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虚拟生活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建构 载体优化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已经迈入网络时代。人们的生活空间已经从传统的现实世界延伸至虚拟世界，虚拟与现实的矛盾逐渐凸显，人们的认识和思维、日常交往和实践都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大学生是互联网使用的主力军，又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思考人在虚拟世界中的真实存在，给予现实的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空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研究的新问题。
一、虚拟生活方式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阈
虚拟生活方式是一种崭新的人类生存状态，人们通过虚拟技术在网络上再造一个与现实生活世界相区别的生活世界，是“通过语言、符号、规则、数字等人化形式对生存世界、生存活动和生存意义等的建构”①。虚拟生活方式是现实生活的虚拟化、网络化、数字化、符号化，人的社会关系从“人―人”的模式转变为“人―机―人”的模式，网络不仅是交往的媒介，更是交往的对象。
虚拟生活方式的出现，给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了新的空间、新的平台和新的可能，同时也对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有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二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这是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生存影响的必然反映。在虚拟生活空间，人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价值观念都面临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如何科学认识和积极应对这些影响，作为以塑造人为主要内容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责无旁贷，关注人，面向人，从现实的人出发，从现实的人的需要出发，探寻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规律，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
大学生是思想活跃的群体，网络虚拟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生之间的交往方式和原有的生活观念。借助网络平台，大学生提高了学习与生活的自由度，促进了自身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展。但同时虚拟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诸如负面信息的传播、网络道德的失范、过于沉溺网络。凡此种种，大学生如果长期处在虚拟生活之中，容易使人失去对现实环境的感受度，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力，从而影响自身良好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
1.一些大学生网络素养较为欠缺，网络信息辨别力和价值判断力较弱。虚拟生活方式满足了大学生对信息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然而，大学生更容易接受和网络空间快餐式、碎片化、非理性的思想和观点，加之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尚未成熟，信息获取能力突出而信息评判能力不足，容易导致一些大学生道德意识、思维方式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迷失，导致认知偏差，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校园文化中的主导性作用的发挥。
2.虚拟生活方式对人的人际交往关系和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在一些大学生身上较为突出。虚拟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了人际交往的自由性和自主性，但久而久之会使人产生漂泊、动荡的感觉，在心理上容易形成焦虑、烦躁和压抑。虚拟生活方式的过度虚拟性容易造成人格的分裂，使人不能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合理的转换，不能形成虚拟与现实的统一与和谐，造成人与现实的冲突和矛盾，与现实人际关系的冷漠②。同时，这种虚拟性还会引发人际交往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导致道德感的缺失和对自我的放任自流，虚拟生活中容易出现道德失范甚至网络犯罪。大学生的身心尚未完全成熟，上述负面影响容易引发心理障碍、情感冲突，需要引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高度的重视。
3.虚拟生活方式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存在一定的消解作用。互联网加剧了人类理性的工具化，人类对待技术的态度带有明显工具特征。如果人的思想行为日趋功利和世俗，那么就会出现理想失落、价值悬浮、精神危机困扰着人类③。大学生需要人文精神的滋润，需要强化对生存意义和精神世界的向往与追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深入研究虚拟生活方式的新特点，从中寻找能够促进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新的生长点，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制虚拟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的思维，不断追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二、虚拟生活方式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课题
虚拟生活方式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的变革，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的转变，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载体的创新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抓住这样的变化，根据网络及人们在网络领域思想与行为的特点，积极主动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解决虚拟生活方式条件下提出的新课题，更好地发挥自身对大学生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的作用。
1.如何科学把握虚拟生活方式存在和发展的规律，积极探索新的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虚拟生活方式存在的客观性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秉承开放和平等的原则，摒弃主观、武断、凭现实经验开展教育活动的思维模式，充分把握网络虚拟生活主体的思想变化脉络，全面而具体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教育的人文关怀，充分理解学生在信息选择、和反馈上拥有的自，在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前提下重视科学理论的深度引导，促进大学生良好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而不是单纯地强制和灌输。
2.如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找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体系中，应当重视虚拟生活中道德与法律素质培养的内容。人的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有助于网络空间良好生态环境的保持，这需要教育者加强对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引导大学生主动追求科学的思维方式，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增强自身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不断地过滤人格品质中那些依附性、保守性、被动性、狭隘性等消极因素，提升人格品质中优秀的因素，以焕发对生命、对生活、对社会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主动创造的精神⑤。
三、虚拟生活方式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建构和载体优化
人的认识是随着实践不断深化的。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单纯是技术发展的问题，更是环境发展的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虚拟生活方式引发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紧跟时代，把握趋向，强化问题意识，找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突破口和关节点，探索虚拟生活方式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需要树立实践意识，坚持实践第一，引导大学生克服在虚拟空间里的种种困惑和问题，提升自身精神追求的层次，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学生精神追求的目标取向，始终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实践说明，将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满足人的合理需求、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战略基点和现实抓手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在新的环境下有所作为，首先要在教育内容的建构上有所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大学生思想引导中的作用。思想引导包含心理引导、道德引导和政治引导等三个主要方面，政治引导是本质⑦。虚拟生活方式下，应当把引导大学生完善人格、促进心理健康成长、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形成正确的政治伦理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上。
网络时代让大学生享受着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便利，也给了大学生更大的参与传播的权利，而这意味着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系中，要增加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网络媒介素养强调的是网民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和创新精神，以及社会道德责任意识⑧。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包括价值判断教育、网络舆论伦理教育、信息素质教育、网络法治教育，旨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研究、分析相关媒介信息的能力，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辨别和批判意识。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可以依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资源，通过校园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丰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为大学生提供理论深度引导和实践参与，帮助其理性审视网络媒介信息、积极主动参与网络媒介信息的接收、分析和传播，引导其认识到网络环境虽然不具有如现实世界那样的外在可感知的客观实在性，但它仍具有功能上的客观有效性，大学生在网络上的一言一行都需严肃对待，理性看待网络交往，既要有良好的网络交往能力，又要加强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提高表达能力，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大学生要具备社会责任意识，在网络信息生产及传播活动中，遵守网络道德与法律，平等享受网络的自由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依法约束自己的网络行为，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谐健康发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在新的环境下有所作为，对大学生开展思想引导的载体需要进一步优化。所谓载体，是指存在思想引导的过程之中，承载和传递思想引导信息和内容，并借以实现思想引导主体和客体之间互动的物质实体和具体活动形式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载体包括课堂教学、谈话、理论学习、社会实践等，新兴载体则是指在虚拟生活方式下出现的网络载体、社交工具、手机及其他科技设备等。所谓载体优化，就是指如何科学认识并充分运用新兴载体对传统载体的促进和发展，如何将虚拟生活方式下所展现的新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更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因势利导，促使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网络已经不仅仅是技术手段，不仅仅是教育平台或工具，已经是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重视网络对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思维方式的转变，牢固树立互联网思维。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网络平台缩短教育的主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了解学生的内心想法，在教育教学中引入先进网络技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感染力，从而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规律，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维度，提升其实效性。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互联网思维，树立“开放合作”的观念。学生已经不单纯是教育教学的对象，更是教育教学的主体。网络是主体多元、平等、自由、互动、去中心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要遵循双向互动的规律。师生之间要积极参与互动，增强双向认知，多沟通，多协调，多尊重，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细落小落实⑩。积极引导学生主动调适、自我约束、理性自律，克服在虚拟生活方式下出现的新问题新困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要立足于虚拟生活方式的新特点，创设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情境，打造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和校园文化，建构教育关系的主客体双方自觉自愿的互动平台，在更人性化的教育模式中使学生接受、理解和认同教育者的教育教学，并内化为价值认知，外化为自觉行动，从而确立教育者富有亲和力和感召力的话语主导权，树立起教育者的主动性地位{1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担负着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在信息化、网络化的背景下，要深刻研究这一时代趋势对教育教学带来的改变，要深刻研究虚拟生活方式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间内在的深度契合，要提升自己的素质，将思想政治教育要求转化为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意志品质、道德素质，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言行一致，表里如一{12}。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现实的交往，充分发挥现实空间教师的人格魅力、情感渗透、人文关怀对学生产生的影响。为此，教育工作者要把教育的焦点凝聚在新的生存方式下人的本质的不断生成上，引导大学生更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和虚拟双重生活方式下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
注释：
①贾英健.虚拟生存论[M].人民出版社，2011：137.
②王英志.人的虚拟生存方式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③朱白薇.虚拟社会中青年精神追求的负向嬗变[J].思想教育研究，2013（3）：36.
④王英志.人的虚拟生存方式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⑤王东莉.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内容体系建构[J].教学与研究，2005（2）：87.
⑥阮一帆.创新思想政治教育[N]人民日报，2016-8-22第07版.
⑦李春然.当代大学生思想引导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⑧石新宇.当代大学生网络舆情分析及对策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5.
⑨李春然.当代大学生思想引导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⑩王英志.人的虚拟生存方式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11}汪馨兰，戴钢书.创新与发展：新媒体环境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13（2）：79.
{12}王英志.人的虚拟生存方式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参考文献：
[1]贾英健.虚拟生存论[M].人民出版社，2011：137.
[2]王英志.人的虚拟生存方式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3]朱白薇.虚拟社会中青年精神追求的负向嬗变[J].思想教育研究，2013（3）：36.
[4]王东莉.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内容体系建构[J].教学与研究，2005（2）：87.
[5]阮一帆.创新思想政治教育[N]人民日报，2016-8-22（07）.
[6]李春然.当代大学生思想引导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关键词】参与式治理 公民意识 政治参与 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提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一时间“治理”成为社会的热点，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表现出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根本改变，更多吸收社会多元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有效的治理。而参与式治理就是要实现广泛多元的政治参与，成为新时期政府与公民间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参与式治理方式研究需要从概念入手，系统把握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管理原则上充分发挥参与式治理的优势性。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应该注重创新和求真务实，踏踏实实将工作落到实处，在政府工作职能转变上作出积极的努力和探索，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完善我国政治制度，创设和谐的政治参与环境。
参与式治理的概念界定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参与”是参与式治理的关键，它强调利益相关者广泛积极地参与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和政府决策中，利益相关者可以包括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团体、企事业单位、社区机构等个人和组织。参与式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到社会公共决策、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实践中的一种行为体现。参与式治理能够考虑到大众的民主意识，属于自觉自发的行为实践，从决策内容的提出、制定到最终的执行，这种公共性的参与都能够保证利益的权衡和权利的监督，能够更好的维持社会政治和公共秩序的稳定。①
参与式治理的形成。参与式治理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西方，Arnold Kaufmann首次提出“参与民主”的概念，主要针对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困境，后在90年代初，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大政府”状况对公民或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侵蚀作用，进而寻求政府―社会―公民间的平衡之道，因此，参与式治理理论逐渐被学术界广泛关注。大部分学者认为参与式治理可以“有效解决过去政治模式下的公民与精英之间委托机制产生的困境，有效粘合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提升服务质量和公共福利。”②在发展中国家的分权化改革和选举民主化改革实践中，难免会产生很多的矛盾，为了解决这种矛盾，许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参与式治理的管理方式变革中。以巴西、印度、南非等这些国家为例，参与式治理方式得到了积极响应，公民的参与热情程度非常高，社会民主程度和公正程度得到有效的提升。③参与式治理方式弥补了选举民主的弊病，在管理机制和问责机制上将权力下放给公民和社会组织，让公众能够参与到政治管理当中，提升了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实现。
参与式治理的内容。参与式治理从内容上来说体现了治理方式、治理结构和治理目标上的创新。参与式治理方式主要体现在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强调了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参与，不再是单向的政府管理。治理范围包含了多个方面，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多个领域，参与式治理实现了政府、企业、社会公民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商和合作，能够以较为公正的治理意见提升政府的公共决策水平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治理结构与传统的行政管理结构不一样，主要是主张政府与公民建立良性的互动合作关系，鼓励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更加突出公民的“参与”，政府同公民间形成一种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相互依赖，互动、互惠、互利的网格治理结构。治理目标主要是通过鼓励社会多元治理，建立预警机制，预防为主，探索社会治理规律，建立有效的治理体系，将事态扼杀在萌芽状态，通过培养公民的理性精神，实现政府的治理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目前来看，参与式治理方式可以极大地调动大众的参与力量，发挥组织和个人的力量，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社会治理中，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决策更具权威性和长效性。国家的政治管理不是单单能依靠一个政府组织就可以完成的，参与式治理实现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优势的整合，实现了服务管理内容的多样化，在国家治理中实现了更为和谐和民主的管理方式，体现多方的价值利益共赢。
参与式治理的表现。参与式治理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推崇，主要是因为其管理方式能够极大程度地同公共服务范围内受益者的价值目标相匹配。主表表现为：参与式治理是一种合作治理，鼓励政府与公民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增强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其他非政府组织间的协商与合作，促进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增量发展。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放权”式治理，政府将权力下放至政策利益的相关者、公民或组织中，发挥其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参与式治理更加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不再认同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公民社会也是合法性的来源，其治理的过程，是民主行政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④
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新型治理模式，通过政府和公众的友好协商，政治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同时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受到了尊重。⑤不仅仅在政治生活上，参与式治理在经济方面产生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以城乡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例，乡镇居民和社区居民对于关系到切身利益的政策内容和社会管理服务内容都有极大的关注。在经济建设的基层治理问题上，参与式治理需要保证两个协调，一个是村民自治和社区管理的组织性协调，一个是城市居民和农民自主意识的协调。参与式治理重视细节、重视个体的意识表达，通过政府的行为，深入到基层群体中，实现对于大众意见的征集，对于农民最为关注的三农问题和城乡社会保障问题等相关问题的意见收集只有真正融入到环境中才能了解。
参与式治理的国内外对比
参与式治理是属于普遍性的公众管理方式，在国内外都有不同的实践表现形式，并且社会效能呈现也有不同的程度。
国外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方式。国外参与式治理体现在政治经济改革领域，重视公民的主体参与意识，注重公开性、参与性、互动性和规范性的原则把握。以巴西为例，巴西在参与式财政管理中，公民和不同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公共财政的开支和决策的过程中，保障了财政支出的合理性，公众的直接参与能够提升政府财政预算方案制定的科学性，能够在财政安排上考虑到多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将政府的财政风险降低到最小。同时参与式财政能够保障公民和社会组织对于政府的监督力度，明确政府职责，保障政府治理的合法化和透明化。⑥
美国多数城市的政府管理实行议会制管理方式，以市经理制形成最高的城市决策机构，通过民主选举选择市议员，代表市民发表意见。为了保障市议员的建议有效性，通过创设自选委员会，以此来加强对于公民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传授，提升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入，对于公民提出的意见进行权衡和专业性总结，保障征询意见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的保障。
中国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方式。中国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方式的选择取决于中国政府治理所面临的基本情况，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在管理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同时庞大的人口基数为公众参与的意见征集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各方参与主体的利益能否协调实现将会是我国参与式治理实践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我国一直以来致力于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形象，从基层工作出发全面深入到民众中间，为民主发展创设有利的环境。
我国的参与式治理目前主要在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理事会中实现，如小区的业主自发组织维护小区卫生、安全的小组及参加小区物业管理活动，促进小区事务的协商发展等。但是参与式治理更体现在重要决策文件中，体现在城乡协调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在我国，参与式治理还没有实现较大范围的推广，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还处在决策合作的发展阶段，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政府结构环境的优化都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实现有保障的参与式治理方式，明确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分工责任。
中外参与式治理实践评介。从中外参与式治理方式的差异性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参与式治理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发展较快，已经形成了政府公共部门的活动组织机构，而且应用的范围非常广，决策的执行力度非常强。而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参与式治理受到社会环境、政府环境和经济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在服务的领域中还有所局限。参与式管理缺乏较高水平的专业化指导，决策的专业性和参与式治理的效能体现没有凸现出来，政府部门缺乏高质量决策引导机构和机制保障，在资源的优化配置方面存在着不足。⑦但是中国参与式治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定的优势性，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参与式治理方式能够实现更为细化的政治参与，公共服务的领域更加细致深入，城乡协调发展和治理协作能够实现相互的促进和带动作用，保障全面化的政治参与和管理。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国内外都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国外。政府不再是单向的主体，而是基于政府与公民的双本位治理格局，然而需要明确主客体的关系，提升治理水平。参与式治理，更多的是应该落实在“治理”上，政府、公民或非政府组织只是促进参与式治理的外部力量，一时心血来潮参与后的内部治理该如何保证，这需要政府进行思考。参与式治理更多的是需要政府放权，大力培植志愿者组织，加强公民的理性教育和培养公民精神。面对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困境，中西方都应该明确深层次的治理问题，尤其是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更应该拓宽参与式治理的路径，寻求政府与公民间合作的最佳模式，为奠定国家治理体系奠定基石。
中国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展望
我国参与式治理随着近些年来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不断深入，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如浙江温岭的“恳谈式民主”，就是参与式治理的缩影。中国参与式治理在实践中具有较好的实践环境，实践对策展望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改善政治生态环境，规范政府行为。近些年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中国政府公众形象有了较好的改观。参与式治理是一项政府主导的社会政治，政府行为的社会化参与能够极大地改善政治生态的环境，在监督和促进的双重机制作用下，维护多方的利益实现。参与式治理是政府行为反思的重要途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实践环境下需要考虑的内容非常多，政府行为需要慎重的考虑，稍有偏差都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进程。政府主导下的参与性治理需要形成明确的责任归属，对于政府职能有准确的定位，从政策的制定到执行参与式治理都需要总体性的综合协调和资源的整合，以发挥组织的优势性，以社会和个人的行为和建议来规范政府的行为，保障政治生态环境的合理化、科学化和可持续化发展，形成较为完善的政治生态系统。
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提升主体意识。公民的政治参与始终是影响政府工作服务方向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党和政府秉承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各项工作中都要重点协调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的利益实现，能够激发多元化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上的能动性参与，从而以主动性的公众合作和互动来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性的发挥，提升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对于公民参与的公共治理来说，政府的引导也是极为重要的，社会主体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利益价值视角也各有不同，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最大程度上满足更多人的利益需求，体现党利民惠民的决策性目标。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是社会发展的推动性力量，能够激发社会主义民主和谐建设的动力机制，营造和谐的民主环境，在参与式治理中协调利益管理，保障公民参与治理的合理实现。
规范社会资源分配，注重合作治理。政府行为需要规范化引导，多元化主体的参与式治理能够实现对政府行为的有效监督，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协作能够保障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在财政支出和财政投入上实现规范化的设计。⑧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体现在利益的分配上，对于不同的服务领域需要考虑到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性。参与式治理能够实现利益主体的合作关系，在具体的实践中需要将工作职责划归到具体的部门管理当中，例如学习西方的治理经验以专门的组织机构实现对利益主体的利益协调，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提出专业化的意见整理，提升政府工作的办事效率，发挥社会组织机构对于政府工作的辅助工作，在实践中实现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优势互补，保障参与式治理社会功效的最大化发挥，以产生较为深远的、持续性的社会影响力。
总之，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推进参与式治理的发展，可以更好地促进国家实施对公民的教育，推进政治社会化进程，促进政治文化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当前我国政府正致力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和高效型政府，参与式治理对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对于公民而言，参与式治理丰富民主形式，拓宽了政治参与渠道，保证自身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等权利得以实现。相信在“国家―社会―公民”三维模式下推进参与式治理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作者分别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注释】
①张紧跟：“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的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1期。
②Johanna Speer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Reform：A Good Strategy for Increasing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World Development， 2012（12）.
③刘佳：“参与式治理理论探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
④王敬尧：《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⑤沈霞：“公民参与视阈下依法行政的合意性与主导逻辑”，《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⑥庄晓惠，杨胜平：“参与式治理的发生逻辑、功能价值与机制构建”，《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9期。
⑦黄其松，杨志军：“新型常态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之道”，《探索》，2015年第2期。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光荣传统和优势，随着党和社会历史的进程，不仅在其内涵和实践方面不断丰富发展，同时，在其教育领域、社会功能和教育形态三个方面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重发展。研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重发展，对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优势及引领导向、育人保证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发展，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在范围上的扩大，具体体现在向宏观领域、微观领域的扩展和深入发展。
1．1思想政治教育向宏观领域的纵深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向宏观领域的纵深发展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为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服务的宏观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方向和根本主题，思想政治教育广泛渗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之中。政治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发展，人民群众民利、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无论是共产党执政还是派、人民群众参政议政，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予以引导，协调各政治力量、各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增强凝聚力。经济上，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的竞争格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问题和矛盾，环境和生态问题等，都涌现出不少新的问题。文化上，许多不同的思想文化挤压在一起，形成许多需要我们研究的新问题，对国内社会、文化领域带来更大的挑战，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给予正确的引导，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扩大领域，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思想引导人。这就必然要求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各领域，从以上各领域的发展需要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围绕以上各领域开展工作，即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各领域，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宏观领域得以发展。
1．2思想政治教育向微观领域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向微观领域发展，就是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主体的“知、情、意、信、行”各方面。体现在:
1．2．1思想政治教育扩展到心理研究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各种思想要素相互交织，导致思想观念、价值意识和行为方式的多元化，从而改变了人的角色定位，使不同角色和行为的划分界限模糊，引发心理的冲突和心理危机。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扩展到个体的心理活动中，用科学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指导个体摆脱心理困扰和自我价值认识的局限性，从而转变行为方式。在当前，就是把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四方面内容融入在心理教育和心理咨询中，帮助个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其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自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不断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坚持用“八荣八耻”荣辱观引导行为，从而树立正确价值观念，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在个体的“知、情、意、信、行”的教育过程中，使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体的微观世界得以扩展。
1．2．2思想政治教育扩展到接受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向微观领域发展的重要内容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研究，即是把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动力、规律和模式介入到主体的内心世界之中。在接受动力问题上，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认为:外界刺激是接受动力形成的唯一因素，从而进行单一的外部灌输。而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首先是激发、调动个体内在需要并与外部引导相协调，忽视主体的内在需求，就会缺乏接受的原动力，教育很难收到实效，表面上接受，不能外化为行动。在接受过程的核心问题上，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接受主体的理性思维能力是接受的核心。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认为:接受过程的核心是主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包括价值认同、利益认同、心理认同等共同形成的理性认同过程，从而共同建构主体的精神世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要重视理性和非理性两方面因素，强调两者的相互交织形成认同。在接受的模式上，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模式强调“灌输—接受”构架。接受教育认为，要实现由主体到客体再到主体的构架转变，建立主客体互动模式，在主客体的共同参与、理解、交流中实现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扩展到心理和接受研究，注重个体的“知、情、意、信、行”，注重个体的接受动力、主体认同和接受模式，从而扩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微观领域得以发展。
2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拓宽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传统，其功能不断拓宽发展。表现在:
2．1由复制功能向超越功能的拓宽发展教育具有再生功能，教育的再生功能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一定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再生复制功能突出。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往往是对上级精神的照抄、照转、照传，往往是从文件、会议精神出发，对随着社会发展产生的新思想观点持以怀疑的态度，复制功能明显。当今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迅速，科技日新月异、思想潮流多变，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克服复制性，发挥创新性，发挥拓展超越功能，不断实现自身的超越，不断促进人们实现超越，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2．2由单一功能向多样功能的拓宽发展改革开放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具有单一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运动的主要手段，其功能突出表现为单一的政治功能。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点发生转移，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上，产生一些错误认识，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政治功能，现在不搞政治运动，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了，放弃思想教育，主张一味用物质刺激。还有的认为，要用道德、文化功能取代政治功能。这一系列看法，都是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提出来的，实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从单一功能向多样功能拓展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具有多样性。
2．2．1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没有丧失，而是发展完善政治与其他事物一样，具有发展变化的性质。改革开放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新条件下的政治建设。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排除影响干扰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思想，保证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不但没有丧失，而是进一步发展完善。
2．2．2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确的导向功能导向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意识形态性的体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它在理想、信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导向功能。理想信念导向功能，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并通过理想信念来凝聚社会，激发动力，指导行为。理想信念是人一生的精神动力，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确定的理想信念，确立应当遵循的价值观，并以此去分析问题、评价事物，选择态度和行为。理想信念作为人们确信不疑的思想，比其他思想对人们行为的驱动显得更加坚定持久有力，理想越远大，产生的精神动力越强烈而持久。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把实现理想作为自己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时，把远大理想与现实工作联系起来，立足当前、放眼未来，成为有理想的接班人。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确立，不是短时间实现的，需要长时间的反复教育，形成的理想信念，需要通过教育、实践不断丰富和稳定。这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导向功能，防止其理想信念在外在条件的影响下，产生动摇和改变。行为规范导向功能，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人们按照道德、法纪的准则、要求来实施行为，进行行为导向。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规范导向，主要表现在道德规范导向和法纪规范导向两方面。道德规范导向，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人们进行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教育，以社会舆论、自教自律的方式进行的行为导向，使之养成正确的道德习惯和行为规范。法纪规范导向，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人们进行法律制度、具体法规、章程、条例的教育，以监督检查、强化管理方式进行行为导向。使之养成自觉的法制意识，自觉依法办事，预防违法违纪行为发生。
2．2．3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保证功能保证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功能体现在:保证政治的共识性。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社会成员在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上达成共识，消除分歧与偏向，保证政治思想的一致性。防止行为越轨和行为异常。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功能，从而实现政治共识、思想一致、行动统一，使人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维护正常的秩序，为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2．2．4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直接的育人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就是提高人的德、智、体、美、劳等综合素质，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直接影响人的智力、体力的发展和发挥的程度。育人的根本目标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在人的素质中，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过去有人甚至提出，学校培养的人，如果智育不合格是次品，如果体育不合格是废品，如果徳育不合格是危险品。思想政治素质不高，高深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水平可能为不正当的行为服务，这就是危险品。因此，育人是全方位的育人。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为社会主义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3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多样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多样发展，主要表现为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向主导式、交往式和网络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这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态。
3．1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忽视个体需求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思想政治教育表现为单一性，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及个体需求相脱离，思想政治教育无法介入到社会领域多个层面，出现“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说的一样、做起来不一样”的情况。当前，社会发展多样化、个体主体性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一元与多元并存，各种思想意识交织、碰撞，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既要考虑教育对象、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的多样性，又要在多样性基础上加强主导性建设，形成以主导性为前提的多样性与主导性的统一。主导性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方向。多样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基础，否则，主导性就会失去社会领域和空间。二者的辩证统一保证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序运行。当前，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使全体人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和精神动力。同时，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还表现为教育目标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教育内容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教育要求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教育方法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统一。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结构：一元化转向多元化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结构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论题，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早期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相对于受教育者而言他所处的地位具有绝对性、控制性、主导性等特点，学生只能消极依赖与服从，只能围着教师的指挥棒转。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地发展，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主体结构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一元化主体逐渐转向多元化主体，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结构内容的多元化。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过程中，其主体结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单一的主体逐渐转向两个或多个，不再采用主客二分的研究方法，不再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对象简单地认为是教育客体，期间也产生了“二元主体论”“多元主体论”“主体间性说”等理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与受教对象的合理名称分别是“施教主体”或“教化主体”与“受教主体”或“对象主体”。[1]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结构思想的多元化。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结构内容的多元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结构中的一般性的思想也会多元化，其发展的指导思想也会多元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结构的多元化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一言堂”与“家长制”式的话语垄断。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结构由一元化转向多元化，不只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的提升与完善，更是对于人本身的一种尊重。“一元化”式的传统研究阶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研究是一种简单粗暴式的研究，并不把受教育者看成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没有意识的物，只是机械地接受教育者施加给他的已经被设计好的所谓好的知识；“多元化”式的现代型研究阶段相对于“一元化”研究阶段更具有人本性、科学性、灵活性，能够充分考虑人的主观性，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视角出发，更符合人的发展需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结构从“一元化”转向为“多元化”不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的科学发展、全面发展的需要。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质：政治性转向社会性
从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视角来看，其产生的根源在于阶级意识的差异，无产阶级先进社会意识与落后阶级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2]先进的阶级有着远大而崇高的阶级理想和社会目标，为实现这些理想与目标，先进阶级必然宣传本阶级的思想与观点，使其他阶级接受并支持本阶级的价值观，进而领导他们为本阶级的理想与目标而奋斗。在对于落后阶级进行先进思想的宣传、引导与塑造的过程中，从事这一具体行业的工作者就是最先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程来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因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而产生的，具有极强的政治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的手段与处理人们思想、提高思想觉悟、统一行动、提高效率的途径，逐渐具有社会性。表现在：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身份的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又是一项治党治国必不可少的工具，政治性是其本质属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早期发展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基本是各级党委的组织宣传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当前社会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着巨大的发展，老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结构与规模无法完全适应和满足新的社会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构成逐渐社会性。如企业工厂、社区街道、事业单位、农村等都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场域，各种工会、妇联、志愿者协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及其工作人员等都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结构中的重要部分。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工作内容的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快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范围扩大化，所要解决的问题多样化。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虽然仍是缓和解决受教主体现有的政治观点和素质与统治阶级所倡导和要求的政治观点与素质之间的矛盾，但与其相关的问题逐渐增多。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在解决其思想政治问题时的依附问题各不一样，如学生的德育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企事业单位员工的职业认同和归属问题、党政工作人员的党性问题与腐败问题、农民对于国家大政方针认同接受问题等。这些新的社会变化要求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内容逐渐从原来的纯政治性过渡为社会性。
三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工作方式的社会性。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传播网络化，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方式通常是展开展座谈会、茶话会、演唱红色歌曲、播放红色电影、红色革命景观、思想汇报书、课堂教育、报纸等；而现在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红色网站网页、微博、QQ、微信、短信、网络电视等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与载体。[3]而这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工作方式与传统方式相比，更加生活化、日常化和社会化，与受教主体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这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工作方式的社会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社会性最为直接、最为显性的标志。
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地位：单向控制转向双向互动
受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属性的局限，思想政治教育者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采取的主要工作方式是一种“我讲你听、我打你通、我说你服”的单向灌输，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在思想政治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不再是单向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双方相互学习、互相帮助、教学相长，有效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地位由单向控制转向双向互动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组织与筹划的互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受教主体的活动，教育活动的效果如何，能否达到活动前的预期目的，根本在于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是否为教育对象所接受与喜欢就至关重要，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活动前应该把教育对象请过来加入活动的组织与筹划中。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贴近教育对象的生活，“生活世界构成交往活动的意义背景和沟通理解的文化背景，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回到现实生活之中才能得以实现”。[4]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施过程的互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过程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核心部分，而这个过程能否科学高效地完成，一方面在于教育者的科学引导，另一方面教育对象能够积极主动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对此具有决定性保证作用的方法就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主体与受教主体两者之间的互动，特别是通过互动这一方式，促进受教主体的心理情感。
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活动方式：单一性转向多样性
新媒体环境的演变使得我国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逐渐趋向多元化。与高校传统的思政教育工作模式相比，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思政教育方式不再变得单一化。在新媒体环境的深入发展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信息传播方式得到了有效创新，与以往相比也更为快捷和方便。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难度，有效的提高了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效率。通过新媒体技术的支持，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中的抽象理论知识也变得更直观化，有利于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力。那么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如何实现有效的创新，是本文即将探讨的话题。
1.突破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思想政治课程的有效性
在媒体环境下，各种信息都已变得触手可及，人们利用新媒体技术能够快速的得到需要的讯息与了解所需信息，其获取信息的渠道也逐渐变得丰富，人们可从电视、网络、手机、电脑、媒体软件上的各种平台等获得大量的信息资源。在这样环境的影响下，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与思想也会随之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提高了一定的难度，对此，为了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得到有效开展，高校可走出传统教学理念，改变教学观念，将劣势转换为优势，根据高校学生的心理特点利用新媒体技术来创新一套有效的教育模式。首先，高校明确创新目标，根据新媒体环境来创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使其符合现代的教学要求。例如，教师可把新媒体中的媒体技术引入高校思政教育当中，利用新媒体中的各个软件平台如QQ、微博、微信、BBs等软件融入到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当中，利用QQ中的建群功能建立一个学生群，在群中教师可与学生进行无阻碍的交流，改变传统的交流模式，让学生的疑惑通过流得到有效解决，并消除师生间的疏离感，使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得到有效开展。在班级评选班干部时，教师可利用手机短信等交流方式来进行评选，改变传统的评选方式，以现代技术的交流方式能够更符合当代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生活方式，并且让评选方式更民主化。另外，高校需合理创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良好的运用现代各项新媒体技术，利用媒体中的各个公众平台开展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例如，教师可利用新媒体当中的网络技术在网络平台中创设班级心理咨询室，让学生能够随时在网络中留言或与教师进行线上沟通，让学生的心理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增强学生有教师之间的信任度，以网络平台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心理活动与思想，从而使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能够做到针对性的开展，降低思想政治课程的开展难度。根据我国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开展状况来看，思想政治教学方式的创新需要从两个方向进行突破，第一是提高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转变的主动性，也就是说，需要让学生对新媒体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产生兴趣，主动根据教育内容来展开相应的活动。突破这个难点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研究高校学生的心理特点，以引导学模式为思想政治网络教育模式，利用平台来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同时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第二是加大高校思想政治网络资源的利用机率。思想政治课程最核心的教学目的在于，利用课程内容潜移默化的改变学生错误的思想观念，让学生从思想上认可思想政治教育，这要求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媒体环境下所采用的教学资源不仅需要达到教育目的，还需要同时具备一定的可实践性，让学生能够将所学运用于日常生活中，由思想影响行为方式。若高校在实施新媒体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无法突破以上两点，那么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则会变得难以有效开展，难以克服新媒体环境对高校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
2.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新媒体已成为这个时代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技术，这已是一个不可否决的事实，高校在开展教育时，若无法对新媒体形式的教学方式有所认可，不采用新媒体技术渠道来开展教学，则会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失去更多的资源优势，也会失去更多教学方式的创新渠道。教学方式是一种教学手段，而教学形式则是实现教学手段的途径，若采用了与时代以及学生观念不相符的教学途径，则会使得教学方式难以得到大众的认可，也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的创新教育上，需要打开现代新媒体渠道，将其作为高校课程的开展途径，突破传统教学方式与理念，使更现代化和更符合学生思维观念的教学方式得到有效开展。在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上，需要遵循三大原则，第一是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式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融合。在教学方式的创新前提下，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全部都需要进行摒弃，而是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学形式进行保留，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融入创新式的教学方式。传统的思想政治教学形式经过多年教育改革的发展，其教学效果是十分有效的，因此，在创新式教学方式还未得到相应检验时，高校可保留传统教学形式的原则采取与创新式教学方式的融合。例如，高校班级在开展思政政治优秀学生表彰活动时，教师可选择传统的表彰形式，但用班级QQ群的形式来公布优秀学生候选人，让学生在群中发表意见，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增加投票结果的透明度，还能够实现民主化的同时符合学生的观念方式，对其他学生也有监督的作用。第二是思想政治开展形式需跟随教学内容来进行。新媒体环境的演变基础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思想政治课程作为以教育为目的，以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观念为教学方向的学科，该课程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与使命，因此，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不可为寻求创新而牺牲原有的教育规律，应遵循思想品德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以高校思想品德课程内容与方向来融合新媒体技术的教学方式。第三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工作需要具备合理性。所谓创新并不是要求高校教育一味的追求新奇和独特的教学方式，而是根据实际教学内容以及高校学生的学习需求来合理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为教学目标，使其符合学生现代的思维观念，从而使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更易得到学生的认可。
3.结束语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不连贯的现实困境，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一般集中在政治理论课程学习阶段和辅导员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阶段，这两种教育从时效性来说均是非连续的，从时间跨度来说都是集中式的教育方式，这样就会使大部分学生不能得到更为连贯的思想政治教育大环境，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效果。目前实际情况反映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由于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缺乏吸引力，学生上思政课往往流于形式，逃课、上课玩手机和开小差的情况比比皆是，思政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可想而知。而学生日常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更多是辅导员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然而按照国家的规定每位辅导员带二百名学生，辅导员在学生空余的时间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话，那么工作量就实在太大了，就算能顺利完成这么大工作量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主要是：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是一个相对连贯的、完整的和符合学生思想发展需要的教育，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客观的基本需求，只有具备连贯性的教育方式方法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教育效果；其次，从人思想的发展需要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在思想上得到政治理念性的教育，那么这个工作必然将是长期的，不能单纯通过几个理论课程和辅导员的几次教育就能实现的，学生必须在长期的教育和学习才有可能对前期建立的三观思想进行修正和完善，用全方位全程跟进的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替代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改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不连贯，教育效果不明显的治标治本的方法。
二、用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替代传统灌输式的教育方式，赋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的时代特征
高校思政政治教育开展的形式仍以传统的教育方式为主，这种教育方式主要以教育内容的灌输为主，明显地，传统的教育方式是一种相对不讲究方式方法的教育，它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直接面对学生的教育方式，无论是理论课程的学习还是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都是以说教形式为主，缺乏一种生动灵活能让学生更为容易接受的教育方式，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只能对学生进行接受式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方式方法注定是接受度较低。加之先进的大学生群体都进入了90后时代，如果继续固步自封不肯采取新的教育手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巩固多年来积累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根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将会被时代所抛弃，也不可能得到新时代大学生的认同和肯定，而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新手段，它不再是单纯的灌输教育，它更多结合了新时代的特征因素，把新时代大学生的特征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以突破传统的方式去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三、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能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被接受度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无非两种，一种是政治理论课程学习，另外一种是辅导员的日常管理教育，这两种教育才是多是采取说教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过于单一，特别来自辅导员的教育一般都是以直面引导性教育为主，对学生日常管理的教育手段形式相对单一，严重不符合教育方法的规律和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学生对其接受度相对较低，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并不能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起到相应的效果。大学生活其实应该是充实的，学生乐在其中，大学生更多是通过在校园生活中与同学进行交流，与老师进行互动去提升自身做人做事的素养，那么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得结合学生的校园生活，结合学生丰富的校园活动当中，用丰富的校园生活去感化和教育学生，学生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特点，结合学生青少年发展的身心特点，通过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新教育方式，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赋予能与时代相符的诠释。由此可见，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并无一个固定的模式，它绝非单一的，也非学生被动接受的教育，它既能满足学生的心理发育特征，还能消除学生对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抵触和反感，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应用中，可以结合政治理论课程课堂教学、日常校园文化活动、团日活动和社团活动等等，为了更好地开展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可以设立专门的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基地，对大学生不定期地开展有针对性的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
四、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让学生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关键词：思想工作创新建设措施
Abstract: entered new century yilai, in China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an be described as is school Hing Hing xiangrong of scene, and as economic of development, enterprise internal political thought work also encountered has unprecedented of difficulties, as now of values, and Outlook on life diversified phenomenon, enterprise internal political thought work is in place directly effect to enterprise of development is correctly and active, so in now this society are to construction harmonious social of environment in the, enterprise content of thought political and culture construction also must further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 F426.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我国是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都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务工作的头等大事，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条不紊的统领着我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一、创新思想政治文化建设观念
正是有了政治思想工作这一有力工具，我党才能保持一贯的优势地位，作为我党的优秀传统，政治思想工作在过去的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自从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发展时期之后，一些传统的政治思想策略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应该从内部想办法，树立政治思想工作的创新理念，而不应该将政治思想工作完全摒弃。但是改变传统工作方式不是一朝一夕做能完成的，我们需要切实改革传统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体制，最大限度的发挥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作用。在企业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建设中，必须严格把握三个方面的原则：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的原则。有利于企业职工个人规划和发展的原则。有利于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的原则。只有根据这三个原则而进行的创新，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充分体现企业个体特色，并且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建设过程中，应该牢牢抓住“教育”这个关键环节。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主要内容
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建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切忌形式主义。许多企业在搞政治思想工作建设的时候，主要手段就是党委发发公文、领导访访基层，随便了解几个问题，然后长篇大论的侃侃而谈一番，这样的形式主义思想严重影响到了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切实展开，长此以往，对于我党和企业的健康发展都将造成严重后果。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只是走走形式，而是需要切实的落到实处，相关工作人员一定要把工作的各项内容时刻记在心中，随时落到实处。而且在教育过程中，一定要改变单纯的说教和宣讲形式，要将教育和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紧密的联系到一起。要对企业中的不良风气常抓不懈，要在员工心目中树立起我党的优良形象，而且还需要时刻坚持科学理论原则，既要大力灌输正确的方针政策，也要毫不留情的打击不正确的思想观和价值观念，积极弘扬科学发展观理念。
三、加强企业思想政治与文化建设的措施
1、改变宣传方式
宣传方式是否先进和科学，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接受程度，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方式多为单向宣传，比如开大会，作报告或者下发文件等。而且许多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主体往往只局限于企业党委或少数几个相关部门，这种部门单一、渠道单一的方式在如今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已经不能够很好的发挥应有的作用了。所以在宣传方式上应该加强企业各个部分之间的协作与联合，要全面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思想文化建设。而且现在许多企业的职工都以青年人为主，他们对于宣讲式的教育往往兴趣不高，所以根据这一特点，在组织工作方面应该积极利用网络的力量，通过建立企业内部网站，在网站中规划出喜闻乐见的政治教育特色栏目，吸引青年职工的关注，通过这种采用形式新颖与内容新颖的方式有效的在年轻人之间进行思想文化教育工作。
2、改被动接受为主动渗透的教育方式
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在企业中的相当大一部分职工已经具备了较高的个人修养和主观能动性，而且个人意识也比以前提升了不少。面对传统的被动接受教育的模式，为数不少的人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反感情绪，面对这一现象，企业党组织必须转变教育方式，让过去被动接受教育的人员能够主动进行了解与学习。党组织在教育工作中应该多开展一些贴合企业发展历史的文体活动、革命圣地游览活动，定期举办征文活动或娱乐晚会等，让职工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之下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并且同时政治教育与企业发展的结合，让员工增强爱党、爱国、爱企业的思想，形成企业凝聚力，增强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综合竞争力。
3、扩大教育覆盖面
传统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和教育往往只集中在企业领导层面或中高层领导之中，许多企业的基层员工没有得到很好的思想教育的引导，从而出现了教育盲区。但是只有基层发展了，企业才能从整体上发展起来，所以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建设工作应该将教育和宣传覆盖面从高层扩大到基层，让整个企业的方方面面都能很好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4、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就是人，在企业当中就是企业领导及企业中的员工。政治思想工作建设不仅仅是进行思想和文化教育，更重要的是要让员工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从而发自内心的拥护党组织的工作，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所以在宣传教育的同时，应该多为职工出力办事，解决实际问题，并且要在身心两方面给予员工最大的帮助，只有真心实意为员工，才能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切实的开展。
四、建立新机制
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机制建设问题上，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创新。首先，要建立一个高效的工作体系，立体式的领导方式。形成以党委组织为领导，政工团为骨干，企业行政为基础的齐抓共管的机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行之有效的开展。同时运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其次，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制中，要做到统筹兼顾，规范有序。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也并不是万能良药，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必须与企业的管理经营相结合，同时，避免刻板僵硬化，在规范的体制内，灵活性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五、加强政工队伍人才建设
【关键词】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路径
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支柱，也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推动者。国有企业的兴衰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的强弱。因此，国有企业的发展对于国家经济来说至关重要。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好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诞生一个优秀的企业，也能塑造一群优秀的员工。新时期，国家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加强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企业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发展的指南针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企业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企业发展的指南针。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指导企业发展，能够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现阶段，国有企业还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国企应当紧跟时代的发展，要牢牢地抓紧发展的大机遇，让经济发展更上一个台阶。思想政治工作是关系到一个企业的发展方向，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国企来说至关重要。
（二）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优化企业环境
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教导员工积极向上，在思想上能够保持高度的统一和一致性。跟着党的路线方针，能够更加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改善员工的关系，让员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浪费时间在一些虚无的事情上面。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也息息相关，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促进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而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石，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也能够优化企业的环境。
（三）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职工的个人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员工的个人发展，因为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提高企业员工的思想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相结合，能够优化企业的环境，同时提升员工个人的素质。个人素质提高自然能够促进其个人的发展。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促进企业员工的个人发展，以及提高其个人品质。
二、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出现的问题
（一）企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不足
当下，大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意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大部分国有企业没有认识到自身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重担，认为企业的主要目的就是盈利，也没有想过把企业的文化以及思想政治提升一个层次。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员工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不积极，企业只是走形式的现象。国企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不足也会导致企业荒废思想政治工作，使得企业流失了自身的灵魂。没有灵魂的企业是一个没有发展的企业，也是不可能持久的企业，因此，企业必须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二）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落后
现阶段，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较为落后。一方面时代的进步使得思想与文化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在随着时代变化着。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思想政治工作倘若不能与时俱进，那么其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失败的。年轻人都喜欢新的潮流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倘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不能跟着大潮流走，那么也必将失败。现阶段，很多国企还没有转变观念，思想政治工作还是采取原先的老一套的教育方式，如开大会，贴大报宣传等等。这样的方式无疑是行不通的。
（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低
现阶段，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低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很多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符合企业文化，其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建设相分离。另一方面，有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不符合企业自身的发展，可能企业的发展战略与思想政治工作不相吻合等等。
三、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路径
（一）加强方式方法的创新
方式和方法的创新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现阶段的年轻人都喜欢利用网络获取信息，因此，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利用网络或者一些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传输一些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有趣但又有深度的文章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另一方面，企业可以让员工积极参加一些企业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可以是员工，这样可以提高员工的主动性。
（二）以人为本，注重员工的需求
以人为本符合科学发展观。员工的需求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着重关注的点。倘若一个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脱离了员工的需求，只是讲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不着边际的大话，那么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失败的。因此，本文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以员工的需求为主要导向，多多了解员工的需求，再了解员工需求的基础上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
曾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现代社会，大部分人喜欢空谈理论，却忘记了实践的重要性。思想政治工作看上去属于理论建设的范畴。但是，没有良好的实践也会让理论变得空洞无物，甚至变成一纸空文。在工作中，应当积极实践，领导需要以身作则带领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亲身实践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至关重要，但是现阶段，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企业对思想政治工作认识不足，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式落后以及思想政治工作成效低等等。本文提出了诸如加强工作方法的创新，以人为本以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等建议，以期加强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
参考文献：
[1]王春青.提高职工素质是做好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J].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09）
[2]杨春权.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1
[3]朱耀斌.如何划分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阶段[J].湖北社会科学，2011（5）
一、政治发展理论的缺失与替论的意义
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们试图运用特定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比较分析不同发展形态和程度的政治变迁和适应的问题，并期望最终建立普适性理论体系。然而，这种努力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面临众多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政治体系的不同发展经历，以少数国家经验性研究建立起来的理论解释、分析范式和测量指标不断被其不完善性和局限性所困扰。这也造成了对政治发展宏观理论研究热情的减退。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发展宏观理论不断遭受方法论和经验研究方面的批评，已经很少再有人从事宏观政治发展理论的探讨。不少研究者将兴趣转向了第三世界的发展和区域研究，转向对特定文化区域发展战略的探讨，而着重点也从政治发展转向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题，一些有别于政治发展的替论也相继提出。
政治发展理论的困境在于它所追求的理论普适性目标和有西方中心论之嫌的价值体系。从一开始，政治发展学者们就想建立一个能够用来分析解释所有特定社会政治发展现象和规律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这一宏大理论不但要能够自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能够具有理论诠释(interpretation)的意义。[1] 政治发展的宏大理论试图从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动态的层面，政治发展被定义为政治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或者从传统阶段向现代阶段的变迁过程。不管是将这种发展阶段分为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还是传统、现代化和现代的三分法，政治发展都被认为是方向已定、目标明确和不可逆转的政治现代化过程。这种传统-现代的发展观试图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特征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特征进行区别，并从这些差异中归纳出彼此不相容的政治形态，以前者的政治特征作为后者应该追求的发展目标， 并以此建立政治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发展的理论框架在寻求其理论解释上的普遍意义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具有道德价值判断的观点，即把西方（或者更确切的说把英美）现代政治体系看作是成功经验和优势体制的楷模，并将其介绍和推广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2] 从静态的层面，政治发展理论试图通过建立一整套测定指标来衡量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政治发展的程度。尽管各位学者提出的测定指标的表述和归类各有不同，但被多数人所认同的指标明显具有西方政治系统的特征和价值观的烙印。例如，白鲁恂提出的衡量政治发展的三个标准包括：1）平等原则以法律形式被普遍接受的程度；2）行政效率、理性与世俗政策取向等要素的行政执行能力回应和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以及3）政治组织和行政组织的职能分化、专业化和组织之间整合的程度。[3] 又如欧尔森提出的政治发展的五个变量则包括：1）行政能力，即官僚体制的功能、效能和利益整合程度；2）立法功能，即立法机关利益整合功能和文人控制政治的程度；3）竞争性政党组织利益整合功能和稳定程度；4）实行宪政的程度，即领导人公开甄选和行政部门自主的程度；5）公民影响力，即民选代表、反对党和团体的存在以及新闻自由的程度。[4] 这些标准的设置，无疑是建立在对西方政治民主体系的理解之上的，其中许多标准与非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经验和现实无关。
从研究途径和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政治发展理论更多地是建立在多元主义理论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和政治现实意义，并在价值取向上符合美国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现实需要。多元主义以及新多元主义以社会为中心，认为社会政治力量在政治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国家的作用则是协调来自社会的各种不同的政治要求和利益要求，尽可能的达到一种平衡和合理的政治输出和政策结果，以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因此，社会团体、政党、选举、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过程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文化特征和政治制度安排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理论视角通过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达尔的民主理论以及其他许多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的理论阐述，形成了美国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了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思想基础。政治发展理论在多元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概念、规范和研究途径，进而影响了整整一代热衷于政治发展研究的学者。当这一大批用多元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学者将其研究兴趣投向了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地区新兴国家的发展研究时，他们的大多数人基本上是从西方的政治系统和结构功能体系的理想模式出发，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的。从这一立足点出发，他们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系统和社会结构方面与西方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确定为传统性、政治系统不发达和结构功能失调，以对应西方政治体系的现代性、政治系统发达和结构功能良好。同时，他们的研究热情不仅仅在于对这些地区发展进程的经验性学术探讨和研究，而且更注重于以西方的经验来促成这些地区的发展进程，将西方民主、多元主义和社会正义标准移植到这些地区。
将政治发展确定为最终将要达到的、具体的、可实现的设定目标的理论假设在对非西方国家的经验研究中遭到质疑。许多新兴国家的经历表明，政治发展并不是按照一个特定的顺序进行的，政治发展的目标也往往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定时期和特定文化背景下政治选择的结果，因而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5] 传统与现代、发展与落后的两分法以及这种两分法在政治发展理论中的运用也引起多方面的理论问题。霍华德?瓦阿德认为，“现代”概念常常被当作“西方”的同义词，而“现代”和“传统”也具有某种道德判断的意味。大部分政治发展的研究文献，过于倚重于西欧和美国的历史经验，因此，具有太多的感情、偏袒和种族优越感（ethoncentric），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验不相关。[6] 而萨姆吉则通过对一些非西方的国家本土制度的研究发现，被西方一些人认为“传统”的制度，有一部分已经自身转变成某种现代化制度，这些经验可能提供了一种本土化的转型方式，一种可以替代西方式发展模式的、而不是苍白无力的一味模仿的、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型的另一类模式。[7]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政治领导人基于本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也加入了对西方发展模式普适性论点的反省和批评的行列。他们认为，西方发展的时机和循序阶段未必可以复制。事实上，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时机已经大不相同，所有西方的教训和经验在这些地区的试验，几乎都得从根本上进行重新的诠释。例如，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军队职业化程度，农民和工人的政治角色，以及政治多元化的普及程度，这些被西方政治社会学认定的政治发展条件，都应该重新确定它们在政治发展中的意义。[8] 而且，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政治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他们自己，以及外在世界对于他们国家客观现实理解上的扭曲、偏颇和失真。那些被认为必须重新赋予现代性内容的或者干脆应该被颠覆的传统制度，大部分已经被证实具有不可忽视的弹性、延续性。这些制度不但没有在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下消亡，反而顺应了现代化的潮流，显示出其适应性。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中，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发展模式的条件、顺序和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发展策略。本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不一定就是发展的障碍，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出适应与本土发展的新的路径。[9] 一些激进的西方左翼批评者甚至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看作是冷战时期西方意识形态和知识攻势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将第三世界维系在西方实力的范围，以排斥其他可能性的发展形态。[10] 其结果是，这种发展模式的推广已经给一些第三世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发展本身加速了这些国家传统制度中某些硕果仅存、颇具绩效的机制的瓦解，在漫不经心中扼杀了他们迈向实质性发展的可能性。[11]
由此可见，对政治发展理论中“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不仅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首先是来自于西方的其他一些学派。这些批评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也有许多则是出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目的和方法论方面的探讨。政治发展理论在概念、理论假设和方法论上所出现的问题和局限，以及在价值取向方面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偏袒和强加于人的势态，使其理论所追求的普适性目的受到多方面质疑。这些质疑促成了比较政治研究替论的出现。
上个世纪70 年代，一批研究拉丁美洲发展的学者所提出的依附理论和研究途径在与政治发展理论及其观点的对比中取得了明显的理论优势。依附理论学派批评政治发展理论研究途径过于单一和缺乏历史观。他们将其视野扩展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和历史文化的层面。依附理论学者从三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分析体系。其一，他们认为世界体系事实上被分为发达的“中心”国家和“低度发展”的“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从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中心国家追求成长和经济扩张的结果。其二，他们强调国家在发展和政治变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认为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在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方面，都需要国家有足够的能力采取果断的行动。其三，他们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并逐渐地认识到本土因素对其长期发展进程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与政治发展理论相比较，依附理论的确为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更具完整性和合理性的解释模式。例如，在对东亚地区发展模式的研究中，主流学派的理论观点从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依附理论基本观点的影响，对东亚地区的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传统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肯定。[12]
替论虽然在经验性研究和解释上比政治发展理论具有优势，但这些理论（包括后来提出的法团主义理论）仍然是寻求普遍意义和诠释意义的宏大理论。一旦这种宏大理论的创建越深入、越细化，所应用的范围越广，其理论体系的弱点也就越明显。依附理论的困境首先来自于内部的分歧。发展中国家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实践中既有成功的实例，也有失败的实例，依附理论学派由此也分化为积极的依附理论学派和消极的依附理论学派。当前者热烈讨论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完成了从传统的权威主义向本土特色的民主转型时，而后者却指出其新型民主制度受传统制度渗透而表现出的不确定性。一些批评者指出，依附理论所解释的只是发展中国家转型时期的事实，因此只能算是一种过渡的理论。更有人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全球化进程中，很少有国家在发展中不受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大影响。如果把本土模式看作是一种全新的道路，而不是一种务实的政治策略，其发展前景将是暗淡的。激进的批评者则把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攻击依附理论的主要“贡献”不是为该地区所发生的事实提供具有洞察力的指导，反而是为该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结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论据，因此，依附理论所呈现的只是一种狭隘而且短暂的观点而已。[13]
可以看出，政治发展理论和依附理论在追求普适性意义的过程中都先后遇到了理论上和价值上的困境。同时，由于复杂的国际现实背景和不同价值观的卷入，使得理论上的辩论因意识形态因素而更加的复杂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替论的出现和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批评至少产生了两个积极的结果。其一，它给比较政治研究寻求理论普适性和一致性的主观意愿和热情提出警告。这一警告不但使得学术界开始对以西方发展经验和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学术思想进行必要的反思，对许多西方社会科学建立起来的概念、定义、假定和假设的使用范围进行再审理，而且也促使人们重新重视对非西方的本土性文化、制度传统和发展模式的研究。这种反思和再审理，使寻求单一式政治发展模式的努力转向了对具有多源头本土发展可能性的理论探讨。对不同地区的各式各样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如下的任务：即如何来判断和识别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和原因，如何进一步确定其本土化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来确定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方式。其二，它对发展中国家追究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选择提供了新的内容。事实上，替论和本土发展模式给处于发展困境的国家提供了新的希望，他们可以重整信心，克服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卑情结，正视传统制度中一些合理因素的重要性，了解各种发展道路可能遇到的错综复杂的事实，重新探讨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务实的态度选择发展战略，解决本土面临的现实问题。
然而，政治发展理论和依附理论的辩论并没有解决宏大理论所要追求的一致性和普适性的理论目标，或者可以说这种理论目标从一开始可能就是误入歧途。政治发展的宏大理论所暴露的问题恰恰在于其理论体系过于追求普适性意义而忽视了特殊性意义的重要性，过分强调普遍价值含义而忽视了现实中的具体政治需求。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政治体制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革既有可能推动进一步的发展，也有可能摧毁继续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秩序和制度条件。因此，其关键问题是如何选择政治策略，使政治变革有利于发展而不是相反。这种选择是困难的和复杂的。选择既不能脱离世界经济体系和西方价值的强大压力，又必须考虑自身历史传统的制约和现实社会政治变化对体制转型可能带来的冲击。因此，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需要更加细致的、更加切合实际的中型理论和政治分析工具。这一现实问题恰恰被政治发展理论忽视了。
二、政治变迁的理论解说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心转向转型社会的政治变迁议题上来。与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相比，政治变迁的理论研究撇开了政治发展终结目标和发展阶段顺序的理论假设和概念框架，而将研究确定在政治系统发生变化的原因、方式、过程和结果等方面。
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变迁是指一种政治系统发生变化或向另一种系统转变的过程。根据戴维?伊斯顿的定义和描述，政治系统是指维系一个社会政治生活正常运行的有机体，由系统组织、系统成员以及组织的能力和成员的权威性影响力等要素组成。政治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将政治输入转化成为官方的政策、决定和执行行动，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他认为，政治系统的维持取决于两个基本的条件：其一，能够持续地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其二，设法使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服从这种权威性价值分配并把服从当作义务。一旦政治系统不能够有效的进行决策，或者不能使这些决策按照确定的规则为社会大多数所接受，政治系统就将面临崩溃。也就是说，当政治系统不能采取合适的措施对付即将形成或业已形成的社会压力或政治替代力量时，它就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伊斯顿认为，即使是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一个政治系统并不会轻易地解体或者彻底的崩溃。政治系统虽然与其他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边界，它仍然可以是开放性的，能够对社会的要求、支持以及压力做出有效的反应。政治系统通常具有对外部条件和影响的特殊适应能力，其内部组织可以通过积累形成对付外部环境压力的大量机制。这些机制使政治系统组织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甚至重新确定自己的基本目标。伊斯顿反对当时流行的均衡分析理论，因为均衡理论认为，当系统受到环境压力时，政治系统成员的目标只是试图改变环境，重新建立均衡点。这种均衡分析理论实际上掩盖了政治系统为适应社会压力而选择不同途径和目标的可能性。他指出，政治系统的适应性不仅仅表现为对社会压力做出简单的自我调整、修正或从根本上改变外在环境，它还应该包括，为避开或吸纳外部替代力量而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乃至创造性的广泛行动，甚至包括根本改变政治系统本身。 [14]
从严格意义上讲，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并不能算是政治变迁理论。伊斯顿一直把他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确定为一种规范性理论，其目的是以政治系统的维持和稳定为价值目标，分析最大限度实现既定价值的必要条件，并依此给与理论说明。[15] 但他关于政治系统的适应能力决定其维持或崩溃的解说，却被一些研究政治变迁的学者所吸收。阿尔蒙德就将政治系统的能力看作是政治变迁的一个核心的变量。他认为，政治系统之所以发生变迁，是因为系统获得了新的能力。传统的家族和宗教领袖通过建立官僚组织来扩大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和资源吸取能力，家族和宗教组织转变为特殊的政治组织，原有的系统就增加了对社会的整合和动员能力，政治系统能力发生了变化，政治系统本身也必然发生变迁。[16] 尼克拉斯?贝利则把政治系统看作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边界发生改变，必然要影响政治系统的执行功能力。只要政治系统所执行的社会功能有了扩张、萎缩和重组，政治系统就会发生变迁。[17]
这种关于政治系统的“能力”学说实际上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问题的主流观点。但大多数的学者因在伊斯顿学说的影响下，把政治系统仅仅看作是一个整体，很少深入到政治系统的内部，对其适应能力的构成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在他们看来，政治系统只是社会系统之下的一个子系统，对社会系统的变化和影响不断做出反应的“黑箱”。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中，政治系统只是应变量，而社会系统则是自变量。因此，他们关心的是社会系统的变化以及对政治系统产生影响。政治输入成为研究的主要部分，而政治系统的内部运作以及运作规则和方式则很少涉及。政治系统的特征似乎是已经给定的，或者由外在社会规则和价值观念所决定。这种理论观点与美国政治学的团体理论和多元主义理论传统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使得大多数研究政治变迁的学者，将研究兴趣集中在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变化、政党组织和其他政治性社会组织的政治影响、以及与政治参与相关的政治心理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议题。许多的议题最后又回到政治发展理论所提出的西方民主政治价值的目标上来。
在西方政治变迁经典文献中，亨廷顿的理论具有独特的意义。1968年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政治变迁的理论分析，已经摆脱了多数人对民主重要性的过分强调，而将议题转向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问题方面。他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美国政治家对于国家（政府）建设的偏颇认识，认为美国历史上强烈的反政府倾向，使得美国的政治家在政府构建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创建权威和权力集中。政府体制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被混为一谈，一个好的政府的构建就是制定一部成文宪法，再加之权利法案、三权分立、制约与平衡、联邦制、定期选举以及政党竞争。亨廷顿认为，这一套价值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因为对于大多数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首先需要的是建立权威的政治秩序；“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只有当建立了有一定水准的政治组织，才能进行有意义的选举，否则，“选举只会加强那些闹分裂，并且常常又是反动的社会势力，瓦解公共权威的结构。”[18] 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基本事实来证明他的这一观点。其一，从政府维护公共秩序的基本功能看问题，世界各国之间的最大差别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各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促使这些国家出现现代化理论家所预示的政治发展，反而是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社会混乱和政治衰朽；其三，在发展中国家，那些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其政治上的动荡也越严重。基于以上事实，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持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化和非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是通过以下过程得以体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流动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社会挫折，社会挫折与流动机会的相互作用产生政治参与的扩展，而政治参与的扩展与政治制度化的滞后则产生政治的不稳定。亨廷顿的理论虽然以现代化为起点，但他明确地将有关社会经济的变化研究与对政治参与、政治不稳定和暴力的研究作了区分，并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方面。在他看来，在现代化的各种关系中，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关系的失衡将导致发展的失败，使政治变迁走向政治衰朽（即政治上的不稳定、腐化、独裁和暴力）。由于亨廷顿在分析政治衰朽现象时，主张通过约束新团体的政治参与、限制大众媒体以及压制群众动员的方法控制和调节发展的进程，他的理论分析模式受到自由主义派学者的批评，认为其理论是从稳定、秩序、平衡与和谐价值观出发的保守理论。
总体而言，政治变迁理论试图从较小的范围来弥补政治发展宏大理论的不足，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到影响政治体系结构性变化和转型因素的问题上来。政治变迁理论在宏观层面上的解说似乎并不复杂。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经济结构变化、社会阶级和阶层的重新划分、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演变等都会是推动政治变迁的外在原因；外在原因促使政治体系内部的调整以至于改变体系本身。政治变迁理论实际上是由社会变迁理论引入政治活动领域的，并或多或少将政治变迁看作是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带有必然性的结果。虽然政治变迁的研究引导了不少学者去关注特定国家和文化区域政治变迁的经验性研究，但是，由于政治变迁被当作是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分支，在理论层面上，对政治变迁的宏大历史叙事和普遍化理论概括仍然被看作是政治学的重大议题。
在方法论上，政治变迁研究多数是停留在社会经济变革与政治变迁的相关性解说的层面上。多数学者从政治社会化、社会经济变量、社会政治变量等视角来解释政治变迁原因。这些研究途径虽然在方法论上很受欢迎，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并不能算是政治变迁的分析理论，而更多地是一种政治变迁的描述性理论。这些相关性解说只是对政治变迁表层现象进行的概括性描述，对其因果关系的实质缺乏应有的深入分析。概括意义上的相关性解释虽然提供了构建经验理论的基本资料，但并不是经验理论分析本身，因而不能用来理解相关变量之间互动的本质，无法对特定制度背景下政治变迁事实进行经验性解释和可行性预测。
当我们深入特定政治变迁的经验性研究时，我们往往会发现，政治变迁过程中政治现象和行动将涉及的具体问题远比宏观理论的阐释要复杂的多。普遍化理论与特定背景下的经验之间会出现不衔接，宏观理论的解释在具体的事实面前会显得苍白无力，理论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解也因此缺乏指导意义。这种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理论体系的建立所依据的事实根据往往是有限的，当这种理论体系被用于更大范围的经验性研究时，其普遍化理论的指导意义就会减弱甚至丧失。尤其是跨文化的研究中，宏观理论追求普适性与愿望和价值方面的偏颇将会导致其理论解释力的局限和偏差。[19]
政治变迁实际上可以包括两个基本层面的变化。其一，政治系统内部的变化，即系统组织和成员之间权力职能关系的变化；其二，政治系统本身的转变，即政治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转变。因此，政治变迁理论既需要深入分析特定政治系统内部权力和功能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也需要研究一种政治系统类型是否可能向另一种系统类型演变，或者是如何发生这种演变这样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应该探讨政治系统内部的变化与系统演变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一种政治体系内部的变化能否促使政治系统向另一种模式转变。然而，宏大理论和宏观抽象模型分析方法将很难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这些变化的深入探讨需要建立相对具体的实证分析理论。
三、政策过程：一种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
通过上述分析，抽象宏大理论与具体经验之间存在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其理论方式就是在宏大理论和具体经验之间建立中层理论。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曾经根据社会学研究领域存在的同类问题提出了建立中层理论的构想。他认为，中层理论的意义在于架通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之间的桥梁，是一种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与具体经验性描述之间的理论。中层理论的目的主要是指导经验研究，其理论能够通过经验加以验证，因此，它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适用于解释有限的社会活动领域。同时，中层理论并不排斥宏观经典理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建构策略，而是指出宏观理论因普遍化、抽象化所产生的理想化和空洞化的弊端，开辟被宏观理论所忽视的具体领域和研究方向，增强理论研究的应用性、适应性和指导性。而实现这一理论设想的策略则是，通过区分宏观理论问题和微观现实问题，建立针对经验调查的中层理论构想和假设，并使这些构想和假设能够在具体的经验调查中得到证实。因此，中层理论实际上是对宏观经典理论研究工作的延伸和补充，它并不刻意寻求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途径和理论解说，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实证的方法寻求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途径和方案。[20]
中国的理论界在对政治改革问题的理论研究中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尴尬境地，政治改革研究在理论指导上长期局限在似是而非的宏大理论叙事层面而不能自拔，在经验性研究上又缺乏足够的理论指导，因此存在着宏大理论阐释和就事论事个案分析的两极分化。宏大理论阐释的那种评古论今不着边际的演绎和归纳，就事论事个案分析的那种缺乏理论想象力和反思的琐碎，体现出中国理论界在中国政治改革研究方面的理论贫乏。在宏大理论阐释方面东拼西凑的借鉴，以及在个案分析方面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和离散，使得相关研究无法进行有意义的知识积累和理论认识的提升。因此，墨顿的中层理论构想和设计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可以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应该有宏观理论研究的指导，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理论也确实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一些一般性概念、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如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分化和重组）、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社会基本价值的转变（如社会精英与大众政治意识和观念的变化）都可能成为某种外在原因，成为对政治改革产生影响和推动的力量。但是，当我们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践活动时，其相关概念和推论都只能是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设，而不能当作既定事实的根据。而且，政治发展和政治变迁理论所推论的许多因果关系仍然过于宏观和一般化，无法回答更加深入的具体问题。例如，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来影响政治改革的进程，哪些因素和条件决定着政治改革目标和内容的选择以及形式和方法的运用，又是哪些原因使中国政治改革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这些问题光靠政治发展和政治变迁的宏观理论假设和解释是无法给与具体回答的。
因此，当我们涉及中国政治改革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寻找理论解释的时候，必然需要建立针对这些具体问题所设立的较为具体的分析理论。这种理论应该对所关注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同时又能对宏观理论所提出的某些基本假设给与解释和补充。这种理论不应该是包罗万象的。那种把所有相关的因素变量同等地纳入分析框架只能是徒劳无益的，无助于理清各种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因此，这种理论必须是一种有限的理论，其观察的对象应该是具体存在的事实，而不是理论推论的假定，其论据应该是以已有的事实为依据，而不是在观念上的预期，其理论假设应该是建立在有限的彼此相关的事实基础之上，而不是平分秋色的无所不包的事实罗列之上。
如果我们围绕中国政治改革的特征来考察20多年来政治变迁的过程，我们就有可能建立一个较为具有针对性的分析理论。首先，我们可以从政治变迁的方式入手来建构我们的分析理论。政治变迁可以分为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政治改革作为政治变迁的一种方式，与政治革命的方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政治革命以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员为手段，通过彻底改变现有的权威体制，对现有政治制度以及政治体制进行颠覆性的变革，并伴随着大规模的政治精英的转换。因此，政治革命是一种剧烈的政治活动，涉及的是政治领域中的高烈度层面的政治冲突。由于政治革命的这些特点，考察和分析政治革命所运用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将更倾向于政治冲突的层面。政治学对政治革命的考察分析往往更多地关注于革命形成的原因，如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争夺、党派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这里，社会冲突理论、阶级分析理论、社会-国家（对立）关系理论和革命理论成为主要的理论分析工具。政治改革则涉及的是政治领域中低度冲突层面的政治活动，它主要涉及的是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下对政治运行体制和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和有限的变革，其主要手段是通过现有的权威体制制定改革政策，并主要是通过现有的政治与行政体制来推行改革政策的实施，以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
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政治改革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政策过程，即政治权威在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体系中，按照特定的规则选择和制定政策，并赋予实施的过程。按照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只要政治系统能够不断地制定出权威性的决定并赋予实施，政治系统就会持续。在这里，维持某种程度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是问题的出发点，而政治过程的主要内容则是一个政策选择、制定与实施的政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的要求和压力、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价值观、官僚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因素等无疑会对政策选择、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只有在围绕着制定权威性政策的层面上加以考虑才有意义。因此，政治改革的分析理论应该是政策取向的，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政策过程。
对政策过程的研究无疑为我们建构政治改革的分析理论提供了新的途径。政策过程研究并不是新的领域。西方政治科学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注重政策过程的研究，其相关研究大多是基于对本土稳定的政治系统运行的探讨。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模式曾对政策过程研究的发展起过重要的影响。他认为，政治系统是由政治行动者的规律性互动构成的，这些行动者的任务是为社会进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治系统所处的环境对政治系统不断提出需求和给与不同的支持，政治系统根据其运行规则把这些需求和支持转换为公共政策形式，然后政策实施所产生的结果反馈给环境，并影响今后对政治系统的投入。[21] 由此可见，伊斯顿的政治系统模式可以被看作是政策过程的一个初步模式。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日益重视对公共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的政治科学家、行政学家将其研究集中在公共政策的规划、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来。在政治科学领域，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已经成为支柱研究领域之一。公共政策的经验性研究坚持较为传统的描述性和记述性的分析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分析和探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过程。以宏观理论模式为基础的政策过程研究注重政策或政策领域的长期发展与变化，政治思潮、社会观念、政府组织和社会制度等对公共政策发展变化的影响，以及公共政策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以微观理论模式为基础的政策过程研究则侧重于政策过程中单个的行动者的行为分析，试图从这些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全面细致的观察中归纳出政治精英、利益团体和官僚机构的行为模式，以及这些行为模式的制度和文化原因。[22]
此外，比较政策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了跨文化的研究方面，其研究包括对某些特定国家（如欧美国家）之间的比较，不同国别之间实质性政策（如保健政策、税收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和环保政策等）内容的比较以及公共政策过程比较。早年公共政策比较研究由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理论所主导，主要研究和探讨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一般过程中，国家是如何作出政策反应的。这种发展理论认为，随着各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进而进入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而在同一发展阶段各国政府所作的政策反应是相同的。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一些学者试图通过比较政策的研究来检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理论。进入70年代以后，这种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因为人们发现各国政府在同一政策问题上所作的不同反应与它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并不一定相关（如欧洲大陆国家和英、美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上的差异）。对发展理论模式的批判促进了比较政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一些学者试图证明不同历史经验和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不同文化价值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也有学者重新从历史-制度的角度研究不同国家的政策过程，把人的行为或组织的行为放在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制度安排中进行考察。比较研究的发展和多样化使得公共政策研究突破了美国主流学派（多元主义学派）对该领域的垄断，新协作主义（neo-corporatism）、新制度主义、政策网络分析和社会选择理论等新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在政策过程研究中产生影响。
由此可见，以政策研究为取向的学术探讨已经涉及政治学、行政学乃至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这些研究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证的成果，其中包括众多的基本概念、对变量关系的假设、理论分析框架、研究途径和方法等，为我们构建政治改革的分析理论和途径提供了理论建构的许多素材。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些理论素材中提炼出我们需要的成分，构建可以用来指导政治改革研究的理论。政策过程理论构建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研究的价值标准，这些价值标准将决定政策过程研究的范畴和方法，决定我们应该将哪些变量纳入考虑的范围和采用哪些分析手段。其次是针对所要观察的事实提出基本问题，根据基本问题寻找相关的变量，然后通过事实的分析找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找出不同因果关系中间的逻辑顺序。
20多年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践所体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持续性和渐进性。[23] 如果我们从这一持续性渐进特征来考察中国的政治改革，考察这种持续性渐进政治改革的成因，以及它以什么途径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的构成和运行方式，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因此，对中国政治改革政策过程研究的范畴首先应该确定在政治过程的领域，涉及的将是改革政策是以什么样的既定方式和什么样的现实考量标准被选择、制定和实施，而不应该是首先从社会基本价值目标出发来进行政策设计。只有当我们对现实的事实和经验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基于社会基本价值目标的政策设计才有坚实的事实基础。与此相适应，在方法论上则应该首先确定在经验性解释的实证研究方面，而不是规范价值的陈述和强调方面。经验性解释的实证研究一般是对既定事实的研究，即将政治改革当作一个既定事实，并从此出发对所发生的事实进行有目的的分析。它将有助于我们摆脱由于对某种主观价值目标和价值要求的期盼可能对基本事实分析的困扰，有助于我们对政治改革的实践和经验及其规律进行尽可能客观的了解。
四、政策过程理论的框架
政策过程如果可以成为一种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层理论的话，它应该包括如下的研究内容。其一，它需要探讨改革政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和体制下被制定和实施的。其二，它需要探讨对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有哪些，这些变量（如社会经济条件、各种政治组织和机构、各种社会群体、政治领导人等）中哪些变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三，它需要探讨那些对改革政策制定起决定性作用的群体、组织或个人的政策偏好，他们在政策选择中所依据的标准和条件。在这里，政策过程的概念不同于政策分析中的政策制定程序的概念，它应该从围绕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政治过程来界定。
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是制约和规范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因素。政治环境的状态决定着政治体制可能感受到的政治压力或者政治支持的程度，而政治体制的特征则基本上决定着政策过程参与群体和个人在政策制定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政治环境的差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选择时政策优先考虑事项的顺序和基调，而政治体制特征的结构性差别则决定着政策过程参与群体和个人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权力关系的差别。例如，当政治环境有利于某项政治改革的时候，相关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就会更容易，反之，相关政策就会被暂时搁置。如果政治环境由于某项政策的实施而恶化，产生了政治的不稳定，政治改革不但会暂时停止，已有的政策也会被调整甚至停止实施。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将使得政策制定的权力更多地集中于国家权威机构，社会团体的参与和影响力就会很弱。另外，人格化权威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弱制度化将使政治领导人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而官僚群体对政治组织的依附性将大大削弱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利益受损时的抵制能力。[24] 政策过程理论对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特征的考察应该是动态的。尤其是对政治体制的考察，不但要阐明政治体制结构的基本特质以及对政治过程的作用，而且也要考察其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政治改革过程中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变量因素是重要的，需要加以考察分析？亨廷顿在概括政治变迁研究途径时曾经提出的分析框架和相关变量值得我们参考。他认为研究政治变迁可以从政治系统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变量关系着手。政治系统各种组成部分可以概括为五种类型。第一，政治文化部分，即与政治有关的并且在社会大众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态度、取向和信仰。第二，政治结构部分，即有形的政治组织，如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官僚层，这些政治组织制定权威性的决定并将其赋诸于实施。第三，社会群体部分，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和经济群体，他们以一定方式参与政治，向政治机构提出要求。第四，政治领导层部分，即政治机构中的个人和集团，他们在确定价值观念和取向方面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政策选择和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五，政策部分，即通过政治活动制定和实施政治决定，其目的就是有意识的影响社会内部利益和惩罚的分配。政治变迁必然要涉及到这五个方面的变化。而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些组成部分发生变化的速度是有差别的，并彼此产生影响，形成不同特点的政治变迁的形式和结果。因此，他建议人们应该注意研究这些组成部分变化之间的关系，如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变化与结构演化之间的关系，领导人更替与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群体政治参与的变化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25]
亨廷顿所归纳的这五个变量为我们研究政策过程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分析途径，但他只是罗列了这些变量和研究变量关系的可能性，并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五个方面的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按照什么样的逻辑互为因果的。其实，这五个方面的变量都与政策过程有关，也可以被看作是政策过程中的最基本的变量。政策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围绕特定政策诉求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活动。这种政治过程也是各种政治变量之间不断进行互动的过程，其互动过程又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条件下，按照一定的政治规则进行的。在这里，政治体制是进行政治互动的前提条件，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政治互动的结果。改革政策会在不同的程度上改变既定的政治体制，改变了的政治体制将成为下一轮政治互动的前提条件。因此，当我们确定了改革的基本政治变量之后，还必须探讨政治体制的基本状况，探讨政治组织、社会群体和政治领导层等其他变量是以什么方式和途径参与政治决策，它们在政策选择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是谁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政策过程中，政策选择主体的行为不仅仅受政治体制的制约，而且也受其政治需求和价值观的支配，这种政治需求和价值观之间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詹姆斯?安德森所认为的那样，决策者进行政策选择时虽然会受到诸如社会经济条件、政治压力、制度的程序以及时空限制等因素的作用影响，但决策者本人的价值观和需求对政策选择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些价值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其一，政治价值，即决策者在评价政策方案时所采取的政治标准。对政策决策者来说，“政策被看作是发展和实现政党和利益团体目标的手段，政治上有利构成了此种政策决策的基础。”其二，组织价值，即决策者在政策制定中对其所属组织机构的利益和目标的考虑，这种组织价值具体体现为追求本组织（如官僚机构）的生存，发展和扩大本组织的计划和行动，以及维护本组织的权力和特权等。其三，个人价值，即决策者在保护和发展个人的政治声望和历史地位，以及其他利益时所遵循的价值标准。其四，政策价值。政治决策者不但受政治、组织、个人利益价值标准的影响，它们还可能会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和政策合理性的认识来确定政策的选择。其五，意识形态价值，即主流社会和国家权威所确定的一整套逻辑上相联系的价值观和信念，它是政治权威衡量政策行动合理化和合法化的重要手段和标准。[26]
安德森对于影响政策决策价值类型的分类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政策取向或偏好的五种价值基础，尤其是意识形态价值对我们分析中国政治改革政策选择具有启示的意义。安德森的意识形态价值的概念比亨廷顿的政治文化概念在分析政治改革政策过程中更具有可确定性。政治文化作为社会大众基于经验所形成的对政治权威、政治权力和政府角色等的态度以及相关的价值和信仰，它所表达的是社会群体政治行为所处的主观环境。[27] 政治文化在什么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对政策过程产生作用是很难确定的。阿尔蒙德和维巴曾经试图通过社会问卷的方式和文化分类的理论模式来说明政治文化如何决定民主政治体制的形式，但其结论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伊斯顿自始至终批评政治文化的概念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坚持用价值的概念而不是文化的概念作为政治分析的基本概念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政策过程分析中，意识形态的概念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可观察性。在多数情况下，权威体制中的意识形态是由政治权威来确立和修正的，它作为政策和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标准不但具有更明确的强制性，而且一旦主体意识形态发生修正或更改，往往对政策选择产生明显的作用，因此具有分析上的可观察性。例如中国领导层在1978年底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体系的修正，为随后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合理性的价值基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然而，安德森对政策价值取向的分类也仅仅是采取了罗列的方式，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价值取向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例如政治价值与政策价值或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与政策价值之间的矛盾，组织价值与其他价值之间的矛盾等等。当这些矛盾产生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种价值将会占有主导的地位，并能够对其他价值进行修正或限制。具体讲，在什么条件下政治价值（如政党的生存发展）将促使既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或部分改变，又是在什么条件下它能够对组织价值（如官僚机构的部门利益）的作用产生制约。这些问题在改革政策过程分析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当我们考察分析政策选择过程时，不仅要考察分析决策者的政策取向和价值观，而且还有必要分析政策选择中的不确定因素。假定政策决定者能够按照其政策取向和价值标准来选择政策方案，但他同时仍然会面临政策结果可能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决策者总是希望政策能够按照预期的结果被实现，但是，政策方案是建立在预测和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仍然会有许多无法预知的因素影响到政策的实际结果。当经验和预测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决策者必须认真考虑一旦政策失败可能产生的后果。这种考虑对改革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政治改革政策的失败尤其会带来政治上的严重后果。因此，决策者将面临政策选择如何应付政策失败的问题，这将使得理性的决策者必须根据已有的条件，选择合适的政策策略，以求减少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保证改革政策基本目标的实现。这种针对政策结果不确定性所采取的策略手段将决定改革政策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步骤，以及决定政策的内容和时间表。而某种策略的重复使用将会使政策方式、步骤以及内容和时间表的选择形成某种定式，最后将形成政治改革的某种特点。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基本可以对政策过程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总结了。首先，我们可以假定中国政治改革是在现有的基本政治制度条件下对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所进行的改革，它是在维持基本政治制度稳定的基础上对政治权力和政府运行体制所进行的调整、改进和职能转换。因此，政治改革可以看作是一个政策过程，是一个通过政策的选择、制定和实施，实现对现有政治权力关系和政府体制的职能进行有目的的转变的过程。随着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基本政治制度中的某些原则和部分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变更，但其出发点仍然是以维持稳定而不是实行颠覆为改革的基本目标的。
当我们将理论的视角放在政策过程分析的层面之后，影响政策选择、制定和实施的各种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由于我们将政策过程作为分析的主线，其关键变量的选择主要根据它们与政策过程的相关性程度而定，依照这一标准，我们将与政治改革政策过程密切相关的五个变量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它们包括意识形态、政治领导层、政治运行体制中的各种组织机构、社会群体和政策。同时我们假设，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对政策过程产生影响和作用的程度是由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关系所决定的，这种权力关系决定不同的变量以什么样的渠道和参与程度来影响政策选择、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根据这一假设，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意识形态对改革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意识形态本身会发生变化。其二，在权威体制下政治领导层在政治改革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政治领导层的政策取向、偏好和价值标准对政策选择和政策策略的影响。其三，官僚机构和组织的政策偏好和价值标准对改革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这些机构和组织的特质（如制度化程度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对政治改革政策选择的影响。其四，社会群体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对政策过程可能的参与方式和程度。其五，决定政治改革政策的内容、步骤和实施时间表的重要因素。
以上政策过程分析框架还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政治改革中的某些具体理论问题。基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持续性、渐进性的基本事实，需要从理论上回答的问题有：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为什么这一改革能够长期持续？这种渐进改革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现行政治运行体制的平稳变革？以及这种变革是否遵循着某种逻辑？针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我们可以假设，中国政治改革的持续性是由中国政治领导层确定的政策目标和采取的政策策略所决定的，政治改革是一个不断进行政策选择的持续过程，其渐进性特征与政策选择所依据的制度和体制的具体条件相关。运用以上政策过程的理论框架对这些假设进行实证性检验将可以得出有意义的新的结论，这将与传统的宏大理论分析的结论形成有意义的对照。
概括而言，政策过程作为研究中国政治改革的一种中层理论，是为政治改革经验性研究提供具体理论指导的实证性理论。与政治发展的宏观理论想比较，政策过程理论是有限理论，它主要是围绕着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方面的相关问题展开的理论假设和实证检验。它并不涉及主观的社会基本价值目标的探讨，不是从主观规范价值判断出发评价政治改革实践的对与错，而是试图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特征和方式方法进行理论性解释。同时，政策过程理论分析并不完全排除价值选择，这一理论的构建其实是以如何才能维持政策过程平稳运行为基本价值原则的，并围绕这一价值建立相关的概念和命题。政策过程理论承认价值目标，并试图分析最大限度实现既定目标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过程理论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规范性不同于传统的政治伦理理论，因为传统政治伦理理论“充其量不过是试图证明所选择的伦理立场是正确的，它并不想对行为作出任何解释”。 [28] 具体讲，虽然中国政治改革过程中政治民主和科学决策成为政治领导层和学术界反复阐述和讨论的话题，但政策过程理论并不把政治民主或政策科学作为理论建构的基本价值原则，而是把它们当作可观察的事实纳入描述性分析之中。这种选择与作者的政治立场无关，而是从理论构建的一致性考虑的。正如伊斯顿多年前就曾经指出的那样，民主政治作为人们所偏爱的一种政治系统，已经成为了人们争喋不休、乐此不疲的一种政治伦理的中心话题。 [29]直到现在，围绕民主政治的立场之争依然存在。政策科学在半个世纪前提出来以后，所引发的理性主义和渐进主义的争论虽然已经平息，但理性主义即理想主义和渐进主义即保守主义的立场对立仍然存在。因此，将这些富有争议和无法准确界定的价值作为理论的价值出发点，这本身就与政策过程理论的实证性目标不一致。当然，政治改革的研究领域应该涵盖多层面的理论问题和价值选择，其中也包括社会基本价值目标实现的问题、政策设计科学性的问题以及政策选择的伦理问题。但是这些不同领域的问题不应该混为一谈，混淆这些问题的边界只会带来理论分析上的混乱，对既定价值于事无补。此外，对社会基本价值目标的探讨和政策设计的科学性追求离开了对现实政治的如实了解，也只会使这种目标和设计脱离实际，成为一种好看而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
注释：
[1] 理论诠释主义者不但寻求对事实的精确概括和解释，而且还要寻求解答与社会观念相关的那些有目的的行动的理由。为此目的，理论诠释首先需要建立一种可以直接进行评估的规范标准，然后在这些规范标准与一般因果理论之间建立联系，最大可能地解释某一特殊社会的实践行动与其他社会的实践和传统之间存在的连贯性和可理解性。见Harry Eckstein， “Case Stud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Political science: Scope and Theor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5， p. 81; and Donald Moon， “The Political Inquiry: A Synthesis of Opposed Perspectives.” 同上， p.173.
[2] 例如，利普塞特在他的《政治人》一书中认为，社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密不可分，彼此相辅相成。国家一旦达到更高的识字率，形成更强的社会流动，具有更多的广播和电视，就会加速民主的进程，见《政治人》，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3-40页；希尔斯则认为，历史发展或演进就是通往现代性，就是通往民主，新兴国家的民主必须建立在人人平等之上，…走向现代性就是走向科学性，…现代性就是西方化， 见Edward Shil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tes， Paris: Mouton， 1966， pp.8-10.
[3] Lucian Pye， “Introduct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ucian Pye and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3-26.
[4] Marvin Olsen，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3， No. 5. October 1968， 703-704.
[5] Alfred Diama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Strategy”， in John Montgomery and William Siffin (eds.，)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Change， N.Y.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6， pp. 108-120; Leonard Binder，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LVII， Sep. 1964， pp. 622-631.
[6] Howard Wiarda， “The Ethoncentrism of Social Science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of Politics， no. 43， April 1981， pp.163-197.
[7] A. H. Somjee， Parallels and Actual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iam， 1986.
[8] S. N. Eisenstadt， “Post-Traditional Societies and the Continuity and Reconstruction，” Daedalus， 102 (winter 1973， pp. 1-27.
[9] 例如，印度学者梅塔提出的整合式多元主义理论就是针对印度本土发展模式的一种轮廓清晰和意义深远的阐释，见Vrajenda Raj Mehta， Beyond Marxism: Toward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New Delhi: Manohar Publications， 1978.
[10] Susanne J. Bohenheier， 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alism: The American Paradigm-Surrogate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 1971; Teresa Hayter， Aid as Imperialism， Baltimore， MD: Penguin， 1971; Ronald H. Chicote，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1.
[11] Wiarda， “Ethnocentrism of Social Science，” 见前引。
[12] 相关研究见[美]C. 戴约等，《东亚模式的启示：亚洲四小龙政治经济发展研究》，王浦劬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徐湘林：“论东亚发展模式及其内在原因”，《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上册，第144-162页。
[13] Tony Smith， “The Dependency Approach，” in Howard J. Wiarda， 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91， p.125.
[14]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二章。
[15] 同上，第16-17页。
[16] Gabriel Almo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0， pp. 166-168.
[17] Nicholas Berry， Political Configur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Society， 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2， p.49.
[18]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
[19] 徐湘林：“政策科学的理论困境与本土化”，《21世纪：人文与社会》（首届：“北大论坛”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0] 墨顿对中层理论的论述，见Robert King Merton， “On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 “ in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Science，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Piotr Sztompk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另见，J. H.特耐，《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第23页。
[21]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s-Hall， 1965， p. 110.
[22] 对政策过程研究成果的评述，见大岳秀夫：《政策过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23] 徐湘林，“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16-26页。
[24] 徐湘林，“毛后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25] 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西里尔?布来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以文出版社，1996，第82-83页。
[26] 詹姆斯·安德森，《公共决策》，华夏出版社，1990，第19-20页。
[27] 西德尼·维巴对政治文化的经典定义是：“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它决定着人们如何看待政府的合适角色以及政府应该如何组织的信念、符号、价值观是什么。见Lucian Pye and Sidney Verba，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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