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中的价值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学、学、人类学等与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哲学、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关键词：科学技术；生态价值观；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8-1022-04
On the Three Concepts of Beijing Olympic Gam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N Xiao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Modern Olympic Games' emphasis o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and highlighting of ecological sports precisely indicates “ecology value" to the people, whose core idea lies in the ecological sports, namely a coordination of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aborating the ecological valu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ree Concepts of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has decoded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logy values; Green Olympics; Hi-tech Olympics; People's Olympics
“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三大理念，这三大理念为奥林匹克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2008北京三大理念实质是科学技术角度的生态价值的再现。因此本文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重新审视2008北京三大奥运理念，不仅有利于对北京奥运三大奥运理念的深刻把握，而且更有助于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行。
1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概念与特点
1.1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概念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则是指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变革自然界的手段，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维持生态平衡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1］那么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就是运用科学技术于奥运会，不仅能充分利用它服务于奥运会，也能够运用科技来保护在举办奥运会过程中的环境问题［2］，来克服和防止环境问题的发生。
1.2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特点
1.2.1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非必需性 马斯洛曾把人的需求分为五种: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一般说，这五种需要总是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再逐步地产生其它高层次的需要。毫无疑问，对美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是一种区别于生理需要的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需要。而这种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用科技也可以得到。因此，当人们利用技术作为人与自然交往的工具时，首先考虑的是他的经济价值而不是生态价值。另外，当生态环境问题还不明显时，还不成其为问题时，就根本没有特别的必要去追求生态价值。因此，人们意识不到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的存在是很自然的。
1.2.2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社会共享性 森林、天空、海洋、河流为整个人类社会所共享。这就是生态价值的社会共享性。人离不开环境，每个人都生活在地球上，环境为每一个人“服务”，它是一种“公共物品”。然而，环境的恶化同样也影响着每一个人。对于任何公共环境，如果不加以法律方面的刻意保护，都无法逃脱“公有地悲剧”。正因为生态价值的社会共享性，人们在面临是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还是维护公共环境利益的选择时，很容易采取维护个体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的行为。
1.2.3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潜在性 科学技术具有生态价值，但这种生态价值是潜在的，使人不容易认识到它的存在。由于人类在维护生态环境方面所做的很多努力常常不光是利在当代，而且是功在千秋，受益者不仅是现存的个体，而且是未来的后代。［1］这就使得如果以眼前的利益为出发点，就很难看到科学技术对当代人的环境有什么现实意义。
1.2.4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难度量性 生态价值也是价值的一种，也可以衡量出价值的大小、效用的高低。然而，和经济价值相比，生态价值是很难量化的。这不仅与人们对事物认识的程度、需要程度不同有关，还与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对生态环境的需求程度有关。［2］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价值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渐显现并呈增加趋势。它具有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特征。处在较低发展阶层的人们不可能对生态价值有充分的认识，但在解决了温饱问题达到小康之后，人们对环境舒适的需求会急剧提高，而后继续发展，到极富阶段趋于饱和。由于生态价值难以度量，许多国家采取了用经济学中货币替代法来计算生态价值的方法，也有人主张用机会成本法、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模糊数学法等来计算生态价值。但是，那些涉及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经济利益问题及价值观念问题是无法用任何数学模型来描述的。正是由于生态价值的上述特性造成人们对它的忽视，从而得出科学技术没有生态价值的结论。
2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解读北京2008年奥运三大理念
实现2008年北京奥运三大理念必须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实现必须又以生态价值作为其实现的标准。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这里的“生态”不单单是生物学话语中的“生态”语意，而是更具有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语境中的“生态”所表达的含义与“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一样，成为具有和谐、协调、平衡发展关系的宽泛概念。［3］生态价值事实上是对奥运举办城市环境的要求，但其核心是生态价值观的体现。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它以生态价值为依据，以更高的标准去实现北京三大理念。
2.1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是北京绿色奥运理念的实现核心
2.1.1 绿色奥运是以生态价值为核心 绿色奥运是指奥运会及其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应以对自然环境的最小破坏为目的，注重可更新能源的利用，资源的保护，废物利用和管理；保护人类适宜的空气、水和土壤；保护古建筑等自然文化环境的社会活动方式［2］。在这些保护、利用的过程中必须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生态价值观为价值取向的科学技术能够实现北京绿色奥运。绿色奥运理念的实质是以人类生态价值观为核心的，但生态价值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为现实绿色奥运指明方向。
2.1.2 奥运会逐渐重视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与支持的重心慢慢转移到举办城市的生态环境。这种转移就是确立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的科学技术运用。随着城市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一个区域环境的开发本质上就是对一个区域环境的破坏与保护的过程。因此生态价值也逐渐引起了国际奥委会的重视，事实上对生态价值的关注就是对环境问题的关注［4］。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提出了“健康环境中的健康比赛”的口号。1991年《奥林匹克》中增加了环境保护的条款:“应努力使奥运会在确保环境问题受到认真关心的条件下举行。1996年7月1日生效的《奥林匹克》将保护环境列入国际奥委会的任务之一。2000年悉尼奥运会成为奥运史上的“绿色奥运会”。这一切无不显示出生态价值在当前奥运会举办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2.1.3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促进了奥运会的发展 对于北京奥运来说，生态价值观的实现须有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观在推动北京绿色奥运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4］，二者互为条件；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就是站位于生态价值观的角度来运用科学技术实现2008年北京奥运绿色理念。在绿色奥运理念中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所以说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是绿色奥运理念的核心。
2.2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是北京科技奥运理念的实现准则
2.2.1 高科技技术广泛运用于历届奥运会中 现代奥运会100多年的发展史，就是与科技发展密切结合的历史，奥运会成了现代科技的一个巨大的实验室。1964年东京奥运会由于首次使用计算机而被称为“技术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的“计算机奥运会”和2000年悉尼的“因特网奥运会”，高科技与奥运会的关系更加密切。
2.2.2 北京奥运是注重生态价值的科技奥运 无庸质疑，“科技奥运”是未来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纵观历届奥运会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科学技术往往聚焦于与训练有关，鲜有以生态价值观为基准去发展奥运中的科学技术的运用。［4］2008北京奥运会以生态价值观为准则来运用科学技术服务于2008北京奥运会的各个方面：场馆建筑中将广泛采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并将采用高效、清洁的常规能源利用技术，同时还鼓励发展分布式能源系统，通过建设太阳能光伏电站、太阳能集热系统、太阳能照明系统、地热利用、天然气热电(冷)联供系城市改造、道路交通、场馆布局、建筑用材、人文社会建设，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有害废弃物(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对废品物质进行回收处理、循环利用；节能降耗、增加废物的再生循环利用、开拓生态市场、增加产品的生态科技含量。以生态价值观为准则的科学技术实现北京科技奥运。
2.2.3 生态价值是北京科技奥运的主导 在2008北京科技奥运中生态价值应是主导，主张用科学技术建设生态奥运、生态北京，强调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建设和谐社会，推动北京的可持续发展［5］。科技奥运的准则是“生态价值”，强调“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从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自然属性上来说，是指保护和加强北京奥运环境系统生产和更新能力；从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社会属性上看，是指在不超出维持北京奥运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奥运周边人民的生活品质；从科学技术生态价值观的技术属性看，是指在建设北京奥运过程中转向更清洁、更高效的技术，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
2.3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是北京人文奥运的实现途径
2.3.1 科学技术是人文奥运的实现途径 人文奥运是2008年北京奥运提出的新理念，它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和灵魂。人文奥运在体现“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提倡通过奥林匹克这一社会文化活动，颂扬人类的真、善、美，促进人的和谐发展，促进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的沟通与协作，进而建立和平美好的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体系。
2.3.2 人文奥运是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为体现 北京奥运三大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代表着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精神，代表着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在科技与奥运组织管理的融合中，日益显示出科技的伟力和奥运的科技需求。而这种“伟力与需求”的日益彰显正是因为它们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使运动员及时快速了解比赛信息，做好赛前准备；使更多人参与到奥运会中去，观赏精彩的奥运赛事，获得便利、舒适的信息服务。在“人文奥运”的主题下，北京将加大修建文化设施的投资，改善环境［6］。
2.3.3 坚持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来实现北京人文奥运 北京奥运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些都是以人的长远发展为根本的，而人的长远发展的体现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来实现的。因此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必须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为实现途径去建设2008北京奥运会的生态环境，真真正正实现人文奥运。
3 以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分析北京2008年奥运三大理念的优势与创新
3.1 以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分析奥运三大理念是对科学技术价值的深刻认知 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是北京奥运的三大理念，其中科学技术是承载这三大奥运理念实现的基础［7］。科学技术价值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灵魂，从先前粗放发展到现在的集约发展都是科学技术价值观的次次改变。因此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来分析三大理念，需要对科学技术价值的深刻认知。
3.1.1 科学技术的一般价值 科学技术的一般价值，即人们运用其特有的系统知识认识、改造自然事物从而呈现出的可视价值。这是科学技术的主流价值、人类特别看重的价值，主要表现在经济效益上。人类的物质文明经历了石器青铜器铁器蒸汽机电动机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这些既是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科学技术价值的标志。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和生产本身的需要反映了人的目的性［8］。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实现人的目的，人们就必须向自然界去索取，使自在之物转化为自为之物，由此引起人类物质文明的进化。科学技术的一般价值就在于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不断地实现人类的目的。
3.1.2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 科学技术真的规律性使人们有效驾驭事物发展的正确方向从而在更高程度上利于问题的控制，使人们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发新能源、新材料，并积极利用绿色科技，促进环保的进行。科学的高速发展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技术平台。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生态文明是在对过去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注意科技进步的生态化趋势，实现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9］。以生态价值观为价值尺度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态价值观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基准［10］。
3.1.3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与北京奥运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智力活动的角度看，科技精神便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人文意义。在北京科技奥运中的奥运理想和精神，以及人们在追求这一崇高理想过程中迸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尊心、集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是促进社会进步和民族自身发展的强有力的精神动力。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的生态价值已超出原有“生态”的本身含义，是环境生态、人文生态的中生态所表达的意义相同［11］，与绿色奥运中的“绿色”一样，因此绿色奥运是以生态价值为尺度建设北京的生态环境，实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3.2 以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分析2008年奥运三大理念是尊重生态价值的生动体现 生态价值是建立在新的生态道德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要求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界，实现尊重大自然的原则设法和大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单纯地让自然满足我们的需要，更不是征服和破坏自然。
3.2.1 生态价值在当今时代的意义 人类在构筑文明时，首先应关注它所依赖的生命支持系统，人类的任何一种生存和发展方式都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生命支持系统相适应，而不应威胁、破坏它，这是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要义(法则)。目前人类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是生态问题，可持续发展。在如何贯彻可持续发展，实施环境保护上，人们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策略，许多国家、政府也正采取积极措施，自发的民间组织也开展活动［12］。人们也已普遍认识到科技的重大力量及科技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巨大作用并努力在实践中加以实施，而正确全面地评价科技的生态价值是前提。这需要对科技认识的转变，从把科学作为一种实体力量角度，对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预见、认知及增值角度认识科学的生态价值转变到新的更高层次即科学美层面。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使人们认识到生态价值须贯穿于科学的物质价值、精神价值中，且使之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观，这样才能在当今时代展示出巨大意义［13］。
3.2.2 生态价值与北京奥运 科学的生态功能既是人类对自己控制自然活动的再控制，又是人类对自己调节社会活动的再调节［13］。《北京奥运行动规划》将“绿色奥运”定义为：“把环境保护作为奥运设施规划和建设的首要条件，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和系统的保障制度；广泛采用环保技术和手段，大规模、全方位地推进环境治理、城乡美化绿化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鼓励公众自觉选择绿色消费，积极参与各项改善生态环境的活动，大幅度提高首都环境质量建设生态城市。”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北京市将在防治环境污染、完善城市建设重点，构筑良好的生态基础。在奥运场馆的建设方面强调了以生态价值观的核心要素来建设奥运场馆，如国家体育场馆观众席等处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尽量减少人工的机械通风和人工光源带来的能源消耗，对场内用房的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进行控制，优化保温、隔热设计。同时，对大面积窗户也将做外遮阳处理，以全面提高建筑物的节能水平；此外，国家体育馆、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老山自行车馆、北京大学体育馆、射击馆等6项工程采用了自然采光屋面。充分体现了以生态价值的思想［14］。以上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环保的基本思想，更体现了据生态价值观而确立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原则。
3.3 以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分析2008年奥运三大理念是对三大理念的创新理解 以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分析2008年奥运三大理念是对三大理念的创新理解，其创新性体现在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解读奥运理念，使“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为基础，建立在生态价值之上的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三者成为一个整体价值理念体体系，从奥运理念中找出对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使用与延伸，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北京奥运三大理念。
3.3.1 对绿色奥运的创新理解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不等同绿色奥运理念，它的内涵大于绿色理念，对绿色奥运理念的创新理解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2008年北京的绿色奥运将是一种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生态奥运，既需要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功能支撑，又需要资源节约型的高新科技支撑，更需要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支撑，因此加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使三大奥运理念形成一个系统：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生态奥运(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人文生态)［18］。在这种意义上，生态是一种不断进化与完善的通向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过程，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是一种发展生产力，同时又以生态价值观规矩科学技术对北京奥运会的推动，生态更是一种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竞争、共生与自生的生存发展机制。其次，绿色奥运不仅需要形态结构的表象绿(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还需要生态功能的内在绿(生态服务功能、生态管理体制、生态保育意识)，更需要动态机制的潜在绿(拼搏竞争、协同共生、自力更生)。这是对绿色奥运的创新理解，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又一次升华。三是纵观“绿色奥运”的提出，基本思想的形成以及实现途径，均贯穿了生态自然观的基本思想，利用生态价值桥接科技奥运与人文奥运，在生态自然观基本思想的指导下，2008年北京奥运定能实现绿色奥运行动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的有机结合，定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3.2 对人文奥运的创新理解 在三大理念之间，科技奥运在战略上处于核心地位。从科学技术生态价值来理解人文奥运的创新性就体现在：一方面，我们提出“人文奥运”的理念，是因为我们通过倡导人文与生态价值，促进科技奥运――技术进行角色上回归――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生态价值本身就内涵人文规范。之所以形成技术与人文对立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我们人类自身在发展技术时忽略了内涵在技术本身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所以其创新之二也应该时刻地体现出人文和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目的，解决其工具理性与目标分离的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科技与人文、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所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从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来解读人文奥运的创新之三在于恰恰是出于消解科技奥运所产生的种种弊端这一根本性目的的。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倡导树立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即生态价值观，将技术恢复到本来的面目――技术内在规定着的，包含着新人文观的确立、生态观的体现内涵的新技术发展观。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确定北京奥运三大理念的基本关系，将三者之间协调统一起来。所以，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思和重树科技生态价值观为背景，北京2008年奥运会应该及时地树立起生态价值观的旗帜，［16］一是可以凸显独特的技术理念，并由此而使北京奥运会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一种具有前瞻性、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决策，为社会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二是可以加快和加深人们对于新发展观的认识，这样就可以促进技术尽快地进行角色的合理回归，从而使技术真正地体现人文奥运观，成为人类发展与进步的有效的、合理的工具和手段。
3.3.3 对科技奥运的创新理解 奥林匹克运动必须以人文价值与功利价值和谐统一体作为其价值前提，实现技术效率的同时要实现技术对人文的关怀，这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科技奥运中的人文价值观，但是在以生态价值观审视科技奥运理念的创新性与上述不同，它更多的焦灼于科技奥运中人们大生态环境的改变及提高与之运用科学技术提高运动成绩的科技奥运理念相比相形见绌，科技奥运中生态价值体现在由关注科学技术对于运动成绩的提高转变以生态价值为主，反对科学技术异化，不注重人文价值［17］。使用科学技术在生态建设方面和环境建设方面发挥作用，将更多的技术运用到生态环境的改变上来。通过组织“奥运工程建设能源环保展示推介会"，使太阳能光伏发电、污水水源热泵、地源热泵、生态渗水砖等先进技术和产品在奥林匹克公园和一些场馆得到应用，推进了在奥运村实施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
3.4 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分析2008年奥运三大理念是奥林匹克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有必要将新的元素融入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中，对于此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更是这样，将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促进奥林匹克文化的深入发展。不局限奥林匹克文化研究在文化、教育而是通过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使人们了解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增大奥林匹克文化研究的范围。这有利于奥林匹克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最后，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本身就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这是科学技术产生和立身之源。所以，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在奥运理念中客观地存在着一个必然的前提――技术在提升运动能力时，必须以减少健康损害、体现人的价值和目的追求为预设的人文前提［18］，即技术化的科技奥运必须充分地体现出人文价值关怀，此外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必须以生态价值观核心，这是北京奥运三大理念成为内在成为一个整体的充要条件，这更是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三大理念的优势与创新理解。
4 结 语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是科学技术最高的价值观之一，它注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长远建设；它是一个涵盖奥运会整个过程、各种需求的全方位理念，它保证了北京奥运三大理念的成功实现，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推动北京奥运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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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具有一定的哲学属性，也具有一定的人文性和社会性，价值这个概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从语言的角度去分析，价值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偏好属性，主要是表达事物存在的重要性以及事物所具有的功能和特点。价值这个概念一般强调的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获得美好事物的本身。大到国家的发展，小到政策的制定，都需要有价值取向作为指引。小学教育管理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同样具有其价值取向，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要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从而促进学校管理的有效性。
二、小学教育管理工作的科学主义价值取向分析
小学教育管理工作的科学主义价值取向是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初，美国古典主义管理学家创立的科学管理学科；在20世纪，德国的管理学家创立了社会科学组织理论，他们都强调组织的重要性，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首先要完善科学的组织体系，制定完善的计划，运用严谨的制度来约束管理，使管理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在管理过程中，要做到权责明确，进行科学的分工管理，这些管理理念为科学主义价值取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小学教育管理工作应该按照科学主义价值取向进行管理，实现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1.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要注重科学量化的实证资料。
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将管理工作量化能够及时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能够针对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制定量化的标准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教育管理工作的调查和统计，能够给管理者提供有效的管理数据，使管理者根据数据制定有效的管理策略。在大量的数据面前，在对小学教育的管理中就可以实现科学化的管理。
2.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要在统计量化资料的基础上，实现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在小学教育的管理工作中，管理者要在获得准确的量化资料的基础上，完善教育管理政策，使管理人员可以发挥自身的长处，制定科学的分工制度，让管理工作更加有效。
3.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运用科学主义价值取向，就是要求在管理过程中要灵活地处理问题，避免管理的单一化，要辩证地运用科学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管理方法，在科学主义价值取向的管理方法中，根据自身的情况，对管理方法进行创新，不能机械地照搬，要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实现管理的全面化和灵活化。
三、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分析
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人本主义价值取向是教育管理的关键，所以，小学教育管理工作必须注入人本主义理念，实现管理的高效性。
1.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运用人本主义管理的必要性。
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并不是在近期形成的，而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西方，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形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用于对人的教育，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与当时的思潮是相契合的，坚持以人为中心，与当时的“人文主义运动”结合，实现了人的价值。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理念，是人本主义的重要体现。“仁”的核心理念就是人本主义，主要讲的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要讲究道德准则，坚持以人为中心。在20世纪，“以人为本”的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盛行，我国也将“以人文本”的观念列入科学发展观中，在管理工作中，坚持人本主义价值取向是有丰富的理论依据的。
2.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性。
学校是以人为组织的重要机构，在教学中要处处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对小学教育进行管理时，必须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克服单一、机械的管理模式。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可以全面地体现出来，教育管理者在评价教师的教学能力时，不能单一地进行考评，不能运用机械化的标准，而是要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根据教师自身的特点，在教学特点的基础上，评价其教学工作。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管理人员不能制定机械化的标准，运用标准去评价教师的教学情况，而应该在统一的原则基础上，运用人性化的眼光去评价教师的教学工作。在小学教育管理中，不能只看到短期的利益，要站在更加长远的角度上，分析哪种教学方式可以促进学生的长远发展，在管理的同时，还要支持教师运用人本主义价值取向来组织教学，在课堂实现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
3.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要坚持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价值取向相结合。
对公共图书馆价值判断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这种判断是否坚持客观性的认识问题，同时也是需要我们寻求正确理论依据的问题。而对公共图书馆价值判断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我们能否在评价活动中排除主观干扰因素、得到正确评价结果的实践问题。“人和社会的需要”是公共图书馆价值的集中体现，换言之，对这种需要的满足程度构成了对图书馆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在目前全社会都在注重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形势下，积极探讨对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判断问题，对事业建设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1、问题：对科学性和科学化的怀疑
评价“泛指衡量人物或事物的价值”。[1] 评价与价值是分不开的，价值所肯定的内容是图书馆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相对于一定人和社会的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对价值的判断是图书馆的社会效应，它是一种社会活动，并随着图书馆所对应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人们最大的疑惑在于：在一个与事实判断不同的价值判断的领域中，有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证明我们对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判断是科学的；有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判断具有社会意义、这种判断的认识论是否与图书馆学科具有理论上的自洽性……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甚至根本没有理由，那么不仅所有关于对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判断的研究是荒谬的，而且我们整个的现实生活也是荒谬的；不仅过去人类社会对公共图书馆的所有选择是荒谬的，而且未来将进行的任何选择也都注定是荒谬的。
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不同的，事实判断是关于图书馆本身是什么的判断，而价值判断是关于图书馆对人和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对人和社会意味着什么的判断。价值判断是评价图书馆社会活动的一种结果，是图书馆根据价值主体（即人和社会）的需要，衡量图书馆是否满足他们的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些需要的一种判断。在价值判断中必然包括了两大类信息：一是关于图书馆本身以及它与其他相关的人、社会机构、甚至社会现象之间关系的信息；二是关于人和社会相对于图书馆需要的信息。事实判断仅仅包含了其中第一类信息，即关于图书馆本身是什么和图书馆与相关社会关系的信息。价值判断所揭示的是人和社会的需要与图书馆的性质、功能之间的关系，事实判断所揭示的则是图书馆本身的性质和特点。价值判断所对应的是图书馆与人和社会之间的一种价值关系，而事实判断所对应的却是图书馆各要素之间与图书馆之间的职业性关系。二者的对象不同是不言而喻的。
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本质区别在于：在价值判断中具有决定其性质的因素——人和社会的需要，这是价值判断的灵魂。正是它使得价值判断有了事实判断所不具有的主体间的差异性，具有了扑朔迷离的特征。然而，这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判断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基础。价值判断只有以事实判断为基础才是有效的，否则就一定是浮泛空幻的，但是价值判断不是直接从事实判断中推演出来的，如果不加入“人和社会的需要”这个新因素，仅从事实判断不可能得到价值判断。
对公共图书馆进行价值判断的科学性和科学化的理解难度在于，人、社会、需要这几个概念的内涵是复杂的，这些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因素组成了现实社会的价值图景。在这里，我们原来感官中的那一个个鲜活独立的“人”消失了，而作为整体存在的人，被分为不同的用户群体，并且将这些群体之间的需求差异被无情地凸现和展示出来。我们原来所习惯的认知图式（公共图书馆的格式化服务）无法同化这些截然不同的信息。于是，面对这纵横交错、莫可名状的价值世界，我们产生了由于丧失了普遍性和稳定性而带来的理性的失望。简单性、普遍性、稳定性是科学思维和理性思维所追求的目标，而价值判断与此格格不入。在原有的公共图书馆以内视型思维为特征的认识图式未发生变革时，价值判断被排除在科学之外，被认为缺乏科学性，无法进行科学研究，这种现象发生在公共图书馆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其实，人类之所以追求简单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理论是为了满足自身复杂的需要，我们不应该因为手段而放弃目的。如果公共图书馆仅将自身简单、普遍、稳定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价值判断的确不属于科学性之列。但如果认为图书馆学是人类知识体系的构成因素、承认公共图书馆必须极大地关注人和社会的需要，那么就应该将价值判断纳入到自己学科的研究范围内、使之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对象，揭示其明确的科学性特征。
2、究诘：认识科学性与科学化的实质
科学的实质即科学精神——理性和实事求是。科学包括获得知识的活动和这个活动的结果（知识）。马克思说过：“科学就是在于用理性 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2] 瓦托夫斯基也说：“我们可以最广义地把科学定义为理性活动。”[3] 理性思维是具有逻辑特征的思维活动，同时也是人类的一种自觉能力，在人类理性的孕育和襁褓中，科学得以诞生和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是科学的实质，是科学的根本特征之一。我们强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塑造科学精神，正如罗素所说的：“……科学的实事求是，是指把我们的信念建立在人所可能做到的、不带个人色彩、免除地域性及气质偏见的观察和推论之上的习惯。”[4] 因此实事求是也就是科学的实质即科学精神的另一个根本特征。理性和实事求是是孪生的，二者构成了科学实质即科学精神的基本涵义。实事求是地反映图书馆职业活动与人和社会对图书馆的需求二者之间的价值关系，以理性的态度建立判断这种价值关系的机制，从而适调结构、总结规律、形成体系，这就是我们对公共图书馆进行价值判断的、具有科学实质和科学精神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理解。只有在这个基点上，对图书馆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成为人们努力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自觉能力，才有可能建立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共同发展的自由王国。 公共图书馆事业在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中自然产生并逐步成为人类进步的一种必要活动，之所以成为必要活动，就因为它达到了人类活动的目的性和社会进步的规律性的统一，每当我们用理性和实事求是的眼光来审视公共图书馆作用的时候，就会惊讶地发现，人类的所有图书馆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在发现图书馆价值、创造图书馆价值、实现图书馆价值和享用图书馆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判断其实正是人类发现图书馆价值、揭示图书馆价值的一种基本的图书馆活动。
对公共图书馆进行价值判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同时存在的。首先，我们不仅要认识图书馆本身是什么，它的规律是什么，而且还要认识到图书馆对人和社会的意义。客观地描述和总结图书馆活动、客观地发现和揭示图书馆对人和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准确了解图书馆在人类活动中认识与被认识、创造与被创造、利用与被利用、满足与被满足的情况，以此发现图书馆所具有的社会效应、零效应或负效应，使之成为外在的、表面的、多彩的、变化的、可感知的存在。从而我们可以做到衡量、把握公共图书馆与人和社会之间的内在的、潜藏的、不能直接感知的价值关系。其次，由于对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判断是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这就使图书馆和社会不约而同地对价值关系的分析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和主观愿望，事实上，价值关系与事实判断一样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来科学地表达这个久而回避的问题以及如何来描述这个看似繁杂的过程，使之科学化。第三，不同的地域文化、历史背景和经济态势，必然构成图书馆价值的不同关系。而构成价值关系的各方也可能由于其道德的、功利的、审美的观念不同，导致其对图书馆的价值取向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价值图景方才是变化的、矛盾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由此可见，对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判断标准不是整个人类同一的、公认的、单一的，它必须是历史的、相对的、受时空限度的，而且，在这个相对的历史时空限度内，我们才有可能具备公认一致的判断标准。
3、出路：坚持科学性和科学化的途径
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判断源于图书馆自身的社会意识，必须反映图书馆以及人和社会对图书馆需求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价值判断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图书馆自身的内在要求，这些要求的目的是使图书馆活动以及在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做到认识和实践的科学化。
论文摘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批判的是“以物为本”的价值理论，突出的是人的主体性。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仅对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批判的是“以物为本”的价值理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突出的是劳动和劳动者，强调“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劳动者的创造能力，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经济科学上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斯密在创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系统地阐发了劳动价值论。斯密的理论体系关注的是如何才能增加“国民财富”，而这种财富主要指的是物质产品。出于对增加物质产品生产的关心，也出于在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对下层劳动者的同情，斯密把劳动看成是一国国民消费的一切产品的源泉。斯密的学说表明，劳动价值论从其产生那天起，就是一种世界观和社会哲学的体现，这种世界观和社会哲学认定人和人的劳动是人类社会繁荣昌盛的惟一源泉。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以人为本” 的价值理论，对人本身始终有着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实践关怀，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根本价值不仅仅在于为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生存与发展等问题提供一种真理性规定，而且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思和批判，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现象的关注，并借助“应当怎样”的价值理性和“必然怎样”的历史理性对“实然怎样”的实证理性进行批判和变革，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拓展新的历史空间。
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物”本经济学，即以物为本，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价值理论，也是一种“物”本价值理论。不仅价值的实体是物，而且创造价值的也是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强调经济是人的经济，没有人就没有经济活动，也就没有经济范畴与经济学。由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强调价值的实体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的惟一源泉。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正是在批判资产阶级“以物为本”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历史是人民自己创造的，科学的历史观必须“以人为本”，而且“以人为本”不仅仅是手段，它首先是目的。这就是“以人为本”作为历史观的根本原则的依据，这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的这种“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充分地反映在他的劳动价值理论中。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揭示出，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价值的本质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如果把体现在商品中的人和人的关系，颠倒地仅仅看成是物和物的关系，见物不见人，这就是商品拜物教。所以，人和物的颠倒是产生商品拜物教的根本原因。这样，马克思通过分析批判资产阶级“以物为本”的价值理论，从而反映出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这一最根本的特点。
透过商品的物的表象，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经济关系，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伟大之处。列宁曾经说过，“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是一种透过物与物关系的表象而揭示出人与人关系的科学理论。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突出的是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根本的价值追求，也就不言而喻地将人当作了全部历史活动和现实活动的本源和中心。而人作为全部历史活动和现实活动的本源和中心又主要是通过他的劳动活动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人类劳动的评价体系，自然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明显地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突出了价值创造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人的首位性。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劳动是人类所特有的行为和关系，人或者劳动者始终是劳动的主体。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就是说，人类的劳动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把自然物质变成适合人类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人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的。可见，人的劳动是劳动过程中最主要的要素。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劳动者或者说劳动力，不是一般的生产要素，而是主导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因而，劳动价值理论比任何别的价值理论都更尊重人、重视人、依靠人，体现“以人为本”的最高原则。
二是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是他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也是我们认识劳动价值理论“以人为本”这一核心内容的关键。马克思一方面从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的活劳动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过程中，劳动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离开了人的劳动，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角度揭示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这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就又从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角度阐明了人类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三是在肯定和论证价值的社会性过程中，揭示出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其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社会的人。价值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体现以物为载体的社会关系。这是十分深刻而科学的论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阐述，是从分析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细胞人手的。作为有形的商品，表面看来是一种物，但是在物的背后，却蕴含和体现着丰富的经济关系。商品不仅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产品，而且是劳动交换的中介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载体。商品是人类劳动的创造品。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劳动，就无所谓商品、价值问题。马克思指出:“使用物品当作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是它绝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
马克思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对待价值这一范畴也是如此。马克思认为，价值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价值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同物结合着并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把商品价值看成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
价值的社会性还规定了人类的劳动必须符合社会运行发展的需要，符合社会运行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关于价值的社会性，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不仅从价值的质上揭示出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而且揭示出价值的量即“劳动本身的量”不是由各个商品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并通过“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范畴，揭示出在价值量的规定上，人类的劳动也必须符合社会运行发展的需要，符合社会运行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这样，马克思就又从价值的量的规定性上揭示出价值的社会性的特点，从而揭示出他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所指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社会的人。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影响了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影响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早期开拓者。
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在其1957年的《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的著名论文中，对美国19091949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中，人均资本贡献仅占1/8，而7/8则归因于技术进步，这就是所谓的“索罗技术进步残差”。正是这一残差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关注。
为了揭示“索罗残差”存在的秘密，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将“索罗残差”的存在归结为由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知识效应。保罗·罗迈尔则把知识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考虑。舒尔茨与罗迈尔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探索“索罗残差” 存在的原因。前者强调的是通过教育途径所传播的作为外生变量的公共知识与准公共知识对“‘索罗残差”存在及其扩张的意义;后者强调的是在劳动者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过程中内生的专业性、特殊性知识对“索罗残差”存在及其扩张的意义。
经济学家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独立因素纳人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加细微的、计量的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索罗的技术进步理论结合起来，具体化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指出这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从而揭示出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人力资本理论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具体体现，但不论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还是索罗的“技术进步残差”，不论是罗迈尔的“内生的特殊性知识”还是卢卡斯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他们的这些理论和概念均受到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依据其劳动价值理论把商品的价值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剩余价值是商品的价值减去资本家的预付资本之后的差额，其来源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在分析方法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出，剩余价值不会来源于资本家用不变资本所购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因为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价值只能转移而不会增加;剩余价值也不会来源于资本家用其可变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因为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剩余价值只能来源于资本家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就是价值的创造，而且能创造出一个大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同时，技术越进步，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个差额也就越大。而不论是罗迈尔所强调的“内生的专业性知识”和卢卡斯所强调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其实质都是体现了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力使用价值方面的一些新特点。所不同的只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首先阐明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然后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建立起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而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是先从现象形态上提出“索罗技术进步残差”问题，然后再进一步深人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而其共同特点都是强调在经济增长中劳动者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体现的是“以人为本”这一经济思想。因此，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从思想到概念都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所体现的“以人为本”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特别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特点就更加明显。
舒尔茨是从探索经济增长和社会丰裕的秘密而逐步踏上研究人力资本道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是为了反对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对经济增长的悲观论调，而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的一条全新的思路。这正如他在《人力投资》序言中所指出的:“人们对食物、能源、空间和地球上其他物质财富抱有很多忧虑。这种忧虑并不新鲜。在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就很令人信服地表示过。对主要是根据地球物质生产力下降的评价而作出的预见，我是拒绝接受的。因为正确的评价必须考虑人类应付地球上物质财富变化的能力。这些能力是被‘地球观’的评价所忽略的。全世界人民的后天能力的提高，实用知识的进步，是未来经济生产率及其对人的福利贡献的关键所在。” 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了过去把人力资本投资排除在投资内涵之外的片面性，他说:“仅仅使用这些‘纯化’的有形资本存量估计和所用人时的估计来解释美国实际收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学家遇到的无数迹象表明，人力资源的质量改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人类的未来不是预先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的，而是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的。”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是为了实现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提出的一条全新的思路，对西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一个很大的理论贡献。而舒尔茨对西方科学发展观的这一贡献又是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影响下完成的。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和马克思劳动力概念是极为相似的，都是强调这种人的能力或劳动能力只能存在于劳动者身上或者说存在于“活的人体中”。第二，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和马克思劳动力价值构成的内容也是极为相似的，都是强调“我们称之为消费的大部分内容构成了人力资本投资”，强调“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三，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马克思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论述极为相似，都是强调人力资本、强调活劳动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第四，舒尔茨人力资本数量、质量的论述和马克思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论述极为相似，都是强调劳动力质量，强调复杂劳动的重要作用。第五，舒尔茨关于“劳动者成为资本的所有者”的论述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也是极为接近的，他们都是从研究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人手，而深入到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第六，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一种评价机制高度评价了人的劳动，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种评价机制高度评价了人力资本。
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正在迫使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不得不重新回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轨道上来，证明了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对当代人类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以人为本”思想对我国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意义
实现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资源，从本源的意义上看不外乎有两类，一类是自然资源，一类是人力资源。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特别欣赏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一句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自然资源总是要呈现出逐渐减少，甚至是日趋枯竭之势，而人力资源却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日趋丰富和不断提高的。以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来弥补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以无限供给的人力资本来克服自然资源稀缺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们的重要指导思想，它的提出和广泛认同，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而科学的发展则将是永恒的主题，但科学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它既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又以人的发展为手段。因此，人及其劳动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没有人类参与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物质变换，是自然进化;只有人类参与并按照人的目的进行的物质变换，才能称为“发展”和“科学的发展”。
人及其劳动是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马克思是从劳动出发去说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克思还把工业看成是完成了的劳动，或者说是劳动发达了的形式。因为工业较少地依赖于自然环境，而充分地表现出人的创造力量，所以马克思认为，工业是认识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
马克思还从哲学高度阐明了人是劳动的主体，资本资源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的媒介。而且资本资源实质上是劳动主体的延伸，是人对自然控制的表现。可见，马克思把人和劳动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提到空前的地位上，他本人甚至称自己的经济学是“劳动的经济学”。
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关于人和人的劳动的精辟论述、关于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无疑应成为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思想。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仅揭示出，应当把劳动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而且总是强调当社会财富的创造愈来愈由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脑力劳动为主时，科学劳动和管理劳动的伟大作用。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阎他又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马克思还多次论述资本家的管理、指挥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资本家作为共同劳动的指挥者，其劳动是社会化生产中必要的;另一方面，他进行管理与指挥，又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前一重性质的管理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 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 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 [3]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5）03-0001-05
同志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面对经济社会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处于深刻变革之中，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的比较和冲突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为了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提供精神保证， 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要构想。党的十最终确立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也是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现实力量。其中，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需要坚持科学精神，这是因为，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发展，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一个重要方面，都渗透着科学精神的力量。
一、倡导科学的精神价值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遗产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兴起100周年。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 作为中国思想现代化的源头，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其中，确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价值地位，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目标。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华民族受尽屈辱与苦难。痛定思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为世界他国所敬仰的天朝上国了，要想抵御外侮，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向西方学习。从魏源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来，人们开始逐渐学习接受西方的事物。然而“洋务运动”、“”的失败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从根本上改变国民性才是苦难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富强之路的观念保证。从而，新文化运动的先哲们大力呼吁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到中国来。
按照今天的标准，新文化运动的先哲们请来的“赛先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科学，而是人们针对中国的社会状况，选择一些现代科学中的元素，重新加以阐释，用来作为批判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批判长期统治中国人的儒家思想和民间信仰，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建构新的民族精神的一件思想武器”[2]。也就是说，这位中国特色的“赛先生”本质上是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代名词，引进“赛先生”的目的在于利用科学精神传播新的文化价值观念。
新文化运动的先哲们之所以希望把“赛先生”请进中国，首先是因为他们相信科学与社会进步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来，科学作为现代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渗透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其次是因为他们相信，“科学与成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依靠科学知识，一个民族就能获得成功，就能真正得到发展”[3]。第三是因为他们相信，科学与每个人的心智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它的影响，千百万人的成功依赖于它；而且，我们的整个人生观早已不知不觉地普遍受到了这种宇宙观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自然科学而强加于我们的”[4]。
20世纪初的中国，科学既不普及，也不发达。一方面，许多普通民众甚至不知科学为何物。另一方面，“洋务运动”、“”把科学仅仅看作器物层面的弊病，已无法成为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基础。许多沐浴过欧风美雨，亲身领略过现代科学的巨大力量的先哲，对科学及科学精神认识颇深。比如， 有的学者明确指出：“科学似乎应该分四层：一是科学精神，一是科学方法，一是科学本身，一是科学的应用，所谓科学精神，便是实事求是的态度。”[5]还有的学者指出：“科学的精神在于抛除成见，服从客观真理。研究科学的人一定是平心静气，拿极公平的态度、极细密的眼光去处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因为不如此便不能得很好的结果。人类经过科学的训练以后，可以养成谨慎、忠实、公正诸美德。”[6]他们认为，科学精神进入中国，必将开启民智， 使广大民众摆脱传统观念束缚，建立新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为中国的强盛奠定观念基础。
为了传播科学精神，许多新文化的先哲不仅纷纷参与科学事业，投身科学教育，而且在“科玄大战”中为科学及科学精神摇旗呐喊。“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爆发的一场围绕着“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展开的著名的思想论战。“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思潮：现代新儒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初步展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和一些观点时常出现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之中”[7]。在论战中，“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成员都坚决驳斥了“玄学派”坚持的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的主张，强调科学对人生观有积极的影响。丁文江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8]任叔永认为：“不但是因物质科学的进步，间接地把人生观改变，直接的科学自己还可以造出一种人生观来。”[9]即使持玄学立场的梁启超也承认：“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10]这场论战表明， 虽然玄学派对“科学万能论”的拒斥有借鉴意义，但玄学派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方向已非大势所趋；而“科学派”对科学的认识虽然不无偏颇，但它为现代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特别是“唯物史观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奠定的基础，尤为值得称道。
当然，科学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精神在中国的确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上半叶，在内部军阀割据和外来侵略的双重压力下，赛先生同德先生一样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并没有真正扎下根来。虽然启蒙理想没有完成，然而，科学与民主的种子已经播下，新的现代价值观念已经萌芽。新文化先哲们对科学及科学精神的倡导已经成为宝贵的历史遗产为人们所铭记。正如所指出的：“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广大青年要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11]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渗透着科学精神
当今世界，随着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 文化与价值观竞争开始出现并越来越激烈。特别是，今天的文化与价值观竞争已经超越文化自身，涉及国家安全和综合实力。从而文化与价值观竞争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竞争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科学的价值观念体系，它的凝练渗透着科学精神。
曾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12]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始终力求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首先体现在“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13]。任何文化都蕴含着自身独特的价值观。作为价值准则和价值标准，价值观不仅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追求，而且可能影响其未来发展的方向。比如，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推崇的价值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则是西方近代以来盛行的主流价值理念。正是由于不同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存在，塑造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的国民性格和民族精神，引领其国家与民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一切优秀的价值观念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和具体内容，是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继承人类以往的文明成果而提出的。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是科学的、合理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还具体体现在科学精神成为了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着力点。一方面，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为基础，通过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等形势，科学谋划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与思路，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状况和长远目标，才有可能为最终确立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奠定现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通过打破一切旧有观念的束缚，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融入和引领全球化的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个体系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本身也渗透着科学精神。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不是价值理念的随意堆砌，而是有着内在逻辑的科学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三个层次的价值诉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诉求，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1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诉求，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要实现这些价值，需要以科学精神为支撑。自由、平等、公正是人类永恒的期盼，坚持科学精神有助于人们准确把握自由、平等、公正的本质。法治则意味着依据法律治理国家，坚持科学精神有助于实现法制建设科学化，为真正建成法治国家奠定科学基础。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需要融合科学精神。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因此，只有科学认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真正内涵以及倡导这些价值理念的意义与必要性，人们才能更有意识、有动力去实践这些价值。
总而言之，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个层次共同构成了紧密相联、缺一不可的内在的逻辑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结构严谨，内容丰富，其本身就是科学的。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坚持科学精神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在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谓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使全党全社会理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理念和精神实质。所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价值理念。实际上，无论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需要坚持科学精神。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们所信奉和坚持的价值观念往往来自于他们的生活实践的升华和总结。而坚持科学精神有助于人们提高认识能力，增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认识现实问题产生的根源、实质，理性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清醒意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突破，从而，为全党全社会认同和接受核心价值观奠定科学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表述简单明了，但本质上却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它在公民个人、社会、国家等各个层面上都提出了明确、具体、全面的价值要求。要想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实质， 要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论化的价值观念体系变成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需要运用科学理性的方法，在深刻理解各个具体价值观念的内涵与外延基础上， 认真分析各层次内部各个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各层次观念间的内在关系，从整体的角度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系统工程。
第一，培育和践行国家层面的价值诉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需要以科学精神为前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首先意味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话语权，意味着人民的富裕和有尊严的生活，而要实现这一切离不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支撑。纵观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靠“科技立国”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上，中国的“四大发明”曾经作为照亮西方文明的曙光而惠及世界，当然，“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依然记忆犹新。“科技是国家富强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当前，积极投身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浪潮之中，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极佳的方式。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和谐即各得其所，意味着稳定与有序。而要实现这一切，一方面需要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为基础。古人云：仓廪实，知礼节，而物质生活的改善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的现代制度建设作有力保障，而在这些方面都离不开现代科学的方法和精神的有力支撑。
第二，培育和践行社会层面的价值诉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同样大有用武之地。一方面，培育“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精神既要克服传统封建主义余毒的消极影响，又要与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划清根本界限。因此，只有采取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克服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所需要跨越的困难与障碍。另一方面，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必须坚持科学精神。现代科学已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例如，科学研究中的自由探索精神；勇于向权威挑战、只服从真理的平等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公正、法治精神等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科学万能论不是科学”，更不代表科学精神，因为“科学万能论鼓吹科学所不能做到的事物，夸大了科学的作用和范围，这种理论歪曲了科学当中最令人尊敬的部分”[15]。真正的科学精神对于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有助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的践行。
第三，培育和践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诉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科学精神所具有的正能量的作用同样不容低估。这是因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虽然体现的是公民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但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时代，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对经济社会全球化竞争，无论是“爱国、敬业”还是“诚信、友善”都具有区别于传统价值的新的、更丰富的内涵。科学精神有助于我们认识和践行这些价值的时代内涵。一方面，科学精神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让“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更好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如所概括的：“马克思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界涌现出许多受到人民爱戴的科学家，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时代精神，影响的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16]另一方面，人类观念史的发展表明，思想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科学精神要求我们，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要尊重价值观念演变的客观规律，不盲目，不急躁，踏踏实实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因此，每个现代公民，除了需要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外，既要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要尊重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深层的精神内涵。
总之，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以科学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科学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真正奠定共同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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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引自林宰平.读丁在君先生的《科学与玄学》[A].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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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丁文江.玄学与科学[A].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p53～54.
[9]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A].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p128.
[10]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A].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p139.
[13].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p13.
【关 键 词】小学语文；教科书；主流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4-0096-03
一、教科书——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文本表达
教科书是根据教学指导性文件编写的系统的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图书，是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是从一定社会文化里选择出来的材料，是经过特殊筛选，加以定式化、组织化的社会共同经验。既然是经过筛选出来的社会经验，就必然会带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取向，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一种文本表达的载体。随着不同时代主流文化的变迁，教科书内容也发生着相应的“取舍”，成为我们国家、民族在不同时代所偏好的道德情感、政治态度及社会价值观反映的缩影。美国学者阿普尔认为，教科书就是“属于特殊人群的合法知识”的化身，教科书传递的知识是受到统治阶级隐藏的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控制的。教科书分析的内容可以是教科书所表达的思想，也可以是教科书没有表达的思想或者是回避的思想、观念。那么，作为我们国家的小学生使用的语文教科书，其中体现的价值观源自哪里，它又是怎样呈现的，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很值得去探讨。
二、教科书中价值观的来源
教科书作为师生教与学过程中的主要材料，由于是依据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编写的，其内容选取、知识的呈现与设计等必然严格遵循着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规定，同样，教科书中体现的主流价值观在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中也有着相应的规定。
教学大纲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规定学校各门学科的目的任务、教材纲目和教学实施的指导文件，它以纲要形式规定各学科的知识、技能、技巧的范围和结构，体现国家对各科教材与教学的基本要求。 课程标准是国家关于某一教学科目的纲领性文件，是国家对课程的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也是国家管理和评价教育质量的基础性文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沿用教学大纲，2001年正式改名为“课程标准”。
笔者通过搜集建国以来国家颁布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课程标准，通过对文件中关于培养目标、教学目的以及对教学任务的规定，来分析教科书主流价值取向，同时摘录其中体现主流价值观的关键词及出现频次进行归纳，如下表：
教科书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倡导的一个重要载体，在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上主要反映在其教学目标的规定上。由于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预期达成的结果，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社会寄予学生发展的种种希冀在这里清晰可见。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的依据，通过以上对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梳理，发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等文件层面体现的19个小方面可以归结为两大方面，即政治层面的价值观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观要求。其中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及其领袖、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历史文化、热爱本民族语言、爱劳动人民、革命传统属于政治层面的价值观培养目标，而热爱科学、爱护环境、热爱劳动、爱美的情趣、诚实俭朴、勤劳勇敢、爱护公共财物、热爱集体、高尚道德情操、良好的意志品格、创造力、健康的个性则重点是个人身心发展层面的价值观要求。总的来说，教科书所框定的价值观是个人层面与国家民族政治层面价值要求的统一。
具体来看，出现频次最多的是热爱祖国，出现9次；其次是热爱社会主义，出现6次；接着是热爱科学和热爱共产党及其领袖，均出现5次；最后是热爱劳动、爱美的情趣和爱劳动人民，均出现3次；除此之外，其余的体现主流价值观的关键词仅出现1次。由此说明：建国以来一直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科学和热爱共产党及其领袖；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进入2000年开始，创造力和健康的个性作为新的主流价值观在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上的体现，说明新课改以来开始加大了对小学生身心健康和创造力的培养与重视。
三、教科书中价值观的呈现
（一）呈现哪些主流价值观
对于小学语文教科书体现的主流价值观有哪些，学者们对此著述颇丰。傅建明认为，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蕴含了这样一些基本价值取向：个人的价值标准，包括诚实善良、坚毅勇敢、立志敬业、自立自强、俭朴节约等；个体与他人的价值标准，包括尊老敬幼、团结互助、谦虚宽容等；个体与国家、世界的价值标准，包括热爱祖国（爱家乡）、热爱中国共产党、无私奉献、民族团结等；个体认知过程的价值标准，包括热爱科学（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等）、客观辩证地看问题、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辨别真伪、追求真理、尊重自然规律等。李广认为，人教版小学语文体现的价值取向类目共38项：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自然；科学知识；自强自立；认真细致；环境意识；热爱领袖；聪明智慧；热爱劳动；诚实守信；表现自我；珍惜时间；两岸亲情；哲理；珍爱生命；自信乐观；民族亲情；质疑探索；学习兴趣；谦虚宽容；坚毅勇敢；高尚人格；思想方法；合作精神；国际理解；奉献精神；理想愿望；热爱和平；辨证唯物；怀念童年；勤劳善良；破除迷信；尊重“小”；尊重个性；自由想象；爱情。概括较全面的是国内学者伍俏玲提出的价值范畴，即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世界、自然、其他这价值范畴。其中，“个人”范畴包括品德人格、智识能力、身心素质和审美追求；“家庭”范畴包括长幼互爱、同辈关怀和亲友情谊；“社会”范畴包括个体关系、团体规则和社会现象；“民族”范畴包括民族精神、民族共存和民族文化；“国家”范畴包括爱国精神、革命事业和国家文化；“世界”范畴包括了解世界、国际文化和人类福祉；“自然”范畴包括科学知识、生物知识和地球资源；“其他类”范畴包括历史经典、文艺欣赏等。
（二）为何呈现这些主流价值观
学者们对教科书中呈现的主流价值观已经是“述备矣”。之所以会呈现出如此多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教科书编写忠实的依据大纲等文件的规定。从教科书体现的主流价值观来看，教科书编写忠实地遵循着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中规定的价值要求在教科书中完全体现。以伍俏玲的范畴为例，在课程标准和大纲梳理出的19个关键词中，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及其领袖、热爱社会主义、革命传统这些均包含在价值范畴中的“国家”这一价值范畴中，热爱科学可以包含在“自然”这一范畴中，热爱历史文化与热爱民族语言均可包含在“民族”这一范畴中，其他如热爱劳动、爱美情趣、诚实俭朴等均可包含在“个人”这一范畴中，体现的是对个人品德、人格、道德情操上的价值要求。
其次，多元文化社会的需要。当今时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日新月异，由此信息流通越来越发达，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使得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层出不穷。我们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必然需求各种不同的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些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就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就是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包括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不断涌现，反映在课程上，即教科书蕴涵着多种多样的价值取向，诸如前面学者提到的环境意识、表现自我、尊重“小”、尊重个性、自由想象以及爱情等。
最后，对儿童的身心发展的极大关注。自从国家2001年新课改以来，在课程与教学领域加大了对儿童的关注，包括对儿童的课业负担以及各方面素质发展的关注，也反映在教科书中对儿童经验世界的关注，很多课文中表达的价值取向更加突出从儿童身心的成长出发，甚至在人物的选取上举出一些儿童可以伸手触摸到的现实生活的人物，如“刘翔”等，这也是课程编制价值取向上的一个必然走向。
（二）如何呈现这些主流价值观
翻开小学语文教科书，无论是课文中出现的人物还是插图，甚至是课后的练习部分都渗透着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笔者以教科书中出现的“人物”为例，可以看到，有大禹、孙中山、邓小平这样名垂青史的改革者；有李时珍、李白、徐悲鸿这样勤奋好学的才子；有王二小、刘胡兰、赵一曼这样视死如归的英雄；有司马迁、海伦·凯勒、霍金这样身残志坚、逆境成才的强人等等，这些人物体现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中华名族、勤劳勇敢、坚强刻苦的精神品质。
如果从教科书中大的方面来说，主流价值观体现在插图、人物、课后练习方面，那么细节上还通过课文中标题、人物内心活动描述、人物对话等来反映主流价值观。
以上笔者只是粗浅的对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体现的主流价值观作一探讨。不过，综合其价值观的来源与呈现，笔者有一点要说明：教科书在遵循着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规定的同时，其实也在创造性地超越着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学者们对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梳理的价值观，很多在教学大纲或者课程标准的目标要求表述中并未明显体现，如教科书中体现的环境意识、表现自我、两岸亲情、国际理解、自由想象等在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中均未有相应的说明，可以说，作为文本课程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忠实地遵循着理想课程（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同时也创造性地超越着理想课程，教科书的编写与使用在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指导下不断走向多元与生成，这也是课程理论在实践中体现的一种必然。
同时，从古德莱德的课程分类来看，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可以说是理想课程，而教科书是理想课程实施的载体——文本课程，从理想课程到文本课程的主流价值观体现这一角度，我们看到了课程实施中一种遵循与创生的积极取向，那么在课堂教学中，即在实践层面的正式课程中，语文教师对教科书中主流价值观的把握会是怎样，这应该是接下来需要去探讨的问题。
注释：
[1]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吴永军.课程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6（1）：131.
[4]徐继存，周海银，吉标.课程与教学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8（1）：28.
[5]参见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1954年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1955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初稿）、1956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1963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1986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1988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1991年中小学语文学科思想政治纲要、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相关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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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闪闪.教科书内容的时代偏向分析——小学语文教科书篇目“舍”与“取”的背后[J].新课程研究，2009（9）.
[3]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7）.
[4]伍俏玲.国内两套现行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价值取向研究[J].课程教学研究，2012（4）.
[5]徐继存，周海银，吉标.课程与教学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8（1）.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实效性
任何成功的实践必然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也是如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除了必须坚持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功能，实现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价值尺度之外，还必须认真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的客观规律，坚持按照科学尺度进行工作，才能保证其教育的实效性。
一、以知识教育为依托实现科学价值观教育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真理体系，又是方法论体系，同时还是价值观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包括知识教育、能力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等三方面内容。其中价值观教育包括理想、人生观、科学观、道德观和审美观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核心、目的和归宿。
以价值观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德育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价值观作为价值意识或价值认识的一种形式，它的形成或被接受是依赖于相关真理的。因此，以价值观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德育的基本形式是“以理服人”，而所谓“以理服人”，其主要内容则是对正确价值观赖以确立的相关真理的揭示、阐发和教育。wwW.133229.COM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中，“以理服人”集中地表现在通过知识教育即真理教育向学生揭示正确价值观并引导学生接受正确价值观的教书育人活动中。因此，知识教育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正在承担着价值观教育即德育的任务，承担着向学生阐发正确价值观赖以确立起来的相关真理的任务。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应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自觉地把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以实现教书育人的德育目标。
第二，价值观作为价值认识是一种主体性很强的意识，因此，价值观教育要努力做到“从受教育者的立场出发”去对学生进行说理教育，使学生能够认识到接受正确的价值观对于他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三，价值观作为价值认识的一种形式，其形成的机制是必须以对相关真理的把握作为它赖以形成、确立和被接受的前提和根据，这一特点决定了价值观教育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在地位平等的前提下通过对相关真理的揭示、讨论、思考和接受的过程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只能用真理的科学的和逻辑的力量去影响或征服受教育者，而任何企图以权威自居、居高临下的强加于人、说教压服的方式都于事无补，甚至适得其反。
第四，“以理服人”要和“以情感人”相结合才能更有效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二、以能力培养促进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巩固
能力教育对于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思维、判断能力是人们赖以从作为基础和前提的相关知识中概括、建构价值认识，形成科学价值观体系的必要智力因素。
在根据相关真理形成价值认识或建构价值观念体系时，思维、判断能力则是不可缺少的智力前提。这是因为，评价活动中不仅有知识要素、情感要素、信念要素、逻辑因素和非逻辑因素等观念要素的参与，还有语义分析、标准确立、获取信息、方法运用、评价推理、价值判断、检验修正等复杂的认识、思维的活动。由此可见，不具备一定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是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认识和建构起科学的价值观念体系来的。
第二，思维、判断能力是形成巩固的科学价值观念，并保证其不动摇和不断强化的必要智力因素。
价值认识主体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发展与变迁、世界范围内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重大事变对人的思想冲击等等，都会对人们的价值认识的形成、发展和巩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以往被普遍接受的正确价值观，在实践中受到冲击，人们对其正确性产生怀疑。二是以往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认识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价值认识，需要用新的价值认识取而代之。三是以往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在实践中发现了它的局限性和错误的方面，需要对它加以纠正和完善。
因此，德育工作不仅要正面引导、教育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还要教会学生在时代、社会环境和实践内容发生较大变化的条件下，对以往所接受的正确价值观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辨别、重新确立或进一步予以巩固和强化的能力。
第三，思维、判断能力是人们在实践中辨别和纠正错误价值认识，形成正确价值认识的必要智力因素。
总之，没有相应的能力为基础所形成的价值观是无根基的、不巩固的、带有盲目性的价值观，因而这种价值观是经不起社会生活的考验的，是不能在实践中充分起到正确的导向、驱动和制约作用的。由此可见，不以能力教育相配合的价值观教育就不能算是成功的德育。而只有把能力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相结合，以能力培养促进价值观教育，才能促使青年形成巩固的、经得起社会生活考验的正确价值观。
三、德育各环节相互配合、补充和促进的系统运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高校德育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德育与智育相结合的工作中必须实现各教育环节之间的相互配合、补充和促进的系统运作方式，否则就难以保证德育工作的顺利进行，难以保证德育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以外的其他教学领域怎样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果”的问题。
在高校教学领域中，“两课”作为学生德育的主渠道始终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但是，“两课”的教育成果常常会被其他课程教学中某些教师的错误观点所削弱，甚至抵消。
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历来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教学要点之一，并把它作为批判“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个人中心主义”等错误观点，进而引导学生树立集体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然而，在某些管理学课的教学中，竟有教师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当做管理学的哲学人性论基础向学生作正面讲解；把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和私有制基础上的“y理论的管理方法”(即“人本主义的管理方法”)不加分析、批判地照搬过来作为科学的管理学说介绍给学生。
再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上，教师把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始终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在其他某些经济类的选修课、学位课上，竟有教师把“不搞私有化，就不能建成市场经济”当做正面观点加以发挥。
在某些文史类课程的教学中，也常会见到教师在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时脱离社会生产方式，否定阶级分析观点，抽象地评说历史的现象。如把中国封建社会的趋稳性说成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把宗教信仰说成是由于人性的内在要求而产生的；把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需要层次论”说成是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普遍模式，等等。这样的教学内容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认识论，而且会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成长起有害作用。
在理工类课程的教学中，教师若没有明确的德育意识，不仅会丧失德育教育的有利机会，还会使一些有害观点对学生思想品德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某些教师脱离时代和文化背景，片面地强调天赋、灵感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撇开人类、人民利益的价值尺度宣扬科技至上的观点；无视国家、民族对科学家思想情操和知识技能成长的影响，鼓吹科学家无祖国、科学家是“世界公民”的观点；在科技领域中宣传一切惟欧美马首是瞻和主张“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等等。这些错误观点十分不利于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此外，在课堂教学之外的学生成长领域中，党团组织和辅导员、班主任在这支思想教育工作队伍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支队伍目前却难以很好地完成其职能。这是因为，除了队伍本身不够稳定，工作投入不够，工作不安心等因素之外，关键在于这支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还有待于提高。这种状况致使在课堂教学之外的这一学生思想品德成长的广阔领域中，出现了德育的相对薄弱的环节。因此，建立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高校德育系统工程是当前加强高校德育工作急待完成的重要课题。
四、“两个课堂”和“两个队伍”相结合
所谓“两个课堂”相结合是指学校教学小课堂和社会实践、社会教育大课堂相结合；“两个队伍”相结合是指教师队伍和党团组织、班主任和辅导员队伍相结合。“两个课堂”和“两个队伍”相结合是促进教书育人实效性提高的一条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只有与社会实践的大课堂相结合，才能显示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力量。主要包括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理论课教师参与学校和社会的思想教育工作、理论课教师紧密结合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教学、开设关于现实重大问题的专题讲座、完成校党委给予的特殊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等等。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只有与学校的党团组织、班主任和辅导员等学生工作队伍紧密结合，才能了解学生思想实际，才能使思想理论教育真正具有针对性；才能使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全方位、立体化的系统工程。
五、教书育人过程中的德育主客体交替与互动
所谓“主客体关系是交替式的复合关系”，是指在现代道德教育中，传统的“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教育模式被打破了，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是一种平等的主客体关系，学生不仅以教育过程的客体身份参与教育过程，而且学生还同时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接受道德观念的主体的身份参与教育过程。
认识到这一点，对促进德育工作成效的提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教师与学生必须以一种平等的、朋友式的身份进入德育过程，使学生在德育活动中处于一种平等交流、共同探讨和主动接受思想道德观念的状态，这样才能有效地使学生消除逆反心理，主动地接受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
第二，教师必须在深入了解教育对象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说理内容和形式、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手段、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和模式，充分调动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兴趣、需要、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最佳的德育效果。
所谓现代道德教育是“主客体间的双向互动”，是指在现代德育工作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相互替代、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教师在一定条件下也需要向学生学习，因为学生特有的某些认识或思想道德观念有时也可能是反映了发展了的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而教师却面临着观念更新、接受教育的现实要求。因此，德育的主客体互动规律要求教育者、教师一方面必须经常地审视自己的教育内容、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是否仍然保持着其代表社会生活规律的要求和社会生活未来的先进性；另一方面还必须经常地审视和研究产生于社会青年一代中所具有的普遍性、深刻性的新的思想道德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对它们应采取的态度，必要时还必须善于虚心向年轻一代学习，甘作自己学生的学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德育工作的先进性和实际成效。
六、鼓励个人多样性价值取向与坚持主导价值观教育相结合
正确的价值观是个人价值观的特殊性与社会价值观的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对于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说，其中占有支配和决定性地位的内容是正确地反映人们共同的、本质的需要的价值观念，它们统摄、制约着价值观的其他层次或方面。因此，这种价值观必然是既反映了人们需要的特殊性、多样性，同时又体现了人们需要的普遍性、一致性，因而是个人价值观的特殊性和社会、集体价值观的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例如，对于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来说，每个人在实际生活中完全可以偏爱不同职业、喜欢不同风格的交往方式、欣赏格调异趣的艺术作品、褒贬不同的生活习惯、追求各具特色的个人发展模式，等等，这是其价值观的特殊性的表现。但是，他们在社会政治理想、人生观、科学观、道德观、审美观等方面则具有共同的、一致的价值观念，即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共同的、本质的需要的价值概念，而且后者统摄、制约着前者，前者则服从后者的要求。
“鼓励个人多样性价值取向”意味着承认个性发展及其多样性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坚持主导价值观教育”则意味着在鼓励个性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在主导价值观如理想、人生观、科学观、道德观、审美观等方面坚持进行统一的、一致性的正确价值观教育，只有这样德育才能做到为促进社会进步培养优秀人才的任务。
要做到这一点，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德育实践中应把引导、帮助和教育人们确立起包括理想、人生观、科学观、道德观、审美观等主导价值观在内的价值观念体系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来抓。
第二，要把坚持主导价值观教育的工作与鼓励受教育者个人的个性发展、多样化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相结合，促进受教育者在主导价值观的影响、制约和决定性作用下个性的全面的、多样化的发展。
第三，必须注意引导受教育者在发展个性、追求多样化的价值目标时，要始终与主导价值观尤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正确的科学观、集体主义人生观和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观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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