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资本是资本在历史上一种古老、悠久的自由存在形式，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之前，它就以独立的经济形式，作为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基础，存在于古代社会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曾经在古罗马共和制的后期达到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历史上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向来不是主要的经济元素，如同古代商业民族的地位那样，表现为一种缝隙化的生存，就像犹太人侧身于波兰社会那样。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社会步入文明转型的大变革时期，传统经济结构与封建关系的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壮大，开辟了商业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此后长达三个世纪的历史(一般称重商主义阶段)中，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是欧洲商贸活动无可逆转的显著增加以及供出口的殖民地生产增长———这种生产又是受欧洲宗主国商业所刺激、控制和剥削的。”①由此，商业资本迅速成长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商业、商业资本的大发展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主要的历史和思想事件包括:美洲金银的发现、殖民制度的建立、民族国家的崛起与重商主义的盛行、商业战争等等。正是它们共同催生了不同于地中海时代远程转运贸易的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将商品流通领域打造成当时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马克思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重商主义的盛行。重商主义(前身是货币主义)流行于16、17世纪的英国、荷兰、法国，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马克思把货币主义称为“现代世界的最初解释者”③，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④因为它们切中了时代问题的核心———如何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当时新兴的民族国家急需源源不断地得到能够随时调动的财力的支持，以赢得领土与商业争霸战争、维系王权权威。而那些依靠海外冒险已经发家的新兴商人阶层坐拥巨额贵金属，他们希冀来自国家权力的有力保障，为维系自身利益、攫取更多财富保驾护航。彼此所需正是对方所有，于是，双方便结成了命运共同体，重商主义就是它们各自利益交汇的绝佳体现与意识形态表达。作为政策的重商主义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即出口垄断、外化管制、贸易差额，其本质是保护财富与强权的联姻，并由此开展更大规模的贸易与掠夺，以实现财富———金银的最大化。⑤上述政策实行的效果是极其明显的，持续不断的殖民扩张与海外贸易不仅促进了西班牙、荷兰、英国的轮番崛起，而且构筑起了以西欧为中心庞大的殖民体系、世界贸易体系。沃勒斯坦之所以把16世纪定位为世界体系(世界经济)形成的时间段，正是基于以上事实。⑥就本文的论题来说，具有进步意义的关键点在于，商业资本通过这个过程真正形成了对生产活动的支配权。从理论上说，商人资本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一是因为由它带来的庞大的货币财产正是后者成长所必须的条件，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大规模购买和贸易活动，契合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要求。但是从现实性看，商人资本的发达并不自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键在于商业是否触动或改变了生产的性质，使其转向了以赚钱为目的，而不是满足消费需要。马克思说:“只有在商业支配生产本身和商人成为生产者或者生产者成为单纯商人的地方，资本才能产生。……最恰当形式的资本的产生，要以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为前提，因而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大规模的商业，并且这种生产或多或少是以货币为中介。”⑦从历史进程看，聚集在重商主义旗帜下的商业资本成功地使生产目的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而打开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商业资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除掌握大量的货币资本外，大批可供使用的自由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另一个前提，这两个条件都是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逐步具备的。在这个过程中商业资本的作用无可替代。对此，马克思站在人道立场揭露、谴责了其野蛮、血腥、泯灭人性的一面，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①同时，又立足历史辩证法，充分肯定了商业、商业资本在瓦解封建生产、催生现代资本生产中的革命性作用。他说:商业资本“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②“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倍增，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宝藏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③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打破封建的经济结构实质上就是瓦解地域史、终结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同时也是开辟人类的“世界性”发展、书写世界历史生成史的过程。在这方面，商业资本发挥了历史火车头的积极作用。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二、商业资本在消灭地域性、建立普遍联系方面首当其冲
《共产党宣言》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革命性作用，说他们出于扩大销路的目的，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其实，准确地说，最早一批如此忙碌的是资产阶级的先驱和前辈———新兴的商人阶层，而后才成为这个阶级的生活常态。因为在重商主义和商人阶层的心目中，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为了获取金银，商人阶层倾力投身海外掠夺、对外贸易，从美洲金银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殖民扩张，到大西洋三角贸易等，处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近代早期西欧国家那些著名的商业家族、商业民族、商业城市都是借助这种途径发达、繁荣起来的。如果进一步将上述活动置于人类交往史的大尺度考量可以发现，正是那些探险和贸易活动事实上在遥远、陌生的地区和民族之间建立起了贸易(交往)关系，在客观上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交往形态变迁史。“地方性”(或地域性)发展，是古代社会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突出特点，主要表现是生产和交往的范围狭小、地点孤立，分布在不同物理空间的共同体彼此平行地独自演进，缺少相互往来，对于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了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④古代社会早期自不必言，即使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来说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⑤就欧洲来说，交往状况也是如此。“在美洲发现之前，各个国家，甚至是欧洲，彼此还很少来往，整个说来，贸易所占的地位很不显著。只是在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之后和在美洲开辟了对欧洲商业民族有利的广阔活动场所之后，英国才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靠拢。”⑥“地理大发现”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原因之一是它拉开了人类交往从地方性转向世界性变革的序幕，而商人阶层、商业资本则是整个事件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随后上演的历史话剧的主角。如果说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结束了各大陆之间的彼此分割、互不往来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印度洋贸易则形成了最初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对此，学术界已有详细阐述，①本文不再赘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围绕贵金属展开的。当然，人们可以说，在贵金属充当流通手段的时代，贸易繁荣在客观上自然需要扩大贵金属的供应量。可问题是，早已为人类认知的贵金属为什么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却成了激动人心的所在，成了先后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环绕的轴心?贵金属获得如此这般的重要地位，会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义?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从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金银即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关于当时欧洲对金银的热忱和执着，马克思形容到:“在16、17世纪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一种普遍的求金欲驱使各国人民和王公组织远征重洋的十字军去追求黄金的圣杯。”②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欧洲在经历了之前约一个世纪的停滞之后迎来了经济的复兴，贵金属的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但是欧洲金银的存量非常有限，这样，寻找更多的黄金、白银便成为普遍的社会诉求。其深层原因则与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关，是货币职能发展到第三种职能时的必然结果。在形式上看，求金欲(致富欲望)与一般所谓的贪欲似乎仅仅表现为对象的不同，前者是一般财富即金银，后者是特殊财富，即特定的使用价值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但是从本质上讲，它们的出现分属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贪欲的发生与满足在没有货币，即商品流通的较低阶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指向特定的消费需求。致富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它只有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③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贮藏货币，它以前两种规定———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为前提，在职能上又是它们的统一，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过，贮藏货币不单单表现为手段和尺度，而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本身、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这种规定上的货币就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情形正是如此。商贸活动从黑死病和战乱所致的衰落中缓慢恢复，城市商业趋于活跃，特别是与阿拉伯人香料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这标志着整个欧洲的商品经济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的新阶段。④于是，货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贵金属被宣布为唯一的财富。诚然，作为“万物的结晶”，货币在古代便是上层社会崇拜的对象，货币第三种职能的发展也曾经出现在罗马人那里。但是，罗马人的庞大货币来自对外征服，根本不是自身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也不是流通的要素，而仅仅是贵族阶层奢侈、挥霍的对象。货币给罗马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衰落的加速。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欧洲则不是这样。一方面，求金欲的出现主要源于大规模贸易活动所需贵金属的短缺，来自大规模海外掠夺和对外贸易的金银不仅化解了短缺问题、促进了贸易发展，而且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的要素发挥积极作用。商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货币，“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富的任何物质要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⑤于是，获得的金银便重新投入到世界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生产活动，因为在货币主义、重商主义看来，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源泉是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间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这样，商品流通领域便率先成为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其次，金银在开拓世界市场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美洲金银的发现不仅有效缓解了欧洲各国的货币短缺，而且迅速进入世界贸易，对近代早期世界市场的开辟具有首创之功。亚当•斯密对此已经有所分析，按照他的看法，美洲白银的大量出产和流通导致了欧洲市场、东印度市场的扩大、美洲本地新市场的开辟，进而对这些区域的农业、制造业的发展以及贸易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马克思的观点与斯密相近，在他看来，来自美洲的白银发挥了媒介物的作用，藉此得以建立起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他说:“美洲的银作为美洲同欧洲、亚洲发生联系的手段起了重大作用，它作为商品从美洲流往欧洲，然后又作为交换手段从欧洲输往亚洲，特别是印度，并且在那里大部分以贮藏货币的形式沉淀下来。”②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角色和作用有所不同:起初作为商品从美洲被贩卖至欧洲，而后欧洲人又将其作为交换手段，购买来自亚洲、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包括奢侈品，最后，白银在亚洲则被作为财富贮藏起来。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至于此，他超越斯密之处在于进一步讨论了货币发挥上述历史作用的深层原因。有三点值得关注:(1)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世界铸币的作用。执行铸币职能的货币通常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当货币在国家交往中充当的交换手段时，实际上也在执行铸币的职能。此时，金属含量是为其估价的唯一标准，铸币的民族形式如花纹、形状等无足轻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国际交换手段的货币(金银)就是世界铸币、世界货币，它不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只是货币作为货币的一种应用，所以，它并不像各国的铸币那样进行循环运动，而是作为可以满足致富欲的使用价值，单方面地建立起买者一方与卖者一方之间的联系。“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美洲的银从西方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起，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保持金融联系，另一方面美洲和亚洲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发生金属联系……在这里，形式同货币充当商品，充当在一切地方通行的商品即普通商品的职能直接相重合。”③(2)“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这一特性使它可以不分地区、种族、宗教、国家地通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直接完成不同共同体或国家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因为，金银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它不仅代表价值，而且它本身就是价值，是在一切地方都保持财富性质的普遍商品、“抽象的纯社会的使用价值”。古人对货币世界性特性早有认识，古希腊戏剧家阿泰那奥斯就发出惊叹:“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是个富翁。”同样地，金银的上述特性引起在16世纪西欧国家和创建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极大兴趣。货币主义径直把财富等同于金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各个共同体的权力的尺度。”④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蒙塔纳里称货币“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他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⑤(3)货币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对出产国来说，金银成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使这些区域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交往和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对输入国来说，金银则是促进贸易、生产趋于活跃、繁荣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说:“到各地区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卷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入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它在物质上和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⑥
三、商业资本迈出瓦解共同体的自然性、人的依赖性的第一步
前现代社会“地方性发展”的格局主要源于共同体的自然依赖性、自然规定性，由此形成“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反过来又导致古代共同体发展的“地方性”。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与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在古代社会的具体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共同体的经济活动始终以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到处建立联系的商业资本不仅率先打破了“地方性发展”格局，而且对消除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崇拜”、推动建立现代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克思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①首先，商人资本的发展动摇了古代共同体自然规定性的根基。就像婴儿无法脱离母亲的怀抱一样，前现代社会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脐带般的联系。一方面，劳动者与土地保持着一种天然的统一关系。土地是劳动最主要的客观条件，劳动者则把土地看作“自身的无机存在”。②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人与共同体保持着天然统一的关系，个人离开共同体独立生存就像没有共同生活和彼此交谈而产生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上述状况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土地成为共同体最重要的财产，它与农业一道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手工业只是补充性的生产形式;经济活动的目的均是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货币)。当然，劳动者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剩余产品，不过，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获得财富，而是为了维系生产者个人、家庭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手工业、商业较之以往相对活跃，“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③使用价值的目的导向巩固了古代共同体的自然性，决定着生产的有限性、封闭性，进而造成生产的地方性。在这种生产下，生产的东西并不多于人的直接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流通对于需要的满足并不是性命攸关、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产品的生产、需要的满足主要在共同体的范围内进行，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或者使用价值与活劳动(服务、劳役等)的交换来实现。虽然存在商品交换，但是“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和剩余产品，决不涉及全部生产和产品”，④交换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换取使用价值。既然生产并不特别仰仗商品流通、市场交换，自然也就没有扩大流通范围、市场空间的冲动和热情，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便集中于农业、手工业这些可以提供使用价值的领域，无形中对交换、流通形成一种遏制。古代社会摆脱自然依赖性的历史进程由商业资本首先策动，这是由商业资本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W—W或W—G—W)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商业资本的运动G—W—G’以交换价值为中轴，追求的是货币的不断增加。显然，后者与古代生产的性质根本相异，它的发展势必将生产引向另一个方向。马克思说:“商业对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⑤大体说来，商业资本发挥反作用的路径主要是:经由商品贸易改变共同体的需求结构、产品性质，进而影响其经济活动的目的，使之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越来越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事实上，自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商人阶层产生以来，商业活动、商人资本的上述作用就始终存在着。职业商人或商业民族如犹太人作为中介人，在不同的生产者、共同体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对于从事生产的民族或共同体来说，这种交换活动是被动的，因为“推动它从事设定交换价值的活动的动力来自外面，不是来自它的生产的内部结构。”⑥即便如此，经常化的贸易往来带来的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影响或改变着生产本身，使之呈现新的面貌和特点。“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来自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改变了。”①其次，商业资本的发展瓦解人的依赖关系，代之以商品货币关系。与旧经济关系的解体同步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瓦解。在欧洲中世纪，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是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②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③随着传统生产在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愈来愈具有交换价值的性质，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内涵悄然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渐渐纳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中，产品不再用于直接消费，而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农奴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变成了交换价值的提供者，地主则成了资本家的前身，忙于把自己的谷物、畜牲等去交换来自他乡的使用价值，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挥霍掉，“在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提高了。在他的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佃租者那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④这样，货币便成了地主与农民、封建主和臣仆之间关系的新媒介，人的依赖关系被置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货币变成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物的联系，直截了当的货币本身。同地主相对立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提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的农民，而是货币所有者;因为直接的使用价值通过出卖而转让出去，借助于社会过程取得了无差别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地主已经不再把农民当作特殊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笨拙的个人，而是当作这样的个人，他的产品，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同任何其他人的产品没有区别。”⑤瓦解人的依赖关系的另一个推动力量来自封建政权。如前所述，货币(金银)是近代欧洲社会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封建君主对财富的理解不再是传统的实物形态的财富，而是锁定为货币形式的财富即“一般财富”。后者的优点是彻底摆脱了实物财富的地方性、自然性，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直接转化为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⑥所以，对他们来说，货币就是可以随时可供调动和使用的一般权力、巩固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强大物质力量。为此，封建君主对外通过支持、参与海外探险和对外贸易获取货币，对内则动用自身权力强制改变税赋形式，将原来的实物租和封建贡赋一律改为货币税。税赋形式的改变表面上增强了君力，但是其结果实质上适得其反。一方面，用货币贡赋取代封建贡赋，等于用官方的形式宣布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货币欲的不断膨胀进一步使得社会关系从原来富有人彩的多样化的社会结合转向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加速了人身依附和古代共同体的瓦解。马克思说:“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⑦如前所述，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其第三种职能得到发展之后的事情，而第三种职能的前提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发展。不难发现，这里蕴含着商品经济演变的一种内在逻辑。大体来说，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作为货币的基本职能表征着商品经济的初始发展，第三种职能则意味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阶段，自然，此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马克思之所以说货币是一个“现实的共同体”，一方面因为它取代了土地、血缘、臣属关系等这些古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依靠，成为“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另一方面因为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个人孤立行为所致，它“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①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其中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无数买家、卖家，以及众多的生产者、转运者、高利贷商人，而且包括这些活动所需的社会组织、制度规范。如果说前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后一方面则是交往方式和交往原则的巨大变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②
四、商业资本的历史限度与产业资本的最终胜利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 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 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 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 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 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 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 ，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 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 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 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 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艹下凡
史学思想和理论是世界史学者从事具体问题研究的必要理论支撑。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张作成以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研究重心的演进逻辑。他着重探讨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四种学术逻辑，即历史知识性质“同质”之争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解释模式“同异”之争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的可能性与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历史认识客观性与价值判断问题。通过分析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他认为应保持对理性的追寻，把握历史的真实，用历史研究回应时代的拷问。东北师范大学的伍斌在《试析约翰•海厄姆的史学思想》一文中指出，约翰•海厄姆在美国史学界“一致论”主导之时，着手研究排外主义，开“新移民族裔史”的先河;在“新社会史”导致史学碎化之日，倡导美国历史新的综合;在“多元文化主义”泛滥之际，呼吁加强美国史整体性的研究。文章通过对约翰•海厄姆史学思想的梳理分析，可以透视20世纪下半期美国史学思想的变迁轨迹。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文沁的《“停滞”的寓言:约翰•密尔论中国》文章认为，19世纪中国被欧洲虚造为一个有助于加强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由此中国成为欧洲人辩论之时的论据:野蛮与文明、进步与停滞、富强与贫穷、专制与公正、宗教的真理与谬误等，而停滞的中国成为约翰•密尔等一些思想家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素材与内容。华东师范大学的孟钟捷在《统一后德国的身份认同与大屠杀历史争议》一文中，通过考察、分析，格德哈根之争”，强调格德哈根争论的核心指向是统一后德国身份认同的困境。浙江大学的孙晨旭在《中外学术界美港关系史研究中的争议与共识》中指出，美国视野下的香港价值曾呈现出种种现实变化，这些变化基本上取决于香港自身发展、国际环境变迁以及美国涉港利益群体的特殊需求。
二、古代西方王权、宗教及法律问题
世俗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是西方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两者关系处理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郭子林的《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通过对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的研究发现，古埃及的登基仪式和加冕仪式成功地将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揉合起来，使国王与神以及之前的国王建立起血缘关系，使国王的身份和统治神圣化，对古埃及王权统治的维护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何立波在《论骑士等级的崛起及其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的影响》中指出，骑士等级的崛起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兴起的骑士等级削弱了被释奴和元老等级对帝国权力的影响，深刻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官僚机构。
清华大学张张的《教廷枢机的起源与首部“宗教选举法规”》认为，1059年颁布的首部“教宗选举法规”基本确立了枢机作为选举的主体和选举教宗的原则。枢机直接左右教宗的选举，反映了枢机在教廷与王权的争夺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天津师范大学郑阳的《第二圣殿时代犹太教大众化之探析》一文，通过对第二圣殿时代犹太教在观念、制度、仪式等领域变化的研究，发现犹太教的大众化使以犹太教为代表的一神宗教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西南大学的李海峰从民间契约的角度探讨了《汉漠拉比法典》的性质，通过对世俗女儿的继承权、收养活动中对违约双方的惩罚、土地租赁中的租金比率、动产交易中的借贷利率等方面在民间契约与法典规定上的矛盾性分析，认为《汉漠拉比法典》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典，而更像是早期历史上的一些案例汇编。
三、西方近代金融及其他经济问题
发展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要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各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张红菊在《美国金融资本的形成及特征》一文中指出，金融资本形成和扩张的直接后果就是国民经济金融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天津师范大学的赵文君在《转型时期英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和启示》中通过对转型时期英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发现，17世纪后英国出现了现代农村金融机制的新特征，如土地抵押、以生产性投资为主、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的规模扩大等;认为考察英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建设和发展经验对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开大学的付成双在《美国革命对北美毛皮贸易的影响》中认为，加拿大毛皮集团同北美13个殖民地争夺大湖区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北美历史上毛皮边疆和种植业农业边疆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缩影。中山大学周立红的《法国近代谷物自由市场建构过程中的国家角色》一文，通过阐述自绝对王权时期到拿破仑时期、自复辟时期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国家干预谷物市场的历史，清晰地展示出法国近代谷物自由市场是在国家政权的干预下形成的。兰州大学柴彬的((英国近代早期的商业投机及其国家治理》认为，近代早期英国政府以法律为主要手段对国内的商业投机行为进行了长期的国家治理，但其效果因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较为有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华的《现代性的滋生:檀香木贸易影响下的夏威夷经济发展》一文认为，1790-1839年的檀香木贸易使夏威夷传统的物人合一观念开始走向终结，进而转向西方资本主义的依附性经济。
四、关于疾病、气象、交通和森林问题
医疗卫生史、气象学史一直是世界史学界研究的弱点，本次研讨会亦对这些新的研究领域予以关注。淮阴师范学院高麦爱的《19世纪英国煤矿工人尘肺病探究》一文，深入分析了英国煤矿工人感染尘肺病的原因，认为当时英国社会力量及组织对煤矿工人尘肺病的重视要远超政府。英国社会各界对煤矿工人的救济客观上推动了英国保险业的发展。黑龙江大学郭渊的《中法西沙争议及西沙气象台的筹设》一文，是对中国气象史研究领域的涉足，他指出，西沙气象台的设立为新中国成立后对西沙群岛的申辩提供了历史依据。该问题的探讨将西沙气象史置于国际关系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有一定的新意。华中师范大学沈琦的《从“自由通行”到“设卡收费”—近代英国道路立法的演变》一文，对近代英国道路立法的演变历程进行了研究。他特别强调英国道路治理既注重道路通行的“公益性”，又体现道路使用者适当补偿的“合理性”，对英国道路问题的探讨就是对英国交通史研究的一个缩影。外交学院马铭在《16世纪中叶前的中日交通与日本对华认识》中指出，16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对华交通的主体转为武士集团、文官贵族集团、僧侣集团和海商集团的多元并行。他认为，日本对华认识的多元立体化特点根植于中日双方的文明势差，蜕变于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中对中国文明的相对化处理。中国人民大学宋云伟在《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期间的森林管理开发状态研究》中指出，英国对印度的森林政策是近代西方工业国家对东方国家殖民掠夺的一个缩影，其本质就是服务于宗主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给东方国家带来的是资源利用的商业化、资源开发的无节制和传统村社权威的丧失。
五、亚洲近代殖民、海洋和其他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亚洲的近代史就是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史。研究亚洲的殖民争霸和殖民统治制度，对于深人了解亚洲的殖民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云南大学陶亮在((论印度洋对葡萄牙海洋殖民帝国兴衰的影响》中指出，缺少征服南亚次大陆的战略远见，致使葡萄牙没能把南亚、东南亚变为其战略后备基地，也就丧失了海洋殖民帝国存在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北京大学郭鑫的《论日本的方面委员制度与“新殖民地统治方式，，》一文认为，日本在洲国推行的新殖民统治制度虽有社会事业性质，但更多地体现其以监视异民族为目的、协助日本构筑总动员体制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明在《建构和争论中的印度洋历史》一文中指出，最近几十年对印度洋的研究，既受布罗代尔地中海研究范式的影响，也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思潮所起的作用。
复旦大学钱静怡的《日本战国时期的村落与大名权力》一文认为，必须对日本战国时期的村落与大名双方进行双向的、综合的把握，并通过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史料进行实证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唐利国的《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认为，日本武士道论经历了由立足中国儒学、改变中国儒学到彻底抛弃中国儒学精神的历史过程，强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虚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曲晓丽通过分析“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苏联《真理报》对中国的报道认为，《真理报》关于问题的报道充当了“传声筒”的作用，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转折提供了机遇。
六、拉美、非洲的政党与民间传统问题
拉丁美洲和非洲史的研究历来是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点，此次研讨会亦对拉美和非洲相关国家的问题予以探讨。天津外国语大学贺喜的《从党争看智利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一文，分析了智利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原因。他指出，以六个智利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自阿连德上台后矛盾日益激化，形成以共产党为首的“稳健派”和以社会党为首的“激进派”，由观念之争上升为派系斗争，且党派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党派纷争导致智利政治走向碎片化，国内政局动荡，最终导致阿连德施政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破产。北京大学的杨廷智对《赞比亚传统酋长的现代职能》问题进行了深人分析，指出赞比亚的酋长制度在赞比亚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天赞比亚的国家和社会事务中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他认为，传统的酋长制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与现代J胜的因素进行着互动与调适，从而在赞比亚社会中能够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七、欧美国家的福利、公共政策、教育、移民及其他问题
本次研讨会除研究欧美传统的政治话题外，还深人探讨了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公共政策及教育等问题。南京大学的阂凡祥认为，NHS体系即战后英国福利国家体系无论如何改革，其为全民提供免费服务的核心原则不会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厦门大学李莉的《一战时期美国的联邦工人住房计划》指出，一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所实施的两项短时期、小规模的住房建设计划，迈出了联邦干预住房市场、建设公共住房的第一步，而对该问题的探讨对于我国解决低收人群体的住房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杭州师范大学周真真提交的《合同治理下英国志愿组织的生存困境》一文，以“全英防止虐待儿童协会”为案例，考察了新工党时期合同治理给志愿组织带来的生存困境。安徽大学尹建龙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雇主结社行为与劳资冲突》文章则有助于深人理解英国工业革命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社会集团间的互动和博弈。山西省介休市文物局的胡明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初等学校的公民教育》一文中指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温和共和派着力于最能实现普及公民教育的初等教育领域，用增加公民教育的教学内容来进行公民教育，以使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法国公民具有对共和制度的认同。东北师范大学欧阳贞诚的《乔治•波哈斯与美国当代移民问题研究》则剖析了波哈斯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思想。浙江大学张弛的《谁是无套裤汉?—身份意识与法国革命前后政治文化变迁探析》一文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无套裤汉”的词义是几经变化的，该词词义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革命前后政治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黄艳红的《法国旧制度时代的官职买卖初探》一文认为，在旧制度的体制中，官职买卖与王权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官职买卖制度是以公共权力的世袭化、私有化，以政治体制运转的不畅和冲突作为代价的。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的《略论近代早期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文，从城市人口增长轨迹，城市化的时间特征及其背后动力机制，宏观和微观的空间特征，城市在近代早期法国历史中的角色和定位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法国近代早期的城市化进程。厦门大学许二斌的《苏格兰独立问题的由来及启示》一文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苏格兰经济的衰退、工党和保守党的政策失误，加之苏格兰民族党的推动和两个民族历史上的恩怨纠葛等因素，共同造成了苏格兰的独立问题。陕西师范大学郭响宏的《近代俄国律师制度的创建及其影响》认为，1864年俄国的司法改革引人了西方的现代律师制度，对帝俄晚期的社会变革和法治国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南京大学陈日华的《14-16世纪英国郡共同体》一文指出，从中古中期开始，在英国的地方政治事务中骑士逐渐让位于地方乡绅，逐渐形成了以乡绅为核心的郡共同体。
八、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问题
冷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现代史上的一大历史事件，对当代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极大。上海交通大学的邓峰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研究》一文中指出，危机的出现是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观在朝鲜半岛的进一步映射。福建师范大学李购的《美国国内围绕欧洲复兴计划的立法辩论及影响》一文认为，《1948年经济合作法》的通过既完成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设计，又为日后美国的冷战以“遏制共产主义”和“捍卫自由”为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打造了舆论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高艳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外岛叛乱”政策的缘起》一文认为，美国选择支持外岛叛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为扭转在印尼的被动局势作出的“投机性”选择。湖南师范大学的刘雄在《老挝危机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衰落》一文中指出，随着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衰弱，美国在东南亚以为借口开始实施单边主义行动，肆意干涉别国内政。首都师范大学的姚百慧通过研究美国在《法德友好合作条约》中的角色，发现美国支持法德和解并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的前提是以大西洋为框架，而法国自戴高乐总统后坚持以欧洲建设作为第三种力量有违于美国人的意志，致使美国对法态度变化，开始拉拢德国而冷落法国。
一、现代性生发的历史视域
“现代”在发生学意义上是指区别于过去的现在，与现代社会伴生的“现代性”立足于对旧的神圣世界的挣脱，致力于新的自主理性世界的构建，自产生之日起就带着强烈的生成性色彩，而见仁见智。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起始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特性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发展而进一步地彰显，“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①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增值，直接带来了私有制与劳动的对立，从表面上看是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力量所致，但实际上它体现了资本主义文明自我发展中的危机，因此，作为资本主义时代重要特征的现代性应置于历史发展与实践的视域才能加以科学地考量。马克思指出:“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②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世界各国人民交往与联系，历史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在这一社会发展趋势面前，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为，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说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行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了这一事实:“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这一认识基础上，马克思审慎地观察世界史上新时代的内在特征，认为离开对资本、对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整个现代社会及其进程。因为高扬理性原则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而近现代与古代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是否诉诸理性只是在思想层面的区别,在理性原则的背后,乃是利益在起决定作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在他们转向实际生活的研究之后，不是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而是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即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
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人的能力发展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它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还要多、还要大。这种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许多，“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在资本普遍统治的条件下，资本成了存在的普遍中介。“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通过资本的集中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之网，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可见，与其说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是持一种反现代性的态度，毋宁说是持一种辩证的批判视野。正是这样一种辩证的批判视野，决定了马克思不是在自我意识中而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下来审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透过现代性的繁荣市场的表象，发现了资本现代性的困顿与人的危机。
二、现代性历史发展的困顿：资本的限度与人的危机诚然，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合理性从表面上看，似乎证明了韦伯笔下资产阶级勤勉、兢兢业业追求财富的幻象，似乎是资本主义新教中盘算式理性造就的人类幸福的神话。但马克思识破了这一幻象：“诸多的社会功能从政治控制或共同体监控中脱离出来，并置于资本的直接控制之下，或者服从于非人格化的市场规律。”③“因为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呈现为一种市场关系，它不易借助于公民权与法律地位的等级制度，如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关系来证明其合理性。相反，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法律意义上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对于‘纯经济’剥削模式的依赖，以及对于超经济实体与等级制度的抑制，事实上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与公民自由与平等的理论，以某种非资本主义阶级制度从未有过的形式共处。”④在马克思眼里，现代社会及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之下，这种普遍性的幻象，一开始就裹挟着资本现代性内生的矛盾，并伴随着资本现代性的纵深发展而无法得以解决。
（一）资本的限度
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⑤资本自我增殖的永恒目的，以及资本阶级囿于自身利益的占有，与社会生产之间天生地存生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
首先，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并不是简单的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虽然资本似乎以货币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这也就在简单表象巧妙地掩盖了资本的复杂之处：“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换价值或若干社会量的总和。⑥”但另一方面，资本又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这一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其次，资本也带来了竞争与不可避免的内生危机。马克思指出，“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暴露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⑦资本的国际竞争促进了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而这种扩张必然反过来对从事扩张的原资本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它促进了资本竞争力的增强，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这种影响的最后结果大多数是消极的。由于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的生产，客观上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因而在一定范围内往往表现为生产、消费、流通等领域的比例失调，“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频繁。”为了摆脱这种危机，资产阶级常常采用的是扩大市场或者把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去。但“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
马克思深刻指出：“正是市场———交换者———和资本之间的比例失调，某个国家生产上的比例失调，把资本推向世界市场，也从一个市场推向另一个市场。合乎比例的生产———自然是在资产阶级界限内的合乎比例的生产———在现代产业的条件下，为了通过生产以引起对应的生产从而引起实际的需求，的确需要整个地球。”⑧但是整个地球的调整绝非易事，因为世界市场并不是无限的，不管是在广度上（即市场的大小），还是在深度上（即市场的潜力），都是有限度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场日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⑨这样看似富足的“过剩”实际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要解决这一“恶性循环”（傅立叶语）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也就成为资本生产方式新的替代。马克思是以实践的方式来分析现代性问题,并把这种资本的内生矛盾放到经济活动过程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认识到了资本内在限度的历史必然性。
（二）人的危机
在现代社会关系下，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别的性质，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价值的泉源，是新价值的创造。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资料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但是，只有在特定条件下这一情形才成为必然，这一特定条件就是，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劳动者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可见，资本的逻辑使劳动和产品成为奴役人的力量。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在这一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已所有的生产工具。”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固然创造了人性发展的历史前提，但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即“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由此观之，现代性视域并不缺乏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诉求，但“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偶然的个人的偶然的规定性来中介。”⑩人也由此变成了抽象的人，换言之，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个人并未比先前更自由，反而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关键词：世界史要论；军队院校；人文课程；合训学员
中图分类号：E25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208-02
一、世界史要论课程的基本地位和目标
（一）课程的基本地位和作用
世界史要论是一门面向军队院校本科合训学员开设的人文社科基教育必修课，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夯实学员人文基础，培养学员人文素养，提升学员人文精神的一门课程。世界史要论课程的根本任务，是对学员进行较为系统的世界史教育，引导学员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理论和方法，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和发展线索、世界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培养学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世界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能力，提高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
通过世界史要论课程的学习，使学员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基本内容，理解世界历史的基本规律、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培养学员的全球史观、宏观历史视野和观察问题的世界眼光；初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世界历史问题，能够从世界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展大势，做到以史鉴今，为军校合训学员人文素养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二）课程的能力目标
1.发现和筛选、吸收各种世界史信息的能力。熟悉世界史文献检索方法，通过课内外大量阅读世界史图书和文章，培养阅读、理解、判别、分析各类世界史信息的能力。鼓励学员课外阅读外文世界史资料，初步具备通过外文文献获得信息的能力。
2.运用世界史理论分析和研究世界历史问题的能力。具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透过表象掌握本质，深入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能对世界历史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看法。掌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规律，具备在世界视野下观察问题的能力。
3.具备以史鉴今的能力。初步具备从世界历史发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从而以正确的眼光看待当代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能力，能客观认识现实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能理清国际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脉络。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员正确的文明观。通过学习世界史要论，全面了解世界不同文明国家的状况，了解世界的多种文化以及所有文化中共有的人类情感和存在的共同问题，培养彼此宽容、相互尊重的内涵和文明精神，以使学员科学地认识世界未来的走向。
2.培养学员的全球史观、宏观历史视野和观察问题的世界眼光。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通过讲授世界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帮助学员逐步确立全球史观，以全球史观的视角看待各种文明的发展与交往、历史问题和国际问题，提升世界眼光，提高综合素质。
3.培养学员正确的人文精神。在教学中引导学员关注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类在历史中创造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而关注现实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做到关注自我、关心他人和社会的有机统一，从内心树立正确的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4.培养学员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求真求新的创新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演变趋势、不同文明的传播交流、大国崛起等历史问题的理论分析、专题研讨、学员讲授、论文撰写等方式，培养学员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追求真理的勇气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精神。
二、世界史要论的课程设计思路
（一）教学内容的选取
世界史要论采用专题化教学方式，按照精讲和专题讨论相结合的设计思路，充分考虑到学员的学习需求和学科体系结构，共设置世界史综述、西方文明的起源、现代文明的确立、现代文明的扩散与西方大国的崛起四个专题。教学内容精选体现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理清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认识世界发展趋势。
我们在2013年秋季学期的世界史要论教学中，推行了专题式授课。每位教员准备1-3个专题的课程，精心备课，精益求精，为8个教学班轮流授课。8次课均讲授同一个专题，可以让教员发现授课过程中的问题，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二）教学环节安排
世界史要论课程综合运用启发式、讨论式、专题研讨式、学员授课式等教学方法实施教学，提高教学效果。专题研讨是在精讲和学员自学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世界史重大问题展开，以学员连为基本单元，组织学员进行典型观点交流，教员指导研讨并进行点评。我们在教学活动别注意抓好课堂讨论环节，以提高教学活动的质量和效率。主要采用了两种讨论方式：一是确定统一的讨论题。二是在课堂上交流课程论文。以匈奴人西迁和蒙古军队西征为例，来讨论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冲击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学员印象深刻。
三、教学模式的探索
（一）探索军民融合式的世界史要论教学模式
世界史要论是一门新开课程，缺乏授课经验，我们积极探索开放办学。在2013年秋季学期的首轮授课中，我们采取了外请专家授课。我们外请首都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教学团队的博士生导师群为我们授课。几位博导均是各自领域的知名专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深厚的学术素养。这种开放式教学模式，不仅对于学员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而且对于军队院校世界史团队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二）探索在世界史要论课堂实行小班双语教学改革
所谓双语世界史教学，就是在课堂上，教员逐步导入、部分渗透地运用汉语、英语两种语言进行世界历史的教与学，最终达到师生均能运用两种思维方式进行学科学习、思考和研究。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材既有现行教学大纲规定的母语教材，同时使用非母语教材与之配套，即采用双教材共同进行教学。进行双语教学的可行性依据有两个方面：
1.学员的英语基础。根据教学大纲的最新要求，英语四级应掌握英语单词量为4 795个。如世界史双语教学提前介入，既可充分利用学员的英语资源，又可促进学员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提前接触专业英语，有利于学员英语学习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相信随着各门学科“双语教学”在大学的扩大，本科生的英语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会逐年提高，反过来也会对世界史学科的双语教学带来更多的便利。
2.教材的基础。现行各种世界历史教材都是经过国内史学专家编译而成的。这些教材的原始著作都是非汉语的，因此在世界历史学科中使用双语教学切实可行。教员用英语对原版教材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世界历史学习的原汁原味。考虑到学员接受程度和可操作性，建议选用美国夏威夷大学杰里・本特利教授的代表作《简明新全球史》。由于英语原版的历史教材在编写思想、体系结构、内容取舍、习题配置等多个方面与我们的教材有着重大的差异，这就使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从另一种角度来认识历史，了解外国历史学家怎样看待本国的历史，外国同龄学员接受了怎样的历史教育。
四、世界史要论的教学建议
（一）授课过程中注重与相关课程的衔接
目前军队院校开设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本科必修课，2012年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又开设了《中国古代史纲要》选修课，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史课程体系。教员在授课时要注意比较同一时期中西历史的差异，把中国史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进行分析，开拓学员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军队院校本科必修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讲授二战以来当代国家与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规律的课程。在讲授《世界史要论》的时候，要有意识地把二战之前国家间、国际组织间的经济、政治、军事关系进行梳理，理清学员思路，为后续学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打下基础。
（二）在教学中注意贯彻“史论结合”的原则
选择世界历史上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重大战争、重大事件等进行专题研究，注重通过事件分析加深对世界史理论的理解，使学员在研究世界历史现象的过程中总结历史理论，培养学员理论联系实践的学习研究能力。
（三）综合利用影视、音响、动画、录像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营造历史氛围
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影视、音响、动画、录像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再现”世界历史画面，营造历史氛围，创造历史教学情境，使学员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在讲古代罗马历史时，可以让学员观看影片《斯巴达克斯》有关片段，感受金戈铁马的悲壮场面，使学员仿佛置身于古战场，增强历史形象的真实感，增加历史课堂的感染力，激发学员学习世界史要论的兴趣和热情。借助军队院校的电影放映平台，播放反映世界史题材的优秀影片。看完电影后，让学员撰写影评，提高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王斯德.大学世界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拉尔夫.世界文明史[M].赵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李世安.世界通史教程[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 教学内容 高校
历史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作为科学，它是一部百科全书，重在培养学生形成缜密科学的历史知识体系和历史理论素养；作为艺术，它蕴含一种精神，重在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思想品格和严谨论证、创新的思维。在笔者看来，历史学科的教学都要把握上述“历史”的内涵，历史教学者才能较为准确全面地传导给学生所谓的“历史学”知识。而要做到此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教学者自己必须全面把握历史学科内容，在此基础上高屋建瓴，依据自己的历史观做出对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知识的取舍，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选择地传授给学生，然后才可以谈得上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而获得教学的成功。
所以，在上课之前，作为一个高校世界史教学的历史工作者，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一切可能阅读各种书籍，除历史学外，文化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尤其与世界史紧密相关的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书籍都应该是涉猎的范围，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并为《世界近代史》课程的备课做好知识储备，在此基础上认真写出详实的教案。在教案的写作过程中，要注意从宏观上把握世界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史的本质，在历史观上认清近代以来的世界史是一部蕴含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思想文化科学理性化的诸领域现代化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多元化与全球化同步发展的整体化的历史，力图打破受僵硬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史观一元化统治的非马克思主义史观，把传统史学强调的单调的革命史纳入到丰富多彩的现代化史和整体的世界史的进程之中，加强唯物史观这把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最锐利的解剖刀”和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生产力中轴”原理在世界史教学中突出地位，其目的就是力图在教学内容上引导学生形成客观、严密的世界历史思维，增强学生学习世界历史的兴趣。
在进行了上述准备后，世界近代史的教学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步来完成。
第一步，了解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的困难所在。首先，要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仔细思考一个学生想学什么，如何学以及他希望教师怎样去教。其次，要尽力塑造师生之间的亲和关系。应该告诉学生教师的电话号码，邮箱甚至住址，并通过问卷调查、课下聊天等手段尽可能知晓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的兴趣所在和期望所在，了解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课程的困境。一般说来，世界史的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既有历史学科学习的共性问题又有世界史学科学习困境的个性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专业思想极不牢固。造成该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实，即来源于学习历史在现实社会中有用无用的困惑。二是专业兴趣不浓厚。这个问题有的是因为专业思想不牢固造成的，但也有很多学生仅仅就是主观上对历史不感兴趣。三是，学习方法存在重大缺陷。很多学生仅仅依靠死记硬背的传统手段来学习历史，由于世界近代史涉及的国别地区众多，时间跨度500年，各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纵横交错，记忆力再好的学生靠死记硬背的单调方法肯定无法学习好世界近代史。
第二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学生的面临的问题设计课堂教学内容。一般的《世界近代史》的讲授主要可以围绕三个方面内容进行。
第一，在大人文学科的背景下培养学生对历史学的兴趣，强调历史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构筑健全的人生观以及对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功能。要通过各种事例来证明此点，例如可以跟学生谈美国德鲁大学尼尔・里默教授提及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的争论，那场争论中，医学家、生物学家、航天学家对人文学者说，“我们不断地发明新的东西，新的药物、新的谷物和航天技术，而你们这些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除了单纯地重复过去，又做过什么呢？”对这样的疑问其中之一有力的反驳是：“您听说过美国宪法吗？”可以跟学生指出，美国宪法也许是人类社会以往的两三百年中最重要的社会发明，它不仅促成就了美国的强大，而且导致了民主政治在全球的传播，这样一项重要成果恰恰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等人文社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在课堂教学中，要不断地告诫学生兴趣一方面可能是先天的，但更多的兴趣是在深入学习的过程中后天培养的，历史学更是这样，并告诉学生其实那些学习计算机专业、生物学专业、航天专业等这些所谓比人文社会科学有用的学科的同学也同样存在对专业不感兴趣的情况，问题是无论学习什么都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兴趣。
第二，把历史学研究方法论和历史学理论特别是思想史、文化史理论放在课堂教学的首要位置。要告诉学生，学习历史学表面上看仅仅是和史料与史实打交道，但其实体现一个史家见识最重要的方面是理论修养，因为一切历史解释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理论之上，没有历史理论修养就无法把握宏观的历史脉络，无法对史料解读，更无法对具体的史实赋予意义，归根结底也就无法使史实真正成为自己记忆的一部分。因此，给学生开列一个具有权威意义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书单并就其中的相关内容讲授十分重要，目的是便于学生看到在制度和历史事件等历史表象背后起恒久和深层作用的思想文化因素，比如，不了解19世纪末美国盛行的社会达尔文思潮就无法理解美国的海外扩张，不了解自然权利思想就无法理解《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不了解20世纪初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无法全面解读中国近现代史。此外，要告诫学生必须阅读如何认识和解读历史与社会现象的理论，如研究国际关系史需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文化交流史所需要的传播学理论等，最终就是要求学生根据自己掌握的理论来对众多庞杂的历史史实进行高屋建瓴式的取舍，而不必强行一一记诵，这种不是单纯强调史实记忆的学习方法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把历史学学习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习融会一起，极大地扩大了学生的知识视野，拓展了学生利用其他学科方法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第三，根据世界近代史的现代化和整体化历史的本质来确定教学内容。由于受教学时间的限制，不可能在课堂上将所有的世界近代史的内容一一讲授，打破历史教学中编年史教学和国别史教学的传统取向，笔者认为基本的原则是凡是有利于学生认识世界历史的现代化和整体化发展取向的历史问题就跟学生多讲、重点讲，但是也告诫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历史理论来确定自己应该掌握的重点问题。同时要注意将世界近代史的学习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结合起来，突破过去世界史教学就是外国史或是其他地区国别史教学的取向，要求学生将中国史学习置于整体世界历史发展的空间。
第三步，课堂未讲授的问题和学生感兴趣的问题采取讨论课的形式。讨论课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课堂集中讨论；二是课下讨论。一般的原则是，课下讨论的问题相对分散而不具典型，比较集中且待深入的问题应该课堂集中讨论。教师可以给学生开列讨论的相关读书清单，利用图书馆，建议学生泛读史实和教材，精读相关历史理论，要求他们勇于提出观点，对看过的书籍和教材作出未必正确但必须持之有据的学术批评，并做出可长可短但必须真实而非敷衍抄袭的读书笔记，以此来作为讨论的基础。学生的个别问题个别讨论，普遍的问题群体讨论，增强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并引导他们在课堂之外仍关注历史的学习，而不是走进课堂是历史专业的学生，走下课程就成了外语系的学生（现在高校历史系学生课下时间主要就是用在外语上了，专业反而放在其次，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在完成上述三步过程之后，当然也不能忽视现代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在教学方面的应用，尤其是在备课中和板书中无法完美展示的教学内容。例如，在讲授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容时所涉及到的战争进程与战争形势的分析地图；在讲授世界文化史内容时所涉及到的各种文物与人物图片；在讲授重大历史事件时所涉及到的各种教学录像等等，这些都是历史教学直观性的要求，有利于历史教学课堂的活泼氛围和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的丰富，但是在历史教学中居于从属地位。
总体上看，与传统的世界史教学模式相比，高校《世界近代史》的教学最好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获得重大突破：
第一，传统的世界史学科把世界史看做是各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内部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吴于廑先生所说的世界纵向发展的历史。但实际上吴先生提出的世界横向发展的历史更为重要，即世界史更要研究“各地区（国家、文明）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因此，以美国史为例，对于“地区史”或“国别史”而言，不仅需要研究美国国家产生、发展的历史，更要研究美国对外交往、对抗、融合、价值观扩散的历史。
【摘要题】理论与方法
【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工业和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76-277)。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P417)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道路”；世界历史意义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以惊人的洞察力观察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趋势并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指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产生、发展，并彰显出自身的独特优势，符合马克思所阐明的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深入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用世界历史理论看“中国道路”，对揭示“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及其世界历史性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系统的阐述其“世界历史”思想，并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命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通过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深刻分析，又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所指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指各民族、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1]在这里，马克思赋予了世界历史的深刻内涵。
第一，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生产力和交往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都是民族的、地域性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生产力较为落后，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不足以打破限制民族普遍交往的隔阂，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2]生产力的发展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方式的变革、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
第二，世界历史使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跨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整个世界市场由资本主义国家占领着。一方面，这种“跨越”加速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发展。世界历史形成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的影响下，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等很多民族和国家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有的甚至直接从奴隶社会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另一方面，这种“跨越”使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道路”的抉择
中国从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便一直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质疑和互动，并在这种质疑与肯定的交织中不断发展壮大。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来看，“中国道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潮流中产生、发展以及不断前行，与此同时，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也充分彰显“中国道路”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一）“中国道路”是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前的旧中国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小农经济成分占据主导地位，生产力的水平尤为低下。并且，长期封闭的状态导致缺乏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政治落后的清王朝基本上是与世界先进文明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境地。伴随世界历史的发展，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制度代替了手工工厂制度，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而向全球扩展。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资本以最野蛮、最血腥的形式叩开中国大门，把中国强行拽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之中。与此同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性质和发展方向，也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中华民族经过艰苦探索，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世界历史的发展充分彰显“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世界历史不断向前推进，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愈演愈烈，进而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具有了历史必然性。十以来，党带领人民成功走出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将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致力于促M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国家。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初步地打破了资产阶级主导下的世界历史的发展桎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历史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动力。
三、“中国道路”具有深厚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必然产物。它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全新路径，为世界上后发国家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宝贵经验。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以惊人的洞察力观察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趋势，并科学地预见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是共产主义。在世界历史的影响下，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社会主义道路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一度使得这种代表着人类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的运动陷于低潮。资本主义国家高呼“社会主义破产”，就是在“意识形态终结”等论调甚嚣尘上之时，中国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功。“中国道路”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选择，中国既服从世界历史性的选择，同时又要有中国特色。随着苏联解体，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历史性关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历史史实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立足本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学习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积极探索多样化、民族化的发展模式，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摘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再次被重视，主要在于为研究全球化问题提供了思想渊源和理论依据。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运动还处在低潮的今天，我国应如何面对全球化，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得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
历史总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即某种理论或是某种学说的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被人们所重视，而要经过较长的历史运动之后，才真正地凸现它的内在意义。我们知道，在20世纪中叶前，世界范围内延绵不断的战争与革命使得阶级斗争理论格外引人注目，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落后国家在探索社会发展道路模式上遇到了困境，特别是到了今天，全球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的现实，使得曾经一度被时光“湮埋”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特别关注，再现了它的内在意义及其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与提出是在十九世纪中叶，首次提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但他只是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来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问题的，并分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两书中有较为系统地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从十七世纪开始，工场手工业在英国的迅速发展，随后在西欧各国相继发展，并给这些国家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市场，最终导致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以及资本的本性扩张性，驱使着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各地扩张并以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蔓延全球，把一切落后以及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了世界交往的狂潮当中。因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势必导致世界竞争、世界分工、世界市场以及世界性的交往的形成，致使一切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将从狭隘孤立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这也就是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的客观社会背景。
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是：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又是最根本性的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对整个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不仅考察了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而且还考察了前资本主义时代即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历史时代，以此作对比而得出的结论。在前资本主义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因自然环境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类的生产以及主要由生产而建立的交往基本还处在相对孤立、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表现为地域性特征。随着历史推移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正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因而也使整个人类社会具有世界性的特征。也成为了地域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体。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提出的历史逻辑及其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这里所描述的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域历史而言，不是指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时代，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的状态下，形成世界整体化时代以来的历史。它表征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向性、有机统一性，概括了由大工业和普遍交往开创的各个民族和国家走向“一体化”、“全球化”的历史时代。而实际上世界历史并非马克思首创的，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而作为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思想发展最高成果的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的呈现过程。
马克思则克服了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绝对精神”的产物的观点．从实践的角度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不知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的行为，而是纯粹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马克思还突破了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次从东方到西方的漫游，世界起步于东方由西经过小亚细亚到达希腊，罗马。最后到达日尔曼为中心所在的西欧，迈进了充满活力、实现客观真理与自由统一的成熟期。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进行了超越，增加了“世界性”视野维度，把世界历史引向了具有普遍性的共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只是整个世界历史的开端，而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同人的发展结合起来，表现出对人的亲近，但他认为世界历史的绝对原则和最终目的是精神的自由(即人的自由)本质及其实现。马克思立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把世界历史引向现实的人的发展，克服了黑格尔自由的实现可以通过自身精神的缺陷，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人才能真正实现“建立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他们的社会财富上的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马克思还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整体与部分关系的思想，得出了世界历史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整体性，而这种整体性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作为器官，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体的影响和制约。
据以上分析，可以概括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容：(1)世界历史动力论。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基础，但归根结底则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相互作用。“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的，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无论在物质产品方面还是在精神产品方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但是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的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说明推动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动力正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往。”
(2)世界历史整体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而各个民族、国家是它的“器官”，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必然要受到整体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世界整体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中心——从属型”的世界体系无疑滞后了东方落后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使得他们更加落后，阻碍了它们的进程，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
(3)世界历史性个人论。随着历史逐渐转变为世界历史，“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的实践(尤其是物质实践)的不断发展。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空间局限而同整个世界发生联系，个人的发展也获得了广阔的空间，而只有到了世界历史的完成时期。即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人才能真正地达到全面的自由。
(4)世界历史发展论。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和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世界是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起点，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走向共产主义历史时代是人类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旨就在于为人类的彻底解放指明了道路“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各个个人的全面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成对那些异已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马克思的精辟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也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必然性，即世界历史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形态及其在中国的价值意义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越来越表现为一个多维度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当代形态乃是全球化。由于技术革新，制度创新，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全球化在新时代里全方位地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渗透和全面深化。全球化渗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参与主体不仅有国家、民族，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企业甚至个人。目前，全球化仍然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仍处在低潮。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通过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税收调节，福利政策等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却没有根本触动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性，表明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它只是社会主义某种模式的失败。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特历史理论，并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分析过东方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问题，提出著名的“跨越”理论，展示了东方社会主义走向世界历史的发展图景。马克思在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经济形态的改造问题时指出：“它恰好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直接变成社会所趋向的那种体系的出发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世界历史的影响下，东方一些落后的国家根据国情，通过革命，完全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不仅印证了马克思的这一伟大设想，而且为这一理论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实现现代化，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历史”，“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真正面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科学的方法论意义，同时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的思想。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如上所述，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就是人类的生产力发展，交往普遍化及世界市场形成为前提的。在当今世界市场高度发达的时代，我国也应主动地走向世界，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性国际市场接轨，真正推动整个社会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真正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而获得世界历史性存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生产力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动力。而科学技术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而教育又是传播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关键。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赶上世界生产力水平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就说明了教育的发展也必须放到“世界历史”当中去，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
其次，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的理论，指出了经济落后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各国、各民族只有在交往的环境下才能获得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应证了这一观点，中国近代的落后不能不说是与长期的闭关自守息息相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扩大了对外开放，使得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国际政治地位明显上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中国从落后走向繁荣的正确道路，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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