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消费需求；聚类分析；趋势预测
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达882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7%，标志着我国已成为了老龄化国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多。2013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16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9.7%。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既加重了社会的养老负担，也给老龄产业的发展增添了动力。老年消费支出的上升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个必然趋势，各地区之间这一支出所占比重的大小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值得更进一步探究。
一、相关文献综述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在7%～14%之间称为老龄化国家，若该比率超过14%称为老龄国家，超过21%时称为超老龄国家。”西方国家由于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对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也较早。《老龄化经济学》（James H.Shulz 1976）的出版，标志着老龄化问题在经济学中的确立。随着老龄化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FLynn（1980）对老年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在都市区核心区和偏远乡村聚落，老年人口明显集中。Golant（1984）通过研究指出，有3/4的美国老龄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我国对人口老龄化研究起步较晚。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研究所在《人民日报》发表篇名为《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是国内较早注意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文献。杜鹏等（2005）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得出从现在到2053年是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时期，2055年预计老年人口将为3.4亿，达到最高峰值，在本世纪的后半叶则在波动中缓慢增长。随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李扬等（2011）利用ESDA技术研究发现，北京市各区县老龄人口的空间分布呈圈层结果，且区域分布差异较大。潭姝琳等（2011）基于1995―2008年我国31个省市数据对我国老龄化特点进行了聚类分析。金晓彤等（2012）对我国老龄人口的消费支出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全国老龄人口的未来消费需求进行了预测。
虽然学者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已有一定研究，老年消费总量将不断扩大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对未来老龄消费趋势的具体量化预测却涉及较少，对各地区老年消费支出预测更是几乎未涉及到。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基础上，选取部分有代表地区，对我国区域老年消费需求趋势做出预测。
二、我国老年人口地区分布差异的聚类分析
从全国31个省市来看，各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结构不尽相同。位于东部板块的天津、山东、江苏，中部板块的湖南、湖北、安徽以及西部板块的重庆、四川的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10%。新疆、宁夏、以及广东四地的老年人口比重7%，说明这些地区还未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东部沿海且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省的老年人比重仅6.98%，也未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外，我国大部分省市老年人口比重均位于7%～10%之间，说明绝大部分地区都已步入老龄化。
表1.我国老年人口地区分布差异
[老年人口比重＼&省市＼&10%以上＼&重庆、四川、江苏、天津、山东、湖南、安徽、湖北＼&7%-10%＼&辽宁、广西、贵州、甘肃、北京、河南、吉林、浙江、陕西、河北、黑龙江、上海、山西、云南、福建、江西、内蒙古、海南、青海＼&7%以下＼&新疆、广东、宁夏、＼&]
（数据来源：2013年全国统计年鉴）
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各地区人均创造GDP呈现从东向西逐步递减趋势。但位于中部板块的内蒙古其人均GDP大于54095元，位于第一梯队；而安徽、江西两省人均GDP低于30000元，形成中部塌陷局面；而宁夏、陕西、湖北、重庆等省人均GDP则相对高于中西部其他地区。
1.基本原理
聚类分析是一种依据样本数据特征，按其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识情况下，建立多种分类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依据分类对象的不同，聚类分析可分为Q型聚类和R型聚类。Q型聚类是对样本进行聚类，将具有相似特征的样本聚集在一起；R型聚类是对变量进行聚类，将具有相似性的变量聚集在一起，减少变量的各数，以实现降维的目的。我们将全国31个省市进行聚类划分，用以发现各种类型相似之处，因而采用Q型聚类分析法。
2.模型和计算方法
假设给定n个变量（我国31个省市），分别确定这n个变量的样本指标（x1 ，x2…xK），收集整理相关数据，形成列表。通过平方欧式距离测算方法对各变量个体之间的距离进行计算，并得出相关系数矩阵：
[Sij=n=1k（cixn-cjxn）2][ 1]
[S=Sij=S11…S1n???Sm1…Smn （2）]
其中：C代表地区，S代表平方欧式距离，Sij则代表i地区同j地区之间的平方欧式距离。
依据样本之间的平方欧式距离，将距离最小的两个个体聚为一类，形成n-1类；对所得出的n-1类个体继续进行距离测算，将距离最小的个体或小类继续集聚，直至所有个体凝聚成为一大类。最后依据集聚的步骤，进行分类处理。
3.指标说明
为了将老年人口地域分布同经济发展程度进行聚类分析，本文选用了老年人口系数、老年人口抚养比、GDP比重、人均GDP比值、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5个指标，对31个省市进行聚类分析。
老年人口系数是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用以反映一个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快慢程度。老年人口抚养比是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比重，用以度量劳动力的养老负担。GDP比重和人均GDP比值反映一个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GDP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政府对老年人口抚养压力较小，医疗卫生水平也会有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是指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同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这一指标可反映地区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在养老问题上的负担程度。
4.聚类结果分析
文章采用2013年全国统计年鉴数据，选取全国31个省市老年人口系数、老年人口抚养比、GDP比重、人均GDP比值、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5个指标，运用spss软件对各个省市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出聚类树图，根据聚类结果，可将我国31个省市分为五个类别（表2）。
表2.全国31个省市聚类结果
类别Ⅰ： 渐老先富的广东模式。广东省老年人口系数为6.89%，老龄化程度较低，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23倍。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快速发展，一大批企业在国家优惠政策支持下蓬勃发展。大量高校毕业生和外来务工人员被吸引至此，为广东省输入了新鲜血液，也为经济腾飞做出巨大贡献。因此造就了广东省人口年龄在五个类别中处于相对较年轻水平，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状况。
类别Ⅱ： 渐老未富模式。这一模式以、宁夏、青海、新疆、海南为代表。这些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全国而言处于较低水平，老年人口系数均值为6.62%。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人均GDP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7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0.76。原因是这些地区均位于我国偏远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交通相对闭塞，经济发展较为困难；造成医疗卫生条件相对滞后，影响了人口的寿命；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并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继而造成新生人口较多，老年人口比重相对较低。
类型Ⅲ：渐老渐富模式。有20个省份属于这一模式，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总体趋势。这些地区老年人口系数均值为8.89%，均以步入老龄化社会，但老龄化程度并不严重。从经济状况看，人均GDP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05，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一致。这些地区伴随经济的增长，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医疗卫生水平有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口寿命的提高。
类型Ⅳ：边富边老模式。这一模式下的地区主要是江苏和山东两省。两地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老年人口系数均值为11%。同时，经济较为发达，人均GDP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3倍。这两地医疗养老保障制度较为健全，居民收入水平较好，养老压力相对较小。
类型Ⅴ：未富先老模式。这一模式下的典型地区是湖南、四川和重庆三地。这些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老年人口系数达11.94%。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GDP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7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88。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相应的医疗养老保障制度并不健全，加之居民可支配收入有限，面临较为严峻的养老压力。
三、聚类结果下的老年人口消费需求趋势预测
依据前文得出的聚类分析结果，文章从五大类型中分别选取了广东、宁夏、河南、江苏、重庆五个省市作为进一步分析样本。这五个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均处于类别中的平均水平，并分别涵盖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对其老年人口消费需求预测能较好反映出区域发展差异对老年人口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
1.预测模型的构建
已有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的消费需求有所不同。为各个年龄段消费需求所赋予的权数称之为消费系数。通常，15～64岁劳动力人口消费系数为1，视为标准量；儿童和老年人则以一定比例进行折算。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当未成年、老龄人口的消费系数均为0.7时，所得出的模型拟合优度要优于其他消费系数。因而本文将未成年、老龄人口消费系数均设定为0.7。将居民消费支出同老年人口系数、老龄人口消费系数相乘，得出老年人口的消费支出。研究方法上，本文利用1997-2012数据建立了一个时间序列，采用布朗单一参数线性指数平滑对老年消费支出和居民总消费支出做出预测。
2.预测公式
布朗单一参数线性指数平滑适用于有线性趋势的时间序列。计算方法是在一次平滑基础上对时间序列的线性趋势进行修正，进而建立线性平滑模型进行预测，其计算公式如下：
[f（1）t=ayt+（1-α）f（1）t-1 1]
[f（2）t=af（1）t+（1-α）f（2）t-1 2]
[ft+m=at+btm （ 3）]
公式（1）为一次平滑，公式（2）二次平滑，公式（3）为线性指数平滑模型。其中，
[at=2f（1）t-f（2）t]、[bt=α1-α（f（1）t-f（2）t）]是模型的两个参数，m为超前期数。
3.预测结果
依据线性指数平滑模型，得出未来几十年老年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预测值，选择部分数据列表如下：
表3.部分地区老年消费及居民
消费趋势预测
四、预测结果分析
预测结果表明，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老年消费支出也有所变化。总体来看，老年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到2050年，预计江苏省老年消费支出可达9502.7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的10.78%；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重庆市，老年消费支出为1964.1亿元，占比9%；位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预计2050年老年消费支出为3991.6亿元，占比7.58%；位于西部地区的宁夏和人口老龄化发展较为缓慢的广东省，老年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4.35%和4.76%。虽然总体上老年消费支出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受区域差异影响，各地区老年消费发展趋势也有所不同。
从预测结果可以发现，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地区，老年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要高于其他地区。江苏和重庆老年人口系数为11.5%和12.9%，人口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其老年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10.78%和9%%，相对高于其他三个地区；河南老龄化程度相对居中，老年人口系数为8.82%，老年消费占比为7.58%，同样也居于中间水平；广东和宁夏两地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较轻，老年人口系数分别为6.98%和6.62%，相对而言老年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也较低，分别为4.76%和4.35%。
在相同老龄化程度下，经济发达地区老年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高于经济较为落后地区。以江苏和重庆为例，两地老年人口系数较为接近，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但江苏经济较重庆市更为发达。2013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GDP为59161.75亿元和74697元，分别位居全国第二和第四；而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12656.69亿元和人均GDP42976.88元均低于江苏省水平。从老年消费支出2050年预测值看，江苏省老年消费支出占比10.78%高于重庆市的9%。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消费支出总额会不断上升。老年人消费支出不仅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也会受地区老年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影响。老年消费群体是未来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老龄产业发展是新时期的一大着力点。但在大力扶持发展老龄产业同时，应以老年人口消费习惯为基础、遵循地区老年消费能力的客观规律，有针对性的发展地区老龄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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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育率；人口红利；老龄社会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3-003-02
一、问题重述
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70年代初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红利消失。本世纪初调整到“双独二胎”，到现在的“单独二胎”。无疑是政策不断进步的表现。选择合适的角度建立数学模型，评估有没有必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二、影响因素的分析
1、生育率水平。20世纪7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导致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生育率几乎一直处于低生育率2.14以下的水平，近几年更是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5。超低生育率水平加快了我国老龄化的进程，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2、出生性别比例。在计划生育中的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最终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被“人为性”破坏失调。查阅1980年至2010年的性别比例资料得知，正常性别比例在103：100左右。自1978年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明显升高，1985年后除了个别年份外，出生性别比例均超过了112，明显偏离了正常的性别比例，从总趋势上看，比例仍呈增长趋势。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会带来婚姻挤压、性别透支和人口结构失衡等严重社会问题。
3、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红利期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通过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表示人口红利的变化，确定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
经分析，我国的人口红利大致处于增长趋势，但是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拐点，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建立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几十年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进而说明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
（1）差分方程模型。将人群按年龄大小等间隔地分成n个年龄组，比如每10岁或每5岁为1个年龄组。与年龄的离散化相对应，时间也离散为时段，并且时段的间隔与年龄区间大小相等，即以10年或5年为1个阶段。人口是通过女性个体的生育而增长的，所以用女性数量的变化为研究对象比较方便，下面提到的人口数量均指其中的女性。
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群数量为 ，第 年龄组的生育率为 ，死亡率为 ，生存率为 ，有 ，假设 和 不随时段 变化。 的变化规律：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 各年龄组生育数量之和，即
①
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 第 年龄组生存下来的数量，即
②
设时段K种群按年龄组的分布变量为： ③
则（1）、（2）可表为 ， ④
其中，由生育率 和生存率 构成的矩阵 ⑤
当矩阵L和按年龄组的初始分布向量 已知时，可以预测任意时段K人群按年龄组的分布为 ⑥
（2）模型验证。将年龄分为4组，全国人口分为0-14、15-49、50-59、60-90共4个年龄阶段，根据公式⑥只要知道 时的L矩阵，依次可以得到以后每年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据，进而可以预测年龄在15-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000-2008年的出生率 及死亡率 ，通过死亡率得生存率 。
表2中平均相对误差为0.0159，说明该模型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用该模型预测各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从而得出15-59岁劳动人口数以及总人口数，算出比值即得到每年的人口红利数据，相关运算过程借助MATLAB实现。得知，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呈增长趋势，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呈急剧下降的趋势。
4、老龄化问题。老龄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数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7%。采用新标准分析我国老龄化程度。
由表3中数据可知，我国2000年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2011年比例已经高达9.1%，说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还会继续加大。
为了更加明确的说明问题，根据建立的动态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呈递增趋势，2030年左右我国老龄化已经超过20%，并将一直增长下去，所以20年后我国将成为高度老龄化国家。造成上述原因可分为两方面：1、人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第一方面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第二个方面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疾病的控制、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口高度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会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最终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结论
通过对生育率、出生性别比例、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的分析，得出生育率持续降低，出生性别比例不平衡程度继续加深，人口红利在2015年将会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重，这种变化趋势最终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也就是说目前很有必要开放二胎政策。
参考文献
本研究针对湖北省某县所有参合人群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新农合报表以及参合人群的住院系统数据，通过SPSS19.0及Excel2007对数据进行处理，将年龄进行分层分析，在年龄分层的过程中数据存在一定的缺失，但是缺失率基本控制在5%以下。对有效住院人次进行年龄结构，住院费用以及住院流向的分析，阐述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卫生服务需求的利用对新农合基金的影响。
2结果
2.1参合人群年龄结构
老化将对新农合基金带来一定的风险通过对湖北省某县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自2008年以来，新农合的参合率基本处于上升趋势，截至2012年，新农合的参合率达到99.30%，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我国的农业人口基本被新农合所覆盖，这是我国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的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参合人口的年龄结构分析结果不容乐观。从纵向看，除了0～5岁组的儿童参合人数占总参合人数的构成比呈现上升趋势外，其他年龄组参合人数构成比随着年份没有显著性变化，趋于稳定状态。从横向来看，参合年龄段中40～59岁年龄组的参合人数占总参合人数的构成比最高，40～59岁组及60岁组两个年龄组的参合人数的构成比每年达到50%以上，2012年达到59.31%，接近60%。然而这两个参合年龄组又属于发病的高发人群，势必会对新农合的基金构成一定的威胁。
2.2老年人口的住院人次逐年上升
对新农合基金造成一定冲击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医疗保险的全覆盖，我国的农村人口的卫生服务利用率在显著提高，住院人次也在不断上升。如表3所示，从纵向分析，该县总的住院人次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住院人次构成比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2年60岁以上老年人住院人次占总的住院人次的构成比达到28.98%，相比2008年住院构成比增加了9.54%，4年内增加接近10个百分点，2009年以后逐年增加的百分比呈现递增趋势。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下，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程度的加强，但是一方面也对我国的新农合基金造成一定威胁。存在的另一个隐患是40～59岁组的住院人口构成比是最高的，住院构成比稳定在35%左右，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会对我国刚刚建立的新农合基金造成很大的威胁。
2.3老年人口住院费用的上升对新农合基金的影响
在老年人住院人次上升的趋势下，难免会引起老年人口住院费用的上升。老年人以及总的住院人的住院费用都呈现上升的趋势，2012年老年人口的住院费用是2008年的3.28倍。2012年的住院总费用是2008年的2.25倍。可见老年人口的住院总费用上升的幅度较普通一般人群更大，值得我们去关注。2012年老年人口的住院费用占总的住院费用的比例达到27.53%。相比2008年上升8.60%。这对于农村地区没有退休金及其他稳定收入来源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经济负担，并直接影响其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同时对新农合基金造成潜在的危机。2.4参合老年人住院流向对新农合基金的影响，老年人选择就医的医疗机构主要是乡级医疗机构，其次是县级医疗机构。市级及市外医疗机构就诊人次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一方面，因为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不便长途奔波，另一方面，因为老年人发病多为慢性病，病程较长，乡级医疗机构基本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卫生服务需求。但是从纵向来看，老年人乡级医疗机构的住院人次所占比例自2010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县级及市级医疗机构的住院人次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某种程度上因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使得老年人卫生服需求得到释放，但是仍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使老年人的就医流向呈现合理的发展趋势，在满足老年人卫生服务需求的条件下高效地使用卫生资源，避免在老龄化背景下卫生资源的浪费导致的新农合基金的负担。
3讨论
3.1政府加大对新农合老年人卫生服务的财政
投入新农合自2003年实施以来，基金的使用以及管理一直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达到平稳运行状态。在老年人住院人次以及住院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增加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增加对新农合中参合老年人的专项财对老年人的专项投入，确保在满足老年人卫生服务需求情况下保证新农合基金的平稳运行。
3.2“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政府
加大对老年人卫生服务投资的同时，需要以控制医疗服务成本为核心进行节流，减少医疗资源的不合理使用而造成医疗保险基金的浪费。近年来，在新农合保险广覆盖的情况下，面临着参合人群老龄化的挑战，改变参合人群的年龄结构是一个长远的问题，为此通过医疗服务的成本控制，减少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率也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举措。通过支付方式改革来控制医疗服务供方诱导需求产生的额外医疗服务成本，同时，通过补偿政策以及增加患者的健康保健意识，分级诊疗等措施控制需方引起的医疗资源浪费。
3.3加强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村卫生室的建设，合理引导老年人的就医流向老年人的就医集中在乡级医疗机构，但是近年来县级医疗机构老年人的就医人次有所上升。然而老年人的发病一般为慢性病，病程比较长，在没有紧急情况的条件下，乡级医疗机构基本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卫生服务需求。国际经验表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诊治80%以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为此，需要加强乡级医疗机构的建设，满足绝大多数数老年人的卫生服务需求，这一方面可以方便老年人就近就医，同时又可以保证老年人合理使用卫生资源，避免卫生资源浪费，从而控制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医疗费用的上涨，减轻农村老年人口看病就医的经济负担，重要的是保证了新农合基金的安全。
3.4加强老年人以及中年人的慢性病管理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中国人口信息中心开发的中国人口预测系统((cpps)软件预测青海人口老龄化进程，分析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障带来的挑战。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已经超出了作为人口数字的具体意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挑战，逐渐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青海省在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数为167.65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4.7万人，老年人口比例是2.8%。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214.56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下降到2.1%。第三次全国普查时总人口增长了145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2.7%，第四次全国普查中总人口增长了56万人，老年人口比例是3.07%，到“五普”时，总人口增长到了518.16万人，老年人口比例增长到4.56%a 2005年青海省1%人口抽样调查中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04%。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为24.11%，计算出相应的抚养比为43.29%，老年抚养比是8.77%，老少比为25.1%。由此可以看出，青海省在2005年少年儿童的比重低于30%，老少比高于15%,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接近7%，可以判定青海省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正处于由成年型人口快速向老年型人口转变的阶段。由于青海省是一个西部贫困省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预测人口老龄化进程，分析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障带来的挑战，是积极应对青海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间题的决定》的具体措施。
一、青海省人口老龄化末来趋势预测
(一)预测方法和条件设定
基于青海省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统计资料，运用中国人口信息中心开发的中国人口预测系统( cpps)软件，可对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本项研究的目标时间段为2005年一2030年;实际预测分三套方案进行(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预测未考虑迁移人口因素影响。
在人口预测过程中，预测参数(生育率参数、死亡率参数等)的选取直接决定着预测结果的质量。对于预测期内初始年份总和生育率的选取，具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一是青海省统计局的有关专家认为，初始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为1.93左右;二是青海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有关专家认为，初始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为1.98左右。综合考虑以上两种意见，笔者在实际预测时选择了三套方案:高方案:青海省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预测期内的初始年份为1.98，并在整个预测期内保持不变;中方案:青海省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预测期内按从期初的i .93持续下降至2030年的i.b;低方案:青海省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预测期内按从期初的1.93持续下降至2020年的1.8，此后一直保持不变。在死亡率参数的选取方面，根据世界人口转变所取得的经验，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一定水平后将出现减速递增趋势。联合国的经验数据表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67.5-70岁时，男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每10年将增加1.5岁，女性人口这一数字为3.6岁;达到70-72.5岁时，相应的数字为男性人口每10年增加0.9岁，女性人口每10年增加2.8岁;达到72.5-75岁时，相应的数字为男性人口每10年增加0.4岁，女性人口每10年增加2岁;达到75岁以上时，相应的数字为男性人口每10年增加0.2岁，女性人口每10年增加1岁。按此结合基年数据可计算得到预测期内青海省预期寿命的变化模式并对死亡参数做出选定。
(二)预测主要结果
1.人口年龄结构将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化，且这一转化过程将于2009年左右完成
如表1所示，按照表2所示国际上关于人口年龄构成类型的划分标准，三种预测方案均表明，2006年度，青海省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尚属成年型，2009年则将步人老龄社会(按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预测，老年人口系数均在7%以上，儿童少年人口系数均在30%以下，老化指数均在30%以上)。2030年，按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预测，老年人口系数分别将达14.01%,14.27%,14.33%左右。按照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还可以看出，2006年度人口年龄金字塔尚处于由增长型向静止型的过渡时期，其后则将逐步实现向缩减型的转化。
2.步入老龄社会后，总体而言青海省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仍将持续深入，2030年之前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呈不断上升态势
图1,2分别对2030年之前按三种方案预测得到的青海省老年人口比重及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动趋势作了直观说明。表3亦列出了青海省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及总抚养比等指标在预测期内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预测期内，少儿人口所占比重及少儿抚养比指标总体上的变化趋势将不断下降(如图3 .4所示)，而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及老年人口抚养比指标的变化趋势则呈现出与之相反的上升趋势，且其上升幅度总体而言要大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幅度，进而带动了总抚养比在预测期内趋于上升。由此可得，人口老龄化将使得劳动适龄人口的抚养负担日益加重。
3.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30年之前将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
无论按何种方案预测，至2030年止，青海省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在60%以上，说明预测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还是较为丰富的，亦说明在此期间就业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仍将不容忽视。图5对2030年之前按三种方案预测得到的青海省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动趋势作了直观说明。
二、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障带来的挑战
(一)人口老龄化趋势导致养老负担加重
预测结果表明，青海省老年人口抚养比在2030年之前的这段预测期内将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同时发生的，且其上升幅度总体而言要大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幅度，进而带动了总抚养比在预测期内趋于上升。由此可知，人口老龄化将使得劳动适龄人口的抚养负担日益加重。此外，针对每万名就业人口所负担的老年人口数进行分析的结果，亦证明青海省正在发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不仅仅是一个老年人口与总人口之间的比例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缴纳和负担养老保险费的就业人口与作为养老金领取者的老年人口之间的比例不断下降的过程。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006》所提供的青海省1990-2005年的从业人口时间序列数据，以时间变量为自变量，用spss 15.0进行曲线拟合的结果表明从业人口(此处用变量p表示)与时间变量(此处用变量t表示)之间存在着较为理想的对数函数关系，其具体形式为:p= 8019.2ln(t)-60671.3，r2=0.994, f=2231.163，将其进行趋势外推至2030年，可以预测出青海省这一期间的历年从业人口数。结合前文所预测得到的老年人口数(以中方案为例)，便可以得到每万名就业人口所负担的老年人口数(如表4所示)。从表4中不难看出，青海省每万名就业人口所负担的老年人口数将呈现出不断攀升的态势，因而将对养老保险基金帐户的平衡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挑战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模式
当一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或者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时(或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初期)，一般采用现收现付模式来筹集养老保险基金，费率较低且稳定是其重要原因，但这种代际转移负担的基金筹集模式亦有其自身的缺陷，如将退休一代人的养老金负担压在了下一代人身上，如其负担过重则势必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根据国际经验，支撑一个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三个条件:(1)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以支撑现有的退休人口;(2)一个有效率的税收体系，以便于潜在的养老保险费用的足额收缴;(3)一个高效且健全的基金管理体系，以确保养老基金能够不断地保值增值。目前，后两项条件就现实国情而言显然尚难以实现，而就第一项条件而言，虽然目前青海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仍然较高，但养老负担已经开始大幅度上升，并且就预测期内的情况言之，人口结构的不断老化已成为一个确定无疑的趋势。实际上，如果没有来自财政的补贴和对个人账户资金的占用，养老统筹基金收支之间的不平衡将成为一种常态，长期累积下去则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现收现付制度也将因此难以为继。目前，随着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人，离退休人员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快速增加，实行现收现付模式将给企业、职工，甚至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由于青海省自然条件差，经济总量小，地方财政困难，养老金筹集面临困难，主要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补助，还未能实现良性循环，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解决“两个确保”资金需求。如果保持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渐趋老化和在职职工的缴费率的持续上升，如不改变现收现付模式，青海省的养老金支出与工资总额的比例极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过国际公认的20%---25%的警戒线，届时将极可能产生养老金支付困难等消极现象，也会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稳定。
(三)人口老龄化趋势挑战家庭养老功能
人口老龄化会弱化家庭养老功能的表现包括:一是使得家庭规模缩小。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近年来青海省的户均人口规模呈现下降态势。2000年户均人数为3.96人，2005年则降至3.66人;二是使得家庭结构模式由传统的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换。由于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的增加使得家庭内的代际数相应增加，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家庭的抚养和赡养结构大多呈“4-2-1”型，家庭中可供照料老人的成员减少，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减弱，甚至会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现象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亦将随之增加，除经济供养问题随之加重外，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亦将随之不断增加。就青海省情而言，截至2005年底，全省农牧区贫困人数高达120.5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633万人，低收人贫困人口57.2万人;贫困比重大，全省总人口为543.2万人，农牧区人口为329.9万人，农牧区贫困人口的比重高达36.5%;且直接为老人生活服务的各类社会福利机构基本上还处于初级状态，发展比较缓慢;大部分收养单位、福利院设施不健全，管理欠规范，环境不够理想，专业服务人员短缺，老人们的生活医疗需要根本无法满足，这无疑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时又为青海省增添了难度，将导致农牧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四)人口老龄化趋势挑战医疗保障模式
[关键字]人口总量 老龄化 育龄妇女
中图分类号：C924 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基础和依据。人口数量及其结构预测可为卫生部门优化配置卫生资源提供信息，老龄人口预测可为政府制定涉及老年人口政策提供支持，劳动力人口预测可为人事劳动部门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提供参考，学龄人口预测可为教育部门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供依据，育龄妇女规模预测可为人口计生部门制定人口控制政策和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提供数据支持。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五年的南开区人口将呈现出总量增长缓慢、劳动力充足、老龄化加剧的趋势特点。
现在按照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两个口径，分析未来5年南开区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育龄妇女人口、少儿人口以及老年人口的变化特点和变动趋势。
一、 常住人口总量缓慢增长，户籍人口缓慢减少。
预测结果显示，2014-2018年南开区将出现户籍人口减少，迁移人口增加，常住人口总量缓慢上升趋势。常住人口总量将从101.11万增至102.06万，户籍人口将从86.10万降至84.09万，迁移人口将从15.01万增至17.97万。迁移人口变化幅度最大。
二、人口已经处于老年类型，且老化程度不断加深。
按照常住人口口径，2014-2018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7.84%、7.80%、7.79%、7.74%和7.87%。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16.53%、17.12%、17.78%、18.53%和19.46%。老少比依次为210.85%， 219.42%、228.15%、239.31%、247.16%（表2）。
再从户籍人口来看，0-14岁人口比重在6.03%-5.62%之间，逐年减少，而65岁人口比重在15.71%-18.40%之间，逐年上升，老少比从260.48%逐渐升至327.15%，从表2中可以明显看出，户籍人口较常住人口老化程度更高。
参照国际人口类型的划分标准，0-14岁人口比重在30%以下，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10%以上，老少比在30%以上的人口属于老年型人口，2014-2018年南开区人口已经具备老年型社会特征，并且未来几年老化程度会进一步加重。
三、劳动年龄人口占主体未变，劳动力平均年龄进一步提高。
预测结果显示，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且保持主体地位，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从2014年的64.11万减少到2018年的59.57万，减少了4.45万；同期，常住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从76.48万减少到74.16万，减少了2.32万。再从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看，户籍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14年的63.41%逐渐下降到2018年的58.37%，下降了5个百分点；同期，常住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则从75.64%降至72.66%，可以看到，虽然，不论在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依然占主体地位，但都有减少的趋势，尽管迁入劳动年龄人口的作用部分缓解了常住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幅度，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总趋势并未改变。同时，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也在逐年升高，常住人口的劳动力平均年龄从2014年的40.39岁升至2018年的41.63岁；户籍人口的劳动力平均年龄从2014年的42.03岁升至2018年的43.45岁。而且，户籍人口较常住人口老化程度更高在劳动力平均年龄上也有体现。
四、育龄妇女总体规模呈逐渐下降趋势，生育旺盛期妇女比重减少。
总的来看，不管是户籍人口中的育龄妇女，还是常住人口中的育龄妇女，2014-2018年都呈现出减少的趋势。户籍人口中，育龄妇女2014年有19.09万，以后逐年减少，到2018年，为17.69万。常住人口中，育龄妇女2014年有24.68万，2018年减少到24.08万，也呈下降趋势，只是下降幅度小于户籍育龄妇女。
从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上来看，30-49岁人数所占比重都有提高趋势，按照户籍人口的口径，30-49岁妇女所占比重从2014年的60.71%逐渐升至2018年的73.62%。常住人口相应的比重从56.30增长到66.54%。户籍人口中20-29岁育龄妇女所占比重从34.28%逐步降至21.73%，由于迁入人口的加入，常住人口相应比例则从36.61%降至28.23%。从而可以看出，即使迁移人口的影响也为能改变生育旺盛组比重下降的态势。预测期内15-19岁、20-29岁者两个年龄段的育龄妇女规模都显现出减少的大趋势，而30-39、40-49岁这两个年龄段，育龄妇女规模都显现出上升的趋势。由于处于生育旺盛期的20-29岁妇女规模呈下降走势，意味着未来3-4年，出生人口可能会减少。
五、接受义务教育人口数小幅增长，学前儿童规模减小。
预测结果显示，2014-2018年，南开区户籍人口中的0-14岁少儿人口规模将从6.10万减少到5.73万，年均减少0.09万。其中，0-5岁学龄前人口从2.46万减少到1.71万，减少了0.75万，年均减少0.19万。相反，6-14岁义务教育阶段人口在增长，从3.64万增加到4.03万，年均增长0.10万。常住人口中的0-14岁少儿人口规模将从7.93万增加到8.04万，年均增长0.03万。其中，0-5岁学龄前人口从3.41万减少到2.66万，减少了0.75万，年均减少0.19万。6-14岁义务教育阶段人口在增长，从4.52万增加到5.38万，年均减少0.22万。可以看到，户籍人口中0-14岁人口规模减小，而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规模增加，但是在两种口径下的0-5岁人口都在减少，6-14岁人口都在增加。
未来五年南开区的出生人口总量逐渐减少，性别比基本保持平稳。迁移人口中出生人口呈逐步上升趋势，常住人口中出生人口呈波动性下降趋势，男性出生人口和女性出生人口则均呈缓慢下降趋势，户籍人口中出生人口呈逐步下降趋势，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保持平稳。（图2）。
六、老年人口规模增长迅猛，老龄化趋势显著。
预测结果显示，2014-2018年间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3.15万人，年增长率分别为3.90%，4.09%，4.41%，5.27%。其中65-79岁人口增加2.25万人，80岁以上高龄老人增加8055人。与高龄老人相比，较年轻老人的增长速度稍快。户籍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2.89人，年增长率分别为3.70%，3.94%，4.26%，5.18%。其中65-79岁人口增加2.05万人，80岁以上高龄老人增加1849人。
男性老年人口、女性老年人口、户籍老年人口和迁移老年人口趋势基本一致，都呈逐步上升趋势，而老年人口性别比则呈缓慢上升趋势。
七、老年抚养比上升明显，少儿抚养比小幅提高，总的人口抚养负担逐年升高。
2014年，按照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两种口径南开区总人口抚养比分别为32.21和34.29，到2018年分别升至37.62和41.15。数据显示，老年抚养比增长的幅度在4.93-6.74之间，少儿人口负担也有增长，幅度大约在0.12-0.48之间，因此，总人口的抚养比逐年升高。常住人口中的少儿抚养比略高于户籍人口，而老年负担比较户籍人口更轻一些。总的来看，养老负担重于养小负担。两种口径下都出现人口抚养负担逐渐加重的趋势，养老负担更较严重，尤其是户籍人口。（见表8）
（四）政策建议
人口发展是长周期事件，需要统筹规划，未雨绸缪。未来五年，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和人口分布问题将对全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为了确保全区各项工作目标，在人口计生方面，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1、建立综合治理，责任明确的人口管理机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需要各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积极配合，为此，必须确定明确的责任，制定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
2、用“动态人口红利”理论，积极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未来几年，南开区将面临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它不仅使家庭养老人均负担加重，还会造成养老保险成本和医疗保障费用上升，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压力。 “动态人口红利”理论就是通过延长预期寿命，增加劳动力资源；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鼓励老年人参与发展，变老龄化的压力为动力。
3、在稳定现有生育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人口计生工作。继续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天津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积极、全面地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综合化、公开化、透明化、人性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随着人口结构和社会的变化，生育年龄可能会出现提高趋势，计生卫生部门要根据需要，加强相关服务。
关键词： 结直肠癌；发病率；发病趋势；年均变化百分比 中图分类号： R 735文献标志码： A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rcinoma，CRC）是常恶性肿瘤之一，居全球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第三位，女性第二位＼[1＼]。结直肠癌居我国男性新发恶性肿瘤第四位，女性第三位，是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年龄、不良生活方式及遗传易感性等与结直肠癌发病相关＼[2＼]。通过实施一级二级预防策略可有效预防结直肠癌的发生及降低死亡率。本研究利用江苏省启东市肿瘤登记系统记录的资料对该地区结直肠癌的流行现状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结直肠癌发病资料来源于启东市肿瘤登记系统。对1993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肿瘤登记报告中户籍人群新发结直肠癌资料进行分析。人口数据由启东市公安局提供。
1.2方法
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肿瘤分类ICDO2编码，对启东市肿瘤登记系统中的恶性肿瘤发病资料进行编码及分类统计。采用自制的结构调查表摘录结直肠癌患者的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家庭地址、诊断日期、诊断依据等。对1993―2012年结直肠癌新发病例进行分析，计算年发病率。
1.3资料分析
以启东市户籍人群为基础计算结直肠癌发病率，平均人口数为相邻两年的年初和年末人口数的平均值。按不同时间和年龄组分别计算结直肠癌发病率。采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人口年龄构成进行发病率的标化。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KolmogoroveSmirnov检验计量资料的正态性，对非正态分布的资料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运用SAS 9.4软件对上述资料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学分析。率的检验采用泊松近似法。同时，应用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 3.4.2统计软件计算不同年份及不同年龄组率的年均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APC）并进行率的趋势检验，纳入的变量包括发病率、率的标准误以及时间等＼[3＼]。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发病情况
1993―2012年启东市共报告结直肠癌新发病例4 648例，占同期所有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的7.65%，中位发病年龄69.0岁。其中男性结直肠癌患者2 328例（50.09%），女性患者2 320例（49.91%）。结直肠癌粗发病率为23.00/10万，男性结直肠癌粗发病率为24.72/10万、女性粗发病率为21.51/10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4.53，P
2.2发病率的变化趋势
1993―2012年启东市结直肠癌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APC=5.2，95%CI：2.8%～7.7%，P
2.3不同年龄性别发病情况
经KolmogoroveSmirnov检验，男女人群的年龄分布均不符合正态分布，运用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男女发病年龄差异，男性发病年龄（68.4岁）低于女性（70.0岁）（Z=4.2334，P
3讨论
1993―2012年启东市共报告结直肠癌新发病例4 648例，年均粗发病率为23.00/10万，标化发病率为14.13/10万。2008年启东市结直肠癌粗发病率为31.97/10万，与同期全国结直肠癌粗发病率（31.39/10万）持平（P=0.319），但该地区结直肠癌标化发病率（19.44/10万）高于全国标化发病率（14.62/10万）＼[4＼]。2010年该地区结直肠癌发病率低于同期广州、上海等地＼[58＼]。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与全球结直肠癌发病趋势一致＼[3＼]。
结直肠癌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间的差异主要由人口老龄化所致。1975―2004年启东市居民的平均寿命由71.5岁增加到78.8岁，提高了7.3岁，男性预期寿命69.6岁，女性76.7岁＼[9＼]。至2002年男性预期寿命增加了1.9岁，女性预期寿命增加了2.1岁。国际上60岁以上人口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10%和7%，视为人口老龄化，2012年启东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为17.87%，老龄化情况严重。按年龄进行结直肠癌发病率的分层分析，50岁后发病率增长趋势明显，中老年人是结直肠癌发病的主要人群，因此，开展中老年人群结直肠癌筛查，提高早期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腺瘤肉的诊治，对改善结直肠癌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1993―2012年间，去除人口构成不同的影响因素后，结直肠癌的标化发病率仍呈明显上升趋势。启东1978―2002年结直肠癌发病情况研究@示，该期间结直肠癌标化发病率年均升高1.4%＼[10＼]，本研究结果显示，1993―2002年该地区结直肠癌标化发病率年均升高1.7%，两研究结果一致。1978―1992年启东地区结直肠癌平均标化发病率9.5 /10万＼[10＼]，本研结果显示，1993―2012年，该地区结直肠癌平均标化发病率为14.13/10万（APC=5.0，95%CI：3.7%～6.3%，P
此外，医疗技术的发展，早期诊断及筛查技术的提高，也可能是结直肠发病率升高的因素之一。启东市近年来在结直肠癌筛查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如粪便隐血检查、结肠镜检查、肿瘤标志物和DNA检测＼[11＼]，以及外周血自身抗体生物标志群筛查技术的研发＼[12＼]。随着这些早期诊断方法的普及和改进，越来越多的结直肠癌患者能够得到及时诊治。
随着环境因素、行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肿瘤诊治水平的提高，恶性肿瘤的发病情况在不断发生变化，肿瘤登记工作是掌握恶性肿瘤发病规律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基于完整的启东结直肠癌登记资料，分析1993―2012年间结直肠癌发病情况和发病率变化趋势，为制定结直肠癌防治策略及合理分配医疗资源提供了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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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 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险
一、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和特点的研究
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六普”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我国大陆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因此，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自有的特点。我国论者们一致认为：（1）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2）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出现“未富先老”的现象。（3）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影响了我国各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影响的研究
国内学者一般从养老负担、基金供给、基金管理等几个方面入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
许多学者一致认同：（1）人口老龄化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导致社会养老负担加重。伴随着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我国赡养比不断上升。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后，我国家庭结构模式大多呈现“4-2-1”型，这意味着：一方面，养老保险交费人数减少且交费额下降；另一方面，领取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加且养老支出金额上升，这给养老保险的偿付能力带来了沉重的压力。（2）老龄化导致退休寿命增加，制度给付年限延长，养老保险金供给不足，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林义指出，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现实压力，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制约，居民的社保缴费能力有限，企业经济组织的持续缴费能力下降，各类社保补贴及缓缴项目增多，给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资金平衡带来很大压力。（3）人口老龄化凸显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的不完善，社保统筹层次太低，投资渠道太窄，转换基金筹集模式以及如何在保障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
三、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与建议的研究
在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特点以及其对养老保险影响之后，大多数论者提出了应对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视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背景下，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优化与制度顶层设计，重视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战略构想及有效实施。通过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逐步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不断提高养老保障水平，让老年人口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
第二，建立完善新型的多元化养老模式，将政府养老发展为全民养老。我国应该建立“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尤其要重视构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首先要加强宣传，使居家养老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其次，政府要加大政策、资金上的扶持，引入社会资金，以保证资金的稳定性；最后，面对当前农村居家养老发展并不完善的现实，应明确各方面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责任主体包括政府、家庭、集体及专业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机构。
第三，在养老保险基金方面，首先，要完善基金管理制度和资金保证机制；其次，切实做实个人账户，完善统账结合模式，合理拓宽养老金投资渠道，有效实现保值增值；最后，要建立健全的政府监督管理体制，加强养老基金的统筹监管。
第四，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合理发挥老年资源优势。实行弹性退休能使退休养老保障更具灵活性，既能减轻劳动力市场供求压力，又能适应老年人心理状态的调整。
此外，学者李珍还注意到养老金的性别差异，她提出，当务之急是提高女干部、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使其与男性一致，统一全国的退休年龄，在此基础上再稳步提高整体退休年龄。另外，15 年的资格年限要求太宽松，需要整体考虑逐步提高。对于灵活就业等确有困难的群体，可通过失业保险等措施帮助缴费。
第五，增加和完善老年人社会救助，落实好低保人群的救助政策和措施。
四、总结与评述
上述分析可见，国内学者就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影响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趋势、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大部分学者就这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
（一）关于研究方法
通过对近四年（2011-2014年）文献的查看，可以发现：
第一，理论分析多，相关实证研究少。
第二，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通过查看外文资料，外国关于养老保险的研究大多包含详细的数据表格和各类调查，并且通过这些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最终结论；但是我国的文献中，统计数据比较简单，主要包含老年人口数量，基金支出结构等，很少构建数据结构模型，缺乏对统计资料的深入分析。
第三，研究的实用性差，研究所得的对策比较笼统，缺乏针对不同地区具体情况的相应措施。
（二）关于研究内容
第一，调查研究多集中于沿海发达地区及城市，而有关中西部及农村地区的研究明显少于前者。
第二，在养老金方面，重视养老金最优化管理问题。具体侧重研究最优化最低保障、最优化投资组合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国际视野下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进程，遵循普适的社会保障规律和投资规律，真正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第三，在养老机构方面，注重对民办养老机构的研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养老机构无法应对老龄化市场的需求，需要大力改善民办养老机构的经营和服务模式，实现养老服务的产业化，最终实现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的共赢与互补。
总之，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中最重要的险种之一。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会随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日益深远，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才能为老年人稳筑起养老的安全网，最终实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彭万.基于“六普”数据的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浅析[J].学术探讨，2012.
[2]林义，林熙.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思路[J].群言，2013，（7）.
[3]高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影响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3.
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人口发展形势与经济发展需求相协调显得极为重要。当前，我国劳动力流动趋于频繁，人口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总和生育率从持续下降转为平稳，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居高不下。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动力，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长期人口预测探讨我国人口未来发展态势。
较多文献对我国人口发展进行了中长期的预测，特别是老龄人口的预测。杜鹏（1994）基于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未来60年的人口变动进行了多方案的预测分析，其中生育水平设置了高、中、低三种方案，死亡水平设置了高、低两种方案。李本公（2007）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辅以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统计资料等，对我国2001―2100年100年间的老龄人口进行了预测。杜鹏等（2005）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老龄人口进行了百年预测。然而，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人口区域格局以及分年龄人口数据与之前的预测结果有一定差异，这些预测不能满足未来人口变动分析的需要。为了更加准确地认识我国人口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必要根据最新数据进行人口预测。
向华丽，杨俊：中国人口自均衡发展态势与人口政策调整
本文在概述人口均衡与人口自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别设计高、中、低三种预测方案对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进行预测，然后基于预测结果从人口总量、少儿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龄人口四个方面对未来人口自均衡发展态势进行探讨，并将人口总量预测结果与联合国预测结果进行了对比。本文采用相对保守的预测参数设计进行预测，并进行国内外比较、高中低三种方案比较等多种对比分析，不仅可以提高预测结果的信度，同时也更加有利于对我国中长期人口发展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研究结果对有关政策的制定和政府决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人口均衡与人口自均衡
人口均衡问题为我国学术界所关注始于1996年。李涌平（1996）从中国在未来可能面临的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出发，引出“通过人口均衡战略实现人口发展的平稳过渡策略”。其后10余年时间，人口均衡一词鲜为相关研究所提及，直到2009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制定了“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人口均衡理念”“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型社会”等才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于学军等（2010）认为，人口均衡是指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人口总量适度、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学界普遍认为，人口均衡是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并重的三型社会建设目标之一（陆杰华 等，2010）。而有关人口均衡的内涵，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论。
一种观念认为人口均衡主要指人口内部自身的均衡。穆光宗（2011）认为人口均衡是对人口发展状态的一个描述，其内涵是指人口系统自身要素变化处在一种动态协调和相对和谐的状态，其外延包括人口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等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并特别强调了人口均衡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涵义。李建民（2010）认为，人口均衡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各要素变化之间的平衡及其与外部关系的协调，并使人口的再生产、质量、结构和分布等向更高级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该定义的实质是强调人口内部要素的平衡，是对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强调后人口转变阶段的平衡。
另一种观念，也是主流的观念，则认为人口均衡不仅指人口内部均衡，同时包含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外部均衡。杨云彦（2010）认为，人口均衡发展是人口数量、质量与结构的全面均衡，是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资源环境因素共同确定的最优人口发展状态，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层次。人口内部均衡主要包括人口数量均衡、人口质量均衡、人口结构均衡，人口外部均衡是指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际竞争力等人口自身之外的系统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达到的一种均衡状态（瞿振武 等，2010；陆杰华 等，2010；王钦池，2010）。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课题组（2010）认为，人口均衡包括内部均衡、外部均衡和总均衡三个部分；内部均衡是指人口自身的均衡发展，来自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轮驱动；外部均衡是指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来自于“资源环境自然承载力”和“社会经济制度承载力”双轮驱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分别有自身供给与需求体系，当两个体系有效匹配时，实现总均衡。上述论述仍然没有脱离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两个层次。向华丽（2013）基于对人口空间的界定，认为人口均衡是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人口空间均衡，包括人口社会空间均衡和人口地理空间均衡。其中，人口社会空间均衡不仅包含了人口内部均衡，同时也包含了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协调；人口地理空间均衡则是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协调，同时包含了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产业布局的协调。
暂且不论哪种观念更为准确，即便尚存争议，也不妨得出一些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共识：第一，人口均衡理论是在吸收传统人口理论、均衡理论、适度人口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的人口理论创新和发展，是理论界从“小人口观”向“大人口观”的重大跨越，是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与资源、生态、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全新的人口观。第二，人口均衡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观在人口学领域的实践，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与20世纪人口增长对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压力相比，我国现在面临的人口规模和城市化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更为严重，人口结构失衡对社会发展的压力也更为严重，如果不能及时和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就有可能导致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李建民，2010）。第三，人口均衡是理论界对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推进两个统筹的工作思路的科学定义。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各要素之间的内部关系，是人口内部均衡；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外部关系，是人口的外部均衡。第四，人口均衡是以长期性、动态性、相对性和系统性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多维度均衡。第五，人口自均衡是实现人口均衡的前提。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哪种观念，人口自身均衡不仅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可以说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前提。正如李涌平（1996）在首次被提及人口均衡一词时所说，其探讨的即是通过调整现有计划生育政策，适时开放二孩政策以实现一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均衡”。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为了方便预测参数的灵活设置以及按照所需输出数据应用C++语言编写人口预测程序（向华丽，2013），本文预测方法与相继的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和PADISINT一致，预测基础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1.基础数据修正
本文主要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来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修正。将五普0～90岁人口与六普10～100岁人口进行比较，并参考已有研究文献的结论分析漏报、重报的多少，从而确定具体的修正值。
崔红艳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结果表明，0～9岁低年龄人口存在漏报，20～45岁人口有重有漏，死亡人口数据漏报较为严重。王金营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的结果表明，0～9岁人口漏报率为0.75%，重报率为0.55%，低龄人口死亡漏报率超过60%，老年人口的死亡漏报平均在5%以上，不分年龄达到20%。李若建（2013）根据1953―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知，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低年龄组人口漏报，漏报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并且漏报情况越来越严重。陶涛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低龄组人口漏报和青年人口重报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低龄组存在大量漏报，其中0岁组男孩漏报更多；16～21岁青年组人口可能存在重报，每个年龄组重报100万以上。这些学者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评估结果，一致表明存在低龄人口漏报、青年人口重报、老年人口死亡漏报等问题。
从上述文献的分析结论以及本文对比结果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低龄人口存在漏报，青年人口存在重报，老龄人口存在明显的死亡漏报。由此，本文对于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年龄性别人口数据的修正方案为：（1）0岁人口漏报率设置为10%，1～9岁人口漏报率为5%；（2）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的对比分析并结合年龄别死亡率调整青年人口；（3）根据五普和六普死亡率逐年推导75～100岁死亡人口。基础数据修正前后主要数据对比如表1所示：
2.预测参数的设置
本文的预测方法决定了重要预测参数包括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和出生性别比。这里将国际迁移忽略不计，即不考虑迁移对人口的影响。王金营（2013）基于修正的分性别、分年龄别的死亡概率数据计算得到2010年我国男性预期寿命为71.58岁，女性为78.26岁。舒星宇等（2014）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3.65岁。杨凡等（2013）对2000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其结论是200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至少达到了1.6左右的水平。王金营等（2013）对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值为1.52以上。根据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来看，人口出生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且从二孩和多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演变为一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石人炳，2013；王军 等，2014）。联合国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根据各参数的历史变化规律，基于概率模型拟合来进行预测参数未来值的设定（United Nations，2014）。
我国的人口预测参数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口政策的影响，因此本文根据人口政策的变化趋势以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求分别设计了三种方案，具体设定见表2。其中，低方案代表与现实情况较为接近的状态，中方案代表从现实情况逐步过渡到理想情况理想状态是指总和生育率处于世代更替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处于正常水平。 的状态，高方案代表直接从现实情况转变为理想情况的状态。
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态势
1.人口规模
图1为中国人口总量的中长期发展态势预测结果，并将联合国对于中国人口规模未来发展态势的三种方案预测结果参见：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3.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R/D]. DVD Edition. 其中有高、中和低总和生育率三种方案。 同时列出进行对比。从图中可见，不同的方案选择方案选择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政策制定者可根据期望的人口发展状态相应地调整人口政策，从而达到预期的结果。 下中国中期和长期本文将2050年设为中期，2100年设为长期。 人口规模具有巨大的差异。
在本文设定的三种方案下，中国人口的峰值均出现在2025年前后，且不超过15亿。随后，人口规模开始递减，至2050年，高、中、低三种方案下的人口规模分别是14.36亿、13.73亿和13.22亿，差距在1亿人左右如果考虑到近40年的时间尺度，加上与现有人口规模的比较，这种差距应该说是不明显的。 。因此，笔者认为从中期来看，中国人口规模会由于人口生产所固有的惯性而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但从长期来看，不同的方案设定会对中国未来的人口规模产生巨大的影响。在高方案下，人口规模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至2100年为14.21亿人；在中方案下，人口规模下降但幅度不会太大，至2100年为12.22亿人；在低方案下，人口规模下降的幅度较大，至2100年为9.09亿人，约为现在中国总人口的70%左右。
总和生育率对人口发展规模的影响巨大。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但官方文件与大量研究认为这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多数研究认为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超过1.5。本文预测的低方案即采信此种认识，将总和生育率固定为1.6。但值得注意的是，将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相近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放在一起对比分析，并考虑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转型目标与其在20世纪80―90年代基本一致，上述国家和地区持续多年低迷的总和生育率状况（图2）不能不让我们担忧中国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将产生的不利影响，即使在未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这种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很有必要在政策层面尽早做出规划，从而预防总和生育率持续低迷的问题。
从人口均衡角度分析，究竟多大的人口规模为均衡？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加以考虑。如果从外部均衡来讲，人口规模与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则可以认为是均衡的，适度人口理论很好地阐释了这一问题。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权威的或官方的数据对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做出判断，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系统、深入研究的难题。如果从人口自均衡来分析，人口的绝对数量并不能作为衡量人口自均衡的一个指标，因为一方面现实的人口规模是历史人口生产及其惯性作用下的结果；另一方面人口数量本身并不能决定人口结构，因而也不能决定人口发展是否处于自均衡状态。
总而言之，在人口规模方面，中国人口压力的峰值将出现在2025年前后，彼时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矛盾将最为突出；其后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下降（或维持稳定），人口的外部均衡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少儿人口
图3为少儿人口的中长期发展态势预测结果。对未来少儿人口的数量起决定作用的是育龄妇女的年龄别数量和总和生育率的大小。在中、高方案之下，由于总和生育率逐步趋向世代更替水平或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少儿人口的数量在年龄别育龄妇女数量的影响下总体围绕一定的基线水平呈波浪状发展，没有明显的中期和长期的差别，其中，中方案的基线水平为2.14亿，高方案的基线水平为2.48亿。但在低方案下，尽管同样有呈波浪状发展的迹象，但由于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总体表现为大幅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的2.28亿逐步下降到2100年的1.04亿人。
少儿人口比重的变化与少儿人口总规模的演变趋于一致。中、高方案下，少儿人口比重分别基于16.23%和17.51%上下浮动；而在低方案下，少儿人口比重从开始的17.23%逐步下降到2100年的11.41%，下降近6个百分点。
3.劳动力人口
图4为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中长期发展态势的预测结果。三种方案下劳动力人口规模差异明显，尤其是低方案与中、高方案的差异。从中期来看，劳动力人口无论在何种方案下，均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大幅下降趋势。但从长期来看，低方案下劳动力人口规模会持续降低，至2100年劳动力人口仅4.95亿人，约为目前的一半；而在中、高方案下劳动力人口数量会趋于稳定，中方案下劳动力人口会稳定在6.8亿人左右，高方案下劳动力人口会稳定在8.2亿人左右。
从人口负担系数来看，高方案下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至多持续10年，中、低方案下则至多持续20年左右。但关键问题不在于人口红利期是否还存在或能持续多久，预测的结果显示出紧随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是人口负担系数的大幅度攀升。从中期发展来看，三种预测方案下人口负担系数均呈线性递增趋势，至2060年前后达到近80%的峰值。从长期发展来看，中、低方案在经历短暂的人口负担系数下降后将会进一步持续上升，达到近90%的高人口负担系数，这也就意味着届时1个劳动力几乎要负担1个非劳动力人口；高方案下的人口负担系数会在2060年以后有所下降，但仍然会稳定在70%以上的高位水平。
4.老龄人口
图5为中国老龄人口中长期发展态势的预测结果。在三种预测方案下，老年人口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发展态势比较一致。老龄人口的峰值滞后总人口峰值约30余年，出现在2060年左右，最高达3.81亿人口。在中期（2050年以前），老龄人口数量几乎呈线性递增趋势；从长期来看，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相对趋于稳定，但总数量维持在高位。
正如前文分析，如果单看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同样不能反映人口是否处于自均衡状态，但老龄人口比重具有重要意义。按照目前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7%即为进入老龄社会，比重达14%为深度老龄社会，比重达20%为超老龄社会。分析表明，无论是在何种方案下，中国将快速迈入深度老龄化乃至超老龄化状态。从2000年的老龄化起步到2020年左右迈入深度老龄化，仅20余年时间；而从2020年的深度老龄化到2035年左右的超老龄化，更是缩短为15年左右。比较而言，法国老龄人口比例从7%翻倍到14%经历了115年，瑞典则用了85年。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本文采用的中、高两个方案是相对理想的人口发展态势，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老龄人口比重从长期来看也会维持在25%的高位水平。如果我国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则老龄人口比重将持续攀升，最后达到34%以上的高位。目前深受老龄化影响的日本，其2013年老龄人口比重也才达到25.1%的峰值。因此，可以预见，长期的超老龄化问题将对中国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五、结论及建议
从中期发展（2050年以前）来看，三种预测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即人口总规模在达到峰值后逐步下降，劳动力人口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口剧增。庞大的人口基数及人口生产本身所具有的惯性是导致不同预测方案不能在中期产生明显差异的原因，这也就意味着当前短期的人口政策调整或社会因素影响（经济、社会、文化及习俗等）无法对人口的中期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从长期发展（2050―2100年）来看，三种预测方案下的人口发展呈现较大的差异，且主要表现为低方案与中、高方案的差异。中、高方案能使中国的总人口规模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劳动力人口经过中期的大幅下降后亦可保持稳定，同时对人口超老龄化的过度发展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在低方案下，总人口规模及劳动力人口规模将持续下降，由此导致的超老龄化状况及其影响会远远高于目前深受老龄化问题困扰的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
【关键词】恶性肿瘤 发病率 预防
中图分类号：R73-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2）2-374-03
恶性肿瘤是上海市居民死亡原因之一，占全死因构成的31%，自1962年以来一直仅次于循环系统疾病居第二位。向化镇是崇明县18个乡镇之一，位于崇明岛东部，与上海长江大桥相邻，十个行政村、一个居委，常住人口3.2万，人口密度相对较大，肿瘤粗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为进一步查明向化镇恶性肿瘤现患特点，我们通过对2002-2008年向化社区肿瘤新发病例随访数据分析,了解社区肿瘤发病的基本特征,为有效开展肿瘤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来源于《上海市恶性肿瘤登记报告系统》，由全市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病例报告，崇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总后由向化镇医生进行入户核实随访，并且与《上海市死因登记报告系统》进行核对，每年进行数据清洗。
1.2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统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①粗发病率：新发病例数除以相应的人口数发病，统计时间为2002年至2008年，单位是10万分之一；② 标化发病率：为消除年龄构成不同对粗发病率的影响，使用年龄标化的发病率进行比较，率的标化以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人口进行标化。③APC：年度变化百分比，发病（死亡）率的时间趋势分析中采用对数刻度，来表达相对变化的程度。用y表示率的自然对数，即y=ln（r），以y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年份或年份段的组中值），配合下述线性模型y=α+βx+ε，式中α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从回归系数β可以估计APC，并用百分数表示APC=100*(eβ-1)。④用Poisson分布分析比较男女发病率，用SAS软件进行数据汇总分析。
2 结果
2.1 肿瘤发病情况
2002-2008年度崇明县向化镇共登记报告恶性肿瘤（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良性肿瘤）701例，恶性肿瘤发病粗率为314.71/10万，去除人口变动和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标化发病率为157.61/10万。0-64岁发生恶性肿瘤的累积危险性为9.94%，0-74岁发生恶性肿瘤的累积危险性为17.76%。与2002年相比，2008年总发病率上升了0.90%，总标化发病率上升了0.86%（见表1）。
表1 2002-2008年崇明县向化镇肿瘤发病情况
2.2 性别分布
报告的701肿瘤新发病例中，其中男性395例，占56.35%，女性306例，占43.65%，男女性别比为1.29：1。Poisson分布比较男女发病率 (P
表2 2002-2008年崇明县向化镇发病性别分布
2.3 年龄特征
分析不同年龄组发病率变化情况，发现4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开始大幅度上升，男性高于女性，80岁组达高峰。男、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分别达到2177.07 / 10 万和765.39 /10 万。而且男女间恶性肿瘤发病率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明显增大。见图1。
2.4 发病顺位
七年间恶性肿瘤发生率前5 位的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结肠癌，占全部恶性肿瘤的60.06%。其中肺癌发病率62.85/10万、构成比为19.97%居首。其次为肝癌：发病率50.73/10万、构成比为16.12%。胃癌：发病率36.81/10万、构成比为11.7%；乳腺癌：发病率22.45/10万、构成比为7.13%；结肠癌：发病率16.16/10万、构成比为5.14%。
2.5 恶性肿瘤的发病趋势分析
我们对2002-2008年崇明县向化镇全部恶性肿瘤（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良性肿瘤）的发病率进行趋势分析（表3）。
表3 2002-2008年向化镇全部恶性肿瘤发病情况趋势分析
从表3男性数据分析：APC为6.581％(P>0.05)，显示七年间男性癌症粗发病率趋势平稳；APC为5.921％(P>0.05)，显示七年间男性癌标化发病率症发病趋势平稳。女性数据分析：APC达11.923％(P
3 讨论
文中显示向化镇2002―2008年恶性肿瘤粗发病率、标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男性发病趋势平稳，而女性发病呈上升趋势，提示本镇居民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女性）致癌症发病率呈持续增长。而导致癌症发病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其他危险因素可能变化不大，或有升、有降，在所有癌症相关危险因素中，女性的总体暴露及其受危害程度可能高于男性[1]。肺、肝癌、胃癌、乳腺癌、结肠癌是危害本镇居民健康最主要的恶性肿瘤，其中肺癌和肝癌居前两位。向化镇恶性肿瘤的发病顺位与徐汇区居民恶性肿瘤的发病顺位[2]有所不同，向化镇居民的肝癌发病排名第二，提示崇明肝癌的发生可能与当地的生活习惯有关[3]。本文结果还显示，男性肿瘤发病率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的不良生活方式较女性多有关，如吸烟[4]、酗酒；从年龄分布看发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上升；肺癌是向化镇居民恶性肿瘤发病首位，提示肿瘤防治的重点人群为中老年男性[5]，应大力开展社区肿瘤防治知识普及、宣传及健康教育。
今后要重视开展社区恶性肿瘤的三级预防工作。一是完善社区恶性肿瘤登记，肿瘤登记是掌握某一地区恶性肿瘤发病率及其变化规律的唯一手段[6], 从而为卫生行政部门制订肿瘤防治计划和开展肿瘤防治研究提供科学依据。二是制定各种恶性肿瘤健康教育促进计划，在居民中大力开展“防癌抗癌”健康教育，把肿瘤一级预防工作放在改变居民的行为生活方式上，控制吸烟、饮酒和提倡合理的饮食结构。从而增强社区人群防癌意识，自觉遵循健康的行为方式，积极参与肿瘤筛查和普查活动，以常见肿瘤为目标，开展“四癌”早发现等二级预防项目。三是加强社区全科医师社区肿瘤知识培训，运用早期发现肿瘤的有效措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四是建立恶性肿瘤防治网络系统，肿瘤条线医师通过网络系统了解患者在社区康复的情况并给予指导，提高社区肿瘤防治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本文承蒙上海市崇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唐明、陈伯铃的审阅和指教，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郑 莹,吴春晓等.上海市区1973至2005年癌症的发病趋势.诊断学理论与实践.2009,8(l).
[2] 刘华,倪红伟. 徐汇区恶性肿瘤现况分析.中国肿瘤2001,10(3).
[3] 曹卫中,陈勇.崇明县居民肝癌死亡分析.中国公共卫生2000,16（7）:634.
[4]顾秀英,胡一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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