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加强,外部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多极化”是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之一,与此相对应,世界金融格局也正经历着一些重要而深刻的变化,本轮由世界经济失衡引致的金融危机更加速了当前世界金融格局的调整。
关键词： 世界经济 经济 经济论文
一、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一)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债务困境、失业困境、经济增长乏力困境和宏观经济政策效力递减困境等挑战
从债务形势看,欧债危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目前已经出现了由希腊等“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蔓延,从公共部门向银行业蔓延,从西欧地区向东中欧地区蔓延的趋势。由于欧元区内利益博弈激烈,部分国家经济增长疲弱,借债成本增加,欧债危机形势可能还会继续恶化。2012年一季度,欧元区部分国家陆续到期的国债总额近1万亿欧元,资金缺口在7000亿欧元左右,到时很可能出现部分国家违约的风险。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00%,奥巴马推动的减赤计划进展也不顺利。考虑到州和地方政府情况,美国债务形势更加严峻,处于危机边缘。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高达200%,中央财政支出每年用于国债利息支付的比重约为23.3%,每年中央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又要靠债务融资。尽管日本债务主要由国内投资者持有,但债务的恶性循环与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叠加,很可能使得日本债务形势恶化。2012年若出现欧债危机的“重灾国”无序违约的情况,很可能会导致主要发达国家集中进行债务重组,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冲击。从就业形势看,失业率高企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头号难题,预计主要发达国家严峻的失业形势将延续至2012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在9%以上,而且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出现了四五十岁白领大量失业的问题。欧元区2011年11月份的失业率上升至10.3%,创1998年6月以来的新高。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失业率均创下历史新高,分别高达22.8%、18.3%和12.9%;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失业率分别为9.8%、8.5%和8.3%,都创下了2011年以来新高;德国和荷兰失业率分别为5.5%和4.8%,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从经济增长形势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均比较疲弱。美国经济复苏放缓,2011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0.4%、1.3%和2.0%(均为环比折年率),低于2010年3%的水平。但总体上看,2012年美国经济形势有可能维持低速复苏的态势。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累加,存在二次衰退的可能。受欧债危机拖累,欧元区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二季度经济增长由一季度的0.8%大幅下滑至0.2%(环比),曾经表现强势的德、法两国经济几近停滞,三季度欧元区经济仅同比增长0.2%。目前,反映欧元区经济信心的经济敏感指数、商业景气指数和制造业PMI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且已低于其长期平均水平。日本经济在地震灾后重建带动下实现了缓慢复苏。但从中长期看,日本经济仍面临债务负担沉重、劳动力缺乏、内需不足、产业空心化等很多深层次问题,导致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在世界经济中难以发挥重大作用。从政策空间看,受制于主权债务高企,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受到严重制约。前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也很有限。美联储在金融市场上“卖短买长”,实施“扭转操作”,但能否启动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前景仍不明朗。同时,工资和福利水平上升,加剧了美国的核心通胀压力,美联储有可能被迫提前结束低利率政策。欧洲央行连续小幅降息,将欧元区内利率降至1%,近期又启动了期限长达3年的长期再融资计划,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对解决欧债危机和促进欧元区实体经济增长可能仍然不够。加之欧元区内通胀抬头,将对欧洲央行的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形成制约。
(二)新兴经济体整体上经济增长较快,但还难以承担起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经济增长预期下降
尽管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已经率先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实现了全面复苏,但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大规模刺激措施所造成的负面效果也开始显现,同时发达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新兴经济体国内的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在金砖五国中,印度和俄罗斯的通胀率均高达9%以上,巴西和中国的通胀率也分别达到了7%和6%以上的水平。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疲弱,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新兴经济体,使其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摩根斯坦利预计拉美各经济体2011年经济增速将由4.6%下降至4.4%。巴西政府下调2011年经济增长预期至3.7%,而此前为4%。高盛下调巴西2011年经济增长预期自4.5%至3.8%。俄罗斯经济一季度增长2%,是2010年同期的一半。二季度增长3.4%,低于此前公布的3.7%,三季度提速至增长4.8%,但总体上看增长速度仍然缓慢,摩根大通将俄罗斯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4.5%下调至3.7%。印度政府将2011—2012财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8.2%,之前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为9%。近期随着经济的减速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明显贬值。2011年4月底以来,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土耳其货币对美元汇率均贬值10%以上,有的贬值幅度达到20%;在4—10月份的半年时间内,这些国家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也出现了幅度在6%以上的贬值,上述国家货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多数发生在7月份以后的3个月内。货币贬值反过来加快了资本流出的步伐,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有的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部门,工业生产减速甚至出现下降。新兴经济大国巴西、土耳其等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上述情况,这些现象的同时发生,在历史上往往是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征兆,值得警惕。
二、中国的对策
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取向,将对我国经济走势和宏观调控带来挑战。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将抑制我国外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将加剧全球流动性泛滥,使我国可能再次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输入型通胀压力、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压力和“热钱”流入压力,加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国际经济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坚持“稳中求进”的指导思想,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下,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一)在稳外需的同时把扩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加强,外部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但从今后一个时期看,世界经济可能处在一个缓慢复苏、低速增长的结构转型时期,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速放慢。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要实施稳定外需的政策,积极寻找新的出口市场、挖掘新的外部需求。近年来,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各国通过建设自贸区或更紧密的经济战略合作安排,来赢得更大利益。我国应该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适时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寻求与更广泛的经济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应该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环顾全球,大国经济一般都以内需为主,国内需求也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未来应该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首要选择。继续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 等收入比重,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改善居民消费环境,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调整优化投资结构,鼓励扩大民间投资。
(二)继续把稳定物价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
综合考虑导致本轮物价上涨的各种因素,2012年初物价涨幅有望从高位呈小幅回落之势。物价涨幅虽然下降,但从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看,拐点之说可能过于乐观。我国宏观调控的经验表明,我国的通货膨胀一旦上来,治理起来就很困难,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通胀降下来。因此,应该把稳定物价作为需要长期应对的重大问题,调整调控的思路和理念,改变价格管理的方式,制定更长周期的政策措施。要有总需求管理的办法,不能只考虑一个环节,简单地把CPI与货币政策挂钩,为通胀一个目标而采取收缩政策,使经济增长整体形势受到影响。未来可以重点考虑通过改善生产供应机制的办法,增加短缺产品的供给。采取多种手段平抑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过设立价格调节基金来建立农副产品价格稳定机制与供应保障机制,必要时可动用它来应急,建立价格经常大幅波动的重要农产品(如粮食、猪肉)储备制度。建立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机制,解决我国负利率问题及带来的潜在风险。对大学生、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群,应尽快建立起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扩大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农产品和资源海外供应基地。
(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政策效果来说,财政政策可以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保证有效供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未来既要加大财政政策在直接增加总需求方面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其杠杆撬动作用。考虑研究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建立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体制和机制;调整政府债务结构,保持适度的政府债务规模。在基本维持2011年债务规模的基础上,适当削减中央债务,适度扩大地方债务规模,加快建立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指标体系;坚持结构性减税。研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增值税扩围为切入点,加大税制结构改革力度,降低流转税收入比重,支持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大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施有利于节能环保和增加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如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的优惠力度;优化支出结构,保障民生支出。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保障性住房投入力度,加大对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培训补贴,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适当提高养老、医疗、城乡低保等保障水平;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加大农业投入、降低税率、提高农补、核定扣税等财税政策,夯实农业基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面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四)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尽管未来国际经济形势趋于严峻,但货币政策还不宜全面转向,特别是在物价和房价都没有明显下行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大幅转向可能丧失前期的调控成果。2012年货币政策可以根据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在保持稳健的基础上进行灵活适度微调,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撑。预计随着欧债危机形势恶化以及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宽松潮可能来临,我国大幅放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下降。2012年可考虑重视实施“定向宽松”的结构优化货币政策。以结构优化为原则的信贷投放能够较好地兼顾实体经济需求和积极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目标。把更多资金投向中小企业“、三农”、保障房等领域,通过增加食品和居住类商品的供给来缓解当前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碳经济等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领域也可能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可以考虑适当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货币支持。
(五)合理把握好投资的规模、力度和节奏
在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的背景下,要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还需要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经济起飞阶段,通过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来促进经济发展是一个经济规律。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过高的投资率就会变得不可持续,会给资源、环境和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下,宏观调控要在投资方式、投资规模和投资领域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和调整。首先要确保国家已经批准开工的在建水利、铁路、重大装备等项目资金需求,重点抓好在建和续建工程,对已开工的项目,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避免“半拉子”工程。其次要坚决停办各类不必要的国际国内大型会议和运动会,坚决停建一些地方过度超前的标志性建筑、中央商务区、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及超大型的楼堂馆所,坚决整顿各类重复建设的园区。对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带动性的投资,要科学规划,合理发展。
(六)继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深化财税改革,包括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加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深化金融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特别是在当前,在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人民币升值压力减轻的背景下,抓住时机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场外市场体系建设、债券市场发展、证券发行体制改革和期货市场发展,加快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继续深化国有企业、 行政管理体制、文化体制等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七)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反思欧债危机,普遍认为,处于债务困境中的欧元区国家主要是因为其高福利开支。但克鲁格曼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处于欧债危机中的“问题国家”并不是福利开支最大的国家。瑞典因福利高着称,但经济表现很好,是目前少数几个GDP高于危机前水平的发达国家之一。而现在所有处于麻烦之中的欧元区国家,福利开支占GDP的百分比都低于德国,更低于瑞典。加拿大的福利开支也很高,但应对危机的效果很好。因此,不能认为福利支出是经济发展的包袱。要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改善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障就业,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重点加强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保证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应大幅增加教育投入。认真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继续落实社会保障各项政策措施。安排好困难群体和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加强经济运行调节,保障煤电油运正常供应。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严肃查处征地拆迁等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科勒先生一起，与大家讨论世界经济和中国的改革发展问题。这是科勒先生就任基金组织总裁以来第四次来中国。双方领导人频繁接触，表明中国与基金组织的合作在不断加强。中国自1980年恢复在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以来，一直与基金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国际收支的暂时困难，中国也曾向基金组织先后借过三笔贷款，约合16亿美元。这些贷款已于1991年底前全部还清。20多年来，基金组织通过年度磋商、技术援助、人员培训等方式，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一系列十分宝贵的政策建议。它对我经济发展和政策的积极、客观评价，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全面、正确了解。20__年，中国与基金组织签订了联合培训项目。随着该项目大连中心的建成，双方在人员培训上的合作将进入新的阶段。
因此，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总裁先生，并通过您向基金组织的全体职员，包括那些已经退休的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过贡献的职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为成员国，中国也积极参与和支持基金组织的各项工作，承担各项义务，并力所能及地支持基金组织援助贫穷国家的优惠贷款项目；由于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充足的外汇储备，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基金组织的净出资国。
与基金组织合作的20多年，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20多年。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规模翻了两番，经济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金融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有了一定的提高。20__年，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由原来的第11位上升到并列第8位。对此，我还要再次感谢科勒先生和您的同事所做的推动工作。
我们将继续坚持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与开放。我们继续欢迎基金组织在其中发挥宝贵的政策咨询和技术援助等作用。
作为当代国际社会中三个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已遍布全球，它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促进国际贸易的稳定和平衡增长，鼓励国际资本的有序流动，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特别是近年来，基金组织积极推出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推动成员国实施国际公认的良好行为标准和准则、加强危机防范和解决、帮助重债穷国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在自己职能和专长范围内，加强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等工作，为全球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平衡增长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
我相信，在科勒先生的卓越领导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勤奋工作下，在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加强合作，增进理解；基金组织也会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宗旨，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持续增长。
（本文根据20__年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在欢迎基金组织总裁科勒先生午餐会上的讲话整理）
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古希腊经济政治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鼎盛时期,雅典作为希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中心,成为整个希腊的领头雁。其中,教育在古希腊兴盛的进程中,起来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形态上,主要有“自由式”、“动态式”、“探索式”、“开放式”等形态;在空间上,呈现出“家庭”、“学园”、“社会”等教育模式,旨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注重实践,积极探索的能力和兴趣。
因此,我们将古希腊在教育领域实施的这些教育模式、教育形态统称为“雅典式”教学理念。下面我们对如何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中,开展“雅典式”教学进行初步的探讨。首先,关于课堂主体的“雅典式”设定。初步采用“分组讨论定主体”、“提交老师做审阅”、“查出问题即改之”的三结合。这一阶段主要是在课下完成的。具体来讲:“分组讨论定主题”即将全班学生采取其自愿结合的形式分成了几个大组,每组5-8人,选出一名组长(组织成员进行讨论,确定主题,要求:一是要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范围内;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三是要积极拥护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学院的各项制度);“提交老师做审阅”指将小组讨论的会议纪要、确定主题的意义及关于讲演的初步构想和小组成员分工情况,提交老师进行审阅,此为审阅的第一步。在这一环节中,老师主要把握主题的政治关和方向关,针对其方向性、学术性、可行性提出指导意见。
审阅的第二步是学生将按照老师的指导意见,进行资料收集,分类整理,提出问题,形成课件、文本或者能展示主题内容的其他形式,提交老师进行审阅。在这一环节中,老师的主要任务是把学生讲演的内容观和学生问题的设置关,同时,对于发现的问题可以及时纠正。审阅的第三步,即指老师与学生进行沟通、互动,进行再次整理,形成能够充分展示和反映主体内容的载体,再审阅、再修改。其次,关于课堂交流、讨论的“雅典式”。这部分为本课程设置的核心,主要采用“小组讲演”、“二次分组讨论”、“教师随机参与”三结合的形式。具体为“小组讲演”即成果展示,将小组在前一阶段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采用其特有的方式,逐一进行展示。同时,加强实践控制,一般为25分钟,在成果展示开始前,可以随即抽取几名同学组成评审团,对其进行测评,最后作为实践成绩的重要参考。
“二次分组讨论”即再次将学生在课堂上,按照座位的位置,采用就近原则,确定分组,一般每9人左右为一个讨论组,对于讨论组可以依照“轮换制”的方式,确定组长(每人限当一次组长),负责组织本组同学进行讨论,并做讨论记录,随后代表本组进行发言,阐述本组讨论观点,最后将讨论会议纪要上交,讨论时间定为10-15分钟。“教师随即参与”即指在小组讨论的途中,除了督促同学积极讨论之外,视其讨论情况,随即参与到一个或者多个小组中,进行引导、启发、监督。可见,在这一阶段,强化了学生的思考的必要性,锻炼了学生的动手、速记、交际和表达能力,但要注意对讨论全程的灵活把握,必要时对讨论问题进行临时的再设置和时间的再设定。
第三,关于讨论结果交流及学生成果点评的“雅典式”。此部分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雅典式”教学的点睛篇,主要采用“组长汇报”、“随机提问及解答”、“现场点评”三结合的形式。具体为“组长汇报”即由每组的组长对其讨论的成果进行逐一阐述,必要时需将小组成员的观点进行阐述,限时5-6分。“随机提问及解答”即指针对主题内容和背景材料,结合当前现实,随即抽取同学进行回答。同时,对于小组讨论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解答,比如在讨论当前的经济形式的时候,有些同学就会提出“金融危机对就业形势及当前的政治局势的影响?”诸方面的问题。“教师点评”即指在同学回答问题之后应该及时点评,对于小组与小组回答同一个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可以灵活采用现场辩论等形式,比如在战后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对西欧、日本及亚非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效果评价时,就可以采用这些观点,因为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有人认为援助计划美国基本上在西欧和日本得到的利益比亚非一些发展中国家大的多,有些同学就坚持了与之相左的观点。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
因此,这一部分是对前面两个部分,两个阶段的检验,可以理解到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问题思考的延伸性,对于产生不同意见和一些非主流思想能够及时的加以引导。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教学实践,使得《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在整个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价体系中,基本上实现了全程的“雅典式”。初步培养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形成了一个科学合理的当代世界经济政治观。随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人们的思想、生活、文化等领域也存在着多样、多元、多变的时代特点。
尤其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领域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如在文化传承领域,呈现出“西强我弱”的文化传承形态,在文化阵地领域,局部呈现出“西进我退”的现实形态等等,因此,在此现实情形下,积极推进高等院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雅典式”教学实践,有助于大学生充分了解世情、国情、党情等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及发展趋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当代大学生,使其能够积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对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领域出现的矛盾进行分析,逐步实现大学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一、引言
关于进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人们首先是研究出口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其次是研究进口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鲜有研究本国进口贸易对他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文献。但是在从2007年以来的这场经济危机当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对他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一些国家,不断有人把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中国出口。
首先,在探讨中国出口与他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我们还更应当关注中国进口对他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们不应当只谈出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而有意无意忽视中国进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其次,在谈到中国当前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时,国内外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指出:中国较高的GDP增长率提高了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2007年9月,世界银行了《中国经济季报》就指出,以市场汇率计算,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度可能会达到16%,并超过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009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在过去几年都是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5%[1]。按照世贸组织的数据,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是8.5%,世界GDP增长率是-2.3%。按照世界银行官方汇率计算的结果,2008年,中国GDP总额(实际是GNI,generalnationalincome,与GDP十分接近,下同)是38998亿美元,世界GDP总额是576375亿美元[2]378-379。由此推算,2009年,中国GDP是42313亿美元,世界GDP是563118亿美元。如果中国2009年GDP增长率也是世界平均水平,即-2.3%,那么,中国GDP将下降到38101亿美元,与42313亿美元相比,减少了4212亿美元,这将导致世界GDP下降为558906亿美元,世界GDP增长率将不是-2.3%,而是-3.03%。即中国GDP高速增长,使得世界GDP增长率提高了0.73个百分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就不一一列出了。严格的讲,中国GDP增长率高、增长额大,并不会直接带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或者说,这不等于中国经济增长直接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假如中国是在一个基本封闭的状态下实现经济增长的,那就不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中国对他国的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是要通过进出口贸易来实现的。
二、中国出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关于中国出口与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关系,我们主要强调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出口不是这次危机的根源。美国一些官方人士和学者不时的放言:是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购买美国国债太多和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太低,造成美国人不断发行国债和借债消费,才导致危机。例如,2009年初,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公开表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并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将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这是典型的嫁祸于人。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内需[3],世界经济危机另有原因[4]。
第二,中国出口不是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获利者。首先,在这场经济危机当中,中国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但是这不是得力于经济危机,而是得力于中国稳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扩大内需的结果。其次,中国并没有从这场危机当中“趁火打劫”,实际上,中国也是这次危机的无辜受害者,其突出表现就是在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下滑的幅度远远大于进口下滑的幅度。根据世贸组织在201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为-10.5%,进口增长率为2.8%;如果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为-16.0%,进口增长率为-11.0%,依然是出口下降幅度大于进口下降幅度[5]。这必然对中国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这场危机造成中国就业压力增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所以,中国也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
第三,中国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了贡献。在这次危机当中,中国不仅是危机的受害者,而且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中国进口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的贡献
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不是金融危机的原因,反而是推动世界经济尽快走出这场危机的积极力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中国仍然保持GDP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率产生积极作用;二是中国维持较高贸易进口率,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联结世界各国经济的主要渠道是贸易进出口,尤其是进口对促进他国经济复苏的作用更大。中国一直保持高的进出口贸易额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积极力量。在2009年,世界贸易出口与2008年相比下降了12.2%,进口下降的幅度更大,为12.9%。中国出口增长率为-10.5%,但是进口增长率仍然是正数,达到2.8%(按照2009年当年价格计算,中国进口下降了11%,但是世界进口下降幅度更大,为24%),中国是世界各主要地区和主要国家当中唯一保持贸易进口增长率为正数的国家。
关于贸易进出口与本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一般使用贸易进出口指标,来衡量贸易进出口与本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贸易出口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如果考察本国经济对他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则应当用本国的贸易进口指标(如贸易进口增长率)。按照这个思路,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中国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贸易进口分为商品进口和劳务进口,本文只考察中国商品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运用数学回归模型,简单考察世界商品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考察的年份是1990年至2009年,共20个年份,具体数据参见表1。
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2。表3的主要数据用公式表示如下:GDP=1.4079+0.1243?IMR2=0.5003(4.4231)(4.2449)调整后R2=0.4725即:世界商品贸易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增长0.1243个百分点,括号内数据是T检验值,均通过检验,相关度较高。其次,运用上述公式分析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中国贸易进口额的变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以2009年为例,按照现价计算,根据世贸组织2010年1月公布的数据,2009年,世界贸易进口额为123850亿美元,中国为10060亿美元,中国占世界的8%。2009年与2008年相比,世界贸易进口额下降了24%,中国比2008年下降了11%,美国下降了26%,独联体下降了33%。由此推算,2008年,世界贸易进口额为162960亿美元,中国贸易进口为11303亿美元①;如果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同,即也下降24%,那么,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就不是10060亿美元,而是8590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1470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不是24.0%,而是24.9%,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低于世界贸易进口下降幅度,导致世界贸易少下降了0.9%。
如果中国的下降幅度与美国下降幅度相同,即26%,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额就只是8364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1696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是25. 0%,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小,导致世界贸易平均下降幅度减少了1.0%。如果中国的下降幅度与独联体下降幅度相同,即33%,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额就只是7573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2487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是25.5%,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小,导致世界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减少了1.5%。
以0.9、1.0和1.5分别乘以0.1243,可以分别得出0.11、0.12和0.19,即与2009年世界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1%(或者说,少降低了0.11%);与美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2%;与独联体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9%。据此计算,2009年,中国保持较高贸易进口额,对世界GDP增长率,提高了0.11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更大。因为,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15.7%;而上文是按照2009年价格计算的,即2009年,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只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13%。
四、结论
第一,在探讨中国当前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时,我们不能只看到中国GDP增长率对世界GDP平均增长率的贡献,还要看到中国强劲的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探讨中国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出口贸易的作用,更应当看到中国进口贸易对促进或者说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中国出口不是这次危机的根源,中国也不是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获利者,实际上,中国是这次危机的无辜受害者。
第三,中国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了贡献。在2007年爆发的这场经济危机当中,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定量分析的结论:中国高速GDP增长率为世界GDP增长贡献了0.73个百分点,中国较高的贸易进口为世界GDP增长贡献了0.11个百分点。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是人教社2007版高中历史必修2第22课的内容,江苏省课标的具体要求是:(1)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主要史实及其构成;(2)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3)增强中华民族要领世界之潮流的领袖意识。本课是经济史内容,有许多经济学的概念、现象、结论,如何帮助学生理解经济现象、辨别经济概念,认识经济规律,进而找好切入点,把经济现象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联系在一起,层层深入,启发学生思考,史论结合,得出正确结论,是本课的关键。为此,我设计了如下问题。
问题1:(导入)今天我们学习第八单元的内容,请翻看目录:(第八单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第22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第23课“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第24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本单元共3课,呈现的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什么?这种趋势在二战后是如何发展的?从中我们得到哪些历史感悟?这些都是我们学习本单元需要探讨的问题。意图: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各种途径对经济全球化概念早已耳熟能详,以学生熟知的经济概念为切入点,进入本单元学习,可引起学生共鸣。通过设置问题,以疑导读,导入新课,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本单元的兴趣和探究欲。同时,在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对课本目录不阅读,对单元结构不甚了解,只是孤立地学习每课内容。通过这种单元呈现的方式,逐步培养学生阅读目录的习惯,帮助学生认知单元特征、理解单元内容及内在联系,从而做到高屋建瓴。过渡:本节课我们主要学习第22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请看课本材料:P104本课课题下引言:“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就开始构思旨在恢复国际货币稳定的计划。他认为,世界经济应该建立在国家间合作基础上的竞争,而不是霸权或者闭关锁国。这就是怀特计划,它的真实意图是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第1、2自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欧国家普遍衰落;美国的经济实力却空前膨胀,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由于英国在战争中遭到巨大的损失和破坏,以英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已经难以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如何建立一个有利于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机制,成为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美国企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
问题2:据以上材料分析: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什么变化?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什么规律?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它提出了旨在恢复国际货币稳定的什么计划?其真实意图是什么?这将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什么变化?意图:以教材为依托,根据教材的显性材料,让学生获取有效信息。从二战后西欧、美国的实力对比,得出“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结论,再联系、分析一战前后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原因,进行知识迁移,得出“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认识。从材料中筛选信息得出:美国提出怀特计划的真实意图,是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再引导学生思考:对于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经济地位的提高,政治上必然会有何野心?学生根据已有知识自然会得出“称霸世界”的结论,据此让学生领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挖掘教材的隐性联系,释疑解惑: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打破原有的经济格局,使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过渡: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战后期,为重建战后经济秩序,1944年7月,一些国家在美国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协定》。
问题3:布雷顿森林会议有哪些国参加?《布雷顿森林协定》是以谁的计划为基础的?根据此协定成立了哪两个国际金融组织?说明此时美国的愿望是否实现?为什么?意图:通过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内容,落实课标要求(1),即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间、地点、构成。同时提醒学生:布雷顿森林会议不仅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参加,还有苏联和中国,因为苏联、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必要、更有资格承担国际责任。这样不仅可让学生反思旧有知识,加强知识的横向联系,而且可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为世界进步事业作贡献的决心。该协定是以美国的怀特计划为基础,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此时美国的愿望基本实现,因为,这两个机构都由美国控制,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美国掌握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命脉。依据:(1)认缴资金;(2)总部都设在华盛顿,由美国人担任关键职务;(3)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稳定等价于1盎司黄金,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建立稳定的比价关系。这样,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享有特殊地位,美国可以利用美元负债来弥补其国际收支赤字,从而使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的实际资产资源向美国转移,可以通过发行纸币而不运用黄金进行对外支付和资本输出,这就有利于美国的对外扩张和掠夺,极大地增强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固定汇率制”是本课中核心的经济概念,学生从生活体验中有初步的感性认识,而对其深刻内涵不甚理解,这样通过解析概念,就帮助学生理解了美国掌握了世界经济命脉的关键,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实现课标要求(2)。同时,讲述内容既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对20纪70年代后,该体系解体和现实中美国成为当今最大的负债国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过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执行机构,它们的职能不尽相同。
问题4:请看图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币标志)和材料(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巨大冲击,一些国家,像冰岛,濒临破产,需要依靠国际组织的支援):冰岛应向哪个组织申请贷款?意图:根据两大组织的职能分析,冰岛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这是根据课标要求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适当补充时事材料,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问题情境中产生兴趣与欲望。为展示自己的知识与能力,他们兴致勃勃,跃跃欲试,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开阔了学生视野,培养了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让他们亲身感受到历史课堂面向现实的功能。过渡:呈现史料(美国财政部长福勒曾得意地宣称:“各个行星围绕着太阳转,各国货币围绕着美元转。”)
问题5:生活中你最常见的国外货币是什么?我们今天通常会称美元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福勒的话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将会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呢?你能举例说明吗?此时的经济格局对政治格局又产生什么影响呢?意图:以学生的社会生活为切入点,引出“美元即黄金”。带领学生再 认《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也是其基本特征):一个中心,两个挂钩(略),强化基础知识。福勒的话形象地说明了美元与各国货币之间的关系,反映的实质问题是美国确立了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引导学生透过经济现象,探究本质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影响,学生对课本结论难以理解和记忆,引导学生从积极、消极两方面来看。积极:从全球来看,“为世界货币关系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有利于维持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课本),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补充)。举例:一方面,基金组织提供的短期贷款暂时缓和了战后许多国家的收支危机,也促进了支付办法上的稳步自由化,等等。另一方面,世界银行提供和组织的长期贷款和投资不同程度地解决了会员国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要。消极:从对美国的影响来看,“加强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特权和支配地位”(课本),成为美国扩张的工具(补充)。举例:一方面,美国凭借强大的科技和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新一轮资本扩张,加大了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另一方面,凭借在国际金融中的特权和支配地位,美国垄断组织增发美元代替黄金,作为输出资本,购买外国货物、企业,以及支付海外驻军的庞大费用。于是黄金大批流入美国,增强了美国称霸世界的实力。经济优势使得西欧各国在政治上都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外交政策上都追随美国,如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和实施就是一个例证,最终导致东西方冷战。通过史料补充,适当地对课本知识加以延伸与拓展,让学生学会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地分析问题,以史实验证课本论点,避免将结论生硬地强加给学生。通过对课本结论的补充,与单元特征“全球化”紧扣,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相联系。最后,把历史现象与经济、政治活动联系起来: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增强—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为争夺世界霸权)冷战—两极世界的形成,通过这样一个归纳过程,增强了学生的思维力度,提高了对历史知识的感悟能力和思辨能力。过渡:布雷顿森林体系现在还存在吗?让我们来阅读补充材料:特里芬难题美元成为国际核心货币后,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
问题6:布雷顿森林体系维系的基础是什么?结合这段材料预测,该体系能否持久维持?为什么?你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新有何建议呢?请大家合作探究。意图:依据教材分析:该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美国充当黄金的等价物或代表。美元与黄金等价的汇率意味着美国必须能够保证按官价固定兑换黄金,并能提供足够的黄金,因此该体系是建立在美国经济雄厚实力基础上的。一旦美国的经济实力出现相对的衰落,它就难以继/！/续存在下去。再从本则材料看出,该体系内部也存在严重的矛盾。1973年美国经济危机发生,经济霸主地位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旋即崩溃。通过教材分析和材料补充,教给学生如何把课本与材料结合,研究问题、表达看法的技能。通过对新的货币体系重构的建议,让课堂具有一定的开放度,学生有较高的参与度,培养发散性思维。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知识积累和学习方法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如:如何避免一国主导?什么样的货币体系才是比较合理的?多极化趋势下应由哪些国家主持构建?等等。给学生一定的发挥空间,评判过去,预设未来,收获生成。过渡:以上我们探究的是二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成立。在国际贸易方面,为加强国际贸易协调与合作,1947年,美国、中国等23国签署了什么协定?其宗旨是什么?它的性质如何?后来发展成什么组织?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意图:预料到学生在回答问题时,会误以为关贸总协定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因此通过预设问题,在学生回答过程中,适时捕捉学生暴露出来的缺憾,再重新设置问题,区别前后两个概念。强调:关贸总协定是一个临时适用的多边贸易协定,后来发展为世贸组织。前者不是一个常设组织,是临时性的协定。而后者是常设性、永久性存在的国际组织。帮助学生重新审视自己的思维,纠正偏差,走出误区。同时,通过对有关贸易体系的前后联系,一方面为第24课中“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做铺垫,另一方面,使学生对二战后经济体系的建立有一个宏观的认识。过渡:从本课内容可以看出,美国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称霸世界的野心在二战后初期得以实现。但后来,伴随世界形势的发展,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问题7:到70年代,随着西欧、日本经济的发展,这样一个以美国一枝独秀方式存在的世界经济格局最终瓦解。对此你有何感想?给日益腾飞的中国什么历史启示呢?意图:思路引领:历史的启示(经济与一切活动的关系如何?)———现实的问题(全球化趋势下我们该怎么做?)帮助学生搭建脚手架:经济是基础,决定一切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实力,才能担当国际责任,领导世界潮流;面临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应顺应潮流,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领导世界共建和谐,加强合作,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学生要发奋学习,报效祖国。学史明志,由此激发学生感悟历史的激情,升华历史知识,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实现课标要求(3),也是本课的终极目标
一、世界经济衰退呈现长期化趋势
2011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一些固有矛盾又有新发展,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在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内外部失衡进一步加剧,市场信心大幅下降,复苏步伐明显放缓,下行风险逐渐增大。一是发达国家深受债务问题和财政紧缩的困扰,经济复苏乏力。今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经济虽呈逐季递增态势,但仍远低于去年个季度增速,一些生产和需求指标仍未见起色。西班牙经济停滞,希腊、葡萄牙等国经济则陷入二次衰退。日本经济尽管在灾后重建和供应链恢复的作用下,结束了连续三个季度的负增长,但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与此同时,除德国就业形势明显改善外,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显着高于危机前平均水平,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二是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紧缩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逐步显现,经济增速普遍回落。巴西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速逐季下滑,甚至在三季度成为第一个经济增速归零的金砖国家。印度也受国内利率政策和国际不利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放缓至7%以下。一些国家货币政策被迫转向宽松,通过降息等手段刺激经济增长。三是全球通胀压力略有回落,但仍存反弹可能。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回落,世界各国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均有不同程度的缓解,基本结束了连续上行的局面。但是由于全球货币政策依旧宽松,甚至存在出台新的超常规刺激政策的可能,通胀压力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四是美、欧债务风险短期难以消除。美国在削减财政赤字和控制债务危机正在向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核心国家扩散,从公共财政领域向银行体系扩散,危机加深并拖累实体经济的可能性不断上升,其严峻性和挑战性甚至将超过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五是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下降,目前正处于重大技术创新的低谷期。各国虽然加大了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但是仍未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不足以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总之,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将长期化,可能长期低位徘徊,甚至面临下行的严重风险。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构成严峻的挑战。首先,受今、明两年全球经济低。
二、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速增长的影响,我国面临的外部需求,尤其是美欧等重要贸易伙伴进口需求可能出现下滑,将直接影响我国出口。而且,全球经济放缓必然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而加大我国与贸易伙伴的摩擦。经济复苏以来,我国不断遭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并被征收惩罚性的保护关税,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较大的冲击。而近来,一些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护本国工业,也对我国进口产品实施了贸易保护限制,如巴西为保护本国工业,限制进口部分产品,并向WTO提交“汇率倾销”提案,目标直指人民币;阿根廷计划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等。这些措施不仅将使我国出口增长面临挑战,也将对我国贸易多元化战略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其次,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困境以及国内通胀压力上升,危机后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2011年转向稳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增长平稳减速,使国民经济总体朝着宏观调控政策预期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未来全球经济低速增长以及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大,我国经济增速可能出现进一步放缓的趋势,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和力度把握必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基于以上对世界经济的判断和影响,我们认为应顺势而为,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减速的时机,适当调低经济增长目标,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留出空间。从国内宏观调控来看,特别是要坚持以国内经济为出发点,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调整经济结构放在宏观调控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通过扩大对外投资带动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从国际来看,一是要选择恰当的时机,通过多边渠道参与对欧洲的救助,在支持欧元的同时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由于欧洲债务问题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欧元和欧元区的命运,并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货币格局的演变。从战略角度来看,支持欧洲度过债务危机,避免出现欧元区解体。因此,我们要支持和积极参与对欧洲的救助行动,但是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在欧洲各国财政改革取得最大进展之时,通过IMP或者联合金砖国家等多边方式进行援助。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还可以在援助的过程中扩大我国在国家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二是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增大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都极大动摇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而唯一可以抗衡美元的欧元,也因欧债危机的影响而自顾不暇。我国正可以借助这个有利时机,通过扩大实行人民币互换的国家和规模、加速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等方式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三是要调整外汇储备,在合适的时机下增加黄金储备资产。由于欧、美债务问题的发展以及美元、欧元的弱势,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面临极大挑战,急需找到一条能够实现保值增值的投资渠道。尽管黄金已不再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重要地位,然而作为最后的信誉凭证和清偿手段,在全球流动性泛滥之时仍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3.2亿美元外汇储备中仅有1.6%为黄金储备,是美国的1/8,因而建议制定黄金储备增加计划,选择适当时机增加黄金储备,调整外汇储备结构。
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古希腊经济政治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鼎盛时期,雅典作为希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中心,成为整个希腊的领头雁。其中,教育在古希腊兴盛的进程中,起来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形态上,主要有“自由式”、“动态式”、“探索式”、“开放式”等形态;在空间上,呈现出“家庭”、“学园”、“社会”等教育模式,旨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注重实践,积极探索的能力和兴趣。
因此,我们将古希腊在教育领域实施的这些教育模式、教育形态统称为“雅典式”教学理念。下面我们对如何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中,开展“雅典式”教学进行初步的探讨。首先,关于课堂主体的“雅典式”设定。初步采用“分组讨论定主体”、“提交老师做审阅”、“查出问题即改之”的三结合。这一阶段主要是在课下完成的。具体来讲:“分组讨论定主题”即将全班学生采取其自愿结合的形式分成了几个大组,每组5-8人,选出一名组长(组织成员进行讨论,确定主题,要求:一是要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范围内;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三是要积极拥护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学院的各项制度);“提交老师做审阅”指将小组讨论的会议纪要、确定主题的意义及关于讲演的初步构想和小组成员分工情况,提交老师进行审阅,此为审阅的第一步。在这一环节中,老师主要把握主题的政治关和方向关,针对其方向性、学术性、可行性提出指导意见。
审阅的第二步是学生将按照老师的指导意见,进行资料收集,分类整理,提出问题,形成课件、文本或者能展示主题内容的其他形式,提交老师进行审阅。在这一环节中,老师的主要任务是把学生讲演的内容观和学生问题的设置关,同时,对于发现的问题可以及时纠正。审阅的第三步,即指老师与学生进行沟通、互动,进行再次整理,形成能够充分展示和反映主体内容的载体,再审阅、再修改。其次,关于课堂交流、讨论的“雅典式”。这部分为本课程设置的核心,主要采用“小组讲演”、“二次分组讨论”、“教师随机参与”三结合的形式。具体为“小组讲演”即成果展示,将小组在前一阶段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采用其特有的方式,逐一进行展示。同时,加强实践控制,一般为25分钟,在成果展示开始前,可以随即抽取几名同学组成评审团,对其进行测评,最后作为实践成绩的重要参考。
“二次分组讨论”即再次将学生在课堂上,按照座位的位置,采用就近原则,确定分组,一般每9人左右为一个讨论组,对于讨论组可以依照“轮换制”的方式,>，！
第三,关于讨论结果交流及学生成果点评的“雅典式”。此部分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雅典式”教学的点睛篇,主要采用“组长汇报”、“随机提问及解答”、“现场点评”三结合的形式。具体为“组长汇报”即由每组的组长对其讨论的成果进行逐一阐述,必要时需将小组成员的观点进行阐述,限时5-6分。“随机提问及解答”即指针对主题内容和背景材料,结合当前现实,随即抽取同学进行回答。同时,对于小组讨论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解答,比如在讨论当前的经济形式的时候,有些同学就会提出“金融危机对就业形势及当前的政治局势的影响?”诸方面的问题。“教师点评”即指在同学回答问题之后应该及时点评,对于小组与小组回答同一个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可以灵活采用现场辩论等形式,比如在战后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对西欧、日本及亚非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效果评价时,就可以采用这些观点,因为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有人认为援助计划美国基本上在西欧和日本得到的利益比亚非一些发展中国家大的多,有些同学就坚持了与之相左的观点。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
因此,这一部分是对前面两个部分,两个阶段的检验,可以理解到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问题思考的延伸性,对于产生不同意见和一些非主流思想能够及时的加以引导。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教学实践,使得《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在整个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价体系中,基本上实现了全程的“雅典式”。初步培养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形成了一个科学合理的当代世界经济政治观。随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人们的思想、生活、文化等领域也存在着多样、多元、多变的时代特点。
尤其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领域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如在文化传承领域,呈现出“西强我弱”的文化传承形态,在文化阵地领域,局部呈现出“西进我退”的现实形态等等,因此,在此现实情形下,积极推进高等院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雅典式”教学实践,有助于大学生充分了解世情、国情、党情等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及发展趋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当代
大学生,使其能够积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对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领域出现的矛盾进行分析,逐步实现大学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发达国家经济前景堪忧
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在2011年明显放缓,估计只有1.3%,预计2012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3%左右。尽管美联储已明确将“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维持到2013年,但财政政策前景很不明朗:美国国会的“超级委员会”没能按计划在2011年感恩节前就如何在今后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成任何协议。在2012年大选之前,政治角斗将加剧,很难出台既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又能在中长期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的有效财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仍然脆弱的银行业,这些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很容易使美国经济陷入低增长,甚至衰退的泥潭。欧洲经济的前景更糟。即使在乐观的假设前提下,将主权债务危机控制在希腊等少数几个国家,欧洲的经济增长预计在2012年也只有0.5%左右。日本灾后重建有望刺激经济在2012年增长2%左右,但是灾后重建所需的资金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如果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日本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牵连。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趋缓
报告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11年增长6.1%,明显低于2010年7.5%的增长率。预计发展中国家在2012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到5.6%。发展中国家在2011年增长减缓,主要是这些国家为应对通货膨胀和信贷增长过快而采取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结果。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中印的带领下仍然会高于其他地区,但中、印两国的增长在2011年已比2010年放缓了一个百分点左右。中国从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1年的9.3%,印度从2010年的8.5%下降到2011年的7.6%。预计中国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还会有所下降,降至9%以下。拉丁美洲的增长已从2010年的6%下滑到2011年的4.3%,预计2012年将继续下滑到3.3%。
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在2012年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能否及时有效控制主权债务危机,是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以及政策空间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制约及其间的恶性互动,不但可使发达国家陷入另一次经济衰退,也将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报告认为,欧元货币机制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统一货币的背后,其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财政一体化,远远滞后。欧洲必须抉择是加快推进财政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还是任由货币一体化的倒退,即欧元区的分裂。报告认为,一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失控,该地区商业银行将蒙受巨大损失,引发信贷紧缩,很可能会引发类似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崩溃。其结果将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并影响到其他国家。这种风险很大。报告认为,美国经济陷入另一轮衰退的风险也很大。风险之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导致美国银行蒙受巨大损失。更严重的风险则来自国内政治决策的“瘫痪”。如果欧洲和美国同时陷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其他国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联合国的“悲观预测方案”中,如果上述风险变为现实,欧洲经济在2012年可能会衰退1.6%,美国衰退0.8%。受到上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将从2011年的6.1%大幅下滑到2012年的3.6%。全球经济增幅将下滑到0.5%,以人均收入来衡量,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
一、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视角
曼德尔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欧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海所包围的孤岛。”④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选择英国作为典型进行剖析。《资本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资本论》问世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工业已传播到全世界,不仅物质财富以及把人类从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劳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扩大了,资本的所有者越来越少,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工业巨头和金融企业手中,这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曼德尔指出,资产阶级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⑤。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曼德尔总结道,“《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⑥,也就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曼德尔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越来越多,今天的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生产关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⑦《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全部三卷所讲的“资本”都是一个生产关系概念,而不是生产力概念。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资本”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经济学大多把资本当成了生产力概念,它讲究的是投入、产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使用价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抽象劳动,因而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它只适用于私人劳动与其他私人劳动在相互对立、相互统一中构成整体社会劳动的市场经济。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不涉及抽象劳动,只涉及具体劳动。
具体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需要同其他人的具体劳动进行比较,不涉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在生产力经济学中,资本创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使用价值。按照这种眼光,资本在一切时代都存在———只要使用价值通过一个生产循环,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它就是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理解,把资本这种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当成了永恒的自然关系。马克思真正主张的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尽管马克思强调,资本要追求的并不是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而是剩余价值即多余的货币;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剩余使用价值的转化形式。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润、利润率的时候,马克思恰恰是从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来考察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实物补偿实际上就是使用价值的补偿。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⑧。因而,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题中之意。今天,我们无论是研究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还是研究当今的世界经济,都应当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种经济学视角。
二、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
罗莎?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时发现一个问题,作为一部未完成的着作,《资本论》没有顾及资本主义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环境:“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她看来,“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论证纯粹形态的问题之助,而不变更问题的条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许的理论上的权宜方法”⑨。然而一旦涉及现实的世界经济,这一前提就不成立了。实际上,到罗莎?卢森堡的时代为止,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即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联系中得到发展的。卢森堡要考察的,正是在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价值循环和使用价值循环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问题。卢森堡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资本论》的发展。它把《资本论》关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论述和《共产党宣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沟通起来了。人们公认,《共产党宣言》最早描绘了经济全球化的图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卢森堡所关注的正是《资本论》中资本的内在否定逻辑在世界市场中的现实表现。在《资本论》的最初计划中,马克思是把世界贸易、把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把各民族的相互依赖排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现行的《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来考察的。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我们就能够看到,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是如何从抽象过渡到具体,表现在世界经济的全景中的。遗憾的是,这个宏伟的计划未能完成。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从形式上看,考茨基根据马克思遗稿编成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视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从内容上看,卢森堡和列宁的世界体系论才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论》续篇。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外部否定,而是资本的自我否定。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采取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生产关系,恰恰是由于它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但对利润的追求迫使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旦 这种发展不再能带来利润,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还原为货币,资本的生产就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也就超出了资本的限度。于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就转化为它的外在否定性。马克思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逻辑限度的分析。如果把卢森堡的研究和列宁的研究加进去,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内在否定性所表达的逻辑限度,实际上是在现实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里表现出来的,即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必然会外化为具体的时空限度。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⑩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赢得了世界市场,大大拓展了工业资本的发展空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国内的经济危机。
但是,这种空间的拓展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迟早还是会出现宗主国国内的那种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原先一国范围内的矛盾升级到世界范围内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场上,除了原有的劳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不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作为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极端表现,就是世界范围的革命的爆发。因而,以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瑏瑡,到了那个时候,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主要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瑏瑢。但19世纪的英国同其殖民地特别是同印度的关系,无非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前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缩影,或者说,前者向后者展示的,无非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然而,20世纪还是有两大现象超出了《资本论》的范围: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瓦解,二是虚拟经济的出现和繁荣。这两大现象同样必须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视角加以理解。
三、双重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分工与中国发展道路
《资本论》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主要是生产关系的危机。但是,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困难,特别是,却属于另一种危机:生产力发展的危机。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不断发展,与坚定不移地奉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原因在于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美国,这是通过罗斯福“新政”、创立“宏观经济”实现的;在欧洲,则是通过社会党创办“福利国家”、建立“消费社会”实现的。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则与卢森堡分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与其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不如说是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革命。现在回过头来看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之所以没有成效,恰恰是由于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仅应当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进行,还应当在生产力的层面上进行。斯大林混淆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误把比资本主义还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混同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二战以后,斯大林甚至试图建立平行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实际上,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是证明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的理论原因在于只是从生产关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没有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没有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相反,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紧紧依靠世界市场,仅用了30多年时间,经济总量就跃居世界第二,这一事实表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然而,一旦融入世界经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就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它也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尤其是面临虚拟经济的挑战,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对策。这同样要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角度着眼。在卢森堡看来,按照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关系,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经济国家,一类是商品经济国家。对后者,资本主义需要购买其原料和向其倾销产品,因此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关系;对前者,首先必须瓦解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体系,然后才能用市场交换的办法进行剥削。因此,对自然经济国家的经济,首先采取的必然是原始积累时期的暴力掠夺手段。但是,如果非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政权,利用后发优势主动融入世界经济,那么这种发展顺序就可以被打破,这些国家就可以为自己在世界分工中争取到相对有利的位置。至于这些民族国家政权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影响它们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在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和日本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成功,都与自觉进入世界历史进程有关。意大利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锐基(又译阿瑞基、阿里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追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资本主义扩张和霸权大国的逐次循环。在他的论述中,资本的物质扩张阶段最终在过度竞争压力下逐渐消失,让位于金融扩张阶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国家间混乱的年代的出现。在新的社会集团的支持下,一个能够恢复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启物质扩张循环的新兴霸权大国的出现,将消除国家间的混乱状态。
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被称为这种霸权国家。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阿锐基断言,世界霸权从美国转到中国的时代来临了。由于中国是一个非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这一次权力转移将给人类带来曙光。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来看,我们不得不说,阿锐基过于乐观了。他忽略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I.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中所关注的全球资产阶级的大联合。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势力。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这种势力扩张自身的理论反映而已。这种联合不仅改变了《资本论》的语境,而且改变了《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的语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期待的是《共产党宣言》中号召过的那种“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破坏掉了。在《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中,卢森堡和列宁期待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三国际的大国沙文主义者破坏掉了。在整个20世纪,对资本主义构成制约的,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二是受到社会党影响的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治理的内部压力。遗憾的是,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外部压力;经济效率的降低迫使社会党放松管制,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内部压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客观上使得发达国家降低税收,以便把资本留在国内,从而使全球资本获得了空前的主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显然不能延续旧的发展思路。
从热那亚到荷兰,再到英国和美国,经济霸权的转移都与全球资源和生态的容纳能力密切相关。中国既没有卢森堡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水平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目的地,也没有发达的、足以吸纳全球过剩资本的金融市场。唯一的出路是从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两种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实体经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虚拟经济的力量对比,力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全面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研究过虚拟资本。从生产关系经济学角度看,虚拟资本仅仅是资本的虚拟化。由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建立在金属货币即抽象劳动的物化形态上,虚拟资本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反而对通常的所谓“物质资本”即从生产力经济学角度看的资本的发展有一种促进作用。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货币也被虚拟化了。这就为虚拟资本成长为虚拟经济,从而使金融市场空心化准备了前提条件。因此,中国目前面对的,一方面是国内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所积累的使用价值的堆积,另一方面是在国际金融战争中所处的劣 势地位。中国必须既通过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通过金融创新推进虚拟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两条战线上都取得胜利,阿锐基所期待的人类曙光才会显现。这就需要我们同时既在生产关系经济学、又在生产力经济学上实现理论创新
一、经济全球化与道路自信
“马克思、恩格斯的功绩就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正是他们所揭示的这个客观必然性,为世界无产阶级确立了必胜的信念,为后人包括我国人民经过十几年的严重挫折之后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牢固的基础。”马克思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的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从十月革命以来,关于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落后国家实现一直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列宁说到:“关于这个问题会经常提到我们的面前的。”列宁认为:“即使是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也是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进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列宁在这里指出的是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于俄国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对于拒不承认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列宁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充满自信。这对于当前我们坚定道路自信提供了许多启示。“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庄严的信念,他鼓励人民要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斯大林也肯定地认为要相信社会主义道路,他说:“要是不相信我国技术落后并非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条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否认这种可能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离开列宁主义。”从列宁和斯大林的对于要相信社会主义道路,树立信心的回答,对于今天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的途径来说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坚定道路自信的目的根本还是在于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要有更加坚定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支撑道路自信,道路自信也是一个理想信念的问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也是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国情基础上的,同样也必须要面对落后国家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如:“三大改造”的完成,“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赢得世界范围内的尊重等,表明我们能够建设社会主义,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赢得广泛认可。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目前正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有利于促进我们以更好精神状态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的自信决不能是盲目的自信,不是妄自菲薄的自信,不是妄自尊大的自信,也不是关起门来的自信。我们的自信必须与世界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在一起,必须是科学的自信、理性的自信、开放的自信、灵活的自信,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自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各国都在争先恐后的发展本国经济,以求在国际竞争中、在国际事务处理中处于有利地位,取得主导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生发展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条件下,既要我们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程中坚定道路自信,又通过这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增强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力量。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推进、发展都发生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世界气派就不可能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全球化带来的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借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我们自己而言首先还是要坚定道路自信,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又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苏联发生蜕变,中国发生“十年内乱”之后,我们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逐步确立起这条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给予世界人民新的希望,更加增强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社会主义经济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被实践证明并正继续在证明着,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基本国情的道路。在面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在面对新的变化和新的要求。我们必须要以成功的经验坚定道路自信,迎接机遇和挑战,不妄自尊大也不盲目自信。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道路自信的途径分析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坚定道路自信,一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想信念问题,二是要回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条件下如何运用机遇与挑战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的问题,两者是相互支持的关系。(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坚定道路自信的根本途径我国是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条件下,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共八大认为我国主要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社会主义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是符合我国经济文化基本国情的。建国以来,特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升。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必然是置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的,必须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效益,人们才会产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感,才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彼此依赖。不同的社会制度共存发展,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流碰撞。经济全球化从整体上说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不仅抵制住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世界已经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命力和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其开放的特质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文明成果,运用世界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利用全球生产分工的机会参与全球生产,利用世界贸易体系参与世界贸易活动,利用国际分工吸收先进技术和经验以推动本国的科技创新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其强劲的自我调控能力和适应力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变能力,抗御世界风险的能力,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和能力。这些深刻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根本来源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创造出更高更有效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坚定道路自信的根本途径。没有一定的水平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我们根本无从谈及坚定道路自信,“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之上,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道路自信越坚定,反之亦然。(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坚定道路自信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开创、推进和发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结果。过去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认识清楚。邓小平认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解放思想不能拘泥于社会主义固有的模式,固有的道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决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这种新的实践和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产生新的认识不能脱离客观实际,不能主观幻想。要根据客观实际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不与时俱进、不求真务实,我们也不可能做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从1956年开始就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如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开创、推进和发展的。因此,我们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进程中成功的经验,就能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三)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是坚定道路自信的具体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历史的比较和人民的选择中,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为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了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最高理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体现,是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全民族就有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努力、共同的自信。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主要体现在对理想信念的自信。没有对理想信念一定程度的自信,人们就会放弃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人们对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信念越自信,人们就越能够相信他们的理想信念能够实现,他们对理想信念更有坚定的自信。要坚定理想信念,就要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坚定道路自信,就要以共同理想信念引领人们朝着共同目标前进。
1中国和东盟经济发展现状
自从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筹备建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1984.7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73144.32万亿美元,增加了5.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2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41美元,增加了4.7倍。同期,东盟10国的GDP总量由5986.23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1781.48亿美元,增加了2.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36%,人均GDP由2000年的115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1美元,增加了2.1倍。同期,欧盟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62557.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22001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2%,人均GDP由2000年的1985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9322美元,仅仅增加了0.98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11205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9267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9%,人均GDP由2000年的2141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55,仅仅增加了0.7倍[1]。
2中国和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实证研究
2.1样本数据选取本文采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模型中,用CGDP代表中国GDP、CRGDP代表中国GDP增长率、CPGDP代表中国人均GDP,AGDP代表东盟GDP、ARGDP代表东盟GDP增长率、APGDP代表东盟人均GDP,WGDP代表世界GDP总量、WRGDP代表世界GDP增长率、WPGDP代表世界人均GDP。2.2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是对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的分析,考察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的协动性的强弱[1]。从相关分析来看[2~5],自200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逐渐增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东盟国家的经济开放性强,其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一致。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盟以及世界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增长率呈现下滑的趋势。但中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快速下滑。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8和0.892(图1),比较分析说明东盟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高,经济开放程度较高。2.3中国、东盟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协整关系2000~2011年,根据Eviews中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中国GDP增长率是世界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显着性检验区间获得通过,而东盟则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东盟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正向关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表1)。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的关系的统计描述。协整关系是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中国、东盟和世界的ADF检验如下。中国、东盟GDP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由WRGDP对CRGDP、ARGDP作回归的OLS估计,结果如下。模型公式表明,中国GDP增长率增长变动0.01,则世界GDP增长同方向变动0.4348;而东盟的GDP增长率变动0.01,世界GDP增长率变动0.9337。东盟的经济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于中国经济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4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1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均呈现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中国由2000年的0.35%增加到2011年的1.2%,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都略有下降(表2)。
3FDI对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影响
图2和图3显示,中国和东盟对自身信息冲击具有正向反应,并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中国GDP对FDI的信息冲击,在第一年没有变化,而在第二年出现负向反应,随后一直为正向效应,且逐年加大。东盟对于自身的信息冲击一直为正向效应,总体呈逐年减少趋势。在中国和东盟,FDI对来自其自身及GDP的信息冲击都即刻做出正向反应,这表明经济的增长与FDI的流入密切相关。VAR模型方差分解显示,如图4和图5,中国GDP对来自自身和FDI的影响逐年减少,趋于稳定趋势,到2011年,仅仅只有40%的变化来自自身因素分解解释,来自FDI因素分解解释的达到60%。同时期,东盟的GDP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自身因素,达到了90%以上,而对来自FDI因素的影响虽然逐年在增加,但仅仅只有10%以下的变化来自FDI的分解解释。对于FDI,中国的FDI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达到60%,剩余的由GDP分解解释。东盟的FDI来自GDP因素的分解解释达到90%以上,其他的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由此得出如下结论:①在中国,FDI的流入重要是靠自身的因素,GDP因素的影响弱于来自FDI自身因素;②在东盟,GDP对于FDI流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FDI自身因素影响很小。
4结论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一方面,中国经济和东盟经济的合作及影响逐渐加深;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和东盟经济的影响逐渐加大,反过来,中国经济和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逐渐加大。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工具,研究了中国、东盟与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1)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步增强,而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和东盟经济的影响逐渐增强,东盟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强。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立以来,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合作领域多元化且程度加深,双边的经济协动性越来越强。(2)由GDP增长率比较可知,世界经济的持续性弱于中国和东盟经济的持续性,中国经济的波动较小,且略滞后于世界经济波动;但东盟的经济则与世界经济波动基本上一致,这是因为东盟的经济开放程度较中国高,与世界经济联系密切。但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增长整体上受世界经济的波动趋势影响。(3)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增长影响着世界经济,而且与世界经济的增长存在着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经济、东盟经济、世界经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促进、协调发展,但三者之间的影响并不均衡,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渐加强,同时,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高于世界经济对东盟经济的影响。(4)在中国,FDI流入对中国GDP的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存在一定的时滞,这是由于从投资到固定资本的形成以至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FDI流入的影响逐渐降低,在2011年后逐渐达到稳定的趋势。同时,在东盟,东盟的GDP增长和FDI流入之间的影响不明显。总之,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立,中国经济和东盟经济都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并且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东盟和世界之间的经济依存度逐渐增加,与世界经济的波动性联系越来越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周期的运行将影响世界经济周期的运行轨迹,经济扩张期的延长有助于熨平世界经济的周期波动,拉长世界经济增长周期。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低迷、债台高筑,饱受“二次衰退”风险的折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跌跌撞撞,正经历着无就业的增长;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虽然已经采取了艰难的步骤,但至今仍未跳出主权债务危机的怪圈;日本在金融危机过后又遭受巨大灾难,经济复苏面临严峻考验。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成为一场胜利,中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这个世纪将见证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全球经济版图正处于变革的边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如何通过贸易和金融实力重塑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着哪些风险和挑战?面对新形势新兴经济体该如何应对?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着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着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着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 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着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
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经济格局的不断转变,原有的全球治理结构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新的国际协调与管理机制如何体现各国之间经济实力的不断变化,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博弈的关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和欧洲在制定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贸易自由化协议再到建立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合作准则等等,某些行为规范(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决策程序、非歧视原则、多边主义和透明运作)成为各国的共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虽然经过多次的改革,但仍然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树立领导地位的产物,如今新兴经济体需要进入全球治理体系并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现阶段充分发挥G20的作用是新兴经济体务实的选择。G20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产生,其初衷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共同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可以看作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转折点,是对既往世界体系内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实力与全球治理话语权失衡的积极矫正。[21]虽然饱受抨击,但是近三年来的五次峰会已经使得G20不断演变,从伦敦和华盛顿峰会制定的一系列稳定金融市场的计划、监管协调、全球刺激措施到匹兹堡峰会的注重长期宏观经济治理,其关注的问题范畴不断扩大,如全球经济失衡、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等,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在未来,G20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协调各方利益的渠道,新兴经济体当立足于该平台,积极创造有利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化解可能存在的危机。
然而新兴经济体在G20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最为明显的是它们尚未形成一套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替代方案,对于未来自己将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还未有清晰的认识,对于如何参与全球体系的建构也准备不足。新兴经济体内部由于彼此间的竞争和利益分歧,在削弱发达国家对经济治理的垄断特权方面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发言权和影响力),而在其他方面(如出口市场的争夺、汇率问题上的冲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不同意见等等)却很难达成共识,新兴经济体并不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在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只有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联系、深化国际合作、增强民众相互之间的了解,才能增强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一、金融泡沫的破灭：历史与现在
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金融泡沫曾经多次出现过，比较著名的有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狂热(Dutch Tulip Mania)、1720年英国的南海公司泡沫(South Sea Bubble)、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等。尽管这些事件前后相差几百年，发生的地点也不同，但它们的成因、演变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在20世纪末期，世界经济又经历了另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这个泡沫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日本的股票与房地产泡沫，它在1989年达到了顶点，日经指数曾达到38740点，到2002年年底则跌落至8579点，而现在的房地产价格只有高峰时的三分之一；另一部分是美欧的股票泡沫，美国道琼斯与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从2000年初最高峰的11722.98点和5048.62点跌落到2002年底的8341点和1335点，7.5万亿美元的“财富”被蒸发了，而彭博欧洲50种蓝筹股票指数由最高峰的5405点跌到2002年底的2500点左右。
经济学家对历次金融泡沫有过详尽的研究，并总结出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纵观历次金融泡沫的演变过程，难免让人们得出历史在不断地重复自我的结论：
1、大多数人包括经济学家、中央银行官员均无法准确地预测股市暴跌。例如，作为20世纪美国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的欧文．费雪，在1929年股市暴跌之前14天还在预测股票会继续上涨。格林斯潘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央银行行长之一，当道琼斯指数在1996年达到6000点的时候，他曾经泼过冷水，认为投资者存在着“非理性的过分乐观”情绪，但在此后他改弦易辙，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警告，听任股票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在暴跌之前往往弥漫着过于乐观的情绪，投机盛行。市盈率是衡量股市是否偏离均衡价值的基本指标之一。从美国历史上看，市盈率一般在8-20之间，平均为15，而到了2000年初，美国标准普尔500股票的市盈率超过了40，即便在股市下跌40%的现在，市盈率仍然超过了20。此外，有人认为一个国家股票市场的市值不应超过GDP的70%，而美国股市在最高潮的时期达到了140%。这些传统的经验指标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警示作用。投资者变成了投机行家，尽管他知道股票价格已经过高，但仍然决定买进，因为他相信股价会继续上升，能够把股票卖给下手。经济学家把此时的投资者行为形象地比喻为“更大的傻瓜理论”(greater fool theory)。
3、股市暴跌发生时的私人部门（个人与企业）债务比率往往很高。举债意味着信心，而不切实际的信心意味着过度消费与不明智的投资。据经济学家统计，美国私人部门净储蓄额占GDP的比重在1960-1995年期间平均为1.4%，而2000年却降到-6%左右。
4、股市暴跌往往发生在宏观经济状况看起来很好的时候，这往往会让大多数投资者猝不及防。在2000年初股票开始下跌的时候，世界经济状况很好，而美国正在进行着其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期，看不出任何走下坡路的迹象。谁也不会想到泡沫破灭就在眼前。统计表明，在被深度套牢的投资者之中，大多数是在1998年之后入市的。
二、中央银行的崭新使命：防范与治理通货紧缩
历史告诉我们，股市暴跌之后往往伴随着长期的经济萧条。道理很简单：泡沫状态是实体经济不均衡发展的集中体现，它的爆破，必将以极具破坏力的形式，对经济过程予以强制性的纠正，由此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效果。据历史统计，在1720年南海泡沫过后的20年里，英国工业产量年增长率不到0.5%，在随后的40年里，年增长率不到1%。1929年股市暴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经济萧条，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历史上极其惨烈的灾难埋下了祸根。日本股市泡沫的破灭导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年的经济停滞与巨额银行坏账，即便到现在仍然看不到复苏的前景。
面对这一严峻的宏观形势，世界各国政府应该审时度势，果断地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在过去20年间治理与防止通货膨胀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面对通货紧缩却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除了服务品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之外，其他物价水平呈整体下降趋势。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均是如此，而作为世界经济主要亮点的中国，物价水平也是连续下跌。面对这种情况，有些经济学家开始怀念那种以温和通货膨胀为特征的经济运行状态。
在通货紧缩期间，生产过剩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消费者持币待购心理严重，生产厂家失去了定价主动权，利润空间受到很大的挤压，进而影响其对未来投资的信心，裁员成为经常发生的事情。此外，物价下跌变相增加了借款的实际成本，加大了借款人的偿债负担。这一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的话，经济衰退将是必然的结果。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通货紧缩尽管表现为整体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但人们不能只从货币供给量乃至货币政策上寻找答案，也不能仅以放松银根为基本对策，这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与其他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但同样不容回避的是，货币政策在防止与治理通货紧缩上负有巨大的责任。而且从日本的经历来看，治理通货紧缩要比防止通货膨胀困难得多——这一教训对决策者尤其重要。
2002年11月6日，美国联储第12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达到了1.25%这个41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次大幅降息行动并没有在市场引起积极的反映，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担忧——美国是否在重蹈日本的老路？美国经济现在的状态与10年前的日本有很多的相像之处。日本银行在2000年3月已把利率降到零的水平，而整体物价水平还是连年下降，经济萎靡不振，货币政策似乎失去了调控经济的作用，成为了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典型案例——由于借款人对经济前景失去了信心，无论利率降到什么水平，都不愿意借款与投资。
人们难免要问：如果利率降到了无法再降的地步，中央银行还有什么 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为了打消人们的担心，美联储高层人士不断表示：即便是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它仍然有充足的工具来刺激经济。格林斯潘最近表示：中央银行可以购买政府债券，以此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及长期利率水平（在西方，中央银行所能够控制的只是短期利率，长期利率仍然由市场决定）。联储理事会理事Ben Bernanke走得更远，他在2002年11月下旬的一次公开谈话中，明确指出在1942至1951年期间，美国中央银行购买了大量债券，促使政府债券收益率水平保持在2.5%的水平（相当于现在的5%）。如果这一手段仍不奏效，中央银行可以接受商业票据为抵押，通过贴现窗口向银行贷款，以此降低借贷成本。Bernanke先生还提出了第二个备选方案，就是由联储购买外国政府债券，迫使美元贬值。但他同时注意到美元政策是财政部的职责范围，而且鉴于美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美元贬值不能有效地解除通货紧缩压力。Bernanke先生提出的第三个方案更为极端，即联邦政府推行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同时，联储购买联邦政府发行的债券，所筹集资金用来弥补减税造成的亏空。这一方案的实质是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发票子。
上述政策建议出于联储高层口里，多少有些让人震惊。在过去20年里，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一直把防止与治理通货膨胀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货币主义成为了它们的基本理论信条。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水平，把物价控制在认可的范围之内。但到了现在，世界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短期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失去了正常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表现了应有的胆量与勇气，探索非正统的政策工具，驶向了这段没有航标的里程。
日本银行已经率先这样做了。为了刺激经济，维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日本银行从2000年3月开始在市场上大量买进政府债券，并于2002年11月20日决定把其银行体系往来账户余额的上限提高到20万亿日元（相当于1200亿美元），这意味着每月需要在市场上买入1.2-1.5万亿日元的债券，等于日本政府净融资额的三分之一。日本银行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把长短期利率控制在历史最低位上，由此减轻私人借款人及日本政府的融资成本（尽管日本政府债务余额达到了其GDP的140%，而其30年债券的收益率只有2%左右）。此外，日本银行在9月18日宣布：它准备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它们所持有的股票，并于12月初付诸实施，以此帮助商业银行清理包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11月份的日本年度报告中肯定了上述做法，并督促日本银行“在没有标尺的地方坚定地走下去”。
日本国内现在正酝酿着一个更具争议的货币政策——要求日本银行明确确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比如说是3%，然后想方设法达到它。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进一步增发货币，扩大货币供应量，同时引导公众及企业的价格预期，以此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对于盯住具体通货膨胀率的货币目标，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有这样做的，如英格兰银行，但它们的出发点是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既定目标之内，而不是像日本银行那样，设法把负通货膨胀率抬升到既定的目标。
笔者认为，国外中央银行的做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尽管我国经济增长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通货紧缩压力、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财政可持续性等不容回避。回顾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笔者认为中央银行能够而且应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
为此，笔者提出一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建议中央银行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用于收购四大国有独资银行遗留的各类政策性贷款。理由是：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收购近1.4万亿元不良贷款之后，并没有完全解除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不良贷款率仍然高于国际水平，绝对额过大，无法自我消化。这些不良贷款中的很大部分仍然是《商业银行法》颁布之前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如果不能较为彻底地剥离出去，则难以分清银行管理层的责任，不能充分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鉴于国有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地位与国有独资背景，这些不良贷款被看作是中央财政的隐性负债，迟早要由国家解决。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央财政很难有力量解决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问题——注资或者为资产管理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等做法，均超出中央财力。鉴于此，人民银行应该模仿国外同行的做法，试探以非正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笔者认为，只要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审慎地设计分步实施方案，确定合理的再贷款金额，这个建议是可以操作的：既能促使中国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又不至于引发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为我们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贻误时机将非常可惜。
三、泡沫过后的美、德、日银行体系
在经历过这次巨大的泡沫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次股市暴跌尚没有在美国引发金融危机——这与1929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美国大银行尽管伤痕累累，但它们的资本充足水平仍然很高，信用等级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仍然具备对外支付能力。与此相比较，德国等银行体系蕴含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日本银行体系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们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不错，一个不怎么样，一个是一塌糊涂(The good,the bad and the ugly)。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1、美国银行体系经受了考验。上面已经提到，美国股市崩溃所造成的财富损失是史无前例的。在1929年之后的两年里，美国股市市值损失额相当于GDP的60%，而在2000年3月之后的两年里，市值损失额相当于GDP的90%。但在近两年里，美国只有11家规模很小的银行倒闭，而在1989-1991年期间将近有500家银行倒闭，在30年代初期更有几千家银行倒闭。我们可以大胆地作出这样的判断：假如此次股票泡沫没有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因为稳健运转的银行体系为宏观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我们认为美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源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直接融资的比例大幅度上升，银行贷款的重要性下降。据统计，在美国整个金融资产中，商业银行（包括储蓄贷款协会）所占的比例：1912年为79.3%,1948年为68.2%,1980年为56.2%,1997年为46.9%。在90年代通讯、信息科技、媒体等如火如荼的时候，风险投资提供的资金融通从1995年的5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450亿美元，上市(IPO)融资从1995年的303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604亿美元。高收益债券市场也为大量的新电信企业提供了几千亿美元的资金融通。当股市崩溃的时候，损失惨重者并不是银行，而是那些保险公司（尤其是人寿保险公司，它们的股票投资最高可达其资产总额的60%）、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以及数以千万计的个人投资者。
第二，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大大增强了美国银行体系的资本实力以及消化损失、抵御风险的能力。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截止到2 002年9月底，美国最大的25家银行持股公司的资本总额为3807.3亿美元，准备金余额为408.35亿美元，而不良资产余额仅为408.35亿美元。这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平均为8.7%，总资本充足率为12.24%，远远超过巴寒尔协议4%、8%的最低要求。巴塞尔协议的实质在于以银行资本金限制其资产的盲目扩张，同时鼓励银行采取积极的风险管理措施，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
第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与金融创新的长足发展，美国银行业能够对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进行积极的管理，把不愿意承担的风险转嫁给其他投资者。例如，据2002年1月31日英国《金融时报》消息，美国证券化资产(Assetbacked securities)、信贷衍生工具(credit derivatives)分别从1995年的3150亿美元、1756亿美元增加到了2001年的10480亿美元、15810亿美元。此外，美国银行业在风险管理技术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与创新，能够对风险给予更加准确的甄别、量化与定价，风险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2、德国银行体系处境不妙。二战以来，在严厉监管体系下的德国银行体系一直享有稳健经营的美誉。但在近期宏观经济表现不佳、公司破产处于历史高位等外部环境下，德国银行业的经营业绩十分糟糕，裕宝银行(HVB)、商业银行、德勒斯顿银行等德国大银行均出现了巨额亏损。2002年9、10月间，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恐慌性地抛售银行股票，银行系统性风险一触即发。为什么会是这样？除了上述宏观原因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全能银行模式暴露出弱点。在德国，大银行与大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一方面可能导致银行放宽授信标准，关系贷款增加，造成信贷损失；另一方面，随着所持公司股票的价格下跌，巨额未实现损失削弱了银行的资本基础。例如，2002年9月，德国商业银行未实现损失高达19亿欧元。
第二，过于拥挤的银行导致过度的竞争，而不平等的竞争格局产生了非理性的授信行为。德国共有2700多家银行，每百万人口就有515个银行分支机构，远高于英国（250个）与法国（420个）的水平，银行服务供给过剩。不仅如此，在德国银行体系三分天下的格局中，由州政府拥有的公共银行以其信用等级高、融资成本低的优势，与商业银行竞争贷款机会，导致贷款利差的不断收窄。商业银行被迫应战，不得不以薄利多销的方式争揽业务，无法根据贷款的实际风险程度制定合理的价格，而一旦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商业银行发现大量的不良贷款冒了出来，而微弱的盈利水平制约了自己核销坏账的能力。
第三，德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率有待改善。德国是世界上劳工成本最高的国家，严厉的法律限制了银行节约成本支出的回旋余地。例如，2001年，德意志银行的费用率(efficiency ratio)高达123.21%，高出花旗集团一倍（花旗集团的费用率为63.58%）。
3、总也走不出危机怪圈的日本银行业。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银行业风光无限的年代，而随着泡沫的破灭，日本银行跌进了自己怎样也爬不出来的深渊。据估计，日本银行业累计核销不良贷款折合1300多亿美元，而现在不良贷款余额仍然高达47万亿日元（约4000亿美元），贷款核销的速度总也赶不上新冒出的不良贷款。2002年11月下旬，日本七大银行预计本年度亏损3050亿日元（约25亿美元）。在短期利率接近为零的市场环境下，日本银行业很难依靠自我盈利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少人把日本经济没有尽头的萎靡不振归结于银行体系中介功能的丧失。在过去6年里，日本银行体系的贷款余额连续下跌，银行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承担任何信贷风险，大量的存款被投资到收益率极低的国债市场上，或者投资到国外金融市场上，银行难以很好地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尽管日本政府连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国债余额达到了GDP的140%，日本经济仍然看不到什么起色。
4、两种银行经营模式孰优孰劣？美国、德国、日本三国银行体系的不同表现不禁使人联想到学术界关于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争论。第一种模式称作“保持一定距离的银行经营模式”(keep at arm's length)，它在美、英等国家最为典型。在这种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下，银行总是与客户之间保持“一臂”的距离——不远也不近。第二种称作“以关系为本的银行模式”(relationship banking)，以日本最为代表，在亚洲广泛流行。在这种模式之下，银行强调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同舟共济。
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两种模式的差别：假如银行对一个老客户的贷款余额为1亿元，现在，客户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授信风险开始显现。按照第一种模式，英美银行一般会采取以下行动：立即停止新增授信，采取资产保全措施，尽可能降低已有授信的风险；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风险已经出现，银行不能新增授信，银行应把最大的损失控制在1亿元之内。按照第二种模式，亚洲国家的银行一般不会马上采取过急行动，而是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考虑新增授信，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不新增贷款的话，原来的1亿元贷款可能成为损失。但问题是，如果不成功的话，其损失可能会超过1亿元。
经济学界关于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争论由来已久。鉴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二战之后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成就，很多人认为“以关系为本的银行经营模式”优于“与客户保持一定距离的经营模式”，因为前者能够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而且，银行愿意继续向遇到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贷款。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及日本银行体系积重难返的现实面前，很多人转变了看法，认为亚洲模式在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宏观环境下能够很好地运转，而一旦经济放慢或者步履蹒跚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这是因为银行继续向本应断绝资金来源的借款人发放贷款，其结果是新的巨额资金又跟着损失掉了，致使银行坏账长期无法得到解决，影响经济增长。
5、应该吸取的教训。通过对三国银行体系的分析，笔者提出两个个人观点：第一，如果按照上述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划分，我国明显属于关系型经营模式，强调与客户同舟共济，共同发展，授信行为不够严格，贷款定价也反映不了银行所承担的内在风险。鉴于日本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国银行界值得深刻反思，以免重蹈覆辙。第二，我国正处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之中，而政策性银行依靠政府赋予的优势（以发债特权筹集长期低成本资金、财政补贴等），与商业银行竞争商业性业务，致使价格战愈演愈烈，贷款利差一再收窄，其损害力是巨大与深远的。对于我国的决策者来讲，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强调利率市场化的紧迫性，而是为利率市场化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比如说，如何解决市场参与者的公平待遇问题。德国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四、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与价值观的复兴
传奇式的投资家巴菲特有一个有名的论断：“只有当潮水退下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谁在光着身子游泳”。在股票泡沫过后，金融行业流下了很多鲜活的素材值得研究。我们发现：很多当时看来十分新颖的观点、商业模式也不过尔尔，而一度被认为迂腐的传统商业银行模式重新焕发出风采。还有，“新经济”时期那些不拘一格、敢打敢冲的“企业家”思维只是昙花一现，而真正具有持久魅力的仍然是守信、节俭、审慎决策、避免利益冲突等价值观。这对于日益开放的中国金融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相融合的模式遭遇挫折，传统商业银行模式焕发光彩。鉴于1929-1933年金融危机的沉重教训，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割了开来。这个法律的初衷是防止银行以低标准的授信条件争揽投资银行业务。60多年过后，这个法律在1999年被取消了，旅行家集团与花旗银行合并、大通银行收购J.P.摩根银行等，建立了融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与保险公司为一体的金融集团，并在市场上取得了第一、第二的位置。崭新的经营模式在世纪之交成为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主流。但好景不长，在股市崩溃之后，这一经营模式遭遇了沉重打击。安然、世通公司等倒闭案件不仅让大通摩根、花旗集团等承受了巨大的贷款损失，而且纷至沓来的种种指控、司法调查（如指控银行帮助公司客户隐瞒债务、虚增盈利；指使分析师发表过分乐观的股评 报告，以此争揽投行业务，误导投资者；等等）及几亿美元的罚金严重地损害了它们信誉，致使它们的股票价格暴跌。摩根大通的股价在2002年10月9日为15.45美元，只有其黄金时期的23.5%（2000年3月23日为65.67美元），花旗集团在7月24日的股价为22.83美元，相当于五年来最高点的40%（2000年8月28日为54.9美元）。近期两只股票仍然在低价位徘徊。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汇丰集团、美洲银行等银行的股票表现要好得多。2002年，汇丰控股的股票价格基本徘徊在7-8英镑之间，与1998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多，与最高价格（2001年1月24日为10.92英镑）差别不大。在美国三大银行中，美洲银行是股价唯一上涨的银行。它目前的股价为68美元左右，高于5年来平均水平，与最高价格（1998年7月14日为87.93美元）相差不多。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四家银行的盈利构成中明显地发现各自经营模式的差异。不难发现，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为美洲银行、汇丰银行带来了稳定的盈利，而对于花旗银行来讲，尽管其消费银行业务十分成功，占据半壁江山，但却受到了投资银行业务的拖累，摩根大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可谓是一[文秘站:]塌糊涂，全靠零售业务支撑局面。
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公布的数字，2002年第三季度，美国三大银行净收益的构成情况如下：
(1)花旗集团：全球消费银行占净收益总额的59%，全球公司及投资银行占32%，全球投资管理占11%，自营投资业务占-3%，公司业务占1%；
(2)摩根大通银行：投资银行为净收益总额的-79%，零售银行及中小客户金融服务占248%，资金与证券业务占65%，投资管理与私人银行占30%，风险投资业务占-87%，公司业务为-78%。
(3)美洲银行：零售及商业银行占净收益总额的71%，全球公司及投资银行占19%；其他公司业务占14%，资产管理业务占3%，股权投资业务占-7%。
另据Bloomberg的专题文章，汇丰控股2001年的盈利构成为：公司金融业务占净收益总额的38.4%，个人金融业务占33.4%，商业银行业务占22.7%，私人银行业务占3.9%，其他占1.6%。
我们认为，随着个人财富的不断增长，以个人为对象的按揭贷款、信用卡、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盈利前景。而且，从亚洲金融危机乃至近两年欧美国家的实际来看，个人信用远比企业信用具备更强的抵御经济周期负面影响的能力。现在，世界各国的大银行纷纷把业务发展的重点转向以个人为对象的金融服务上，并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
2、传统价值观重放光彩。商业银行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经历过无数次的政治动荡、军事冲突与经济起伏。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审慎、节俭、足智多谋(prudence,thrift and ingenuity)成为商业银行家的座右铭。但曾几何时，这些价值观被当作迂腐过时的东西而加以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片面强调以因特网取代砖瓦式的传统银行网络，突出能人（所谓能够争揽大笔业务的deal-maker）的作用而忽视普通岗位的默默奉献，刻意追求别出心裁而忽视整个组织的目标，等等。人们在经历了股市泡沫的洗礼之后，恍然发现传统价值观的持久魅力，国际银行界出现了返璞归真的趋势。
我们以瑞典最大的银行——SEB经营战略的转变为例：这家银行曾经追捧过网上银行，并因此而大力裁减分支机构；随后又展开收购活动，力求把业务范围扩展到整个北欧乃至欧洲地区。随着股市的上涨，它又把注意力放在了资产管理与收费业务上。经过接连不很成功的尝试之后，这家银行现在提出了颇受投资者欢迎的3C战略——Customer satisfaction、Cross-serving及Cost-efficiency，也就是说，最大程度地让客户满意；利用银行网络推销各类金融产品；努力控制成本，提高收益水平。
对于21世纪之初的金融泡沫，现在还不是盖棺定论的时候。我们不想充当先知先觉、或者马后炮式地指出事情本应如此或者本不应如此，我们也不敢推测更为悲观的世界经济与更加动荡的股票市场还在前头。但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总是有历史在不断地自我重复的感觉。鉴于此，世界各国的决策者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觉，以果敢的政策措施，防止经济大衰退的出现，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这样一来，后人在研究这次泡沫破灭的后果时，将会发现与众不同之处。
一、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视角
曼德尔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欧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海所包围的孤岛。”④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选择英国作为典型进行剖析。《资本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资本论》问世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工业已传播到全世界,不仅物质财富以及把人类从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劳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扩大了,资本的所有者越来越少,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工业巨头和金融企业手中,这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曼德尔指出,资产阶级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⑤。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曼德尔总结道,“《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⑥,也就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曼德尔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越来越多,今天的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生产关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⑦《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全部三卷所讲的“资本”都是一个生产关系概念,而不是生产力概念。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资本”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经济学大多把资本当成了生产力概念,它讲究的是投入、产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使用价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抽象劳动,因而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它只适用于私人劳动与其他私人劳动在相互对立、相互统一中构成整体社会劳动的市场经济。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不涉及抽象劳动,只涉及具体劳动。
具体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需要同其他人的具体劳动进行比较,不涉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在生产力经济学中,资本创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使用价值。按照这种眼光,资本在一切时代都存在———只要使用价值通过一个生产循环,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它就是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理解,把资本这种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当成了永恒的自然关系。马克思真正主张的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尽管马克思强调,资本要追求的并不是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而是剩余价值即多余的货币;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剩余使用价值的转化形式。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润、利润率的时候,马克思恰恰是从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来考察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实物补偿实际上就是使用价值的补偿。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⑧。因而,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题中之意。今天,我们无论是研究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还是研究当今的世界经济,都应当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种经济学视角。
二、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
罗莎?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时发现一个问题,作为一部未完成的着作,《资本论》没有顾及资本主义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环境:“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她看来,“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论证纯粹形态的问题之助,而不变更问题的条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许的理论上的权宜方法”⑨。然而一旦涉及现实的世界经济,这一前提就不成立了。实际上,到罗莎?卢森堡的时代为止,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即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联系中得到发展的。卢森堡要考察的,正是在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价值循环和使用价值循环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问题。卢森堡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资本论》的发展。它把《资本论》关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论述和《共产党宣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沟通起来了。人们公认,《共产党宣言》最早描绘了经济全球化的图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卢森堡所关注的正是《资本论》中资本的内在否定逻辑在世界市场中的现实表现。在《资本论》的最初计划中,马克思是把世界贸易、把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把各民族的相互依赖排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现行的《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来考察的。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我们就能够看到,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是如何从抽象过渡到具体,表现在世界经济的全景中的。遗憾的是,这个宏伟的计划未能完成。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从形式上看,考茨基根据马克思遗稿编成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视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从内容上看,卢森堡和列宁的世界体系论才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论》续篇。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外部否定,而是资本的自我否定。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采取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生产关系,恰恰是由于它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但对利润的追求迫使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旦 这种发展不再能带来利润,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还原为货币,资本的生产就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也就超出了资本的限度。于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就转化为它的外在否定性。马克思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逻辑限度的分析。如果把卢森堡的研究和列宁的研究加进去,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内在否定性所表达的逻辑限度,实际上是在现实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里表现出来的,即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必然会外化为具体的时空限度。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⑩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赢得了世界市场,大大拓展了工业资本的发展空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国内的经济危机。
但是,这种空间的拓展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迟早还是会出现宗主国国内的那种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原先一国范围内的矛盾升级到世界范围内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场上,除了原有的劳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不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作为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极端表现,就是世界范围的革命的爆发。因而,以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瑏瑡,到了那个时候,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主要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瑏瑢。但19世纪的英国同其殖民地特别是同印度的关系,无非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前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缩影,或者说,前者向后者展示的,无非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然而,20世纪还是有两大现象超出了《资本论》的范围: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瓦解,二是虚拟经济的出现和繁荣。这两大现象同样必须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视角加以理解。
三、双重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分工与中国发展道路
《资本论》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主要是生产关系的危机。但是,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困难,特别是,却属于另一种危机:生产力发展的危机。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不断发展,与坚定不移地奉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原因在于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美国,这是通过罗斯福“新政”、创立“宏观经济”实现的;在欧洲,则是通过社会党创办“福利国家”、建立“消费社会”实现的。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则与卢森堡分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与其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不如说是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革命。现在回过头来看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之所以没有成效,恰恰是由于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仅应当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进行,还应当在生产力的层面上进行。斯大林混淆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误把比资本主义还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混同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二战以后,斯大林甚至试图建立平行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实际上,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是证明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的理论原因在于只是从生产关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没有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没有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相反,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紧紧依靠世界市场,仅用了30多年时间,经济总量就跃居世界第二,这一事实表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然而,一旦融入世界经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就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它也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尤其是面临虚拟经济的挑战,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对策。这同样要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角度着眼。在卢森堡看来,按照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关系,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经济国家,一类是商品经济国家。对后者,资本主义需要购买其原料和向其倾销产品,因此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关系;对前者,首先必须瓦解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体系,然后才能用市场交换的办法进行剥削。因此,对自然经济国家的经济,首先采取的必然是原始积累时期的暴力掠夺手段。但是,如果非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政权,利用后发优势主动融入世界经济,那么这种发展顺序就可以被打破,这些国家就可以为自己在世界分工中争取到相对有利的位置。至于这些民族国家政权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影响它们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在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和日本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成功,都与自觉进入世界历史进程有关。意大利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锐基(又译阿瑞基、阿里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追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资本主义扩张和霸权大国的逐次循环。在他的论述中,资本的物质扩张阶段最终在过度竞争压力下逐渐消失,让位于金融扩张阶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国家间混乱的年代的出现。在新的社会集团的支持下,一个能够恢复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启物质扩张循环的新兴霸权大国的出现,将消除国家间的混乱状态。
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被称为这种霸权国家。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阿锐基断言,世界霸权从美国转到中国的时代来临了。由于中国是一个非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这一次权力转移将给人类带来曙光。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来看,我们不得不说,阿锐基过于乐观了。他忽略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I.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中所关注的全球资产阶级的大联合。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势力。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这种势力扩张自身的理论反映而已。这种联合不仅改变了《资本论》的语境,而且改变了《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的语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期待的是《共产党宣言》中号召过的那种“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破坏掉了。在《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中,卢森堡和列宁期待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三国际的大国沙文主义者破坏掉了。在整个20世纪,对资本主义构成制约的,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二是受到社会党影响的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治理的内部压力。遗憾的是,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外部压力;经济效率的降低迫使社会党放松管制,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内部压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客观上使得发达国家降低税收,以便把资本留在国内,从而使全球资本获得了空前的主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显然不能延续旧的发展思路。
从热那亚到荷兰,再到英国和美国,经济霸权的转移都与全球资源和生态的容纳能力密切相关。中国既没有卢森堡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水平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目的地,也没有发达的、足以吸纳全球过剩资本的金融市场。唯一的出路是从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两种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实体经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虚拟经济的力量对比,力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全面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研究过虚拟资本。从生产关系经济学角度看,虚拟资本仅仅是资本的虚拟化。由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建立在金属货币即抽象劳动的物化形态上,虚拟资本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反而对通常的所谓“物质资本”即从生产力经济学角度看的资本的发展有一种促进作用。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货币也被虚拟化了。这就为虚拟资本成长为虚拟经济,从而使金融市场空心化准备了前提条件。因此,中国目前面对的,一方面是国内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所积累的使用价值的堆积,另一方面是在国际金融战争中所处的劣 势地位。中国必须既通过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通过金融创新推进虚拟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两条战线上都取得胜利,阿锐基所期待的人类曙光才会显现。这就需要我们同时既在生产关系经济学、又在生产力经济学上实现理论创新
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一)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一些学者研究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和机制性原因。应霄燕认为,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各种反经济危机政策和措施叠加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财政收支制度的软约束和非正式规则下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都是财政风险形成及扩大的重要原因。另外,欧元区的外部制度也是促使财政风险向债务危机转化而没有平稳过渡的重要因素。[2]陈新认为,欧债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救助机制失调。基于道德风险考虑,欧盟本无成员国货币救助机制。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试图增强金融稳定机制的作用,但却面临各成员国不同的经济、政治和利益立场歧异导致的决策困境。[3]一些学者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等方面揭示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陈志昂等认为,希腊等国长期以来不仅承受着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同时面临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冲击,导致产品丧失竞争力,这种结构性矛盾与失衡产生“夹层效应”并最终引发危机。[4]郑慧认为,公共财政负担沉重、经济缺乏竞争力是引发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别差异较大是引发债务问题的结构性原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矛盾”、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缺失是引发债务问题的制度性原因;救援计划迟缓出台、措施实施困难重重是债务危机久拖不决的现实原因。[5]郝宇彪等认为,希腊等五国长期形成的高额财政赤字是引发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下调希腊等五国债券评级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起了助推作用;欧元区的经济制度缺陷与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6]
(二)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
一些学者分析了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孟艳认为,主权债务风险加大将拖累全球经济发展:使经济复苏前景更不乐观,加剧了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使未来通货膨胀风险日益增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资产贬值和经济滞胀风险。[7]孙韶华等引用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梁艳芬的观点,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从希腊等边缘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扩散,从公共财政领域向银行体系扩散,引发金融市场持续大幅震荡。各成员国债务链相互交织,危机加深并拖累银行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可能性上升。[8]一些学者着重分析了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郭春松等认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有以下影响:一是使中国外汇储备风险剧增。二是使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增大。三是中国出口业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四是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9]姚铃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对中国和欧盟经贸合作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使中国对欧出口增势明显减弱;使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欧盟对华贸易政策会更加激进;欧盟自贸区战略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对欧“走出去”面临两方面处境,一方面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很多欧盟国家和企业资金短缺,为中国企业扩大对欧“走出去”提供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多数中国企业还不具备在欧盟这一成熟市场开展大规模投资经营的能力,勉强进入,最终可能大败而归。[10]
(三)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谢世清认为,欧洲主权债务与“中国式主权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却存在本质区别。虽然我国并不具备爆发“欧洲式主权债务危机”的相关条件,但由于地方政府权责不对等、热衷追求GDP和政绩工程、经济发展模式不合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原因,我国仍存在爆发“中国式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11]郑慧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有如下启示:审慎退出经济刺激计划,防止宏观经济大幅波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重视地方债务风险,防患于未然;管理好热钱的流动,防范投机资本的冲击;完善金融体系,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12]王黎明等认为,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金融市场的监管,避免经济无序发展。在房地产政策调控方面,除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以外,对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也要采取适当的行政干预。[13]
二、贸易保护主义与中美贸易摩擦问题
(一)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趋势
高虎城认为,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将贸易摩擦与国内政治挂钩。二是企图利用贸易摩擦影响和改变贸易伙伴经济体制与政策。三是不断挑拨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四是挑起贸易摩擦制造谈判筹码。[14]韩景华等认为,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不再局限于保护国内幼稚产业,而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尽快摆脱经济危机上。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体现出许多新的趋势,主要有:采取货币贬值、提高关税、进口限制、补贴及技术贸易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产业,使世贸组织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作用受到限制;以“碳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凸显。[15]陈龙江等认为,全球贸易保护呈现一些新的特点:经济复苏后发达国家仍是全球贸易保护措施的主导者,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抬头;贸易保护措施的种类繁多,其中,贸易防御措施、关税措施和国家援助措施占主导;中国是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受害者;金融中介服务、交通运输设备、基本金属和农产品部门是全球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受害部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影响范围更广。[16]
(二)造成中美贸易失衡和摩擦的原因
黄晓凤等认为,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与中美贸易失衡存在直接关系,且具有相互促进的“放大效应”,出口管制是引发并加剧双边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17]杜晓郁等认为,中美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为:第一,中美国际地位失衡,中美两国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知识产权纠纷、社会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面存在国际地位的严重失衡。第二,国际分工体系是中美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第三,汇率问题的背后是国际货币体系失衡。[18]于友伟认为,某些贸易伙伴国贸易收支的恶化主要是由于其经济总量扩张导致对“中国制造”需求增长所致,汇率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有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要减少其相对于中国的贸易赤字,关键是逐步取消对华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试图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改善贸易平衡的想法忽略了问题的本质所在。[19]
(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陆燕认为,在后危机时期,面对世界经 济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的外贸发展战略应注重五个方面: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坚持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积极妥善应对国际经贸摩擦。[20]马双等认为,中国对特保案等问题可采取以下针对性对策:政府继续加强磋商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打破跨国公司的合谋动机。[21]韩景华等认为,针对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我国应适当调整战略。规避贸易保护主义,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从应诉者到申诉者的角色转换,积极参与贸易救济规则的多边谈判,推动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修改;推动和参与碳减排协议,发展低碳经济,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贸易预警和贸易调查制度的作用,健全快速反应机制;促进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战略,开拓新市场。[22]
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安全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安全问题
一些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对金融安全、产业安全、贸易安全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并揭示了其原因。丁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地方盲目大量引进外资,并放任其控制我国许多重要产业,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受到威胁,这是我国当前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金融风险特别是巨额外汇储备的风险,是我国当前经济安全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受国际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23]郁德强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呈现一些新特点,这对我国的产业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我国被动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某些关键行业的资本和技术控制权被跨国公司占据;有些市场被跨国公司控制。[24]刘薇娜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转轨国家的贸易安全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安全不能闭关锁国,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转轨国家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具有同样的话语权,也不可能获得均等的利益。转轨国家的贸易安全受到很大威胁的主要原因:一是其经济基础薄弱,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二是外贸依存度很高。三是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四是WTO的某些规则和协议约束着转轨国家外贸制度与政策的选择。[25]一些学者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影响一国经济安全的内在作用机理。郑柏清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条件趋同。拥有较高金融安全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有利于其经济发展;金融安全水平较低、国内金融环境不稳定的国家,却不能因全球化程度的深化而受益。[26]张汉林等认为,贸易全球化短期内会扩大中国的收入差距,原因可归结为“人口红利陷阱”,但长期内将有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也会扩大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与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最大;技术进步、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劳动力由低级部门向高级部门的转移,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27]陈炳才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会威胁一国的金融安全,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些外部因素主要有:美元制度的缺陷;金融资本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通常也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投机资本,对以实体经济为主的非储备货币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构成巨大威胁;外部危机传染导致的连带危机。内部因素主要有:急于通过开放来谋取利益、获得地位,但结果适得其反;资本市场开放过早导致危机;外部资金过度流入导致金融泡沫而产生危机;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比重过高甚至远远超过外汇储备而导致的偿还危机。[28]
(二)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实现经济安全的策略
叶卫平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不仅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国家经济安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控制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风险;加快转变内需与外需关系的处理方式,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安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处理方式,有利于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安全。[29]丁志杰认为,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需要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更深层次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完成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由储蓄者和存款者向投资者和银行家角色的转变。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对外投资步伐;实施金融强国战略,提升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优化外贸结构,重视贸易的福利效应;控制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实现储备的保值增值;协调对外开放政策,防止国民财富漏损。[30]卫兴华等认为,重视我国的经济安全,首先,要处理好发展内资与外资、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关系,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统一起来:一是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重在依靠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二是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适当降低对引进外资的依赖,按照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来利用外资。三是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研发能力,发展自主品牌,破除对“比较优势”的迷信,不能满足于廉价劳动力的“红利”,不能不顾付出过高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应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低端的局面。其次,维护好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构建合理有效的金融安全管理框架。要做到以下几点:维护中国的金融主权,谋求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构建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实施有效调控和监督;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再次,要处理好财富分配关系,缓解和遏制两极分化。坚持、发展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31]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一些学者分析了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指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王道平等认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在该体系下,汇率调整很难解决储备货币发行国国际收支赤字和全球失衡问题;无论储备货币国选择国际收支盈余、赤字还是平衡的政策,都难以避免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不稳定。[32]朱纯福认为,美元的内在矛盾成为世界经济失衡、汇率大幅波动及流动性泛滥的重要因素。解决美国主权货币国际化助推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问题,需要美国政府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大调整,还需要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改革,从美元主导的单一货币模式转变为多元模式。[33]另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姚大庆认为,美元全面发挥了国际间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的职能。从国际可交易性来分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元的核心地位无法动摇。[34]谢世清认为,二十国集团峰会(G20)推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与IMF份额极不匹配的状况。然而,份额改革只是IMF整体改革的一部分,IMF治理结构还遗留诸多问题,如领导人选拔程序不透明、执董会席位分布不均衡、政策决策程序仍由发达国家主导等问题。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机构,IMF的改革仍有待进一步深化,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35]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和方案
戴相龙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可行方案,就是建立主要货币汇率有协调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现在的改革方案应是促进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建立非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目前很难做到。[36]郑新立认为,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从四方面努力:建立多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监测预警制度;建立国际金融安全合作救助机制;发挥G20对构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37]乔依德等认为,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终极目标是“全球信用全球管理”。在目前尚无法设立世界中央银行、创建世界货币 的情况下,可采取渐进的改革路线,核心内容是在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加强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通过扩大SDR的发行规模、增强其国际货币职能来推动改革。[38]王永利主张,必须加快推进全球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尽快扭转货币失控、信用泛滥的局面。严格控制各国货币的信用投放;对金融产品和交易进行甄别和有效控制;加强贷款人贷款投放的用途限制,并同时加强借款人资金使用的监控;强化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制度;适应全球化要求,尽快统一全球财税金融政策和监管。[39]
(三)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策略
陈绍锋认为,短期内,我国应联合其他国家敦促美国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将购买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的资金转向投资海外实业和企业并购;从中长期看,我国仍应在国际贸易、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等方面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而适时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我国恰当的政策选择。[40]赵柯认为,中国与欧盟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合作有很大空间,通过双方货币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巨额融资”能力,对建立一个更为公平、有效、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41]高海红认为,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现阶段可行的步骤是,以储备库增资和机制多边化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区域流动性机制,并在中期建立区域货币基金;大力鼓励在区内贸易、投资和金融救助中使用本币,增加新的本币计价的区域债券发行;区域汇率政策协调可设定一个开放性的目标,在可行范围内考虑联合行动的必要性。[42]
五、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一)人民币国际化前景
高海红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以人民币区域化为起点。中国在东亚区域的经济联系以及中国参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制度建设,构成人民币扩展在东亚区域使用的基础。将中国香港作为在有限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下人民币走出国门的岸外市场,以及发挥人民币在东亚区域汇率协调中的作用,是实现人民币区域化路径的重要环节。这将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货币甚至载体货币。[43]徐奇渊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第一,人民币流出和回流的机制进一步完善,与其他经济体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开展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推动了境外个人人民币业务发展。第二,人民币的投资渠道进一步丰富,为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做准备:在中国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香港金管局签署了《补充合作备忘录》,为开发人民币定价的金融产品创造了条件。[44]
(二)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和制约因素
徐奇渊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还有待提升;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其发展的广度、深度仍不够,金融市场的弹性和适应能力较弱;出于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目前中国仍对资本项目实施较为严格的管制,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可兑换;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向周边地区的贸易、金融扩展,将引起美、日的警惕。[45]李婧认为,进一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运行面临诸多挑战。在制度层面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在不显着改变原有框架下开放金融市场,提高银行业的服务能力和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完善外汇市场,改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同时,中国需加强亚洲生产网络的建设,逐步改善贸易结构,提高外贸企业的定价能力。[46]郝宇彪等认为,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汇率与利率尚未完成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不可自由兑换,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因素,然而其根本障碍还在于我国科技水平较低、产业结构滞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转变以及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等实体经济因素。[47]
(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与路径
殷剑峰认为,我国应吸取日元国际化的教训,在国内金融改革基本完成前,人民币国际化应从激进、危险的“贸易结算+离岸市场/资本项目开放”模式转向渐进、稳定的“资本输出+跨国企业”模式。[48]戴金平等认为,从区域扩展角度分析,人民币宜采取先“周边化”再“区域化”最后实现“国际化”的发展路径;从倾向职能角度看,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化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49]高静认为,我国可采用政府和民间共同推动的方式,多层次、全方位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坚持“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相结合;抓紧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大力发展人民币金融衍生品;组建大型国际零售贸易商,掌控国际商品定价权和人民币结算主动权。[50
一、世界经济失衡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1.承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由于中国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主要盈余国之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调整尤其是人民币升值、扩大内需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纠正至关重要,如Edwards(2007),Nicholas(2007)等。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得出与此完全相反的结论,如刘林奇(2007),金洪飞(2007)、王胜、陈继勇和吴宏(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中美贸易净出口没有统计上的影响,人民币升值无助于减少中美贸易顺差。Cooper(2005)指出,即使人民币升值以致中国的经常帐户盈余消除,而且所有的变化反映到中美经常帐户中,也仅仅只是减少美国经常帐户赤字的10%。Yu(2007)在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简称IIE)组织的有关全球经济失衡的会议上指出,中国经常帐户盈余的重要性由于政治的原因被人为夸大了。Bagnai(2008)采用一个全球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探讨起源于中国经济的几种冲击:积极的财政政策、人民币升值和扩大内需对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单方面调整对美国赤字削减影响甚微。尽管当前理论界就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削减中美之间贸易差额,乃至缓解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并没有达成共识,但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人民币加速了升值步伐。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汇改时的1:8.25到2010年11月14日1:6.64,累计升值幅度约20%,中国汇改的三原则是“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而美国以对外贸易逆差尤其是对华贸易逆差扩大为借口,放任美元贬值,给中国汇率改革、经济稳定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如国外游资的涌入,中小出口企业的利润大幅下滑甚至破产,不少制造厂开工不足等。2.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随着中国出口高速增长、贸易顺差急剧扩大,国外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迅速增加,中国的出口几乎遭遇到了所有形式的非关税壁垒,例如特别保障措施、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问题等。以反倾销为例,1995年-2008年全球反倾销措施共2190起,其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占22%,多达480起。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是全球贸易保护的最大受害国。作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将现有的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面临的贸易壁垒可能会进一步增加。3.粗放型贸易扩张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日渐凸显。目前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虽然对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功不可没,但这种外贸增长方式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不仅使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受到约束,而且一定程度上带动全球资源价格上涨、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给其他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目前中国每日耗水量列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位世界第一,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如果不转变增长路径,继续按照现有粗放模式增长,那么国内资源、环境乃至国际贸易外部环境等条件将难以支持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发展下去。4.中国货币政策实施难度的加大。中国实施的是强制性银行结汇政策,要求境内机构贸易项下的外汇收入,除国家规定允许保留的外汇可以在外汇指定银行开立外汇账户外,都必须及时调回境内,按市场汇率卖给指定银行。其中,银行买入出口企业所得的外汇意味着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央行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抵消由此带来的流动性增加,但由于中国金融工具有限,央行仅凭发行央行票据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很难完全冲销由此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当前流动性过剩成为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一大隐患,为此央行采取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然而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并没有明显改善,这与外汇占款未完全冲销不无关系。不断增加的出口创汇和中国目前实施的强制性结售汇政策极大地制约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5.面临世界经济失衡调整所带来的风险。以贸易收支失衡为表象的世界经济失衡使全球经济面临着经常账户调整的风险。从历史经验来看,经常账户赤字一旦超过可维持的临界水平,会发生经常账户反转,而经常账户的反转又往往和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失衡调整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美元可能硬着陆,即美元大幅度贬值,流入美国的资本骤然下降,进而引发美国经济增长的大幅减缓。首先,由于中国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美元资产,若美元大幅度贬值将直接导致外汇储备遭受损失。其次,若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美国净进口需求将下降,这对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增长尤为不利。
二、中国应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对策
调整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以此为契机改变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国际金融货币格局,不仅有助于克服当前世界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而且能够大幅提升中国经济整体实力,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繁荣发展奠定基础。1.促进对外贸易战略调整。作为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贸易盈余方之一,中国出口不仅受国内资源短缺约束,而且在国际上频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面临不断恶化的贸易发展环境,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迫在眉睫,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由出口导向外贸战略转变为追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战略,二是由粗放的、以量取胜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效益型转变。追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并不意味着减少出口,而是增加进口,尤其是增加高新技术、资源的进口。作为全球最大的逆差国,美国减少贸易赤字的途径之一是扩大出口,这或许意味着美国会放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从而给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发展带来机会,也给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提供机遇。2.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分别为出口、投资、消费,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与此相应的是内需不足。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国外的进口需求萎缩的局面,这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依靠外需转变到内需外需并重。只有立足扩大内需,努力开拓国内市场,才能有效克服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防范和化解外部冲击带来的各种风险,增强中国经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3.加大在国际贸易领域里的话语权,影响国际贸易体系。尽管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但是中国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却常常处于被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WTO的多边贸易谈判中,中国的声音非常微弱,在谈判中话语权有限;另一方面在国际原材料市场上,中国公司的价格谈判权还很低。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资源进口 大国的地位,组织资源进口企业与资源出口国进行集体谈判,获得资源定价权;同时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贸易国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在WTO的贸易谈判中能够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以打破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中的主导地位。4.利用人民币升值压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尽管中国储蓄率和储蓄总量在世界名列前茅,也是全球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但是中国对外的储蓄盈余和资本流出主要以美元计价,辅之以欧元和日元。这意味着,当美元汇率贬值的时候,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缩水,中国承担着巨大的汇率波动风险。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让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成为世界主要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金融交易工具。当前,有大量以人民币升值投机为目标的短期资金流入。中国可以以此为契机,在国际上培育人民币二级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将这些资金引导到二级市场上去。只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国际金融市场上中国经济的弱势格局,使中国经济远离由国际收支危机所带来的金融危机。5.凭借高额外汇储备,影响国际金融格局。“多极化”是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之一,与此相对应,世界金融格局也正经历着一些重要而深刻的变化,本轮由世界经济失衡引致的金融危机更加速了当前世界金融格局的调整。当前世界金融格局的调整表现为:美国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明显衰落;欧洲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亚洲逐渐上升到世界金融的主流地位;同时加强金融国际协调与合作,成为国际金融体系下一步发展的趋势。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成为国际经济的重要一极。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求迫切,却缺乏相应的融资支持。在此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可以抓住机遇,积极开展国际竞争与合作,在合作中增进中国金融与国际金融的互动,实现合作各方的互惠、互利、共赢,这既是适应国际金融竞争发展趋势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国国际金融地位的需要。中国在过去十年中保持了大量贸易和资本项目顺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国内稳定的金融环境为中国金融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一、构建超主权国际货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国际贸易的顺利完成需要经历两个重要环节,一个是商品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过程,另一个是货币在进出口商之间的转移过程。国际间对跨国货币运动进行规范化、制度化便形成了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间对跨国商品交易活动进行规范化、制度化便形成了国际际贸易体系。因此,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贸易体系是紧密相连的。一定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与同一时期的国际贸易体系相适应的,合适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国际货币体系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
第一,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的供给。国际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是国际经济的计量单位和支付手段。国际储备货币应当是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并认可的,可以信赖的货币。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国际储备货币应当具有公平、公正、独立和稳定的特性。
第二,汇率制度的安排。汇率制度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一次国际货币体系的创新调整都涉及到汇率制度的变革。汇率制度的选择关系到经济是否能稳定健康发展。适当的汇率制度能够有效地反应国际贸易的变化,有效地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调节,有弹性但幅度又不会引起大的市场波动。汇率制度不应成为投机者扰乱国际金融市场秩序的工具。
第三,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国际收支可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相对平衡。国际收支平衡不是要求绝对的平衡,而是相对的平衡,既是一国范围内的相对平衡,又是从世界范围内考察各国间的相对平衡。国际收支失衡会导致一国国内失业增加、经济受滞、物价波动、进出口比例失调,不利于国内经济政策的制订、执行,也不利于国际贸易的正常健康发展。
(二)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
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需要一个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作为制度基础,而且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作为支持。充足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储备手段、稳定的汇率和有效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是国际贸易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它不但可以使降低国际贸易的成本降低,也可以使国际贸易的效率提高(巴里?艾肯格林,2006)。近年来国际经济发展迅速,国际贸易水平不断提高,但国际货币体系作为现代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却并不完善,由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缺陷所引起的近现代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屡见不鲜,次数越来越频繁。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以下弊端。
首先,国际货币缺乏统一的标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确定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部分,现代国际货币体系是牙买加货币体系的继承,尽管目前的发展趋势已逐步向多元化靠拢,但形式上依然是美元本位制。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里芬难题”,但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涵盖了多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和地区,因此主权货币在政策安排上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处理上一定会存在利己主义。因此,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缺乏统一、稳定的货币标准,国际货币格局错综复杂,给国际贸易带来许多不利影响(郑淑君,张盼,2009)。
其次,汇率体系的不稳定性。现代货币体系由牙买加货币体系延续至今,承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使得国际汇率制度比固定汇率制度时更加灵活,更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但浮动汇率制度也同样受到各国汇兑关系的影响。现代货币体系中,全球至少有1/3国家实行独立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其余国家实行盯住汇率制,国际储备货币主要是美元、日元、德国马克、英镑、法国法郎。但由于英镑、法国法郎相对较弱;美元、日元、德国马克之间的汇兑关系经常发生波动,从而使整个体系缺乏稳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波动频繁,许多弊端显现。
1.汇率变动不定影响国际贸易和世界生产的发展。频繁剧烈地汇率波动会使各国生产商难以估计生产成本和计算利润,从而蒙受外汇风险损失。在国际借贷关系上,汇率的反复变动会使债权方蒙受损失或者使债务方加重负担。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宣布: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宣布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升值约2个百分点。从2005年7月至2009年9月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由于国际外汇市场动荡不定,以及人民币汇率调整出现新变化,汇率风险成为外贸行业的普遍问题。很多外贸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遭受了巨额的汇兑损失,不仅造成企业自身的经营困难和财务亏损,甚至影响到外贸行业的正常发展。
2.汇率选择浮动制就会有机会自由选择向下浮动,容易造成通过膨胀。
3.浮动汇率制度助长了外汇投机活动。由于固定汇率制度是稳定的汇率制度,因此在汇差上没有任何可以投机的地方,而浮动汇率制却能助长外汇投机活动。投机者在商场上买卖外汇牟取暴利,这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混乱。汇率的大起大落使得套汇、套利等短线投机活动大量泛滥,加剧了外汇风险,先后引发多次金融危机。当因汇率浮动引发的外汇风险加剧时,金融衍生产品出现用来规避外汇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本意是要规避外汇风险,但是在金融监管失利,造成外汇衍生工具交易市场的脆弱性,在投资风潮的不断冲击和汇率波动加剧的情况下,金融衍生工具推动了金融市场的混乱,成为整个风险的组成部分。
最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突出。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一直是制约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国际收支平衡则全球经济相互协调,和谐健康发展,否则,国际经贸秩序就会受到破坏,国际间贸易就会遭到重创。牙买加体系至今,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收支失衡长期存在,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均证明,长期的汇率机制的运转失灵、利率机制存在副作用,国际基金组织又没有能力指导和监督顺差国和逆差国的国际收支调节工作,导致逆差国储备锐减,顺差国储备巨增,这种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秩序,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现象日益严重。
(三)超主权国际货币的建立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对于国际贸易而言,超主权国际货币的建立,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
1.超主权国际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
2.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并建立相关的发行监督机制, 有利于稳定超主权货币的币值,稳定汇率。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其发行国发行该主权储备货币应该受到各国或者相关组织的监督。但事实上,现在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发行货币时,往往首先考虑国内的经济形式,以国内的经济稳定增长为前提来发放货币。因此,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并建立相关的发行监督机制,有利于稳定超主权货币的币值,稳定汇率。
二、构建超主权国际货币对国际金融的影响
(一)美元“霸主”地位对国际金融的影响
当前美元作为世界上主要的流通货币,同时也是各国外汇储备篮子中权重比较大的币种,各国在对外经济金融往来中对美元的依赖性很大,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储备资产配置都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多数外汇储备只能以美元资产为主。IMF的SDR虽然被认为是“纸黄金”,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是其本身只是一种记账单位,主要是发达国家进行的游戏,当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时,又往往对援助国设置了许多限制,而且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SDR虽然作为IMF的储备货币,但未能有效地行使其功能,实际上当今国际储备货币已经是美元为大,因此“特里芬难题”不可避免地产生。美元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使得美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美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就连发行储备货币的美国所付出的代价也在日益增大。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因此建立一种超主权国际货币来抑制美元的地位尤为重要。
(二)超主权国际货币的建立对国际金融的影响
1.相对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储备货币带来的汇率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币值稳定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追求目标是力求克服显着的汇率的易变性对国际金融运行的影响,汇率的相对稳定。汇率的大起大落使得套汇、套利等短线投机活动大量泛滥。汇率的不稳定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动荡和混乱,加剧了外汇风险,先后引发多次金融危机(黄泽明,2009)。因此,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也就极大地降低了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2.超主权国际货币的建立有利于国际金融协调问题的解决。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关于汇率、国际收支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国际性协调与合作往往仅体现出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追求。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构建超主权国际货币有利于其努力争取参与国际性的货币金融协调与合作,追求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对等地位,以表达自身的利益主张。
3.建立超主权货币有利于平衡各国经济和储蓄地位,避免主权货币国通过其特殊地位转嫁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不断的延续,全面暴露出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从此美联储就可以毫无节制地滥印美元,而美国可以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货币的主导地位,不但向全世界输送美元,还利用国际力量化解其因滥印美元可能引发的通胀风险。作为一国货币,美国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自己的宏观经济目标。但作为国际货币,则需要美元币值保持稳定,以维持国际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稳定。两者的矛盾使得一旦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美国就会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美元贬值,这将使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资产缩水,美国的经济风险以此转嫁给其他国家(陈青,2009)。因此,超主权货币的出现,将使得美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减小,各国经济和储蓄地位也能得到相对平衡,也使得转嫁危机的情况得以避免。
4.建立超主权货币可以预防全球性通货膨胀。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联储大力印制钞票,其一举一动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密切相联。当前的全球经济仍处于泥潭之中,美国政府应对经济衰退的强硬姿态将给全球其他国家施加更多压力,其他国家央行也可能采取相同政策,竞争性地开动印钞机。2009年3月18日,日本央行表示,将把购买日本国债的规模扩大近1/3,从每月1.4万亿日元增至1.8万亿日元。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使得美元被无限放大,这种主权的地位使得美元的信用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灾难。如此趋势将令全球金融市场孕育难以预料的严重通胀。建立超主权货币,降低主要国家增发货币的可能性,能一定程度上预防全球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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