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人文地理学中的一系列特色分支学科例如人地关系论、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等都纷纷兴盛发展起来。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浅析了人文地理学及其相关分支学科的研究现状以及今后发展趋势。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人地关系理论；地理学研究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人文地理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
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自始至终是人文地理学，深入研究人文地理学理论作用机理及其演化的规律性，从多学科视角分析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理论，通过创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将人地关系系统地整合起来，形成新时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不仅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顺应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也对推动我国城市区域社会经济持续良性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人文地理学在今后重点的研究方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深入经济全球化与人地系统调控、人地关系机理响应、格局与规律以及模拟人地“最佳距离”的研究；第二要深入人地系统与区域持续良性发展交互关系的研究；第三要深入人地系统演进过程中的全球变化问题以及其区域相应问题的多维多角度系列研究；第四要应用GPS等科技手段深入人地系统的综合集成与决策支持系统动态模拟研究；第五要深入人地系统中生态环境与环境伦理的研究。
二、深入实践性研究，不断拓展行为地理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国，行为地理学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已逐渐进入了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我国行为地理学科今后深入研究的重点、难点应着眼于行为决策机理、认知空间和行为规划多门类的研究。首先要使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对城市区域周边环境改变与人文活动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拓展行为地理学研究的理论空间与应用价值。其次不仅要深入对时间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的实践性研究，还要积极拓展新的数据生产与管理方法，以促进理论的提升。再次要深入认识地图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不断深化地图认知空间分析、拓展研究领域，以解读其背后深层次的城市空间人地关系的形成机制。最后要以提高每一个城镇居民生活质量、逐步构建低碳区域城市人地关系空间结构为目标，深入开展转型期中国区域城市空间发展研究和社会各个类型群体的行为空间与空间行为研究。
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科学体系
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已将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同时文化产业自身也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产业之一。人文地理学研究要在面向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需求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提升文化地理学的学科地位，还要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系统建设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学科体系。在学科间交流基础上开展理论创新的同时，还要多角度地吸收其他学科的科学营养，做好学科中的边界跨越者。
四、关注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班主中学地理教学 生态文明教育 渗透
十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党的十提出的这个新命题，也给中学地理教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即必须强化生态文明教育，教师要善于挖掘、利用教材中的生态文明因子，找到渗透点和结合点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提高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培养生态文明意识、树立生态道德观和指导生态文明行为。使学生在生活中实践这些理念并影响到社会中的其他公民，从而达到提高全民族生态文明意识水平的目的。
1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教育
1.1生态文明的内涵与特征
关于生态文明的内涵，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给出了不同见解。叶谦吉将其定义为“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潘岳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由此可见，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展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动保护客观世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
1.2生态文明教育的含义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学者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必须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关于生态文明教育含义的界定，陈丽鸿，孙大勇在《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理论与实践》中，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出发，认为它是一种社会性生态教育活动，重在培养全体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
总之，生态文明教育是在尊重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以提高人们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文明素质为目的，引导受教育者自觉遵守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规律，积极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代间、代际间的关系，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针对全社会各领域、各群体开展的一种社会性生态教育活动。
2 我国中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必要性
2.1 中国面临严峻的生态问题
目前，我国污染排放和资源开发已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和承载能力。我国面临着土地荒漠化日益严重，水土流失严重，森林锐减，水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失衡等问题。全世界十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六个在中国。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已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
2.2 当代中学生生态道德现状堪忧
中学阶段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对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态道德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还是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现状十分堪忧。表现如下：
2.2.1 正确生态文明观的缺乏。在我国当代教育中，分数、升学率等是关注的焦点。学生普遍有繁重的课业，生态道德教育被忽略。此外，在我国传统道德教育当中，主要是以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为中心的道德教育，忽视了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及其他生物的关系。这就使得学生忽视了要尊重和保护自然的意识。
2.2.2 生态道德情感的缺失。生态道德情感是人们对影响生态环境事件的爱憎、好恶的态度。生态道德情感的形成要以一定的生态道德认识、道德观念为基础，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要使学生有不断自我体验的机会，并将这些体验积累、概括起来，并形成稳定的生态道德情感。但是在当代学校生态道德教育过程中，教师仅仅是停留在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教育上，往往只是以生态道德知识讲授为主，而忽略了学生对大自然的情感体验。
2.2.3 生态道德责任意志的薄弱。生态道德责任是指人们具有从整个自然体的需要和利益出发，自觉地担负起恢复、重建生态平衡和促进自然整体价值提高的责任。而要做到担负起这个责任，必须具有自觉、坚强的意志力。
2.2.4 生态道德的行为的缺乏。生态道德行为是人们以一定的生态道德观念为基础，一定的生态道德情感为驱动力，在生态道德规范的调节下，对生态环境做出反应行动的社会实践，它是衡量人们生态道德意志高低的重要标志。它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节约用水，杜绝用一次性筷子等都是生态道德行为的体现。
总之，生态文明的建设必须以生态文明教育为基础。生态教育不仅能使人们获得对生态系统知识的认知，而且具有引导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生态价值观和塑造美好生态情感的功能，使人们自觉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我国面临严峻生态问题，加上中学生令人担忧的生态道德现状，使得生态文明教育尤为迫切。
3 生态文明教育与地理教学的契合点
现代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核心，以可持续发展为主线，构建了生态道德教育所必需的背景知识。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实施，中学地理教学的理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特别是对于环境环保、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加大了力度，注重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所以在地理教学中可以找到许多与生态文明教育相契合的地方。
3.1 中学地理教材蕴涵的生态道德
3.1.1 初中地理教材。我国现行的初中地理课本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教育的内容。如《非洲的人口、粮食与环境问题》《人口增长过快及带来的问题》《水旱灾害》等章节，揭露了人类的活动违背自然环境客观规律的后果。《北方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与综合治理》《南方地区的治水与治土》等着重强调各自然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都是围绕生态环境展开，与生态文明观不谋而合。
3.1.2 高中地理教材。高中地理教材明确提出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以人地关系为主线，以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为重点，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来构建生态环境知识。其主要由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组成。自然地理从大的宇宙观来介绍我们所处的宇宙环境，揭示了生态环境的客观性。人文地理从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来讲述两者的具体联系。
3.2 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是落实地理教育目标的内在要求
地理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运用地理科学观念、知识、技能，对人类与环境之间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积极开展地理研究和实践活动，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的目标。
而生态文明教育能够引导受教育者正确认识人类的生存环境，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道德出发，树立一种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现展观和价值观，自觉养成爱护环境和保护生态系统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正是地理教学所要实现的目标的内在要求。
4 地理教学中如何渗透生态文明教育
4.1在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
在地理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生态文明教育，可以使学生学到更多的生态文明知识，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
4.1.1努力挖掘地理教材中的生态教育因素。中学地理教材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内容。其主要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区域地理方面进行分解知识。自然地理阐述了人类所处自然环境，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人地关系，它是培养学生具有生态文明观念的基础；人文地理着重论述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关问题，突出了人类普遍关注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因此人文地理教学中要努力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人地和谐”的生态文明观念；区域地理强调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区域地理教学中应注意培养学生“因地制宜”的生态文明观念。教师在教学中要吃透教材，努力挖掘地理教材与生态文明意识培养的结合点。在保持原有知识系统性，完整性的基础上要适度拓宽，加深生态思想和生态观点的渗透，进而拓宽学生视野，增强生态文明意识。
4.1.2乡土地理与生态文明教育的整合。生态文明教育可以利用乡土地理教材内容，寓生态文明意识教育于乡土地理真实情境中。整合学生身边的生态文明教育素材，如家乡的开发、利用和资源保护现状及环境问题等。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当地水文、地质的观测以及环境现状调查等，并就观察到的问题进行合作探究，分析原因，提出解决方法，提升环保意识。
4.1.3抓住生态时政热点，唤醒生态忧患意识。地理教学中抓住生态时政热点，适时地渗透进生态文明教育中，能让学生进一步了解生态问题对人类生存的影响，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唤醒其生态忧患意识，树立保护环境的强烈责任感。如联系到北京雾霾天气，引导学生分析其原因，探寻解决方法。从而使其意识到树立生态文明意识的重要性。
4.2在地理教学中树立生态道德观
树立生态道德观，就是使学生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形成既要对他人和社会承担责任，也要对后代、其他生命形式及整个自然界承担责任的道德理念。
在地理教学中，我们可以利用各种特殊的环保纪念日，如“植树节”“世界环境日”“无烟日”等对学生开展生态道德宣传活动，提升其环保意识。还可宣传植树造林的作用，有效地培养生态是非感、生态荣辱感、生态义务感、生态参与感，反对铺张浪费，提倡绿色消费，使生态道德深入人心。
4.3在地理教学中指导生态文明行为
在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观念，牢固树立自觉爱护生态系统的生态道德观后，应该把理论知识放到具体实践中，实现由知到行的转换，在实践中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
在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自己动手，调动学生参与创建的积极性，并及时予以指导，形成师生共建的良好局面。一方面组建地理课外兴趣小组，组织以环保教育为主题的野外考察、环境调查等实践活动。例如：参观污水处理厂、开展废旧电池收集和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提升学生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地生态行为习惯，教育学生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创建文明生态环境。如节水节电，垃圾分类投放等。同时批评指正学生平时不好的生活行为，如随地吐痰，践踏草坪等不良道德行为，要从社会公德和生态伦理的角度予以教育，使学生从生态可持续发展角度，进一步体会这些生态行为习惯的价值。
总之，将生态文明教育渗透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就需要充分挖掘地理教材中的生态文明教育因子，联系学生身边的环境，结合乡土地理，注重时政热点中的环保问题，关注人口、资源、环境和区域发展等问题，以利于学生正确认识人地关系，形成可持续的观念，在地理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并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养成生态文明道德观，从而在实际生活中指导学生的生态文明行为，养成良好的生态文明习惯，珍爱地球，善待环境。
【参考文献】
[1]陈丽鸿，孙大勇.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8.
本文所用概念分析法主要是将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概念分析论观点［2］与科学思维分析方法［3］相结合。康德认为抽象的概念只有与现实相关联，才可能不是空洞的。他提出人的理性认识与客观事物是通过经验性的认识联系起来，可通过认识事物的起源、界限和范围，来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组成成分。我们借助这一观点，从回顾护理人文关怀的起源、界限和范围入手，借助文献进行概念分析。参考科学思维分析法的定义将概念分析法界定为：把复杂的概念运用一定的分析方法（名称、历史、结构等）暂时分解为简单的部分与要素，逐个加以分析，呈现出概念的内涵（本质特征）及外延（组成成分）［4］，以精确把握概念的本质和规律的方法。
2人文关怀理念的内涵
护理人文关怀是一个复合概念，是哲学与护理学的有机结合，是人文关怀理念在护理学科的具体运用。为把握护理人文关怀概念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特征，须追溯“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理念的内涵。人文关怀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一方面源于14～16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运动，使人文主义的内涵得以彰显；另一方面，它的前身是哲学家们一直探讨的终极关怀（ultimateconcern）问题。用德国哲学家蒂里希的话来说，终极关怀就是“人类无限地追求那无限［5］”，也就是“人自始自终地、无条件地、极其虔诚而热情地对代表无限、永恒、自由之物地向往和追求”，蒂里希对无限、永恒、自由之物给出了解释，即哲学界所研究的人生目的与意义和新存在，与神学所研究的宗教和上帝。中世纪的西方社会，由于人们长期受教会的束缚，对人的自由与平等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与追求。于是，掀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humanism）运动，主要倡导人文主义思想，即否定神权，提倡人权；扬弃神性，讴歌人性；反对禁欲，呼唤人情。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解释来讲［6］：“通常谓之‘近代’的这段历史时期，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的思想见解有许多不同，有两点最重要，即教会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也就是说：神的威信衰落，人的威信提升，终极关怀的对象由上帝转化为人自身。
由此可见，只有解放人自身的思想，坚定人自觉的信念，人自主的尊严和自我的价值才有实现的可能，人文的特色也才会突显出来。“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才具有人文关怀［7］（humanisticconcern）的本质属性，也正如梁实秋先生在其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里给出的“人文主义”3层含义［8］：①人文学科，古典文化之研究；②人文主义、人本主义；③人性、人情、人道。概括起来，此时人文关怀的本质主要体现在以“人自身的生命价值”为本，其特征是具有人文学科的文化知识、具有“人权平等、人格尊重、人性自由、人情博爱”的人文或人道主义思想。人文关怀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终极关怀的内容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如：现代社会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人的物质生活得以丰富，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人们开始呼唤人性的慈善与崇高，去爱护自然以及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与动植物，这时终极关怀转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以“人与自然、与弱势人群关系和谐”充满着人道主义内涵的关怀特征；到了后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虽具有了保护自然与动植物的理性意识，但人自身的非理性因素难以控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仍然存在［9］。于是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理论开启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开始反思自身存在价值，呼唤人性的自然情感，终极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以“人与人、与社会关系和谐”为本的发展阶段，体现出人际间具有超越性内涵的人性关怀。因此，无论神灵、人类社会，还是动植物、自然界，人文关怀的目的就是要体现万事万物的相依共生，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整体，并在相互关系中达到和谐相处，促使人全面完整的发展。
3护理人文关怀内涵的研究现状
3.1护理人文关怀的本质特征
现代护理学诞生于西方社会，虽然那时没有明确研究护理“关怀”（caring）的概念，但与护士、护理和护理职业等相关的英语里主要有3个基本词汇：nurse，nursery，nursing。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3个基本涵义［10］：①从业人员以女性为主，主要承担照顾儿童的工作（awomanwhotakescareofayoungchild）；②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悉心关怀及其专业性和附属性，必须经过训练且掌握一定技能的专业人士，特别强调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工作（apersonwhoisskilledortrainedtakesattentivecaresforthesickorinfirm，esp.underthesupervisionofaphysician）；③非血缘或法律关系的亲密关怀，担当、接受与分担父母般抚育与照顾的责任（affording，re-ceivingorsharingnurtureorparentalcarethoughnotrelatebybloodorlegalties）。3层含义中始终贯穿着护理学生命关怀的理念与行动（takecare），并永恒不变、超越时空、超越历史及超越感性地渗透在护理的专业性、附属性及以强护弱的“母爱”情怀之中，体现出护理学一开始就是以“关怀弱势人群的生命健康”为本、承担着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作用，因此，护理学的本质是护士对弱势人群的悉心关怀，我们可视为护理一词最为原始的定义。但这里没有提及“护士自身的生命价值”。
护理人文关怀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后现代时期正式提出来的。受当时哲学存在主义与现象学思想的影响，美国精神病学家和内科学教授Engel于1977年首次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此影响下，护理学者开始反思自身的专业价值、地位及研究领域等内容，美国护理理论家MadeleineLeininger与JeanWat-son鉴于她们丰富的人类文化学与精神心理学知识背景和专业价值观，分别于1975年和1979年提出“人文关怀是护理学的本质”的观点，并将护理学拓展到以“关怀整体人的生命健康”为本的人性关怀的发展阶段。Watson［11］在她的第一部著作《护理：关怀的哲学和科学》（Nursing：ThePhilosophyandScienceofCaring）中首次应用了人文关怀（humancaring）这一词语。她将哲学以“人自身的生命价值”为本的人文关怀理念引入到护理学“关怀弱势人群的生命健康”的内涵之中，揭示了护理学人文关怀的精神内核，以“关怀整体人的生命价值”为本的人文关怀理念，包含着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关怀。她阐述道：人文关怀是一种主动关怀人的意愿、意识或责任，并在具体行动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和态度［12］。她还将护理人文关怀的特征概括为情境性、关系性与专业性3个基本方面。可见，护理人文关怀的本质属性就在于以“整体人的生命价值”为本的人文关怀理念。理论家Leininger则以人的文化特征为出发点，提出了跨文化的护理理论，为实现护理人文关怀的终极目标搭建了坚实的系统框架。
3.2护理人文关怀的鉴别特征
护理人文关怀（humancaring）与哲学人文关怀（humanis-ticconcern）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护理人文关怀既具有人文关怀的共性，体现出以“整体人的生命价值”为本的人文关怀理念，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就英文语义来讲，主要区别在于“concern”与“caring”两个词语的不同意义。它们虽然都源于对他人的担忧与责任［13］，但它们所关怀的对象不同、两者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不同、关怀者所具备的品质特征也不同。哲学人文关怀是把全人类的生存与福利状况放在首位，不带有个人的情感色彩，是志愿地关心处于某种不公正情境下的弱势群体的高尚行为；而护理人文关怀则将具体人所忧虑之事放在心上，与护理对象之间关系密切且经常接触，是一种没有血缘关系却胜似家人的超越关系，是自愿地关心处于某种弱势状态下的个体需要，主动交流并伴随赋有同情心的专业。
护理人文关怀与普通伦理关怀（ethicalcaring）相比，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讲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怀关系。不同的是普通伦理关怀的关系双方是一种保持着社会距离的平等关系，而护理人文关怀则是一种超越距离的专业关系［13］，护患之间虽是陌生人，却由于护理对象的相对弱势而必须依据职业道德规范建立起具有责任意识的超越性关怀精神。另外，普通伦理关怀可以单独解决个体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而护理人文关怀则必须从整体人的角度全面思考患者所处某种问题的根源，协调各种关系，如医患关系、家庭关系等，共同达到个体希望的健康水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护士与医生的关系已不是单纯的附属，而是相互监督共同维护患者整体健康利益的合作者。第三，护理人文关怀又具有自己独特的专业性，护士必须是经过训练认识到人文关怀的价值，具备一定的沟通、理解与帮助人的人文关怀知识、技能与修养的专业人士。护理人文关怀也不同于以往护理内涵中的生命关怀（caring），主要区别在于人（human）的特殊性［13］：指护士能够用普通人这个比较中性的概念来看待护理对象，既具有超越性的社会特征，又具有生物学的本性特征，尤其是人在生病时更多地表现出人性的弱点，护士应该具有一种职业特质，能够宽容并耐心地关怀他们，体现出护理职业最具人情味的内涵；其次，护士能够用整体人这个社会性的概念来看待护理对象，从多个角度思考患者的处境及影响治疗的因素，最终效果要落实到以“整体人的生命价值”为本的目标上，以及改善、促进与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上。综上所述，护理人文关怀既具有与哲学人文关怀共同的研究对象，即弱势群体，又具有与普通伦理相似的特征，即关怀个体需要；既具有护理学起源时护患关系的超越特性、又具有医护关系的合作特性，同时又必须具有职业本身的专业特征。
4护理人文关怀外延的研究现状
自护理理论家MadeleineLeininger与JeanWatson提出人文关怀是护理学的本质以来，引起了其他学科人士及护理学者的争论，也引起了后继学者的研究兴趣，她们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探讨与完善了护理人文关怀的概念构成，就目前文献研究所得可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4.1理解患者的文化背景
Leininger是第一位研究关怀的护理理论家，在她的跨文化理论中集中体现了对护理对象多元文化背景的重视。她在对日常行为的观察中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在有别于己的群体里生活会反复表现出行为上的差异，而护士却对影响儿童行为的文化因素缺乏认识与理解，她因而产生忧虑并开始探索关怀与文化的关系。结果得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关怀体验，需要不同的关怀表达方式［14］；我国学者张衍珍根据临床经验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问题的认识有不同的解释方式［15］；学者黄秀娟也从护理病人的感受中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遇到问题时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16］。由此可见，护士关怀患者要有文化敏感性，掌握不同患者的文化价值观与活动方式，才能为其提供合乎文化背景所需要的对患者和家庭都有益处的关怀表达方式、解释方式与处理方式，才能协助、支持与帮助其他个人或群体改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以及健康状况，达到整体人的健康［17］。总之，对文化因素的理解是护士为患者提供人文关怀帮助的基础，也是护士具备专业素质的基本条件。
4.2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
这一观点是理论家Watson鉴于自身的价值观、信仰以及对生命健康与康复（healing）的感悟而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存在主义现象学思想具体运用于护理人文关怀实践中的体现［18］。她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尊严，都希望自身独特的价值与潜能被认可。那么，护士作为人文关怀者的目的和责任就是在特定的情景中，通过与患者的互动，帮助人在遭遇疾病痛苦而心情沮丧时认识到他的生命存在价值，使其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整体上的和谐，从而提高他的生存质量。实现这一理念，重要的就是护士具有职业道德体验：正如我国护理专家李小妹［19］所言，“人文关怀是在特定的时间与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精神体验的一种道德法则，进入彼此的内心世界，人格得以升华。”王菊吾［20］也深刻地阐述道“人文关怀是一种以保护与促进人类健康，倡导人类尊严为目的道德观念。”贾启艾［21］概括出人文关怀的核心是关心患者的需求，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尊严与权利；王斌全［22］在文章中将人文关怀界定为关心人之为人的精神问题，注重自我与他人的精神发展。然而，拥有这一理念对护士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具有专业的知识与技能，更要具有：人道主义-利他的价值观念或职业道德观念；能鼓起患者生命的信心与希望；能协助患者恢复健康并获得自护能力；能促进患者生成“坚信自身生命具有存在价值”的精神力量［23］。可见，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是患者从失望走向希望的力量源泉，也是护士专业素质的核心体现，更是护理人文关怀行动的灵魂所在。
4.3表达护士的关爱情感
加拿大护理理论家RoachS［24］认为人文关怀是人的基本需要，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模式（Caringisthehumanmodeofbeing），是一种自然情感的表达方式。当人遇到某种特定的痛苦境况时，就会自觉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存在着某种无形的联结，牵动着内心而主动自觉地关心他人，这种情感超过了关心自己［12］。这一观点与我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所言“孺子入井而生恻隐之心”的事例不谋而合，人有天赋的同情弱者的善性。我国护理学者刘玉馥也深有体会地讲“护理人文关怀是护士将获得的知识内化后，自觉给与患者的情感付出”［25］；学者马芳也曾阐述到护理人文关怀的实质是一种充满爱心的人际互动［26］。由此，人的本性中这种同情情感的表达也是护理人文关怀者必备的素质特征：Roach认为护士应具备5C素质，即同情（compassion）、良心（conscience）、责任（com-mitment）、信心（confidence）与胜任（competence）［27］，胜任中包括专业的知识、能力与经验；英国护理理论家Brown还特别提出护士要分别具备个人与职业两种情感素质，并将职业素质进行了具体描述，体现在观察病情、展示知识、提供信息与实际帮助上［28］；我国学者苏菊芬总结经验概括出护士的五心特征：即爱心、关心、耐心、细心与责任心［29］。由此，自然情感的表达是护理人文关怀行动产生的内在动力，是护士体现专业素质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另外，Roach强调这种自然情感的本质还是来源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价值观的尊重［24］。
4.4协调患者的人际关系
这一观点的代表是美国护理理论家Benner和Wrubel，她们于1982年提出了人际关系应对理论，核心思想体现在帮助患者提高人际应对能力，护患双方共同努力达到人际协调［30］。关于这一点，也是Watson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她特别强调人是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每个人都是其中的能量场，只有在人际互动中才能产生能量，当人际关系达到协调一致时，能量才能释放出来，双方价值才有实现的可能［31］。徐丽华［32］提出“人文关怀必须在特定的时空与情景中产生互动，建立起一种秉持尊重原则的护患关系。”然而，达到这种协调关系需要双方思想、行为及感情的融洽，尤其是作为人文关怀者的护士必须具备注意、关心与尊重的个性特征［30］；Watson还着重说明护士要具有人际沟通的艺术：对自己及他人要有关怀敏感性；要能建立一种帮助信赖的关系；能促进与接受患者正性与负性情绪的表达；能创造性的解决问题；能为患者营造一个维护、改善与支持其健康的环境［23］。由此可见，人际关系的协调是人文关怀的本质［32］，是护理人文关怀实践的基础［33-34］，是护士体现专业素质的前提条件。
4.5满足患者的个性需要
美国护理理论家Boykin和Schoenhofer于1993年在她们的人文关怀理论中表述了这一中心思想，她们认为护士在实施关怀行动之前首先要努力了解患者的需要，根据患者所需要的东西给予有目的的真诚帮助，让每个具有独特个性的患者在他需要某种帮助的时候恰倒好处地得到应有的支持、鼓励与肯定［12］。究其原因，每个人对关怀的认识不同、需要不同，不理解他人需要的给予是达不到关怀效果的［35］，有时会给人带来烦恼［36］。所以，给予一定是他所需要而又缺少的东西，才能达到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另外，人是一个整体，不能只考虑某一段时间的需要，要了解整体人的经历与体验，因此，关怀无时无处不在，所有人都在关怀（allpersonsarecaring）。这就要求护士能在任何时刻都保持与护理对象的互动，尊重他们，主动交流［37］；学者AuthierP［38］提到护士要把自己关怀他人的思想展现出来（caringisaboutbeingpresent），如：一起分享彼此的认识、情感、经历、体验与时间等；学者FelgenJ［39］进一步说明人文关怀要在互动中实现，如维持患者的生存信念、了解患者的处境、和患者处在一起、帮助患者做事、提供一些信息等等。从上得知，只有满足个体需要的对称帮助，护理人文关怀才具有现实意义，护士专业素质才赋有了艺术性，才能得到患者的认同，进而证实护士的职业价值。
5小结
关键词：天人关系；天人合一；环境伦理；主客统一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3002305
无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还是在《论语》、《中庸》中，“伦理”或相当于“伦理”含义的词，都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系原则。进一步说，它是探讨个体如何正确处理与群体中其他个体的关系，以便获得自身的幸福和群体的和谐。到了二十世纪，伴随现代工业发展而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使人们意识到要获得幸福或者合理性的生活，不仅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更要处理好人和环境的关系。于是“伦理”一词扩大了其使用范围，在“人与人的关系原则”这一传统意义基础上，增添了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原则”的内容，这就是环境伦理。虽然“环境伦理”概念发源于西方文化、产生于现代社会，但它对我们而言却不是全新领域。人与自然的关系原则，根本上是以人与人的关系原则为基础，以人在宇宙中的自我定位为依托。中国传统哲学处理“天人关系”的独特视角，能够为我们考察现代社会环境伦理问题提供合理视域。
与西方哲学寻求万物本源的本体论发端不同，中国哲学肇始于对人生问题的探讨。人生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且对于人生问题的考察，始终伴随着人们对宇宙万物的理解。对此，张岱年先生这样总结：（中国哲学的）“人生论之开端问题，是天人关系的问题。天人关系论之开端的问题，是人在宇宙间之位置的问题。人在宇宙中之位置的问题，也可以说便是人生之意义的问题。”[1]也即是说，“天人关系”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立足点，并直接指向人的价值取向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安放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如何进行人生意义的选择？对此，包括儒家、道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主流得出了一致性的结论，那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立场。这样的立场选择既是传统文化人伦关系的前提，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路径。而且，这一哲学前提蕴含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全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主客统一。主客统一的思路将构成解决现代社会环境伦理问题的合理思路。“天人合一”究竟有哪些内涵？这个理念如何能够解决当代环境伦理问题？我们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法天象地”的自我安放起点
中国传统哲学所诞生的土壤是农业文明，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天时、地利和人为。其中，人为的因素需要依赖天时与地利等外部环境因素而展开。人为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地四时的运行状态。因此，学习、掌握自然运行规律，并顺应此规律安排人的生产活动方式，进而安排人的社会活动法则，构成先民生存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先民是以敬畏、感恩的心态向自然学习。八卦的产生就是这种心态的结果：“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系辞》）伏羲治理天下的时候，上观天文、下察地理，向自然万物效仿学习，根据人自身和事物的规律，创作了八卦。意在通晓宇宙的大道，推知万物的本质规律。上述这段文字至少表达了三重含义：第一、先民把自身安放在一个包括了天地万物在内的统一整体之中，人作为这个整体的一个环节，并非与此整体相互对待；第二、这一统一体内部的万事万物虽各有其情、各具其类，但都是“道”的表现；第三、如何把握“天道”？这需要观察、学习，在法天象地的基础上把握宇宙之理，寻找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正因其尝试寻找、预测事物变化的规律和趋势，《易经》才被看作是卜筮之书。
1、传统知识与新知识的关系
地理教育史中经过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选择所形成的传统地理知识体系，其中的大部分知识仍然是应该学习和掌握的，是高中地理新课程更加有效地引进地理科学新知识、新技术，探索地理科学新领域、新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所以，高中地理教材首先应从高中教育的基础性出发，重视地理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等。随着地理环境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改革进步，新的地理知识不断涌现，在上述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应当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当代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应用前景，力求反映世界的最新面貌和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新问题以及有代表性的广为运用的地理科学新的方法论、新的研究手段、技术等。可以分正文和阅读材料，将新知识予以分层次有弹性的介绍，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现代地理科学飞速发展的重大成就和远大前景，有利于形成强有力的地理学习动机。在高中地理课时偏少的情况下，要注意精选教材内容，无论是传统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切忌学习总量超限，加重学生学习负担。
2、事实与原理的关系
地理原理是反映高中地理课程内容间的内在联系，体现地理学科基本结构的有关地理概念、规律、成因等理论知识。涉猎的有关自然、人文地理原理、概念是理性知识的基础。由于指导性强，应用很广，概念在高中地理教材中可起到纲目的作用，占有较大的比重，并可贯穿于高中地理教材的始终。地理事实表现为地理分布、演变、景观、特征的事实材料或地理现象，是说明概念、论证原理、分析成因、表现规律的基本内容。新教材要注意事实与原理并重，不能有“理”无“地”，缺乏分析研究基础，也不能有“地”无“理”，单纯描述，理性不强。对于某些概念、原理等理性知识，要以学生能够接受的形式加以阐述，要有足够的事实材料作为分析依据，尤其要注意结合具体事例典型范例，以增进学生对理性知识的理解和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对于某些事实材料及实际应用内容，则要说明其指导作用和指明其中的原理、规律，并让学生在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巩固和加强地理知识，发展地理能力。
3、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关系
与初中区域地理不同，高中地理是系统地理，容易分解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孤立的系统。现行高中地理教材虽然贯彻“人地关系”的主线，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部分的独立性仍然偏强，不利于体现现代地理的人文化、社会化倾向。新的高中地理教材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主线，以自然地理为基础，这种新指导思想必须贯穿教材的始终。一方面，在以自然地理基础知识为主的章节，必须大量删节与人类活动关系不大的自然地理内容，不再偏重各自然地理分支的相对完整结构，将一些自然地理分支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人类活动的基础，加强自然地理要素及其组合与人类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在以人文地理知识为主的章节，也必须删除与“人地关系”关系不大的人类活动的内容，不强调各人文地理分支的相对完整结构，将人类活动按照不同的需求层次重新调整和组合，使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更加明晰。因此，新的高中地理教材要注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环境的可持续改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进步，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可持续整合，将这些现代地理的核心内容贯穿于以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为主的章节之中。
4、知识与能力的关系
教材中的基本知识与基本能力两类要素之间应当做到相辅相成。高中地理开发智力，培养能力的要求较高，是建立在掌握和运用地理规律性知识基础上的。随着地理方法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地理能力的发展才有基础和机会，无知绝对谈不上有能力。而高中地理教材中的能力培养及智力开发的要求，又是学生掌握和应用知识的必要条件。在知识仍是高中地理教学重点的同时，应强调和重视知识掌握与智力开发、能力培养的相互渗透。新编高中地理教材的知识要求应当体现基础性、先进性和贯彻少而精、学以致用的原则，在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自学能力上打基础。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在于创新，勇于突破传统的习惯势力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好奇心强、善于联想、富于想象、敢于怀疑是创造性思维必备的前提。创造性思维是创造能力的核心，无论正文、阅读或选学材料都要自始自终为创造性能力的培养提供知识基础和能力要求。例如，可通过角度新颖、思考性强的设疑、质疑，或介绍思维独特、别具一格的地理观点、有待解决或有争议的地理问题，激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探求的精神；还可专门开辟“小栏目”、“小天地”等，让学生以知情者、参与者身份对现实地理问题作出分析评价、预测和决策，为发展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提供广阔的新天地，也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地理科学志趣及研究社会现实地理问题的能力。
5、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理论联系实际是编写高中地理教材和进行教学的重要原则之一，高中地理课程一向注意这一点。新编高中地理教材应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体现高中阶段应有的教学要求，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正确理解地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运用于实践，深化他们的地理认识过程；同时也有助于开阔地理视野，扩展地理思路，培养地理应用意识，提高应用知识于实际解决现实地理问题的能力。编写教材中密切联系实际，突出学以致用，一是可以联系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的实际，使学生切身感受到地理知识与生活密切相关。例如，天气预报、旅游、商品流通等。二是可以联系生产发展、经济建设的实际，突出地理科学促进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功用。例如，资源评价、对外交易、经济发展规划等。三是可以联系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深化学生对联系实际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例如，调查市场经济状况、研究乡土发展规划、开展乡土建设咨询等。四是可以联系地理学对于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民族昌盛的重要作用和古今中外地理学家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取得重大发现及贡献的事例，激励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动机和热爱地理科学、树立远大志向。五是可以联系与地理科学有关的重大社会问题。例如，人口、能源、环保及可持续发展等。加强地理实验操作与实践活动。六是可以注意与其他学科知识、文化知识的联系。促进学生从更广阔的角度认识地理学的重要作用，扩展联系实际的内涵。
6、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培养目标的多样化在客观上又要求课程和教材要体现多样化，以往哪种对课程、教材内容统得过死的现象必须得到改正。新教材应在高中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的统一基本要求前提下，考虑到国情的地区差异和市场经济需求，允许教材有一定灵活性。一要注意教材内容应面向大多数学校和大多数学生，使多数学校的师生经过努力能教得了、学得好。二要在大纲统一要求下，可以编写各具特色、各种风格的教材，表现在教材内容上可以多样化处理，甚至涉及内容选材、体系结构等；教学要求上可以多层次，有的教材内容高于大纲，有的符合大纲要求，有的略低于大纲；练习系统可以多类型、多档次、多要求命题，内容表述可以形式多种、推陈出新，以适合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发达地区同欠发达地区不同情况的需要。三要加强教学大纲的弹性，教学要求及内容和课时安排上要留有余地，便于因材施教，发展学生爱好特长，发挥教师教有所长。
7、系统性与个性发展的关系
学科课程一直是我国课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其特点强调知识结构和系统，重视面向全体学生的相对一致性，优点是具有系统性和简约性。而活动课程的特点是强调实践活动和动手操作，重视学生的选择性和自由度，具有注重学生学习心理和个性发展的优点。这些课程模式（或类型）在义务教育初中地理教材编写中也有所体现。新编高中教材应认真研究和吸取这些课程模式的优势，扬长避短，体现教学方法的改革。由于教材设计类型、教材组织方式与教学方法有着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关系，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教师教学时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为此，教材编写要注意渗透综合观念，联系观念，整体观念，避免教学模式、教学方式的简单化和僵化。根据教学目的、教学时间和教学主体情况，最大限度地利于学生掌握教材的基本内容，力图寻求、选择使学生能够较容易地理解和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途径及方式，谋求教学方法的最优化组合。例如，直观与抽象，叙述与实例，讲解与练习，提问与思考，演示与实验等组织内容；直线式、螺旋式、问题式、归纳式等穿插编排。其目的就是为学生创设最佳的学习情境，提供积极思维、讨论探索、动手操作的机会，激励学生求知欲望，为学生乐学、会学，教师愿教、好教提供条件。
8、课文、图象与练习的关系
课文、图象和练习三系统是地理教材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课文系统主要以文字形式传递知识内容，新教材除应保留以往教材科学性强，语言简洁等优点外，应提高可读性、生动性，使抽象问题具体化，具体问题抽象化，力求突出重点、要点，设置难点、疑点，探求关键、特征，从多方面强化这一系统的功能作用。例如，课文系统可以设正文、提示注释、阅读材料、选学内容等部分，其中提示部分可有预习提示、自学预习和课后提示等，注重启发，培养学习能力。图象系统侧重以图示形成传递知识信息，新教材要注意借鉴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地理教材和国外优秀地理教材的可取之处，在图象比重、图象内容选择、图象类型、图象组合、图文配合、图象安排等方面有所突破，以充分发挥以图释文，以图引文，以图析文，以图代文的作用。例如，增设组合图，增强其表现力，插图内容的难度也应逐步加大。练习系统是供学习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部分，设计上一要容量适当，不加重学生学习负担；二要题型多样化，增加探究性、开放性、应用性题目，给实验以应有的地位；三要主次分明，具有层次差异；四要注意学生表达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应用知识能力等的培养；五要编排位置灵活，各种练习可穿插于教材结构的各个环节中。
9、教科书与配套教材的关系
教科书又称课本，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主要凭籍。配套教材则包括教师用书、教师地图集、学生地图册、练习图册以及电化教材等，从不同侧面为师生更好地教与学提供服务。其中教师用书（教学指导书、教学参考书）等是针对教科书教什么、怎样教而编写的。其一应突出实用性、便于教师教学。例如，可增强教材内容内在联系分析、教学设计构思以及提供多种教法选择；亦可考虑增设一定的背景材料或补充资料以及教学范例。其二应注重权威性，便于教师更好地领会和驾驭教材。例如，有争议、未定论，不成熟的观点不宜随意写进用书里；解答练习题目要慎重，严谨。电化教材是新教材体系的突出特征，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标志。它主要涉及幻灯片、投影片、电影片、录象带、视盘、计算机辅助教学软盘等。目前，电化教材仍处于辅助教材的地位，如何完善配套，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提高普及性，促进教学效果和效率的大力提高，在教材改革中须要加快研究和研制的步伐。
10、课程纵向设置与学科横向联系的关系
关键词:生态文明;和谐社会;思考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234-02
一、生态文明和谐社会人的自然依归
和谐社会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从中可以看出生态文明中的人与自然和谐是整体社会和谐的基础,人虽然具有为我自主性,且成为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主体,但却永远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立存在。“人可以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作为认识、利用和改造的对象。但是,这种自主不是完全独立的自主。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自然。”“即那既是人之来处也是人之真正归处的——宇宙自然。吾辈确有关于人之为人的背景:只有宇宙自然,才是人的家园;人之根,在大地。”在和谐社会的问题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明理念思考和谐社会的一个不自觉的理论前提。“大自然本是人类永远不能失去的伊甸园,它对于满足人类精神心灵寻求归依的特殊意义,使得我们对人与大自然关系的理解,不能仅仅从衣食之源的角度来看待,还必须更多地从哲学、文化、情感和心灵的角度来理解。”
人与自然最首要的关系是人对自然的依赖和人对自然的改造。人类社会是不同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的,人类社会的生存行为是一种创造性过程,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地方是人在生存的基础上过和谐的社会生活,这显然跟动物纯粹的生存行为是有所不同的,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动物一代代不断地复制自己,而人是创造自己。“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的生命活动只是以本能的方式适应环境的‘生存活动’,而人类的生命活动则是以实践的方式改变世界的‘生活活动’。动物在它的生存活动中,形成它的无意义的‘生存的世界’,人类在自己的生活活动中,则构成自己的有意义的‘生活的世界’。”显而易见,这种“生活的世界”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而这种创造活动永远是以自然为前提的。由此看来,生态文明理念和谐社会理论思考上的不自觉的理论前提的自然归依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因此,在今天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要论及生态文明视域中的社会和谐问题,无疑地人与自然的关系将是思考社会和谐问题的理论思考的逻辑出发点。也就是生态文明理念和谐社会问题理论思考上的自然依归。
二、生态文明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对自然的改造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由此生发出来的逻辑结论便是以人改造自然的实际能力即生产力为中心。这种唯生产力或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使社会表现得不和谐。事实上,由于过度地强调发展生产力,“人类自身、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日益恶化,人类的伦理价值观、以及政治文化观念正在受到严重挑战。”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人改造自然以满足人自身需要的过程,当这种功利目的为了眼前利益而导致生态平衡破坏时。这就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了,结果还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因为不同的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结果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等方面的不同。显而易见这种结果的不同将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和谐。
生态文明理念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在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时,不能单纯地以生产力为中心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生态文明突出生态的重要,强调尊重和保护环境,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而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为所欲为。这是当今生态文明理念应有的题中之义。不仅如此,生产力中心论所导致的结局还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同时还伴随着其他原因引起的社会不和谐。由此看来,在生态文明视域中社会和谐问题还要从另外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知道在人改造自然形成生产力的过程中,还蕴含着另外一层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实说到底,社会和谐与不和谐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的,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要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这就不得不涉及到生态文明理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如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三、生态文明和谐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和谐与否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至和谐状态,是生态文明理念中社会重新构建,个人重新塑造,个人与社会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这种关系由于受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影响和决定,所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至和谐状态,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恐怕都要归结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人类以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必将导致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时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外在对立性,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引导人们去达到对客体(包括自然与人)的控制和征服,从而造成了环境的破坏。而环境的破坏又必然导致对人的压迫,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主体性的异化。主体自身的异化是在主客体关系中发生的,是主体的主体性的丧失,是主客体地位的倒置。在这里,出现了客体反主体化的现象。为此,需要反思人类的主体性,走出主体性的误区,以利于环境保护。”
社会生活中由于利益上的排他性,导致人与人的关系经常处于矛盾冲突中。所以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当既使自然满足了人们各自的需要,同时又能够彼此结合起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因此处理好这两种关系是生态文明理念达至人类社会和谐的唯一途径。因为,“从本质上说,人与自然建立怎样的关系,最终取决于人的心灵境界是否真正获得了自由,取决于人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与选择标准,取决于人的心胸与情感。”
四、生态文明和谐社会中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态文明中的和谐应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不论是人的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都离不开社会,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物质生活的提高不能忽视精神生活。生态文明和谐社会中的和谐意味着个人自由和谐的发展和精神上的愉悦。“真正有意义的世界就在人的内心,人生的最大幸福来自于内心精神世界的完善,来自我们心灵世界对于人生幸福的正确理解。真正的幸福与快乐,并非来自于对外部物质世界和金钱权力的无限征服和占有,而是来自于人的内心世界的快乐与宁静,来自于人的精神世界的自由与和谐。”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生态文明人与社会的和谐问题。人是社会的主体,人与社会的和谐问题离不开生态文明对以往人类文明的反思。“只有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中,才能真正体验到和谐之美。……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会体验到自我之美,而且会体验到自我之美、人的世界之美。反之,在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疏离’或‘异化’中,则会失去美的发现和美的体验。现代人寻求‘家园’,渴望重新寻求‘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家园’。这意味着,和谐的‘家园’之感,是最重要的美的体验。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和谐的文化伦理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愉悦,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全面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才能实现生态文明之终极关怀,即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这是生态文明人类和谐的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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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文明的乐章不外乎两大主题的交响、变奏，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与自然并存、交流、共生的发展史。然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古今中外始终存在着对立的两种看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老庄的"道法自然"、"齐同万物"的思想，又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与之相适应，中国人既持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又怀抱"人定胜天"的理念。同样，在西方文明中也一直贯穿着"田园主义"（Arcadianism）和"扩张主义（Imperialism）"两种不同的观点。前者是一种人与自然亲密相处的简朴的乡村生活理想；后者是一种认为人在地球上的适当角色就是尽量扩大控制自然的权力的观点，（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45-546页）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在这两种自然观的指导下，西方出现了两种对待自然的态度或不同的环境价值标准：一种把自然看作需要尊重和热爱的伙伴，另一种则把自然看作供人类索取和利用的资源。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扩张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征服和主宰自然的认识和态度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人类以强大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为武器，上演了一出出沧海变桑田、荒原成沃土、沙漠变绿洲的威武雄壮的活剧。人类"点石成金"，让沉睡千万年的地下矿藏终见天日。人类"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创造了城市、工业等人文景观，大大地改变了自然界的面貌。
随着文明人的步子越迈越大，人与自然的关系渐行渐远。人类在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之后，已成为自然环境变化的一种巨大驱动力量 。这时候，人类是否不再受自然环境制约了呢？
其实，人类与自然环境永远是互为制约与作用的，二者之间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人类对自然的作用愈强烈，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愈显著。当然，自然的反作用可能与人类的作用同时发生，也可能滞后于人类的作用。而且，自然的反作用可能发生在与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同一区域内，亦可易地发生，或在更大更广的区域内发生，甚至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可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呈现着复杂多变的面孔，而且人类的实践常常以良善的愿望始，却又常常以不如人意的结果终。鉴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大，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把注意力转移到自然环境的命运问题上来。那种认为人类可以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摆脱自然界的影响并征服自然的论调，越来越没有市场。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一切资源。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资源的需要量日益增加，资源利用所引起的环境变化也日益扩大和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甚至比过去更大，人类与自然界的联系更趋紧密、复杂和广泛。在19世纪，除了个别科学家，担心温室气体效应问题的又有几人？
因此，在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史无前例地干扰了自然环境，却又更密切地与自然界产生种种联系的现时代，从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探讨人类文明的发展、变化以至未来走向，已是正当其时了。在此背景下，20世纪晚期，一门从人与自然之互动来探讨人类历史的学科应运而生，这即是环境史。它不同于已往的偏重于研究人与人之关系的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解释历史的。
环境史学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整合起来，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因此，环境史研究必须借助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众多学科已取得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综合。这样，环境史与这些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上述各学科都看到了当前人类在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等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都感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都希望自己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它们正行进在殊途同归的道路上，研究某些类似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都要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或研究人类-环境系统，或研究环境与发展等问题，因而都在努力从当代有关学科中吸取新兴理论和技术方法成果，以促进自己的学科与相关学科的交融。在这里，关键之处是都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24-30页）因此，这些学科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着许多共同点和交叉域。但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具体研究，环境史学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学科各自的侧重点或角度又有所不同。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历经统一、分化和统一的演变过程，但其研究对象--"地球表层"、"人地关系"和"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等，却始终未变。地理学对人类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正、负效应都很重视。由于地理学侧重于研究空间地域分异规律，它在研究人地关系时就十分重视研究人类生存环境在时间序列中所表现出来的空间结构、空间分异、空间耦合、空间运动、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优化，统称为空间组织问题。有专家明确指出："涉及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学科不限于地理学，但以地域为单元，着重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唯有地理学。也就是说从地理学入手来研究人地关系，是明确以地域为基础的。"（地理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地理科学近期发展战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与地理学相比，生态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命名到现在不过100多年的时间。生态学研究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以及互为环境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生态学研究一直以生物为主体。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人类生态学"一词。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客观现实的要求才使得生态学的研究逐渐从以生物为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主体。（参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人类生态学是关于人类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主要研究人作为生物人的生物生态适应和作为社会人的社会生态适应。因而人的生态适应及其结果是人类生态学的基点。
环境科学是近二三十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学科，中国的很多学者自始即参与了其中不少领域的实践。陈静生在《环境地学》一书中曾指出，环境科学虽以"人类-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但它并不研究这一系统的全面性质，而侧重研究环境危害人类，以及由于人类作用于环境引起环境对人类反作用而危害人们生产活动的那部分内容。（陈静生：《环境地学》，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86年版）简言之，环境科学侧重于研究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其基点是环境质量，由此而展开关于人类活动怎样影响环境质量，以及环境质量变化怎样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许鸥泳：《论环境科学的学科体系》，《国家教委环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第2次会议资料》，1991年。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30页）
那么，环境史学怎样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研究特定时空下的具体的人、人群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程。它类似于一枚硬币。硬币的一面是研究自然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其中的"环境"主题，不同于在传统的历史、地理或其他学科中的自然环境，它不只是作为背景或理论舞台的布景，而且还是作为自主的或半自主的历史过程或动力来发挥功能的；（詹姆斯·奥康纳著：《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 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因而环境与人类互为主、客，交相作用。硬币的另一面，着重于研究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构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乃至这种影响对人类文明的反作用，以此来认识和理解自然环境的演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从具体历史时空下的人和人类文明出发，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环境史研究的突出特色，也是环境史学的基点和归结点。
这样，"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等关键要素，就将同样是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多种学科，从侧重点或角度上区分开来，从而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
二
历史研究和其他学科领域对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关注与分析并非始于当代，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在中国历史上，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地理条件与经济区划、人口分布、政治兴亡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详见瞿林东：《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载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卷《导论》，第99-111页）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其实就包含了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欲求。不过，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史学中，从星象祸福、山水吉凶等角度，为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寻求自然属性者居多，而科学地分析历史发展中的人地关系的例证则较为罕见。
在西方，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社会之影响的解释，早在古典时代就开始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等人做了最初的阐述。近代以来，法国学者博丹提出了更为详备的地理史观，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参见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6-317页）这一论断直接影响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有关理论的产生。孟氏从论证法律与气候和土壤性质的关系出发，广泛地探讨了气候、地形、土壤等与国家政体、法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既有合理的，也有荒谬的。（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上册，第227-303页）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指出"地理的基础"与"各民族在世界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以全球眼光来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作用，认为温带比寒带和热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黑格尔还把地形条件分为"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大河大江流过的平原流域"以及"与大海相联接的海岸区域"这三类，认为它们分别是游牧民族的舞台、农业民族的故乡和航海与商业民族的祖国。当然，"地理的基础"也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借以"表演的场地"，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是被唯心主义的外壳包裹着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
因此，正如瞿林东先生所分析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于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看法，其积极的方面在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的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些看法或者过分地夸大了地理条件的作用，或者最终还是对地理条件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尽管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的积累，但并没有达到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面"。（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119页）瞿先生还从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阐述做了总结，它们分别是：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特点；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地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于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118-130页）
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任何唯心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学地、辩证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界（地理基础）的关系这个古老而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说它是科学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说明了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纠正了唯心史观本末倒置的缺点，为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找到了可靠的基石。说它是辩证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承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并不认为作为社会的人的在地理条件面前是被动的，因而并不认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正确的。恩格斯指出：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尔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页）
在这儿，恩格斯不仅指出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的事实，说明人在自然界面前不是消极的和被动的，而且指出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要比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自然界的变化大得多，从而说明了人对于自然界的巨大的能动力量。恩格斯的这种论点是非常重要的。他坚持了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同自然主义历史观划清了界限。同样，马克思在指出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对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意义时，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因而也成为坚持辩证法则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重视这种反作用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17页）还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加以说明。紧接着，他明确告诫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着眼于人反作用于自然界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且十分重视这种反作用及其后果在人们认识上的意义。"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了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
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所反对的，正是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它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将人纳入生态系统之内，并将整个人类的历史置于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明确地宣称"以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为己任，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因而，环境史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和研究取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原则的。不仅如此，笔者认为，环境史学能够真正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史观贯彻到底。一方面，环境史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关于历史主体的认识。我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进程的推动力是有活力的人--个人、集团和阶级。因此，传统历史学的基本单位是民族-国家，注重的主要是人类这个"超自然"物种的政治史，漠视自然环境要素并把它排斥在历史叙事之外。现在，环境史学家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William Cronon，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7， no.3 (1993)， p.18]环境史学者强调自然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自然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的要素。在环境史研究中，自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自然从后台走上了前台。这样的历史观念，正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得以进行的原始条件的思想的反映。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道，被生产者"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显然，环境史学对自然的认识和定位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吻合。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诞生于对现代环境问题的反思之中，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各种环境问题构成了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提醒人类注意的自然界的"报复"。一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国，自然界的这种"报复"不断上演，且愈演愈烈。英国环境史学家克莱夫·庞廷探讨"绿色"层面的世界史，揭示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论证的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的那种"报复"。（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恩格斯所阐述的思想和引证的材料并未进入庞廷的视野。这不只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西方环境史学的一个通病。
既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辩证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那么，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以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
转贴于 三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在对人地关系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上历经曲折。前40年，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人地关系研究的一个高潮。中国学者在学习和借鉴孟德斯鸠、黑格尔、拉采尔 、亨廷顿 等西方学者之思想的基础上，不仅对中国历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反思，而且开始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注意人地关系的分析。（参见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第21-31页）50年代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中国学术界普遍将孟德斯鸠、黑格尔、普列汉诺夫 等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观点，视作"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予以彻底的否定。同时对三、四十年代以前有关人地关系的学术讨论进行了批判。此后直到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大多讳言地理环境的作用，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避而不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在人地关系理论上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加以充分肯定和论述。（参见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学者们还从很多方面探讨了地理环境的作用。譬如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和中国文化特点的影响、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大趋势变化的影响、环境变迁与中国北方农业经济区的衰退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迁南移、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变化以及中国文化差异的影响等等。此外，一些学者已开始注意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现象，研究历史时期的农业制度和区域历史等。
上注各种研究均取得可喜的成果。但它们在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大都局限于"自然"对"人"的单方面的作用，研究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对人类文明的制约和影响者居多，关注人类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者却很少。这就难免落入恩格斯所批判的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窠臼。
今天，我们倡导和推进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建设，不仅要继承中国历史研究中注重人地关系的悠久传统，而且要加以创新和发展。创新和发展的关键在于真正地发挥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作用。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辩证思想，作为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以此为指导，摒弃人定胜天或天人交相胜的传统观念，倡导天人互惠共生的当代意识，将地球上的各个系统看成是一个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尤其是要把人类看成是这个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人与自然的互动为核心，加强对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的研究。
由于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的人类，是通过多种方式来影响自然的；而自然在不同方面受到人类影响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的活动。人类社会的构成因素与自然环境的构成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统一的系统，即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系统，简称人与自然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人与自然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的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具体表现为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灾害、发展与资源、发展与环境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集中反映在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等问题上。因此，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可以并且应该就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这一大的范畴内，从特定时空下的不同人群与周边环境的互动着手，对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加以具体的研究。这里，时间序列可以是阶段性的或时代性的，如采集、狩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等，或维多利亚时代、毛泽东时代、斯大林时代、1930年代等；（参见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蕙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空间地域可以是区域性的、国家性的或地方性的，如地中海、东北亚、北欧等区域，英国、美国、中国等国家，淮河流域、泰晤士河流等地方；不同人群可以按职业或其他什么标准划分，如制造业阶层、渔民、牧民、农民、知识阶层、决策者和管理者等等。当然，具体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学者们结合各自现有的历史专业背景，选择相关的问题而展开。因此，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可以因人而异，因专业而异，要"百花齐放"，而不必强求一致，这也符合生物多样性的规律。
鉴于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建设任务，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十分严重，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内容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一方面，需要从比较的角度，加强对一些先行的发达国家所曾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以借鉴他国在处理发展与环境问题上的有益经验。同时，需要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论、实践与后果以及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以汲取以往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因违背自然规律而留下的种种教训。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历史时期各文明中的保护思想的研究，从古人那里汲取智慧，以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科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作用。我们尤其需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利于环保的内容的研究。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环保"的说法，但我们的先人懂得欣赏并尊重大自然，因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被视为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智慧源泉。这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并运用于生产实践之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索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迫切关心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它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伦理学底蕴、经济学内涵等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相去甚远。其中，在西方，可持续发展被生态中心论者视为人类中心论或者被人类中心论者引为同道，这就影响我国学术界，并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似乎被公认的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全人类的中心主义的必然选择；它的本质内涵是全面发展的人本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实现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说法完全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使可持续发展观变成西方近现代以人类中心论为基本内核的传统发展观在现时代的变种。因而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披上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华丽外衣，使可持续发展观充满了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它不仅否定了可持续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本质区别，而且使可持续发展失去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于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科学阐释人类文明发展与地球生态系统生存的关系，才能确证它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呢？这就很有必要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重新界定。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假说：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的生态本位理论，以此构建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因此，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应该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从而形成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即把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成以生态为本位的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这是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二、20世纪世界发展的宝贵经验与惨痛教训
当我们对20世纪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作一整体的鸟瞰，就不难发现，在20世纪里，世界文明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景象：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类遭受了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世界的战争大灾难，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取得空前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却遭受着全球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大灾难，这又使当今人类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正因如此，才使人类逐渐地从自然界的无情惩罚中醒悟过来，引起一场全球的生态觉醒运动，这就是生态觉悟的产生与发展。它是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意识和观念的最伟大的革命。由此形成人类对世界系统存在极限的认识，发现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有限性，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1、两项辉煌的成就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今日之现代生产力不仅与19世纪相比已面目全非，即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世界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固然因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两点：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二是世界经济市场化正在形成全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著名学者汝信先生所说的20世纪人类取得的两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在工业经济时代里，发生了三次具有划时代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确立了以蒸汽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手工工具向大机器的转变，揭开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序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确立以电力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蒸汽动力机械化向电力动力自动化的转变，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人们常称为现代科技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来，进入了人们所说高新技术革命阶段。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新高潮，进入新世纪正在迅速发展和产业化。现代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望尘莫及的，它把工业文明推向了顶峰，使工业经济时代走到了尽头，正在迎接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跃进步，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来，就实行市场经济，只是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由传统市场经济发育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二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都陆续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道路，正在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推进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除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已走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外，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正发展和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加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因而，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探索适应自己国家国情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各国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能够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甚至要纳入其制度框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化，或者说是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这已成为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2、两大严重的灾难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生存与发展曾陷入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说：“到1999年，我们将把20世纪追忆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时期。1.2亿百姓受戮于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比1990年以前的全部战争中的死亡的总和还多”。然而，值得幸庆的是，这场空前的灾难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出现战后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就标志着从世界全局来说基本被消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和平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人类避免世界战争是大有希望，即是说人类是不会葬身于核战争灾难之中。但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在人类利用及其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然的异化力量，使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人类遭受着空前的生态灾难。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家卡普拉在《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所说：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我们可以肯定，人类取得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繁荣的两项伟大成就时，又使两者具有“反自然”性质，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人类即使摆脱了世界核战争威胁下的有毁灭的危险，如果处理不好“环境与发展”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难免葬身于生态灾难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威胁全人类和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全球生态危机，它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并成为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危险。
3、一次最伟大的觉醒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来，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都在思考，人类文明会像几千年以前的世界三大文明一样突然湮灭吗？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它们却主要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但是现代人类与玛雅人却有不同之处，就在于现代人类全面反思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尤其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深刻认识到工业文明及传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才使“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因此，人类在生态环境问题上逐渐觉醒过来，引起了一场人类意识的伟大革命。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生态意识或生态觉醒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表明，现代人类具有生态觉醒，是与玛雅人根本不同的。当今人类从未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从而避免玛雅人的生态毁灭。
众所周知，传统意识主要是以人统治和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形成人统治、主宰与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唯人论”的意识。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与和谐相处与共同生息，形成“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把生态意识定义为：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关系所反映的思想、理论、感情和意志的总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世界系统看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一次深刻革命，是人类对人、社会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一次伟大觉醒，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深刻反省”。因此，“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醒。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制定的生态伦理的规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不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标志着20世纪人类文明的生态觉醒”。[1]
4、一个头等重要的发现
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人类进化史经历了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是人类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从人类完全依赖于自然、融化于自然的混沌同一性，到人与自然存在区别，并不是混沌同一性而产生自治思想。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这次飞跃导致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二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人与自然的完全对立、相互对抗、相互毁灭乃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体完全瓦解，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生息、协同进化，乃至重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体。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又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这次飞跃必将使人类创造真正的现代文明。
如果说，第一次飞跃，人类认识自己利用与改造自然的活动是可以不受自然生态的限制，其行为的选择是无限度自由的话；那么，第二次飞跃正好相反，人类认识到自己的利用与改造自然的活动是被“自然界整体动态结构的生态极限所束缚的”，人类行为选择的自由必须限制在自然生态容许的限度内，即限制在地球承载力的极限之内，这是生态“绝对法则”。现代人类的这种生态觉悟，就是人类对地球存在极限的认识，以及其它将如何影响人类进化的认识，从而出现了地球有限性的客观规律，它的理性形态就是地球资源环境有限论。这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头等重要的发展，是20世纪现代科学的最大贡献。
在人类对地球存在极限的认识过程中，罗马俱乐部的梅都斯等人是地球资源环境有限论的先驱。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随即掀起了所谓悲观派和乐观派对人类未来生态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大论战。乐观论者对《增长的极限》报告的激烈抨击，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不仅尖锐批判了罗马俱乐部全球模型及其政策主张即“零度增长论”；而且全盘否定了梅多斯等人的增长极限论的理论基础即地球资源环境有限论。对此，我们赞同前者，反对后者，还必须为《增长的极限》报告提出的地球有限论彻底翻案。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指出的地球有限论即有限世界系统决定了增长的极限的著名论断，是罗马俱乐部全球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理论。实践证明，罗马俱乐部全球模型的缺陷，不在于世界系统存在极限以及超越极限引起灾难性恶果；而在于这个模型的落脚点是要以停止增长的方式达到或维护全球均衡，这就是著名的“零度增长论”。地球有限论即地球的资源存量有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新观念，实质上是一种现代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的理论。它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刻动摇了地球的资源与环境无限论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念，为人类认识地球的有限性开辟了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梅都斯等人是头等重要发现的先行者，是对科学做出最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 樊浩：《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三、生态本位论的立论依据
1、世界发展正在迈向生态时代
首先，20世纪全球生态灾难唤醒了人类，教育了人类，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当今人类适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新趋势，创造了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使现代文明形式正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几百年来，人类苦心创造的工业文明发展到今天，从总体上来看，它基本上完成其历史使命，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重重危机之中，可以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正在从兴盛走向衰落。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确面临着深刻的生态危机，生态形势十分严峻，但决不是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已无出路。因为，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过程中，在生长着否定工业文明的因素，却为生态文明兴起开辟广阔的道路。工业文明衰败之日，正是生态文明萌芽之时。正象工业文明脱胎于农业文明一样，生态文明脱胎于工业文明，它引导人类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真正的现代文明是生态文明；只有生态文明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因此，从世界文明的形式来看时代，当今人类即将走出征服与掠夺自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正在进入保护建设自然，以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共同生息与共同繁荣的生态文明时代。因此，我们所说的生态时代，就是指人、社会和自然的发展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智慧的胜利。
其次，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时代已降临中华大地。这是世界系统运行的必然进程，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人类进化与世界系统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代，即蒙昧时代、征服时代、生态时代。因而生态时代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客观现实性。生态时代的现代文明，本质上是生态文明；没有生态文明，就没有真正的现代新文明。21世纪应该是生态文明发展的世纪，这正反映了世界文明在21世纪的人、社会与自然关系发展中的新特点。
再次，根据20世纪生态文明兴起与发展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新进程的客观实际，国内外学者站在新时代的发展前沿，最充分地适应新时展的要求，提出生态时代问题。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托马斯·伯里曾把后现代文明说成是生态时代的精神，并预示人类的未来社会应当是一个追求生态文明的所谓“生态时代”。在我国，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庄严宣告：“人类处于普通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可持续发展新时代的开始，可持续发展必将成为世界系统运行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潮流。理论与实践表明，生态文明，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三位一体的。因此，我完全可以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文明已进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时代，可持续性的生态文明必将成为世界系统运行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潮流。
2、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革命是伟大觉醒的实践标志
历史事实表明，整个工业文明是在人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统治自然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工业革命的全面胜利，极大瓦解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严重地摧毁了现代经济社会的生态基础，使当今世界系统的大部分重要的生态系统已处于崩溃状态，把人类推到与自然界全面对抗和尖锐对立的生态灾难的绝境，使人类文明走进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胡同。由此决定了21世界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最根本的、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全面实现生态觉悟从思想意识的殿堂走向实践的洪流。它既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基本标志，又是这种转变的实践基础。显而易见，重建地球生态系统在本质上是重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这已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伟大实践，是人类生态觉醒的实践标志，也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现在，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几十年来生态革命产生与兴起的历史进程：
第一，从生态意识的产生到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掀起的反公害运动，喊出了“还我阳光”、“ 还我蓝天”、“还我清水”的强烈抗议之声，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以不同形式投入了这场环境保护运动，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国际性潮流，并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到1972年世界环境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为标志，使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形成高潮。它揭示了人类开展生态革命与创建生态文明的序幕。
第二，环保运动向广度扩展到生态运动迅速席卷全球，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生态环境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危机的全球征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交织一起，直至整个大自然危机，已成为笼罩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魔影，直接严重威胁着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的生存。人类需要进行一场生态革命（即环境革命）来拯救人类自身的命运和地球的存亡。于是全人类为进行这场生态革命采取全球范围的共同行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建设自然；从个人到家庭，从各种社会组织、各个政党和各国政府乃至全世界，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关心与重视，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发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为标志，人类全球生态环境运动达到新高潮。它反映了人类正在进行生态革命告别工业文明时代，用可持续发展战略迎接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生态运动，又叫绿色运动。它向广度与深度扩展的最重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渗透与融合，有力推动着重建地球生态系统。当前，绿色文明浪潮正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几乎覆盖了世界系统运动与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极大地冲击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生态革命高潮在21世纪必然到来，将推进人类由征服、掠夺到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大转变，为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
第四，生态革命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就是阻止工业文明发展对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的根本性破坏，医治现代经济社会活动造成的污染给自然生态系统留下的创伤，并保持生物圈的完整性，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再生产，创建生态健全的适宜于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确保现代文明发展对生态系统和生物物种的可持续利用。可见，生态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双重的，它既是拯救人类的革命，又是拯救地球的革命，也是重建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与和谐发展的革命。这是一场彻底的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革命实践，是世界系统的全方位、最深层的巨大变革之一。
3、世界系统是人、社会和自然相互融合的有机统一体
生态革命重建这种有机整体，是还给客观世界以本来面目。因此，无论就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还是现代生态意识，把人、社会和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符合客观世界实际的。
首先，世界系统本来就是人与其它生命形式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人类并不是分离或高于其它非人自然存在的特殊存在。人类与其它非人自然存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结论。它告诉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生态环境——地球生物圈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地球生态系统具有相互依存的有机性，即世界系统中人、社会和自然都是有机的生命体，存在着广泛而普遍的内在联系，人与非人自然的一切有机生命体，不仅是与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而且是由周围环境的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二是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即这是一个由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现实世界系统中，脱离开自然的社会同脱离开社会的自然一样，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存在完全脱离社会因素的纯自然规律，也不存在完全脱离自然因素的纯社会规律。这就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相应地，人类文明历史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相互制约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其次，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随着工业文明高度发展，人类实践活动的广泛与深化，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和自然界的生态过程已经完全相互交织与相互融合而浑为一体。今天，在现实世界系统中，把它区分为自然界和社会只有相对意义，而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融合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为重要。因此，当今维系人类生命和非人自然生命形式的这个濒临失衡的球体上，客观存在的只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当今人类进行的生态革命，就是重塑和实现人、社会和自然有机整体，达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高度整合、整体优化、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再次，人的两重性是世界系统成为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体的根本原因。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首先是自然的人，属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存在于自然界，成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成员。但是，人这种生命物种，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物，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生物，有智慧的生物，是社会的生命物种，成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主体。因此，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与其它生命物种不同，就是人生活在两个世界：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人是自然与社会的存在物，这是人区别于非人类生命物种的根本之点。前者是人的自然生态特征，是反映人的自然属性；后者是人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反映人的社会属性。“人就是自然生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有机统一体。正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才构成了人的本质。这两种属性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同时发挥作用的。这两种属性是人的两重性，没有自然属性，或者没有社会属性，都使人不成其为人”。[1]人的两重性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同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人及其它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一是人及其实践活动对社会环境的关系，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两方面的关系没有逻辑先后和时间先后的区分，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是分离存在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是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整体。
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世界文明发展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人、社会与自然应该成为新的更高水平的和谐统一整体。这正是人的两重性在人类生存活动与发展行为的实践中表现为自然生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才使自然生态演替进化和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相互交织与相互融合成为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
现在，我们可以对前面的论述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当今，世界系统实际运行的概念模型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这个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运行与发展客观上要求以生态为本位。生态本位是以生态觉悟与生态意识为思想先导、以地球有限性和人、社会与自然有机统一体为客观依据、以生态革命及绿色文明浪潮为实践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它是生态文明的理论表现，是生态时代的必然逻辑。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态本位论是世界文明发展进入生态时代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发展观和实现观。
[1] 刘思华著：《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四、生态本位论的几个理论支柱
1、自然生态价值理论
至今，在我国仍有一些人类中心主义论者，按照西方近代伦理学和哲学传统理论，从主（人）客（自然）体价值关系模式出发，在总体上把价值规定为客观对主体的意义，武断的将价值的来源完全归于人的主体性，人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因而他们主张把价值范畴严格地限定在人的世界的范围，极力反对把它扩展到自然界，否认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价值，尤其是完全否定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我称之为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与此相反，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论者认为，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迫使我们必须超越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不仅要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非人自然的价值，主张把价值范畴由人的世界范围扩展到非人自然的世界范围，涵盖整个自在世界即整个世界系统；尤其是要承认非人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建立完整的自然生态价值理论。自然价值论的代表人物、美国杰出环境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在实践中，环境理论学的根本要求是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在理论上，它的根本要求是确定意义深远的价值理论，以此为它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1]在我国出版的论著中，如余谋昌的《生态学哲学》、《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余正荣的《生态智慧论》、林娅的《环境哲学概论》等著作，都论证了自然界的价值，肯定非人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笔者赞同。在此仅强调三点.
首先，按照生态学的观点，不仅有“以人为主体的生态”，还有“以生物为主体的生态”，它包括以生物个体为主体的生态，以生物群落为主体的生态，以生物圈全部生物为主体的生态。在这里，很明显，主体不具有唯一性，不仅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是主体，其它所有的生命物种也是主体，世界系统的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主体。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系统唯一的主体，即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系统唯一的价值主体。事实上，不仅仅人这种生命物种是价值主体，其它所有的生命物种也是价值主体，世界系统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价值主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性，建立起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整体的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动摇甚至扬弃了人在整个世界系统中的先验的、唯一的主体地位，消除了人在世界中优先的价值地位和先验的价值合理性，从而否定了任何价值主体独霸权。
其次，罗尔斯顿认为，自然的价值是自然的性质，是由自然系统的结构决定的一种性质，是进化的生态系统内在地具有的属性。自然价值是以和谐的生态关系或自然关系表现时，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一是人类的层次，是人与环境关系的价值，这就是自然界具有以人为尺度的价值，即作为人的工具价值。这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是它的外在价值。一是从生物的层次，是生物与非生物的生态关系的价值，即自然界本身、生命与自然界的生存，具有以它自身为尺度的价值，它不依于评价主体，内在地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这是自然的内在价值。在世界系统运行过程中，与人类生命形式一样，非人类生命形式利用地球生态资源，地球基本生态过程的健全、健康、安全和正常运转本身是具有价值的。这是因为，“在生物圈的时空范围内，各种植物、各种动物、各种微生物与自然环境编成目的——手段的立体交*网络，保持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它们只有内在的目的性和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2]可见，自然生态价值论的核心是：肯定自然的自身价值，承认非人类生物的内在价值，目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有了共识。
再次，我们超越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不仅要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且要承认自然的整体价值。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把价值范畴扩展到自组织系统，价值则是自组织系统的本质特性。地球生物圈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是只有整体的价值的。因此，地球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不仅仅是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它更具有系统价值。这个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物种个体价值上，也不是部分价值的总和，而是一种高于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系统价值，这就是地球生物圈的整体价值。它是自然生态价值论的精华。生态价值观所追求和确论的价值合理性，本质上是地球生态系统整体的合理性，并认为它是合理性价值的主体，生态价值合理性存在于地球生态系统整体之中。不言而喻，生态价值观确实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价值观，生态本位正是建立在这种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
2、自然生态权利理论
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在自然生态价值的理论框架内，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这实际上不仅是肯定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也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整体利益的生态伦理的合法性依据。因此，生态价值观把人类对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建立在地球生态系统所具有的这种客观价值的基础上，承认、关注和尊重非人类生物和地球生态系统按生态规律可持续生存的权利。
环境伦理学其革命性变革的重要表现就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理论学把伦理关系严格地限定在人的世界的范围内，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系的范围，扩展到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用道德伦理规范来调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发展关系。在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1）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伦理规范，就是每一种非人类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若无充足理由人类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它生命。（2）动物权利论认为，动物和人一样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权利的基础是“天赋价值”，这种价值赋予了它们一种道德权利，即获得尊重的权利。（3）生物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物种都是平等的，都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而，人类必须把所有的生命物种都视为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和相同的道德地位的实体。（4）生态整体主义认为，环境伦理学必须是整体主义的，即它不仅要承认存在于自然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把生命物种本身和生态系统这类生态整体视为拥有直接的道德地位的实体，人类不仅要尊重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其它生命物种；而且要尊重这个共同体本身。
在我国，生态（环境）伦理学提出的自然界的权利包含三层涵义：[3]
首先，自然界的权利是一种自然性，是指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持续生存，这就是说，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都是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成员，可以而且应当拥有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条件，具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其次，这种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相关性在生命世界以生存表现出来。任何一种生命物种的生存，既是它自身的存在，又是为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提供条件，为其他的生命物种而存在。生存是所有的生命物种的目的，我们必须承认不仅仅人是目的，而且要承认其它生命物种也是目的。为了生存必须具有权利，与此同时，一种生命物种的生存是作为其它生命物种的存在条件，为其它生命物种的生存服务，这是它的义务。这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则是生存的基本规律。它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得违背这种生存的基本规律。再次，自然界的权利平等性，这是指地球生物圈中的各种生命物种都具有自己的特定的生态位发挥着特定的作用，正是所有生命物种的相互作用和综合作用，创造和维持地球生态系统适宜生命生存的条件，维持地球生物圈的基本生态过程及其它的稳定性和整体性。因此，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所有生命物种生存的权利只有平等性，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都应当受到尊重与保护。
我们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来考察现代人类的生存意识与实践活动，可以概括出两点结论：一是现代人类迄今的生存与发展，部分地是以非人类生命物种存在状态的破坏甚至毁灭为巨大代价，导致的生态灾难不仅加速生物灭绝过程，而且使人类自身的生存处于困境之中；二是现代人类要持续生存与发展，又必须以非人类生命物种的充分存在和地球生物圈共同体的完整与健康为基本条件。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都指出所有生命物种生存的道德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开始，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权利的问题就不再是纯自然性的问题，而是具有社会性。它客观要求现代人类道德进化到一个新阶段，即把道德权利观念扩展到非人类生命物种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这是现代人类整体的道德觉悟的新进展。
与人类生存的权利一样，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的权利也是权力和利益的统一，即自然界的生存权力和生物利益的统一。所谓生态权力，是指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破坏自然生态而遭到自然界的无情惩罚的现象，它是地球生态系统存在着的一种对人类行为的制约、选择甚至强制的力量。所谓生物利益，是生物的生存或繁衍必需满足的那些物质和生态需要及其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所必须满足的那些物质和生态需要。它是基于所有生物及生物共同体固有的价值和内在需要，体现并保持在生态活动过程中。[4]传统伦理学只是承认和关心人类的生存的权力与利益，而不承认和关心其它生命物种的生存的权力与利益，更不承认和关心生物圈整体的生存的权力与利益。生态伦理学不仅重视和关心人类的生存权力与利益，而且确认和关心非人类生物的生存权力与利益，及其地球生物圈整体的生存权力与利益。
这里人类与非人类生物权力的根本区别是，人类的权力是事先人为设定的，并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形成的行为规则和价值准则，是人们在自觉能动地去履行这种权力。而自然生态权力是自然生态系统运行的内在固有机制，并成为生物圈共同体的活动规范，它是一种自然反射力量。因此，自然生态权力在本质上是自然生态规律发生作用的一种对人类破坏自然生态行为的制约或强制力量，即自动限制力量。这种自然生态权力实现形式又往往是“后发制人”，并表现为一种总的较长的趋势，逐渐显露这种权力的“威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否认自然生态权力，无异于否认自然生态规律，这就与自然界事实不符。所以，我们确认自然界的权力和利益，是完全符合世界系统运行的客观事实的，并不意味着非人类生命物种同人类一样具有独立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更不意味着否定了人类的在经济社会系统运行中的主体地位。当然，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主体能力的实现，必须尊重与维护其它生命物种和自然界的存在权利，保障它们的利益，承担对它们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是人类实践活动要以生态为本位的一个根本之点。
3、实践选择两重性理论
自然生态价值论和自然生态权利论，无论从理论选择还是从实践选择，必须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人类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既是为满足人类生物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实现其人类自身的利益（包括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是为了满足非人类生物生存发展的需要，实现其非人类生物的存在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这就是人类实践选择的两重的、终极的价值尺度，我们称之为实践选择的两重性。实践选择两重性的理论，实际地宣告了人与自然关系上“唯人论”的认识史和实践史的终结，必将开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的认识史和实践史的新篇章。
第一，长期以来，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唯人论”的思想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居于统治地位。这突出表现在，西方近现代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发展观，普遍地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于现代人们的精神世界，支配着现代人类的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形成把人当作万事万物存在的唯一目的和终极尺度的思维定势。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与需要作为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不自觉地把人类自身的利益与需要放在实践活动过程的绝对优先地位，使工业文明发展完全走上了一条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人类生存发展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指导下，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选择。当今，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上“唯人论”进行全面与深刻地反思，由此产生的遍及世界的生态运动与绿色文明浪潮。在迎接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人类中心论者坚持包括生态革命的伟大实践在内的人类实践选择是唯一的、终极的价值尺度，仍然只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与需要，并声称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超越的“绝对真理”。对此，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说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超越，只能算是一种独断论的现代神话。”我要补充一句，说现代人类实践选择仍是单向的终极价值尺度不可超越的，只能算是远离现实世界系统的现代童话。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表明，现代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都应该服从作为世界系统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必须首先着眼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和安全，既要满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需要，又要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这两方面的关系，在现代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是分离存在的，而是同时发生，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构成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目的的两重性。因此，两重目的与终极价值尺度，才构成现代人类实践的本性。只承认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一种终极目的，而否定另一种终极目的，都不可能真正认识现代人类实践的本性。
第二，当人类中心主义受到现实世界系统运行的严重挑战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扬弃传统的人类征服、掠夺和主宰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被称之为弱化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它开始承认非人类生命物种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利。但是，它在现代人类实践选择仍然坚持单向的终极价值尺度，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自然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人类的利益与需要既是保护生态环境行为的根本依据，也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因此，他们主张把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放到首位的同时，也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的利益。这就是说，从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出发来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解决现今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摆脱生态危机。这是一种错误的实践选择，也是一个实践方向的错误：（1）20世纪生态灾难使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更加明显和十分突出；同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唯人论”不仅抹杀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而且否定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因此，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自然自身的需要与利益同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并行不悖的，在某种情况下和某种意义上，比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更为重要、更为基础，应当放到优先地位。（2）人类只是从自己一种生命物种的需要与利益出发，在实践活动中就会把保护生态环境的努力限制在与自己直接的生存环境的范围，往往会忽视甚至不考虑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环境，不顾地球生物圈整体的生存利益，无视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忽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共同利益的客观需要。这样，不仅不能解决现今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摆脱生态危机，反而事与愿违，最终既保护不了人类自身，也保护不了自然自身。（3）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当人类的需要与利益同非人类生物的需要与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时，这种单向的实践选择的价值尺度，就很自然地为了人类的需要与利益而牺牲非人类生物的需要与利益，往往会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人类的生存发展，最终只能是继续重蹈工业生态时代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巨大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牺牲生态环境来维持人类生存发展，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上述说明，单向的实践选择的终极尺度，是不能有效地保护人类直接的生存环境，尤其是不能真正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与安全，不符合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目的的两重性。由于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完整、健康与安全，包含着人类的利益和直接的生存环境的稳定、健康与安全，这就决定了人类必须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需要与利益出发来维护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共同需要。这样做才能最终达到既实现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自然本身的目的。
第四，人类实践活动终极目的的两重性，是由人的两重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全球生态灾难的恶果确实是落在人类自身身上，但它会使人的自然属性与生态因素比以往任何时期显得更为突出、更加重要。因而，现代人的两重性互相依存越来越紧密，不仅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发展，要越来越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而且人的自然属性的发展，也要受到整个生态系统的障碍和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作为自然的人，自己是一种生命物种，是整个地球生物圈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它在这个生物共同体中生活必须遵守生物圈的活动规范，按照生物生存的基本规律，这就是实现非人类生命物种及整个地球生物圈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人作为社会的人，则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主体，它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生存必须遵守人类社会经济的行为规范，按照人类生存的基本规律，去实现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严格地说，现代人的两重性，决定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两重性。对于生态本位理论来说，既要研究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人，它把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作为人类实践选择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尺度；又要研究自然生态意义上的人，它把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作为人类实践选择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尺度。因此，判别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不仅仅以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取向为依据，还必须以非人类生命物种及整个生物圈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取向为依据加以权衡，这种双向实践选择是有机统一的，形成以现代人的两重性为基础的人类实践选择两重性理论，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1] H·罗尔斯顿：《自然界的价值和对自然界的义务》，叶平译，《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P.W.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1986.9.
[3] 余谋昌：《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叶平；《生态权力观和生态利益观探讨》，《哲学动态》1995年第3期。 五、生态本位论的基本框架
应该说，生态本位论的客观依据和理论基础是构成生态本位论的总体框架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勾画出生态本位本身的清晰图象。
1、生态本位论的基本内涵
所谓生态本位论，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地球生物圈共同体是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体，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现实形态表现为世界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不仅人类物种是存在主体，而且其它生命物种也是存在主体。这就是说，不仅仅人类物种是价值主体，其它生命物种也是价值主体，而且地球生物圈整体还是价值主体。二是在世界系统中非人类物种并非仅为人的存在而存在，它是具有独立于社会的世界的价值、利益、权力及运行目的和生存力量的道德地位的实体；任何生态系统都是价值和权利存在的一个基本单元，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有机的生命体，没有它地球生物圈共同体就不可能生存。三是地球生物圈整体比个体更为重要，它作为独立的整体价值和所有生命物种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拥有独立的生存发展权利，一方面负有对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持续生存发展应尽的义务。
这个生态本位论的内涵与外延，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生态本位的价值观，是以地球生物圈的整体性为价值的本位，追求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合理性，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价值观。现代人类一切实践活动都要服从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整体利益，即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
第二，生态本位的发展观，是地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基础的本位，追求保持生物圈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康发展，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观。它强调自然界是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现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要以生态发展为根本，只有与自然生态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第三，生态本位的实现观，是地球生物圈的自然生态阈限为限度的本位，追求人类实践活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是一种保护世界系统运行的生态合理性的现实现。它特别关注现代人类各种实践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有利于自然生态环境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实践活动应当给予鼓励，反之则应当给予抛弃，维持自然生态在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优先地位。
第四，生态本位作为实践选择两重性的理论表现，充分地表达了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两重性理论，正确地揭示了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规律性，即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优化、高度整合、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可见，生态本位论实质上是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论。这就扔弃了人类物种在世界系统中的先验的、绝对主宰地位，比其它生命物种先天优越，消解了人类物种在世界系统中的优先的价值地位和先验的价值合理性，从而宣告了“唯人论”即人类自我为中心论的价值观、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终结。
2、生态本位论的主要观点
（1）生态基础论。生态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生存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是工业革命在创建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极大破坏了它的生态基础，违背了这个客观规律，由此受到自然生态规律的无情惩罚，迫使人类进行深刻反思，才认识到自然生态不仅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而且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世界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自然界，它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相互融合的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它必须服从自然界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在这个有机整体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各系统的基础，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现代人类实践活动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因此，现代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自然生态为基础，必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与生态资源的持久、稳定的供给能力为基础，使现代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绝对建立在生态基础上。” [1]并确保这种基础受到绝对保护和健康发展，使其能够稳定地支撑现代人类持续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生态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从人与自然的统一的观点看待客观世界认为，人类社会产生之后，自然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就应该是统一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与此相应地，人类社会发展是生态环境决定作用与社会经济决定作用的统一。这里所说的生态环境决定作用是指在社会生存、社会生产及其生产条件的决定作用，不是对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演变的直接决定作用。早在1980年新版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一书就明确指出：过去“谁都不谈社会生产的‘生态因素’，它曾是微不足道的，如今‘生态因素’不依我们的愿望为转移地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强大要素，不仅如此，已经到了生态因素变成‘生态决定因素’，不能简单地不负责任地对待它的时候了”。[3]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随着生态时代的到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改变对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4]
（3）生态内因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与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或世界的发展史就好象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80年代以来世界系统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化和生态影响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道路和方向，使得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5]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客观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4）生态优先论。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自然界对人类的优先地位的光辉思想。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既表现在自然界对于人及其意识的先在性上，也表现在人的生存对自然界本质的依赖性上，更突出地表现在人对自然界及其物质的固有规律性的遵循上。”而“人的目的的每一次实现恰恰都是人遵从了自然及其规律”。[6]因此，生态应该也必须优先，这是生态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享有优先权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今人类文明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生态优先已经正在成为现代人类实践活动中享有优先权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态优先规律不仅是（或应该是）世界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且也是（或应该是）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最高法则。[7]因此，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自己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
（5）生态利益最高论。从广义来讲，生态利益是几个方面构成的：①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的外现形式的生物利益，它是生命物种本身固有价值和内在需要的体现；②生态系统的工具价值的外观形式的生态利益，它主要是指生态系统中满足人类生态需要的一定数量的自然生态成果，是为整个社会和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生态消费资料的外在价值的体现；③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外观形式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生物圈的整体利益。可见，广义的生态利益包括了人类的生存利益，是人类的最高利益。因此，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当把生态利益放在首位，一切社会经济决策也应当把生态利益置于首位，并具有否决权。这就逻辑地和现实地要求我们把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放在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地位，实现生态优先发展。
（6）生态第一生产力论。如前所述，地球生态系统是整个世界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在于它不仅孕育了世界系统生产力本身，而且决定着生产力系统能否继续存在和以什么状态存在及其以什么方式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是生产力之母，即它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同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论。它只是对社会经济系统而言的，不涉及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以及自然生态系统和整个世界系统的相互关系。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概括近百年来，特别是现代科技革命以来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从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决定现代生产力水平的第一位的原因，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位变革作用的事实，提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现在，我们从生态是生产力之母的意义上，依据当前整个世界系统运行的实际状况，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社会经济系统扩展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明确提出“生态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确立生态系统的第一生产力地位，这就为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实现现代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
（7）生态伦理论。这是一种以生态原则为伦理原则的生态本位观念。它所追求和确证的道德合理性，本质上是生态合理性，并以生态合理性构建现代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标准。因此，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真正含义，就是现代人类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标准的生态合理性，即现代人类道德的生态化趋势，尤其是要树立人类正确的生态善恶观、提高生态觉悟、养成生态良心、尊重生态道德、申张生态正义、履行生态义务。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类实践活动应当也必须承认和尊重非人类物种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存在权利，维护非人类物种的生存利益及其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把伦理关系的范围即道德对象的范围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自然的世界的所有生物及其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建立起人类和自然界所有生物及它们的整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统一。所以，生态伦理不仅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对话，更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是现代人类伦理精神和道德进化向生态文明时代迈进的必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发展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飞跃。
（8）生态建设根本论。21世纪人类文明建设，在本质上是生态文明建设。现代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都应该按照生态优先规律，发展生态第一生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这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是21世纪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本。因此，生态本位论在其现实性上，就必然提出生态环境建设是21世纪世界系统运行的根本目标和人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在我国，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自然生产力，解决和发展生态生产力，这将是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根本的、最突出的任务之一。现在，我们可以说，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巨大代价的时代，已经开始转向大规模生态建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的历史时期。在21世纪初期，我国生态环境正在迎来建国以来第一个建设高潮，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这一伟大实践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生态本位论是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的。
3、生态本位论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
生态本位论是与人类自我本位论相对而言的。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几百年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占居统治地位，人类实践活动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本位。现实世界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所有生物都是以保存自身物种为目的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自我中心主义是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自然本质。人类实践活动以自我为本位，确实是符合所有生命物种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自然法则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以往人类中心论是一种“唯人论”的自我实现过程，当今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是因为，第一，支撑这种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本位论，确实使工业文明从兴盛走向衰落，把现代人类引进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胡同。因此，从世界范围的总体上看，20世纪末期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终结，现代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它实际上宣告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自我本位的实践史和认识史的终结。第二，当今的客观世界现实是，由于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人类自身拥有的物质力量和技术手段，已经没有哪一个生命物种能够威胁作为一个强大物种的人类生存；反之，人类倒几乎可以灭绝任何一个生物物种，正如阿·托夫勒所指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8] “第三，生态灾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人类生命物种灭绝。当今，在世界范围内，生物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着。有关资料表明，自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开始后，生物物种每4年一个物种被灭绝；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球生态环境遭受人类活动的巨大破坏，生物的灭绝速度达到每4天一个物种灭绝。而到了90年代则加快到每4个小时一个物种灭绝。21世纪第一个地球日（4月22日）那天，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向世人敲响了新世纪的警钟：钟表的时针每走一个数字就有一个历经千万年进化的生物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据科学家估计，由于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近代物种的丧失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现在，物种的丧失速度由大致每天一个物种加快到每小时一个种，生物物种灭绝的速度已经到了惊人程度。这使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完整性受到极大威胁。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些关键物种的灭绝可能会使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无法维持。总之，历史与现实表明，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用生态本位代替自我本位，这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过去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奉行自我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是符合所有生命物种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自然法则；那么，完全可以说，现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选择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不仅更是符合这个自然法则；而且完全符合现实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客观要求，体现了人类物种和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
当今世界系统运行的现实和逻辑正在确证，生态本位的实质是以生态合理性为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构建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以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为理论基础的生态合理性，是鲜明地体现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观和实现观，这是生态本位的理论合理性。这已在前面作过论证，在此不再详述。以生态革命和生态建设及绿色文明浪潮为实践基础的生态合理性，是如实地反映生态文明时代人类的实践的本性，这是生态本位的实践合理性。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生态本位论要求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按照实践选择的两重性，去实现整个世界系统运行的生态合理性，即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全方位的生态化，也就是内在要求经济、科技、文教、政治、社会活动的生态化，从而满足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生态发展的需要，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与共同繁荣的至高境界。
作为一种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生态本位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还在于即它能够实现生态伦理立场的理论选择与实践选择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选择上看，生态本位吸取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本性的合理内核，扬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反自然的本质；从实践选择上看，生态本位吸取了人类中心主义重视协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重视协调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扬弃了前者的“唯人论”的倾向，不仅没有否定人类的主体性，而且恰当地肯定了人类的伟大能动作用，证明人类在现阶段已经在与自然的对话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给自己有了明智而合理的规定，“把自己当作自然界中的一员，与之和谐相处。如果说，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在文明史上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承认，认识到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中心，同样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9]
[1]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译本第1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3] 刘思华主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第191页、第19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同上注
[5] 刘思华主编：《绿色经济论》第二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6] 林娅：《环境哲学概论》第2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O年版。
[7] 刘长明：《生态是生产力论——兼论生态优先规律》，《中文史哲》2000年第3期。
[8] 阿·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175－176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9] 曲格平：《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第23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六、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
1、生态本位论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内在联系
由上可知，生态本位论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理论合理性是实现了从人类中心论到非人类中心论的飞跃，向着生态中心论作了某些倾斜；它的实践合理性是实现了非人类中心论向可持续发展论的飞跃，是对生态中心论的实践选择的科学扬弃。这样，生态本位论就囊括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优点，克服了两者的缺陷，还给当今世界系统以本来面目，形成了一种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相统一的生态文明发展观与实现观，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发展观由工业文明发展观与实现观向生态文明发展观与实现观的历史性飞跃，是一种划时代的全新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它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吸取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合理成份，对两者的优点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并能够克服两者伦理立场上理论选择与实践选择对立的现象，从而确证了生态伦理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的有机统一。
生态本位论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不仅在于它们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辩证否定和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辩证综合；最根本的则在于，可持续发展观揭示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要求尊重和维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力，要求保护和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相互共存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因此，可持续发展观主张现代人类的生存发展行为应该也必须在一定的“生态规范”下进行，追求各种实践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观在本质上也是以生态合理性为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的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即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这与作为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的生态本位论是完全一致的。
2、可持续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根本区别
很明显，从时代的特征来看，一个是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一个是工业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从两者的基本内涵来看，一个是生态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一个是自我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它们的本质不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西方生态中心论者将可持续发展观视为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被人类中心主义者引为同道，这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及本质特征的。其实，可持续发展恰恰是对人的自我中心论的辩证否定。何中华先生指出：“整个西方近现代文化就是以这种人的自我中心论为基本取向展开的，无论是对自然的驾驭和支配，还是对异族文明的征服和同化，都体现这一主旋律。它构成了传统发展观的基本内核。然而，正是这种旧发展观使经济和社会在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遇到了深刻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恰恰是基于对人的自我中心论的辩证扬弃而实现的。”[1]因此，把以人的自我中心论为基本取向即以自我为本位，说成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核，是与可持续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只有以生态合理性为根本理念的生态本位，才是构成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核与本质特征。
尽管布氏在《我们共同的未来》著名报告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确实有某种含糊性，因而使人们有向人类中心论倾斜之嫌，对它的理解也是众说纷法。现在，在国际国内从不同角度对可持续发展这个新概念进行表达，据不完全统计近200种说法。尽管有着众多的表述，但其宗旨始终围绕着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生产、更新能力及其维护其完整性，使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合理性问题。我们从全球具有较大影响的几大类可持续发展定义来看，都强调了生态合理性这个关键的核心问题。例如，着重从自然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述，是从整个人类生存生活的生物圈的立场出发，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寻求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整体生存生活愿望的实现，并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着重从社会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述，认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社会的生活品质，”并强调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等；着重从科技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述，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着重从经济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达，认为“自然资本不变前提下的经济发展，或今天的资源使用不能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是“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界自然资源基础的经济发展。” [2]可见，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它规定了现今人类不仅需要与子孙后代共享地球资源环境，而且要与其它生命物种共享地球资源环境。因此，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含义，可以表达为，在满足当代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生存发展需要的能力；在满足人类自身物质需要的同时，不损害非人类生命物种满足其生存发展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是对自我本位的传统发展观的科学扬弃，充分体现了生态本位论的实践选择两重性原理，与以往一切发展观相比是质的飞跃，使人类对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
3、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协调机制
唯物辩证历史观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生命线。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这两种关系即两对矛盾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构成现实世界系统的矛盾运动的过程。然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认识和处理现实世界系统中这两大基本关系时，都各持一端：前者坚持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单一性，只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解决，尤其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与整体价值，及其人类物种与其它生命物种之间道德关系的客观性，必然是单一的协调机制。后者仅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等性，却未深入思考隐藏在这一不平等背后的恰恰是现实世界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存在着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忽视协调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也是单一的协调机制。正是由于它们各方的缺陷，就造成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偏颇。
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的深邃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上述偏颇，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和谐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肯定了给人与人以公平的生存发展权利和给人与自然以公平的生存发展权利，是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应当优先考虑的两个根本问题；从而确证了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构建了同时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两对矛盾的双重协调机制，使两对矛盾的协调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并达到完满的统一。
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矛盾运动发展到当代，突出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交织，直至整个大自然危机差点造成人类“自掘坟墓”的悲剧。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更加凸现，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以成为当今现实现世界系统运行最大的实际问题，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乃是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物种的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当我们把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协调机制纳入生态本位论的基本框架，在处理现实世界系统中两大基本关系时，不仅仅只是肯定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对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重要是要承认处理好后者的关系对协调好前者的关系也只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与人的关系具有更基础的作用，离开了这一点，就偏离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现实世界已充分表明，现代人类的前途与命运还要取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这就必然要求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应当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为根本目标，去协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所以，完整准确地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对矛盾的双重协调机制，处理好现实世界系统中两大基本关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眼，从人与人的关系着手。要以整个人类同自然界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为前提，去协调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并通过解决这种关系问题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3]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和谐统一的协调发展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语），已成为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是现实世界系统运行的最高目标。
4、确立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是一场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
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问题。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现代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的最根本错误，就只是从自身一个物种的利益出发，用牺牲其它生物的利益及其所有生物的共同利益即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来实现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利益。这种错误在20世纪下半叶达到了高峰，给世界系统带来了深重的生态危机（包括资源与环境危机）。因此，理性思考应当作出的回答：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是现代人类生存的危机，也是现代人类存在方式的危机；更深层次的它还是整个工业文明的危机，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文化危机，准确地说，是工业文明思想文化危机。所以，我们应当承认，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以人类对自己的终极价值尺度为核心的思想文化的深层价值体系，确实是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思想根源。陈中立先生谈到海德格尔、金岳霖两位大哲学家不赞成人类中心论时指出：“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之所以会走到如此地步，是由于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人的思想一直活动在人类中心论的框架内，活动在主客两极化的框架内。” [4]
工业文明思想文化是以对自然的征服，统治和占有来实现人类自身利益为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它的历史功绩是猛烈地冲击了古代以自然为神，迷信自然，畏惧自然、乞求自然的消极自然观，使人是自然的附属物变为自然的主人，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这是人类进化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如此同时，这种理念与价值取向也是以人为尺度征服、统治与占有自然的理性立场的合法性依据。它视自然为敌，把自然界看作征服、掠夺、主宰的对象，是人类的附属物，促使人类对自然疯狂地掠夺、无节制地榨取，无限度地占有，以毁灭地球生态系统来换取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它成为20世纪人类支配自己行为的“铁定”法则。这样，工业文明思想文化使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演变采取了一种相互对抗、相互毁灭的历史形式。正如余谋昌先生所指出的：“不论是哲学、宗教、教育和科学，还是经济学和社会物质生产，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和出发点，这就是把人和自然分开，主张为了人的利益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和主宰自然，为人类统治自然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现代文明（确切地说，是整个工业文明——引者注）是在人统治自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5]因此，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摒弃了把人类当作至高无上的生命物种，*征服、统治和占有自然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的理念与价值取向；它揭示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要求人类必须尊重和维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它强调人存在于自然之内，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自然之子、自然之友，人类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组织者和受托管理人，与自然是共存共荣的伙伴，人与自然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命运。因此，自然必须从是人类的附属物恢复其母亲的地位，人类必须由自然的主宰转变成为“地球村”的普通成员，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必将会创造比工业文明更加辉煌灿烂的生态文明。这是人类进化史上又一次重大的飞跃，在其现实性上真正促使这个飞跃，则是人类历史发展以来世界系统的全方位的巨大变革，是一场彻底的现代人类思想文化的伟大革命。
通常所说的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也就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这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与主流，也是工业文明价值观、发展观与实现观的认识根据。因而，工业文明思想文化是以本客体分割、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哲学基础，这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和实现观的哲学基础。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而且统治了整个人类几个世纪，直至今日仍占据一些人的头脑，以致成为他们的思维趋势和行为习惯。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主客二分是不可超越的惟一真理，人与自然二元论就是永恒法则。客观世界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是如此吗？不是。对于主客二分理论同世界上所有学说一样，不能看作是亘古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极终真理。正如玻尔在总结全部思想文化史的历史教训时曾经深刻指出的，“相信只有一种真正而且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 [6] “当今人类文明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人类必然面临着思维模式的转换，即是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彻底抛弃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论的思维趋势，建立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思维模式，从而建构主客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生态时代和现实世界系统赋予当今人类的历史使命，是确立生态本位论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关键所在。
推进这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就必须从哲学思想的层面上变革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它主要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分割与对立、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抗的两极来观察世界。这种主客两极的思维模式把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认为人是站在自然界以外，从其对立面来认识和作用于自然；只有人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是自然的征服者、统治者和主宰者；而自然仅仅作为一种纯客观存在，是人的世界（即社会的世界）的外在物，从而把自然的世界这部分世界系统删除了，剩下的只是人的世界即半边世界系统。所以，主客二元对立论可以称之为半边世界系统论。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就还给世界系统以本来面目，把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有机协调地整合成为完整的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的有机统一整体。
在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看来，客观世界系统本来就是人类物种和其它各种生命形式存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人类并不是分离或高于其它自然存在的特殊存在。人类与其它自然存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结论。因此，在生态经济社会有机统一整体中，主体与客体是相通的，是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发展的。主体与客体是随着世界系统的变化，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的。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的统一。这是客观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辩证法。可见，确立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实质上宣告了以人为惟一主体、以主客对立为思维模式、以自我为本位的传统价值观、发展观与实现观的终结。
综上所述，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现，是对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的革命性变革。它规定人类必须以重建地球生态系统而达到维护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利益：它倡导人类实践活动应当在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并在促进地球生物圈的健康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与利益。这是生态本位论的可持续发展观所追求的“双赢”的发展轨迹与最终目的，是21世纪人类实践选择的双重终极价值尺度的必然趋势。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只有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才是既能维护地球生态环境安全与健康，又能使人类社会经济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两全之策，全人类共同努力认真实践这种发展战略，就一定能够创造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健康与繁荣的绿色新世界！人类实践活动实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的最高层次含义就在于此。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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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中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2期
一、关于公共关系双向沟通模式
所谓公共关系，即社会组织与其对象－－公众之间的传播、沟通、协调、合作的关系。其关系模式即双向沟通模式。这一沟通模式是对单向沟通模式的完善。所谓单向沟通模式，即缺乏反馈的传播沟通模式。很显然，单向沟通模式具有不完全、不完善之处。随着现代传播沟通的发展，单向沟通模式明显地表现出难以适应现实需要的缺陷。对此进行完善的结果便是双向沟通模式应运而生。双向沟通模式显示出公共关系双方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相互依赖 、相互协调的合理关系。从单向沟通模式与双向沟通模式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两种沟通模式中沟通双方的地位是不同的。在单向沟通模式中，社会组织与公众关系不平等、不平衡。社会组织常常利用其高高在上的优越地位与权力，采取强制的方式实施传播。这很容易造成对公众权利的无视与损害。公众常常有苦难言，或干脆有苦不言，导致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缺乏协调的传播沟通局面。可是在双向沟通模式中，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地位是平等的。公众的权利受到更多的保护，其地位也大大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原有的一些权力优势逐渐丧失。与此相反，公众的地位在逐渐提高。为此，社会组织不得不矫正自己的位置，与公众处于平等协商对话的地位上。这样，社会组织与公众就成了双向沟通模式中的沟 通主体与沟通客体。只有这样，二着才能处于一种合理的关系中。这种关系的存在非常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双向沟通模式集中体现在现代公共关系原则中。公共关系的基础原则是互惠互利、真诚合作。社会组织与公众只有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真实地传播信息、协调沟通，才能实现公共关系状况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社会组织必须平等地对待公众，主动、热情地对公众传播消息以寻求合作，而公众需要自觉配合社会组织的信息反馈和协调沟通，以此使自己的需要得到充分、高质量的满足。所以说，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关系是一种在平等基础上双向互动的关系。这就是公共关系双向沟通模式的内涵。
二、关于市场及市场文化的本质理解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在中国大陆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政方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这种文化环境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集中地表现为以市场为核心的新型文化形态。所以说，对于市场的理解将决定我们对市场经济这一新事物探索的大方向。
实行市场经济，就意味着将经济实体－－企业推向市场，就意味着企业经营从由行政部门决定转到由市场引导、选择上来，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由以计划价格为主转到以市场价格为主上来，资源配置由以行政手段分配为主转到以市场分配为主上来。进入市场的组织或个人须具有自主性，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的前提下，交易双方能够自觉自愿、平等地进行市场活动。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搭配出售等都是违背市场规则的。我认为，市场的本质就是讨价还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真正的讨价还价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主体－－企业从来就未实现过自主经营。企业不过是政府的仆人，仆人是没有胆量和权力与主人讨价还价的，只有服从。真正的讨价还价只有在具有自主权的组织实体或个人严格遵守市场经济规范、平等协调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平等意味着交易双 方人格平等、机会均等。市场呼唤公平竞争的关系。交易双方关系如此，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必须如此。有人说，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有市场。但是那种市场是人为的，不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人为的市场流通着不合理的价格、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和不平等的政策和机会。现在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具备合乎价值规律要求的市场。在市场中，价格、资源配置、竞争必须在平等、自主的条件下进行。否则，市场经济将无异与过去的计划经济。
作为交易场所的建筑物，只是市场的表面内涵。市场的本质在交易关系中，体现在交易的平等、公开、自愿的关系中。所谓市场文化，就是建立在对市场实质的真正理解基础上的，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构成的总体文化。市场文化是一个系统，其核心是关于市场的本质理解，即市场观念。它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市场本身的观念：自主、平等、竞争、开放意识。交易双方只有自主，才能关系平等；只有地位平等，竞争才能合理化；只有竞争，才能突破封闭，呈现开放式发展。二是关于市场与其外部环境关系的理解：以市场需要、社会需要引导市场主体即组织或个人的决策和行为，市场主体以满足市场需要、社会需要为宗旨。就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而言，第一方面是基础，具有对第二方面的主导作用。
三、公共关系双向沟通模式与市场交换关系原则是一致的
市场的本质即交易双方真正意义上的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从字面上就体现了公共关系双向沟通模式的基本内容。虽然说公共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利益交换关系，公共关系与市场交换关系在内容上相去甚远，但是公共关系与市场交换关系在形式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双向沟通模式就是抽象化了的平等地讨价还价的经济关系和相互的信息传播关系。它不仅表明双方都从对方那里获得利益、满足需要，而且以平等的相互磋商为前提。所以说市场交易关系和信息双向沟通关系在形式本质上是一致的。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商品数量增加、品种繁多、质量提高，市场状况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企业经营重心开始由制造方面向销售方面转移，推销成为现代企业经营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门新的经营哲学：市场营销学，其基本内涵是，企业须根据市场的需要及其变化制定其经营计划。与此相联系，接受理论的研究成为现论研究的主导方向。接受美学、市场营销学、公共关系学在研究模式上如出一辙。这些学科的研究重心都在接受者一方。接受美学是从读者、听众、观众角度研究审美和艺术问题。市场营销学是从市场需要（顾客需要）角度研究企业的经营。而公共关系学则是从公众需要角度研究如何投公众所好，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公共关系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对公众传播沟通为己任，强调公众利益至上，要求社会组织以对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商品、服务和信息为前提处理与公众的关系，以期待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公众地位的提高，意味着公众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人格尊严方面比以前更高、更自觉、更独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权利与义务都严格法律化、规范化，二者的权利与地位是相互制约的。公共关系双向沟通模式体现了关系双方的平衡制约性和兼顾双方利益的合理性，所以说，公共关系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模式。
四、市场文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文化的核心表现
公共关系是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文化现象。公共关系双向沟通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有具体表现。
在政治方面，公共关系表现为政府、政党对市民、企业等公众的关系。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公共关系突出地表现为要求政府下放权力，将部分权力通过法律的形式下放给每一个市民和每一家企业。政府不能再是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政府要转变职能，必须增加和增强对公众的服务功能。政府必须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行政诉讼法、行政赔偿法和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实施宣布了民不能告官的历史的结束。民与官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接受审判。就此而言，市民与政府就是平等的。只有这样，作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公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社会存在与发展才能呈现合情、合理、合法的趋势。政府和企业也必须站在平等的相互协商的立场上合作。政府必须加大放权力度，切实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人事权、财务权、利益分配权等还给企业。企业与政府的权力必须在平衡的基础上加以法律化，并且严格规范化执行。企业与政府相互服务、相互监督，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合作。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具有更多的自主权，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要求，增强竞争力。企业发展了，才能有政府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在国际政治领域，随着冷战的结束，中、美、欧盟、日本等多边关系日趋形成，国际贸易和合作法则正日益规范、合理，恃强凌弱的做法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唾弃。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日益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国际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是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互利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实 现合作。随着国际新格局的形成，各国政府普遍乐意接受务实的合作外交策略，国际形势正朝着和平时期所要求的全方位合作的方向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不折不挠、奋发图强的结果。
在经济方面，企业日益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企业与政府、大众传播媒介、客户具有平等的合作关系，这些都是企业面临的对外公共关系。对内，企业面临着最基本的公共关系－－决策管理层与一般员工的关系。实践已经证明，一般员工的尊严和权利越受到尊重，其主人翁意识越强，其工作积极性越高，劳动生产率也相应提高。从公共关系角度讲，决策管理层与一般员工的关系越平等，越经常沟通，双方的合作越富有成绩。所以说，一般员工直接参与企业的决策管理可以避免由于双方缺乏沟通而产生的失误，真正体现出“主人翁”的深刻内涵。主人翁地位及其优越感不是说在嘴上的，也不是捧出来给人看的花架子，它必须现实地体现在每一位员工身上。让员工的尊严、人格受到尊重，让员工享受主人权利，同时也必须让其承担主人的责任。权利与责任是主人身份的两大标志，缺一不可。每个员工（包括领导者）都不可能只享受权利，不尽责任，或不享受权利，只尽责任。“现代企业的成功要靠鼓励企业的工人去承担责任，共同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干劲以使他们自己受惠。”权利高度集中的经营风格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因为决策管理层与员工的不平等、缺乏沟通的关系阻碍着决策的民主化，同时也就不能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决策的科学化是以决策的民主化为前提的，是以信息的全面收集、处理为前提的。只有在决策管理中实现民主化，才能协调沟通内部公共关系，让每一位员工都能参与管理和承担风险，关心企业发展，增强主人翁意识。企业内部的团结必须在彼此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 合作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就是公共关系双向沟通模式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之一。
在文化方面，公共关系双向沟通模式对于社会价值观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它也将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变化，使人际关系更合理、更健康。
一提到价值观，就使人想起奉献精神。长期以来，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在奉献与索取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这种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价值观是崇高的，但是由于它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所以难以得到广泛的接受。社会呼唤现实的行之有效的广泛被接受的价值观。每个个体的人生活在社会之中，都必须为社会作贡献。同时，一个人的生存、发展、享受都必须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社会条件就由社会提供。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相互服务的关系。于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观念得到广泛的默认。与此相关的是另一种价值观：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 。这种价值观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原因在于“主观为自己”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主观为别人”的精神相冲突。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伦理思维定势：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观总是将重心放在他的主观愿望上，强调“良心”、“诚”等内在修养，而忽视人的行为效果。人的道德内在修养固然重要，但就其本身而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只停留在大脑和口头上，必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通过其行为效果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吻合与冲突）表现出来。也可以这样说，人的价值观当只表现在大脑和语言上时，还只具有潜在的形态和价值。只有当它表现为行为对社会利益构成某种影响时，它才具有现实的形态，才具有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观，应该将重心放在其行为对社会的客观效果上。一个人的行为只要客观上对社会有利，就应该被肯定，并且理应从社会得到回报。要求每一个普通人都象白求恩那样具有崇高的价值观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每一个心理健康的人都是既自私又无私的。健康的人以一种健康的方式自私，这种方式既有益于他自己，又有益于社会。”所以说，“既为自己，又为别人”的价值观是可行的。我不反对为自己，反对的是为了自我利益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事实上，可以将公共关系理解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社会组织实质上就是个体的人结合起来的有机整体，如同个体的人一样，也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不同的是它以人的集团方式存在。所以说，社会组织也面临着一个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公共关系要求社会组织将公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虽然公众利益不等于社会利益，但是公众利益在其广泛性上可以代表社会利益。公众利益的至上性不仅体现了新型的经济关系，而且影响到政治、文化形态的变化。随着产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经济领域买方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严重地影响了人类政治、文化新形态的出现。公众利益的空前提高是社会成熟的标志之 一。但是，公众利益被重视不是取决于某些人“主观为别人”的善良意志，而是基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发达的客观要求。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必须挖掘新的经营潜力。由于人的理性行为的作用，社会组织想尽办法“投公众所好”，争取公众信任和好感，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以此作为推销自我的手段，实现自己的发展。企业热中于赞助社会公益事业，其直接目的在于建立良好的组织形象，而间接的目的则是使公众受益。通过使公众受益，获得好的公众形象，以利于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公共关系的一般思路。
由此可见，社会组织做好公共关系，主观上是为了自我发展，客观上却使社会公众利益得到了保护和壮大。所以公共关系的目标是使社会组织与公众利益协调、共同发展。社会组织只有在自我发展上取得了一定成绩，才具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条件。假如一个企业在自我发展上缺乏动力，以至于经营不善，工人失业，企业倒闭，那么，企业既不能为国家提供利税，也不利于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企业为社会作贡献的前提是它自己首先要得到发展，否则将两败俱伤。为此，社会组织的发展必须遵循公共关系双向沟通的逻辑模式：满足公众利益，以利于组织发展；组织发展了，必须回报社会。“大河有水，小河满”。人们常常引用这句话说明社会的地位。但是从完善角度讲，还须从另一方面加以补充：“小河有水，大河满。”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是前提，没有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向社会奉献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随着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发展，人际关系也要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形态。虽然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是两种不同的关系，但二者皆属于人与人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原则是一致的，这就是朋友关系原则，即真诚、守信、平等、互助。随着经济的发展，平等的要求越来越广泛地渗入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即使人与人在能力、观念、拥有财产和权力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人与人在人格尊严上是平等的，这已成共识。人是高级精神动物，情感在人际关系中至关重要。每一个个体的人都不喜欢受人蒙骗、受人欺凌。真诚是人人都需要的交往规则。真诚是人与人之间消除误解、相互理解的钥匙。如果人与人之间充满坑蒙拐骗，社会将会更混乱，人类生存环境更恶化，这不符合人类生存的要求。朋友关系是人类内部关系中最纯洁、最美好的关系。它的存在和发展既不取决于生理的、血缘的条件，也不取决于其他客观条件如地缘、权力和金钱，而是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程度。朋友关系是人际关系的最高要求，因为它超越了人的生物性，而直指人的心灵，它体现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心灵之约。人与人之间在尊严、个性、自主性上是平等的。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诚沟通，进而表现出行为互助。总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内到外都体现双向沟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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