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今天的语言学家,你不一定要了解很多的语言,尽管在过去这是“语言学家”一词的内在含义:在过去的五六十年,语言学形成了一套无关语言细节,自成一体的研究项目。与此类似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文学研究也似乎再无需提及文学作品。〔1〕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文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回归文本阅读提供了令人翘首的机会。无论是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还是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阅读、欣赏及阐释正在为批评实践和理论探究提供新的机会。世界文学让文学研究者们认识到,他们要做的,或者应该做的是,首先让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作品走出狭义的语言学或民族的疆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文学的兴起也是对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19世纪20年代阐述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的复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歌德建构这一概念的相关背景。歌德正是在与约翰·彼得·爱克曼 (Johann Peter Eckermann)谈及他读到的一部中文小说译本时,做出了这一着名的断言“……诗歌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民族文学如今已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汇,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努力”。〔2〕普适诗歌的概念不仅使歌德成为欧洲传统的伟大诗人,也成为了世界诗人。然而,歌德的普适主义并非只局限于欧洲文学经验。从中我们或许不难发现约翰· 戈特弗利德·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影响。赫尔德认为,人们不同的声音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歌德提出的概念则涵盖了世界上所有文学表达,包括非欧洲文学。他在关注文学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也给予了共同人性同样的欣赏。尽管异域文本存在陌生性,但正是文化的类同感告诉歌德,有一条潜在的纽带连接着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伟大的世界文学。事实上,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歌德对欧洲之外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了更为广泛的兴趣,这不仅从他对中国小说的阅读中可见一斑,也体现在他对波斯诗人哈菲兹哈菲兹(本名沙姆斯丁·,约1315年-约1390年),着名波斯抒情诗人,常被誉为“诗人的诗人”。据统计他的诗集在伊朗的发行量仅次于《古兰经》。哈菲兹为其笔名,意为“《古兰经》背诵者”。他还有许多其他称号如“神舌”“天意表达者”“色拉子夜莺”等。在伊朗,10月12日为哈菲兹日。――译者注的赞赏中。正是哈菲兹的加扎勒(Ghazal)加扎勒(Ghazal)是一种抒发爱情的诗歌体裁,多采用对歌的形式,由韵文与副歌组成。公元1000年左右产生于波斯,有着很深的阿拉伯文化(尤其是苏菲禁欲神秘主义-Sufism)的根基。因为爱是神圣的(最高境界的“爱”是同真主的精神结合),理想的Ghazal应该有三层“爱”的含义:、神秘和哲理。在诗歌的意境里Ghazal多采用拟人或暗喻的表现手法,来表达爱的情感和思绪。――译者注激发了歌德的灵感,使他得以创作出《西东诗集》(Weststlicher Diwan,1814-1819)。歌德的世界文学因此展现出真正的国际视野。
比较文学的发展起步于19世纪欧洲,但却是根植于民族文学。在方法上局限于从历史和传记的角度观照作品的影响和接受,注重实证,即让-玛丽·卡雷(JeanMarie Carré)①所谓的“事实联系”(rapports de fait)。〔3〕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鉴于对语言学能力及文化类同性的要求,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社会政治背景,比较文学在发展之初并没有实现歌德概念中的全球视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注重影响研究,对于揭示文学历史,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及媒介、翻译、出版商的作用等,的确功不可没,但其概念是建立在民族,甚至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因此,其研究倾向于关注采用欧洲主流语言写作的主流作家对其他弱势语言文化作家的影响。从16世纪开始,法国国力日渐兴盛,产生了极强的语言文学的民族自豪感。文学文化上典型的高卢中心主义对法国比较文学的概念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②指出的,歌德坚信“没有所谓爱国主义的艺术和科学”。〔4〕相反,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③则认为,“法国学派”是影响研究。〔5〕他甚至在其撰写的一本初级读物中,特别列出了一个图表,以具体标明法国对其他文学的影响,并指出未来比较研究需要填补的空缺在于证明法国作家的全球影响和声誉。这种爱国主义自豪感并非只存在于法国或欧洲的知识界,所以,不管我们谈论的是比较文学还是世界文学,我们都需要警惕学术研究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及民族主义倾向。
民族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战后的学术研究中受到了质疑。由此,比较文学逐渐将重点放到平行研究,特别是基亚所说的“美国时代(American Hour)”④,以期通过观念、形象和主题的类比,开启新的研究空间。不同文学艺术作品都存在类同性,然而这些作品之间却不一定有实际的接触或影响。〔6〕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对另一种文学的影响很难成为文学生成的决定性因素。毕竟,没有一部莎剧是纯粹原创,或者说莎士比亚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有出处并受到前人或前期作品影响的。诗人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独特的再创造而已。因此,对影响源头的探寻,严重地制约了比较文学研究。韦勒克(René Wellek)甚至将其讥讽为“文学外贸”。⑤然而,鉴于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全球政治经济领域中依然存在着权力的不均衡,时至今日,歌德世界文学中所蕴涵的全球视野依旧是未能实现的理想;东西方文学的比较依旧匮乏,比较文学也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虽然在新的世界文学概念中确实表达了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愿望,当下的一些讨论却仍笼罩在欧洲中心论的阴影下。比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艹下凡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2]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化学研究中心转移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是西欧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也是近代化学孕育、确立和繁荣时期。200多年中，世界化学中心发生了三次转移。考察转移的历史背景，探究这些国家化学研究领先地位的确立及其因由，对现代化学及我国化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近代化学在英国孕育
近代化学开始的标志是17世纪波义耳提出了元素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化学作为独立学术的研究价值。自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后期，英国的化学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如布拉克、普里斯特列、卡文迪许的气体研究、戴维的电化学研究、道尔顿的原子论等都堪称划时代的成果。
1642年，英国最早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前提。在国外先后战胜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取得了海上霸权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借助科学力量发展物质生产，改进生产工具和工艺方法，大力提倡自然科学，为英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技术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①
教育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因。“一个国家先成为教育中心而后才能成为科技中心，科技中心往往在教育高峰期到来，教育兴隆期越长，科技兴隆期就越长。”②16世纪末17世纪初，培根、洛克等人的教育思想确立了英国教育中心的地位，17—18世纪，英国十分重视高等学校的改制，在牛津和剑桥的基础上，对一些老院校如1597年建校的格列普学院加以改革，增设了新的系科和专业，将物理、化学等作为主要课程。还在英格兰建立了北安普敦高等专门学院、惠灵顿学院、曼彻斯特学院等；在苏格兰建立了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普里斯特列曾任教于惠灵顿学院；道尔顿曾在曼彻斯特学院讲授化学；布拉克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并留校任教，后又担任爱丁堡大学化学教授。布拉克是一位杰出的化学教育家，在当时化学教育的起步探索阶段，他提倡化学教育与化学进展保持密切联系，使学生能及时触摸到化学发展的时代脉膊，并投入到研究中；他还提倡演示实验，使学生从实践中获取知识。很多著名化学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如美国第一位化学教授拉什、氮气的制取者卢瑟福等。
科研组织形式对科学发展起到了最有效的推动作用。17世纪初，英国一些对科学感兴趣的医生、牧师等就常常聚会，交流科学观点。而当社会生产提出的课题远远超出个人能力时，这种智力上的切磋和学术上的交流更显得日益重要，聚会也就变得经常化和制度化，从而导致了科学学会的出现。最初是“无形学院”。1662年英王正式恩准将“无形学院”命名为“皇家学会”，这表明科学的社会意义得到了公认。皇家学会的化学家定期作学术报告、演示实验、收集资料并出版《哲学会刊》，还建立了委员会指导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化学研究和化学教育的发展。18世纪中叶，伯明翰成立了“月社”，由于化学家普里斯特列、布拉克等人的参与，化学成为主要课题，扩大了化学学科的影响，推动了化学知识在英国的传播。
当时英国的科学普及特别受到重视，政府建立了职业技术学校，成立了各种学术团体，人们以f.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为动力，倡导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科学、学习科学成为时尚，不少王公贵族建立了私人实验室。这种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无疑对化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8世纪后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神学思想的再度兴起以及科学教育制度不健全，使英国失去了教育中心的地位，加之政府没有给予科学活动以资助和组织，皇家学会也仅是官方认可的群众性组织，终因经费短缺和充斥了一些游手好闲的纨裤子弟而几乎成了社交俱乐部。英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化学中心的地位。
二、近代化学在法国确立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世界化学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法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拉瓦锡的辉煌业绩和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拉瓦锡创建了燃烧氧化学说和科学的元素观，完成了化学领域上一次重大革命。同时法国出现了孚克劳、贝托雷、盖.吕萨克、杜马、罗朗、日拉尔、路布兰等一大批优秀化学家，使法国的化学研究突飞猛进，取代了英国化学中心的地位。
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彻底解放了法国的科学，全面系统地引进和整理了以英国为中心的近代科技成果，为法国科学的腾飞形定了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达兰贝尔等，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还是科学家，他们极力提倡研究和普及自然科学。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次比100多年前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更加彻底的革命，它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制度，为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了条件。
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为了迎头赶上处于科技领先地位的英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教育体制改革措施。施行“一留学二办学”的方针，一方面派遣大批留学生到英国等地深造；一方面建立各种以智育为中心的新型学校，在招生条件、考试制度、课程设置等方面改革，聘请国内外一流化学家任教、建立精良的实验室。如1794年创立的第一所“巴黎多种工艺学校”，聘请著名化学家蒙日担任校长、由孚克劳讲授普通化学、贝托雷讲授有机化学、德莫沃讲授矿物化学、沙亚塔尔讲授植物化学……著名化学家盖.吕萨克、泰纳尔、杜隆、佩蒂等都是该校的学生。
1666年法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这是世界上第二个正式建立的国家科学院，化学是最早被承认的学科之一。科学院由王室支付经费，院士们共同完成皇室交付的课题，是世界上第一批专业科学家。同时，科学院肩负着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双重职责，形成了教育研究紧密结合、配套互补的建制系统。教育部门以教育为目标并举科研，研究机构以科学为中心兼顾教育。著名化学家承担基础化学教育任务，化学教育家首先是优秀的化学家，学生在学习中研究，在科研中学习，师生教学相长。“正是科学组织上的优势使一些院士在18世纪成为发明创造、技术鉴定及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方面的著名权威。从而使巴黎科学院在18世纪中期取代英国皇家学会成为领导科学发展的组织。”③
大革命初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新兴资产阶级粗暴镇压了大批科学家如化学家拉瓦锡，但他们很快认识到科学对巩固大革命成果的作用，从“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转向积极倡导科学，重用和爱惜人才。选拔了许多科学家担任政府军政要职，如任命卡诺为陆军部长，孚克劳为帝国政府教育部长等。拿破仑还广设科学奖，鼓励创造发明，并允许科学家保持自己的政治见解，甚至在英、法交恶期间还亲自给在电化学方面屡立奇功的英国化学家戴维颁奖。智能型的用人政策大大提高了科学家、科学职业和科学教育在法国的社会地位，有力地促进了化学的发展。
法国积极吸收和继承外邦的最新成果和先进经验，并慷慨地将先进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传播到欧洲各地。政府制定了专利法，诚请外国知名学者到法国从事科研工作。这不仅为法国的科学提供了新动力，也使欧洲各国的科学和教育受到了法国中心的有效辐射，形成了法国科学全面开放的局面。
19世纪30年代，拿破仑战争的失败给法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再者，拿破仑期间，法国政府加强了对教育和科研组织的控制，导致“科学家远离社会生活，固守传统的研究模式，没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赶上科流，致使法国科学推动了德国科学中那股来自积极应用的动力。”④另外，法国科学组织高度集中，居于领导地位的科学家的专横，使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受到排挤，这也是法国化学领先地位易手他人的原因之一。
三近代化学在德国繁荣
19世纪20年代以后，德国的化学研究逐渐超过法国，在理论和应用研究两方面得以高度繁荣。其最先崛起的是有机化学。如：李比希改进了有机物元素分析法、提出了有机化学中的“基团”理论、阐明酸的性质，使他在当时有机化学理论方面享有最高权威的地位。维勒一生有众多发明，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尿素的人工合成，它打破了无机物与有机物的界限，开辟了有机合成的新天地。李比希和维勒的成就开创了德国化学的新纪元，极大地提高了德国在世界化学研究中的地位。自1850到1920年，德国化学逐步走向鼎盛。如本生、迈尔对无机化学的贡献；凯库勒、肖莱马、费歇尔、格美林、霍夫曼、拜耳对有机理论和有机合成的贡献；克劳胥斯、赫姆霍斯、奥斯特瓦尔德、能斯特等对物理化学的贡献；哈伯、波恩开创了化工技术新领域等。从1901年诺贝尔化学奖开始授予到1920年，共有18人获奖，其中德国化学家占8名，英国2名，法国4名，美国1名。
早在19世纪20年代，德国就实行了强制初等教育，1860年，德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已高达97%，成为19世纪后期文盲率最低的国家，政府还兴办了多种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在普通中学增设了自然科学课程；在高等学校中，贯彻基础教育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教育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针。19世纪20年代，化学家李比希在吉森大学改变了以往的教学方式，首创了在理论教学的同时向学生开放实验室的先例，形成了实验—教育—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大大培养了学生实际研究能力。受其影响，化学家维勒在哥廷根、本生在海德堡、霍夫曼在波恩都建立了类似的实验室。当时德国的化学家几乎都是教育家，与同时代的其它国家相比，德国化学家们对教育的热心和投入是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他们培养出的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是独一无二的。
德国的科研条件优越、学术氛围宽松，注重不拘一格降人才。如：21岁的李比希大学没毕业就被任命为吉森大学的副教授，吉森大学还按他的要求，建立了教学实验室。维勒留学归国不久，柏林工业专科学校就为他建立了一所实验室，使他在短短几年里，连续完成了铝、铍、钇的发现和尿素的合成。良好的软环境、硬环境不仅对德国的化学家是极大的激励，对外国化学家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如荷兰化学家范霍夫因科研条件优越而移居德国，后来他由于对化学平衡与温度的关系的研究和发现溶液渗透压定律而获得1901年化学诺贝尔奖。瑞典化学家阿累尼乌斯早年提出了电离理论，在自己的祖国倍受冷遇，被称为“奇谈怪论”，但在德国却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因此他曾多次到德国从事研究工作，并由此而获得1903年化学诺贝尔奖。
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循环加速机是德国化学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化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度是最高的。德国的大学生、博士生们纷纷到化工厂谋职、著名教授也被工厂聘为顾问，他们不仅用理论指导生产，而且将化工生产中的课题带回实验室训练学生。19世纪中叶，德国先后建立了巴登苯胺纯碱公司、拜耳染料公司、赫希斯特染料公司等六家大型化工企业，这些企业不惜重金创办研究所、高薪聘请化学家担任领导，因而科研硕果累累。1886——1900年德国仅在染料技术上的专利就达948项，染料、酸、碱等基本化工原料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其中染料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0%。同时，德国的医药、化肥、钢铁、炸药等化学工业也居世界领先地位。
德国化学中心的形成，无疑还受益于其优秀浓厚的哲学氛围。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中，这一时期德国哲学不仅在世界的本源问题对科学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方法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更加显示出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强有力的指导作用。肖莱马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他从事化学研究的思想指南的第一人，因而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被称为有机化学奠基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虽是战败国，但整个化学研究队伍没有太大的损失，从1921—1945年，共有25名化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德国占10名，虽然与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相比，它在数字上都占绝对优势，但希特勒上台后，疯狂推行种族灭绝政策，造成大批优秀科学家流亡国外，严重破坏了科学发展的后劲。二战以后，1946—1960年间，共有21名化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德国3人，美国9人，英国6人，号称“头号获奖大国”的德国失去了这一殊荣，也表明世界化学研究中心已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近代化学的产生与发展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体制、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的辩证关系。现代世界化学中心一直在美国，我们期望21世纪中国能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科技的中心，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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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比较教育研究
【英文摘要】China''''smainland
一、两岸学历互认问题的提出
台湾“采认”大陆学历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10月，当时台湾“教育部”首先对外宣布将“采认”大陆73所高校学历，并开放岛内青年赴大陆“念研究所”的决定。该政策在酝酿了五年之久后终于出台，主要是基于两岸合作与交流的加深、经贸往来的需要、课程专业互补性强、学历和学位制度存在对等关系的考虑。该政策的出台，曾获得了台湾民众约95%的支持率以及大部分高教界人士的欢迎，正当众多台湾学子殷切期盼此类实施之际，台湾方面随即又宣布“暂缓承认大陆73所大学学历”，并将此计划“无限期搁置”。从“采认”的提出到“暂缓执行”前后不足70天。应该说台湾“采认”大陆学历政策的出台，几经波折，经过了台湾“陆委会”以及“行政院”的反复审核，最终才由台湾“教育部”正式提出。然而，转眼之间学历“采认”便成了“过眼云烟”，而且还多出了三条“暂缓”理由：其一，大陆有许多大学课程并不完整，课程安排也不具备严格的专业区分；其二，大陆许多大学办学水平较低，又毫无国际声誉；其三，两岸学位制度差异很大，认可其学历须经审慎研究和重新评估，等等。这一“暂缓”便是漫长的五年。不言而喻，两岸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的差异只是一种借口，而政治问题才是“暂缓”的真正理由。
就大陆对台湾学历“采认”政策的回应来看，早在台湾单方面提出“采认”政策之前，大陆就在1985年以“联合招生”的形式向港、澳、台地区招收学生，而且“联招”的院校从最先的7所增加到目前的150多所。当台湾单方面提出“采认”大陆高校学历政策之后，大陆方面也随即做出了回应，提出“凡获得台湾大专以上学历的台湾青年，均可直接向大陆高校申请插班读本科课程”的规定。事实上，该规定是在承认台湾“大专以上学历”与“大陆高校本科学历具有衔接或对等关系”的前提下做出的具有善意的回应与表态。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大陆方面推荐参与“联招”港、澳、台学生的高校，也都是国内最好、国际知名的院校，在学术积淀、办学水平、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等方面，毫不逊色于台湾的知名大学。即便是在台湾“暂缓采认”大陆学历之后，大陆方面也仍在继续为台生来大陆求学提供各种方便，其中包括：继续放宽招收台湾学生的渠道；不设统一分数线，由各校自主决定；审批权由教育部下放到各盛自治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大陆对两岸高校学历“采认”的基本态度是，积极回应，乐观其成，创设条件。
尽管台湾“采认”大陆高校学历政策已搁置多年，但在两岸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两岸间的学历“互认”是否有重新启动的必要？可行性如何？政治问题能否与学术问题分开？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本文将要进一步探讨的。
二、入世后两岸重启学历互认大门的必要性分析
加入WTO后，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日益明显。各成员之间的教育服务贸易日益升温：谋求开拓高等教育的国际或区域市场，吸引留学生和境外学生、加强合作办学、运用信息技术实施远程高等教育等，已越来越成为各成员方努力奋斗的目标，“无边界的高等教育”[1]已初现端倪。事实上，“无边界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成员方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和受教育者的学历互认（资格认证）。鉴于两岸都加入WTO的状况，双方是否能主动绕开意识形态问题，从学术的视角来探讨两岸学位、质量、水平和层次之间的对等问题是重启两岸学历互认大门的一个必要前提。
（一）WTO中与教育有关的服务贸易形式及原则
WTO与教育有关的服务贸易形式有四种：其一为境外消费；其二为商业存在；其三为跨境交付；其四为自然人流动。很显然，教育服务领域的条款，与金融、交通、航空等服务领域旨在消除关税与贸易壁垒的条款不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各国以及区域间教育的封闭性和对外参与办学竞争的限制，以图建立开放的教育服务市场，使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服务市场对外开放，境外机构与个人可以平等地与境内机构和个人竞争，等等。
台湾“经济部”官员吴文雅2002年7月12日对外公布，台湾已经于6月30日对大陆等34个WTO会员提出初始开放清单，希望大陆及其它方面提前开放研究发展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管理顾问服务业等5个领域。但台湾目前仍未向各成员方面提出开放台内教育服务业的清单，也未做出任何承诺。而大陆方面，已成“境外消费”中的“出境留学或培训”以及“商业存在”中的“合作办学与培训”等项，向WTO各会员做出了承诺，其它方面待时机成熟时也会陆续做出承诺。仅就WTO的规则而言，在WTO架构内，一旦会员之间互相开放高等教育服务领域，彼此之间就必须共同遵守WTO的基本原则：包括无歧视待遇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互惠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关税减让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公平贸易原则、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等。值得一提的是，只要对成员方做出了承诺，就必须遵照WTO的原则办事，包括对治见不同的成员方也必须信守承诺，不得另开炉社或人为设障。也就是说，在WTO的架构内，可以将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和学术问题区分开来。
（二）入世后两岸重启学历互认大门的主客观条件
从客观需要来看：首先，人为因素可以不在WTO规定的基本原则内进行讨论，因此在探讨两岸学历互认问题时可绕开意识形态而专门探讨与学历互认有关的学术交流、留学问题和合作办学等问题；其次，随着两岸对WTO各成员间的承诺的不断增加，尤其是教育服务贸易的相互开放，两岸之间的学术交流、项目分工、留学教育、技能培训、教师进修、人员互访、合作办学等教育消费活动将会不断增加，而这些活动的增加，通常必须以学历、职称、专业、质量的对等以及评价标准的对等为基础和前提，因此这在客观上也会促使台湾方面松动学历“采认”政策。
从主观需要来看：学历“互认”能使双方获利。大陆方面，首先希望台湾“采认”政策的松动能给大陆高校带来新的思维、新的技术、新的学科、新的项目、新的手段、新的方法和新的管理；其次，两岸学历“互认”后，可以为大陆带来新的生源，从而提高大陆高校的资源利用率；第三，给大陆高校注入新的观念、新的活力和新的学习群体，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而台湾方面的收获是，第一，可以用较少的成本获得相对多的人才回流，人力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是人才资源，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制订人才战略并加紧对人才资源的争夺；第二，两岸学历互认，有利于台子女在两岸间自由选择就学与就业，方便更多的台湾学子到大陆就学和经商，既缓解了台湾的就业压力，又为台湾经济的发展注入更多的资金；第三，学历“采认”有利于两岸学科的优势互补和人才分工。比如，台湾相对薄弱的中医学和管理学科需从大陆方面获得学术上的支持，而大陆方面相对薄弱的信息资讯学科，也可以从台湾方面的优势学科中获得课程、师资和项目上的支持。从追求管理的最大综合效应来看，两岸科技人才的分工也十分必要，就象美国IBM大中华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张台杰所认为的那样，“两岸的科技人才各有强项、弱点，不过重点不在比较，而在全球化的挤压使得跨国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已经到了‘非常专业’的地步。与其担心大陆人才会不会抢台湾人才的工作，还不如回头加速提升自己的专业。”[2]
（三）重启两岸学历互认的大门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从现实需要来看，自1999年台湾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独立关税区”的名义加入WTO后，台湾学子留学大陆的热潮有增无减。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陆在WTO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下，原本设限重重的服务业、金融业、保险业和通路业等，因受“外资”大举冲击，所需应对人才也大量剧增，因此，大量台湾学子热衷于到大陆求学，主要是放眼于大陆未来的就业市场，与前一代台湾学子完成学业即返台湾找工作的状况大不相同。有些台湾学生，在大陆读完本科后，没有马上回台湾就业，而是再到美国拿一个学历，然后回去让台湾承认。这种状况就像前台湾“教育部”官员曾志朗所表示的那样：“开放采认大陆学历的时机，已经成熟到必须好好面对的时候了。已经有台湾学生到大陆北京大学上学，之后再到美国耶鲁大学念完书，然后回来问‘教育部’承认不承认，承认哪一个？这会变成一个可笑的问题。”[3]
以上情况，若在WTO架构下加以技术处理，便可免尴尬与意外。由于学历“采认”涉及双方学位制度、学位评定、课程设置、学术交流、人员互访、互派留学生以及合作办学等学术权限等方面的问题，应该说是各成员高等教育机构间相互承认其资格的一种学术行为，其实质是课程、专业、师资、质量、层次、规格和水平的对接，与政治问题无直接关系。因此，这种对接实际上是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进程是不会因为某一环节出现故障而中止的。因此，当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对接功能受阻，其它环节的功能将会设法取而代之。
（四）重启两岸学历互认大门可共创两岸教育双赢
虽然台湾方面至今仍未承认大陆高校的学历，但在临近加入WTO之前，两岸间的民间教育交流已相当频繁。2000年寒假和2001年暑假，台湾至少有上百位大学生自费或通过民间组团的方式，赴大陆参访知名大学。他们参访大陆高校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是参访大陆高校并与大陆学生交流座谈；其二是希望到大陆求学，尤其是攻读法律、会计专业，以应对两岸加入WTO、直接“三通”后的需求抢摊就业市常在台湾，要选读某些热门专业并不容易，而大陆不仅大学数量多，而且相同的专业也多，就读的机会也多，因此选择“曲线救国”也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其三是想通过求学到大陆经商或就业。台湾近几年经济不景气，就业困难，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大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来大陆的台商事业红红火火，这对许多想来大陆求学并在大陆发展的台湾学生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
除了求学与抢滩大陆就业市场等好处之外，学历互认还可以加速两岸间的合作办学。据悉，台湾“元智”等私立大学曾表示想借入世之机，赴大陆专为台商设EMBA班，因为台商赴大陆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在台湾进修不便，于是规划与上海交大、清华大学合作，借用其教室为台商设EMBA班。此信息刚一传开，包括“铭传”、“淡江”等大学也都表示已在进行类似的规划。台大等“国立”大学也有意规划比照办理，有些大学甚至表示愿到大陆设分校。从发展趋势来看，加入世贸组织后，两岸间的直接互动，尤其是教育和文化交流会越来越多，学历互认对双方均有利：大陆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台湾生源；台湾学生学成之后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大陆经商、就业，也可以返台就业。以上的分析表明，学历“互认”虽对双方均有利，但最大的赢家还是台湾学生。
（五）重启学历互认大门有助于加速两岸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和教育理论根据。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极为丰富，但是，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人员的交流、项目合作以及为研究和教学提供国际化的环境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容。要真正富有成效地开展两岸人员与项目的合作与交流，相互间必须以一定的对等关系为先决条件：从高校内部环境来看必须在专业、课程、学术、学位和质量水平等方面实现对等和对接；从高校外部来看，则必须充分实现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开放，使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能在各成员之间进行贸易和流通。可见，互认学历将有助于加速两岸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大陆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虽起步较晚，但由于较为充分地利用了“后发外生”优势，因此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跨越式发展。大陆近几年来在转变高等教育观念、改革办学体制、调整学科结构以及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观，以及多样化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办学模式正逐步取代传统、单一的精英式办学思想，富有成效的改革使大陆高校正朝着国际化的方向不断地迈进。台湾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较早起步，教育市场的开放度较高，特别是在招生、转学、聘请外籍教师、学历对等、学位授予等方面早已和国际接轨，而且学校的招生、质量评估和学校声誉大多由市场决定，政府直接介入较少。尽管两岸在向国际化方面的差距已在缩小，但是一旦涉及双方高等教育的对接与互动问题时，台湾方面便表现出少有的敏感与被动，台湾当局也由间接干预变为直接干预。相信入世以后，两岸在创设高等教育国际化环境方面，会有更大的空间。
三、入世后两岸学历互认的可行性分析
两岸在加入WTO后并不意味着学历“采认”的相应条件就自然具备了。事实上，两岸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但“求同存异”仍是世界各国在寻求学历对等关系中所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重申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仅文化传统、地方习俗、经济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作用，就足以产生该国特有的教育概念，因而试图强加一个通用的定义是无济于事的。”[4]学历“互认”也一样，强求完全的相同才“互认”，不仅不太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求同存异才是务实的做法。
（一）两岸学位制度存在的共性是学历互认的基本依据
发端于欧美的学位与学历对等研究，在东南亚也有广泛影响。进入21世纪后，学位制度的对等研究，已逐渐成为各国和各地区间高等学校进行学术交流与项目合作的基矗中国大陆与各国之间的学位对等关系，最初仅局限于与前苏联、东欧以及部分西欧高校间的人员对等交换。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中国高校与周边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人员往来不断增加，主客观上都要求双方必须以对等的学历关系为基矗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快了对东南亚、香港以及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学位对等制度的研究。
其中，对海峡两岸学位制度和学历方面的研究和比较表明，两岸高等教育学位制度存在“许多共性”：1)两岸高等教育均实行三级学位制：学士、硕士和博士；2)大陆和台湾对不同级别学位的申请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学术能力要求。其中，大陆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均有论文要求，而台湾的学士学位授予并无论文要求，但博士学位的申请程序，则比大陆方面更为烦琐；3)台湾各级学位开设的课程有必修科目、主修科目、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而大陆各级学位开设的课程差别也不大，主要有学位课程（必修课）和非学位课程（含必修课和选修课）；[5]4)大陆现行的学位是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等12个门类授予，而台湾则是以文学（文、史、哲）、理学、法学、商学、农学、工学、医学和教育学等8大门类授予的。经比较表明，两岸学科门类的划分仍有不少共同之处，而且各级学位的授予都是按学科门类进行的。
两岸同源不同流，在总体上学位制度具有相似的特点，若相对与美国等国的学历互认而言，大陆与台湾的学历“互认”所涉及的文化、历史问题更少一些，这在客观上为两岸间的学历互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具体操作上仍会遇到一些客观障碍，需要进行技术层面的处理。
（二）两岸普通高教系统的共同性是学历互认的基础
台湾的高等教育系统实行双轨制：一轨是以普通高等院校为主线的高等教育系统，另一轨是以专科教育以及职技高等教育为主线的高等教育系统。每一个子系统内均有完整的升学和就业制度，前者以学术研究和升学为目标，也兼顾就业；后者则以就业为主，同时也兼顾一部分升学需要。到了研究所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又相互交叉并打通。相比之下，大陆方面的普通高等教育系统要比专科教育和职技高等教育系统完善得多，因为大陆的专科教育和职技高等教育原本不是同一个体系，是近两年才逐渐朝新的高等职业技术方向转轨，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思想、课程设置、职业培训等方面与台湾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从学历对等的角度看，大陆的普通高等教育系统与台湾的相比，更具有共同性。在实施对接过程中，可分期分批进行，先选择一些已具备条件的高校为试点，试点成功后，再逐渐扩展到其它高校。
台湾原“教育部”选定的73所高校，自1997年大陆高校进行合并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名单中的部分高校已与其它高校进行了合并，有的甚至更换了校名。台湾前“教育部长”曾志朗在2001年4月表示“现阶段很多中国大陆的大学进行整并，与前教育部长吴京公布预备采认的73所大陆学校有较大差距”，在过去的一年里，“教育部”已委托中原大学的2位教授，到中国大陆各地的学校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希望取得更完整的资料再做“采认”方面的探讨。2001年5月，台湾“教育部”高教司人士称，“承认大陆学历的准备作业已在积极进行”，“教育部”已初拟两种方案，若采用宽松原则，将“采认”70多所大陆高校，若严格审查，则只能“采认”30至40所大陆高校，“学校名单已初步拟定。”[6]
（三）市场导向和社会评价可作为两岸高校学历互认的共同评判标准
虽然台湾学者对大陆高校以及大陆学者对台湾高校的评价机构不同，标准也不尽相同，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社会评价及其排行榜，仍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基本上仍可作为两岸大学学术水平、人才质量、社会声誉排名的基本尺度和共同标准。
就目前大陆向台湾学子开放招生的高校而言，多数是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大学。这些大学基本上是经过两个评价渠道而胜出的：一是通过大陆教育部所组织的“优秀评估”或“合格评估”，二是在社会和企业评价中排名靠前的高校。大陆目前的高校，并不像有些人所误传的那样是“毫无国际声誉”或“没有进行严格区分”。事实上，自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提出《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以来，大陆方面就对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传统做法进行了调整：把原有的以学术标准为惟一评价尺度的评价体系，改为能体现多样化趋势的质量评估体系；既建立了国际公认的国家质量评估体系，又形成了能体现和保持地方院校特色的质量评价体系，使整个大陆的高校评估符合质量多样化的要求。
台湾的大学评估制度已实行多年，有官方评估也有民间评估，但台湾历来较看重民间评估，特别是以学生、社会及企业评价的形式出现的排行榜，尤其受到人们的重视与认可。因此，在两岸学历的互认中，可选择两岸具有共同性的民间（社会）排行作为试点，对社会排行相对靠前、分类排行较相似的高校，可先期作为学历“采认”的对象。
四、结语
基于对以上相关问题的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首先，自1997年台湾方面提出学历“采认”问题以来，两岸围绕这一问题的“出台”与“叫停”展开了多轮、多方面的探讨，人们讨论最多的还是台湾是否以及如何“采认”大陆学历。随着两岸加入WTO，这一问题终将变得越来越迫切：台湾方面，公、私立大学“西进”、“登陆”、“合办”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学生则基于就业与经商的长远考虑，也大多睛睐到大陆高校就读；大陆方面，通过学历互认吸引台湾学生到大陆学习可能是第一动机，加强双边的相互了解、互派人员以及学科间的优势互补可能是第二动机，通过提供学习、就业和经商一条龙服务，间接地吸引更多的台商、台资到大陆来可能是另一动机。
其次，随着两岸的同时入世，两岸经济、文化、教育交流的日益增多，涉及学历“采认”的人群、高校也将日益广泛和增多，两岸学历互认的前景与趋势应是“双向”而非“单向”、“大范围”而非“小范围”地进行：包括台湾承认大陆的学历，同时大陆也承认台湾的学历；两岸学历互认的规模将由小变大，由几十所逐渐扩大到几百所，甚至覆盖两岸的绝大多数高校。
再次，考虑到目前两岸还存在一些客观及人为障碍，全面、大范围的学历互认目前仍较难实现。因此，可考虑在WTO的架构下，依据WTO的基本原则，并基于以往及目前对两岸学位对等制度的研究成果，在双方教育服务贸易准入条件与承诺的范围内，采取相对灵活的措施，进行双边学界的对话与谈判，先以部分高校为采认试点，各项关系理顺之后再逐渐铺开。
第四，现阶段两岸的当务之急，是双方均要确定出第一批学历采认的高校名单，以供对方采认时参考。从大陆方面考虑，有以下几个方案可从中选一：其一是以台湾前“教育部”圈选的73所高校为基础，然后再进行增减；其二是以进入“211工程”的高校名单为基础，从中再确定合适的学校为采认对象；其三是以2000年最新确定的向台湾地区联招学生的150多所高校为基础拟定采认名单；[7]其四，以美国承认的大陆高校作为参照，确定采认对象。
第五，应从战略的眼光来看待高等教育的“无边界”趋势及其发展特征，尽快建立两岸学历互认制度，积极谋求开拓双方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常大陆的高等教育服务市场是对所有成员方开放的，而不仅仅只关照具有天时地利的台湾。若台湾方面不抓住机会，仍纠缠于一些不太重要的细节，那么座失良机将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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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主体性原则的要求，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学生应成为道德的主体，他们的道德认识应该在其自身活动与情感体验中获得，而不是接受外在的灌输；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应该以自我的道德觉醒为基础。学校道德教育只有充分发挥学生个体的主体性，站在“人性本善”的视角中，回归学生“生活世界”，彰显学生在道德实践中的自主性、平等性和创造性，才能使学校的道德教育产生实效，使学生的道德水平真正得到提高。
关键词：道德教育；主体性；人性；生活世界
道德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着的道德的本质性特征，同样，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原则是学校道德教育的必然前提性原则之一。然而，现实中的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原则的状况却是不容乐观，对主体性原则的漠视和误读依然是当前学校道德教育中不可回避的部分。
一、当前对学校道德教育主体性原则的误读
近年来，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原则一直是道德教育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有不少学者对于主体性原则的认识和在学校道德教育中的应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然而，这其中也有不少是对学校道德教育中主体性原则的误读。总结起来，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不少学者和学校道德教育实践者只是将主体性原则当作学校道德教育的一种手段，而不是道德教育的目的。主体性原则成为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甚至变成了一种噱头。然而，学校道德教育就是为了让学生能在实际生活和道德实践中能动地、自主地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而不是成为道德灌输的被动接受者。这就注定了主体性必然是学生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之一，主体性原则必然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目的本身，而不是其他。
其二是有学者对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原则的存在合理性的误解，比如蓝江就认为：“这种理论在德育体系中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单独列出，结果是只见受教育者主体性的树木、不见德育的森林。这种一叶障目的主体性势必会导致目光短浅、仅仅盯在受教育者主体之上，而不顾及德育的整体和全局。”其实这种顾虑是无需担忧的，当代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原则强调站在受教育者的角度进行道德教育实践反思，只是因为过去对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的忽视，与道德教育的整体和全局规划并不矛盾。道德教育不可能绕开道德教育主体及其活动而存在，其目标就是为了达到道德教育对象的主体性的外化和道德行为方式的内化，主体的活动与实践是道德教育研究现实存在和发展的唯一可能方式。
要改变对学校道德教育主体性原则的误读，首要做的就是对主体性原则在学校道德教育中的具体意义的确定和厘清。
二、人性本善：道德教育主体性原则的人性基础
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原则包含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人是道德的主体，作为学校道德教育中的受教育者，学生成为道德教育中的主体。道德因人而存在，学生在道德生活和道德教育中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性，即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相对而言，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传统道德教育中并未受到相应的重视，传统的道德教育将教育对象看作道德灌输的“美德袋”，较忽视人在思想层面上的主体性，特别是在道德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对道德知识的创造性理解。而这正是当代道德教育中主体性原则的切入点。其次，道德教育需要主体的积极参与。道德是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的生活是同一的。道德教育必须回归生活，以关注指导和引导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为目的。
道德首先是“为人的”，是人类完善自身本性、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内在方面。同时，道德又是“人为的”，它必须以人的充分主体自觉和价值选择为前提。在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道德实践行为，没有强制，也没有外在约束，唯有行为者内在良心或道德能动意识的作用，这是人类道德行为区别于其他行为的根本标志。然而，要实现道德对人类自身本性的完善目的，首要的就是正本清源，澄清人类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对人性善恶的判定，决定了道德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和方法。
“人性本善”具有两层含义：人性中具有先天的“向善性”或“善端”；同时这种“善端”使在道德教育中确立主体性原则具有合理的基础和可能性。把“人性本善”作为道德教育中的价值预设，是道德教育主体性原则的内在特征和要求，也是进行主体性道德教育的必要条件。苏格拉底就认为德行是人之为人的本性，由神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个人，因而人人都具有德行。所以道德教育不能是灌输，而是在外界的引导下，通过儿童自身的主体认识和提升来进行。孟子也认为，人的内心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都存有仁、义、礼、智四德。这四种善端、善德都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内心，而不由外力灌输而来。关于如何将四种善端发展成善德，孟子同样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道德自律和道德自觉，他认为善端只是人拥有善德的前提条件，拥有善德的关键在于人能不能保存善端并将其发扬开来。孟子由此提出“存心”、“养性”、“反求诸己”等自我修养方法，通过后天的努力，不断反省自身，使自己的道德和人性不断提高，并最终达到“涂之人可以为禹”的境界。而孔子同样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的论述。所以，充分发扬人的主体性、重视人的道德自省，一直是中外古代道德教育的重要原则。
所以，只有进行“人性本善”的价值预判，确定人具有向善性和善端，才有可能在道德教育中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在道德教育主体性原则中的“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就是认定在人性中先验存在各种道德的萌芽(善端)，塑造有道德的个体就是培育人内在的道德可能性。
以纪律为名压制儿童的天性，反映出的是教育上人道思想的缺失，它所产生的后果不会在短时内表现出来。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认为学校凭借恐吓、压力和权威来管理学生是一件最坏的事，它破坏了学生深挚的感情和真诚、自信，它养成学生驯服的性格。”这正好反映了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人文关怀，不能让儿童的道德生命自由生长，漠视了每一个人身上存在着的宝贵的“善端”，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是非之心等，道德教育不可能有切实的成效。如果教育者认为人的内心深处基本上天生是恶的，那么现实教育中就必然会出现过多的不信任、控制和警戒行为。
“人性本善”使教育者肯定受教育者具有道德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发展的可能性，使教育者始终对受教育者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充满信心，是教育者在道德教育中坚持主体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和依据。通过启发和唤醒学生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良心，使学生埘立道德理想，领悟人生真义，建构属于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把社会现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强行灌输给学生，使学生成为一个个具有“道德相关知识”的“美德的集合体”。
三、生活世界：道德教育主体性原则的实践基础
“道德存在于人的整体、整个生活之中，不会有税离生活的道德。品德的培养应当遵循一种生活的逻辑，而不是一种纯学科的逻辑”。道德教育只有根植于生活世界并为生活世界服务，才具有深厚的生命力。道德作为调节改善人们之间关系的准则和提升生命质量的重要手段，广泛存在于生活中。缺乏道德的生活是不协调的、混乱不堪的生活。
针对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科学的狂热迷信与追求，20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率先提出“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以同“科学世界”相区分，并提醒人们不可忘却现实中实实在在的人们自身的生活。“生活世界”被界定为由与个人实际生活发生真实“牵涉”的世界的总和所构成，正如胡塞尔所言：“现实生活世界的存有意义是主体的构造，是经验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世界的意义和世界存有的认定是在这种生活中自我形成的。”由此可知，生活世界与主体性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生活世界是学校道德教育主体性原则的实践基础，而个体道德观念的形成同样离不开生活世界的作用。道德教育就是在人的生活世界中进行，生活世界构成道德教育的根基。然而道德教育中的“生活世界”和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所主张的生活世界并不完全相同。胡塞尔在构筑其“生活世界”时，其目标在于重塑理性，而海德格尔则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关注于人的存在，以及在“日常共在世界”中，“人是什么?”以及“人怎么活着?”。道德教育视界中的“生活世界”的提出从一开始就是以现实中的生活和活动为根本特征，注重的是人的活动的现实性。但“生活世界”同“现实生活”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生活世界”倾向于人生活于其中，更注重人的主体性；而“现实生活”则将人与所身处的现实情境割裂、对立起来，更注重生活的客观性。
在现今的学校道德教育中，教育内容政治化、教育方式的简单化、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偏低等道德教育困境争与学校道德教育和生活世界的疏离有必然的联系。生活世界作为对道德绝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批判，以一种尊重人的主体性、重现道德的现实本质的姿态指导学校道德教育，成为道德教育的主体性原则的现实落脚点和实践基础。
“生活世界”是一个动态的、活生生的人文世界，是属于人的、极具感性色彩的人的现实生活场景，而不是抽象的、以僵死凝固的知性逻辑为基础的、僵化的、纯粹科学的客观世界。在西方世界中，也包括在我国，受技术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影响，导致教育过程中对人的“物化”以及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忽略，其直接后果便是在道德教育中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因素，在有限的学校道德教育中进行道德知识的直接灌输，造成道德教育方式的教条化和过程的简单化。在道德教育实践中，无论是片面强调道德观念的灌输，还是片面强调道德行为的训练，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一是没有将个人主体的道德观念的确立和道德水准的提高作为道德教育的目标，而是将人仅仅当作教育的手段和工具；二是没有充分重视道德教育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的发挥，使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超越性受到抑制。
以生活世界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重视学生所处的生活世界，意味着在学校德育中应该充分利用生活世界中与学生息息相关的价值冲突和道德困惑，发扬学生的主体意识，以一种积极探讨式的方式进行道德教育。正如前苏联教育家列·符·赞科夫在《和教师的谈话》中说的那样“……但是，假定以善良和同情为题进行谈话，然后布置相应的作业，指望用这种方法培养出善良和有同情心的人，那是不可能的。用这样的方法最容易培养伪君子和伪善的人”。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机械、简单的教育方式造成的。学校道德教育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道德教育只能停留在简单的“知识传授”的低层面，造成学校德育实效性偏低，学生在校内校外两个样，甚至出现“5+2=0”的窘况。学生的生活世界之所以在道德教育中显得特别重要，就是因为只有在学生的生活世界中，在学生的现实遭遇中，在学生内心世界的价值冲突中，才是道德教育能真正产生实效的场所。
“生活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多向度的、主体间共有的世界，而不是单向度的、由抽象符号所构成的封闭世界。因而人在“生活世界”之中具有两重性。一种是与外在于自身的物之间发生联系；另一种则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人处于世界中，也即处于同为主体的人之中。阎生活世界中的人与人之间是互主体关系，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主体，都具有主体性。人们不仅承认自我的主体性，而且同时也承认他人的主体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也不是命令与盲目服从的关系，而是平等、自主、合作的关系。正是因为生活世界中个体之间这种平等、自主的关系，使价值多元的形成成为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价值取向各不相同，并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冲突。而正是这种价值冲突，成为道德教育中的重要资源。正是利用这种价值冲突，学生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彰显，道德教育的生成和发展才成为可能。
微世界为学生提供了“做”中学的环境，学生可操纵模拟环境中的对象，构建自己的实验体验，参与测试实验系统的行为。微世界一般的活动结构包括了创设有趣的情境、探究、解释、应用、评价等内容，最主要的活动部分是通过操作进行互动探究的活动。互动性是微世界的特点之一，通过人机交互、生生交互让孩子掌握观察、设计实验、实验操作、收集数据等探究技能。以“光合作用”概念为例，由于光合作用发生的过程，是一个微观、复杂的过程，肉眼很难观察到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因此可以用光合作用的微世界进行教学，整个教学流程及学生学习行为参与过程（如图2所示）。光合作用微世界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利用传感器进行光合作用的模拟实验，建构关于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作有机物，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的概念，并在建构概念的过程中掌握对照实验设计与实施的探究技能。光合作用微世界的活动内容结构如下表1所示。又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ofColorado.)开发的交互仿真虚拟实验微世界(phet.colorado.edu/zh_TW/)，网站里很多生物、物理、地理等学科领域的微世界资源。其设计理念是通过互动探究的实验，让学生掌握探究的技能并深刻理解概念或现象。例如支撑自然选择的概念认知，微世界创设了一个草原情境，通过一些按钮操作能够选择和控制草原上的动物、植物的种类、环境类型以及兔子的性状等，然后学生可以通过图表看到动植物数量的变化，从而了解自然选择的过程。再如生态平衡的微世界，通过学生动手参与探究活动，控制草原上动植物的数量，发现生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多次尝试设置不同生物数量的活动中建立起能够维持生态平衡的数量关系，从而理解保持动植物数量一定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总而言之，微世界为学生提供了体验式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做”中学，掌握解决问题的探究技能，促进学生有效的学习。
二、思维参与——利用微世界促进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
学生参与探究的过程，也是思维活动的过程。课程改革非常强调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这也是课堂教学的重要方面。根据布卢姆的目标分类学，高阶思维是在目标分类学高层次的认知过程，如分析、评价、创造属于较高水平层次的能力。根据斯滕伯格的思维理论，思维有分析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使用性思维。微世界的探索活动需要学生高阶思维的参与，如作出假设、推理结论、分析数据、生成新问题、解决复杂问题等思维能力，因此微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有效途径。例如光合作用微世界的思维参与过程如下(如图4)：1.促进学生探究推理能力的发展运用适当的技术可以来支持学生学习，微世界提供的活动，凸显在能够培养学生的探究推理能力。微世界提供的探究环境一步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帮助学生将思维集中关注高层次的认知过程，脱离低层次的计算，可以帮助学生建模并可视化思维过程。微世界的实验操作是理想化的，减少了很多的其他因素对学生的干扰，让学生的思考更加集中和深入。同时实验的操作过程可以重复和再现，学生在有层次的整个实验过程中、实验后的数据和图表中、评价中运用推理能力帮助建构概念。例如在微世界中的反馈和评估项目，设置不同层次的练习，从这些练习中可以培养和检测学生的探究推理能力。如下面的题目（如图4），学生在探究光合作用后，让学生分析哪种情况下水草的寿命最长。该题，需要学生运用推理分析能力及光合作用的概念解决问题。答案是D的水草，因为光合作用需要光、二氧化碳和在叶绿素下进行，然后光合作用释放出氧气。而在A、B项中缺乏光照，C缺乏二氧化碳。通过整个微世界的各个活动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探究推理能力。2.促进学生分析科学数据能力的发展微世界的实验数据常以图表的形式出现，图表能够直观展现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一个变量变化另一个变量发生的相应变化的情况。通过识别图表和分析数据培养学生的分析性思维能力。实验中收集资料，有利于学生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习惯。实验后需要对这资料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和说明，在微世界中，会通过各种数据表整理数据，用图表来解释事物整体格局、发展趋势并通过证据建构和解释概念。例如在生态平衡的微世界里，通过草原上植物、兔子和狼的数量变化的图表，让学生分析一段时间内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及要维持生态平衡的条件（如表2、图6）。还通过数据可以让学生对未来草原上植物、兔子和狼的数量变化进行推测（如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狼灭绝了，兔子数量增加，草不断减少；进而理解如果持续下去那么草会被兔子吃完，而兔子因缺乏食物而无法繁衍下去，最终导致生态失衡。图表还是培养学生预测、假设等创新思维能力的重要工具。学生可以通过它来研究分析对象的发展趋势并作出预测。从图表中观察到植物、兔子、狼在这30.8年间的数量变化，可以帮助学生推测分析时间与动植物数量变化的趋势，根据动植物之间数量变化的关系，预测这个生态系统是否能够持久达到生态平衡的状态。
三、情感参与——利用微世界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培养学生对学科的兴趣是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的核心目标。为提高学生的情境兴趣和探究欲望，微世界会设计成游戏的模式，并在设计学习任务上体现多样性、新奇性、活泼性和挑战性。学生如果能够顺利完成一个挑战，掌握一个技能、创造一个作品，就能够给学生带来较大的成就感，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生态平衡的微世界，其任务的设计是有挑战性的，即让学生设置植物、兔子和狼的数量，看能否使生物能够保持平衡更加长久（如图7）。在界面中有评价如“游戏结束，你的分数是34分……，你能做什么去消除这种不稳定呢这些有挑战性的任务都能够激发学生不断探索。又如在探究人的膳食平衡概念时，有一个饮食与运动的微世界（如图8），设计了人的肥胖程度与食物、运动关系的有趣任务。如果你挑选的食物含卡路里过高，而且运动量过少，就会很快肥胖起来（如图8左边的人形象发生变化），直观有趣地展现饮食平衡与适量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会让学生对膳食平衡、运动有更深刻的理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学生喜欢开展各项生物探究活动时，他们将对生物学科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形成对生物学的高度热情，或为将来会成为生物方面的专家、一生从事生物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国际在线消息：据新华社电，世界著名的英国学术期刊《自然》23日报告说，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数量近年来上升势头强劲。
该报告调查了全球范围的科研论文数据，结果显示，在引用次数排名最靠前的高质量科研论文中，由中国研究人员发表或参与发表的论文比例在2011年达到11.3％，居全球第四位。该报告还显示，在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中，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的研究者的论文所占比例居前。
该报告预计，到2014年，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数量将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
（一）比较文化形态学与“文明形态史观”
20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the West）。该著作1911年开始构思，当第1卷于1918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1922年出版了第1、2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3］，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的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4］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4］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 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三）全球史观
什么是全球史观，学术界并无定义，但是可以从一些史家的论述中看到他们眼中的全球史观。一般认为，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①。1978年他组织编写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论述历史的旧观点，从宏观阐述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②他在1978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Histo－ry）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③爱德华·H．卡尔也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也只有在今天，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整个世界包括着在十足的意义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人民，包括着不再是殖民地行政长官或人类学家所关心的、而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各族人民。这是我们的历史概念的一次革命。”［1］（163）于是，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叙述与编写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整体历史的时代。以下是几本可视为以全球史观撰写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早在1920年，英国作家（非职业历史学家）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就出版了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横跨五大洲的世界历史。作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批判，作者深切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批评过去的欧洲历史学者“严重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决心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④该书的盛行（据说每个说英语的家庭都有一本），客观上形成了对西欧中心论的一大冲击。⑤1963年，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The Rise of the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该书采用了从古至今的叙事史体例，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专业历史学家写出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在该书的基础上，1967年麦克尼尔出版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A World History）。⑥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于1966年和1971年分别出版了《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A GlobalHistory）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作者认为：他这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①美国学者、被称为西方“新左派”的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1974—2011年陆续出版了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作者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16世纪开始于西北欧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②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与编纂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们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今天，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史观也对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和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世界史教学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20世纪兰克学派传入中国，一些人把它概括为“史料即史学”。例如，历史学家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就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让史料本身说话，即他所说的“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这里颇有兰克主张的味道。尽管这种观点有点过于绝对，但是他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一分资料出一分货，十分资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主张，以及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原则，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编写也产生了影响。早在1925—1926年，陈衡哲（1890—1976）就出版了高中教科书《西洋史》，沿着上古—中古—近世的线索，叙述了上起地球和生物的起源，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历史。尽管作者表示要以多元史观解释历史现象，但她认为自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作者虽然“叙次西洋史迹，又时与中国有关内容加以联系。”④1934年何炳松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上下册），从人类文化起源一直写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该书虽然多参考西方学术成果，但作者反对西欧中心论，表示自己的立场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西欧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有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①因此，该书在论述文化起源时从亚洲讲起。何先生接受20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的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观点，在教材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历史教科书只关注帝王将相少数人活动和偏重政治史的现象，大大扩充了选材范围，以较多的章节叙述文化与社会生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在前言中就说明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他强调世界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另外，周谷城还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②这一看法，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尤其具有启发意义。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有了很大进步，也一度受到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解读的较大影响。这种解读，突出反映在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陆续出版的13卷本《世界通史》的编纂体例中。④该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形成了苏联的世界通史体例。然而，该书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而且过于强调苏联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套《世界通史》对新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即现在人们简称为“周吴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这套教材，同样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⑤。同时，人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它较严重地受到苏联《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而且缺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世界史发展
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时，就发现他们在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从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来看，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5］从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来看，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演变和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以及物质生产是社会形态变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共同的推动力量的论断，鲜明而深刻地批判并突破了西欧中心论，是世界史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吴先生强调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认为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而这两方面的发展互动，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7］可以看到，这种对世界历史本体论的新认识，与世界上已经流行的全球史观的发展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基本上是同向进行的。根据这种新认识，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古代史编2卷、近代史编2卷，现代史编2卷），被简称为“吴齐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1—1994年出版。这部200多万字篇幅的世界通史，突破了以往国内外世界通史的编撰模式，尤其是突破了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同时借鉴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中国人的思辨，探索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长河的源流及其走向，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全球的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人类产生至15世纪末为古代史，16—19世纪末为近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为现代史。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期从历史实际出发，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力求避免重蹈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采取纵横交织的编撰体系和纵横比较的写作方法，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关键环节，注意揭示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对横向发展的制约，以及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第三，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不仅阐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在打破其分散闭塞局面，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而且注重深入探讨人类和平交往和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第四，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以有限的篇幅简述中国历代兴替的基本脉络，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并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①至2013年，该教材已经发行上百万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世界通史教材。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②他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认为“现代化史学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进程的整体和分体研究的史学”，③因此也被称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④。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
三、进入21世纪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全球史的兴起进入
21世纪，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或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在21世纪继续发展，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最初的“全球史”只是美国历史教学改革中出现的一门新课程，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宏观编写世界通史的方法论。它与以往世界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关注那些导致全球化因素的发展过程。正如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1949—2012）所说：“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强劲的全球化的势头也促使历史学家们关注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在许多方面，世界史作为一种理性的研究课题，代表了当代职业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身居其中的跳跃式发展的全球化现象的职业反映”。⑤因此，“新世界史”更为重视对长时段的、跨区域的、跨文化的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蔓延，人口发展，移民迁徙，意识形态和观念变化，跨国公司，能源需求，国际犯罪，甚至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注重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于是，国内已有学者将这种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本身的观念称为“全球化史观”；［8］亦有学者将这种学术取向称为“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⑥。以下是几本被视为全球史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一书被认为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1967年他出版的《世界史》和1966—1971年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都被视为全球史的世界通史著作并成为畅销书。由此可见，全球史观与全球史的编写是有其一致性的。2000年，杰瑞·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JerryBentley，Herbert Ziegler，Traditions ＆Encoun-ters：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一书①出版，作者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注重文明的多元传统和相互之间的碰撞与互动，揭示人类社会不同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世界史教科书，在中国也拥有广泛影响。2003年，麦克尼尔父子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J．R．Mcneill and William．H．Mcneill，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of World History）一书②，作者力图以一种超越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审视全球历史，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全人类与自然界共生的世界体系，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影响着自然物种的进化，也同时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作者追溯人类网络的变化，揭示各个阶段不同人群之间合作与竞争的生存特征，以及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依存、互动，启发读者思考人类网络的未来之路。由此可见，“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更为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就这一点来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是有共同之处的。③当然，“新世界史”存在的明显缺陷也招致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例如，它比较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思维；使用的多是二、三手资料，较少原始资料的利用等。全球史学家也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陷。
（二）中国世界史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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