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结构;中国特色
1.政治文化的涵义和特点
1.1政治文化的定义
“文化”作为与“”自然存在的东西相对应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和西方国家很早就已经存在。而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在长期政治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取向模式，是政治关系在人们心理和精神领域的反映。
1.2政治文化的特点
1.2.1政治文化具有深刻的阶级性和鲜明的民族性
首先，政治文化作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定倾向与价值取向，必然要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其次，由于人们长期地生活在共同的领域，形成了共同的心理与文化传统，这是政治文化更为显著的特征，是政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1.2.2政治文化具有特殊的社会结构性
在社会中，存在这三种政治文化，即：主导性政治文化、次主导型政治文化和反主导性政治文化，它们并存于一个社会群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殊的社会结构。
1.2.3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
政治文化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突然消失。它随着政治制度的建立而形成，随着政治制度的瓦解而消失，但是这种建立于消失都是渐进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2.4政治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政治文化会随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人变化，会随着政治制度的瓦解而变革，但是这种变革不是同步的，在原来的政治文化形成到稳定这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随之而形成的观念会长久的停留在人们的心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1.2.5政治文化具有相互交融性
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在交流的过程中，政治文化也会相互交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体系会有选择的接受并吸收外来的积极的政治文化。
2.政治文化的作用
2.1维系政治体系的存在
政治体系的存在来源于政治成员以及公民对其的认可，而在公民心里，政治文化是长期存在于心中并影响其行为的，所以政治团体发展政治文化有助于维护政治体系的存在。
2.2规定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向和内容
政治文化反映了社会成员的政治取向和政治制度在成员心中的认知程度，反映了群体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政治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政治生活的目标、方式和内容。
2.3影响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
在社会上，任何两个国家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模式，原因就在于每个国家的文化风俗不同，进而政治文化也就不同。特定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将会产生不同的机制和效力。
3.政治文化机构概述
政治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特殊的社会现象。政治文化的结构主要由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政治心理这三大层次有机组合而成。其中，政治意识形态居于核心地位，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状况，体现了社会阶级关系和不同阶级的利益与地位；而政治价值观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信念、信仰和态度。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中的深层因素，在政治文化中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同时，政治心理的内容和特征也受到政治思想和政治认识的制约。
4.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
（1）处于不断变动状态的政治文化，其结构的层次性特征并不是特别明显。
（2）政治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的特征和功能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之间变化的非同步性。
（3）政治文化结构内部三层次的相互运动表现为相互依存、配合和制约的关系。
5.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5.1我国政治文化变迁的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我国的政治文化变迁呈现出从衣服走向独立、从单位转向多维、从封闭转向开发、从情绪化走向法理化等一系列的特征。多元化的政治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5.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应遵循的原则
（1）中国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建设必须摒弃一切不利因素，如：陈旧理念和思想知识、保守或激进的政治心理等。
（2）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建设必须反映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吸取古今中外的积极经验；其次，要与国际接轨，放眼世界，中和不同阶层，结合不同的思想，既保持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又不缺乏独特性。
（3）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化必须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础。鉴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阶级特点，我国的政治思想和价值取向必须以人为本，尊重人民大众享有的一切民主其权利，并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体现科学发展观。必须把始终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逻辑起点/现实起点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界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1]。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2]，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内在缺陷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西方政治学界从西方国家的整体战略出发，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流的启发和促动下，开始了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发展理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从方法论上来说，至少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派别：即体系功能方法、社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3]，与此相适应，在对政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一是地理的，即实际上是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冠之以政治发展；二是派生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4]，三是目的论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向诸如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等一个或更多目标的过程；四是功能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必需”。对政治发展的以上几种认识，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出现了调适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文化”要素来拓展和深化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5]，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重点讨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他们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二是区分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内涵[6]。实际上，早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性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就试图用政治变迁研究来取代政治发展研究。他关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区别的思想只不过是他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很显然，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政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是全部。
尽管无论从共时性的角度，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都不是一个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发展中还表现出了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企图，但就其总体特征和价值导向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充满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学者所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主张。它不仅解释不了一般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也解释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问题，更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总括起来，人们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固有缺陷是：(1)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其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在政治实践上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国际国内战略的。正如英国学者科林·莱斯批评道：政治发展理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复活了现代化思想，那就是将前殖民地世界是构成帝国主义战略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局部地加以充实而使其在整体上更能迷感人”[7]；(2)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把政治发展这样一个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3)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着重于对政治现象的描述和理解，缺乏对政治现象的本质性解释，如对政治发展的动因、政治发展的实质等问题缺乏深度分析；(4)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存在着用业已形成的假设、概念来裁剪政治现实的现象，把复杂的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简单化。这些缺陷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理论张力，因而到90年代以后，政治发展理论在西方呈衰落态势。
尽管如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一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开辟的研究政治变迁的这一基本取向是富有价值的，它促使人们用更为动态和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政治生活；二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向度上来认识政治生活，如该理论所使用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分化、政治一体化、政治动员、政治参与等核心概念，丰富了政治学的知识宝库；三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亨廷顿所采取的比较历史方法、阿尔蒙德所采取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等，就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政治学的有效认识工具，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内在缺陷，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国政治学界就开始积极回应这一全新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就基本倾向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以下几种态度：一种是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奉为圭臬，全面肯定这一理论的价值，并用这一理论的价值观、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倾向在80年代中后期较为普遍)；第二种是试图对这种理论进行嫁接改造，具体做法是给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戴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帽子，但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仍然持全面肯定态度；第三种是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在学术实践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四种态度则主张打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话语垄断，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几种对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态度，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很显然，我国政治学界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摆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严峻课题。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实践的要求
就政治学知识是否对政治发展实践起作用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对于建构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来系统设计和重新塑造的；而对于演进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不可以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逐渐累积的，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而逐渐演进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国为模板。但就人类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看，几乎所有的政治实践都是两者的结合[8]，即便是对英国来说，其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政治学知识的指导作用。比如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一书，对英国政治发展显然具有建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显然也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中国来讲，由于历史上几乎没有自觉的政体理论，因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政体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的错误实践又使我们看到了错误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只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我国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的理论导向，我国的政治发展才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因而，政治学知识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目前而言，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政治发展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盲目接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无法认识和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应当以自觉的学术意识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出的严峻课题，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
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人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面貌和内容体系。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各种缺陷从根本上看也是源于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方面。因此，如何认识政治发展概念就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我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以这一核心理念为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建构起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理论的要素是概念，要建构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必须从元概念出发。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这两个元概念，而且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这些概念和命题出发，可以进一步逻辑地展开对有关政治发展的目标、内容、途径、阶段、动力等问题的研究，能够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发展概念体系。
第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将政治发展研究扩展到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仅仅把政治发展的空间范围限定在发展中国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与现代化同步的狭小范围内，这主要是由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决定的。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大大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
第三，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揭示了政治发展途径、目标的多样性，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即便是最保守的西方学者也无法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政治文明发展的道路、途径、目标等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如果把政治发展仅仅看成是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后果或其他，就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即使是像亨廷顿试图引入“文化”变量来破解这一困境，到头来也只能陷入循环论证。而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及建设过程，则有利于破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这一困境。
第四，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中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大多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着重于研究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量变，但是对阶段性和质变则囿于其阶级偏见而视而不见，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看，任何政治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而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反映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是演进和建构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具有演进性和累积性，但政治文明也可以通过人的积极能动的设计和建设过程而得到发展，无视政治文明的演进性、累积性，而人为地随意改变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破坏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只能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而无视政治文明的建构性，任凭政治文明的自然演进，则放弃了人类理性的天职，同样会大大延缓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符合政治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当然，将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这一命题作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只是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建设史，并不是说要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建构为一门历史科学。尽管对政治文明演进与建设历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使命仍在于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现实起点应当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与演进的实践进程。
三、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途径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寻求人类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因此，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规律；二是要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要充分挖掘其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来指导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实践，当前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来具体地指导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实践；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实质出发，探寻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和政治途径，将政治发展的进程作为人类获得政治解放的一般进程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
2.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为主要对象和经验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己任，以指导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既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际，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制约因素、途径等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3.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形成既具有本土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政治发展理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尽管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毕竟开辟了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如果抛开其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解释模型对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既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也不能用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资料去附会和验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假设和模型。要大力开展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跟踪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采取科学的批判、分析态度，借鉴其积极成果，抵制其消极影响，建构既有本土化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政治发展理论。
4.必须在继承、引进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大国，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建构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不能完全无视前人的思想遗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还是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我们都不能完全绕过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是从自己已有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蕴出发，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既继承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源，又能大胆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才能实现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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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356-03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外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交往实践活动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创造了新境遇，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表征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特点。
信息化视域下，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去适应并满足信息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信息化视域下如何开辟一条适应信息交往实践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路。适应信息化发展的必要要求和必然趋势，如何明确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并遵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要求、目标导向，积极构建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积极探索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不断提升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教育活动的实践性原则
实践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信息交往实践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显得更为突出。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原则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转变教育理念，注重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在教育实践中适应并把握信息交往实践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工作方法，不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首先，转变教育理念，树立平等对话教育观念，引导大学生在受教育与自我教育互动中成长成才。信息交往实践的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内外生态环境和新的文化境遇。从教育方式和方法上看，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高等教育工作者是以一种权威的身份向受教育者“灌输”教育内容，以达到“特定规格的人”的过程，教育的主客体之间往往缺乏面对面的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信息化视域下，作为受教育的大学生们投身于信息网络之中，在一定意义上讲，他们由教育的客体转向了教育的主体，变成了文化的创造者、信息的传播者和知识的制造者。顺应信息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生态的变迁和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把握教育文化变迁的时代特征，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转变教育理念，树立平等对话的观念，充分尊重受教育者即大学生们在信息交往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在平等对话与交流中，积极引导他们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在教育和自我教育中发展进步。
其次，不断熟悉和掌握信息文化特征，构筑有效交流平台，实现在信息交往实践平台下与大学生的有效沟通。信息交往实践视域下，高等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交流语言和方式的差异现象导致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变革。信息化视域下，在信息交往实践中，大学生逐步建构出具有自身特点的亚文化色彩的交流语言和交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产生了沟通有效性的“危机”。高等教育者如果不了解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的交流话语方式，进而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那么，在实施“灌输”和“引导”时，对教育对象的主导作用就可能大为减弱。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立足实践，通过不断学习和掌握信息时代的信息文化的特征与本质，敏锐地把握大学生们的思想和行为变迁特征，改变原来教育方式和方法，通过与受教育者的及时有效沟通，不断提升教育实效。
再次，真正进入信息网络生活，适应全新教育环境，不断提升教育实效性。信息化视域下，对于以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理解，不仅仅要强调它们是一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更要强调它们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生态环境的技术基础。信息化视域下，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不断学习和掌握多媒体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知识的特点与变化，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接触它们、善于使用它们，并在实践中不断培养自身的信息文化素养和意识。做到真正融入信息网络生活，充分体验受教育者在信息交往实践中的心理、思想以及行为的发展变化，真正做到与他们在同一个平台、同一个文化环境中进行交流和沟通，实现与受教育者的全方位多层面的有效沟通，不断提升教育实效。
二、教育主体的平等性原则
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是高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共同建构的一种交互性和复合性的主体际关系。这一新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形成是信息交往实践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相互建构的结果，是青年大学生主体意识迅速发展和逐步成熟的结果。教育主体的平等性原则是信息交往实践视域下高校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形成的新型主客体关系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要求和体现。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向受教育者“灌输”、“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引导“特定规格人”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受教育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动参与活动、接受教育信息的客体，教育者在主动建构其所要达到的育人情境和育人文化，实现着教育者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和教育目的。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在“被灌输”、“被引导”的同时，也在主动、及时和平等地去反馈信息、进行着自我教育，这个时候受教育者在主动建构着一种育人文化。这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关系之中实现着互动沟通，构建着一种具体而非抽象、互动而非静止的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与关系。
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有效性，需确立教育主体平等性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原则。需立足于交互式或复合性的主体际关系，顺应大学生主体性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尊重并提升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活动，在满足大学生的成才需要、服务大学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具体可从以下两点入手：一方面，立足于信息交往实践背景，充分了解和把握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群体在学习和成长方面的各种需要。在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现状和大学生群体思想与行为特征的基础上，针对他们学习、生活和交往方面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满足其成长和成才的需求，以实现对他们的有效“灌输”与“引导”，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在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主体作用的同时，更要注重发挥和调动作为自我教育者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信息交往实践视域下，大学生群体理性、自主、自信、自觉，他们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和主动意识等逐渐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注重培养和发挥大学生们自我教育的作用，注重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热点问题、个人理想信念问题等的思索和讨论，引导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交流总结、思索探寻中，实现高等教育的目标，不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三、教育方式的疏导性原则
与传统的高等教育环境相比，以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育人环境，在其中有大量未知的规律性问题需要去深入研究和把握。信息化视域下，高校育人文化由它的参与者——教育主客体——所创造的，它受网络文化影响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须适应大学生在信息化背景下的表达方式和接受习惯，把握网络文化特征从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有效沟通。这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和把握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与规律，做到教育过程的主导与疏导相结合，不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具体来说，坚持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疏导性原则就是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适应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非中心化、非线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在信息交往实践活动中提升自身的认知、实践能力，全面认识信息技术对教育主客体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对策；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科学把握新型教育文化的发生特点和发展规律，因势利导、化解矛盾，提出有效的教育管理对策，在开放、多元的信息网络环境中坚持自身的主导地位，做到始终坚持用正确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引导人；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积极用正面的理论与观点去引导网络舆论，积极运用一切网络手段对信息网络上的错误思想观点和舆论进行有效的批评和辩驳；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于因利益冲突、利益矛盾等引起的社会突发性重大事件而对大学生思想认识的影响产生影响时，在围绕热点问题和思想焦点问题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通过说服教育、充分讨论和正面引导等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大学生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能够充分尊重大学生们的意见和思想观点充分表达权，通过分析把握大学生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动态和发展特点，展开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导和促进大学生思想和行为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教育内容的渗透性原则
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渗透性原则是与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的发展变化相联系的。具体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注重把教育理念和价值观教育渗透在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之中。正如我们前面所叙述的那样，信息技术是蕴含着人类的交往的价值理念的，这种价值体现在信息交往实践活动之中，包含在技术的知识、方法、程序及其应用结果之中。作为信息技术发展创新的产物，信息网络体现着人类开放、创新、平等和共享的价值理念。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创新与应用中发展的，它受信息交往实践变迁所创造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体现着信息技术的价值因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具体的工作把信息技术的价值因素、把信息网络所体现的价值理念等，通过一定的形式渗透到具体的工作中，通过引导和支持受教育者即大学生们在信息交往实践中弘扬利他主义的价值理念，提升他们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培养他们自身开放、平等、公平的民主信念等。
另一方面，要注重把教育理念和价值观教育渗透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之中。优良的校园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育人的功能与作用。大学生群体在心理特点、兴趣爱好、行为方式等方面有着较为同质的属性特点，他们有着较为一致的精神文化需求。校园文化则是大学生群体学习、生活需求的反映，作为校园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之一，大学生们对构筑自身特点的校园文化、营造精神文化空间等积极性高、创造性强。在许多高校，大学生们正是在校园网络上建构出了属于自己的学习生活和交往场所，创造和发展着属于自己的网上精神文化空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主动参与和引导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健康发展，把主流价值观渗透在这块承载着大学生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的网络空间中。具体来说，就是要运用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把教育理念和价值观教育渗透在具体的知识和教育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要积极通过丰富多样的知识性信息、校园网络舆论的良好掌控等实现对大学生思想发展的积极影响，努力构筑健康、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服务并促进青年学子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不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应该反思的是，“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从永恒正义原则出发研究问题的立场进行了批判，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问题的根本立场即一切从客观现实出发，依据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信息化视域下，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所坚持的原则并不是意味着它们是“永恒的正义”，也并不意味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构建是从“原则走向原则”。从根本上来讲，信息化视域下，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应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视角、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出发。
笔者认为，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升问题是在信息交往实践中被日益推到前台的重大课题。信息化视域下，如何以“教育活动的实践性原则”、“教育主体的平等性原则”、“教育方式的疏导性原则”和“教育内容的渗透性原则”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升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正确把握信息交往实践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内外生态环境变迁的特征，针对信息交往实践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发展的新特点，立足于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本身，依据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实际，探讨和总结提高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规律，不断提升信息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是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探索和研究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命题提出的文本溯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
党的十六大前后，“政治发展道路”等重要政治理念的相继提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对于积极稳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考结论。2002年5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的概念，并强调要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正式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第一次系统阐释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重要思想，从而指明了我们所坚持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和核心，并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
党的十六大后，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等政治理念。2003年2月，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2004年9月，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为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召开的座谈会上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2006年7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初步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出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的政治发展道路，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正式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范畴，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一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党的文献中，党对它的认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2008年2月，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出的历史必然性、特点和优势，以及核心原则等问题作了详细阐释：其一，政治发展道路是否正确，对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具有决定性意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体制模式，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的社会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等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发展道路上作出正确的选择。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党带领人民通过长期实践找到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发展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康、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008年3月，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作了更为系统完整的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又有严谨的制度安排，既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又有有效的实现形式和可靠的推动力量，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并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认识更加趋向成熟和完善。2009年9月，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系统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走出的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能够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的政治发展道路。201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篇讲话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同时，这篇讲话也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认识趋于成熟。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的现状综述
自党的十七大正式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重大命题以来，理论界围绕这一重大命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和研究，主要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基本原则、主要特点、发展路径、实践意义以及形成和发展历程等方面。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的首要问题和重点所在，也是深入开展相关学术探讨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目前，学者们主要围绕近年来党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相关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相关文件精神，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作出更为深入的研究和阐释。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把握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科学总结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提出的重要政治理念；是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而开辟出来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光明大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一条充分体现全国各族人民根本意愿和根本利益的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能够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的政治发展道路。
此外，也有学者从学理角度作出分析，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可以表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家公权配置各方利益的系统，基于本国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需要，并顺应时代潮流而发生的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转变途径，包含原则、制度、理念等相关要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构成部分。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要内容，学者们大都从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制度安排、价值取向、实现形式等五个层面展开具体阐述，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和看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在领导核心上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目标取向上必须坚持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实现形式上主要以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为重要形式。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和主要内容展开学理探讨。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原则和关键所在；（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基础；（3）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特色；（4）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理念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5）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6）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和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从语义学的视角提出了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命题需要把握的三个基本点：（1）“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发展道路。所以，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的有益成果固然必要，但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形态，或者说是不完全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形态。它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也有非社会主义的因素，或者说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因素。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还不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带有不发达或者不很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特征。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由不很发达的社会主义通向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的发展道路。（3）“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要从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特别要同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和体制，同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文化心理。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
近年来，理论界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原则和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必须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大多数学者从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的视角展开分析，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1）必须清醒地看到政治文明的阶级性和民族性，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长期性、阶段性、艰巨性和复杂性。（2）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区别，坚持和发展我们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即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的议会制度，也不能搞西方的三权鼎立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搞轮流执政的多党制；必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不能把民主和集中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3）必须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照抄别国的政治发展模式。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理论界主要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和研究。
空间维度，主要表现为从中外政治制度比较这一视角出发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独具的优势和特点进行的分析和阐释。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区别于西方政治发展模式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从发展方向来说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发展道路；从发展动力来说具有政党推动的特点；从发展类型来说是后发式政治发展道路。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长成熟起来的，适应了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谋求政治稳定的需要，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政治文明的要求，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本质的有机统一；是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条件下生长成熟起来的，顺应了世界民主的潮流，融入了时展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与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主要在于：（1）坚持从本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调政治发展要有利于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2）采取循序渐进、制度创新、逐步深入的策略方针，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确保了政治发展的有序、稳妥、持久，并取得了显著成效；（3）实行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发展战略，持之以恒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而实现和维护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4）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保证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
时间维度，主要表现为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就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政治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存在的不同点展开的研究和探讨。学者们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特定政治发展目标而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所探索和走过的政治发展道路存在很大的差别。有学者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增量改革的道路，与之前“不破不立，大破才能大立”思维取向主导下的政治发展道路存在较大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选择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和途径，主张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途径，革除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各种弊端，才能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推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采取了许多灵活务实的民主政治建设形式，走政治改革与政治建设相结合，通过政治建设巩固政治改革成果的路子。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路径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路径问题是近年来我们理论界较为重视和关注的一个炙手可热的课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既有较为严谨的学理分析和思考，也有较为理性的政策建议和主张。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路径的学理分析和思考。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呈现出增量民主的特征，受路径依赖的影响，今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将继续沿着增量民主的发展路径演进。具体而言：（1）正在或者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包括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2）这种改革和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3）这种改革和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而非突变；（4）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也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体系，包括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战略、模式、动力、方式、途径等方面。具体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政治发展目标上主张建设社会主义高效政治和民主政治；在政治发展战略上主张秩序优先的渐进式改革；在政治发展模式上主张执政党主导的有限自主和有限控制相结合；在政治发展动力上主张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复合动力系统；在政治发展方式上主张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上下结合；在政治发展途径和手段上主张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前提下理性借鉴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推进制度创新和培育公民意识。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路径的政策建议和主张。有学者认为，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抓好三个着力点：（1）努力发展党内民主，并以此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2）努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3）努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学者提出，在我国现阶段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注重把握和突破以下基本环节：（1）丰富民主形式，增强民主制度的实际内涵；（2）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3）弘扬民主精神，倡行自由平等，维护公平正义；（4）加强民主协商，凝聚民主政治的建设力量；（5）深化政治改革，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也有学者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不仅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渐进式的政治发展，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还需建立、保持和维护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状态，加强对政治发展过程的规划和指导，消除引起社会动荡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推动政治发展。
此外，也有学者从理论创新的视角就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必须要注意的环节作了分析和概括：（1）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时俱进，大胆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2）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3）要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以此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具体实践；（4）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继承中国历史上的治国理政经验，并注意在继承、引进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实现政治发展理论的创新。
（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历程，理论界有着比较一致地认识和看法。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而形成，发展而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奠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探索中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历程，大多数学者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代际更替为标准把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间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方法、评价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提出并积极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第二个时间段是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要抓紧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并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第三个时间段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
此外，也有学者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为参照，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7年，是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启动和重点推进阶段，在此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困难中逐步开拓，实现了一系列大的突破；第二阶段是1987年至1992年，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和稳步调整阶段，在此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全面展开，并在成功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干扰的基础上呈现稳步调整状态；第三阶段是1992年至2002年，政治体制改革渐进深化和完善体制阶段，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把政治体制改革渐进地向前推进，在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方面收到了实际成效；第四阶段是2002年至今，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政治体制改革进入理论创新和全面深化阶段。
（五）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意义
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长远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层面分析和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意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长远意义。学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系统回答在政治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是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客观要求；是抵御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企图的客观需要。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意义。学者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原理同当代中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的伟大创造，又是需要在探索之中进一步定型和完善的过程。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和迫切要求。具体来讲，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发展全局和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是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顺利推进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是进一步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我国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内在要求。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总体来讲，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及其相关研究已经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兴趣，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为更深入地进入此项课题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政治理念，也因此，就研究现状来看，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足。现有的研究较多的停留在概念研究和意义论证上，真正深入的问题研究并不多见，而且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尤其是缺少系统、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方法也较单一，大多数论文都囿于定性分析和概念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是一个涉及中共党史党建学、政治学、宪法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研究内容庞杂。笔者认为，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研究，可以遵循这样的基本思路：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政党理论，以及政治学、宪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方法，以“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根本出发点，在系统梳理和分析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调查研究的路径，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学说，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历程和主要经验，特别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及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思想、新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论证，并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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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289-02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内涵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问题是探讨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文本、主体与网络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剖析主要从其内涵、特点和架构三个方面探讨，综合整理学者们的研究观点。
（一）主体间性的内涵
主体间性问题属于哲学范畴，人们对它的认识经历了一定的历史时期，它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对主体与客体的界定与关系研究大概经历了前主体性、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三个时期，主体间性问题因时代需要而产生，又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指导意义。
主体间性最早由拉康提出，他认为，主体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这种主体中的他性就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指主体之间的交互主体性，着眼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性，它不是否定主体性，而是辩证的对待主体性。主体间性肯定人的生存本质，认为生存不是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主体征服，构造客体，而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互活动，国内有不少学者开始着眼于主体间性问题，并试图以主体间性为立足点解决学科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主体间性已成为学者寻求突破的逻辑新起点。学者王闻认为“主体间性就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交互主体性关系，是主体之间相互交往的一种特性。”[1]高鸿博士认为：“一个是主体间性现实的发展史，另一个是对主体间性问题的发展史……从主体间性的现实发展史来看，主体间性的发展与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基本是一致的，主体间关系的发展水平和状态取决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她把主体间性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主体间性分为三种状态：“主体间性的原始状态：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直接的主要关系；主体间性的异化状态：以业缘为基础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主体-客体’关系；主体间性的理想状态：以业缘和网缘为基础，以每个人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主体-客体-主体’关系。”[2]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主体间性就是在交往实践中，通过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的统一，实现主体与主体间的交互关系。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含义
学界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含义的界定较少，但学者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做过不少研究探讨。主体间性问题是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即元问题，只有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及其之间的关系做出准确分析，才能在实践中有的放矢，实现其有效性。
吴满意教授认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至少包含着三大层级的话题：一是网络社会空间环境中德交互主体双方之间的关系体现为主体间性；二是网络人际互动过程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同文本之间构成的文本间性；三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交互主体与网络社会空间环境之间构成的主体间性。”[3]丁科教授认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是指在网络生存空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内部或外部之间的相互运动而形成的复杂关系。”[4]
学界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关系基本有一致的观点，即呈现出交互主体性关系，也有学者称为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主体间性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性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不能抹杀主体与客体的客观存在性，只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体现出交互主体性，属于主体间性范畴。笔者认为，吴满意教授提出的从三个方面理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问题比较全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是指在网络社会空间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虚拟教育实践活动中体现的交互主体关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网络文本之间的文本间性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网络社会环境之间的主体间性。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特点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特点离不开网络的特点，它都有网络虚拟特性的印记。张再兴教授认为“虚拟在场和虚实共在是网络空间交往的新形式……网络空间的人际沟通是通过网络传达（身体不在场）的沟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这种物理身体不在场的情形下与他人发展出来的网络空间交流形式的新特点，这就是交往主体虚拟在场。”[5]166虚拟主体间又呈现出“流变交互主体性”和“界面交互主体性”。网络界面不仅是了解世界的窗口，而且也成为“主体之间寻求相互理解的界面。”[5]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特点渗透着强烈的网络本身的特征，因此，其特征具有明显的网络主体间性的特点，综合分析其有以下特征：一是符号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关系的原始要素呈现为比特，这是它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要素的不同，交互主体间都以电子文本符号为中介，同时，对象化的电子文本符号又代表了现实主体作为虚拟主体进行虚拟实践活动，电子文本符号是具有意义的承担者。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虚拟实践活动中，正是由于有了符号性的特点，这种虚拟实践活动才真正具有意义，符号是其承担者与执行者。二是互动性。互动性是网络社会空间交往活动的必然特征。在网络空间里，主体间存在着最大限度的平等与自由，虚拟社区的成立也没有强制性，虚拟主体参与网络社会生活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成为某一社区的会员，或者成为游客；积极成为“信息引导者”，或是“信息追随者”。这就决定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互动性特点，若没有互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不能展开。正如吴满意教授所认为，网络人际互动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等互助教育理念”与“协商对话教育理念”开始生成。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结构分析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有三个维度，包括主体间关系、主体与文本的关系、主体与网络社会环境的关系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共同架构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网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三大关系的发生，其主要原因是网络话语的改变，正是由于网络话语体系的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产生了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截然不同的主体间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文本间关系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关系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关系是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教育双方的关系是较为严格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教育者处于教育活动中的权威地位，对教育的内容、方式具有选择权，“在这种模式下，教育者独占着教育过程中的话语权力”[5]354，而网络空间的平等性、交互性等特点使得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渐趋平等，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提升，学界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关系存在共识，即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客体僵硬的角色规定已经弱化，教育者主体地位被削弱，受教育者的客体地位部分主体化。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地位具有其本质规定性，教育者传递着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受教育者则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接受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具有客观存在性。但是在网络空间中，教育活动呈现出平等性和交互性的特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平等的、交互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关系就是一种交互性的主客体关系，具有鲜明的主体间性。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文本间性
构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另一个维度是文本间性。这里的文本间性主要指微观层面的构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电子文本符号。网络话语体系的形成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往符号发生变化，网络文本具有多样性、多变性、流行性等特征，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本比较单一，文本内容严肃规范，表达方式较为固定，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文本间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电子文本符号为中介，个体的思想、语言、肢体动作、情绪等都以比特位单位迅速以电子文本符号形式呈现在界面，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间性是指主体以电子文本符号为客体进行对象化活动，电子文本符号又以主体身份呈现给其他各方主体，这种主体与电子文本符号之间的关系即为文本间性。第二，网络文本以超链接的形式相互套嵌，并以可更改的形式呈现在各方主体前，例如维基百科中的文本内容不仅共享，而且可以无限地被编辑。这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体现在文本中，使其具有文本间性。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交互主体与网络社会环境之间的主体间性
网络社会业已逐渐成为与现实社会相互交错、相互依存的新的社会环境，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的活动空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存环境比较稳定，即现实社会，而网络社会有其独特的运行规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在网络社会空间遭遇到了重重阻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立足于网络社会空间，积极适应教育活动环境的重构，遵循网络社会的交往规律实践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缩小教育活动的话语鸿沟。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问题是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网络与主体间性是时展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又一个瑰宝，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思想政治教育正在寻求更大的突破，只能乘风破浪而行，不能被浪潮淹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问题需要不断的探索研究，寻求更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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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构/全球视野/特殊性/普适性
一、普适性与特殊性：政治文明的两种属性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改造社会、确立制度、完善意识形态、规范政治行为及其在此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以及与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政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都是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历时性的视角看，政治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中，政治文明有着不同的内涵。全球多样性的政治文明都是人类政治实践的成果和政治智慧的结晶，并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的动态发展过程。世界政治文明多样性的背后都蕴含着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从共时性的视角看，因世界各国社会历史和政治制度等的差异性，政治文明体现出多样化的状态，表现出国别的特殊性。同时，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政治实践的积极成果，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国别政治文明差异性和丰富性的背后，总会展示出人类政治文明所具有的共性的东西，这是人类社会交往的结果，是人类政治文明在交流中达到互补、融合和形成新的建构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未来全球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
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证明，多样性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质。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列举了21种文明类型，从现存的西欧文明、远东文明、基督教文明上溯到古代。虽然他的分类和阐释不能说完全科学，但却毋庸置疑地肯定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1](p.44)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其观点有很多偏颇，但也肯定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他认为：“乡村、宗教、种族群体、民族、宗教团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界域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实是真实的。”[2](p.26、27)从古到今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大一统的文明类型。相反，每种文明都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特殊性。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构成了全球文明的差异性，这就成为各种文明相互借鉴的条件以及通过借鉴而提高的重要因素。同样，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在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国民的政治行为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性。即使是同样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美国的联邦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法国的半议会制和半总统制，都显示出各自政治文明的个性特色，表现出了政治文明的多样性。
然而，由于人的本质以及人类实践方式在全世界所具有的普遍性，人类多样性的文明又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从而表现出文明的共性。缺少了共性，人类文明就是封闭和隔绝的系统，就不能彼此交流，从而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源头活水。事实上，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文明都不可能与外界完全隔绝，完全封闭的文明是没有的。同理，离开普遍性的国别政治文明也是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发展的。正如亨廷顿所言：“文明没有准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2](p.27)各种文明之间，自诞生以来，就以生活交往、经济活动为纽带，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流。文明离不开政治。人类的政治实践虽然与一般的实践活动不同，特别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会导致不同政治文明在交流中的相互对立，使政治文明出现相互冲突的状况，但是，这并不妨碍政治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不妨碍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寻找新的沟通机制。质言之，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中仍然存在着共同性和一致性的成分、因素和内容。在当代世界各国不同的政治设计和政治实践中，制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治民主和公民参与的日益扩大和深化，人权思想、法治意识和社会平等观念的普及，公民自由的扩大，对生态环境和国际关系的重视等，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容和人类政治实践具有普遍意义的追求。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亘古而常新的命题，政治民主化和文明化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共同的基本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文明就是民主政治和文明政治。与民主政治和文明政治相对的是专制寡头政治和野蛮政治。民主政治和文明政治越发展，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越丰厚。因此，世界政治文明的普适性是由民主政治和文明政治发展所促成的。
全球民主政治和文明政治的积极成果是在多样性的国别政治文明相互交流，彼此影响中成长起来的。江泽民在2002年5月指出：“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各种文明和各种发展道路应和谐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各国的发展必然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轨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交流、友好合作。”[3](p.526)这段话精辟而深刻地揭示出了文明多样性的原因以及价值功能。各国人民走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多样性正是世界充满竞赛、活力和创新的根本原因。文明的多样性，当然也就意味着差异。既有内容和形式的差异，还会有发展水准的差异。差异既是矛盾，也是文明进步的推动力。正是多样性政治文明之间的种种差异，才促进了政治文明的交流，形成不同政治文明相互借鉴和相互学习之势。
人类不断告别野蛮和落后，政治文明不断地从低级进入到高级状态的内在动因，正是基于多样性政治文明的交流、互补、融会和新的建构。不同类型的政治文明，既有其独到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又有许多人类共同的东西。经过长期的交流，这类共同的成分越来越多，它们就构成人类文明的共同和基本的财富。从政治哲学上看，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和道教等，都对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婚姻家庭的规范、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等，提出了许多共同的观点，从而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从政治上看，对人权的渴求，对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追求，对美好社会理想和政治制度的憧憬，推动着东方和西方用各自的话语和逻辑阐释着政治文明的理论。罗素1922年在中国访问时发表的《中西文明比较》一文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的国家最终总是超过做老师的先进国家。在中国与外来文化交流过程中，假若中国是学生，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她的先进老师的。”[4](p.6)总之，不同政治文明在相互沟通和深入比较中会更多地发现相互之间的共同之处，会在自觉地适应与遵循政治文明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上更高层面地提升自己政治文明的内涵和素质，由此形成更高层次的政治文明。
人类对政治文明共性的追求，虽然会不断地导致人们对政治理想、政治设计、政治决策的认识认同和价值判断认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多样性的政治文明会不断淡化自己的个性色彩。政治文明作为政治层面的人类文明，在多样性中存在和发展，在存在和发展中表现自己的多样性，是政治文明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必然规律。
二、全球化与本土化：中国政治文明建构的双重视野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当代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是空前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以至最不发达国家，都不能自外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从中趋利避害，求得进一步的发展，是各个民族和国家理性应对全球化的良策。政治文明建设也应该置身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视野。
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时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就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5](p.254-255)对于这两段话，以往理解侧重于前一段话，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全球化趋势的天才般的预言。应当指出，后一段话同样十分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表达了对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所导致的文明的交融性和共享性的基本看法。全球化的趋势，既打破着传统的经济上的壁垒，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着精神和政治上的壁垒，促使多元文明的相互交融并形成新的建构。
从本质上讲，全球化不是单一化、一致化或所谓一体化，它不是一个以普遍性代替特殊性的过程，相反，它将是一个在承认特殊性基础上寻求共性的过程。正是由于全球化进程，才使得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第一次如此清晰直观地审视“他者”的政治文明，并进而反省自身的政治文明。全球化推动着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努力寻求更多的符合人性和人类共同需要的共同价值。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军事以及社会生活方面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地相互交往，无不或多或少地与政治文明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将中国的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纳入世界轨道，真正体现出邓小平所说，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
然而，全球化又是一个充满冲突与矛盾的过程。它无论是对全球政治还是对国别政治所造成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首先，政治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一元化的矛盾冲突。全球化一方面会使各种政治思想、政治思潮不断产生，观点迥然不同；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又会趋于一致或妥协。其次，政治制度、体制和规则的碰撞和趋同的矛盾冲突。世界多数国家坚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选择并坚持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同时，又追求全球政治文明发展中具有共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再次，国家、政党、政治团体之间的斗争与联合的矛盾冲突。政治主体之间为了占据有利地位和争取最大利益会展开激烈的较量与竞争，但又会在一些共同的利益上进行合作与妥协。最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与战争、恐怖主义之间的较量，这种较量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世界人民要和平与发展，但是，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和坎坷。
立足于民族本土，以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宏大视野考察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建构，会清晰地发现，全球化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影响是重大的，在带来发展机遇，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增加着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全球化促进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和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很不成熟，经济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政治体制还存在一些弊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西方也大不相同，这样也就给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带来风险与挑战。首先，政治动荡的风险。全球化使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全球经济的动荡及其蔓延与扩大，会波及政治的稳定与发展，甚至会引起政治冲突，这在国际上也屡见不鲜。其次，全盘西化的威胁。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自闭国门，加强防范，西化的风险从而减少，但是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国门洞开，西方政治文化和价值观随着渗透进来，使这一威胁在迅速加大。第三，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弱化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主权尤其经济领域的权力与权限的让渡是必然的，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行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拥有重要的发言权，经常借机干涉他国内政，使其主权弱化并加以控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惯例和规则的接轨，某种程度上中国处理经济的自主权必须面对挑战。最后，更须认真应对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会受到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和挤压，西方世界把全球化几乎等同于西方化、美国化，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希望把他们的价值观、社会制度、行为规范推广到全世界，实现以西方为主宰的世界一统或政治一体化。
然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巨大发展证明西化观点在中国的破产。同时也说明，全球视野的中国政治文明的建构，必须遵循普适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在多元共存的政治文明中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情况的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纪元。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实现了完全新型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一种最进步的政治文明形态。它反映了时代进步的潮流，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方向。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之路，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基本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属于现代政治文明，有双重的规定性，既有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又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容纳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从本质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社会主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实行民主的国体与民主的政体的统一，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消除资本主义民主的狭隘性，使社会机体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坚持将社会公平和平等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成员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证，这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不均和人的畸形发展的现象，使社会全面发展更具有人的内在活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体现了时展的趋势，洋溢着现代民主和法制精神，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强大的反作用。
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是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达到的政治进步状态和取得政治成果的总和。其基本内容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社会的安定、政府的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全球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展示自己的旺盛生机与蓬勃活力，对丰富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具有现实意义。正如人类社会不应该再受封建主义的羁绊一样，人类也绝对不应该停留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既有成就和程度上止步不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进性的日益显露，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为此而奋斗。
三、借鉴与超越：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关系
政治文明总是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处在不断的演进之中。在当今世界政治文明格局中，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继承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些积极成果，为人类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的眼光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伴随着”。[5](p.274)资本主义在其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在政治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成果。如政治文化层面的法治精神、民主精神、公民权利意识等；具体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公务员制度、轮换制度、科层化的政治体系等；政治运作与政治行为方面的规范化、制度化的政治运作，扩大化的政治系统职能范围，大众化的政治参与，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生活，受监督和制约的政治权力，开放化、透明化的政治舆论氛围等。
对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邓小平具有广阔的胸襟。他多次指出我们的干部制度存在着缺点，“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一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是落后的。”[6](p.225)邓小平还深刻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总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p.333)
然而，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并没有弥补资本主义政治的致命缺陷。马克思恩格斯同样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狭隘性，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阶级性与一定的虚伪性：“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5](p.274)。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真正操纵国家的还是垄断资本集团，劳动人民享有的那点有限的权利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权利，它无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7](p.240)具体到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不仅是迷惑广大群众的工具，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在实践中出现的相互牵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内部打架相互拆台等现象。亦如列宁所言：“资产阶级民主随时随地都答应一切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实行过这种平等，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统治也不能实行”[8](p.700)
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深刻认识与处理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关系显得极为重要，任何简单化认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都会给我们带来危害。一方面，要看到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进程的阶级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坚定社会主义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后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心。当前全球化是由强者主导的，或者说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但这并非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终结果。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正是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相互借鉴过程中告别二十世纪的。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将长期地处于同一个历史平台上，要确立政治文明普适性与特殊性双向作用以及多元政治文明可以长期共存的观念。
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它唯有踏着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阶梯，才能进入人类政治文明的新阶段。我们认为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不但适用于经济领域，同样也适用于政治文明建设，在对待人类政治文明的问题上，也应该冲破一些旧的姓“社”姓“资”的观念束缚。过去长期内，不能科学地辩证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往往把其统统看成是腐朽落后的东西而予以否定，这是把许多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与资本主义混在一起了，从而泛化了资本主义概念；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时代特点缺乏应有把握，因而在反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舍弃了现代化的许多因素。也有人认为，吸纳借鉴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只能是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技、文化与管理经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应关上大门。这种看法无疑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四、整合与创新：中国政治文明建构的价值取向
全球视野下，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中普适性与特殊性关系中要解决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如何看待与处理中国政治文明对世界多样性政治文明的借鉴吸纳与整合创新的关系问题。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吸纳与借鉴必须立足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世界各国情况的多样性，决定了政治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各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只能根据本国的经济文化状况、传统、民族、宗教、风俗来确定。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吃尽了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苦果。在非洲，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两极格局的终结，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接受或被迫接受了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实行多党制的政党制度。然而，并没有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爆发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危机四伏，甚至还发生了无休止的内战。拉美国家历来是美国政治民主的试验地，长期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向这些国家输出其制度模式。但是，近年来，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普遍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实践表明，脱离国情，盲目照搬，强迫仿效，必然祸国殃民。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吸纳与借鉴是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的的。
其次，必须以理性与务实的科学态度对待传统的政治文化，实行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和更新。全球化进程中碰到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政治文化。传统虽然形成于过去的时代，但它却有着历史的传承性。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和国度，传统的政治文化既是一笔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又是一付沉重的负担。中国的政治文化确有经过千百年来深厚积淀可以弘扬的精华，也存在急待扫除的垃圾与糟粕，完全肯定的国粹主义或完全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都是不可取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反思不够，一方面对消极陈腐的东西的否定与批判不彻底，尤其是几千年来积淀于国民心理层面的诸如官贵民贱、等级制、重人治轻法治、人身依附关系等政治价值观越来越显得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相兼容。邓小平一再告诫，“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6](p.332)而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中积极健康的东西挖掘与肯定不够，对具有潜力可挖的如民为邦本、崇尚和谐、天下为公、先忧后乐的忧患意识等政治价值观，应赋予现代意义和新的内涵。
最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仅仅吸纳借鉴是不够的，必须在此基础上整合创新。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史，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创新的历史。在实践上，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改革开放的成功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在理论上，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不是立足中国国情、吸纳创新的成果。“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3](p.244)当前，方兴未艾的“村民自治”实践，正在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自治”会渐趋成熟，从而丰富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内涵。
从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一文中，首次提出“政治文明”这一概念，[9](p.238)到2002年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已历时一个半世纪。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理论变为现实，与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在竞争与斗争中“和而不同”，展现了熠熠生辉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在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意识、政治实践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积累，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在二十世纪的巨大发展，为世界政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只要立足本土和放眼全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曙光必将继续照耀古老而现代的中国，也必将继续为已经来临的新世纪的世界政治文明增添绚丽多姿的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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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
关键词 文化 行政文化 政治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当代行政学的重建和发展，行政文化作为一个外来的研究术语也被一同引入到行政研究的工作中。现在，行政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它还处在一个探索发展阶段，对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甚至行政文化的概念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这无疑对行政文化研究的深入带来极大的困惑。本文针对目前行政文化概念的不一致认识，试图对行政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提出?
（一）文化?行政，当代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早期行政理论和现代行政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行政学理论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7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胡格韦尔特在分析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后尖锐地指出:行政生态理论“象所有功能主义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把发达的世界和欠发达的世界之间历史的和当代的结构关系考虑在内”。这一缺陷“造成了特殊的不良后果??［1］?”。在这里，胡格韦尔特所批评的缺陷也就是缺乏具体对应的、实在的具体环境。行政不仅与环境相关，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对任何行政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环境基础之上。?
而要研究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的行政问题，就必然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文化高度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特殊意义，也正是特殊性的影响才使得行政研究的具体化要求显得格外强烈。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也都强调：“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至此，文化与行政的问题就成为当代行政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行政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此，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角度，为行政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恰当的分析行政的方法。?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诞生，是行政文化引起世人关注的逻辑原因。我们知道，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出来的一门学科，自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以来，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才彻底独立出来。但是，在研究行政学的同时不能完全撇开政治学，它始终都是受政治的影响的。概括地说，就相对而言，行政与政治关系紧密；就被包含而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割。因而，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行政文化也相应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各种认识?
行政文化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行政学的方法论，在我国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究竟行政文化是什么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是从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的，台湾著名学者张金鉴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应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2］?”。这种观点揭示了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表现的环境主体的行政文化，不过对于行政文化的内涵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二）第二种观点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就广义而言，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制度和组织机构。从狭义来说，行政文化仅指行政意识形态，即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3］?”。这种观点突出了行政文化的观念形态，却没有明确指出行政文化的主体。?
（三）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并公认的文化，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的整体??［4］?”这是从文化与行政的关系揭示了行政文化的内涵，但这里的文化是包含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的大文化的概念。不符合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在行政这一特殊领域内的表现这一说法。?
（四）第四种观点从心理层面定义的，“行政文化是人们在行政实践中产生的并反映行政实践的观念意识，是客观行政进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获得的关于行政的态度、道德、思想、价值观等观念??［5］?。”行政文化是“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民众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公共行政系统的普遍性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心理活动的总和，是公共行政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上的稳定反映与沉淀??［6］?。”从心理层面定义行政文化比较准确地突出了它的本质，也与政治文化的概念相一致，都是狭义方面的定义。但这两个概念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社会大众，显然扩大了其狭义的范围。?
三、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
我们认为，合理的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弄清它与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搞清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准确定位，从而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合理的定义。?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理论前提。?
1、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契合点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依法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执行性活动。而文化作为一种深藏于心的精神积淀，是人的一切目的的心理动力，是推动行政过程有序进行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将文化引入行政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将文化引入行政的领域是为了行政学领域开拓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要知道,行政文化首先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领域或者是研究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对行政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社会文化对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影响作用的。所以绝对不能文化全能论的倾向，行政文化也不是万能的工具。
?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主要是人们界定的角度不同。对于文化这样一个内容丰富、复杂的概念来讲，只能用哲学抽象的方法给文化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一般包括三种文化观：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广义文化观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为了便于对行政文化下定义，不使概念过于宽泛,我们从狭义文化观的角度对进行分析。因此，分析行政文化的概念我们也主张狭义的角度。?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必须理顺其与政治文化概念的关系行政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政治主导行政,行政反作用于政治,与行政活动有关的行政文化以及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文化主导行政文化,政治文化的改变必将带动行政文化的改变,行政文化是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引导着行政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与政治文化概念相吻合。?
二战后，随着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兴起，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方国家极力向新兴民族国家输出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但西方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有的甚至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于是，部分学者将研究眼光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研究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指出一定的制度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基础之上，必须不断培育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并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崭新的概念，开启了比较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最具权威性，他给政治文化下的定义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我们认为,政治文化从狭义角度即从观念形态来界定可理解为人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的,对政治活动、政治关系、政治形式及自身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那么作为和政治文化如出一辙的行政文化也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从观念形态、心理倾向等精神意识的角度去把握行政文化概念。?
（二）行政文化内容的合理界定。?
1、行政文化主体的确定。对于行政文化的主体，我比较认同台湾学者张金鉴的看法，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有的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和人民大众相互认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所以行政文化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人员，也包括行政系统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行政文化的概念，是在行政人员之间的相互活动之间即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系统外的人民大众是被影响者，他们虽然也参与了行政活动，但最终是通过行政人员来界入行政过程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不属于行政文化的主体。?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行政文化是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社会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从文化深层次来探讨行政管理高效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规律性，从文化底蕴角度来研究如何全面提高国家公务员整体素质的一种思想道德文化体系，一种精神文化的复合体，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把握行政文化的本质。行政文化是文化的下位概念，是社会文化中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形式，它与社会行政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文化，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行政文化是政府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包括行政人员对行政系统的态度、感情、信仰、价值等。所以把握行政文化，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既要把握行政中的文化，又要看到行政文化中的行政，从文化的角度看行政，把握行政中的文化，这才是行政文化的本质。?
其次，要充分认识行政文化的特征。行政文化同文化一样，是人的后天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学习、传递而被社会成员接受掌握。具体来说，行政文化有三个特征：①时代性。行政文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②继承性。任何行政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相互渗透。新的行政文化总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③模式性。行政文化是客观行政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表现出模式性的特征。具体反映在因为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各国行政系统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和特色，即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
一个概念在正确反映对对象本质的同时，也要反映具有这些本质属性的对象，即概念的外延。行政文化的外延包括行政价值，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以及行政习俗。?
行政价值是行政文化核心的价值观。行政价值观是价值观在行政领域内的具体化，是行政主体对行政活动及其目标、结果的稳定的心理取向、评价标准和行为定势，实质是行政主体需要和利益的内化。行政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一定社会行政管理的整体化、意志化、个体化的群体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行政活动的走向。?
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是行政文化外延的骨架。行政态度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突出表现为行政情感，即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如好恶、爱憎等。行政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并以一定的善恶标准调整行政关系、指导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行政思想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高级的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精神活动。它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本质的、自觉的反映，并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表现出来。?
行政习俗是行政文化的行为样式 和载体，是行政主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习惯和风俗。?
四、结论?
基于以上对行政文化的分析，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定义行政文化：所谓行政文化是指行政人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对行政体系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等观念，以及行政人员中行政实践中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等。作为行政管理深层次的软件因素，行政文化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的进步状，是行政管理之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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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事实:即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原来的苏联哲学 、苏联政治学、苏联经济学、苏联社会学等等,即所谓苏联文化也终结了。这就意味着 ,对于前苏联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来说,这种“苏联文化”还是外在的东西,始终没 有内化为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没有成为该社会一种内在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 说,在苏联存在的历史时期,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这样,由于社 会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本质规律,就使它与特定的政治制度始终处在尖锐地对立之中。 所以这种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这种对抗性矛盾的解决,便成为这种政治 制度解体的文化原因;而那种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也就只能随着它附着之上的政权的 解体而一起终结了。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解体与“苏联文化”终结的同时性,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与相应 的政治制度的这种特殊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文化现象;而对这个 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则会使我们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原因,有更深刻的文化学 的认识。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文化学思考,这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建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肯定会是有益处的。
以下,我们对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苏联社会中文化发展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尖锐对立 现象,进行一些分析,从文化学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历史 原因。
1.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的尖锐对立
大量的事实说明,苏联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它的后期,文化和政治之 间的矛盾日益深刻、日益尖锐,而政治体制本身的各种弊端,又使它无法解决这样的矛 盾。因此,政治和文化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就成为导致政治体制本身瓦解的 重要原因之一。从苏联产生到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这样突出, 并且最后变得不能相容了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 度集权性之间的尖锐对立。
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时,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经济、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 以党的领导一元化为特点的集权体制,就形成了党的领导集团、党的领袖对社会权力的 全面垄断。于是,便形成了单一的权力结构、单一的经济所有制。这样,实质上是专制 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要求就日益尖锐对立起来,最 后,导致了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崩溃。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政治关系的反映。但是,体现人类文明发 展成果的文化,诸如科学理论、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等,并不是对经济政治关系的简 单消极反映;相反,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必然会表现出它的精神特性。对于活生生 的文化来说,这就是它的多元性的特点。但是,从整个苏联存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 到,随着政治体制的日益集权化,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也相应地越来越受到扼杀了。在社 会科学的研究中,甚至在文艺创作中,政治上的党性标准,越来越成为惟一的要求。而 这里所谓的“党性标准”,说穿了就是要求理论工作者,必须与现在当权的最高领导人 的观点保持“完全一致”,否则,就要被扣上“”、“主义”等大帽子,遭 到残酷的政治迫害甚至人身迫害。这样,为了维护高度集权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就必 然要执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粗暴地破坏文化发展的多元性,造成一种具有教条主义特 征的文化的单一性。
这种高度政治集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产生的恶果之一,就是国家崇拜、政党崇拜、组 织崇拜、领袖崇拜的泛滥,而这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当政 时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粗暴 地践踏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当时,人们必须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去理解哲学、经济学、历 史学、政治学、法学,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去编写历史,等等。斯大林本人则成了各个学 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惟一的、最高的学术仲裁者。[1]这样, 由于权力的绝对集中,在斯大林的政治高压下,文化的多元性本质——思想的自由本性 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但是,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发展规律、思想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或者说,社会科 学理论的自由发展,科学思想的自由发展,这是任何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无法遏止 的。这样,在政治权力与文化发展之间,就必然要形成日益尖锐的冲突。而在这种冲突 中,政治权力必然要对文化的多元自由发展实行扼杀。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任何一 种,在新的思想文化面前,或者说在它所称之为异端思想面前,都是表面上很 强硬而实质上很脆弱的。所以,它们是经不住自由思想潮流冲击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 一下苏联解体的过程,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说,苏联的 庞大政权机器,是被以民主思想为主流的现代文化发展冲垮的。
2.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政治实用主义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各种历史形式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中,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实体在极端自私的考虑 下,必然要以自己为核心,而对其他的各种社会主体,一概采取利已性的政治实用主义 态度。这就是说,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把整个社会的各个机体,特 别是各种能动的社会因素,都当作为自己服务的工具。我们看到,在苏联存在期间,整 个社会的文化,全部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完全都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可 以任意摆布的政治性工具。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具有了政治工具性质。这 样,现存的政治体制以及权力结构,就与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创造性成果,它是属于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意义世界,文化对全社会的各种主体,它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 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是它的本性。但是,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之下,全部文化只能为 现存的政治服务,只能成为领导集团的实用主义政治工具。这就是说,只能有一种“党 的理论”,而不能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各门社会科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如果再 研究一下苏联存在期间的社会科学状况,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 ,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主要出版物,往往是同样的面孔,发出的是同一种声音,显示了它 们作为同一种政治工具的基本特点。
文化,包括全部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由于它的政治工具化,使它的本来的 社会价值也变质了,或者说使它的作用庸俗化了。比如说,苏联共产党的末代领导人之 一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个平庸之辈,在事业上毫无作为,也谈不上什么具有坚定的 信念,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是十分重视的。不过,这并不是由于他对理论有什 么兴趣,相反,“他多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保住权力的手段,当然这也是由习 惯促成的。”[2]当然,在苏联领导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契尔年科只不过 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苏联存在期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实用主义态 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运来说,是可悲的。因为,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不是要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保卫自己的权力、地位 和利益。结果会是怎么样呢?随着政权的解体,他们的既得权力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一同失去了。
但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文化政策,由于它违背了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实际上是 不可能达到它预想的政治目的的;而且,由于政治实用主义与文化社会价值取向之间矛 盾的尖锐冲突,往往是适得其反的。这样,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理论,不 但不能有助于政治权力的强化,反而是常常帮倒忙,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对政治权力实体 产生反感;同时,更严重的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科学的形象,取 消了它的实际社会作用。可见,如果一种政治权力对文化采取政治实用主义态度,这不 但会摧毁自己,更可怕的是摧残了社会文化。在社会的文化发展史中,苏联政权与苏联 文化的同归于尽,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教训。
3.文化的科学本性与学术政治化之间的尖锐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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