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水资源现状
该县地处黑龙港流域，东依漳卫运河，水资源主要依靠大气降水和漳卫运河蓄水补给，多年平均降雨量530毫米。根据第二次水资源评价，我县水资源拥有量为6229.9万立方米，可开采利用量5606.9万立方米。其中地表水464.5万立方米，可开采利用量为418立方米，地下水为5765.4立方米，可开采利用量为5188.9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为205立方米，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8.2%，是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2.2%。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所限，水资源具有“总量短缺、时空分布不均、供需矛盾突出”等特点。目前，该县正处于一个连续的枯水期内。自1999年以来，全县仅有2001年、2003年和2005年三年的降水量略高于多年平均值，因此地下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补充，同时因近几年经济发展较快，用水量逐年增加，超采地下水现象比较普遍，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供需形势非常严峻。
1.2县城水资源现状及供需形势
1.2.1县城区自来水目前用水结构分为：居民用水、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三种。
近几年的城区用水量分别为：2009年总用水量132.3393万吨，其中，居民生活用水是109.8865万吨；非居民生活用水是21.9970万吨；特种行业用水量是0.4558万吨。2010年总用水量142.3847万吨，其中，居民生活用水是117.8942万吨；非居民生活用水是23.9010万吨；特种行业用水量是0.5895万吨。2011年总用水量156.2347万吨，其中，居民生活用水是128.6998万吨；非居民生活用水是26.4275万吨；特种行业用水量是1.1074万吨。从数据上看，用水量都是逐年增长的局势。
1.2.2县城区域内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3家。
城区范围内按供水企业供水量和自备水源井统计，2009年工业企业用水量为300万立方米、2010年为350万立方米、2011年为400立方米。县城工业企业和生活年需水量三年平均合计约350m3。今后5-15年是馆陶经济尤其是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按照县淡水长期供求计划预测，到2020年工业用水要比现在增长3倍，城镇生活用水增长近2倍。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将更大，因此节约用水，减少污染，刻不容缓。
2存在问题
2.1城区地下水超采严重，加剧了县城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居民生活用水主要靠开采地下水，城区工业企业生产用水仍以自备水源井为主，县城污水处理厂和中水回用工程虽已建成，但目前还没有规模性使用，而且大部分企业生产用水全部为一次性用水。由于无节制地抽取地下水，造成地下水的可利用量不断减少，严重影响了县城供用水安全。
2.2地表水源补给成本高
该县虽已完成引黄引卫工程，达到通水条件，但因地处市生态水网末端、沿途长，蒸发、渗漏，上游多节制闸拦截现象严重，南水北调工程尽管线路确定，蓄水工程尚未实施；路庄扬水站提卫运河水成本较大，仅电费一项年开支可达300百余万元。
2.3节水措施不到位，水资源浪费现象还普遍存在
①城乡居民节水意识差，农业灌溉还是大水漫灌，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②蓄水工程和输水设施老化失修，“跑、冒、渗、漏”现象严重。③节水意识淡薄，水的有效利用程度低，城镇生活用水节水器具普及率低。并且新建项目节水审批缺乏协调和落实，造成节水考核监督滞后，使用的节水技术也比较落后。
3措施和建议
3.1合理规划，狠抓工程，在工程建设上求突破
一是通过实施引黄入馆工程，完成工程配套设施建设，使年供水能力达到1300余万方。二是通过实施引卫工程，推进路庄扬水站更新改造，加快体制改革，扩大提水能力，为我县提供3000万m3的水资源，可有效缓解该县水资源短缺的制约。三是通过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供水规模3万吨/日的第二水厂，年增加有效蓄水量700万立方，可保证4万余户居民、60余家企业的生产生活用水。四是通过实施完善县域生态水网工程，可增加有效蓄水近1500万方，满足我县耕地用水需求。五是实施公主湖、南湖蓄水工程。随着馆陶经济的长远发展，需水量的不断增加，储蓄水源500万立方米，为该县城区长远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
3.2加强宣传，更新观念，在增强群众的节水意识上下功夫
通过录像、板报、宣传车、网络等各种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让水是商品的意识深入人心。要改变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天上下、地下流”的旧观念，强化全民的节水意识；及时传递正确的水价信息，使节水变为自觉行动。同时要形成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造成危害，谁负责赔偿的管理机制，在全社会形成惜水、节水、保护水的良好氛围。
3.3制定政策，规范管理，在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上抓落实
关键词：自然资源；经济增长；倒U曲线；资源诅咒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0-0009-06
一、引言
自然资源是在一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被人类利用并产生经济价值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是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关注的问题，对此学术界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并由此产生了“资源优势论”和“资源诅咒说”两种经典理论学说。自然资源丰裕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路径和发展历史，则分别提供了与两种理论学说相吻合的案例。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自然资源构成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甚至在某些特定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前，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丰裕的矿产资源是工业化起步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引擎。无论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观点，还是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坎蒂隆的“土地永远是一切财富首要的、唯一来源”论断，都反映了自然资源与经济财富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
虽然在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理论中，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渐淡化，甚至被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所取代，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未遭到否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Auty[1]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研究自然资源丰裕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时，提出了“资源诅咒”假说。该假说认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丰裕的自然资源非但不是经济增长的“福音”，反而会抑制经济持续增长，并由此产生了“荷兰病”、“挤出效应”和“尼日利亚病”等从生产要素配置、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等不同角度对“资源诅咒”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丰裕的自然资源究竟是 “福音”还是“诅咒”？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更因为关系到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然而学术界对此并未形成统一意见，虽然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支持“资源诅咒”假说的经验证据，但质疑的声音一直存在，这种质疑涉及样本、指标选取和计量方法等多个方面。Brunnschweiler [2]指出，在重新选择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指标并控制制度质量之后，自然资源不再是“诅咒”，而且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丁菊红和邓可斌 [3]以及方颖等 [4]利用中国城市样本展开的研究也并未发现“资源诅咒”假说在一国内部区域层面成立的证据。
本文认为争论产生的原因除了样本和实证方法的差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和经济发展阶段因素的影响。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探讨不同阶段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体现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倒U曲线假说：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伴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逐步扩大，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快速上升的过程，但伴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长速度达到顶点并在此后逐步下降。同时，本文以1998―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结合面板回归分析法为理论假说寻找经验证据。
二、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观察现实世界中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丰裕的自然资源是实现初始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并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同刘易斯指出的：“在其他因素相等的条件下，人们对丰富资源的利用会比贫瘠资源的利用更好”。在制度安排等条件类似的前提下，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往往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并表现出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虽然美国在工业化起步时间和初期技术水平方面都要稍逊于英国，但其国内丰裕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丰裕的矿产资源为美国早期的经济开发和资本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美国获得了比英国更高的工业化水平和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自然资源的这种“福音”角色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技术和制度安排的变化，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步减弱，直至最终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5]。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如尼日利亚）与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如日本）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在经历了由自然资源开发及其关联产业发展所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后，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等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超越了自然资源并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些要素往往是大多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所欠缺的，这也是一系列探索“资源诅咒”发生机制的文献研究的重点所在。如“荷兰病”效应认为资源丰裕带来的收入增长促使生产要素配置从制造业部门转向非贸易部门，从而导致制造业萎缩。“挤出效应”则认为大规模资源开发通过影响储蓄投资、人力资源、教育投入和创新等因素抑制了经济持续增长[6]。“尼日利亚病”效应指出资源丰裕的地区管理质量低下且缺乏有效率的制度安排[7]。此时，如果继续依赖资源型产业并加大资源开发力度，那么“资源诅咒”现象就会产生，丰裕的自然资源反而成为抑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
从理论层面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无论是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还是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技术和制度安排等都处于较低水平，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前者对后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在该阶段通过发展资源型产业获得较高的边际报酬并实现资本的初始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初期交换和分工还未开始或处于较低水平，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无法通过贸易来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难以突破资源瓶颈。因此，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扩大，该阶段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快速上升的过程。
第二阶段，由于资源型产业具有高边际回报率，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存在继续通过扩大自然资源开发规模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与其他产业相比，资源型产业对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要求较低，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也缺乏推动技术创新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激励。但社会生产活动的质量和效率是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共同决定的。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而忽视其他因素的发展模式使得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但由于此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仍然占主导地位，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仍然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之下，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更加注重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储备和制度安排的改善，资源利用的质量和效率也因而得到提高。分工和交换程度的加深使得自然资源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缓解了自然资源短缺对经济的束缚。这一阶段，由于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与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经济增长速度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扩大继续提高并达到顶点。
第三阶段，在资源可贸易条件下，自然资源对资源匮乏地区经济增长的束缚得到了解除。同时，该地区在技术、人力资本、储蓄投资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而在“资源诅咒”机制的作用下，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陷入了依赖不可持续的资源型产业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开发落后再开发”恶性循环。综合来看，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落后于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这一阶段，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为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持续扩大，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不断下降趋势。总体来看，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
图1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三个阶段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1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样本是1998―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自治区的许多统计指标在1998年以前严重缺失，但考虑到是一个自然资源开发规模极高的地区，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故最终选择以1998年为起始年份。最终的样本包括31个截面个体和14年的时间跨度，涵盖434个观测值。采用图示法对样本进行杠杆值的检验，并未发现有偏离样本整体幅度较大的杠杆值。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均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地方财政中的教育经费支出、人均GDP指数、普通高等本、专科院校在校学生数、美元加权平均汇率、科技活动人员数、进出口总额和年末总人口数等指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其中一些省份在1999年的指标异常，以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为准进行修正。
2模型与变量
本文借鉴大多数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引入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并将自然资源作为一项“投入”应用于生产过程，得到反映自然资源与经济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
Y=f（L，K，N）（1）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L代表劳动力投入，K代表资本投入，N代表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为了更集中地衡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和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借鉴Parente和Prescott[8]的做法，对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力投入做规模限制，得到：
Y=f（K，N）min（L，）δ，δ>0（2）
令m=（）δ，反映经济的最大生产能力，当经济体达到最大的劳动力容量，总产出就面临恒定的规模收益，并直接取决于资本投入和自然资源投入。将式（1）和式（2）结合得到：
Y=mf（K，N）（3）
对式（3）做全微分处理，得到：
dY=mfKdK+mfNdN（4）
在式（4）中分别用β1和β2代替资本的边际产出和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边际产出，再对等式两边同时除以m得到人均产出增长模型：
dY/m=β1dK+β2dN+u（5）
如果忽略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那么式（5）已经能够用来考察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增长无疑会受到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等要素的影响，其中制度质量是近年来相关研究关注较多的，并可能会对实证结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市场开放程度变量，能够较好地反映地区的制度质量。为了反映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了自然资源变量的平方项，得到本文的基础计量模型：
EGit=α+β1MC+β2NRit+β3NR2it+Zit+ui+εit（6）
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EG代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MC代表资本投入规模，NR代表自然资源开发规模，Z代表一系列理论上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的向量，具体包括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力度和市场开放程度等。ε代表标准误差项，表示未观测到但影响因变量的其他因素。u代表特定地区效应的系数，用来控制不随时间改变但与因变量相关的地区特征。
对于衡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指标的选择需要极为谨慎，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实证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借鉴徐康宁和王剑[9]以及梁云和唐成伟[10]使用的方法，以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来衡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
国内学者衡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方法主要有三种：（1）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2）采掘业就业人口与当地总就业人口的比值；（3）能源工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这一指标能够较为全面地覆盖我国统计口径下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业等与自然资源直接关联的细分行业，从而较为准确地反映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同时还能够体现该地区在发展资源型产业方面的主观意愿或态度。此外，使用投入水平指标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初级产品部门产值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经验分析部分进行的内生性检验也进一步验证了这种衡量方法的正确性。
地区经济增长以人均GDP的年增长率来衡量，即当年的人均GDP指数减去100（上年=100）。物质资本投入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地区GDP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以每万人中普通高等本、专科院校在校学生数来衡量，市场开放程度以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以当年美元加权平均汇率折算），技术创新水平以每万人中科技活动人员数来衡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和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
表1变量定义和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符号衡量方法均值标准差
我们采用CN判断法检验变量间是否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11]，结果显示CN（Condition Number）值为15610，小于临界值20，所以可以认为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利用样本数据描绘的散点图初步显示，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以人均GDP增长率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呈现类似倒U型关系。本文使用的计量分析软件是Stata11。
四、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的计量模型设定，本文结合1998―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经验分析了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由于假设的不同存在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等三种不同的估计方法，且不同的估计方法会对实证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本文选择的自然资源开发规模指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但该变量是否是严格外生变量且不存在内生性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验证。此外，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也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所以有必要进行相关检验，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最合适的估计方法。
本文分别采用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采用F检验、Breusch-Pagan检验和Hausman检验在估计方法之间进行选择。同时，采用Wald检验对异方差问题进行检验，采用Wooldridge检验对序列相关问题进行检验，在工具变量法估计的基础上采用Davidson-MacKinnon检验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具体的检验方法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相关的检验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原序列存在异方差问题，但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Davidson-MacKinnon检验拒绝了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表明我们选择的变量较好地避免了内生性问题。模型选择的检验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是较为合理的。最终，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法对标准误进行修正，以克服异方差问题，结果如表3所示。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系数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同时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法（抽样300次）对标准误进行修正，以克服异方差问题，FE估计下括号内显示的是Bootstrap标准误。IV估计时使用变量NR的二阶滞后项作为其工具变量。
从表3可以看出，模型（1）和模型（2）的Wald检验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设定较好。模型（1）是以地区经济增长与EG为因变量对一系列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模型（2）是在此基础上加入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变量NR及其平方项NR2进行的回归。对比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发现从0180提高到0250，表明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变量NR的加入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力度。同时，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变量NR的系数为正值且高度显著（0259，1%），而其平方项NR2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0014，1%），说明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其经济学意义在于，经济发展初期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与自然资源开发相关产业的兴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快速上升的过程，但随着对自然资源开发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在达到顶点之后开始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五、结论
沿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历了从主角到逐渐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到成为抑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诅咒”，再到在自然资源普遍短缺的社会重新获得关注这一过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不同阶段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反映二者关系的倒U曲线假说，认为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呈现先快速上升后逐步下降的过程。本文以1998―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结合面板回归分析法为理论假说寻找经验证据。在控制了制度质量并有效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发现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确实表现出了显著的倒U型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尤其是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的发展战略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从对人类社会整体的作用角度考虑，自然资源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具体到国家或地区层面，由于资源利用模式方面的差异使得自然资源出现了“福音”与“诅咒”的区别。对于那些有着丰裕自然资源但初始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发展资源型产业能够实现原始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因而在经济发展初期是一种最优选择。但与此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储蓄投资和制度安排等构成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防止这些要素因为“资源诅咒”发生机制而遭到“侵蚀”。对于资源型地区而言，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适时转型，必须在资源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及时改变发展模式，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鼓励企业研发创新，完善制度安排，走依靠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这在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同时，在晋升锦标赛的官员提拔体制下，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的官员很难有足够的激励去舍弃高边际回报率的资源型产业，而他们往往是产业转型的关键所在。因此，如何选择转型的时机，并获得足够的动力来推动转型，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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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runnschweiler， C N Cursing the Blessings？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J]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3）： 399-419
[3]丁菊红，邓可斌政府干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区层面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7，（7）：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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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梁云，唐成伟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演进[J]云南社会科学，2013，（6）：72-75
[11]梁云，郑亚琴产业升级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4，（6）：74-7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An Inverted U-shaped Hypothesis
Yun-Liang1；Yaqing-Zheng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10， China；
2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10， China）
关键词：资源丰裕度 经济增长 计量分析
引言
资源丰裕度即指自然资源丰裕度，本文的自然是狭义的自然资源。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资源要素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逐渐被忽略。目前，能源的稀缺性已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资源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被视为内生变量，科学技术的进步似乎加剧了资源稀缺性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程度。目前，实证研究中较多地采用了国际上国家或地区的总体数据，多集中于省（州）级水平，利用市级数据进行探讨的文献则相对较少；对资源丰裕度的度量方法比较混乱，不少研究的度量方法已经脱离的“资源诅咒”本意，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缺乏说服力；资源要素的国际流动性和国内流动性存在较大差异，国际数据观察的“资源诅咒”机制在一个大国内可能不成立。因此，基于此研究的不足，有必要对资源丰裕度指标、计量经济模型等进行进一步研究，对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更全面的认识。
对经济增长路径进行解释的理论有很多，但从区域经济视角看，可分为三种：一是外生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研究假设是技术是外生变量且人均资本收益递减，因此在缺乏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时人均产出收敛于一个稳定水平；二是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研究假设的基础是长期报酬递增，认为知识（资本品）是具有边际产品、递增性、增长率建立在内源性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变革上等；三是空间经济学，对区域经济集聚与扩散的解释也可以看作是对区域经济发展均衡与否的解释。因而，本文基于研究需要，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成果基础上，对这两方面关系研究建立在中心地、循环累计因果、经济基础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模型及理论基础之上。
因此，以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视角，对中国地区层面的数据分析，在各省经济中可较详细了解资源的地位和作用，探讨中国资源分布状况，找出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对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实现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环境发展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具有意义。
资源丰裕度与经济水平关系的计量检验
本文选取了中国较为代表性的286个城市，资源丰裕度采用所选286个地级市的采掘业从业人口占全国采掘业从业人口的比重指代，依据资源丰裕度将所选286个地级市划分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中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最多（76个），中部次之（66个），西部第三（65个），但均占总数的1/3左右。本文中的数据来源是《中国资源统计年鉴》（1997-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2011）、《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1）等。
（一）理论假设
本文结合城市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根据相关实证研究需要，对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关系作如下假设：第一，空间关联效应，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差异的影响会受到临近地区经济水平的影响；第二，地理位置的影响，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差异的影响会受到距离出海口距离的影响；第三，基础-乘数效应，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差异会受到当非基础部门的影响、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差异的影响会受到当地基础部门的影响；第四，当地政府政策，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差异的影响会受到当地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假设，提出以下模型：
Yi=α+β1RES1+β2REG+β3Pinvi+β4Pmanu1+β5Road1+β6Edui+ξ1（OSL）
（1）
Yi=α+ρWYiβ1RES1+β2REG+β3Pinvi+β4Pmanu1+β5Road1+β6Edui+ξ1（SLM）
（2）
Yi=α+ρWYiβ1RES1+β2REG+β3Pinvi+β4Pmanu1+β5Road1+β6Edui+ξ1（SEM）
（3）
ξ1=λWε1+u （4）
其中，OSL表示经典多元线性回归模型，SLM表示空间滞后模型，SEM表示空间误差模型，在适当的情况下，三个模型会被择优选取，Yi表示所选地级市人均GDP（2008），REG表示所选地级市的区域虚拟变量，Pinv表示地方人均固定在产投资变量，Pmanu1所选地级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Road表示当地人均道路铺装面积，Edu是人力资本变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
计量经济模型检验首先依据传统计量经济模型思路进行回归分析，找出主要因素；再次以传统计量经济模型为条件加入适当空间因素了解非中心城市发展因素。
第一，从未考虑空间滞后变量的计量模型，对所考量变量运用传统OSL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验证了研究的基本假设，即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在时间段内，对研究区域的经济水平产生了显著正作用，但随着其他控制变量的加入，其弹性系数和显著性不断降低。
第二，在式（1）、式（2）、式（3）、式（4）基础上，加入空间滞后变量，分别得出结果，如表1所示，各变量也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经典OSL模型估计与检验结果基本一致，部分变量的显著性和弹性系数有所变化；从SLM模型来看，空间滞后变量的系数为正，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0.0810，P=0.0170）说明临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从SEM模型看，空间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0.2667，P=0.0005），说明邻近地区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察值具有显著影响。变量结果与表1较为一致，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加入空间滞后变量组建出空间计量模型后，证实了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影响。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但总体样本和资源型城市表现出了较强的正相关的趋势，非资源型城市却表现出了负相关的趋势，只有总体样本的相关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因素方面来看，计量检验后，加入必要的控制变量后，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效应显著，但资源丰裕度的弹性系数和显著性均在不断降低，说明了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前者效应的影响是可正可负的，其他因素一般会呈现正向效应。
本文回归结果表明影响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水平关系的因素主要包括：其一，空间关联效应，模型中空间关联效应是正向的，是属于全域关联效应，对于局域关联效应，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状况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正向或负向的，会受到当地和邻近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经济壁垒及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其二，投资水平，当资源所在地的综合因素能够促成较高的投资水平时，投资就可能会对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水平的关系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反之则受影响；其三，基础设施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资源要素作用的发挥会通过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而产生循环累计因果效应；其四，经济集聚性，经济集聚性越强，其对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正向影响也就越大；其五，贸易可能性，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会受到当地贸易可得性的影响，进而取决于距离出海口的位置、国际竞争力等因素；其六，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将对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水平产生正向效应，一定程度上，资源要素作用的发挥会在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而产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其七，政府支持，政府的支持可能对区域“自生能力“的影响较小只能是短期行为才具有意义。
因此，通过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析，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可以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发展。
第一，约束资源要素，推进可持续发展。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水平呈现显著相关，但资源是不可续的，我国利用的能源缺口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资源的发展态势，制定国家能源和资源的经济发展转型发展战略。
第二，制定差异性区域政策。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呈现多样化，具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有相关的，也有不相关的，因此，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中，需要根据不同地级市发展现状和特点，制定具有差异性的对策，有助于推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第三，强化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互动的关系，因而要适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公共服务，为人民生活提供便利，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以多元化的投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注重对落后和农民地区，以积极推进经济发展。
第四，发挥相邻地区经济作用。邻近地区具有溢出效应，邻近地区较好的经济发展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积极的作用，产生极化效应或回波效应，所以，在关注资源能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应根据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合理调整相关资源政策，使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经济效应发挥到最大效应。
第五，积极合理扩大内需，同时扩大开放。贸易开放会对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关系产生积极的作用，注重合理的扩大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同时扩大内需，经济建设重点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农村产业发展，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积极推进经济质量提高，合理调整内外需比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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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资源论证 制度完善 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TV213.4 [文献码] B[文章编号] 1000-405X（2014）-2-273-1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追求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开始疯狂的掠夺和开发自然资源，尤其是开发和利用水资源，导致水环境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水资源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它的合理利用关系到经济的健康及长久发展。建设项目大量用水会造成地下水水位下降，河流水量减少，河湖水质恶化及水生态条件恶化。因此摆在水资源论证面前的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健全水资源论证制度，而最核心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水资源论证的相关制度。
1水资源在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为了加强水资源的管理，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尽管如此，在实施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管理能力滞后
目前，我国已经面临水资源匮乏的局面，这就必然要求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建设总体规划都要考虑到水资源的限制条件，所以要全面协调部署，充分合理的利用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合理调配生产及生活用水，提高水资源的管理水平，使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能够得到保证。然而我国一些水资源的管理人员尤其是县级及以下的基层工作人员，由于受学历，培训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工作能力落后，导致管理水平跟不上时展的步伐。
1.2用水矛盾突出
我国的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着分布不均匀的现象，而供需矛盾也日益加剧，解决了人水关系的矛盾就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的管理就要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出发，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追求片面的经济利益，不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水资源，导致用水纠纷不断出现。
1.3水资源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是实现水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手段，同时也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解决水资源问题。我国的水资源管理的主要问题是存在严重的多头执法。各部门职权范围及管辖区域有交叉重叠容易导致出现问题没人负责的极端现象，水资源管理部门包括水利、农业、海洋、国土资源等。因此容易出现“水源地不管供水，供水的不管排水，排水的不管治污，治污的不管回用”等这样的问题。
1.4水生态环境恶化及污染加重
（1）据资料显示，我国因流水、风力等外力作用侵蚀土地的面积多达360万km2，大约占领土面积的40%；北方的河流也经常出现干枯断流的现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几乎年年断流，平均每年达100多天。此外，湖泊萎缩，森林、草场退化，土地荒漠化，部分省区地下水超量开采造成地面沉降等问题也十分严重。另外由于没有进行及时的生物措施进行防治，导致地表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面积已高达150万km2占国土面积的64%以上。
（2）根据环保部门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的河湖污染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并愈演愈烈，近年污染状况已达很高的水平。水污染是在众多水的问题中，破坏水体最为严重的，也是最难整治的，水污染对工业，农业及生产用水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另有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每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工业废水和三分之二的生活污水未经任何排污处理而直接排到河湖中，成为水资源的第一大污染源。
2完善水资源论证制度
2.1严格管理从业人员
提高从业人员的入职标准，注重学历与能力，加强与行业间的学习、培训和交流，不断更新从业人员的知识储备，定期进行专业知识考试，推行严格的从业人员的注册资格制度考核及淘汰制度，提高管理从业人员的工作能力，改进工作作风，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断推动水资源论证工作向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2.2水资源论证工作的基本要求
2.2.1论证取用水的合理性
分析建设取用水的合理性符合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发展集约型经济，建设节水型社会的主要途径及重要手段。
进行建设取用水的合理性论证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的用水总量控制和用水定额制度，遵照由地区指定的或行业规范的用水定额标准，合理采用用水工艺和节水技术，使得建设用水符合当地的产业发展要求，符合区域或行业的用水定额。
2.2.2区域内的水资源状况及开发利用程度
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首先要做的基础工作就是认真分析该项目所在区域的水资源状况及开发利用程度。要了解当地的自然地理状况包括气候特征、河流水系、土壤状况、生物多样性、地质条件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详细研究当地水资源的分布、质量、数量及雨季的长短、降水的集中程度，水资源的利用程度及用水中存在的问题等。根据分析数据的结果，总结出该区域建设项目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方向。
2.3加强各部门的协调管理
在水资源论证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各个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协作。不同领域的部门掌握其行业方面较为全面丰富的资料，有其显著的部门优势，水行政部门在进行论证过程中就要主动与其沟通并分享相关信息。对于加强各部门的协调合作，相关部门建议成立专门的组织，进行统一管理区域内的水资源及水污染问题，避免出现多部门管理现象。并且在水生态系统方面应当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为依法治水提供法律依据。
相信通过以上论证工作，建设项目可以在实施和建设过程中会有切实可行及安全可利用的水资源，这样能够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及有效利用，实现水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为水资源的利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3总结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着国计民生。做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工作，关键是要做好水资源论证制度。严密的论证工作会有效地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各方面的管理，实现水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协调，能够高效利用、合理开发、优化配置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实现水资源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CO2排放；城市化；人力资本；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8-0150-03
1 引 言
从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到1997年《日本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再到2003年英国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直至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召开,温室效应不仅是人类关注的环境问题,也成为全球经济关注的热点。2009年中国的CO2排放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水平也在持续提升。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2010年度经济工作的规划中提出,要将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但是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绝对数量的增加,还应是结构的转化。城市化就是伴随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构变化,所以不应将它们分离。中国正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寻求经济的转型――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及知识创新的新增长模式。因此分析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依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会带来CO2排放量的持续增加,对我国在低碳经济时代下,完善经济发展方式有很大意义。
2 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理论,将知识和技术创新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他们认为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应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开发投资等问题,这一理论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但是他们的理论中并未考虑资源及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年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已经开始将可耗竭资源的作用和环境污染成本加入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型中。彭永军、包群(2006)认为,在环境污染的约束下,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应大力扶持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活动,促进清洁生产技术进步,并且制定相关的环境标准,通过增强全民环保意识,来实现可持续发展。魏巍贤、杨芳(2010)通过将内生增长理论与环境污染模型相结合对CO2排放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研究认为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对我国的CO2减排有显著促进作用。不仅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开始受到重视,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的关系也逐渐成为热点。盛广耀(2008)认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之间的倒U型曲线和城市化与资源环境消耗强度变化曲线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因此,城市化的速度及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资源环境消耗的强度,这就是城市化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规律。孙慧宗、李久明(2010)通过对中国城市化和CO2排放量进行协整分析得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工业化国家,其与CO2排放量之间不具有理论上的双向因果关系,城市化是导致碳排放量增长的原因。
3 相关理论界定
3.1 技术内生增长理论对CO2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
内生经济增长可以分为要素投入的内生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两种类型,后者主要是利用边干边学、知识溢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究与开发来解释技术内生进步的模型。而技术内生化的增长理论又有三种研究思路,其一是假定技术进步来自对实物资本的投资,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即知识积累模型。其二为引进人力资本要素,技术进步取决于对非生产性的科研开发部门的投资,即人力资本模型。其三是分工演进模型。本文仅从技术内生增长理论中选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两个角度来考察它们与经济增长过程中CO2排放量的关系。
（1）技术进步对CO2排放的影响。魏巍贤、杨芳(2010)提出技术进步会通过三个效应对环境产生影响：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前两者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促使CO2排放量增多。因为技术进步使得经济总量增大,要使得大规模经济持续发展需要投入、消耗更多的能源,由此也会产生更多的污染物排放量。同时,技术进步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使得资源消耗率逐渐超过资源的再生速率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导致环境状况的恶化。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业结构就会从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环境污染就会减少,碳排放量就会下降。而目前中国的产业转型还未完成,所以技术进步的结构效应依旧表现为负效应。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技术进步会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使资源得以大量节约和循环利用,从而降低能源的消耗量,减少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此为正效应的技术效应。
（2）人力资本对CO2排放的影响。卢卡斯认为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是知识的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相比有形资本,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是由清洁技术生产,污染并不能使其社会边际产出减少。并且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要比有形资本的积累速度快,从而抵消了积累更多有形资本所引起污染控制的额外成本。因此当处于环境污染的限制下时,人力资本开发和技术创新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清洁的人力资本将会降低CO2的排放。
3.2 城市化对CO2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
（1）城市化改变了利用土地的方式。首先,伴随着城市扩张,森林、草地转化为碳排放重要来源之一的城市建筑用地。其次,城市化进程破坏了森林、草地、湿地、农田,降低了大自然对CO2的吸收能力,间接增加了CO2的排放量。因为植被和土壤作为城市系统中重要的碳汇和碳库,能够降低大气CO2的浓度,但现如今城市土壤被硬化地面覆盖,既不能生长植被,也不能接收雨水,改变了土壤的碳库量。再次,城市化进程还带来了更多服务业、工业、产品消费碳排放所引起的间接碳排放。
（2）城市化增加了城市代谢。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污水、能源、原料等代谢量将会明显增加,城市面临较大的环境资源负担,CO2排放量不断增加。罗文婷(2005)认为,由于城市家庭的收入、教育水平,食物消费结构的不同,城市家庭的碳排放量要高于农村家庭。同时,较高人口城市化水平也使得城市存在着产生更多污染的行为方式。
（3）城市化增加了能源消费。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工业生产的化石燃料燃烧；运输、工业使用过程中的泄漏；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化石燃料使用等,增长的能源消费带来了CO2排放量的增加。
4 模型及其实证
4.1 数据的选取
（1）技术进步水平的测度。选取反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水平的科技资本存量,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
（2）人力资本的测度。选取人力资本存量即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总量与他们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量。
（3）城市化水平的测度。选取城市化率即全国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作为城市化水平的代表量。
（4）环境指标CO2排放量的测度。鉴于环境统计年鉴上没有CO2的官方统计数据,因此本文采取下列碳排放量计算公式：
C=Σti×A×δi
其中,ti表示i类能源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重，A表示能源消费总量,δi表示i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对于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不同的机构给出了不同的值。本文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美国能源部(DOE)和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IEEJ)给出的碳排放系数,取平均值来计算本文的碳排放量（见表1）。
本文1953―2008年的各能源消费数据、城镇人口、总人口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2010),碳排放数据根据公式计算。科技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数据来源于王小鲁(2008),并用同样的方法补充了2008年的数据。采用Eviews5.0进行计量分析。
4.2 建立模型及计量分析
对各变量取对数,构建模型为：
LnCt=β0+β1LnTt+β2LnHt+β3LnUt+εt(1)
其中,Ct表示CO2排放量,Tt表示科技资本存量,Ht表示人力资本存量,Ut表示城市化率。
（1）单位根检验
鉴于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在对对数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查看平稳性。本文使用扩充的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法,具体结果见表2.
从表中可看出,变量LnC、LnT、LnH、LnU都是非平稳序列,而对其一阶差分后,均无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因此以上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即1(1)。
（2）协整检验
所处理的时间序列数据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为了获知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有必要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其结果如下表3。
计量结果表明,科技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CO2的排放量产生负影响,城市化对CO2排放量产生正影响。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各自每增长1%,碳排放量会相应地减少0.3124%和1.6443％,而城市化水平每增长1%,碳排放量将相应增长1.3609%。技术进步会降低碳排放量,而城市化进程会增加碳排放量。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方法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从表4中可以看出,LnT不是LnC的Granger原因,通过了F检验,显著水平为0.00314低于0.05,即拒绝了原假设,也就是说科技资本存量是碳排放的原因；而LnC不是LnT的Granger原因,没有通过F检验,即碳排放不是科技资本存量发展的原因。同理可以得出,人力资本存量和城市化不是碳排放的原因,但碳排放是推动人力资本存量和城市化的因素。
5 结 论
（1）本文基于技术内生增长理论,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得出CO2排放量、科技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及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四个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10期滞后时科技资本存量是碳排放的原因,但后者不是前者的原因,同时碳排放是单向推动人力资本存量和城市化的因素。
（2）技术进步对CO2具有负效应,并且是碳排放因素的重要原因,即技术进步有利于抑制碳排放量。因此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方面,应该注重新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依靠科技进步,通过清洁生产活动来替代资源、能源、污染密集型的生产活动,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大力发展低碳技术。由清洁技术生产的人力资本,因接受过高等教育,更易于接受新理念和新技术。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环保意识会提升,按照前文的理论界定,人力资本应该可以降低CO2的排放,尽管两者间的格兰杰检验结果并不显著。
（3）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依赖于工业发展、含碳能源消费的带动作用。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程会加快,碳排放量会持续增加。但是滞后期也说明了两者之间并不是同步协调发展的。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注重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等低碳产业,依靠科技发展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实现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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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着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部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 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关键词：河南省；人力资源；区域经济
0 引言
在当今社会，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合理利用人力资源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经济的发展与人力资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发展依赖于人的活动，而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1]。人力资源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率最高。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离不开人，人的劳动力维持经济活动的运行，而人又是经济运营中主要的消费者，推动经济的发展[2]。因此，人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能量。区域经济的发展只有和人力资源开发相互作用、相互结合，才能使其效能最大化[3]。管理者应准确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构建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控制人口规模的增长，加快产业集群的发展，为人力资源的开发提供优良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课题分别开展了不同领域的研究。
国外学者舒尔茨[4]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对于人力资本观点作了非常系统的论述。他认为：人力投资的增长无疑已经明显地提高了投入经济奋飞过程中的工作质量，有能力的人民是现代经济丰裕的关键。身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5]，他在《文化的本质和进化过程》一文中提到文化知识的变迁引发了制度的变迁，从而致使当代经济的增长。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6]在《雅各布・明塞尔论文集（第一卷）人力资本研究》著作中指出：人力资本理论与方法，就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研究人力资本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以及人力资本发展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影响。国内学者罗杨[7]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种，但人力资源开发是各种因素中最为关键的，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区域经济更加快速的发展。杨敏杰、翟丽丽、王威[8]通过构建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的评价模型，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其两者间的耦合度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处于中等偏高水平，耦合作用需继续提高。张永鹏[9]对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论述了人力资源在促进经济区域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综上考虑，本文首先建立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指标评价体系；其次，结合河南省现在的经济状况，从人口规模、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和人才素质三个角度，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和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与建议。
1 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目前状况
1.1 河南省人口规模发展现状
河南省的人口密度较大，人口分布不均匀，致使同级行政区域人口数量相差甚远，西部稀疏，东部稠密，城镇人口比重较低。至2011年年底，河南省总人口为10，489万人，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255万人，占总人口的40.6%；居住在乡村的人口5，754万人，占总人口的61.2%。河南是全国散居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成分138.91万人，其中回族119.69万人，居全国第三位。全省有3个民族区、21个民族乡（镇）、863个民族聚居村，少数民族万人以上的县（市、区）48 个[10]。
1.2 河南省人才素质的发展现状
2012年，河南省6岁及6岁以上受教育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占总受教育人口的7.5%，比2000年提高了4.62个百分点；在15岁及以上人口中，2012年文盲率为5.4%，比2000年降低了0.47个百分点；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人数中，2012年毕业人数为43.3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9.4个百分点。
1.3 河南省人才就业领域的发展现状
在从业人数方面，总体来看，2012年河南省从业总人数6，198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626万人，增加了11.2%；从产业结构人才就业领域来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最大，2012年河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2，670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为1，853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为1，675万人，但与2000年相比，2011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人数减少了894万人，而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分别增加了876万人和644万人，这说明第二、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2 河南省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2.1 河南省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模型的构建[11]
2.1.1 河南省人口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河南省的区域经济能否得到更好的发展，更多的取决于河南省的人力资源是否丰富。因此，构建了河南省的GDP、城乡的从业人员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ξ代表河南省GDP生产总值，θ代表河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δ代表河南省城乡的从业人员总数。
2.1.2 河南省三次产业结构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三次产业结构人力资源之间的关联性，其目的在于找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为此，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δ1、δ2、δ3分别表示三次产业结构人力资源从业人员数。
2.1.3 河南省人才素质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国家或地区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思想道德以及专业劳动技能等统一能力的综合表现被称之为人力资源素质[12]。人的素质的形成是先天性的，但是会因后期受教育的情况而改变。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13]，而且高素质人才能够很快的学习新技术，从而转化为劳动生产力。河南省国内生产总值与教科文卫的投入之间的回归模型如下，其中，τ代表教科文卫的投入。
2.2 河南省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河南省1980-2011年相关数据为基础，并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回归估计结果。
2.2.1 河南省人口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a. 预测变量： （常量）， 城乡从业人员数（万人），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b. 因变量： GDP（亿元）
a. 因变量： GDP（亿元）
经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这样的结论：城乡从业人员对河南省区域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较强较大，固定资产投资额次之。
2.2.2 河南省三次产业结构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a. 预测变量： （常量），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万人），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万人），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万人）；b. 因变量： GDP（亿元）
表4 回归模型（4）
系数a
a. 因变量： GDP（亿元）
经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这样的结论：第三产业人员对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最大，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对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对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小。
3.2.3 河南省人才素质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a. 预测变量： （常量）， 教科文卫的投入（亿元）；b. 因变量： GDP（亿元）
a. 因变量： GDP（亿元）
经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这样的结论：教科文卫的投入对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最大。
3 政策与建议
新世纪以来，河南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成功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省向全国重要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和有影响的文化大省的历史性转变，不断加大对高素质人才的投入和开发已日益成为河南省同其它省份进行经济竞争的战略选择。为了提高省内人才的素质，河南省应继续增加教科文卫的投入，将对人才的教育和科学的研究放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加大教育经费支出，不断提高省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水平，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其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减少人才流失的现象。
完善合理的市场机制，改善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大力开发人才市场的服务功能，调整三次产业结构，推动河南省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使人力资源的效能最大化。通过上述分析得知，人力资源在第三产业中的作用与其它两个产业相比，其影响力度最为突出。因此，河南省需更加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对第三产业的经济投入，不断发掘第三产业的从业潜力，大幅度地建设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使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渐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变。
河南省虽是中原经济发达地区，但也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匀的现象。如果对人力资源的流动不加以治理，将会致使经济落后的地区发展起来更加困难。为了使河南省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政府需要对此加以调节。省级政府要学会利用区域特点，做到扬长避短，分工明确，以鲜明的政策支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区域经济的投资政策重点放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在规划本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应先关注上级经济发展规划是什么，好与其保持一致。强化人事制度体系，使高素质人才愿意前往经济落后地区创业和就业，引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短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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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协调发展；水资源；社会经济；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F127；TV2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683（2013）04-0149-04
1安徽省水资源与经济发展概况
安徽省位于暖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带，从降雨量看，水资源较为丰沛，多年平均降雨量800～1 800 mm（河川径流深200～800 mm）。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季风环流和地形的影响，降雨时空分布极为不均，旱涝灾害频繁发生。全省人均、每公顷平均水资源量分别为16 500 m3和15 600 m3，不足全国平均数的一半；淮河流域特别是淮北地区，水资源人均亩均占有量仅为全省的50%左右。淮北中北部不足500 m3。按照世界惯例，安徽大部分地区已接近或达到中度和重度缺水地区，部分地区已达极度缺水区。
安徽省位于中国华东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发展活力的长江三角洲的腹地；东邻江苏、浙江，北接山东，是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的前沿地带；西有湖北、河南，南有江西，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发展战略的桥头堡，具有独特的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2011年全年全省生产总值15 110.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5%，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省内各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均衡，水资源分布亦不均衡，发展过程中，安徽省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协调状况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2研究方法
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其中以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与资源禀赋等的协调发展研究较多。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包括：利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来建立协调度函数[2]；利用灰色系统对协调度进行分析与预测[3]；从系统论协同学出发，以不同时段各子系统的有序度组合状况来反映协调度[4-5]；通过混沌分析建立系统整体协调度优化模型[6]；建立距离协调度模型对系统协调发展定量评价[7]；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8]，秩相关分析方法[9]等建立协调度模型；利用经济与环境综合效益函数和效益指数来构建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10]等。本文所选用的各指标的协调度模型是针对安徽省的平均水平而建立的，相对与其它协调度模型而言，更能反映出各个区域之间的协调度差异，在当前的协调发展计算中，使用相当广泛。
2.1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模型
由于系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而，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处在不断调整中。协调度就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11]。它是一个时间概念，具体表现为某一状态的值，反映系统的整体的优劣状态。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衡量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程度及其供求关系。
式中： CIj为协调度指标；WPCRj为各行政区划人均水资源相对指数；OPCRj为各行政区划其他指标（人均水资源量、每公顷平均用水量、单位工业产值用水量等）相对指数；WPCj为各行政区划人均水资源量；WPC为安徽省人均水资源量；OPCRj为各行政区划（指标；OPC为安徽省指标。
整体上来说，协调度越大，则水资源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越强，相反地，协调度越小，则水资源对区域性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越小[13]。通过对协调度的评价结果可知，协调度大于1，则表明这一地区的水资源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大于安徽省的平均水平，有利于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协调度小于1，则表明这一地区的水资源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小于安徽省平均水平，其结果不利于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2指标体系的选取
水资源开发利用主要目的即满足人口和社会经济的需求，因此选取可供水指标：人均水资源拥有量G1（m3）；每公顷平均水资源拥有量G2（m3）；人均可供水量G3（m3）；万元GDP工业产值水资源拥有量G4（m3）；需水指标：人均用水量X1（m3）；每公顷平均需水量X2（m3）；人均生活用水量X3（m3）；万元GDP工业产值需水量X4（m3）作为安徽省水资源与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指标。
3安徽省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评价
2005年安徽省平均降水量1 208.3 mm，较多年均值多3.0%，属平水年份。本文选择平水年份的2005年作为安徽省平均状态进行分析。根据2005年《安徽省统计年鉴》和《安徽省水资源公报》计算，全省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见表1。
3.2徽省各地市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度空间差异
选取平水的2005年进行安徽省各地市协调度空间差异分析。根据《2005年安徽省水资源公报》和《2005年安徽统计年鉴》各地市水资源供需指标，结合协调度公式计算结果见表3。
（1）平水年的安徽省各地市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状况以高开发利用极不协调（5个城市）和低开发协调（6个城市）两个类型最为突出；其他地市基本以中度开发协调或基本协调为主。
（2）高开发利用极不协调的5市有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淮南。这与周亮广等（2011）从社会经济干旱角度得出的2005年安徽省经济干旱最严重的区域也相一致。由表3可见五市的人均GDP在全省都正排在前五位，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最高：合肥市作为安徽省省会，人口众多，经济发达，GDP量（853亿元）高出其他城市的2～3倍；马鞍山、芜湖、铜陵三市主要由于工业用水量巨大，是全省工业平均用水量的2～4倍，人均用水量占居全省第一二三位；淮南作为全国13个亿t煤炭基地之一和全国6个煤电基地之一工业用水量最大，高达15.61亿m3，占到全省当年工业用水量的23%。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使地区水资源需求量大增，带来水资源的供应与人口和社会经济的极不协调。进一步分析发现，5市中又以淮南和马鞍山两市协调度最低，都在0.3以下，两市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都超出了200%，需要大量地外部供水维持居民生活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经济高度发展、本底水资源不足，更加大了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极不协调。
（3）低开发协调的6市有亳州、宿州、阜阳、宣城、池州、黄山。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如阜阳、亳州和宿州人均GDP在全省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和第四位，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用水量也在全省处于最低水平；另一类是水资源总量比较丰富区，如宣城、池州和黄山人均水资源量在全省位列前三。可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用水量少和区域本底水资源总量丰富的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需太高就可维持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6市在社会经济干旱评价[15]中也基本是干旱指数最低的无旱情，不过在协调度和社会经济干旱评价吻合度上要低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两者表现出更高的一致性。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中水资源以需定供的原则，经济发展水平低，需水量相对也较低。故虽然水量较小，但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同样不会出现干旱状况。
在安徽省的17个地市中，与淮北市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芜湖市，见表4。两市的水资源量、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及其水资源模数和人均水资源量都相当。但是在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度方面，淮北（1.147 0）为中开发利用基本协调，而芜湖（0.624 1级）属高开发利用极不协调。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不在于水资源的自然条件，而是由于两市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引起的水资源供需量迥异，GDP、人均用水量、每公顷平均用水量与工业用水量的比值都在2～3倍。可见，在水资源量相当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是造成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协调度迥异的主要原因。这与利用社会经济干旱[15]研究水资源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时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4结语
安徽省降雨量虽然较为丰沛，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在平水年份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表现出不协调，并且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特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为高开发利用极不协调，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本底水资源丰富的地区表现为低开发利用协调状态。因此，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是造成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协调度迥异的主要原因。协调度与社会经济干旱指标在度量水资源支持社会可持续发展上结论基本一致，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表现出更高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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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最早要追溯到19世纪维尔弗雷德?帕累托（Vilfredo？Pareto）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他将帕累托最优状态定义为：除了某些人的效用不变外，我们做出任何微小的变动不可能使所有人效用全都增加或全都减少的状态。随后，在20世纪初卡尔多和希克斯（Kaldor，Hicks）在帕累托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帕累托改进理论，认为任何福利政策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是有利而无害，但如果这种福利政策对某些人有利的福利水平足以补偿对另外一些人不利的情况，这种配置则就是有效率的。科普曼（KooPmans，1957）在其《论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专著中，对资源配置理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资源配置方式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某个微观经济单元的资源配置方式，第二层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法瑞尔（Farrell，1957）在科普曼研究基础上又进一步将企业生产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罗宾逊，怀特曼（Robinson，Wightmans，1974）将市场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操作效率；贝恩（Bain，1981）创造性的提出了金融配置效率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沃格拉（Wurgler，2000）认为，资本配置效率指标是金融发展的程度及其作用水平主要衡量标准，这里的资本配置效率是用资本对于GDP变化的弹性来表示。沃格拉从产业视角出发对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配置效率的结论。
二、关于金融理论中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综述
综述金融理论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即主要从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关系上着手的。早期，沃特.巴杰特（Walter Baghot，1873）研究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大型工业项目通过向金融系统融通资本，获得快速发展，认为金融系统是促进工业革命发展的关键，他指出了“良好的金融系统能够把资金从低效率的投资转向高效率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12）认为银行系统功能良好，就可以有效识别较好的投资项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为创新产品和创新生产成功的企业家提供所需资金，从而推动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能进一步推动生产的进步，最终会实现未来宏观经济的发展。巴杰特和熊彼特的研究已经向我们展示金融系统具有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能将资金有效地转化为资本，进而作用于实体经济。随后格林和肖（J.Gurely&E.Shaw，1960）通过构建一个广义货币理论模型，试图发展了货币理论和金融结构理论，并认为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格林和肖把金融结构称之为金融资源，忽视金融政策、货币资本的资源属性，总体上，格林和肖研究促进了金融资源理论的的萌芽。金融资源理论初步发展，并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德斯密斯（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认为金融资源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运行规律和制度。他通过35个国家百余年的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比较分析，得出结论：金融结构的变化就是金融发展，金融上层结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改善金融运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金融发展水平也较高，二者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戈德斯密斯重点强调金融相关比例（FIR）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主张金融发展需要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震荡。这正是保护金融资源的重要措施，目前在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遗憾的是他只做“量”的比较，而忽视了金融发展“质”的方面，即缺乏对金融资源效率方面的比较分析。麦金农和肖（Mackinnon&Shaw，1973）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最终形成了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为管制利率使得利率低效率，将会抑制储蓄额的增长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利率的监管，应根据市场规律，提高投资水平。同时他们还主张应减少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具体措施是取消对外汇和外贸的管制，这样不仅能纠正因严格管制而导致的价格扭曲，而且能弥补国内资金的短缺。继金融深化理论之后的金融资源理论主要贡献是对金融的本质认识的突破，放松金融深化理论的假设前提，采用先进的实证方法检验。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以莫顿（Merton）和Allen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金融功能观，认为金融机构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进行研究，而功能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运作的经济功能的把握，在功能的指导下探寻运作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合，它是基于为金融体系提供的服务的基础之上的。此时，金融资源理论发展已经涉及到金融资源本质，金融脆弱性、金融资源的配置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学者们纷纷将目光集中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上。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齐（Greenwood&Jovnaovie，1990）、莱文（Levine，1993）、德米雷德斯和阿雷斯特（Demtriadesd&Arestis，1999）等人，他们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金融系统5种不同的功能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三、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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