保障； 而作为特殊利益代表的民社会， 则是政治国家的基和根本目的。这就要求出自国家的的“国家法”，即法律，律借助公共意志， 以全社会利益的面目来设定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及主体权利义务， 并对公共利益和特殊利予以界定， 籍此来限制、协调和保障特殊利益并使其得以合理有序地实现。所以它在市民社会中则没有触脚边际，自由有序的市民社会生活，也恰是通过道德更高、更广、更自觉的规范要求来自律协调并获得重要保证的， 从而弥补了法律在调整范围及单纯刚性方面表现出来的有限和不足。这样，法律和道德的有机互补与契合，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得以有维系和保障。
（三）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应当以道德为基础，法律秩序为主导。
法律、道德和宗教一直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近现代以来，宗教力量开始衰退，法律和道德无疑成为社会秩序的两根主要支柱。近代法与道德的独立与分离， 也必然导致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独立与分离。由于法治条件下“ 国家法”成为规制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总纲和基本准则，因而伦理秩序主导必然转为法律秩序主导， 而且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 法律控制进一步加强，道德控制逐渐减弱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趋势。
从动态的视角而言，法治建设是一个从法的创制到法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的创制是其逻辑起点。法治建设的形式要件首先是有法可依。没有全面而周密的法律体系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规范和保障，就难以使社会成员的行为符合社会所期待的“应该”和“必须”，社会生活就难以实现稳定有序。因之，在法治进程中首先必须十分重视法的创制。自我党确立法治方略至今，我国已基本确立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正是这一系列法律的制定使得人们有法可依，从而为我国社会生活步入法治化轨道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作为实现法治国家首要环节的法之创制活动，还应进一步关注所创制的法的质量，即制定了何种性质的法律。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明确规定了法治必须具备的两个要件：一是全体公民守法，二是全体公民所遵守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P81）按照现代法治理论，一部能够被称之为良法的法律，最起码应表现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和确认。这意味着就价值论的意义而言，法治应该是良法之治。只有当公民认定其所面对的法律是良法、善法时，他们才可能守法，而如果他们所面对的法律在其价值评价中是劣法、恶法时，其行为表现就可能是避法、违法甚至抗法，从而法律之治、确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就不免陷入空谈。
法治必须以良法的创制为前提，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启迪。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不仅应关注其内容体系的构建，而且应进一步关注这种内容体系的合道德性。之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出合道德性的要求，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所主导的特殊教育形式，它必须引领受教育者在面对多种价值体系时进行正确的选择，也必须为受教育者设定应有的行为规范。而思想政治教育所昭示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之所以能担当引领受教育者的重任，不仅取决于其内在的合理性，更取决于其本身的合道德性。如果一种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对于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难以体现其积极的意义，那么它就难以满足社会对受教育者的价值期待，从而也就没有资格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在于其提出的要求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实现。这具体体现为其所昭示的价值体系被信奉，其所设定的行为规范被遵行，而这又是以这种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道德合理性为前提。如果一种价值体系在道德合理性上存在缺失，一种行为规范对人的规约缺少道德上的依据，它们就难以得到受教育者的认同，从而也就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其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教育，必须得到受教育者的价值认同才可能内化为其内在的信念或信仰。而受教育者之所以在众多价值体系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昭示的价值体系，之所以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设定的行为规范的规制，是他们经过自身的思考和体悟后对思想政治教育所提出的要求的自觉认同，而这又离不开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道德合理性的认可。
二、司法工作者忠于法律的要求与教育者价值信仰的确立
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立法阶段所创制的法律必须经过法的适用方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这种法的有效适用又是以司法工作者忠于法律为前提的。没有司法工作者对法律的忠诚，就不可能有法律的有效适用。而将忠于法律作为司法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是由当代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决定的。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生活快速变化的时期。面对这种变化，法律本身固有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特点决定了其和人们变化中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的冲突。面对这种冲突，司法工作者是否应该坚守法律条文，这实质上是一个如何从更深层次理解司法活动之“应然”的问题。我们认为，司法自有它的一套程序，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即使法律不怎么完美，甚至有瑕疵，但在修改法律之前，司法工作者必须依法办案。马克思在论证“法院该是一种什么形象”时也指出，法官是没有上司的，如果一定要说法官有上司，法官的上司就是法律。这是对法院的独立性和司法本质的深刻表达，也启示我们应该对司法工作者提出这样的要求，即当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将要执行的某项法律已经滞后于时展的要求时，他也只能牺牲自己的法律感觉，以服从法律的权威命令。因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如果每一个司法工作者都忠实地执行法律，那么，法之精神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得以体现，法律所欲求的秩序就能达成。相反，如若听任司法工作者在各自正义观念的支配下各行其是，那法律正义就永远无从实现，社会就会呈现出一派无法无天的景象，民众也会失去预期自身行为法律后果的安全感。所以，为了法律的有效实施，必须对司法工作者提出忠于法律的要求。
这种司法工作者忠于法律的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在于，教育者必须确立并忠于与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一致的价值信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更为基础和更具前提意义，也是更具难度的可能就是教育者价值信仰的确立。美国著名法哲学家、法律史家伯尔曼在谈到确立法律信仰对于实现法治的重要性时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P15-16）同样，教育者的价值信仰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也至为重要。其一，教育者价值信仰的确立对于受教育者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道德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极为重视榜样作用的国家。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道德首先表现为一种“政德”即领导道德。先人认为，当领导者具有了良好的德性和人格，就会对全社会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当下，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应该成为受教育者的榜样，这种榜样是无声的同时也是极为有效的教育。只有当教育者确立了坚定的信仰，受教育者信仰的确立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其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灌输，其有效性不仅诉诸于理性，而且更多地是诉诸于信仰。如果受教育者缺乏对教育内容的信仰，就不可能将其内化并进一步转换为外在的行为。而受教育者这种信仰的确立不仅要诉诸于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合道德性，也诉诸于教育者在信仰上的榜样作用。很难设想，在教育者自身都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体系缺乏信仰的情况下，会令受教育者对其产生坚定的信仰。其三，中国不利于信仰之花生长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确立信仰的必要性和难度，从而也决定了确立价值信仰的必要性。在传统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着眼的是现实的人事，其极为务实的取向从客观效应来说是不利于人们价值信仰确立的。并且，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这种自然经济作为一种和土地相交换而不是和社会相交换的经济形态，也养成了人们务实的取向，这同样是不利于信仰之花生长的。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不尽完善的阶段，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利益最大化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等极易对社会生活产生负面效应，而这同样加大了确立信仰体系的难度。但是，不管有多大难度，教育者价值信仰的确立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积极面对的课题。因为，这不仅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也是确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政治基础的内在要求。
三、法的权利本位与对受教育者利益的尊重
法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觉选择的治国方略，其最终意义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应有权利的实现，这也是法律的价值追求之所在。例如，刑法对罪与非罪的规定以及对犯罪行为惩处的明文宣布，其要旨在于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生活和发展自身的良好环境，它体现的是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对人的生命权、生活权和发展权的保护和确认；民法关于民事行为主体诚信原则的规定既是客观上对中国传统美德的一种强化，预示着立法者对诚信这一美好道德的向往，也是对民事行为主体应有权利的肯定；婚姻法对某些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和惩处，其目的在于维护人们追求家庭美满幸福的权利。这启示我们，法律虽然更多地是以刚性的“必须”来规定人们行为的底线，但其中对社会进步的追求、对人的幸福特别是对人的应有权利的关怀等内涵却是极为丰富的。正是这种法律的内在底蕴，使得人们有可能对法律产生自觉的认同感，同时也促使我们应该以是否对广大人民群众权利的保障和确认、维护和发展的尺度去审视法律。法律就是对公民应有权利的确认和保障，法律运行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通过立法活动将这种应有权利规定为法定权利，再通过法的适用变为实有权利的过程。法之创制与适用的权利指向对于我们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依归颇有助益。就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而言，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其重要的价值追求，因为这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全面进步。只有当受教育者确立了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其观念和行为才可能和历史发展的方向相一致，才可能满足社会的价值期待。同时，实现受教育者的价值和满足其利益需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和内容都应体现出对受教育者利益诉求的认可、尊重和追求，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的保证，也是其合道德性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教育者的“幸福之学”。这不仅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进步本身就蕴含了受教育者的个人利益，是受教育者实现个人幸福的前提条件，也因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获得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而受教育者这种正确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不仅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实现，而且本身就是其最大利益之所在。在过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往往忽视受教育者的利益诉求，甚至对这种诉求予以否定，这突出表现在将个人的正当利益当成个人主义而大加挞伐。这不仅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令人生畏的活动，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实现存在缺憾，同时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性出现缺失。这要求我们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是要将受教育者的幸福和利益实现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受教育者的幸福和利益实现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方面。其二，要确认受教育者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只要受教育者对个人利益追求的行为没有突破法律和道德的规制，其行为就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对这种追求予以否定，而是应为其进行合道德性论证。当然，思想政治教育还有一个引领受教育者向更高层次迈进，即要求受教育者更多地关注他人和社会利益实现的问题。相信这种对受教育者利益诉求的关注，将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富人情味和价值合理性，从而也获得了实现自身的可能性。
四、公民积极守法与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自觉遵从
[关键词]社会变迁；民法；体系；建构
民法是一种用来约束人们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法律，同时也是规范我国市场经济行为的重要法律。曾经有人说过，民法是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法律展现的形式，它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民法是约束人们社会生活的最基本法律，制定民法的基本出发点体现了民法的重要性；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追求可以通过人们的自我人生追求体现出来，而人们的社会价值追求和自我的人生追求将对我国民法的制定起着一种导向的作用。民法的理念应体现市民社会的价值追求，所以本文从社会变迁角度出发，剖析民法内外体系，寻求社会变迁与民法变化的联系。
一、民法的内在体系
（一）民法内在体系的内涵
民法的内在系统是社会人民价值取向的重要组成之一，甚至是一个可以反映社会价值取向的体系，而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由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伦理价值以及经济基础所决定，所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由于内在体系的构建需要坚持一些基本原则，所以在表现形式上比较抽象。基于民法内在体系稳定又抽象的特点，民法和其他法律之间的价值差别非常明显。民法内在体系基于实际发展情况，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色，这就是法的素材：法基本原则———法次基本原则———制度基本原则———规范价值导向。
（二）民法内在体系的变化规律
要探寻民法内在体系的变化规律，就必须以社会的进步发展变化为基本出发点。由于人类伦理价值和经济基础对于民法基本价值取向的影响较大，很容易形成极端的特殊性格，使民法形式发生改变，然而这并未影响民法的本质。也就是说民法的内在体系依然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社会的变迁会使民法内在体系在稳定的基础上促使体系重点发生转移，重新通过哲学变化调整到平衡状态。内在体系的调整势必影响外在体系，促使外在体系随之调整到新的平衡上面，当然内外体系在这种动态平衡调整过程中会出现时间差。例如，某起民事案件比较特殊，基于对弱者的保护以及舆论的导向和民法内在价值观的体现，需要对民法的外在形式做出一些调整，维护市民合法权益。然而对该起案件的处理势必影响其他雷同情况的处置，这个过程就需要内在系统和外在系统共同协调，相互作用。
（三）民法内在体系反映出的社会价值取向
民法的立法依据来源于社会，来源于社会人民的生活，具有一定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需要提炼法的基本价值，再运用到民法中体现价值，并且渗透到所有民法规范中。这种核心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社会的价值取向，民法价值观更是市民价值观的体现，所以在内在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要和市民价值观紧密联系，充分反应社会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由于会受伦理价值和经济基础影响，所以具有时代特征。例如政治运动导致的历史问题和社会进步产生的新问题，都会使民法价值取向出现波动，人们对于民法价值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四）民法内在体系的原则
在确立民法内在体系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正确的导向，以防在建立体系的时候偏离方向。不能单纯照搬整个法的价值，需要提炼归纳民法领域的具体表现，同时必须渗透进整个民法当中；在社会发展相当迅速的现代化社会，更应该有相应的原则来指导民法体系的改进，而且需要花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民法内在指导原则在制定时，要保证可以自治，能够给予弱者安全感，能够使人信赖，这些是最基本的原则。首先是意思自治原则。该原则的重要前提就是人格独立和人格平等，即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用民法为载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次是弱者保护。对弱者进行保护措施是人性价值的使然，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主要表现在《合同法》，将消费者包含在主体原型中，以保障消费者权益。再次是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能够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交流过程中产生归属感，对于社会的有序管理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最后是自己责任原则。这个原则基于自治和信赖的原则之上，没有前者的作用后者也没有存在的价值，而后者也是前者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这将有利于民法内在体系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这四个原则处于并列关系，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此起彼伏的动态关系。
二、民法外在体系
（一）民法外在体系的内涵
外在体系是内在体系的外在表现，是对生活中人的行为及各种事物使用法律的语言来进行描述，对不同的社会行为进行再次加工再一次地编排。民法外在体系的特点就是将社会活动划定相对具体的范围，是从内在抽象到具体的一个过程。抽象过程中摒弃事物自身的个性，提炼事物之间的共性，作为外在体系的基础，形成民法体系外在表现的载体。
（二）民法外在体系的原则
民法的外在体系是社会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更是对内在体系的具体描述。所以，也需要对外在体系的建设工作提出相应的指导性原则。首先要对外在体系中所具有的各种特殊性进行规范；其次要适当调整特定的社会层面中能够进行划分的规范领域；最后对具有相同目的的外在形式保持妥当性。
（三）民法外在体系的逻辑体系
民法外在体系的逻辑体系串联起了各种概念和类型建构的网络。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法典一直是民法外在体系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民法典与社会生产、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层建筑的意志，是国家意志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目前在民法典起草阶段，民法的制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制定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民法的制定会涉及到社会各界的利益，因此制定民法典常常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这将会严重影响民法外在体系制定工作的进程。
三、民法双重体系建构
构建民法体系不能只考虑概念间的逻辑关系或者是仅仅将民法典机械式地编排，还需从历史脉络中探索建构之路。纵观历史发展历程，民法的外在体系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发展经历了许多阶段。从法学的角度来讲,随着法学的进步和发展，民法越来越成为人们社会生产生活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同时也通过体现出人们的生活价值观来实现社会的正义。但是，在目前民法的制定过程之中很容易脱离社会生产的生活实际而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同时没有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去看待民法内外体系之间的隐含关系。所以，在民法体系建设的时候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人民社会中的生产实际为基本出发点；要对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民法学普世知识进行吸收与借鉴,此外还应该对社会基础的变迁进行充分考虑。
（一）民法中人的原型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仁政，党和国家也一直以“以人为本”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原则之一。首先，我国是一个讲究“礼”的国家，所谓的“人”是以儒家的思想为基础的“人”；其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绝大多数，解决农民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农民依附于土地，没有土地农民就无法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慢慢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随之变迁转型。同时，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有地域性差别。所以，民法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人群，呈现的外在形式就会有不同的差距。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的发展高速阶段之后，社会变迁的速度随之加快。农村城镇化人口逐年增加，从原来的集体生产合作社的形式转变为现在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所以，过去的民法渐渐变得与社会生产实际不相适应。“以人为本”永远是建设民法体系的重要原则。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民法的体系建设是为了让社会活动更加规范，让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有更多的安全感。从法律体系来看，我国法律制度及社会中各种规范的制定，“人”是这些规范、制度的基本出发角度，一切的概念、理论都是围绕“人”而建立起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的一些特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民法典必须随着“人”特点的变化而做相应的界定来与之相适应。首先,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点不改变，在法律上界定平等的基本条件，农民与市民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其次，民法还必须接受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法律的层面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物权法的问题
在物权法诞生的时候，双重体系在本质上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还在债权与物权的概念上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抽象所有权是物权最为本质的核心概念，而且还是以处分权为建设的中心出发点。资本主义国家所有权的概念简单概括为，人们对物质有绝对的控制权利，并且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而改变。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物权概念有所不同。我国的物权法的概念主要有三层含义，分别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这三层含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人”设计的范围。随着社会的变迁，社会在进步，民法也随之在一点一点地改进。从民法现有的外在体系来看，国家、集体和个人是三个有着不一定相同利益的集团，是属于三种不同的类别。国家和集体所有讲究的是社会的整体的利益，是大众的利益集团的代表。而个人所有，则强调的是专属的个人利益，变现为所有者对物有着主观的排他性，这就使得物权法在概念层面上产生了矛盾，与社会人民的价值观层面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冲突。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民法的内在变化，在实质上反映出来的就是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使法律政治的经济模式发生了变迁。随着历史不断地向前运动发展，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就必须有新的民法与之相适应，这样才能满足人们社会生活的需求，民法也能够在新的社会环境之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在现实中，所有的事物都在不停地向前运动，都会遇到自然中许多的挑战。当然，在民法的发展过程中遇到阻碍，面临着许多的挑战也是在所难免的。民法的发展仍然需要我们时刻关注社会的变迁所反馈回来的信息。
四、结语
【摘要题】文件理论
【关键词】文件运动规律/阶段性/螺旋式……
【正文】
文件（档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与所有的客观事物一样，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规律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变化的。其阶段性表现为文件（档案——下同）运动的周期性，其螺旋式表现为文件运动周期的连续性与循环性。在档案学研究中，其阶段性特点已为档案学家发现并概括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螺旋式特点则为档案学家们所忽略，近年来，国内档案学者有所研究，但主张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其认识仍未超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笔者认为，文件运动的阶段性和螺旋式正是文件运动微观与宏观的两个互补性规律，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的微观规律，既是世界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一般原理，也是各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个别结论
文件从现行——半现行——非现行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运动过程，通常称作文件生命周期，它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阶段性在文件运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最早发现文件运动周期性特点的是美国档案学家，最早形成理论成果的是英国档案学者，该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相当成熟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国际化的加速，各国文件、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国际档案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和运用也显现出求同存异的时代特性，即在不断增强和扩大共识之时，也很重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特征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顺应了世界多元化发展潮流。
首先，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过程和运用范围来看，它实际上是国际档案界集体智慧的结晶。现代世界档案学史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和理论源头来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论述，正式提出则是由英国档案学者在1950年第一次国际档案大会上完成的，其后又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档案学家的丰富和发展，才不断完善起来。作为新的档案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清晰地揭示了“文件”转化为“档案”的阶段性质变的基本规律与特点，而且普遍适用和作用于各国档案工作实践。尽管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对该理论认识和接受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但是，只要建立了档案工作的国家大多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具体运用情况来看，各国又结合本国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与文档工作实际，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反映和表达，又表现出一定的实践与理论的个性。我国档案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很有典型意义，如20世纪的60年代初曾三从我国文档工作实践中发现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80年代陈兆＠①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90年代何嘉荪提出的“文件运动规律”等。这些中国式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具有我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特色，而且丰富了世界档案学理论宝库，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国际化充实了新内容。
第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大贡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虽然只是反映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理论，但是，从半个多世纪档案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绩来看，其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一是理论贡献，它对于深入研究和把握文件运动的周期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文件与档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指导文档工作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二是实践贡献，它对于科学合理地组织文档工作流程、切实有效地实行文档一体化管理、促进文件向档案健康有序的转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三是创新性贡献，除包括上述两大贡献外，它还对进一步探索文件运动的基本特征，拓宽研究视野和提高认识层次，为发现文件运动的其他规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文件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档案学界称它为20世纪档案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二、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作为文件运动整体性变化的宏观规律，既是文件运动周期性质变的扩展和深化，也是文件运动周期之间质变的内在逻辑联系
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角度来认识，文件运动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信息系统，它是根据利用者需要，通过人工干预使“文件”与“档案”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循环转化的一个信息流。其特点有时间的无限性、空间的转换性、内容的一致性、价值的互变性和动态的可控性等；其实质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文件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体对文件和档案的需求愿望、利用目的及工作机制的发展变化。现作下述简要分析。
（一）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件运动周期内，“文件——档案”的转化呈线性运动状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科学性就是揭示了这一规律，同时其局限性也正在于此，所以，它无法对“档案——文件”的转化过程及其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档案——文件”的转化，作为档案利用中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首先在理论上正视和研究它的是何嘉荪、潘连根，他们称之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并试图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作其“回流”观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和研究者认识的局限性，何、潘两人仅勉为其难地作了一些形而上学的论证，并没有透视出该运动形式的实质。可见，就文件运动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只是揭示了其中一部分规律，并没有穷尽它的全部规律。尽管如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仍然启发我们：文件与档案之间在社会利用价值上存在着一定或明或暗的必然联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文件运动规律秘密的钥匙。从文档工作实践和档案学基本理论来看，笔者认为，“文件——档案”转化规律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显性联系（明），“档案——文件”转化规律则反映了两者之间的隐性联系（暗）。前者已获得中外档案界的普遍认同，并已形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后者则刚刚进入档案学者的研究视野，正所谓“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总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和普遍联系中不断向前发展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文件——档案——文件——档案”螺旋式发展的运动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文件运动的普遍联系性表现在其价值定位的纵、横两个方面。
从横向来看，文件运动中各种价值的定位，总是与利用者的价值取向、需求意愿和预设目标的定位密切相关的，即文件（档案）一定的价值形态与利用者一定的需求期望值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从纵向来看，“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转化，总是与其自身价值实现方式的定位紧密联系的，即一定的文件运动形态与其一定的价值时态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因此，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文件就是文件，档案就是档案，其价值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当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也就随之发生了。
2.文件运动的对立统一性表现在其价值转化的时、空两个方面。
从时间上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信息的现行价值与历史价值从对立到统一，“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信息的历史价值和现行价值的再对立统一。从空间上看，“文件形成者——档案管理者”的转移是信息的文件价值与档案价值由对立而统一，“档案管理者——文件形成者”的转移则是信息的档案价值与文件价值的再对立统一。决定上述转化的内因是文件和档案之间具有信息来源一致性、信息内容等同性及其利用价值可互变性，其外因是文件和档案的信息价值都具有社会需求性和可实现性，而且仅当内、外两方面条件都充分具备时，“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才由可能变成现实。
3.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
（1）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呈现出文件生命周期连环结构的运动状态。如图所示：
附图
（2）分析上图，我们可以发现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以下特点：a.从信息内容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均保持着信息内容的同一性，即此信息即彼信息；从信息存在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又都保持着时、空的独立性，即此文件（或档案）非彼文件（或档案）。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不同的文件生命周期，为文件运动的持续进行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实践支撑。b.从信息利用价值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利用价值的扬弃，“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利用价值的再扬弃。从社会职能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社会职能的否定，“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社会职能的再否定。其中“档案”身兼二用：一为链接前、后文件利用价值和社会职能的路径；二作两次扬弃和否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梯，“后文件”的作用亦然。这样就使文件和档案遵循着自然形成规律、一个周期套着一个周期连续不断地螺旋式地向前发展，构成了文件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
4.文件运动的基本规律、定律、判断和规则。
（1）基本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档案也可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文件。
（2）定律：当文件的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且具有备以查考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时，现行文件就直接转化为档案。当档案能在现实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时，档案可以并能够直接或间接转化为现行文件。
（3）判断：a.凡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现行文件都可以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是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前现行文件。b.凡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现行文件都必然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必是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前现行文件。c.凡能在现行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的档案都可以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凡能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的档案都必须具有现行文件价值。
（4）规则：a.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且只能通过档案来作用于后文件，而档案则不能逆转为和反作用于前文件。b.档案可以转化为后文件且只能通过已转化的文件来作用于后档案，而文件则一般不宜反作用于前档案。
三、文件运动规律给予我们的新启示
（一）文件运动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文件运动作为一个物质运动系统，在一定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通过文件与档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总是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螺旋式发展规律不断向前运动的。这一现象正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文件运动中的综合反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建立在“文件——档案”运动基础上的现行理论中才会有“档案——文件”运动的合法地位。
（二）文件运动是文件的周期运动和周期连续运动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
“文件——档案”和“档案——文件”作为文件运动两种基本形式，充分反映了文件运动规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普遍性来说，“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显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主流。从特殊性来说，“档案——文件”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个别存在的隐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支流，并常常为主流所遮蔽而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由于它们的客观存在，并在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统一于一个共同的运动体内，因此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件运动的历史过程。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文件运动规律不仅要揭示“文件——档案”的微观运动规律，而且也要揭示“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宏观运动规律，只有这样，它才是符合文件运动实际的科学理论。
（三）文件与档案相互转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文件、档案价值规律和社会需求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
文件与档案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一方面是因为利用主体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客体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化和需求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客体价值可互变规律为利用主体的认知和需求提供了客观依据，两者相互作用就推动了“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周期性、螺旋式的向前发展。
（四）文件运动规律为正确认识文件与档案的性质及其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
从表象上看，文件和档案似乎为同一种事物，但文件运动规律清楚地说明：一是文、档在物质形式上是一种继承关系，在实质上是社会职能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有着不可混淆的界限。二是不同时期的文件、档案是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中根据利用主体的需要而形成的，它们在适用对象和具体作用上都有明确的分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把“档案——文件”的转化认为是“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一是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二是将会产生时间可以倒流、历史可以篡改、档案可以伪造的误导。
综上所述，深入探索文件运动规律，对于电子信息时代深入认识文件和档案的本质属性、科学构建文档管理模式及其理论体系，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黄存勋、倪道善等著：《文档一体化——网络时代的文件与档案管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何嘉荪、傅荣校著：《21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
3.邹吉辉：《文件生命周期的实质是文件利用价值转化过程》，《兰台内外》1999年第3期。
4.邹吉辉、何永斌：《档案本质属性再研究》，《上海档案》2002年第2期。
【摘 要 题】文件理论
【关 键 词】文件运动规律/阶段性/螺旋式……
【 正 文】
文件（档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与所有的客观事物一样，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规律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变化的。其阶段性表现为文件（档案——下同）运动的周期性，其螺旋式表现为文件运动周期的连续性与循环性。在档案学研究中，其阶段性特点已为档案学家发现并概括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螺旋式特点则为档案学家们所忽略，近年来，国内档案学者有所研究，但主张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其认识仍未超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笔者认为，文件运动的阶段性和螺旋式正是文件运动微观与宏观的两个互补性规律，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的微观规律，既是世界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一般原理，也是各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个别结论
文件从现行——半现行——非现行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运动过程，通常称作文件生命周期，它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阶段性在文件运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最早发现文件运动周期性特点的是美国档案学家，最早形成理论成果的是英国档案学者，该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相当成熟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国际化的加速，各国文件、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国际档案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和运用也显现出求同存异的时代特性，即在不断增强和扩大共识之时，也很重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特征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顺应了世界多元化发展潮流。
首先，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过程和运用范围来看，它实际上是国际档案界集体智慧的结晶。现代世界档案学史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和理论源头来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论述，正式提出则是由英国档案学者在1950年第一次国际档案大会上完成的，其后又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档案学家的丰富和发展，才不断完善起来。作为新的档案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清晰地揭示了“文件”转化为“档案”的阶段性质变的基本规律与特点，而且普遍适用和作用于各国档案工作实践。尽管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对该理论认识和接受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但是，只要建立了档案工作的国家大多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具体运用情况来看，各国又结合本国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与文档工作实际，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反映和表达，又表现出一定的实践与理论的个性。我国档案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很有典型意义，如20世纪的60年代初曾三从我国文档工作实践中发现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80年代陈兆＠①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90年代何嘉荪提出的“文件运动规律”等。这些中国式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具有我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特色，而且丰富了世界档案学理论宝库，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国际化充实了新内容。
第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大贡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虽然只是反映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理论，但是，从半个多世纪档案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绩来看，其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一是理论贡献，它对于深入研究和把握文件运动的周期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文件与档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指导文档工作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二是实践贡献，它对于科学合理地组织文档工作流程、切实有效地实行文档一体化管理、促进文件向档案健康有序的转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三是创新性贡献，除包括上述两大贡献外，它还对进一步探索文件运动的基本特征，拓宽研究视野和提高认识层次，为发现文件运动的其他规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文件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档案学界称它为20世纪档案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二、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作为文件运动整体性变化的宏观规律，既是文件运动周期性质变的扩展和深化，也是文件运动周期之间质变的内在逻辑联系
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角度来认识，文件运动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信息系统，它是根据利用者需要，通过人工干预使“文件”与“档案”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循环转化的一个信息流。其特点有时间的无限性、空间的转换性、内容的一致性、价值的互变性和动态的可控性等；其实质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文件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体对文件和档案的需求愿望、利用目的及工作机制的发展变化。现作下述简要分析。
（一）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件运动周期内，“文件——档案”的转化呈线性运动状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科学性就是揭示了这一规律，同时其局限性也正在于此，所以，它无法对“档案——文件”的转化过程及其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档案——文件”的转化，作为档案利用中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首先在理论上正视和研究它的是何嘉荪、潘连根，他们称之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并试图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作其“回流”观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和研究者认识的局限性，何、潘两人仅勉为其难地作了一些形而上学的论证，并没有透视出该运动形式的实质。可见，就文件运动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只是揭示了其中一部分规律，并没有穷尽它的全部规律。尽管如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仍然启发我们：文件与档案之间在社会利用价值上存在着一定或明或暗的必然联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文件运动规律秘密的钥匙。从文档工作实践和档案学基本理论来看，笔者认为，“文件——档案”转化规律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显性联系（明），“档案——文件”转化规律则反映了两者之间的隐性联系（暗）。前者已获得中外档案界的普遍认同，并已形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后者则刚刚进入档案学者的研究视野，正所谓“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总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和普遍联系中不断向前发展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文件——档案——文件——档案”螺旋式发展的运动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文件运动的普遍联系性表现在其价值定位的纵、横两个方面。
从横向来看，文件运动中各种价值的定位，总是与利用者的价值取向、需求意愿和预设目标的定位密切相关的，即文件（档案）一定的价值形态与利用者一定的需求期望值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从纵向来看，“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转化，总是与其自身价值实现方式的定位紧密联系的，即一定的文件运动形态与其一定的价值时态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因此，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文件就是文件，档案就是档案，其价值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当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也就随之发生了。
2.文件运动的对立统一性表现在其价值转化的时、空两个方面。
从时间上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信息的现行价值与历史价值从对立到统一，“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信息的历史价值和现行价值的再对立统一。从空间上看，“文件形成者——档案管理者”的转移是信息的文件价值与档案价值由对立而统一，“档案管理者——文件形成者”的转移则是信息的档案价值与文件价值的再对立统一。决定上述转化的内因是文件和档案之间具有信息来源一致性、信息内容等同性及其利用价值可互变性，其外因是文件和档案的信息价值都具有社会需求性和可实现性，而且仅当内、外两方面条件都充分具备时，“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才由可能变成现实。
3.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
（1）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呈现出文件生命周期连环结构的运动状态。如图所示：
附图
（2）分析上图，我们可以发现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以下特点：a.从信息内容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均保持着信息内容的同一性，即此信息即彼信息；从信息存在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又都保持着时、空的独立性，即此文件（或档案）非彼文件（或档案）。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不同的文件生命周期，为文件运动的持续进行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实践支撑。b.从信息利用价值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利用价值的扬弃，“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利用价值的再扬弃。从社会职能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社会职能的否定，“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社会职能的再否定。其中“档案”身兼二用：一为链接前、后文件利用价值和社会职能的路径；二作两次扬弃和否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梯，“后文件”的作用亦然。这样就使文件和档案遵循着自然形成规律、一个周期套着一个周期连续不断地螺旋式地向前发展，构成了文件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
4.文件运动的基本规律、定律、判断和规则。
（1）基本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档案也可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文件。
（2）定律：当文件的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且具有备以查考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时，现行文件就直接转化为档案。当档案能在现实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时，档案可以并能够直接或间接转化为现行文件。
（3）判断：a.凡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现行文件都可以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是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前现行文件。b.凡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现行文件都必然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必是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前现行文件。c.凡能在现行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的档案都可以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凡能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的档案都必须具有现行文件价值。
（4）规则：a.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且只能通过档案来作用于后文件，而档案则不能逆转为和反作用于前文件。b.档案可以转化为后文件且只能通过已转化的文件来作用于后档案，而文件则一般不宜反作用于前档案。
三、文件运动规律给予我们的新启示
（一）文件运动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文件运动作为一个物质运动系统，在一定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通过文件与档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总是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螺旋式发展规律不断向前运动的。这一现象正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文件运动中的综合反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建立在“文件——档案”运动基础上的现行理论中才会有“档案——文件”运动的合法地位。
（二）文件运动是文件的周期运动和周期连续运动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
“文件——档案”和“档案——文件”作为文件运动两种基本形式，充分反映了文件运动规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普遍性来说，“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显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主流。从特殊性来说，“档案——文件”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个别存在的隐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支流，并常常为主流所遮蔽而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由于它们的客观存在，并在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统一于一个共同的运动体内，因此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件运动的历史过程。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文件运动规律不仅要揭示“文件——档案”的微观运动规律，而且也要揭示“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宏观运动规律，只有这样，它才是符合文件运动实际的科学理论。
（三）文件与档案相互转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文件、档案价值规律和社会需求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
文件与档案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一方面是因为利用主体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客体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化和需求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客体价值可互变规律为利用主体的认知和需求提供了客观依据，两者相互作用就推动了“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周期性、螺旋式的向前发展。
（四）文件运动规律为正确认识文件与档案的性质及其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
从表象上看，文件和档案似乎为同一种事物，但文件运动规律清楚地说明：一是文、档在物质形式上是一种继承关系，在实质上是社会职能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有着不可混淆的界限。二是不同时期的文件、档案是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中根据利用主体的需要而形成的，它们在适用对象和具体作用上都有明确的分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把“档案——文件”的转化认为是“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一是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二是将会产生时间可以倒流、历史可以篡改、档案可以伪造的误导。
综上所述，深入探索文件运动规律，对于电子信息时代深入认识文件和档案的本质属性、科学构建文档管理模式及其理论体系，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黄存勋、倪道善等著：《文档一体化——网络时代的文件与档案管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何嘉荪、傅荣校著：《21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
3.邹吉辉：《文件生命周期的实质是文件利用价值转化过程》，《兰台内外》1999年第3期。
4.邹吉辉、何永斌：《档案本质属性再研究》，《上海档案》2002年第2期。
知识技能
理解：（1）结合实例，分析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2）从调节、激励、分化三个方面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运用：用价值规律的有关知识，分析说明商品生产者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力要求：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而在实际生活中，价格与价值往往是不相符的。同样质量的黄瓜，夏天的价格比冬天要便宜；春节左右的价格比平时的价格要贵；不同销售摊点的价格也不相同。要使学生正确理解这一问题，必须提高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不管价格怎样变化，离不开商品的价值，从长远的、整体的观点看，商品交换是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过程与方法
通过社会调查，培养学生的市场经济意识和市场竞争观念。
情感、态度、价值观
让学生明白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培养他们的市场竞争意识和时间效率观念，以便更好地投身社会实践以及为将来适应社会服务。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一、价值规律的含义：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我国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为了能够使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必须了解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用价值规律指导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价值规律的含义，教师可以运用具体实例进行讲解。在讲解过程中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1、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客观规律。它不是整个人类社会所共有也不是某一特定社会形态的产物，而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规律。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存在价值规律。
2、价值规律的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它主要包括两部分的要求：
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
②商品交换实行等价交换。
3、价值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就要求我们尊重价值规律，特别是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尊重价值规律。任何违背价值规律的做法必将受到价值规律的惩罚。但我们可以利用价值规律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重视、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
二、价值规律的作用
1、价值规律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
对于这个作用，教师可以结合书中的实例来进行说明，或者让学生自己来分析例子然后教师进行概括、归纳。
这一点教师在分析的时候，可以结合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来分析：
由于价值决定价格并且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使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某一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涨而当高于价值的时候，生产者生产这一商品就有利可图。商品的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纷纷转向生产这一产品，这样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就会向这一部门集中。这样这一商品就会被大量生产出来，导致市场上这一商品供过于求，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而低于价值，商品生产者就会无利可图，商品生产者又会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向生产其他有利润的商品。这样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就从这一部门自觉地向另一部门转移。
2、价值规律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
关于这一作用，教师可以通过设问的形式让学生思考：劳动生产者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学生很明白是为了获取利润。教师可以继续引导学生弄清楚商品生产者如何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获取更高的利润。主要讲清楚：
在市场交易中要求等价交换，而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似乎不可能获取比其他企业更高的利润。关键要弄明白这里的“等价”指的是价值规律内容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而商品生产者可以减少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而商品仍然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销售，这样商品生产者才能获取更多的利润。而要减少个别劳动时间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呢？就是要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
3、价值规律促使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讲清楚了第二个作用第三个作用就不难理解。由于商品生产者的技术、生产条件等各不相同，劳动生产率也不一样。这样商品生产者生产某一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也不一样，当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商品生产者就能获取更多的利润，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而一旦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生产者就会赔本，在生产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必然会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
三、等价交换原则是如何贯彻的
等价交换是价值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对这个原则，学生很难以理解，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存在着不等价交换的“事实”。因此对这个问题教师讲解起来往往比较困难。关键是要让学生透过不等价交换的现象看到其背后的本质。
首先，应该肯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存在着不等价交换的现象。但这并不能否定价值规律，相反正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只不过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而已。
其次，价值规律的内容要求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交换双方的价值量要相等。如果价值量不相等就会影响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但是，等价交换并非在每一个交换过程中、每一个场合都能实现。
第三，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货币出现以后就表现为价值和价格相等。但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价格经常与价值不相符，价格往往偏离价值即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主要是因为价格除由价值决定外，还要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供大于求，价格下降；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价格经常和价值相背离。这似乎和等价交换不相符合，但这说明的是短期的现象。但从长期看：
第四，等价交换的原则是在长期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背离价值：
但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价格还是和价格相等的。这是因为：
（1）价格的变动是以价值为轴的，无论价格怎样变动都不会偏离价值太远。也就是说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
（2）由于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同时供求关系反过来也影响价格，使价格不能偏离价值太远。
（3）虽然在每一次商品交换中价格与价值并不一致，但从较长时间来看，商品的平均价格还是和商品的价值相一致。
四、教学重点、难点
1、价值规律的含义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我国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为了能够使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必须了解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用价值规律指导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价值规律的含义，教师可以运用具体实例进行讲解。在讲解过程中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1）、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客观规律。它不是整个人类社会所共有也不是某一特定社会形态的产物，而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规律。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存在价值规律。
（2）、价值规律的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它主要包括两部分的要求：
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
②商品交换实行等价交换。
（3）、价值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就要求我们尊重价值规律，特别是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尊重价值规律。任何违背价值规律的做法必将受到价值规律的惩罚。但我们可以利用价值规律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重视、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
2、等价交换的原则是怎样贯彻的
等价交换是价值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对这个原则，学生很难以理解，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存在着不等价交换的“事实”。因此对这个问题教师讲解起来往往比较困难。关键是要让学生透过不等价交换的现象看到其背后的本质。
首先，应该肯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存在着不等价交换的现象。但这并不能否定价值规律，相反正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只不过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而已。
其次，价值规律的内容要求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交换双方的价值量要相等。如果价值量不相等就会影响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但是，等价交换并非在每一个交换过程中、每一个场合都能实现。
第三，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货币出现以后就表现为价值和价格相等。但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价格经常与价值不相符，价格往往偏离价值即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主要是因为价格除由价值决定外，还要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供大于求，价格下降；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价格经常和价值相背离。这似乎和等价交换不相符合，但这说明的是短期的现象。但从长期看：
第四，等价交换的原则是在长期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背离价值：
但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价格还是和价格相等的。这是因为：
（3）价格的变动是以价值为轴的，无论价格怎样变动都不会偏离价值太远。也就是说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
（4）由于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同时供求关系反过来也影响价格，使价格不能偏离价值太远。
（3）虽然在每一次商品交换中价格与价值并不一致，但从较长时间来看，商品的平均价格还是和商品的价值相一致。
3、价值规律的作用
（1）、价值规律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
对于这个作用，教师可以结合书中的实例来进行说明，或者让学生自己来分析例子然后教师进行概括、归纳。
这一点教师在分析的时候，可以结合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来分析：
由于价值决定价格并且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使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某一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涨而当高于价值的时候，生产者生产这一商品就有利可图。商品的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纷纷转向生产这一产品，这样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就会向这一部门集中。这样这一商品就会被大量生产出来，导致市场上这一商品供过于求，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而低于价值，商品生产者就会无利可图，商品生产者又会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向生产其他有利润的商品。这样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就从这一部门自觉地向另一部门转移。
（2）、价值规律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
关于这一作用，教师可以通过设问的形式让学生思考：劳动生产者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学生很明白是为了获取利润。教师可以继续引导学生弄清楚商品生产者如何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获取更高的利润。主要讲清楚：
在市场交易中要求等价交换，而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似乎不可能获取比其他企业更高的利润。关键要弄明白这里的“等价”指的是价值规律内容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而商品生产者可以减少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而商品仍然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销售，这样商品生产者才能获取更多的利润。而要减少个别劳动时间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呢？就是要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
（3）、价值规律促使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讲清楚了第二个作用第三个作用就不难理解。由于商品生产者的技术、生产条件等各不相同，劳动生产率也不一样。这样商品生产者生产某一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也不一样，当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商品生产者就能获取更多的利润，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而一旦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生产者就会赔本，在生产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必然会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教法建议：
1、价值规律的内容：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的形式步步引导让学生归纳出价值规律的内容。
2、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教师可以让学生围绕某一种商品的价格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进行调查，说明价格并不完全与价格相一致，而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3、价格与供求的关系：教师结合上面的调查，接着让学生调查不同时期商品的供应和需求情况，让学生分析价格与供求的关系。
4、价格不会永远偏离价值：这一问题教师可以依据上面的两个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并让学生进行思考价格的这种变化对消费者、生产者、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为什么没有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从而让学生明白价格不会偏离价值太远的原因。]
5、价值规律的作用：教师可以让学生设计调查问卷，对当前社会上的一些热门和冷门行业进行调查，看一看这些部门中的人员和资金的流向，以及一些企业获得成功的经验和倒闭的企业的经验教训。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得出结论。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及表现形式
上课之前，让文艺委员指挥大家唱一首歌，带动课堂气氛。
刚才我们一定能够体会得到指挥着大家旋律，节奏，力度和速度等千变万化的指挥棒的威力。在商品市场上，在纷繁复杂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也有一支威力无比的指挥棒，这是一支无形的指挥棒，支配着商品经济的变化和发展，这一无形的指挥棒就是―――――价值规律。
一、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
1，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律，这些规律有些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有些只存在于某几个社会形态中，而价值规律既不是人类社会共有的规律，也不是某一社会特有的规律。而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要发生作用。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属于商品经济，因此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也要遵循这一规律。如果违背这一规律，就会受到价值规律的惩罚。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企业的生产都应该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否则必然要受到惩罚。
那么，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规律呢？价值规律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律呢？请大家结合书上所讲的内容并看视频后回答（播放视频《价值规律的内容》）
2，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
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这条规律要求：
（1）商品生产要符合“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2）商品交换要符合“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原则是价值规律的交换原则。为什么要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呢？
这是因为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的实质是他们的劳动，如果有一个人吃亏，另一个人总占便宜，这种交换不会持久。商品生产者总想提高价格，而消费者又想降低价格，所以在长期的市场交换中，必然形成等价交换的趋势。
二、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交换要符合等价交换原则，即商品的价值要和生产者所付出的劳动量相等。
在货币出现后，商品的价值就表现为价格。价格与价值应相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价格与价值的不相符。有时价格高于价值，有时价格低于价值。这种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就是：
1、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从这个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出，价格总是在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而我们在前面已经学到价格和价值应该是相符的。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经济生活中的价格和价值不一致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这主要是由供求关系引起的。
内容提要: 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利益冲突是民法视角下冲突的根本成因。通过利益衡量可以明确民法预设的秩序价值目标的所在，其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在长期复杂的司法适用过程中，渐次形成达致统一的规律性的处理方案，才能避免个案中利益衡量的恣意可能性，从而把超越文本上法律的利益衡量机制变成法律秩序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超越法律秩序的特例。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进行裁判的过程中，裁判者应该按照一定的论证规则和程序进行裁判，即按照法律秩序下的妥当逻辑和方法去论证其所坚持的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和裁判结果的正确性。
引言
研究民法冲突的难点在于由于调整对象的复杂性而导致的法律冲突的复杂性。“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民法就是通过对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以实现其组织社会秩序的功能。”{1}（p104-105）民法学视角下冲突也被阐释为民事权利冲突，[1]“权利不是一种纯客观的东西，也不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而是一种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主客观具体而言，就是利益和价值（或价值观）。利益代表了客观的根由，价值代表了主观的需求……权利冲突的实质就是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冲突”，{2}从不同的层次揭示权利冲突归纳民法冲突的类型可以概括为法规范冲突、法价值冲突和法益冲突。国外对民法学视角下的冲突解决路径主要表现为关于民法方法论的探讨，以德国和日本的理论研究较为深人和发达，形成了体系严谨的民法解释学。133229.CoM[2]以利益衡量论为名的相关理论就是民法解释学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3]在裁判形成中价值判断先行的认识被有意无意的普遍认同，而在法学研究上也有功能主义倾向的表现。这根源于社会条件的变化日益迅速而导致既有法律秩序与社会生活实际的不协调，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乃至价值体系的迅速变化等使得利益衡量成为必然路径，但又是难以在实践中操作的“理想”工具。
增强作为一种主观行为的利益衡量的科学性，除了在方法论上确立利益衡量的存在，更有必要通过确立外部具体程序等方式建立客观的科学的规则体系。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的过程中将利益衡量限定在符合民法体系和逻辑的范围内。当然，这种超越法律条文的解释规则的形成有赖于遵循先例的实践导向和程序规则的限制，所以本文的研究一个隐含的前提是根据司法实践中对具体个案裁判时的利益衡量进行规律性总结，通过遵循先例并依据一定的程序形成规则而寻找价值共识或者确立说服一般人接受裁判者的价值判断的一般理由。
一、民法学视角下冲突的类型及成因
在民法学视角下因为观察问题视角的差别而对法律冲突有不同类型的归纳，其中法规范冲突是对于文本上或者运行中具体法规范关系的考察，是居于表象层面的民法冲突；[4]而法价值冲突则是超越法规范冲突单纯对于规则的考察，涉及到法与周边社会因素综合考量的问题，主要涉及社会的价值判断问题，属于民法冲突的深层表现；[5]法规范冲突和法价值冲突不能在具体规范的层面上予以解决，最终都涉及到揭示其所包含的利益冲突的问题，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利益冲突是民法视角下冲突的根本成因。
（一）法规范冲突是民法学冲突的表象
民法冲突首先表现为民法规范上的冲突。[6]民法视角下的法规范冲突一般应排除显性的法规范冲突，仅指解释适用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因相同位阶的法律规范—既包括规则也包括法律原则—之间，因为具体个案纠纷的处理而具体显现的冲突。例如《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的规定与《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的规定。[7]两个法条所涉及的民法规范相互冲突在适用的过程中不能自我解释，如果符合《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条件，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或者得到原权利人追认，那么无论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因为合同从效力待定变成有效而正常的取得权利。此时第三人取得权利是基于有效的合同继受取得而无需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即可对抗包括原权利人在内的所有不特定主体。而与之相反的话，则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无效，此时第三人要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抗原权利人，则其隐含的一个条件是“转让合同无效”，而如果按照我国学界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解释，则只能把善意取得合同认定为有效才符合法律制度的内在逻辑。{3}
法规范层面的民法冲突虽然常表现为隐性，但仍然是民法冲突的表象。因为从立法者的角度来说是不能容忍法规范冲突的存在的，显性的法规范冲突会因为法律的位阶等规则得到协调，或者说法律所意图构建的秩序应是自我完善的。而法规范冲突的隐性存在则是因为民事立法过程中某一时点追求的价值目标出现不一致，或者说在此处所欲追求的价值目标与彼处欲实现的价值目标有不一致时，意欲自我完善的秩序无形中让位于多元的价值追求。
（二）法价值冲突是民法冲突的深层表现
价值冲突是民法冲突的深层表现，无论是立法中的价值选择还是司法中的价值判断，都表现为对法规范冲突的具体价值考量。虽然可以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概括，认为秩序、正义、自由、效益是法律的基本价值，{4} （p195）但是在同一法域下，法律不可能达到同时实现所有目的价值的理想境界。法价值是一个由多种元素构成、以多元形态存在的体系。从一个时点看，可以说某一种价值居于首位，但从社会发展的过程看，多元价值是法价值的基本表现，价值冲突存在也是必然的。
例如，在有关工伤保险与侵权责任的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中，就有法价值冲突的明显表现。甲汽车维修企业的员工乙在上班期间乘坐同事丙驾驶的维修后的车进行试车，与另一人丁驾驶的车发生交通事故，交通管理部门认为丙负全部责任，在这个案件中乙既符合工伤保险适用的条件，也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构成，两者的赔偿是不一致的，工伤保险的赔偿要少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赔偿。《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1条、第12条[8]和《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在法条的具体规定上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受害人在主张赔偿的问题上，却因为工伤保险赔偿的数额低而要求选择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裁判也倾向于选择赔偿多的结果，这反映了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保障法和主要针对私益进行救济的侵权责任法之间是有着价值选择上的冲突的。
当这些价值发生冲突时，要以现代民法的精神和理念为指导，或者说只能以基本的价值共识来确定法律价值体系中的价值位阶。法律的价值冲突是多义的，按照卓泽渊的概括：“它可能是指法的价值准则、观念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化；它可能是指不同价值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情形；它还可能是指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律规范之间冲突所蕴涵的价值对立状态。”{5}（p587）同时法的价值冲突还可以区分为真实冲突和虚拟冲突，法的价值冲突的真实冲突也就是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冲突；而法的价值的虚拟冲突则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错误，以为存在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冲突。{5} （p602-603）在民法学研究的视角下，法的价值冲突主要指价值准则和观念本身固有的矛盾，而且应是法的价值的真实冲突。
法的价值体系虽然以公理化体系或形式化体系表现，以自我完备为应然状态，但是实然状态不可能既是完备的又是无矛盾的，它只能以牺牲完备为代价来维持其无根本矛盾，并且不断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用来应对客观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的新的不确定因素。例如《工伤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法》是为了给予劳动者以及时、全面的救济，其价值目标在于社会的秩序、正义和效率，但是无过错归责的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手段无法实现对于受害劳动者的完全的赔偿，工伤保险以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为宗旨，而侵权责任的救济以个体的损害填补为宗旨，其所考虑的影响价值判断的因素是不完全相同的。[9]实际上发展中的社会，各种影响价值判断的社会因素时刻以偶发的、变换的方式挑战人们进行价值选择的确定性、稳定性。“人们被投入到了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很难一劳永逸地找到解决法的价值冲突的根本方法。”{6}
（三）法益冲突是民法冲突的根本成因
法益冲突是民法冲突的根本成因，这是由多元的社会利益结构所决定的。法价值冲突的深层原因在于对各种价值的内涵界定不清，或者对各种度量要素的认识不清，甚或究竟有多少度量要素是未知的也不清楚，但是在冲突的场合从逻辑上可以推知利益的区分，所以民法冲突的原因不是理想图景上的法价值冲突，从根本上说是现实意义的利益冲突。民法调整市民社会中的利益关系，而市民社会的利益关系典型表现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逐利行为的多样性，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也不可避免产生各种利益冲突，只有通过调整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利益分配中的平衡机制才能消除利益冲突。“在价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人们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的阅历、教育背景以及个人偏好的不同，而持守不同的价值取向。”{7}按照赵震江的界定，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8}（p250）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裁判民事纠纷的过程中，都要求平衡个体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引起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冲突和对抗，将利益实现限定在一定的秩序框架内。民法作为保护私益为价值选择的法律在界定利益关系方面应该是以控制当前社会利益冲突为选择的。
我国现阶段属于转型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利益群体乃至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形成，立法是各种利益衡量的结果，这种结果最后就凝固在具体法律制度之中，并且通过制度利益表现出来”。{9}不仅立法，在法律解释适用的过程中，各种利益冲突更是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10]不能放任利益冲突显而易见的表现为法规范的冲突，也不能在某一类型的案件解决中以具有冲突的价值判断去确定裁判的结果。在解决司法难题的过程中，只能对各种民事法益进行具体的衡量，在利益关系上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由于每一具体的场合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其个性，相关的周边因素会影响到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所以考虑的利益也不应该是固定的而应该是处于变化中的。
二、为什么需要进行利益衡量—民法方法论的进化
（一）利益衡量不仅是个案的解决方法更是一种民法方法论
基于前文的论述，利益衡量是民事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把握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的过程中，个案的利益衡量成为一种常态。“之所以必须采取‘在个案中之法益衡量’的方法，正因为缺乏一个由所有法益及法价值构成的确定阶层秩序，由此可以像读图表一样获得结论。”{10}（p279）随着利益衡量在解释适用法规范中的经常应用，利益衡量也从个案的处理方法发展为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典型的方法论。[11]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在个案解决中普遍的采用，利益衡量论已经超越了其作为对立法者的利益评价的探寻来补充法律漏洞的法律解释方法的意义，发展为支配整个裁判过程的法学方法论。利益衡量论的主要内容在于强调在裁判的过程中排除法规的束缚，依据对各种利益的衡量的价值判断得出裁判的结果。
以法规范冲突的解决为例，《合同法》第51条从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出发判定为合同效力待定，但是在此场合还有代表交易安全的第三人的利益需要保护，同一案件事实符合两种规范构成，究竟在此场合需要保护原权利人还是代表交易安全的善意第三人。在文本上现行《物权法》第106条的表述实际上回避了这一规范冲突的存在。可以说在这样的场合，法律规范本身没有表现出冲突的内容，但如果原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分别从合同的效力和善意取得角度主张救济，则隐藏在法律规范背后的潜在冲突就马上被“激活”了。司法过程虽不能使其具有绝对唯一的解决方案，但通过利益衡量却可以明确民法预设的秩序价值目标的所在，其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
（二）作为民法方法论的利益衡量论的构成
作为方法论的利益衡量论其基本主张是裁判过程中的实质决定论，裁判者论证裁判结论的逻辑是法律之外的其它实质性因素而不是法律的构成，根据“法感”[12]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与法律规范相分离的，再根据当下利益衡量结合具体案情论证符合法规范构成的结论。日本学者加藤一郎认为：“在裁判过程的一开始，就应该有意识地排除既存的法律规范，在一个完全空白状态下，考虑这个纠纷的解决方案。”{11}（p25）当然这种标准并非全然抛弃法律的规范，其根本依据仍然是法律规范所欲构建的秩序，只不过该根据并不直接指向文本上的法律，而是日本学者大村敦志所言的法律内部的标准或者内在型的标准，成文法立法下法律规范所欲构建的秩序是通过其文本表现出来的，但是其所欲构建的秩序又不仅仅是文本所体现的内容，只有超越文本才能为疑难案件找到其规范上的真正依据，这种超越获得的是法律外在的标准或者超越型的标准，即不是考虑民法现有成文法规范，而是解释者从具有基本价值共识的立场出发来建议就该问题、该规定进行一定处理的标准。{12}（p95-96）换句话说，利益衡量论是站在实体法之外所存在的正确的自然法来评价实体法，而且非常重视在衡量过程中对人的法意识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考察。而利益衡量的根本出发点，是普通人的标准而不是法律人的标准立场，其基本点是不能违背社会常识。但是通过这一利益衡量的过程所得出的结论还不是最终的结论，基于成文法传统，到了最终合理结论的判断上，除了法规范之外的实质的理由以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基于法规范的形式理由。
当然，按照利益衡量论的要求利益衡量的工作还不止于此，在通过“法感”形成初步结论之后，还必须将其类型化。在仔细分析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基础上，确立各种利益的次序框架及其次序的判断标准，以作为同一案型纠纷解决的基准。基准和现实之间的互动是毋须多言的。进行类型化的处理是为了法律处理相互间的平衡，同时也是为了明确利益状态的差异和法律的大众化。
三、利益衡量的前提和基础—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的关系
（一）寻求价值共识是利益衡量的前提
方法论上确认利益衡量论首先就是承认法规范及法律裁判均包含价值判断，民法方法论的课题即在于寻找使价值判断客观化的方法。在不同层次的民法冲突的解释中，价值冲突居于中间的状态，既不像规范冲突那么表面，也不如利益冲突那样复杂，只需要找到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就可以寻找到解决价值冲突的路径。在对民法冲突解决的论证途径中，“因为确定讨论者在进人论证程序时共同的‘先入之见’—即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对于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至为重要。离开了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民法学者就无以达成相互理解，也更谈不上在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上形成共识”。{1}在基本原则层面达成的价值共识是否能，需要通过价值判断背后所对应利益关系来揭示。这里要强调对民事法益的协调，法益是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法益冲突不是权利冲突，也不是非法利益冲突，是一种合法利益由于立法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导致的冲突。因此，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民事立法、司法中的法益冲突进行分析，才能建立解决法益冲突的利益评价标准和机制。
在讨论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关系时，“必须确认这样一个前提，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时，即使遵循上述论证规则，也未必一定能够在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上达成共识”。{1}在进行利益衡量的时候，依据最基本的法的价值秩序，首先取决于此时涉及的一种法益较他种法益是否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在大多数案件中，或是涉及位阶相同的权利间的冲突，或者正因涉及的权利如此歧异，因此根本无从做抽象的比较，例如个人的自由权与社会法益的冲突，新闻自由与基本人格利益的保护之间的冲突。{10}（p285）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应是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寻求协调解决同一类型纠纷的平台。在解决民法问题范围内首先要在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上寻求相互理解，从而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就可以平等对话，至于能否取得新的价值共识也没有关系。但是在个案纠纷处理中进行利益衡量，却要求裁判者必须要对价值判断问题做出明确且惟一的判断，因为争议的双方可能在利益关系上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境地。司法实务中的通常做法：“当立法者或裁判者面对价值判断问题出现意见纷争时，在时限内经由讨论仍无法形成共识的，就会依照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和表决规则做出决断。这其实就是用‘力量的逻辑’代替了‘逻辑的力量’，为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中的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划上句号。”{1}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进行裁判的过程中，裁判者应该按照一定的论证规则和程序进行裁判，即按照法律秩序下的妥当逻辑和方法去论证其所坚持的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和裁判结果的正确性。
（二）法益冲突与价值冲突在解决方法上具有一致性
法益冲突与价值冲突不一致的地方在于，现实中往往基于一定的利益追求而把最低的价值共识的判定设定为多数人的利益选择。尤其是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往往优于私益的考量。例如，在前述工伤保险与侵权责任协调的场合，把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基础—公共利益的衡量作为规范解释适用的当然选择，而实际上在这一场合最大的问题是私益的保护是否周全的问题。在衡量法的价值目标的时候，常把争议作为法的最基本价值，法的其他价值最终都可以化约为这个最基本价值，都要按照这个最基本价值来衡量，由此看来，解决法的价值冲突，选择何种策略方案，关键要看哪种结果更有利于实现正义。只有始终不懈地追求正义，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法的价值。{6}通过最基本的价值的判定来统一可能冲突的各种价值目标，或者说超越法的价值冲突和价值对立在价值的无序和有序之间寻找到基准平衡点。然而，社会经济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调动市场积极性的效率目标和公平的目标就很难在一定时点上获得统一，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人人平等生存和共同发展，法在实现效益的基础上也不能偏废公平，实际上很多具体的场合就不能不放弃用价值目标来进行判定，而只能将私益和公益放在一起继续平衡。
民事立法往往试图通过选择法律对当前的利益冲突进行控制，但是由于利益衡量涉及法律之外社会中多元道德观念，就存在没有社会基本的价值共识而仅是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放在一起进行简单的衡量，其结果是社会和个人都难以信服对冲突的衡平结果。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存在利益冲突与多利益主体地位不平等，不仅需要公平的立法，解释适用法律的过程更需要动态的公平。目前社会资源稀缺与配置不合理同时存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需要考虑，但是在公平兼顾效率的前提下，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也随时处于调整中。“为了获得利益衡量的‘基本理由’，需要先确定相对固定的衡量参照标准，以实现把复杂情境做简单化处理，使得产生的理由结构得以多次重复成为惯常性判断”。{13}这是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的必然要求。
社会的发展变化导致价值取向多元的情形加剧，[13]但是民法作为解决社会生活中纠纷的一种途径，在说服民众接受其治理规则的时候必须找到多元价值判断的共识，这种共识用利益衡平的协调机制来形容比较合适，可以说法规范冲突和法价值冲突引发的是利益冲突协调与具体社会利益制度安排创新的深层次思考。我国延续至今的转型时期的特征是利益冲突发生的客观原因，但具体的社会利益制度基于多元价值追求目的的不同而表现不合理是利益冲突产生的真正原因。从民法解释学的角度讲，民法规范终极的目的在于确认和保护利益，作为诸种利益调节和分配手段的司法必须能够做到避免冲突和促进诸利益的协调发展。
四、怎样进行利益衡量：利益衡量作为民法解释方法的规则
（一）对先例判决的遵循
对于民法冲突的研究，重要的不是说明在民法视角下存在着这样的几种冲突，而是要总结这几种冲突存在的规律和导致的问题，不仅是在理论上探讨各种类型民法冲突的成因，而是要运用大量的实证分析方法来考察立法和司法，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分析各种类型民法冲突，在此基础上总结规律，制定规则并确定冲突的协调机制，明确方法和结论之间的链接。在民法冲突的法律判断中包含价值判断，对于价值判断不能以科学方法来审查，它只是判断者个人确信的表达。所以在方法和结论的链接上要做出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实证分析方法与法价值、法益冲突的判断之间。在冲突的协调机制中，每一个体所反映的利益要求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其都能找到支撑自己利益主张的理由，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的场合，如何判断和比较不同个体的利益的优劣，是裁判者必须直面的难题。在民法冲突的利益衡量过程中，先要确定平衡冲突利益的结论然后再寻找合理解释根据。[14]但是利益衡量不是恣意的自由裁量，进行利益衡量的时候必须完成法律体系之内的合法性论证。利益衡量要有说服力，仍旧不能忘记逻辑，通过利益衡量得出的结论应该可以从形式上结合法规范予以说明，用利益衡量进行实质性判断，实际上就是说服力或可接受性的问题，而对先例判决的遵循无疑是裁判中寻找支撑性理由的捷径。
虽然我国司法并未建立先例遵循的司法规则，但也不能忽略先例判决的指导性作用。“将规范适用于具体争端时，需要进行适用解释，从而保证规范适用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通过个案利益衡量形成的解决判例可以修复规范抽象、模糊的缺陷，确保规范的一致解释和适用，实现规范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14}在长期的复杂的司法适用过程中，渐次形成达致统一的规律性的处理方案，才能避免个案中利益衡量的恣意可能性，从而使超越文本上法律的利益衡量机制也成为法律秩序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超越法律秩序的特例。
（二）利益衡量程序性规范的确立
民法视角下的冲突纷繁复杂，呈现出多元化、多层面的特性，同时冲突解决也涉及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并贯穿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整个法律运行过程，因此进行利益衡量的难度较大。重要的不是法律规范中体现的立法者所规定的优先利益，而是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进行的利益评价和价值判断。但是法官的价值判断可能会取代立法者的价值判断，而且没有客观标准可以对这些判断做事后的合理性审查，因此明确规则非常重要。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基础上分析法规范冲突、法价值冲突和法益冲突，并以现代民法的理念为指导总结出冲突的外因和内因及其协调方法的规律和规则，是实证和理论的有机结合。运用实证主义的案例分析模式考察民法中的规范冲突、价值冲突和法益冲突的存在，在法理学和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指导下进行分析，得出规律性结论并与现代民法的理念相契合。利益衡量中涉及的法经济学、法学方法论是法学基础理论中较难掌握的理论课题。要把这些法理上的研究和民法上的实践相结合，进行系统探讨，在切入点的选择上和相关理论的整合上有难度。“遵循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和形式，运用妥当的论证方法，方可达致相互理解，也才有可能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就具体的价值判断形成价值共识。”{7}（p29）从利益衡量论的基本构成来考虑，似乎人为裁判结论和法规的结合并非不可缺少，但在大陆法系民法传统裁判结果和依据成文法规范的结合成为一项程序性规则，成文法规范不仅是论证结论的依据更是令人信服的法律信念。换句话说没有和成文法规范结合的裁判结果是缺乏权威性的，同时也违反了成文法传统下的法律秩序。在形成最终的判断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反复试错最后选择一个和具体利益衡量结果最相近似的成文法规范作为依据，这一过程包括了文义解释在内的民法解释的各种方法的运用。
现代民法的理念是私法社会化下的全面主体性和严格自由主义的统一，是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是对人格权的重点关注。因此在价值冲突的定位上动态安全优先于静态安全，效率优先于公平，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安全优先于自由。利益衡量论是能够适用复数的领域（重复领域），还是适用于任何规范都不完全合适的领域。从该视角的采取角度就能明白，这种区别特别具体事例—问题指向型情况下位类型的意义。作为解释技术，在重复型的情况下通过缩小解释来加以处理，在欠缺型的情况下则通过扩张解释、类推来加以处理—不管哪种情况，在这个过程中都进行了利益衡量。{12}（p95-96）首先将对象设定在哪个层面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以特定的法律制度为出发点，是在该规定的适用层面上思考还是为了考虑具体的事件，在为了解决具体事件的层面上思考。前者应该解决的事件类型不限于一类。在后者情况下，应该适用的规范也会是多种。其次是实践性商谈原则的引入，“解决实践性分歧的协商司法不是把对立的当事人‘隔离’，而是根据‘实践性商谈原则’，具体借助于法官的释明权、附加分量的信息传递、司法知识竞争以及当事人重复论辩等方式，拖动消除和减少实践性分歧”。{13}通过这种方式使利益衡量中的对话具有外部论证的形式，增强个案结论在具体的场合获得强势的说服力。最后是二次证明的合法性问题，虽然利益衡量过程一开始考虑的是成文法规范以外的各种影响裁判的因素，但是在论证结论上却必须经受具体法解释的考验，需要考察这种结论在牺牲法律的表面形式合理性的同时，是否从根本上违反了法律的秩序和目的，同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裁判规则能够适用于今后的同类案型的处理，并促使法律体系本身更加完善。
结论
法律冲突是法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盖因为冲突是客观存在且不可消除的，并对立法和司法有很深的影响。民法冲突因为观察视角的不同可以区分为法规范冲突、法价值冲突和法益冲突。无论是法规范冲突、法价值冲突还是法益冲突的研究最终都落实到现代民法的理念确认上，为民法学的深入发展寻找了一个新的具有反思性和创新性的理论切口，对民法学本身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解决冲突的机制中，价值判断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的进路。而进行利益衡量必须要遵循先例和进行程序性限制，先例的形成是在应对社会发展而渐次产生的新的问题的同时完善法律的既有体系，同时也必须在严格的程序性限制下形成，从而防止为解决民法所面对的新问题而进行恣意的裁判。
注释:
[1]德国法学家卡尔·拉伦茨认为：“权利也好，原则也罢，假使其界限不能一次确定，而毋宁多少是‘开放的’、具‘流动性的’，其彼此就特别容易发生冲突，因其效力范围无法自始确定。”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9页。
[2]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日]加藤一郎：民法にぉける論理と利益衡量，有斐阁1974年版；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以菲利普·黑克所倡导的利益法学为发端，，日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分别由加藤一郎的《法解释中的逻辑和利益衡量》和星野英一的《民法解释论序说》确立了民法解释学的利益衡量论。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4]从普遍的意义上讲，法规范冲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法律同时调整一个相同的法律关系而在这些法律之间产生矛盾的社会现象。参见韩德培：《国际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5]法的价值冲突的含义非常丰富，它可能是指法的价值准则、观念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化；它可能是指不同价值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情形；它还可能是指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律规范之间冲突所蕴涵的价值对立状态。参见卓泽渊：《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87页。
[6]本文所涉及的法规范冲突限定为一种“内部”冲突，是效力等级相同的民法规范之间的冲突，也部分地表现为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的冲突。而由于时间、空间或者逻辑上在立法阶段就处于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其解决规则，如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等形式准则，一般是预设的、先于司法所面临的个案存在，一般情况下无需考虑面对个案时发生冲突的具体法律规范，而仅凭立法者在立法中固定的价值趋向或预设标准就可以识别。参见朱文雁：《判例在处理隐形法律规范冲突中的功能初探》，《工会论坛》2010年第6期。
[7]在立法的过程中，《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与之对应的条文第111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转让合同有效”，正式颁布实施的《物权法》中该内容被删除，虽然表面上没有矛盾，但也仅仅是回避了显性的规范冲突，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一般同时具备相应构成要件，而如何适用规范解决真实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就构成一个隐性的法规范冲突。
[8]国外有关工伤保险和民事损害赔偿机制的适用关系的立法主要表现为四种模式：择一选择模式、取代模式、兼得模式和补充模式，虽然《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3条意欲采取“取代模式”，但是由于两种赔偿数额可能差距过大等原因招致多方反对意见，正式颁布的条文做重大修改回避了这一问题，“留待日后再做解释”。参见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201页。
[9]张新宝认为：从长远来看，在立法和政策层面，工伤保险的给付水平应当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相当，以达到法律救济的平衡和减少因请求权竞合（或非真正竞合）和当事人选择不同请求权带来的审判（处理）后果失衡现象。参见张新宝：《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10]拉伦茨认为：“至少在私法的领域中，法律的目的只在于：以赋予特定利益优先地位，而他种利益相对必须作一定程度退让的方式，来规整个人或社会团体之间可能发生，并且已经被类型化的利益冲突。”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9页。
[11]日本学者水本浩把利益衡量做两种典型的区分，广义上的利益衡量是任何民法解释中都用到的作为具体方法的利益衡量，而狭义的利益衡量则是日本民法解释学所独有的一种法学方法论，其核心思想是认为民法解释的决定者只应该考虑利益衡量。参见[日]水本浩：现代民法学の方法と体系，创文社1996年版，第136页。
[12]“法感”一词源于拉伦茨的说法，他认为：“判断某项决定是否‘正当’，第一种可能的认识根据是法感。……作为感觉它是一种心理过程，包含有立场抉择或评价，评价则表现在对于—被建议或被做成的—决定之认可或拒绝。这种表现只是一种内在心理的通知。”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
[13]王轶认为，在价值取向单一的社会，面对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心有灵犀”，极易达成共识。但在价值取向多元的社会里，讨论者由于社会阅历、教育背景以及个人偏好的不同而持守不同的价值取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难免“众口难调”，价值判断问题就成了困扰人类智慧的难解之题。参见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但是作者认为，真正价值单一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任何社会都存在价值多元的情境，只是程度有差别而已。
[14]梁慧星认为，利益衡量的核心就是当法律规则存在疑难问题时，亦即某一问题有数个理由而难以判断，可以先行借助利益衡量加以比较，暂对既存法规及法律构成不予考虑。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参考文献】
{1}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j]．中国社会科学，2004,（6）．
{2}刘作翔．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j]．中国法学，2002, （2）.
{3}彭诚信，李建华．善意取得合同效力的立法解析与逻辑证成[j]．中国法学，2009, （4）
{4}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5}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6}杨文丽，袁振辉．复杂性视野中的法的价值冲突[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 （4）.
{7}王轶．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8}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j]．法学研究，2002, （1）.
{1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1}[日]加藤一郎．民法にぉける論理と利益衡量[m]．东京：有斐阁，1974.
{12}[日]大村敦志．民法总论[m]．张立艳，江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一、教育理论在解构与建构的互动过程中创生和超越
教育理论是人们为了揭示教育现象背后隐藏的规律，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教育本体及其已有理论进行的正确认识，是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并由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教育知识体系。每种理论都不是由完全相同的“原子”组成的集合体，其叙述与表达都代表了理论提出者的价值取向。在近代教育的的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单个教育研究者根据自身的认知图式和经验基础进行“建构”式的主观反映，从不同的视角和价值取向出发对教育理论的科学化、专业化、人文化不断创生与超越，建构着不同内容的教育理论。
教育理论的建构有了历史性的飞跃是以教育学的独立为标志，代表性成果是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这部作品出版于1632年，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物。“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是‘人’”[1]，是寻找人，寻找千年宗教统治下被异化的人、被神性化的人，寻找真实的人和现世的人性的人，是确认人，确认人性的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权利。休谟、洛克、布佩斯等所倡导的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就是对人的价值的确认。《大教学论》在主题上真切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价值。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一书是教育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提出的教育目的以伦理学为基础，教育方法论以心理学为基础，促使教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对全世界的教育理论发展和教育实践变革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其价值核心依然彰显着“人”的存在的价值和人生存的自然观。20世纪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杜威批判赫尔巴特的“老三中心论”（以课堂、教师、课本为中心）是传统的、守旧的，同时建构起了以儿童、经验、活动为中心的“新三中心论”。而杜威提出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等著名命题，同样离不开对人生存环境和生命理想的关注。其观点既张扬着民主的信念，也显示了现代哲学的关于人的主体性表达。然而，杜威的教育理论随着历史的发展同样被新的教育理论所批判与解构。在20世纪30~70年代，杜威的现代派教育理论受到了美国新传统派教育理论的强烈抨击，恢复传统的教育原则的呼声在美国社会掀起了高潮。这种“恢复传统教育原则”的呼声，不是历史规则的重复或重放，而是对“历史规则”，即人的生命成长的规则的重新确认和新的诠释。
只有科学地继承原有教育理论的精华，与时俱进地建构新的教育理论，才能切实推动教育理论的不断发展。教育理论的解构与建构的目的是要形成新的价值追求：构建和主导生存环境，提高人的生存质量。比如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风靡全球的时候，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教育学》应运而生。凯洛夫的《教育学》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个教育工作者都知道它。但是，这种推崇还是逃脱不了被解构的历史命运。1956年，我国教育理论界对学习苏联教育学中教条主义展开深刻反思与学术讨论，20世纪60年代，原本的学术争鸣演变成了以政治标准来评判教育理论优劣，20世纪80年代以后，凯洛夫的教育理论在我国逐渐销声匿迹，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在我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教育理念的构建与人类现代性理论的走向如出一辙，从17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按照单一的线性规则在演变和发展。这似乎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原现象”。一个国家产生了一个教育家，或一个教育家创建了一种有影响的新的理论，另一个国家，另多个国家，都会步其后尘，争先效仿。教育理论的构建也因此成为由几个时代中几个国家的几个教育家来掌控。这使教育理论变相地走上人为的历史单一线性发展形态，甚至步入一个又一个迷宫般的误区。
“与单一现代性理论所依靠的历史单线进化预设相反的是，二次大战以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出现了另一种状况，渐渐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或社会，大多拒绝了与现代西方完全同质化的道路。一方面市场经济、民主化、个人主义、家庭变化、都市化、工业化、现代教育、大众传媒，到处都看到西方化的影子。另一方面，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的那样：这些东西得到的定义和组织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建制类型和意识形态并不相同，所以多重现代性是对这样的客观情势的一种肯定性描写；诸多文化规则不断得到建构和重建。”[1]教育科学理念的建构和重建，本应也遵守这种不求同质化，而求本土化和民族化，甚至是多样性的发展态势。事实上，理论家们正在努力跨出自己设定的误区。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使人的主题得到了彰显，那么这种彰显在获得其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陷入个人主义和形而上的僵化之局面。这导致“后现代主义今天不但宣称哲学根本上要放弃那个大写的‘真理’，主体性消失了，甚至‘人已经死了’”[1]。“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动物”[2]。“当人不崇拜神的时候，人就来崇拜神化的人。”[3]当被神化的人不可靠时，就会处于“现代性的紧张”处境。因此，“人文学术今天的悖论是：一方面人类因为迫切需要生产一种创新文化和提供作为选择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而特别需要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不仅受制于内部的观念冲突，而且受制于外部的生存条件”[1]。
二、教育理论建构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
人类文化在不断的冲突、批判与建构中不断向前发展，但是批判和建构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直接关系着批判和建构的成效。我国学者郝文武教授认为，从现行教育学所承担的任务和采取的方法来看不完全是揭示教育规律，而是合理性教育理论的构建问题，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根据郝文武教授的观点来看，教育理论建构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透过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更是要合规律，要合目的。人是价值本体，培养人或育人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教育必须遵循育人的客观规律。郝文武指出，人是在接受教育和发展教育后才渐渐认识教育规律的，并不是在认识教育规律之后才接受和发展教育的。也就是说，人是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才不断认识规律的，而不是以认识规律为目的的。因此，教育理论的建构应当把实现育人目的作为研究的价值标准，而不能把揭示教育规律当作自己的唯一使命。
表面上看，这是在表述一种概念，在进行一种理论的建构。实际上，这种表述和建构中，自然表达了两个一体化的问题：活动和目的。活动就是实践形态，就是人的存在形式；目的就是活动要达到的人的生命理想。如果说规律是在活动中或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才能被认识或掌握，那么，活动和目的所蕴含的规律是什么？答案很清楚，即活动和目的的内在联系，及这种联系所反映的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质量的关系。
依据我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哲学的解释，道就是规律，路就是行走的道路。行走之路成千上万，而某一时段某一地点的人只能根据需要根据目的从自然之路中选择一条，这一条就是人行之路。“规律不为目的而存在，但为目的而选择。自然之路是自在之路、客观之路、无为之路，既无为又无不为之路。人行之路是规律之路和目的之路的统一之合理性之路，是自为之路，选择之路，言说之路，实践之路。人是行路之结果，行路是人之本质。人是自为、选择、言说和实践之结果。自为、选择、言说和实践是人的本质。与此同理，教育本质也是自为、选择、言说、实践和建构的，不是自在、无言和唯一的，也不完全是实践和实证的，此乃人类智慧，教育精神矣。”[4]教育的规律即教育的本质，是在实现人的目的的过程中通过人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被发现被选择被运用的，而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因此，合规律就是要遵循人的本质属性，合目的就是要充分考虑人的需要。
事实上，对规律的认识也是一个易为教育理论研究者忽视的问题。教育规律是内隐的、深藏于教育实践活动内部的，并不是外在的、浅表的、显性的，它需要人们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多次飞跃才能获得。但是人认识规律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意志活动的过程，人的认识常常要受到意志的影响，因此就会形成认识与规律之间的意志化因素。当探究者表述自己所认知到的教育规律的时候，这个被认知的规律就有可能不是客观存在意义上的规律，而是被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着意识而形成的“意志化”规律或“意识规律”。因此，教育理论的建构要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就必须解决好客观存在和主观意志之间的关系问题，要谨防意志对人的认识目的、认识方式的潜意识影响，避免“意志化规律”的出现。
教育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如何直观地表述规律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教育规律的表述离不开概念化的解释。对教育规律的解释，不管是采用何种方式都是围绕在语言表述形式上能够直观地被发现和判断这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为中心的。概念是反映规律的客观陈述，是人的认识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表面看，规律就是用语言加以表述的系列概念。然而，对教育理论的建构不能单从概念上的表述来追求，因为概念有可能是对某种规律的误解，这样一来，非常容易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
三、教育理论建构的价值合理性评价
为了杜绝研究者在教育理论的构建中形成“意志化的规律”，就需要对建构的价值合理性评价进行深入探索。合理性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逐渐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劳丹曾经说过，20世纪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合理性问题。要保证教育理论建构的合理性，就必须强调研究中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的需要。
合理性问题是20世纪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在关注的热点问题。德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伦理行动划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种价值类型。信念伦理的核心是行动者内心信念的“善”，是指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不在于后果如何，而在于行动者主观心理动机，比如信念、心情、意向等，行为人可以有理由拒绝对后果负责，它关注的是价值的合理性或实质合理性与规范的合理性。而责任伦理的核心是行动者后果的“善”，是指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只能取决于后果，它关注的是工具的合理性或目的合理性与形式的合理性。规范的合理性和形式的合理性虽然具有不同的本质内涵，但在实践中却互为基础，紧密相连。因此，教育理论的构建，既要符合信念伦理，又要符合责任伦理，即达到价值伦理与工具伦理的有机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
四、教育理论建构的应有价值取向――关注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
社会性与生命性是教育的两大鲜明特征，社会性如果是教育的外在特征，生命性就是教育的内在特征。人的生命是教育的基石，也是教育理论工作者思考的原点，教育的内在价值即是生命价值，教育对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人的精神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理论研究应充满生命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教育对生命潜能的开发和发展需要的满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责任，教育的人为性,决定了教育理论不可能提供精确的技术和规范知识，而只能是对生命、生活意义的探寻、反思、觉悟和关怀。
关注生命价值的教育理论就是要注重研究现实生活中学生的生命存在方式，教育理论不再是眼中没有学生的抽象的空洞的话语体系。学生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具有鲜活生命的个体，不是成人眼中、凭空想象出来的人。教育理论要从现实生活中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灵动性、开放性出发，关注现实生活中学生生命的动态发展，不断满足学生生命个体的发展需要，培养学生对生命的理解与尊重，建立起多维度、多层次的生命教育理念，将尊重生命落到实处。
从教育理论研究本身来看，教育理论工作者对教育本体的认识往往都会打上时展的烙印，也往往会随着教育理论研究者的价值取向转换而不断发展变化。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解构与建构交替互动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变化过程，“解构”扮演着否定批判原有的、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教育理论的角色，“建构”承担着催生具有新生命活力的教育理论的重任。从教育理论的研究个体讲，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层次的研究者，都受到自身特有的价值取向、知识结构、认知方式、研究视角、研究经验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建构起形形的教育理论，也从总体上构成了特定时期教育理论的多层次、多侧面性。不断地解构与建构才能催生新理论的产生，展现出动态的生命活力。
教育研究者不仅要继承我国传统精神价值的精华，还要弘扬现代精神价值的精粹，更要汲取西方现代精神价值的精髓，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精神价值，使教育理论的生命价值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1] 杨国荣主编.追寻智慧・冯契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 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