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多维度，且复杂性比较强的整体，与整个国家所有群体的经济利益相关联。国民经济统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状态以及相应的发展趋势。本文以国民经济统计为出发点，了解国民经济统计实质与要求，分析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
关键词:
国民经济统计;国民经济运行;具体影响
国民经济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个国家各种经济活动总和的反映。在社会再生产方面，就生产过程来说，国民经济是生产领域、分配领域、流通领域和使用领域各种活动的总和;就组成要素来说，国民经济除劳动者经济活动之外，还包括实物、资金流量;就行业角度而言，国民经济是农业、工业、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的总和。经济主体不同，所活动的部门和环节也不同，各种经济流量的产生和交织，最终形成国民经济这一整体。
一、国民经济统计
国民经济统计包括统计学方法、经济核算体系以及统计结果的应用和反馈。国民经济统计以统计学方法为基础，根据多个指标和大量调查数据，从多个角度全面、客观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统计学方法以数字的形式呈现统计对象与统计结果，利用简明、直观的数字来反映国民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选择有效的统计学方法，是国民经济统计的重要前提，账户式平衡法、经济数学模型法、投入–产出法、综合指标法等是比较常用的几种方法。国民经济统计工作的开展，主要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依托。在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过程中，需要以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综合分析统计理论与实际，明确相关的国民经济核算概念，确立主要的国民经济核算规范，设定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具体指标，保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结构的完整性以及逻辑的完善性［1］。实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对国内外有关经济统计资料的搜集。统计结果的应用和反馈，是国民经济统计中的最后一个部分。国民经济统计，在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同时，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改进依据。在分析统计结果的过程中，可以了解到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有利条件和阻碍因素，把握好国民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对统计结果的分析，也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潜在问题，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此外，国内与国外国民经济统计结果的对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的经济实力，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也有一定提升。
二、国民经济统计要求
首先是整体性。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对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国民经济统计应满足相应的整体性要求，从整体角度，全面统计各种数值，保证核算体系的完整性。其次是关联性。国民经济中的组成元素相对比较多，因而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国民经济统计需要对各个部门进行分类，根据各个部门之间的关联性，找到共同的关联要素。此外，还应分析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了解不同部门之间的关联性，为各种数值的有效统计提供依据。最后是层次性。不同的数据所反映的经济问题也不一样，国民经济在整体上，有一定的层次性。国民经济统计的各种数值，需要保证其完整性和清晰性，有效运用各种统计标准分析数值核算，积累相应的数值核算资料［2］。在保证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清晰性的前提下，促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不断完善，通过满足层次性方面的要求，推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国民经济统计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
(一)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与发展趋势国民经济统计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在宏观层面上的反映，主要是从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经济行业结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口结构与数量等角度，以此为依据，明确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在《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在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60万亿元，高达636463亿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所占比例为48．2%，相对于42．6%的第二产业，超出5．6%，这意味着我国服务业逐渐取代工业的主导地位，成为新时代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服务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因此，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应以此为方向，转变经济发展结构，顺应经济发展趋势［3］。
(二)反映国民经济发展问题国民经济统计能够反映具体地区、部门的经济发展问题，也能反映文化、创新、环保等产业方面的发展问题。如广东省地税局在2015年1月所的相关数据中，广东省在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8．5%，而地税系统组织税费累积的增长速度则达到11．1%，即税收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广东省的经济成果分配中，政府财政所占比例偏大。因此，广东省在2015年的经济工作中，应重点关注经济成果的分配，保证一定的公平性，减少相应的税收费用。
(三)提高国家经济全球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民经济统计也包括对外贸易统计。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三大世界对外投资国家之一，是世界投资所关注的重要潜力地区，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有一定联系。在国民经济统计过程中，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同时，也应充分重视对外贸易统计。对外贸易统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变化趋势和发展状况，以此为依据，改善我国经济在全球化发展中的融入状况，使我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力不断提高［4］。
四、结语
国民经济统计是以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而开展的一项工作，而国民经济是一个国家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因此，国民经济统计需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进行数据统计，保证统计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和清晰性。国民经济统计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影响，主要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具体的经济发展问题，明确国民经济发展方向，提升其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陈滢西．论国民经济统计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J］．现代商业，2015，06:264－265．
［2］汪小英，王林珠，李奇明．国民经济统计学的教学设计与研究———多维互动专题教学法的应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7:174－176．
［3］侯福忠．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作用［J］．现代商业，2013，15:78．
关键词：人民币 汇率 国际 经济
所谓汇率，即不同种类兑换货币之间所要遵守的比率。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发展状况，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国家之一其汇率的变化不仅仅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有关，更加与国际经济环境格局密切联系。并且进一步考虑到当前国际环境中经济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依据，其重要地位甚至于与国际之间的政治环境都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更加需要展开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
一、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影响因素分析
汇率的调整，从根本上看，其根源仍然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纠葛。就人民币的汇率调整影响因素而言，美国是当前影响环境中的重要环节，对应的基于两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等多方面问题，也均与汇率有着一定联系。
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诸多国家亟待经济复苏。而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这种经济复苏的具体需求落实成为对于本国产品出口竞争能力的提升，以及对外贸易逆差的扭转，而反映在美国等国家的国内社会环境中，则是刺激本国产品的消费，以及推动本国生产的发展，进一步解决低就业率的问题，西式国家债务，最终实现转移国内实现，平稳度过经济危机。
就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环境而言，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长期保持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美国国内生产制造行业的发展，对于其国内的经济恢复存在一定的不利影响。于此同时，欧洲等地同样存在类似的国际环境，中国出口大国的地位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心腹之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必然首先选择中国作为调整贸易逆差改善经济发展状况的手柄，而首选必然是人民币汇率。
实际上，就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而言，汇率问题通常都作为国家之间贸易平衡相关政策的调整对象。以中美之间的贸易状态为例，就是美国希望借人民币的升值来实现对目前中美之间贸易格局失衡的缓解，从人民币的角度帮助分担美国经济调整，以及美元贬值的成本。综合经济复苏期间美国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同样因为美元疲软状态而承担升值压力的包括日元、澳元以及新加坡元等。而从人民币的角度看，除美国以外，欧洲等存在中国贸易逆差的国家都在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其本质都是希望通过汇率调节来实现面向中国转嫁自身货币的风险，并且实现对应的经济成长。
然而从我国自身发展的角度看，人民币快速大幅升值，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弊大于利。中国的经济环境一直都在相关政策的保护之下，虽然当前市场环境保持相对的开放状态，但是就当前的综合环境而言，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经济背景、金融市场均无法承担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之前的广场协议也给日本带来了经济层面长期的健康发展，但是其代价依然沉重。就目前的状况看，我国经济从各个方面都承担不起这样的变革。与此同时，对于美国经济的深入分析，其社会环境中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单纯人民币汇率调节可以改善的，虽然可以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收效有限。
虽然现状如此，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汇率压力以及影响仍然存在，这种状况同样也不排除美国基于经济或者其他因素考虑的政治目的，因此综合来说，中国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的决策，仍然应当以中国经济实际发展的需要和步伐作为基本依据而展开。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与发展
纵观我国当前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总体状态，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必然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能忽视也无法避免的重要任务和环节。回顾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可以发现比较突出的汇率调整一共有三次。
从2005年我国启动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在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的汇率问题一共有三次。其一是在2008年12月，当时国际金融危机横行导致金融市场激烈震荡，于是在会议上提出“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其二则是在2010年12月，当时欧洲债务危机成为国际经济环境中的重点，带动欧元和美元汇率波动较为显著，当时提出“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要增创外贸竞争新优势，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而第三次，则是在2011年12月，主要是考虑到外贸环境的险峻形式，因此对应提出的思想为“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保持出口平稳增长。”
从三次对于汇率的发展方向的提出上可以看出，对于汇率的调整和控制，一直都是以稳定作为突出重点和依据来展开工作的，并且虽然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存在抵制趋势，但是中国作为比较大的外贸出口国，外贸出口占据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因此一直以来，对于汇率的调整仍然是以支持出口为主的思路。
这样的三次调整，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例如第一次调整，虽然高举稳定旗号，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中人民币有较大幅度的升值。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美元因为避险因此不断升值，而当时的人民币执行的汇率政策，其稳定本身是相对于美元的稳定，因此出现了跟随美元一同升值的状况。因此当时的名义有效汇率上升达到了12.8%，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则达到了13.6%。
进一步以第一次的“稳定”为例分析我国经济政策，这种对美元的稳定，带动了有效汇率的显著升值。在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同比升值幅度小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但是随后金融危机加剧，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开始对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却依然保持升值状态。此种状况一直保持到2009年9月，美元汇率再次走软，而其他新兴经济货币对美元开始升值，但人民币对美元则保持相对稳定。整个调整过程中，我国的出口增速出现了急剧下滑，虽然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但是鉴于美元走强，人民币被动提升，使得我国出口受到抑制。这种货币政策虽然表面上看使得我国经济没有正面遭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一直到2003年，我国相关部门才确认经济走出通缩，相对于其他正面受到冲击的新兴经济体的复苏而言，我国的经济晚了大约三年。当时与中国的货币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汇率方面表现更为灵活的印度。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的经济仍然处于触底阶段，但是其经济已经开始回暖。从这一次的经济危机的恢复状况看，除俄罗斯，其他新兴经济体虽然均出现类似于我国的经济下滑，但是他们在并没有大规模财政刺激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与我国恢复速度持平或者更优的表现。
整个过程中，对于汇率机制灵活的国家而言，其本币的贬值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多沉重的危害，反而推动了他们经济的快速恢复。相关数据以及事实表明，我国当时的货币政策，即保持对于美元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经济打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考虑，在面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时候，我国进一步深化汇率机制改革，并且在这一个阶段内保持了名义有效汇率以及实际有效汇率两个方面的基本稳定。
第二个阶段的环境中，美联储被迫推出了宽松政策，国际环境异常恶劣，对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影响也同样十分不利。但是纵观整个过程，我国出口并没有收到十分显著的不利影响，甚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超预期增长。由此可以判断，国际环境虽然是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也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当前我国经济环境的发展无疑更加需要一个灵活的汇率政策，帮助实现保护中国的经济发展，缓冲国际经济环境带来的不利冲击。
三、推动实现人民币汇率协调工作的优化
人民币汇率的确定，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种以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该环境之下诸多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彼此之间货币政策，并且进一步影响到汇率和相关经济发展状态的整个过程。基于这样的考虑，想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汇率政策，必须在加强汇率的国际环境协调的背景之下展开，唯有如此才是在一种国家均衡利益都能够接收的环境下，实现基于国际环境的汇率政策的合理选择。与此同时，这也是调节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解决国家利益矛盾，实现协调国家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的必由之路。
具体而言，展开有效的汇率国际协调，确定人民币汇率政策，需要切实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协调工作：
（一）提升国际信息流动效率
首先经济发展是整个国际环境共同关注的焦点所在，而不同的经济体都会有其对于自身发展的考虑和对于综合环境的判断，因此构成了整个国际环境中的博弈格局。而博弈本身，只有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结果的最优，虽然这种沟通对于国际环境而言，其透明程度仍然难以实现并且基本可以认为无法达到，但是尽量的深入调查和信息沟通，对于实现汇率政策制定的优化必然存在毋庸置疑的积极价值。在这一方面，中国应当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沟通，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保持信息的透明化程度，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战略信任，不断提升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从而为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奠定一个良好的协调基础。
（二）加深对于国内经济发展状态的理解和解读
中国对于人民币以及汇率问题，一直都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这种态度源于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的现实环境，但同时也是源于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仍然不够成熟。汇率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政策，是直接影响到中国综合国力成熟状况的首要依据，因此只有在深入了解和加深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认识的情况之下，才能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作出准确的政策支持决策，也才能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程
虽然我国一直以来都十分注重市场环境的建设，但是计划的成分在当前我国的经济环境中仍然存在，并且在某些领域战局着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在提醒着人们人民币汇率回归市场，是其发展的必然。这种发展状态对于实现国家经济结构体系的优化与调整，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特征，以及改善贸易条件、缓解贸易失衡等方面的状态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整个市场化的进程中，伴随着其程度的深入，必然呈现出利于逐步增强利率与汇率之间的联动效应，推动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将来要继续金融机构的改革，不断扩大金融机构的利率定价自，推动利率的市场化，进而促进汇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
四、结束语
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是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时考虑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的影响因素的这一实际情况，人民币的汇率同样也在世界经济环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对于经济发展规律把握的不深入，和对于国际经济形势认知的不足，都是影响到我国汇率政策难以完善的重要因素。因此唯有加深对于自身发展规律的理解，加强国际间的沟通，才能推动我国建立起良好的汇率机制，推动经济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晓雁.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难题与对策[J].生产力研究，2008；3
何谓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一种量化，即人们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幸福指数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也就是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他还把影响效用的因素分为物质财富、健康长寿、环境改善、社会公正、人的自尊五大类。英国心理学家罗斯威尔等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后认为，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幸福=P+5E+3H。其中，P代表个人性格，包括个性、应变能力、适应能力、人生观、世界观、忍耐力等；E代表生存需求，包括健康、交友状况、财富等；H代表高级心理需求，包括自尊、自我期许、雄心、幽默感等。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库克则将幸福指数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幸福指数，包括人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未来保障等方面；另一种是国家幸福指数，包括人们对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等多个方面的评价。
我国学者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指数及其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看法。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感、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还有学者指出，幸福指数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度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所处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也有的学者把幸福指数具体化为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幸福指数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没有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的幸福。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在当代中国，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大约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人们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社会公平等非经济因素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此外，由于幸福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分不开，因此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不同的文化教育、等也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评价。
国民幸福指数有什么作用
一个国家把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说明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开始摆脱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约而产生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我国而言，通过各种调查统计来研究国民幸福指数，有助于我们了解国民的情绪变化和需求层次、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进而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的政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风向标”。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特别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到开始关注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人文社会环境指标、强调社会个体的内在体验和感受，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重视并用好国民幸福指数，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测量仪”。一般来说，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进步与否，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否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能否很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需求，能否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最大利益、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从这些标准来看，我国以往比较重视的GDP等仅仅反映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是难以全面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状况的，并且在实践中可能导致政策选择上的片面化。从一定意义上说，GDP是一个侧重于物质方面的量化指标，国民的福利增长、身体健康以及精神状况等不可能充分体现在GDP数字之中；而反映国民整体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则是一种更加全面、人性化的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使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指标更加全面、科学、完善。
国民幸福指数是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社会要良性运转，关键是要和谐稳定。而社会能否实现和谐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如何。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幸福指数却不能随之提高甚至出现下滑，那么就有必要对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和政策导向进行认真反思。国民幸福指数可以反映社会需求结构的态势、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观察国民幸福指数可以为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国民的判断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效果，而国民幸福指数走势正是国民判断和选择的重要预测指标。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民群众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将其作为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何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内涵丰富，涉及面广。这也决定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努力。毋庸置疑，人的幸福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之上的，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大，生活富裕、物质财富充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人们的幸福感。相反，经济条件差、物质生活水平低则会大大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同时，政治建设方面的民主状况、法治状况，文化建设方面的精神文明状况、国民教育状况，社会建设方面的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安全稳定状况，生态建设方面的自然环境状况，以及个人的家庭状况、教育状况、健康状况、职业状况等，都对人的幸福感、对国民幸福指数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不断提高社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程度。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尤其应在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关键词】实体经济投资 居民消费 相关性 现状 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环境中，我国经济要不断发展，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与新的挑战。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的困难，因此，国家采取相应的政策从而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二者的协调发展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将研究二者的相关性。
一、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的涵义
（一）实体经济投资的涵义
关于实体经济的涵义有着不同的观点，其一，实体经济是指除证券行业的其他行业，主要包括工业、农业、运输业、通信业、建筑业与服务业等，还包括文化、教育、信息、艺术等生产与服务的部门。这些部门保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其二，实体经济是指除金融与证券行业的其他行业；其三，实体经济是指除金融、房地产与证券行业的其他行业。
投资是指将有价值的资产投入到某一经济活动中，从而获得经济回报的行为，主要包括实物、资本与证券投资等。实体经济投资是指将设备、建筑物等进行投入，从而使其具有新的生产能力，并不断增加其社会物质财富与经济总量。
（二）居民消费的涵义
居民消费是指在某一时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所的居民在商品与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性支出，这一支出与政府消费组成最终消费。
二、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的相关性
（一）实体经济投资对居民消费的作用
居民消费主要依赖其收入，通过实体经济投资的扩大，将使其生产资料的生产有所增加，进而其劳动力的需求将有所增长，随之就业机会的增多，居民的收入也将随之增多，居民再将其收入投入到生产与消费，通过循环往复，居民的收入将不断提升，从而保证了居民的消费。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与经济产品的需求逐渐提高，其消费结构有所调整，实体经济投资的扩大，通过消费品的增多将使其满足居民的需求，并为其消费创造一定的条件，因此，实体经济投资的增加，居民消费也将有所增加。
（二）居民消费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影响
居民消费对实体经济投资有着较大的影响，随着居民消费的增加，实体经济投资也将不断增加，同时居民消费对实体经济投资有着制约作用。居民消费的增加，将使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与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扩大其投资，从而实体经济的投资得以扩大。实体经济投资的基本条件便是消费，主要是由于投资利润是通过消费实现的，投资需求增长受消费需求的制约，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其派生需求为投资需求，同时投资需求也是消费需求创造形成的。
三、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的现状
（一）实体经济投资的现状
目前，我国实体经济投资的现状不容乐观，其中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实体经济部门在生产要素成本方面未占优势。其二，实体经济投资在货币方面不足。其三，实体经济行业发展不均衡。其四实体经济投资的环境日益恶劣。
（二）居民消费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不断降低，致使居民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居民的消费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居民消费的能力较低。其二，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其三，公共服务不全面。其四，服务行业发展缓慢。其五，居民消费观念滞，消费基础与消费政策等方面不健全。
四、解决实体经济与居民消费二者间问题的对策
（一）在实体经济方面的对策
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因此，要注重其发展。首先，促进实体经济产业的发展，实体经济要不断创新，从而使其资源得到合理的、高效的利用，根据企业发展的需求，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实现其产业的发展；其次，保证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金融体系要不断创新，从而实现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保证实体经济企业的资金需求；最后，实现实体经济行业的发展，要促进其行业的均衡发展，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制定其市场准入标准，健全经济发展的措施，从而提高实体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二）在居民消费方面的对策
针对我国居民消费不乐观的现状，在居民消费方面，要促进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收入的增长，才能促进其消费；要调整居民收入的分配制度，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要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国家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政府要增加对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并要促进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为居民消费提供优质的服务；要保证城镇化的发展、树立良好的消费理念等。
五、总结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有着相关性，文中对二者的涵义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二者的相关性，增加实体经济投资将促进居民的消费；居民消费对实体经济投资有着制约作用。同时，文中分析了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的现状及对策，相信，随着对二者问题的有效解决，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都将获取较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裴洪梅.我国实体经济投资于居民消费的相关性研究[D].西南大学，2011.
一、奥尔森命题VS李光耀命题
很多人认为民主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明确的线性关系，即民主要么有利于经济增长，要么有害于经济增长，两者只能存在其一。关于民主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突出的观点有两种：一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提出的民主机制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民主机制能够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保证政府行为被限制在一定范围，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即“奥尔森命题”；二是新加坡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提出的民主体制妨碍经济增长，如印度及一些拉美国家，而威权主义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如新加坡、韩国等，即“李光耀命题”。
从实际经验来看，上述两个命题都没能得到充分的实证支持。对多国经济发展情况的经验分析表明：成熟的民主国家在增长方面比最差的专制国家强得多，但差于最成功的专制国家；而且专制国家之间的增长差异也因暴政和仁政而大相径庭。大多数的0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都是在有限政治权利制度中开始现代经济发展步伐的，并且很晚才建立起完善的代议民主制度。从它们的发展过程来看，民主与经济增长大体呈现出以下三种关系：在民主程度较低时，适度扩大政治权利会促进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民主适度发展，与经济增长水平形成一种均衡；在民主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政治权利的扩大会限制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人们更多关注于分配公平而忽视经济效率。可以看出，民主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二者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关系。
二、被证实的利普赛特假设
面对民主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可以确定什么?繁荣促进民主，也就是所谓的“利普赛特假设”，这是目前可以被证实的。公民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中产阶层的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都会促进民主体制的发展。民主状况如同经济增长一样，收敛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对应的民主程度。换句话说：一国的民主状况将趋近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民主程度；一国的民主现状如果落后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民主程度，该国将出现民主化的进步；反之，如果一国民主现状远高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民主程度，将会出现民主倒退。
我们相信，经济增长的每个阶段都会对应自身适合的民主程度，否则社会基础就是不稳固的。而经济的发展进步趋势是不可限制的，这正是市场体制活性的体现，竞争机制推动市场经济实现新陈代谢，所以经济增长又在突破与民主的均衡，对民主程度提出新的要求。一旦民主程度对经济增长构成约束，那就需要民主进行积极改变。这对于中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市场经济能够促进经济繁荣，而经济繁荣将会提升民主化水平，走市场经济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并将给中国带来双重福利。
三、民主与中国经济增长
关键词：发展；少数民族；经济；重要性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与重视的民族理论政策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
一、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原因
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加快发展（包含帮助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政策。这是依据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的状况和整个国家的状况采取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原因。
1.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来看其相对落后
中国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因为受到国内发动统治阶级与本民族剥削阶级的严重剥削，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的摧残与束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充分、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中国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处在极度贫困与愚昧落后的状态。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停滞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没有现代工业，农业生产也非常落后，全部靠天吃饭。交通运输特别落后，就连公路也很少，全部依赖肩挑背扛，牛拉马驮，文化教育在很多地方还是空白状态，文盲比重占到总人口的绝大部分，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医药稀缺，经常发生流行疾病，人口发展迟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地开展了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然而，因为自身发展基础差、底子薄，和汉族地区发展相比较，差距依旧较大。在这种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要想赶上先进民族，那就得要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在自身发展基础差的状况下要想调动自身发展的活力和加速自我发展的能力，那就得在自身奋发努力的基础上，需要国家与先进民族给予相应的帮助。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与技术力量等诸多方面全面地支援与帮助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与国家的帮助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加快”分不开的。
2.从少数民族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来看其占有重要的地位
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发挥少数民族经济中的优势、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才可能有高速度的发展。例如，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草原、森林、水利资源等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占绝对的优势，煤、石油、天然气等储量也很丰富。这不但是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而且也是加快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再如，畜牧业、林业等是某些少数民族的重要经济部门，同时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同志所讲的，“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不完全的经济”。
3.从少数民族地区在国防建设中的地位来看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中国210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大多都居住有少数民族。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就约有30多个居住在边境线上，从东北的黑龙江，到北部的内蒙古，西北的新疆，西南的、云南，南部的广西，都是祖国边防第一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15个国家接壤，有很多少数民族是跨国界居住的，像苗族、傣族、俄罗斯族、蒙古族、朝鲜族等。要巩固国防，把边防建设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就得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与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首要的是要把边境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这是改善边境地区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激起少数民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夺得反对境外敌对势力颠覆阴谋斗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因素，也是保卫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的物质条件。为此，为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安定的国内社会局面，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把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当前，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要求加快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因而，解决好经济发展方面呈现出来的民族问题，实际关系到当前社会安定团结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情况、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地位、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等原因，体现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性。
二、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事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既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特别需要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特别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志曾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1]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需要少数民族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毫无可能的。就像同志讲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族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方，区域自治地方，都现代化。”[2]另外，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跟汉族地区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为此，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大力扶持与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这不仅有利于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状况，而且还有利于完善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缩小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改变内地和边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走科学发展之路。加快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是消除各民族间发展上的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实现了平等。然而，因为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进行压迫、少数民族内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还有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等因素，导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各民族在行使各种平等权利时，受到各种约束。从经济角度来讲，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并未约束少数民族使用先进科学技术和装备。然而。因为，文化教育的迟缓和专业技术人才的稀缺，客观上约束了对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的使用，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迟缓并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造成影响。因为历史的因素，各民族并未平等地行使宪法与法律赋予的各种发展经济与文化的权利。要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根本途径，就得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让各民族都步入先进民族的队列，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加快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加强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与互助合作，为将来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逐步创造条件。
总而言之，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事业，不仅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促使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全方位开放与改革。同时，还有利于充分开发与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边疆得到建设和国防得到巩固，加快中华民族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方面，都具有特别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发展；少数民族；经济；重要性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与重视的民族理论政策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
一、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原因
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加快发展（包含帮助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政策。这是依据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的状况和整个国家的状况采取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原因。
1.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来看其相对落后
中国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因为受到国内发动统治阶级与本民族剥削阶级的严重剥削，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的摧残与束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充分、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中国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处在极度贫困与愚昧落后的状态。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停滞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没有现代工业，农业生产也非常落后，全部靠天吃饭。交通运输特别落后，就连公路也很少，全部依赖肩挑背扛，牛拉马驮，文化教育在很多地方还是空白状态，文盲比重占到总人口的绝大部分，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医药稀缺，经常发生流行疾病，人口发展迟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地开展了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然而，因为自身发展基础差、底子薄，和汉族地区发展相比较，差距依旧较大。在这种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要想赶上先进民族，那就得要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在自身发展基础差的状况下要想调动自身发展的活力和加速自我发展的能力，那就得在自身奋发努力的基础上，需要国家与先进民族给予相应的帮助。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与技术力量等诸多方面全面地支援与帮助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与国家的帮助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加快”分不开的。
2.从少数民族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来看其占有重要的地位
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发挥少数民族经济中的优势、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才可能有高速度的发展。例如，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草原、森林、水利资源等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占绝对的优势，煤、石油、天然气等储量也很丰富。这不但是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而且也是加快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再如，畜牧业、林业等是某些少数民族的重要经济部门，同时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同志所讲的，“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不完全的经济”。
3.从少数民族地区在国防建设中的地位来看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中国210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大多都居住有少数民族。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就约有30多个居住在边境线上，从东北的黑龙江，到北部的内蒙古，西北的新疆，西南的、云南，南部的广西，都是祖国边防第一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15个国家接壤，有很多少数民族是跨国界居住的，像苗族、傣族、俄罗斯族、蒙古族、朝鲜族等。要巩固国防，把边防建设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就得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与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首要的是要把边境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这是改善边境地区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激起少数民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夺得反对境外敌对势力颠覆阴谋斗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因素，也是保卫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的物质条件。为此，为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安定的国内社会局面，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把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当前，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要求加快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因而，解决好经济发展方面呈现出来的民族问题，实际关系到当前社会安定团结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情况、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地位、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等原因，体现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性。
二、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事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既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特别需要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特别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志曾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需要少数民族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毫无可能的。就像同志讲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族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方，区域自治地方，都现代化。”另外，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跟汉族地区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为此，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大力扶持与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这不仅有利于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状况，而且还有利于完善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缩小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改变内地和边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走科学发展之路。加快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是消除各民族间发展上的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实现了平等。然而，因为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进行压迫、少数民族内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还有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等因素，导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各民族在行使各种平等权利时，受到各种约束。从经济角度来讲，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并未约束少数民族使用先进科学技术和装备。然而。因为，文化教育的迟缓和专业技术人才的稀缺，客观上约束了对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的使用，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迟缓并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造成影响。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核心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必须从系统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在宏观上，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应根据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层次性、多样性等特点，以及系统与要素之间的关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建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原则和方法。在微观上，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也是一个大系统，具有很强的层次性，在这个大系统中包含着多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包含着许多单个的指标。根据系统的相干作用原理和多样性特点，我们在建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时，尽量做到十分全面且不重复。所以，我们在建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系统学原理和规律。
1 建立全面、科学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原则和方法
1.1 坚持六个原则
1.1.1 坚持系统性原则。我们应把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看作为一个包含社会生产、经济发展、资源合理利用及保护生态环境的大系统，从这个系统中研究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数量关系界限。通过所设置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其中客观现象的内在联系，从而克服就经济生产孤立地研究经济生产的传统统计模式。
1.1.2 坚持特殊性原则。同所有系统都具有特殊性一样，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均衡，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里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和评价标准，因而各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应有许多不同的实际内容。另外，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别于工业等其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其指标体系应包含其特定的指标指数。可见，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应该体现上述两种特殊性。
1.1.3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两个根本转变”的原则。经济发展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个系统的核心因素，自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人均GDP低，农民人均收入低，且中国农业经济高速发展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的粗放型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与农业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是不相适应的。中国农业要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粗放型经营生产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应以经济发展指标为核心，同时体现“两个根本转变”。
1.1.4 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原则。人口和环境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中国人口众多且文化素质低，这种状况在广大的农村表现尤为突出，会给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因而实行计划生育、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各类高级人才，是我国农业工作中的一项长期政策。另外，由于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的蔓延和农村的自我污染，农村的生态环境受污染的程度日益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必须体现“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两项基本国策。
1.1.5 坚持合理利用资源原则。自然资源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基础因素，在我国，自然资源总量是丰富的，但人均量很少，我国耕地资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我国农业资源还存在利用率低、闲置和浪费的比重大等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必须体现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性。
1.1.6 坚持“科教兴农”原则。科技和教育是促进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个系统稳定、动态发展的关键因素。农业资源终归是有限的，人才和知识的潜力则是无限的。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依靠科教的力量来解决。另外，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低质、低量现象，也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来解决。教育是一项意义十分深远的事业，只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才能促进人们科技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科技文化知识不断丰富，人们的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所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应将教育和科技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1.2 实现两个结合
1.2.1 描述性菜单式指标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蕴含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它不是单一体，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而单一的指标体系确实难以体现它们的实现程度。另外，考察我国以往统计指标和数据：经济统计比较健全和完善，社会统计指标未形成统一的逻辑严密的体系，生态统计则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指标和综合方法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所以建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不是只将原有的传统的社会、经济、生态等领域的统计指标简单照搬、相加和堆积，而是将原有的指标有机结合、提炼、升华和在一定程度上创新。[1]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必须把描述性菜单式指标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并且在描述性菜单式指标体系中做到长期指标和近期指标、生存指标和发展指标、消费指标和储蓄指标、流量指标和存量指标相统一。总之，描述性菜单式指标体系侧重于描述、解释功能，而评价性指标体系侧重于评价、监测和预警功能。这两部分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1.2.2 货币评价指标体系和非货币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所谓的货币评价就是通过模仿市场，把市场价值延伸到非市场范围，将可比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赋予诸如安逸、环境和安全这些非市场成果，从而对不同领域里的发展活动加以比较，即用共同的货币单位对它们加以衡量，并将这些成果聚集为一个全面的发展指标，而非货币评价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满足人们多方面需要的多维发展，试图建立一套多维层次的指标体系，对发展的多个截面进行评价。[2]由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人们活动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很难用单一的货币体系加以描述和评价。这就要求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必须将货币评价指标体系和非货币评价指标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领域中应采用货币评价为主，在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中应多用非货币评价，但在各个领域中绝不能只有单一的评价体系。总之，在建立健全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综合考虑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状，把比较客观且通用性好的货币评价体系和针对性强的非货币评价指标新体系有机统一起来，使整个评价指标体系既能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深刻理解和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素透彻分析，又能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进行主成分性分析和独立性分析。
2 全面、科学的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包含四个子指体体系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既有描述性的又有评价性的，整体上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框架。
2.1 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子系统
2.1.1 人均GDP、农民收入、农民生活质量指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是由经济指标来体现的。在这个经济指标群中自然不能缺少人均GDP、农民收入和农民生活质量指数等经济指标，因为这些经济指标既从绝对量上又从相对量上反映了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经济发展质量、速度。人均GDP从产值上反映经济发展，农民收入从效益上反映经济增长，农民生活质量指数从生活上反映经济状况。
2.1.2 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加强教育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有两个重大作用。一是增加农民的科技文化知识和提高农民素质；二是加强了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和创新意识。可见，教育投资占GDP比重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进程。因而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
2.1.3 农业科技投资占GDP的比重、科技贡献率。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低、储备不足、投入低、成果转化率低、贡献率低等现状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但农业科技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一方面，科技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自然资源问题的最有力手段；另一方面科技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保证。所以，农业科技投资占GDP的比重、科技贡献率是经济指标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两个指标，它们不仅从一定角度反映了当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而且能够鞭策人们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来改变农业科技现状，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1.4 市场化程度指数和产业结构调整幅度指数。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不适应中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在加入WTO后市场化程度指数在经济发展指标中的位置更为重要。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量上，还表现在质上，且在质上的表现更为重要，产业结构调整是提高农业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所以，产业结构调整幅度指数是经济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
2.2 反映农村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子系统
2.2.1 社会总成本利润率、综合要素增长率。可持续发展产生的效益是整体效益，既包含经济效益又包含社会效益。社会总成本利润率和综合要素增长率准确反映着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效益，但重点反映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2.2 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转移指数、农业人才比例、农民负担指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我国过多的农村人口直接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采用科学的计划生育政策来平衡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实施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剩余劳动力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就业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影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顺利实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想方设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人才的多寡影响着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因而，我们要制定各项有利于人才发挥才能的政策和措施来诱使有关专业人才从事农业工作。农民负担过重是我国农业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它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对社会建设的热情，成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可见，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转移指数、农业人才比例、农民负担指数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附图
图1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整体框架图
2.3 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指标体系子系统
2.3.1 单位标准能源创造的GDP、资源浪费率、人均可再生资源变动指数。自然资源和能源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利用率的现状能从一定角度反映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程度。单位标准能源创造GDP既能从个体上反映能源的利用率，又能从整体上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而反映出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单位标准能源创造GDP越大，能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资源浪费率直接反映着农业资源总体上的利用状况和浪费状况，间接反映着我国农业的科技现状和经济发展状况，进而反映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状况。我国自然资源总量是丰富的，但人均量是很少的，而且，相对于人类发展的需求来说，自然资源总是稀缺的。所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加强资源的再生产。由于不可再生资源再生产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可再生资源的再生产是在所难免了。人均可再生资源变动指数就是体现在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可再生资源的再生状况。可见，单位标准能源创造的GDP、资源浪费率、人均可再生产资源变动指数都能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状况，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指标。
2.3.2 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排污处理达标率。恶劣的生态环境会制约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因而人们要不断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创造条件。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能根本上说明有关部门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及改善生态环境的决心和力度。排污处理达标率体现着治理生态环境的力度和效果。所以，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排污处理达标率也是必需的指标。
2.4 反映公平发展的指标体系子系统
2.4.1 各地区GDP序列的全矩、各地区综合要素增长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代际间、代内间都能公平发展，都有公平的发展权。各地区GDP序列的全矩由绝对差值来表现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平衡性状况，各地区综合要素增长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由相对比值来体现各地区发展的平衡性状况。因此，它们都是反映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公平发展的重要指标。
2.4.2 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判别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3]基尼系数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能反映各地区获公平发展权的状况。
我国农业一直在动态地发展，其发展指标体系中的具体内容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们要遵循系统的动态性特征和原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 赵玉川，胡富梅.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及结构.中国人口、资源和环境，1997(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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