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一、用世界的眼光审视对外报道题材
对外报道是面对世界的，不言而喻，对外报道的题材的选择，理所当然也要从世界的角度出发去思考，要从关注国际风云人手，跟踪国际热点、难点问题。从国际范围看，“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形势继续趋于缓和，进入新的世纪，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都在抓住世界局势缓和这一难得的机遇努力发展壮大自己，以经济为中心，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已在各大国之间激烈展开，都在抢占制高点，争取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
但是在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以军事上的新干涉主义，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为标志有了新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大国合作与竞争，矛盾与摩擦，特别是与国际的斗争将继续存在。面对如此的世界格局，我们观察、分析判断问题必须立足全国、放眼世界，决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要把我们所熟知的国内情况，放在国际普遍关注的大背景下去考虑，找到国内情况与国际形势的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对外报道更加有接近性，更具有世界意义。
从现今我们的对外报道看，有些报道之所以有效性差、影响力弱，排除其它因素之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对外报道题材的选择上缺乏世界意识，国际形势与国内情况之间缺乏粘合度，其结果往往内热外冷，吸引不了海外受众的注意力。
二、从各国共同利益和民族差异性上思考
世界各国在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以及风情民俗等诸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性。即便是在一国之内，也存在多个民族，各个民族在伦理道德、文化心理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差别。尽管如此，人类社会也有不受同度、地域、民族、宗教、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限制的一些共同利益和兴趣。
对外报道从这些共同利益和兴趣上做文章，就可以找到与海外受众交流的共同话题和最佳的沟通管道。在交流与沟通中，促进融合，达成共识。当今世界，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共同关注的话题是多方面的。
例如，“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期待的目光
注视着人类这一共同的良好前景实现，而且都在以自己的行动，推动这一世界性的潮流向前发展。对此，我们可选择我国致力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事实，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在推动和平发展中所作的努力。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状况如何，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息息相关，中国的繁荣稳定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又如，“环境保护”和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环境的恶化，已经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保护状况如何，是海外受众颇为关注的问题，近几年来，我们向海外听众报道了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所作的努力，如《中华鲟千里回家乡》、《神农架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家住长江故道边》等等。这些报道都是海外感兴趣的问题。虽然这些报道只是反映中国的一个地方的事情，但是，海外人士恰恰就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地方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
三、把握报道中国社会现实的重点
关键词：日本经济；我国经济；启示
新时期，我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我国经济的地位在国际上屈指可数，人均GDP在逐渐提升，成为衡量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标志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为了保证中国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应充分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构建更趋合理性的国家发展机制，汲取历史经济发展的教训，积极调整经济政策与对外方针，时刻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循序渐进，实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1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概述
日本属于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业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尤其是电子产品、科研产品等。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整体呈现下滑的状态，但其在“二战”后所取得的经济高速发展始终是一项壮举。在“二战”后，日本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针对此类现象，学术界给予了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是由于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其价格发生扭曲的情况相对较少，同时其资源配置更具合理性与规范性；有的则给予相反的解读，认为导致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实现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并对市场的作用予以限制与规范，对市场价格进行有意识性的扭曲，优化产业经济发展政策，成为当前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尽管学术界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可日本经济确实实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逐渐下滑，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撼动，在此应积极探索与了解导致日本经济骤然下滑的主要原因，总结经验与教训，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2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情况
2.1二战后日本经济的一系列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为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其中日本也遭受了重创，战后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社会经济面临崩溃的状态[1]。战争结束后，日本需要承担对战后的军人进行安置、家园重建以及多项赔款等压力，对日本经济构成了严重的打击，为应对“二战”带来的影响，及时调整国家经济体制，实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以挽救日本。此阶段的经济改革，主要是由美国所发起的，“二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国所占领，天皇与议会共同管制军队，天皇具有最高的统治权。其所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将军队废除，强化土地制度的有效改革，将传统封建的地主制度予以废除，将日本重要的财阀予以解散等此举实现了日本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同时，战后改革中，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如《劳动标准法》、《工会法》以及《垄断禁止法》等多项法律条文[2]，旨在实现日本经济运行的健康性与规范性。
2.2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进程分析
1945～1955年是日本经济出现缓和的重要时期，此阶段日本的经济逐渐恢复，经济结构得到重组，以满足复兴时期的经济发展进度与节奏。在此阶段，朝鲜战争需要大量的军用物资，其为日本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是实现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之一。在1951年，日本在民间的投资、工业生产与人均消费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发展[3]，到1952年，日本的经济就达到了“二战”前的经济水平，GDP增长迅速，实现了日本经济的全面革新。照此态势，日本经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并逐渐步入高速成长的发展阶段。日本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阶段在1955～1972年，在此发展的高峰期，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幅度达到了9%[4]。经济指标的不断增长，实现了国内多领域的全面发展，重工业快速崛起，钢铁行业、化工业等经济发展指标在不断提升，居民的收入在不断提升，由此大大刺激了消费行为。自此之后，日本的电器逐渐兴起，冰箱、电视、洗衣机行业成为主要发展部门，电器产品呈现大批量的生产，满足国内的大众消费，是实现日本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象征。高速发展阶段之后，日本经济整体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石油危机的发生，对日本的经济构成打击，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趋向平稳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经济增长幅度放缓，整体呈现下滑的状态，再加之198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出现，都对日本经济产生了重创。然而，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逐渐升值，股票市场活跃，房地产的价格也在不断提升，WTO的成立，同时泡沫经济的结束，使得日本经济发展有所回升。不过从日本国内经济的运行来看，国内资金大量外流，国内可支配的资金有限，日本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与协调性被严重破坏。稳定期结束后，日本的经济逐渐下滑，从20世纪90年代后呈现低迷的状态，经济出现严重的负增长，人均GDP增长幅度下降，若长期处于低迷的状态，若想使得日本经济回到繁荣期将是一项重大挑战。纵观日本经济低迷的情况，失业率在不断提升，企业发展前景模糊[5]，且消费税也在逐渐提高，人口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经济衰退力度在不断加大，制约着日本整体的发展情况。
2.3二战后日本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分析
通过对“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情况的有效分析，了解到日本在经历“二战”的重创后的恢复能力超强，其一，主要是凭借一系列的民主性改革发挥了实效性，而美国的介入，又将原有的日本经济社会运行体制中的封建残余予以摒弃，实施全新土地制度、工会制度以及经济运行架构，将明治维新所遗留的问题予以解决，实现了日本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其二，日本政府部门在经济上所提倡的相关政策与制度相对合理，适合日本战后时期的发展国情，通过内阁来干预国家经济[6]取得了一定的实效性。在战后经济发展上，日本政府优化税收制度，强化各产业的发展作用不容忽视。
3日本经济发展及对我国经济的启示
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目共睹，尽管现阶段经济发展有所下滑，但是，其在历史上所取得成就是不可磨灭的，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借鉴。“二战”之后，日本经济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期，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大，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一大奇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也呈现稳步增长的状态，尽管世界经济整体呈现下滑的状态，中国仍旧以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的状态前进，且在经济方面赶超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与长远，我国应充分借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取长补短，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科学、有效的经济发展方案，借鉴经验、吸取教训，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地发展。
3.1强化对国家内需的掌控
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其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些表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借鉴的重要对象。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下滑的主要原因为内需不足，消费与投资的积极性不高，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存在问题[7]，缺乏科学、有效的鼓励政策，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体系不稳固等所致。根据对以上问题的分析与解读，我国经济的发展应实施正确、规范性的政策，正确处理货币政策，强调内需的科学性调整，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经济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敏感期，应对国际社会环境、经济局势等予以密切的关注，优化收入分配的格局，扩大就业，积极鼓励公民的消费意识，并通过相关的政策与体制来刺激消费。
3.2积极开展金融改革工作
在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在银行运行方面存在缺陷，政府部门对银行、金融机构予以过度的干预[8]，企业与银行间的联系又过于密切，致使金融风险滋生。企业在贷款方面存在着超量的情况，且银行的贷款严重不良，这些是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为此，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应充分吸取教训，杜绝不良债权问题的出现，积极推进科学的金融改革制度，及时对银行出现的不良贷款行为进行处理，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安全性，是保证国家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
3.3科学应对高储蓄的问题
日本在“二战”后出现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其主要得益于高储蓄，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避免发生通货膨胀问题，减少收支赤字问题的发生。但是，高储蓄问题也成为当前制约日本经济的致命点。为此，我国应借鉴其经验，在国内储蓄率高、银行贷款风险较难下降的情况下，科学、合理的对待高储蓄率问题，充分挖掘高储蓄的优点，以实现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地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纵观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情况，“二战”后日本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逐渐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20世纪60～90年其代经济发展最为繁荣，经济战况可谓硕果累累；从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逐渐呈现整体滑坡的状况，中国经济逐渐崛起。通过对日本经济发展史的了解与审读，中国若想实现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应立足于长远，借鉴日本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本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急于求成，强调财政收入变化的稳定性，不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与市场经济秩序相违背，应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科学合理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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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主义生存和的客观条件与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 增长
2009年4月16日，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65，7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同时，CPI和PPI双双呈现负增长。中国2009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是目前国内外关注的重点。对于世界其他各国来说，中国经济的变动不仅实际影响着处于衰退的世界经济整体，更影响着各国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信心；对于中国来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一、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经济预测都不断调低各国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将下降0.5％到1.5％，其中发达国家将下降3％到3.5％。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将下降1.6％，世界贸易量将下降9％，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被看作是20世纪以来能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相比的大衰退，在许多方面其程度甚至更为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曾指出，近代以来一般经济衰退会持续12个月，随之出现的是至少持续5年的强劲反弹，但当前的形势却非常“罕见”，它很可能带来一个特别长和特别深的经济萎缩期，使衰退期持续两年的时间。大部分发达国家要在2010年才能出现复苏，而且其复苏过程还将是缓慢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有可能最先走出经济困境的国家，中国经济较早回升将影响世界经济较早走出衰退。
中国一季度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3.5％、5.3％和7.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1.3个百分点，1.2月，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7.3％。一季度GDP增长6.1％，比上一季度的6.8％又有所下降。而2008年全年GDP增长为9％。可以明显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多数国家进入衰退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下降明显。
不过，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6％(3月份增长30.3％)，加快2.7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4％，加快11.1个百分点。这表明，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已开始表现出来，投资力度大干上年同期，尤其是在农村方面增长特别明显。固定资产投资的效应至少在下半年发挥出来，使GDP增长步伐加快。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其中3月份同比增长15.9％，同比加快3.6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家具类同比增长24.1％，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20.2％，汽车类增长11.1％。这表明，中国的社会消费仍然保持着稳定上升的状态。
一季度CPI同比下降0.6％，PPI同比下降4.6％。而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下降19.7％，进口下降30.9％，顺差同比增加209亿美元。可以看出，与世界经济衰退同步，CPI、PPI双双下降，进出口下降极为明显，中国经济下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造成的，这种影响还在持续。
对于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国外媒体多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论。国外分析人士认为，消费者能否保持消费，私人部门是否开始投资是经济是否开始获得前进动力的两个关键，中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虽然是10年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但从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来看，中国可能已经度过了最糟糕的时刻。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更明显地显示其效果，或许带来至少两个季度的投资增长势头。不过，中国经济复苏是否能持续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有的分析指出，在近些年中国GDP增长中，外需的贡献占较大比重，甚至超过30％，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状况下，中国的经济复苏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从较大程度上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更多依靠内需的模式是重要的，但也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状况有许多评估。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衰退，只是增长速度放缓，下行压力大。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处在上升的大周期，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将帮助中国走上健康之路，人们评估，中国经济现时遇到的问题是，主要来自外部需求急剧收缩的冲击，导致经济减速，企业经营困难，失业增加，从而使经济结构性矛盾凸现。政府推出一揽子的刺激经济计划，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是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力求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全面提升各种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水平，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具有信心的。国务院4月15日常务会议下达了第三批中央投资，认为目前有30％的计划投资进入了经济，其余70％的投入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国内舆论认为，中国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推动经济走出低谷。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中国经济在目前面临的形势与2008年年中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08年7、8月时，国家提出的宏观调控任务是“一保一控”，即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首要任务。在中国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的形式下，人们已注意到经济增长有“过热”的倾向。因而国家已连续两年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投资、出口，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接近30％。2007年GDP增长11.7％，2008年上半年已降为10.4％。在2008年上半年，物价上涨曾成为关注的重心，外汇储备迅速增多，许多人热烈议论的是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的“泡沫”。那个时候，许多人还认为粮食价格、石油价格等至少在几年之内都会保持在高位运行。但是，2008年下半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引发，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最初，人们还认为危机会控制在金融领域，可能很快被克服，但危机不断扩展，并使各国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物价形势完全逆转。2009年的形势对中国来说，已不再是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而成为如何避免经济进一步下滑，力争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了。这种经济发展的变动表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949年以来，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的变迁来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大体上说，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时期。在1949年，中国的近代工业仅占全部经济的10％，中国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90％的贫穷国家，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强国，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以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借助国家的力量，有计划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的积累和支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乡村人口从1949年的90％左右下降为82％。1978年工业产值4，237亿元，其中重工业为2，411亿元，占56.9％，轻工业为1，826亿元，占43.1％。中国不仅有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这个时期，主要由于外国的封锁，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处于“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即使在1978年有所发展之后也仅占同期世界贸易额的0.78％。但是，这个时期建立起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从20世纪B0年代到20世纪末，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的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初期，起到了迅速聚集全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在转变生产关系、建立新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提高经济资源效率等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渐暴露出更多的缺陷和不足。中国从80年代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在80年代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逐渐形成，价格体制进行了改革，并在90年代期间，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时期，通过对外开放，中国经济显示出发展的活力，已有的现代工业体系获得不断的发展、提升、扩展，国民经济结构向现代化方向迅速转化。中国在1964年三届人大上提出中国“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任务，当时提出“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蓝图在1975年四届人大上重提，计划在1980年以前完成第一步，并在20世纪内完成第二步。实际上，1978年时，第一个目标已基本完成，而第二个目标则成为中国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在1992年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被具体化为实现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00美元。这20年又分为前、后10年，前10年打好基础，后10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2000年中国GDP达到89，403.6亿元，按不变价格，比得1978年增长近6倍，在世界排名第六，中国人均收入7，078元，居民整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巨大的，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28.1％、48.2％和21.4％，1998年分别为18％、49.2％和32.8％，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也分别从70.5％、18.3％和13％转变为49.8％、23.5％和26.7％。中国对外贸易状况反映着中国经济开放的发展。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1990年为1，155亿美元，2000年达到4，743亿美元。2000年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4％，进口额占世界进口额3.9％，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4.6％提高到2000年的2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相联系的，在这一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之后，中国经济才有条件，也必然与世界经济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从21世纪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发展战略的第三步，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与世界经济发生更为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运行周期是在与世界经济基本隔绝的条件下发生、演变的。即使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运行周期也受世界经济变动影响相对较小。但进入21世纪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种条件开始发生变化了。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已在感受外来经济震荡的巨大影响，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已实际造成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这是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与世界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在90年代后期发展为“世界工厂”，与东亚、东盟、欧盟、美国、澳大利亚、非洲等各地区、国家结成了程度不同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甚至形成由中美贸易连接的某种经济关系体。中国的对外贸易在21世纪以来更获飞速发展，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548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2.4倍。近几年来，对外贸易以两位数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30％以上。很明显，世界经济的兴衰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正是认识到了这种情况的变化，在2008年上半年以前，中国政府关注的是抑制经济的“过热”，并采取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结构、出口结构的转变。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对外贸易局势剧变，并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政府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系列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干预措施。而这种情况也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
三、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走向
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状况：中国虽然在GDP总量上已占世界第三位，近年之内将会超过日本占世界第二位，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还会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但即使是这样，中国在21世纪中叶以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还很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40％左右，按每年城镇人口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到2030年，才可能达到60％以上，使城镇人口达70％甚至80％以上，即到21世纪中叶，才能讲中国最终完成了现代化。而且，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在今后要在世界经济总体的发展演变中进行，在与世界经济总体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融合中，世界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中国也将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这个基本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走向。
不过，中国完成现代化第三步的基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曾经历这样一种历程：在建立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时，经济发展严重缺乏建设所需资金，建设资金主要靠来自农业的积累以及中国工业自身的初步积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除了靠自身积累以外，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借助引进外资，设立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将越来越多的外部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积累资金的来源。也由于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吸收了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逐渐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成为国际生产、流通中的重要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得以顺利开始新的不断的调整。“中国制造”、或者，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正是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格局被从多方面加以描述，比如“美国是主要消费国、中国是工厂、日本是零部件供应商”、“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更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迅速上升。2000年中国外汇储备1，655.7亿美元，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万亿美元以上。1997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6万亿元，目前该余额在20万亿以上。中国已不再缺乏经济发展的资金，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有利的地位。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是，用已积累的资金用于创造国内需求，加快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迅速、果断地调整政策，提出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其中1.5万亿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1万亿为汶川地震重点灾区重建；0.4万亿为民生工程；0.37万亿为农村民生工程；0.37万亿用于调整产业结构与技术改造；0.21万亿进行节能、减排、生态建设；0.15万亿用于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国家还扩大财政9，500亿元，新增贷款5，000亿元，以促进企业投资、拉动居民消费，中央财政投入420亿元用于促进就业，投入1，461亿元用于推动科技创新。中央计划3年投入8，500亿元用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投入2，930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基金，投入7，161亿元用于“三农”建设。中国政府可以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拿出巨额资金刺激国内需求，表明中国有能力在外部需求急剧缩减的情况下，用加快国内建设、创造国内需求的方式抵御外部经济的冲击，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社会稳定。
国内外对中国一季度及中国经济今后走势的评估虽有差别，但总体上是乐观的。认为中国经济主要是受到冲击，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在2009年下半年将率先复苏等观点是大体上符合现实的，或很可能是会得到验证的。在这里，关键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继续发展的足够的空间。第一，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中西部发展，以及这些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发展构成中国巨大的投资需求。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4.5个百分点，主要是外部需求减少引发的，外部需求的减少在中国可以由内部需求弥补。中国4万亿投资计划中基础设施部分是把原计划将来做的事提前拿到当前来做。这可以保证经济增长保持在一定高的水平上。中国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中有用于关于医保、社保的改革部分，这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将改进居民的消费结构，从而在现仍稳定增长的居民消费上更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已包含了经济发展的许多内容，包括不断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大空间。
关键词：西方国家 财经危机 制度困境
当今世界总体和平，经济发展稳定前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很多不稳定因素，不断的加剧着局部动荡。西方国家的财经危机既是金融危机的内容，也是金融危机的作用的结果，纵观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可以看出，财经危机并不是偶发现象，正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充分显现。随着连番发作的金融动荡、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也越来越看清资本主义国家的财经危机泛滥、金融资本主义的失控，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制度弊端，再加上社会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等因素，让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前景更显困境。
一、从西方国家的财经危机探析其中的制度弊端
进入到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回顾与展望都呈现着一派忧虑和迷茫，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事件引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此次财经危机既凸显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深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矛盾变化的集中体现。西方世界持续的经济低迷、金融动荡等情况，加剧了社会失业率的上升，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如何尽快的摆脱经济和财政金融困境成为西方国家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发生财经危机的西方国家存在 一个共同点，就是国内储蓄水平较低，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依托欧元区以及社会福利还比较容易筹集资金，一旦经济状况不佳，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缩，这些国家就难以筹集充足的资金来满足双赤字与偿还到期债务的需求，从而出现债务危机。
有一些学者从这些国家的政策方面寻找原因，普遍认为当前的财经危机 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自由主义，由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引发社会经济危机；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劳工关系的不平等加剧了原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些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辩护都是从多个层面展开的，当然，西方国家财经危机的发生不仅仅是源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原因，更重要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原因。
二、对西方国家财经危机的制度困境分析
（一）国家资本主义泛滥
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19世纪末的西欧，就有学者已将其提出。资本主义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和扩张，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作用下，剩余价值和生产量难以均衡时，就会导致社会不同阶层矛盾的激化，从而引发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很多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弊端和制度原因，也有国家政府相继对经济运行和财富分配的直接干预，以50、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制度实施为标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获得广泛发展。这种依赖政府解除危机的方式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使得国家债务急剧上升，从原有的社会私有企业破产转变成国家公有破产。
（二）金融资本主义失控
资本主义经济在利益的驱动下，金融资本的运作越来越独立化，让西方国家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日益凸显。为了实现金融资本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很多西方国家开始对各种金融资本进行限制，试图削弱其他各国对资本项目的控制权力。自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鼓噪和极力推行的私有化、松弛市场管制、弱化金融监管的恶果，美国制造业部门所创造的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率从1975年的约50%下降到2005年的不足15%，这也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彻底破产，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三）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加剧了财经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源配置和分配结果看似是社会公平的体现，但实则不然。近几年的经济社会现实也越来越验证了这个猜想。西方国家发生财经危机以后，社会失业率明显增多，且社会失业率显示了社会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被视为中产阶级社会中坚力量也在明显衰落，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决定了财富必然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加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难发现其深层次的原因。欧盟国家脱离实体的经济政策衍生出养懒汉的高福利政策，使得国民不愿意劳动乃至不懂得如何劳动。有关调查结果显示：不管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或者支持哪个政党给出20%最富有人群拥有大约60%财富的猜测，明显不符合财经危机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这个比例也将会不断扩大。
（四）周期性财经危机加深危机矛盾
西方经济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是普遍共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更多地是由世界经济内在因素引起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每一次激化，由此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严重打击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与发展，如何判断世界经济的某次波动是否周期性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金融变动也必然会引起表现其波动规律的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的改变，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干预已难以改变危机矛盾，西方经济出现了繁荣期拉长、衰退期缩短、波动幅度减小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很多发展中国家为西方国家的产品提供了新市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物品进入西方国家，全力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全面通货膨胀，为西方国家政府对财经危机后经济调控提供新空间。
三、结束语
西方国家的财经危机周期性出现，给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较大影响，同时也显示出全球纵横联系这一世界经济走向，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经济基础不同，仍然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正确认识和看待经济全球化这一现状，分析西方国家财经危机，认识引起西方国家财经危机现实原因，不可操之过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洪流中，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提高警惕。
参考文献：
“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顶送给中国的“高帽子”实在是够大的。不过，相信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拿它当真。这也许应该要感谢赵本山大叔，因为正是他让国人认识了“忽悠”，也让国人明白自己被一次次地“忽悠”过。所以，当“高帽子”送上时，人们很容易就把它与“忽悠”联系在一起。因为就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说中国经济“世界第一”，那实在是开国际玩笑。如果保持一份警惕性的话，这其实是一种阴谋，是在“捧杀中国”。
中国经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显然都论不上“世界第一”。《瑞典日报》的文章称中国经济“世界第一”，那其实是经过“技术处理”的。这个排名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尽管可以消除各种人为操纵汇率的情况，但这种测算方法和现实情况相距甚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影响价格的诸多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核算体系中所选取的指标也有差异，不同国家、地区有很大不同。由于中国人口比美国要多4倍，因此，无论是按购买力平价还是按现价计算的GDP，其结果都会显示出中国GDP超过美国。但这种中国经济“世界第一”与其说是计算来的，还不如说是“算计”来的。
实际上，即便计算方法没有问题，中国经济在整体规模上真的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由于中国是人口大国的缘故，所以人均GDP还是非常低下的。以2013年的数据为例，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6629美元。尽管这已经是差不多30倍于1980年的数字了，但跟美国的人均51200美元比，还差很远。即使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达美国这个数字最乐观的估计也应该到2049年之后了。所以，就目前的经济状况言中国经济“世界第一”，实在令人贻笑大方。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存在很大问题。美国是创新型经济的代表，自由市场经济引领着全球高科技的发展，中国则刚刚处于转型之中，传统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当前的中国经济几乎被房地产所绑架，这明显是远离健康发展轨道的。一方面是房价越走越高，国人越来越买不起房，甚至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房，而买了房之后，国人一辈子就没有了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还在积极助推房价，因为除了卖地，各地方政府就没有了财政收入来源。而这种推高房价的做法无异于是在给中国经济吃“白粉”，即吸毒。
关键词：世界经济走向 经济学类毕业生 就业
2015的世界经济走向犹如乘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尤其在年末，原油价格低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股市的慢熊表现使世界各大经济体都不得不以悲观的态度来看待2016年的世界经济。而在世界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受世界经济走向的影响，为了更好的提高经济总体水平，我国正踽踽独行在去杠杆去泡沫的崎岖征途之上。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不少小微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在这场暗流中不幸触礁导致沉灭，也有部分大企业在改革的阵痛中艰难前进。而世界经济下行走势所带来的最明显的副作用莫过于对毕业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学类的毕业生。如果说世界经济走向把握着就业走向，那么对于经济学类而言，世界经济走向几乎掌控着他们就业的“生杀大权”。而在这其中，来自独立学院的经济学类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更是难上加难。为了了解世界经济走向究竟对经济学类毕业生造成什么的影响，笔者以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为例，展开了以福建省为主要范围以调查问卷、走访等一系列形式进行调查研究，试图找到答案。
一、世界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根据我国教育部的权威统计，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将高达749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这无疑给原本就难实现的就业现状更为沉重的一击。经济学类专业作为热门专业，一直以来都受到广大学子及其家长的青睐。不少高考学子将经济学类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专业，还有一些本科毕业生选择跨专业报考经济学类的研究生，更有甚者选择考取外国的经济学院进行深造，这使得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就业不景气的今天，人才市场上的经济学类毕业生供过于求，总体CIER指数小于1，就业市场竞争趋于激烈，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待业情况。而对于独立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更加凸显了他们的劣势，使得他们在就业大军中常处在下风。
独立学院由于知名度低，师资力量不够雄厚，入学门槛较低，社会认可度不足导致它们的学子在就业过程中常常碰壁。为了得到切实的证据，我们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势对福建省各独立学院的经济学类学生展开了真实可靠的问卷调查。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在这大规模的待业情况中，来自独立学院的经济学类毕业生所占比例要远远的高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在回收的487份有效问卷中有74.13%的学生认为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情况下想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有近八成（80.49%，79.06%）的学生认为经济类学生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于能力素质和学历层次影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79.6%的学生认为经济对于毕业生的影响主要在于集中于就业类型，同时有80.08%的学生认为经济类专业太过热门，竞争太过激烈也是影响就业问题的主要来源。而有79.88%的学生认为就目前状况来看独立学院的经济类毕业生就业前景比较一般相较于其他公立学校还存在较大差距。
我们以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为例，2014年学院开设三个经济学类专业包括金融学、金融学（国际金融方向）及国际经济与贸易。毕业生为527人，占全院毕业人数的23%，其中金融学总就业率为92.7%，国际经济与贸易总就业率为97.71%，就业总体水平较高。
2015年学院经济学类应届毕业生558人，较2014年增加31人，占全院毕业生总人数的24.2%，较上年增加1.2个百分比。其中金融学毕业生就业率为92.92%，较上年提升0.22个百分点。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毕业生就业率为97.71%，同上年持平，就业水平较高。
总体而言，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的经济学类毕业生就业水平较高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但笔者不得不提出质疑，在如此之高的就业水平之下，就业质量又能否得到保证呢？
二、世界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目前，世界经济仍处在低谷，许多经济学类毕业生不得不放低眼光，以就业质量来迁就就业水平。不少应届毕业生为了顺应经济及市场的大潮而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甚至打乱了他们的就业规划。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学子在家里的帮助下获得与专业不符的“稳妥”工作，前途迷茫无望。而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毕业生则选择加入北漂、沪漂、广漂的大军中，与千军万马共渡独木桥，睡地下室。这些待业青年为了拥有一定的薪酬收入而选择工作稳定性低，工作安全性差，工资水平低且工作强度大的工作，这使得他们最基本的身体健康都得不到保障，更别提所谓的工作质量了。这些年随着我国的改革深入，经济水平得到了增长，伴随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五大支付货币的位置，一些由就业质量引发的问题更是在悄然萌芽后开始爆发。近年来，企业员工因工作压力跳楼自杀、年轻工作者过劳死、频发的矿难等一系列意外使人们终于开始重视工作质量的重要性。然而对于就业大军中的困难户――经济学类毕业生来说，能够拥有一次就业机会要比所谓的就业质量要来的重要，这便使得绝大多数的经济学类毕业生尤其是来自独立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的就业质量要比其它专业的毕业生来的低。
三、世界经济对毕业生就业心理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逐渐趋向一体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世界经济的重心从生产行业向科技行业转移。在“互联网+”的跨界合作理念的不断推广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互联网产业作为新型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而加大了就业市场对高新科技人才的需求量，间接造成了经济学类毕业生的就业难，使不少经济学类毕业生由于对新型产业的不了解在一次次面试中碰壁，这打击了他们的就业信心以及创业热情。
对于当今经济学类毕业生来说，他们在校所学习的都是过去的经济和前人的经验，在没有与眼下现状结合起来时都可谓是纸上谈兵，哪怕课业再好在实战中也不能获得先机赢得胜利。这样的学习方式让绝大多数学生在初入社会时因现实与理想不符造成了他们暂时的就业迷茫与就业失利，致使他们丧失了就业的决心，消极的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规划。
四、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经济学类毕业生因世界经济影响所造成的各种阻碍，针对上述的分析结果，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社会层面。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大小是影响财政支出就业效应的关键变量。既要发挥财政政策的短期刺激作用，更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同时作为宏观调控的控制者，国家应当看到眼下的就业现状，明确就业改善的目标，同时应成立专门的大学生创业指导部门，为想创业的大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应加大对大学生创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同时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以降低创业风险。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应充分发挥网络的信息引导作用，建立专门的服务性网站，从而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帮助。各地的人社机构应当重视就业质量问题，对已经就业的大学生进行定期回访，了解他们的现状便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一些相关部门应该与所在地的高等院校加强交流合作，给校大学生普及目前的就业状况，提供就业新的就业思路，加大国家就业政策的宣传，使大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明确了解就业市场动向，做好应对就业难题的充分准备。由于人力资本与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政策绩效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针对具有不同“资本存量”的大学生群体从政策层面建立起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长效机制，对不同群体大学生就业进行合理引导和政策支持，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日益紧张的大学生就业压力[2]。
其二，作为毕业生的直接领导者――高校应该在引导毕业生就业层面下功夫。高校应该设立就业创业办公室，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前提下，结合教育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开办就业创业公选课，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做好职业规划，调整心态，了解各种有关就业的咨询，掌握求职择业的方法和技巧，从而顺利毕业走向成功。同时，应当根据各个专业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重视实践课的展开，从实际出发，提前积累就业创业的经验，为之后的职业基础打下扎实的基础，用可靠的硬件条件来面对就业挑战。
其三，大学生应该用正确的心态面对就业创业。2015年末，舆论的“失业潮”，“唱空论”打击了毕业生的就业的信心和创业热情。作为大学生，应该在社会与学校的帮助下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明确自身的职业定位，制定适当的职业生涯实施方案，及时根据现状对职业生涯规划进行评估与修正，更应该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直面就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充满信心。同时要建立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一个具有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择业者，会把为社会服务放在首位；一个好逸恶劳甚至心灵肮脏的求职者，往往把自己的择业观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之上，也不可能兢兢业业地勤劳致富。而作为经济学类的毕业生，尤其是独立学院的毕业生，在竞争条件处在劣势的情况下更应该主动降低自己的就业定位，在保证就业质量的前提下先就业再择业。同时应该主动了解就业的动向，明确国家政策以及国家权威机关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向的预测，譬如此次两会中无论是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人社部负责人的发言中，都透露着许多和就业形势有关的“干货”，为自己谋得先机，获得更好的就业创业机会。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的走向对于当代大学生尤其是经济学类毕业生的就业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人定胜天，只要自身能够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不打无准备之战，笔者相信在这场就业与世界经济的博弈里终会响起胜利的号角。由于此次调研时间较为紧张，作者的水平能力有限，许多内容没能进一步深挖，文中的疏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海涵以及批评指证，以便笔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指导老师：魏鸿玲）
参考文献
[1]郭新强，胡永刚.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J].经济研究，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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