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社会治理 对策
当今世界人口老龄化严峻十分严峻。如何正确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亦已成为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社会治理的重视，党和政府已获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区和深水区，社会管理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想巩固社会治理，其重心必须落于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能力上。
秣陵街道历史悠久且近年来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均十分迅速，可以说各发面的发展都极具当代中国发展特色，是国内城市化进程一个典型代表。所以，为了进一步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给国内社会治理带来的问题，并从创新社会治理视角找出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对策，本项目组选取了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为代表进行研究。
一、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的形势特点及趋势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含义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总人口中高龄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主要有两个含义： 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 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形势
1.政治形势
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思想，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政府执政的核心理念是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与此同时，公平、正义、共享成为国家和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因此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让人人享有社会保障成为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的政治承诺。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人知道“中国人口老龄化”这一问题的存在，而非常了解的人却只占调查对象的26.5%。事实上，67%的当地居民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这一问题仅仅是有所听闻但不了解。而74%的被调查者自己或者家中老人是已经参加了养老保险的，知道养老保险但不愿参加的仅有13.5%。而有43.5%接受调查者是对当地的养老和医保体系存在不满的。与此同时，对我国养老体系满意的人只占调查对象的12%，更多人只是觉得我国养老体系一般。
2.社会经济发展
全国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日益丰富，国民经济变革和内驱型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而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养老保险是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的一项重要举措。人们生活条件普遍获得持续改善，社会结构还在进行分化，社会流动速度加快，社会风险加速积累，贫富差距、劳资矛盾等问题给社会保障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据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而32%的人认为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已提前到达高峰。故而现阶段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体现的是“未富先老”的严峻形势。
3.历史文化传统
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少子高龄化、家庭亲情关系、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但据调查，现如今，在秣陵街道有43.5%的家庭老人和子女一起生活，老人住养老院的17.5%。可见，家庭养老在养老内容中依旧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同时，家庭养老中绝大部分老人年龄在75岁及以上。大部分受调查者认为自己在赡养老人方面面临诸多压力，其中绝大多数人认为主要压力来自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还有较多数人觉得自己的压力是来源于还要照顾子女精力不足以及经济状况收入不高。
（三）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趋势
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且将与高龄化并驾齐驱。同时“未富先老”现象将在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更为明显且将严重阻碍秣陵街道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秣陵街道老年人口比重日益增加的今天，作为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将创新和治理的重点放在老龄人口上已经刻不容缓。
二、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分析
（一）社会治理现状
1.物质基础增强，医疗水平提升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养老水平也不断提升。城乡养老、医疗保险提前实现全覆盖，五大保险全部实现市级统筹。总体来说，虽然存在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当地的养老和医保体系依旧是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96%的参与调查对象还是满意当地的养老和医保体系的。
2.政策措施渐显，社会关爱增多
“老有所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需要政府和社会齐抓共管。由于老龄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愈来愈大，秣陵街道的政府在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方面的确采取了一定措施且取得了一定效果。调查结果显示，当地政府为老年人修建了文娱活动场所或锻炼健身设施，这一举措让绝大多数的市民感到满意。但46.5%的人觉得设施不够完善。同时，50%以上的问卷活动参与者表示秣陵街道有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机构，关心关怀老年人的现象逐渐增多。
（二）因素分析
1.人均寿命因素
卫生条件的改善、医疗技术的推广、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保健意识的增强， 大大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 使人类寿命普遍延长。而在人类寿命普遍延长的同时， 人们的生育行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且这种变化在中国更为突出。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但即使全面二胎政策正式放开，在江苏近九成市民却不愿生。
2. 生育率因素
众所周知，推动中国生育率下降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和项目的实施， 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物质生活、教育等水平的提高，都对生育率的下降发挥着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
3.年龄结构因素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以来，政府还在不断鼓励社会成员“晚婚晚育”，这一举措使得我国包括秣陵街道的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秣陵街道，近80%的受调查者认为是鼓励“晚婚晚育”使得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从而造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这一问题。
4.养老金因素
无论是养老金还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其他子系统或是项目，政府均在财政方面承担着被百姓认为是当然的责任。而随着近年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的一步步扩大，政府承担的财政压力也愈来愈大。尤其随着近年来我国包括秣陵街道在内，老年人口占社会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政府承担的养老金压力也更大，给政府财政带来了严重负担。
三、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
要缓解秣陵街道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就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即始终坚持政府的主体地位，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努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等。在这其中尤其要注意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发展。基于创新社会治理视角，关于秣陵街道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动政策公开透明
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民主化进程，没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也不会有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社会治理要求政府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积极稳妥有序地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这一方面，尤其要落实人民对社会保障应当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延长退休年龄
延长退休年龄已成为目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并且该措施也已被提到政府议事日程上去。但我们需要避免这样一个误区：延长退休年龄的主要原因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而非为了弥补养老金的缺口，不能本末倒置。因而，为了跳出这个误区，我们要审慎决策，对于这个政策应该采取科学的方法和步骤。首先先女后男、小步渐进、男女同龄；其次，应该建立政策宣传和引导机制；接着，我们应当将延长退休年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最后，针对不同地区、性别、行业细化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不能实行一刀切。
（三）建立长效的志愿者服务体系
创新社会治理要求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激发社会活力。秣陵街道老年人口中高龄化程度明显，高龄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在生活上给予更多的照顾和照料，由此对照护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老龄化社会中本身劳动力资源不足，特别是对于养老服务体系的中的服务人员更是缺乏。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来解决这一供需矛盾：首先是建立“一帮一”老年志愿服务队伍；其次是建立针对老年人的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伍；最后是建立专门社工服务团队。
（四）开启新型养老模式――“抱团养老”
由于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养儿防老的思想深入人心。但最近由于新观念“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等的影响，很多老年人，尤其是知青，开始了另一种新的养老模式，即抱团养老。抱团养老有小圈子抱团和大群体互助。小圈子抱团是指由四人及以上的老人组成集体户，在遭遇健康意外问题时大家一起照顾，重病就送去医院。而大群体互助则是指由多个抱团的小圈子组成的“大群体”共同养老。在当今中国，“抱团养老”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创新型养老方式，从中能让中老年人体验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2]卢霞，张恒，陈兴源.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及应对措施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
李立国指出，2010年是老龄事业“十一五”规划收官之年，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形成了8个基本判断，被回良玉副总理评价为“重大社会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一些省份分别开展了本地的战略研究，养老保障、养老服务、老龄工作“三个体系”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全国老龄委组织进行了老龄事业“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检查评估。结果表明，“十一五”时期，我国老龄事业呈现出协调发展、稳步提高、整体推进的良好态势，是老龄事业发展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健全，特别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试点并逐步扩大范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在城市逐步开展并向农村延伸，养老机构建设加快发展；老年教育、文化、体育事业较快发展，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社会老龄意识明显提高，敬老爱老助老氛围日益浓厚，老年人权益得到较好保障；老龄领域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和合作也取得新进展。
李立国表示，“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期，人口老龄化形势会更加严峻，将呈现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的新特征。预计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11.1%，年均净增高龄老人100万，增速超过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65岁以上空巢老年人口将超过51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近1/4，老年人照料问题更加突出。总体上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相伴随，与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收入差异扩大相重叠，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相交织，给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增加了新难度，也提供了新条件。
李立国表示，搞好老龄问题战略研究， 一是摸清底数，要摸清老年人口的现状，包括老年人口的规模、年龄结构、区域分布、基本需求、健康情况、生活状况、面临的困难等基础性数据，预测老龄化发展的趋势、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影响，并研究我国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梳理现有政策，为国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战略打好基础。二是探索规律，要研究和探索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系统分析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关系，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准确把握其内在联系、演变规律，为国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三是理清思路，要综合分析人口老龄化各个阶段、不同领域的主要问题，找准矛盾症结，明确发展方向，理清工作思路，为国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战略提供基本遵循。
要依据国家“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并组织实施好《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及地方规划，大力推进老龄战略对策体系、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健康支持体系、老年宜居环境体系、老龄服务体系和老龄工作体系建设；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坚持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相结合，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老年社会救助制度和老年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要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要求，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事业，逐步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要依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充分采用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的成果，适时启动编制《中国老龄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我国今后二三十年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进行战略部署。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转贴于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 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 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 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 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 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 1982=68.0
2100=81.0
男70.5 (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 2000=80.0
男69.0 (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 (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 (1)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 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 曾毅，1994年。
(6) 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 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 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 2000年 2025年 2050年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60+ 65+ 60+ 65+ 60+ 65+
(1)联合国(中方案) 1.27 0.85 2.70 1.85 -- --
(2)世界银行 1.37 0.95 3.20 2.10 3.61 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 1.32 0.92 2.73 1.88 3.3～4.2 2.84
(4)宋健等 -- 0.94 -- 2.21 -- 4.05
(5)杜鹏(方案一) 1.28 0.87 2.80 1.83 4.12 3.07
(6)于学军 1.29 0.88 2.73 1.88 3.84 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转贴于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 （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 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 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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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 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险
一、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和特点的研究
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六普”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我国大陆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因此，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自有的特点。我国论者们一致认为：（1）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2）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出现“未富先老”的现象。（3）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影响了我国各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影响的研究
国内学者一般从养老负担、基金供给、基金管理等几个方面入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
许多学者一致认同：（1）人口老龄化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导致社会养老负担加重。伴随着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我国赡养比不断上升。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后，我国家庭结构模式大多呈现“4-2-1”型，这意味着：一方面，养老保险交费人数减少且交费额下降；另一方面，领取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加且养老支出金额上升，这给养老保险的偿付能力带来了沉重的压力。（2）老龄化导致退休寿命增加，制度给付年限延长，养老保险金供给不足，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林义指出，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现实压力，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制约，居民的社保缴费能力有限，企业经济组织的持续缴费能力下降，各类社保补贴及缓缴项目增多，给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资金平衡带来很大压力。（3）人口老龄化凸显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的不完善，社保统筹层次太低，投资渠道太窄，转换基金筹集模式以及如何在保障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
三、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与建议的研究
在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特点以及其对养老保险影响之后，大多数论者提出了应对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视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背景下，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优化与制度顶层设计，重视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战略构想及有效实施。通过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逐步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不断提高养老保障水平，让老年人口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
第二，建立完善新型的多元化养老模式，将政府养老发展为全民养老。我国应该建立“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尤其要重视构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首先要加强宣传，使居家养老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其次，政府要加大政策、资金上的扶持，引入社会资金，以保证资金的稳定性；最后，面对当前农村居家养老发展并不完善的现实，应明确各方面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责任主体包括政府、家庭、集体及专业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机构。
第三，在养老保险基金方面，首先，要完善基金管理制度和资金保证机制；其次，切实做实个人账户，完善统账结合模式，合理拓宽养老金投资渠道，有效实现保值增值；最后，要建立健全的政府监督管理体制，加强养老基金的统筹监管。
第四，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合理发挥老年资源优势。实行弹性退休能使退休养老保障更具灵活性，既能减轻劳动力市场供求压力，又能适应老年人心理状态的调整。
此外，学者李珍还注意到养老金的性别差异，她提出，当务之急是提高女干部、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使其与男性一致，统一全国的退休年龄，在此基础上再稳步提高整体退休年龄。另外，15 年的资格年限要求太宽松，需要整体考虑逐步提高。对于灵活就业等确有困难的群体，可通过失业保险等措施帮助缴费。
第五，增加和完善老年人社会救助，落实好低保人群的救助政策和措施。
四、总结与评述
上述分析可见，国内学者就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影响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趋势、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大部分学者就这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
（一）关于研究方法
通过对近四年（2011-2014年）文献的查看，可以发现：
第一，理论分析多，相关实证研究少。
第二，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通过查看外文资料，外国关于养老保险的研究大多包含详细的数据表格和各类调查，并且通过这些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最终结论；但是我国的文献中，统计数据比较简单，主要包含老年人口数量，基金支出结构等，很少构建数据结构模型，缺乏对统计资料的深入分析。
第三，研究的实用性差，研究所得的对策比较笼统，缺乏针对不同地区具体情况的相应措施。
（二）关于研究内容
第一，调查研究多集中于沿海发达地区及城市，而有关中西部及农村地区的研究明显少于前者。
第二，在养老金方面，重视养老金最优化管理问题。具体侧重研究最优化最低保障、最优化投资组合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国际视野下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进程，遵循普适的社会保障规律和投资规律，真正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第三，在养老机构方面，注重对民办养老机构的研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养老机构无法应对老龄化市场的需求，需要大力改善民办养老机构的经营和服务模式，实现养老服务的产业化，最终实现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的共赢与互补。
总之，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中最重要的险种之一。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会随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日益深远，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才能为老年人稳筑起养老的安全网，最终实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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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影响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3.
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情况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社会的发展战略，才有可能达到高效率的应对。坚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服务对象的公众化、运行机制的市场化、服务方式的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和志愿者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家庭养老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障，统筹老年物资保障与老年精神保障，统筹老年福利事业与老龄产业，统筹敬老道德建设与老年法制建设，一定可以做到让未来所有的老年人都“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每一个老年人的吃、穿、住、医问题得到妥善地解决。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问题保障制度
一、中国老龄化现状
（一）中国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大
目前,中国人口数量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是世界上老龄人数最多的国家。由于计划生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预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将降为1/7。然而,由于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快速增长,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中国老龄人口总数仍将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中国今后50年内的老龄人口数仅受这一时期内死亡率的制约，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数量将从1990年的0.67亿增加到2030年、2050年的2.32亿与3.31亿。
（二）老龄化增长速度快
按照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从2001年到2100年的100年间，可以划分为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的将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12.37%。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由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开始进入老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
（三）城乡老龄化水平倒置显著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难点所在。
（四）地区之间老龄化状态差别较大，分布不均衡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人口老龄化分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人均寿命延长，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通常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此外，我国农村生育水平高于城镇，欠发达省、区的生育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决定了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低于城镇与发达地区。目前，上海、浙江、北京等发达城市与地区老年人口比例比较高，宁夏、青海、新疆等不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较低。
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大量青壮年人口迁移流动到城镇及发达地区务工，未来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分布状况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结果，即农村老人比例将高于城镇，相当一部分欠发达省区的老人比例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其人口、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不仅将是持续的,同时也将是全方位的,其中既包括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持续压力和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等方面带来的良好历史机遇。
（一）.社会保障压力日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尚未达到保障全体老年人口的水平，特别是广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低、能力弱。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广大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程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关系到全面建高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
（二）.人口老龄化影响技术创新和进步
自然生物规律的作用，导致体力下降和脑细胞减少，因此，老年人知识更新的速度较慢。而当今世界信息发达，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使老年人口所具有的知识处于相对老化的不利地位，从而给科技创新和进步带来不利影响。其次，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大幅度增长，可能使投向科学、教育、技术改造等方面的资金减少，从而使技术更新的步伐放慢。
（三）.老龄伦理问题突出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龄伦理问题越来越突出。老年人口绝对量增加和在总人口中比重上升，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变得十分突出。主要由于老年人口增加，资源在社会和家庭不同代际之间分配和转移，需要在观念上认同，使各代人都不受到伤害和都能得到公正对待，以实现“不分年龄，人人共享”和“代际和谐”仍然需要时间。在观念上没有得到认同的情况下，基本伦理原则便不能得到有效遵循。近年来涉老案件呈增多趋势的现状也反映了这一理念并未得到广泛的。
（四）.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将在人口机遇期里体现得更加明显
如果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多方面的挑战，那么最严峻的挑战则集中体现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特别是经济能力不足。从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经济逐步增长的长过程发展起来的，它们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高时，经济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而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尚不发达，正在建设小康社会远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就要承担庞大的老年人群各方面的需要，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对于出生高峰时代出生的即将步入老年期的人群，其庞大的数量将给我国原本就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压力。
（五）老龄化速度加快与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构建滞后存在矛盾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经济发展的各种制度安排日趋完善,但是我国社会发展明显落后经济发展,尤其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仅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同时更严重落后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因此加重了转型时期城乡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的矛盾,这既是以往“重经济发展、轻社会保障”观念的典型反映,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决策者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缺少必要的制度准备。
（六）发展新的老龄市场提供了条件
人口老龄化为积极培育老年消费市场，建设新的适合于老龄人口的市场，切实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以及文化需求,以及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良好的人口条件。新的老龄化消费市场包括诸如老龄人口健身馆、老年人的娱乐场所、老年人的消费品消费市场、老年人的食品消费市场等，这些都是适应老年化的社会提供的机遇。
四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一）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如何面对老龄化高峰的挑战,仅靠政府采取扩大社会福利、社会保险手段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把市场机制与政府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这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前,应大力发展老年产业。通过老年需求推动老年产业,通过发展老龄产业,进一步培育和引导老年需求。
老年人口消费带有一定的稳固性,其商品和服务带有一定的稳固性和不可替代性。老人的消费方式大多为温饱型和舒适型,商品价格为节俭型和中低档型,购买商品为理智型和实惠型。随着老人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消费市场将成为潜力极大的市场。由于市场日益成熟,市场逐步细分,老年人特定的需求必将形成愈来愈鲜明的老年特定市场,并以此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和成熟。
数千万低龄的老年人，是一支智力型、经验型的人力资源大军。适合老年人继续做贡献的职业也很多，如教育、科研、卫生、文化、旅游、信息、咨询、评估、文秘等行业，都可以让老年人继续充当社会主义建设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发展老龄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为经营者牟利，为此，政府从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包括给予政策扶持。如考虑到当前老年人口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对老年人生活服务市场政策中采取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使从事此类市场的经营者能有适当营利和拓展产业的能力。
（二）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法定退休年龄一致，这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为了体现照顾妇女、照顾艰苦、危险、特殊工种、岗位的实际情况，可以分别给予规定5~10年提前退休期限，在这个期限内由他们自主选择退休时间，养老金视同正常退休发放。或者是采取适当的经济杠杆，有条件、有限制、有折扣（养老金）地允许一部分干部职工提前退休。并采取奖励措施，鼓励高级知识分子、紧缺人才推迟退休。再者，在一些行业、工种试行半职半薪制，允许有需要的职工不全职、不全年上班，相应减少薪酬。同时，对因伤残、疾病丧失劳动能力而申请提前退休的要严格审查、严格把关。
（三）借鉴国外的有用经验
一个国家的养老模式是伴随着本国老龄化趋势以及老人的需求取向逐步建立起的，一个国家的养老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同一个时期也并不只存在一种养老模式，一种养老模式也可以转化成几种而同时存在于同一阶段。
养老模式的多样性在日本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日本，无论是“在宅服务”、“旧托护理”还是极具特色的“远距离护理”，都体现了日本政府在养老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大胆尝试。养老模式的多样性，使得日本的老年人有选择性的养老，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养老负担，使得养老服务趋向规范化和人性化。虽然在我国已经有部分城市进行了诸如“居家养老”的尝试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这些仅仅是初步探索阶段，在这些养老模式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方面有待进一步实践。
要预防和延缓老年疾病的发生，我国有许多老年人患慢性病,有些老年人还同时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慢性病。老年疾病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因此必须坚持以预防为主,发展壮大社区的医疗保健队伍,加强老年常见病的防治指导,普及卫生科普知识,帮助老年人树立现代健康观,增强老年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投资意识。
（四）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五大险种最重要的险种之一。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对现行的制度办法进行调整、完善，实施“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改革模式。当前的养老金体制是基本养老保险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是混账管理。由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基本养老部分不超过工资的20%，个人账户不超过工资的6%，其余部分由政府承担。从目前情况看，每年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还在不断加大，因此将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是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应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中国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和老年人口比重过高。面对21世纪的战略新机遇，我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也为将人口老龄化纳入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提供了良好契机。目前，部级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正在进行当中。这次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注重促进人的全面进步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全面、深入、系统地对中国人口的数量特别是结构、质量和分布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并提出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中国社科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熊必俊研究员认为老龄化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辨证关系，采取有效的对策与措施，使之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趋向协调发展，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既是老龄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计划生育政策 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 “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1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 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 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 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 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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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Leff模型的提出 Leff模型的发展 数据选取
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抚养比类型迅速转变为高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类型，让我国在经济完全发展之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即我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有助于明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为我国的人口政策及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总储蓄和总消费会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年龄分布，当有更多人处于储蓄年龄时储蓄率就会上升，老年人只消费过去积累的储蓄，如果社会上的老年人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 （F.Modigliani，Brumberg，1954；Ando，Modigliani，196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均以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为基础展开。模型的优化与数据的选取是该领域研究的两个最主要方向。本文分别从Leff模型优化与相关实证研究、数据选取存在的差异两个方面回顾总结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Leff模型优化与相关实证研究
（一）Leff模型的提出
F.Modigliani（1954）虽然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并且通过列举当时美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的数据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但并没有对两者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手段进行精确的验证。Leff（1969）是最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学者。他的研究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总储蓄率的关系，进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对居民总消费影响。首先，Leff将老少人口抚养比这一概念引入他的实证模型，用这两个指标衡量了社会的老龄化和幼儿化程度，解决了老龄化与幼儿化无法量化的难题。之后他分别对74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检验，又将这74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组与发展中国家组，但无论是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分开讨论还是将两者综合讨论，老少抚养率的提高对于储蓄率都有明显的负效应。
（二）Leff模型的发展与早期应用
在Leff之后，也有许多学者（Attfield和Cannon 2003；Higgins 1998；Horioka 1997；Masson 1996等）运用Leff的实证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都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即当人口中的老龄人群增加时，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整体消费水平会上升。其中Fair和Dominguez（1991） 将每10年划分为一个生命周期，通过对美国经济数据的研究指出，相对于的收入而言，20-3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更少。Kelley和Schmidt（1996）应用Leff模型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88个国家的抚养比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他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老年人抚养比的影响效果也不同，如在80年代较高的抚养比会明显降低总储蓄率，但在60年代与70年代这一影响效果却十分微小，回归结果也并不显著。日本学者Horioka（1997）运用日本政府调查数据对日本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退休人口的净储蓄率和预防性动机与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和，并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净储蓄率变动的主导因素。同时他还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预防性动机更加强烈，年轻的日本人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据此他指出，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与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契合。Higgins（1998）对于100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了老少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表明老人减少家庭资产来补贴消费，储蓄的减少也可能是老年人抚养负担加重的后果。总体上讲，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生命周期理论，即较高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是否会导致社会总储蓄的降低。
（三）Leff模型的改进
虽然Leff的模型很好的描述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模型的设计上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Adams（1971），Goldberger（1973）和Ram（1982）对Leff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提出了质疑。其中Adams认为总储蓄率的变动是诸多经济因素的综合体现，抛开各国国情不谈而仅仅考虑老少抚养比这一解释变量是难以得到合理的预期研究成果的；Goldberger则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拥有较强烈的“棘轮效应”，即储蓄行为不仅要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上一期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而易见Leff的模型设定没有考虑到这种所谓惯性的存在；Ram则认为Goldberger对于Leff的计量模型修改是合理的，但是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又引入了内生性问题。Ram通过工具变量法对Leff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合1977年128个国家的数据，应用改进后的Leff模型最终得出了与Leff相似的结论。
Bloom（2003）对Leff的经验模型再次进行了修改，模型中不仅包含了人口抚养比，同时还加入了人口预期寿命这一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绝对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因此，从这方面讲理性的劳动力人口倾向于增加储蓄；然而更长的生命预期可能是医疗水准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产物，这必然会刺激老年人对于更优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储蓄也会随着消费的提高而降低。基于上述两种考虑，Bloom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储蓄的影响可能是不明确的。之后为了研究更长的寿命对储蓄的影响效果，Bloom等学者运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的方法分析储蓄的分离效应，通过1960年至1994年68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不论是人口年龄结构还是预期寿命，都对储蓄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结论为，较长的生命预期对总储蓄率的影响效应为正，较高的人口抚养比对于总储蓄率的影响为负。
Bloom（2007）等依然沿用之前的经验模型，但模型中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还加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情况这一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预期寿命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是否完善。当国家拥有完善的养老保障金制度并且工人具有强烈的退休动机时，较长的预期寿命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然而当政府采取公共基金的量入为出抚恤金系统或高相似度的养老金系统时，这种正效应便会消失。
关于宏观经济数据与抽样数据存在的差异
如前文所述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也基本符合生命周期理论，而且实证检验的指标大多是显著的。然而，另一些学者利用抽样数据时却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与消费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关系，或仅仅存在很微弱的相关关系，如Park（1999）和Bosworth（1991）等。Park对当时的美国2000多个家庭进行了连续十年的抽样调查，调查包括家庭的年龄组成、收入、支出、受教育情况、家庭住房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数的据研究，Parker发现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动不会对消费和储蓄率发生影响，或轻微影响，这与之前应用总量宏观经济数据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是不相符的。
针对这一差异很多学者做出了解释。首先，Weil（1994）指出，如果一个家庭中存在两代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则该行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特别研究了遗产这一关乎两代人之间的经济行为，结果显示，在受到调查的家庭中，那些可以获得或预期会获得丰厚遗产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由于这类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消费变化是无法从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体现的。其次，Miles（1999）指出可能导致两类数据估计结果差异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经常使用的储蓄率高估了养老金资产的价值。这种高估往往制造出老年人收入提高的假象。此外，Deaton和Paxson（2000）强调家庭抽样调查数据难免存在抽样误差，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个人。虽然家庭抽样数据在样本选择和抽样方法上存在较大争议，但Demery和Duck（2001）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修正，首先，该方程在采纳数据前先进行了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尽量保证样本数据对于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的显著性，这就降低了Weil所提出的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的影响程度；其次，数据选取的时限较短，用季度数据代替年度数据来扩充样本容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过长经济周期所引发的经济坏境与个人决策的不确定性。于是根据1996-2000年的英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推导出一个符合生命周期模型的短期储蓄年龄分布方程。
结论
Leff模型及其相关改进模型仍然是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以计量经济模型为基础，科学客观地搭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桥梁。由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多样性，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出发，能引申出许多更加深入的分析结果。通过Leff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Leff模型发展至今，虽然经过无数次的改良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最具有普遍性与通用性的形式，变量与数据的选取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从理论上讲，我国2000年以后才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而学者们真正意义上定量的研究该问题也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研究的方法与角度也大多模仿西方学者的成果。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虽然不确定，但人口老龄化却是每个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一条鸿沟，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才刚刚开始，从时效性上讲，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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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富”背景下的养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富增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但是，相比我国的人口老化速度，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并不能完全解决养老问题。比如，发达国家的国民预期寿命从30多岁增长到70岁一般需要100年左右，我国只用了不到50年时间；同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非常迅速，下降速度几乎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3倍。生育率急剧下降，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快速增长，导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所以说我国的“富”赶不上“老”。
当然，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一个社会到达一定富足程度的标志，因为生育率下降、期望寿命上升等都是医疗条件改善、食物充足和社会稳定等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面对这样一个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更多放在如何维持一个持续幸福和经济社会长期安全的发展态势。因为根据目前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支出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改变、青年劳动力供给减少、储蓄资本大量上升、社会流动性下降等。日本和欧盟一些国家的老龄化对经济的负向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就我国而言，即使我们对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有足够的信心，在上述这些变化下，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适合逐渐“变老”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乎庞大老年群体的福利，也会影响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因为人们现在的消费、储蓄乃至生育行为都与未来的生活预期密切相关。建立覆盖全民且长期可持续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体系，人们就不会过多地进行私人储蓄来“防老”，就可以增加当前的消费从而促进社会投资，进入一种良性循环。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老龄社会的幸福指数也会全面提升，这也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将利用全国老年人口调研的大样本数据，对当前养老、医疗保障体系与老年人收支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希望能够对相关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
二、有关“老年人收支”的文献回顾
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的关注问题，而转型社会的老年人收入情况与福利变化更是近期的研究热点。长久以来，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老年人自己的劳动所得和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经济供养；但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迎来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一方面提高了生活水平，尤其惠及那些直接参与增长的相关人群和区域，但同时也造成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或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李实、岳希明，2004）。爱德华·帕默和邓曲恒（2005）发现，经济转型并没有对老年人的经济状况造成负面影响。然而也有研究证实，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乡老年人在收入水平以及收入来源方面的差异日益彰显（杜鹏、武超，1998）。他们的研究还指出，我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仍然依赖于以子女或亲属供养。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老年人主要是低龄老年人，女性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远低于男性。
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及收入来源与老年健康也密切相关。顾和军等（2011）发现，我国存在明显的健康不平等，即高收入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好。但是，2002年时农村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要高于城镇，2005年情况则刚好相反，城镇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要高于农村。梁兆晖等（2010）和吴燕等（2012）都发现，个人收入状况是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是影响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这或许是因为在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中，不同收入阶层老年人的医疗支出差别迥异。高收入老年人不仅能够满足对疾病的治疗需求，而且还能满足改善身体健康的生活保健需求；而对于低收入老年人，疾病的经济负担则更为沉重（李晓西等，2008）。李实和杨穗（2011）还发现，随着养老金收入的提高，老年人自评健康明显提升；相比其他收入来源，养老金对老年人健康的改善作用更为突出。由收入不平等造成的健康不平等会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的支出，特别是医疗和照料支出，然而相关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三、我国社会保障与老年人收支情况分析
（一）研究数据的来源
本文关于老年人口收支情况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曾毅教授所主持的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跟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CLHLS的基线调查始于1998年，并于2000、2002、2005、2008和2011年进行了五次跟踪调查。1998年基线调查在全国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①随机抽取了631个（约占50%）县市，覆盖了全国85.3%的总人口。1998与2000年调查的对象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自2002年调查起，又新增了65～79岁的低龄老人样本，这是迄今为止样本量最大的老年人口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了老人的社会人口特征、家庭结构、经济情况和健康状况等丰富的信息。本文的分析基于2005、2008、2011年三期最新的调查。表1为三期CLHLS调查分年龄段的样本量。
曾毅等（2001）根据可靠性系数、要素分析、逻辑不一致回答比率对数据进行仔细评估，10类变量的可靠性系数是合理的。举例来说，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指标（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的可靠性系数在1998年和2000年的调查分别是0.88和0.87；而杜克美国老龄资源和服务计划调查的相应系数为0.87，加拿大1991～1992年老龄调查的相应系数为0.89。所以，本研究所采用CLHLS数据的质量是比较好的。
（二）养老保障体制建设与老年人收入来源
回望过去十年，中央政府多次重拳出击，加速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重点提升老年人的保障水平，例如中央自2009年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自2011年起推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试点，2013年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实现“九连涨”，养老保障体制的积极拓展已取得了瞩目的成效。例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基本情况》显示，截止2006年年底，城镇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已达到76%。又比如2008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7.8%，2010年新农保参保率达到15.5%，2011年大幅上涨至49.7%②。
然而，就目前的阶段看，老年人群中养老保险的覆盖率相对于发达国家仍严重偏低。根据CLHLS 2005～2011年的调查，如图1所示，城镇地区享受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比例还不到40%，农村老年人的参保率虽然在2011年有所上升，但仍仅为7.3%，新农保的目标“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依然任重而道远。从养老金水平看，2011年③样本老人的养老金月人均为1973元，这一数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11年全国月人均养老金为1531元④。从样本看，城乡差距显著，城镇养老金均值为2037元，而农村地区仅为1513元⑤。性别差距同样明显，男性养老金平均为2093元，而女性仅为1712元。这主要源于就业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多担任行政管理或专业技术等职位。
图2则清晰地展示了各个年龄段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在各个年龄段，仅有20%～35%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为养老金。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参保率偏低；二是养老金较为微薄，不足以支付老人大多数的生活开支及医疗开支。可见，公共保障环节仍相对薄弱。在65～74岁的低龄阶段，至少有20%的老人以个人劳动收入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即仍未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家庭成员转移支付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迅速上升，特别是在80岁以上的高龄段，50%以上的老人都依赖家庭成员的供养。虽然养儿防老的观念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弱化，多代同堂的居住传统也受到城镇化和少子化的猛烈冲击，然而从现实来看，子女的供养仍是老人晚年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
图3和图4则对比了城乡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异同。首先，与图1一致的是，城镇地区的养老保险参保率与保障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地区。50%左右的城镇低龄老人主要依靠养老金生活，然而农村地区这一比例还不到15%。城镇地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中仍有约三分之一以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而农村地区仅有10%左右的高龄老人享受养老金。其次，农村地区老人更多依赖个人劳动收入，约一半的70岁以下老年人以劳动收入为第一生活来源。城镇地区由于法定退休年龄的限制，老年人继续就业的比例相对较低。再次，农村老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子女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远甚于城镇老人。超过70%的农村高龄老人并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子女供养；城镇地区这一比例则较低，在55%左右。
综合而言，得益于城镇地区相对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以及更高的养老保障水平，养老金已成为低龄老人主要的生活来源，高龄老人仍主要依靠子女的转移支付。然而在农村地区，养老保险目前仍然缺位，未能为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充裕的保障，农村老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子女的经济支持与个人的劳动收入。这意味着在“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下，年轻一代将背负庞大的照料负担，将不得已压缩投资与储蓄，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三）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与老年医疗、照护支出
过去十年是医疗保障体系高速扩张的十年，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自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在我国部分县市试点推行以来，参加人数以年均34%的速度迅猛增长（程令国、张晔，2011）。截至2011年底，全国有2637个县（区、市）开展了新农合，参合人口数达8.32亿人，参合率为97.5%，基本实现了农村地区医疗保险的全覆盖。从图5可以看到，城镇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参保率在2005～2008年三年间翻了一番，农村老年人的参保率更是翻了近三倍，从17%上涨到65%，逼近城镇医保的覆盖率。至2011年，农村老年人的参保率已高达86.4%，甚至超过城镇地区。这与2005年农村医疗保障短缺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从资源结构上看，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2003年的55.9%下降到2011年的34.8%，“看病贵”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医疗保障的改善将直接作用于老年人的医疗支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尤其是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医疗支出会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上涨，这是因为老年人在身体机能衰退的同时又享受相对优越的医疗保障，因此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旺盛，医疗费用高涨。在此情形下，老龄化对于医疗服务体系以及政府医疗财政支出构成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从图6可以看到，基于CLHLS 2011年的调查，老年人过去一年的门诊总费用和住院总费用的年龄趋势并非线性递增，而是呈倒U型曲线，即在低龄阶段，医疗支出随着年龄上升急剧增加，但在高龄阶段，住院费用反而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门诊费用也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递减，仅到95岁高龄以上才有所回升。75岁左右老年人的门诊费用达到顶峰，约为全年2000元，而在80岁左右住院费用达到最高峰，约为全年2600元。高龄老人医疗支出下降的原因可能有三方面：一是高龄老人的医疗保障相对薄弱，在CLHLS 2011年调查中，87%的低龄老人至少享受一种公共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而高龄老人中这一比例仅为80%。在缺乏医疗保险的情况下，部分老人可能会对高昂的医疗服务、特别是住院诊疗望而却步。二是收入效应，高龄老人经济较为拮据，绝大多数高龄老人依赖子女的赡养（如图2所示），无力承担昂贵的医疗开支。三是选择性效应，即存活至高龄的老人往往身体更为强健，很少求医问诊，更少住院诊治，因而住院费用随着年龄增长反而有明显的下降。
如果从医疗保险的状态看，参保者与未参保者医疗费用呈现完全不同的年龄趋势。就门诊费用而言，如图7所示，参保老人的门诊费用呈现倒U型曲线，然而未参保老人的门诊总费用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直到80岁以后才企稳。就住院费用而言，如图8所示，未参保老人的住院费用在75岁左右达到顶峰，约为全年4000元，然后随着年龄上升急剧下降，百岁老人在2011年的住院费用仅为1500元左右。相比而言，参保老人住院费用的高峰出现较晚，在80岁左右，此后才缓慢下降。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观察到，对于未参保的老年人，剩余预期寿命缩短时，健康的投资收益会下降；如果健康的投资成本仍然居高不下，那么他很可能会减少健康投资量，例如减少预防性医疗服务，生病时放弃诊疗，或者换用相对廉价的治疗手段。从另一个指标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2011年，34%的参保老人均会进行每年一次的常规体检，而仅有23%的未参保老人会定期体检。
与医疗费用紧密相关的是老年人照料费用。中国的老年人长期护理或临终照料尚未纳入医保体系，因此失能老年人的照料费用与照料责任往往由配偶或子女完全承担。预期寿命延长可能会导致疾病发生率的增加，即老年人带病延年，那么老年人照护的迫切性与紧要性则更为突出。CLHLS调查中将不能独立全部完成六项日常活动（吃饭、洗澡、穿衣、室内移动、上厕所、控制大小便）的老人定义为失能老人，并且调查了失能老人在最近一星期内的日常生活照料费用。
正如图9所示，在90岁之前，照料费用的年龄趋势类似医疗费用的年龄趋势，均呈倒U型曲线。城乡老人的照料费用在80岁左右达到顶峰，然后趋于下降。与医疗费用有所不同的是，照料费用在9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有明显的翘尾趋势，可见高龄老人对生活照护的需求非常旺盛。将城乡进行对比，90岁以下城镇老人的照料支出显著高于农村老人，例如80岁城镇老人一周的照料费用可达1000元，而同龄的农村老人仅花费600元左右。然而两者的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缩小，特别是在9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农村老人的照料开支反超城镇老人。
从照料费用的支付者看，城镇老人中23%自己支付照料费用，71%由配偶、子女或孙子女支付，4%左右由政府付费。然而，仅有9%的农村老人可以自己负担照料费用，85%的农村老人的照料费用均由家属支付，不到3%由政府支付。可见，由于经济能力的约束，农村老人必须抑制对照料服务的需求；与此同时，大多数的社区养老设施、居家养老服务都设在城镇地区，较少深入到偏远乡村。但事实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青年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老年人滞留在农村，因此农村的老龄化和老年空巢化问题更为严峻，老年照料服务的重心应更多地向农村地区倾斜。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数的不断增长和人口结构的不断老化，养老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由于我国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形势下发生的，养老服务压力不断加重。我国政府高度关注老年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别提到了老年人的权利保障，提出要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料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老年人服务体系，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人服务事业。所以，在养老问题上，政府在保基本、保底线的同时，也一定会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改革开放的成果让所有人都能分享。
利用“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跟踪调查”的大样本数据，本研究对当前我国老人的社会保障与支出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有如下四点：首先，养老金已成为低龄老人主要的生活来源，高龄老人仍主要依靠子女的转移支付。在农村地区，养老保险目前仍未能为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充裕的保障，农村老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子女的经济支持与个人的劳动收入。第二，被访老年人过去一年的门诊总费用和住院总费用的年龄趋势并非线性递增，而是呈倒U型曲线。在低龄阶段，医疗支出随着年龄上升急剧增加，但在高龄阶段，住院费用反而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门诊费用也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递减。第三，从医疗保险参保状态看，参保者与未参保者医疗费用呈现完全不同的年龄趋势。就门诊费用而言，参保老人的门诊费用呈现倒U型曲线，然而未参保老人的门诊总费用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第四，从照料费用来看，90岁之前照料费用的年龄趋势类似医疗费用的年龄趋势，均呈倒U型曲线。城乡老人的照料费用都在80岁左右达到顶峰，然后趋于下降。而与医疗费用有所不同的是，照料费用在9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有明显的翘尾趋势，可见高龄老人对生活照护的需求非常旺盛。
因为劳动力流动趋势愈发明显，大中城市的养老问题尤为突出。目前，城乡空巢家庭数超过老人家庭总数的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达到70%。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2011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北京市全市户籍总人口1278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8万人，逼近五分之一。根据联合国判断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北京已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速度还在加快。上海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国际上通常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近年来上海市的生育率仅为0.8左右，可以说是“极低生育率”中的极低水平（左学金，2009）。生育率的降低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型城市，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互为补充，政府还应该努力尝试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来解决养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养老工作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我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说明：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71003003）以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项目批准号：2012ESH001）的资助。
注释：
①2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
②数据基于笔者计算。
③CLHLS调查仅在2011年调查添加了“每月养老金为多少元”这一问题，因而我们无法获知此前年份的养老金水平。
④http：///cj/2012/01-20/3618213.shtml
⑤农村地区享受养老金的样本量很少，仅为18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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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结构；社会问题；应对措施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21-10；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
“生育率降低以及寿命增长”产生了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体现为老龄人口在社会人口中的比重显著增加，劳动力供给人口规模数量相对萎缩的现象（United Nations，2014）[1]。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15》报告显示，1980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85%，2015年上升为123%，据预测2050年将会有215%老龄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冲击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养恤金、收、财富转移等，也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Peter Uhlenberg（1992）认为老年群体的财富分配提高会恶化年轻一代的社会公平状况，产生经济压力以及关怀负担[2]。
中国是全球人口大国，在人炸过程中享受到“人口红利”的正外部性，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力供给短缺以及社保资金供应不足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于是中国不断放开人口政策，从 “独生子女”的严格计划生育状态逐渐转向宽松的“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胎”政策。20世纪70年代伊始，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由稳定型逐渐演化为倒金字塔型，老龄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年轻劳动力剧烈减少，2010年左右日本人口达到峰值，至此日本总人口步入负增长时代。自从20世纪8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人口老龄化加剧迫使其进行人口政策与经济政策调整，以抵抗劳动供给冲击与养老财政冲击。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演进与社会发展阶段具有相似性，中国也可能会经历日本老龄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因此通过对比分析两国老龄化进程与政策，可以为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提供经验。
一、中日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的对比
（一）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差异
本部分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口老龄化情况，所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发展部①①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DVD Edition[DB/OL]. http：///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2016-10-19。，其中2015年以前数据为现实的统计数据，2015年以后数据为预测数据。本部分主要从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预期寿命方面分析。
通过对比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两国人口都经历过相似的增长高峰，但80年代后日本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2010年后开始为负，并将经历漫长的负增长过程。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在1995年经历了第二个增长高峰，但总体来看两国人口增长率在时间上的演进趋势具有趋同性，特别是两国都进入减速增长的通道过程中，趋同性现象比较明显。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来看，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这比日本迟来20年，2050年两国人口增长率出现动态平衡，随后日本人口增长率回升速度要快于中国。
（二）中日人口的年龄结构
本部分将人口数量按照年龄分为4组构建人口结构的环状图。按照时间段从内环到外环排序，最内层是1955年的情况，最外层是2100年。通过环状图可以发现，1955年中国20岁以下年龄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7%，日本为46%，2015年则分别变为23%与17%，而从预测数据来看，2100年则分别为18%和18%；20到40岁的年龄组中，中国与日本分别从1955年的28%和29%变化到2015年的31%和23%，2100年则为20%和20%；40岁到60岁年龄组中，中日人口结构变化类似。将60岁及以上人口定义为老龄人口来看，中日老龄人口比重在1955年分别为7%和8%，2015年分别为15%和33%，预测数据显示2100年将提高到40%和41%。显然日本如今正在经历严重的老龄化过程，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老龄状态，未来两国老龄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趋同性。1990年之后，日本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更为显著地上升，中国这一时期的该段人口也加速增大。
进一步将总体人口分为4个年龄组：0―19岁、20到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4组，并以2000年、2020年、2040年和2050年分别作为四组年龄变动的拐点。通过方差分析发现，2015年前两国19岁以下以及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20到39岁之间的人口比重不存在显著差异。2015年后的预测数据中，19岁以下、60岁及以上的两组差异最为显著，20到39岁之间比重也开始呈现出差异性，40岁到59岁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弱；2050年之后中日之间20―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差异性凸显出来；2090年的预测数据显示差异又开始减弱，19岁以下的差异几乎消失。
（三）中日预期寿命结构差异
表2分析了五个类型的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中日女性预期寿命、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中国人口内部性别、日本人口内部性别。按照2015以前、2015年以后、2050年以后、2090年以后以及所有年限作为五个阶段进行方差分析，本文发现2015年前中日两国预期寿命差异显著性依次为：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的差异、中日女性预期寿命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差异、日本人口内部性别差异，最不显著的是中国人口内部性别年龄差异。从2015年后预测数据分析发现，中日女性预期寿命、日本人口内部性别、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之间的差异性非常显著，而中日男性预期寿命的差异性开始减弱，中国人口内部性别预期寿命没有显著差异性；使用2050年后的预测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之间的差异性消失。总体来看，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国别内部来看日本国内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更大，中国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较小。
图3显示了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趋势，进一步验证了方差分析中的结论。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都显著增加，其中女性人口预期勖比男性要高，尤其是日本人口内部的男女预期寿命差别更大。从图2中两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变化与图3中两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趋势对比发现，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与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具有相同的趋势。
（四）小结
通过对比中日人口演进数据发现，两国均正在经历人口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等过程，但从速度、时间以及程度上，中日两国的人口特征则有较大的差异。日本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2010年之后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而联合国预测值显示中国的人口高峰比日本迟来20年，在调整过程中除人口增长率存在差异之外，各阶段年龄水平人口比重与预期寿命也存在差异，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两国人口结构会出现趋同现象。因此，中日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造成了中日社会老龄化过程加剧。
二、老龄化对中日两国产生的影响相同吗？
（一）老龄化加剧增大了两国养老金体系压力
1.中国养老金体系构成
1995年《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正式提出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建立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1997年《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个人缴费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2005年《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将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建立深受经济制度改革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的雏形，随后经过社会统筹模式初探、“统账结合”+“部分基金”改革以及破除“双轨制”等，中国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转向“现收现付”+“部分积累”制（雷根强，苏晓春，2010）[3]。2015年《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进一步规定“单位缴费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由单位代扣；按本人缴费工资8%的数额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
然而，在“统账结合”建立之前退休的“老人”没有建立个人账户，“统账结合”方案实施之前参加工作并于实施之后退休的“中人”部分缴纳了养老金，纯粹在“统账结合”之后参加工作的“新人”完全缴纳了养老金。由于养老基金账户需要支付这三类人员的退休金，但由于养老金处于混合运作模式，所以出现了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之间基金的挪用，即产生了“养老金空账”的现象。根据李扬与殷剑锋（2013）的预测，2029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将会耗尽，2050年累计缺口为802亿元[4]。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老龄人口增加与年轻劳动力减少的局面并行，收入方面意味着个人账户供给面临约束，支出方面上升的老龄人口比重增大了养老金体系的支取压力。
2.日本养老金体系构成
2015年《日本统计年鉴》（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显示日本保险金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中，所有劳动年龄人口均要接受基本的国民年金（National Pension）保险，在劳动者老年之后会收到一个基本养老金，该类人员2013年总共为6736万人。其中第一层级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按固定总量收取保费的20岁到59岁的自我雇佣者、农民以及非工作人员等，该保费2013年每月为15250日元，并在每个财政年度按工资和物价水平相应调整，该层级2013年为1864万人；第二类是按报酬固定比例收取保费的私营企业家和公职人员，2004年开始该账户年度增长率为0354%，2013年该层级为3912万人；第三类是第二类人员的配偶，由其配偶所在公司负担保险，该层级2013年为960万人。
3.老龄化对中日养老金体系的影响
本部分选取日本人口统计局1987年到2012年数据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1989年到2012年数据，将两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老龄化率”，使用年度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变量，养老金领取人数与参保人数比作为“养老金人数支出压力”变量，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值作为“养老金支出占GDP比”变量，研究了老龄化率、经济增长率对中日两国养老金压力的影响。
表3中的结果消除了自相关以及异方差影响，从养老金人数支出压力来看，两国老龄化率增加都会加大养老金人数压力比，但是日本所受老龄化率的影响程度更大，约为中国老龄化率影响的32倍；从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来看，老龄化率增加都会使得养老金支出占比加大，但是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比日本大，养老金人数比增大对中国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的影响也更大。日本经济增长有利于显著缓解其养老金人数比压力，但由于中国目前的养老金问题还没有彻底暴露，GDP增长对中国养老金压力的缓解作用不显著。因此，从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养老金影响程度来看，日本养老金体系受到老龄化的冲击程度更大，中国所受冲击问题还未完全显露出来。
（二）老龄化加剧冲击了两国的社会生产力
1.老龄化对中日两国资本市场的冲击
一国的储蓄水映了该国的资本供给能力，表4中，通过构建人口老龄化率对储蓄率的影响模型，分析老龄化率对中日两国储蓄水平的冲击。所选样本来源于日本人口统计局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样本区间为1970年到2013年，因变量为社会中储蓄占GDP的比例，自变量为经济增长率（GDP年度实际增长率）以及老龄化率，表中结果消除了自相关并通过了异方差检验。研究发现老龄化加剧对中日两国的资本供给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日本而言，老龄化加剧显著降低了社会储蓄率比重，而中国则相反，即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中国储蓄率相应增加。
2.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从另一方面来看，老龄化也冲击劳动力供给，从而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冲击[5]。表5使用中日两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以及经济增长率作为因变量，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作为自变量，研究了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状况，样本区间选自1990年到2014年。实证结果消除了自相关与异方差：
从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来看，随着老龄化加剧，日本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显著为负，而中国劳动力市场并未受到严重的负向冲击。尽管老龄化的加深冲击了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但支撑中国三十多年发展的人口红利并未完全消失殆尽，而是随着中国老龄人口的增加而缓慢减少。1991年到2014年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从538%连续上升到588%，意味着不断加剧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负向冲击还未完全暴露出来，老龄化对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还未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从老龄化对中日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冲击来看，老龄化加剧会抑制两国的经济增长速率，但两者都不显著。
（三）小结
本部分用中国与日本人口相关数据，研究了老龄化率对晒的养老金体系、资本供给、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研究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社会所受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社会所受影响还未完全显露出来，具体体现在：老龄化加大了日本养老金人数支出的压力，而中国养老金系统所受影响比较小；老龄化加大了日本资本市场供给压力，而对中国来说，老龄化率会提高储蓄资本的供给；老龄化造成日本劳动力显著减少，而中国现阶段还未受到显著负向冲击的影响。
三、中日两国政府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对比
（一）人口政策调整
1.提高人口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提升人口生育率、增加新增人口比重才能缓解老龄化对社会结构带来的潜在冲击。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变经历了鼓励、紧缩、严控、放松等四个主要阶段。建国初期中国鼓励计划生育，但随后人口激增导致1962年《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计划生育措施，1970年开始实施“晚、稀、少”的紧缩人口政策，1980年调整为“独生子女”政策，1984年提出“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政策逐渐收紧。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将人口政策法律化（马小红，孙超，2011）[6]。随后，中国政府注意到逐渐显现出来的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与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现象，逐渐放开严控的人口政策。2013年十二届人大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启动 “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直接调整为“二胎政策”，中国人口政策又开始转向为宽松状态。长期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也促使孩子抚养成本竞争性提升，据2016年腾讯新闻向客户端投放的10万份“中国人‘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显示①①数据来源：http：///zt2016/2children/。，如果没有开放二胎政策，667%的80后不愿生育二孩，518%的90后不愿生育二孩，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中219%的受访者是因为“经济状况不允许”，24%的受访者是因为“在抚育一个孩子的时间精力不足”、153%的受访者因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不完善”，104%的受访者因为“基础教育设施不健全”。中国政府不仅要通过积极放开二胎人口政策提升人们生育意愿，更需要通过生育、医疗、社保等多项配套政策来提升人们的生育信心（黄文政，2015）[7]。如果一再延迟政策调整，老龄化加剧不仅会增加年轻一代的养老压力，也会迫使政府增加养老与医疗财政支出，中国还可能会陷入“低生育陷阱”（沈可等，2012）[8]，从而使老龄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
相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谨慎性人口政策，日本为应对老龄化和“低生育陷阱”提出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通过提高生育、抚育的经济补贴，改善抚育条件以及育儿设施提高生育率。具体措施包括直接薪酬假期补贴：提高育儿津贴、延长育儿津贴领取年限、推出育儿假、提高育儿假薪酬、对抚育3岁以下孩子家庭采取税收优惠；提供社会照料设施，如成立保育园、幼儿园、配备育儿师、育儿中心、提供放学托管服务；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如政府负担50%幼儿园费用、超过部分按照家庭收入比例收取；文化倡导，提出女性的“姓氏选择权”，破除传统观念鼓励年轻女性结婚（Patricia Boling，1998）[9] 。
因此，中日两国政府在对待生育率的问题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国政府的行动相对滞后和消极，日本政府在提高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上反应更为主动积极。当前中国政府更多地集中在放宽人口生育条件，鼓励人们生育等措施，对幼儿出生后的医疗、社保、教育等各项公共服务的配套措施准备还比较迟缓，而日本政府则是通过比较积极和完善的配套社会政策来鼓励人们提高生育率。
2.引进外国劳动力
面临劳动力紧缺，日本配以优厚的就业政策以及福利措施吸引优秀外来者[10]。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数据，2012年日本境内登记外国人有9172146人，占日本2012年总人口的718%。其中，韩国人2315238人，占比252%；中国大陆人1626265人，占比177%；中国台湾人1503183人，占比164%；美国人747809人，占比82%；中国香港人462920人，占比50%。2012年日本中长期留日人员中比重较大的为：永久居住者307%、留学89%、定住者81%、日本人配偶8%、技能实习生74%。
中国的移民政策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198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将在华境内外国人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类，规定拥有“定居签证”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永久居住，《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将永久移民政策限于四个大类别的人员：一是满足特定的中国投资数额与纳税条件，分为四种类型：鼓励型产业50万美元以上、西部及贫困县50万美元以上、中部地区100万美元、投资总计200万美元以上；二是在中国担任一定年限的高管或者研究员，三是突出贡献者与国家需要的人才；四是夫妻、亲子或亲属团聚人员。
与中国的移民政策相比，日本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1952年日本《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Immigration Control and Refugee Recognition Act）参照美国移民制度，期初弱化外籍人员作为社会成员参与日本社会的观念。由于跨境人口流动与签证逾期人员数量增加，日本1989年进一步修改法案以利于“技术”移民，通过“研修生”以及Nikkeijin（日本移民后裔）通道提供“非技术”移民（Chikako Kashiwazaki，Tsuneo Akaha，2006）[11]。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有关永住许可的审批标准》规定，除一般道德法律、经济等基本原则上的规定，规定了与日本社会的公共利益、亲属团聚、难民庇护以及突出贡献人员等的入国标准，《有关“对我国的贡献”的标准》对“突出贡献人员”的范畴进行详细定义，包括公共外交、经济产业、教育文化、科学研究、体育事业等方面。
（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从生命历程来看，劳动者在青年时期会集中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在中年时期会通^工作积累财富并承担家庭、社会责任，在老年时期会颐养天年。然而劳动能力的衰减是因人而异的，部分劳动者老年之后，精力仍然充沛，身体还很健康，他们或许更愿意享受较高的工作薪资以及熟悉的工作环境，并不愿意直接退休。因此，需要积极调整老龄人口的认定标准，尽管不能改变生理上的老年认定，但可以配合薪酬政策以及社保政策，通过延迟退休政策、弹性退休政策，减少老年抚养比和减轻年轻劳动力的赡养压力，更高效地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1.日本的退休政策
为抵御老龄化冲击，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提高退休年龄，并实施一系列老龄资源开发计划。1971年，日本通过企业补贴鼓励退休年龄从55岁延迟到60岁，1976年日本政府要求企业把55岁以上人员就业率提高到60%，1986年正式确定60岁退休目标，1990年政府鼓励从业人员延迟到65岁退休；1998年政府将社保基金支付最低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2000年实施一系列老年再就业计划，2004年政府规定雇主有义务告知老年求职者设定年龄限制的原因以及将退休年龄提到65岁以上的条件，同时向65岁以下劳动者提供连续就业计划。2013年日本修正《日本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计划将退休年龄每三年提高一岁，直到2025年达到65岁。
2.中国的退休政策
1978年法律文件规定的中国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一直保持到现今状态。1978年《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规定，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中男性最高为60岁，女性最高为55岁，通过将干部、工人以及自由职业者的退休年龄进行平均计算得到中国男性退休年龄为5556岁，女性退休年龄为4778岁。而根据全球经济指标数据库Trading Economics①①数据来源于：http：///israel/retirement-age-women。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相对较早。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以及养老金支付缺口等压力的暴露，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首提渐进式退休，并提出“提前预告、分步渐进、迈小步伐”的实施方式，2015年中组部、人社部联合发文，将正、副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于2016年3月表示通过“小步徐趋、渐进到位”的方式延后法定退休年龄②②数据来源：http：///a/20160301/14242151_0.shtml。，“小步徐趋”意味着每年小幅度延长退休年龄，给劳动者充分的心理缓冲，“逐渐到位”意味着每年推迟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再达到法定退休的目标年龄。
（三）“银色计划”对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
1.日本积极推进老龄资源再开发
日本于1974年创建了“银色人力资源中心”（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ers），最初目的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临时或者短期工作，90年代向老年人职业中介和直接提供工作的角色过渡，2004 年将其定位为服务于高龄劳动者的综合性职业介绍中心（张士斌，2014）[12]。“银色人力资源中心”缔结成员包括公司、家庭以及公共组织等，通过免费对老年退休者提供就业安置、技能培训课程、临时性工作以及相关服务来丰富老年群体的生活方式。该中心提供的工作为七大类：一般性工作、设备管理、特别知识、技术技能、办公室工作、门对门工作（Door-to-door）以及其他服务，比如汽车清洗、婚礼协助、门卫、产品控制、自行车管理员、翻译、编辑、木工、一般办公室工作、复印员、销售员、家政援助等。
2.中国“银色计划”反应迟缓
尽管中国政府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老龄劳动力服务标准与相关制度化的“银色人力资源中心”。中国部分地方社保局、退休干部管理办公室等机构提出建立“银色平台”、“银色数据库”、“银色人才网”等，比如福建、浙江、江苏、四川等部分地区开始实施相应项目，但他们只是作为辅助工作机构，缺少具体的法律文件以及其他核心职能部门的配合支持。从人口基数来看，中国“银色人力资源中心”计划比日本更具有可开发的潜力，因此人保部应当以老年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为依托，推进老年继续教育项目，构建标准化的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平台，激活老年人才供求市场，完善老龄劳动力的法律制度建设，消除年龄歧视并积极调整薪酬制度，加强老龄劳动力的工作健康监护。通过提倡终生教育机制、培育多元化的技能培训机构、创新用工模式以及工作类型，对部分已退休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劳动者进行返聘，配合社保法律、劳动法等规章制度，为那些愿意再就业的老年人口提供就业平台。
（四）通过产业调整适应老龄社会发展
按照《日本统计年鉴》的行业统计方式，日本产值比重最大的制造业占比呈现收缩趋势，2005年占比224%，2012年为201%；产值第二大的社会服务业，从2005年的198%上升到2012年的2256%，产值第三大的批发零售业保持产值稳定，金融业和保险业逐渐下降，房地产业逐渐上升。产值比重最低的是农业，2005年到2012年保持在137%左右。如果按照中国的产业统计方式，日本第三产业比重从2005年的67%上升到2012年70%，第二产业从32%下降到29%，第一产业保持13%左右的相对稳定状态。而从中国全国人口就业的产业构成来看，2014年中国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295%、第二产业就业为299%、第三产业为406%，可见服务业是中国当前劳动力就业最大的行业。
研究老龄化率对中日两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第二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第一产业比重不受显著影响；中国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第二产业比重不受显著影响。
老龄化对日本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体现在二、三产业上，即影响第二产业年轻劳动力供应，但是日本积极的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政策对第三产业吸收老龄劳动力起到了良好作用。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的结构影响显著体现在第一、第三产业上，而吸纳中国年轻劳动力的第二产业没有受到显著冲击。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冲击到中国年轻劳动力的供应，从而冲击到中国的制造业。
因此，我国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实现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转型，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积极培育适合中老年人就业的工作岗位，发挥服务业对老龄劳动力资源的承接作用，注重年轻劳动力向非老龄劳动行业转移，盘活劳动资源存量，并配套改革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等，提升增量劳动资源的质量。同时，促进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积极培育服务老年人的相关产业，如医疗养护产业、生活关怀产业、日用品消费产业等，推进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提升老年劳动力的生活质量以及精神需求。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年龄结构以及预期寿命差异，发现两国老龄化过程在趋势上存在着相同的路径，日本社会的人口形态改变比中国提早约20年。人口出生率降低与预期寿命增加都加剧了两国的老龄化压力，体现在养老金压力增大、资本供应比重减小、劳动力市场受到负向冲击等，因此两国都面临着人口政策调整、劳动力引进以及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的问题。
但老龄化对中日两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却存在着显著差异。首先，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比中国早，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更大，老龄化加剧增大了日本养老金体系的压力，而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所受的影响还比较小，但由于中国社保体系成熟较晚，劳动者的投保结构与老龄化共同增大了中国养老基金的空缺。其次，从以储蓄比重衡量的资本供给来看，日本资本供给显著受到了老龄化的负向冲击，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与日本相反，老龄人口比重越多储蓄率越高，中国社会呈现出了更多的老龄风险防御的心态。再次，从劳动力市场所受冲击来看，日本劳动力市场所受冲击比中国更大，原因在于日本较早出现人口结构变迁，而中国当前的老龄化程度还尚未真正威胁到劳动力市场。最后，从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层面，中国目前的政策还相对迟缓，精力主要放在“该不该生”、“生几个”等问题上，而日本则是从医疗、教育和社保等方面综合为人口增长率的提升保驾护航；在人口政策方面，日本对海外人才的吸引政策更加多元化和更具有弹性，中国相关的劳动力引进措施还比较保守；在老龄人力资源再开发方面，日本1970年左右就开始老龄人口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文件，而中国官方的提法还处于雏形阶段，尚需进一步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日本已经进入高度服务型社会，产业结构与当前的人口结构匹配程度较高，而中国则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迎接未来的老龄人口高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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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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