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ary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Kunqu Dance, 2009
XIE Jian-ping, GUO Yan-lin
2009年12月2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中国艺术研究院、江苏省文化厅主办,南京艺术学院承办,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苏州市文化广播电视局、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的首届中国昆舞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韩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开幕式及教学成果展示在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厅举行;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章剑华,南京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米如群出席了开幕式并先后致辞,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希望通过举办这次研讨及相关展演活动,不断开拓中国古典舞的新领域,进一步推动昆舞创作的研究与发展,同时预祝此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昆韵》演出专场和学术研讨分别在前线大剧院和金陵滨江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昆舞”在中国古典舞学科构建中的意义与价值、传承与发展及其本体特质、教学模式探索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昆舞”在中国古典舞学科体系构建中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古典舞的重建工作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历经几代舞蹈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探索,中国古典舞学科构建正日趋成熟和完善,相继诞生的“身韵”、“敦煌舞”、“汉唐舞”学派等不断为丰富学科内容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昆舞”作为近几年脱颖而出的一分支新流派,其在中国古典舞学科体系构建中的价值与意义,显然成为参加本次研讨会议专家学者们所关注的话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资华筠在主题发言中首先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明确指出“昆舞”是中国古典舞“复兴”轨迹之拓展,也是中国古典舞现时发展之使然;它与目前占据主流以“身韵”为核心的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以及“汉唐舞”、“敦煌舞”相互映衬,各俱特色;它是艺术家的长期积累与创造性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昆舞”作为当代中国古典舞的“新流派”,是对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深层次的阐发与形象化的呈现,是艺术家高度文化自觉的体现。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罗斌研究员分别从昆舞生成的学术前提、昆舞的概念界定、昆舞的理论意义、昆舞的教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他对昆舞的理解。他认为:昆舞的出现,得益于中国古典舞这个“不定空间”体系和文化平台,而系统构成的基本规律也制约着昆舞构建的基本思路;“昆舞”应是昆曲中舞蹈的衍生物,是以昆曲“唱、做”艺术为素材创造的、古典文化内涵深厚的舞蹈样式;昆舞对昆曲生、旦意蕴的挖掘与延伸,弥补了中国古典舞在表现和风格上的一些不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圆融周流”、“气道曼生”的延绵不止,内在构造的“和谐”如一,共同构成了昆舞动作的功能性、风格性与表现性、意念性的综合特征。如果说昆舞是一种“立体整合”,那么这种“立体整合”的着力点恰恰在东方传统思维的综合性和舞蹈形态的“天人合一”观念上,即“形”与“神”、“思”与“体”的整合。他将昆舞的理论意义总结为创造性、文化性、目的性、风格性和观念性,并将昆舞在教学方面的意义归纳为:“元素化”与综合性;微观精神;手位和空间创新;“身心一体”的运动观。
北京舞蹈学院科研处刘建教授,分别从宏观审视与微观开掘的角度,将“昆舞”置于中国古典舞历时与共时状态、传承与再造方式的生成条件下来进行考察,他指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直接影响着舞蹈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特征,无论“汉唐”还是“明清”都是“时间上的一段”;从空间上看,辽阔的地域必然给舞蹈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广阔的领地,无论“敦煌”还是“马王堆”都只是“空间上的一块”;时空之间还蕴含着由思想观念激活的无数内容与形式的追求,“昆舞”的生发即是今人的追求之一。传承与再造是追寻中国古典舞真身的两种方式,前者包括“同体传承”与“变体传承”,昆舞从昆曲中变体传承而来,但同时也在进行着夹在文献、文物与剧目之间的中国古典舞再造工作。这两种方式都为中国古典舞、也为“昆舞”的建构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更为具体的手段。由于历史的原因,宋代以降的中国古典舞日趋没落、渐失自身,而“昆舞”建构的动机就是想把散落于昆曲中的体动提炼整理出来。戏曲中的“程式”深藏着积淀的中国舞蹈艺术形式及其所指,昆舞要实实在在地从绝对和相对纯粹的动作及审美形态做起,以历史物恋的方式将传统舞蹈资源物化,一点点搜集、整理,唯有如此,才能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昆舞。
中国舞蹈家协会研究部主任林力平,剖析了昆舞所承载和蕴涵的中国古典人文精神和美学思想,着重探讨了昆舞在中国古典舞发展史上的审美特征和美育作用。他指出昆舞从古典舞“圆”和“曲”的内在需要出发,彰显出“和”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昆舞表演艺术也赋予了中国古典舞新的肢体内涵,其意韵清醇、圆融和合的优质基因,对中国古典舞的传承与发展、开拓与创新有着积极的意义。昆舞艺术表现形式呈现的是传统的、典型东方舞蹈文化,对广大观众具有普遍的审美教育意义。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教师王亮则从流派的创作理念、思维方式和审美风格等方面对昆舞与汉唐古典舞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汉唐古典舞和昆舞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两者同源共生。两者的共性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语言体系皆追求纯粹性与独立性,都是从中国文化中寻找中国古典舞的内在神韵;二是审美风格皆追求高雅与精致,皆渗透着东方文化中的雅文化与文人文化气质;三是思维理念皆追求中国太极思维的“圆”和“天人合一”的境界,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精神和传达出民族气质;四是两者皆肩负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认为古典舞是一种文化形态。而两者的相异之处主要在于创作角度和训练方法的不同。
二、昆舞对昆曲的传承与发展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著名表演艺术家欧阳予倩先生就主张:“中国的舞蹈演员应当学习戏曲中的片断和基本功,同时还要从戏曲中保留下来的舞蹈入手去研究整理中国古典舞。”有志于重现中国古典舞辉煌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们,在60年来的不懈的探索追求中,在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的认识问题上,一次又一次实现着思想上的飞跃,逐渐找到了一条按照舞蹈艺术特性去发展传统而又不失去民族传统审美特征的道路(从单纯形式上的继承转向从审美性上去继承;从动作套路上去整理传统转向从提炼训练元素上去发展传统)。
昆舞既富有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底蕴,又有顺应时代要求的创新与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昆舞对昆曲表演程式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大师、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贾作光评价说:昆舞来之于传统,是从昆曲中提炼、采纳、筛选而成的,其身段、风格、韵律都具有鲜明特点,在表现、刻划人物及身段展示方面,舞蹈性明晰地凸显出来。昆舞与中国古典舞一样,都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并形成自己的舞蹈特色的。而昆舞较之在塑造人物身段上,则更富有弹性,柔韧张显,别具一格。苏州大学文学院周秦教授认为昆舞是从代表中国传统戏曲最高成就的昆曲艺术中撷取营养,通过熔铸升华,创造的一个全新的舞蹈品种。昆舞对昆曲艺术的继承撷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昆曲表演程式中提炼优质基因,构建昆舞的基本舞蹈语汇,并形成一整套基训内容;二是继承昆曲艺术中的传统文化精神,既熔铸出昆舞独有的意蕴,并予以了充分的演绎。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江东研究员则指出:“昆舞”的创建主张和眼光对于中国舞蹈民族化的建设是富有意义的,它鲜明地捕捉到了富有中国意韵的动作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衍生,这样的起点对我们在文化上的认同是具有说服力的;“昆舞”从一开始便获得了深层的生存价值,它从昆曲中寻觅到动因,从中找到动的规律、美的规律,并赋予这些规律以典型性,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高度系统化的舞蹈性动作程式,进而形成一个在美学上得以立足的动态审美系统。从这个角度上说,“昆舞”的基础无疑是扎实而可靠的。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服饰艺术系皇甫菊含教授,分别从比较研究、审美、继承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昆舞的独特性、文化性和创造性特征。她认为昆舞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昆舞是对昆曲本体研究的产物,昆山腔声腔韵律被演化成为昆舞动作的韵律;二是在此动作韵律的基础上,科学运用人体和点位结合的方法,创造性地形成了昆舞的基训。其文化性在于昆舞所表现出鲜明的东方古典文化、吴地文化和文人文化的特征。而昆舞的创造性则表现在以创新思维发展了昆曲,其基训已自成体系并可用于昆曲演员的培养。因此,昆舞不是昆曲中舞蹈和身段的简单再现,是以舞蹈思维拓展开去进行梳理和提炼,所形成的一种带着昆曲神韵和味道,与昆曲本质精神相吻合的中国古典舞。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教师许薇对昆舞与昆曲做了一定比较。她指出,昆舞是对昆曲的优质基因的提取,但有所发展,有所不同:昆曲形随曲异,昆舞是曲随形韵,以舞蹈为主体。昆曲是程式化,昆舞是有形的自由。昆曲是形的收,昆舞是形的放,是美学范畴的放。
2、昆舞对昆曲美学原则的继承与创新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居其宏教授,从艺术实践和艺术教育的角度对昆舞进行了思考、评价。他指出,昆舞是运用昆曲表演艺术的美学原则、特殊思维方式、表达习惯等等,通过当代创作来实现对昆曲舞蹈艺术的传承发展的。作为昆曲综合创作元素和表演元素之一的“昆舞”,其雍容华贵、端庄典雅、韵味隽永的特点,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和历史文化价值,同样是中国古典舞的精华之一。他特别强调指出,昆舞要姓“昆”,要凸显本色,要深入挖掘昆曲、昆舞、昆韵优质基因。上海歌舞团原团长、国家一级编导方元特别分析了“昆舞元素”这个关键词。他认为,昆舞元素虽从昆曲身段中提炼而来,却非一味追求形似而更注重神似,其中饱含着昆曲身段的神韵,蕴涵着昆曲艺术的美学文化。“昆舞”的成就在于其“元素”的可组合性,提取“元素”中任何几个动作都可按照构思意图随意组合,既可变换节奏,又可表现不同意境与情感、性格。这就充分证明了“昆舞”的表现力与形式感均趋于成熟,其方法是科学的,几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骄人的。江苏省文联原党组副书记高以俭认为,中国传统艺术与“意”是分不开的,以“象”立意,是东方艺术最根本的特点。昆舞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充分注重意念、意气、意韵。以“和”为美,和谐、柔和,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昆曲、昆舞都表现出一种生命的缠绵,寓丰富的生命于和谐形式之中,是生命的审美表达。昆曲的风、雅,以及韵律、韵味、身韵、气韵、音韵,都化为昆舞的特征。
3、关于昆舞与昆舞音乐
江苏省歌舞剧院一级编剧戴晓权认为,昆舞最重要的是韵,从外看是韵味韵律,从内看是神韵与气韵。真正要达到气韵与神韵的统一,昆舞音乐就不能仅仅以昆腔来歌伴舞,不能是曲牌的重复再现。再就是程式化的东西,还不能达到“破”的意境,全新意义的昆舞就是要“破”、“化”,昆韵怎么升华,就是要靠“吴风苏韵”,开拓者耕耘昆舞这块土地还要付出很多的劳动。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谢建平研究员认为:《昆韵》的演出是成功的,尽管尚处于阶段性成果。“昆舞”确实是从昆剧表演艺术中提炼出来的舞蹈艺术,但又不等同于后者,关键就在于一个“化”字。从某种意义上说,昆舞的创建者做了一项很好的还原工作,将中国古典舞一些活态传承基因从昆剧表演艺术中挖掘了出来,并予以系统化的重组与构建。但是昆舞音乐相对要拘谨些,大概是担心偏离昆曲特色,而采取了一种紧“靠”的办法,仍在昆曲曲牌原体制内徘徊,在“化”字上还没能实现与“昆舞”的同步,也就是舞魂与乐魂的真正统一,期待今后能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日本雅乐专家三田德明,从日本雅乐的传承经验出发分析了昆舞音乐上的得失。他指出,雅乐是日本最古老的舞蹈形式。在一些宗教场所,雅乐一直保存着并未消失。日本雅乐是将古代舞蹈完整地保留下来,所以一些由中国传过去的舞蹈动作也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中国现有趋势是给传统舞蹈加一些新的东西,使之看上去更有价值。在日本,也有音乐家将不同音乐组合在一起,这对市场有益,但却不是传统的音乐。因此,昆舞要成为中国传统舞蹈表现形式,就应完全用中国传统音乐,使用中国传统乐器。《昆韵》作曲家莫凡则认为,昆舞的音乐运用了管弦乐加民族乐器的组合形式,考虑到一味用昆曲的曲牌会使昆舞音乐显得不够丰富,除了笛子、唢呐、古琴等民族乐器外,在一些抒情部分也使用了西洋乐器,这可能会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但昆舞音乐确实还需要继续改进。
三、“昆舞”本体及其艺术特征
随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审美会因文化生态的变化而无情地抛弃当代人所无法理解与接受的艺术元素和基因。因此,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取决于对其精髓的提炼及优质基因的承续。而我们对古典美的定位,也必须用当代意识的美学观去寻找――传统美学的经线和当代审美纬线的交融点。昆舞生发于历史悠久的昆曲,是对昆曲中舞蹈元素的集中提炼与归纳,它是通过挖掘昆曲表演艺术的精髓与优质基因,具有深厚中国古典文化内涵,体现东方艺术特征,并赋予时代审美理念的舞蹈,是中国古典舞新的舞蹈体系。对昆舞的本体与艺术特征,与会专家各有见地。
1、关于昆舞本体的特质
“昆舞”的创始人,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马家钦院长诠释了“昆舞”的概念,并剖析了昆舞艺术的特质。她指出,昆曲、昆舞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昆舞是舞蹈艺术,属于独立的舞蹈艺术范畴,是挖掘昆曲表演艺术优质基因,具备昆曲审美特征、昆曲表演艺术风格特点的舞蹈,是一种以意念引领而行的舞蹈。昆舞的形态、韵律、风格特点可概括为三个七字诀,已成为构建与创造昆舞的基石和准则,如形态特点的含、沉、顺、连、圆、曲、倾;韵律特点的上、下、平、入、推、拉、延;风格特点的雅、纯、松、飘、轻、柔、美。再加之昆舞的手位(背掌推拉27点位)、节奏(三眼、一眼、七眼、无眼板)、“三子”技术手段(扇子、袖子、翎子为主)、“三小”切入点(小生、小旦、小丑)的表现特征,共同体现出了昆舞艺术的本体特质。同时,昆曲的优质基因特色也“限制”着昆舞,使得昆舞的创作理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排他性,保证了昆舞只会姓昆而不会改旗易帜。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教师古心通过点、线、面的运动方式分析了昆舞的本体构成及其艺术特色。她认为,寻找动作理念和运动方法是昆舞本体构成的核心。昆舞运动思维的核心是以零点作为动作的起始点寻求其质的规定性。对于昆舞运动方式上的特色,她认为有三方面:1、昆舞的点、线处理方式体现了昆舞风格特点中的“连”和“圆”,形成了其特有的韵味。2、昆舞中点、面之间运动关系的处理是心中有点,以点带面的运动方式,是以“意念”引领的运动方式。3、在线与面的运动方式上,昆舞讲究“限制中的自由”,体现“顺”、“连”的质感。通过昆舞独特的点、线、面的运动方式,才传达出昆舞特有的艺术神韵。
2、关于昆舞的艺术个性及时代感
江苏省舞蹈家协会原主席黄素嘉认为昆舞的艺术品格可以概括为独特、鲜活、纯真。独特个性是昆舞区别于任何一个舞种的特征,“昆舞”汲取昆曲舞蹈元素,加以提炼、创造、推陈出新。昆舞的鲜活在于,在古老的程式中注入了时代感。昆舞的艺术形象诠释了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纯真。苏州市戏曲研究所顾聆森研究员从昆舞程式、韵味以及音乐三个层面对昆舞作了客观的评价。他指出,昆舞程式具有昆曲的文化品格和审美价值,通过对昆剧的行当程式的剥离加工,创造出昆舞的个性元素,这是昆舞成功的基础。昆舞韵味的浓淡在于昆剧程式的解构与化合,其中也包括昆剧的文学和音乐程式的理解运用。现在昆舞音乐偏重舞蹈声律疏于曲牌音乐个性,而这种音乐个性本应是昆舞的灵魂。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教师徐溢阳从三个方面概括昆舞的艺术个性:1、昆舞艺术具有鲜明的江南地方特色;2、昆舞艺术的优质基因具有鲜明的昆曲表演艺术的特性;是对其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3、昆舞既有中国古典舞的圆润细腻、刚柔融会、神形兼备的共性艺术特色,又有别具一格的舞蹈艺术风格和气派。
四、昆舞教学模式的探索
关键词：武术；美学；民族传统美学；西方美学
1运用民族传统美学研究武术
中国古典美学是以形象性、类比象征性的思维来阐发个人的直观感悟;以中国古典美学的诗性话语如“境界”、“气韵”等表达审美义理。在对武术进行美学研究的过程中，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有胡小明、弓云武、张均予、吴庆华、张林艳、李德元、张志勇等，其中以胡小明为代表。
胡小明在《中国古典美学与武术》一文中，从3个方面探讨了古典美学与武术的相互关系。第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中指出:“先秦至两汉，是中国武术成为审美对象的萌芽时期。同时，这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发端时期。”“魏晋南北朝……是美学和艺术探索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的武术，……融摄了较丰富的文化因素，并显现出一些理论色彩。”“从中晚唐开始，中国美学发展呈现出儒、道、禅等三家合流的趋势，对武术美的本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宋元时代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成熟阶段。晚唐以后，美学思想倾向于抒情写意，强调平淡天然之美，更加不求形似，力求传神，在更高层次上抽象出审美活动的理性内容。”“宋代武术的强身自卫、娱乐健身的社会功能的高扬，也标志着它正在走向自身的成熟阶段。”元代在民间禁武，武术“潜人到元代最有特色的艺术形式—戏剧杂剧。使演练技巧程式化。……武术在这里从实用彻底地走向了审美。”“明清时期的中国古典美学，……将传统美学已提出的观点发挥得更为深人细致，呈现出总结性形态。明清时期的中国武术，也在这时完成了量上的积累，呈现出阶段性的总结形态。”在这里，胡小明把武术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发展与中国美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相对应，用中国古典美学在不同时期的成果来说明武术具有的美也是在不断的随着古典美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从而使人们清晰的认识到武术的美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是深受中国古典美学影响的。第二，从古典美学的义理来看，文章运用中国古典美学诗性话语如气;韵; 意;形;神;阳刚、阴柔来探讨它们在武术美中的重要作用。第三，从审美特征上看，中国古典美学“强调美与善统一。”武术也强调“美善统一，德术并重。”中国古典美学“追求内在含蓄的表现”，有“言不尽意”之说。“武术之美表现出内在含蓄的趣味和神韵，……全凭审美主体的感性体验与心灵领悟。”中国古典美学“追求人生与自然的和谐”“总是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去寻求美。中国武术，也把追求和谐作为自己的审美特征。”在这里，胡小明把武术与中国古典美学的特征进行对比，寻找出了3个对应方面。可以说是从比较深的层次探讨武术的美。
中国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与渗透。因此，从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武术美的发展过程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历史地看待武术与古典美学的发展过程这一点上，弓云武在《论武术的文化艺术特征与审美价值》一文中的第一部分“武术文化艺术美的产生与发展”的论述与胡小明的基本相同。吴庆华在《中华武术审美特性的根源》中认为“社会实践是武术成为审美对象的基础。”张均予在《试论先秦武术美学思想的产生与形成》中也认为“生产活动创造了武术，滋生了武术审美意识的萌芽。而人们对武术的审美，则产生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战争过程之中。
运用古典美学的诗性话语进行的研究，有李德元的《武术哲理中的和谐美》、吴庆华的《略论武术之美》、《中华武术审美特性的根源》、张林艳的《武术套路运动中的古典美学思想及其哲学基础》和张志勇的《论中国武术美学思想的内涵与特征》等。虽然论述的审美义理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在古典美学的范畴内进行的研究与探讨。
以上这些文章是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文章的作者们抓住武术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密切关系，运用中国古典美学与武术相关的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对武术进行了美学探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把握住了武术的民族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武术美学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2运用西方美学研究武术
在人们运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学研究武术的同时，运用西方美学范畴尤其是从美的存在形式对武术进行美学研究的文章也不断涌出。
赵崇珍、王景连在《论中国武术美学特征》一文中认为:武术运动的形象美与动作和运动形式美是武术特有的美学特征，它们“是确定武术运动技术发展水平高低的确切指标。”
张茂于在《武术运动中的美学探讨》一文的第一部分“把套路运动的艺术美分为①优美的形态②鲜明的韵味③和谐的神韵。
弓云武的《论武术的文化艺术特性与审美价值》(续)也涉及了武术艺术美。文中第三部分认为“武术文化艺术美的基本特征分为①名称美②姿势美③劲力美④节奏美⑤传神美⑥造型美⑦结构美。”
以上4位作者在美的存在形式上着重论述了武术与艺术美的关系，尤其是对动作攻防含义的理解以及身体运动的特殊形式予以肯定，突出了武术的技艺美。
李豹、关佐恒在《纵谈武术运动美》中认为:“武术给人以美的享受是带有综合性的。武术运动员的形体美是动作美的基础，动作美是武术运动美的核心，造型美是武术运动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而音乐服饰美是武术运动美的必要条件，精神美则是武术运动美的灵魂。”除了精神美以外其他几项都是从形式美的角度对武术运动的美进行研究。
论文摘要：西方文学具有同源性，古希腊文学是其源头，也都受到东方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是其系统性的体现，其发生发展又有着非常清晰的逻辑传承关系。
纵观西方文学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学相比较，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西方文学具有系统性和内在逻辑性。所谓系统性，就是西方的文学与西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民族性格等有着非常明显的同构关系，西方文虽然包括许多国家或民族的文学，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但从宏观上来看，它们具有统一性，都是属于古希腊罗马文化范畴内的文学，它们有共同的文化基础或基因，有共同的文化认同感。所谓逻辑性就是西方文学的发展过程有很强的传承影响关系，前期的文学或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是后来的文学思潮或运动或继承或否定的依据。所以，西方文学史线索比较清晰，家族谱系容易搞清楚。
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源头和基础，古希腊文学创造了伟大的奇迹，成就包含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包括神话、戏剧、史诗、诗歌、寓言、文学理论等，几乎涵盖了现代所有文学体裁。而且，每一类题材都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无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刻性、艺术的形式、美学效果等许多方面，对西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成为西方各民族文学绕不过去典范文学。古希腊文学的这种高起点，也是一种高标，他的示范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西方文学均受古希腊文学的熏染。所谓古典文学主要是指以古希腊为主的文学，当然也包括古罗马文学，但是古罗马文学是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人极度崇拜希腊文化，被古希腊文化的高贵、典雅、崇高所吸引，全面学习古希腊文化，尤其尊崇拜古希腊的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比较落后的古罗马，全盘接受了古希腊的衣钵，但是在模仿学习中，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但总的来说，是古希腊文学的路数，在总的艺术成就方面远远落后于古希腊。所以一般把古希腊罗马作为西方古典文学的范本，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尤其在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希腊文学除了文学形式方面的示范作用外（保证了西方文学的高起点），古希腊文学的一个思想特征非常重要，即文学中体现的以人为本的传统。高尔基说过：“文学即人学”，这是对西方文学的最好概括，这一人学传统源远流长，几乎没有在西方中断过。而开端就是古希腊文学。古希腊各种文学体裁，都是把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的情感、理想、内心的欲求、命运等，即使神话英雄传奇，主人公也是按照人的样子来塑造的，他们具有人的形体，人的外貌，人的心理情感和行为方式，也有人的恶的本能。这充分证明了希腊人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尊重，把人放在世界中心的位置，所以古希腊哲学家哲学家普洛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西方文学基本上是沿着这条人学路子走过来的，在不同阶段，加深着对人性的研究和表现，随着现代心理科学和主体哲学的发展，对人的认识深入到下意识、无意识的层面，现代文学也随之从这个层面上进行反映，使得文学的人学研究更加深入全面，但是以人为本的这一红线并没有中断。
古希腊文学表现出来的以人为本，把人作为世界中心的思想，造成希腊的原欲性文化特征。文学中的人物，就是现实的折射，古希腊人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心，他们没有思想道德羁绊，充分的张扬自己，使自己探讨世界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社会实践达到极限，满足人的所有外在内在的需求，这种人性的极度膨胀，既有利于个体的发展，也利于社会的进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发挥，所以出现了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物质、精神文化的全面进步。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人欲的过分膨胀，是一把双刃剑，其负面就是可能导致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健康的颓废心态。果不其然，到了古罗马中后期，出现了普遍的醉生梦死的人欲横流的状况，罗马城成为了糜烂富贵的欲望之城，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罗马的色情业的畸形发达，人们以此为乐为荣，不以为耻，严重毒化了罗马人的进取心。终于导致古罗马公元476年的覆灭。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指出：罗马的被毁灭应归罪于罗马人的淫荡不洁，归罪于活跃在古罗马艺术中的诸神：“你们的那些舞台剧，那些不洁的展览，那些淫荡的异教神，并非由于人们的败坏始而孕育于罗马，它们之所以被育成正是由于受到了你们这些神的直接命令。”罗马的毁灭意味着基督的胜利。 人们意识到，欲望的无限膨胀的恶果，开始自我反省，从而接受了禁欲的东方的基督教。在文学中，人的中心位置被神、天国占据，人成了上帝的奴从，人不是目的，而成了手段。人的欲望需求成为罪恶，人天生就有罪，因为他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了禁果。接下来的西方中世纪是人最受压抑的一个时期，人匍匐在上帝的脚下，是迷途的羔羊，人在俗世就应该不断的苦修，忏悔，摒弃世俗的巴比伦堕落之城，向往心灵的上帝之城。中世纪的神学统治，是一种西方的文化调整，但这种调整在当时有些过头。但是，这种调整是必要的，基督教成为西方文化的另一个生长点，或者是西方固有的原欲世俗文化的平衡，也可以说从更全面的对人、对人性进行了探讨。人不仅是生理物质层面的，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还有灵魂超越的需求。这种调整，在当时的确非常过激，人失却了自尊、权利，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压抑。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这种过激调整的再调整。其实，这两个联系非常紧密的运动，并非完全要完全废除宗教，不是改变宗教的教义，矛头是对着世俗的教会及其神职人员，削弱他们的权利，使信教的门槛变低，宗教仪式简化，只要人们心中有上帝，不通过教会也可以进入天堂。文艺复兴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在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历史艺术中，得到了文化启示，就是要恢复西方本来就有的人本传统，解放人性，强调人的理性，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是对人的中心位置的重新确立，对神的地位的降低，是对现实世界的确认，对天国来世的重新审视。通过这种人神关系、今生来世关系的调整，达成西方固有的原欲文化和基督教禁欲文化的平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成为表现早期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先锋，对于西方文化的重建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宣传和启蒙作用。这种文化调整非常成功，西方从此走向了比较和谐快速发展的道路。文艺复兴是个产生巨人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是人性解放的直接结果。从此，西方也就进入了资产阶级文化发展时期。但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直线发展的，文艺复兴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文学让位于带有浓厚封建主义王权色彩的古典主义文学。这是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有联系但有根本区别的文学，两者之间都强调古典，也就是古希腊罗马，但是人文主义文学更强调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进而张扬资产阶级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强调个人主义，个性解放。而古典主义文学重从形式上学习古代，是一种强调统一君主意志、国家理念否定个性的文学，注重为政治服务，情感要服从理智。在文学语言和形式上有严格的要求，几乎成为法律。总的来说，要做到语言纯洁，文体纯洁，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不能混杂，悲、喜剧各有自己的取材范围、语言特征、性格特点，戏剧要符合三一律。古典主义的特征完全与当时的强大的王权政治相关联，是王权政治在文学中的体现，在美学上代表了封建宫廷贵族的趣味。启蒙主义文学是对古典主义文学的扬弃，是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古典主义时期，是是新兴资产阶级与王权的暂时妥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强大起来，资产阶级已经不满足于无权的地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发封建运动，此次运动不同于文艺复兴只是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而是从根本上要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以新理性为武器，从学理上否定封建政体的合理性，推翻君权神授的迷信，建立人人普遍幸福的资产阶级政体即黄金国。启蒙主义文学正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在思想宣传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浪漫主义文学是对启蒙主义文学的否定，也是对法国大革命后现实的不满的体现。启蒙主义思想家（同时也是文学家）为人民描绘了未来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可是法国大革命以后，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社会现状令人大大失望，残酷的阶级斗争，动荡的流血政治，造成了全欧洲的恐慌。这是一种政治理想的破灭。现实是残酷而丑恶的，人们从精神世界中寻找理想的美，从中世纪中寻找文学的灵感源泉，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浪漫主义本质上就是理想主义，这就是浪漫主义的社会基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代替浪漫主义文学。从表面来看，两者非常不同，一个是表现非现实的理想，一个是直接展示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从本质上看，都是对现实的否定，浪漫主义是不愿直面血淋淋的现实，从而回避现实，而批判现实主义却是直面残酷的现实人生，揭示其罪恶的金钱统治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道德人心的沦丧。
现当代的西方文学虽然表面上看与西方传统文学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与以上的文学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总之，西方文学的系统性逻辑性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呼吸；中国古典舞；重要性；作用；运用表演；审美特点
0 前言
中国古典舞这一说法是由欧阳予倩先生提出的，得到了国内舞蹈家的赞同继而流行开来。中国古典舞发展至今吸收了戏曲、武术等艺术，凝聚了中华民族舞蹈艺术的精髓与民族审美风范，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舞蹈，在我国舞蹈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发展过程中，凝聚了我国民族艺术的美学，表现出了我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魅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古典舞对传统的舞蹈风格和特点进行了完美的展示、传承和发展，反映出了古老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其优秀而丰富的文化内涵。
1 古典舞表演中呼吸及其审美特征
中国古典舞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行为艺术的延续与创新，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完美展现。经过长时间的熏陶和历史的演变，到如今对于中国古典舞表演中呼吸及审美特征，需要结合中华民族的审美特征来进行。
1.1 古典舞表演中呼吸的作用
从理论上来讲，呼吸就是气，也是一种不断运动着的、有很强活力的特殊物质，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元素。而呼吸在我国古典舞中属于专门的艺术呼吸，是来赋予舞蹈可以生动真实展现的基本单位，给予舞蹈旺盛的活力。舞蹈演员在跳舞中通过对呼吸的运用，进行自身能力的提高和完善舞蹈技术技巧，同时根据呼吸运用方式不同，表现出舞蹈的节奏、风格和韵律。总而言之，呼吸在古典舞的表演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表演过程中可以根据呼吸的短气、长气、吐气、吸气、含气、顿气等多种呼吸的方式，来达到不同的表演效果和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例如：舞者在做跳跃动作时通过吸气，可以牵动腹肌、背肌，来使空中舞出的造型更加稳定、美观，也可以达到辅助力量的效果。还有舞蹈演员在跳舞时需要大量的运动、保持高难度动作等，所以运动量非常大，需要的氧气量也就很大，这就要求舞蹈演员要掌握好呼吸的运用，来保证舞蹈的完美展现。
1.2 古典舞表演中的审美特征
在我国的古典舞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审美特征，其中以身韵最为重要。身韵也就是“身法”和“韵律”。“身法”属于外部的技法范畴，“韵律”则属于艺术的内涵神采，只有把这两者有机结合才可以真正体现出我国古典舞的特点和审美特征。“身韵”主要包括：“形、神、劲、律”等内涵。“身韵”则是形神兼备，内心和动作的高度统一，这都是我国古典舞表演和审美特征的关键。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要想保持我国古典舞表演中的审美特征，就要抓住古典舞的灵魂，为现今古典舞的发展打开新的突破口，将我国传统文化、艺术风格等元素加入现阶段的舞蹈创作中，使古典舞的发展不再一味的借鉴历史题材或戏曲动作，而要不断拓展观众的审美境界，要使我国古典舞的发展不断向国际舞台迈进。这就必须要求对于古典舞的创编，要丰富古典舞语汇，并结合国外优秀的舞蹈表演艺术技巧，融入我国古典舞特有的文化元素和身韵元素，彰显出我国古典舞的审美特征，使舞蹈更加吸引人。
2 古典舞表演中呼吸及其审美特征的运用
在实际的古典舞表演中，要把呼吸和审美特征中的身韵结合起来，以此来达到对舞蹈的完美演绎。因为古典舞审美特征中“身法”是外部的技术范畴，主要包括提、沉、冲、靠、含、腆、移、旁提等，这些实际上也都是对气、对呼吸的一种特别的表达方式。所以，通过对呼吸的训练要以提、沉为基础，通过对呼吸的训练，使呼吸在对身体运动产生的作用做到有意识的控制，这能够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气”和身体的紧密联系。以下就来介绍呼吸结合审美特征在训练和实际表演过程中的运用。
第一，在旋转中的运用。中国古典舞的旋转技术技巧主要以拧倾为主。因此，旋转动作长而舒展，也有很强的延伸感，主要用跨部来带动身体和手臂等别的部位的动作。根据我国古典舞中旋转的特点和技术技巧，在我国古典舞旋转动作中，舞蹈演员要合理、熟练地运用呼吸来配合相应的舞蹈动作，这样来达到感情与动作的高度统一，而只有用呼吸来带动、调节和控制发力的强弱和动作幅度的大小，才能使舞蹈演员高质量地完成旋转动作。
第二，在翻身动作中的运用。翻身动作是我国古典舞基础中比较难以掌握和发挥的一种动作，其中对呼吸的合理运用非常关键，因为呼吸直接影响动作中的仰、俯、拧、旁提等形态的发挥，甚至翻身过程中姿态的发力强弱和动作的幅度大小，所以呼吸对翻身来说也是保证舞蹈演员能否顺利完成这些动作的重要因素。
第三，在弹跳动作中的运用。对于我国古典舞中的弹跳动作来说，在方法上要求舞者用力较轻，发力要集中，以此来体现出一种飘逸、不失力度的感觉。而要体现出这种感觉，就要在弹跳动作中，控制呼吸的强度、缓急来达到对弹跳的要求，并结合舞蹈演员自身柔韧度、能力、技术技巧，来体现出刚、脆、寸、韧等的特点。
根据以上对我国古典舞诸多动作之中三项的介绍，来体现古典舞表演中呼吸及其审美特征的重要性，其中在舞蹈演员对古典舞的练习过程中，要把呼吸和审美特征结合起来，并根据自身的基本能力、动律、技巧、节奏、舞姿等基础，成为一个整体，来促进自身舞蹈水平提高。因此，合理地运用呼吸是完美表演舞蹈的保证，也是对古典舞审美特征的保证，也是帮助舞蹈演员动作与动作之间连接顺畅的保证，从而使舞蹈演员的肢体能够更加完美地做出各种舞姿。
3 结语
通过本文对我国古典舞表演中呼吸及其审美特征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呼吸和审美特征的有机结合，对于我国古典舞表演的重要性。牢固的掌握、合理的运用可以使舞蹈动作显得内容丰富、充满美感，从而增强古典舞的艺术性、观赏性。所以在现如今，想要培养一名优秀的中国古典舞演员，我们首先就要指导其掌握合理地运用呼吸和审美特征，同时，也要在平时的练习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将呼吸和审美特征融入到自身的舞蹈动作中，从而使舞蹈更具有感染力，更富有美感。最后也望本文对于现如今古典舞的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指导，进而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古典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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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温克尔曼 艺术史观 古典意识
一、古典意识的建构与发展
（一）以“纯粹”为立足点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德国仍旧处在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经济上，尽管整个欧洲大环境上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蓬勃的上升趋势，但德国仍没有统一的关税及自由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政治上，国家分散，领地繁多，多达三百多个领土严重阻碍着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宗教方面，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与势力强大的反宗教改革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的启蒙运动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任务：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心理。再将视野拓展至整个欧洲，此时，随着庞贝古城的开掘，人们又对古希腊这样一个主体自由的时代产生浓厚兴趣，学术界又将讨论的重点转移到了对古希腊造型艺术的论争上，这无疑对当时迎合贵族上层趣味的“伪古典主义”巴洛克艺术产生冲击。由于现实世界并没有给当时的德国的文艺创作带来可供参考的经验，在于模仿中创立新路的过程中，德国艺术家们将目光转向对古典的追寻。温克尔曼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以《古代艺术史》作为他古典意识思想的集大成的著作，他用古典意识探寻古希腊的艺术遗存，用古希腊“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理想美，去弥补现实生活的自由的缺失。在《古代艺术史》中，他明确的谈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的区别性，他认为，古希腊的艺术具有一种原生的典范性，而古罗马艺术则是派生的、是模仿的，因此，古希腊的造型艺术才不同于古罗马的派生出来的诗或文学，具有“纯粹”的美感。就是这种向古希腊艺术的“纯粹”性回归的过程，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心理奠定了基础。
温克尔曼提出的古典意识，既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种缺乏系统理论而以实践为基础的古典回归，也不同于英法新古典主义的那种向王权靠拢的古典主义，德国的古典意识更为的纯粹，越过带有复制与模仿色彩的古罗马，直指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古希腊，目的性也更加明确：摆脱英法长久以来的文化影响与控制，走上独特的、带有德意志文化标签的本民族的文化建设上来。
首先，莱布尼茨以“单子论”学说，奠定了德国在文学与哲学学科上的理性主义的基调，对文学与艺术的研究也将理性主义作为判定的标准，温克尔曼的思想自然也深受莱布尼茨的影响，他认为，古希腊的造型艺术正是由于以理性为创造内核，才使得其造型艺术具有纯粹、高贵、静穆与节制等特点，才使得古希腊的艺术具有理想美的特征。其次，美学之父鲍姆加登正是在莱布尼茨“单子论”学说的基础之上将其理论哲学化、系统化，才第一次真正将美学学科独立的展示在大众面前。受鲍姆加登的影响，温克尔曼在对造型艺术的解读中重视感觉与表现，强调将个体美与理想美相结合，由此开创了以艺术风格的分期及解读作为研究的中心，以发展史、风格史带动整个艺术领域创作的研究。
二、古典意识的审美诉求：基于启蒙视角的艺术论争
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的一句“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开启了考察诗画关系的历史。于十六世纪发现的拉奥孔的雕像群堪称是古希腊雕刻艺术的杰作。在启蒙时代，温克尔曼开启了德国古典意识的研究先河，并发表了《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及《对〈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的解释》，在这两篇论文中，温克尔曼表示了他的关于诗画关系的看法。在对拉奥孔的解读中他认为，尽管拉奥孔被巨蟒缠住痛苦万分，可在雕像中并没有表现出拉奥孔的极端痛苦和强烈的感情，所展现出来的只是微微叹息的表情，就像大海表面偶有风浪，可在深海之处却是平静如水。如此，温克尔曼认为，古典艺术正是以“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为最高追求的理想之美，由于以节制、静穆为美，他提出能代表这种最高的美的，就是神，而自然存在着的人只能不断的接近这种美，而不可能达到神之美。此外，温克尔曼还将这种静穆之美赋予了道德的内涵，认为希腊诸神正是在以坚忍之态面对困难，面对痛苦仍保持心态的平和静穆，这即是人性的最高的完善，那些稍纵即逝的激情并不长久，而表现出这种感情的狂热的作品也是平庸的。温克尔曼将诗画理论更进一步的理论化，而莱辛则是在温克尔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探讨了美与真的联系。在他所发表的《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一文中，提出了不同于温克尔曼的“道德决定论”的“艺术决定论”。莱辛认为，尽管表现出英雄的软弱，可这并不影响英雄履行自己的职责，具有英雄般的行为，却也有普通人应该有的喜怒哀乐，这才是一个真正有人气的英雄。雕刻成的形象只是停留在了哀痛到达顶点时的一刻，而哀伤只会破坏美感。在莱辛看来，具有人同样的激情与喜怒哀乐才更有个性、更有创造力。这更代表了一种进步的观点――不以抽象的圣人标准将所有人物套上道德的外衣，而是更加注重个性与创造性、改革性，对个性化的特征更加包容，这更加是一种回归古典、回归希腊的精神。
在《古代艺术史》中，温克尔曼将古希腊的艺术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前古典期、古典时期、古典后期以及希腊化罗马期，与此相对应的产生出了四种风格：远古风格、崇高风格、优美风格、模仿风格。在对古希腊造型艺术的深入研究中形成了系统的风格理论。
第一阶段远古风格主要是指菲迪亚斯之前的艺术风格，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古钱币形成，温克尔曼认为，这一时期在古希腊整个艺术史上持续的时间最长，且认为这一时期的风格刚毅有余但优美不够；第二阶段崇高风格是从菲迪亚斯至留西波斯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是古希腊艺术的鼎盛时期，风格从刚烈逐渐转向柔和，真正表现了古希腊“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特征。第三阶段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在阿匹列斯到达繁荣，优美风格时期较前两个时期更令人感到愉悦。第四阶段是希腊化罗马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以模仿为主，而艺术的衰落也由模仿开始，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模仿仍是以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为主，因此，这一时期仍旧保持着古典主义的艺术风格。温克尔曼用发展的眼光划分了古希腊的艺术风格分期，而这种发展的、历史的观点在赫尔德那里进一步的系统化。
受维柯思想的影响，赫尔德也将历史看做是由理性导向的、不断趋向完美人性的的过程，这一过程由诗的时代、散文的时代、哲学的时代逐渐演变。在《没落的审美趣味在不同民族那里繁荣的原因》这一著作中，赫尔德并不赞同温克尔曼将古希腊的艺术看做是人类艺术的最高峰，他更加客观的分析了各个阶段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成果。在对从古希腊至近代艺术成果的分析中，赫尔德得出，审美趣味的变化是由历史、地理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正是具有了良好的审美趣味，才使得古希腊艺术开出美丽之花，而这样的审美趣味也会如植物一样经历成长到衰败的过程，也就是会出现希腊化罗马时期的模仿之风。赫尔德还认为，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是不可能会重新出现的，随着时代变化会出现新的审美趣味。其次，赫尔德认为，通过教育能够培养出天才，而天才则是新的审美趣味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他用这样的理论，反对德国机械、僵化的一味模仿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种种教条陈规，将审美趣味放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去考察，探讨艺术自生的发展过程，将艺术的历史观的方法传播开来，使得启蒙主义在德国有了更具民族化的发展，并由此开启了影响深远的狂飙突进运动。
三、古典意识的文化影响
青年时期的歌德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在那里接受了最新的启蒙思想，他以一种难得的热情，醉心于造型艺术特别是建筑的研究当中。不同于其他哲学家们的抽象的理论建构，歌德更加注重从对艺术的切身体验中获得结论。温克尔曼、莱辛等人开启德意志民族的独立之旅，歌德也同样肩负历史重任，企图用艺术与文化使德国走上民族独立发展之路，并与席勒一起将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推向高峰。歌德的整个艺术研究，是以“特征说”为基础。他认为，那种能显示出特征性的艺术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而特征则与个体的情感密切相关，由此丰富了温克尔曼的艺术理论。在《论德意志建筑》中，歌德关注的焦点转向以斯特拉斯堡教堂为代表的哥特式建筑，并阐释了自己独特的关于造型艺术的理论。歌德提出，巴赫的斯特拉斯堡教堂可称得上是伟大的天才的杰作，并在这篇著作中体现了歌德古典意识，他提出比例和谐的重要性，在建筑中表现出来的各部分的完美的比例，合乎古典主义的自然法则，歌德认为，依照美的比例建造的建筑能使人产生美感，而以斯特拉斯堡教堂为代表的哥特式建筑完美的比例则体现出了最完美的真与美的关系。歌德以对哥特式建筑的赞美抨击了中世纪以来的日益僵化的艺术模式和萎靡迎合贵族的巴洛克艺术，目的则在于唤醒独立的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使德国冲破桎梏，走上民族发展的独立之路。
从温克尔曼开始，德国的古典美学就开启着反对巴洛克艺术的传统。同样受温克尔曼的影响，黑格尔的美学体系深深打上了历史主义的烙印。他所提出的绝对精神具体化就产生了人类历史，而绝对精神是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统一。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即理念，存在于艺术、宗教和哲学三个阶段，而由于艺术所表达的是理念的感性的一面，因此，艺术存在于绝对精神的最低一层。温克尔曼将历史发展与艺术变化相结合，将艺术看做一种有机的整体，将时间顺序与空间逻辑相结合，这无疑是温克尔曼的一大贡献，到了黑格尔这里，他同样继承了温克尔曼的分期方法。黑格尔根据在艺术内容中表现理念的不同方式，将艺术分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作为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象征型艺术中的理性尚在抽象阶段，仅仅是随意的表现出形象而理念与感性形象并未分离，这一类型的艺术多与建筑相对应；古典型艺术比象征型艺术更多的将理念与感性内容结合起来，多出现于雕刻艺术当中，古典型艺术将精神性的理念更多的融合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之中，使自然的东西在这种形式中统一的理想化，从而达到了艺术的顶峰；浪漫型艺术将古典型艺术的那种理念与精神的统一破坏，精神返回到内心生活，更加注重内在心灵的自由，外在的形式无法捕捉精神的丰富性与无限性，这种类型的艺术多体现在绘画和诗歌领域。黑格尔将美学进一步哲学化，在他的美学体系中，艺术之美就体现在了对理念的感性显现，是内在与外在、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过程，而美与艺术的本质就是感性形式与内在绝对精神的统一，黑格尔向我们展现了更为清晰的艺术史的演变轨迹。
（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重点项目资金资助“古典主义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回声――以叶芝、艾略特、奥登为中心”[项目号：YJSCX2016-044HLJU]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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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代油画作品；构图；古典主义；印象主义
中图分类号：J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188-01
一、西方流派对我国近代油画作品构图的影响
（一）古典主义的影响。西方古典主义画家比较注重传统和写实，在他们的心中，平衡的构图能够保证画面的和谐和稳定，能够体现出平衡美，为了使油画具有和谐和秩序的美感，在构图的时候，油画家多采用焦点透视法，完美融合透视和几何规律。我国近代许多油画家深受其影响，例如，为了充分展示人体美，徐悲鸿的人体油画在遵循西方古典主义构图的规范基础上，将古典主义构图的审美理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利用西方传统的形式美法，使作品中的人体比例达到完美与和谐。亚里士多德认为，有秩序的东西才能呈现出真正的美，因此，在构图上，西方古典主义油画家将体现秩序美视为基本原则。在深入学习西方古典油画后，徐悲鸿从古典写实主义中寻找到了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艺术，创作了很多规模宏大的作品，如《田横五百士》等。
另外，西方古典主义油画的构图集中体现了韵律美。在我国近代风景油画中，颜文派钍芷溆跋欤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西方油画构图的韵律美，如《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在黄金分割点上集合了透视焦点，使画面形成了大块的分割，充分体现了古典主义的审美特征。
（二）印象主义的影响。印象主义时期，西方画家认为，色彩是由光线决定的，他们更加注重绘画语言的本身，在构图中，他们热衷于描绘、捕捉光色，通过色彩和笔触，通过运用科学的用色方法，打破了画面中形体的主要地位。在画面构图中，色彩的平衡、冷暖以及方向感发挥了原则性作用，作品的色彩成了主角，重新对色彩的配置和视觉效果进行定位。
我国近代画家李叔同、周碧初等深受其影响。周碧初创作的色彩风景油画，每一个色块都明亮鲜艳，光色的变化充满活力，画面具有平衡感和协调感，光色的变化通过参差不齐而有秩序的笔触得以体现，在光色朦胧的气氛中融入了多处景物。同时在创作油画的过程中，为了形成独特的油画风格，周碧初使用印象主义的表现手法，将中国传统的色彩元素和构图模式融入进去。
（三）后印象主x的影响。西方现代各个艺术流派的画家对作品的构图，不再受透视与传统构图比例的束缚，开始不依赖于表现客观事物上，而是从最大程度上追求主观认识的真实度。在创作油画的过程中，他们的构图审美注重构成点、线、面，注重色彩装饰性。通过合理运用点、线、面，使作品拥有更大的表现空间，提高了构图的自由度。
另外，20世纪初，西方一些油画家减少了对光影的利用，不再注重空间表现或透视，不再运用装饰性的风格或感性的色彩。我国近代油画家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如苏天赐利用奔放而热烈的笔触，以表现主义风格为主，创作了《黑衣女郎》，画面构图饱满而稳定，人物曲线优美而舒展，大面积的红色与大衣的黑色形成强烈对比，充分体现了表现主义构图的审美特征。
二、中国画构图的传承
首先，中国画的构图非常讲究主次关系，在创作过程中，画家注重虚实相生，善于利用留白，虚实结合能够增强作品的意境，激发人们更多的遐想。如徐悲鸿利用西方照相技术，在中国画构图的基础上，创作的人物油画《箫声》中，少女的手部、头部是作品的主体，人物的头部与长箫形成的斜线产生顿挫、曲直的强烈对比，少女和长箫形成的斜线构成了一个斜向的三角形，和苍老的树干形成相互呼应的关系，远处隐约的地平线，在平静中蕴含了变化，生动展现了作品的画外之意，整个画面给人典雅、含蓄的感觉，并且充分表现了中国化的构图特征。
其次，中国水墨画以白色为底，在构图中，画家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是黑白关系是否得当。为了使作品更有节奏，中国画讲究疏密变化，增强了作品的韵味和灵性，突出了作品的重点。例如，画家林风眠创作的《人类的痛苦》，画面规模宏大，增强了作品悲天悯人的深刻内涵，他运用线条的疏密和黑白关系，采用了大面积的线条和黑块，充分将人类痛苦产生的本源表现出来，构图具有磅礴的气势，增强了画面的整体感，人物的构成不受空间、时间的束缚，通过块面和线条完成了画面的分割，将画家对人类痛苦根源的认识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正融合了中西方的艺术特点，塑造了粗犷的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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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中国古典舞与中国传统美学之间的参照关系，提出中国传统美学理念，尤其是中国传统乐论时中国古典舞艺术发展的影响，比较中西舞蹈理念的不同，研究中国古典舞艺术的民族性和科学性，阐明中国古典舞的艺术特色。
中国古典舞强调身韵的重要性，脱胎于中国传统戏曲，吸收民间舞蹈特色，逐步走向成熟，并不断丰富，体现了开放性和多元化的趋势。中国古典舞的创作理念和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密不可分。多角度探寻中国古典舞艺术的发展方向和思路，是中国古典舞发展的新要求。
说舞蹈，必然要头蕊音乐和艺术。古代中国，荀子的“美善于乐”提出之前，关于艺术的教育作用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持肯定态度的有孔子，据传他喜爱音乐，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之说。孔子还比较完整地总结了艺术的积极作用，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子路》)。
持否定态度的有老子、墨子和庄子。在他们看来，艺术具有一种使人堕落的力量，简直是有害无益，如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败猎，令人心发狂。”墨子则明确提出“非乐”主张，他认为嗜爱声乐伎乐，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而且还消磨人的志气，使统治者怠于政，人民怠于耕。
荀子在总结艺术作用的时候，也看到这个领域存在着两重对立的艺术:“以礼仪为文”的“文学”和“不顾礼仪”的“奸说”或“奸音”;“中声之所止”的“正声”和使民流侵鄙贱的“淫声”“邪音”。他说:“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荀子认为人们乐邪音的结果是:“乐姚冶而险，则民流倡侵鄙贱矣，流倡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荀子·乐论》)基于此，他把教的内容放在第一位，要求“乐”要与美善结合起来，用相应的“礼乐”来达到强国安邦的目的。
既然古人对“乐”的评价的有“正声”和“邪音”之分，就不难理解在《红楼梦》中，宝黛共读《西厢》时，林黛玉虽然觉得是好书，但也称之为“淫词艳曲”，认为其不登大雅之堂。儒家认为文艺最主要的社会效果就是“厚人伦，美教化”，所谓人伦、教化，实际上都指宗法社会中群体关系的协调而论。《礼记乐记》论乐云:“乐者为同，同则相亲。”意为音乐表现了人们共同的感情，而通过情感的沟通，人与人之间就会更加亲和。中国传统文论比任何国家的文论都强调文艺与伦理、道德的联系，强调美和善的联系，这正是我们民族重视人的群体性这一传统精神所决定的。儒家也认同人与自然的合一，认为文艺能增加人对自然的亲近感。《乐记》也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如《尚书·尧典》论乐:“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道家则非常强调精神个体通过对天地自然的自觉静观，在感受上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此所谓“万物与我为一”“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这实际上是一种主客体相互融合的审美感受。
《诗经·毛诗序》中对艺术理念“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要求和“温柔敦厚”的美学宗旨阻碍了中国古典舞艺术中迷狂和奔放的气质，而形成了中国古典舞特有的“表意”的含蓄美。中国台湾高楼、李维二人合著的《中西舞蹈比较研究》中指出，东方舞蹈的文化特征有三:其一，东方舞蹈是“坐的文化”，它对“手舞”的关注重于“足蹈”;其二，东方舞蹈是“静的文化”，它对“心动”的关注重于“形动”;其三，东方舞蹈是“和的文化”，它对“和谐”的关注重于“冲突”。
中国古典舞也具有东方舞蹈的特点，从形态直观到文化特征上都是农耕文明与伦理本位文化境遇的产物一一儒家思想是这种文化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中国文化“和谐”的理想境界，“中庸”的心理结构，“仁礼”结构的社会秩序，“至善”的人生主题和行为范式，以及“体用不二”的“实用理性”思维模式均为伦理型文化的特征，这样的文化特征影响了中国古典舞的气韵和风格。
由于其文化特征，中国古典舞和西方舞蹈动作原理也有很多的不同:一、外射和内敛。西方文化的精神主外，一切思想知识与表现均以外在的事物为追求对象，动作多是离心的，星射的，中国古典舞动作的特质则相反，是向心的、集中性的，两腿为本能的弯曲，多交叉或盘坐，两臂挥拂旋转形成曲线来包缠身躯，这种内向的表现正符合中华文化的表现精神—即以仁道为中心，一切思想意识与表现均以人生为中心，多作内省的功夫;二、示形与示意。西方的古典舞蹈基本上是以示形为主，所有的舞蹈动作和姿势基本上不含任何意义，主要表现动作的形式与技巧，动作的意义是由舞蹈的不同需要、由舞者所赋予的。中国古典舞虽然也有示形的地方，但以示意为主，舞蹈动作均由其表现意义，任何意义的表达也有其专属的舞蹈动作，动作的本身为示意所形成，是将有意义的动作美化为舞蹈动作;三.、形澎动方和形方动圆。西方古典舞技巧的姿势要求以弧线为主，身体的线条均表现在圆弧上，而姿势、四肤的移动均以兔度与直线进升，又表现在.方正上‘路线为直线、转向为角)，在动的形是圆的感觉，在形的动上又是方的原理。中国古典舞在姿势表现是直线和兔的方正，在姿势移动和双臂动作上又多按照弧线，在动的形是方的感觉，在形的动上又是圆的路线;四、中心的一高一低。西方古典芭蕾的重心提高，使动作感觉自由灵巧并表现动作的特质，尤其使女性的平衡表现，因脚尖的直立更有天平的平衡感觉。中撼古典舞动作重心降低，有表现平衡的特质;五、超现实豹动作和生活中的动玲。西方古典芭蕾的动作是超现实的动作，在现实社会中无论古今都没有这样的动作发生，完全脱离了人生的生活范围，在一个独特的表现领域中建立了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古典舞蹈则完全不同，其动作完全产生在生活中，都是人生生活经验中的动作，也是人的生活中自然发展而产生的动作—文舞来自礼仪，武舞来自战斗，民间舞来自劳动等等。
中国古典舞以戏曲舞蹈的风格、韵律、技巧特形成初步的练体.系，加入民族特性。中国古典舞身体基本形态除“直立”以外，概括来说还有“拧”和“倾”;由“拧”和“倾”而生发出射雁、探海、斜探海、揣燕等基本舞姿。就总体而言，中国古典舞基本练所体现的民族特性有四个方面:一是舞者身体的专业能力调柔韧性和腰部的训练，尤其对肩、腰、腿、髓的柔韧性要求很高;二是在中国古典舞的运动节奏.上表现为弹性节奏和点线结合的特点，在动作的内在节奏上抑扬顿挫、对比跌宕、柔相济、吞吐自如;三是在基本训练中贯穿这身法韵律，贯穿着提、沉、冲、靠等动律元素，贯穿着呼吸要求和节奏特点，贯穿着手、眼、身、法、步的要求;四是中国古典舞的技术、技巧也体现了民族特性，比如以拧倾形态舞姿为特色的旋转，比如得天独厚的民族技巧—“翻身”，还比如与武劝技巧相结合的弹跳。
在关注民族特性的同时，中国古典舞的基本训练还十分强调科学系统性，柔韧能力、身韵能力、技术能力是培养中国古典舞舞者的关键。中国古典舞特殊的能力训练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关节柔韧的幅度，二是舞姿身法的回旋与环旋，三是跳跃中的爆发力，四是旋转中的三种不l7舞姿的重心(平旋类的宣立重心，拧倾类的螺旋重心和俯旋、仰旋类的平衡重心)，五是翻身中的水平线(腰为轴而臂为辐)在上述能力训练中，柔韧(软开度)的训练占有较大的比重并具有极其重矍的的作用—柔韧训练为身法舞姿准备条件，“身韵”则赋予柔韧训练以灵魂和特色。柔韧训练和身韵训练共同构成中国古典舞练的基础。身练又强调五个方面:1.身韵的舞蹈性。所谓舞蹈性是指最大限度地发挥舞蹈艺术的特性，不为戏曲原有动作所拘泥，不为其程式所约束。2.身韵的有效性，是指.其训练的有效，而提炼元素、发展元素和运用元素是解决有效性的办法，做到动作“少而精”;3。身韵的实用性，指身韵中每一个动作的练习都是为了整体而不是孤立的动作，身韵本身不是粼的而是要融化在申国古典舞的一切舞姿和技术技巧中，表现在节奏处理、点线处理、起始连接、动势渲染各个方面;4.身韵的表现性。指动作要有性格化的处理，气质.上要有感染力。5，身韵的时代性。指身韵的训练可以继续派生、演变和发展，有助于体.现当代人的风貌，还可从形、神、劲、律等方面来剖析身韵的意义。
而优秀的中国古典舞舞者具备三个特点:一是动作有内涵，有感觉，内涵和内在感觉是起支配作.用的。二是其动作是由身法带动的，而身法是由腰部动律牵动的。三是其运动不是在单一的脉动节奏中进行，而是由多变化的节奏来完成的，它包含着轻重、强弱、长短，顿挫、附点、切分、延伸等节奏处理和力度对比，从外表和内体现形神具备、身心并用的要求。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象的考察，可分解成以时段、批评家、批评文献等细节问题为核心的诸多个案。但归根结底，欲对古代文论的核心特性与当代意义作出举一反三、一针见血的把握，关键仍在于捕捉文论史上几种最为基本的理论批评观念。这种以细节研究为基础的核心问题研究，具有微观与宏观结合的特征，适合在有计划的长期研究过程中充分展开。考察这些基本观念，需要以当下研究成果为基础，选择恰当的方法和切入点；不在于面面俱到地罗列知识，而在于抓住当代相关研究可能有所欠缺的角度和思路，将问题研究转向深化。
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多具有“开放”与“封闭”两重特征。“开放”是指其内蕴及问题意识往往具有超越时间限制的普遍意义，足以对后世文艺活动形成长久的启发；其既有内容也将在阐释、反省过程中不断丰富，成为新时代文论的组成部分。“封闭”则指这类观念同时也是既成事实的历史现象，往往生长在特定的古代文化土壤中，其形成、意蕴均有独特的内在理路及相应得失，不能用当代观念、西学观念任意置换。在有关古代文论基本观念的研究上，我们今天已所获良多；不过，对上述特征缺乏足够估计的情况，恐怕也是长期存在的。这样，部分研究未免出现了“代古人立言”的倾向，在系统化梳理古代文论观念并开掘其意义的同时，淡化甚至淹没了对古人自身理路的自觉探寻，也遮蔽了其内部存在的复杂问题。尽管任何研究都不可能避免当代思路的介入，但尽可能对上述二特征的界限保持警醒，却也是必要的。这样，我们庶几可尽量保证一方面相对冷静地还原古代文论重要现象的原貌，而不是“六经注我”甚至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则与这些既有形态建立对话关系，尽量通过理性反思，而不是通过过度诠释，来保持其在当代批评中仍可能具有的活力。
笔者之所以倾向于选择“观念”而非“概念”、“范畴”作为研究对象，仍是为了尽量切合古代文论的原始情境。以界定严密的概念、范畴辨名析理，是西学之长，但并非古代文论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常态。古人在思考、研究文论问题时，具有明确的、稳定的问题意识与相应观念，但对概念、范畴的使用，则具有相对的随意性。或者说，他们对很多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并不是以西学法则作为起点和展开方式的。因此，相关研究内容固然会涉及概念、范畴问题，但将考察的中心落实于“观念”或许更显妥当。这样是为了力避在问题开始时即以西律中，置换古人的思维方式及问题意识。那么，如何沿上述思路进入具体研究呢？笔者试图针对古代文论史上的五种基本观念，简单谈谈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物感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离与合
就基本意义而言，物感，是古代文论中阐释文学发生缘由的观念。其要义是将文学活动的起源定位于物感现象，即人心与外物的适然相逢、相感。此观念中，狭义的“物”，指与人相对的自然之物；广义的“物”，则也可包含感发人心的诸般人间活动。一般地说，将“物感”视为创作必然起点，是得到古代文人普遍认可的。这既与“自然”、“真”等价值理想合节合拍，也典型地体现出古代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反映论”、“模仿说”的独特内蕴。而笔者着重关注的则是：在古代文论的具体情境中，对物感的理解与判断，其实存在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肯定物感现象存在的事实，但并不肯定其天然地具有价值意义。这便体现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不同一性。这类论者对物感的价值限定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他们将相关限度或定位于政教层面，或定位于审美典范层面，或二者兼而有之。归根结底，其观念与立足于个性情感的自由创造说存在差别。这便在事实上形成了与“自然”、“真”原则的冲突。另一种类型则是，肯定物感现象存在的事实，同时认定该存在本身即具备充分的价值意义。这便体现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同一性。此类论者有些并不否认政教内容或特定审美典范存在的意义，只是不将其设定为终极价值尺度，不以之机械地限定物感现象，可称之为宽容派；而有些则立足于自由感发、自由表达原则，对政教内容、审美典范作出猛烈攻击，可称之为激进派。总体观之，在古代文论史上，多数论者其实在物感观上属于第一种类型，即具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同一性的特征。而这种带有不同一性特征的判断，正揭示出古代文人文学活动中复杂的价值取向与无可避免的自我矛盾。
在辨析古人物感观念的复杂特征之后，亦可看出，物感观念内含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学发生论”的范围，而与创作观、价值理想等内容息息相关。因此，积极地梳理、反省其内涵与得失，不仅是“识古”的需要，也将为当代文艺批评提供有益的资源。在前述诸多观念中，第二种类型中的“宽容派”在学理上相对圆融、完整，具备相当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钟嵘《诗品》一类文献堪称其代表。这种以自然感发为第一原则，兼容多种题材、手法的观念，与当代文学观念中的个性原则、审美感发自由表达原则切近，且力避对特定题材的偏激褒贬。以之为参照，庶几有助于为当代文学基本批评原则的确立提供相对宽容的起点。
二、吟咏情性观――依违于“真”与“正”之间
“吟咏情性”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中的重要观念。其基本理念是将表达思想情感设定为诗歌创作的基本特性。而这种“吟咏情性”的基本原则，便是要求思想情感必须合乎“真”的要求。在古代文论史上，论诗诸家普遍将“真”原则视为应然之理。这种规定，既是对文品的要求，也是对创作者人品的要求。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相关文论文献中，论者对“真”之内涵的理解方式却往往不尽一致。尤其是在多数论文者中，实存在情性之“正”对情性之“真”的限制。也就是说，在相应观念中，情性之真其实存在一个隐性的前提，即必须合乎不偏离政教尺度的人格理想。价值立场偏激的理学家具有这种特征，不足为奇。耐人寻味之处恰在于，多数表面不谈政教原则的论诗者，亦位居此列。这类论者中，以严羽为宗主的格调派最为典型。当代研究者有不少将这类诗论家视为“审美主义”代表。可究其实质，他们虽不明论政教，且言必称情真，但实则采用其他方式拥戴“正”对“真”的限制。其方法便是标举特定典范风格，以之作为诗歌写作的终极理想，同时反对诗风的无限度演化发展。这类典范风格，一般以汉魏盛唐典型诗风为依据。不难发现，以风格论诗者，往往兼有对形式与内容的要求。而以汉魏盛唐为法，也就是规定了诗歌须具有典雅、正大、浑朴等类型化风貌。事实上，合乎此种风貌的作品，也就往往天然吻合政教精神对情感的基本要求。所以，这类格调派论诗家实多为“情感之正”的隐性支持者。识别这一点，不仅对于判断格调派诗歌情感观的特性意义重大，而且对于今人把握“真”命题在古代文论情境中的实际有效性，亦具有启发作用。
应该看到，构成古人诗歌情感观思想基础的儒道二家，对“真”的理解存在重要差别。在道家学派中，“真”往往是终极理想“自然”的另一种表达形态；其对立面乃是一切形态的伪与矫饰。只不过在思想史流程中，该理想往往也会激发一种维护并真实表现自我个性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个体人格、情感的存在既是事实，也同时合理。与之相比，儒家学派并不否认个体人格、情感的客观存在，不过同时尚要求这种实然意义上的“真”在符合道德理性规范后方具有充分价值。所以，尽管言行不符、表里不一同样为儒家人格理想所厌弃，但其尊崇的人格、情感之真，毕竟是往往以“修身”为前提条件的。而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即便道家思想的影响无处不有，但对文学价值观、功能论发挥支配作用的，仍然是儒家思想。就此而言，多数“吟咏情性”论者或显性、或隐性地以政教精神之“正”节制情感表现之“真”，也就不足为怪。而引人深思的是，此种观念支配下的诗歌写作，往往在脱离时代真实情感的同时，陷入机械重复的窠臼，以至于招致“瞎盛唐诗”一类讥讽。在文学批评活动中，无论古今，标举特定人格理想与弘扬自由表达原则，始终是一对如影随形般相伴的矛盾。当代文学批评同样不能回避这对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反省古人依违于“正”与“真”之间的吟咏情性观之得失，也就不仅是整理故实，而是具有面向当下的意义。
三、通变观――“取法乎上”对“博参”的制约
通变思想源自《周易》，为刘勰《文心雕龙》正式引入文论；而其表达的文论观念，实为立场持中的多数古代论文者所共具。所谓“通变”，确包含与当代文论“继承”与“创新”相关的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持通变观论文者，往往并不认可无原则的继承，也不认可无限度的创新；而是通常预设创作的终极理想，以此为主轴、以此为规范，有限度地肯定革新的合理性。这种终极理想意义上的文，往往落实到经过择取的经典作品上。而其内在问题，便必然随之而生：如果终极理想必然体现于特定作品，那么广师博取、滋养心胸岂非多余之举？这一内在问题，于通变论者中普遍存在，在严羽《沧浪诗话》中，则表现得格外极端，也格外典型。在这部对明清诗学走向产生莫大影响的文论名著中，严羽一面标举“博参”，一面强调“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做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取法乎上”观念。继而，在他的论证逻辑中，学诗者“博参”的结果，必然是洞晓“取法乎上”观的正确。而面对这一论证逻辑，今人自可发现，这种终点已然预先规定的“博参”，已经失去了“学诗之助”的意义。因为此类“博参”并不以滋养感兴、激活诗思为目的，而只是以论证经典作品的真理性意义为目的；不是培养创作个性，而是压抑创作个性。于是在此逻辑中，积累知识，也就成为“博参”仅存的价值。这种价值，已经脱离了文学创作活动的基本特征。
就整体情况而言，文学活动并非了无依傍、纯任自然感兴自我生发的行为，而是必然在特定的创作传统、风尚中展开。经时代、历史淘洗而留存的所谓经典作品，也往往相对集中地呈示出已有创作活动的较高水平。因此，对于分析、指导创作活动来说，古人的“通变”观念实具有相当的合理意义。而当下面对的问题则或许在于：如何尽量削减“取法乎上”对“博参”意义的制约，使二者获得相对的平衡。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废弃典范尺度，而是力避以本质主义的眼光看待该尺度。而面对文学创作活动的实际情况，今人仍然可以不断针对“通变”观念提问：如果文学创作不可能脱离对既有创作经验的吸收，那么，此种活动是否必须以典范作品为价值尺度？创作修养、心胸识见的积累，是以特定典范为起点，还是以自由生发，逐步累积为准绳？思考此类问题，或许仍为当代文学批评所需。
四、以意逆志观――“认识”与“鉴赏”界限的模糊
“以意逆志”由孟子提出。这一观念涉及对语言文字“达意”功能的把握：文必能达意，然而未必是对意义的直白呈示；所以需要读者调动主观能动性，理解其表现手法，挖掘其意蕴。此论与儒家学派信赖语言文字反映、认识功能的思维定式保持一致，而与源自道家的“言不尽意”说大相径庭；自产生之后，即成为被传统儒家诗论、文论奉为圭臬的诠释原则与接受观念。认同此观念者，往往以能否准确把握创作者意图、情志为评价阅读行为合格与否的重要尺度，这也影响到古人对文学基本价值及文学批评基本原则的判断。不过，在“以意逆志”观的积极意义得到从古至今延续不断之开掘的同时，我们似仍有必要反省其内在问题。在相关内容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以意逆志”说的核心目的，其实在于落实、强调文学作品的反映、认识功能，而在古代文论史上，一个引人瞩目的事实是：那些过分推崇以意逆志说，而对其他接受观念缺乏反省的论文者，往往对审美接受的复杂特性缺乏敏感，其中的极端者，甚至对侧重从审美特性角度论文诸公持排斥态度。审美接受不仅仅包括阐释意义，还包括情感感发等重要内容。某些时候，在这一环节，作者原意是否可知、是否有必要确认，甚至并不是最关键的内容。而以意逆志说对“认识”之外的接受内容其实缺乏足够的关注。正因为此，古代文论史上片面推行此说者，其实是将“鉴赏”等同于“认识”。这便不仅对审美接受活动的多样展开形成了阻力，而且也很难彰显文艺活动、文艺创作的独特品格。
文学鉴赏批评活动，本非单一原则、目的所能限定。仅仅将文学接受限定于认识，可能忽略其独特意义，亦忽视此种活动与其他认识行为的区别。而在当下有关文学接受的教育、反思中，“以意逆志”模式仍具有相当的影响，甚至成为部分接受者主要的阅读动力。若能在维护“以意逆志”积极意义的同时，对其限度加以反省，则这一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阐释、接受的传统观念，或将可能焕发新的生机。
五、文如其人观――有关其思想基础与思维方式的反省
“文如其人”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重要命题，也得到了当代学界的持续关注。然而我们仍有必要采用新的视角观照这一观念。因为已有研究虽取得丰富的成果，但并没有完满地解答以下重要问题：其一，为什么屡遭质疑，“文如其人”仍得到古人的持续青睐？其二，既然从当代研究者的立场上看，该命题的可信度存在问题，那么在古代文论史上，导致这种问题产生的根源到底何在？古人又是否可能自觉察知此根源？沿此思路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即便存在“言不尽意”说一类对立观念，在古代文论特有情境中，“文如其人”命题仍具备坚实的思想基础。此思想基础一在于多数古人对文，尤其是自作之文反映、认识功能的认可，一在于古人普遍具备的贵真理想。在知识背景与价值观念均发生较大变化的当代，我们很容易将“文如其人”当做中性命题加以多角度剖析。而在古代思想文化情境中，质疑、否定该命题者动摇的就不仅是中性的文论命题，更可能是真理性认识的普遍有效性及修身、为文价值理想的合理性。因此，“文未必如其人”论者即便时时有之，也很难动摇“文如其人”论者的主流地位。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文如其人”观的持有者在作出相应判断时，往往在思维方式上存在问题。他们往往混淆“应然”与“实然”的区别，且缺乏对有关“文”与“人”各自信息基本性质的考量；又往往淡化“文”与“人”可能存在的多元特性，而是将其各自特性作出一元化归纳后，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按照古人此类惯常的思维方式论证“文如其人”，其实际意义恐怕在于：儒学认可文之反映及认识功能的经典判断能由此得到无条件印证，文之沟通异代心灵的高贵价值可由此得到决绝维护，儒道二家共同推崇的贵真理想也足以由此获得简捷的确认。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持“文未必如其人”看法的古人与其对立面身处同样的思想、文化空间，一样较难站在崭新的视角、价值立场上窥得庐山真面。因此，其意见往往只是具体结论与攻击对象相反，彼此思维方式却别无二致。就此情况来说，这类评判也必然难以对“文如其人”构成致命威胁。
从反省古人思考“文如其人”命题时的漏洞起步，不难发现，当文学研究已获取类别众多的信息时，重要的首先并不在于对其作出诠释，而是在于辨明其性质与价值，尽可能对其限度、适用程度作出理性判断。否则，即便颇具价值的信息，也可能随着过度诠释而降低甚至丧失其应有意义。不论何种时代，从事“作家批评”时，均不可避免地既要面对其作品，也要面对与其人相关的诸多史料。想当然地认为史料文献具有无限度的合理意义，便会产生相当的危险。应该尽量判断的是：相关史料具有怎样的来源？其叙述者可能具有怎样的目的与态度？如果不同的史料存在不同的描述、判断，那么原因何在？与此同时，武断地认为作品只存在证实史料的价值，不存在与史料平等的认识价值，就有可能忽视前者所具有的“心灵史”意义。而在这一方向上仍需注意的，便是作品作为“心灵史”的限度。面对作家自作之文，同样需要尽可能地反省：它们是在怎样的具体情境下写出的？其创作是否带有特定目的？其表达特征与文学史既有写作传统或特定创作风习是否存在关联？尽管任何判断与研究均不可能完成对真相的彻底还原，但在反省的基础上尽量有效地利用信息，终归有可能推动文学批评向真相不断趋近。
一
法兰西 18世纪盛行的洛可可艺术既浪费大量财力，又不能从意识上适应法国大革命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尽管有夏尔丹、格瑞兹的作品 “具有一定的说教因素，以对抗洛可可艺术，但不能达到从心理上扶植为革命的勇气”。[1]作为革命的催化剂，人们只能另觅新径，他们直接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中找到了适合共和主义实现的典范英雄题材。出于一个偶然发现：古罗马历史名城庞贝和赫尔库朗涅姆被有计划地发掘之后，所发现的艺术珍品令欧洲思想界和艺术界震惊，古代艺术的崇高与洛可可可艺术形成鲜明对比。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对此进行了阐述，并达到恢复古代艺术的目的，此作的广泛传播引起了人们对古代艺术的狂热崇拜。这便成为新古典主义产生的直接诱因。
然而，追溯古典主义审美及其艺术表现，却要回顾古典文化环境。在地中海的爱琴海地区有伯罗奔尼撒半岛、基克拉底斯群岛和克里特岛三个组成部分，便成为古代希腊文明的发祥地，也成为爱琴美术，乃至古希腊美术的“圣地”。普遍认为罗马作为古典主义美术的发祥地，是继希腊之后而兴起的。据考古发现证实，爱琴美术由建筑、雕刻、陶器，以及壁画等内容组成，其中，克里特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米诺斯文化（公元前 3000年―公元前 1200年），米诺斯宫是其文化的代表，也是爱琴文明的象征之一，它所采用的建筑材料是石料和木材，用大量的立柱支撑构成框架结构，柱子上粗下细，整个建筑给人“无计划设计、自然扩张的影响”。[2]尤其古希腊美术，从根本上形成了古典审美的理性雏形，“希腊人根据数的规律，严格地解释比例、大小、结构和节奏等概念，并运用这些概念创造了建筑及雕刻艺术。在他们的美学观念看来，一个整体中的部分是相互协调的，根据共同的尺度成比例的。即我们所说的‘关系’，希腊人则称为‘标准’，意为法则。 ”[3]总之，古希腊美术以自然主义方式，来反映事物存在的理性，这便构成它最重要审美特征。另外，古希腊的各个城邦几乎是好战的，不论是各个城邦之间的战争，还是共同对外战争，尤其崇尚参战者，即战士的强壮体魄，从公元前 7世纪开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更是强化了人体美的运动，这样，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以人体为美的标准，为造型艺术的写实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希腊艺术是世界上盛行于原始时代最为直观的自然主义造型艺术之一，它理性地利用自然中存在的规律来“复制”审美形象，一方面是具有揭示宇宙秩序的造物行为表现，另一方面，直接反映了一种自然的、属于人性的理想主义原则。罗马人继承古希腊人的衣钵，将造型艺术发展另一个新高度，其中，罗马造型艺术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开始以人物来显示主题思想，进而将人物肖像塑造得更加完美。例如，有关君士坦丁大帝肖像的塑造，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创作者将君士坦丁大帝塑造成一个超人的形象，即至高无上的精神的化身。
二
古典主义艺术之所以创造了“高贵的俭朴和宁静的雄伟”的艺术，就在于它遵循理性与自然发展的规律。倘若理解古典主义美学的灵魂，需要深刻剖析属于古典时期的美学思想。从哲学、美学史上看，希腊古典美学建立的基础是源于理性的。因为这些哲学美学思想实践的基础是在自然造物环境中，所以，它们直观地反映了自然的规律。进一步讲，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属于奴隶制时代的文化环境，造物是取材于自然界的属于物质外部形态的改变，所以，人们更直接地面对自然界的各种发展与变化的现象。于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及其关系阐释了自然现象的演变规律，认为“数的原则统治者宇宙中的一切现象”。而赫拉克利特又从希腊人朴素的组成自然界现象的地水风火四大元素中进行分析，并认为火是最基本的;另外，赫拉克利特还确定：“自然趋向差异对立，协调是从差异对立而不是从类似的东西产生的”。德谟克利特则以“原子论”的看法阐释了自然现象的存在，他认为，“物体的表面分泌出细微的液粒，通过空气影响人的感官，才使人得到物体的‘意象’ ”。这种从对物体的感觉出发来认识事物的哲学方法论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方法论。因此，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德谟克利特为艺术创作和审美打下了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作为希腊哲学美学起源时期，最易观的是苏格拉底哲学，他认为，“衡量美的标准，是效用，有用则美，有害则丑。 ”[4]这种近似于后来兴起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是将美和效用联系起来，确立了美的功能，即艺术审美的社会功能。总之，希腊哲学从起始之时就站在了自然现象的基础上并对之进行观照，这充分表明古希腊的美学突出了现实主义的基础。
这并非说古希腊哲学家不观照社会现象，尤其德谟克利特在对社会现象诸如音乐、诗、绘画等的观照中进行理性分析，并著有专著《节奏与和谐》、《论音乐》、《论诗的美》、《论绘画》等。不用质疑古希腊哲学美学是以理性的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直接反映，他们直接面对自然和社会进行观照，并以理性的审美法则看待自然与社会的变化，进而得出初步规则，为后人改造自然与自身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三
古典主义是人们在进行文化创造、利用，以及分享中对自身所具有的动物性和人性双重性，并结合自然发展规律进行认识中所形成的最普遍、最一般性意识之一，并将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人们遵守乃至时常回忆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对古典主义的认识、审视、评判以及利用，最典型的就是法国的新古典主义之现实文化反映，尤其在绘画艺术上的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当时绘画艺术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认知度，甚至对很多人而言达到狂热的程度，它为宣传革命思想以实现革命抱负的人们找到了最适合的归宿。换句话说，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是法国大革命需要的产物，其实质表明法国古典主义绘画是借用古典主义文化因素为法国大革命服务的。
早在 18世纪人们就一直对古代艺术十分钟情，人们赞赏、分析、摹仿，甚至直接复制，但是，这均未达到一种发展与创造的新高度。随后，在法国大革命浪潮接踵而至中，新古典主义绘画产生了，它以宣称革命的英雄主义为核心思想，赞扬与歌颂革命的视死如归精神。例如，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最典型的代表画家达维特（ 1748―1825年），创作了《阿拉斯三兄弟的宣誓》，画中所表现的内容是个人情感需要服从国家利益的选择，正是当时法国大革命需要的英雄主义精神，即社会变革已经是客观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其《马拉之死》的创作中，用新古典主义表现了革命者马拉被刺身亡的事件，尽管吉伦特党人派遣间谍杀死了革命激进主义者的领袖之一，雅各宾党之喉舌《人民之声报》主编马拉，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革命洪流的流向。展开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的实践图卷，我们能清晰看到它取材于历史，或者与当时间隔并不久远的政治事件来作为表现主题，并竭尽之渲染，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取材方式;在造型因素上新古典主义画家采用当时已经成熟的学院派严谨的造型理念与十分考究的构图理论，在画面中尽最大努力体现主题，并突出英雄形象的庄严;新古典主义还延续了文艺复兴以来绘画所重视的光影效应，用此法将主题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典主义被发展与利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继达维特之后，新古典主义得到继续发展，安格尔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安格尔 1801年，以巨制“历史画”《阿伽门农的使者来到阿克流斯的营帐》获得罗马深造大奖。直到 1840年因创作《土耳其宫女和奴婢》等作品一举成名。尔后，在国内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从此在画坛奠定牢固的地位。安格尔是一位坚守古典主义法则的绘画艺术大师，他崇尚自然，推崇理性，就个人作品的风格与特色而言，作品色彩柔和，技艺精湛，尤其鲜明的是线描表现凸显，具有极强的个性风格。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古典主义精神成为从事造型艺术学习者永恒的信条，甚至，可以说，它被后世继承、发展与利用，成为人们进行文化创造永不变更的行为规范。作为绘画艺术主流，古典主义的适用期在法国虽然结束了，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它却永恒地发生着作用。就在当年法国浪漫主义盛行的时候，也不乏学院派仍然坚持古典主义的理性，以及教学上所主张的扎实的基本功。另外，古典主义取材自然与注重写生，以及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创作立足点，仍然为许多画派继承。随后，在造型艺术的发展中，尤其进入现代大工业社会以来，现代主义绘画大兴其实，仍然蕴含着某些理性主义因素，现代主义造型艺术的大师们所固守的机器美学的底线仍然是古典主义的精神实质，即现实的科学的精神。
四
古典主义之所以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审美意义，就在于它是源于自然的人文主义，而且，无论是表现内容与具体形式，还是审美原则与创造主体等，均与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紧密联系。古典主义精神内核就是一种义无反顾地遵循自然与对诺理性，并以此为立足点进行创造。由于艺术创造具有感性的特征，人们在艺术创造时常常会超越理性的界限，文化审美自然而然进行传统的回归，回归到这样的基石上，重新审视文化创造的方法论，并企图找到一种新理性主义的法则。
注释：
[1]维基百科
[2]宋玉成.外国美术史[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7.208.
[3]宋玉成.外国美术史[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7.33.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32.
参考文献：
1.福斯卡等著.欧洲绘画史――从拜占廷到毕加索[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2.[英]威廉 ・荷加斯著，杨成寅译，佟景韩校.美的分析[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3.中央美院外美史教研组.外国美术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汪晓曙.绘画语言论[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5.
5.[法]艾黎 ・福尔著，张译乾、张延风译.世界艺术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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