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地处我国中南部，它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干流经青海、、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十一个省（市、区）注入东海，全长6300公里。支流伸伸展到甘肃、贵州、陕西、河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八个省（区）。流域面积18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长江流域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发达。长江流域水资源特性突出：它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1070毫米，但时空分布不均匀；长江水量巨大，占全国径流总量的35%，是黄河水量的20倍，且径流年际变化不大，但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匀，年内分布不均匀。
长江流域资源的基本状况及其特征是长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对象属性，也可以说是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前提条件，立法的必要性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一）长江流域水资源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要求对其水资源保护问题予以充分重视
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开发利用，水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要素，与其它环境要素和资源都息息相关，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地理环境、地质环境、海洋环境、生物环境与之进行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将它们连接为不可分的环境整体；水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是一切生产活动都不能离开的重要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讲，水资源不仅与森林、草原、生物、土壤、矿藏等资源息息相关，而且是一定区域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的基础要素。因此，可以说，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与长江流域水资源丰富直接相关，对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一切规划与设想，也都是建立在长江水资源的基础之上的。的确，在长江流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丰富的水资源伴随其间的其它资源为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开发利用资源、迅速发展经济的各种契机。但是，一切规划和设想为我们描绘的美丽蓝图都是建立在长江流域资源可永续利用的前提之上的，如果没有充足的水量或符合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发展要求的水质，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或是一纸图画而已。而要真正实现这些设想，就必须对水资源有充分的认识。
一方面，水是不可替代的资源，在当今，水荒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工业发达国家中，当年总用水量超过河川总径流量的15%时，就会出现水荒和农业干旱。我国河川年总径流量约为26300亿立方米，到2000年总耗水量将达到13000亿立方米，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我国从70年代开始出现水荒，如今已蔓延到全国，目前我国的实际用水量已达5300亿立方米。有关专家研究指出：由于自然条件和开发条件的限制，年取水量10000~12000亿立方米，将是我国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可能限度，再增加供水将十分困难。据1993年统计资料，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率仅为21%左右，可供水量比1980年仅提高128亿立方米，当流域出现枯水偏旱年，约缺水226亿立方米。目前，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已受到给水不足的制约。现状已不容乐观，沿江经济带的发展对长江水资源则会造成更大的压力；而今天的长江流域，除供水已出现紧张外，水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水资源是可以不断更新、不断补充的可更新资源，可以寻求可持续开发的途径，使当代人和后代人都能源源不断地永续利用。只要合理地开发利用水资源，水资源是可以实现永续利用的。但是，水资源的可更新、可补充能力又是受自然条件限制的，是有一定限度的。任何无节制的开发，都会导致其受到破坏，并使其更新能力下降。因此，必须要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管理，以保护水资源的永续利用得以实现，否则，长江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1、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过程中的市场无功能和流域资源保护的特殊性在客观上要求实行统一管理。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对长江水资源进行保护，而要保护水资源首先必须解决谁来付费的问题，在市场机制下，这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另外，长江流域水资源又是一种公共资源，它不同于一般私人物品，不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不是你用了我就不能再用，而是只要它存在，你可以消费，我也可以消费。长江水资源的这种特性，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
并且，由于长江流域水资源是一种流域资源，它具有整体流动的自然属性，以流域为单元，水量水质、地上水地下水相互依存，组成一体，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开发利用、治理互为影响；它同时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可用于灌溉、发电、供水、养殖、航运和旅游等多方面，有着开发的多部门性和对城乡供水、卫生保健、工农业生产、城市发展、水力发电、内陆渔业、水上运输、休闲娱乐等人类活动的多方面利益。另外，还存在着洪水泛滥成灾的危害以至于开发利用的同时必须始终贯穿于防洪和洪水控制的考虑。长江虽然从生态系统上看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其干支流、上下游却被人为地划分成了多个行政区域，形成了实际上的分割管辖的现象。
2、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客观上要求加强对水资源保护的统一管理
从理论上论述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必要性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绝不止于此；事实上，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已经存在着许多方面的问题。
1.长江流域水质性缺水问题严重。
2、工程性缺水问题严重。
3、对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出现了国外污染转移、资源破坏、自然景观破坏等种种不良现象。
4、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问题严重。
（二）长江水流域水资源的公共资源和流域资源属性要求对其进行统一管理。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市场无功能性、对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性以及其开发利用形势的严峻性均在客观上要求设置公共权力，对经济个体盲目地开发利用长江流域水资源的行为加以干预，通过采取"集体行动"，解决资源保护的"付费"问题，切实保证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永续利用。过去，我国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的保护也采取了行动，建立了管理机构，但效果却不明显，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出现了恶化的趋势。究其原因，是我们目前设置的公共权力不符合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特性或要求所造成的后果。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是依照一定的决策原理和环境观念形成的。对此，必须要有正确而清醒的认识。
长江流域水资源首先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具有公共资源的一般属性，如供应的联合性、有限性、和使用的分散性、高度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性。作为共同财富和公共产品，对水资源的使用，必须集体行动。个体对公共资源的自由选择与利用和社会的公共资源的分散管理，将产生破坏性竞争。根据决策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管理主体越多越分散，管理责任就会愈是趋于松弛，对资源的保护就愈为无力，资源的状况则愈坏。反之，权力越统一，责任就越大；权力越是集中并趋向单一中心，责任就越明确，越统一，责任就越大；权力越是集中并趋向单一中心，责任就越明确，权力主体之间的破坏性竞争和摩擦就越小。因此，在构建整个水资源保护体制时，必须实行统一指挥，加强调控，推行主要管理功能部门化，
确立单一权力结构和单一行政领导系统。同时，水资源作为公共资源可以联合使用和各种可能使用方式的互相依存的重要性质及其因此而产生的复杂难题，在水资源管理中需要有广泛的协调和处理机构间冲突的机制，需要有必要的权力交叉与分割。伸言之，在同一背景和理由下，水资源保护管理既需要集权，也需要分权与平衡。因此，在水资源管理体制中，一般都存在着权力分散的特点，形成了权限重叠、权力分散的多元化体制。事实上，在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构建中，一直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难题。一方面，统一领导须在部门协调的原则下实现，集权不是大一统的权力垄断；另一方面，功能上的权力分散又将形成权力行使和管理责任的混淆，导致管理的无责任性与混乱性。如何合理解决这一矛盾，的确需要进行探索。这一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许多国家经过多年实践，大都选择了趋向集中和倾向单一决策、指导、控制、与执行中心的方向；水资源保护管理的权力越来越向一个政府部门聚集，越来越向中央政府聚集。中国水资源保护管理实际上也正在走上这条道路，只是由于在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上还未形成有效的协调与处理机制，才造成了一些问题。
其次，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又有着自身的特点，它作为一种流域资源，既是一种环境资源又是一种经济资源，具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跨行政区域性和使用的多元性特征，而无论是对流域水资源的何种使用都涉及到对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问题。一方面，长江流域水资源被行政区划分割为不同的管辖范围，由不同的主体分别行使管理权；另一方面，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并不因为行政区划而改变其发展规律。我国目前水资源所有权主体严重缺位，加之水资源的多重使用价值，使得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个体利益的考虑远远大于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考虑，使用水资源的外部不经济性和事实上的无偿性虽然在各种立法中通过规范公民个人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行为、建立各种监督管理制度似乎得到了解决，但由于种种原因却疏忽了对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限制，其结果只能是整个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失范，最终导致流域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淮河流域严重污染的原因正是如此，我国水资源保护立法只注重规范市场主体而忽视政府机关，管理体制的设置只重视区域机构而忽视流域机构的弊端暴露无遗。因此，在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构建中，同样也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存在着管理权力是否向一个部门、一个方向聚集的问题；但是，其集权与分权的对象却不是同一级政府的不同部门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而是必须从流域管理的特征出发，建立专门的符合流域水资源保护要求的机构，站在全流域水资源保护的高度，摒弃地方观念和部门利益，统一管理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工作。只有设置这样的专门机构并由中央特别授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分权与平衡机制，确立协调原则和程序，才能真正解决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三）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和实践现状在客观上要求制定专门的法律，统一规范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行为。
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的保护与公共权力的设置在实质上具有同一性，保护需要采取集体行动，而目前最经济也是最大的集体行动和公共权力体就是国家及其行动。国家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以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在现代法治观念下，无论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设置还是国家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法律也以其特有的规范性、概括性、普遍性、强制性发挥着其它手段和措施所不具备的作用，成为国家保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有力武器。因此，制定法律并实施法律对于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有效保护是完全必要的，法律在这一领域中的作用也是得到了充分认可的。在我国目前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不时要不要立法，而是立什么样的法？该立法的目标、任务、功能、作用是什么？目前已有的法律制度为何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国家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环境是写进宪法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宪法为基础，国家也已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基本上实现了水资源保护活动的有法可依。但这些法律法规都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尤其是在对流域水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突出。我国现行的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主要有四部，它们是《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从表面上看，这四不法律对我国的水资源保护问题已作出了全面的规定，但实际上在立法理论与实践中，这四部法律本身及其相互之间都存在着问题。其主要问题表现为：
1.四个法律的关系不清。上述四部法律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从理论与实践上看，水资源管理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与水污染防治显然都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在立法上也应有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级，才有利于对不同的行为形成规范体系，目前这种立法模式显然不能满足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需要。
2.几部法律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四部法律都对管理体制作出了规定，确立了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主管部门和协管部门，但四部法律实际上是由两个主管部门分别起草然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立法时缺乏综合平衡，立法时间有先有后，也缺乏通盘考虑，污染防治法早于水法，水法又早于环境保护法，不可能使得几部法律很好地协调。各个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够，缺乏相应的配套法规，特别是缺乏程序性规定，致使一些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不明、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
3.各管理部门之间的职权范围不明。由于我国目前行政机关的设立都没有专门的组织法，各部门的职权都是由各部门自己先制定方案，后报经国务院批准，各部门难免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从而忽视整体利益，造成权力设置的重复或空白，只有分工没有协作，既不能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又不能形成整体效益；反而因为各部门的权力竞争造成对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损害。这种现象在流域水资源保护中十分典型：污染管理者、资源开发者、排污者相脱节，管理者只收费不治理、资源开发者既要开发又要治理、排污者只交费什么都不管。其结果只能是流域水资源得不到有效保护。
4.一些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不明，职权不定，难以实现法律规定的管理目标。在四部法律中，关于流域水环境保护仅有《水污染防治法》有所规定，但其规定却是相互矛盾的。该法第四条规定："……重要江河的水源保护机构,结合各自的职责,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而根据我国目前的机构设置，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设水资源保护机构，根本没有什么水源保护机构；然而从《水污染防治法》关于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其它规定来看，显然流域水污染防治就是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的职责。由于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的法律地位不明、权力不清、职责不定，当然无法发挥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作用，致使流域水资源保护举步维艰。
正是由于以上几个方面问题的严重存在，才造成了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混乱，以致于在淮河流域出现严重的水污染时，现行制度无法发挥作用的现象。为理顺淮河流域该的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不得已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中设立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授予该小组以行政权，行使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行政管理职能。抛开已有的机构，另设临时机构并委以重任，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正常现象；更何况，淮河流域是在污染已万分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后立法.如果每一流域都要等到象淮河流域一样了再来设置临时机构，那么，《环境保护法》也好.《水法》也好.《水污染防治法》也好,都不过是一纸空文.预防为主也好.可持续发展也罢,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毫无意义.因此,必须认真吸取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教训,通过立法和修订现行法律，理顺各有关法律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各项制度能在流域水资源保护中发挥作用，保证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流域特性是不可忽视的，即使在对现行法律作出修订使之能适应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要求后，根据流域特点制定专门性立法也是必须的。每一个流域地理位置不同、流域范围不同、资源开发利用的目标不同、径流量不同、所担负的社会功能不同，等等。诸多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差异导致了各流域资源保护重点的区别，如淮河流域以防治已经出现的严重水污染为主，黄河流域以水土保持为重点，松辽流域预防与治理并重，长江要以预防为主；即使是每一流域都共同负有防治水污染的责任，由于每一流域的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污染源与污染物的数量种类成分等不同，对每一流域所设置的保护制度也应该是有差别的。尤其是对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属于预防性立法，它要更关注或注重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现象的法律调整，更大程度上保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虽然目前国务院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一些原则和制度可以在全国适用，但却不具有长江水资源保护的特征针对性；也有松辽流域、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由流域各省（区）联合会签管理规定，但对长江流域这样一条涉及范围广、涉及地方省市多、资源保护任务和重点差异大的流域来说，不仅仅是达成协议的难度大，而且协议达成后的执行难度更大、也很脆弱。因此，从对长江流域水资源有效保护的角度出发，当然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制度体系，建立切实可行的保护体制。
二
在关于长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研究中，我们首先看到长江流域水资源的特点和现状，它具有显著的双重属性：长江流域水资源既是一种环境资源，具有公共资源的一般属性，即供应的联合性、有限性和使用的分散性、高度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性；又是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以长江流域为本体的特殊性，即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管辖的跨行政区域性和开发利用方式的多元性。其次，我们也看到了长江流域水资源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显现出的长江流域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替代性。但是，目前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现状令人堪忧，已经出现的质量性缺水、区域性污染呈上升趋势等问题和目前才初露端倪将来可能出现的因不合理开发利用长江流域水资源而严重影响整个流域乃至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使我们认识到及早进行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门立法的必要性。记忆犹新的淮河流域严重污染状况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惨痛教训，时刻在告诫我们，长江水资源保护必须切实贯彻"预防为主"原则，如果等到长江流域变成了又一个淮河流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将不堪设想。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以其特有的概括性、普遍适用性、规范性和国家强制性为人们设定行为模式，通过引导、激励、限制、禁止等各种形式告知全体公民可以做、应该做、不能做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它可以将未来可预见的各种情况纳入规范的轨道，也可以避免各种冲突与矛盾。从法律的功能与作用来看，它必然是保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最有力的武器。另外，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公共资源属性，也决定了市场机制或价值规律的无功能，必须要设置公共权力，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能够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权力机构当然是也只能是国家。而在权力法定的现代法治观念下，设置公共权力机关并赋予其一定的职责权限，规定其活动原则和活动范围，也是法律的基本职能。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制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专门法律都是必要的。
建立在必要性、可能性基础之上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当然还必须具备科学性、逻辑性、严谨性、可操作性、和内外部的协调性，根据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和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实践，可以对《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办法》作出如下基本设想：
（一）《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办法》的基本结构。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办法》可由六大部分构成：
1、总则。规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立法依据、基本概念、基本对策或原则、适用范围等。
2、监督管理。规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管理机构及其权限、机构间勾通协调原则和程序以及适用于整个流域的水资源保护管理制度。
3、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保护。具体规定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各种行为及其开发利用者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的权利义务，规定各项保护制度。
4、流域水污染防治。具体规定各种向长江流域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规定排放水污染物的管理程序和具体制度。
5、法律责任。具体规定各种违反《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办法》的行为及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6、附则。规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办法》的生效、解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等。
（二）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系的设置原则
在长江流域水资源既是公共资源、其具有公共资源的一般属性，又是流域资源、也具有流域的特殊属性的认识基础上，构建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必须遵循如下原则:
1、效率原则。效率原则在许多国家都是评价政府活动及体制的合理性的重要标准之一，管理的有效性和管理机构的效率始终应作为设置体制的基本目标。而管理系统的专门化和管理体制的单一权力机构，有助于减少决策和办事过程中的消耗，可以增长效率、克服无责任性和混乱性。如果将长江水资源保护管理权分散于多个政府部门或各区域性部门，不只是简单的确定权力分工，为实质上是使机构之间具有了竞争性，这种竞争既有正面效应，如调动个部门的积极性，形成保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共同努力；也有负面效应，为鼓励个部门利用一切可行的机会去追求短期利益提供了便利。因为，如果一个部门不这样做，则其他部门便会这样做。其结果是导致长江流域水资源这样的公共资源的开发走到可悲的地步。当相关的方面包括了大量的权力重叠和交叉的小公共权力，而各个小的公共权力又只能够规范几个较小的与作用方面有关的权力的行为时，"公众悲剧"就会在几个较小权力的竞争中发生：而个较小的权力机构沉溺于权力的病态竞争，则无法去注意和实现该权力的真正目标，从而导致效率低下或不计效率，使公共权力变成否定性的负值游戏。因此，应充分认识"系统专门化才能增长效率"的意义，吸取过去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中普遍存在的因权力分散而导致的低效率的惨痛教训，避免"公众悲剧"和"非集权化的恶性循环"的发生。在此意义上，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构建必须以效率作为基本目标，选择通过加强大权力者或通过增加专门机构的决策能力、增加对专门化系统的组建、合并与强化的体制。具体而言，就是要真正赋予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以决策权、监督权、协调权和执行权，使其能够担负起统一管理的责任，保证管理的效率。
2、协调原则。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公共性和对其使用方式的多元性决定了其资源保护管理的任务绝对不可能是单一机构就能完成的，必须有各相关部门的配合，而这种配合必须是协调的。协调是为了避免采取互不相容的政策，控制各机构的活动与决定，使大家步调一致地追求已确定的共同目标和目的。协调既要避免矛盾、又要解决矛盾，既有预防性、又有战略性，既有程序性、又有实质性。在对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管理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权力的交叉与分割，存在实际上的权力相对分散的多元化体制，也必然会出现分权与平衡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正确处理统一管理与分权的关系，在保证管理效率的前提下，确立合理解决矛盾的原则，建立广泛的处理机构间权力冲突的机制。这种机制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要明确各管理部门的具体职责与权限，明确各部门行使职权的法律程序和行为范围，以协调各部门在长江水资源保护管理中的关系。在协调原则下，统一管理是基本目标，各部门在这一目标下分权与平衡：必要的权利交叉既有侧重点又有勾通程序，适当的权力分割也不是互相推诿和扯皮的借口。统一管理机构与分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配合和依存的关系，它们各自均有明确的地位、功能和作用，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竞争，而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管理目标各负其责。具体而言，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在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长江流域内的各区域性环境保护部门、水利管理部门以及渔政渔港管理部门、航道管理部门等均是协管部门，各部门应在法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进行管理；同时，还必须接受统一管理部门的宏观调控，及时调整工作方向，避免因权力的竞争损害权力目标的实现。过去，正是由于没有统一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才出现了管理上的种种混乱，现在要制定有关法规，当然首先要解决好管理体制的协调问题，
确立各部门间的正常关系，以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
3、民主决策原则。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从一定意义上看就是对长江水资源这种公共资源的分配与控制。在对长江水资源供给的分配中，不仅需要有效，也需要公正、合理。使这种分配有益于实现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有益于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即公众的长远利益。而集体决策、民主决策，便是应用正义与公平的必要条件。这就需要合作与参与，需要有对决策过程的了解和提出批评的权利，更需要有参与和对决策进行修改的程序。因此，在功能性权力集中的同时，还必须建设决策性权力的协调合作机制，以使决策科学、公正、合理。保证合理、公正的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于民主决策与功能权力集中的复合结构之中。多元的决策与集中的控制执行相结合才能构成"完善"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为保障民主决策原则的实现，在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构建中，就必须充分注意各管理机构、各管理相对人的民利，在法律上赋予他们相应的地位与权力，设置必要的程序，保证这些权力的实现。
（三）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的职权。
要使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承担起统一管理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责任，必须改变其仅作为流域协调机构的现状，使起成为真正的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执法主体。其职权范围因包括：
1、规划计划权。具体为负责制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规划和计划、总量控制计划、污染防治计划、供水计划等。
2、监督检查权。具体为监督检查流域规划和各项计划的实施和流域内各行政区的水资源保护工作，检点工程对长江水资源的影响，检查各项制度的实施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3、获取信息权。具体为流域内各行政区对所辖江段水资源保护工作的汇报，要求各地区进行排污申报，指定重点工程、重点区域、重点单位定期汇报，根据具体情况要求个别部门和单位进行临时汇报等。
4、监测权。具体为负责长江的水文、水质监测及省（市、区）界水质变化情况监测。
5、建议权。建议流域内各行政区决定限期治理、综合开发利用和综合整治等。
6、许可权。包括取水许可、沿江设置排污口许可、污染物排放许可等。
7、纠纷处理权。包括对跨行政区的水污染纠纷、用水纠纷等的处理权。
8、行政强制权。对长江流域水资源造成危害的单位和个人采取直接的和间接的强制措施的权力。
9、行政处罚权。对长江流域水资源造成损害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行政处罚的权力。
（四）《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办法》的制度体系。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制度体系应是一个相对完备的系统，各项制度间也应具有逻辑的联系，根据对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整体构想，其制度体系与结构紧密联系，主要制度包括：
1、关于全流域水资源保护监督管理的制度。具体包括规划计划制度、目标责任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水资源保护基金制度、总量控制制度、现场检查制度和奖励制度。
2、关于全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制度。具体包括开发利用许可证制度、供水分配制度、生态补偿费制度、水利工程的水资源保护制度、岸边工程的水资源保护制度、航道利用的水资源保护制度、渔业资源开发的保护制度、水土保持制度。
3、关于全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制度。具体包括污染防治许可证制度、排污申报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重大水污染事故申报与应急措施制度、船舶污染源控制制度、陆源污染的控制制度、开发利用项目污染的控制制度。
关键词：水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水法
1、水资源保护的含义
水资源保护是一个国家为了满足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需要，维护水资源的正常使用功能和生态功能，采取经济、法律、行政科学的手段合理地安排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并影响水资源的经济、生态属性的各种行为进行干预的活动。
水资源保护从广义上讲包括水量保护与水质保护两个方面，也就是通过行政、法律、技术、经济等手段合理开发、管理和利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的质量和供应，防止水污染、水源枯竭，水流阻塞和水土流失，以满足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淡水资源的需求。在水量方面应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发展水资源的多种功能。注意避免水源枯竭、过量开采。同时，也要顾及环境保护要求和生态改善的需要。在水质方面，应防治水污染，维持水质良好状态，要养活和消除有害物质进入水环境，加强水污染的防治和监督。
2、我国水资源概况和水资源保护的迫切性
2.1、我国水资源总量较多，但按人口、耕地平均占有水平很低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我国水资源问题比较严重，尽管我国河川径流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仅低于巴西、苏联、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但是由于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按人口、耕地平均，人均和亩均占有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占有量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左右，亩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亩均占有量的3/4.据对149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统计，中国人均占有量已经退居世界110位。因此，正确处理好水及人和人及于水两方面的关系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艰巨复杂。
2.2、我国水资源在地区上分布不均，水土组合不平衡。
我国的水量和径流深的分布总趋势是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并且与人口数耕地的分布不相适应。81％集中分布在长江及其以南地区，而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36％；淮河及其以北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64％，而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其中黄、淮、海、辽四河流域内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2％，然而水资源才占全国的9％。从而形成了南方水多耕地少，水量有多余，北方耕地多而水量少，水资源短缺，因此改变水量的空间分布，使水资源合理地被利用充分发挥其效益就被提到日程上来，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就是一个很好的特例。
2.3、我国降水及河川的年内分配集中，年际变化大，连丰连枯年份比较突出。
大部分地区的降水受季风影响，在年内年际之间有很大变化，汛期四个月的降水量和径流量占全年的60％—80％，集中程度超过了欧美等国家。
我国主要河流都出现过几年来水较丰和几年来水较枯现象。例如黄河在过去几十年中曾出现过连续9年（1943—1951）的丰水期；在近几十年内也曾出现过连续28年（1972—1999）的少水期，其中断流21年，而且在1991到1997年间是年年断流，总断流时间是717天，平均每年断流102.4天。降水量和径流量在时程上的这种剧烈变化，给水资源的利用带来困难。要充分利用水资源势必修建各种类型的水利工程来调节天然来水。
摘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了缓解水资源短缺，减少水污染、改善水质、合理调控水量而保护水资源，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水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水法
1、水资源保护的含义
水资源保护是一个国家为了满足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需要，维护水资源的正常使用功能和生态功能，采取经济、法律、行政科学的手段合理地安排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并影响水资源的经济、生态属性的各种行为进行干预的活动。
水资源保护从广义上讲包括水量保护与水质保护两个方面，也就是通过行政、法律、技术、经济等手段合理开发、管理和利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的质量和供应，防止水污染、水源枯竭，水流阻塞和水土流失，以满足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淡水资源的需求。在水量方面应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发展水资源的多种功能。注意避免水源枯竭、过量开采。同时，也要顾及环境保护要求和生态改善的需要。在水质方面，应防治水污染，维持水质良好状态，要养活和消除有害物质进入水环境，加强水污染的防治和监督。
2、我国水资源概况和水资源保护的迫切性
2.1、我国水资源总量较多，但按人口、耕地平均占有水平很低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我国水资源问题比较严重，尽管我国河川径流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仅低于巴西、苏联、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但是由于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按人口、耕地平均，人均和亩均占有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占有量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左右，亩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亩均占有量的3/4.据对149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统计，中国人均占有量已经退居世界110位。因此，正确处理好水及人和人及于水两方面的关系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艰巨复杂。
2.2、我国水资源在地区上分布不均，水土组合不平衡。
我国的水量和径流深的分布总趋势是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并且与人口数耕地的分布不相适应。81％集中分布在长江及其以南地区，而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36％；淮河及其以北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64％，而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其中黄、淮、海、辽四河流域内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2％，然而水资源才占全国的9％。从而形成了南方水多耕地少，水量有多余，北方耕地多而水量少，水资源短缺，因此改变水量的空间分布，使水资源合理地被利用充分发挥其效益就被提到日程上来，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就是一个很好的特例。
2.3、我国降水及河川的年内分配集中，年际变化大，连丰连枯年份比较突出。
大部分地区的降水受季风影响，在年内年际之间有很大变化，汛期四个月的降水量和径流量占全年的60％—80％，集中程度超过了欧美等国家。
我国主要河流都出现过几年来水较丰和几年来水较枯现象。例如黄河在过去几十年中曾出现过连续9年（1943—1951）的丰水期；在近几十年内也曾出现过连续28年（1972—1999）的少水期，其中断流21年，而且在1991到1997年间是年年断流，总断流时间是717天，平均每年断流102.4天。降水量和径流量在时程上的这种剧烈变化，给水资源的利用带来困难。要充分利用水资源势必修建各种类型的水利工程来调节天然来水。
我国水资源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长期性能艰巨性和复杂性。要使水资源能够长期的维持国民经济的生产和人畜的生活用水，就必须对水资源进行合理调控、贮蓄，进而改变地区水量时空分布不均，各地区根据各自的需水要求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调配、利用，尽量做到按需分配使用。
2.4、
水资源保护的紧迫性
近2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有300多个缺水城市的日缺水量达1600万m3，全国仍有7000万人和6000万头牲畜饮水困难。据预测到21世纪中期，全国总需水量将从过去的5000多亿吨增加到8000多亿吨，占我国可利用水资源总量的28％以上，按照国家经验一个国家用水量超过其水资源可利用量的20％以上，训可能发生水危机，因此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有效保护将会是21世纪的重大课题。对水资源采取的保护措施，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以期达到水资源的持续利用来支持、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水资源保护对策和措施
3.1、认真学习《水法》，增强法律保护意识
各水利行政部门定期组织人员进行《水法》的学习、宣传和培训工作，切实做好基础工作，从而让人们全面地了解到水对国计民生的重大影响，自觉树立起节水爱水的意识，从而建立起节水型社会。按照法律、法规确定的职责分工加强水资源保护、监督管理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调管理，实现依法治水，达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3.2、开源与节流并举，保护地下水资源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的方针，坚持开源和节流并重的原则，开发利用地表水，适当开发利用地下水。在大量减少地下水开采量，供水需求远不能满足的情况下，进行水资源调控措施，通过新挖和清淤沟渠、改造坑塘，适当地退耕还湖，开展农户水窖集雨工程、增加地表水的拦蓄量，并利用汛期相机复蓄弃水，开发浅层咸水进行淡化处理解决人畜饮水和工农业用水，开辟第二水源，实施不同地区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的开通就是一个很好的调配工程，把南方多余的水量引到北方来，将会缓解北方用水难的问题，又解决了南方的水量过剩问题。
3.3、实施《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加快水价改革促进全社会节水意识按照现行《水法》的规定对水价的管理进行改革，水利工程的供水价格为国家定价，但须按管理的权属关系和总成本费用来进行。水价应与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紧密结合，对工业和生活用水应制定计量收费、超定额用水量累计加价制度。通过推行水价改革，来增强全社会的节水意识，从而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3.4、加强水资源保护监督管理
按照法律、法规确定的职责分工，加强水资源保护、监督、管理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调管理。
水利部门履行好水资源保护统一管理的职责，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①全面实行取水许可制度，严把取水许可审批关。把水资源保护内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严格审查取水，排水对水质的影响。②抓住水量监测，搞好水资源公报工作，改变过去只对水质监测评价的做法，把水质，水量统一起来进行把关。③水资源规划是水资源宏观调控的依据，严格遵照有关的文件、法规、法律条文。
摘要:保护水资源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实际要求出发,着力解决好与人身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水资源问题,遵守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考虑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力。妥善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关系,防止人类活动对水的侵害。 关键词:水资源;水资源保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水资源:水资源分为地表水及地下水。地表水包括河流、湖泊、冰川等,其动态水量河川经流量,一般称为地表水资源。地下水储存量是历史时期积累形成的动态水量都比较小,主要靠地表水和降水入渗补给。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保护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坚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治水思路。乌拉泊水库清淤工程、乌拉泊水库清理搬迁工程、乌拉泊水库清淤质利用及生态恢复建设工程正是顺应了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使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三效的和谐统一。 1.水资源保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乌鲁木齐市水源保护区管理条例》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积极推进节水型社会,拟定应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预案。 1.1水功能区监督管理 陆续出台了《水法》、《取水许可证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为水功能区监督管理提供依据。制定出各地水域纳污能量核定,提出限制排污总量,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水资源保护协调机制,在完成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工作的同时,及时将监测结果通报各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布各地区水源地名录。 1.2积极推进节水型社会 按照中央节能减排工作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明确节水型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探索不同类型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具体模式和有效途径。把创建节水型企业、单位和社区活动作为落实节水型社会各项活动。 1.3制定突发事件预案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应对突发性水污染的预案。要求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应对有序,处置得当,确保饮用水的安全。 1.4大力推进水资源保护和修复试点工程 大力推进水资源保护和修复试点工程,减少人类对水资源的破害,提高全民保护水资源的意识。乌拉泊水库清淤质利用及生态恢复建设工程正是利用乌拉泊水库清淤工程中清理出的清淤质对1573.5亩戈壁沙坑平均覆土约1米厚,选择防风性强、深根性、抗遡性强、耐旱适宜在项目区生长的乡土树种进行生态建设恢复。一方面即减少外运清淤质费用,另一方面对水库上游戈壁沙坑通过生态建设,可以防风保土,改善水库生态环境状况,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界面之间的融合,进一步完善城市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提高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项目符合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国策以及支持科技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与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先行的思路不谋而合。 2.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水资源保护不仅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前提,而且是保证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为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针对现存在的水问题和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2.1不断完善和创新治水理论,以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思路指导治水。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科学发展观强调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强调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提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根据中央水利工作的方针和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思路,我们要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实行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要不断完善和创新治水思路,对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环境恶化等问题进行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防洪体系建设中,重视人与水的和谐,构建人水和谐社会。既要治水又要规范人类活动,给水资源留出足够的空间和出路。要注重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优化配置。要改变对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念。建立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实行区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以水利信息化带动水利现代
关键词：环评；自然资源；价值；评价
中图分类号：X8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12017802
1引言
目前执行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 第2号）以及相关的环评技术导则都对环境敏感区进行了相关规定，环境敏感区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保护地，以及对建设项目的某类污染因子或者生态影响因子特别敏感的区域，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②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原、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重要湿地、天然林、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及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天然渔场、资源性缺水地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封闭及半封闭海域、富营养化水域；③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文物保护单位，具有特殊历史、文化、科学、民族意义的保护地。
这些敏感因子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资源，一部分是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显而易见，而自然资源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关联性等特征，其价值评价十分困难，重要自然资源的破坏所产生的影响又具有长期性、累加性等特点，在环评中，对自然资源，特别是相关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很明确的自然资源重视不够，没有正确评价其价值，从而一点点破坏，慢慢地累加，引发大的区域性环境问题。本文从多年的环评经验中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然资源评价的理论基础——资源价值理论，特别强调在环评中要进行自然资源损坏的不可恢复性及自然资源区域性的稀有性研究，保护不可恢复性、区域稀有性的自然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2评价自然资源价值存在的问题
2.1理解上的偏差
很多环评报告编制人员和环评报告审批人员对环境敏感区在理解上存在偏差，没有正确理解其意义，笔者认为对一个开发项目进行环评时，首先就要搜索周边的环境敏感点，然后评价开发项目对环境敏感点的影响，不以“开发项目是否在环境敏感区内”作为判定标准，而应以“是否对环境敏感区产生影响”进行评价，例如：如何理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是任何开发活动都必须保护的重中之重，这里不能只考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那一段水域，还要综合考虑水域周边的陆域以及距离较远但产生的污染物有可能进入该水域的广大区域。
2.2忽视小处的自然资源
在环评中，对于大范围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原、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重要湿地等不容易被忽视，往往能肯定其保护价值，而对于一些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国家、当地政府没有明文规定或规定不很明确要保护的自然资源，环评人员很容易忽视其保护价值，往往不屑从环境学角度评价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价值，想当然地否定其保护价值而肆意毁坏，若当地的所有的开发活动长期都是如此，日积月累，就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例如：在石漠化地区的几棵树、几亩耕地，在一城市开发范围内的几棵难以移活的古树、一口水井、一片湿地等等。正是这些很容易被人忽视的自然资源累积一起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有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城市，工业企业不多，本来其自然条件很好，但所有去过的人都感觉很差，特别是感觉城市绿化很差，几乎没有大的树木，原来该市在开展城市建设时，准备开发某一区域，就把该区域全部推平，然后进行建设；老板看上某一老城区，又把该老城区全部推平（所有的树木不是被毁坏就是被移死），然后进行开发，日积月累，本来自然条件很好的城市环境越来越糟糕。
3评价自然资源价值的几个原则
3.1正确理解相关规定
国家相关法规及环评导则有明文规定的，我们要从环境学角度正确理解其意义，在充分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注意外延上的扩展，以需要保护的环境敏感点为原点域支点，从空间、时间等进行多维外延，科学评价自然资源价值，从经济、技术、环境保护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切实保护应该保护的有价值的自然资源，防止区域性环境破坏。
3.2正确理解其价值
有些自然资源，因各种原因，国家、当地政府还没有明文规定或规定不很明确要进行保护，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没有保护价值，而应根据资源价值理论正确理解其价值，从根据资源价值理论，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资源的价值，只要对经济系统有贡献、对人类的福利产生影响的物品和服务都具有经济价值[1]，自然资源具有使用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但资源的价值不能以普通商品的价值观对待，不能简单地以“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劳动”而论，因为许多的自然资源具有天然存在性，应从资源的“稀有性”、“易失性”等方面进行研究，资源的价值往往通过其影子价格、竞拍价格、专家核价、恢复投资、保护投资或“无价”等形式间接反映出来，只有认识到资源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综合性，才能对其进行合理的调配、使用、保护和核算，人类的任何一项活动，除了应按目前普通经济学的核算方法进行直接的成本、效益核算外，还应核算其占有、损耗或破坏的资源，从而核算出可持续意义上的综合成本、综合效益[2]。例如某一开发活动，破坏了一区域性的稀有资源，在对该项目进行经济分析时，就在其收益上减去一无穷大（具体数字可通过影子价格、竞拍价格、专家核价、恢复投资、保护投资或“无价”等形式反映）的成本，而得出项目不可行的结论。
3.3正确理解自然资源的稀有性、不可恢复性
有些自然资源，因各种原因，国家、当地政府还没有明文规定或规定不很明确要进行保护，但它在当地是稀有的，或是难以恢复的，我们在进行开发活动中都要进行保护。许多的环评报告中，经常出现将古树移栽等一些保护措施，实际上树的年龄越长，其移栽的成活率就越低，尽管现在移栽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但老古树移栽后的成活率难以达到50%。因此对于一些国家、当地政府还没有明文规定进行保护，但难以恢复的自然资源最好原地保护，它周边的开发应围绕它进行。
3.4科学认识自然资源的环保功能
舒适的环境首先应该是安全的、卫生的、清洁的，远离各种污染，其次，应该保留着一定的自然景观或一定的绿色[3]。自然资源的环保功能不可小视，它和人们生活的舒适度密切相关，人们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景观作用的同时必须发挥自然资源的环保功能。如有一个城市，其北边是工业区，目前已有造纸、建材等多家企业，城市南部是党政机关、居住区等，二者之间是一座高山，山脚有一湿地，山上土质不太好，自然景观一般，该地常年主导风向是北风，其频率达35%。有一房地产老板发现南部的房价高，想开发这一山地，提出了高挖深填的开发模式，把山挖掉，将湿地填平，当地政府被10多亿元的土地收入所吸引，同意老板的开发方案，环评单位只按一般房地产项目评价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忽视了该山对北边工业区的污染物的阻隔作用，项目完成后，工业区的臭气、粉尘、噪声等对新建区及南边的党政机关、居住区影响很大，老百姓不断上访，政府只得承诺工厂搬迁（需要200多亿元），得不偿失。
4结语
自然资源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关联性等特征，其价值评价困难，重要自然资源破坏所产生的影响又具有长期性、累加性特点，在环评中，如何评价自然资源，特别是评价相关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很明确的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在评价中，要正确理解相关规定、正确理解其稀有性、正确理解其不可恢复性，有效地保护自然资源，与此同时科学认识自然资源的环保功能，有效发挥自然资源在环保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云燕，张彪.改革环境资源价格政策推动循环经济发展[J]. 环境保护， 2013（1）45～46.
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丰富，已经初步形成框架在此思想体系中，思想的根基是对水利发展的定位。汪恕城认为水利要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五个需要，即饮水保障、防洪安全、粮食自给、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在新世纪，人们对水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认识论上出现了九个转变，要适应五个层次、九个转变的需求，根本的途径是要实施资源水利，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资源水利理论基础是水权和水市场，要实现资源水利，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流域统一管理与准市场的结合是实现资源水利的体制保障。上述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在每一方面，汪恕城都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下面仅就汪恕城一些重要的水利学术思想进行概要性述评，主要包括资源水利、水权水市场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水利学术思想。
2、汪恕城重要水利学术思想述评
2.1资源水利思想述评
1999年3月30日，汪恕城在中国水利学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实现由工程水利水利到资源水利的转变，作好面向21世纪中国水利这篇大文章》，首次提出了资源水利的概念。同年5月29日，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职工大会上，汪恕城结合黄河治理对资源水利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阐述。2000年4月7日在中国水资源论坛上，汪恕城做了《资源水利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基础》的报告，2002年9月26日在《中国水利》杂志专家委员会会议暨水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汪恕城发表了《资源水利的本质特征、理论基础和体制保障》，对资源水利进行了进一步总结和提高，至此，经过不断地完善，资源水利的思想渐渐成熟。
资源水利就是把水资源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开发、科学管理。具体地概括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六个方面，资源水利的本质特征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资源水利的提出，就是强调资源管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资源水利思想提出以后，在学者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个别学者认为将资源水利作为水利发展的一个阶段并不确切；有的学者认为资源水利是一种新的理念，应该大力支持和探讨。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是学术自由和繁荣的特征之一，通过争论、探讨和实践检验，对水利的认识更加客观和深刻。
自从1999年3月汪恕城首次提出“资源水利”概念以来，至今已经近7年了，实践已经证明，资源水利的理念对我国的治水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中国水利的健康发展。资源水利的思想彻底地改变了过去以水利工程为主的水利发展观念。在过去很长时间，水利部门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兴建各种水利工程，水利部几乎等同于水利工程部，这与水利部担当的管理水资源的重任不完全匹配。资源水利的思想提出，改变了传统的水利的观念，为水利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水资源综合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石。目前，我国的水务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水务统一管理正逐步形成，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约1360个单位成立了水务局或者由水利系统实施水务统一管理，占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总数的57%，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资源水利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说明资源水利的思想有很强的生命力。
资源水利的本质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该思想既从哲学的角度高度概括了现阶段我国水利的本质特征，也从实践的角度开辟了中国水利发展的广阔的空间，他改变了我国水利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必将对我国未来健康水利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2水权与水市场思想述评
2000年10月22日，在2000年中国水利学会年会上，汪恕城发表了《水权与水市场——谈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手段》讲话，认为“明确产权和水权是深化水利改革、实现水资源优化培植的必要手段；有偿水权的提出是建立水市场的理论基础；资源水价是水价组成中最重要、最活跃的部分；水价的不断调整和水市场的建立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政府宏观调控、民主协商、水市场调节三者有机结合，是实现水资源有效管理和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保证”。在2001年2月19日全国水利规划计划工作会议上，汪恕城发表了《谈新时期的水利规划计划工作》讲话，强调在当前的规划计划中需要注意四个问题，其中“要认真研究产权、水权、水价、水市场等水利经济问题，研究体制、机制、法律法规问题，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2001年4月27日，汪恕城考察完西北四省后，发表了《水权管理与节水社会》文章，强调明晰水权是水权管理的第一步，只有确立两套指标体系（一套是水资源的微观定额体系，一套是用来规定社会每一项产品或工作的具体指标）可持续发展才有确切的保障。2004年4月8日，汪恕城到内蒙古、宁夏调研后发表了《水权转换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讲话，指出，“水权转换可以引导水资源向高效率、高效益方向流动，实现以节水、高效为目标的优化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保障；水权转换既可以在企业和灌区之间进行，也可以延伸到地区和地区之间、整个黄河流域经济结构用水的转换，还可以跨流域进行流域之间的水权转换；进行水权转换，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水权转让的政策法规”。汪恕城水权水市场的思想逐渐趋于成熟和系统。
汪恕城提出水权水市场理论之后，在中国水利界产生巨大反响，有关水权水市场的讨论异常活跃，远远超出了水利学界，甚至在经济学界、法学界都成为热门的话题。
如果对中国的水权历史进行考察，至少早在西汉时期就形成了初步的水权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到民国时期，已经具备现代水权制度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实行以后，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国家凭借此调配水资源。由于所有权缺乏人格化，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拥有调配开发水资源权利，导致了水资源无序开发现象十分严重，引发了各种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汪恕城提出了水权水市场思想以后，引发的大讨论对中国高效利用水资源提供了新的途径。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适应社会主义市场建设需求，将水资源管理由单独的行政管理改革为政府宏观调控、民主协商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管道上来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水利发展过程中，我们注重水利工程的建设，而相应的管理却薄弱得多，特别是通过经济手段调控水利更不擅长。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水权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未能形成水交易市场，导致水资源配置低效率和缺乏内在动力，为了促进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逐步实现水资源产权的合理流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市场，这是现代社会发展必然的要求，必将对我国水资源配置产生深远的影响。
（2）引发水资源管理制度创新
尽管水权制度国内外都有悠久的历史，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水权制度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其发挥的作用更加有限，水权各种制度的缺乏明确和相关研究的缺失，水资源管理长期采用计划经济时代管理模式进行。水权水市场思想提出和不断实践以后，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创新有了理论指导和创新的动力。
（3）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我国水资源短缺引发的必须实施的战略性措施，如何扎实有效地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是摆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水利界面前的重大课题。水权水市场的思想，能有效地调动用水户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用水户的内在动力，对节水型社会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3生态保护思想述评
汪恕城具有丰厚的环境保护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并开展专题论述。在1999年11月6日发表的《谈人们对水九个方面认识的转变》中，其中第一、第三、第四个转变就是“从人类向大自然无节制地索取，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防止水对人类的侵害，转变为在防止水对人类侵害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防止人类对水的侵害”、“从重点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治理，转变为在对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的同时，特别强调对水资源培植、节约和保护”。在2000年5月24日广西考察水利时发表的《水利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五个层次》中，将满足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一个层次加以论述。2001年10月30日，汪恕城在中国水利学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做了《水环境承载力分析与调控》学术报告，在此报告中论述了水资源承载力和水环境承载力的关系，指出两者分别体现在水的使用权和污水排放权上，为此要建立两套指标进行管理，即宏观控制指标和定额指标，同时指出了提高水环境承载能力的途径：减污和增水，清洁生产、节水和污水处理；水污染防治的手段是针对不同污染源采取不同的防治方法；综合运用工程、经济、技术、行政和法律手段；污水处理市场化、提高水域的自我净化能力。2002年4月1日在长江委检查指导工作时做了《紧密结合长江实际，抓好四大关键问题》，对黄委、海委、太湖和长江提出了不同的重点，其中长江的治理关键是“保障防洪安全，合理开发利用，维护优良生态，稳定河势河床”。2004年4月8日，针对社会上大坝与生态问题的争论，汪恕城发表了《论大坝与生态》，该文分析了大坝导致的8个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认为我国水电的发展正处于生态制约的阶段，提出了水利工作者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同时积极进行大坝建设，慎重对待“建坝和拆坝”，水利水电工作者要勇于挑起大坝建设与生态保护两副重担。2004年9月6日，汪恕城在珠江水利委员会干部会议上，做了《新形式下流域机构当好河流代言人》的讲话，明确指出，“在新形势下，流域机构要义不容辞地担起河流代言人的众人，要成为河流的代言人。成为生态的代言人，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从生态保护和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的角度来确定工作方针、原则和规划，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上，把保护河流的生态环境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开发利用、修建水库、电站放在第一位。”
上面简单叙述了汪恕城生态保护的思想，该思想对水利发展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拓水利服务新领域
2005年11月2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水论坛”上，钱正英直言不诲地对自己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进行了反思，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需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现在我们水利部门留下来的传统思维仍是注重社会经济用水，对生态与环境需水注意不够，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钱正英勇于剖析自己的勇气和精神令人赞叹！她的话直接指出了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水利工作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缺位，由此引发了各种与水利有关的生态环境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这不是钱正英错误，这是我们当时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哪个层次。汪恕城环境保护的思想，是在深刻地总结过去水利实践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面向未来，将水利发展与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汪恕城要求水利工作的重点之一是维护河流的生命健康，积极倡导流域机构要做好河流代言人。值得欣慰的是，《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将生态用水放在重要位置给予高度重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为开拓水利服务新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
（2）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我国的生态环境异常严峻，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成为水利发展的“瓶颈”。必须承认，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水利密切相关。汪恕城生态保护的思想抓住了制约水利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水利建设中，正确处理好水利与生态的关系，积极主动地保护生态环境，彻底改变过去对生态环境漠视的水利发展观，对水利的发展非常重要。近年来，贯穿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水利部踏踏实实地做了大量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工作，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如让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调度很困难的情况下多年没有断流，确保了黄河下游生态环境不继续恶化，黑河连续多年的补水，使曾经无水多年的居延海焕发勃勃的生机，塔里木河七次应急调水，下游植被有所恢复，野生动物也经常出现，塔里木河尾闾河台特马湖最大时达到200多平方公里，湖区周边的生物多样性也得到了一定的保护。汪恕城生态保护思想，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水利的发展
（3）支撑水利健康发展
水利能否健康地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正确地处理好水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关系到水利能否顺利发展的大问题。目前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环境保护，我国由于生态环境的压力十分巨大，也异常重视，环境保护意识无论在政府、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很强，水利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也倍加关注。近年来关于大坝的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反对建设大坝的声浪很高，成为水利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汪恕城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贯彻实施，能有效地处理水利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因而为水利健康发展奠定理论与现实的基础。
（4）有利于水资源高效利用
对于水资源是否高效利用，不能仅仅考虑其经济效益，而且要将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纳入考核体系统一考虑。汪恕城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是在考虑水资源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也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统筹考虑，这样对水资源效率的考察的空间和范围比仅考虑经济效益要大的，而且也比较复杂。在现代社会，只有这样做，才符合社会发展的大潮流。汪恕城关于给洪水资源化思想，为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充分利用洪水提供了方向，有利于水资源高效利用。
3、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综合评价
综观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1）哲理性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探讨水资源，是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他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始终贯穿了哲学的思想，将对水利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和高度，获得了解决水问题的新的思路和方法。1999年11月16日，汪恕城在《谈人们对水九个方面认识的转变》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其后的一系列著作中，该理念贯穿始终。“我们在防洪工作上也得用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去考虑问题，给洪水以退路，就是给人以出路，不要以为人有多大的本事，人和大自然斗争，还是要服从大自然的规律，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水利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五个层次》）。他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破解中国水问题的核心理念，给洪水以出路，建设节水型社会，充分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发展绿色经济是解决中国水问题的核心问题。
（2）创新性
创新是学术的灵魂，是学术得意延续的基石，也是增加精神财富的根本。汪恕城的水利学术思想富有很强的创新性，更大程度地引发了与水利有关的各学术界思考，通过这些思想的研究和不断地实践，对水利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方向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总结，获得了对水利发展的全新认识，带动了相关水利的学术的繁荣，同时为水利发展探索、开辟了新的空间。在水利中嵌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明确提出资源水利、水权水价水市场、水利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既是对传统水利发展观的继承，也是对其适应新时期新阶段水利发展的革新。思想的调整或者变革，必将带动水利实践跟进，影响水利发展的进程。
（3）时代性
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是在认真分析我国水利发展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水利发展经验和教训，结合国家对水利发展需求进行深入思考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他跳出水利看（论）水利，从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的角度认识水资源。水利必须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五个层次需要，也就是饮水保障、防洪安全、粮食自给、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这都是时代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时代的召唤，是我国社会发展到新阶段最强劲的迫切要求，水利发展必须满足这个需求，汪恕城敏锐地抓住了时代脉搏，将其引入水利领域，用该理念统领水利工作，不断开创中国水利发展的新局面。
（4）实践指导性
汪恕城许多学术见解都是在学术研讨论会上首先发表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既有从事水利工作的政府官员，也有众多的相关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产生积极的影响，学术界在学习、研究和探讨，相关部门则积极努力将这些思想应用于实践，解决中国水利存在问题，开拓水利发展新领域。汪恕城针对其思想在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总结，不断进一步升华自己的学术思想，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理论与实践互动。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指导水利实践，不仅促进了我国水务体制的改革，将分散的水资源管理逐步纳入到统一管理的管道，为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奠定了基础的平台，同时也将水利深入环境保护领域，为水利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水权水市场的思想将中国的水管理推入一个新的层次，适应现代社会对水利的需求，更加发挥用水户的节水积极性，对于我国水资源管理机制的改变，节水型社会的形成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总的情况来看，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改变了中国水利发展的进程，促进了水利健康的发展，是水利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在中国水利发展史留下浓重的一笔。
说明：本文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对汪恕城的主要水利学术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述评，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错误再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汪恕城著，资源水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修订版），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关键词] 陈云 生态文明观 时代价值
中共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将生态文明建设提上党和国家长远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在“十三五规划”中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十大任务目标。系统研究梳理陈云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思想论述，对于推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陈云的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石
生态文明就是人类社会在认识、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克服发展过程中的难题，积极协调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系统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1.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奠定了陈云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础。恩格斯说过，“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1]p384。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包括我们的精神。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来源，同时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主要来源。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步从形式上脱离自然而形成人类社会，实现“人化自然”。脱离自然并未完全摆脱自然规律的控制，仍需要尊重客观自然规律，“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2]p251。
自然界作为人类赖以存在的物质资料来源，人类通过物质交换建立起人与自然有机的内在必然联系。但是这一内在必然联系，既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客观自然规律的限制。人类在处理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时，需要科学地认识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社会同自然的和谐发展。如果人类在处理同自然界关系时不尊重自然规律，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改造时，就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一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1]p517-518。
2.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奠定陈云的生态文明观的文化底蕴。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优秀文化发展历程中，包含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的智慧和思想，奠定了陈云生态文明思想的文化底蕴。传统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集中在的《老子》《庄子》等经典作品中，强调“道法自然”，认为万事万物都应该遵循自然规律。传统生态文明思想认为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强调尊重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中国传统生态文明认为人类社会应像自然界一样坚持有序、和谐的发展、循环，遵循自然之道；反对把人的观念强加于自然，妄自尊大违背自然规律，处处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利己主义思想浓厚，把自然作为人类征服对象，为了追求实现自身的利益需要不断掠夺、破坏自然环境。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统治思想，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儒家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对“天”的看法范畴相当广泛，多数情况下是指“自然界”，而“人”主要指“人类社会”，“合一”主要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统一，遵循自然规律”。孟子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也”的思想，对历代生态保护均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传统的生态保护思想中所蕴涵的生态文明理念，奠定了陈云的生态文明观的文化底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传统生态保护思想的有机结合。
二、陈云的生态文明观的主要内容
陈云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在关注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统筹兼顾处理好环境保护工作，处理好人口、土地、森林、水等同经济建设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1.“计划生育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我国人口基数大，且增长过快，给资源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陈云从20世纪50年代就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并由此开始关注人口问题。1955年陈云读完马寅初撰写《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后，立刻约谈了马寅初，说：“我完全同意你在文章中的观点，人口对国家经济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你的人口理论为国家和民族立了功，我衷心祝贺它成功。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找我，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尽力帮助。”[6]p256此后，陈云多次呼吁要控制人口增长，严控人口规模，节制生育。1957年8月20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增长快有关系。”[3]p68
在采取节育措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方面，陈云主张要移风易俗，加强计划生育宣传力度，“在中国社会里，节育不大好讲。不但女同志怕羞，男同志也怕羞，不好意思去买避孕工具。所以，要广泛宣传，使大家不以为羞”[3]p68。陈云提出应以加强宣传、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实施社会保障等措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陈云指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要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相结合。“人口问题要有个规划。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事情不好办，长期规划中要考虑如何使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4]p257-2581979年6月1日，陈云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陈锦华谈话时指出，人口是个爆炸性的问题，要采取相应措施解决该问题，比如：开动舆论宣传工具，造三五年的舆论；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加强避孕药物的研制、发放和相应的医疗工作；等等。“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4]p259
2.“从战略高度重视土地、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陈云强调推进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需要把土地、水、森林等资源的保护和控制人口、治理污染等问题统筹结合起来考虑。1984年，薄一波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一定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步发展，要通过技术改造，综合利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保护环境。”[5]保护土地资源方面，陈云主张要做到“种田必须养地”。针对“”期间，因乱伐森林导致水土流失严重，造成粮食减产问题，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开展造林运动以保持水土。“开展造林运动对于水土保持和保护农田水利关系甚为密切。”[6]p394陈云提倡使用农家肥，以保护土质。1988年10月8日，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种田必须养地。化肥用得越多，土地越瘦。必须大力提倡使用农家肥，研究和解决农民不重视农家肥的问题。”[4]p416在保护森林资源方面，“以普遍护林为主，有选择地重点造林，制定合理的采伐计划”。陈云反复强调，“林业是个大问题，根据我国情况，解决林业问题的出路主要靠造林。个体造林、合作造林、国家造林的办法都可以用”[6]p391。“造林是国家百年大计，它既与农业增产有关，又与工业建设有关，工农业生产都离不开它。”[4]p96
3.“重视水资源保护利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对自然有高度的依存性，“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7]p95。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陈云认为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保护好水资源”。新中国成立前夕，陈云在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例会时就指出：“对水利投资要再狠一点，要看得长远，打大算盘。”[8]p5221956年1月20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发言指出：“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从全国看，实现这一目标，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水、肥料和人力的合理使用。其中关键问题是水。”[6]p285陈云提出保护水资源要有长期规划。1979年6月17日，他致信李先念、姚依林，指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头一个就是水的问题，“要注意全国各地的水资源情况。农业、工业和人民生活都要用水，有些地区如京津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有节水办法”[4]p248。
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国家长远发展和水资源永续利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解决好我国水资源保护利用等问题。1990年4月28日，陈云从杭州回到北京后，看到专门呈送给他的由水利专家张光斗和陈志恺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文章，文中谈到我国水资源短缺现状，以及给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等。陈云看过后立即将信和批语批转给等中央领导人，并在批语中指出：“张光斗、陈志恺同志就我国水资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9]
4.“防害于先，预防为主”。陈云对生态保护、防治环境污染等问题，历来主张防害于先、预防为主，提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要从战略高度认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陈云在“”期间协助工作时就提出了“防害于先”的主张。1975年6月至8月，陈云到全国各地进行经济工作的调查时，在同江苏省石油勘探指挥部负责人交谈中指出，“要注意环境污染的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事发了再解决”[4]p198。1979年3月21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讲话指出：“防止环境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3]p2546月17日，陈云致信李先念、姚依林，提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之一是工业污染问题，“对还未处理污染问题的工厂应该心中有数，逐步加以改变。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3]p263。
1986年5月18日，陈云在视察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时指出，“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发展，要注意环境保护，一定不要使得黄浦江水受到污染”[4]p393-394。改革开放后，在我国工业建设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1988年8月27日，陈云看到一份内部材料，新华社简报上登载的本溪市环境污染情况调查报告《“卫星看不见的城市”》，介绍关于辽宁省本溪市遭受严重工业污染的情况，久久不能平静。他立即致信相关领导关注环境污染问题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危害，“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3]p364。
三、陈云的生态文明观的时代价值
陈云就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生态资源保护、治理环境污染等问题发表的一系列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而且为正在实施的“十三五规划”中“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1.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创新。陈云作为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如何有效地协调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关系等方面，形成了系统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在发展经济的内在需求驱动下，以及如何处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外在压力要求下，陈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同时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了遵循客观自然规律，注重防害于先、加强宣传、强化落实、层层负责等为主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陈云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p742-743。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存在内在整体性的关系，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身。因此在遵循自然规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陈云从战略的高度指出：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必须本着“防害于先、加强宣传”的理念。
2.有助于正确认识科学处理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陈云的生态文明观中有关处理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论述，给当下的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陈云的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自然环境与人的活动的相互作用是一种独特的物质变换过程，具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它们既不能归结为自然规律，也不能归结为社会规律。”[10]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重要一环，坚决不能动摇。但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重走西方工业化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实践也证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其治理成本明显高于发展取得的成果。陈云在领导全国经济工作时，一贯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一定要注意在经济建设中按客观办事，保护好土地、水等自然生态资源，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
陈云长期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宏观决策，在实践中非常重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陈云多次强调要有战略眼光，要考虑战略性问题，领导人要抽出时间“踱方步”，多考虑重大战略性问题，国家建设要着眼于“造福子孙后代”，在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地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辩证统一关系，经济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保障，生态保护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物质资源。营造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给经济主体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环境和基本支持。十报告明确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所以，通过对陈云生态文明思想梳理，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是人们物质生活的基础，同时也给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3.有利于提升公众环保意识，推动可持续发展。加强理论宣传，提高民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把治理污染当作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样的事要经常宣传。”陈云非常注重理论宣传的重要性，指出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只有不断地加强宣传，才能引起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足够重视；同时只有不断提升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才能将保护环境的国策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当前，要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方面的法律法规等，让最大多数民众认识加强生态保护，对自己工作、生活以及国家长远发展的深远意义。“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3]p364，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控制人口、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重要意义，强化“节约资源、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态文明理念，不断提高公众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陈云的生态文明观对贯彻实现“十三五规划”中“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目前，长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资源、环境压力非常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生态保护方面，陈云始终坚持“必须先搞”的理念，指出推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事关全局大事，必须处理好控制人口、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三者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总而言之，陈云的生态文明观是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我国传统生态保护思想，同时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现状，在更高层次上助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尝试，也是对我们党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治国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丰富和深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陈云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5]孙嘉绵.环境保护要和企业的技术改造紧密地结合起来[J].环境保护，1982（1）.
[6]陈云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陈云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一、研究背景
2016年，阿拉尔市提出传承“四地文化”（塔里木河起源地、丝绸之路必经地、昆岗文化发掘地、三五九旅传承地），发挥“六动力”（浙江对口支援、兵团党委南疆办驻扎、北疆师代管、高等院校支撑、兵地周身一体、“师市合一”体制）优势，努力建设“五城”（精细石油化工城、纺织服装产业城、绿色食品加工城、大学科技转化城、旅游休闲养老城）的发展思路，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前提，对现有生态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两山理论”阐述
（一）“两山理论”提出的背景。但有的地方采取掠夺式的发展方式，不考虑环境承受能力，惟GDP论英雄，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下，造成一些难以恢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问题比较突出。党的十以来，我们党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中国前所未有对生态文明建设投入巨大关注力度，惟GDP论英雄的发展观和发展理念让中国经济在量上取得高度发展，但在质量上没有保证。（二）“两山理论”的内涵。“两山理论”的提出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既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的不平衡不充分，也反映了各地区经济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将不平衡不充分的辩证观点引入“两山理论”来看，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间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两山理论”就是要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统一、相协调，摒弃以往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真正将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三）“两山理论”与“绿色发展”。“两山理论”更好地揭示了中国发展正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已不能再靠毫无节制的损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来换取GDP了，而是要严格按照可持续发展道路，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调整。绿色发展是创新引领、集约高效、质量优先的发展理念，是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发展新动能的必由之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在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是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科技含量高的绿色发展之路。（四）“两山理论”对阿拉尔市旅游发展的指导意义。阿拉尔市是屯垦新城，东西相距281千米，南北相距180千米，辖区总面积693，968公顷。该市拥有纪念馆（展览馆）14座，新建连队综合活动室20个，拥有公共图书馆13个。截至2019年末，旅游景点13个，其中，星级以上旅游景点4个，旅游宾馆7个，旅行社13个。旅游业是一个资源消耗小，而对环境保护能力强的行业，在“两山理论”思想下指导旅游项目开发、旅游产品设计可以实现生态资源的保护以及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以南疆特色苗木基地、359屯垦纪念馆、沙漠之城为代表的旅游景点，将屯垦文化、西域文化和沙漠地貌融为一体，体现了阿拉尔市发展特色旅游业的特有优势，这些旅游景点附近的团场都因此实现了多元增收，带动了周边的特色林果和零售业、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三、阿拉尔市生态资源分析
阿拉尔市北起天山南麓山地，南至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东临沙雅县，西抵柯坪县，傍依阿克苏河、塔里木河、台兰河、多浪河水系，地跨阿克苏地区5县1市（温宿县、乌什县、阿瓦提县、柯坪县、沙雅县、阿克苏市）。阿拉尔市位于塔里木河流域，塔里木河是我国最大的内流河，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军垦人的努力下，逐渐将阿拉尔建设成为沙漠绿洲、塔河明珠。（一）水资源情况。阿拉尔市拥有水库6座，总库容5.27亿立方米。机电井2，918眼，提水量8，200亿立方米，修建防渗渠道3，865.6千米，建设配套渠系建筑物32，585座，水闸26，477座，堤防建设长度383.11千米。2019年全年水利工程供水量22.61亿立方米。阿拉尔地处塔里木河起源地，依托塔里木河，修库蓄水，为16个团场灌溉生产，相比其他师市，阿拉尔水资源较为丰富，如表1、表2所示。（表1、表2）阿拉尔的水域清洁是塔里木河水资源的最大优势，是最可开发的资源基础，也是今后可以用于绿色发展理念实践和生态旅游项目建设的主要立足点。（二）独特的沙漠资源。阿拉尔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端，阿拉尔作为军垦新城，是沙漠里的绿洲。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南疆的塔里木盆地中心，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十大沙漠，同时亦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整个沙漠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平均年降水不超过100毫米，最低只有4～5毫米；而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500～3，400毫米。这里，金字塔形的沙丘屹立于平原以上300米。狂风能将沙墙吹起，高度可达其3倍。沙漠里沙丘绵延，受风的影响，沙丘时常移动。阿拉尔以沙漠之城、沙漠旅游基地为代表的沙漠旅游项目，既吸引了人气，宣传了阿拉尔市，又拉动了周边城镇的第三产业发展，尤其是餐饮、住宿等行业，经济拉动较快。（三）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阿拉尔平均温度在11.8℃，无霜期长达218天，年降水量82.2毫米，垦区日照时长2，765.4小时。超长的光照时间和昼夜较大的温差使得新疆的水果口感特别甜，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营养成分。特别是阿拉尔所处的北纬38°40′被称为黄金水果种植区，涌现了诸如聚天红、塔里木河等优质水果品牌。（表3）
四、“两山理论”在阿拉尔市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实践
2019年以来，胡杨河和滨河大道的建设，阿拉尔城区整个被绿树、河流所环绕，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绿色的湖泊。近年来，阿拉尔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将城镇化作为承载人口的重要吸引，同时也促进了阿拉尔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生态经济和绿色经济。（一）旅游业实现井喷式发展。近几年，兵团游业实现“井喷-16-式”发展，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都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图1所示。2020年，阿拉尔13个旅游景点全年接待游客32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4.5亿元。旅游项目、旅游产业蓬勃发展，为地方经济增长提供了新路径。（图1）（二）旅游收入占整体GDP的比重逐年增加。随着新疆社会环境不断向好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新疆、兵团旅游，领略西域风情、感受西域文化、品尝西域美食，旅游业占兵团GDP总量逐年增大，如图2所示，从2006年的3.24%增长至2018年的5.84%，旅游业更是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行业。阿拉尔市已获全国绿化城市、质量魅力城市，优美的城市环境和热情好客的三五九旅人，为师市发展旅游产业提供了基础保障。可以预想到未来阿拉尔的经济将有绝大部分来自于旅游业。（图2）（三）旅游项目门类丰富。阿拉尔市充分发挥自身地域优势、文化优势、资源优势，以塔里木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为基础，建设旅游项目，充分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开发门类丰富的旅游项目，既能保护现有生态资源，还能拉动阿拉尔市经济，实现双赢。1、沙漠旅游项目。沙漠资源是新疆最有特色的旅游资源，虽然沙漠里没有水源、植被，但沙漠确实是生态环境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独特的沙漠景色与神秘的西域文化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到来。2015年以来，以沙漠之门旅游景点为代表的沙漠旅游项目应运而生，有丰富多样的娱乐项目，如沙滩摩托、沙漠越野、美食节、篝火晚会、抽奖活动等。与此同时，在发掘了大批昆岗古墓，也被誉为昆岗文化发掘地，昆岗文化、欧罗巴人古墓等，也给沙漠旅游项目增添了别样的文化气息。目前，沙漠之门旅游项目正式被列入卡塔尔国际拉力赛的赛程之中。随着国际赛事的引进，沙漠之门旅游项目更加远负盛名，不仅拉动了国内旅游，更吸引了海外游客，更加为阿拉尔市招商引资开辟了新路径，不少客商闻名而来，在阿拉尔投资兴业。为突出生态旅游特色，沙漠之门旅游项目将“绿色旅游”引入旅游项目设计当中，沙漠之门与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合作，打造“生态旅游包”植树项目，在沙漠之门项目中规划了绿植栽种区，主要种植适合沙漠环境、具有保持土壤、吸收地下水份，同时具备饲草作用的“四翅滨藜”，项目采取亲自种和代种相结合的模式，与当地特色的花帽、红枣、核桃、葡萄干等特产相结合，给每株绿植都设计了具有精准GPS坐标的铭牌，连同特产组成礼品包，邮寄到游客手中，给游客一种亲自参与人进沙退工程的荣誉感，同时也拉动了当地特产的销售，真正实现了多赢。2、红色旅游项目。阿拉尔市是军垦新城，是三五九旅传承地，拥有数不清的屯垦故事，阿拉尔屯垦纪念馆是国家AAAA级红色旅游基地，纪念馆融入了西域文化、解放战争和改革开放以来兵团的历史故事和历史文物，是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教育意义的红色文化基地，阿拉尔屯垦纪念馆已经成为阿拉尔旅游业的一张名片。3、农旅一体项目。农旅一体项目是当前比较成熟的旅游项目，主要的形式就是农家乐。阿拉尔市城区在十年前基本都是梨园、苹果园，随着城区建设，梨园、苹果园已经散落到城郊，但同时也为市民旅游提供了新去处。除了农家乐项目，阿拉尔还有南疆特色苗木基地、西域花海湾等旅游景点，主要通过南方水果花卉的种植，如蝴蝶兰、香蕉、火龙果、草莓等吸引外地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享受采摘、游玩的乐趣。
五、阿拉尔市生态旅游协同发展建议
关键词:水资源 管理 进展
我国水资源存在主要问题是短缺、污染和灾害,水资源管理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建立水资源管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水资源管理学是管理水资源知识体系,以水资源为管理对象,探讨水资源高效利用保护的各种措施规律,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内容包括水资源数量管理、质量管理、法律管理、权属管理、行政管理、规划管理、配置管理、经济管理、投资管理、风险管理、技术管理、工程管理、数字化管理、国际水资源管理、安全管理等等。
1、 水资源管理学内涵
加强水资源管理成为有关水资源领域出现最为频繁的词汇。但究竟什么是水资源管理,目前学术界尚未统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不同的卷中,对水资源管理有不同的解释。综观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概念,有以下特点:首先,从整体上来看,他们都是以水资源开发作为主线,“保护”处于被动的地位;其次,视野相对狭窄,大多数概念只局限于水资源本身,缺乏复合系统下对水资源的综合认识,以水论水;第三,缺乏生态环境的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内涵。基于此,作者认为,水资源管理就是为了满足人类水资源需求及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
水资源管理学是从学科角度对水资源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是水资源管理知识体系,是建立在水文学、水资源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基础之上的新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通过水资源管理学的研究,可以为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保障水资源安全,通过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2、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内容
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对象很明确,就是围绕水资源持续高效利用的而展开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目前,水资源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水资源危机的出现和加剧与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缺乏对水资源的有效保护和管理有着重要的关系。水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人类的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要涉及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和未来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解释多种多样,但都基本围绕着 “满足目前需要但不破坏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这一核心思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求人类必须正视干旱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等诸多与水资源相关的问题,这给水资源管理学提出了新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无法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的水资源利用目标必须改变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的和综合的观点构建全新的现代水资源管理体系,这成为水资源管理学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
具体地说,水资源管理学的研究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水资源数量管理和质量管理、水资源法律管理、水资源权属管理、水资源行政管理、 水资源规划管理、 水资源配置管理、 水资源经济管理、 水资源投资管理、 水资源风险管理、 水资源利用技术管理、水资源工程管理、 水资源数字化管理、 国际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综合管理、水资源安全管理和水资源数字化管理等等。
3、 国内外水资源管理学研究进展
3.1 国际水资源管理学研究进展
到目前为止,明确提出水资源管理学的文献极为有限。根据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实际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特点,国际上也对新形势下的水资源管理理论和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和研究,并就一些问题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他们主要围绕着“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对水资源管理活动的要求”而展开。这些研究活动为水资源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1992年爱尔兰召开的“国际水和环境大会—21世纪的发展与展望”上提出了水资源系统及可持续研究的问题。1993年“第二届国际实验与网络资料水流情势学术大会”上探讨了水资源管理的水文学基础和信息资料问题。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主持,国际水资源协会与国际水文科学协办召开了“变化世界中的水资源管理研究规划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了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管理研究展望、水资源开发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决策支持系统和水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四个专题。
1996年在日本京都召开了“国际水资源及环境研究大会:面向21世纪新的挑战”,讨论了流域尺度的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管理的应用实例等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水文计划工作组1996年将“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其定义为“支承从现在到未来社会及其福利要求,而不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文循环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水的管理和使用”。[1][1]水资源可持续管理要求在水资源规划、开发和管理中,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福利之间的最佳联系与协调。与传统的水资源管理相比,可持续水资源强调了未来变化、社会福利、水文循环、生态系统保护这样完整性的水的管理,使“未来遗憾可能性达到最小的水的管理决策”。世界银行将水资源管理定义为一系列水资源相关领域(如水电、水资源供给与供给设施,灌溉与排水等)一体化管理。综合水资源管理的观点应该在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方面确保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2][2]。
1997年召开的第5届“不确定性增加下的水资源可
持续管理学术大会”,洪水与干旱管理、水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水文与生态模拟和环境风险评价等成为重要议题。
1998年在武汉召开了“98年国际水资源量与质的可持续研讨会”,探讨了流域水量与水质的统一管理问题。1998年国际水文学会在荷兰召开了“区域水资源管理研讨会”,探讨了水资源管理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挑战的区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
2000国际水文科学学会(IAHS)年在美国召开了“水资源综合管理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主要探讨了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内容和目标,以及交流水资源综合管理的经验。此次研讨会达成一个共识:未来水资源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流域的统一管理。流域统一管理是流域内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统一协作管理,其目的是防止土地退化、保护淡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基本框架是政府和社区公众的共同管理。会议认为,为了实现流域统一管理的目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①复杂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科学规划基础之上;②必须显着提高预测各项管理活动结果的能力;③为了达到水资源管理的目的,持续的检测和评估工作十分必要;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管理过程必须是透明的和公开的。(Miguel A. Marino 等,2001)2001年,国际水文科学学会在荷兰召开了“区域水资源管理研讨会”,会议针对区域范围内水资源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包括:以往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新挑战的区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
伴随着国际学术界对现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研究和讨论,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相继出版了多部论述“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专着,这些专着大多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很少从学科的角度对水资源管理的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论述和研究。尽管如此,这些专着还是探讨和研究了大量有关现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使我们能够大致了解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水资源活动的主要理论和具体内容。并且通过编着者对一些论述水资源管理活动的论文的整理和归类,我们可以从中基本上了解到当前国际学术界对水资源管理理论体系的划分。
Miguel A. Marino和Slobodan P. Simonovic在2001编着出版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收录了国际水文科学学会(IAHS)2000年在美国召开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研讨会”的文章。Miguel A. Marino和Slobodan P. Simonovic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从事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目标和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不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新的管理方式仍在摸索中,水资源管理活动正处在探索过程中。作者认为,在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中,僵化的管理体制(包括法律、政策和管理机构)是实现水资源有效管理的最大障碍。管理体制的官僚作风、不负责任以及缺乏战略性指导原则导致水管理体系效率低下,缺乏远见,并且拒绝与水资源利益相关者就水资源管理问题进行公开的交流和探讨。新的水资源管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寻求实现长期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水资源管理方式,为此,他们认为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将是水资源管理活动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包含水环境治理和保护问题、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水资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及水资源管理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问题。
由C.A.Brebbia和P.Anagnostopolos在2002年编着出版的《水资源管理》(Ⅰ和Ⅱ)收集了2000年和2001年两年间国际上一系列关于“水资源管理”国际会议上的文章。C.A.Brebbia和P.Anagnostopolos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当前水资源管理问题在全球变得越来越复杂。水资源管理活动主要面临着的主要问题是:人口的增长和人均水需水的增加正在家具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与此对应的是,水污染、水资源浪费以及气候变迁等因素却正在威胁着水资源的供给。这套书从10个方面论述了当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内容,他们是: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灌溉水管理,流域管理,生活用水管理,水质管理和水活动管理,废水处置和管理,管道输水和渠道输水管理,水文模型,地下水管理,沿岸和港口水资源管理。(C.A.Brebbia P.Anagnostopolos ,2002 )。值得注意的是C.A.Brebbia和P.Anagnostopolos在书中指出,现代水资源管理所涉及学科和领域已经超出了传统水文地质学中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思考和限制。
由M. AL—Rashed 、V. P. Singh和M. M. Sherif合作编着的《水资源发展与管理(Ⅳ)》中从7个方面论述了水资源管理的内容,这7个方面包括:水资源管理的目标、政策和原则,水资源稀缺和保护,用水管理,水资源管理、规划、水权分析和处置的决策支持系统,水电和灌溉的发展潜力,灌溉水管理,水资源稀缺管理。
其他一些比较着名的着作还包括B. Datta Ray, R.P. Athparia的《水与水资源管理》(1999年);A. Farooq Khan的《水资源管理:挑战与责任》(199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水资源管理:综合政策》(1989)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学术界并未明确提出水资源管理学的概念,但在国际上许多大学中,都开设了以“水资源管理”为名称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开始以及对水资源管理活动的讲述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水资源管理学的形成。例如在美国特拉华流域委员会计划和行动部部长Dr. Kenneth F. Najjar 在VILLANOVA 大学为水利工程学、水文地质学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水资源规划0与管理”课程介绍中,Dr. Kenneth F. Najjar认为,“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是对水资源规划、分析、设计、经济管理的理论和实际方法等综合型课程,主要包括水资源法律和规章条例,流域管理、水资源建模、地下水和地表水需求和共给分析、洪水管理、水资源质量管理、湿地保护。水资源供给规划包括水资源使用、需求项目,水资源配置、水容量扩充。该课程还包括水库运行等相关问题。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是关于水资源的综合问题的考虑,这些问题来自于从静态的水资源法律和章程到动态的自然资源的应用[3][3]。
3.2 国内水资源管学研究进展
我国关于水资源管理理论的研究开始与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的水资源管理研究主要是对实际水资源管理活动中的管理内容的简单罗列和堆加,并未从理论的高度来对水资源管理的体系和框架进行系统的阐述。随着我国水资源危机的不断加剧以及可持续发展对现代水资源管理的要求和挑战,学术界开始逐渐关注水资源管理理论的探讨和框架体系的构建。
赵保璋主编的《水资源管理》(1994年)是我国出版较早的专门论述水资源管理的专着之一。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大气降水、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水分以及废水、污水等水形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有机的联系,统一而相互转化的整体。而现实中,长期以来我国水管理体制较为混乱,水权分散,形成了“多龙治水”的局面。该书认为,水资源管理应该以水的资源观点、水的系统观点、水的经济观点以及水的法制观点出发,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规划布局与调配,以及水资源保护等方面建立统一的、系统的综合管理体制,按照相关法律由水行政部门实施管理。该书认为水资源管理活动主要包括规划管理、开发管理、用水管理和水环境管理(赵保璋,1994)。
冯尚友在《水资源持续利用与管理导论》一书中将水资源管理定位为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在水资源及水环境的开发、治理、保护、利用过程中,所进行的统筹规划、政策指导、组织实施、协调控制、监督检查等一系列规范性活动的总称。统筹规划是合理利用有限水资源的整体布局、全面策划的关键;政策指导是进行水事活动决策的规则和指南;组织实施是通过立法、行政、经济、技术和教育等形式组织社会力量,实施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一系列活动实践;协调控制是处理好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和水事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控制好社会用水与供水的平衡和减轻水旱灾害损失的各种措施;监督检查则是不断提高水的利用率和执行正确方针政策的必须手段。
吴季松在2000年和2002年先后出版了《水资源及其管理的研究与应用》和《现代水资源管理学概论》两本专着。前一部是作者多年来关于水资源管理问题的报告和讲话的汇编(吴季松,2002)。《现代水资源管理学概论》一书中,作者对水资源管理的指导思想、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基本目标以及主要内容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从整体来看,该书更多的是从水行政管理角度探讨了水资源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左其亭和陈曦2003年合着并出版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活动》。该书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对水资源管理理论作了初步探讨。该书专门探讨了现代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工作流程、管理目标和水资源管理基本内容,并且提出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强教育、提高工作觉悟和参与意识;制定水资源合理利用措施、制定水资源管理政策、水资源统一管理以及实时进行水量分配和调度。根据信息技术发展的特点和现代水资源管理的要求,该书还专门探讨了水资源的信息化管理,介绍了电子信息技术和“3S”(GIS、GPS和RS)技术在水资源管理活动中的应用。
林洪孝在《水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界定水资源管理活动为:依据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遵循水资源系统自然循环功能,按照经济社会规律和生态环境规律,运用法规、行政、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通过全面系统的规划,优化水资源配置,对人们的涉水行为进行调整与控制,保障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和谐持续发展。该书对水资源管理的理论和框架体系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论述了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目标、原则和方法等内容,并构架了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提出,随着人类水资源问题认识的发展深化,水资源管理逐渐形成了专门的技术和学科,其管理领域涉及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等许多方面,其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水资源权属管理、水资源政策管理、水资源综合评价与规划管理、水量分配与调度管理、水质控制与保护管理、节水管理、防汛与抗洪管理、水情监测与预报管理、水资源组织与协调管理以及其他水资源日常管理等十个方面。该书对水资源管理活动的概括和构架基本上包含了但前水资源管理活动的所有内容,是目前比较全面的水资源管理的概括和总结。
姜文来、唐曲等2004年出版了《水资源管理学导论》,本书是国内外首部系统论述水资源管理学的专着。本书在界定水资源管理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水资源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探讨,然后专题阐述水资源管理的各个领域,最后展开案例研究。全书共分十九章,第一章,水资源管理学概述,界定了水资源管理学的内涵、研究内容、研究进展和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第二章,水资源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分别阐述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水资源复合系统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水资源管理学的管理学基础;第三章—第十七章,专题论述,论述了水资源的数量管理、质量管理、经济管理、权属管理、规划管理、工程管理、地下水资源管理、国际水资源管理、投资管理、行政管理、风险管理、安全管理、数字化管理和其他水资源相关管理;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案例研究,以首都圈农业水资源、民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展开研究。
4 结束语
由于水资源是与人类生存和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近年来由于水资源短缺引发的各种问题,长期以来对有关专家学者对水资源管理极为关注,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水资源管理学产生与发展具有深厚的基础。水资源管理学是水资源管理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众多学科之上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积极推进和发展水资源管理学,对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姜文来,唐曲,雷波,水资源管理学导论,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姜文来,初论水资源管理学,中国水利,2004(3);
赵宝璋,水资源管理,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4;
吴季松, 现代水资源管理概论,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
林洪孝,水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积极保护；整体创造；南京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2-04(8)
作者简介：周岚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引言：对“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理论的解读
在2007年中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之际召开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吴良镛先生发表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环境创造”的主题报告，针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传统保护方法的困境，提出必须对原来的理论体系、方法等重新加以审视，应该用“积极保护，整体创造”加以应对。虽然此前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制定过程中，吴良镛先生率领的团队已经综合运用了这一思想以解决北京城市保护和发展的矛盾，但较为完整阐述这一理论学说尚是首次。
吴良镛先生指出：从理论上讲，面对建设与保护的矛盾局面，关键是寻求将保护与建设结合起来的理论方法。为此，提出“积极保护”的观念，即将遗产保护与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不仅保护遗产、文物建筑本身，保持其原生态、环境与风格，在周边确定缓冲区、保护区，而且对保护区内发展中的新建筑，我们必须使它遵从建设的新秩序，即在体量高度造型等方面要尊重历史遗产所在环境的文脉，要尊重文化遗产所在主体情况，以烘托文化遗产，加强原有文化环境特色为依归。这样使所在地区不失相对独立，既保持和发展城市建筑群原有的文化风范，又使新建筑富有时代风貌，即“有机更新”。“积极保护”并不否定过去传统的保护方式，我们敬重文物保护工作的艰辛努力和可贵贡献，同时又审视处于转型模式下新的发展潮流，不仅要保护传统建筑，而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综合起来考虑，化建筑的个别处理为整体性创造。例如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就必须包括交通、行政功能疏解、环境等方面，对新旧建筑及其环境创造有整体的考虑，积极地加以创造，而不是“就保护论保护”。总体看来，新建筑要与所保护的建筑环境在高度、色彩、肌理等方面在可能范围内达到整体协调，保持一定的体形秩序。
笔者认为吴良镛先生积一生专业经验提出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理论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出路所在。我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南京城市规划一线从事规划编制和管理近20年，欣喜看到历史文化保护总体愈来愈受社会关注，同时其间也亲身经历了若干次历史文化保护“事件”，相应的研究了解到其他历史文化名城不断发生的类似“事件”。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始于1982年…，二十多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传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法面临困境。以南京为例，南京是全国最早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城市之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编制的三版保护规划都被业内人士认为富有代表性，“每次都有见地，有创新，并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但即便如此，一版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还是没能挡住现代化建设改造的洪流，文人评说“南京：越来越不像自己”。带着在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我到清华跟随吴良镛先生学习，聚焦研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结合多年的规划实践和研究思考，我认为吴良镛先生提出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理论是对传统保护规划的变革和创新，不仅可以解决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当前针对性问题，对世界历史文化保护的理论发展也有积极贡献。
吴良镛先生提出的“积极保护”，在价值导向上，其保护态度积极，坚持历史资源论，把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发展的资源而不是包袱；其保护思维辩证，坚持城市发展论，既正视城市发展，尤其是中国快速城市化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冲击，又看到中国快速城市化为当代规划建设、整合历史资源提供的机遇，珍惜随着社会进步后的历史文化保护意识的上升以及随着经济发展后的保护实力的增强；其保护方法理性，坚持渐进更新论，用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坚持当代建设应同时为未来发展进行保护和控制，防止现代化建设对历史资源的破坏，同时又注重整合可能的财政资源，促进历史城区、历史地段的当代复兴和有机更新。在方法论上，坚持科学保护论，强调历史文化保护科学务实的行动，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普查、理性评价、科学分类、对策明确。在制度支撑上，坚持发展协调论，不是就保护论保护，而是要求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其他综合战略的协同，包括城市的功能定位、城市的产业结构以及城市空间总体战略的协同， “疏导结合”、“建新城、保老城”；坚持社会支撑论，认识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绝不仅仅是少数文人名士的理想，它涉及发展权的公平问题以及巨大的空间利益，因此需要有公众参与、法规保护、规范支撑、管理联动、制度创新、财务支持、实施行动以及社会监督。
吴良镛先生提出的“整体创造”，在价值导向上，坚持城市发展论，既珍惜城市快速发展为规划建设带来的“黄金机遇期”，又正视如若规划建设不当、对未来城市空间环境的长期负面影响：坚持文化传承论，要求规划建设者不仅仅学习西方的规划经验，还要深入研究我们自己的传统，传承传统的精华，保护历史的文脉，并将历史的保护与新建设的传统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历史资源论，把历史文化的脉络，作为当代建筑和空间塑造的珍贵素材，作为提升空间品质和文化内涵不可复制的宝贵资源。在方法论上，坚持整体设计论，要求综合融贯思考各种发展机遇、历史文脉、当代需求和空间素材，整合塑造一体化的宜人空间，形成点、线、面有机协调的整体城市意象。在制度支撑上，坚持社会支撑论，重视社会共识的形成，既大力宣传积极保护的思想，又强调新旧联动思考，倡导基于历史资源保护的文化创新；坚持发展协调论，重视城市空间的品质和文化的内涵，倡导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导向的城市发展定位。
综合上述关于“积极保护”和“整体创造”的理论分析，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核心理念可解析为以下“八论”，即城市发展论――从静态的“遗址”到动态的城市，历史资源论――从保护的负担到文化的资源，科学保护论――从非理性的坐而论道到科学务实的保护，渐进更新论――从一蹴而就的改造到试点渐进的有机更新，整体设计论――从孤立的保护到整体的创造，文化传承论――从历史的割断到文化的传承，发展协调论――从就保护论保护到战略的综合协同，社会支撑论――从保护的专业技术到社会支持的公共政策。
一方面，“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理论学说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是哲学思考、理论创新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不是空洞的理论概念， 其哲学思想需要结合各历史名城的特点、因地制宜在实践中予以综合利用并不断丰富发展。下面笔者结合南京城市规划的实践思考，对“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理论的核心理念一一分别论述。
1 “城市发展论”――以历史南京城的演变为例
虽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明确“名城不能采取博物馆式的保护方式，不能冻结在某一时段”，但是传统的历史文化保护观和方法论往往把微观的单体文物建筑的保护方法和思维简单放大，视历史文化名城为静态的保护遗址。
城市发展论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自产生演变到现在，本身就是动态发展的产物。那些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城市，在大浪淘沙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已经被自然淘汰，有的则逐渐衰落。只有那些能够不断应因时代变化要求的城市，才能演进发展至今。因此城市不仅有古代的历史、近代的历史，还有现代的历史，以及不断变化创造中的新历史。
历史南京城的变迁史清晰地揭示出城市不断演化、不断发展、不断生长的“生命”特征。自公元前472年范蠡筑越城起，南京至今已经有2480余年的建城史，先后经历了东吴定都、六朝辉煌、南唐中兴、明初鼎盛、民国建都等沧桑，其间虽因政治原因，有被抑制发展的短暂历史，但它总能撅而再起、衰而复振，表现出顽强的成长生命力，也形成了延绵不息、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
范蠡所筑越城，是南京可考的最早城池，始建于公元前472年，城周仅“二里八十步”，北凭秦淮河，南与“长干山相连，形势特重”。后越国不敌楚国，公元前333年楚于清凉山置金陵邑，南京由此得名金陵。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帝国时代，当时的南京地区，与中原相比，属“楚越之地，地广人稀”。东汉末年，政局动荡，南京以其守江凭淮、“龙蟠虎踞”的地理形势脱颖而出，公元211年孙权将统治中心从京口迁到秣陵，次年在当时秦淮河与长江交汇的战略要地“石头山”上建造“石头城”，由此南京逐渐开启了作为六朝古都的辉煌历史。
公元229年孙权定都建业(今南京)，南京迅速发展成为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周边城市京口(今镇江)、芜湖、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武昌(今鄂州市)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句容中道”及破岗渎的开凿，进一步加速了宁镇地区与太湖地区及宁绍平原的沟通与融合。当时建业，作为与曹魏都城洛阳、蜀汉都城成都三足鼎立的都城，市内店肆林立，百货齐备，车水马龙。
东晋之后，中国南方相继出现宋、齐、梁、陈四朝，史称“南朝”，并皆以健康为都城。经东吴、东晋的开发和经营，到南朝时期，南京周围地区已经比较发达，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时段，国家分裂，战乱频仍，但文化十分昌盛。分裂时期官方控制力的降低以及北人南迁带来的文化交融，多样化的思想流派、艺术风格、宗教派别迅速产生、传播和发展，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六朝的建康发展成为当时人兴物阜的大城市，诗人杜牧歌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日本考古学家吉村怜先生指出：“从文化上来说，6世纪的南朝宛如君临东亚世界的太阳，围绕着它的北朝、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周围各国，都不过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阳光似的吸取从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的文化”。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这一时期，六朝都城建康繁华不再，隋灭陈后出于政治的考虑，将六朝国都降级为一个普通的县治，南京“霸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昔日地险，实为建邺之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南一邑”。但与此同时，京杭大运河的开挖，加强了南北物资和文化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的发展，尤其是沿运河城镇的繁荣。至唐中期，安史之乱使中国北方地区再经战乱，经济萧条，而当时的江淮地区远离政治中心，人口经济得以相对较快发展，至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
在这样的区域背景下，南京到了唐中后期经济逐步复苏，又成为南方经济重镇和南北交通要冲，在唐末军阀割据、诸雄相争、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形势下，再次成为南唐都城及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迎来了城市发展的中兴时期。南唐的金陵城建设避开已经荒芜的六朝宫城，跨内秦淮河立城，将内秦淮河两岸繁华的商业区和人烟稠密的居民区纳入都城，突破了六朝建康以“君”为本，单一的皇城功能，体现了“造郭以卫民”的规划思想。
北宋时期，金陵先后置为异州、江宁府和异国。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南下，大批汉人过淮越江，追随宋室到南方避难，这是中国人口迁移史上的又一次大规模南迁，进一步提高了南方的政治经济地位，同时文化再次因南北融合而发展、兴盛并影响后世。南宋以临安(今杭州)为都城，建康是仅次于临安的重要军事、政治中心。元代是个大一统的朝代，疆域空间辽阔。出于对南宋旧地加强控制的考虑，元在东南地区设江南行中书省，并设立机要军政衙署。这一时期，南京仍然保持着东南区域中心的地位。
元末朱元璋攻占南京，以此为据点，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逐步壮大力量，于公元1368年统一中国并正式定都于此，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全国性的都城，也是大一统封建帝国的都城首次选址在中国的南方。朱元璋在称帝前，已开始按规划建设南京，在保留南唐以来的老城格局的基础上，重新规划营建城池，筑城的建筑材料来自全国32府、148州县，经过二三十年的建设，南京成为规模空前、壮丽无比的一国京师，由外郭城垣、京师城垣、皇城城垣、宫城城垣四重组合的城垣宽厚高大、巍峨壮观、固若金汤。城区范围大大扩展，东填燕雀湖建宫城，北沿玄武湖南岸转折西岸再向西北，包狮子山于城内，西沿清凉山脉、秦淮水道曲折南行，到水西门，接上南唐城。公元1421年明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和南直隶，保持着全国仅次于首都的地位，但实际上迁都后南京明故宫等皇家机构和建筑日趋衰败，至明末已严重损毁。
清以南京为江南省首府，并设立管辖江南省(今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和江西省的“两江总督署”，南京成为清政府统治东南地区的中心。鸦片战争后，从1 842年在南京下关江面签订《南京条约》起，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改称天京。洪秀全出于军事需要，在紫金山西麓筑天堡城和地堡城作为防守要塞，并改造加固明代城垣，缩小城门。在城市建设上，太平天国期间未改变城市的格局，主要修建了天朝宫殿和众多王府。在两江总督府的基础上营建了“天王宫殿”，同时在城内各处建设众多的大小王府。公元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其间连年攻战，战毁大于新建，明以前的古建筑、太平天国的宫殿、王府几乎全被烧毁。1865年，李鸿章于南京建金陵机器局，开南京近代工业之先河；1871年李鸿章试办轮船招商局，在下关建洋棚(简易码头)：1895年南京开始修筑“马路”，到20世纪初，南京“马路”已较通达；1899年，下关港口开放，对外开设金陵关，外国商船可从海道直驶下 关；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1911年津浦铁路建成，南京逐步成为长江下游地区及华东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
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建立新型的中华民国，标志着中国自秦以来，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的。袁世凯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开始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后北伐成功，结束了军阀的统治。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复定南京为首都。此后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与古力治为顾问、清华留美学生吕彦直(中山陵设计者)为助手，制定首都规划。《首都计划》引入了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功能分区等理念，提出了“欧美科学”与“吾国美术”相结合的规划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道路系统引进了林荫大道、环城大道、环型放射等规划概念与内容。1928年8月，南京第一条柏油马路――中山大道破土动工，随后南京辟建了一系列马路，同时在中山大道及马路沿线建设了民国“五部八院”等一大批行政建筑和公共建筑。
上述历史南京城的演变简述揭示出：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城市的规模和空间格局是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明初和民国的南京是统一国家的都城，东吴、东晋、南宋、南齐、南梁、南陈、南唐、太平天国时的南京则是偏安王朝的都城，其他时期南京多作为国家下设的一级政区，也有“被贬”为县级政权的短暂历史。纵观南京建城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有五个发展的高峰期，第一个黄金时代是六朝时期，第二个中兴时期是杨吴南唐时期，第三个黄金时代是明朝初年，第四个黄金时代是民国时期，第五个黄金时代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1世纪以来。高峰期和低谷期的城市地位是迥异的，城市规模、空间格局也随之显著变化。在城市发展的低谷期和过渡期，城市空间和格局更多地沿袭前期，而在城市发展高峰期的黄金时段，城市空间和格局呈现出明显的跳跃式扩张特征。
2 “历史资源论”――以南京的历史资源为例
历史资源论视历史遗存为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因为它们以生动的方式反映着城市独特的演变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业绩，是市民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之所在。通过历史文化遗存，人们可以直接感知民族的历史、触摸祖先的过去，也可以借鉴反思未来发展的轨迹和道路：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城市重要的物质财富，是城市空间特色和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能够丰富立体地折射出城市内在的文化魅力，在文化竞争力正演变成发展核心竞争力的今天，它们是城市不可再生的精神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如保护运用得当，可以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对此，吴良镛先生曾指出：“文化意义与经济是一回事一文化是经济的发动机，文化的繁荣可以促进社会教育，推进旅游业”。
南京是中国著名古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有35万年的人类史、6000年左右的文明史，近2500年的建城史、近500年的建都史，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限于篇幅，仅举几例略加说明。
南京的汤山古人类遗址是中国长江下游东南地区唯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它把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史推到35万年以前，对于研究中国境内古人类的演化历程及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1993年南京考古工作者在东郊汤山镇雷公山北麓葫芦洞堆积物中，发现1具直立人头骨化石、1枚直立人臼齿化石、20多种数千件哺乳动物化石，它们对研究和复原当时“南京人”的生存环境，掌握测定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地理、气候具有重要的意义，被评为“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南京的“石头城”是中外著名的《三国演义》、《三国志》中描述的孙吴水师总部所在，公元212年孙权在此筑城，当时的“石头城”临江控淮，地势险峻，恃要凭险，江滨常有上千艘船只，气势恢宏。1975年朝鲜金日成访问中国时点名要求参观，邓小平曾亲自陪同游览。其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楚金陵邑，也是南京称为金陵的发端地，自古有“石城虎踞”之称，和“钟山龙蟠”相对应，是构成南京“龙蟠虎踞”文化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的考古挖掘是2008年影响全国、尤其是宗教界的轰动事件，挖掘原为考证建于明代、毁于清军与太平天国战火的大报恩寺，但却意外发现建造年代更加久远的宋长干寺，更意外出土可能包藏佛祖顶骨及舍利的鎏金宝塔。明大报恩寺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大报恩寺塔曾被17世纪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称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因明大报恩寺太过著名，原考古方案忽略了原址更加久远的历史，包括孙吴长干寺、南朝阿育王寺、宋长干寺等。2008年7月考古工地挖掘出一块高约1米、宽60厘米的石碑，碑文上有“金陵长干寺”、及“感应舍利十颗”、“佛顶真骨”、“诸圣舍利”、“金棺银椁”等铭文。经探测，鎏金宝塔内确有“金棺银椁”，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佛祖顶骨及舍利的期待，虽然最终结果还有待国家宗教局和文物局的鉴定，但明大报恩寺自身、及其与宋长干寺、以及佛教文化的传播等关联已经使得大报恩寺遗址备受世人瞩目。
南京明孝陵是世界文化遗产，是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位于紫金山中峰南麓，气势恢宏，形制独特，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经汉唐的发扬张励，至明发展至顶峰，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陵墓制度，为此后500多年明清两代帝陵建筑所沿用。分布于钟山之阴的十余座明王侯陵墓，是明孝陵陵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明清帝陵制度和明文化的有力实证。
南京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科举考试场所，始建于南宋(公元1168年)，经明清两代不断扩建，至清光绪年间已拥有考试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房舍之多为全国考场之冠。据统计，清代在江南贡院乡试中举后、经殿试考中状元者，超过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明清两代从此走出了江南才子唐寅、“扬州八怪”郑板桥、光绪老师翁同以及清末实业家张謇等，同时江南贡院也同名著《桃花扇》、孔尚任和李香君，以及《儒林外史》、吴敬梓和范进一起为人津津乐道，它连同夫子庙，对于秦淮河的繁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的历史资源仅是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极小部分代表，从有限的介绍中，已经可以强烈感知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宝贵。但另一方面，经过历史的发展变迁和快速城市化的冲击，南京当代的历史文化遗存已经十分珍稀，表现在：(1)历朝历代的历史遗存加起来的数量和规模，也无法与当代建设相比，在大规模快速化的城市建设背景下，历史遗存仅如同“沧海一粟”；(2)历史上的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常常将前朝都城的“印记”销毁，再加上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累积和覆盖性特点，使得年代悠久的历史遗存较少，出现某些重要历史时期的遗存不足，如六朝、南唐、和宋元；(3)目前保存较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多为公共建筑类遗存，如朝天宫、两江总督府等，而传统民居型的历史遗存较少、保护状况较差，如老城南传统民居；从年代上来看，民国时的民居型历史地段，如颐和路、梅园新村等由于建造年代较晚、设施配套较好、较易适应现代生活等原因，现存状况远 远好于传统民居型地区。不仅如此，从社会空间的角度，颐和路、梅园新村等民国历史文化街区至今仍是市民心目中的“高尚住区”，而老城南地区早已演变为城市的“下之角”。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看到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集合意义，它们不仅真实生动地介绍着南京悠久的历史和城市的变迁，不少还代表着历史中国的文化高峰，是今天城市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未来南京发展的文化根基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南京尚存历史文化遗存的不足，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保护南京珍贵的历史资源，用更科学理性的理念、更多元的手法、更完善的制度保护、展示和利用历史遗存，让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找出来、保下来、亮出来、串起来、活起来”。
3 “科学保护论”――以南京的历史资源保护为例
基于历史资源论的认识，科学保护论强调以科学的态度、务实的行动对待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强调历史文化资源的全面保护，整体保护和多元保护。
所谓全面保护，是指要全面拓展保护的内涵。在类型上，不仅要保护法定对象――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还要保护大量有价值的非法定历史资源；不仅要保护辉煌的府衙官属和公共建筑，还要保护同样记录城市记忆的工业遗产，以及反映普通市民生存状况的传统民居；不仅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还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代上，不仅要保护古代的历史遗存，也要保护近现代的历史资源；不仅要保护都城时期的历史遗存，也要保护同样反映城市历史的非都城时期的历史资源。在空间上，不仅要保护地面尚存的历史资源，也要保护地面遗址和地下文物埋藏区；不仅要保护城市核心建成区的遗存，也要保护周边的历史村镇和历史资源。
所谓整体保护，是指要构建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将各类应保尽保的历史文化资源纳入整体的保护框架。同时，要改变过去微观局部的“孤立”保护，更加重视历史资源及其所在历史环境的保护，更加重视单个资源与历史格局的关联保护，更加重视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格局和总体风貌的保护。
所谓多元保护，是指要改变过去将针对单体文保单位的保护方法简单运用于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乃至整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倾向，区分历史资源点、历史地段、历史镇村、历史文化名城等不同类型、不同特点、不同尺度以及不同保护要求的对象，要对内涵大大拓展后的历史资源细分保护类型，针对各个历史文化资源的现状情况、历史格局、资源特点、保护需求等多个要素，逐一认真研究分析，科学开展理性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多元、有针对性的保护举措。要重视法定保护、登录保护、规划控制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对于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但又有着较重要意义的历史资源，可进行登录保护，由市政府审批公布保护名录；对于有一定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可通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向社会公示，同时纳入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保护控制。
科学的保护工作要从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普查、深入调查做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应当建立起历史资源的多媒体数据库，因为每个城市的历史资源是独特的、具体的存在，而不是抽象的、宏观的文化概念。但遗憾的是现实中绝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并未建立起系统的历史文化资源库，使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家底”不清。针对于此，笔者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了《南京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工作”，通过近三年的部门联动、市县配合、多学科合作、市民参与，挖掘出了南京一千多处过去未纳入保护视野的历史资源，包括1206处点状历史文化资源、19个历史镇村以及22处历史地段，每处资源均以GIS空间定位，建立起包括文字、表格、图片等多媒体数据格式的档案库。通过深入的工作，摸清了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存量，解决了过去保护对象不够全面、基础资料不够系统的问题：通过现代测绘和空间定位技术的运用，解决了过去历史资源空间定位不准确、因而后期规划编制和管理难操作的问题：通过普查合作建立了资源共享的计算机GIS数据库，解决了过去部门不联动、数据不共享的问题；通过规划、文物部门的联动，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使得基础调查、系统研究、管理保障等容易得到落实。从学术的角度，建立起了学术研究机构和政府多部门共享的历史文化资源信息平台。
在系统普查的基础上，要对面广量大的历史资源进行理性评估、科学分类。城市中的历史文化资源评价，不同于国家、省的历史文化资源评定，其目的不是为了遴选资源、淘汰不达标的候选名录，而是为下一阶段分门别类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意见奠定理性的基础，因此必须从名城及资源的特征出发，考虑工作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鉴于南京已经纳入法定保护名录的各级文保单位保护状况良好，而大量的非法定保护历史资源处于被忽视、保护状况较差的客观现实，我们的工作主要聚焦于普查出的一千多处尚未纳入法定保护范畴的历史资源，以区分出其中较为重要的、一般的、次要的三种等级情况，因此评价指标无须繁复，应简明易判断操作。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