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对比研究
一、文献与文献学
（一） “文献”释义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现存的典籍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该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2]这里郑玄以“文章”、“贤才”解释“文献”，其意义是比较明确的。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八佾》这段话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图书馆，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3]朱熹的解释表面看似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但如果细细推敲，却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他这里所说的“献”即“贤”,既可理解为“贤人”，也可理解为贤人的言行。清代刘宝楠在其《论语正义》中的解释可是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他说：“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1]我们从这里可看到，贤才是指那些博学多识而又知礼仪规则的人。所以，对“献”的解释，更侧重于强调它的知识层面上。我们的理解是，“献”即“贤”，但“贤”真正所表达的是贤人的言行，他们通过传授知识和自已的行为示范表达规定出礼仪规则。
最早以“文献”名书的是宋元之际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关于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命名为《文献通考》期刊网。他在《文献通考·自叙》中解释道：“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4]在这里，马端临仍然把“文”与“献”相对而言,其实区别仅在内容上，这里的“文”和“献”皆是文字材料，“文”主要指历代可信典籍，供客观述事用，然而“献”主要是指不太久远的人物言论，可以作为主观评价事物准则的记录性材料。马端临对“文献”的解释与孔子所讲的“文”和“献”，只不过在范围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孔子所讲的“文”包括叙事性的文字资料，所讲的“献”也涵盖贤人对历史和时事的评论。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常使用“文献”一词图书馆，同样是指文字材料。如在《方志立三书议》中，就有“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5]的句子；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有“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5]的语句。
现今学术界对“文献”的理解和使用显得并不协调。如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以“文献学”名书的著者郑鹤声、郑鹤春两兄弟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6]王欣夫说：“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7]杜泽逊也称：“文献包含着所有历史资料。”[8]王余光先生则认为：“‘文献’指的是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9] 张舜徽先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10] 白寿彝先生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11]本人非常赞同张先生与白先生这种看法，这将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文献”的含义和范围。
《现代汉语词典》对文献的解释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当代《辞海》（1979年版）对文献的解释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1983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把文献界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样对 “文献”的解释，很明显是当代人站在当代科学技术与信息化背景下对“文献”含义的一种理解，概括性与普遍性更加明显。
（二） “文献学”界说
张舜徽先生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10]。“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文“全相望亦私淑宗义，言文献学者宗焉”。而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最早用“文献学”命名的专著是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28年)，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例言》中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图书馆，谓之文；审定、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6]二郑重在探讨文献的形成及传播、流传的全过程，对文献学学科有开创之功。1982年，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出版，成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论述了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作了这样的表述：“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甑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10]从张先生这席话里，我们概括文献学的内容为：一曰整序化；二曰通俗化。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学问的概括。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的产生与兴起，现代文献学的提法开始流行，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界学者纷纷加入文献学研究行列，特别是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将“文献学”列入从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二级学科之后，一些学者试图将文献学（传统文献学的简称）与现代文献学糅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概念期刊网。其实这是对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界限的混淆。现代文献学主旨是收集、典藏、分类、检索、传播、利用图书资料中的学术内容，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读者利用为终极目标。文献学以文献文本形态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文本的整理研究为目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12]。
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13] 简言之，就是关于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
（一） 研究对象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以古典文献和古典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古典文献是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以后产生的文献。”[14]
（二） 研究内容
无论从学问上来说，还是从学科上来讲，中国古典文献学应至少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古典文献理论研究；二是古典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二者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理论研究包括传统古文献范围内的研究，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标点等，另包括一些新的理论研究，如古典文献的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利用、古典文献学的编制理论研究等、古典文献的收藏、出土文献研究、考据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发展史的研究、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研究。古籍整理与实践包括传统的古文献整理、古籍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应用、古典文献学工具书的编制与出版、出土文献整理、古籍电子化等。
（三）研究目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就是要综合运用古典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古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图书馆，力图通过对古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研究。
三、 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
（一）研究对象
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曾贻芬、崔文印更加直白的讲：“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15]
（二） 研究内容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学科体系之建设及文献学方法等。其二、历史文献学史：包括文献学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的成就、特色等。其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其四、文献整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文献数据化等。
（三）研究目的
历史文献学是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力图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特别是在搜集、鉴别史料方面，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
四、结 语
综合以上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研究摘要区别：那就是现行国家教育系统学科分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分类中，中国古典文献学属于文学大类，历史文献学属于历史学大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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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1.2.
俞为民、孙蓉蓉编,黄山书社,2009
近年由黄山书社出版俞为民、孙蓉蓉编纂的《历代曲话汇编》,自1991年启动编纂,至2001年完成。自2005年出版第一集起,至2009年出齐,全编15集,洋洋700万字。卷帙浩瀚,囊括了有关古典戏曲理论的著述,自唐宋至近代,前后跨越了12个世纪,将我国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的、极其丰富的有关戏曲艺术与文学的民族戏剧的理论建树,汇编成巨帙出版。这是出版界与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诗、词、曲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三种重要的韵文文体,是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籍整理工作中,出版的历代“诗话”、“词话”有很多种,也有丛编类的巨帙,而曲话的整理编辑,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1959年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种,限于当时的条件,收录的数量少,且选本与校订也有失误之处,已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编纂与出版《历代曲话汇编》,不仅填补了仅有诗话、词话汇编而无曲话汇编的空缺,而且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
俞为民、孙蓉蓉编纂的《历代曲话汇编》,具有着三大优点。
一、文献编列凸显史论的纲要
在《历代曲话汇编》的“总前言”中,编者从总体上把握了古典戏曲理论从萌芽到成熟、从发展到终结的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分为九个时期,并提挈了每个时期的理论研究的特点。一、先秦至唐代为萌芽时期,记录与研究了组成戏曲的各种艺术因素(尤其是乐舞与词曲)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逐步趋于相互融合与综合。二、宋代为雏形时期,各种技艺的综合形成了宋杂剧,宋杂剧的艺术因素及其体制形式、角色分工、剧目内容、演出方式等成为记录与研究对象。三、元代至明初为成熟时期,元杂剧的兴盛与繁荣,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与成熟,作家与剧目、艺伶与演技、曲韵与曲谱,都出现了标志性的著作,奠定了戏曲理论研究的基础课题。四、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为发展时期,昆山腔的改革和戏曲创作的活跃,戏曲理论研究得到了新的发展。论著增多,观点鲜明,理论成分增强,各家对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形成热点争论。五、明代万历年间为繁荣时期,戏曲作家与作品大量涌现,南戏四大声腔的演出出现了竞争的局面,戏曲理论的研究承接前一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各家不同观点的争论更趋热烈。研究范围的拓展、讨论的深入,丰富了戏曲理论的内涵。六、晚明为深入时期,对于前一时期所讨论的问题,曲论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所论都较为公允与深入,出现了有关曲品、音律、曲谱等专题性的戏曲研究新著。七、清初为集成时期,古典戏曲在文学与艺术上已臻完善,无论创作还是表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系统总结和完善戏曲理论提供了条件。李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对戏曲创作和戏曲表演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金圣叹在戏曲创作批评中,对结构、人物、语言的创作理论与技巧作了精深的论述。二者皆初具了戏曲理论体系的构架。八、清代中叶后为转折时期,所谓转折表现在雅部向花部转移,剧本创作向舞台表演转移。戏曲理论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对花部戏曲的兴起、流传及其演出作了记录与论述,无论花部或雅部的戏曲表演艺术均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出现了一系列的专著,在论述表演艺术之中也丰富了戏曲导演理论。九、近代为总结时期,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总结,又有西方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引进,戏曲研究呈现新与旧、传统与改良的交替迭现的特征。
在《历代曲话汇编》中,则按历史分期习惯编为唐宋元编1集、明代编3集、清代编8集、近代编3集,但是各编戏曲论著连贯的线索,仍以上述的九个时期顺序年代而编录。这样的编录,不仅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晰,而且每个时期以重要论著为纲、以热点争论为要,使读者能够前后比照、上下求索,对古典戏曲理论及其观念的继承、发展与变化,既有理论上的收获,又有史的发展的印象。从整体上看,不失为本编的先进之处。
二、文献搜集完备而系统
古典曲论,历代都有编集。1959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10册收论著48种,成为曲学研究者的必备资料。但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曲学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戏曲文献资料,该集子在搜集、校勘等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亟须重新编纂一部完备而系统的曲学理论集成大全的丛书。
《历代曲话汇编》是一部完备而系统的古典戏曲理论著述的巨帙。编者以“曲话”来涵盖所收的古典戏曲的著作与论述,是从广义上来解释的。所谓“话”者,意为“纵笔漫书”之类的笔谈,也可以是自成理论体系的论述;“曲话”是与“诗话”、“词话”相对的古代文论的一种文体,从总体上来说,古典戏曲的著作与论述大体上多具有“曲话”的文体特征。《历代曲话汇编》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了前人的编纂成果和方法,以求完备而系统作了新的开拓。全帙从戏曲形成时期的唐宋到戏曲转型时期的近代,收录了252位曲论家的300多种曲话,不仅数量多,而且系统齐全,除戏曲理论专著外,还包括评点、序跋、题词,尺牍、诗词曲等多种形式的曲话,各时期主要的古典戏曲论著及研究者常用的文献皆已收列。如李贽、沈Z、汤显祖、潘之恒、冯梦龙、金圣叹、毛声山等戏曲理论史上著名曲论家的曲话论述皆已收录,近代是旧曲学与新曲学的转型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戏曲论著也予以收录。另外还收编了南北曲两种重要的曲谱与曲韵。曲谱与曲韵也是古典曲论的一种重要形式,所收的北曲《太和正音谱》和南曲《九宫正始》,不仅订有谱例,而且也包括了订谱者对戏曲史论的重要阐述,以及保存了散佚作品的许多佚曲资料,极有史料价值;所收的《中原音韵》为北曲韵书,《韵学骊珠》为南北曲兼融的韵书,其中也包含编订者对曲学基本问题和曲韵学的理论解说。曲目著作除收编了元明清相关著作外,还收编了清康熙年编成的《曲海总目提要》,可谓洋洋大观。编纂者还收录了一些新发现的戏曲论著。
三、文献审订严谨而精良
《历代曲话汇编》的重要贡献,还在于选本精良和校订严谨,以对学术极端负责的精神,精心选本,精心校订。所收曲话版本,一般采用原刻或经前人校订过的善本为底本,重要异文则出校,原本有错字、别字、避讳字予以改正并在校文中作说明。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应该说是一般的校勘常识,但是局限于原刻和善本难得、传抄传刻良莠不齐,或曲律知识的缺失,致使过去的编辑本难免多有失误之处,为忠实于原著原意,避免不必要的误读误解,俞、孙二君尽心尽力在编纂中予以匡正,为学界提供可以信用的校订本。
《历代曲话汇编》中收录的论著凡有不同版本者,则选善本为底本,如《录鬼簿》采用明天一阁钞本为底本(《集成》采用清曹楝亭刻本),《青楼集》采用周妙中先生新发现的清赵魏抄校本为底本(《集成》以明抄《说集》本为底本),《南词引正》采用新发现的《真迹日录贰集》所收的原文为底本(《集成》以《吴Q萃雅》所收本为底本),等等。
一般的认识，文学是个西方的舶来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沿用的都是西方的文学概念与研究方法。这种认识未必全面。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立，大致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新文学，也就是借鉴西方文学史概念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体系；一条是宋明人诗文评基础上产生的包含经史子集在内、具有文章学意义的文学观念。前者是西方意义上的literature概念，后者具有中国文章学传统，但也包含着曾经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转换的尝试色彩。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导源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根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钱玄同的《寄陈独秀》等文，他们倡导的新文学，不外乎诗、骚、赋、词、文（包括散文与骈文）、戏曲、小说七大门类，基本上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格局。胡适以白话文重写文学史，他所谓的文学改良八事，将经、史、子与集部的大部分作品排除在文学之外。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西方文学史架构来界定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范畴，为后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指定了一个撰写标准。王国维、胡适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则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限定了分期标准。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分期与西方文学史一样，一上来就屈从于政治史与思想史。一句话，文学屈从于历史。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将史书中的材料按照文学的标准剥离出来，使得民国时期的中古文学史屈从于史学，甚至成了下脚料似的史料之余。这种在当时较为革命的文学理论，将文学史推至文学研究的前沿。直到今天，与世界文学史一样，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前沿阵地仍然是文学史。文学研究法中的家族、地域、接受与传播，甚至包括文学文献学领域的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文学家年谱、文学编年等，皆未超越文学史范畴。同时，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的文学的方法中的集收材料的方法与推广材料的区域，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时下仍然盛行的旧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新史料的发现与刊布、文学文献的辑佚与补编，皆与此有关。
胡适等人引入西方文学概念，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世界文学的传统一样，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也被追溯到口头文学与民间创作传统。书面文学是口语无法承载文学叙事任务之后的产物，而民间创作传统如祭祀与礼仪诗、神话与历史传奇则是纯文学产生的基础。正是基于此类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世界文学色彩。
中国的文学文本，有其特殊的产生过程。中国古代典籍出现的四部分类法，决定了集部与其他三部在文献载录、传播方面必然具有很大差异，相应带来的是阅读者对文本阐释与解读方式的差异。这提醒我们：在使用不同部类中的相同文献的时候，应该有清晰的文本意识，既要注意搜集、分析、利用经学、史学与子学文本的材料以解决文学问题，同时还要注意同一个材料在不同文本中的倾向性与特殊性，尤其注意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三个差异性：文本性质与文献来源的差异性、文本生成与衍化的差异性、文献截取方式与解读的差异性。将一切材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而忽视不同文本特殊性的做法，很容易产生材料误读，导致研究结论与原始文献的巨大偏差。
中国古代文本存在的经传体式以及后来的注疏、义疏等体式，反映在集部，就出现了正文、注文不同的文本层次。复杂的、多层次的注文文本，在提高正文文本经典性的同时，还部分程度上割裂了正文文本的完整性。具体说来，古代文学文本具有的碎片化与多系统性特征，给阅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文本层次与审美体验。就此而言，古代文学研究就具有更多的可能性。梳理古代文学文本的多系统化过程，揭示古代文学文本的不同系统与世界，总结文本层次与多系统性的文学经验，可以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新成果。
无须讳言，我国的史前社会研究，特别是有关国家起源或者说文明起源的研究，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基本上遵循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模式，从而构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困惑，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史实际相结合。显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本以欧洲古史为例，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诚如第一版序言所说的那样，“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个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①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应该从中国古史实际出发，走出固有的理论模式。（版权所有）
首先，我们觉得，有必要正确认识奴隶社会两种形态，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条件；
也许人们还记得，1859年1月，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并与古代的并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对于这段话的理解，是否可以用两分法，把“亚细亚的”和“古代的”视为古代文明世界奴隶社会的两种形态，虽然还在继续讨论之中。不过，我们从后来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第八章，论述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则着重地指出“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③起码有两点应该是明确的：第一点，古代文明世界的奴隶制有两种形态，其一为“古代的劳动奴隶制”；其二为“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第二点，无论是“古代的劳动奴隶制”，还是“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从文意上看，都应是经过奴隶制初期发展阶段，尔后，才“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稍后几年出版的《美国工人运动》（原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后以单行本发行）一文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他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④至此，就更加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已经不仅仅是地域概念问题了，实际上它还包含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意思在里边，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说的“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⑤观点是一致的，即强调奴隶社会有两种形态，分为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
其实，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作为两种发达的奴隶社会不同的表现形态，主要还是受到了所处的地理环境作用和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总是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普列汉诺夫就曾说过：“由于生产斗争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也渐渐地具有不同的性质。到处相同的民族生活方式让给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雅典社会的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制度；西方的经济发展过程根本不同于东方的经济发展过程”⑥，并且，还认为“古代社会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增长的结果，生产力的这种增长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解体。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它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以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另一种根本不同于第一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⑦。
其次，既然“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是两种形态或曰两种类型，那么，它们的国家产生和发展，也必然有所不同；从“古典古代“来看，恩格斯当年根据所能见到的材料，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人的国家产生的全过程，最后得出了结论：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⑧
，从而提出了国家在氏族制度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三种主要形式”，确切地说，应该是“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三种主要形式”，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从普遍意义上讲，它反映了国家产生的一般规律；从特殊意义上讲，它又只是代表了三大实例，也就是说，有“三种主要形式”，当然还应该有不主要形式或曰次要形式，以及其它形式等等。为什么这样说呢？
以往，我们在考察“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过程中，发现国家产生的形式总是与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雅典是“民主共和国”、罗马是“共和国”、德意志是“王国”，
⑨不必细说，而且，我们据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如何保全各种君主制度，莫洛修人的王室、斯巴达人的王室，可以借鉴。⑩特别是斯巴达人的早期二王君主制，在希腊城邦中，包括意大利各族各邦在内，也还是比较盛行的。11等到了公元前9世纪前后，远古的克里特文明被毁之后，岛上又出现了许多奴隶制城邦国家，它们的政体形式，大体上与斯巴达政体形式相同。12这种情况，促使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国家产生的形式，实际上决定了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而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国家产生的形式，两者之间，可以说是相辅相承，密不可分的。
在世界上古史上，不但“古典古代”的情况，当是如此；就是“亚细亚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从尼罗河流域到两河流域，再到印度河上下，以及包括我们古代中国在内，所看到的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说明国家产生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之。
要之，从史前社会发展到文明国家的出现，本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军事民主制是它的必经阶段的话，正好处在氏族社会末期和国家产生的前夜，这种过渡的政治制度或曰政治形态包括：
A．出现了与氏族民主制相并列的军事首长的个人权力，但它习惯上是由一定的氏族或家庭选举产生，其权力还没有达到国家统治权力的程度；
B．军事首长的权力还必须服从于人民大会这个氏族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
C．普遍地存在着与军事首长权力的加强同时，议事会权力的上升，人民大会权力的下降趋势。反映这一时期的重要时代特征是，战争极其频繁。
这三层不同权力的设置与划分，构成了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特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各自代表了氏族或部落各集团的利益，这一点越往后，特别是到了国家产生的前夜就更加明显了。我们根据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国家政体的产生应有多种形式，即：
军事首长权力未来王权政治君主政体；
议事会权力未来贵族政治贵族政体；
人民大会权力未来民主政治民主政体。
从上述的模式中，可以看出由军事民主制的政治形态，派生出三种国家政体类型，而它们和它们之间的交叉又会产生更多更繁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承认这一具体事实，才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国家产生的形式，特别是“亚细亚古代”国家产生的具体途径，从中找出其内在的联系性，找出其规律性的统一。
再次，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也是难点；
我们以为，尽管“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是，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从客观的角度上讲，却只能有一个，不会有“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两个标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讨论或衡量一个国家形成的问题。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国家形成的标志即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总共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13
前者构成了“国家的基层单位”，后者“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我们拿这两点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去讨论或衡量“古典古代”社会，当然没有问题，也无须我们再作讨论。因为本来恩格斯就是从“古典古代”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两点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去讨论或衡量“亚细亚古代”社会，例如像我们中国古史实际，就显现出有它的局限性。关于这一点，已经引起不少的学者注意。我们认为，作为讨论或衡量一个国家形成的标志，不妨以“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主，以“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为辅，因为作为国家形成的主要标志，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恩格斯本人在论述雅典国家的产生时，也是强调这一点的。近人的论著，如德国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也提出真正可作为识别国家的标准的，乃是长期设立的统治机构，14这个统治机构，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公共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同时，我们还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公共权力”或曰统治机构，也就是“国家形式”，它包括了两个方面，即国家管理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管理形式，主要的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政体”；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之间，中央机关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我想如果把这一个标志两个方面作为讨论或衡量国家形成的问题，即可以补充恩格斯有关国家形成的标志，又可以诠释“亚细亚古代”国家形成的问题。
最后，我们认为，国家起源研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考古课题，只要我们把这两个方面更好地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望取得突破，超过前人。
注释：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下同。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3页。
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7页，人民出版社
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2页，人民出版社
⑥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4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⑦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8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⑧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166页。
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第126页、第148页。
⑩参见普鲁塔克：《毗卢斯传》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Ⅴ，章十一，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下同。
11参见普鲁塔克：《阿尔泰磋克西》（Artax）24、《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85页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12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Ⅱ，章十。
1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且看它有多大的规模。文学典从1989年9月12日《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开始试点编纂,到2008年12月《文学理论分典》编完,全部结束,恰好20年。《文学典》的主编是程千帆先生,分6个分典:董治安先生主编的《先秦两汉文学分典》、黄进德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卞孝萱先生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分典》、曾枣庄先生主编的《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吴志达先生主编的《明清文学分典》、张伯伟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分典》。总目录一册。洋洋大观23册,5400万字。这是全国280位专家学者、出版家、编辑家奋斗20年所取得的巨大文化成果,这不值得祝贺和颂扬吗!
《文学典》是一座文学史料的宝库。它整理了从先秦到1911年全部有关文学的古文献史料,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涵盖中国古代文学的各个方面。从全书中可以看出中国几千年文学的发展面貌和每个朝代、每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不同内容、不同特点。它不仅总结了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文学的精华,也为将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这是前人所未做,具有重要开创意义的文化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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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慢慢地欣赏吧!《文学典》整理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总集”、“体类”,应该说这是很大的贡献。从先秦开始,“总集”汇集有288种,对每种“总集”均有论述,从浩瀚的古籍中梳理,加以确认和选出,没有相当的学术修养和文献知识,是难以做到的。同样,整理“体类”部分,也有相当的难度。《文学典》共选“体类”207种。这207种“体类”,真是五光十色、流光溢彩。以汉代“柏梁体”为例,什么是“柏梁体”,一般认为“柏梁体”是指汉武帝元鼎二年起柏梁台,元封三年诏群臣赴柏梁宴,并赋诗,武帝作“日月星辰和四时”七言诗,梁王以下和者25人,每人一句,此后,人们认为七言诗自此始,称此为“柏梁体”。但有人并不以为然。《泊水斋文钞》称:“昔人以七言始于柏梁,谬矣。‘夜如何其夜未央’,此与‘江有香草目以兰’何如?余谓屈宋七言,真绝千古,后人作者,无J措手。”《闻见瓣香录》说:“高帝《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将名之为大风体乎。《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J还。’将名之为易水体乎。”《麈史》说,在此以前已有七言诗。以此否定“柏梁体”。关于“柏梁体”的史料还很多,是很使研究者开眼界的。清代文学“体类”中的“广陵派”,则是指作品“巧於言情,精于取境”。两种“体类”,含义各不相同。可见“体类”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至于有不同的意见,允许共存。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多少作家,流传的关于他们的文献史料和作品是否准确,《文学典》作了认真细致精确的梳理。其广度、深度、准确度、可信度都堪称一流。全典搜集了7000多位作家的文献资料,这是比较系统全面的,是历史上所没有的。所收史料广泛而准确。比如汉代有位名史H的作家,历史上有将其作为两人,也有将其混为一者。《文学典》考证了《东观汉记》、《史通》、《通志》、《后汉书》、《博物志》、《山堂肆考》、《义门说书记》、《隋书》、《旧唐书》、《玉海》、《补后汉书》、《文章流别派》、《文心雕龙》、《文选》、《山谷集》、《法帖刊误》、《m州四部稿》、《m州四部续稿》、《清河书画舫》、《书法正传》、《淳化秘阁法帖考正》等20种古籍,将所有记载比较,20种古籍记载各异,有些相互矛盾。经过比较,原来东汉有两个史H,都是作家:一个字子孝,是沛国人,“王时为谒者”,著有《复神》、《说疾》;一个字孝山,“当何熹之时,作《出师颂》、《邓太后颂》”。两人生活的时代相距百年。《后汉书》记载将两人混为一人,以致以讹传讹,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一订正,恢复了两个史H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本来面目。如果说史H是一朵花,经考证,变成了两朵并蒂莲。《文学典》功不可没。
【内容提要】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一向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此研究的论文日渐增多，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奴隶制和奴隶制经济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古代希腊文化与古代东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文章以雅典为例，述论了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其一，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城市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其二，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雅典城市是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其三，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保障——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由此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没有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英文摘要】the causes of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 have long received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particularly since 1980s more and more publications on this subject have appeared.however,most of them focus on the influences of slavery,slavery economy and democracy upon thedevelopment of ancient greek culture,the relation between ancient greekculture and ancient oriental culture,and so on;few of them approach thesubject from city perspective.taking classical athens for an example,thisthesis aims at expounding on the following city factors which engendered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1.it is in the city that businesses gather,which offer material basis for the prosperity of classical culture,the city is the center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2.the boom of culture requires corresponding talents and rich cultural resources;it is in the city that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ce assemble.athens is the significant stagefor the polis to carry out cultur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3.it is in the city that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polis democracy are located,which provide political ensurance for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polis democracy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cit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hence city is the basis for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without city,it would be hard to imagine such abrilliance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greece.
【关键词】希腊/古典文化/雅典/城市因素/greece/classical culture/athens/city factor
在古代希腊各城邦的演进中，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斯巴达和米利都等城市，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远远胜过雅典。而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此前落后的雅典却后来居上，逐渐发展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杰出典范。究其原因，学界析论较多[1](第30-35页)，但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实际上，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古风时代(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发展。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城市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2](p.160-162)。这种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经济的活跃。“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3](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文化盛期。此间，发展突出的雅典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所必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自然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和时代的翘楚。本文旨在以雅典为例，探究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希冀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如果离开了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军政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军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政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军建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7](ⅱ，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
经济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其主体是人。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古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第27页)，“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身”[11](第28页)。雅典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从而使雅典城市成为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一，雅典城市广泛吸纳域外先进文化知识和人才。早在梭伦改革时期，就鼓励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设各种专业技师居留的特别区，并给予公民权[12](ⅹⅹⅳ.2)。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页)。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40万人口中，有3万2千名外邦人。他们经营工商业，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执业法律、医生等。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3](第131页)。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13](第131页)。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其二，众所周知，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区。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既非专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动融入古希腊文明之中。就当时世界来说，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学习和借鉴。古希腊人能够将东方文化继承、学习、吸纳为推动自己文化繁荣的养料，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发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腊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14](第212页)。生活于古希腊城市的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虚心求教，广泛汲取，“拜东方文明为师”，竭心尽力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他们是繁荣希腊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时代的先锋。例如，古代雅典的著名政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青年时代游历经商，遍访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城邦，考察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结交泰勒斯等名人学者。博学多才的梭伦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诗人”之殊荣，更得“希腊七贤”之美誉。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随波斯术士和迦勒底星相学家学习神学和天文学，师从米利都学派研习自然哲学。后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学问的人求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一生中写了约60种科学著作，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知识。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5](第146页)。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学医，曾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历行医，学习取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丰富的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为西方医学的最早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祖”的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学访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访查传闻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有助于后来撰述《历史》名著。总之，“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14](第212页)。
其三，希腊古典文化长达200余年的繁荣，绝非仅靠少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拥有广泛的公民群众基础和城市活动空间，从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广博的内涵、恒久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人、知识分子依托城市开办学园，进行全民性的戏剧演艺、宗教节庆、体育竞技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传播了知识，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跃了文化市场，从而使得对戏剧、雕刻、建筑、诗歌、论辩演说等古典文化的认知、理解、接纳和传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公元前388年，柏拉图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亚创立学园。园内设有图书馆、授课厅和宿舍等。在柏拉图时期，学院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该学园是古希腊第一所真正招收学生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姆体育场创立学园，从事教学和著述。此外，还有一批“智者”所创办的专门教授论辩技术的学校。这些学园或学校，都是城邦政府所允许的，并认为是为青年的显赫前途提供训练所必须的。诸多学园与学派并立于雅典，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政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政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政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政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300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祗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101-102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5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政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318页)。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2000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 4年一大庆，庆节一连6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 、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 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 布景和表演”[13](第131页)。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 ，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1 30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7](第39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政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9](第258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258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政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80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112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58-59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天召开一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政机关。会议成员500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选出6000人，组成10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21](p.101)。市政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政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政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政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政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政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政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政治和宗教首脑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阴道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政治集会的地方——市政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
此外，城市中的露天剧场和柱廊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空间。雅典的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24](lxii.4)。早在古风时期，“建筑师们就已经认识到柱廊不仅是有用的、附加的建筑装饰，而且对扩展空间——广场(agora)神龛，体育馆等等——在有限的空间支撑一个顶棚，提供一种装饰并赋予其特定的意蕴，也是重要的附属建筑”[25](p.193-195)。柱廊作为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空间，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期。
至此不难看出，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如设置公共权力机关等，又有城市的要素和特征——集聚性。城邦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城市并非城邦，而只是城邦的一部分。雅典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共同体，而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古典时代的雅典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城邦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是城市。其之所以以雅典城邦为典型，这是与雅典城市对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分不开的。
“希腊城市犹如希腊艺术和思想一样，是个“奇迹”[26](p.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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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诗词教学；表层知识；情感层面；文化意蕴
古典诗词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可谓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朵璀璨的奇葩。千百年来流传至今，仍散发着诱人的魅力。古典诗词不仅历史悠久，作者众多，而且作品丰富，题材广泛，技巧高超，在世界文学史上堪称一绝。古诗词自然成为语文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教学。
一、对诗词表层知识的理解
中国古代诗词语言优美精炼，每字每句都是作者反复推敲的成果。教学古诗词首先要在学生能够读准、读通的基础上，进行解词串句。古诗词的语言不同于白话文，是用文言写的，学生对一些文言词句的意思不懂，就无法理解全诗的意思。如果学生对字句尚且不通，对诗词的情感体验，乃至于对古典文化的传承都无从谈起。因此教师对诗歌表层知识的讲授便成了关键，必须搞得扎扎实实。
（1）知人论诗。教师要引导学生根据需要收集作品有关材料，为古诗词的学习打下基础。在收集时注意筛选跟课文有关的，有助于理解诗意的材料。这个课前预习既为下一步学习古诗打下了基础又培养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品质和收集信息的能力。如在学习陆游的《示儿》之前，学生如果了解到诗人自幼就怀着强烈的政治抱负，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热情，那在学习诗歌时就很容易理解诗中所蕴含的强烈的建功报国之情了。需要说明的是，知人论诗这种观念并不是说要求对每位诗人的方方面面都做详细的介绍，对有些诗人则没有必要，即便需要介绍的诗人介绍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比如对王维侧重于诗歌风格的介绍，对陆游侧重于其诗歌表达的主要情感的强调，而对李煜则侧重于认识经历的介绍。
（2）由题悟旨。初步了解了诗人后，我们要解释诗题。切勿轻视诗题，其中往往包含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写作背景及写作目的。比如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此诗题目尤长，教师李白为好友王昌龄贬官而作的抒发感愤、寄以慰藉的好诗。从而更深切地揭示了诗的内涵。当然也要根据每首诗的特点各自做详略介绍。总之，释诗题是古诗教学的重要一步。
（3）推敲词句。中国古典诗词语言精练，优美，且重点字词起点睛之用。如果教学时能认真揣摩、品味，并引导学生加以赏析，就能使学生体味语言之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但是，由于当今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对古代语言接触得不多，他们对其中的一些词语觉得难以理解，对全诗内涵的把握不够。教师要善于捕捉关键字词，因为这些字词往往能画龙点睛，牵一发而动全身，对表现全诗的景物、情感或意境有着独特的作用。
二、对诗词情感层面的挖掘
大部分诗，它的内容是围绕一个词或一句话展开的，这就是诗中的重点词句，这些词句往往是诗人思想感情的一个集中点或是全诗内容所围绕的一个中心，抓住重点词句有利于理清全诗的思路及诗人所要表现的思想。在教学中，在充分理解诗歌表层意思的基础上，必须重视找重点词句的方法，并将它作为分析的切入口或“破译”诗意的重点。
三、对诗词文化意蕴的传承
中国古典诗词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文学样式，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情感抒发的重要方式。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也随作者的心境变化而有所不同。纵观中国古代诗词，其情感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注：下表中每个类型的代表作均选取小学阶段大纲篇目。）
1.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成都 611137；2.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目的：通过对藏医药古籍的收集、整理及挖掘，厘清藏医药学术渊源、学术流派及成就，为藏医药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提供借鉴。方法： 以西藏、青海、四川等几大藏族聚居区的藏医学院、图书馆、藏医院及民间个人收藏为主要收集对象，走访关键人物、田野调查等收集藏医药古籍文献资料，整理、核对相关信息，规范术语，建立数据库，探索数据挖掘方法。结果：共收集藏医药古籍410部，涉及藏医、藏药、及综合藏医药类知识，分别建立藏医药古籍书目数据库、图片数据库等，并根据古籍类属特点分别确立聚类、关联规则等数据挖掘方法研究模式。结论：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手段对藏医药古籍进行整理及挖掘研究，不仅可实现对藏医药古籍的原生性保护，也使其中蕴含的精髓得到科学体现。
关键词 藏医药；古籍；收集；整理；数据挖掘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4-0001-02
基金项目：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四川南派藏医药古籍文献的抢救性挖掘整理及数据库研究 （No13XTQ012）。
作者简介：聂佳（1981-），女，在读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民族医药文献。
1研究背景
1.1意义藏医药学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藏族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民族医药古籍文献作为民族医药文化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民族性。藏医药古籍文献资料记载了历代名医专家重要而丰富的临床医疗经验和精辟的理论，整理发掘其中的藏医药学文献资源，是后人在从事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可供学习与借鉴的宝库。
1.2研究现状
1.2.1藏医药古籍特色显著，保护、研究形势紧迫藏医药古籍既有文物价值又具学术特色，其以藏文、古藏文记录为主，民族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种类齐全、蕴藏量巨大。如四川甘孜州是藏医药的发祥地之一，南派藏医药的故乡，当地绚丽多姿的康巴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中甘孜州南派藏医药、德格印经院、噶玛噶孜画派唐卡等典型代表进入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3］。据初步统计，目前国内先后抢救挖掘藏医药古籍文献2000多部（函），整理出版800多部，完成《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丛书》（100部），《藏医药大典》（60卷），《四部医典唐卡大详解》（18卷）等重大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工程。目前在藏医药古籍整理中，尝试引入包含普查和典型调查在内的田野调查法、藏医药文献藏文特色数据库，以及藏医古籍信息化平台等新思路。但由于版权保护、文化信仰等原因，藏医药古籍产生的即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不突显，加之藏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艰苦、科研经费匮乏、古籍存储条件简陋、古籍保护专门人才缺乏等等，很多古籍仍处于“尘封”状态。随着南派藏医药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唐卡·昂翁降措等大家的去世，精通古藏文和藏医药专家的减少，整理研究队伍更是人才匮乏，因此，藏医药古籍保护研究工作刻不容缓［4-5］。
1.2.2藏医药古籍研究有待深入挖掘藏医药古籍是不可再生的知识资源，若保护措施不力容易破损或老化，目前，许多科研机构虽都意识到了保护古籍的重要性，加大投入对其修复和扫描数字化，用缩微技术或者电子扫描的方式制作成电子版本，从而代替传统的纸质文本保护中医药古籍纸本，但是数字化程度均比较初浅，主要停留在通过扫描进行数字化的录入阶段，只是对古籍文献资源进行汇集和扫描，未对资源进行深入数据挖掘和开发利用，未能揭示潜在的知识和内容价值，其中所蕴含的巨大而宝贵的信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6-7］。
2藏医药古籍的收集、整理
2.1确定调研对象以西藏、青海、四川等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医院、藏医学院、印经院、藏传佛教寺庙等藏医药古籍代表性收藏单位以藏医民间个人等所收藏的藏医药古籍为调研对象，广泛收集，核定版本。
2.2确定调研规范参照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制定的文献古籍普查规范，以及古籍定级等相关标准，研究制定藏医药古籍调研的项目、数据采集规范标准，并制定相关数据汇交方案。
2.3文献征集通过实地调研、检索、访谈等方式，结合参考《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等对纳入调研范围的对象进行调研，采集相关数据，并适时汇交。
2.4数据汇总进行项目交流汇总，对全部调研数据进行整合、校对，厘清历代藏医药代表人物姓名、著作及著作所藏地。
2.5编目在四川省民族医药文献书目课题前期工作以及各地文献整理情况梳理汇总的基础上，系统开展调研，编纂410部藏医药古籍文献目录，包括书名、语言类别、著者等基本信息，如表1。
2.6古籍扫描、图片处理①根据扫描仪、古籍数字化平台特点，参考国家标准，拟定古籍图像扫描规则，图片编号和文件夹命名方法；根据确定的书目，进行扫描古籍；扫描过程中，记录文献的页码和破损情况。②为便于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别，须按照平台要求对扫描的古籍图片逐页地进行黑白转化、倾斜度调整。③为下一步对古籍进行源数据著录，构建相关数据库，待古籍图片的逐步扫描和处理完成后，将已转化的图片上传至服务器。
3藏医药古籍挖掘研究
3.1藏医药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采用目前流行的C/S与B/A/S多层结构设计，以J2EE技术架构构建藏医药古籍数字化应用平台，基于古籍数字化应用平台，以确定的书目为研究对象，参照《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等工具书，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制定藏医药古籍源数据著录标准，完成所有书目的源数据著录；随着源数据的完成，构建藏医药书目数据库。厘清历代藏医药著作，信息包括书名、版本类型、著者姓名、籍贯等基本信息。该库对研究藏医药学术渊源、学术流派及传承关系、学术特色及成就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2藏医药古籍图片数据库在整理已收集藏医药古籍书目的基础上，通过扫描、加工处理，将收集的藏医药古籍的主要信息页面扫描，转化为既能为古籍数字化应用平台所识别又可供电子阅览的图像格式，构建藏医药古籍图片数据库，用于存储和交流检索、查阅，实现对资源的再生性保护，为后期研究奠定基础。
3.3数据挖掘模式研究
3.3.1显性信息将书名、著者、疾病、症候、方剂、药物等基本字段导入Access表后，建立基本数据表，参考《藏医学》、《藏药学》等工具书，进行规范，采用频数统计方法，实现显性信息的挖掘。
3.3.2隐形信息对于隐性信息的研究，由于其具有隐含性、未知性等特点，以Access基本数据表为来源，利用数据挖掘相关方法揭示出其潜在的价值信息，能够更好地为临床、科研服务。数据挖掘方法众多，其中聚类分析方法又称群分析，它是研究（样品或指标）分类问题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关联规则方法是描述数据库中数据项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规则，即根据一个事务中某些项的出现可导出另一些项在同一事务中也出现，即隐藏在数据间的关联或相互关系［8］。根据所收集的藏医药古籍情况，按藏医、藏药等不同分类属性分别采用聚类、关联规则等挖掘方法实现藏医疾病治疗中诊断、处方规律等显性化、可视化。
4结论
利用计算机技术手段对藏医药古籍进行整理及挖掘研究，不仅可实现对藏医药古籍的原生性保护，也使其中蕴含的精髓得到科学体现。目前，藏医药古籍研究尚未有统一的术语规范标准，在对其进行数字化研究过程中，需充分结合藏医药理论体系和藏医药文化特点，参考相关国家标准，才能真正实现藏医药古籍知识的现代化传承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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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是刘寅生与其编纂的五部辞书背后不得不说的故事……
刘寅生，江苏如东人，1926年出生。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籍整理研究室主任。编著作品有《后汉书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王国维校》《王国维年谱长编》《王国维家书校注》《梁启超致王国维札校注》《何炳松论文集》《何炳松纪念文集》《何炳松文集》五卷等。
1926年4月21日，也就是刘宝泰辞官回乡后的第四年，刘寅生在如东县马塘镇串场河边一所大宅里哭闹着降生。这是刘宝泰第五个孩子，在兄弟中位居第三，遂按排行取名绳宗，字叔成。
刘寅生七岁丧父，八岁入塾，九岁后转学马塘小学、双甸小学、南通实验小学。后在如皋邱中学、南淮中学等校求学，接触到革命人士，积极参加中共组织活动，创办《夜旅》杂志，组织进步剧团，排演史白编剧的歌剧《怒吼吧长江》，发动学生罢课，抗拒日本人“黎明大奋起”活动，遭到日伪通缉，在进步群众的掩护下逃出如皋城。
当时进步学生投身革命有两个去向，一是革命圣地延安，一是陪都重庆。刘寅生选择了去重庆投奔大哥刘绳祖。大哥带他拜谒如皋老乡、时任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育长、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魏建功，经魏建功举荐，入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学习，确定了文科的学业方向。不到一年，又辗转杭州、上海边打工养家糊口，边报考大学，1948年考取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公费生，肄业重返杭州打工，继续参加党的组织活动，掩护进步学生奔赴苏北解放区。刘寅生的中学同学、后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图有诗为记：“五十年来三相从，风光境地各不同。最是月黑风高夜，送君跨江奔青龙”。
刘寅生在杭州期间，结识了一些后来受到胡风集团牵连的文人，与曾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以张先人为名在南通中学教国文的胡风有过接触，这在刘寅生的政治生涯中投下了阴影，以至于刘寅生1952年在复旦大学复学毕业后，被直接下放分配到陶行知创办的浙江湘湖学校任教，1954年作为优秀青年教师选拔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中学历史教材教法教研组助教。1958年被打成，开除公职，另行分配，进入华师大图书馆，与当时的名家许杰、徐中玉、王养冲、李伯棠等一起整理上海八所大学合并而来的杂乱无章的古书籍，同时专司打扫厕所、积肥等苦脏累“工种”。
在上海浦东世纪花园12楼的寓所里，86岁的刘寅生回忆自己走上书籍条目整理之路的契机有两条，一条是上私塾时，接触的是《龙文鞭影》这样的开蒙课文，二是在华师大图书馆整理古籍和打扫厕所的这段经历。
《龙文鞭影》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儿童启蒙读物，最初由明人萧良有编撰，后来杨臣诤进行了增补修订。“龙文”是古代一种千里马的名称，它只要看见鞭子的影子就会奔跑驰骋。作者的寓意是，读了这本《龙文鞭影》，青少年就有可能成为“千里马”。《龙文鞭影》主要是介绍中国历史上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四字一句，两句押韵，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它问世后，影响极大，成为最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之一。当八岁的刘寅生第一次听开蒙先生摇头晃脑地诵读《龙文鞭影》时，他就萌生了对历史掌故的浓厚兴趣。
在华师大图书馆的这段时光里，政治上分子的臭味和工作上打扫厕所的臭味并没有熏散刘寅生对历史掌故的兴趣爱好。他说，被“充军”到图书馆不一定是坏事，反而成全了我。在那里，我用两年时间看了138万册古籍，对这批古书进行整理、分类、排目、做卡片、上架，每天打扫完厕所就钻进古书堆里，晚上坐到昏暗的白炽灯下刻钢板印教材。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对我此后的研究方向影响极大。一位是图书馆副馆长、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和专家洪范五，一位是目录专家丁晓元。前者教我如何整理古籍，后者指导我目录分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1960年，刘寅生重新调进华师大历史系参加编写由著名学者李平心主编的《历史词典》中国史词条释文。这是他专业方向的重大转折，从此一步踏进辞书编纂这个博大精深的专业圈子……
回忆这段往事，耄耋老人刘寅生激情叙述，滔滔不绝，5个多小时里，不喝一口水，不上一趟厕所。临了，老人用略带乡音的国语吟诵一副自撰对联为他的讲述作结：
挟一副肝胆敢于报国无视衣冠
有几笔文字能够传世不负人生
《辞海》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二字源于陕西汉中著名的汉代石崖摩刻《石门颂》。皇皇巨著《辞海》是一个世纪、几代学人千锤百炼的结晶。《辞海》最早的策划、启动始于1915年，当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生决心编纂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其宏博气势，令人钦敬。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
1957年9月，来到上海参观工业展览馆，其间，召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赵超构和舒新城（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见面，胸襟博大、满腹珠玑的谈到《辞海》，提出 “可以重新搞一个嘛。”，遂有如下对话：
毛：“《辞海》可以重新搞一个吗？”
舒：“一没钱，二没人。”
毛：“人要多少？”
舒：“200人。”
毛：“钱呢？”
舒：“100万。”
毛：“有事你找他”，用夹着卷烟的手指点点柯庆施，“找他要钱要人”。
于是，老《辞海》修订工程轰轰烈烈上马了。
在此之前，老《辞海》于1915年秋启动，编纂工作时断时续，裹足不前。1928年，舒新城担任《辞海》主编，第一版《辞海》终于在1936年正式出版。此次拍板，《辞海》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有了伟大领袖的支持，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一路绿灯。1958年5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1959年夏天，《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1960年3月，《辞海》试写稿问世。同年11月，《辞海》二稿编纂结束，此时，67岁的舒新城因病逝世。
那时，刘寅生刚刚从华师大图书馆调到历史系，《辞海》编辑委员会包下浦江饭店正在招兵买马。由于参加《历史词典》中国史词条释文的经历，负责《辞海》历史分册的华师大历史系主任吴泽钦点刘寅生、戴家祥、徐德嶙、沈起炜、方诗铭参加《辞海》中国史部分的编纂。
刘寅生担纲《辞海》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条目编纂，到后期，后中国历史部分的发稿也基本由刘寅生承担。1961年10月，按学科分类编排的16分册试行本在内部出版发行。1963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后遭逢，“”说《辞海》是个大毒草，其发行遭停顿。几番风雨，几度春秋，《辞海》在时代嬗变之间进入了全新时期。1979年三卷本的《辞海》正式出版，向国庆三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1979年，《辞海》重新审定，《辞海》编辑委员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又把我拉了去，聘我担任主要撰稿人，这时的主编已换成陈望道和夏征农。至此，五千多名专家花费了二十余年时间的夙愿终于得以完成。”
说这话时，老人颧骨上涌上两团潮红。
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是中国明代出版的《永乐大典》，世界上最著名最权威的百科全书是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世界三大百科全书之一（另两部是《美国百科全书》、《科科尔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产物。第一个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在1768年开始编撰，历时三年，于1771年完成，共三册，目前世界上已出版第15版本。
1978年，神州大地春风涌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大手一挥，操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大百科全书。
于是，国务院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胡乔木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姜椿芳任总编辑。随即在上海成立分社，专门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签署协议，共同翻译、编辑、出版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1982年一个寒冬过后的早上，有消息传到刘寅生耳边，说，上级要把《不列颠百科全书》翻译成中文版，中文版的百科全书文化词条要由中国人来重新编写，目前已经组成两套班子，一套班子负责翻译，一套班子负责写文化条目。
果然，过了不久，上面有人来到华师大历史系，给刘寅生颁发了一份聘书，聘请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特约编审，主要审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稿件。后来听说上海教育学院的杨廷福也接到聘书，两人一个撰写中国古代史条目，一个撰写中国中世纪史条目。后来还听说，原先是聘请了一些大学者来写辞书，可写来写去不满意，这才发现辞书条目写作和文史研究的要求不一样，思维方式也不一样，辞书写作必须比文史研究更有知识性、精确性、科学性、通俗性。于是，这才把写作对象从文史学者转向辞书专家。
这可是一项瀚如烟海纷繁复杂的工程啊！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译和撰写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压缩原书中自然科学和外国文化方面的内容，有关中国文化的词条由中国人自己写；第二步再将被压缩掉的部分复原，编译全部最新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
时光已经流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撰写和审订也一路扬鞭跃马，人力、财力已今非昔比，前后只花了两年时间就完工。据说，邓小平将此书赠送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撒切尔大吃一惊：这可是我们英国的东西啊！
《中国历史大辞典》是我国历史学者编纂的第一部大型中国历史辞典，涉及漫长的历史时期，知识领域广泛，全面发掘和整理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反映和总结了以往中国历史学科的重要研究成果，传播和弘扬了中国泱泱古国的历史文明，堪称当今世界上最全面、最权威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分十四个分卷出版，刘寅生为史学史卷主要撰稿人，担任副主编。
1980年9月，刘寅生出差北京，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位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林同志突然登门造访，交谈中说明来意。原来，大半年前社科院发起并组织以南开大学为基地的学者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由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后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梁寒冰主事，由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的史学界名人郑天挺担任主编，南开大学教授刘泽华负责编辑部工作。刘泽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没搞过辞书编纂，经验不足，词典编纂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知道华师大历史系曾编写过历史词典，于是，林同志受委托前来征求意见，询问华师大是否愿意参与其事。
我国在二十世纪初年已开始编纂新体的综合性辞书，但《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在旧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学者曾提出编纂历史辞典的倡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78年，乘着改革开放、万木复苏的春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组织《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筹组此事。
林同志的征询，让刘寅生和同事袁英光感到兹事体大，两人一商量，当晚就给吴泽教授打电话汇报，请吴泽出面挑大梁主持此事。吴泽是我国著名的马列主义史学家，时任华师大历史系主任。吴泽意识到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第三天就赶到北京与刘、袁面商，带着二人逐一拜访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尹达、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邓广铭、民族史专家翁独健以及吴泽的老师吕振羽等十数位史学界名人，大家一致支持襄助此事。
同年11月，正在哈尔滨出差的刘寅生接到通知，赶往南开大学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会议，此会对《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工作进行重新筹划。会上决定郑天挺任主编，梁寒冰任副主编，吴泽任编辑部主任。为便于编纂工作的进行，同时考虑到读者的需要，会上商定，整个编纂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即先出版分卷，再编纂汇编本，同时确定了各分卷的负责人和出版顺序及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刚刚当选为学部委员的谭其骧任历史地理卷主编（后任《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部主任），南开大学教授杨翼骧与华东师大吴泽教授共同担任史学史卷的主编，刘寅生和袁英光任副主编。
这样，原先由一个大学担纲的中国史学界盛举，上升为国家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所属研究所、教育部和所属高等院校的数百位学者、专家对该书编纂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
《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是最先出版的分册，1983年12月底出版，所有的词目和审稿由刘寅生一力担当，这是一项见功底、见学养、见知识面的工作。
“拟定史学史条目，花了我整整一个通宵呢。”
我惊住了。头绪如此浩繁，竟然一夜搞定，这需要拥有怎样的学识积淀啊！
《中国人名大词典》与《中国通史词典》
1983年廖盖隆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有人向他推荐了刘寅生，于是，邀请刘寅生做《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主要撰稿人，按照词目来排名，名列第六位。
廖盖隆是我国党史、现代史专家，曾任新华社副总编，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历史人物卷”，收录1949年10月1日前去世人物14000人，后又出版了“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收录1988年12月31日以前在职的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现任领导人2185人。
刘寅生回忆，《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前后只编撰了一年多就完稿，先是按分配到的条目分头撰写，然后全班人马集中到上海外贸学院集体统稿，一两个月就全部结束，没有出现什么波折。
如果说《中国历史大辞典》是一部最经典的大辞典的话，那么，查阅率最高的则是《中国通史词典》，这部由杨宽等人主编的词典是史学界最常用的工具书。
杨宽是位史学界传奇式的人物，这位复旦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曾经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对保护国宝毛公鼎与阻止著名的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器盗运出口曾作出贡献，晚年因家庭变故而移居美国。《中国通史词典》出版于2008年，而杨宽已于2005年去世。
作为这部词典的主要撰稿人，刘寅生经历了《中国通史词典》的全过程。此典的条目原先是《历史词典》和《中国历史大辞典》被删掉的“边角料”，后来，杨宽、方诗铭、沈起炜、谭宗英、刘寅生等人一合计，觉得这些条目可以为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作注解、释疑之用，于是，这才有了《中国通史词典》。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副产品，没想到却成为最抢手的词书之一，足见白先生《中国通史》影响力之大，我们沾了白先生的光。”
这正是：
垒砾无情困桩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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