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三对接”；实践教学；博物馆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10-0040-03
“实践教学是围绕教育教学活动目的而开展的，是有学生亲身体验的一项实践活动。它既包括认识、探索自然规律，掌握技术知识而开展的科学实验、生产实习等验证性实验，也包括为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创新能力而开展的研究性、探索性、设计性、综合性的实践，还包括以了解社会和国情、提高全面素质为宗旨的社会实践。”[1]
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博物馆工作，博物馆工作需要具备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所以博物馆学专业培养的不是匠人，而是能够进行理论和研究方法创新、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人才。高校博物馆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不是单纯的实践，组织学生参与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对理论知识的深度消化，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建立与课程知识学习、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和岗位技能训练相结合，学习、研究、生产劳动能力共同培养的“三对接”实践教学模式，是进行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和深化开展实践教学的新方向，有益于实现以实践教学为平台，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目标。
一、与课程知识学习相对接的“课程实践”
“博物馆学专业课程教学兼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方面特性，尤其是关于藏品管理、展览设计、观众调查、展览讲解、博物馆参观服务、文物保护等方面，在这些环节上必须开展课程实践教学，为学生创造接触博物馆实体的机会，以及对相关博物馆工作的体验机会，从而帮助学生形成对该学科的感性认识，才能增强对理论的理解，并在比较中产生新的认识和思考。”[2]利用校外博物馆与文物考古实践教学基地的资源，结合学生的课程学习内容组织课程实践教学和实验性教学，将有助于学生对课堂理论知识的消化理解。
课程实践的开展要求以学生为主体设计实践活动，“通过教学的总体设计，明确每一个实践环节的目的、内容和要求，注重课堂实践、课外实践和校外基地实践的独立性、系统性、完整性，使实践教学体系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有机整体。”[3]课程实践过程中，教师要结合教学进度开展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项目。教师作为学生完成教学项目的指导者，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角。教师负责进行教学的课堂进度设计和教学环境的设计，以及策划组织教学项目和所要完成的任务。学生负责参与具体实践活动，完成教师拟定的项目任务，从而达到对课程学习内容感性和理性的双重思考。
博物馆陈列设计是博物馆学专业的主干课，也是一门实践性课程，教学内容主要涉及陈列理论和方法，其中关于陈列主题的提炼和阐释是教学的重要内容，使学生掌握撰写陈列大纲的理论和方法，并能够自己独立撰写一份陈列大纲，实现对主题的提炼和阐释，是课程教学的目标之一。这项教学目标的实现，可发挥校外博物馆实践教学基地的作用，结合博物馆举办的具体展览，将其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在观摩和分析博物馆陈列的基础上，向学生传授陈列大纲的结构和写作方法。课程实践围绕如何撰写陈列大纲进行，以“项目教学”为手段具体实施。“项目教学法是通过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其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把理论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潜能，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4]
项目教学的实施由四个部分构成，即确定项目任务、项目计划的制订、项目实施、项目完成结果的评估。确定项目任务要遵循三个原则：实效性，即项目任务必须能够被学生感知，并与实际相结合，可通过操作来完成。多面性，即项目任务的完成需要学生运用多元的理论知识来完成，由项目带动学生多元思维。延展性，即项目任务的设定有助于学生对知识进行扩展，激发学生形成自己独立的、创造性的思考。项目计划由教师指导学生制订，并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组建项目小组，项目的实施由学生独立完成，教师作为指导者，从旁给予必要的技术支持，结合项目计划实现的效果组织项目评估，由教师制定评估标准，由学生和教师共同评价。
以“撰写博物馆陈列大纲”的项目教学为例进行具体分析。第一步，向学生明确项目教学的任务，即以具体博物馆的藏品为资源，策划并撰写一份文字表达的主题陈列大纲。第二步，布置项目计划。这个步骤包括将参加项目学习的学生以4人为单位组建项目小组，以团队协作的方式完成陈列大纲的撰写；组织观摩考察博物馆陈列，教师结合具体的陈列，讲解陈列大纲的撰写方法；考察和研究博物馆中的某类收藏，作为提炼主题、策划陈列的资源；指导学生项目小组完成一份主题陈列大纲。第三步，项目实施。首先，确定小组成员分工，包括对藏品历史、艺术、科学信息的搜集、整理；提炼陈列主题和策划陈列内容框架；策划设定用以说明藏品价值和陈列主题的辅助展品（包括陈列标题、部分、单元、展品的说明文字，以及图表、沙盘、绘画等科学或艺术类的辅助展品）。其次，观摩学习，带领学生考察作为实践教学基地的博物馆，分析一个具体陈列的特点，并结合该陈列讲解陈列大纲的撰写方法。再次，分析和研究藏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由博物馆为学生提供一份某类藏品的登记卡，学生根据登记卡上的藏品信息、藏品图片，并到博物馆展厅中具体观察展出的此类藏品，运用文物学、历史学、博物馆学知识，撰写藏品说明，并提炼一个陈列主题，设计陈列内容框架。最后，基于藏品研究撰写陈列大纲，包括标题―部分―单元―藏品组合―藏品和辅助展品的说明文字。第四步，学生展示项目完成情况，由小组成员制作课件在课堂上演示陈列主题和陈列大纲的构思特点，以及撰写陈列大纲的程序。第五步，教师组织项目评估，评估以百分制的方式进行，制定各项评估标准及得分标准。（1）陈列主题突出且新颖，并能够高度概括藏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30分）；（2）陈列大纲内容框架充分体现主题，各类文字表达精练、有感染力，达到雅俗共赏（30分）；（3）展品组合关系紧扣主题（20分）；（4）辅助展品的选择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20分）。以上各项评估包括小组自评、小组间互评、教师讲评三个方面。
师资历来是教学组成的一个至关重要部分，建设与培养一支力量雄厚的师资队伍是开展课程实践教学建设的保证。博物馆学陈列设计的课程实践教学，除本校主讲教师外，还可以邀请博物馆资深的陈列设计人员，以其设计的陈列内容为案例，进行技术操作方面的具体讲授。高校博物馆学教师和博物馆陈列工作者的教学队伍组合，可以达到教学相长，丰富教学队伍成员的知识水平并提高教学水平，有利于授课。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建立对专业知识的理性和感性的双重认识，进一步扩充学生的专业知识领域。
二、与科学研究相对接的“申请与实施‘大创计划’”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简称“大创计划”），是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内容，目的是促进高等学校转变教学思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在专业领域的创造力、创新力，在此基础上建立创业力，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人才储备。目前国内各高校除了组织学生申报省、教育部的训练计划，学校本身也提供这方面的训练项目，供教师指导学生申请。探索研究实际问题，并开展创新研究是“大创计划”的宗旨。“大创计划”是通过资助学生开展创新研究，提升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是在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是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等院校应将该计划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大创计划”旨在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的训练，鼓励与现实紧密集合的项目选题。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未来要进入博物馆，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工作，“大创计划”项目的选题和实施都必须以文化遗产保护、遗产价值传播的博物馆发展现实为考察对象，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完成一项实际问题的研究，需要学生利用已经掌握的知识，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进行分析解决，是一项高层次思维活动。“高层次思维不是简单的感知、记忆、复述或应用，而是有意识的，围绕特定目标的，付出持续心理努力的，需要发散、研究判断和反思等认知活动的复杂思维，它包括问题解决、创造性思维、判断性思维，以及自我反思等思维活动。”[5]
教师在指导“大创计划”这项高层次思维活动的完成过程中，可采用“基于问题式教学”理论。“基于问题式教学”主要包括设置问题情境、组建问题研究小组、启动问题、进行问题解决、研究成果展示和评估等环节，是一个由问题的提出、分析思考、解决、评估解决效果构成的高层次思维训练过程。由于“大创计划”需要项目团队通过答辩才能够结项，“基于问题式教学”的实施可以保证学生项目完成的质量，并顺利通过答辩。
博物馆学的理论完全来自于对博物馆具体实践的研究，通过对现实博物馆活动的考察，提炼问题进行申请，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研究，并通过成果评估的反思活动，最终形成有价值的成果，是“大创计划”的指导实施流程。例如围绕博物馆教育功能开展“大创计划”研究，教育是博物馆的首要功能，也是博物馆机构服务社会的一项重要实践活动，这项功能的实现决定了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博物馆能否履行好“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机构使命，提出“博物馆科普教育策划与开展”的“大创计划”选题，指导学生以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博物馆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该博物馆科普教育工作情况的调查研究，为博物馆设计科普教育工作实施方案，并将方案应用到博物馆教育工作中进行效果检验，最终完善研究报告和研究论文。
现以本人曾指导过的部级“大创计划”“博物馆科普教育策划与开展”为例，具体阐释问题研究的过程。第一步，设置问题情境，带领学生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博物馆考察教育功能的实现情况。考察内容包括：观众对展览吸引力的评价、观众对展览内容的理解程度、博物馆教育学习活动内容、观众参与活动后的评价、观众在博物馆中的学习需求。在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思考问题：博物馆如何开展科普教育。第二步，形成研究小组，对问题研究感兴趣的学生，自发地组建“大创计划”的研究团队。第三步，启动复杂的问题，设定项目研究课题：博物馆的科普教育策划与展开――以某个博物馆为例。第四步，解决问题。（1）访谈：组织学生与实践教学基地博物馆的教育部门工作者访谈交流，包括对从事这份工作的体会，博物馆开展教育活动的情况，教育工作者与参观学习者的关系；开展与观众的访谈，面对面地了解观众在博物馆中的学习体验和需求。
（2）调查：组织学生运用博物馆教育学理论和学习心理学理论设计一份“观众参观学习需求与体验”调查问卷，并在博物馆中发放给观众，进行回收分析；跟踪参观学习行为，组织学生在博物馆中对参观者的参观行为进行跟踪了解，并倾听参观者的交流。第四步，完成研究。包括：课题研究组利用研究所积累的图文资料、影像和语音资料制作课件，汇报研究过程；为所考察的博物馆编制“博物馆科普教育活动”开展指南；撰写研究报告和研究论文。第五步，研究成果评价及完善。包括观众评价，组织学生将设计策划的教育项目，在博物馆的支持下开展学习活动，观察观众参与过程的行为、情感变化，并在观众参与后通过访谈、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学习者的体验和意见、建议；指导教师点评；小组自评；在观众评价和教师点评基础上，进行研究报告、研究论文的修改和完善。
三、与生产劳动相对接的“专业实习”
所谓专业实习是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从事社会实践工作的初步尝试，其基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基本技能应对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是学生对四年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系统化、综合化运用、总结和深化的过程。通过实习，检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实践能力等各方面综合能力。它是学校和社会为即将毕业的本科生提供的就业实习机会，是从理论学习到实际应用的一条纽带，为学生未来能够胜任工作岗位的要求、履行岗位职责打下良好的基础。
树立岗位意识，了解岗位价值，掌握岗位操作技能是专业实习的主要内容，能否获得和提升岗位操作技能的水平，是由工作者的岗位意识强弱，对岗位价值是否具有科学认识所决定的。博物馆学专业实习，学生将被安排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博物馆，从事某个岗位的具体工作。为了使学生通过专业实习获得良好的技能训练，树立岗位意识，培养对未来可能从事的工作岗位的热爱，专业实习过程中需要组织岗位技能培训和操作技能考核。通过在博物馆中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可以使实习学生很快熟悉工作岗位的特点、工作职责、工作要求（见表1）。通过岗位操作技能考核，可以刺激学生主动、积极地掌握操作要领，强化岗位意识和建立科学的岗位价值观（见表2）。
表1 博物馆藏品库房管理岗位技能培训流程
表2 博物馆藏品库房管理操作考核
参考文献：
[1]翟慧卿.对完善大学财务管理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思考
[J].经济师，2010，（1）.
[2]刘俊勇.博物馆学课程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思考[J].辽
宁师范大学学报，2011，（9）.
[3]张秀鸯.实践教学改革初探[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05，（2）.
[4]刘俊勇.博物馆学课程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思考[J].辽
宁师范大学学报，2011，（9）.
1995年，热心的挪威人杰斯特龙帮助中国人在贵州的梭嘎乡建立了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即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它由分布在贵州省六枝特区和织金县交接的12个苗族村寨及一个信息资料中心组成。它没有围墙，仅存在于自然生态中。
2005年6月，十分期待和杰斯特龙交流生态博物馆建设问题的人类学专家方李莉参加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国际学术论坛系列活动，但非常遗憾没有见到他。2005年，杰斯特龙在俄罗斯考察时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对于生活在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人们来说，他们非常感激杰斯特龙，在生态博物馆里立下了一块黑色石碑，刻上了杰斯特龙的头像，对他表达了古老的敬意。
2011年，距离生态博物馆引入中国已经有16年了，当初的欢欣鼓舞演变成今日的萧条落寞。对当地人来说，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只是一个生活以外的世界。他们的文化地图正在断裂与重构，未来命运或许并不乐观。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标本，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避免“后人可为前人哀，再后人复为后人哀”。
1995年的发现
为了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国内外学者都在苦苦思考着，并进行各种大胆的试验。生态博物馆便是因为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而成为现实。
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诞生于法国，它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博物馆的概念。生态博物馆没有围墙，而是将保护范围扩大到文化遗产留存的区域，并引入社区居民参与管理，同时寻求文化遗产在未来的延续和发展，是一种世界流行的文化保护形式。
中国人到西方考察后，便决心将这一先进的模式引入国内。
于是，梭嘎凭借保存完好的民族文化有幸获得了建立生态博物馆的资格，成为亚洲第一。
1995年以前的梭嘎隐匿在乌蒙山腹地，共有4000多人。由于地处偏僻山区，受外界的影响非常少，原住民没有一个人懂汉语，就连都没有波及到梭嘎。世居于此的苗族人仍然延续古老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诸如婚恋、丧葬和祭祀礼仪，以及刻竹记事的传统。过去，无论男女头上都戴角，是为民族象征，因此他们也被称为长角苗。
对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来说，总有几个时间点显得格外重要。
1995年春天，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胡朝相随同挪威学者杰斯特龙发现了藏在深山密林里的“世外桃源”――梭嘎。在随后的考察报告中，他们评价梭嘎村寨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保存在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是一个难得的、活生生的文化整体，全世界都找不到，具有唯一性和特殊性。考察报告得到了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的认可，贵州当地政府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建立生态博物馆势在必行。
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在现在看来都具有很高的规格，其为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共同建设的文化交流项目。1997年10月，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签署了《关于中国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正式开始筹建。根据协议，挪威政府为此项工程提供无偿援助80万元人民币。
1998年10月31日，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正式开馆并对外开放。当时国内外媒体对这一文化项目寄予了厚望。挪威政府官员多次到贵州实地考察，随后又支援建立了花溪镇山、锦屏隆里、黎平堂安三座生态博物馆。
2005年6月，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国际学术论坛在贵阳举办，专家云集，总结经验并提出问题。随着挪威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文化项目的结束，挪威政府停止支援生态博物馆的建设。资金来源大大减少，贵州生态博物馆被迫踏上了自我发展之路。
一次失败的尝试？
2005年，已经有媒体关注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生存困境，并解析得与失。
2006年，学者摩罗发表博文《主流的力量》，对梭嘎村寨发生的变化感到忧心忡忡，“这里究竟丧失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
2011年，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更加萧条落寞。据本刊记者了解，馆长也没有太多时间到偏远的梭嘎任职，生态博物馆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并没有任何改变。
很多人认为杰斯特龙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为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约法三章：一、强调社区居民是文化的主人，他们是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他们有权利对自己的文化做出解释；二、当旅游业的发展与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旅游业应该服从文化，而短期的伤害文化的经济行为应该得到制止；三、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这就是中挪专家一致认同的“六枝原则”。
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建成后，梭嘎通电并引进了电视，修建了柏油路，安装了自来水，修建了希望小学，并对寨子里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民居进行重点保护。生态博物馆确实改善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这也使当地人看到博物馆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据本刊记者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生态博物馆带来的好处。前任馆长徐美陵说：“政府为他们修建了新寨，让许多人从山上搬了下来，又把老寨中的一些房子重新修建了，本来是好事，但也造成了矛盾。有些没有住上新房的不高兴了，没住上新房，旧房又没改造的就更不高兴了。以前各寨每家贫富都差不多，但由于新寨的建立，大家有了区别。”
至于杰斯特龙强调的“社区居民是文化的主人”的期望则成为了一种空想。在当地人的眼里，他们不知道生态博物馆是怎么回事，更没有参与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政府和学者成了他们的文化人。
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告诉本刊记者，按照最初制定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原则，村民只是参与政府领导的生态博物馆建设，而在生态博物馆建设完成之后，政府仍是生态博物馆的所有者，村民对于生态博物馆并没有话语权。他们会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公家的，他们是在为政府看管场地，并没有博物馆主人的意识。
“在生态博物馆里面，也有文化自觉心很强的人。熊光富是博物馆的义工，在技校读过书，比较有见识，受现代文明影响很深，对自己的长角苗背景很自信，自觉收集长角苗文化方面的资料。”正在梭嘎做田野调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方汀告诉本刊记者，但这样人并不多见。
把生态博物馆当作旅游景点来开发未尝不是拯救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办法。前任馆长徐美陵在2005年曾十分悲观地表示，梭嘎要么成为一个热热闹闹的旅游景点，要么就无疾而终，成为一个形式上的生态博物馆。事实似乎正如徐美陵所言，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并没有成功开发旅游。许多投资商有在梭嘎投资的意向，但最后都没有成为现实的文化项目。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也吸引了一些外来参观者，但人数有限。
本刊记者通过了解得知，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由政府一手包办，挪威政府退出后，意味着国外援助资金断了。“国外的生态博物馆是在政府持续支撑下维系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汪欣告诉本刊记者，“我也很疑惑，为什么在国外可以成功，在国内实践却很艰难，是不是生态博物馆只有在发达的地区才能成功？但中国最需要保护的和最具有保护价值的，其实多数在少数民族地区。”
欧洲经验中国化
2011年8月23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在福州召开，就生态(社区)博物馆理念的认知、各地的实践进行了研讨交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社区)博物馆发展之路。
而新一轮的实践已经开始，研讨会上命名了浙江省安吉县生态博物馆、安徽省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等5个首批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告诉本刊记者，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是我国生态博物馆理念在东部地区的第一次实践。自2009年起，浙江安吉结合自身文化资源，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引入生态博物馆理念，建立了以安吉县博物馆为中心，包括竹文化展示馆、茶文化展示馆等12个分馆在内的生态博物馆群，得到了业界的肯定。
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十余年，从西部逐渐扩展至东中部地区，从专注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扩展至关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其中的成败与得失，都被一五一十记录在历史的档案里。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强调，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历史都不长，仍在试验探索中，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规模体系，也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问题。当前生态（社区）博物馆等文化遗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在保护内涵方面，要更加突出历史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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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南段有一个部级贫困县叫“平顺”。
除了贫困，另一种资源也让这个小县声名远播――文物。平顺县辖1550平方公里内有文物古迹156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6处，据此，平顺又被称为山西的“文物大县”。
近年来，平顺文物保护工作陷入困局――2007年至2011年，先后发生11起文物盗窃案件，包括2件国家一级文物在内的不少珍贵文物被盗被毁。时至今日，仍有多起案件未破获。
盗贼“天堂”
平顺有汉寨、唐堡、赵长城以及石窟、石刻等各类文物古迹1566处。
平顺文物旅游发展中心（下简称文旅中心）工作人员申鹏告诉《t望东方周刊》，平顺文物资源优势集中在木结构建筑上，现存唐、五代、宋、金、元各个时期的木结构建筑302处，由于门类齐全，存世不多，国家文物局专家将平顺称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
然而，平顺曾一度沦为“盗贼天堂”。
1998年5月的一天凌晨，平顺县城东北65公里处的金灯寺失窃。一伙盗贼撬开金灯寺寺门，在捆绑文物保护员后大肆洗劫寺院石窟内的佛像，11尊小佛头、3尊大佛头、2尊无头站佛、1尊无头坐佛和4块浮雕悉数被盗。
相关材料记载：金灯寺石窟开凿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有洞窟14个，佛龛37个，摩崖造像500余尊。文物保护员冯开平回忆，多年来，盗贼屡次光顾，金灯寺石窟“能丢的都丢了。”
2005年4月的一天深夜，平顺县城东北35公里处的明惠大师塔失窃。明惠大师塔上两尊石雕金刚佛像被盗贼撬下，所幸未被运走。明惠大师塔创建于唐乾符四年（877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盗窃案发生后，平顺有关部门为这座唐代石塔修建围墙，院内建起值班房。
2007年5月9日深夜，明惠大师塔再次失窃。一伙盗贼携带撬棍、千斤顶、木桩、三角带等作案工具将明惠大师塔右侧石雕金刚佛像盗走，当时，值班室内根本没有文物保护员值守。案发后，平顺有关部门在塔上加装照明设施和警报装置。
2008年12月21日深夜，明惠大师塔第三次被窃。一伙盗贼欲将明惠大师塔左侧石雕金刚佛像盗走。作案时，石雕金刚佛像坠落，佛像面部被摔成7个碎块，群贼弃之逃离。警方介入调查时发现，照明设施和警报“不能使用”。
2011年5月的一个深夜，平顺县城东北25公里处的天台庵失窃。一伙盗贼大张旗鼓用吊车和车辆将天台庵两尊石狮雕像盗走。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作为全国仅存的四座唐代木结构建筑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天台庵位于一个村子的正中央，盗贼明火执仗，但村里却始终“无人发现”……
据平顺警方统计：仅2007年1月至2011年12月，平顺先后发生盗窃文物、故意毁坏文物以及盗掘古文化遗址、盗掘古墓葬案件14起。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被盗案2起、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盗案1起、国家三级文物被盗案1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被盗案1起，古建筑被盗案6起、古文化遗址被盗案2起、古墓葬被盗案1起。
平顺县检察院相关材料显示：截至目前，14起案件侦破9起，尚有5起未破获。国保单位明惠大师塔里的国家一级文物石雕金刚佛像、国保单位天台庵内的两尊石狮雕像、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左家岩自然庄的舍利塔内莲花池上的石雕佛像均未追回，犯罪分子仍逍遥法外。
事实上，直至2014年，平顺的文物仍被盗贼紧盯――2014年12月初，平顺公安局接到报警，该县不可移动文物点北社乡东禅遗址内突显盗洞，“3个盗洞，其中最深盗洞深约4米，从现场盗掘遗留的砖瓦来看，1座为唐代墓葬，2座为金元时期墓葬。3座墓葬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因盗掘均导致有关历史文化信息丢失。”平顺文旅中心工作人员申鹏告诉本刊记者。
检察院的专项行动
文物失窃案引起平顺县检察院的注意。
在研究了近几年平顺发生过的文物失窃案后，检察官们发现，文物失窃案频发并非偶然。平顺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晓平告诉《t望东方周刊》，在文物大县里，文物并不安全，“对文物的保护意识基本没有，文保单位的管理队伍很不理想。”
2011年，平顺县检察院由预防科牵头，侦监部门、反渎部门等多部门联合在平顺开展为期1年的文物专项预防行动。据杨晓平回忆，在文物专项预防行动中，检察官们经过细致调查发现，平顺文物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重视不够。文物大县没有专门的文物局，文管部门是平顺县文物旅游发展中心（下简称文旅中心）下属的文物科，该科为股级法人单位，编制5人，“文物大县，仅靠一个股级单位来管理文物，远远不够。”
缺乏专业人员。文物管理专业性很强，但多年来，平顺文管部门没有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2007年明惠大师塔案发时文物保护员为王海龙，小学文化，年龄73岁。2008年，还是这座塔，案发时文物保护员为马发云，文盲，年龄72岁。两人均为古稀老人，基本没有文保知识，做文物保护工作力不从心。”
文物保护员待遇低。文物保护员每月工资300元，“文物保护员无任何积极性，有的经常脱岗另谋生计，主管部门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文保工作成了应付上级检查，平时也就是打扫一下卫生，隔三差五去照看一下，有的甚至长期不到岗，文物保护员根本不把文物管理当回事，仅仅享受待遇而已。”
文物保护措施不到位。2005年至2008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惠大师塔接连失窃3次，尽管有关部门在塔上安装了照明设施和警报，但“不久便出现故障，不能正常通电，之后长期得不到修理，防盗设施形同虚设，给盗贼实施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
履职监管不完善。文管部门对文物保护员聘用把关、业务培训、日常督查及履职考核等工作做得不扎实，未严格执行有关规定，“2007、2008年明惠大师塔两次被盗及损毁案发生后，文管部门对文物损毁情况并未进行分析总结，更未形成书面记录，监管不完善可见一斑。” 明惠大师塔
平顺大云院壁画
有了上述调查结果，杨晓平认为，平顺文物管理部门“严重不负责任”，文物失窃案背后“存在失职、渎职问题”。
据杨晓平介绍，2011年，平顺县检察院以“涉嫌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罪”对涉明惠大师塔失窃案的两名文物保护员立案侦查。2011年12月14日，平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文物保护员王海龙、马发云犯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罪，免予刑事处罚，“判决虽不重，但起到很好的法制教育作用。”杨晓平说。
在有些文物专家看来，检察院介入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效果还很难评说。平顺县一位文物专家讲了这样一件事情：2000年，山西某县国保单位佛头丢失，相关部门建议处理该县副县长、文化局长、文博馆馆长。后来，佛头追回，相关人员“幸免于难”。可因被追究责任，文博馆馆长受到惊吓――国保、省保文物出事就追究责任，那就不申报了。直到2007年这个文博馆馆长离任，该县再未申报过1处国保、省保文物。现在，这个县一些宋金时代古建筑已经破败不堪，“只要不是国保、省保文物，毁了没人追责，个人风险降低了。”
“有个活人在那里看着已经不错了”
2011年10月21日，平顺县检察院向文旅中心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该中心“调研文物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并进行整改。”
很快，文旅中心就对这份“揭短”的检察建议书作出回复――已对存在的不足之处及时制订整改措施，逐条进行了认真的落实。……文旅中心对人员缺乏、文物保护员工资低等问题“很无奈”，已向政府领导和相关部门反映，有望得到改进。
事实真的如此吗？
2015年3月，在谈及文保人员及文保资金时，文旅中心文物科副科长韩学变仍是一脸无奈。她告诉《t望东方周刊》，受人员和资金双重困扰，“文保工作开展得很艰难。”
据韩学变介绍，文物科现有5人s2人负责24小时看护文物库房“不能脱岗”;3人负责管护全县1550平方公里内的文物，“根本忙不过来。”另外，5名工作人员都是非文物专业毕业的“门外汉”，“文保工作需要专业人员来做，但人员编制、聘任，文物部门根本没有主动权，我们也很无奈。”韩学变愁容满面。
平顺国保、省保文物及部分县保文物的管护工作主要依赖56名文物保护员来完成。56人中，除10人是差额事业编制人员外，其余46人均为临时聘用人员，“差额事业编制人员每月工资为1300元左右，”韩学变介绍，“临时聘用人员每月工资仅为300元。”据韩学变讲，临时聘用人员微薄的工资还是“半年一发”。
按照相关规定，文物保护员必须是55岁以下的健康男性，但是，一天10元钱的工资很难找到合乎标准的人，“都是文物附近村子的年长村民，2015年1月才换了几个年轻人，”韩学变说，“能保证有个活人在那里看着，已经不错了。”
文物保护员日常考核依据是一张“文物保护单位每日巡查表”――每天，文物保护员必须前往其负责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查，之后在表格内填上巡查内容。韩学变坦承，尽管，表格一天填两次，一月一交，但是，如果文物保护员弄虚作假，她是“不会知道的”。
让韩学变头疼的，还有捉襟见肘的文保资金。
每年，平顺政府固定投入5万元用于文保工作，“市保以上文物单位换一次灭火器就要3.8万元，再换换水带就没钱啦，”韩学变说，“维护消防设施都不够，其他的日常维护就更不敢想了。”2015年1月28日，平顺县公安消防大队曾对该县14处国保单位进行消防检查，结果显示：古建筑普遍存在消防水带老化，不能正常使用、消火栓系统损坏，需维修保养、电器线路不规范、未建立防火巡查制度等问题。
平顺国保单位大云院的大佛殿内，存有中国现存寺观殿堂中唯一的五代壁画遗作。“壁画残损严重，出现起皮、开裂等问题。”申鹏说。当地文管部门对壁画进行了最传统的保护――禁止参观者拍照;门窗封严避免阳光照射，“目前，只能上报国家文物局，等待修复。”
国保、省保文物单位还有可能争取到国家和山西省的资金支持，45处有历史价值的县保文物却连安装消防设施的钱都没有，“只能坚强面对危险。”据韩学变说，目前，县保文物损毁严重，有些实在太危险了，就想办法和县里争取资金抢修一下，“别让它塌了，只能这样。”
2007年5月，明惠大师塔失窃，防盗设施成了摆设。有知情人透露：有关部门安装照明设施和警报后不久，防盗设备就出现线路老化等问题，“当时，需要6000元更换线路，但是没有钱，失效的设备就只能放在那里，直到盗窃案发生。”
土法避险――佛像埋在地窖中
对于文物保护员来说，无法全靠上级组织就只能想方设法“自救”了。
金灯寺是山西省第二大佛教石窟，其坐于在平顺林滤山海拔1700米处的一个石崖里，北依陡崖，南临深谷。2006年5月25日，金灯寺石窟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金灯寺有3名文物保护员24小时值守。3人中，57岁的冯开平资历最深。
1995年至今，冯开平一直在金灯寺看护文物。他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之前，金灯寺未通电，“夜晚防盗只能靠人和狗。”但人喊、狗叫未能让盗贼丝毫退却，“山崖下、山顶上都曾有贼人爬进来。”1996年至1997年，冯开平和另外一名同事先后4次被盗贼用布塞嘴，捆绑双手，“眼看着贼人将佛像、佛头掳走。”
2007年之后，金灯寺通电;2008年，山崖上陆续安装电网和警报;2010年，寺院里有了监控探头，至此，“深夜进贼”的险情再未发生。但是，有的危险却至今未除，比如雷电――金灯寺未安装避雷设施，“每有雷电，寺院里的插座一边冒火，一边噼啪乱响。”而冯开平对此似乎习以为常。
经历多年的盗贼洗劫和人为破坏后，石窟里的石雕佛像大多已被断首，完整的佛像仅剩30余尊。即便如此，“惦记”金灯寺石雕佛像的人还是有很多，“白天进来左顾右盼，仔细端详佛像，”冯开平说，“问我，庙里是不是还有老佛像，都放在哪里？我说，佛像都是新的，仿品。”
陌生人贪婪的目光让冯开平忐忑不安――报警靠手机，信号还不好;派出所在20多公里外，一小时才能赶来;监控探头未联网，只是在影像采集……事实上，平顺县14处国保单位中，9处安装了安保设施，其余5处“空白”，县保文物几乎都处于“不设防”状态。平顺所有文保单位安装的监控探头都仅具备“影像采集”功能。知情人说，文物部门曾想把安保设备联网，进行实时监控，“需要400万～500万元，这笔钱县里拿不出来，只能等国家和省里来解决。”
如何避免文物被盗？冯开平采取最为原始的“土法”来规避风险――大小30余尊佛像被他深埋在一个隐秘的地窖中。
因为“县里文物部门没钱，”所以，金灯寺的电费、人工费、维修费等诸多费用都要靠冯开平想办法解决，钱从哪里来？金灯寺的香火钱就成了维系这个寺院生存的“救命钱”。
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也得益于政府的重视，大力推进博物馆的建设，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改革已由关注经济建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博物馆对于社会的进步起了更突出的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博物馆已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中缺少不了的内容。博物馆事业逐步进入社会关注和文化建设中心位置。
但是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仍有不尽人如意的地方，观众稀少，门庭冷落。原因在于博物馆民众意识不强，那么又该怎样提高观众的博物馆意识？下面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 国外博物馆民众意识现状
以美国为例，全美国的博物馆近几年每年的参观总人数大约为86500万人次，相对10年前6亿人次有明显增长。在占美国博物馆总数百分之七十五的小型博物馆中，大多数每年开放221天，平均每家接待参观者1.6万人次。美国博物馆已成为家庭旅游的前三名，例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是当地的第一旅游圣地，观众人数2001年为540万人次，超过任何其他旅游点。史密森研究院所属博物馆，动物园和研究院2001年的观众总人数则达4000多万人。据美国博物馆协会调查，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在半年内至少参观过一次博物馆。
美国人何以如此热衷于参观博物馆，美国博物馆又是如何做到吸引大批观众前来参观。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来了解美国博物馆。
1、美国博物馆特别重视宣传，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以扩大自身的影响。每年6月，纽约曼哈顿“博物馆英里”的9家博物馆都免费参观展览，现场音乐会，街头儿童表演和转为儿童组织的活动等。到2002年已举办24届博物馆英里节。史密森尼研究院每年夏天在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举办“史密森尼艺术节”，每次历时10天，邀请音乐家，说书人等进行现场表演。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一个专门与媒体打交道的传播部，负责寄送新闻简报，组织记着专场预展，为记者提供补充资料。他们还有专门为旅行社，机场车站等地准备的宣传材料。美国电视台每周四专门有一小时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业务主管等介绍该馆最新展览和藏品等。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除了定期想媒体寄送稿件，看法通行的媒体广告以外，还不定期请本市的出租车司机，旅馆工作人员到馆里免费参观，品尝点心等，希望通过他们提高博物馆在外地游客中的名气。
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教育部有专人负责社区活动和表演，除平时举办若干表演活动外，每年海域附近其他区单位一起在所在的 “大学环区”举办“环区游行”等狂欢活动，2002年狂欢节的主题是“灯笼”有2000多名当地居民做了600多个灯笼来参加表演，吸引了国内外5万多人前来参观。
史密森尼研究院艺术馆不定期在《华盛顿邮报》、旅馆杂志和地铁站做有关藏品展览和其他活动的宣传广告；波士顿电视台第四频道经常有介绍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节目或广告；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在当地机场候机楼举办系列展览；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及博物馆在波士顿诺根机场悬挂广告牌。
美国博物馆还十分重视通过出版各种图书来宣传自己，扩大知名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每年出版40多种刊物。定期刊物有《双周通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期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年度讲座与音乐会预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年度报告》。
2、美国博物馆十分关注对于儿童的教育，各个博物馆竞相推出专为儿童设立的活动室，小朋友们可以在那里自由玩耍，扮演角色，体验自然，尝试挖宝，模拟驾车等。美国还有许多专为儿童设立的博物馆，它们的宗旨是寓教于乐，有的就是让孩子们玩，有的是安排了知识趣味游戏。史密森尼研究院的国立非洲艺术馆全年举办“非洲儿童艺术”节目，表演非洲音乐、手工制作和讲故事。儿童博物馆的一大特点是鼓励观众直接与展品接触，通过观察、触摸、使用和实验等手段来激发儿童的兴趣、启发他们的灵感、培养创造性思维。“培养社会生活能力”在一些儿童博物馆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在波士顿儿童博物馆内就见到了一件逼真的、原大的超级市场模型，家长带着孩子穿行其间。正是由于对儿童的重视，美国博物馆被冠以“儿童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之一和最值得信赖的器物信息资源之一”。
二、我国民众博物馆意识现状
询问我们周围的人是否到过博物馆，有一些人的回答是没有。或者是来过一次。那么怎样使观众乐于走进博物馆，最大限度的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我们又应该做哪些工作呢？
三、对策
1、要争取政府进一步关心博物馆的建设，在经费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2、博物馆应加强自身的宣传力度，利用电视、电台、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陈列展览信息，开辟定期的博物馆专栏介绍文物、博物馆知识、并配合陈列出版活页资料宣传册子、陈列简介等让公众了解博物馆了解陈列。
3、博物馆力求推出精品展览和多姿多彩的临时展览。不仅在内容上具有科学价值，而且在形式设计展览装潢上也要给人以高度的审美享受。应当结合自身的特色举办适应当代形式，紧跟社会思潮，把握群众关注的热点的临时展览，来满足大众不同的文化需求。
4、博物馆多与学校交流，积极的把博物馆开辟成第二课堂。发挥博物馆素质教育的优势，有计划有目的举办中学生夏令营；与学校联系把原本在课堂上的历史课生物课，改到博物馆的有关展厅中去上;博物馆的教育与学校的相比，更具有趣味性、新奇性、直观性。青少年可以在接触实物的体验中获取知识，可以自由触摸历史，领悟感知人生，可以畅游科学世界，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可以在轻松娱乐中就学到了知识、陶冶了情操。
5、博物馆里应多设置一些可以体验的设施。不但要给观众最好的珍藏和精美的设计。还要给观众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的机会，从而对展览产生浓厚的兴趣。
只要我们把观众放在首要位置，站在观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尽最大努力给观众提供舒适的环境、完善的服务，让他们觉得到博物馆有收获，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参观，从而扩大博物馆的影响。使博物馆真正成为休闲娱乐，享受文化艺术的场所。
参考文献：
［1］段勇 .当代美国博物馆.科学出版社［M］，2003
“破不了案，我自动辞职！”
1992年9月18日上午8时30分，坐落在开封市包公湖畔的开封博物馆，笼罩在烟雨之中。
开封博物馆工作人员马海娟、崔巧玲像往常一样，打开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门，准备迎接参观者。让她们大惊失色的是：展厅内一片狼藉，8个展柜内的展品不翼而飞。
10分钟后，开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张天增率侦技人员赶到现场。紧接着，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胡安太，也赶到博物馆。
1951年生于开封的武和平，历任开封市派出所户籍民警及内勤、分局侦察员、市公安局宣传干事、警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委、局长兼政委。
1977年，武和平曾多次来到这里，以这批文物为参照，和他人一起创作了长篇小说《血案疑踪》，虚拟了一个传世之宝龙凤首饰盒被盗的经历。小说于1986年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这次，惊天大案真实上演。
警方勘查，69件珍贵文物被盗走，其中瓷器37件，玉器32件，国家一级、二级文物59件。案犯遗留在现场的玻璃刀、红绒布等物分属4个不同产地，销售地有数十个城市，难以确定侦查范围。
一个市级博物馆为什么珍藏有这么多国宝？原来，开封博物馆的前身为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藏品主要来自20世纪初洛阳、三门峡、辉县、新郑、安阳等地的考古发掘，藏品数量丰富，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极高，在海外也享有盛誉。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迁往郑州。同年，在此成立开封博物馆。1987年，开封博物馆迁往包公湖畔现址。
虽然河南博物馆迁走了，但开封毕竟是六朝古都，开封博物馆的家底自然丰厚。开封博物馆属于社会历史与艺术性博物馆，在现收藏的5万件藏品中，包括陶器、瓷器、铜器、书画、雕刻、石刻、货币、玉器、漆器、服饰及杂项等十八类，有“国宝”级文物数件，一级文物数十件，二级文物1000余件，有的是天下仅存，也有的国内唯一，如石刻中的开封府题名记碑、开封犹太碑、嘉v二体石经和女真进士题名记碑等弥足珍贵。
这次被盗的明代宣德年间青花缠枝莲纹盘、明弘治年间黄釉瓷盘、明德化窑回纹三足炉、清雍正年间青花釉里红折枝果纹扁瓶等4件一级文物，是我国窑烧青花瓷器中的极品。经估算，失窃文物当时价值在6亿元以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最大的文物盗窃案，也是继“蒙娜丽莎”油画盗窃案后的世界第二大文物盗窃大案。
“破不了案，我自动辞职！”武和平立即向河南省公安厅立下军令状。
“桑塔纳轿车可能就是突破口”
惊天大案发生后，被层层上报至河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
开封市公安局直接在开封博物馆成立了以开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市公安局党组书记为指挥员的“9・18”案件侦破指挥部，开封市公安局从市区各公安分局直属科室以及交警大队、治安大队等调集了200余名精兵强将，参与侦破。在此后的70多天里，步伐追踪专家、痕迹专家、唇纹皮痕专家、物证化验师等全国顶尖痕检高手，也齐聚开封。
1992年9月20日晚8点左右，正在吃晚饭的开封市民们，被开封电视台一条现场直播的新闻打断了。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在电视上公开介绍，开封博物馆被盗了，并举起一块红色平绒布，希望市民们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这种用电视新闻发动群众的破案方式，在当时实属罕见。5万元悬赏金也是天价。
1993年2月8日，河南法制报一版头题和二版一个整版刊发通讯《中国文物第一案――开封“9・18”馆藏文物被盗案侦破纪实》，详细报道了从案发到侦破的全过程。
据报道，随着调查的深入，各种信息被汇集到指挥部。包公湖渔场工人吴玉柱反映：案发当日凌晨1时50分，他和同事在包公湖南环路加油站北墙外，发现一辆部队牌照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停放在此；开封博物馆职工李娟和在此值勤的武警战士提供了一条更有价值的线索：9月初，有两个住在东京大饭店的年轻人曾两次到博物馆一楼北展厅的“明清宫廷用品展”参观，其中一个自称“武汉大学教授”，说来开封参加“黄河中下游研讨会”。
经警方调查，9月初开封没有召开过这样的研讨会。警方在距开封博物馆不远的东京大饭店查到，9月2日，有四个来自武汉的男子来此住宿，9月7日离店。其住宿登记为：李军，男，28岁；唐国强，男，32岁；陈纳德，男，32岁。三人工作单位均为武汉铁路分局。另一人没有登记。经查，武汉铁路分局没有上述三人。
9月29日深夜，在郑州市公安局会议室，郑州市金水公安分局负责人向开封市公安局“9・18”案驻郑工作组反馈：7月29日，三人驾驶一辆挂军牌照“K43―1008”的红色夏利轿车到郑州市金桥宾馆，与开封机电公司驻郑办事处主任傅某洽谈购车事宜。这三个青年的名字分别叫林沙、李军、陈纳德。次日中午，林沙等人要求试车。其中一人驾驶白色桑塔纳在宾馆院内试车时，突然驾车驶出宾馆大门，约40分钟才返回。几天后的8月5日，那辆被试过的白色桑塔纳轿车被盗。
白色桑塔纳被盗案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河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志斌听了汇报后也推断：“桑塔纳轿车可能就是突破口。”指挥部决定两案合并侦查。
民警夫妇主动带女儿蹲守武汉
开封警察博物馆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回顾了“9・18”特大盗窃馆藏文物案侦破始末，让人仿佛回到当年。
经过缜密分析，武和平率人抵达武汉。干警侦查后发现，铁路分局对面是一个军事机关，而距此不远则坐落着武汉大学。“陈纳德”等人在郑州金桥宾馆买车时曾自称是“省军区的”，到开封博物馆参观时又称是“武大教授”，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从小在武汉长大的开封市公安局民警王伟，和同在开封市公安局治安科工作的妻子李静萍主动带着5岁的女儿，以探亲访友的名义，在武汉蹲守。
如今已是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伟，提起那段经历仍激情满怀。他们夫妻俩身着便装，在武汉街头明察暗访。11月30日，王伟夫妻俩在南京路查访时，发现北边驶来一辆牌照为“K43-1008”的白色桑塔纳轿车，王伟急忙让妻子叫的士追赶。
这辆车拐过几个弯后，在武汉海关大门外北侧停下，从车里走出的两个人步入海关大院。王伟乘坐的的士也停在了附近。王伟一面用相机拍照，一面让妻子给指挥部打电话报告情况。
接到电话后，张天增支队长率领侦查员急忙赶到海关时，“K43-1008”已驶离海关。经辨认，王伟所拍照的司机就是化名叫唐国强的人。当晚，武汉市公安局派3000警力布控主要街道、路口。
下午3时许，武昌交通大队民警在武昌区小东门发现并扣留了这辆挂军车牌照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及司机的驾驶执照，司机和一起乘车的这个女人却溜掉了。根据被扣驾照，了解司机名叫刘进，家住武汉民主路，女的是刘的妻子艾某。通过查对白色桑塔纳轿车的发动机号，确系郑州金桥宾馆内被盗车辆。
12月3日下午6时，汉阳公安分局民警得知，有一称杨长明的人在打听扣车的事，汉阳公安分局将杨长明等人抓获。6日晚，公安机关对杨长明家进行了搜查，搜出了五件文物，其中有万历哥窑青花蝶纹瓶、青花绘纹瓶、黄釉瓷炉等，都是“9・18”开封博物馆被盗的珍品。杨长明交代了伙同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四人9月18日盗窃开封博物馆的事实，并说出刘农军、刘进等四人的底细，他们和被盗文物都在广州。
武汉和开封警方又抓获了另外8名涉案人员后，在广州警方的配合下，从一个文物中间商手中成功追回55件文物。
1993年1月9日，警方终于在青岛抓获了准备逃窜至委内瑞拉的刘农军夫妇。7日后，在吉林一家招待所抓获文西山。紧接着，刘进在广州被抓获。1月20日，李军在吉林被抓获。随后，剩余9件文物，也被澳门警方追回。
开封“9・18”馆藏文物盗窃案成功告破后，几乎全国的所有大报都作了大篇幅的报道。不久，开封市公安局在开封博物馆举办了文物被盗侦破过程的图片展，观者络绎不绝。
四名江洋大盗被执行枪决
据刘农军等人供述，刘农军于1991年6月在广州将刘进、李军、文西山纠集在一起，并在广州窃得一辆红色夏利车用于作案。然后通过彭国礼将驻武汉某部“K46-1008”军车牌照改为“K43-1008”，挂在车上。
1992年7月，刘农军一伙先后多次到开封博物馆“踩点”。为了确保作案后能迅速逃离现场，刘农军等人又盗走了开封市机电公司正出卖的白色桑塔纳轿车。9月18日凌晨1时许，他们将车停在包公湖附近的加油站北墙外，刘农军和刘进在车内用对讲机遥控指挥，文西山和李军翻墙入院，实施作案。凌晨5时许，刘进开车至博物馆墙外接应，将盗得文物放置在车后备厢后，立即逃窜。
河南省开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被告人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先后结伙于1991年11月至1992年9月，流窜到江西省高安县、德安县、九江市、新余市，江苏省溧水县，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盗窃文物86件，字画18幅、小轿车2辆，并将盗窃的珍贵文物运到境外，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和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四被告人组成重大盗窃集团，刘农军是该集团的首要分子，刘进、文西山、李军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汪义祥、彭国礼、彭坚明知是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在刘农军的指使下，为其提供中转场所，致文物偷运到澳门，其行为均已构成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案发后汪义祥投案自首。被告人杨长明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为其提供藏匿场所，其行为已构成窝赃罪。
1993年8月9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盗窃罪和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数罪并罚判处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四人死刑，；汪义祥犯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彭坚犯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彭国礼犯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杨长明犯窝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一审宣判后，刘农军、刘进、李军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一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1993年9月15日，河南省高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月18日，刘农军等4名主犯在开封被执行枪决。同一天，河南省政府召开表彰大会，“9・18”专案组被公安部荣记集体一等功，5位警官荣立个人一等功。同日，纪实性电视连续剧《“9・18”大案纪实》在案发地――开封博物馆院内举行开机仪式。
历史云烟散去，新馆横空出世
“9・18”特大文物盗窃案的成功告破，也让武和平一举成名，“神探武和平”等诸多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1994年2月，武和平当选为开封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
1994年播出的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公安部政治部联合录制的8集电视连续剧《“9・18”大案纪实》，获第十五届“飞天奖”二等奖、“五个一工程奖”。该剧用纪实的手法，以1992年9月18日开封博物馆69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被盗后，全国数省市数万公安干警连续奋战三个月侦破此案的真实故事，讴歌了公安干警无私无畏的敬业精神，开创了公安题材电视剧纪实风格的先河。武和平以真实警察身份在剧中担任主演。
1994年12月，武和平任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副局长，后任陕西省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局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他与时任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并称为新闻领域的“三剑客”。2012年卸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退休在家。
武和平还是一个作家，1983年他出版了将近20万字的侦破小说《血案疑踪》，1992年上半年他在河南省委党校学习写出了10万字左右的业余论著《大治安》，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此后十几年间，武和平出版有长篇小说《掩盖》《预备警官》《污点》。2012年，武和平出版的论述专著《新闻发言人眼中的突发事件》，是一部研究官员如何正确说话的书，围绕近年来发生的90起、热点事件、敏感事件，提出“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主题。
2007年6月28日，55岁的开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队长张天增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张天增2003年被列入公安部刑侦专家人才库，2006年被评定为全省十大侦查破案专家之一。他被战友称为“开封刑警的灵魂”。时任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作出批示，要求全省公安民警学习这位“汴梁神探”。
当年因文物盗窃案而为世人所知的开封博物馆，随着历史云烟的渐渐散去，也归于沉寂。
开封博物馆主体楼7000余平方米，系呈“山”字形仿古建筑，单檐歇山顶，黄琉璃瓦覆盖。正面三层，中心大厅四层，共有展厅13个，是河南省最大的地市级博物馆之一。与国内外博物馆联合举办过《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元青花展》《龙文化展》等数百次各类展览。2010年以来，每年接待观众50多万人次。
元中都于1307年由元武宗海山下诏创建，1311年元仁宗敕令停建，其时宫殿和主体建筑已经完成，至元末废毁。之后 ，除史书中的零星记载外，这座曾经的草原都城长期湮灭，讹传纷纭，遗址更是鲜为人知。1998―2003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立项对元中都进行勘察发掘，从而使其面目得以揭露。2012年，张春长等编写的《元中都――1998―2003年发掘报告》（后文简称《元中都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受到广泛关注，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这项延续15年的浩繁工程，从立项到报告出版，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入选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成果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定了元中都的位置，为平息争议提供了铁证。
第二，揭示了元中都布局和核心建筑的重要特征，填补了多项空白：
1.勘证了元中都宫城、皇城和郭城三城相套的都城建筑格局；
2.元中都宫城结构特点是南向崇方，体现了对中原古代都城的模仿、继承；
3.中心大殿“土”字形台基凸显了至尊之位，是全面揭露的元代皇宫“工字殿”的唯一实例，高台建筑体现了天子君临天下的崇高地位，蕴含着“五行”“择中”理念的传统设计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4.宫城南门采用三观过梁式门洞的传统样式，渊源于大都崇天门，但内设碧瓦红墙重门结构的广场是首次发现；
5.宫城西南角台应为三重子母阙角楼墩台，古云“天子三出阙”，这是等级最高的建筑形式；
6.皇城南门采用简明牌楼式，与普通城门不同，别具一格，也是元代考古发掘所仅见；
7.元中都体现了草原帝国都城的鲜明特点，兼具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双重特色，宫城内各类建筑按照通过南、北门的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同时又在宫城北部空白地带设立毡帐区。
第三，深度解析了出土文物的内涵。出土的文物都是体现着崇高建筑等级的艺术珍品，如汉白玉螭首和龙纹角柱，琉璃瓦当、滴水、鸱吻、鸟喙神兽、天马、行什和龙纹方砖等，达到了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结合，符合宫廷和营造法式的皇家规格，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成就，代表了元代营建大师的最高技术水平。
《元中都发掘报告》是在系统区域调查、全面钻探测绘、精确细致发掘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正规严谨的科学考古发掘报告，全面细致地介绍了元中都的勘测和发掘成果，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全书分上、下两册，共1200余页，大16开，结构紧凑合理，内容科学翔实，行文流畅清新，图表系统精确，图版主次分明，尤其是对重要遗迹和文物从多角度拍摄，整体与细部兼顾，便于读者的比对观察。作者在实地考察和翔实记录的基础上，遵循材料客观全面、结论严谨可靠的基本原则，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相依托，以凝炼而得体的历史诗句点题，图文并茂，不仅概述了元中都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还在注释中对与元中都密切相关的历史地理名词作了详细说明和深入考证，既便于读者的阅读检索，又不影响深入理解，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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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搞错了！这些人并不是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而是如假包换的罪犯。在他们眼中，那些大师之作不过是金钱的另一张面孔。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纪录片《那些被偷走的名画》，揭开了被盗名画的命运。
窃贼让13幅名画消失
午夜的钟声响过，美国波士顿街头一片寂静。两名警察打扮的男子大摇大摆地进入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只用了几分钟，他们就把保安拷起来，扔进地下室。
“这是抢劫！”一名入侵者宣布。
两名窃贼在这座博物馆中游荡，手脚麻利地把一幅幅画作从画框中切割下来，运到博物馆外的车上。
这是发生在1990年3月17日的一幕。两名窃贼偷走了13幅画作，其中包括约翰内斯·维米尔的油画《音乐会》，这位荷兰17世纪的绘画大师只有36幅作品存世，每一件都是珍品。
此后，这13幅作品一直没有露面。
201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宣布侦破此案，但失窃的艺术品没有一件被追回。到这座博物馆参观的人会发现，荷兰画家伦勃朗的画作《加利利海上的风暴》只剩下画框和解说。衬着绿色丝绸壁纸的画框，似乎在向参观者展示窃贼留下的伤疤。
英国艺术评论家阿拉斯泰尔·苏克经常被媒体记者“围堵”，被要求对艺术犯罪进行评论。人们想知道，名画被偷走后会怎么样？
英国广播公司（BBC）开始播出纪录片《那些被偷走的名画》，导演苏克在片中给出了答案：被偷走的艺术品多数难以被追回。
“被盗艺术品被追回的几率只有15%”
英国国家肖像馆负责人桑迪·纳尔尼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被盗艺术品和古董每年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总值达50亿美元，“这使盗窃艺术品成为和贩毒、洗钱、走私武器一样的顶级国际犯罪”。
然而，BBC的这部纪录片告诉观众，多数艺术品窃贼过得并不好。英国伦敦警察厅警官法伦布·莱德利介绍说，艺术品窃贼其实赚不到多少钱，因为出自名家之手的艺术品容易被人认出来，出手非常困难。
在作案之前，艺术品盗窃团伙对于如何销赃思考甚少，因此他们的首选方案是，将这些艺术品卖给失窃的博物馆、画廊或保险公司，要价一般只有市值的10%。如果这个办法不可行，一些窃贼会以低价将真品当成赝品，卖给艺术品收购商。
失窃的博物馆通常会悬赏启事，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人能得到不菲的赏金。这些赏金不能付给罪犯，不过，在一两个中间人的帮助下，这笔交易仍能达成。只要能找回丢失的艺术品，人们愿意对这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窃贼们发现，他们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变现，就会把目光投向黑市。艺术品流失登记组织（ALR）顾问科里斯对美国广播公司说：“在黑市上，他们以实际价格的5%到10%出售这些画，用画交换、武器或者古董。”
在这部纪录片中，伦敦警察厅艺术与古董行动队创始人迪科·艾丽斯对苏克说：“偷来的艺术品可以更加容易地跨境转移，并且拥有国际公认的价值，不需要经历货币转换的麻烦，甚至可以成为对劳苦功高的帮会成员的奖励。”
警员伊恩·劳森对英国《每日邮报》说：“艺术品在黑市上可以成为一般等价物，可以很容易地被带出境。海关官员通常不熟悉油画。”
落入窃贼之手的一些艺术品会被毁掉
1969年，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一幅晚年时期的作品在西西里被盗，警方怀疑这是意大利黑手党的“杰作”。40年过去了，黑手党头目陆续落网，很多人提到这幅画，但说法不一。
有人说，这幅画从画框上被切割下来时受损，此后被毁掉。有人说，这幅画被丢在一个废弃的农场中，与农场一起被付之一炬。
2012年，荷兰鹿特丹旅游画廊被盗，毕加索、莫奈等人的多幅作品丢失。
马达汉（CarlGustafMannerheim，1867—1951）①，芬兰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1944—1946年任芬兰总统。马达汉祖籍瑞典，1867年出生于沙皇俄国的藩属芬兰大公国，曾担任过沙皇的宫廷近卫和御马官，并在1905年参加了日俄战争。受俄军总参谋部指派，马达汉于1906—1908年前往中国进行军事侦察，目的是探明清政府在新疆和甘肃的实力，清朝地方官员对待“新政”的态度，并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为掩盖其军官身份，马达汉作为法国伯希和探险队的成员前往中国，并与“芬兰-乌戈尔学会”、芬兰国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安特尔委员会”达成合作，为他们收集古代文物。1906年7月，马达汉从莫斯科出发，经俄国统治下的塔什干、安集延等地，于8月进入中国边境。由于考察新疆是马达汉此行的重点，所以他先对南疆的叶尔羌、和阗进行考察，后返回喀什噶尔向北行进，重点考察了阿克苏、伊犁地区、喀喇沙尔、迪化（今乌鲁木齐）、古城（今奇台）、吐鲁番、巴里坤、哈密等地。马达汉所选择的路线与其他探险家的路线不尽相同，时而偏离传统的丝绸之路，期间六次翻越天山。离开新疆后途经安西、兰州、西安、郑州、石家庄、太原、归化（今呼和浩特）、张家口，于1908年7月到达北京，结束了为期两年的考察。马达汉每到一处便与当地的官员结交，了解当地情况。马达汉停留时间较长的地方多为军事重镇，对当地的军事布局和兵力情况尤为关注，他还亲自绘制了18座城市的草图和许多路线图。此外，马达汉对阿布达尔人、土尔扈特部、撒里和西拉尧乎尔（即今裕固族）等少数民族族群进行考察，还前往拉卜楞寺考察，其后又在五台山拜见了避难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尤为可贵的是，马达汉将自己每日的考察活动写成详细的日记[1]，并在考察过程中拍摄了1300余幅照片②，这些已经成为今天研究清末社会的珍贵材料。近年来，随着马达汉西域考察相关资料的陆续翻译出版和新疆档案馆相关档案的公布[4]，马达汉西域考察研究逐步展开。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
国内关于马达汉西域考察的研究以2000年为界，2000年之前的研究较少。专门论述马达汉的文章仅有刘爱兰、房建昌的《芬兰总统麦耐黑姆光绪末年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5]一文。该文总体介绍了马达汉的亚洲考察，是很多学者“结识”马达汉的契机。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马大正先生，他阅读该文之后，对马达汉的印象有二：“在众多新疆考察的外国人中还有一个芬兰人，其经历当属奇特；对该文的题名大不以为然，考察时马达汉仅是一个俄国军官，怎么能配上几十年后当上芬兰总统的头衔！？”，此后马大正先生开始关注马达汉新疆考察的情况，但收获不多。2000年以后，国内知道马达汉的学者日益增多，这得益于马大正先生与王家骥④先生的结识。马、王二先生就马达汉新疆考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情况进行洽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00年度重点研究项目正式立项，可以说是我国学界系统研究马达汉新疆考察的开端[2]10。国内关注马达汉西域考察研究与“马达汉新疆考察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不无关系。2006年8月20日至9月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主办、新疆社会科学院协办的“马达汉新疆考察国际研讨会”，分别在芬兰赫尔辛基和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中芬学者于乌鲁木齐会议后联合赴南疆，沿着马达汉当年在南疆考察的主要线路进行了野外考 察。中芬学者提交20余篇论文，后经马大正、厉声、许建英三位先生整理并出版了《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此后，由于中芬学者的友好合作，“马达汉中国西部图片展”在中国进行了三次展览①。此外，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芬兰中国协会联合主办的芬兰马达汉中国西部图片展于2010年6月7日在友协和平宫举行。2012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和新疆电视合拍摄的大型情景再现式纪录片《百年新疆》②（又名《一百年前的探险日记》）拍摄完成，其中第四集《马达汉•古道谍影》专门讲述马达汉新疆探险。以上会议、图片展览和纪录片对于国内了解马达汉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促进了马达汉西域考察的研究进程。自2000年以来，国内研究马达汉的学者不断增多，也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总体介绍马达汉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王家骥先生所著的《马达汉》是一部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运用读者容易接受的手法和文字撰写的评传，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介绍马达汉的著作。该书介绍了马达汉的个人经历，并以马达汉所写考察日记为依据，着重介绍马达汉1906—1908年的亚洲之行。此外，该书还涉及马达汉与伯希和中亚组队问题、马达汉错过莫高窟等问题，尤其是在探讨中亚组队问题时，提到了马达汉的妹夫路易斯•斯帕热伯爵加入探险队而被伯希和所拒绝一事。伯希和对马达汉多方刁难，这些在其他论著中均未得见。马大正《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西域考察的经历与研究》一文综合性地介绍了马达汉1906—1908年在中国（尤其是新疆地区）的探险活动，并强调马达汉新疆考察在新疆考察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马大正《略论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新疆考察》一文整体介绍马达汉新疆考察活动及其遗产的历史价值，尤其要重视马达汉所绘制的11幅不为史籍所载的城市布局图；同时提到了与马达汉同时期前往新疆考察的其他探险家，并与伯希和、日野强进行了简单的比较；更正了耿癉在《译者的话》中关于马达汉的三个失实之处：马达汉未曾担任伯希和探险队中哥萨克卫队长一职，马达汉被授予“元帅”称号是在1942年，马达汉1917年回国的真正原因是投身芬兰独立事业，但是其盗掘文物的行为概括了马达汉与日野强考察的四个相同点：同为军事性质考察，都是军人身份，考察时间相同，都有记录考察经历的资料传世；两个不同点：马达汉对军人身份进行了伪装而日野强没有，二人服务对象不同。杨恕《论曼涅海姆新疆考察的学术意义》一文强调了马达汉考察对于中国西北地区地理环境、民族民俗和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的意义，尤其要充分发掘马达汉拍摄照片所能反映出的信息，与传统文献相补充；同时还要加强对其他探险家考察成果的研究，将其中现代意义的科学记录运用到自然地理环境的研究之中。王家骥《马达汉新疆考察日记和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一文从清政府对外关系，英俄日三国对我国新疆地区的渗透，清政府推行“新政”产生的效果，新疆历史人物及事件，地方官员贪污及清末新疆地区屯垦戍边等六个方面，介绍了马达汉新疆考察日记和回忆录的史料价值。许建英《马达汉新疆考察的资料收集及其方法》一文将马达汉收集到的资料分门别类，并探讨其获得资料的途径及资料的学术价值。刘明《试述芬兰探险家马达汉在新疆的民族学调查》简要介绍了马达汉1906—1908年的考察活动及其学术价值，并与同时期的外来探险家作比较。此外，闫存庭《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视域下的清末中国社会———〈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述评》、王家骥《马达汉的新疆考察与其人其事》、孙宏年《马达汉的“亚洲情结”》、张金秋《曼纳林不为人知的中国考察》四篇文章均对马达汉中国考察一事做了综合性介绍。
（二）关于马达汉亚洲之行所拍摄照片的研究成果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国内对马达汉的研究主要围绕其所拍摄的照片而进行。邓明《马达汉照片探秘：清末兰州辕门》一文，以马达汉所拍摄的兰州街道照片为中心，引用兰州谚语对照片中人们的行为进行解释，进而将马达汉所拍摄照片与乾隆年间《皋兰县志》中的《督署图》、光绪年间的《金城揽胜图》对比，证明照片中的地点是兰州辕门，并根据传统史籍叙述了兰州辕门及城市构造的情况。习习《读图笔记》[16]以《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为基础，从中选取了八组照片（柯尔克孜猎人和他的猎隼、固满的一名乞丐、穿越排山卡口、凉州北城门上的城楼和凉州街景、兰州的大年初一、受过基督教洗礼的中国妇女、教堂餐厅、柳大沟的三名妇女）进行了阐释。王家骥《马达汉二十世纪初新疆见闻录》[17]一文详细地介绍了马达汉在叶尔羌和阿克苏的活动，并附有相关图片。殷德俭《“定格于瞬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的魅力》一文先整体介绍了目前国内可见的马达汉所拍摄照片的情况，强调这些照片的重要性，认为马达汉拍摄照片包括了人物、风景、文物、市井、民俗等方面，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等领域，将马达汉拍摄照片的兴趣点与其考察任务挂钩，强调所拍摄照片的纪实性，并提出与同时期的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所拍摄的照片进行对比研究的构想。
（三）运用马达汉相关资料阐述清末社会的研究成果利用马达汉日记来研究清末社会（尤其是新疆地区）的一些问题，是目前国内研究的主要方向。周轩《俄属芬兰男爵曼纳海姆（马达汉）西域考察中的官员交往》一文叙述了地方官员对马达汉隆重的招待及马达汉对他们的认识，并根据正史记载叙述了他们的命运，进而探讨清末新疆地区的买官行为和官吏问题，认为重金买官行为促使官员在有限的期限（一般为3年）内大肆敛财以收回买官成本，从而加重了问题。李方《从马达汉日记及报告看1906—1908年中国铁路修建的状况》一文以马达汉考察日记中关于中国铁路的资料为主，着重介绍了马达汉打听到的关于修建新疆铁路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张家口经呼和浩特经古城通往新疆，另一条是从西安、兰州、哈密到乌鲁木齐。清政府将修建铁路的任务分派到各省，因此各省需要自行筹集资金。在马达汉看来，当时中国修建通往新疆的铁路困难重重，而在收回路权运动之后外国人仍占据着中国铁路部门的诸多要职。闫存庭《从〈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看清末的新疆社会》以马达汉考察日记为基础，介绍新疆农牧、商业以及民众生活等情况。闫存庭《马达汉笔下的喀什噶尔社会述略》和吴孝成《外国人眼中百年前的伊犁》两篇文章将日记内容与单个的地方社会研究相结合。
许建英《马达汉笔下的新疆民族与社会》一文以马达汉日记为基础着重对新疆族群进行梳理，认为清末新疆地区民族种类实际上比我们现在所划分的更多样，更复杂，其中阿布达尔人、什克韶人、多浪人等现均已被划入到维吾尔族中。因此要对马达汉所提到的那些族群进行深入研究，从尊重族群独特性的角度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原各族群的称呼并且重新划分其民族。闫存庭《从另一种角度解读清末新疆土尔扈特人的社会生活———以马达汉笔下的卡尔梅克人为研究对象》则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对马达汉访问过的少数民族卡尔梅克人进行叙述。马大正《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访察卫拉特蒙古述略》，通过描述马达汉所交往的纳生巴图等卫拉特人，进一步探讨马达汉对卫拉特人风俗习惯的认识和在卫拉特游牧地所做的军事考察。孙宏年《马达汉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以1908年的五台山会见为中心》一文以鲜为人知的马达汉觐见十三世达赖一事为中心，叙述了此事的过程，尤其注意到十三世达赖对清廷的防范和亲俄行为，并将此事置于英俄在中国西部地区角逐的大背景之下探讨此事的意义。苗普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有关马达汉新疆考察档案述论》一文以新疆档案馆馆藏的马达汉新疆考察相关档案资料为基础，列出了马达汉在新疆考察的行走路线，到达或离开各地的时间并与日记中的记载比较，得出二者基本一致的结论；探讨了马达汉在南疆地区无护照旅行，所持护照与抄件上汉文名字不一致问题以及私自变更路线问题，认为马达汉私改路线是为了搜集军事情报。阿拉腾•奥其尔《马达汉〈军事考察报告〉述评》一文以马达汉的军事考察报告为基础，探讨了马达汉考察的军事性质。认为《军事考察报告》对于我们研究马达汉，了解当时沙俄侵略中国的阴谋、清末社会状况、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有重要意义，应该得到学界重视。该文是国内首篇专门介绍马达汉军事考察的文章，写于中文版《军事考察报告》出版之前，在当时价值颇高。此外，还有学者在论证其他问题时引用了与马达汉相关的资料，例如艾力•吾甫尔《新疆阿布达里人渊源考》等文。马大正先生和厉声先生在“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提出“应将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放到清史、新疆地方史、新疆探察史、中亚地区史，以及20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等大背景下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的目标。而目前国内的研究状况与这一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国外研究状况及趋势
马达汉西域考察问题也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其中主要以芬兰学者为主，限于条件，遗漏较多，只能做部分介绍。国外对马达汉的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早期对马达汉的研究主要从文物考察、民族学调查、气象探测等方面进行，而鲜有论及其军事考察的著述。这与芬兰人民的民族情感有关，芬兰人不愿意承认其民族英雄竟然为沙俄帝国主义服务。苏联解体之后，苏芬之间一些敏感的问题得到缓解，使得客观地评价马达汉在芬兰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可能。1992年赫尔辛基大学开始举办关于马达汉的公开讲座，其中也包括关于马达汉西域之旅的述评讲座。1999年芬兰文物局举办了题为“1906—1908年马达汉在亚洲腹地”的大型展览会以展示马达汉的西域之旅，并编辑出版了有关的论文集和光盘。
1998年，芬兰电视台赴我国新疆实地拍摄的电视片“马达汉西域考察纪行”，也已刻录为VCD光盘出售[8]5。就目前笔者可知资料而言，与马达汉亚洲考察相关的作品主要有：《马达汉从东突厥斯坦收集的考古文物研究》（A.M.TallgrenTheManner-heimArcheologicalCollectionfromEasternTurkestan）、《马达汉收集的墓碑古籍残本》（G.RaquetteCollectionofManuscriptsfromEasternTurkestan）、《对亚洲腹地几个部族的人类学体型测量》（KaarloHildenAContributiontothePhysicalAnthropologyofSomePeoplesinCentralAsia）、《马达汉收集的佛经残片》（J.N.ReuterSomeBuddhistFragmentsfromChineseTurkestaninSanskritand“Khotanes-e”）、《四份维吾尔商业文件和蒙古方块字文书残片》（G.J.RamstedtFourUigurianDocuments；FragmentofMongolian“Quadratic”Script）、《马达汉考察时的气象记录》（Runar.MeinanderMeteorologicalNotesMadebyC.G.MannerheimduringhisTravelsinCentralAsiain1906—1908）、《马达汉的地图测绘》（A.K.MerisuoC.G.Mannerheim’sMappingWorkonhisJourneyacrossAsiain1906－1908）①。哈里•哈伦是芬兰学术界研究马达汉的旗帜性人物，他的《马达汉：一名战士和地理学家》②、《马达汉1906—1908年由西至东穿越亚洲之旅的分析索引：地点、人物和一般术语》③以及由他编辑的《马达汉1906—1908年在中国作为军事间谍的笔记》④都是与马达汉西域考察相关的文章。目前笔者所见的国外研究主要是收入马大正、厉声、许建英整理主编的《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一书中的会议论文。高歌《马达汉在亚洲的岁月：1904—1908年》（许建英译）综合性地介绍了马达汉在日俄战争及亚洲考察中的活动，着力探究了马达汉在地理学、人种学及古代遗迹学等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马达汉收集到的大量唐卡、公元6世纪的文书、用蒙古文方块字形式写成的佛教文书价值极高。蒂默•纳拉耶尔维《马达汉中国探险：新疆考察时的猎人和骑手》（许建英译）围绕马达汉对马匹和狩猎的极度喜爱这一主题，先介绍了马达汉中国考察的任务（包括军事侦察和文物收集）及完成情况，认为马达汉既出色地完成了两项任务，又不忘自己的兴趣：狩猎和马匹。蒂默•纳拉耶尔维认为瑞典文日记原稿中包含着更多能反映马达汉与马匹关系的细节，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探讨马达汉错过莫高窟的原因时，蒂默•纳拉耶尔维认为马达汉对佛教文书不感兴趣是主要原因，并非单纯地忙于狩猎，而马达汉缺乏对古代文物的兴趣和鉴赏能力是因为未能得到专家的指导。哈里•哈伦《马达汉男爵骑马亚洲之行和……》（许建英、杨卫东译）将原版日记中关于马达汉在考察期间乘坐马车、悬轿及火车的未公开发表的部分章节补录出来，说明马达汉亚洲之行中所用的交通工具问题。通过探讨交通工具的使用情况，可以对路况及马达汉身体状况进行探讨。其中在补录章节中有一段涉及马达汉与伯希和等法国探险队成员结识的文字，这是在中文版日记中见不到的，故而在探讨马达汉与伯希和关系问题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补录文字中还涉及道路里程问题，可用于探讨马达汉的行程问题。
阿尔伯•雍杜宁《俄国地缘战略对马达汉的影响》（王家骥译）将马达汉军事勘测任务与米留亭制定的军事勘测地理计划做比较，介绍了米留亭军事思想对马达汉的影响。认为马达汉的军事考察报告和绘制的地图在俄国的亚洲政策中得到运用：在对抗日本失败之后，俄国尝试扩大在中国新疆、蒙古以及马达汉所调查地区的影响，这与国内研究者们所认为的军事考察报告未能得到有效利用的观点不同，值得思考。珀提•殷克宁《从军事情报角度看马达汉上校的亚洲之行》（杨卫东、陈海涛译）先介绍了马达汉考察的背景：清政府的新政改革引起俄国关注，而依据数十年前普尔热瓦尔斯基等军官所收集到的关于中国的情报系统需要更新。继而介绍马达汉军事报告及其成果，该文写于中文版《军事考察报告》出版之前，在研究马达汉考察的军事性质方面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彼特•桑德伯格《摄影家马达汉》（许建英译）利用马达汉与其家人、伯希和的往来书信中的相关信息探讨马达汉在考察中所使用的照相机型号为鄂奈曼•克拉普，这是当时配置最先进的一款照相机。继而探讨马达汉携带感光板及冲洗照片的艰辛，并对马达汉所拍摄照片进行评价，认为他拍摄的人物照最为生动。碧丽瑶•瓦丽瑶拉《马达汉与芬兰国家博物馆》（杨卫东译）以马达汉所收集文物为主线，介绍了马达汉考察前为进行人类学调查所做的准备，包括阅读前人中亚考察的指南书目，向前辈（G.J.兰司铁、奥托•唐纳等）请教。又依据《马达汉1906—1908年由西至东穿越亚洲》一书介绍了马达汉收集的文物情况，最后介绍了考察成果的分配情况：人种学实物和其全部手稿归芬兰国家博物馆，照片所有权属于芬兰-乌戈尔学会，唐卡及一些佛教用品、作为礼品接受的东西为马达汉所收藏，现在可以在马达汉家庭博物馆里看到。收藏于芬兰国家博物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的这部分资料大多数已经出版或者用于研究。由于马达汉考察时芬兰国家博物馆尚处于筹备阶段，所以马达汉收集到的文物对芬兰国家博物馆而言意义重大。阿里•麦克莱《马背之旅的开始：马达汉1906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今天与100年前观点之比较》（杨卫东、陈海涛译）旨在研究马达汉在奥什为旅行所做的准备工作，并与现在当地情况对比。作者在亲身考察之后，将自己目睹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市场形势等与100年前马达汉关于该地区的记录相比较，认为这100年间当地的马匹价格、工资水平、人们的服饰没有多大变化，而当地的环境却变化很大，马达汉当年常常见到的山顶积雪场景现已少见。作者认为可以沿着马达汉的旅行路线建立一条“研究走廊”来监测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尤哈•杨虎嫩《马达汉在拉卜楞寺》（许建英译）一文依据马达汉考察日记叙述了马达汉在拉卜楞寺考察的过程，并注意到马达汉因为没有拿到前往拉卜楞寺的推荐信并且拒绝当地“强人”的安排与“帮助”而遇到当地人恐吓和刁难的问题。认为马达汉对拉卜楞寺的考察虽不及俄国探险家G.N.波塔宁、P.K.科兹洛夫等人深入，但他所拍摄的该寺照片却价值颇高。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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