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科技；刑事科学技术；应用
刑事科学技术也是刑事技术，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于案件的侦破效率提高。在当前的一些先进技术的应用下，对刑事科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通过从理论层面对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刑事科学当中的研究分析，就能为刑事科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刑事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以及刑事科学发展趋势分析
1.1 刑事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分析
从我国的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来看，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有待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就是没有将刑事科学技术和具体的工作进行紧密结合，从而就很难将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充分发挥。我国在近些年的刑侦体制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在法制建设工作上也逐渐的完善，这些都是对刑事案件犯罪活动新特征的体现[1]。在对一些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有的刑事科学技术还是采取传统方法，这就不利于实际工作的需求满足。在对刑事科学技术的工作实施中，对相应对策的多样化实施上还存在着很大不足。
再者，刑事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这就不利于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充分发挥。我国在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对于规范性问题以及观念的更新等问题还存在着，没有注重从管理层面进行加强，一些相应的体制方面还没有得到完善化。这些方面就对实际的工作发展有着诸多不利[2]。在对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以及开发人员方面较为缺乏，在保障工作方面没有得到加强，这些就影响刑事科学技术的良好发展。
另外，在对刑事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过程中，没有充分重视科学技术作用的充分发挥，在对有着跨度大以及跳跃性的犯罪作案时，对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作用就没有得到充分化的发挥，这就必然会影响实际的工作效率提高。
1.2 我国的刑事科学发展趋势分析
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下，以及全球化经济的加强，在跨区域的犯罪案件以及跨国的犯罪案件也逐渐的增加，一些犯罪的手段也愈来愈先进，能够体现出很高的科技含量。对这些犯罪活动进行打击，就要能充分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有效应用，对侦破案件的能力能有效提高。对新型的刑事科学技术的优化应用，也是当前刑侦技术人员需要进行解决的问题，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将信息技术以及生物芯片技术等等，作为重要的应用技术在刑事科学当中进行应用，就能为刑事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3]。我国在刑事科学技术层面的发展和发达国家还有着很大差距，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下，对新技术的应用就显得比较重要。其中在人体静脉识别系统的应用方面，对人的身份验证功能可发挥积极作用。
2 现代刑事科学主要技术应用和发展策略
2.1 现代刑事科学主要技术应用分析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对刑事科学的发展方面也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其中在DNA技术的应用中，就能起到积极作用。对DNA技术的应用主要就是利用有些易腐败以及降解等，通过腐败检材的特征，来进行建立PCR基础上的DNA检验技术。通过这一技术在刑事科学中的应用，对刑事案件的侦破就有着积极作用。
现代刑事科学技术中的信息技术也是比较重要的应用技术，在当前的刑事案件频发的时代下，信息技术的应用对刑事案件侦破就起到了很大作用，对案件侦破效能的提高有着积极意义，从而能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力以及物力等方面的投入，从整体上能够提高办案的水平。
现代刑事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指纹自动识别技术以及生物芯片技术，也是在刑事科学当中比较常用的先进技术[4]。例如在生物芯片技术的应用中，能对案件现场进行直接性的分析，从而来得出相应的结果，得出结果的准确性就比较高。而在指纹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应用，也有着积极作用发挥。能通过这一技术的实施，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下，对犯罪的范围能够得到有效打击，对案件的侦破也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2.2 现代刑事科学技术应用发展策略
为能促进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良好发展，就要能注重相应策略的科学实施。笔者结合实际对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策略进行了探究，在这些相应的技术应用下，就能有助于促进刑事科学的进步。
第一，加强注重对现代刑事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实施。从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上进行加强，就比较有助于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从具体的措施实施上来看，就要能充分重视对公安部的相关会议精神进行落实，在办案的思想观念层面能够及时性的转变，在等级化的管理措施实施上要能加强，促进刑事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的完善建立。要结合技术规程的相应要求，将现场必勘责任制加以落实，以及将迅速反应核心的勘查制度有效完善和落实，在基础的业务建设制度上能加强。在对业务的统计数据分析，以及文档管理的相关工作方面能加以完善化。
第二，注重刑事科学技术应用作用的充分发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对刑事科学的发展进行促进。这就需要有先进性的业务能力以及高素养的侦查队伍，如此才能将证物的提取效力得以加强，对事实真相才能得到有效揭露，对案件的侦破效率才能提高[5]。要充分注重对新型的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通过生物技术的应用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等，都能有利于刑事科学的全面发展。
第三，加强对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标准化建立。在对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管理工作的实施中，就要能从标准化的角度加以实施，能把和司法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等各部门的鉴定体制关系能理清，以及构建科学化以及标准化的鉴定质量控制体系，对鉴定的质量要能得以有效保障。并要能充分注重各项重点建设项目的完善化建设，在对指纹以及枪弹痕迹计算机自动识别系统，以及DNA数据库等方面的建设都要加强。能将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规范化以及科学化的呈现。只有在这些基础层面得到了加强，才能有利于刑事科学技术的良好发展。
第四，对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就要从创新力度上进行加强。能够在科技创新上得以强化，将技术方法的科研成果得以转化，在实际的工作方面加以有效应用。还要能在科学规范的管理刑事科学技术工作方面不断加强，对实际的工作效率水平能有效提高。对刑事科学技术人员自身的创造能力得以激发，对人员自身的创造能力在实际的技术应用方面发挥最大化的价值。只有在这些基础层面得到了加强，才能真正有利于刑事科学技术的价值体现。
3 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在对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方面，也要注重创新性的融入，能和时展的步伐相适应，只有在这些基础层面得到了加强和重视，才能真正有利于刑事科学技术的价值充分体现。通过从理论层面对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研究，就能为实际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陈茜橙.浅析刑事科学技术学科的建设[J]. 法制博览（中旬刊）. 2013（04）
[2]程相博.浅议刑事科学技术与侦查[J]. 商品与质量. 2014（S7）
[3]王闯.论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03）
[4]欧阳湘渝.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思考[J]. 河南科技. 2014（18）
[5]陈茜橙.我国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J]. 河南科技. 2014（18）
（一）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
刑事技术人才培养的质量是衡量学科建设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公安教育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手段也在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对创新型刑事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刑事技术的自然学科属性也决定了应该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这样才能保持本学科蓬勃发展的气息。刑事技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必须实现三个转变。第一，老师要实现由注重知识传授向重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转变。刑事技术教育必须注重培养学生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使学生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把握本学科领域内的重要知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刑事技术教学不能只是给学生“输血”，关键是要让学生有“造血”的功能，能够独立自主地对问题进行探索研究。第二，要让学生实现从被动接受知识到主动思考问题的转变。通过端正学生治学的态度，使学生充分认识刑事技术的学科属性，树立物证和法律的双重意识，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提高自主学习本学科知识的能力。第三，让知识实现由理论研究层面向实践操作层面的转变。刑事技术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成立学科兴趣小组、开发创新型实验设计等途径给学生提供创新实践的机会，鼓励学生进行科技制作和应用方法的研究，在必要的时候启发学生，帮助学生开拓思路，充分调动学生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二）服务打击犯罪需要，培养应用型人才
近年来，犯罪手段呈现出多样化、智能化的趋势，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也越来越强，如在作案时戴手套避免留下手印、作案后销毁痕迹等。这给刑事技术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也对刑事技术人才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刑事技术与犯罪活动在经历着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需要更多的应用型的刑事技术人才来充实公安队伍。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的同时，国内外法庭科学领域对于刑事技术手段和方法的研究也从未间断。新形势下的刑事技术教育应该注重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武装学生，强化学生的物证意识；锻炼学生敏锐的观察力、敏捷的思维能力以及严密的逻辑分析能力；使其熟悉相关仪器设备的操作，掌握各类物证的寻找发现、勘验提取、分析判断和检验鉴定的基本方法，能够将刑事技术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犯罪现场勘查过程中不遗漏任何蛛丝马迹，真正做到“物证尽其用”，进而能够胜任公安刑侦工作，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同时，在传授这些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该注重学生政治立场、思想道德的培养，避免学生以后走上社会不从事警察这一职业而形成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二、明确刑事技术的学科属性
学科属性的明确不仅能够使学生对课程有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学习过程中更讲究方法和目的性，还能够促进学科建设的发展和完善，更好地实现向应用型学科的转变。
（一）具有多学科知识相互交融渗透的特点
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在朝着多学科多领域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刑事技术是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涵盖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时也与犯罪学、社会学、历史、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紧密联系，并且为侦查学、现场勘查学等学科提供技术支撑。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仅是要让学生掌握科学的技术手段，还需要使其了解刑事技术学科的发展历程，从中探寻规律，能够在多学科交融的知识框架下灵活应用。一方面借助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来完善刑事技术的手段，另一方面用刑事技术的研究成果来服务社会。所以说，专业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专业知识并不是孤立的，我们应该在学科大背景下来进行刑事技术的学科教育，使培养的刑事技术人才具备扎实的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二）具有物证研究与法律规制相结合的特点
刑事技术研究的对象是各种各样的物证，在对物证检验的过程中形成结论性的鉴定意见，为案件的侦查提供线索和证据。所以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教会学生最基本的物证收集、固定和检验鉴定的方法和技能。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物证和鉴定结论的法律属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明确了法定证据的八种形式，其中物证和鉴定意见是与刑事技术密切相关的两大类证据形式。所以，还要给学生灌输法律意识，保证物证的合法性，能够在诉讼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作用，所以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法律服务。我国当前对于物证和鉴定结论的研究缺乏将刑事技术视角和法律视角的有机结合。尽管《刑事技术》和《刑事诉讼法》都作为专业课程来学习，但没有形成体系。刑事技术的教育往往注重自然科学理论知识的传授，在相关的法律知识层面有所欠缺，对物证及物证鉴定结论的法律规制把握的不够全面；而从法学理论视角研究物证的学者通常缺乏相关的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不熟悉各类物证形成的原理及处理的基础方法与手段。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物证的合法性、科学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刑事技术教育应该尽快融入与之相关的法律知识，避免在物证勘验和检验鉴定环节出现法律不规范的问题。同时，法律层面也应该更加充分考虑物证技术的基本原理、基本特点，真正做到用物证说话，坚决杜绝由于物证层面的问题而导致冤假错案的现象，从而保证案件侦查的科学性。
三、改革刑事技术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直接决定了教学质量的好坏。现如今，有相当一部分刑事技术课堂教学还停留在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层面，这是极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锻炼和学习态度的转变的。刑事技术教育与学科特点密不可分，需要通过教学方式的革新来保证教学效果。
（一）采取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方式
刑事技术课堂教学必须明确的一个理念就是：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所以，课堂教学必须充分焕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首先，在课堂上多组织学生开展分组互动式讨论，并可尝试将讨论结果计入本学科考核的成绩，形成一种激励机制，提高学生自主思维的能力，同时，在作业布置、考试题目设置方面也要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其次，应该多引入案例教学。利用刑事技术手段侦破的案件不计其数，适时引入贴切的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趣味性，另一方面也可从案例中学习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结合相关案例设计的一些问题也可以促进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课堂教学方式的组织决定因素在于老师。老师首先应该在备课环节做好充足的知识储备“，想教人一勺水，必须有一碗水”。课堂讲授的内容不能局限于教材，照本宣科，而应该注重基础知识的拓展和延伸。同时，还要充分借助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服务教学。作为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的多媒体课件一定要保证质量，文字精炼、图文并茂。鉴于刑事技术学科操作性较强的特点，对于一些必要的操作方法，可以附加必要的教学视频在课堂上向学生演示，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
（二）强化实验主导刑事技术课程
实验是刑事技术课程的精髓，是公安人才教育必不可少的一个教学环节，通过实验可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使其对刑事技术理论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但是，当前刑事技术实验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还附属于理论教学，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基本上是按照教材和老师要求的去做，实验教学大多是理论教学的重复，侧重于验证理论课叙述的现象。有些院校甚至存在实验课时严重不足的情形，重理论轻实践。这种实验教学模式已经严重背离了刑事技术学科发展的规律，不能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强化实验教学的意识，突出实验的主导地位。首先，应该保证实验课时的合理比例，这是最基本的保证。刑事技术的内容较多，但在有限的学时内不能搞走马观花式的教育，如何在有限的学时内合理地分配重点知识与一般知识、理论讲授与实验教学的比例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比例可根据各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校情来具体确定，这也是实现实验教学效果的最基本保障。
其次，按质按量完成基础验证型实验。大多数公安院校的刑事技术实验室硬件条件已经相当完善，能够满足诸如刑事照相的方法、各类痕迹的检验和鉴定、笔迹检验等基础实验项目的开展，有条件的实验室还可开展法医尸体检验、毒物定性定量分析以及电子物证检验分析等专业性较强的基础类实验项目。总体来讲，基础验证型实验的开展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如何借助刑事技术器材设备和技术手段对各类物证固定、寻找发现、勘查检验，掌握对各类物证进行分析判断和检验鉴定的基本技能。
再次，探索综合性、创新型实验项目。刑事技术各模块之间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刑事影像技术综合实验可以模拟室内或室外犯罪的现场对现场照相的方法进行规范设计；痕迹检验综合实验可以将手印、足迹、工具痕迹和枪弹痕迹融入一个犯罪现场，从痕迹的寻找发现、显现固定、分析鉴定等角度综合考察；法医检验综合实验可以将尸体现象与死亡原因、死亡时间等结合起来进行设计；同时，刑事技术各模块之间又是彼此紧密联系的。痕迹检验、文件检验、法医检验都离不开刑事照相的知识，同一犯罪现场也经常会遇到多种物证的情形。所以，开发综合性实验，将照相技术、痕迹检验、文件检验、法医检验等知识综合起来进行实践考察，也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在基础实验和综合实验的基础上，应该启发学生的思维，开拓学生的思路，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型实验设计，对传统方法进行完善，研究新技术，开发新设备，为刑事技术理论和实践注入新的活力。这些不仅有利于学科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考虑问题的全面性，提高学生应对复杂犯罪现场的实力以及学术研究的水平。
总之，刑事技术实验教学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实验教学应该朝着能够培养更多的具有刑事技术专业理论知识和物证鉴定实践技能的人才这个方向而努力。
（三）保持刑事技术教育的活力
社会在发展，刑事技术教育也在不断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学科的建设只有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化教育背景下立足。
1.刑事技术教育离不开知识的开放交流
知识如同水源，只有流动才能保持活力。刑事技术教育必须保障信息交流渠道的畅通。首先，要加强国内外知识的交流。充分利用公安部外专引智项目计划，拓宽国内外信息技术交流的渠道，邀请国外法庭科学及物证鉴定领域的专家学者交流经验，为刑事技术教育注入新鲜的学术活力。同时，选派优秀的学者出国参观访问，“走出去、引进来”，在国际视野下实现资源的开放共享。其次，要将国内各公安院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公安院校与实际办案部门的经验交流以及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形成长期有效的机制，达到"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实际效果。可以组织各公安院校从事刑事技术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展学术讲座，邀请地方办案实践部门的人员到院校进行讲学，介绍办案经验，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工作相互结合。再次，要多进行学科知识的交流，形成良性的学术交流氛围。要及时了解边缘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及时将相关的技术手段应用于刑事技术领域，例如将纳米技术应用于手印显现，将3D技术应用于现场制图、颅像复原以及立体痕迹的勘验等方面。可以说，学科间的交流是没有界限的，是促进彼此共同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
2.应秉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意识
自然科学知识更新日新月异，刑事技术学科的发展也必须与科技的发展同步，紧跟时展的步伐。教育部在1998年12月制订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要求：“高等学校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前沿，成为知识创新和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基地”。刑事技术人员只有具备开拓创新的意识，适应知识与技术上的快速更替，才能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
学科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相吻合的。刑事技术教育要及时关注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研究和解决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向学生介绍本学科知识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而拓展学生的思维。另外，学生也应该充分利用图书馆网络资源来了解刑事技术手段应用的发展态势，查阅《刑事技术》《警察技术》《中国司法鉴定》《证据科学》《广东公安科技》等期刊以及我国各公安院校的学报相关的刑事技术栏目，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另外还应该掌握本学科的一些基础外语知识，通过外文文献检索《ForensicScienceInternational》《ForensicScience》等国际权威法庭科学杂志、浏览相关的外文网站，这样不仅有利于开阔视野，还有利于提高学术修养和从事本学科学术研究的能力。
四、结语
（甘肃省西和县公安局，甘肃 西和 742100）
【摘要】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新形势下对刑事技术人员的职能与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发挥信息传媒作用,重视、理解和支持刑事技术工作；要加强和提高现场勘查质量,为侦查破案服务；要搞好技术串并案工作,信息导侦,实施精确打击；要加强侦查与技术良性互动,提高破案效率,降低破案成本；要加强刑事技术人员教育培训,提高业务技能；要加强管理,进一步规范刑事技术工作；要増强自我保护意识,严格按法律和程序办案。
关键词 新形势；刑事技术；职业；能力；素质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社会信息化、高科技的发展，各类刑事犯罪也呈现出暴力化、职业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刑事技术工作如何应对这些新特点、新变化，如何发挥刑事技术的优势服务侦查破案、服务经济建设，已成为我们面前的重要议题。刑侦体制的改革，对刑事技术来说既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挑战，在这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刑事技术工作，更好地为侦查破案和诉讼服务，则对刑事技术人员的职能与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新形式下刑事技术人员应突出在以下几方面职能上作好文章
1.1要发挥信息传媒作用,展现刑事技术工作的重要性，积极争取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
刑事技术是侦查工作的基础，与公安机关打击刑事犯罪密切相关。刑事技术研究的对象主要为物证，这一特点决定了刑事技术部门是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刑事执法、行政执法和治安管理工作中获取现场物证的重要部门，刑事技术工作则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信息载体的作用,发挥公安网络优势,将运用刑事技术工作破获的成功案例、刑事技术的指纹破案和DNA破案以及串并的案件等各种信息广泛,充分展示刑事技术工作的基础性、引领性、先进性、科学性，认识刑事技术工作的重要性，从而得到对刑事技术工作最广泛的支持与理解，为刑事技术工作的发展创造条件。
1.2要加强和提高现场勘查质量,为侦查破案服务
现场勘验检查是侦查破案的基础性、源头性工作。现场勘查质量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案件能否侦破,而且关系到能否顺利把罪犯嫌疑人送上法庭。目前,现场勘查已成为刑事技术人员的主要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认真贯彻《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坚持现场勘验检查“两为主”原则,按照统一指挥、明确分工、规范程序、落实责任的要求,精心组织开展各种刑事案件现场的勘验检查工作。凡是有现场可勘的刑事案件,无论案件大小,无论时间长短,都要勘查现场。要着力在提高物证提取能力上下功夫,在重视常规物证提取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对纤维等微量物证和血液等生物物证的提取。尤其是命案现场勘查要严格按照公安部“一长双责制”的要求,贯彻落实以痕迹为主导、以信息技术平台为支撑、确保指挥灵敏的“2+3”式(刑事技术、侦查、资讯、信息、警犬5个部门或专业)捆绑作业的命案现场勘查工作模式,有效解决传统现场勘查中存在的侦技配合失灵、信息渠道不畅通、现场痕迹物证提取率不高等问题,从而实现刑侦、技术资源的有机结合,有力地提高精确破案率。勘查人员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必须树立侦查意识、证据意识和诉讼意识,有目的去发现和获取更多的犯罪信息,从而更好地为侦查破案和刑事诉讼服务。
1.3要搞好技术串并案工作,信息导侦,实施精确打击
技术串并是打击流窜犯罪、系列性犯罪的重要手段,串并工作做的好能大大提高侦查破案的水平和打击效能,因此,我们不但要加强常规手段利用现场“手印、足迹、工具痕迹和其它痕迹”[1]等串并案件,而且要重视利用各种犯罪信息串并案件,也就是从宏观的发案形势,或零星、无规律的发案动态信息中,抽取有用的犯罪信息,通过现场的信息研判(包括手段,痕迹物证)来串并案件,为侦查提供依据充分、串并准确的破案线索。信息导侦,就是从信息情报角度出发,将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注入刑事侦查工作,通过科技手段搜集、管理、使用信息情报,建立以信息情报工作为支撑,以信息情报主导侦查,同时,依托公安信息情报网络系统,实现信息情报对整个刑侦工作的渗透,使之成为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全新的侦查破案模式。精确打击,就是指公安机关以情报信息为主导,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措施手段和刑事科学技术,通过扎实的基础工作,精确分析突出社会治安问题或锁定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从而采取相应的治安对策或打击策略,有的放矢地整治治安秩序,稳、准、狠地依法严厉打击并揭露、证实犯罪过程。技术串并案件是信息导侦的一部分,而信息导侦又是实施精确打击的起点和基础,因此只有将此有机地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刑事技术工作的优势和作用。
1.4要加强侦查与技术良性互动,提高破案效率,降低破案成本
刑事案件特别是重特大刑事案件的侦破,涉及的部门和警种多,各部门之间只有全面协调通力合作,发挥整体作战优势,才能极速高效地将案件侦破。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尤以侦查部门和技术部门之间的互动最为重要,这两方面沟通协调配合默契的话,就能使侦查工作少走甚至不走弯路。侦查与技术的互动包括侦查人员与侦查人员之间、技术队伍不同专业和人员之间以及侦查人员与技术人员之间三个方面的强力互动。侦查人员与侦查人员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各个侦查组之间不做重复的无谓的劳动,从而做到分工和目的明确;技术各专业之间的互动,对于案情分析、案件性质的确定、作案过程以及痕迹物证性质和作用的分析判断等各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侦查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则对整个案件的运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往往能使整个侦查工作少走弯路,达到极速高效的目的。只有各个方面互相交流互通信息,才能让我们在实际工作的时候不会盲目被动,因而就能做到有的放矢,发挥整体和协同作战优势,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达到降低破案成本的效果。
1.5要加强刑事技术人员教育培训,提高业务技能
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对刑事技术工作和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大力强化对刑事技术人员的政治和业务培训,培养和教育刑事技术人员爱岗敬业,增强工作责任心,保持和发扬科学严谨、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结合公安部的命案现场勘查大练兵活动,将模拟现场勘验和实验室检验鉴定考核形成制度化,结合练兵抓规范、促落实、上台阶,在全面开展练兵工作的同时,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缺什么练什么”的原则,有计划、有重点地突出岗位练兵工作,采取破案讲评、案卷评析、庭审旁听、模拟勘查等各种形式,战练结合,以战促练,以战验练,使广大刑事技术人员熟练掌握高新仪器设备的操作技能,提高现场勘查、分析判断和发现、提取、检验痕迹物证的水平。同时,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形式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派人员往公安部、省厅以及其它兄弟地市进行学习、交流,邀请国内外专家开展培训等,全面提高各专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并形成长效机制。
1.6要加强管理,进一步规范刑事技术工作
始终坚持“以制度抓管理,靠管理出效应”的原则,继续加强刑事技术管理工作,完善各项管理措施,健全各项登记制度,加强各专业工作程序规范,促进刑事技术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2]建设。要从现场勘查、痕迹物证提取、物证鉴定、痕迹物证管理、档案管理等各个环节做出详细规定,实现严密的“两人鉴定、三级复核”的刑事技术工作机制,作到有章可循。制定刑事技术人员服务承诺、岗位职责和实验室工作制度,有效地保证各项工作的严谨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完善以现场勘查率、痕迹物证提取率、现场书面分析率、现场勘查记录制作率、痕迹物证建档率、检验鉴定率、鉴定结论起关键认定作用率和刑事技术人员人均工作量为主要内容的刑事技术业务考核体系,把日常性考核与阶段性考核结合起来,积极开发和运用网上考核系统,充分调动广大刑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此外,进一步提高信息利用意识,加强刑事技术信息交流,培育新的破案增长点,提升刑事技术指导破案的能力。
1.7増强自我保护意识,严格按法律和程序办案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现阶段对刑事技术工作刑事技术从业人员的各方面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但要严格按照法律和程序办案,而且在现场勘查过程中、检验鉴定过程中以及在生活和其它方面也要时刻注意,既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生命健康,又要防止因为程序不当和不按法律、法规办案从而出现错误和漏洞,影响自身和单位的工作。
2新形式对刑事技术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1刑事科学技术人员的法律素养
刑事科学技术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的理论和成果为基础，发现、记录、提取、检验及鉴定与犯罪相关联的物证，为侦查和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及证据的边缘法律学科,它兼具技术科学和法学的双重属性。刑事科学技术特有的这种属性，表明其与侦查工作的紧密结合程度。为了使调查取证合法有效，就必须树立现场勘查及鉴定的合法性观念。首先是实体合法，即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应熟悉《刑法》，熟悉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差异。例如命案中在犯罪嫌疑人避重就轻掩盖杀人目的时，现场物证和致伤痕迹及致伤部位的分析可能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杀人抑或伤害致死。其次是程序合法，形成以《刑事诉讼法》为核心，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即将出台的勘查规则、鉴定规则等部门规章为内容的规范化、法制化操作程序。随着刑事诉讼法制化进程的加快，讯问和现场物证提取程序透明成为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追究控方程序违法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逃避打击的有力途径。例如辽宁刘涌案，取证中的违规操作使原本不是很复杂的审判变得扑朔迷离，疑窦丛生。
2.2研究和发展痕迹检验的相关理论
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应树立“大痕迹”的理论。“大痕迹”即广义痕迹。它不仅包括实物痕迹，还包括心理痕迹。现代的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不仅要研究现场痕迹物证的发现、提取和鉴定，还要研究犯罪嫌疑人在一定的心理状态和客观环境所留迹象，从而分析案情，指导侦查。由于心理痕迹是建立在，对一定时间空间下实物证据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因而这项工作由刑事科学技术人员来完成。如20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的犯罪现场重建理论就是心理痕迹的理论结晶。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不仅要多学习间接经验、书本知识，而且在实践中应多总结，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丰富刑事科学技术的“百花园”，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犯罪现场重建工作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已经在爆炸案件中运用，但形成理论却在国外。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不仅要成为主导刑侦实战的行家，还应成为推动刑侦理论发展的里手。
2.3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
“辩证唯物主义”[3]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发展科学工作的思想武器。在现代社会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提高的形势下，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应具备一定的哲学修养。掌握正确的方法论、认识论对于充分研究现场资料、现场犯罪信息、客观地分析现场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中的基本规律，其核心是矛盾论。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同一性是事物和现象中的稳定性力量，它使事物和现象平稳温和地向前发展；斗争性与之相反，它总是不断打破事物的统一，推动事物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现场中矛盾体很多，如中心现场和关联现场的关系、宏观痕迹物证和微量痕迹物证的关系。传统勘查和检验中往往把中心现场、宏观痕迹物证作为现场矛盾体斗争的主要矛盾加以研究，将其作为解读犯罪现场信息的突破口，推动现场分析的进行。但是有些案件的侦查往往因为关联现场、微量痕迹物证这些次要矛盾的发展而出奇制胜。例如犯罪嫌疑人在中心现场戴手套，在逃匿或隐藏场所等关联现场把手套摘了；有些现场烟头、毛发、精斑、唾液、尘土、纸屑、油漆等微量物证原来作为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的，却变成了主要矛盾，推动案件侦查向前发展，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主导。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斗争中是相互转化的。现象是客观事物的必然反映，任何客观事物都是通过一定的现象来表现和反映，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现象的客观事物。因此，反映客观事物的现象，具有矛盾的普遍性。本质是区别各种事物的根本性质。不同的事物，其性质也不相同，不同的性质反映了客观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客观事物如果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本质特征，没有本质特征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就要求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不能忽视次要矛盾，要用发展的眼光研究现场，要研究一般和个别、必然与偶然、透过现象分析本质，分析一因多果和一果多因，或多因多果。例如一些报案人出于种种原因报假案，现场中如果把痕迹物证的遗留看作一个系统，则痕迹的遗留应是普遍联系的。一些假案的揭露往往就是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进行多次的预试验，采取科学的推断方法揭示现场的每一个具体现象，从而发现矛盾和疑点。
2.4重建犯罪现场的能力
犯罪现场是一切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逻辑起点，而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又是以剖析犯罪现场为最终目的。犯罪现场重建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形成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刑事科学技术人员的广泛关注。该理论将犯罪现场重建的依据和来源分为三大块：犯罪现场痕迹物证的状态和位置关系；痕迹物证的实验室检验；被害人或相关证人提供的信息。这就要求刑事科学技术人员运用系统论的观点认真研究每一个具体的痕迹、物证的形态，与其他痕迹、物证的位置关系，通过实验室检验的相关结论，结合相关言词证据信息，有目的的做到确定作案人在现场上的进出口；分析研究案件的性质；确定作案的人数；认定可疑痕迹、物品是否与犯罪有关；进行合理的现场试验；收集犯罪痕迹物证，最后完成对现场事件和行为过程科学的整体认识。总之，现代刑事技术工作涉及范围广、种类繁、变化大，所以，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不能只研究传统意义上的现场痕迹物证的发现、提取和鉴定，更应该“走出去”“请进来”，把各行各业有关的新技术和科学成果，为我所用，提高业务素质，掌控大局，成为整个侦查工作的“总导演”。
只有不断加强完善上述几方面内容，现代科学手段才能为提升刑事侦查战斗力提供广泛的空间。才能把新形势下刑事技术人员的职能和素质提高到“第一战斗力”的地位，改变思路，从观念到行动上重视起刑事技术，持续增强控制、发现、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邓小平同志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法宝。一切科学技术都是由人发现、发明和创造的，是人的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它充分体现了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一切科学技术手段又都是靠人来掌握和使用的，人的智慧和才能借助科学技术得到无极放大；没有人的积极性，科学技术不会变成战斗力”。可见新形势下只有加快提高刑事技术人员的职能与素质，才能使我国的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少走弯路。
参考文献
［1］张毅,李洪武,孔春晓.痕迹检验教程[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2］高春兴,苑军辉,邹荣合.犯罪现场勘查[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3］孟宪文.公安信息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内容提要: 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生了生命科技犯罪现象。当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为此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并以权益保障和风险预防为理念进行了相关的刑事责任制度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生命科技犯罪的社会负面效应。我国应当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应对生命科技犯罪的立法经验，对生命科技犯罪采取相应的刑法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生命科学技术获得了突破式发展，基因治疗、器官移植、辅助生殖等广泛地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给人类社会增添了巨大福祉。然而，另一方面，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及法律问题，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防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生命科技犯罪作为生命科技发展所伴生的一类犯罪现象，近年来正以越来越高的发生率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从理论上探讨如何应对这类犯罪的挑战，便成为现代刑事责任理论与立法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而在国际刑事立法逐渐趋同化的背景下，比较研究方法无疑将是我们研究生命科技犯罪所必不可少的一种基本手段。比较研究方法是目前广泛应用于我国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也是推动我国刑法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种很有力的工具和手段。而从哲学上来说，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彼此具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以确定其相同与相异之处，并在分析、归纳和综合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结论，是科学思维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有比较，才能发展。”[1]在法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在刑法学研究领域，比较研究也已成为我们了解和完善研究对象的一种内在需要，现行刑法中的绝大多数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都是比较和借鉴国外刑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的。以此为立足点，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进行比较研究，便成为本文的主旨。
一、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模式
生命科技犯罪是由生命科学技术进步所引生的一种犯罪，它是指与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紧密相承，主要利用现代生命科学技术所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产生或者可能产生严重危害生命科技法律关系等重大后果的一系列行为及与生命科学技术的利用有关的各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总称。[2]生命科技犯罪是生命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一个显影，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最集中反映。从世界范围的相关立法实践来看，不少国家或地区都在其立法中设置了不同形式的一些生命科技犯罪，并配设了相应的刑事法律责任，其基本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刑法典模式，如西班牙、俄罗斯、芬兰、蒙古等，这些国家大都直接将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明文规定在本国刑法典之中。如《西班牙刑法典》对“与基因操作相关的犯罪”之规定，《俄罗斯刑法典》关于“故意摘取活体器官犯罪”的规定，以及《芬兰刑法典》关于“基因技术罪”的规定，等等。二是专项单行法模式，如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摩洛哥以及我国香港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针对某些生命科技犯罪制定了专门的单行法，在单行法中规定了其刑事责任，如英国1985年的《代孕协议法案》关于商业代孕犯罪的规定、1990年的《人工授精与胚胎移植法案》关于非法开展胚胎移植犯罪的规定、摩洛哥1995年的《有关捐献、采取及使用人血的第03-94号法律》关于非法采血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美国的《统一组织捐献法》关于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组织及其刑罚的规定、我国香港地区的1995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及2000年的《人类生殖科技条例》中有关人体器官商业犯罪与辅助生殖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等等。此外，这些国家的判例中还确立了一些具体形式的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三是刑法典与专项单行法相结合模式，如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澳门地区、台湾地区等，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中，仅规定了个别生命科技犯罪，而更多的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则被规定在了专项单行法中。以日本、意大利为例，日本的刑法典中并没有就器官移植及克隆人方面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作出任何规定，而仅规定了作为传统生命科技犯罪的医疗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然而，在其1997年通过的《器官移植法》以及2001年6月开始实施的《禁止克隆人法》中却分别专门对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以及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犯罪作出了规定，且规定了多个罪名。在意大利，《意大利刑法典》分则中并没有囊括所有在生命科技领域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大量的这类行为是由特别立法加以列举的，比如在环境保护、食品卫生、海关监控等领域，而将这些特殊领域的生命科技犯罪放在专门法中调整，“主要是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因为对这些特殊领域里的犯罪的认定，往往同‘非刑事规范’有密切联系。”[3]
总体而言，受制于现代生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与安全的不确定性以及各国伦理观念、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对生命科技活动的刑法介入还没有形成一种相对统一的立法模式，而在对于将哪些危害生命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行为界定为犯罪的问题上，各国理论界与实务界也都还处在争论与探讨之中。
二、域外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理念分析
“如果说科学创新是充满激情的足球运动员，而法律则是这场激情游戏的黑衣裁判。他既要保持运动员的创造力，又要阻止运动员犯规。”[4]在生命科技发展方面，法律一方面要采取各种制度措施以严防生命科学技术的滥用，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严防生命科学技术滥用的同时，为生命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与健康发展提供保护。这使得法律在应对生命科技发展时经常会陷入矛盾的状态，面对生命科技所可能会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效应，它不得不认真加以权衡，以便通过设置最为科学的制度，并利用最为适宜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其规范和保障生命科技发展的目标，保证将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刑事责任制度作为法律的一项重要构成内容，显然也承担了这样的使命。而为了实现这一使命，刑事立法者必须在严守一定理念的基础上，恰当地设置各项具体刑事责任制度，以保证刑事责任的设置既足以严厉，从而得以有效防范生命科技犯罪的发生，又能够严守罪责相应原则，不至于因滥用刑罚而束缚了生命科技工作者的手脚，以致阻碍了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从各国立法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设置来看，笔者以为，权益保障与风险预防已经成为各个国家与地区生命科技刑法及生命科技一般法的基本理念。
（一）权益保障理念
“时至今日，无论是政治、法律问题，还是经济、军事问题，无不与人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内政外交政策时必须予以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利用各种有效手段来保护人权，也成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由于刑法具有保障法的特性，其对人权的保护早就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5]在各国刑法及生命科技法中，权益保障的理念突出体现在针对人身权益侵害的各项刑事责任制度中。
1．针对人生命健康权的刑事责任制度
对人的生命健康权进行保护是各国刑事立法的一个基本目标，为此，各国立法尤其是刑法毫无例外地都将剥夺他人生命和健康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并规定极为严厉的刑事责任。伴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以生命科学技术为手段的、针对人们生命健康权而施以侵害的犯罪逐渐产生，如利用基因技术杀人、利用生物制药技术伤人、利用脑死亡判定技术或无痛苦致死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谋取他人器官而杀人等，这类犯罪对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及人类社会的进步造成了严重阻碍。在这种背景下，相关的刑事责任制度便成为应对这类犯罪的“防护门”，而各国刑法中有关杀人罪．、伤害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无疑充任了这种“防护门”的角色，在防范和打击针对他人生命健康权侵害的生命科技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针对人身体完整性保护的刑事责任制度
在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方面，各国立法除了重视对人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之外，也尤为重视对人身体完整性的保护。为此，很多国家的刑法或相关生命科技法中都明确规定了有关直接针对人体完整性侵害的犯罪。《澳门刑法典》第三章就专章规定了“侵害身体完整性罪”，对侵害他人身体完整的行为（包括侵害他人身体完整的生命科技活动）进行了规制。不仅如此，《澳门刑法典》第136条还将“造成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作为加重“堕胎罪”刑事责任的要件之一。[6]而《法国新刑法典》也在其第五卷第一编第一章的第二节中专节规定了针对人身完整性侵害方面的犯罪。
3．针对人自主权保护的刑事责任制度
在为数众多的生命科技犯罪中，有一种犯罪直接关涉受害人的自主权。通常而言，如果行为人的致害行为事先征得了权利人的同意或者是应权利人自主、自愿的请求而为之，则这些行为将或不构成犯罪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虽构成犯罪但将只承担相对比较轻的刑事责任。例如，《澳门刑法典》第162条之规定就是一例，[7]根据该条之规定，对妇女实施人工生育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将取决于行为人所为的人工生育行为是否事先征得了作为权利人的妇女之同意，如果行为人事先征得了权利人的同意或应权利人主动请求而实施，则其行为将不构成犯罪，依法也不承担刑事责任。该法典第136条第1款规定的“未经孕妇同意，以任何方法使之堕胎者，处二年至八年徒刑”，显然也属于这种情况。《西班牙刑法典》第162条所规定的“未征得妇女同意实施生殖活动的，处2年以上6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从事职业、担任公职及担当任务1至4年的权利”，无疑也充分体现了对受害人个人意愿的尊重，不仅如此，在对“未征得妇女同意实施生殖活动罪”的处罚方面，《西班牙刑法典》同样体现了对作为受害人的妇女个人自主权的尊重，因为依据《西班牙刑法典》第162条第2款的规定，本罪由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告诉的才处理。这就意味着，在是否将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方面，被害人具有自主选择权。《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第268. 170)条规定的反人道罪中的强迫受孕罪、第268. 18(1）条规定的反人道罪中的强迫绝育罪等也都以“违背受害人意旨而施以强迫”作为构成犯罪的法定要件及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8]此外，在一些国家的法律或刑法典中，医生应权利人请求而对其利用无痛苦致死术而剥夺他人生命的，加害人通常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如在已通过安乐死法案的荷兰、比利时）或仅被追究较轻的刑事责任。例如在瑞士，故意杀人的，要判处5年以上的重惩役，[9]但出于同情且经被害人同意而杀人的，则仅处以监禁；[10]而在德国、丹麦，其刑法典也都作了类似规定。[11]这些显然也都是各国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注重保护权利人自主权的重要体现之一。
（二）风险预防的理念
生命科学技术是一种直接关涉人们生命健康与尊严的高风险科技，它所显现出来的社会负面效应是不容忽视的，一旦其运用不当，将不仅会给个别人带来灾难性后果，且可能会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应当起到防范生命科学技术滥用从而避免其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灾难的基本作用。为此，刑法还必须将风险预防作为自己的理念，并依据风险预防的需要去具体设计各项相关的刑事责任制度，以此防范生命科学技术的滥用。为了贯彻风险预防的理念，各国立法针对各种高风险的生命科技活动设置了具有针对性的刑事责任制度。
1．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刑事责任制度
风险预防在各国生命科技刑法中的最突出体现是各国立法对生殖性克隆人的严厉禁止。事实上，对于生殖性克隆人是利还是弊，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得出一个压倒性的结论。但考虑到生殖性克隆人对人类传统生殖繁衍方式及生命伦理所带来的难以预测的毁灭性冲击，各国立法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并禁止生殖性克隆人。为此，无论是日本国会2000年通过的《克隆技术规制法》，俄罗斯政府2001年批准的《暂时禁止克隆人法案》，美国众议院2001年通过的旨在禁止克隆人的法案，还是澳大利亚2002年制定的《禁止克隆人法案》，抑或是法国议会2004年8月通过的《生物伦理法案》，等等，都明确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并将其规定为犯罪而予以惩治。在美国，从事生殖性克隆人及其相关研究的，最高可被处以1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而在澳大利亚，这类行为最高可被科以15年有期徒刑。不难看出，在各国立法中，这类犯罪的刑事责任之重，丝毫不亚于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刑事犯罪。这不难反映出各国刑法在对待生殖性克隆人问题上的谨慎态度。
2．严惩商业化行为的刑事责任制度
尽管由于各国文化、传统、习俗等各方面的差异而导致了各国在对各类生命科技犯罪的犯罪性及刑法介入规范这类犯罪之广度与深度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在有一点上，各国却几乎无一例外的相同，即严格控制人体构件（body parts）的商业化运作。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出于防范人体构件商业化操作所可能给生命伦理带来的负面效应之需要。为此，在各国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几乎都针对大量商业化的生命科技犯罪而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如《法国新刑法典》规定的“付款从人身上摘取组织、细胞或人体所生之物的，无论形式如何，处5年监禁并处750000欧元罚金”、我国台湾《人工生殖法》规定的“意图藉由从事生殖细胞、胚胎买卖营利或居间介绍者，可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金，没收犯罪所得”与澳门2/96/M号法律所规定的“凡在本地区购买或出售他人身体器官或组织，或取得或交付他人身体器官或组织而以任何方式支付或收取任何金额者，处至三年徒刑……未遂犯亦受处罚”以及澳大利亚2002年《关于禁止克隆人法案》所规定的“因他人提供人类卵子、人类精子或人类胚胎，而故意给予此人或向其提供对价（等价回报），即犯此罪。最高量刑为有期徒刑10年”，[12]便都是很明显的体现。而这些规定无疑充分表明了各国对利用刑罚打击商业化生命科技犯罪的重视。
3．针对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罪的刑事责任制度
现代生命科技发展对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便是其可能对公共卫生安全所带来的挑战。自从美国发生炭疽热恐怖事件后，各国便越发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一套可供操作的刑事法律制度来加以规范，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极有可能会偏离有利于人类社会公益的健康发展方向，甚至会威胁到整个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和安全。为此，各国都在其刑法或公共卫生法中专设了大量危害公共卫生方面的犯罪，以惩治那些意图利用生命科学技术传播病菌、制作或贩卖有害食品、药品、麻醉品或生物制品等以致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行为。各国立法对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规定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生命科技刑法对风险预防这一生命科技犯罪防治理念的遵循与贯彻。
4．针对侵犯生命科技秘密之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
在各国立法中，还有一类专门针对侵犯保密制度而设置的刑事责任制度。《德国刑法典》第95条对“公开国家机密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第97条对“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第353条b所规定的“侵害职务秘密和违反特别的保密义务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蒙古国刑法典》第87条对“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第88条对“遗失属于国家机密的资料、文件和实物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芬兰刑法典》第38章对“信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等等，都属此类。在当前各国生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命科技秘密（包括一国某群体的基因信息资料、某个人的病理资料等）已经影响各国国家安全与利益并直接影响每个人生命安全与人格利益的情况下，作为贯彻风险预防理念之具体制度之一，这类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显然会起到“保护屏”的巨大作用。
三、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特点
从法理上来说，研究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的原因无非在于总结并把握这些立法的特点，以求为我国相关立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就此而言，对各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特点加以归纳，应成为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总体来看，域外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主要体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大体特征：
（一）刑事责任制度的规范重点差异较大
具体而言，在《西班牙刑法典》中，刑事责任制度规范的重点集中在堕胎罪以及与基因操作相关的犯罪上，对器官移植犯罪、绝育及变性方面的犯罪仅作了简要提及，[13]对DNA鉴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辅助生殖、人体实验等方面的犯罪则没有任何规定。而在对与基因操作相关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上，《西班牙刑法典》也只规定了“改变人类基因罪”、“过失改变基因罪”、“制造基因武器罪”、“非以人类繁殖为目的进行人类卵细胞受精罪”、“用克隆方法进行人类繁殖和人种选择罪”以及“强制实施生殖活动罪”六项罪名。《芬兰刑法典》中的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主要是针对“堕胎”、“引起危险”及“侵害保护健康和安全”等而设的，该法典尽管也规定了“基因技术罪”这样一个单独的罪名，但该罪的刑事责任更侧重于规范基因技术中的转基因生物技术。《蒙古刑法典》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则规定地更少，重点集中在人体器官、人血、人体组织的采集及其相关制品的配制、输送或检测等方面。法国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规定相对最为全面的国家，其刑事责任制度所规范的领域涉及DNA鉴定及相关秘密与隐私的保护、器官移植、辅助生殖、人体实验以及传统医药卫生等诸多方面。
（二）刑事责任制度所涉领域极为广泛
从域外立法对生命科技犯罪的规定来看，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生命科技研发与应用的各个领域，如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器官捐献与移植、人体医药试药、生育控制、死亡判定与操作、血液捐献与采集、变性、尸体保存与处理、生物制药、生化武器制造以及医疗器械的设计与生产等等。《芬兰刑法典》中规定的基因技术罪、《西班牙刑法典》中规定的改变人类基因罪、过失改变基因罪与制造基因武器罪、《法国新刑法典》中规定的非法从事DNA鉴定罪以及日本、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有关禁止克隆人的法案或法令中所规定的非法从事生殖性人类克隆罪等等，无疑是刑事责任制度介人规范基因或转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领域的重要体现；英国1985年《代孕协议法案》及我国香港《人类生殖科技条例》规定的无资质而从事人类生殖科技程序罪与商业化代孕及代孕中介罪等犯罪、《西班牙刑法典》及我国《澳门刑法典》中规定的强制供精罪等犯罪以及澳大利亚2002年《人类胚胎研究法案》规定的使用超期人类胚胎罪等犯罪，是刑事责任制度规范和调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研发与应用的重要成果；英国1989年《人体器官移植法案》、日本1997年《器官移植法》、《蒙古国刑法典》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地区器官移植法等立法中规定的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规定的强制采摘人体器官罪等犯罪，则是刑事责任制度介入人体器官捐献移植领域的重要缩影；《法国新刑法典》、《澳大利亚刑法典》及《意大利最新刑法典》中规定的“非法人体医学实验罪”等犯罪是刑事责任制度涵概人体医药实验领域的体现；而《德国刑法典》、《西班牙刑法典》、《瑞士联邦刑法典》以及《韩国刑法典》等刑法中规定的堕胎罪，则是刑事责任制度适用于生育控制的体现……。总之，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只要是生命科技研发及应用所及的领域，几乎都有相关刑事责任的介入与规范。
（三）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宽严不一
由于对现代生命科技活动负面效应认知的不同，加之各个国家或地区生命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宽严程度上也存在千差万别。有些国家或地区立法中设置的刑事责任制度相对比较宽松，而也有些国家或地区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则相对严苛。如在买卖人体器官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方面，在我国香港地区，构成这类犯罪的，最高可判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年（限于累犯）；在新加坡，犯此类罪者，将单处或并处最高10000新元的罚款或不超过1年之监禁；在日本，犯此类罪的，可以分处或者并处五年以下徒刑或五百万日元以下的罚金；而在法国，犯此类罪的，则处7年监禁并处100000欧元罚金。而在非法人体实验罪的刑事责任方面，在法国仅处以3年监禁并处45000欧元罚金；而在澳大利亚，同样的犯罪则承担25年监禁，且在刑事责任的追究上还适用严格责任。[14]而在芬兰，为了防范生命科技犯罪的负面效应，刑法还明确规定处罚危险犯，甚至专设“设置危险罪”，对“故意或有重大过失地，置他人于丧失生命或健康的严重危险之中”的行为，“处以罚金或者2年以下的监禁”。
（四）刑事责任实现的方式灵活多样
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亦称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具体方法。从各国生命科技刑法的规定来看，各国生命科技犯罪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并无定制，而是根据各国国情及法定刑种设置的不同以及刑罚适用规则的差异，而分别采取了比较灵活的表现形式。例如，在西班牙，犯生命科技犯罪的，一般要判处徒刑这类刑罚，并处剥夺其在一定年限内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的权利。[15]而在我国香港地区，根据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及《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等单行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一般将被判处一定数额的罚金及比较短暂的监禁。在我国台湾地区，一般要处以徒刑、拘役或罚金，并没收犯罪所得。在日本，则通常判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期限的罚金与徒刑。而在法国，除对犯罪行为人处以徒刑、监禁且并处罚金之外；也可禁止从事某种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还要没收犯罪工具以及犯罪所得；此外，对于某些特殊的生命科技犯罪行为人（如司法鉴定专家），还可以在监禁与并处罚金之外同时适用除名之处罚。在芬兰，法律还规定了刑罚处罚类型的选择使用，例如《芬兰刑法典》第2条第1款规定：“如果单独的附条件的监禁被认为是对于犯罪不充分的处罚，可以对其施加辅助罚金，如果该附条件的制裁超过1年，可以命令执行20小时至90小时的辅助社区服务。”在施以罚金刑时，也可以代之施以替代措施。另外，法典还规定了对已剥夺的自由期限的折抵办法。[16]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国家还在刑罚处罚之外，规定了一些非刑罚的处罚措施，如适用于公务人员的警告、撤职等。这种灵活的刑罚方式，既保障了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法定化，又保证了刑罚在具体适用中的公正和有效，有利于更好的实现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目的。
（五）就动态来看，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基本上遵循由严渐宽的规律
由于生命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迅猛性以及生命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不确定性，生命科技犯罪尤其是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还大都停留在理论推理以及主观设想的层面上。各国立法尤其是生命科技法在立法时大都遵循了风险预防的立法理念。面对现代生命科学技术所可能引发的、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确定的负面效应，各国基本上都将本国生命科技法建立在了现代生命科技活动具有风险性且能够引发各种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现象的理论之上。以此为基点，各国立法普遍肯定了某些生命科技犯罪及其社会危害性的存在，并明确规定了这些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对这类犯罪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防控。但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对某些过去为刑法所明文确定的生命科技犯罪容忍度以及承受能力的提高与增强，一些国家逐渐废除了对某些生命科技犯罪的规定，或者取消了对这类生命科技犯罪刑罚的规定而代之以行政处罚。
以堕胎罪在各国立法中的演进为例，1821年，美国康涅格州制定了美国国内第一个《堕胎罪法》，规定对给别人堕胎的人可处以终身监禁。1945年，美国纽约州制定了《堕胎罪法》，规定给人堕胎致使妇女死亡的，以故意谋杀罪论处；而接受堕胎的妇女则构成轻罪，处3个月至1年的监禁，或者处1000美元以下的罚金，也可以并处监禁或罚金。而其他国家，如德国、韩国、西班牙、芬兰等也都在其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堕胎的犯罪性，并配设了相应的刑事责任。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各国的法律都一直将堕胎行为视为犯罪而给予重罚。但随着堕胎术的逐渐成熟以及公众对堕胎的日益宽容，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很多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先后通过了允许堕胎的法律，而在其他国家，对堕胎的惩罚也都相对变得灵活，一般要区分堕胎的具体情形而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例如在西班牙，根据其刑法典的规定，未经妇女同意而堕胎或者使用暴力、威胁或者欺骗获得孕妇同意而堕胎的，要处4年以上8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在各种公立或者私立诊所、医疗单位、基因咨询机构从事职业或者提供服务的权利3至10年；而经妇女同意而非法堕胎的，则处1年以上3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在各种公立或者私立诊所、医疗单位、基因咨询机构从事职业或者提供服务的权利1至6年；而对因业务过失造成堕胎的，则仅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1至3年的权利。
此外，德国在对待人类胚胎干细胞态度上的转变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德国曾在1990年制定的《胚胎保护法》中禁止一切有关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而此后德国科学家也因为该法的严厉禁止而一直未涉足人类胚胎基因应用研究。然而，随着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开展，德国由于担心本国在生命科学领域会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而最终改变了这一立场。2002年1月30日，德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允许在一定条件下进口人类胚胎干细胞，从而实质上间接地允许在本国从事治疗性的人体克隆。[17]
四、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刑事责任立法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科处一定的刑罚来预防犯罪的发生，以减少和避免犯罪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刑事责任制度的创制者须认真设计有关犯罪的每一项制度，以便在符合罪刑法定理念的前提下，实现对犯罪的刑法控制。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众多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利用刑事责任制度来防控围绕生命科技发展和应用而引发的各类犯罪现象，以减少和避免生命科技滥用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成为各国生命科技法乃至刑法所关注和考虑的一项基本内容。体现在立法上，很多国家都出台了专门的针对生命科技犯罪的立法，形成了一系列防控生命科技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从法理上来说，“任何一国国内的立法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借鉴和吸收外国立法中的某些合理的、科学的、积极的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的。”[18]生命科技刑事立法也是如此。以此为基点，笔者以为，不少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都对我国刑事立法具有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立法模式上的启示
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的模式是“法典型＋附随型”立法模式，亦即法典型立法模式＋附随型立法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将所有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都统一设置于刑法中，而在其他法中设置一些诸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类的刑事指引条款。在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上，我国也遵循了这种模式。就法典型立法模式而言，这种立法模式具有明显的优点，它具有明显的经济性，能够节约刑事立法的成本，并有利于保持刑事立法制度上的一致性，减少和避免刑事法律冲突，凸现刑法的地位与权威。但另一方面，这种立法模式的缺陷也是极其明显和突出的，它具有明显的僵化性，无法应对防范和打击新型犯罪的需要。而就附随型立法模式而言，[19]这种立法模式虽然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但是十分有限。“因为这种附随型的刑法规范是以刑法规定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旦刑法本身没有相应的条款，那么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附随型的刑法规范就会被束之高阁，无法具体适用。同时，从刑事立法的系统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角度而言，附随型立法模式的大量出现和存在，实际上是弊大于利，对此应当引起重视。”[20]具体来说：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一种行为是否属于犯罪以及将如何给予惩罚，都必须在刑法中加以明文规定。这样一来，在其他法规中存在大量指引性刑事责任规范的情况下，如这些规范与刑法规定完全符合则显重叠和多余；而如其与刑法规定不相吻合，则会面临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的尴尬，而且，如果因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束缚而找不到相应的条款加以适用，则客观上又会直接影响这些指引性规范的权威性，使之仅仅成为纸面上的刑事责任，形同空文。因此，附随型立法模式实际上是刑事立法上的一个误区。
笔者认为，生命科技犯罪是与生命科技发展紧密相承的一种犯罪现象，由于生命科技发展极其迅猛，生命科技犯罪总会不断涌现出很多新的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将所有生命科技犯罪都规定在一部统一而客观上又须要力求稳定以维系其自身信用与权威的刑法典之中，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为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借鉴法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的经验，在立法模式上采取“法典立法＋单行法立法”的立法模式，亦即“法典立法与单行法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易言之，就是在刑法典中规定部分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而将更多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规定在各项单行法中。这既是维护刑法整体稳定性的需要，也是适应防范和打击新型生命科技犯罪的需要。具体言之：
1．为了维护刑法整体稳定性的需要
保持立法内容上的相对稳定性，是立法保持信用与权威的一个内在要求，也是刑事立法所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刑法的稳定性，就没有刑法的权威性，因为刑法的频繁修改会令社会成员感到无所适从以致不再信任刑法。所以，除非刑法规范出现了明显不适应社会现实生活的特殊情况，否则，不宜轻易修改刑法。而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犯罪，基本上都是属于违反人性常伦，危害既定社会制度下的公共秩序、公共风俗和公共安全的犯罪，这一类犯罪在表现形式上往往具有固定性、渐进性。因此，刑法对于这些犯罪的规定可以“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但是，生命科技犯罪却是伴随着生命科技的发展变化而出现的，其风险不确定性的特点经常会向刑法的稳定性发起挑战。为了既要保持刑法的稳定性，又要不失规范的有效性，以便遏制、打击和预防生命科技犯罪，在种种矛盾冲突的情况下，将个别领域的生命科技犯罪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置在各项单行法中，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
2．为了着重惩治生命科技犯罪的需要
随着生命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生命科技犯罪的发生率已越来越高，其犯罪的方法手段日益多样、犯罪的形式也日益复杂。而刑法整体稳定性的内在要求显然无法适应打击和预防这类犯罪的现实需要。通过制定生命科技单行刑法的方式，却可以在不动刑法典全身的情况下，对各种生命科技犯罪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作出应因性的规定。如有形势需要，还可以及时进行补充修改，从而使这种刑法的规定更具有针对性，更能起到遏制、打击和预防的作用，并且不会影响到刑法的整体性稳定。
（二）立法指导理念上的启示
权益保障和风险预防是当前各国生命科技法律责任制度设置时所遵循的基本理念，是保障生命科学技术健康发展与理性应用的思想基础。笔者以为，在当前我国生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相关犯罪也已初步显现，需要我们采取适宜的法律措施予以应对的背景下，我国应重视刑事责任制度在应对和防范生命科技犯罪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对生命科技犯罪采取专门的刑法对策。而在设置生命科技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时，立法者应参考和借鉴各国生命科技刑法的一般规律，以权益保障和风险预防作为基本理念。
1．我国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应遵循权益保障的理念
权益保障是现代法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也是法律在进行规则设置和制度安排时所重点关注的核心内容。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以保障人民的主要部门法，是国家动用刑罚手段与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最有力工具，但同时也是最容易招致权益侵害且权益侵害的结果一经造成便难以修复的一个工具，为此，在其立法过程中，尤其需要严格遵循权益保障的理念，使其各项规则和制度的设计始终都服从和服务于权益保障的需要。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作为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关注和重视权益保障。以此为基点，在我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应力求做到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应保证刑事责任制度对生命科技活动的介入。“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是我国刑法的基本任务，也是我国刑法对广大人民群众所作出的庄严承诺。就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的关系来说，打击犯罪显然是保护人民的前提，而保护人民则是打击犯罪的必然结果，没有对犯罪的防范与打击，就不能保证安定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会使保护人民成为刑法所许诺的空头支票。因此，对于犯罪活动，刑法必须坚决予以打击。生命科技犯罪作为对人类社会具有巨大危害性的一种高风险犯罪，其存在不仅会阻碍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且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侵害，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这样一种犯罪，刑法必须坚决予以制止。为此，它必须针对现代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各种负面效应预设相应的制度，以保障在这些负面效应发生时，能够及时有效地惩办和打击相关的责任人，在对受害人提供救济的同时，防范新的、类似的犯罪发生。
(2)应保持刑事责任制度对生命科技活动介入的适度性。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的出现引发了大量的社会负面问题，其中的很多问题都对人类社会绵延已久的生命伦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并对人类生命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介入规范生命科技活动是防范和打击生命科技犯罪以保障广大公众生命权益的需要，但刑法的过度介入则会妨害生命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权，阻碍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公共卫生福利的提高；而且，刑法的过度介入也可能会侵犯生命科技犯罪人的人权。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而准确地把握刑法尤其是刑事责任介入规范生命科技活动的“度”就显得非常必要。为此，立法者在制定生命科技刑法尤其是设计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时，应当做出谨慎的立法安排。具体来说：对某些极有可能会导致生命科技滥用从而容易诱发生命科技负面效应的行为，如生殖性克隆人、人体器官买卖、人兽精卵跨种杂交、精子、卵子、胚胎买卖、强摘或骗摘他人器官等，应明确规定为犯罪，并通过刑事责任的设置坚决予以禁止。对某些发展尚未成熟（如断骨增高术），或者虽已发展成熟但还不适宜或不具备条件在实践中广泛推广的技术的应用行为（如器官移植、辅助生殖等），以及那些利益与安全都还很不确定的技术应用行为（如手术戒毒、脑死亡判定、转基因食品、药品的开发等），则应给予适当限制，仅将那些客观上造成极其严重危害后果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对于一般的生命科学技术研究、应用等活动，则不宜提倡刑事责任制度的介入。这是保障生命科学技术合理开发与健康应用，以保障公众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内在需要。
2．我国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应遵循风险预防的理念
生命科技发展尤其是现代生命科技发展是建立在科学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直接导致了生命科学技术在利益与安全上的不确定性。易言之，当人们理性地研究和运用生命科学技术的时候，会给整个人类都带来巨大的福祉，而一旦滥用生命科学技术，则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为此，在我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过程中，还必须遵循风险预防的立法理念。具体来说，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1)从广预设生命科技犯罪的范围。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决定了生命科技社会关系必然是频繁多变的。生命科学技术在新领域中的开发与应用必然导致大量新的社会负问题的不断出现，从而形成新的生命科技犯罪现象。对于各种新的生命科技犯罪，一方面固然需要依靠生命伦理与经济、行政手段等其他措施来进行规范，但另一方面则更需要法律的尤其是最具刚性的刑法的规范。而刑法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要求，它不能够为了临时应对新出现的生命科技问题而频繁地加以变动，否则，势必会影响其信用乃至权威。所以，在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广泛地预测生命科学技术所引发的各种社会负面问题以及这些社会负面问题所引生的生命科技犯罪，并尽可能地将各种可能的生命科技犯罪现象（尤其是那些目前还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犯罪现象）都纳入刑法的调控范围之内。例如，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生殖性克隆人、制造基因武器或非人非兽的怪物等问题都还处于理论设想的层面，基本上还没有在现实世界中真正发生，但刑法却不宜仅因为这些犯罪还没有在现实社会中实际发生就不采取任何的应防对策，以致不为之设置相应的刑事责任制度。因为这类犯罪的社会负面效应是难以估量的，一旦等其变为现实之后考虑刑事规范，则往往已经为时过晚。所以，刑法应当从广预设生命科技犯罪的范围，尤其对于围绕新型生命科技活动而引发的各类犯罪，刑事立法者在立法时就应当提早加以预测，并设置适宜的刑事责任制度进行防范。这是风险预防在我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设置时的一个内在要求。
(2)在追求立法规范具体确定的同时保留一定的弹性。当前，在罪刑法定已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法治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追求生命科技刑事立法规范的具体与确定，以便更准确地界定生命科技行为的犯罪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生命科技刑事立法的趋同性特征。然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迅猛性却使得很多新形式的生命科技犯罪随时都会出现，以至于法律经常难于应付，无法防控。因此，在应对和防范生命科技犯罪方面，生命科技刑法在追求立法规范具体确定的同时，还应当保持尽量可能的弹性，“以应付那些立法者未曾想到但实际上已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新情况。[21]为此，在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安排上，立法者应当多采用一些相对灵活性的处理方式，使规范的具体确定性与弹性能够得到均衡。在这一方面，我国现行法中既有一些很好的可以为我国今后立法借鉴和发扬的制度，同时也存在一些败笔。现行刑法对“盗窃、侮辱尸体罪”的规定便是一个很成功的先例。刑法在设置这一犯罪时仅规定“盗窃、侮辱尸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没有规定以何种方式侮辱、盗窃尸体才构成该罪。这就使得那些利用生命科学技术实施的盗窃、侮辱尸体罪（如利用器官移植技术非法进行尸体拼接等）以及在生命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所实施的盗窃、侮辱尸体罪（如偷取脑死者的器官用于出售等）也能够被纳入该罪的规制范围之内，从而能够更为有效的防范、应对和打击所有盗窃、侮辱尸体的犯罪行为，体现了极好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刑法对“非法行医罪”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规定则成为很明显的败笔。在这两类犯罪的规定上，刑法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作为构成这两类犯罪的前提要件，使那些已经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而非法行医或实施节育手术的行为以及由单位所实施的非法行医或节育手术行为逃脱刑罚制裁。而事实上，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的行为仅仅是所有非法行医行为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行为中很少的一部分。显然，在打击对社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非法行医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行为方面，刑法的上述规定显现出了明显的缺陷。在我国生命科技立法的过程中，类似以上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应当分别被加以发扬与舍弃。
(3)设置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应坚持由严渐宽的原则。犯罪学的理论认为，犯罪在其本质上是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之行为的一种社会价值评价。由于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对犯罪进行评价的标准和依据不同，所以，同样的一种反社会行为可能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受到完全不同的社会评价，从而被认为具有不同的犯罪性。而站在刑法学的角度上，刑事责任作为犯罪所理应承受的不利法律后果，实际上是法律对犯罪所做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换言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是刑法对作为对反社会行为进行价值评价的一种法律认同。由于社会观念从古至尽都是日益开放与宽容的，因此，很多最初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都因为获得了人们观念上的认同而被排除在了犯罪的行列，成为一般的违法行为乃至正当行为，卖淫、吸毒、自杀等无被害人犯罪在各国刑法中的变迁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各国刑法的发展来看，无被害人犯罪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被各国刑法规定为犯罪，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容忍不了这些行为而对这些行为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然而，随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类文明的日益进步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的日益开放，加之某些现实因素的影响（如防治艾滋病的需要、适应人权保障的需要等），这些反社会行为逐渐博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同情和理解，其反社会性逐渐降低，社会危害性也随之弱化，最终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刑法排除于法定的犯罪之列。以此为立足点，各国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基本上都遵循了由严渐宽的发展规律，以适应保障人权和预防犯罪的需要。生命科技犯罪作为社会对反社会行为的生命科技活动或相关活动的一种价值评价，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具体言之，其很多社会危害由于受科学不确定性的影响经常是难以被人们一开始就能够理性加以认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首先假设生命科技犯罪是具有严重危害性且这种社会危害性是确定的，从而将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建立在这种假定之上。而为了防范这种具有臆造性的风险的发生，刑法必须配置严格的刑事责任制度，而在科学发展证明相应的生命科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不像臆想的那样严重或没有当初所设想的社会危害性的情况下，再对相关的行为逐步解禁，将其排除于法定生命科技犯罪的行列，或以情节轻微等为由免于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是犯罪控制理性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在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设置时贯彻风险预防的实际需要。
（三）生命科技犯罪具体制度对策之启示
当前，面对生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及其负面效应的日渐显露，运用刑法手段，借助刑事责任制度来防范和打击生命科技犯罪，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生命科技政策的一项基本内容。为此，不少国家都在其刑法典中或通过专门的单行法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作出规范。当前，由于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导，我国生命科学技术也已获得了飞速发展，很多领域都步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然而，另一方面，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负面问题，如人体器官的买卖、走私与偷摘、代孕、利用生命科学技术制造毒品、非法利用和制造胚胎、非法进行人体医药实验等等。这对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挑战。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以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在刑事立法上采取“法典式十附随式”立法模式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有关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规定，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增设相应的犯罪，通过配设相应的刑事责任制度来防范生命科技犯罪的发生，将生命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降低到最低限度。具体而言，应在刑法中增设基因犯罪、辅助生殖犯罪、器官移植犯罪、人体实验犯罪以及死亡判定与操作等方面的犯罪，如“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代孕罪”、“刊登代孕广告罪”、“非法利用胚胎罪”、“非法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罪”以及“非法从事人体实验罪”等等。在罪刑法定原则已经成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首的情势下，这显然是防范和打击生命科技犯罪，保障生命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需要。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对国外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借鉴必须以充分考量我国的现实国情为前提。这是因为，任何制度都不是在真空中孤立成长的，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也一样，它的有效运行除依靠自身的良性机制外，还必须依赖一定的文化基础、现实条件与其他制度的支援。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它自身的优势反而可能有可能异化为缺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顾现实条件地一味借鉴和全面推行，只能会招来南橘北积的后果。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6页。
[2]刘长秋、谭家宝：《浅论生命科技犯罪的刑事责任》，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黄京平：《危害公共卫生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4]朱勇、崔玉明：《新医疗处遇的法律问题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5]谢望原：《丹麦刑法典与丹麦刑事执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6]《澳门刑法典》第136条还将“造成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作为加重“堕胎罪”刑事责任的要件之一，规定：“一、未经孕妇同意，以任何方法使之堕胎者，处二年至八年徒刑。二、如因堕胎或因所采用之方法引致孕妇死亡，或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则对使孕妇堕胎者可科处之刑罚之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三分之一。”
[7]《澳门刑法典》第162条规定：“未经妇女同意，而对其为人工生育行为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8]《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第268. 17(1）条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反人道罪中的强迫受孕罪：(a)犯罪人非法拘禁了一名或数名被强迫受孕的妇女；而且（(b）犯罪人意图影响任何人口的种族结构或全部或局部消灭通常意义上的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群体……。对这类行为可判处25年监禁。《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第268. 18(1）条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反人道罪中的强迫绝育罪：(a）犯罪人剥夺了一人或数人的生理生殖能力；而且（b)这种剥夺不是实施某一具有禁止怀孕的效力的节育措施的结果；而且(c）犯罪人的行为既不具有医学或住院治疗的理由，也未经此一人或数人的同意……。对这类行为可判处25年监禁。
[9]《瑞士联邦刑法典》第111条规定：“……非谋杀而故意杀人的，处5年以上重惩役。”
[10]《瑞士联邦刑法典》第114条规定：“因值得尊敬的动机，尤其是出于同情，经被杀之人严肃且迫切的请求而将之杀死的，处监禁刑。”
[11]《西班牙刑法典》第143条规定：“第一项：诱使他人自杀的，处4年以上8年以下徒刑。第二项：对自杀者提供必要协助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第三项：杀害他人未遂的，处6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第四项：由于被害人因足以致其死亡或持续、严重、不能忍受的严重疾病而提出认真、明确的请求，而杀害或者通过必要、直接的行为参与杀害被害人的，根据本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减轻一至两级判处刑罚。”
[12]谢广宽、丛亚丽：《澳大利亚2002年禁止克隆人法案（节译）》，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期．
[13]在《西班牙刑法典》中，有关这类犯罪的条文只有一条，即第156条，根据该条之规定，按照被害人自由、自愿、明确要求而伤害被害人的，如下情况可以免于刑事责任：法律保护的移植器官、学术目的的绝育和外科变性。
[14]《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第268.27条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战争罪中的）生物学实验罪：(a)犯罪人对一人或数人实施了某一特定的生物学实验；而且（b）该实验严重危害了此一人或数人的身体或心理健康或身体的完整；而且（c)犯罪人的行为既不具有医学、牙医学或住院治疗的理由，也非为了此一人或数人的利益而进行；而且（d)此一人或数人处于一项或多项《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之下，或处于《日内瓦公约第1议定书》的保护之下；而且（e)犯罪人对此一人或数人受到这种保护的现实情况持明知或轻率的心态；而且（f)犯罪人的行为发生于某一国际武装冲突之中，或与某一国际武装冲突有关。对该类犯罪行为，可判处25年监禁；而且严格责任适用于第（1)款(d）项。
[15]《西班牙刑法典》第159条规定：为消除和减轻严重疾病和缺陷，改变人类基因的，处2年以上6年以下徒刑。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7至10年的权利。因严重过失改变基因的，处6个月至15个月罚金，并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1至3年的权利。第160条规定：适用基因工程学制造针对人类的生物武器或者毁灭性武器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7至10年的权利。第161条规定：非以人类繁殖为目的，进行人类卵细胞受精的，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6至10年的权利。用克隆的方法进行人类繁殖和进行其他人种选择的活动的，处前项的刑罚。
[16]肖怡：《芬兰刑法典（译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7]张乃根：《克隆人与人权》，载《科学》，2003年第3期。
[18]卢云：《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19]附随型立法模式在其他法律、法规中的主要表现是在这些法规中规定：某种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例如我国《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第32条之规定：“违反《办法》和本实施办法的规定，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给予警告或罚款。对于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内罚款；对于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一、严重污染环境的，二、损害或者影响人类健康的；三、严重破坏生态资源，影响生态平衡的；四、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关键词:刑事技术;侦查破案;效能
刑事技术工作是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侦查工作的三大支柱之一,在分析案情、研究作案过程,收集和审查证据,确定犯罪嫌疑人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坚持刑事技术为侦查破案服务,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司法公正提供有力保障。然而,公安实际部门刑事技术服务侦查破案领域仍存在诸多问题,制约和影响了当前刑事侦查打击犯罪的合力。如何提高刑事技术服务侦查破案效能,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刑事技术服务侦查破案效能现状分析
(一)刑事技术工作软硬件建设问题仍旧突出
群众看公安,关键在破案。刑事技术在公安机关侦查破案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即便如此,刑事技术由于受历史、政策、经济、人才等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在软硬件建设方面仍旧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刑事技术人少质差,工作量大、压力强,待遇低且无发展空间。
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公安队伍中普遍存在着学历偏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现象,大部分没有受过系统、正规的专业培训,而是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由老技术员培养。这样一来,发展受到局限,难以把高新技术运用到专业上来。据统计,XX省有鉴定权证的技术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全部技术人员的76%,更谈不上是科班出身。在这种情形下,技术人员在侦查破案中还得采取较陈旧,较低层次的手段方法来进行,就使得技术直破率在整个破案率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轻,刑事技术在有些案件的侦破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少案件因此久侦不破。
其次,工作量大、压力大,勘查忙于应付、质量低。刑事技术劳动强度大,长时间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稍一疏漏就会给案件侦破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且由于各类刑事案件的大幅上升趋势,刑事技术人员不但没有得到相应补充,相反经常有受待遇低且无发展空间的影响“成熟一个离开一个”,工作量大,如某区公安分局每位技术员每年平均出现场达140次以上,有时一天出现场达4次。因为人员缺少,所以技术专业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区分,往往痕迹员既要搞现场勘查、提取痕迹物证,还要兼职刑事照相工作,拍照现场、痕迹物证等。由于疲于应对,以致有些刑事技术人员责任心不强,勘查工作马虎、粗糙,该做的不做,到现场转一转,看一看,照几张照片就走。
再次,刑事技术工作责任重、要求高,工作条件艰苦且必须具备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然而相对公安其它部门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待遇都要低,政策上无保障,即使有政策,也很难或很少落实。如普通技术人员,工作再出色,退休能混一个副科级就算上是“祖上积德”了。因而出现技术员外流、队伍不稳定,业务素质相对下降的局面。
2、刑事技术装备触角延伸不够,现有设备滞后犯罪形势,地方财政投入不足。
就湖南省来说,派出所基本上无专职刑事技术人员,勘查设备有的甚至连一台数码相机都没有。辖区一般案件,有的基本上做个笔录就算完事。刑侦队刑事技术人员只对全县(区)比较大一点的或是离城区近一点的现场进行勘查,无法或是无精力完成全县(区)所有发案现场勘查任务。同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各地方财政投入购买先进刑事技术设备的意识薄弱、支持力度低。
3、刑事技术人员专业培训、进修学习不足。由于刑侦队刑事技术人员数量少,案子多,经常连正常的节假日或是休息时间都无法保障,即使有外出专业培训、进修学习的机会,也无法脱身。此外,各地办案经费有限,即使有经费往往用于招待时,用于外出培训、进修学习却“经费紧张、挤不出”了,没有从制度上予以保障。
4、疑难鉴定送检用时长,侦破服务效能低。由于经济条件、区域条件以及技术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各县市均设立所有刑事技术检验鉴定场所,往往是几个县市区或省设立一个检验鉴定中心,且由于司法鉴定制度规定公安内部刑事案件不收费,导致鉴定中心工作人员效能低下,驱利性强,有利或有关系的加班出结果,无利或无关系的,以案多为由拖拉。如某地2009年“6.5”抛尸案,胃内容物送省厅检验,案子半个月破后知道是毒鼠强致死,结果是送检几个月省厅还没结果出来,刑事技术服务侦查破案效能可想而知。
5、刑事技术管理工作不规范,制度不健全。如现场原始材料不齐全,凌乱,物证缺乏管理。很多地方原始材料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在日历纸上等,时间久了,难于寻找,缺少统一规范的原始记录。经常出现很多案件破了,抓到嫌疑人,但却找不到完整的原始材料,案件无法的情况。物证的管理也存在较多问题,如没有专门的物证室,物证随意堆放,不认真保管;痕迹物证的发现、固定、提取、使用、保管、移交等过程无章可循。出现积案破了,抓获了嫌疑人,但物证却找不到了。物证保管不好,直接影响办案质量,影响刑事技术服务侦查破案的效能。
(二)普通民警现场保护意识薄弱,利用科学技术侦破案件视野不广
普通老百姓现场保护意识薄弱尚可理解,且随着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媒介的宣传,绝大部分老百姓都已有现场保护意识,可我们还有许多民警,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接到群众报案后,先期到达现场的民警随意翻动触摸、随处乱坐、抽烟喝水污染现场的现象时有发生,直接妨碍甚至是破坏了技术人员对现场的有效勘查。同时,公安部门许多干警对现场哪些信息可为我们侦查破案服务、怎么服务等科学技术侦破案件知识领域不广,视野不宽,影响刑事技术服务侦查破案效能。如利用微量物证、生物物证等侦破案件等。
(三)综合运用现场犯罪信息侦破案件力弱
侦查破案的核心就是“证据”,许多与案件相关的物证,是需要靠科学技术手段才能发现、获取和确认的。如痕迹检验以案件现场遗留的各类痕迹为工作对象,可用来解决同一认定的问题,是刑事案件侦查和诉讼中用的最为普遍的狭义犯罪痕迹。在实际公安工作中,许多刑事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后,往往仅限于现场勘查寻找、发现、提取、固定常见的典型痕迹物证,而对广义犯罪痕迹中狭义犯罪痕迹以外的那部分痕迹即“非典型痕迹”却不善于发现、分析和运用,对常规痕迹及其它犯罪信息背后的潜在非典型痕迹进行挖掘,对于发掘出来的非典型痕迹,从中找到有价值的非典型痕迹,结合现场常规痕迹及其它犯罪信息,综合分析,合理推断,为我所用。
(四)刑事技术与刑事侦查结合不紧密
现场勘查工作是刑事侦查工作的基础,要将现场采集到的信息运用到侦查工作中,为侦查破案服务。有的技术人员不了解侦查工作,只管勘查现场,提取痕迹物证,不管对现场的分析判断,不能及时将现场的信息反馈给侦查员,失去了许多宝贵的破案机会。有的侦查员与技术员缺乏沟通,一味搞调查摸底,形成了侦查与技术脱节的现象,同时侦查员在询、讯问过程中,不能将调查情况与现场情况结合起来,不能辨识被询问人和被讯问人言词真伪,影响案件的侦查。
(五)重技侦轻刑技思想,削弱了刑事技术服务刑事侦查的效能
技侦在公安部门刑侦破案中运用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以致许多侦查员形成了“刑事技术无用,技侦万能,遇案首先想到的是技侦甚至完全倚赖技侦”的局面。技侦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为公安机关大量案件的侦破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案件有很多种和很多类型,目前绝大部分案件的侦破还是离不刑事技术,同时利用技侦侦破的案件基本上都要倚赖刑事技术作为线索和证据的补充,可以说刑事技术是刑事侦查“赖以存在的供货商”,技侦应是刑事技术服务刑事侦查的“有力补充”。
二、刑事技术服务侦查破案效能提高途径
刑事技术工作是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科技支撑,是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提高刑事技术服务侦查破案效能,更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
首先,有效构建刑事技术人才引进、培养以及可持续健康发展机制,做到思想上重视、经费上保证,政策上保障、实际上落实。刑事技术服务刑事侦查效能的提高离不开刑事技术专业人才的引进、培养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机制的建立和落实。公安部门要商同政府其他部门,制定并落实优于其他行业、部门、职位的专业人才引进、培养、可持续健康发展机制,该机制要从政策和制度上保障专业人才政治、经济等福利待遇。如根据发案情况,配备相应充足甚至可稍余数量刑事技术人员;经济待遇上比局里同等条件任何人要好,政治上比同等条件下任何人优先解决职级;保障刑事技术专业人员外出培训、进修学习的时间、经费等。真正用感情、事业、待遇拴心留人,确保他们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造就一支政治坚定、技术过硬、工作规范、作风严谨的刑事科学技术队伍。
其次,优化刑事技术中队勘查能力,配齐配强派出所勘查条件。刑事技术中队是各县(区)对发案进行现场勘查主要部门,其专业人员素质的高低、仪器设备的优劣直接决定着该辖区刑事技术服务刑事侦查的效能。公安部门要积极取得党委、政府部门的积极支持,从软、硬件各方面优化刑事技术中队现场勘查的能力。派出所是一般案件最主要的受理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派出所配备必要的勘查设备以及一名以上刑事技术专职人员,使之具有一般案件勘查处理能力
再次,建立规范的刑事技术管理工作机制。管理出效益,管理出成绩,没有管理,刑事技术服务刑事侦查就会大打折扣。要建立规范的刑事技术工作、设备、人员等方面规章制度,制度要可行,要赏罚分明,并抓落实。对外出送检工作,公安内部应从上至下合理进行规范,按案件重特大轻重缓急、检验难易等制定透明规范的检验制度,实行检验时间承诺制,同时放宽疑难案件或急检外送其它鉴定机构鉴定渠道(拓宽鉴定经费来源),公安鉴定中心部门此外还应配备适应犯罪形势的鉴定设备和鉴定人员,对送检部门,应核实送检检材,对无证明力或多余证明力的检材不需送检的,应当取消送检。
最后,加大干警刑事技术知识培训力度,纠正一些错误观念。要加强干警刑事技术业务知识的普及力度,拓宽干警利用刑事技术侦破案件的视野,当前公安机关有很多干警不是公安院校毕业的,对刑事技术知之甚少,对现场信息哪些可以为侦查破案服务以及怎么运用不了解,通过培训,使接触刑事侦查的干警掌握现场保护知识,掌握刑事技术包括哪些方面,有些什么作用以及如何运用为侦查破案服务等等。要提高侦技结合力度,在干警掌握刑事技术知识后,侦查员和技术员在案发后加强沟通和交流,使侦查员能够利用技术员提供的勘查信息为侦查破案服务,技术员能够通过侦查员的反馈,更好的勘查现场,辨别现场有效犯罪信息为侦查破案服务。要纠正“重技侦轻刑技”的片面思想,让刑事技术和技侦成为插向犯罪分子的两把“尖刀”。
参考文献:
1、邓绍秋,谢滨键.论公安院校刑事技术专业建设的途径和方法[J].当代教育论坛,2007(1).
2、.加强刑事科学技术建设.提高打击犯罪能力[EB/OL]. 省略/ldhd/2006-09/26/content_399255.htm.
3、谢滨键,李中文,王艳.论非典型痕迹及其运用[J].中国公共安全,2010(1).
【关键词】刑事科学技术；理化检验鉴定；新情况；发展趋势
司法单位及公安机关可以结合《刑事诉讼法》方面的要求对刑事科学技术进行合理应用，更好地完成物证的搜集、检验以及鉴定一类的工作，为审判及侦查等方面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支持。本文对刑事科学技术及理化检验鉴定方面的新情况及发展趋势进行阐述。
一、新情况分析
人们可以将理化检验鉴定当作刑事科学技术中的重要分支，其应用对案件侦破等方面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案件性质的确定提供重要依据。我国法律建设工作正在逐渐完善，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了许多突破性进展，为刑事科学技术及理化检验鉴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机遇和挑战，下面对其中的新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一）法律程序方面的新情况。司法及法制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物证检验方面的工作面临更多挑战。我国经济发展较快，民事案件数量逐渐增多，物证检验鉴定方面的工作范围逐渐拓宽。此外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对刑事科学技术理化检验鉴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验鉴定技术人员需要严格按照程序完成检验鉴定工作，为案件的侦破以及日后的审理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二）刑事科学技术及理化检验鉴定工作中存在一定不足。其一，我国目前的刑事科学技术及理化检验鉴定技术较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尚且存在一定距离，当然较过去相比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微量物证、痕迹鉴定等技术的应用更是使刑侦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二，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工作层面的刑事科学技术及理化检验鉴定技术发展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在资金投入以及人才方面的水平具有较大差别。
（三）实践性方面的需要。刑事案件侦破工作中，基层勘查工作者需要对理化检验鉴定方面的知识进行了解，进而满足案件的侦破工作需求。如今刑事科学技术单位受理的案件中，需要应用此项技术的案件所占比例逐渐增多，某些区域中理化检验鉴定技术的应用比传统痕迹检验技术的应用更为频繁，并且随着案件类型、数量的变化和增加，检材类型越来越丰富多样，为物证的理化检验鉴定工作者的工作带来更多挑战，技术人员及研究人员需要对科研项目及新课题进行不断的研究，进而更好地满足案件侦破工作需求。
二、发展趋势分析
其一，理化检验鉴定人员需要完成药品、爆炸物以及一类物证的检验鉴定工作。通过在线分析对其来源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进而为案件的侦破及追缉查缴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此外理化检验鉴定人员需要在现场进行的检验鉴定工作，因此类物证具有含量高的特点，检验鉴定工作的难度较小，促进了小型检验仪器的推广应用，为现场检验鉴定工作提供更多支持，同时此方法可以减少检验鉴定工作的时间，进而对诉讼时间紧张方面的问题进行解决，刑侦工作人员可以结合现场检验鉴定结果对后续刑侦工作的方向进行确定。
其二，更多地应用新型技术及设备。新技术及设备的应用为检验鉴定工作提供更多支持，工作的方向也逐渐向痕量、微量的方向调整，记录分析以及检验等方面工作的自动化建设日趋完善，进而使检验鉴定工作的效率及准确性逐渐提升。
其三，检验鉴定工作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刑事等案件的诉讼取证工作需要依靠理化检验鉴定工作的支持，在麻醉抢劫、投毒一类的案件中尤为重要。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智商犯罪层出不穷，犯罪手段较过去相比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刑侦方式无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好地处理，取证工作的重要性逐渐突显，而理化检验鉴定技术的出现可以对上述问题进行有效解决，为规范化的取证奠定坚实基础。此外，现场勘验工作和理化检验鉴定工作息息相关，后者的应用能够为侦查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指导，刑侦人员对投毒、爆炸一类的案件进行侦破时，需要对现场物证进行提取，甚至需要对呕吐物、衣物纤维等方面进行提取，此类工作的质量对案件侦破工作具有重要影响，技术人员需要认真仔细地完成理化检验鉴定工作，确保侦破工作不会受到过多干扰。
三、结语
综上所述，刑事科学技术及理化检验鉴定工作涉及到的专业知识较多，对工作人员素质以及业务水平方面的要求较高，检验鉴定人员需要对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更多的应用，对设备仪器、相关理论知识等进行及时更新，并对网络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操作水平进行提升。理化实验、计量器具的应用更是理化检验鉴定工作中的重要组成，希望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对其M行合理应用。
【参考文献】
[1]王明智，王静.刑事科学技术及理化检验鉴定工作面临的 新情况及发展趋势[J].卷宗，2014（4）：483-483+484.
(一)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扬弃着唯科学主义
根据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主张:一方面, 在涉及科技含量的刑事司法过程中, 应当以自然科学精神为要求, 以自然科学原理为指导, 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手段, 有针对性地解决在刑法立法、刑法司法和刑罚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以使刑法合乎规律地发挥效用[2]。另一方面, 在非涉及科技含量的刑事司法中, 虽然未必需要以自然科学原理为指导, 但仍应当遵循自然科学精神, 高度重视自然科学技术对刑事司法的帮助价值。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实践价值实质, 是以科学新思维改变传统刑法思维及刑事司法方法, 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知识, 包括自然科学规则、社会科学原理和自然科学精神, 引入到刑法方法论中。其服务目标是刑法司法实践, 但它完全不同于西方法学方法论的唯科学主义, 而是扬弃着唯科学主义,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秉持着自身的基本立场:提倡尊重科学规律, 积极运用自然科学思维, 而不唯科学主义;重视办案逻辑, 运用办案逻辑思维, 而不迷信逻辑经验主义;理性看待人文主义, 运用人文主义的优秀成果, 而不刻意拔高人文主义。
唯科学主义, 是西方大陆法系法学方法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唯科学主义与大陆法系的哲学观念和成文法传统有着密切关联。由于司法是包含解决具体案件中技术方法的活动, 而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可能为处理案件带来一定的技术帮助, 于是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欧洲的发达, 其吸引了法学家们的高度关注, 逐渐被引入和嫁接到法学方法论领域。有必要说明的是, 唯科学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嫁接到法学方法论中来, 而在于相信社会科学如同自然科学那样存在着亘古不变的规律, 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完全可以发现社会科学的普遍规律, 从而由自然科学方法带来社会科学的万能方法。这正如有人所言:受自然科学的影响, 大陆国家的法学家们相信人类社会发展有规律可循, 只要找到体现这种规律的知识, 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地解决人类社会的秩序和发展问题。[3]
有人说:法律方法论很难提供一种尺牍范本大全之类的东西。[4]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把法律视为或等同自然规律, 那么法律制定者就会把自身上升为法律真理的发现者和把控者, 从而使法律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法典制定者身上, 尤其是法学家们, 由于对科学主义产生了可以促成社会科学知识法律万能情节, 于是对法律法典化产生了极端迷信, 聚集为法典万能主义。对此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否定了唯科学主义论, 明确指出法典及其规则不能替代和包揽理性、经验、制度、政策、道德、习俗和传统的社会治理功能, 单纯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认知和服务社会治理, 终将事与愿违。欧洲大陆国家法律制度之所以出现合法性危机, 是因为本应以人为目的的合法性却被科技知识殖民化了[2]。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在克制和扭转唯科学主义之时, 注意避免反唯科学主义过度化, 毕竟西方科学主义也含有合理的价值因素, 不可因噎废食。伴随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深刻改变, 法律和法律方法都应以开放的姿态容纳自然科学在自身发展中的一定空间。现在以网络、淘宝、微信、电视电话、视频直播等通讯方式为平台的商业交易和金融往来异常活跃, 相关的网络犯罪活动也日益蔓延, 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已经并且继续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相应的网络警察已经成为公安警力的重要新部分。仅此而见, 刑法也应借自然科学之手, 丰富、加强打击科技化犯罪的手段, 以符合自然科学规则、规律及精神要求的法律方法应对犯罪和保护社会。
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来看, 对自然科学思维的研究和应用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刑法方法理论在对科技成果的吸收和应用方面, 远远落后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和应用。较之现代科技犯罪的层出不穷, 刑事司法的技术和方法应对显得勉为其难力不从心。近年来, 中央政法高层已对此高度关注, 多次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等方式, 对全国政法干警开展科技前沿培训, 增强政法干警的科技意识, 并探讨应对高科技犯罪的方法和理论。当然, 在刑事立法层面, 刑事法也并非无动于衷。但是, 在司法层面的自然科学思维方法依然滞后, 过于沉寂。
(二)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超脱着人文主义
既然认识到唯科学主义是构成法律合法化危机的根源, 那么危机的出路在于使西方的整个文化来一个根本转变[5]3的观点, 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但根本转变的文化由何种文化来担当又是个问题。法学家们从各个方面反思法律, 寻求法律观念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 逐渐树立了人文主义的法律观念, 法律方法开始从唯科学主义转向法律人文主义。当法律人文主义地位得到确立时, 也就成为与唯科学主义对立的法律方法论。法律人文主义认为, 唯科学主义只见自然科学知识之物, 而不见法律对象之人的主体地位, 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就搞错了方向。因为法律方法属于人文科学, 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当然也属于人文方法, 于是完成了法律本体论转向法律存在论, 从而颠覆了唯科学主义的属性和立场。
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法律人文主义把法律看作保护人的手段, 并把人作为法律的目的, 似乎又走向了与唯科学主义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一方面, 法律人文主义彻底否定唯科学主义, 宣示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认知和研究人类社会不能用自然科学方法[2]。可是, 事实上研究人类社会的方法, 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自然科学方法。考古学对古人类、古生物的研究, 恰恰在使用着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设备, 从而得以推进考古学的发展, 并实现把对人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这表明人文主义无法脱离自然科学而独自获得良好发展, 反而是受到科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因为人发展着科学, 又通过创造的科技来服务于人, 包括把科学技术运用到人所制定并遵守的法律, 而法律活动已处处显示着科学的影子。所以, 科技服务法律, 法律运用科技, 二者之间似乎已经完成了互相镶嵌, 难以割舍。当前, 我们似乎已经难以想象, 若没有科技, 法律将如何生存和发展。
另一方面, 法律人文主义主张案件的办理, 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情况同样处理、同案要同判, 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有偏执之嫌。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则指出, 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是一项司法共识和原则, 这个原则建立在一般观念的基础上, 实质是类似情况应当类似处理, 以发挥法的统一规范性, 保证法实施的公平公正。而且,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 不同的人在法律面前应该得到平等对待, 而非权利或权力的相等。然而, 司法活动中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相同情况, 而只有相似的情况。科学的法律观应当是相同的情况大致相同处理, 不应超出公众普遍的容忍底线, 裁判的结论应当遵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当原则, 并在刑罚的法定裁量幅度之内作出判决。
在人文主义看来, 法律观念中的人完全是自由、自主和自决的。情况果真如此吗?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对此持有异议, 认为法律眼中的人其实是规范中的人, 要服从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人之自由、自主、自决的人文法律观, 实为西方自由主义之浪漫, 它在不自觉中把人之自由视为凌驾于社会生活规则之上。但它忽略了一点, 作为社会生活规范的法律, 不是凭空用来设计和规范社会生活的秩序、和谐及纠纷处理规则, 而是人在享有自由的基础上达成的超越个体自由的群体自由及其规范。它既能保障个人自由, 又使得个人自由不至于过于出格, 否则要受到一定的制约或制裁;同时, 该规范也保障地域共同体社会生活的整体自由。
二、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之方法论
(一)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法律发现观
对司法人员而言, 在论及刑事司法方法之法律发现问题时, 首先面临的是从何处发现法律以及如何发现所需要之法律规范。有学者指出:法官从哪里发现法律, 其实质是法官法源的理论问题法官法源的核心是法官寻找发现法律的思维方法。[6]275这一观点表明了发现法律的思维方法对司法工作的不可或缺性, 同时也折射出应对司法中各种难以预料之问题或疑难复杂之问题, 同样需要形成并应用某种科学的司法思维。而在刑事司法方法论中, 司法人员寻找、发现和应用何种刑事司法方法思维, 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对于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的国家而言, 司法人员在办理个案中是采取先例的原则, 因此需要找到恰当的先前判例, 从相似判例中发现可以遵循的判决规则和裁判原理。这也是判例法国家司法人员发现法律的思维方式。而对于以制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而言, 司法人员在发现法律时, 应当而且必须以立法机关所创设的法律典本为根本依据, 寻找到具体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法律规范并将其适当地予以适用。由于制定法在形式上一般都较为具体和完备, 司法人员发现有关法律条文几乎并不费力。但问题是, 司法人员想找到最合适的先例或制定法条文, 却难免遇到各种困惑。在两大法系互有吸取借鉴的发展趋势下, 司法人员似乎都在从制定法和判例两个侧面着手寻求法律发现的新思路。
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由于法律发现仅是法律涵摄的一个步骤, 而法律涵摄又与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密切关联, 甚至还与法律续造不可分离。因此, 若要处理好法律发现问题, 就有必要同时理顺法律发现与法律涵摄、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或法律续造之间的关系。鉴于法律涵摄注重的仅是通过法律发现把选定的法律规范运用到个案事实, 其思维程式过于简单化和机械化, 所以选择的法律规范及产生的法律后果, 经常在新型犯罪面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得不借助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其他法律方法来解围。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 为避免法律发现的错误或偏差, 关键在于克服机械化的法律涵摄活动, 从而避免司法机械主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不认为会存在普世统一的法律发现模板, 强调法律发现一方面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另一方面要善于发现司法规律和依据司法规律办案。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作为司法技术手段的组成部分, 善于运用到具体司法活动中来。最终, 以符合科技规律的刑法思维, 对办理具有科技含量的犯罪案件进行类型化牵引和指导。
(二)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刑法解释观
有观点认为, 在司法裁判过程中, 法律解释只是法官解决问题的策略[7]。不过, 如果只看到法律解释是法官的策略, 那就没有关注到其背后的法官思维。也有观点认为, 司法裁判不单纯是致力于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和运用, 而是法官根据特定场域的权力话语所作的策略和使选择的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法律技术[8]。该观点在把司法裁判视为一种法律适用策略的同时, 又理解为是一种法律技术的应用, 但这种观点同样没有认识到法官法律思维的重要性。如果撇开法律思维, 倒不如说法官的任务在于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证明其具体的裁判的正当性[9]447来得更加直接。
法律解释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时, 由有关主体对法律文本或法律条文的解读和说明。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刑法解释是刑法思维在刑法解释学上的展现, 是刑事司法裁判方法的必然演进结果, 刑事裁判活动已经离不开刑法解释的助攻或主攻作用。在我国, 刑法解释首先包括对刑法典的解释和单行刑法的解释, 这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其次, 刑法解释还包括有关部门所作的司法解释。一般来讲, 立法机关所作的刑法解释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有权的司法解释机关, 同样对刑法解释采取非常严谨的态度和严格的程序规范, 并把大量的刑事司法实践经验纳入到司法解释参考之中。由于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的不定期性和非常态性, 在实务中两高的司法解释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和影响力。由于解释主体的不同和相对分散性, 刑法解释的法律思维也就发生了显著的区别, 其直接表现为某些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不衔接或不调和, 难免有时会对司法适用产生副作用。
不过, 刑法解释主体不同所产生的刑法思维差别, 更多表现在司法活动中两种看待司法解释的态度上。首先, 一种态度认为, 刑事法官首先应当在刑法的正式渊源即刑法典和单行刑法中寻找裁判规范, 不过在寻找中自然离不开借助非正式法源如司法解释、非正式的司法解释等[10]。可见, 依该观点的理解, 刑事司法裁判中的法律适用, 其裁判规范有着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的等级和位阶差别, 刑法典和单行刑法高于司法解释, 应当优先考虑和适用。但是,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刑法典、单行刑法和两高的司法解释却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此看来, 在不区分案件适用的具体情况, 而直接武断地把司法解释视为次等考虑位阶, 不仅人为降低了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 还容易对刑事司法裁判产生错判的结果。事实上, 两高的司法解释, 包括两高的会议纪要、对下级院请示给予的批复等, 往往是对刑法典 (包括刑法修正案) 和单行刑法的含义不明确或遇到新情况而作出的进一步规定, 其实践指导价值有着不可替代性。而否认其法律效力地位, 必然会降低其适用的机会和所应当发挥的效用。
其次, 另一种态度认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在其召开的座谈会或研讨会之后形成的会议纪要, 以及高院作出的各种指导意见或量刑意见, 甚至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会议纪要, 也不具有适用法律渊源的性质。而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刑事法律适用的渊源问题, 应当根据定罪和量刑作出两个不同层面的区分:一是就定罪而言, 刑法适用的正式渊源不仅包括刑法典和单行刑法, 也必然包括两高的司法解释;二是就量刑而言, 应当给地方高院的会议纪要、量刑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以一席之地。这些会议纪要往往是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或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共性问题, 提出一些具有见地和可接受性的司法实务标准, 在下发各级地方司法机关后就可以被遵照执行。其实,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即便是否定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不出现在判决中, 但是其在实践中的作用相当大, 其中一些共性问题的实践做法和掌握标准可以成为法官裁判的论据。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刑事司法中隐形的法律发现场所。[2]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非常重视经验法则, 认为刑法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刑事司法的实践经验而发生和提升, 而地方高院的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产生, 则是根源于丰富的地方司法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地方司法经验汇编及其官方认可。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反对司法解释非正式渊源论。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视域下, 上述两种否认观点有着深刻的偏见根源, 这就是法典完美主义。在它们视野中, 只有立法机关制定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刑法, 才称得上是司法适用的正式法律渊源, 并明确申明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与刑法本身的法源地位是在不同位阶上。当下, 法典完美主义仍有很大市场。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认为, 法典完美主义是法典主义强迫思维的体现, 其奉行法典至上、法律规范优先, 在不自觉中轻视司法解释的效能和地位, 把司法解释看作是低法典一级的二等公民。实务中, 有的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很少考虑司法解释的适用空间, 形成了制定法优先的惯性思维, 甚至上升到唯制定法典化的高度。不论司法解释功能得到何等充分利用, 其刑法适用正式渊源身份都无法被认同, 只能低调默默运行。实际上, 这就造成了刑法适用方法的压抑和埋没。尤其是对于省级高院制定的量刑意见等规范性文件, 包括省级地方公检法司等部门联合制定的意见, 整体上呈现出地方范围内的功能化运行, 却又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其司法适用的前途命运面临着随时被替换或被终止。
对司法解释和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这些遭遇,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持批判态度。之所以如此认为, 是因为法律渊源与司法中适用法律的渊源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法律渊源是法律的表现形式, 具有不同来源的法律渊源, 其效力和作用也有所不同。而司法适用中的法律渊源, 因包含着司法人员的一定自由裁量因素, 从而应当具有更加广泛的内涵。此外, 需要指出的是, 当法律解释已经不能解决案件问题, 无法适用社会发展对法律补充或变通的需要,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强调此种情况下要尊重司法规律, 如同尊重自然科学规律, 切不可以法律解释方式强拉硬上进行判决。若对该法律确实有需要增加, 则可以通过立法、法律续造等方式去实现。对我国而言, 由于不像判例法国家那样存在法律续造的制度基础, 法官既没有续造的法律依据, 也没有获得续造的授权, 因此只能通过立法形式来实现。
(三)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法律推理观
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的一种方法, 包括法律的形式推理和法律的实质推理。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法律的形式推理包括演绎、归纳和类推方法, 但认为形式推理更在意法律的形式正义;而法律的实质推理则涉及到法律的解释、论证, 其更关注法律的实质正义。有人认为真正的法律推理就是三段论的推理过程, 这一过程所解决的是判决的合法性问题[6]198, 从而反对法律的实质推理。不过, 该观点值得商榷。一般而言, 一种法律方法是否有价值, 不是根据个人的好恶, 而是源自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如果司法现实中没有被需要的法律方法, 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在实践中创造相关法律方法;如果司法实践认为某种法律方法不完全符合实践需要, 但仍然存在一定价值, 那么人们便会对这种法律方法进行改造和完善。从法律方法发展的历程来看, 法律方法从法律涵摄、法律解释、法律续造到利益衡量的逐步发展和完善, 就足以说明法律方法的历史性、客观性和时代性, 而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基础, 在查明事实后再根据更能实现正义的方式来取舍法律推理方法, 而不是在一开始就预先给法律推理方法确定位置。这体现出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实用主义立场的侧面。事实也是如此, 法律的形式推理和法律的实质推理各有其独特优势, 二者既不能互相取代, 也不能互相融合。在刑事司法实践中, 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律的形式推理更有需求, 因为形式推理有助于贯彻罪刑法定, 这是定罪的需要;但是,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却对法律的实质推理更有偏好, 因为实质推理更注重罚当其罪, 这是量刑的需要。所以, 不同的刑法原则、不同的刑法宗旨和不同的刑事政策, 甚至不同的司法人员, 都可能导致类似案件会选择不同的推理方法。但这正是符合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要求, 正是由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不同的刑法原则, 从不同侧面对法律推理提出了不同要求, 从而使得法律推理的结果更加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深刻反映了法律存在的社会基础。法律只能是社会事实的客观摹状者, 而不是社会事实的刻意创造者。因此, 法律必须奠定在社会事实基础上, 而不能背离社会事实, 突发奇想, 创造一种社会事实。[11]尽管事实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12]324, 但事实关涉案件的本质。事实可以猜测, 案件本质可以推定和论证, 但终不能容忍类推。所以,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反对在刑法适用方法中采用类推推理。刑事司法最关乎人的尊严和权利, 对法律方法的适用要求也就最为严格。以尊重人权作为理念的刑法自然科学思维, 当然不敢怠慢。
(四)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利益衡量观
利益衡量是价值衡量的重要方面。有学者提出:利益衡量是各种法律方法的最高境界, 但也是经过慎思后才能运用的方法。法律价值反映法律与人的关系范畴, 体现着人类对法律目标的追求, 具有目的的属性。[6]275利益衡量的最高境界, 源自利益衡量法律方法的渐进嬗变, 经过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续造后的完善而达致法律方法的新高度。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这是刑法方法的表层完善或技术性进步, 除此之外刑法方法还有着本质的层面。在探讨刑法方法的本质时, 如果说一切法律均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制定的。制定法律的宗旨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存利益。保护人们的利益是法的本质特征[13]4。那么, 一切刑法的司法和方法更是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落实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的利益或是多数人的利益, 而不是保护少数特权人的利益, 从个人上升到人类, 才是利益衡量的本质所在。
也有学者认为:应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 而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 设立法者本身对各种利益已经衡量, 而加取舍, 则法义甚明若有许多解释可能时, 法官自须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 以探求立法者处于今日立法时, 所可能表示之意思, 而加取舍。斯即利益衡量。[14]234此观点从立法者的立场考察利益衡量, 并结合现实之实际情况, 自有可取之处。但根据刑法自然科学之思维, 过于看重立法者的立场也值得商榷。一则立法者过去的利益基础随着主客观环境的变化很难探求到位, 彼时的法义明确不表明此时法义仍然明确;二则对所应考察的现行环境和各种利益变化并没有特别所指, 也容易发生不同法官可依个人所好而自由裁量, 从而使得利益衡量的标尺发生各种偏移。
在刑事司法中, 利益衡量也体现着司法人员内心对正义的价值判断。正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包括法律的正义和自然的正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坚持法律正义和自然正义的利益平衡, 在法律正义优先的同时, 兼顾自然正义的考量。法律正义是最注重法律程序的正义, 贯彻法律的程序本身也是正义;而自然正义包含有朴素正义的因子, 具有原始或原本的侧面, 与法律正义有重合部分。但自然正义主要是逻辑正义, 缺乏明确的法律意义上的标准, 在实务中难以实际把握, 故不宜作为主要的正义考量因素。
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之实践原则
(一) 区别经验法则和经验主义
法律上的经验主义是英美法系的一种偏向, 一般指英美法系法官的办案方法和思维模式。经验主义与判例法传统密不可分, 判例法是最为经典的法律经验主义之表达。依据当代经验主义, 若遵循先例原则, 关键在于尊重先前判决及其裁判理由。由于经验主义过于看重具体特殊性, 时有否定经验的普遍性, 不利于法官在浩如烟海的案件中发现、鉴别和甄选先例, 产生需求的标准不一与时间耗费等缺陷。因此经验主义逐渐关注和部分采纳理性主义的做法, 制定一些理性主义的成文法作为判例法的补充。从表象来看, 代表判例法的经验主义和呈现成文法的理性主义有着部分融合的趋势。事实上, 在英美法系国家, 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并非总是唯一选择;而在大陆法系国家, 法官也未必一定会否定先前判决。但由于经验主义忧虑理性主义有培养威权主义的危险性, 以及理性主义顾忌经验主义操作性之繁琐和不确定性, 所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特征依然明显, 外在上还是有着较为明显的分野。
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经验主义未能妥善看待经验法则, 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两种偏差。一是导致司法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司法有其不可行和不合理一面, 对于一个形式主义法官而言, 在做出判决结论过程中所犯的典型错误是:在对一个一般性法律术语进行解释时忽视这种解释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或其他愚蠢后果[15]。二是实证主义思维过于浓重。对英美法系法官而言, 由于深受实证主义方法论影响, 司法中往往认为只有可实证的法律才是裁判依据, 法官不应陷入法律之外如政治因素, 或受法律空白之外如道德因素之影响。虽然实证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形式主义, 但它们在英美法系司法思维中并不鲜见。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司法不能忽视经验法则, 而不主张西方的司法经验主义。现代司法已经非常注重司法技术化, 司法包含丰富的裁量性技术是常态。经验法则是司法裁量技术的方式方法, 而不是感觉经验、唯经验。经验法则也不属于逻辑经验主义, 逻辑经验主义是经验主义的发展分支, 它意图揭示科学知识与感觉经验的逻辑关系。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和定律的唯一认识论来源就是观察和经验, 科学的命题必须是可证明的, 否则就没有意义。[16]所以, 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真理就是经验证明的科学。但是, 有时经验法则和真理可以认识或推理得出, 而无法实质性验证。逻辑经验主义自认为有一套逻辑分析的方法, 但因很难找到对应原则或桥接原理而陷入困境。
与之不同的是,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从实践和哲学层面看待经验法则, 透过常识、常理、常情的角度尊重经过深刻积淀而成的经验法则。在我国法律制度中, 经验法则从不被法典化认可, 发展为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均有体现。比如, 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 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要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一般来说, 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 则可以适用。可见, 经验法则并不是非要潜行于刑法司法实践,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的审查判断, 进入案件的事实认定之中。
(二) 遵循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作为法治的构成要素,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因而, 法治思维是监察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改革、化解社会矛盾以及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应当遵守的法律思维。虽然法治思维有多种不同理解, 但法治思维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受规范和程序约束, 二是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 三是追求公平正义和保护自由, 四是讲究逻辑和解释技术。[]法治思维包括蕴含在法治原则、法律概念、法律原理、法律方法之中的权力约束和权利保障观念, 要求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兼顾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满足个体正义和一般正义, 注重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二者关系上, 是法治思维决定法治方式, 双方共同启动以法律治国理政。
根据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主张, 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思维、方法、手段均不应违反科学规律和科学精神。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倡导的法治方式, 包含着法律手段、法律技术和司法方法论, 而不是等同于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只是更加具体化的法治方式。刑法自然科学思维拒绝并防范司法人员的专权和擅断, 强调首先要从思维层面隔断司法擅断的思想基础, 加强对司法人员的法治思维教育和培养。其次, 在法治方式上,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可以基于科学精神的优势, 创新科学的制度机制, 并发展完善的权力分工框架和权力制约方式。
对于刑事司法遭遇的犯罪技术的激烈对抗, 特别是网络犯罪高发态势, 迫切要求刑法方法转向新方向、新思考和新理念。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积极应和着这些思考和理念, 但不主张严打式的司法扫荡。法的权威不是来自严厉, 而是来自稳定、明确、可靠。因此, 刑法司法方法应当从破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提升司法人员能力和司法技术水平等方面寻求突破。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倡导大力加快推进司法科技水平提升, 只有以法治的科技方法打击犯罪的技术手段, 才能有助于在司法方法上阻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象。以科技的司法应对犯罪的技术, 不仅可以克制犯罪蔓延, 而且在利用科技中所获得的相关证据, 具有弥足珍贵的涵摄意义。可见。仅在涉及高科技犯罪领域,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就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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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克隆人是现代生命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社会的一个挑战。从技术应用的目的上看，克隆可以被划分为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在有关克隆人是否具有犯罪性以及刑法应否禁止克隆人的问题上，存在着“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站在刑法的视域下，生殖性克隆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治疗性克隆人的行为，它无法摆脱伦理上的非难性，已经超出了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其本质是一种反社会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刑法应当将其入罪化，并配设适宜的刑事责任。当前我国现行立法中已经对生殖性克隆人作出了明令禁止，但却未就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的刑事责任作出任何规定，也未出台有关克隆技术规范的专门立法。为此，需要制定一部《克隆技术管理法》，并修改现行刑法的规定，增设“非法从事生殖性人体克隆研究罪”。
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当代社会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伴随着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一系列伦理与法律问题相继而生。克隆人的法律规范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有可能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的重大伦理及法律问题，克隆人问题的提出给当代立法带来了严峻挑战。从学理上探讨如何正确应对这一挑战，已成为当代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难题。本文拟从克隆及其技术分类入手，立足于刑法的视域对克隆人的法律规制问题浅陈拙见，以求为我国相关的立法完善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一、克隆人的技术分类
克隆是英文Clone的音译，意指生物通过细胞分裂进行无性繁殖，形成基因型完全一致的后代种群，因此更为科学的术语称为“无性繁殖”。在科学界，根据克隆技术所应用目的之不同，通常将克隆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所谓治疗性克隆，是指从需要治疗的病人身上提取一些细胞，然后将该细胞的遗传物质置入一个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之中，重组的卵细胞通过化学或物理方法刺激之后，开始自行分裂增殖，直至形成一个早期胚胎。从这个早期胚胎中可以提取到对生命成长发育起主要作用的细胞—干细胞。胚胎干细胞经过相应的定向诱导发育的处理，便可以发育成病人需要的各种组织，由于再造的细胞及组织的基因与病人的基因相同，因而以往在器官移植中经常出现的排异反应的难题便得到了彻底的解决。由于从早期人类胚胎中提取的干细胞拥有形成所有270多种人体细胞类型的能力，因而它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和最理想的人体器官替代或修复的原料，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将是再生医学上划时代的进步。所谓生殖性克隆，起始的步骤完全相同于治疗性克隆，即从某一供体身上提取少许细胞，然后将该细胞的遗传物质置入一个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之中，经过刺激后，重组的卵细胞开始自行分裂，直至形成一个早期胚胎。如果将早期胚胎植入受体的子宫内，完成受孕、发育和产子过程，就达到了生殖性克隆的目的{1}。以克隆技术的以上分类为基点，克隆人也可以被划分为两类，即治疗性克隆人与生殖性克隆人，前者是指以治疗为目的而进行的人体克隆，而后者则是以“造人”本身为目的的人体克隆。
二、有关克隆人的犯罪性及其刑事责任的学理争论
“克隆”一词最早于20世纪初被引入园艺学，以后又逐步应用于植物学、动物学和医学等方面{1}105 。 1997年世界上首例克隆羊“多莉”的诞生，震撼了整个世界，因为它的问世标志着又一项重大科技成果—人体的克隆（即克隆人）将极有可能很快问世。于是，针对人类可否克隆自身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项大讨论，其影响深远，迄今余波犹在。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中，法学家也参与了其中，并就克隆人的犯罪性以及法律（尤其是刑法）应否禁止克隆人等进行了激烈争辩，形成了“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肯定论”认为，克隆人是一种典型的犯罪，因为克隆不仅使得克隆者与被克隆者有着相同的基因构成，而且使克隆者总是生活在被克隆者的阴影之下，而这种阴影使他对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我的感觉受到了限制{2}。不仅如此，克隆人也严重冲击了人类的伦理道德，威胁着现存的社会秩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为了保持人类社会特有的秩序，就应该防止有害因素的侵袭，原子弹只消灭物质，而克隆人毁灭伦理规范、精神和道德”{3}，“生殖性克隆人行为已经对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造成了损害和威胁，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4}。以此为基点，对于复制人类自身的做法，法律应当坚决禁止，并应当在刑法中增设“克隆人罪”{5}，或者应当订立一部禁止克隆人的单行刑事法{6}。从犯罪控制论的立场来看，“只禁止人类生殖克隆技术是不够的，……只有确保违禁行为将受到双重制裁，禁令才具有意义：一方面是由已有国际人权法院（如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或未来的非洲人权法院）或有待创建的国际人权法院在其他地区或联合国内部针对国家的违禁行为宣判的制裁措施；另一方面是由本国或国际司法机制根据反人类罪宣判的刑事制裁。”{7}
与“肯定论”针锋相对的是“否定论”。这一学说认为，发现和发明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人类最终将会承认创设人的生命的方式不止有性繁殖一种，应该允许无性繁殖作为一种补充方式。两种方式所创造出来的都是人的生命，同样是神圣的{8}。所以，克隆人的犯罪性尚待商榷，立法对待克隆人这一新生事物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事。“对克隆技术的禁止是违背人文主义的精神追求的，法律应宽容地看待克隆技术。……对任何新技术采取拒绝的态度和回避的立场不是人文主义者对待新技术的方法。我们在对新技术作反思性审视的同时，应对人的理性和经验抱以充分的信任。……技术本身引发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这是我们对待克隆技术应采取的态度。”{9}“现代法律是以理性与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它应具有更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一方面，对现行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生命观加以保护但不僵化与绝对化；另一方面，对于伴随新科学新技术而出现的新的生命现象伦理变化及价值观的变化，应该持一种宽容的、理性的、通达的态度，适当规范可能的不良后果，方可使法律始终适应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盲目地、绝对地禁止克隆人，是不可取的，也是禁止不了的，只能导致人类社会僵化、保守和偏狭心理的炽燃，或者促使人们公然违法肆无忌惮地克隆人，扰乱社会。理性的办法应该是制定严密的法律，疏通、引导、规范克隆人的技术活动，使克隆人技术为人类谋福利，而不是把克隆人视为洪水猛兽，围追堵截。”{10}以此为立足点，对于克隆人，“我国法律应对此进行积极干预，而不是消极回避或绝对禁止”{10}12。
三、对克隆人犯罪加以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笔者以为，由于克隆人在生命科学上可以被划分为治疗性克隆人与生殖性克隆人两种，而这两种克隆人的社会危害性又存在着明显差别，因此，对于克隆人犯罪性的评价应当分别加以讨论，并分别采取不同的立法对策。换言之，“制订任何反对克隆人类可能性的法规必须谨慎从事，以保证好的研究不至于被粗心大意地弃之不顾”{11}。具体来说：
首先，对于治疗性克隆人来说，由于其终极目的并不在于“造人”，而是要通过“造人”来获取医学治疗所必须的干细胞，因此，其本质实际上是以牺牲一个个体来拯救另外一个或一群个体，在这一点上，它与器官移植有着类似的伦理基础。在生命科学发展尚无其他更优方案可以替代的情况下，治疗性克隆人作为一种次优方案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治疗性克隆人获得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认可。站在犯罪学的立场上看，犯罪是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超出了社会的承受度从而需要由刑法来加以防范和惩治的行为，而治疗性克隆人则是一种尽管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其社会危害性尚在社会承受范围之内的行为。以此为基点，笔者认为，治疗性克隆人并不具有犯罪性，对于治疗性克隆人，刑法不宜将之作为犯罪处理。[1]
其次，对于生殖性克隆人来说，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应当被刑法入罪化。这是因为人的生命复制或无性生殖问题不同于克隆技术在医学、农业等领域的运用，它将使人类面临巨大的伦理和法律危机。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1)从法律上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如果允许用克隆的方法在实验室内去复制人或大批复制同一个人，实际上是在认同人类可以被作为产品而在实验室里加以生产，这势必会贬损人的尊严与整体性社会价值。(2）从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的诞生都会在其家庭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中具有明确的法律身份和地位，但克隆人则完全改变了这一点，一旦其降生，则不论是社会还是其本人都无法界定其在伦理及法律上的身份和地位，这势必会造成其社会异类的身份，使其本人陷入被歧视甚至无法为社会认同和接受的窘境，并导致无法定位自我以致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状态之中。不仅如此，人的复制完全违背了人类生育和人类亲亲关系的基本准则。它不仅完全改变了人类自然的、通过男女有性结合才能完成的生育方式，也使作为传统社会关系的亲亲关系发生了动摇。[2](3)从克隆人自身的立场上来说，一个生理性状被控制的人，如果为某种目的而再生产，就会有自身被沦为“社会工具”的悲观心理和宿命感，势必会激发其对科学与未来社会的报复感或对抗情绪。而一旦这种技术被用来控制人的性别、人种或生产人体器官，则其后果更难想象。(4）人的死亡是一个法律事实。人一旦死亡，其生命便不复存在。但克隆人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死人是可以被复制的，而死人的复制则会使正常的或法律上的生死概念发生颠覆性的动摇与混乱。(5)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克隆技术相对粗糙，克隆人的质量难以保障。克隆人是单性生殖，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它是一个粗糙的过程。克隆羊“多利”的成功率是1/227，而克隆人的成功率即使乐观估计也只有2－3%，而且克隆生物个体易产生畸形、死胎、流产、胎儿过大、早衰等情况{12}。综上所述，生殖性克隆人技术给在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弊是远大于利的，“如果复制技术被某些不负责任的人滥用，世界将因人类科技进步而陷入噩梦般的境地”{13}。以此为基点，笔者认为，生殖性克隆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治疗性克隆人的行为，它无法摆脱伦理上的非难性，已经超出了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其本质是一种反社会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刑法应当将其入罪化，并配设适宜的刑事责任。
至于“否定论”所主张的“应对人的理性和经验抱以充分的信任”和“技术本身引发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笔者认为，这些论证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就前者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科技的产生、发展和应用给人类带来的福与祸，从来都不是以人的善良意志为转移的。“科学提高了人类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因此很可能会增加人类的快乐和富足。这种情形只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事实上，人类总是被激情和本能所束缚。”{14}因此，我们切不可对人类的理性和经验抱以过高期望，而应当更多地寄希望于法律，因为法律才是人类高度理性的产物，其“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基于对该行为的全面评价”{15}。其次，就后者而言，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技发展是不问人的生存意义与尊严的，它隐含着无法预料的后果，而且科技不能体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无法消除人类与科技的对立和冲突”{16}。为此，科技的意义深化应该被带入伦理、道德乃至法律的揭示中，“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需要不时地停一停脚步，确保所发展的技术的确安全，然后重新上路”{16}10。而这也正是科技伦理学、科技法学以及生命伦理学、生命法学等一批新学科诞生的最主要原因。易言之，科技本身所引发的问题是不可能完全依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的，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保障科技的健康发展，法律的介入甚至是刑法的介入在多数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否定论”所主张的刑法宽容并不意味着刑法对生殖性克隆人的纵容。刑法宽容作为刑法谦抑品性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外在素质，是指刑法应当对负面影响尚在人类社会控制和承受范围之内的一般反社会行为网开一面，不将之作为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而不是指刑法应当对那些社会危害已经超出了社会承受度的犯罪置若罔闻。现代基因科技发展过程中引发了大量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都还在社会的承受范围之内，依靠一般法律手段甚至是伦理道德手段就可以解决，但有些问题则由于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社会的承受范围且也超出了一般法律手段与伦理道德手段的调整领域而必须要由刑法来加以控制。笔者以为，人体的生殖性克隆便在其中。人体生殖性克隆所带来的克隆人之社会地位的无法认定，使得这一行为具有不可抹杀的伦理非难性，假如刑法放任这一行为自流，则势必会严重冲击维系人类社会存续的现行伦理秩序，从而危及人类社会存续的基础。不仅如此，从刑法哲学的立场上来看，为了防控基因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各种负面效应，在基因研究与基因技术的应用方面，刑法应当设置某些“禁区”，而设置禁区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利益而采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17}。正如我国某些学者所指出的：“……设置禁区并不是永远不许涉足该领域，而是指在条件不成熟或后果暂时无法控制的情况下，通过评价其潜在的风险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当各种条件允许时，原先的禁区也将不再是禁区，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富矿’。”{18}良好的刑法防控制度，不仅是基因研究健康开展与基因技术理性应用的保障，而且也是基因科技最终造福于人类的根本保障。而生殖性克隆人作为一种严重危及当代社会伦理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反社会行为，就是刑法应当在基因研究方面设置的一个必要禁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刑法应当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并应当为擅自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的行为配设一定的刑事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明确：克隆人的出现是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之一，法律对克隆人的禁止并不能够阻止克隆人的最终出现，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克隆人出现的时间。而法律尤其是刑法之所以要禁止克隆人，并不在于立法者看不到克隆技术发展的这一最终趋势，而更多地在于通过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克隆人，给人类生命伦理提供一个必要的缓冲期，以便尽可能地减少克隆人给社会带来的根本性冲击，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实际上，刑法中很多犯罪的设置都是为了给人类社会更好地承受各种反社会行为的冲击赢得缓冲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各国刑法中的很多犯罪之变迁上得到很好的诠释。以各国刑法对堕胎罪的规制为例，自1821年美国康涅格州制定了美国国内第一个《堕胎罪法》之后，一直到1950年代末，各国的法律一直都将堕胎行为视为犯罪而给予重罚。但随着工业发展所导致的大量畸形胎儿的涌现、堕胎术的逐渐成熟以及公众对堕胎的日益宽容，自1960年代起，美国很多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先后通过了允许堕胎的法律，而在其他很多国家，堕胎罪也逐渐由刑法明文规定的一种犯罪转化为一种合法的行为。时至今日，尽管堕胎罪在很多国家都已如历史的尘埃而被尘封在了各国的刑法教科书中，但其为确保人类在胎儿生命处理问题上实现社会观念和意识的平稳过渡以维护当时人类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进而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了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而我国1979年《刑法》将流氓罪、寻衅滋事罪、投机倒把罪等诸多犯罪明文规定为犯罪来予以惩治，并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依然在刑法中保留这些犯罪，实际上也是为了给我国社会最终认同、接受和适应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社会现象赢得缓冲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对克隆人的禁止与其说是对克隆人的彻底否定，不如说是为人类社会乃至法律自身应对克隆人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并最终认可和接受克隆人赢得缓冲时间。”{1}14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克隆人的最终出现以及人们对克隆人的认同和接受都将会成为一种事实，但当前刑法禁止克隆人对社会稳健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该罪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时代价值是不容抹杀的。
四、域外克隆人犯罪的刑法规范
在现代生物技术的整个体系中，“克隆人是目前争议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一项生物技术”{19}。由于克隆人的出现将极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自然的生存繁衍方式，并会对人类传统的生命伦理观念带来毁灭性冲击，因此，动用刑法的力量对生殖性克隆人加以规范，便成为各个国家或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在发展生命科学技术过程中均须仔细权衡和认真考量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此背景下，一大批旨在禁止人类自我克隆技术研究与应用的立法开始出现，它们在保障基因技术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而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来看，分析这些立法，对于探究我国刑法应对人体克隆技术所带来的挑战，完善我国克隆技术的刑法防范策略，无疑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
首先，就国际层面来看，尽管人们对克隆人的法律后果在理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在实践中，有关国际组织及各国在生殖性克隆人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却是非常明确的，即对生殖性克隆人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反对甚至明文禁止生殖性克隆人。1997年11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指导基因研究的道德准则性文件《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中，就要求禁止克隆人等“损害人类权利和尊严的科研行为”。而在日内瓦举行的第55届世界卫生大会也通过决议指出，运用无性繁殖技术复制人类“违背人的尊严和道德，因而必须严格禁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利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在伦理上是不能接受的，这种试验违背医学要保护人类尊严和从遗传角度保证人类安全的基本准则。1998年1月12日，法国、丹麦、芬兰等19个欧洲国家在巴黎签署了《禁止克隆人协议》，规定禁止用任何技术创造与任何生者或死者基因相同的人{8}345。
其次，就各国国内立法层面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禁止或限制生殖性克隆人技术的专门立法，有些国家甚至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生殖性克隆人犯罪。作为世界上首个成功培育出克隆羊的国家，英国国会于2001年通过了一项应急法案—《人类生殖性克隆法案》，将生殖性克隆人作为一种新的犯罪，并可判处最高达10年的监禁，以弥补其1990年《人类授精与胚胎移植法案》未明确规定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缺陷{20}。澳大利亚2002年就专门出台了《禁止克隆人法案》，将故意克隆人类胚胎、进口或出口克隆的人类胚胎的行为明确列为犯罪行为，并规定这类犯罪的最高量刑可达到15年有期徒刑。不仅如此，该法案还将通过受精以外的方式生产或培养人类胚胎、非以妇女受孕为目的创造人类胚胎以及创造或培养包含有多于两人提供的基因内容的人类胚胎等明文规定为犯罪，并规定这类犯罪的最高量刑为有期徒刑10年{21}。日本2001年4月开始实施的《克隆技术限制法》全面禁止制造有损于人类尊严的克隆人，违者将被处10年以下劳役或1000万日元以下罚款{22} 。 2004年9月新加坡国会通过的一项法律也明文规定禁止在本国克隆人，违反这一法律者最高将被处以10万新元的罚款和10年监禁{23}。而美国国会也于2001年7月31日通过了全面禁止克隆人的法律，规定对违反法律规定者最高可处以1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22}。我国台湾地区2007年颁布的《人工生殖法》中也对从事生殖性克隆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依据该法，以无性生殖方式为人工生殖的，处其行为人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50万元以下罚金。[3]除以上国家和地区之外，法国、德国等也都制定了本国有关禁止克隆人的立法，并对非法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的行为追究一定的刑罚。例如，法国对违反禁止克隆人法的行为处以20年以下徒刑，德国处以5年以下徒刑，英国则根据克隆手段的不同分别处以2-10年劳役和监禁{9}63。西班牙则将生殖性克隆人这一犯罪明文规定在其刑法典中，《西班牙刑法典》第161条第2款规定：“用克隆的方法进行人类繁殖和进行其他人种选择的活动的，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6至10年的权利。”{24}国际社会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克隆人技术的刑法规范不仅表明了人类在对待克隆人技术问题上的谨慎态度，而且通过刑法的力量阻止或至少是延缓了克隆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社会应对生殖性克隆人所带来的冲击赢得了缓冲期。
五、我国应对克隆人技术的刑法对策思考
从法哲学的角度来说，克隆技术与法律的关系，就好似剑与剑鞘的关系。一把锋利无比的剑可以帮助人们披荆斩棘，但同时也可能会伤害用剑者自身，而剑鞘则可以帮助人们在不用剑的时候有效遮蔽剑的锋锐，防止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克隆技术与法律的关系也是如此。克隆技术具有明显的双刃性，其健康发展与正当应用会极大地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而其滥用则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适宜的对策，以便利用好法律尤其是刑法这一剑鞘，将克隆技术所引发的负面问题限制在最小限度内。对于克隆技术发展所潜藏的各种负面效应，理论上存在3种应对策略，即事前防范、事时制止以及事后惩戒。古人云：“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而“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申鉴·杂言》）；换言之，事先防范是避免风险发生并避免或减少损害的最有效策略。以此为立足点，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和个体一样，无法在所有风险问题上都保持高度警惕”{25}，但每一个社会与个人却都必须选择特定的风险加以关注以便实现其生存与发展，使克隆技术发展过程中所潜藏的巨大风险成为社会与个人通过法律来加以防范的基本风险之一。在此背景下，制定专门规范克隆技术的立法并在刑法中增加有关人体克隆方面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无疑应当成为我国在防范克隆人技术所引发的社会风险方面所应肩负的一项基本使命。
（一）我国目前有关克隆技术规范的立法现状
在克隆技术的控制方面，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专门立法。但在已经出台的个别行政规章中却已经明文涉及了克隆人的问题。2003年12月由科技部与卫生部联合的《人胚胎干细胞伦理指导原则》第4条明文规定：“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不仅如此，该《指导原则》还就从事治疗性克隆人研究（亦即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条件与程序等作了明文规定。此外，在卫生部2003年8月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也对实施辅助生殖技术人员之行为准则作了规定，其中第15项明文规定：“禁止克隆人”。就此来看，我国在人体克隆技术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即绝对不允许从事生殖性克隆人方面的研究，但对于治疗性克隆人技术的研发则给予支持。[4]然而，另一方面，我国有关人体克隆技术规范的现行立法还存在明显缺憾，无论是《人胚胎干细胞伦理指导原则》，还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都还存在着立法效力层次过低且刚性不足的严重弊端，而且在以上两部规章中都没有关于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的任何规定。这就使得我国现行立法对生殖性克隆人的禁止显得苍白无力，一旦实践中有人从事生殖性克隆人方面的研究，以上两部规章根本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规制作用。在克隆技术，尤其是以治疗为目的的干细胞技术飞速发展，而滥用该技术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的威胁又随时可能成为现实的背景下，这显然已经成为我国现行立法的一个不足。
（二）我国应对人体克隆的刑法对策建议
以上文对国外有关人体克隆技术刑法规制的分析为视角，并结合我国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庄严承诺，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立法尤其是刑法在规制人体克隆技术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具体而言，现行法律尤其是刑法尚未针对非法人体实验配设相应的刑事责任制度。针对这一立法缺位以及我国克隆技术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相关立法需求的日益强烈，我国应当制定一部专门引导和规范克隆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克隆技术管理法》，将我国在克隆技术发展方面的基本政策转化为法律予以推行，以保障克隆技术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在这样一部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指导我国克隆技术发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并明确规定相关不规范操作的一般法律责任以及刑事法律责任。[5]同时，为了使该法与刑法保持衔接以更好地防范生殖性克隆人犯罪的发生，应当及时修改现行刑法的规定，增加“非法从事生殖性人体克隆研究罪”这样一项罪名。在法治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主旋律而罪刑法定的理念亦已深入人心的情势下，这显然已成为我国应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带来之挑战并弥补现行立法缺憾的内在需要。
【注释】
[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将完全放任治疗性克隆人，而仅仅表明，刑法不应将治疗性克隆人做人罪化处理。假如治疗性克隆违背了法定的操作规程，造成了严重危害社会的后果，刑法依旧要将相关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并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构件、人类关系的基本单元，并不是某个或某些人随随便便发明创造所产生的，而是人类历史在漫长的自我探索与选择的进程中结出的文明成果。历史上曾有过取代家庭的实验，但未真正取得成功。而双亲家庭又是最有益于儿童身心发育、形成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自主性及完美的爱的情感体验，从而避免罹患认知与情绪上的心理障碍的环境。相反，在丧失父母一方的家庭中的儿童，由于无法体验完整的父母之爱，其人格发展也难以达到健全的水平，心理失常、行为不轨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双亲家庭中的同龄人。现实社会中，由于父母离异所造成的对子女的伤害已经是一种很大的不幸，但这些子女至少还是拥有他们的父母，至少还曾经拥有过完整的双亲家庭。而通过克隆技术使单身男女生殖后代的行为，则不仅使作为后代的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惟一性、独特性的权利天然丧失，而且使得他应当享有的如其基因供体（即单身贵族）一般曾经享有过的拥有父母双亲的权利先天地被剥夺了，他从存在之时起便被先天地打入无父或无母的单亲家庭之列，这对于克隆人来讲，显然是不公平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伤害。而这种不公平和种种显而易见的对克隆人的身心伤害足以构成对法律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强有力的理由。（参见：谭家宝，张绪治．论生殖性克隆人犯罪—对生殖性克隆人的犯罪学评价[J]．英才高职论坛，2006，（1):10）
[3]参见我国台湾地区《人工生殖法》第16条及第30条。
[4]当然，这种支持是建立在相关研究须严格遵守《人胚胎干细胞伦理指导原则》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之基础上。
[5]在《克隆技术管理法》中明确规定克隆技术不规范操作的刑事法律责任，并不是要求该法对克隆技术操作方面的罪名和罪状作出规定，而是要求该法设置一些涉及克隆技术操作的刑事指引条款，以便为刑法介入对这类操作的规范提供立法支持。
xxx同志主要事迹
——xx区公安分局青年后备人才推荐材料
xxx，男，xx岁，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该同志199x年4月参加公安工作，先后在东城刑警中队、临江刑警中队从事刑事侦查、刑事技术工作；20xx年6月调到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从事刑事技术工作至今。现为xx市公安局xx区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现场勘查一组组长。
xxx同志政治立场坚定，有大局意识，思维敏捷，有创新精神，学习能力较强，在工作中能吃苦耐劳、秉公执法，能认真专研刑事科学技术，仔细勘查犯罪现场，及时发现重要物证，为侦查破案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xxx同志从事刑事技术工作以来，出勘各类刑事案件现场5200余件，其中大要案件750余件，为诉讼制作各类现场勘验材料3600余份，协助法医各类尸体检验270余具（次），多次利用现场上发现的痕迹物证为侦查破案提供技术支持。他先后获得嘉奖5次，个人三等功1次。
xxx同志十分热爱刑事技术工作，他凭着满腔热忱，全心身地投入到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中。他不断加强学习刑事技术的各种新知识，掌握刑事现场勘查新方法。犯罪现场勘查只有认真细致才能从看似简单的犯罪现场发现蜘丝马迹，才能为侦查工作赢得宝贵的时间，才能为证实犯罪获取重要证据，才能真正揭露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从事刑事技术工作以来，该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哪里有案发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以一名刑事技术人员的高度责任感，认真履行自己的使命，工作成绩显著。
20xx年4月5日 ，xx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楼突发一起爆炸案，xxx同志在接警后及时赶赴现场，在现场情况较混乱的条件下，冷静处置，提出划定了最有利于现场勘查的保护范围，并在第一时间进入现场进行拍照固定，获取第一手资料为重建现场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随后的现场勘查工作中，他认真细致地勘验检查，不放过现场上任何蛛丝马迹，仔细发现提取物证。最终通过他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为还原爆炸装置，重建现场，确定案件性质提供了有利的科学技术支持。
20xx年5月19日 ，xx市南街惠馨楼发生了一起恶性凶杀案。他在接到领导命令后立刻赶到现场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为了重建现场，查清案情，他和同事先后7次对现场反复勘验检查。为了侦查工作赢得宝贵时间，他们熬更受夜，艰苦作战，用严谨的态度以及科学的手段通过现场的勘查和痕迹物证的提取，在现场发现重要线索并及时反馈，最终为准确划定侦查范围，查明犯罪嫌疑人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使该案迅速得以破获。xxx同志还在“20xx.4.30”抢劫杀害出租汽车司机案中的现场勘查工作中发现与案件有关的关键痕迹物证，为侦查破案提供重要线索和证据；在“20xx．2.02”xx县爆炸案现场勘查工作中为侦查破案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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