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 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 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着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 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参考文献
[2]加雷斯·D·迈尔斯 公共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张 馨 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
[4]高培勇 “一体两翼”：新形势下的财政学科建设方向———兼论财政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融合[J] 财贸经济，2002，（12）：33-36 .
[5]王世运，周巧红 建立财政学科体系及其理论框架的新思路[J] 财政研究，1996，（3）：17-19 .
[7]李樱木大 适应高等职业教育要求的财政学科建设的思考[J] 辽宁财专学报，2003，（1）：59-61 .
论文摘要:财政学是我院的重点学科,财政学的学科定位、专业定位等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搞好学科建设,科学设置专业课程,把财政专业办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适应社会经济需要的专业。
一、关于财政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过去财政学被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直到目前为止,财政学专业也是经济学科下设的专业之一,这样的定位已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财政学的内涵已经大大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畴。
首先,财政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作为经济范畴,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部门经济学。论文百事通它研究社会资源如何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配置、政府如何提供公共产品以及提供哪些公共产品等问题;同时,它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主要运用效率准则衡量其经济行为。作为政治范畴,财政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其目的在于实现政府的职能,财政收支规模的大小及活动范围都与政府职能息息相关,随着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变化,衡量其行为的主要准则是公平,不仅要达到经济公平,更要实现社会公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的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市场中的企业几乎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权利;政府职能侧重于经济目标,计划经济集中表现为审批经济、权力经济,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三位”并存的现象;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职能存在重叠、交叉,与市场经济、WTO所要求的服务观念格格不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主体将由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来承担,政府主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调控宏观经济、公平收入分配、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责。
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它通过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为实施国家职能提供财力保证,同时对市场的运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和缺陷。财政职能转变是政府职能转变题中应有之意,“公共财政”应“公共服务型政府”而生。政府职能转变与财政体制改革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变“经济建设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中的重要方面就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合。政府职能转变是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前提和条件,公共财政建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诸如政资不分、乱收费、盲目追求“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随意更改预算等就是“官本位”在财政中的具体体现,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首先要界定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转变政府职能。与此同时,政府职能的转变也需要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合。
其次,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作为经济学,财政学揭示财政运行的基本规律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政策及其运用。作为管理学,财政学侧重于财政收支管理,具体包括税收管理、公债管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及其管理、国家预算收支管理、财政投资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管理等内容,其目的在于节约财政资金,提高财政收支的经济效益。近年来的财政三大改革更强化了其管理性。
二、关于财政学的专业定位问题
既然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财政既是经济范畴又是政治范畴,财政专业的专业领域也应相应拓宽,从单纯的只为政府部门(财政、税务部门)培养人才拓展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培养人才。专业培养方向既要考虑政府(政治)需要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形势;也要考虑社会(经济)包括新兴的非赢利机构和组织的需要;还要考虑市场化的影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各类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和领域。
三、关于云南财贸学院财政专业的特色问题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也是强调特色和个性的时代。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后的今天,云南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云南财贸学院作为云南省重点财经院校,专业的设置和人才的培养也应有自己的特色。我认为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学习、研究发达国家的财税理论发展及体制变革,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税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契机,学习和研究东盟国家,尤其是与我国接壤各国的财税体制,争取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全国的前列;三是考虑云南边疆、多民族的省情,从云南财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比如研究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云南省及省以下财税体制及转移支付问题、县乡财政困难及解决办法、民族自治地区财政问题、“烟财政”问题等,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
四、应重视财税法规和财政监督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也应重视财税法规建设及执法问题。近年来的财政审计结果表明,财政执法问题不容乐观,财政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时有发生,必须加强财政监督。财政监督一方面应从预算编制、审批工作入手,使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逐步公开、透明。国家预算是规范、监督和约束政府行为的唯一表现形式,目前我国国家预算的编制、审批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公布的往往只是总数、总预算、使用的大体方向,部门预算和收支的具体内容并不对外公开,很难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公开性”是国家预算的重要原则,除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内容外,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应以一定的形式公诸于众,以增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将国家财政收支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另一方面,要加强预算约束、严格预算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对预算调整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预算调整仍很频繁。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审查监督作用,全面介入各级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及决算工作过程,按法定程序对预算执行与管理中的问题及时提出质询,强化依法理财。新晨
五、关于财政专业主要课程的设置问题
考虑到以上几个方面,财政专业主要课程除《财政学》、《中国税制》、《政府预算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当代财政理论与政策》等原来设置的专业课外,因重视和加强《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分类支出管理》、《地方财政》、《财税制度比较分析》、《行政管理学》、《政治学》、《行政法》、《东盟国家财税制度研究》等课程。在教学中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多介绍相关案例和现实情况,避免纯理论的说教,坚持走实践——理论——实践的道路,让学生做到理论清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实际工作也明了,缩短毕业后适应实际工作和社会的时间和心理落差。
参考文献:
[1]高培勇?构建中的中国公共财政框架[J]?财政与税务,2001,(5)?
财政教学发展前景
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各门学科的教学质量都实现了质的飞跃。面对不断改革创新的发展趋势，财政学这门学科在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代人才的培养主要为了适应现阶段的国情，国家现阶段缺乏大量的财政方面的人才。目前财政学的教学质量虽然有很大的提高，但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教师在在发掘学生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应该充分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创新的基础上努力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
财政学的发展现状
（1）发展缓慢滞后
面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式，重视和创新财政学人才的培养方式是你尤为重要的。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财政发展和相关的人才培养工作都实现了质的飞跃，但现阶段财政学的发展面临着缓慢滞后的危机，因此必须加强重视和培养财政学方面的人才。就财政本身而言，它与国家的发展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国家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财政的发展必须依附于国家才能够体现，二者相辅相成。在一些学术争论中对于财政学的争议很小，因为财政的本质就是调节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前大多数学术派只注重于对于财政学的学术研究，而往往忽略了财政学在生活中的运用。在摆脱以往理论知识的束缚下，我们应该真正关心财政学的发展道路。财政学是一门注重实践的学科，只有真正的将理论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才能体现财政学存在的价值。
（2）研究对象不明确
在现阶段的中国，对于财政学研究对象的划分并不明确。真正解决财政学的发展问题主要还是要从根本上培养财政学的人才，财政学的价值往往体现于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只要社会还需要财政学，财政学的人才就不会被社会所淘汰。财政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同样解决财政问题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人才是一个国家不断前进发展的动力，高度重视财政学人才的培养也是立足于经济的长远发展考虑。
财政学的未来发展前景
（1）创新人才培养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就证明了我党深刻的认识到人才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国的财政学虽然逐渐的带发展和重视，但在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上仍然不够。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后继有人才能持续不断的发展。学校才是培养人才最主要的阵地，现阶段我国财政学专业的相关本科大学已经有百所之余，与之相关的税务专业也十分热门，可见国家和人民对于财政意义尤为重视。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财政学专业的教学方案和方式也随之改变。培养财政专业人才的宗旨就是，财政学专业的人才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社会的需要，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继而又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并存的局面。只有为财政学人才提供更适于发展的舞台，才能促使更多的人走上财政学研究的道路，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动力。与以往的就业方式不同，财政专业的人才的培养目标不仅仅是考取公务员，而是随着就业制度的不断改革将就业范围扩散到各个企事业单位中去。
（2）汲取发展经验
所有专业发展都不能脱离原有的基础，专业发展的历史是值得借鉴与反思的。早期财政经济的发展研究涉猎范围广，这也是后来财政逐渐兴起的重要因素。财政专业涉及的范围比较广，主要有税务、会计、投资理财、信贷等等相关的专业。金融专业和会计专业是财政学的基础，这两门学科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学科。随着金融学专业的调整，加大了金融专业对研究财政学的作用，把金融专业分为财务和投资两大方面，拓宽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空间，实现了各门学科共同辅助财政学研究的意义。财政学发展的原则并不是建立在打压别的学科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带动其他相关学科的共同努力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面。财政学的研究对象范围非常广泛以至于政府自动选择忽略或者放弃一些领域的研究，造成了今天财政学研究的停滞。
（3）整合本土资源、放眼世界
财政学的发展前途必须将理论与现实紧紧相结合，在以往的发展中汲取经验。创新是财政研究领域不会面临枯竭的源泉，通过不断的改革发展取得财政学发展的重大进步。中国的财政既要遵循原有的发展原则，又要在改革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渐在探索中规划合理的发展轨迹。专注于以往的财政理论，在不同制度下产生的新理论也是不容忽视的。不断的融入新的理论知识是主导本土经济发展走向的重要基础，过分的追求理论的华丽而忽略实践应用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国家和政府的需求是促进财政学不断发展的根源，它不仅仅服务于政府的相关部门，更适用于企业经济，两者并不存在冲突。政府和市场的协调性，是财政学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发挥作用的意义，而个人也在财政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个人拥有丰富的财政知识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社会注意经济下滋生的矛盾。普及财政学面向全民學习目标是目前教育界重视的一项工作，全民参与财政的研究不仅减轻政府的财政工作压力，更是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结束语
财政学在社会经济和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它的发展前景运不至于我们看到的表象。在面临机遇与挑战的今天，财政学的发展研究为科技的进步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有效正确的引导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财政学的研究主要为解决民生经济而服务。怎样提高国民对财政学的重视，如何完善和创新财政学的教学是目前财政学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1]张军红.案例教学法在《财政学》教学中的运用[J].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11，
[2]兰相洁.财政学课程案例教学运用之探析[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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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学分制;财政学课程;认知偏差
一、引言
财政学课程在经管类专业本科生课程设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在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在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中，财政学就作为一门重要的经济学课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李锐先生编著并于1935年出版发行的《财政学》教材就是多年财政学课程经验的总结。但财政学课程对于财政学专业和非财政学专业本科生的要求是不同的，其课程设计应当体现差异性。财政学课程对于非财政学专业经管类本科生而言，其设计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部分推行全学分制的院校中，财政学课程成为经管类本科生学科基础选修课之一。这意味着，学生选修财政学课程的主动性很强、主观性很大、影响因素很多。因此，如何在经管类本科生学科基础选修课的框架下设计财政学课程成为部分院校推广全学分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笔者对上海某高校进行了调研，向选修财政学课程的本科生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68份。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是大二的本科生，是在大二第二学期选修财政学课程，进入大三后开始专业课程的学习。调研中发现，尽管有260余人选修了财政学课程，占全部大二经管类本科生总人数的23%，但也发现一些问题有待于思考。本文基于此次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财政学课程设计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优化全学分制教学改革提供建议。
二、财政学课程设计的影响因素
从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看，影响财政学课程设计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大方面，即课程知识模块、学生认知、课外时间资源配置等。(一)课程知识模块设计的因素从绝大多数财政学教材来看，财政学课程的知识模块已经成型，主要分为方法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联邦制。但图书市场中，财政学教材的数量非常之多。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教材在2010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出版的共有160本。其中，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差异较大。从课程开设的时间来看，经管类本科生在学习过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之后，就会面临选修财政学课程的选择。财政学课程的知识模块如何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知识储备进行衔接成为学生选课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国际流行的财政学教材来看，如哈维•罗森和特德•盖亚编著的《财政学》(第10版)、乔纳森•格鲁伯编著的《财政学》(第4版)，财政学主要侧重于微观经济学知识的拓展和延伸。而有关财政政策知识已经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讲授。如果选修学生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比较薄弱的话，那么，就会感到财政学课程的难度比较大。这是学生的微观经济学知识储备水平直接影响财政学知识模块设计的因素。在课程知识模块的载体形式来看，学生是偏好教材，还是讲义?由于罗森等编著的国际流行教材的知识体系比较完备，但分析的对象主要是美国等国家的财政现象，不是中国的财政问题。尽管部分院校选择其作为课程教材，但往往是财政学专业的本科生研习使用，并会有其他课程提供中国财政问题的案例与数据。而对于非财政学专业的本科生并不具备这一要件，对讲义的偏好程度是非常高的。从调研的数据来看，共有105名学生认为讲义的形式简洁，不是单一教材的内容，占比为62.5%。这部分学生实际上是通过阅读教材和讲义之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扣除掉44名学生没有阅读教材的话，占比将达到84.7%，只有17名学生认为教材讲解的比较详细。在课程学时方面，财政学课程主要是提供了2学分32学时和3学分48学时两种模式。尽管非财政学专业本科生对选修财政学课程并不是强制要求的，但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有56.5%的学生认为48学时是适当的，12.5%的学生勉强接受48学时，只有20.8%的学生建议减少至32学时。对于经管类尤其是管理类专业本科生而言，接受的经济学课程并不多，进入大三阶段后主要接受专业课程学习。因此，部分本科生对财政学等经济学课程是比较偏好的，也愿意接受更多的经济学训练。(二)学生认知方面的因素学生对财政学课程，以及专业课程体系的认知直接影响财政学课程的设计。学生认识因素直接反映为选修财政学课程对自己专业学习和就业取向的关联度、培养计划的课程设置，以及教师的指导方式等。第一个因素是选修财政学课程对专业和就业的关联度和贡献度。如果学生认为财政学课程有助于自己专业学习和就业选择，那么，财政学课程的选修比例就会很高。从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来看，45.2%的学生认为财政学课程对自己专业有帮助，而16.1%的学生则认为对就业有帮助。由于主要的专业课程在大三开始学习，因此，学生持有的对专业学习有用的观点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性。另外，从这两个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本科生在大二阶段时尚未对专业学习和就业观念形成清晰的认知，从而形成较大的数据反差。而对于现阶段本科学习生活的体会时，32.7%的受访者表达出，当前具有一种莫名的空虚感，不知道毕业后能够做些什么。问卷调查还发现，相当一部分学生秉持专业导向原则，认为选修财政学课程与自己的专业关联度不大。这部分学生的占比为28.6%，甚至有14.3%的学生在选修财政学课程是否与自己专业相关联上持有无所谓的观点，无法对其作出评价。第二个因素是选修财政学课程是否有助于本科培养计划的完成。本科培养计划一般把课程划分为经管类学科基础必修课和选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而财政学属于经管类学科基础选修课，学生根据培养计划选择不同的课程。在此次问卷调查中，共有70.2%的受访学生是自己在阅读培养计划后选修财政学课程的。但在这部分群体中，通过阅读财政学课程大纲和课程内容之后对财政学课程产生浓厚兴趣的仅为29.8%，而40.4%的学生是在比较和筛选不同的选修课之后，在没有可替代课程的情况下才选择财政学课程的。这部分同学还是表达出了主动学习的意愿，以尽快的修满学分完成培养计划。问卷调查还发现，学生选择财政学课程存在明显的从众行为，并没有在认真阅读培养计划、课程大纲和课程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偏好作出是否选修财政学课程的独立判断。调研数据显示，13.7%的受访者是在听取其他同学的建议下选修了财政学课程，而另外13.7%的受访者甚至在看到其他同学选修财政学课程时径直选修，没有作出自己的独立性判断。第三个因素是导师指导对财政学课程选修行为的影响。为了帮助本科生有效的解决学业上困惑和困难，部分院校推行了本科生导师制。这种模式类似于研究生导师制，主要指导本科生在课程学习、培养计划完成、课外实训等方面的学习行为养成。指导本科生选修课程也是导师的职责之一。尽管导师为学生提供了建设性的专业意见，但学生选择哪一门选修课程还是取决于学生的自主判断和决策。调查问卷统计数据发现，26.2%的受访者是在接受导师指导下选修财政学课程的。(三)课外时间资源配置的影响财政学课程无论是在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方面，都需要学生在课外阅读经典文献。这就需要学生如何优化课外时间资源的配置。在外语等级考试的压力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的需求下，学生大多不愿意投入课外时间资源阅读经典的经济学文献，阅读财政学经典文献的学生更少。问卷调查发现，只有10.7%的受访者阅读过经济学通俗读物。当然，这些经济学通俗读物不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文献，而是影响力很强的经济学家，甚至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面向社会大众而专门撰写的文献。尽管有57.1%的受访者表达出了想读这些经典经济学文献，但通常会以没有时间或者没有人指导为理由，而没有实际去阅读。甚至部分学生采取了功利短视作法，认为课外阅读与考试内容没有关系，因而没有兴趣对课外阅读经典经济学文献。持有这种功利观点的学生数量占受访者的29.8%。那么，学生课外时间是如何配置的呢?根据调查问卷结果的统计，38.1%的受访者把课外时间配置在了课外实践活动和英语等级考试上。14.9%的受访者除了上课，就是回宿舍做宅男宅女或者外出逛街购物。另外，7.7%的受访者对目前的学习生活状态说不清楚。
三、财政学课程设计的完善路径
对于非财政学专业的经管类本科生而言，选修财政学课程的因素复杂而易变。因此，从财政学课程设计的角度来看，应当注重以下问题的解决。其一，提供完整的经济学课程模块，降低学生尽快完成培养计划的冲动。为完成培养计划和选修课程学分数的要求，经济学课程模块应当是完整的，目的旨在让学生明确，通过课程学习获取知识和接受经济学思维训练。在选修财政学课程时，大部分学生还没有开始专业课程的学习。因此，财政学所属的经济学课程模块中应当尽可能的提供多门次的经济学课程，提供为学生更多的选择空间，同时使财政学课程与其他经济学课程相互衔接，而不是零散化。这是培养学生学习财政学课程及其他经济学课程的关键点。在财政学课程与经管类学科基础必修课的关系上，除了必须具备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知识储备外，还须熟练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实证分析方法的运用。如果学生还没有系统学习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等课程的话，那么，财政学课程只能侧重于规范性分析的知识模块和具体案例分析。在财政学与其他经管类学科基础选修课设置时，应当注意其知识内容的衔接。例如，经济法课程也是经管类学科基础选修课。经济法课程内容中，如果把有关中国税收法律制度包括在内的话，那么，财政学课程中涉及税收的财政收入知识模块更倾向于从经济学方面进行传授。如果经济法课程没有把税制的内容包括在内，那么，财政学课程就要增加相应的时间给予讲授。其二，课内和课外结合，让学生在课外动起来。学生对财政学课程的学习兴趣除了在课堂上通过丰富的教学手段给予激发和培养之外，还来自于课外对经济学文献的阅读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相对于其他的经管类学科基础选修课，财政学关注的是国家理财及经济活动，是关乎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利益。如果通过财政学课外小组或者与其他经济学课程联合设立经济学课外小组的方式，不仅会激发学生对财政学及经济学的兴趣，而且也会进一步反补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当然，课内和课外结合的症结点是改革现行的考试方式，通过课内和课外成绩的合理分配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财政学课堂之外动起来。这种给予任课教师更多自的做法，一方面会使学生的潜在的兴趣得到激发，会以获取知识和培训经济学思维选择课程;另一方面也会防止不同选修课的任课教师之间朝底竞争的现象发生。其三，通过多种方式纠正学生的认知偏差，克服功利短视行为的出现。在快餐和素食文化的影响下，部分学生对课程的选择出现了唯及格的行为。全学分制实质上是通过学生对课程的自主选择权的行使，其学习能力得到提高和改善，而不是纯粹的为完成培养计划而选修课程。但是，学生认知偏差的纠正不是单独一门课程就可以得到解决的，还需要在培养计划设计时给予综合考虑。其四，讲义的合理运用。讲义能够将财政学理论以清晰、简洁的方式提供给学生，同时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思考，才能理清财政学理论的精髓。但是，财政学课程除了为学生提供主流和非主流的财政学理论之后，更要为学生传授发现问题、搜集数据的能力，避免出现只会解答讲义及教材习题，却不会运用理论分析工具和实证分析工具回答现实社会中的财政问题。
四、结论
完全学分制为本科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如同进入商场有更多的商品可供选择。但是与普通商品不同的是，课程只有在学生研习后才会有真实客观的评价，这就需要在课程设计上更加关注学生对选修课，例如作为经管类学科基础选修课的财政学课程的实际影响因素给予更多的关注。只有如此，学生才会通过财政学课程及其其他经济学课程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训练才能学有所获。尽管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小样本学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但对问题的思考也会给财政学课程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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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分配论 公共财政论
人类社会中财政的出现和发展就其渊源可追溯至原始公社时代。但发展较为系统的财政理论，是在16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后的几百年间。其中，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发展沿革
英国重商主义学派托马斯·曼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就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产物。威廉·配弟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是在重商主义走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财政学说专门论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石，对资本主义各国在财政理论上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此，具有现代意义的财政理论创立了。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经过大卫·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各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19世纪最后20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过去传统的经济政策破产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广为传播。凯恩斯主义者以《通论》为理论基础，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凯恩斯主义风行一时，几乎主导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的财政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滞胀”的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一些同凯恩斯理论相悖的经济学说，财政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在20世纪50年代，马斯格雷夫提出政府三大职能——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经济稳定职能。马斯格雷夫侧重从对市场机制进行指导、修正、补充的角度界定公共财政活动的范围，他认为市场机制在事实上是无法发挥全部经济功能的，它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指导、修正和补充。以马斯格雷夫1959年的《公共财政论：公共经济研究》和布坎南1960年的《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为标志，涉及了公共产品论和公共选择论等观点，使得当代西方公共财政学实现了以公共产品论和公共选择论为核心的重大转折。至此，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框架基本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经济学打破了原有的学科边界，同政治科学的关系日益密切，政治学成为公共经济学的内在部分，公共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门综合性科学。安东尼·阿特金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詹姆斯·布坎南是当代财政学家的主要代表，他们以经济机制为核心，寻找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结合点，将政府财政职能问题的探讨推向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财政学家十分关注重构政府资源配置功能，把焦点放在政府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上。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效率进行研究，斯蒂格利茨和阿特金森从效率与公平两个角度研究公共产品的最优供应问题。他们认为效率和公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他们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试图寻求两者的最佳均衡。
二、公共财政理论与我国的财政理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和辨析，一度引起许多关于“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的理论争论。
自1957年许廷星教授提出“国家分配论”已有半个多世纪，尽管这期间出现过多种其他财政理论，如“社会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分配论”等等，但是其主导地位仍是不可代替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行为。在国家与财政之间，存在着同生死、共存亡的密切联系。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任何财政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也没有任何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不是财政。
［关键词］普通高校；财政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3-0151-03
作者简介：朱军(1980-)，男，江苏建湖人，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财政学系，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动态财政学、新税制理论、应用财政计量、中国财政问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90416)。随着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府机构公务员招录制度的改革带来了高校专业设置的深刻变化。目前，中国高校正从按照“部门模式”设置专业逐渐转变为贴近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原先的财政学、货币银行学、计划统计、工商行政管理、基础建设等专业或是被取消，或是被改头换面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的内容。原先专门培养政府财政、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的财政学专业则面临着一定的挑战。特别是在省属地方院校，财政学专业在学生招录、就业方面面临较大的挑战。尽管各个地区设置财政学专业院校、招录该专业学生的人数在增加，竞争有利于培养质量的提高和财税部门人员组成的分散化，但是目前就业的不确定性、培养体制的制约和教学内容更新的缓慢以及综合社会环境的制约使得普通高校在培养财政学专业人才的过程中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财政学专业教育的困境与瓶颈
(一)不确定性下的专业参与度低
在我国高等院校专业培养口径窄的情况下，学生进入高等院校就读财政学专业之后，较低的公务员考录比、专业不对口的低层次企业就业使得学生对本专业的前途较为焦灼和不安。除少数考研的“应试型”学生外，许多学生从多个方面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例如通过外语水平考试、辅修第二专业、获得各项资格证书等。这使得学生忽视对本专业的学习，并使这样的负面影响和“非参与式”学习氛围在高校不同的届次之间进行传递。加重了专业参与度过低的程度，从而抑制了本学科的发展。
(二)专业内容的空乏性
从专业内容来看，目前中国财政学专业的内容空乏、过时，这在地方省属院校较为突出。由于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缺乏，地方院校对各专业教育内容的更新非常慢。财政学多数内容以计划经济时代“收、支、平、管”为基础介绍专业基本内容，专业课或是放入了税法的政策措施，或是加入了会计学中的部分内容，或是直接将财政学的内容改头换面细化、套用如目前的《地方财政学》。对此，李秀梅(2009)认为：财政学专业课程内容存在重复现象，总体上，现代财政学内容在省属院校财政学专业的教学中较为不足，使得学生在各个地区之间呈现了“同质化”培养的特征，也使得不同地区重点高校、财经院校之间毫无特色。
相比较而言，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虽然涉及公共财政的相关专业办学较晚，但前沿的研究方法、颇具特色的专业内容使其在公共财政学教育中迅速脱颖而出，在国际上和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反一些较早设立财政学专业的财经院校，专业教学内容的更新反而步履蹒跚。实际上，现代公共经济理论研究也是一个动态演进、理论成果不断呈现的过程，Stern(2002)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内容不能够与时俱进，空洞乏味也使得学生对专业的学习兴趣较为缺乏。以笔者讲授的《地方财政学》为例，绝大多数教材是将财政学的理论应用到地方辖区之间，辅之以中国的政策实践和区域间平衡关系。而反映这一学科前沿内容和前沿方法的空间经济学、地理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对策论中的政府间关系、政府治理与合作等问题均没有反映在这一课程体系中。
(三)社会兼容与学生参与问题
公共财政学是一门与社会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科学，而中国社会“官本位”的特征以及社区建设缓慢、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平台缺乏等问题，使得省属院校大学生深入社会、参与公共财政实践的机会较少。实际上，学生完全可以通过关心社会、参与社会来促进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例如，在政府财政部门，学生可以通过实践了解预算编制、财政拨款、财政监督、绩效评价方面的内容；在各个社区，学生可以宣传依法纳税、公民权利义务教育，宣传如何看懂政府预算，如何监督政府财政工作；在大中型企业，学生可以学习企业如何报税、退税，学习如何进行社会捐赠，如何处理“税企关系”；在非营利性机构，学生可以了解机构的运行模式，学习和研究资金来源、去向状况。实际上，就微观经济主体而言，公共财政中的税收、公共支出问题是微观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融入理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思维、应用高级分析工具可以为各个部门的政策设计、优化调整作出贡献(Stiglitz，2002)。
(四)研究型教学层次不够
目前，省属普通高校在进行财政学教育的过程中对专业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学生基础不扎实呈现了“能下不能上”的职业化发展特征。尽管省属高校也有学生通过研究生考试进入其他重点高校，但是专业基础薄弱、选用教材落后、本科阶段学习内容陈旧、应试投入过度使得这类学生的研究素质普遍低于重点院校的学生。就外语水平而言，重点高校基础课的全英文教学(如公共财政学、计量经济学、经济学、数学分析等全英文教学)使得这类学生在研究生教育中英文文献阅读水平明显高于省属院校的学生。对此省属院校财政学专业学生视野不够开阔、前沿文献阅读困难、对外交流能力差也不足为奇。通过上述的概括可知，目前的专业内容多为概念性和框架性的描述，在研究型教学方面的方法论引导和课程设置涉足较少。
二、地方专业教育的优势
(一)各地区强劲的人才需求
在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三元定位之下，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大量一线人才的强劲需求可以促进省属院校财政学专业的外延式“扩张”。但公共财政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失误确实存在(Boadway和Raj，1999)，从而政策实践的客观需求推动了各级政府对省属院校人才的需求。经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公共财政管理人才可以为地方财税部门以及其他公共事务部门带来力量。
(二)丰富的社会实践土壤
地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机构为省属高等院校的财政学专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领域，而区域内不同部门的工作业绩、运行特色，不同地区的人文社会文化环境为科研和实践提供了实证研究的素材和资料来源。学生可以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不同地区公共财政福利政策的差异及其政策实践的经验教训。
(三)专项研究的集聚性
地方经济、社会乃至历史与文化特征使得省属地方高校具有获取一手资料和素材的研究优势。对于地方省属高校的科研人员而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产业特色、文化特色、城市特色、体制特色和环境特色使其在研究的过程中能够集思广益，形成专项研究的集聚性，办出特色。对此，谭彦红(2006)提出了以东盟贸易区、民族特色为代表建设好本地区的公共财政学专业；郝春虹(2010)提出了立足民族区域特色、语言特色、产业特色办好本地区的公共财政学专业。另就城市财政问题而言，城市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塑造城市特色的方向，需要地方院校研究人员的专题研究。
朱军:普通高校财政学专业教育的困境与出路三、未来与出路
(一)深化专业认识、树立专业品牌
公共财政学专业的发展需要通过兼容、宽泛的平台建设提供保障，需要通过深化专业认识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管理”进行“专业营销”，树立专业品牌。营销与战略专家特劳特先生就高度重视“定位”的作用。从战略和学科本质上来看，公共财政学专业学生的培养应定位为：1.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税务部门；2.各类企业财务部门——从事税务会计与报税工作；3.中介咨询机构、法律机构的业务部门、政策分析部门；4.大型企业公益事业与企业形象工作部门；5.公共事业单位业务部门、政策分析部门；6.社区单位的工作部门；7.继续教育、留学深造等。目前，很多部门对财政学专业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这需要高等院校的专业品牌建设，有赖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招录制度的调整。通过拉开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工资、福利差异(前者高于后者)、驱除“官本位”文化将为上述职位的兴趣化、专业化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不是当前的“功利化”择业。总之，准确定位、转变认识、树立专业品牌将大大有利于专业学科的建设。
(二)丰富社会实践的平台
深化高等院校学生、教师与社会各个部门的联系，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将为学科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土壤和研究素材。对于院校科研人员而言，深入到政府财政、税务工作部门或是公共事业单位进行实践有利于理论联系实践，获得第一手的实证研究素材，开展广泛性的政策实验；而本科生进入这些部门实习将为学生理论用于实践、深化理论认识、形成专业兴趣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可以在树立学校品牌、专业品牌方面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对于社会各个单位而言，在融入高等院校师生的知识创新和思想理念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了解到前沿的财政经济理论，提升本部门的公共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与高等院校的对接将公共服务中的“共性化问题”集思广益、讨论解决。
(三)更新专业教育的内容
更新公共财政学专业教育的内容，按照“宽进严出”的模式培养学生是建设公共财政学专业、树立专业品牌的基石。在专业内容方面应该将经济数学、现代中高级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乃至数值经济学课程纳入公共财政学专业的教学中；在专业教育中，应将初、中、高级现代公共财政学的内容教授给不同层次需求的学生，包括对策论中的公共财政问题、动态经济学中的公共财政问题等。这其中，通过高级理论模型和经济学基础学科的深入学习形成公共财政理论观点是内容更新的重要方面。如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iamond(2002)研究的一般均衡下的跨期迭代模型(OLG)、行为经济学中的公共财政问题，在目前国内初、中级的教科书中均没有得到体现。对于中高级的课程，应通过数学课的形式每次课安排作业、批阅作业(交予助教)，让学生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演绎中学习公共财政学，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案例、模型、方法和数据统计分析能够深化对专业的真正认识和理论内涵。总之，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的更新是提高专业培养质量、培养学习兴趣的重要保证。
(四)采取分层教学的模式
影响高等院校声誉、品牌和排名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高校的科研水平；二是高校毕业生在10年、20年后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在此，为了提高省属普通院校的办学层次， 通过分层、分类教学培养研究生型的本科生非常重要。这也是提升地方院校发展层次、办学层次，改变部分学生因高考失误而错失高质量、高水平教育的重要措施，也可以为部分“准留学生”提供必备的预科教育。对于研究型本科培养体系的学生，可以通过全校学生“自愿报名、严进宽出”的形式招录，中途部分考核淘汰的学生可以转入一般应用型本科培养体系。这样的高层次教育也应是培养“重理论、重基础”的教育。为推动分层教学模式的实施、减少学生专业参与度低的问题，参加研究型人才体系的学生，可以参照一定的比例“免试”进入本专业研究生的学习行列。
(五)设置针对性的课程
基于分层教学的模式改革，针对性的课程设置内容如下(表1)：
表1地方院校不同培养体系的课程设置
适用对象应用型本科培养体系研究型本科培养体系进入一线岗位的一般本科生进入政策研究部门、重点高校或是出国留学的学生共享授课范围课程
课程现代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数学数学分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政策分析的定量分析面向全校初级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学管理理论与实务中级财政学税收法律与制度国有资产评估实务金融理论与实务专业开设专业
课程财务报表分析/税务会计/税收筹划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税务实务与案例/投资与项目管理/城市财政学常微分方程/随机过程/实分析/数学模型等公共事务与危机管理/政府合同管理/社会保障动态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对策论/CGE分析等面向全校非营利性部门税收管理/全球治理与合作高级财政专题/财政思想史/经济哲学/经济伦理等专业开设注释：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教育部统一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研究型课程的设置参照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CEMA)“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的课程内容。
对于应用型的本科培养体系，实务课程和前沿理论课程的结合并融入现代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知识可以让学生迅速融入社会并具备长期的竞争力。
在研究型本科培养体系下，现代经济学的逐渐融合和专业基础课的通用性能够拓宽学生的研究视野。对此，省属高校通过设立基础课、专业课的方式既可以实现学科融合、资源共享、拓宽研究视野，也可以降低课程改革中的经济成本。基础课可以面向全校统一开设，保证授课过程中的规模经济效应；专业课也可以面向全校公开开设，供其他专业选修，改变以往专业“口径窄”的问题。
(六)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
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科研在一定层次上是一个“奢侈品”。研究型范式的财政学专业课程内容的准备、讲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付出较大精力。平均而言每3个小时的课程需要12个小时的准备时间，讲授则是推演式的逻辑分析过程。而目前省属普通高校在“”式的“科研立校、层次提升” 战略下大大束缚了研究型教学范式的推进。省属院校普遍存在教条化的教学要求，真正有水平的教学型人才晋级困难等方面的问题严重挫伤了教员的教学积极性。使得大多教员普遍采用中文版简单教材，采用PPT的授课方法，大大降低了课程的难度和内容更新速度。因此，形成良好的激励相容制度非常重要，这也是实现内容更新、构建研究型课程体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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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比较研究；书评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中心任务是阐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弄清楚政府参与了哪些经济活动，尽可能预测这些活动的后果或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评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得失，进而为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在中西方各国的发展历程中，财政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财政学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完整的框架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对中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张平博士所著的《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关于中西方财政运行机制异同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将中西方财政比较的对象设置为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前中国公共财政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内容涉及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和现实运行状态及现实背后的深刻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并最终通过对中西方财政的多方比较探求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该书已于2010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分为7章19节。
一、著作确定研究方向的三个原因
张平博士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的关注从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了，她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前中西方财政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状态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差异性，同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中西方财政有着越来越趋同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彼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有着迥异的差别。
二是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或者说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中西方财政比较的研究多是基于具体的某项财政制度或财政分配关系的中西方比较与借鉴角度展开的。尽管在这些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实现将中西方财政整个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系统的、完整的进行研究比较的目的，而且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并没有把中西方财政比较问题融入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三是张平博士对本选题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的导师——财政学知名学者武彦民教授自她读硕士阶段就已开始的启发和指导。在张平攻读硕士期间，武彦民教授向她提问，作为财政学专业的教师，为何在给学生授课时要同时讲授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两门课，难道这两门课不能够合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导师的这个问题促使了张平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以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为方向，终于在《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这一专著中很好地回答了导师提出的问题。
二、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欠缺
多年来，中国财政学界已经感觉到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它们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财政运行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是中西方共同认同的财政模式。它们都将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所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大致相同。它们都将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公债、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形式也并存于财政收入行列，有关收入原则、收入效应、收入决定等理论体系也高度雷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是中西方财政共同的支出项目，支出方式理论、支出效益理论、支出总量理论等均体现在中西方财政学者的教材或著作中。绩效预算、赤字预算、周期预算、中长期预算、复试预算、行动预算等都是中西方财政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家预算术语。在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体制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著述中，也经常出现菜单理论、分权理论、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公共物品层次理论等西方色彩浓厚的理论模型。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财政学著作或教材中。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顺向分析和逆向分析等研究方法，已经被中西方财政学者共同认可并被熟练地运用到分析过程。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有根本不同的制度环境，毕竟有相差悬殊的发展水平，毕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毕竟有严重冲撞的价值观念，因此，反映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也有着迥异的差别。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更关注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区别或差异。我认为这是本书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状态。人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财政运行的局部或个别环节，并未对整个财政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完整地比较研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站在就财政论财政的狭义研究视角，并未把中西方财政融入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人们经常从具体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手段等较浅层面去研究中西方财政的异同，但缺乏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人们往往机械地甚至僵化地将中西方财政类型理解为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殊不知西方国家财政也有强烈的计划性，中国财政的运行环境也越来越转变为市场经济。1992年中国确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8年中国又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新模式，这两大变化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进行中西方财政比较的论著也比较缺乏，只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马斯格雷夫（美国）的《比较财政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子基的《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6月出版的姜维壮的《国际财政制度比较》和《比较财政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1月出版的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张馨的《比较财政学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的杨志勇的《比较财政学》，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李炳鉴等人的《比较财政学教程》。在这些论著中只有杨志勇和李炳鉴等人拓展了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比较了20世纪以来中西财政学的不同发展轨迹，剖析中西财政理论及制度的基本异同点。其他论著则还是基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型财政与中国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型财政的异同点。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不够，对待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 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工作，公认最早的当属邓子基教授，其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之后，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
在国外，情况也大致如此。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三、内容简介
《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共分为7章19节。
第1章的内容是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第2章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第3章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第4章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第5章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第6章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如中西方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迥异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国有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善论”导致社会理念中不相信制度的约束，倾向于相信德治和人治，而西方国家基于基督教“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提倡法律高于政治，相信“制度”以及中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目标等。第7章为结语，总结了全书的研究路径，指出了理论创新之处，并总结出17个主要学术观点。
四、评价
作者从六个方面对中西方财政运行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研究。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
本书丰富了中国公共财政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比较财政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实践应用的角度上来讲，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深层次的话题，即中西方财政的理论及现实中存在的趋同与差异。特别是在揭示中西方财政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差异性根源的时候，作者没有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财政理论与实践的狭小空间，而是立足于更为宽泛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详细展开并深入探讨。这是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当然，科学研究没有终点，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也远未到达理想的彼岸，而且，真正的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某项研究往下深入一个层次，遇到的困难或挑战肯定不止增加1倍。书中还有许多未能详细展开和深入探讨的地方，例如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如何能够在满足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社会公平的前提上实现进一步的优化，各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最佳比重到底为何，能否分析出一个极具参考和调整价值的具体数值。再如西方各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对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来说是否真具有借鉴的可能，能否开辟更全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及其合理取值的问题。最后，西方国家较为健全的财政运行机制背后有何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国如何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将西方国家构建财政运行机制的经验本土化，并真正把各项完善财政运行机制的措施落到实处。另外，本书开展的是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在很多经济指标和数据上国内外的统计口径不同或者是国内统计数据的匮乏和粗化，以至没能做出技术性更强、更具说服力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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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古今中外,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也是公共财政,它们是同义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演进,不同的国家财政又会有不同的模式(类型)。现在大家所说的“公共财政”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把它作为国家财政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突出它是一种市场型财政,却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公共财政”一词是英文 Public Finance的直译。《美国传统辞典》对Finance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资金或其他财产的管理科学,二是指对资金、银行业、投资和信贷的管理。一般的英汉辞典则通常把Finance译为金融、融资或财务。因此,如果Finance一词单独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务管理,而这种财务管理既可以发生在私人部门,如家庭、企业、银行的资金管理:也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资金管理。在Finance一词前加上限定词Public,此时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见,单从字面上理解,Public 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由于国家(或政府)是整个社会经济中最为主要、对社会公众有着最为广泛、持久而深刻影响的公共部门,因此,用Public Finance来代表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是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所以,应当把Public Finance译为“财政”,因为财政就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我于1987年在把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 Fi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编译为《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时,就把Public Finance译为“财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 Finance直译为“公共财政”,有的学者认为那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不过,人们会问,如果Public Finance是专指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却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词呢?据张馨同志的考证, Public Finance一词一直到 1892年才被英国的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首次用来概括“财政(学)”这一范畴。而在Public Finance被广泛采用的前后,财政(学)被冠以Government Finance的不在少数,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有之。这样,如果把Public Finance和Government Finance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那么将Public Finance译为公共财政(学),用以特指市场型的财政,以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或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共性,不失为一个贴切的译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学者提出,自从1959年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为经典着作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经济(Public Economy)的概念,特别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念》和《公共经济学》,直接以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为书名。自此以后,多数财政学着作把 Public Finance或 Government Finance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 Economics)。而这种改名,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名字的改换,而是研究的范围、领域、方法、指导思想、所要说明的问题等等都有实质性的变化。照此说来,与西方国家财政学的发展现状相比较,“公共财政”的提法多少显得有些“滞后”了。
应该肯定,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的确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也应当看到,尽管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对政府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扩展、突破了原有的内容和方法,但是,对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最具份量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不少财政经济学着作相继改名之后,却仍有许多着作使用Public 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财政”一词的提出和兴起,是在我国历经多年的财政经济改革,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之后,试图对逐步走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模式及其特征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在我国财政改革与财政理论发展的现实情况下,提出“公共财政”一词,并将其作为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类型),的确有助于标识我国财政职能转化的方向,有利于财政定位,是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近几年来,张馨同志撰写、出版了《公共财政论纲》等专着,发表了许多论述公共财政的文章,在财政本质与财政模式(类型)的关系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对国家分配论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肯定和重视。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国财经报》发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财政”一文,正式提出“为公共财政叫好”。总之,对于“公共财政’这一提法,我是持赞成态度的。
二、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我之所以对“公共财政”范畴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为它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正确把握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及其涵义、特征。不过,尽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并无姓“资”姓“社”之分,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可以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模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并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对我国财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顾及我国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因此,公共财政作为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的一种理论概括,固然不失其积极意义,但它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却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个概念才能正确把握我国财政改革的现状及其目标呢?我认为,从现实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角度考虑,还是要强调“国家财政”一词。一方面,国家与财政有着天然的联系,没有无国家的财政,也没有任何财政可以离开国家而存在,国家财政作为一个一般范畴,可以涵盖公共财政范畴。这样,在总括我国财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不至于因为强调国家财政,而忽视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倡导;也不至于因为倡导建立公共财政,而脱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实。另一方面,和公共财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国家财政”一词,虽然看似有同义重复之虞——财政本来就是指国家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在财政前面加上“国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国家财政”一词却有助于反映我国财政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动推进的,对财政改革来说同样如此;第二,多年以来,我国财政一直存在“两个比重”偏低的情况,需要通过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对这种局面加以改观,以“建立稳固、平衡和强大的国家财政”(江泽民总书记为《领导干部知识读本》一书所作的批语)。由此可见,在现实情况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范畴,还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在说明了坚持“国家财政”范畴的必要性之后,这里还有必要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经提到,国家财政与财政是一致的,财政就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也就是财政;而公共财政特指市场型的财政,因此,国家财政包含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财政或国家财政的从属概念或者说是子概念。一般说来,公共财政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集中于从事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活动;但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现实中存在着的数量巨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运营,以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导致了在公共财政之外,还必须有一块活跃于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财政。而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这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就构成了我国国家财政的现实模式,所即谓的“双重结构(或双元)财政”(其中以公共财政模式为主)。
“国家财政”范畴的使用,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概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张馨同志提出,人类历史所存在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类型: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与之相适应,从财政活动的目的出发,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家计财政、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用“家计财政”来概括自然经济型财政的提法是否恰当,这里暂不讨论;但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我认为是欠妥的。张馨同志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国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个人只是企业或单位的行政附属物,整个社会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形成一个大企业,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与政府的经济计划来开展,从而财政也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的需要而活动的,这就具有了“国家”财政的性质。应当说,张馨同志对计划经济中的财政活动的总体状况的分析和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的财政这一做法。我认为,财政与国家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这一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国家财政”这样一个带有“财政一般”意义的范畴来界定带有特定含义的计划型财政,很容易导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人们的误解。比如,人们在否定计划型财政时,就会把“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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