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起步很早，较全国和全市综合治理工作都先行一步。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以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带领全区各单位、各部门将综治工作蓬勃开展起来，社会治安秩序不断得到优化，居民的安全感、稳定感普遍增强。经过20年平安建设取得的成绩，***区政府被中央综治委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地区，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区综治委及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结果，更是全区各单位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良好成果。***区各级党政领导对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区安全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进入新世纪，以领导责任制为龙头的“四位一体”责任体系和工作格局已经形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逐步健全，基层基础工作更加规范，安全创建活动更加扎实，社会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局面基本形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深入开展，促进了全区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
一、坚持“严打”方针，保持全区良好社会治安秩序
**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近年来，全区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斗争和集中统一行动，***分局打击违法犯罪嫌疑人数和破案绝对数连续多年保持全市领先地位。各政法部门也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盗窃、抢劫等多发性犯罪，依法从重从快严惩了一批犯罪分子，有效遏制了刑事犯罪的高发势头，保证了**区社会治安的良好状况。
二、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消除各类事故隐患
区市委、区综合执法大队和区教育局等部门通力协作，结合全区实际情况，彻底拆除了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的各种违章建筑，取缔了校园周边各种无证小商贩和摊点，加强了对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饮食店的监督管理，有效地保证了中小学生和幼儿的人身安全。交管河西支队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进学校活动，深入全区中小学进行交通安全教育，举行“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我们承诺不跨护栏”签名活动，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交警们坚持对机动车乱停乱放、占用盲道停车、占路摆卖等交通违法行为给予专项治理，实现了重大交通事故大幅下降的目标。
**区政府以预防为主，全面提升全区治安防范水平。区委领导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加强防范才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治本之策，因此，一直把加强治安防范工作放在突出位置。首先，全区大力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在各街道社区配备社区民警担任居委会副主任职务，以更好地做好居民区的防范工作。与此同时，区政府还在全区老居民区推行准物业管理，对列入区政府综合整修改造的社区，由房管部门转制的物业公司实施了准物业管理，实行了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民警“四位一体”管理模式，有效提升了物业小区的管理水平。为解决商业繁华地区的治安问题，区综治委在推行了“区域治安联防”工作机制，整合了区域内的治安力量，加大了巡控力度，强化了技防手段，刑事和治安案件大幅下降，群众购物、休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全区还建立了平安**区志愿者队伍，共招募***人，使之成为***区群防群治工作的重要力量。
三、做好教育服务工作，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
近年来，***区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使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学校及周边治安环境等综合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找到了有效的解决办法，消除了**区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截止**年底，***区完善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四级帮教组织网络，各个街道社区每年都开展“真情帮教、关爱温暖浪子心”活动,为生活确有困难,就业需要帮助的帮教对象及时提供救助解困工作，为生活困难的刑释解教人员送去生活必需品，发放一次性困难救助金。经过多方努力，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得到有效控制。
四、搞好综治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广大人民群众明白这项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乐祥和，是一项最实际的惠民工程，宣传、引导群众关注、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和全民防控体系，这也是搞好综治工作的社会基础。同时，在区委其他工作举措中，如，对违法青少年的“挽救工程”、对社区矫正以及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使党的教育、挽救政策深入人心，极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进一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使***区的综治工作跨上新水平，**区在工作中通过坚持创新，积极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创新工作中，除了管理体制、工作机制的创新外，区委还进行了载体创新、形式创新、活动创新，使***区综治工作向基层、向单位甚至向广大市民的心灵深处延伸，从而形成各单位、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在这方面，基层单位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如，天塔街把“平安建设”和各项工作相结合的做法、越秀路街设置调解站的经验、公安河西分局对轻微违法青少年的“挽救工程”、解放南路物流区的治安自治联防等，这些经验对推动全区综治工作上水平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全区通过建立居委会、警务室、流动人口管理站、调委会、物业管理站“五位一体”的社区治安管理和警民联动工作机制，有效的加强了社区治安防控，实施小区亮化、建治安岗亭、巡逻值更、安装防护栏、安装电子监控设施等“安居工程”，有效控制了入室盗窃等多发财案件的发生。
***区于**年，提出了加强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的8项重点工作，发动全社会关注和参与预防工作，进一步了完善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体系，达到了正确引导教育青少年，促进他们健康成长的目的。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并且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司法行政队伍和司法行政工作必须适应现阶段形势需要，进一步明确执法指导思想，坚持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干警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这对于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持政法队伍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辩证角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各类，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尽快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妥善调处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纠纷，成为司法行政机关日益迫切的一项任务。社会管理、经济管理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滋生和诱发违法犯罪的因素的客观存在，都提醒我们，司法行政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长期而艰巨。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求日益增强，对司法行政机关公正执法的能力和水平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我国经济充满生机活力的同时，市场经济利益法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行政队伍难免受到影响。干警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动摇，都可能使执法目标和方向发生错误，法律服务的手段和宗旨都可能被错用和扭曲，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坚持不懈地狠抓队伍建设，司法行政队伍的总体素质不断提高，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应当看到，司法行政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执法和服务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为，甚至执法犯法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往往与一些干警执法理念出现偏差有直接关系。应对新挑战、适应新要求，需要用科学、先进、正确的法治理念武装干警头脑。坚持并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我们的头脑既是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多年来，同国外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接触，一方面使我们有效地借鉴吸收了其有益的部分，促进了我国立法和执法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西方各种法治思想给我们的法治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执法实践中，有的简单套用西方的一些“法律术语”，造成执法思想和执法活动的混乱；有的片面崇尚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不从我国国情出发，主张全盘照搬照用，甚至对一些建立在资本主义本质基础上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思想，如“三权分立”、“政治中立”等，也丧失了起码的政治鉴别力。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打着司法改革的旗号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利用个案炒作诋毁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形象，企图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和影响，以实现其政治图谋。在警惕西方法治思想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左”的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依然存在。在司法行政队伍中，有的人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有的人特权思想严重，群众观念和人权意识淡漠等。这些同样是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相容的。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对司法行政意识领域存在的问题需要正本清源，用正确的法治理念统一干警的执法思想，牢牢掌握政法领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法工作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结构转型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
（二）利益多元化的挑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高度均衡、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利益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个体利益的合法性，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个体利益凸显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从高度均等逐步演变成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分化越来越大。面临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将日益复杂，协调难度将日益加大。
（三）民生建设带来的挑战。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发展型社会，在这个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开始全面快速增长。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公共产品的投入，人民群众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目前人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还存在着大量短缺，公共服务的有限导致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的凸显。
二、淄博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和主要成效
（一）全面实施“三大工程”，夯实社会治理根基。一是全面实施以网格化走访、网格化服务、网格化代办为主体的网格化治理工程。全市统一设立“镇办―村居（社区）―基础网格”三级网格，将机关干部、“两委”成员、政法干警等下沉到基础网格，一网多格、一格多员、一员多责。截止目前，各级网格员已走访群众110万余户，提供服务60万余次，代办各类事项55万余件。二是全面实施以视频监控全覆盖为主体的信息化建设工程。整合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社会视频资源，集中建设集信息采集、视频监控、调度指挥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天候视频监控系统。三是全面实施以市、区县、镇办、村居（社区）四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为主体的社区化服务工程。市、区县和镇办建立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村居因地制宜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整合政法、综治、、维稳、民政、社保、计生等职能部门进驻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7大类90余项服务治理事项全部下放，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综合。截止目前，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已接待群众115万余人次，办理业务112万余件。
（二）落地贯通“四大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一是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科学发展、项目实施的前置条件，建立了市、区县、镇办和重点村居、企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点工程项目和重要改革事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全面评估，实现了“被动求维稳”到“主动创和谐”跨越。二是构建社会矛盾排查调解控制体系。全市建设立了由法院、公安、司法等10多个部门组成的社会矛盾化解专项小组，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协调会议制度。三是构建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全面推行“六小警务”、“一村一警”做法，全面落实责任民警、日常化巡查制度，完善信息预判预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治理、依法严打和社会治安防控“五项机制”，形成了全覆盖、全时段、网格化、数字化“两全两化”的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四是构建社会稳定督查考核奖惩体系。加强量化考核和动态管理，全市建立了“任务分解、责任到人、督导检查、调度通报、观摩评比、打分排名、考核奖惩”责任体系，实现了责任落实、督导、倒查、追究“一条龙”。
（三）完善提升“两大保障”，激发社会治理活力。一是强化法制宣传实践。在全市集中开展“学三法倡四德促五进”法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干部培训、媒体专栏、知识手册、手机短信、宣讲团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把法制宣传教育延伸到基础网格、到户到人，让法律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二是强化过硬队伍建设。以品牌政法队伍建设为突破口，从改进作风、提升能力、增强素质入手，在全市机关开展“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争创优秀服务机关”主题实践活动，着眼于打造“认真、专业、务实、廉洁”品牌政法队伍。
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目前，通过“三四二”工作格局的设置，淄博市对现有社会服务和治理体系进行了资源的优化整合，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所存在的资源配置重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同时还面临着社会治理的组织和人才基础薄弱、政府和社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晰、为民服务效能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以理念创新为动力，以方式方法转变为核心，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推动社会组织融入基层治理创新。目前我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起来。一是改革体制机制，也就是打破“双重”管理体制，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对于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了，直接到民政部门备案登记。二是限期脱钩。就是转变官办社会组织的身份，让社会组织真正回归民间，目前推进的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三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四是加大培育力度。现阶段，我国的基层社会组织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政府应继续坚持培育和发展的理念，为基层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扶持。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既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大量的社会实践看，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广泛化、诉求反映方式激烈化以及触发低、突发性强的特点。第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框架而言，应当立足于社会公正的理念，切实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只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才能够从源头上减小社会矛盾产生的几率，减弱社会矛盾的“烈度”，从而有效地稳住社会的基本面。
（三）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社区，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一要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尊重群众意愿。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首要前提。实施民生工程需要在广泛征求民意、全面摸清需求的情况下实施，这样，民生实事才能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群众才会满意。二要用心用脑用力，沉到一线抓小抓细抓实。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干部只有沉到一线，从细处入手、从小处抓起，把关系群众切实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三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热情。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不竭动力。为民服务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不能因干部调整、人员变化而使联系断了线、服务打了折，必须健全和落实长效机制，一以贯之地抓执行，使为民服务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分内职责。
参考文献：
一、坚持主要领导挂帅，提供组织保障
综合治理工作好与坏，领导重视是关键。2010年，区委紧紧围绕“创造稳定环境，建设平安xx”的综治主题，进一步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领导力度，确保了一方平安和稳定。成立以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张军为组长，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国汉为副组长，区政法各院局等17个职能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区综治办设立办公室，选派精悍力量组建工作班子，负责排查整治日常工作。在区里资金缺的情况下，抽挤出资金**元，用于解决综治工作和创平安工作的专项经费。
二、坚持制定工作方案，目标任务到人
综合治理工作成与败，责任强化是前提。一是在思想上摆正位置。将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了综治工作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阶段性工作重点，并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评；二是责任明确化。把目标管理职责和综治“打、防、建、管、教、改”等方面任务具体量化，层层分解，逐级签订综治目标管理责任书。同时，强化督查，严格奖惩。三是制度规范化。制定了综治办规范化建设基本标准，建立了各项工作制度。特别在重点整治工作方面，区综治委制定《关于开展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的方案》（阳综治[2010]3号），明确排查整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责任，提出四项工作措施，量化目标任务，达到“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头上有指标”考核目的。
三、坚持突出重点排查，力求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工作大与小，群众利益是信号。我们密切结合辖区实际，确定一批重点区域和重点问题，实行重拳出击，严打整治，不留死角，不留尾巴。同时，关注社区治安防控，全力压降发案。
1、在重点排查中，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今年以来，按照“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哪里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哪里”的原则，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区域性专项整治行动，集中力量，集中时间，依法实施稳、准、狠地打击。排查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共排点地区和部位14个，其中区级重点1个，街道（管委会）级重点13个，召开联席会议3次，开展大型集中整治行动2次，出动人员245人次，查处违法案件257起，破获罪案168件；查处治安案件127起，治安处罚335人；端掉“黄、赌、毒”窝点5个。
今年4月，结合文明创建，我区重点开展了“五小”（小美容美发厅、小浴场、小餐馆、小游泳馆、小休闲娱乐场所）场所、非法传销、非法行医和治爆缉枪等一系列集中整治行动。关闭“五小”场所143个；捣毁非法传销窝点49个，驱散传销人员586人；取缔无证行医108户，没收药品111件。全区没有发生有影响的“黄赌毒”治安问题，未发生危爆物品安全责任事故，金融单位内部没有发生被盗、抢案件，群众反映强烈的“黄、赌、毒”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2、在社区治安防控中，对“三防”（人防、物防、技防）建设，压降警情和发案工作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关于“三防”建设，第一次检查未完成专项工作目标的，向所辖街道（管委会）下发整改通知单；第二次检查未完成专项工作目标的，约谈辖区街道（管委会）负责人，现场整改。对连续三次检查仍未完成专项工作目标，且因工作滞后影响整个专项工作的，全区通报批评，并取消年度综治评先资格。关于压降警情和发案工作，凡辖区内有效刑事警情连续两周同比上升并超过预警值，街道(管委会)要组织辖区派出所、社区和相关综治单位开展一次集中行动，并将行动时间、方案事先报区综治办，事后报行动效果；凡辖区内的刑事警情连续三周同比上升并超过预警值的，街道（管委会）综治负责人要向区综治办说明情况，并在一周内组织2次集中行动；凡辖区内刑事警情连续四周同比上升，并超过预警值（同时高于全市平均值）的，街道（管委会）主要负责人要向区综治委说明情况，在一周内组织2次集中行动，并召开全街（管委会）动员大会，重点调度压发案工作。
为确保学校及周边安全防范不出问题，我区采取了五项紧急措施：（1）为每所学校增配保安力量，全区57所学校幼儿园拟聘请200名保安。（2）在未安装电子监控的30余所学校建设电子监控系统。（3）在学校设立警务室。（4）加强学校周边巡逻和守控。（5）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做好学校防范工作，发挥社区安保队员、“五老”志愿者、护校队等群防队伍的作用。
四、坚持集中力量整治，彻底根除隐患
上半年以来，我们主要在学校及周边、建筑工地及新建住宅小区、非法传销窝点、非法行医诊所、黑恶势力容易渗透的地方进行整治，打防并举，巩固整治成果。
1、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整治。今年3月福建南平事件发生后，区委、区政府高度敏感，要求各部门高度重视，同时责成综治牵头，迅速采取措施全面进行整治，确保我区学校及周边治安良好。区综治办重点开展了两个摸排。既：深入学校摸排问题查找治安隐患，有针对性的开展日常整治。摸排学校周边重点人群重点对象，落实管控，防患未然。
全区学校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以来，共打掉犯罪团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人，破案起。其中，刑事拘留人，送工读学校人。检查网吧369家（次），取缔黑网吧4家，收缴电脑等设备25台（套），2家违法经营网吧受到停业整顿的处罚。新设交通安全标识11个，并对部分交通设置以及警力部署进行了调整。取缔无证经营饮食摊点43个，清理学校周边违规占道165处。
2、建筑工地、新建住宅小区治安综合整治。
我区建筑工地、新建住宅小区治安综合整治有的放矢，严厉打击侵害建筑工地和新建小区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绝不允许“三霸”坐大成势。一是坚持重点建设项目环境整治“包保”责任制，落实“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限期整治”。二是深入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加大服务力度，深入推进企业、工地平安创建活动，促进企业、工地、小区内部安全防范工作。三是继续坚持“三建两审一挂牌”制度，为建筑工地打造治安防火墙。四是坚持“五个一”、治安防范、巡查联防三项安全管理制度，提高建筑工地的自我防范能力。
3、非法传销专项整治。突出城郊结合部、出租屋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打击传销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共查处传销窝点12个，遣散传销人员780余人，抓获违法犯罪人员15名，刑拘9人。同时，区工商分局各工商所联合街道对辖区开展了拉网式排查，防止传销人员向其它街道转移。
某县采取“八查八看八结合”方法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经验材料
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__县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要求全体干警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八查八看八结合”方法，认真搞好社会主义理念教育活动。“八查八看”即：一是查法律监督，看是否存在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力、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二是查执法宗旨，看是否存在群众观念淡薄，对群众冷硬横推、盛气凌人，耍特权、逞威风，不认真处理或者不公正处理群众的司法诉求的现象；三是查法制观念，看是否存在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不廉洁，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随意扣押、冻结款物，受利益驱动办案、违法违规办案；四是查服务大局，看是否存在执法不注意方式、方法，随意采取强制措施，不注重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五是查党性观念，看是否存在对中央的方针政策理解不深，对上级的要求和工作部署落实不力，敷衍应付，自行其是等情况；六是查工作责任心，看是否存在拈轻怕重，得过且过，不认真学习理论，不努力钻研业务，不深入思考问题，思想上固步自封，工作上庸碌无为；七是查工作作风，看是否存在抓工作不深入、不扎实，满足于一般号召，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八是查理想信念，看是否存在道德意识缺失，，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贪赃枉法等。“八结合”即一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结合起来；二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推动检察工作结合起来；三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推进检察改革结合起来；四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检察机关的规范化建设结合起来；五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检察机关“五化”建设结合起来；六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当前正在开展的学习__同志先进事迹活动结合起来；七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我院正在开展的争创省级文明单位结合起来；八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争创全国先进检察院结合起来。
采取“八查八看八结合”方法以来，__县检察院干警的工作作风更加过硬；执法理念进一步深化；执法效果有了明显提高。
[关键词]广东政治发展 30年 历史定位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005-05
从1978年到2008年，广东政治发展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顾过去，其历史定位何在？展望未来，其演变的趋势是什么？它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何关系？笔者尝试从评价其成就、分析其特征和总结其经验入手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历史成就
评价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历史成就首先需要确立评价标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为确立评价标准提供了重要的指南，他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P322-323）“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P213） 综合这些论述，结合学界的观点，同时采取学术的用语，笔者把评价标准确定为有效性（主要指政治系统在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效用，如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等）、合理性（主要指政治系统自身理性化的程度，涉及政治系统内部的机构设置、规则制定、运作机制、权力边界等）和合法性（主要指民众对政权统治的自愿服从、认同和支持等）。基于这三个评价标准，笔者认为，30年来广东政治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
从有效性看，在30年的广东政治发展中，一方面，政治权威的重构、法制框架的搭建为广东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坚实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改革的举措、宽松的政策和制度的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广东政治发展富有成效地促进了广东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换言之，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广东从贫穷落后的省份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极大地得益于广东30年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说，没有广东30年的政治发展，也就没有广东3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合理性看，在30年的广东政治发展中，随着政权组织架构的搭建与运作机制的完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结构的持续分化（如政企分开等）、政府机构的多次改革、政府角色的渐进转变，一个分工有序、有法可依、权力范围趋于有限、权力运转日渐有效、具有理性化特征的公共权力系统基本形成，这一权力系统不仅为广东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而且为广东政治向更完善的民主转型准备了重要的政治条件――一个有效的政权系统及其官僚组织（state bureaucracy）。因为“现代民主需要施行有效的命令、管制和提取资源。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有效运作的国家和国家官僚体系”。[3] （P10） 如果缺乏这样的政权机构和官僚系统，即使民主的制度得以建立，它也不可能正常运转。
从合法性看，在30年的广东政治发展中，一方面，随着广东立法程序日渐公开化、民主化和科学化以及立法质量的不断提高、执法部门不断强化依法行政和司法体制的逐渐改革，广东政治运行中的法治特征开始凸现；另一方面，随着执政党倡导思想解放、力主改革开放、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以及推行党内民主、广东人大制度的逐渐健全和强势运作、广东政协日趋活跃、基层群众多元自治、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媒体舆论空间相对开放等，广东已经成为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自治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实验地，公共权力运作中的民主元素渐渐增加。正是随着法治与民主的逐步推进，公民的各种宪法性权利获得了更多的制度保障，由此，广东民众对执政党和政权系统的认同度与支持度进一步得到提高，这在很大程度增强了执政党和政权系统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二、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基本特征
30年来，广东政治发展不仅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而且在中国政治发展、政治转型的探索上具有先行、实验、示范的特征。具体说，这一特征可以演绎为以下几点。
先行性。30年来，相对于全国的其他省市，广东不仅在经济建设、经济改革上先行一步，而且在政治建设、政治改革上也先行一步：从思想解放到法规出台，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广东通常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以立法为例，无论新法规的出台，还是立法形式的改进，广东省人大的作为在全国确实称得上先行一步。再以行政体制来说，无论实行公务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还是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广东（尤其是深圳）始终都以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全国。
实验性。在30年来的政治发展中，无论在制度创新上，还是实践操作上，广东都进行了大胆的实验、探索，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验地”或“试验田”。对此笔者以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故事为例来加以说明。所谓“行政三分制”是指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2003年，深圳计划全面实行“行政三分制”的改革方案。但就在大家期待“行政三分制”浮出水面之时，“行政三分制”的字眼却悄然从政府的文件和会议中消失。时隔三年之后，在正式公布的《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中，也已见不到“行政三分制”的用语。“行政三分制”虽以“流产”告终，但它说明，广东在推进政治发展过程中，确实在大胆实验、探索。尽管某些实验、探索最初的设计方案可能存在漏洞，或者在推行中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甚至实验还在计划、准备过程中就已“流产”或夭折，但所有这些恰好印证了一点：广东在实验、在探索。
示范性。30年来，广东通过其先行一步的实验探索，示范如何走向以法治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治文明。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近期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大课题，面对这一新课题，广东在摸索之中着力推行的“四个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为全国示范如何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完善以基础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基本内容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实现从经济目标优先向社会目标优先的转变；通过将财力主要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以实现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型财政体制的转变；通过创新公共服务流程，以实现从封闭型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型行政体制的转变；通过建立和完善严格的行政问责制，以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的转变。
三、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主要经验
正是在此先行一步的实验、示范中，广东30年的政治发展不仅展现了广东特色，成就了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广东现象”（如思想解放的精神氛围、强势作为的人大代表、积极有序参与的公民、活跃的民间公民组织、竞争的大众传媒、开放的舆论环境等），而且积累了非常值得注意的广东经验。当然，广东经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学界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系统的归纳、概括也很少。在笔者看来，政治发展上的广东经验涉及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在微观层面，广东经验涉及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如“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运行机制，人大代表部门预算询问会，“教育、监督、惩治”三位一体的腐败惩防体系，村民自治中的选举观察员制度等等，这些经验可能是点滴的、琐碎的，但其内容丰富而具体，需要细致地清理和总结。从宏观上看，广东经验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除了党委统揽全局、发挥领导作用这一重要经验外，笔者把其他内容概括为六条：一是平衡国家性与地方性：在中央―地方关系上，广东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努力向中央争取相对的地方自，以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二是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上，广东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全力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不脱离经济改革孤立地进行政治改革，而是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交织于一体，在经济改革中推进政治改革，通过经济改革中的政治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活力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三是政府角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及时转型：在政府角色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广东持续不断地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角色，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四是把民主政治纳入法治的轨道：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关系上，广东以法律法规规范民主政治的发展，确保各种形式的民主实验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通过法治建设为民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程序约束；五是在多元平台上实验混合民主：在民主发展的模式选择上，广东不以选举民主作为民主的唯一模式，而是实验集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于一体的混合民主，同时不把民主实验的平台单一化，而是让民主的实验在人大和政协、行政和司法、乡村和社区、党内和党外等多种平台上广泛展开，其中尤其把乡村村民自治作为在乡村实现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六是构造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在政治文化的建构上，广东的党政政权系统推动思想不断解放，允许媒体相对自主，适度开放舆论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30年来广东政治发展中所积累的广东经验虽然有微观和宏观之分，但却程度不同地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其普遍性的意义指向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制度层面。在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进程中，面对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广东不满足于微观上的个案处理，而是着眼于宏观上的制度建设，以制度创新来回应来自实践中的挑战。30年来，广东在政治建设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人大代表直通车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村民自治中的选举观察员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创新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广东，而是具有辐射、影响全国的意义。如广东人大于1999年在立法过程中率先采用的立法听证会就为全国人大所肯定，被纳入了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这表明，广东的某些制度创新确实富有全国性的意义。
其二，操作层面。30年来，广东在政治发展的实验、探索中所积累的经验不仅在制度建设上有创新之意义，而且在实践操作上有可供借鉴之功效。在30年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广东摸索了多种多样的操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如“人大代表工作站模式”、财政预算实时在线监督机制、社区治理中的“盐田模式”、舆论监督中的“南方报业”模式等。虽然这些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并非每一项都可在全国普遍推广，但其中不少操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可借鉴、可参考的意义。深圳创立的有关社区治理的“盐田模式”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盐田模式”涉及社区治理体制的变革，其具体内容是根据“议行分设”的理念，把原来长期由居委会承担基层的行政、自治和服务三种功能进行分化，把政府行政职能和公共服务功能从居委会中剥离出来，通过创建与居委会平行的政府组织――社区工作站来执行政府的行政事务，通过居委会的下属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服务站来承担社区的公共服务，同时把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成议事机构，履行社区自治功能。[4] （P2-3） 在一定程度上，“盐田模式”理顺了政府与社区、管理与自治的关系，实现了政府与社区的交叉互动、资源共享，解决了其他社区治理模式如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武汉模式等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近年来，全国各地已有数十批次的党政考察团去深圳盐田调研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他们回到工作地后已不同程度地借鉴和推广了“盐田模式”的理念和方式。[3]（P247） 尽管“盐田模式”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模式，不具有终极性的意义，而且它的经验也很不成熟，然而，它所蕴涵的一些基本原则确实“对于国家具有重要的结构性的全面的政治意义”。[3] （P246） 这是其在实践操作上具有借鉴、参照价值的根源所在。
其三，理论层面。30年来，广东在政治发展的实验、探索中所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当代中国政治转型中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从而富有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如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中，国家制度建构与引入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先后次序如何选择？① 这不仅是重大的实践问题，而且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尽管少数有识之士提出了“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的重要命题，但学界一直并未就此形成共识。然而，广东以其30年政治建设的实践对此重大问题给予了经验性的回答：在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之前，执政者要优先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即首先强化政权机构建设（如搭建政权的组织架构、完善其运作规则、组织其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转变政府的角色）、建立法制框架、实行依法治理、惩治腐败、推行问责制等等。换言之，广东的经验是国家制度建构优先于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引入。这一经验的理论价值在于，它与国际政治学界近年来的一项研究成果相呼应。国际政治学术界晚近的研究表明，在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和引入竞争性选举民主之间，不同的发展次序选择会有极不相同的后果：一种选择是先建构现代国家制度、后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即先建立法治、公民社会和问责制等，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推进和扩大选举的范围，由此，民主制度逐渐得以形成和巩固。以英国、瑞典为代表的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大都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种选择相对于第一种被称为“反向的民主化”，即在现代国家制度尚未完全确立之前，就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断背民主”，社会将为这种不完善的民主支付巨大的代价，如政党的恶性竞争、严重的选举动荡等等。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不少属于这种情形。[5] 国际政治学术界的这一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告诫我们，在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之前，必须优先建构现代国家制度，否则，“断背民主”的代价是巨大的。对此国内也早有学者指出：“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要先行一步，因为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建立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否则民主化就可能演化为泛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6] （P380） 就此而言，来自广东的实践可以被视为是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经验支持。
四、广东政治发展与中国政治的未来
上述分析表明，30年来的广东政治发展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地方性的探索实验和全国性的普遍意义于一体。其“三位一体”的价值确立了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历史定位，这就是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探路、实验、示范。如果说在经过30年的历史实践之后，这种探索、实验、示范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那么，广东政治发展下一步探索的方向和着力点是什么？这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有何关系？2008年上半年深圳推出的一个近期改革方案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关于深圳要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要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方面争取为全国树立样板的指示，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于2008年5月颁布了《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并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公众咨询；中共深圳市委全会于2008年6月一致通过了《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按照上述《纲要》和《意见》所设计的改革方案，深圳将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力争走在全国前列，努力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制度模式。因此，这两份文件不仅拉开了深圳新一轮改革的序幕，而且在一定意义上预示了广东乃至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总体走向。
目前，深圳的改革方案仍停留于文本状态或处于探讨之中，尚未进入实践操作的阶段。不过，这一改革方案触及到了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建设的诸多关键点位――从党内改革到人大政协改革、从依法行政到司法公正、从公共服务到社会自治、从舆论监督到廉正建设，展示了深圳为中国政治文明示范的三大基本方向――走向良法之治、推进混合民主、扩展社会自治。换言之，深圳将要进一步示范的就是法治、民主、自治。由此，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率先进一步示范法治、民主，自治的城市为什么是广东的深圳而不是其他地方？其答案首先来自深圳本身：深圳扮演示范者有相当充分的理由。一方面，通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已先于全国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发展的水平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整个深圳的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开放，市民的公民权利意识相对更加强烈，加上拥有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所有这些都为深圳承担示范者的角色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另一方面，在近30年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中，无论推行法治、实验民主，还是尝试社区自治，深圳都进行了持久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实验选举民主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蛇口管委会试行差额直选、20世纪90年代末深圳大鹏镇进行“三轮两票制选举镇长”到2003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选，深圳推进选举民主的实验虽然时断时续、具有点滴试验的性质，但这种实验却具有先后呼应、一脉相承的逻辑连贯性和历史延续性，因而，在先前实验的基础上，把选举民主继续往前推进不过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这也表明，示范法治民主自治，深圳具有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
深圳之所以扮演法治民主自治的示范者，其答案当然也来自广东。这不仅因为深圳在行政区划上是广东的一部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正如历史所揭示的那样，30年来，广东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验地和“示范田”，深圳不过是这块实验地和“示范田”中优先种植“新品种”的一块小实验地、一个小示范区而已。从这一角度看，广东为深圳的先行实验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宽松的环境和广阔的空间，而深圳的先行实验则提升了广东作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实验地、“示范田”的价值和地位。正是由于深圳与广东的内在关联，深圳的示范在广东不是孤立的：它不仅是广东示范的一部分，而且它与广东其他城市的试点、示范形成了相互支撑、彼此互动的格局。因此，如果把深圳视为一个法治民主自治的示范点，那么，首先在广东范围内，深圳这一示范点就可以与其他的实验“点”――广州、珠海、佛山等连接成为一条线，这样，“点”与“点”的连接、“线”与“线”的交织，不仅会把广东的示范连成一片，而且会将其示范的影响放大，使之越过岭南，辐射全国，以致最终形成一个更为广阔的局面――共和国法治民主自治的局面。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广东的政治发展预示了中国政治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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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侯伊莎. 激活和谐社会的细胞――“盐田模式”制度研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关键词】初中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需要体验式教学
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性质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课程，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和课程内容带有某种强制性。课程内容必须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标尺。
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其他课程的区别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相比，除了学科内容的不一样以外，其教学目的和着眼点不一样：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课程在教学工作中的主要任务是传播某学科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专业学科的人才和为社会服务的实际本领，其课程教学主要指向学科内部的知识结构和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当然他们也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其教育的主要指向是学生内在的思想政治结构，着眼于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在进行课堂教学主导渠道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认识两类课程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来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考察包括一些旅游也是非常必需的，它可以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把个人的情感性体验注入教学活动中，进而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富有思想和感情，增加课堂授课的感染力。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任何课程只有亲身体验以后才能够讲授，但无疑，多一些体验总是更好一些，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尤其如此。
二、如何开展体验式教学活动
（一）用“经验”课程观代替“知识”课程观
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观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作为一种外在于学生的知识。这种以“知识”为本质的课程观的最主要问题是与学生思想脱节，与学生生活体验脱节。因为知识一旦产生，它就是属于相对独立于学生的客观体系。把“经验”作为课程的本质，突出了课程与学习者之间的联系，强调了课程内容与学习者生活经验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使课程内容得到了拓展。用“经验观”来代替“知识观”至少有以下优越性：一是用经验来代替知识，扩展了课程的内涵，使课程不仅可以包容用知识定义课程时所含的全部内容，而且还能包容更多的内容；经验既可以包含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也可以包括人类历史和现实中的经验；既可以包括直接经验，也可以包括间接经验，既可以包括个人经验，也可以包括社会经验等，使课程内容更为宽广。二是用经验代替知识，可以使得课程获得在被定义为知识时无法获得的功能，这就是要让学习者亲身去体验。这种功能的扩展，体现了人们对于课程认识的飞跃，改变了学习者与课程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了课程与学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对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高度重视的理念。三是用经验代替知识，反映了现代知识观念的变迁。伴随现代知识观念的变化，人们对知识观念的认识日益深化，现代社会人们对知识观念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学术性知识，而是包含不同层次、不同形态、不同方式的人类社会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总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如果我们以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经验作为课程教学内容，就会更加关注学生对课程的体验和感受。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就是一种教师和学生的双向互动的过程，有益于加强学生对课程的体会和理解。
（二）积极吸纳学校现有的有德性的实践活动
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在高等教育的若干环节中，存在着很多具有德育作用和效果或者具有德性的以活动作为主要载体的教育方式。这些活动既包括以德育为主要特征的实践活动，如学校开展的军训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希望工程”献爱心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也包括以学术学习为主导的活动，如专业实习、学术沙龙活动等，还包括以娱乐、健身、个人兴趣爱好为特征的活动等；既包括群体性活动，如班团活动、组织生活，又包括小组活动，个别活动等；可以是学生主动组织参与的活动，也可以是学校、院系、班级开展的有组织有计划活动。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实践活动，虽然有一些并不是作为课程而存在的，但是，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按照新的教育理念进行体验式教学活动
吸纳现存的具有德育作用的活动，把它作为体验式教学进行系统设计，只是一种消极的实践课程建设的策略，而要使体验式教学更好地实现其德育的功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还必须按照现代德育课程的基本理念，主动地进行体验式教学开发。一是把学生在学校期间获得的思想道德方面经验作为德育课程内容，注重学生在学校各种教育活动中的体验，注重从知行统一的角度，提供给学生积极健康的、显性和隐性一致的课程经验。二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学校德育的主体，以主体的积极性参与学校的各种教育活动。三是从多方面成立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机构，充分发挥学生在学校事务中的主人翁的作用，积极营造学生中良好的教育氛围。四是注重个别化教育，注重学生个体性的特点。五是加强学校同社会的联系，使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价值导向具有一致性。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多种多样，本文按其时间和显隐程度来划分，把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分为两类：历史资源和现代资源。(1)历史资源主要讨论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意义。(2)现代资源又划分为显性资源(人力资源、理论资源)隐性资源(学校的隐性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传媒载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加载)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作为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服务的。而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它不断地与异族社会发生作用，进行不间断的物质和文化交流;同时，同族社会内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就会产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不断的新需求，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满足社会和人的需求的物质保障。(3)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好坏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高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自然界物质资源水、电、煤不同，自然界的物资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储量有限，而用量无限'所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使用自然能源的速度要小于自然能源再生的速度”。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能源是智力型的能源，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只是需要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所以，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高低。
二、关于理论的哲学思考
所谓理论是揩‘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了的理性认识。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在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中，“概念”的地位十分“显赫”。概念既是人类的思维形式，又是人类认识的成果。在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既要以概念的方式去把握、描述、解释和反思人与世界及其相互关系，又要以概念的方式去理解、解释、规范和反思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还要以概念的方式去建构关于世界的规律性的图景以及对世界的理想性、目的性要求。这表明，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必须以概念的方式去实现对世界的本质性、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把握与解释，也就是以概念的方式实现理想中的对世界的占有|3|54而“概念”的存在形式并不是单独的、孤立的、个别的，而是以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方式构成一个具有层次性和系统性的概念体系。
从人类把握世界的概念体系的层次性分析可以区分为两个最基本的层次:一个是常识的概念体系和科学的概念体系。所谓常识就是普遍、平常但又持久，经常起作用的知识。常识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是人类在最实际的水平上和最广泛的基础上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一般文化环境的适应。它是人类把握世界最基本的方式，一个没有“常识”的人是无法过“正常人”生活的。常识的概念体系是以人们的经验和普遍性为中介的，具有“直观性或给予性、凝固性或非批判性等特征'在人们以常识的概念体系去观察、描述和解释世界时，其实质就是以经验的普遍性去把握世界，从而形成具有经验共同性的概念体系。它符合经验主体的直接经验，经验主体以这直接经验去把握直观“世界”的存在，又进一步验证了、确认了、证实了这个直接经验。这种常识的经验经过自身的延续、积累、强化形成了一个僵化的、凝固的关于世界的概念体系，并通过共同经验的历史性遗传为中介，而实现世世代代的延续。它具有历史的惯性，也具有非批判性和非反思性。正如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所言：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圏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但是，人必须放弃这种虚幻的托词，放弃这种小心眼的、乡巴佬式的思维方式和判断方式。
为了超越这种小心眼的、乡巴佬式的思考方式和判断方式，就需要构建科学的概念体系，科学的概念体系不是以经验的普遍性为中介，而是以概念的规定性为中介而构成的世界的图景，它不是经验表象所给予的，也不是通过经验直观形成的，而是以概念的相互规定构成的。因而，它具有内容的规律性、解释的普遍性、描述的可证性和经验的可预见性等特征。同时，科学还具有自我批判、自我发展的创造性特征，从而能够实现科学概念框架的自我更新，形成历史性发展的科学概念体系。我们把这种具有科学性的概念体系称之为科学理论，“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经验证明了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它是同错误理论不断地进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但理论必须同实际相结合，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理论。
科学的理论集中地代表着人类理性的进步，是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为人类提供了真实的、可靠的、可以信赖的世界图景，它是人类运用科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方式去探索自然、社会和精神奥秘，获得关于世界规律性的认识，为人类造福的精神武器。马克思认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群众”，而“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能变成物质的力量'而科学的理论就是“彻底的理论，就是能变成物质力量的理论。所以我们要掌握科学的理论，用科学的理论去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用‘科学的理论去武装人”，使科学的理论变成物质的力量。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我们也要利用科学理论的资源使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变成物质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资源;第二步是要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掌握这些理论，即“理论掌握群众”，使之变成物质的力量，获得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提升。
三、挖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资源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介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介与方法中介的结合体。科学的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指路明灯，起方法论作用;同时，科学理论又能武装人，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内的所有人，提高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九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介。在挖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张耀灿、郑永廷等教授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提出“两个指导，一个借鉴’，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指导，坚持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作指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要借鉴和吸收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陈秉公教授在《21世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理论体系》中提出了古今中外的“三点理论经验与三点理论分析”。即“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经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传统理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经验”;外国的‘社会适应理论分析”、“人格自律理论分析”与“德性教育理论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等三种。
1.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地表述了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并依据这一世界观提出了一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与途径，从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宄，是全面系统地研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任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必须坚持的，丝毫不能动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实践和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广大理论工作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认真研宄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介，“在党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改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西部大开发、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上，推出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研宄成果，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151同时，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介，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者)的理论水平和理论觉悟，帮助他们认真领会和贯彻党中央的精神，在实践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当前，为了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宄和建设，深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巨大潜力，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宄和建设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宄工作，重新审核和修订马克思、恩格斯重点著作的译文，使译文更加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研宄和编写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教材;研宄和编写全面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教材;把高校思想理论课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宄和建设工程”中来，并于2006年9月陆续出版并全面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i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四本教材，取得了良好的宣传和教学效果。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高度重视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一定会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施展空间。
2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
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党从诞生之曰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倶进的科学体系。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深入研宄，是全面系统地研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任务。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是指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地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倶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一脉相承而又与时倶进，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胡锦涛同志指出：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加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宄，从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的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宄，是全面系统地研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当前，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国人民以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理论指导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与时倶进的理论勇气，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研宄和解决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在实践中进行新探索，总结新经验，作出新概括。坚持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既可以警惕右，又可以防止“左”;既能防范教条主义，又能避免经验主义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表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九就不能很好地被坚持下去。“左”和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建设事业的大敌，可以危害甚至断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前途。
3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十分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组成部分，而且各个部分又有着内在的有机的紧密的逻辑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遵循这一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防止和克服过去出现过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等不良倾向，坚持用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作指导’|6142,包括“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创立政治思想工作理论”;突破传统模式和改革开放的需要，邓小平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信息化的需要，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创新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毛泽东创立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两条“生命线”理论的提出^1929年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55年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三个不同的时期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929年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945年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1957年提出“需要在群众之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做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宄解决困难的办法”。
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结合起来一起抓的理论。1929年提出“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955年提出“一方面抓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抓好经济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实际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防止“空”对“空”，防止“两张皮’现象发生。
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在基层。1928年提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1957年提出：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针对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邓小平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包括“四个定位，三个有利于’。“四个定位”主要包括：指导思想上的定位——思想政治工作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工作任务上的定位——坚持不懈地抓好思想教育，着力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四有”新人;地位作用上的定位——思想政治工作从“压倒一切”到突出“保证”和‘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工作方针上的定位——坚持疏导方针，吸收国内外各种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倡导精神文明建设和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方式方法上的定位——综合运用思想的、心理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诸多手段，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体系。“三个有利于”是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评价一切工作的标准，也是评价思想政治工作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前两代党的领导集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成果，提出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新观念和新方法。提出“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提出了既要强调‘依法治国”，又要强调“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提出了应对‘四个多样化”回答“四个如何认识”;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南，推动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从西方心理学史来看，心理学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由于这一时期的心理学还寓于哲学之中，尚未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所形成的心理学思想也大多属于哲学范围之内，所以也可称作哲学心理学思想。应当指出，这时的心理学思想要早于古希腊的民主理论而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先哲们探讨了许多具有浓厚哲学气息的心理学概念，如“数”、“人性”、“美德”、“正义”和“理性”等，并形成心理学思想如原子论、理念论、生机论、官能论和意识经验论等。其中，一些心理学思想促进了相应时期民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如古希腊早期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创造了数的哲学，认为数及其关系是万物的根源，从而论证了数与正义之关系。他认为，人要想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除了每天自我反省以外，还要用科学和音乐来净化灵魂。这里的科学指医学，音乐指一种数学比例的艺术。他创建了数学，还提出了黄金分割律，认为一定的比例会产生和谐美，这种几何的平等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社会秩序中，个人的权利与他的贡献相对应，一切遵循数的比例，就会产生正义。［1］普罗泰哥拉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不是生来就好或就坏，但人人都有道德的倾向”，政治上、伦理上的美德可以通过教育来养成，人人可以被教育成为好公民。这些心理学思想已经从早期先哲们关注自然元素、神灵、灵魂发展到公民的思想和欲望等人事问题。之后苏格拉底提出善、正义、美德等是城邦公民应具有的品质，此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沿袭了这一思路，柏拉图反对民主政制，准确地说，是平民政制(这在柏拉图的政体分类中被称为不守法的政体)，提出按照人的灵魂的三部分———理性、激情、欲望———人的德性来确定人的社会等级地位，其中理性是最高的灵魂，只有哲学王才具有这样的灵魂，也即建立哲学王统治的正义城邦。依据柏拉图建立的正义观，政治上的正义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德性进行义务与荣誉的分配。
亚里士多德通过对雅典158个城邦政制的实证研究，确立了把数量的平等作为实现正义的途径(亚氏提出了“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观念”)，认为这种平等要建立在个人能力平等的基础之上，以实现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在参政能力上的基本一致，具有抽签决定公共职务候选人的权利，具有决定城邦重大事务的权利，从而开启了西方民主制度设计的渊源。史学博士魏万磊认为，“从亚里士多德这里也开始了两种民主观的分歧:一种是建立在数量配置平等上的民主观，一种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平等上的民主观。前者后来发展为共和主义的民主，后者后来发展为自由主义的民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心理学与政治学的相关性也作了论述，他说，灵魂之为物，要是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我们的财产或躯体更可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躯体更可珍贵。……于是，我们就须答复这样的问题:“应该怎样，并以什么为依据，才可普遍造诣于全部诸善德?”我们曾经说明天赋、习惯和理性可为培养人生诸善德的根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论述了城邦公民培养灵魂诸善、具有善德有助于城邦治理和公共幸福，进而建立最优良共和政体等相关关系。总体来说，西方早期心理学从关注和探究诸如灵魂、数、理性、善等概念和思想到认识和构建正义与善、平等与权力的民主共和政体，促使西方古代民主思想(自由、平等、和谐)向民主共和理论(及政体)转变。
二、心理学的近代转向与西方近代民主理论
西方心理学的近代转向是在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以及经院哲学)的束缚之后，这种转向具体表现是:“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随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科学方法使心理学从思辨性的灵魂官能心理学向感觉经验的心理学转化。到了近代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经验的心理学就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哲学心理学的主流。”与这一时代特征相呼应的是，西方近代民主理论也由城邦民主共和理论转向了人民理论、代议制民主理论、民主理论等。文艺复兴思想文化运动促使人及其思想的解放。这一时期的心理学仍然是哲学的组成部分，但具有人文主义心理学思想倾向，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道反对神道的人文主义精神，倡导个性解放，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进一步开启了民智，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启蒙思想家们接过人文主义者的旗帜，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提出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社会。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进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由文艺复兴倡导的人的思想解放到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批判，再到新兴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呼唤人民反抗封建专制制度，天赋人权、人民和代议制民主政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选择和发展趋势。为此，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政治思想家们开始了适应时展的民主政治理论的创设和建构。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所说，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瞩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此所未有的道德性。卢梭在这里指出了人由自然状态下生理上的非理性冲动行为到进入社会状态下基于契约关系而形成的理以及获得的自由权利，进而上升到国家制度建构中的人民民主理论。大概来说，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心理学关注人及其思想的解放，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近代民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培根、笛卡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心理学思想和以斯宾诺莎、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心理学思想也相继发展起来。
就经验主义心理学而言，培根提出了唯物主义经验认识论，认为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他还提出了经验归纳法，主张以实验和观察材料为基础，经过分析、比较、选择、排斥，最后得出结论。笛卡尔主张革新哲学，发展科学，提出唯理性的原则和天赋观念论。之后，霍布斯、洛克等批判了笛卡尔的思想，继承了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心理学的经验主义促进了社会契约论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自由与平等等民主制度的形成，以及新兴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结构的设计。就理性主义心理学而言，斯宾诺莎主张唯物主义唯理论，认为自我保存是人类和自然的共同本性，自然界是认识的对象，而且是可以认识的。在哲学观基础上，他提出了政治自由和契约立国等政治学说。其后，康德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学说，提出了先验认识论。他尤其重视人的理性能力在认识中的作用，从认识、感情、意志三个方面区分了人的心理活动，并写成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部著作。他认为契约只是一种逻辑的抽象，一种理性的观念;人的最高行为准则是道德律令，它是道德实践所依据的先验无条件的原则。由此，他建立了以道德律令为原则的社会契约和道德化的政治观以及法权学说等。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哲学心理学发展到19世纪中叶，特别是德国科学家韦伯和费希纳提出了实验心理学思想，促使心理学由思辨哲学转向经验科学，从而丰富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经验观察和科学规则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广泛采用的研究手段。总之，近代以来的文艺复兴时期心理学思想、17—19世纪的经验主义心理学思想和理性主义心理学思想等，推动了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持续发展，促成了人民民主理论的提出，由于人民、自由与平等权等政治实践的现实需要，洛克、孟德斯鸠等政治思想家先后提出并建构了代议制民主理论、民主理论等，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发展要求，保障了人民日益增强的民主参政权利。
三、科学心理学的创建和发展与西方现当代民主理论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心理学获得更多科学研究方法的支持，已开始摆脱哲学的一般讨论而转向具体问题的研究。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从此宣告心理学脱离哲学而成为独立的科学。西方现代心理学发展的趋势表明:“现代心理学日益从封闭意识的研究进入开放机能、行为的研究，从元素分析的考察进入整体综合的研究，从表层心理现象的研究进入深层需要、动机、人格的探讨，从静态的研究进入动态的研究，从低级心理功能的研究进入高级心理功能的研究。”由此现代心理学成了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的科学:一方面，它与生物科学相结合，探讨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同时延伸到技术科学领域，与计算机科学相联系，促进了认知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研究心理学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心理现象等。其中，科学心理学的发展与西方现当代民主理论具有密切联系。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现代心理学发展经由哲学心理学到科学心理学的革命性转变，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介入”和运用，采取经验的观察和科学的实验来分析心理学问题，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政治学领域，则推动了诸如现当代民主理论的极大创新和发展。换言之，“当代西方民主理论，是民主理论从应然研究向实然研究、从规范理论取向向经验理论取向转变的结果，其典型代表就是精英民主理论”。这些精英民主论者的理论只是为了揭示一种真实性社会政治状态———现实中真正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永远只是社会中的极少数精英，而绝大多数民众只是被统治者。“其实用精英主义模式来分析民主政治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就已经蕴涵了精英治国的理念，而从柏拉图以来源远流长的贤人治国理论更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名噪一时的政治精英理论所继承与发展。”
心理学的这种经验主义分析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还有助于政治理论家考察和研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多头统治(多元民主论)、公民民主政治参与的价值和决策权(参与民主论)以及公共协商与民主决策(协商民主论)。必须说明的是，这些现当代民主理论并不是民主理论家们凭空建构起来的，而是依据当今民主政治实践、现实经验观察和实证调查研究总结和反思得出的新型民主理论，所以，借助心理学经验主义观察和实证主义分析，社会科学家们不能不关注到社会政治发展中出现的精英民主、工业民主、政治民主、多元主义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或者说，这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科学研究得出的现实民主类型，为的是呈现社会民主政治生活的“真实面貌”。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现代科学心理学兼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使得其既注重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揭示和探索微观的心理世界及其相关课题(如实验心理学、构造主义心理学和意动心理学等)，又注重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揭示和探索中观或宏观的交叉学科及其研究课题(如行为主义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群体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这样来看，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或多或少地带动了民主政治理论及其政治实践的现实发展，诸如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意识心理学等现代心理学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民主政治理论家们关注广大公民的民利、民主意愿(或动机)、民主选举、民主心理、民主认同等现实民主政治问题，特别是像美国等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民主调查与民意测验对政治领导人的民主选举、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影响。所以这些民主政治理论家们对精英群体掌握权力的审视、对多元利益集团的反思、对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认知、对公共协商与民主决策的关注，都与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思考路径不无联系。反思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手段，我们或许就不会对现代心理学与民主理论发展之间所具有的演进关系感到疑惑。如精英民主理论家拉斯韦尔在探讨精英民主之研究方法时指出，更多的政治学家去和那些擅长于访问原始民族(文化人类学家)、精于猎取个人生活史文件(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善于进行长时间技术性会谈(临床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家)以及专搞控制观察(行为心理学家、儿童心理学家、应用心理学家)的各种专家们进行接触。专心致志于近期过去和近期将来的政治学家们对各类多发性事件(如投票)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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