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篮球，科学化训练，方法，手段
随着现代篮球运动的飞速发展，世界篮球运动呈现高速度、高对抗、高技巧的特点，科学化训练成为各国提升自身篮球水平的重要途径。篮球运动训练科学化，有利于提高篮球训练过程的有效性、针对性和日的性，使训练符合篮球运动的发展特点，有利于提高篮球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对于提高我国的篮球运动水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现代篮球运动的特点分析
1.1集体与个体相统一
现代篮球运动强调比赛过程中个体与集体的统一，集体性主要体现在团队精神和协同作风，体现在球场上一切个人行动要要基于全队整体的目的与任务之中，同时要充分发挥教练员的指挥才华和场下替补队员的作用，将全队作为一个整体来制定战略战术，现代篮球运动在注重整体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个体的发挥，如当年公牛队的迈克尔乔旦，现今湖人队的科比布莱恩特等世界著名球星，他们的表现对篮球比赛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纵观当今世界高水平篮球赛，只有处理好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在注重集体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个体的作用，才能掌握比赛主动争取比赛胜利。免费论文。
1.2攻守平衡性
篮球比赛是两个队在规则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不断的攻守转换，其实质是两支球队控制球权的转换，主要从瞬间的行动意识、战术组织和配合方法三方面进行攻守配合，现代篮球运动强调把进攻-攻守转换-防守和防守-守转换-进攻这三个不同阶段，组成一个完整的攻与守的密不可分的整体来进行训练，在比赛中强化转换意识并加以运用，从而使现代篮球运动从理论到实际训练与比赛形成进攻、防守、攻守转换这一现代篮球运动新的结构体系。
1.3准确性
篮球比赛的目的是将球投入对方球篮,并以得分多少来决定比赛胜负的运动项目,投篮是得分的唯一手段,现代篮球运动既强调内线高大队员在篮下的近距离进攻，也注重外线队员在三分线附近的远程发炮，加之队员的个人突破，形成了多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式进攻，主要表现为三分球投手多，命中率普遍提高，投距远，投点广。攻守转换快，特别是进攻速度加快，投篮机会增多，远、中、近都布有强投攻击手。免费论文。投篮训练过程中，既要求投篮技术方法不单一、能变化，更要求动作扎实、正确和规范，而且要求在训练中对抗条件下投篮的高数量和高质量。免费论文。世界优秀篮球队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投手，他们的投篮技术达到了艺术化的水平，普遍具有在对抗条件下投篮方式多、变化多、出手点高、心态稳、投速快、突然性强和命中率高的特点。
1.4“四高”的完美结合
高速度、高强度、高技巧、高空争夺激烈是现代篮球运动发展的又一特点，“四高”既强调提高攻守阶段速度，又强调加快攻守转换速度，使快攻反击次数增多，快攻得分率提高,特别普遍重视提高高大队员参与快攻的全面意识和速度，在高速度、高强度对抗中转换技术和战术、保持较高的投篮命中率，在高空对抗中争夺进攻和防守的主动权，以速度争取主动，以争取时间来控制比赛，以高超的技艺来完成进攻，赢得比赛胜利，成为现代篮球运动的主要趋势。
2现代篮球运动科学化训练方法
2.1技战术的创新
创新是现代篮球运动科学化训练的核心与灵魂，现代篮球创新训练，首先要求技术动作的创新，如在被封盖的条件下运用各种不同的动作投篮、传球，在严密防守的情况下技术动作的合理运用，达到对动作技术的全面掌握，实现技术动作的创新。其次，在战术配合上，通过不断创新基础配合，并把新的配合同本队的实际相结合，形成独特风格，从而提高球队的战术水平。现代篮球运动强调技战术的协调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创新过程中不能顾此失彼。
2.2科学安排训练负荷
负荷主要包括量和强度两个方面，它们彼此依存又相互影响，任何负荷都是以一定的强度为条件而存在的，任何强度又都以一定的量为其存在的基础，量和强度和合理搭配是训练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当今篮球训练在大运动量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大强度的训练，突出强度训练在训练中的效果，大强度训练的科学性，首先要把握运动负荷的专项性符合比赛的要求,与队员训练的水平相称。其次要把握篮球运动的能量供应形式,篮球运动的技战术训练负荷特点，如在教学训练过程中,掌握新难技术时,负荷量和强度要小;在发展运动机能能力时,负荷量和强度要大;在发展动作对抗性能力和提高动作熟练性时,负荷强度要大,且负荷量相对减小;在训练技术运用的比赛能力时,要增加适宜的心理压力。战术训练过程中,量和强度要随着战术结构的不同而变化。在安排个人战术行动时，训练负荷量和强度较大,在安排两三人之间的战术配合和全队战术行动时,负荷量和强度相对较小，技术越熟练，身体素质水平越高,负荷量与强度越大。在身体训练时负荷量与强度增加不同，从负荷特征来看,一类以增加负荷强度为主的身体训练，如速度,一类以增加负荷量为主的身体训练，如耐力。在增加绝对力量时,多采用大负荷强度小负荷量的训练方法。
2.3投篮技术的科学化训练
据资料显示，世界强队每天要求运动员在对抗条件下进行投篮训练，一般在6.5米外区域的不同角度定时定量投进500-600个球,这意味着一天每名运动员要投1000-1500次,而在投进的500个球中的命中率要达到55%-70%,以此保障在正式比赛中球队整体投篮命中率在50%-55%以上,全队场次总得分不少于90分.据此可见,现代篮球投篮训练,必须本着大强度,大运动量的原则,使队员在高强度的对抗中练习投篮技术,如内线队员在提高自身绝对力量的基础上练习多名队员防守下的挤投、后撤步投篮、左右手的勾手投篮和打三分的能力，外线队员在牢固掌握投篮技术的基础上练习快速突破投篮、移动中投篮、急停跳投和有防守情况下的贴身投篮，如后卫或前锋中距离的急停跳投，远距离的三分远投、急停三分远投和超远三分远投，通过这一系列投篮练习，命中率应稳定在50%左右。
2.4心理素质的科学化训练
运动员的心理素质指运动员与训练竞赛有关的个性心理特征，以及在训练竞赛过程中把握和调整心理过程的能力。高水平的篮球比赛不仅是技战术之间的比拼，同时也是教练员和队员心理素质的较量，教练员心理素质的提高主要来源于自身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和专业知识的掌握，所以，作为球队的教练必须认真学习篮球专业知识，保持自身以最先进的理念带领球队训练和比赛，同时仔细总结每次训练和比赛的经验，并把新的经验重新运用到训练和比赛中，真正做到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队员的心理素质除自身原因外，还依赖于教练员在训练过程中的培养，由于篮球比赛运动员心理承受的压力大，情绪变化莫测,所以篮球运动员的心理训练必须有足够大的心理负荷和重点加强心理状态的训练,如在训练过程中练习突然被全场紧逼情况下的传球推进，提高队员的应变能力；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的稳扎稳打，提高队员的稳定素质；一球定胜负的情况下敢打敢拼，提高队员的自信心等。只有具备了积极的、适宜的、稳定的心理状态，从而保证训练的成果在比赛中表现出来，创造优异的成绩。
3结语
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篮球运动同样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科学化训练方法的提出，归根到底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在篮球运动发展多样化的今天，我国的篮球水平与世界强队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客观地分析我国篮球运动训练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更新观念，改革创新，科学训练，使中国篮球尽快步入世界篮球强队之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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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现代数学；课堂教学；工科研究生
一、现代数学的演变趋势和特征
多年来，伴随着数学的不断发展，人们难以給数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包括其特征刻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数学定义为“纯数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空间形式即为几何学，这在客观上完整地概括了19世纪以前数学的对象和本质，因而被誉为“经典定义”。但是20世纪数学的大发展衍生出的许多新特征，已经不能为经典的数学定义所概括。因为现代形式的数学已成为非常抽象的学问，并且完全演变成一种无物质内容的符号系统和一定公理规则下的推演技术。数学的这种离开物质内容的特有空洞性，加上它那曲折而奥妙的逻辑推演技术，造成了数学特殊的认知难度。
然而，现代数学在科学技术发展中越来越展示出巨大的力量。众所周知，它已成为物理科学的语言和设计模型以及探索自然机理的手段。同时它又是其他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经济科学、管理科学甚至一切应用科学与技术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现代数学的这种无比广延的普适性，也正充分地说明了它对现实物质世界无限高远的概括性和抽象性。这种抽象性越高，越与人的感官能及的直接经验相去甚远，同时导致在认知上就更难，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接触它、接受它，因为它已经渗入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
二、工科研究生现代数学教学现状、问题和挑战
工科研究生现代数学教育是工科研究生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工科研究生的教育，必须培养其独立解决科学技术发展中出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能力。由于数学的应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几乎一切领域，因此大多数工科院校的研究生课程设置里，还包括多门现代数学课程，以便学生掌握和运用数学技术。这同时也说明要培养属于高级专门技术人才的硕士和博士，必须具备较高的数学修养和较丰富的数学知识，否则就难于在当代科技的发展中作出开创性的成果。
但是工科研究生现代数学课程教学效果很不理想。目前工科研究生的主要来源是工科院校本科应届毕业生。大多数院校工科本科生的数学课程主要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而其他的数学课程如“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离散数学”等一般只作为选修课程。也就是大多数入学研究生具备的这些数学知识多数还是属于较古典的内容，近、现代数学知识特别是接近实际应用的数学知识储备尤为不足。在研究生阶段，大部分工科院校考虑到实际的需求，給研究生开设现代数学课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以加强他们的数学素质和修养，包括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其中涉及的必修现代数学课程包括“矩阵论”、“泛函分析”以及“数值分析”等课程总体上仍属于基础理论课，其高度的抽象性和实际的应用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方面，当学生学习理论性较强的现代数学课包括分支领域时，他们往往缺乏兴趣，逃课、开小差、打瞌睡的现象比较普遍；另一方面，学生不愿意学，老师也就很难提起精神认真教授对工科研究生来说非常重要的数学课了。
三、工科研究生现代数学课堂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工科研究生的数学课堂教学是研究生直接学习和吸收数学知识的最重要的途径。那么如何通过课堂教学使研究生更好地吸收现代数学思想和方法、提高其数学素养和运用数学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呢？笔者认为应该对现有的现代数学课堂教学方式进行改革。
从管理的角度来讲，需要充分认识到研究生现代数学教育的重要性。一方面，在课程的设置上，既要重视培养和提高研究生的数学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一现代数学教学的基本任务，又要重视加强数学的实际应用，提高学生运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宣传和思想教育，让研究生认识到现代数学教育的重要性，使其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现代数学的学习中。
对于教师而言，要不断地创新现有的教学方法。就职业道德而言，每一位給研究生教授现代数学的教师都要认真对待每一次的课堂教学；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尽力安排好课堂教学内容；细心研究如何教好每一堂课，不能照本宣科，力求授课内容浅显易懂，吸引学生的听课兴趣；特别是可以从本学科的起源、发展和走向即应用于何处来讲，使学生对所学的现代数学分支领域有一个总体上的了解和把握。
要注重加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鼓励和引导学生主动提出其在专业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需要借助数学手段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授课教师可以为其提供数学思路和方法，帮助其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教师可以结合所讲授的课程内容和方法为学生多搜集一些实际的应用案例，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主动性和积极性。比如在学习“泛函”这个抽象的概念时，由于其原型是函数，学生接受起来相对容易。为了将该概念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可以让学生严格按照该概念，结合自己专业构造一个泛函出来。这个习题看似简单，但学生在构造过程中，需要结合自己专业概念，先要构造一个线性空间来，然后才能在该线性空间上构造出泛函。这种方法既可以锻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且也有助于这个概念的消化和吸收。
四、工科研究生现代数学课堂教学的心得体会
前已述及，现代数学呈现出向更高级理性化方向演化的趋势，并且更为概括和抽象，距离经验也更远。为了理解现代数学的本质和特征，在教学方法上应该提倡反璞归真，不仅要了解数学的物质源泉，了解昨日的数学，还更应了解它们的演化、发展和应用。比如在讲“群”这个非常抽象的代数概念时，如果直接把群的定义讲給学生，学生肯定难以接受。教师可以先从学生知道的最简单的“整数群加群”讲起。首先，写出整数加法满足的结合律，由这里引出半群的概念；再給出整数“0”与任意整数相加都得任意整数的等式和任意整数和其相反数之和都等于“0”的等式，由此引出群的概念。通过该讲解过程，学生就能了解群这个概念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其原型原来就是从中小学就知道的整数集合带上加法运算。在学生了解“群”这个概念后，可以让他们结合自己专业构造一个群和半群的例子进一步加深对“群”的理解。
再如讲解其他的一些抽象概念时，教师均可以从这个概念的原型或引入背景出发来讲解。比如学习微分流形时，可以先讲解多元映射的概念。由于多元映射的最简单情形就是一元函数，不妨启发学生回忆一元函数微积分的内容，并且告诉学生关于多元映射也有类似于一元函数的微积分学，而且这些微积分学在学习微分流形时也会用到。其他内容不用讲，学生就明白了关于多元映射主要有哪些基本内容，可以用到哪里等等。这样学生就理解了所学学科的发展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相应的数学思想及方法。这需要授课教师有很高的数学素养和专业知识，对所讲学科的发展演化过程了如指掌，否则难以产生良好的效果。
素质教育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的知识体系既要专业化又要综合化，教师本身既要有较强的感性思维能力，又要有较好的理性思维能力。因此，教师要率先自主学习科学思维方法论与形式逻辑等课程，掌握科学思本文由收集整理维的基本方法，根据本专业的知识结构与教学手段，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在教学及相关实践中积极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同时引导学生建立科学思维模式，以破除思维定势与应试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辉格式历史”观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
“辉格式历史”，也被称为“历史的辉格解释”，指的是按照科学家对现代科学贡献的大小来衡量其历史地位的科学史，这种科学史往往忽略了历史上科学工作的基础与背景①。相对于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去除“辉格式”探索与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依然承袭了传统模式，“鲁郭茅巴老曹”仍然占据了重要的分量。这一方面是因为教学时数的限制，诸多高校在不断缩减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时数，尤其是二本院校，基础专业课程的教学时数在素质教育课程的冲击下不断减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教学体系改革与教学思想革新的滞后性。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中形成的讲授方法与考试模式，制约了教学的去“辉格式”进程，导致了学生理性思考能力的降低，尤其是概括总结能力与质疑反思能力的降低。
“辉格式”历史观也影响了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理解与把握。教师在讲授时只是将那些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进行分析与讲解，教师关注的核心是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政治或社会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整体把握。这种教学方法也影响到了学生的相关实践.如在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学生不会选题、不会设计、不会论证，有的只是对某一作家及其作品感性层面上的喜欢或不喜欢，很难上升到逻辑思维与理论论证层面，表现为不会选题不会评价，这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不够扎实，另一发面，也是由于学生的文学史知识仅仅局限在大家名作上，而这些大家名作的研究要出新意是相当困难的。
如何在较短的教学时间内让学生掌握和理解丰富的内容，并形成独立思考与质疑的能力，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这也要求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引导学生利用科学思维方法，对所学知识进行逻辑推理与创造性思考，从而培养和提高理性思维与论证的能力。科学思维方法是指“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科学劳动者进行科学思维活动的规则、途径、形式和手段的总和。”②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思维方法包括创造性思维法、溯因法、逻辑与历史方法、假说与实证方法等，涵盖了感性与理性思维方法。
二、科学思维方法建构的实践途径：创新教学模式
人文社会科学关注价值的同时也关注真理，因此在从事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就不能仅凭借直觉、想象等感性思维方法，也要有效运用假设与实证、逻辑推理甚至数学统计等理性思维方法，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探索，以得出具有真理性与价值型的结论，并由此而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既科学思维习惯，将读后感式的文科论文写作变为符合学术思维规范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型学习实践。
1、以科学思维方法为指导，变“灌输式”教学为“引导式”教学
以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传统的教学模式桎梏了思维的健全发展，“灌输式”的教学使得文学史学习缺乏逻辑性以及历史场域还原的丰富性与生动性，教师的教学更多地是在进行“换述”活动，即将教材上的文字“换述”为教师口语，同时，教学方法的改革更多关注的是现代媒体的使用，主要是以其为载体添加一些动态图片或影音资料，以增加所学内容的生动性。要改变上述状况，必须要变“灌输式”教学为“引导式”教学，这就要求教师要拥有丰厚广博的哲学、历史与文学知识，并以此为基础，运用科学思维的具体方法，如溯因法、逻辑与历史等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深刻解读与阐释，以拓展学生的认知空间和文学视野。
溯因法是指追溯已知事实形成原因的思维方法，注重对已知现象的科学解释。在文学研究中关注作家的童年经历对创作的影响，就是在注重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作家的童年性格特质研究其创作成因以及风格形成的。逻辑方法是指运用概念、推理与判断对事物进行本质分析与规律阐释的科学思维方法，其中分类与对比、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概括等是普遍适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历史方法是指按照自然时序来考察并揭示事物发展趋向及其必然性的思维方法。逻辑的方法探讨规律，舍弃诸多细节与偶然性因素，历史的方法以大量史实为基础，重视细节与偶然因素，揭示历史的生动性与丰富性③。如在评价百年中国左翼文学的成就与局限时，教师需要运用溯因法、逻辑与历史方法进行分析，首先是结合“五四”时期婚恋革命的文学思潮与社会革命的哲学思潮来研究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革命+恋爱”模式的成因，其次是以战争为背景从解放区文艺运动影响的角度来理解左翼文学从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两性情感纯净化倾向，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理清左翼文学发展历史，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科学思维方法，提高其分析理解能力。
2.以创造性思维为核心，建立交互自主型学习模式
“交互”原是计算机专业术语，指计算机程序员与程序间的互动反应以及数据与数据间的交换④，现代教育将其引申为教学用语，是指在人为创建的教学环境中，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学习指导者之间进行双向互动的信息交流，以促进既定目标的实现⑤。“自主”是指自我独立并自我负责的心理状态与认知能力，交互自主型学习模式是指以自我独立负责为基础，以信息交流与反馈为核心的一种学习模式。实践证明，在现代文学的教学中，适当运用这一学习模式能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如“课前五分钟”学术讲演活动与课后“现代文学读书小组”的设立与执行，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对现代文学的关注度与理解力。
在现代诗歌教学中，针对学生普遍喜欢唐诗宋词而对中国现代诗歌不太感兴趣的现状，教师在合适时机设置了恰当问题，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台湾作家三毛自杀十周年（2001年）时，“现代文学读书会”自发开展了小规模的纪念活动，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制定了这一期的“课前五分钟”内容，即在课外搜集自杀的现代作家与诗人的资料，包括探讨其自杀原因的研究成果，重点分析朦胧诗人顾城与海子的自杀原因，在“课前五分钟”中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学术演讲，之后由学生和教师分别进行一句话点评。由于“读书会”纪念三毛的热潮还未褪去，加之社会上“自杀”现象的频繁出现，学生对这一问题较为关注，在研究自杀原因的同时，学生也充分地了解了朦胧诗人的诗歌创作，对其思想与艺成就有了较为深刻的体认，逐渐喜欢上了现代诗歌。
创造性思维方法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通用的科学思维方法之一，也是教育各阶段都受到重视的思维方法。创造性思维方法“是指人类在开拓认识新领域、创造认识新成果过程中使用的富有创新意义的思维方法”，包括联想与想像、直觉与灵感、逆向思维以及悖论思维等方法⑧，其中逆向思维与悖论思维方法属于创新思维的重要构成。培养与建立交互自主型学习模式，要以创造性的思维方法为核心，确立教学与学习的关键点，树立富有激励性与挑战性的学习目标，发明家爱迪生曾说，“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我们在世的短暂的一生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种服务更好的了。”⑥爱因斯坦指出，“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的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⑦交互自主型学习应该以兴趣为核心，结合教学内容，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对现有的研究成果提出质疑，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目标，为最终成为综合素质型人才奠定基础。
三、科学思维方法建构与应用的意义
就全国的高等院校而言，考试制度的改革、学分制的贯彻、素质教育口号的提出显示了高校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视，但塑造复合型人才，除了文理打通的知识学习之外，还需要注重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偏重于感性思维的文科学生而言，迫切需要加强科学思维素养，因此，纷纷在文科素质教育中开设了“科学思维方法论”以及“形式逻辑”等课程。但是这些课程的教学与学习，往往因为与学生所处的专业相隔较远，呈现出一定的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课程中所列举的事例往往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学生感觉理论枯燥，学习起来较为吃力，也很难应用到本专业的学习与研究上。科学思维方法的学习与应用，可以培养良好思维习惯，提高分析与表达能力，可以提供必要的教育教学准备（师范类），与基础教育的衔接，可以培养质疑与批判能力，打造研究型与应用型人才；可以培养理解力与团队精神，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思想形式与思想内容之间的中介是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是借助思维形式同向顺时推动思维过程运行并由此形成思想内容的有效思维工具。”⑨中国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基础课程，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的联系极其紧密。将中国现文学的教学及其它相关实践活动（课后作业、学习兴趣小组以及毕业论文写作等方面）相互衔接，不仅是教学上的需要，也是建立师生双向交流的基础，更是合理建构与有效运用科学思维方法的现实途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及相关活动中，科学思维方法的建构与应用实践，可以在文科教学、学习与研究领域，为我们提供建构与运用科学思维方法的有益借鉴。（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
基金项目：遵义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吉首大学博士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注解：
①[英]巴特菲尔特.历史的辉格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20.
②⑧刘冠军，王维先.科学思维方法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6.473.265.
④项国雄，王佑美.交互媒体与交互模式.计算机世界，2001（12）：b9-b10.
⑤参见胡勇.网络教学中的教师角色实证研究.开放教育研究.2009（02）：92-96；刘晓明，刘旭东.现代远程教学中的交互设计研究.中国成人教育，2011（09）：125-127.
⑥王通讯.科学家名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1.
（下接第262页）所从事的岗位主要有景区讲解员、饭店服务员、导游。说明大学生在选择假期实践岗位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五）学生所学专业知识部分能够用于假期实践
旅管专业大学生在假期实践过程中，能否将所学专业知识用于实践过程中，调查结论见表5：
表5所学专业知识运用程度情况运用程度人数比例不能28人8.2%部分可以240人70.6%全部能够72人21.2%由表5可以得出，91.8%的旅管专业大学生在参与假期实践过程中，能够把所学知识运用于假期实践过程中，用学校所学知识指导、服务社会实践。同时，通过假期实践提高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结合个别访谈了解到，由于学生实践岗位有些与本专业相关性不大，大一、大二学生所学专业知识的有限以及知识的时效性，所以选择“部分可以”运用到假期实践中的比例最大。
（六）学生通过假期实践的收获颇丰
表6通过假期实践的收获情况收获情况人数比例没有收获20人5.9%收获甚微60人17.6%较大收获260人76.5%由表6可以看出，大多同学认为自身通过假期实践获得了较大的收获。结合个别访谈，了解到他们具体认为自己在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专业知识实际运用、合作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等方面有较明显的提高。因此，可以得出旅管专业大学生通过参与假期实践大部分能有所收获，对今后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七）假期实践与学生能力培养的关系密切
表7实践前后学生能力变化情况项目满意度实践前优比例
良比例实践后优比例良比例学习态度11634%747%12938%17351%专业技术能力9528%624%12236%13941%综合素质8525%1322%10932%10230%此项调查是请19名教师对回收有效问卷的学生能力进行实践前和实践后的评价，学生能力分为三个项目，分别是学习态度、专业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满意度分为优、良、中、差四项，教师评价如表7所示。通过该表可以看出，学生的三项能力都有着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专业技术能力通过假期实践，提升迅速。
此外，通过个别访谈了解到大部分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都能认识到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同时，学生们也提出，构建一个规范的社会实践平台为大学生提供实践信息和加强实践环节的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针对8所学校的教师访谈，了解到大多数学校已经意识到开展假期实践的重要性，肯定假期实践是人才培养的必要环节；能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假期实践，部分学校还做出了必须要参与假期实践的规定，但主要是对结果进行评估，针对实践前期和实践过程中的管理较少。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旅管专业学生参与假期实践的动机前三项分别是为就业作准备、增长见识和发现自己的不足。大部分学生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假期实践活动，主要参与途径是自己联系、同学介绍和亲友推荐。通过参与假期实践活动，大多数学生能够将学校所学的知识运用与假期实践过程中，并通过实践获得一定的收获，各方面能力都有明显提高。实践活动，对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职业能力培养、综合素质的提高等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影响
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一、现代科技革命历史沿革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科学技术变革。但在古代，科学尚处在萌芽状态，比较原始和零散，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到了近代。科学技术才真正开始系统而全面的发展。16世纪中叶，哥白尼发表了巨著《天体运行论》，提出太阳中心说，从此了科学技术变革的开端。
关键词：下行刚性；层次弹性；动态区域；分区规划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traditional rigid urban planning already can not adapt to the demand of the urban construction, should be in urban planning of using the elastic planning methods of work. In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background, should be using the elastic city planning methods of work, to adapt to the city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certainty and flexibility,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stability of the overall city planning and local can accommodative. This paper urban planning flexible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the method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downside rigid; Level of flexibility; Dynamic area; Zoning planning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弹性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指的是物体在保持本质不变的前提下具有的可变性。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使用弹性的概念，有助于城市规划体系具有可变因素的包容性。在传统城市规划的实践过程中，因为没有完善的弹性规划工作方法，无法避免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1、弹性工作方法是城市规划发展必然方向
弹性工作方法指的是提高某些具有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环节的稳定性。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合理性变化，应该在保持规划整体稳定性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弹性。其中，刚性因素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保证城市整体稳定性的前提下，能够弹性的使城市规划灵活的编制和实施，适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将刚性因素的要求灵活的、充分的发挥出来，便达到了城市规划的最终目的。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并且随着区域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规模效应的增加，区域生产不断发展变化，城市建设也应随之适应其变化。区域生产的发展具有先导性和不可控性。在以往的城市规划之中，往往通过采集已有信息和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对城市的未来进行预测，之后提出相关的对策。因此，已有信息的采集和数学模型的建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刚性，很多偶然的、变化的、科技的因素无法被规划预见和预测，无法对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变化进行实时的反应。
在以往城市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以下问题，例如：城市规划和实际建设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随意突破规划指标屡见不鲜等，这些问题大大减少了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和法定效力。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的编制基本覆盖了城镇、乡村的范围，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同时，无法解决城市规划过程中面临的动态性问题，更无法和现代市场高效、快速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使用弹性规划的工作方法是满足城市规划的动态性的必然需求，是城市规划发展的必然方向。
2、城市规划弹性工作方法的思路
本次弹性城市规划工作方法针对现行城市规划编制体系提出“下行刚性，层次弹性”的编制思路。具体释义为：从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到详细规划，上位规划对下位规划提出必要的刚性要求，下位规划则在满足上位规划刚性要求的前提下，在该规划层面做出弹性要求，并对下位规划提出刚性要求。
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中，城市化水平和人口规模预测是制定方案的依据和前提。现代城市规划在传统预测方法的基础上，应适当考虑因政策推动、开发建设态势对城市活性区域城镇化和人口规模的影响。可在传统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口规模预测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主动性城市化因素对该指标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城市总体规划阶段仍然以刚性为主。
规划师应在充分调研当前我国城市化政策方向、市场开发潜力等的基础上确定城镇化水平和人口规模。并依据可持续发展及动态发展的需求，结合现状城市建设发展水平，分析城市静态发展区域和动态发展区域，对不同区域发展态势提出针对产业发展、住房建设、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等的建设发展要求。城市静态发展区域是指城市建设受到一定条件影响，在特定时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开发建设，以现状改造和基础条件改善为主的“微创式”城市建设区域。城市动态发展区域则是指现状发展条件较好，城市建设发展的重点地区，是城市建设最具活力的区域。该区域受政策推动、开发建设态势影响较大，是弹性城市规划的重点区域。
3、城市动态发展区域――分区规划在弹性工作方法中的作用
城市动态发展区域主要涉及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的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层面。
分区规划层面：城市分区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延伸，城市动态发展区域则是城市总体规划中最具活力的分区，是弹性城市规划实践的最佳区域。相对于城市静态发展区域来说，该分区的城市规划更具有弹性规划需求。
分区规划是本次弹性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区规划向上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的刚性要求，向下指导详细规划，尤其是控制性详细规划。分区规划在遵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道路骨架、功能分区的基础上，对区域内用地布局进行适当调整，完善和优化城市总体规划。并重点对用地功能进行弹性分析，确定弹性用地功能及其兼容性，弹性划分总体规划阶段地块用地边界。以往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在用地功能、地块划分上较多的体现为刚性要求，因为城市总体规划规划期限相对较长，一般为20年，较多的体现城市发展战略，无法过于详细的研究各区域发展态势，无法适应不可预知因素对规划用地布局的影响。传统的城市分区规划则在规划期限上基本与城市总体规划期限保持一致，并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对分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深化细化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的内容。而分区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下层次规划，其研究区域和内容更加具体。该阶段有条件进一步缩短规划期限，确定区域开发活性，进一步研究城市近10年左右的城市发展态势等影响因素。
弹性城市规划工作方法不仅应强化分区规划在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的作用，而且更应该强化其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以往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以城市总体规划作为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阶段。特别是与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协调过程中往往出现时间、进度赶不上城市发展变化步伐的情况，致使城市总体规划难以及时指导城市建设，致使城市总体规划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本次弹性城市规划工作方法强调城市总体规划与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建设用地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加强分区规划在具体建设用地平衡、核算，以及弹性用地、弹性地块划分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此种方法，即可使城市总体规划在一定时间维度上保持整体稳定行，亦可使分区规划在适当缩短规划期限之后，能够充分灵活的协调区域发展态势等动态因素，使城市建设能够适应现代市场高效、快速的发展水平，使城市建设积极向高效集约的方向发展。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城市分区规划确定的刚性要求前提下，则是指导具体建设开发的重要过程。应在该阶段加强规划师的主导地位，以便较好的落实上位规划弹性部分的刚性要求，具体指导城市建设。目前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弹性方法已经在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有了一定的实践，特别是在城市用地指标体系，指导性规定等部分，本文不再赘述。
4、结语
总之，弹性工作方法是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需求，使用弹性城市规划方法将使城市规划更具有法定效力和指导意义，是现代城市规划体系发展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李小建，李庆春．克鲁格曼的主要经济地理学观点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09，18(2)：97―102．
[2]吴殿廷．区域分析与规划高级教程[M]．背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14―15．
[3]张友安，郑伟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刚性与弹性[J]．中国土地科学，2004，18(1)：24―27．
关 键 词：科学，人文，宪法学
法学是一门科学，宪法学则是法律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这一论断在通用宪法教科书中普遍流行。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与“科学”的语词使用问题。它表明，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宪法学理论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信条。我国宪法学走向成熟，不仅要创新理论，完善学科体系，更要注重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宪法学理论繁荣的障碍，超越科学主义机械的分析方法，实现人文化的理论综合，是中国宪法学通往成熟的必由之路。
一、 分析与综合：科学与人文的方法分野
广泛渗透于社会人文学科中的自然科学方法，是由近代物理学开创的分析-还原法。［1］在“整体等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和”的假定前提下，自然科学通过分析和还原两个步骤来认识事物。分析就是把事物的整体分割为各个组成部分，在彼此孤立并与外界隔绝的“真空”状态中加以观察；还原就是把对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认识总括起来，作为对整体的知识。通过这种化整为零和积零成整，自然科学不仅极大地简约了人类的认识过程，促进了技术进步，而且孕育了社会人文学科中严谨精密的实证科学。但正因为认识过程被简化，科学只能看到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及其简单明了、确定不移并机械重复的规律。因此，宪法学既要继续弘扬科学精神，又要反对迷信科学方法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对我国宪政发展与法制现代化已经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干扰：
第一，科学是通过把整体分解成部分来认识的。法治国家作为一项整体性“工程”，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在官与民的关系上更强调掌权者服从法律，在上级与下级关系方面更注重法律对上级权力的约束。其根本立足点则在于最高掌权者须毫无例外地受制于宪法和法律。科学主义的思路已经把依法治国分解成为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乡等等，最终的逻辑结果就是“依法治人”，这就与法治国家的宗旨背道而驰了。第二，科学的任务就是捍卫真理，清除谬误。在社会生活中，科学主义与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极“左”思潮是息息相通的。但社会问题的逻辑并非简单的两极对峙关系，采用非此即彼、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办法通常是有害无益的。市场交易要求通过平等竞争实现交易双方的利益，政治生活秩序的维护需要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保持利益均衡，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妥 协。美国宪法就是一个“大妥协”（great compromise）的法律结构。第三，科学分析是为了实行技术控制，“这种控制实际上是单方向的，它大大地改善人类的命运。”［2］按照科学主义的逻辑，客观事物是毫无例外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可以通过技术规则来控制；人也要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可以运用法律规则来控制。如果政府运用法律控制个人就像工程师运用技术控制物质世界那样，公民与国家间双向制约的宪法关系就无从建立了。可见，科学分析方法入主宪法学，就意味着把支配个人命运的无限权力交给那些因认识了“客观规律”而拥有“绝对真理”的少数社会精英，从而为专制、极权大开方便之门。
人文主义认定“整体大于组成它的各个部分之和”，人以及人生存在其中的社会和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的有限理性不可能全面认识它。科学只是关于可言喻事物的知识，科学分析所得到的对部分的认识的加总，不可能还原成对整体的系统的知识。在整体面前，人们越是频繁地挥舞科学的解剖刀，世界就越是把它的奥秘深深地埋藏起来。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存在着自发秩序。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虽为人类理性所不及，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异己力量，而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应付环境的社会文化、习俗和制度。应当承认并尊重我们尚未自觉认识甚至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发秩序，而不能人为地干扰、破坏它们，否则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例如，把自发的市场机制视为盲目的起破坏作用的力量，并试图以人为的计划取代之；把法律作为统治阶级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志的表现，并试图创造出全新的规则来改造社会、改造人，都曾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社会生活与自然过程有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人作为主体自觉而能动的参与，人的自由选择使得即使在相同条件下同样的历史过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独立于个人选择之外的纯粹的客观规律，无论掌权者、理论家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宣告绝对真理或者强制推行客观规律的特权。
人文精神并不排斥科学，但它把科学分析严格限定在实证的范围内，尊重人对事物的价值评判，强调将部分置于整体的环境中、放在与外界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来考察。因此，规范分析即对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进行价值判断，是社会人文学科基本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结论都是有条件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终极真理。人文精神主导的宪法学承认人的主体性，注重公民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与，强调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双向制约的宪法关系。按照这种精神，仅仅要求国家决策科学化是不够的，任何重大政治决策都应当人文化，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宪法学应当积极寻求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为民主、法治和人权找到适宜的制度空间，从而把宪政建设引向成熟。
二、 失败与成功：科学与人文的实践绩效
西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是人为的“科学设计”的结果，而是一个内生的自发的社会进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数量的急剧变化与耕地数量的相对稳定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当人口大大增加、土地资源变得稀缺时，土地价值必然上涨，建立财产权法律保障制度就有了可能和必要；同时，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生活水平持续下降，饥荒、温疫与战乱接踵而来，就会造成人口锐减，劳动力变得稀缺，价格不断上升。在劳动者有了更多讨价还价的余地时，人权与公民权利法律保障制度就逐渐建立起来。［3］科学主义把科技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原因，但是，如果没有保护发明者权利的专利法律制度，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不可想象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只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动力或原因。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倡导的人文主义为内在精神，以权利界定和保护为基本内容的现代法制的确立，才是欧洲现代化的真正持久的推动力。
在近代史上，西方殖民者往往通过殖民战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张其商业影响，许多落后国家首先接触的是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科技副产品的科学主义成为这些国家指导现代进程的方法论基础。科学分析方法不理解西欧现代化的人文渊源，只注重其经济增长的功效，看不到以法制现代化为核心的制度现代化对整个现代化战略的统摄意义，只能提出军事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工农业现代化等低层次的现代化目标。但即使把所有这些要求叠加起来，也不可能得到一个现代社会。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整体性、复杂性与科学方法的分割性简约性南辕北辙，现代化战略在这些国家屡遭挫折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冲击下出现的诱致性社会变革，而不是一个内生的社会进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人为的设计和政府的推动。在救亡图存的紧迫压力下，人们力求找到某种能够立竿见影、迅速奏效的救国方案，这就使现代化过程具有浓厚的技术功利色彩，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的口号曾一度极为流行。但所有这些片面救国方案与前述片面现代化方案一样，都失败了。中国百年现代化的沧桑历程表明，科学主义不可能成功地把我们引向繁荣昌盛，从科学主义单纯的经济现代化向人文主义整体现代化的战略转变是现代化通向成功之路。整体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包括文化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三个方面的内容。受政企分开和政教分离原则的制约，国家对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而在制度文明特别是法制现代化方面则可以大有作为。通过法制现代化，国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够产生间接的然而却是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从科学分析向人文综合的方法论转变，要求我们抛弃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的功利主义，把法制现代化作为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键，把宪政建设作为法制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那种用经济立法冲击民事法律，用经济行政法替代宪法，排斥或者轻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作法，对法制现代化甚至经济现代化都是有害无益的。
三、 从分析到综合：宪法学通往成熟之路
自鸦片战争以来，科学主义随着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在“五四”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传统全面清算的时候，科学主义与激进民主主义就在我国社会人文学科中结成同盟，并主宰了萌芽中的宪法学。90年代初，虽然也有学者对法学是科学的命题提出过疑问，至今仍然没有触动宪法学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宪法学的晚近发展中，有学者以“社会权利分析”打破了沉闷已久的局面，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不过，从方法上看，社会权利学说依然以分析、分解、加总和还原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显然没有突破科学主义的思路。［4］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变革时代面临着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分析法学或者纯粹宪法学，而是综合宪法学。博登海默的综合法学，萨缪尔森对古典经济学派的新综合，已经成为变革时代的先声。他们虽然只是在同一学科内部不同派别的理论间的综合，但对我们仍不无启发。我国17世纪的科学家徐光启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从长远看，中国宪法学要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就须贯通古今、中西和文理，进行跨时空、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就近期来说，宪法学要走向初步成熟，至少需要完成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综合：
一是宪法学对社会人文学科的大综合。在科学壁垒面前，僵化、贫乏的宪法学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共有过三次修宪，宪法学家除在1982年第一次大修宪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以外，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都是由经济学家参与设计的。因此，必须破除科学主义在宪法学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之间人为设定的疆界，把宪法放在社会的整体环境之中，考察它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语言等诸多社会现象的相关性，形成由政治宪法学、经济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宪法文化学、宪法伦理学、宪法语言学等各个边缘交叉学科组成的综合宪法学科群。
二是宪法学对部门法学的小综合。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法之根本，是法的精神的集中体现。法制统一于宪法，其权威也来自于宪法。阐明宪法所体现的法的精神是什么，其他部门法是否符合宪法，有无违宪现象，是宪法学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只有宪法学才具有理论上的最终发言权。目前我国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之间相互重叠、彼此冲突，法律权威受到损害，与宪法学理论的封闭性有很大关系。要突破部门法学之间僵化的界限，把宪法纳入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去，从根本法、基本法律、普通法律的效力层次以及根本法、公法、私法的法制结构等方面阐释宪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宪法学的重大课题就是从其他法律部门中探寻和提炼宪法精神，并把宪法的民主、法治、人权和限制政府原则输送到各个法律部门中去。
三是宪法学内部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理论的实践效用不应当成为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理论成熟的自然结果。不应过多地指责理论脱离现实，脱离实践的理论只能是低水平的理论，成熟的宪法学理论自然能够引导、建设和批评宪政实践。因为学者生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时代向他们提出了理论问题。宪法法学只要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就不会脱离实践。造成宪法学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原因不是宪法学理论水平过高，而是它的理论长期停留在低水平上。宪法学理论工作者必须明确自己与宪政实际工作者之间的分工，自觉摆脱理论与实践低层次的统一，大力开展基础理论研究：首先要研究宪法学本身，把理论的系统化与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结合起来；研究宪法基本理论，实现宪法的多层次属性、多元价值与多种存在形态的综合；研究宪法的基本问题，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放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联互动中考察，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置于产权、人权与政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去理解，把法制现代化和宪政发展放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相关性中来探讨。
注释：
［1］参见吴国盛：《生命的漂逝》，《读书》1997年第8期。
［2］［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关 键 词：科学，人文，宪法学
法学是一门科学，宪法学则是法律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这一论断在通用宪法教科书中普遍流行。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与“科学”的语词使用问题。它表明，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宪法学理论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信条。我国宪法学走向成熟，不仅要创新理论，完善学科体系，更要注重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宪法学理论繁荣的障碍，超越科学主义机械的分析方法，实现人文化的理论综合，是中国宪法学通往成熟的必由之路。
一、 分析与综合：科学与人文的方法分野
广泛渗透于社会人文学科中的自然科学方法，是由近代物理学开创的分析-还原法。［1］在“整体等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和”的假定前提下，自然科学通过分析和还原两个步骤来认识事物。分析就是把事物的整体分割为各个组成部分，在彼此孤立并与外界隔绝的“真空”状态中加以观察；还原就是把对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认识总括起来，作为对整体的知识。通过这种化整为零和积零成整，自然科学不仅极大地简约了人类的认识过程，促进了技术进步，而且孕育了社会人文学科中严谨精密的实证科学。但正因为认识过程被简化，科学只能看到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及其简单明了、确定不移并机械重复的规律。因此，宪法学既要继续弘扬科学精神，又要反对迷信科学方法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对我国宪政发展与法制现代化已经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干扰：
第一，科学是通过把整体分解成部分来认识的。法治国家作为一项整体性“工程”，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在官与民的关系上更强调掌权者服从法律，在上级与下级关系方面更注重法律对上级权力的约束。其根本立足点则在于最高掌权者须毫无例外地受制于宪法和法律。科学主义的思路已经把依法治国分解成为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乡等等，最终的逻辑结果就是“依法治人”，这就与法治国家的宗旨背道而驰了。第二，科学的任务就是捍卫真理，清除谬误。在社会生活中，科学主义与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极“左”思潮是息息相通的。但社会问题的逻辑并非简单的两极对峙关系，采用非此即彼、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办法通常是有害无益的。市场交易要求通过平等竞争实现交易双方的利益，政治生活秩序的维护需要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保持利益均衡，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妥 协。美国宪法就是一个“大妥协”（Great Compromise）的法律结构。第三，科学分析是为了实行技术控制，“这种控制实际上是单方向的，它大大地改善人类的命运。”［2］按照科学主义的逻辑，客观事物是毫无例外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可以通过技术规则来控制；人也要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可以运用法律规则来控制。如果政府运用法律控制个人就像工程师运用技术控制物质世界那样，公民与国家间双向制约的宪法关系就无从建立了。可见，科学分析方法入主宪法学，就意味着把支配个人命运的无限权力交给那些因认识了“客观规律”而拥有“绝对真理”的少数社会精英，从而为专制、极权大开方便之门。
人文主义认定“整体大于组成它的各个部分之和”，人以及人生存在其中的社会和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的有限理性不可能全面认识它。科学只是关于可言喻事物的知识，科学分析所得到的对部分的认识的加总，不可能还原成对整体的系统的知识。在整体面前，人们越是频繁地挥舞科学的解剖刀，世界就越是把它的奥秘深深地埋藏起来。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存在着自发秩序。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虽为人类理性所不及，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异己力量，而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应付环境的社会文化、习俗和制度。应当承认并尊重我们尚未自觉认识甚至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发秩序，而不能人为地干扰、破坏它们，否则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例如，把自发的市场机制视为盲目的起破坏作用的力量，并试图以人为的计划取代之；把法律作为统治阶级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志的表现，并试图创造出全新的规则来改造社会、改造人，都曾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社会生活与自然过程有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人作为主体自觉而能动的参与，人的自由选择使得即使在相同条件下同样的历史过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独立于个人选择之外的纯粹的客观规律，无论掌权者、理论家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宣告绝对真理或者强制推行客观规律的特权。
人文精神并不排斥科学，但它把科学分析严格限定在实证的范围内，尊重人对事物的价值评判，强调将部分置于整体的环境中、放在与外界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来考察。因此，规范分析即对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进行价值判断，是社会人文学科基本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结论都是有条件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终极真理。人文精神主导的宪法学承认人的主体性，注重公民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与，强调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双向制约的宪法关系。按照这种精神，仅仅要求国家决策科学化是不够的，任何重大政治决策都应当人文化，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宪法学应当积极寻求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为民主、法治和人权找到适宜的制度空间，从而把宪政建设引向成熟。
二、 失败与成功：科学与人文的实践绩效
西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是人为的“科学设计”的结果，而是一个内生的自发的社会进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数量的急剧变化与耕地数量的相对稳定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当人口大大增加、土地资源变得稀缺时，土地价值必然上涨，建立财产权法律保障制度就有了可能和必要；同时，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生活水平持续下降，饥荒、温疫与战乱接踵而来，就会造成人口锐减，劳动力变得稀缺，价格不断上升。在劳动者有了更多讨价还价的余地时，人权与公民权利法律保障制度就逐渐建立起来。［3］科学主义把科技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原因，但是，如果没有保护发明者权利的专利法律制度，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不可想象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只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动力或原因。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倡导的人文主义为内在精神，以权利界定和保护为基本内容的现代法制的确立，才是欧洲现代化的真正持久的推动力。
在近代史上，西方殖民者往往通过殖民战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张其商业影响，许多落后国家首先接触的是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科技副产品的科学主义成为这些国家指导现代进程的方法论基础。科学分析方法不理解西欧现代化的人文渊源，只注重其经济增长的功效，看不到以法制现代化为核心的制度现代化对整个现代化战略的统摄意义，只能提出军事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工农业现代化等低层次的现代化目标。但即使把所有这些要求叠加起来，也不可能得到一个现代社会。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整体性、复杂性与科学方法的分割性简约性南辕北辙，现代化战略在这些国家屡遭挫折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冲击下出现的诱致性社会变革，而不是一个内生的社会进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人为的设计和政府的推动。在救亡图存的紧迫压力下，人们力求找到某种能够立竿见影、迅速奏效的救国方案，这就使现代化过程具有浓厚的技术功利色彩，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的口号曾一度极为流行。但所有这些片面救国方案与前述片面现代化方案一样，都失败了。中国百年现代化的沧桑历程表明，科学主义不可能成功地把我们引向繁荣昌盛，从科学主义单纯的经济现代化向人文主义整体现代化的战略转变是现代化通向成功之路。整体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包括文化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三个方面的内容。受政企分开和政教分离原则的制约，国家对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而在制度文明特别是法制现代化方面则可以大有作为。通过法制现代化，国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够产生间接的然而却是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从科学分析向人文综合的方法论转变，要求我们抛弃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的功利主义，把法制现代化作为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键，把宪政建设作为法制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那种用经济立法冲击民事法律，用经济行政法替代宪法，排斥或者轻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作法，对法制现代化甚至经济现代化都是有害无益的。
三、 从分析到综合：宪法学通往成熟之路
自鸦片战争以来，科学主义随着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在“五四”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传统全面清算的时候，科学主义与激进民主主义就在我国社会人文学科中结成同盟，并主宰了萌芽中的宪法学。90年代初，虽然也有学者对法学是科学的命题提出过疑问，至今仍然没有触动宪法学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宪法学的晚近发展中，有学者以“社会权利分析”打破了沉闷已久的局面，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不过，从方法上看，社会权利学说依然以分析、分解、加总和还原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显然没有突破科学主义的思路。［4］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变革时代面临着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分析法学或者纯粹宪法学，而是综合宪法学。博登海默的综合法学，萨缪尔森对古典经济学派的新综合，已经成为变革时代的先声。他们虽然只是在同一学科内部不同派别的理论间的综合，但对我们仍不无启发。我国17世纪的科学家徐光启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从长远看，中国宪法学要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就须贯通古今、中西和文理，进行跨时空、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就近期来说，宪法学要走向初步成熟，至少需要完成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综合：
一是宪法学对社会人文学科的大综合。在科学壁垒面前，僵化、贫乏的宪法学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共有过三次修宪，宪法学家除在1982年第一次大修宪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以外，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都是由经济学家参与设计的。因此，必须破除科学主义在宪法学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之间人为设定的疆界，把宪法放在社会的整体环境之中，考察它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语言等诸多社会现象的相关性，形成由政治宪法学、经济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宪法文化学、宪法伦理学、宪法语言学等各个边缘交叉学科组成的综合宪法学科群。
二是宪法学对部门法学的小综合。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法之根本，是法的精神的集中体现。法制统一于宪法，其权威也来自于宪法。阐明宪法所体现的法的精神是什么，其他部门法是否符合宪法，有无违宪现象，是宪法学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只有宪法学才具有理论上的最终发言权。目前我国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之间相互重叠、彼此冲突，法律权威受到损害，与宪法学理论的封闭性有很大关系。要突破部门法学之间僵化的界限，把宪法纳入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去，从根本法、基本法律、普通法律的效力层次以及根本法、公法、私法的法制结构等方面阐释宪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宪法学的重大课题就是从其他法律部门中探寻和提炼宪法精神，并把宪法的民主、法治、人权和限制政府原则输送到各个法律部门中去。
三是宪法学内部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理论的实践效用不应当成为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理论成熟的自然结果。不应过多地指责理论脱离现实，脱离实践的理论只能是低水平的理论，成熟的宪法学理论自然能够引导、建设和批评宪政实践。因为学者生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时代向他们提出了理论问题。宪法法学只要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就不会脱离实践。造成宪法学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原因不是宪法学理论水平过高，而是它的理论长期停留在低水平上。宪法学理论工作者必须明确自己与宪政实际工作者之间的分工，自觉摆脱理论与实践低层次的统一，大力开展基础理论研究：首先要研究宪法学本身，把理论的系统化与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结合起来；研究宪法基本理论，实现宪法的多层次属性、多元价值与多种存在形态的综合；研究宪法的基本问题，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放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联互动中考察，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置于产权、人权与政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去理解，把法制现代化和宪政发展放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相关性中来探讨。
注释：
［1］参见吴国盛：《生命的漂逝》，《读书》1997年第8期。
［2］［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基础；系统科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5918（ 2015） 08- 0014- 02
doi：10. 3969/j.issn.1671- 5918. 2015. 08- 007
[本刊网址]http：//
一、教育研究概说
（一）人类探索教育的阶段
虽然五大洲的人类早在很早时候就开始对后辈及族人展开了教育活动，但是通过“研究”（ research）来对教育对象、活动进行确证知识对于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人类来说仍是相当陌生的事情。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肇始于实验心理学影响与推动的“儿童研究运动”，人类探索教育的历程主要经过了依据经验、习俗与传统时期，遵循直觉、教条与权威时期，
借助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时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时期。
（二）教育研究的意义及性质
借助于科学方法，教育研究可以系统地描述并测量实在。它比个人经验、信仰更能有效地作为知识的来源。针对教育研究的意义，决策者们更期望通过教育研究来让教育领域取得大幅度进步并及时扩散其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教育研究为教育实践建立可靠的知识，通过教育研究的结论来为教育决策者制定政策以供参考。教育中的问题较为零散，个别研究只能孤立地收集、积累某些零散的资料，而不能整体上完整地建构教育图景。因此从性质上就注定了教育研究需要借助于多学科理论、概念与原理。
二、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
（一）教育研究“基础”的特性
教育研究的基础具有根本性，“基础”乃建构学问之本。但很少有人关注教育研究的“基础”问题：一方面由于18、19世纪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强调一切有价值的学问都是符合科学的，故教育的科学学问一开始就受制于自然科学；另一方面，教育研究至今仍处于混沌状态，并无统一的核心问题研究，理论的纷繁复杂及功利趋向导致不少研究者忙着开辟新领域。
（二）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二元对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是教育研究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前我们对于教育研究基础的探索，不应回避其交锋的问题及见解，而是更应该要去了解其争论的焦点。
在本体论意义上有两种相异的观点：人文主义者强调教育规律具有客观性且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应对教育科学持狭隘观点，教育过程中包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与规律，
从认识论意义的角度，同样存在两种相反的说法：教育科学是对教育价值进行判断的学科，因而具有“价值性”；教育科学是关于教育事实问题的科学，因此具有“价值中立”的判断。[2]教育研究界也存在着“价值”与“事实”之争，它们的争论焦点在于教育科学的独特认识逻辑。科学主义者赞成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果应该是中立性的，它排斥人们的主观态度。
（三）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虽然针对教育研究的基础论点不同，但它们都认可教育研究是有基础的。在界定教育研究基础前，有必要探讨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1.教育研究是否能构成独立、统一的基础
“独立”并不代表孤立，“统一”也非单一。教育世界探寻的共同对象基础是教育中的“事实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应该是相互存在，彼此交融的，其所构成的世界应该是可以描述教育事实并可阐发意义、价值的。“层次论”哲学观点，现代教育研究应该要摒弃“二元对立”的观点，视教育为多层面的、非均质的经验、概念与实践。
2.现代教育研究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长期以来，学者们惯于将“学科”作为教研的基础，但是这也导致了许多混乱的发生。本来人们想通过多学科的参与来对教育事实、现象做出深刻、明晰的理解，但是由于不同学科间森严的壁垒导致人们无法针对同一话题做出集中性探讨。教育研究的第一基础是教育研究自身，研究问题应从实践中得，研究结果也终要回到实践中去。即研究的结晶通过思想来阐发，而思想又孕育于教育实践。教育研究的第二基础是观念和方法，观念和方法一方面离不开每个学科，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跨学科性。以它们为教育研究的基础体现了教育的完整性。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应该表述为“实践一观念一方法”。
3.教育研究在当代条件下形成独立基础的时代必然性因素
首先是学校教育实践新格局的产生，学校由社会的附庸转变为社会上新思想、新理念的诞生地和传播者；其次是非学校化教育力量的快速发展，终身教育理念突破了学校樊篱，传统时间观的教育由阶段论变成了完整过程论；再次，现代教育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控制、自我评价、自我调节的能力和机制。今天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故教育研究不可能始终处于“边陲地位”，教育研是教育实践的准备。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对教育科学方法论的变革影响
（一）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研究领域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指的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及系统科学，包括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学科。人类的认识水平始终是与科技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按组织性和复杂性的分类标准来看，人类科学要研究的主要是四类领域：系统科学、混沌科学、概论系统和自然科学。
（二）现代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的方法论革命
现代复杂性系统可以从多层次上进行研究，这儿主要从系统论角度探讨科学方法论的革命。系统论主张打破人们普遍接受的框架，要求科学思维的转向。该革命的性质是用整体论的模式代替原子论的分析思维模式，但是这种代替非全盘否定，而是一种补充、发展和超越。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思想融入教育科学方法论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群，对教育科学方法论变革产生了促进性影响：
1.系统思维与教育科学思维的革命
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科学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思维发展史。随着原子论分析思维模式在各科学领域的溃败，科学注意的中心开始转向严谨精细的整体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对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教育科学开始从针对个别对象性思维向对象系统思维转向；教育科学思维领域开始生成了系统整体思维、全方位立体思维、系统综合思维和开放式思维。
2.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应用
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次教育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贝塔朗菲及众多系统论学者均赞同系统功能原理：整体功能大于孤立部分功能的总和。教育研究及教育实践活动从内在本性上来说均是系统，故该系统完全可以根据系统方法原理的精髓，在其进行系统优化的时候呈现“整体大于部分”的状态。教育科学与教育实践的功能可分为“元功能”、“加功能”和“构功能”三个层次。其中“构功能”，即各部分按有序组合构成系统时所展示出的功能，系统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追求的是构功能，实现系统质。
四、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一）教育研究中的形式与本质之争
形式与本质的矛盾乃是由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挑起，它贯穿了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等所有科学领域，故教育研究领域亦不能幸免。20世纪初以桑代克、博比特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教育问题，倡导用“精确的科学方法”来处理搜集到的教育研究问题，鼓励教育研究者养成归纳研究习惯和形成统计逻辑学的思维；然而，20世纪集大成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却是靠“流行的哲学方法”取得，如以进步主义、结构主义、要素主义等为例。
（二）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
教育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故教育研究方法论摆脱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传统：英美流行的“科学主义”和欧洲大陆盛行的“人文主义”。[3]科学主义极力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倡导将经验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人文主义认为其与科学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试图说明而后者则是理解，它反对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一元论，主张社会历史科学更适宜于用“个别的方法”（理解、移情或直觉的概念与实践）来研究个别东西。
（三）人文性角度看待教育研究方法论
当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内在地与教育活动本体论及教育实践方法论放在一起时，强大的人文精神就会体现出把握与改造教育的能力。教育研究方法论非纯粹的、客观上求“是”的问题，同时它也强调“价值”。科学研究要从“二元对立”走向“融会贯通”，应从综合层面看待完整的教育图景。在思维方式层面，我们要用“双面神思维”取代“二元对立思维”。针对教育研究方法论，我们应趋向于“多元论”：科学必具有社会性，应用研究的结果评价标准不可能做到纯粹客观，其必然受到社会利益的左右；教育研究亦存在劳动分工的性质，理性的意蕴必然也是多元的；教育研究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科学家、科学家共同体动机的影响而处于竞争状态。
参考文献：
[1]满忠坤.前沿问题与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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