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之后，上海城市建设进入了快速“大变样”阶段，在城市公共建筑设施、居住标准迅速提升、大批高层建筑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如何保护优秀的历史建筑和环境、延续城市文脉、并使其得到可持续利用，为当代做出贡献，已成为各界人士共同思考与努力的目标。
在“十一・五”期间，2008年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员会将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等技术研究列为重大科研课题。2009年，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与上海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共同承担了“上海地区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这一重大课题。
其中，现代集团的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与历史建筑保护设计研究院合作进行子课题“上海地区优秀历史建筑可持续利用设计技术研究”。
历史建筑的妥善保护与利用是城市传承历史文化、维系城市或民族记忆的需长期坚持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不仅需要国家有关法规，规定及城市各管理，规划部门的规划与严格管理：需要现状调整、检测，需要建筑专业在历史考察，确定重点保护部位的前提下所作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修复以及结合新功能所必要的调整等设计，并在改扩建时遵循可识别性、可逆性原则等，还需要结构专业的修缮加固设计、设备专业结合新功能的系统更新，包括节能、消防，先进设备等配置，当然还需精心施工等。在力求综合性的整体保护历史建筑的前提下，只有通过各方努力，才能让这些无比珍贵的历史的见证者，在相匹配的优雅的环境中，立足于今天、并得到恰当的可持续利用，延续其寿命，有尊严地走向未来。
有鉴于此，有关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设计技术研究的课题组由相关多专业人员共同组成，赴日本考察的成员也涵盖建筑，结构。设备等各专业。2009年12月完成课题中期报告后，集团组织课题组一行八人，赴日本专题考察，成员有：上海院建筑总师唐玉恩，张皆正，历史院副总师陈民生、郑宁博士四人，还有上海院结构总师李亚明、给排水副总师徐凤、暖通副总师何焰、以及电气主任工胡戎。
本次考察着重了解日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情况，时间一周。除了实地考察广岛、神户、奈良、东京、横滨、镰仓等地的众多重要历史建筑――国宝、指定重要文化财等，还与日本同行“株式会社日本设计”、“株式会社JRE建筑设计”进行有关项目保护与利用的设计技术交流。“日本设计”的野正人先生介绍了东京几个重要保护项目保护与利用设计案例，并陪同考察“国指定重要文化财――三井中央信托银行”老楼及新楼，赠送简介；森一朗先生陪同考察横滨港红砖仓库等项目，“JRE设计公司”的米川龙夫，田原幸夫先生作了东京丸之内车站保护修复、扩建的技术介绍并赠送有关资料。正是通过交流使考察得以深入。
日本的历史建筑类型众多，有从受中国建筑影响的“唐风”传统木构到逐渐演变发展的“和风”木构，受西方建筑影响的各种风格，功能类型、各种结构与材料的近代建筑等，在城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历史建筑构成丰富的文化遗产。考察日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技术有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针对不同情况，日本相继出台保护制度，注意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以在大众社会生活与文化教育中持续发挥作用。
1950年，日本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并在1975年进行修订。此次修订，创立了以历史街区为保护对象的“传统建筑区保存地区制度”。
1996年，日本再次修改《文化财保护法》，引入登录制度。该制度的运行，扩展了建筑保护的范围与数量。现行的日本文化财体系中关于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方面，主要包括：“有形文化财”、“纪念物”、“传统建造物群”等。其中，属世界文化遗产和有形文化财中的重要部分，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而价值特别高的部分，则被指定为“国宝”。纪念物指“史迹”、“名胜”等。传统建造物群，则由市、町，村条例决定“传统建造物群保护地区”、或选定“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护地区”。
此外，日本产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也得到重视，这类建筑大部分被列入都或市选定历史的建造物以及近代化产业遗产的保护名录之中。
考察后，我们曾在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内进行了讲座交流，经进一步整理、查阅参考书等工作，现汇集成涵盖各个专业的关于日本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考察报告，作为课题研究的附录成果之一。
同时提交到特别关注建筑文化考察的《建筑创作》杂志发表，也是我们向同行的汇报。本次关于日本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考察报告分成三部分：之一，日本传统木构建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之二，对话与共生――日本近代建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之三，日本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结构与设备特点。
因考察时间较短，深度尚不足，敬请各位专家与读者指正。
注释
1 日本的建筑界，[日]尾岛俊雄，浙江大学编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
一、招聘条件
(一)工程(造价)类
1、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55周岁以下(含55岁)，户籍不限;
2、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无不良历史记录(含刑事处罚、党纪政纪处理及违规执业处理);
3、从事工程造价相关工作3年以上，具有全国造价员以上职称优先;
4、具有注册造价师的可适当放宽学历、年龄限制。
(二)法律类、财会类
1、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35周岁以下(含35岁)，户籍不限;
2、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无不良历史记录(含刑事处罚、党纪政纪处理及违规执业处理);
3、财会类必须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二、招聘程序
(一)报名及资格审查
1、报名时间：2016年2月19日开始,2016年3月18日止。
2、报名地点：福海县财政局(福海县人民西路)，联系电话：0906-3472433，联系人：张丽慧。
3、报名须知：报名时须带本人身份证、相关学历(学位)、工作经历、工作业绩及执业资格(技术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式1份、近期免冠1寸彩色登记照片3张，验原件留复印件。报名时填写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须真实准确，应聘期内电话号码请勿随意变更，以便于联系。
(二)考试安排
1、考试方式：以面试和从业资格、从业经历审核为主，主要考察应聘人员适应岗位需要的相关能力和经历。面试采取自我介绍、回答提问的方式，现场评分。按照从高分到低分成绩，择优按1：2的比例确定进入考察阶段的人选。
2、考试时间、地点：通过电话及短信等方式通知本人，请应聘人员保持通讯畅通。
3、面试要求：面试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按时参加，未按规定时间报到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三)考察与体检
1、考察。考察人员由相关部门和部分专家组成考察小组。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考察对象的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遵纪守法等情况，同时对其资格条件进行复核，考察合格的人员按聘用岗位数1：1进入体检。
2、体检。面试后对拟聘人员组织体检，体检在县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如有体检不合格的人员，再从面试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进行补录。
3、考察、体检的时间与地点另行通知。
三、人员聘用
1、对经考察通过拟聘用人员，到县政府采购中心从事政府采购事务性工作。
2、签订劳动合同。聘用人员与县财政局签订聘用合同，办理正式聘用手续;聘用合同原则上一年一签，聘用期满考核不合格者，不再续签聘用合同;聘用期内如有违纪、违法行为，可依法解除合同。
四、薪酬待遇
对聘用人员实行固定工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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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专题教学法 中外广告史 课程实施
中外广告史课程是广告学学科体系中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的讲授，使学生了解中外广告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把握现代广告发展的脉络和方向，为今后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但从课程的实际教学效果来看，远远达不到理想的状态。针对此现象，笔者认为，在课程中进行专题教学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1 专题教学法的内涵
所谓专题教学法，是指教师根据课程的教学大纲，将授课内容中零散的知识点按照其内在的联系进行梳理，汇总，以一个单独的教学内容呈现给学生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对知识的重新分类和整合，能使学生多角度考察和分析教学内容，从而从整体上把握整个课程内容。
2 中外广告史课程进行专题教学的必要性
2.1 中外广告史的课程性质决定了进行专题教学
中外广告史课程是广告学专业学生进入广告专业实务学习之前的重要课程之一。主要是向广告初学者展示广告事业发展的历程，让初学者了解广告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基本规律，为以后的广告设计与制作技能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本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入门”及“地基”的重要作用，设置本课程不仅体现了广告学科的完整性，更为今后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中外广告史的教学中，需要根据本专业的特点大胆打破了传统的时空结构方式，在内容上进行重新的组合，构建适合于本学科特点的新的课程内容体系。
2.2 中外广告史的课程教学现状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新的教学方式
从课堂的教学情况看，一直以来，多数高校中外广告史课程的教学都是沿袭传统的教学方式，在讲授教学内容时，或者按社会历史发展的纵深结构，以时间为顺序展开，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广告发展历史展开；或者以经济背景为主线，考察经济广告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或者偏重于对某一种广告媒介发展历史的讲解。内容缺乏启发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缺乏自主性、灵活性，教师只能按时序的要求被动、忠实地授课，部分内容很难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导致教学方法上多为灌输式，大多采用教师主导、学生被动的教学模式，学生参与意识极差，注意力难以集中，教学效果十分有限。
3 中外广告史课程实施专题教学的可行性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其自身历史经验的总结，任何理论的理解与把握也离不开历史的阐释；广告的发展同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和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密切相关，广告发展的历史，就是广告从无到有的历史，就是媒介手段、策划手段、创意表现、经营管理、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的历史。讲述广告发展的历史，也是讲述广告媒介发展史、创意发展史、媒介发展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外广告史课程可以进行专题教学。
4 专题教学法的实施
4.1 设计教学专题
课程根据广告运作的过程及其组织因素，将中外广告业的发展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贯穿和完整的梳理，在介绍完中外广告业发展的历史概况之后，开始进入专题教学，其内容可划分为：广告媒介发展史、广告创意发展史、广告策划发展史、广告公司发展史、广告管理发展史、广告理论和广告教育发展史、广告人才发展史、社会广告发展史等若干专题内容进行研讨。
4.2 编写专题教案
教师根据上述确定的专题进行教材内容的整合，编制出每个专题新的教案：如在广告媒介发展史部分，可以按照时间序列，将媒介的发展按照“口语传播时展——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数字传播时代”等几个历史阶段来具体讲解“声音广告、文字与图案结合时期的广告、报刊广告、户外广告、交通广告、电视广告、网络广告”等内容，既描述了媒介发展的进程，也看到了媒介依次取代的历史过程，这样展开教学内容，条理就更清晰；学生也能够深入理解物质技术手段对于广告业的影响这一观点了。并提出明确的教学目标。
4.3 优化教学环节
（1）在课前，由教师依据专题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选定教材及其他阅读材料，指出难点、重点，学生通过教学大纲明确课程内容及教学目标，理清课程的基本脉络。（2）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分析对学生进行提纲挈领的指导，完成对专题内容的讲授，并布置相关准提的研讨题目。（3）在课下，学生分小组讨论相关论题，并结合当前行业发展的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制作成PPT，准备在下次课上进行汇报。（4）充分利用互联网上教学活动。积极利用课程网络平台网上辅导，不定期进行网上答疑；利用教师个人邮箱、电话、信函等进行师生对话，进行个别指导。（5）针对学生的教学反馈及时修订专题内容。搜集学生对于专题教学的形式和内容的反馈意见，总结教学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重新修订，完善教学专题。
4.4 改革考核方式
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综合考核方法。学生平时的社会调查报告、小论文、专题辩论、专题汇报等作为考核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和期末考试各占50%进行考核，加强对平时作业考核的力度。
5 实施专题教学的意义
5.1 有效整合了课程内容，适应了广告专业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要求
专题教学法打破教材原有的章节体例，突破原有教材框架，根据广告运作的过程及其组织因素重新构架教学内容，既能够保证每个专题内容的独立性，也能够其他的专题有机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该课程将广告策划、广告创意、广告经营与管理等课程的通过一个个专题以历史的概貌呈现给学生，为后面这些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在课下学生的切身调查和互相学习达到了与其他知识内容的融合、渗透，通过纵向、横向、多角度、全方位地学习。
5.2 采取灵活多样的的教学形式，有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在广告史的教学过程中，摈弃传统的讲史方法，以学生为教学主位，努力启发学生的思维，通过教学大纲明确课程性质及教学目标，在文字教材指导下让学生了解课程内容框架及学习方法，安排合理的教学进度，开展理论讲授、专题研究、专题辩论、专题演讲、观看专题教学录像片、案例分析、学生社会调查、课堂讨论及广告历史经验的课堂交流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力争通过广告史料和广告案例的分析，以达到古为今鉴的目的。专题教学的实施使学生的学习目的更加明确，学生积极地参与调查、思考，有效的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5.3 不断挖掘新的史料，丰富教学资源
由于需要进行专题教学，教师需要不断丰富教学资源，这就要求教师从古今对比中挖掘新的史料来丰富教学内容。除了原有的教材内容上进行搜集整理之外，还需要通过各类网站资料、视频资料、案例集等资料中挖掘出与之相关的专题内容，这样才能让这些史料变得更加有“味”。
一、总体思路
按照“公开规范、分层评选、控制数量，提高质量，自愿选用、减轻负担”的原则，通过实行“三限”（限品种、限数量、限价格）和“一科一辅”办法，建立综合治理和分工合作机制，切实强化工作措施，对中小学教辅材料的选用、代购、使用等环节进行管理，保障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规范有序。
二、组织实施
（一）教辅材料的选用
1.成立选用委员会。市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市纠风办、新闻出版局和市物价局组织成立市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委员会。选用委员会由相关部门行政人员、中小学教师和校长、教研员和新闻出版等方面专家组成（见附件1）。市选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若干学科专家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负责日常工作。
2.建立选用监察组。由市纠风办、市教育监察人员组成市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监察组（见附件2），对教辅材料选用实行全程监督。
3.建立选用专家库。选用专家库人员由中小学教师、校长、教研员和新闻出版等方面相关专家构成。市选用专家库人员在县（市、区）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推荐的基础上，经市选用监察组审核后确定并密封保存管理。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专家的人数，按每个学段（小学、初中、高中）每个学科（小学3—6年级为语文、数学、外语三科；初中为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九科；高中为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九科）推荐3人，各市直中学高中、初中每学科分别推荐1人，市教育局教研室高中、初中、小学每学科推荐1人，作为专家候选名单，经筛选后进入专家库；参加教辅材料选用的专家，由选用监察组从选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并由监察组负责通知专家参加选用工作。
4.实施选用。教辅材料实行省级评议推荐、市级选择确定、学生自愿使用的方式。选用委员会根据我市中小学教育实际和教科书使用情况，按照“机会均等、过程透明、程序公正”的原则，依据专家组意见，按照教科书选用的程序，从本省教辅材料选用公告中，一个学科每个版本选择一套教辅资料推荐给我市各学校供学生选用。
5.选用范围：
（1）与中小学教材配套的同步练习册。义务教育阶段3-6年级为语文、数学、外语三科；义务教育阶段7-9年级为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九科；普通高中为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九科；与教材配套使用的初中、高中历史与地理填充图册。
（2）上述各年级各学科寒暑假作业。
（3）初中毕业班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物理、化学考试辅导类教辅材料。高中毕业班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考试辅导类教辅材料。
6.选用结果。市教辅材料的选用结果报教育厅备案，抄送新闻出版局、物价局、纠风办。选用公告的教辅材料按照国家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要求核定价格。
7.选用周期。选用确定的教辅材料版本，小学四年为一个周期，初中与普通高中三年为一个周期连续使用，使用周期内，如教材内容调整，则教辅材料内容作相应调整，并将调整的内容报选用委员会批准。
8.选用保障。设立教辅材料选用工作专项经费，用于组织评审，保证选用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教辅材料的选用
1.在市选定推荐的教辅材料的基础上，各校可为学生实施无偿代购服务，代购教辅必须是市选定的版本。学生根据自愿原则决定是否选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校或学生购买任何教辅材料，不得在省评议和市选用推荐的范围以外，在学校宣传、推荐和推销任何教辅材料。学校代购，必须做好服务，不得从中牟利。
2.免费提供教辅材料的县（市、区），可自行确定使用教辅材料的种类和范围，但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市对教辅材料编写授权与出版资质的规定要求，按照本办法规定的选用程序确定。
3.其他类教辅材料由学生和家长自行在市场购买，学校不得提供代购服务。
三、监督检查
（一）明确管理职责
1.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强化管理责任，履行监管职责，细化监管职能，建立健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并形成长效机制。市及各县（市、区）组织力量对教辅材料进行调研检查评估，提出改进教辅材料质量的意见和建议。检查结果作为评价有关编写、出版单位编写出版教辅材料质量能力的重要参考依据。
2.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中小学教辅材料印制质量的监督检查，坚决打击非法盗印教辅材料，保证出版质量，维护出版秩序。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教辅材料价格管理。各级纠风部门要对教辅材料的管理和选用推荐工作实行严格监督。
3.市级教育、新闻出版、物价、纠风等部门设立监督举报电话，接受家长、学校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市、县（区）相关部门也要相应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建立健全举报等有效机制。教育、新闻出版、物价、纠风等部门不定期地对辖区内教辅材料的综合情况进行联合检查，检查结果通过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市级举报电话：市教育局：
市物价局：
市纠风办：
市文广新局：
（二）严格责任追究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
（1）强制学生征订教辅资料的；
（2）统一组织学生征订选用公告以外的教辅资料的；
（3）将图书经营企业或个体书商引入学校向学生推销教辅资料的；
（4）要求学生到个人指定的图书经营企业或书店购买教辅资料，从中谋利的；
（5）搭售选用公告教辅资料之外的其它资料的；
（6）从代购教辅材料中收取回扣的；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1940年，冯国瑞先生由重庆返归故里天水，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埋头整理地方文献，就在这时搜集到有关麦积山石窟的不少历史资料。这些散见于史籍与地方志的资料，引起了先生的极大兴趣，并产生了实地考察麦积山石窟的愿望。1941年农历四月初八，麦积山传统庙会时，先生邀约地方同好六人，由甘泉乡西枝村出发，徒步入山考察。考察期间，先生一行经历了极大的艰辛，克服了重重困难，日与樵夫同行，夜与山僧为伴。寂静的深山中耳听山风与野狼的嚎叫，漆黑的夜晚里与青灯古佛同眠。当时的木质栈道经千百年风雨的侵蚀，早已是时断时续，行走时吱嘎作响，艰危之处不得不手脚并用。然而先生与同行者依然以对乡邦文物的深厚感情，对先人遗产的执著厚爱，对桑梓历史的一往情深，攀危崖探幽洞，获得了麦积山石窟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次考察活动，是麦积山石窟开窟1 600多年来第一次由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对石窟文物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科学考察，对麦积山石窟以后以至未来的研究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1952年和1953年西北文化局和中央文化部的两次大规模勘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麦积山石窟
第一部研究专著的撰写者
麦积山石窟不同于敦煌莫高窟，也不同于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在历史古籍中缺乏比较完备、系统的记载，石窟自身也没有比较完备的历史文献，甚至连古代保留下来的题记也很稀少。
先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写出了关于麦积山石窟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麦积山石窟志》，从而成为麦积山石窟研究的第一位拓荒者。
这部专著的产生源于1941年先生对麦积山石窟的首次实地考察。考察中看到的石窟文物，其历史和艺术价值使先生感到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和视觉冲击。回到家中以后，先生夜以继日，查阅古籍，奋笔疾书，仅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编写完成了一部在麦积山石窟研究史上具有难以估量其价值的《麦积山石窟志》。在当时西北地区出版印刷业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先由邑人书法家陈柳洲先生恭楷缮写，然后由陇南丛书编印社石刻印行。限于经济上的困窘，当时仅印刷了300册。尽管印数如此之少，可是一经发行，在学术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当时在国内很有影响的《大公报》、《益世报》、《燕京学报》都以重要位置先后对此作了专题报道。在学术界具有权威地位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全文刊发，使麦积山石窟在学术界受到空前重视。已故的北京大学考古系著名教授阎文儒先生就是看了先生的这部专著之后，下决心克服重重困难，于40年代中期专程由北京来麦积山石窟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后来编著了《麦积山石窟》这样一本论文专集。
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
第一位奔走呼号和身体力行者
麦积山石窟经历了1 600余年的历史里程，其间有过它的繁荣与兴盛，也过多地记录着它的无奈与衰落。1 600多年间的风吹、日晒、雨淋，特别是历史上十多次地震与明清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经济凋敝状况下逃荒避乱者和饥民在窟龛中的人为破坏尤为严重，至上世纪40年代，千年古窟已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考察了麦积山石窟的先生，面对此情此景，忧心如焚。为保护这座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宝库，先生先后不遗余力地为保护工作奔走呼号，其古道热肠感人至深。40年代中期，先生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艰难时势中多次向元老及政要邵力子、吴稚晖、陈立夫等上书呼吁拨款保护，同时又先后向时任甘肃省主席的谷正伦、西北行辕主任朱绍量以及邓宝珊将军等当面陈述，以期求得支持。为了使当局加深认识，1942年2月，先生又偕刘文炳先生再次考察石窟，并为石窟编号、绘图，而后撰写了《调查麦积山报告书》，呈送甘肃省政府，以期求得支持但终因时局等诸多原因而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直至1946年，为修建已经坍塌的东崖栈道，先生多次商洽于时任天水行署专员的胡受谦，终于争取到少量资金。在维修栈道的同时，由先生主持在瑞应寺北侧兴建了麦积山馆，供考察研究者起居。
1948年，当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逼近西北大地时，先生仍不顾战乱与艰辛，积极联合地方有识之士，成立了“天水麦积山石窟修建保管委员会”，多方筹集资金，以期对麦积山石窟开展全面维修和保护，不久，迎来了天水的解放。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对麦积山石窟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高度重视。1952年10月，先生高兴地参加了西北文化部组织，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率领的麦积山石窟勘察小组，参与了勘察、考证、摄影、测绘和重点临摹等工作。1953年7月，先生又以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的身份，参加了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组织的麦积山石窟勘察团，与吴作人等14位专家一起，风餐露宿，历时32天，完成临摹、特写和外景150幅，摄影1 000余幅，石膏翻模19件，测量了洞窟92个，为洞窟编号192个。这次勘察是历史上对麦积山石窟的一次最系统、最科学、最详尽的勘察，为50年来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麦积山石窟馆藏文物第一位捐赠者
1953年的勘察工作结束后，随即成立了麦积山文物管理所，先生十余年来的心愿终于有了结果。为了表示对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的热忱支持，先生将相当数量的家藏文物慷慨赠给麦积山石窟文物管理所。20世纪60年代初，当先生身处逆境时，考虑到来日无多，再次向文管所进行了慷慨捐献。
镜湖遗迹保护要凸现个性
烟水天际，鸥鹭翔集。在古城绍兴的中心区域，浩瀚明洁的镜湖千百年来就这样滋养着绍兴人民。历经2000多年历史风云的洗礼和漫漫岁月的雕琢，镜湖有着属于她的独特文化魅力。
坐拥这一国内独一无二的城市绿心，如何让城市空间与镜湖山水风光、文物古迹和谐相处，加快建设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于一体的经济强市，这一命题引起了市人大常委会的重视。
2003年4月，常委会组成人员到镜湖湿地视察。行走在苍苍郁郁、葱茏叠翠的绿色走廊，看到的是“芦锥几顷界为田，一曲溪流一曲烟”的情景。然而他们的目光却更多的是在敏锐捕捉存在的不足。
“东浦古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民居建筑虽然还有小桥流水人家的韵味，但因年代久远破损之处也比较多。”
“湖区内尽管风光旖旎，但路网建设有待完善。”
“要以人为本，湖再美，更要宜居，造福当地百姓。”
“一些化工类企业的生产对镜湖水系造成一定的环境压力，建议搬迁。”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视察的基础上，又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有关镜湖新区空间发展规划情况报告，指出镜湖是绍兴大城市的点睛之作，要增强镜湖新区建设的历史责任感，按照“重在保护、重在生态、重在文化、重在特色、重在功能”的原则，抓紧完善和细化规划，严格依法办事，维护规划严肃性，特别是对划定的历史文化保护范围，要加强规划控制，切实做好文物保护、抢救和管理工作。
根据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市政府划定了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明确建设控制地带，尤其是对东浦古镇加大了保护修缮力度，维持其原有水乡网络结构，传承其水乡文化，确保历史文化的可延续性，体现出昔日江南的风雅人情及世俗风情，使古镇的保护与更新，保护与利用充分结合。同时，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加强文物抢救工作，整治文物周边环境。大力开展考古工作，发掘文化遗存。综合治理城市水系，一些化工企业相继迁出了镜湖湿地，留存企业增加了污水处理设施，大大缓解了水环境的压力。
2004年7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纪南等又一次来到镜湖新区视察，肯定了镜湖新区在推进“五路十桥”等基础设施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对新建村民安置房，让群众舒适地居住在镜湖之滨表示满意。
常委会的视察和调研有力推动了镜湖新区的保护和建设工作。新区管委会对东浦古镇的形态各异的古桥梁和河网水系进行了维护和疏浚。对建于明代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湖避塘进行了修复。一家乾隆年间的老酒作坊王宝和酒厂旧址也得到修缮。东浦老街、徐锡麟故居也相继展现新姿。镜湖，作为绍兴水乡、酒乡、桥乡、名士之乡的缩影，被充分发掘文化内涵，历史文脉得以延续。
2005年5月，镜湖新区被授予部级湿地公园称号。常委会组成人员又一次来到了镜湖。在梅山之麓，在湖畔河边，在东浦古镇，他们看到青山叠翠，碧波映照，白墙黑瓦间，乌篷船破水而来……
“我欲因之梦吴越，
一夜飞度镜湖月。”
李白的传世名句至今不绝于耳，镜湖胜景盛世重现。
把名人故居改造为“文物森林”
绍兴是著名的“名士之乡”，名人多，名人故居自然也多。恢复名人故居的四周历史原貌，是绍兴古城保护的又一重头戏。
书圣故里，位于绍兴城东北部，因王羲之而闻名于世。故里内的戒珠寺、题扇桥，笔飞弄、躲婆弄等都与王羲之有关。很多游客与书法爱好者常慕名而来。然而传说与故事很优美，故里内的景点却零散、单薄，一些缺乏美感的现代建筑还夹杂其间，找不到翰墨飘香的高雅格调。
这种窘迫的情形当时遍布绍兴市内相当部分的名人故居。游客多有反映，专家连年呼吁，这引起了市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针对这一问题，常委会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广泛深入的专题调研，并向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征求意见，组织专家座谈，2003年初，形成了内容翔实的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指出，文物史迹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要力求原汁原味的保护，坚持原模原样的恢复，做到有根有据的重建。保护名人故居，不仅要保护故居本身，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名人生活的真实环境。而且要把古城范围内“三纵、二环、六线、八池、一百六十八桥”构成的河湖水系和历史街区、名人故居实行串联保护，把孤立的文物古迹、名人故居“文物大树”连缀成片，打造成原生态的“文物森林”。
按照《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决议》和调研提出的具体意见，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解放前的旧城图片系统地整建名人故居。书圣故里先后进行了一期、二期的整修工程。
2006年12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秋芳和其他组成人员，来到书圣故里进行视察。整修后的书圣故里文化风貌依旧，青石板路流露着沧桑，老台门格调淡雅、自然古朴，很有江南建筑特色。穿行在白墙黑瓦间，感受着翰墨飘香的氛围，视察组对保护工程表示满意，并要求政府抓好三期保护工程，让书圣故里更好地展现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近年来，绍兴市还先后修复了鲁迅故里、蔡元培故居、大通学堂，扩建了沈园二期、祖居（纪念馆），新建了广场，重建了贺秘监祠。其中的鲁迅故里，因其古朴厚重的步行街道，“老房子新空间”的鲁迅纪念馆，传统风格的民居再现，风貌协调的街区氛围，使之成为了中国文物保护和利用的经典之作。
2006年7月，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又听取了越王城规划建设情况的报告。绍兴城中府山脚下的越王台，曾是句践起兵伐吴的点将台，也是古越国都城旧址。建好越王城，对绍兴古城保护十分重要。鉴于越王城历史保护区是绍兴面积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历史街区区块，常委会结合实际情况，提出要深入挖掘越文化历史积淀，传承绍兴悠久的历史文化。同时要以人为本，在设计中营造符合市民休闲、生活需求的新空间，不断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并要求各有关部门统筹规划，积极配合，形成合力，完善运作机制，确保越王城规划建设整体有序推进。目前，市政府正在积极完善规划方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越王城必向人们展现出越文化的精髓。
从名人故居到名人故里，从名人故里到历史街区，从历史街区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绍兴走出的路，被国内外专家誉为古城保护的“绍兴模式”。
绍兴的水环境要真正保护起来
2007年1月19日上午，由市人大常委会黄秋芳主任带队的视察组，在绍兴市区西小河视察。
看着河水被抽干，露出黑黝黝的河床，施工人员手持高压水枪，轮番冲洗河床，冲出来的淤泥被管道吸走的场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是绍兴市正在实施的清水工程的一部分，按照工程的实施要求，绍兴市区的15条内河都将被“清洗”一遍，让市区河水清起来。
对于水乡绍兴来说，水就是城市的魂。几年前，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城区防洪与环城河综合整治规划的决议精神，市政府实施了环城河综合整治工程，对河岸、道路等进行综合整治，12公里长的河两岸新辟绿地54万平方公里，建设鉴水、河清、稽山等8个主题公园。工程完成以后的几年中，常委会对河道的水质情况每年都组织视察。2006年8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在视察时发现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河底淤泥堆积、污水排入河道、水面畜禽养殖污染和大量抽取河水等问题的存在，河道的水质离广大群众的要求与河水变清的目标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在听取政府多个专项报告的基础上，常委会组成人员指出，绍兴现有水环境尚需优化，亟待有效改善市区水质，提高排污管网覆盖率，全面开发水域功能，增强市民的环保意识，并通过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把绍兴水环境真正保护起来。
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引起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及时启动了“清水工程”。城建和水利部门采取清淤、截污、整治和引水“四管齐下”的措施，强化综合治理。清淤，即对市区主要河道进行一次全面清淤，彻底清除河底淤泥，增加河道水容量，提高河道自净能力。截污，即对市区建成区范围的生产生活污水未入网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小区进行全面调查，通过对市区排污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使具备入网条件的单位和居民小区的生产生活污水全部纳管入网。整治，即加强对市区河道的环境执法和管理，进一步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完善有关管理制度，使河道的日常管理落到实处。引水，即实施列入曹娥江流域综合治理规划的市区引水工程，引曹娥江水进入市区平原河网，改善市区河道水质，为市区水环境的根本改观奠定基础。
经过环城河综合整治工程和清水工程，绍兴这座古老的城市终于又重现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美景，市民们真正在“蓝天、碧水、绿地”的美好环境中享受着美好的新生活。
如今的绍兴古城，府山、塔山、蕺山三山鼎立，郁郁葱葱，城在山中，山中有城，水性的城市有了刚强的筋骨。环城河里清波涟漪，古城平添灵动之气。城区内的古建筑、古遗址、古园林、杰出人物纪念地等，有着真实的历史遗存物，有着完整的历史风貌，也有着一定建筑规模的历史街区。
关键词：艺术考察课 实践性 可操作性 创新
不身临其境也就无法真实感受。在传统的艺术教学中，我们只能通过临摹的手段达到学习与借鉴的目的。今天，当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多媒体、数码技术的便利去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在校的大学生已经越来越不愿意走出去了。探寻其原因不难发现，除了学生对网络、数码科技的依赖之外，还存在高职院校艺术专业艺术考察课程的教学方式与方法的问题。当代的教育改革创新是以实现专业教学为目标，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的，改革旧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与专业知识、能力和素质相适应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体系。而当代的高等职业教育更以突出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相结合为培养目标。
一、艺术考察课的实践性
艺术考察的目的是通过考察实践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开拓能力。学校为学生创造条件，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生活，贴近自然，从中汲取创作素材，激发设计灵感，鼓励学生在考察中多听、多记、多想、多动手。因此，在艺术考察教学过程中，实践性成为这门课程教学的重要特点。艺术考察课更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将理论教学与学生的艺术考察进行有机结合，通过考察实践活动进行综合能力的培养。针对不同的专业方向应设计符合本专业特点的考察目标与教学计划，使考察课具有更强的操作性。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有准备的教学活动与有计划的教学过程相结合获得最有效的考察结论。在考察的实践环节中，指导艺术考察课的专业教师应是配角，活动的主体始终是学生，把所学专业与要考察的对象联系起来，让艺术考察课体现出实践性的特点。
1.系统地规划艺术考察课实践性教学体系，加强考察过程的分析和研究环节并进行综合性实践。通过对考察课题的设计，增强实践操作，更新实践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探索更多的科学艺术考察课教学方法。在考察的过程中突出考察课程的主题性在教学中的功能与价值，以考察报告作为实践结论的方式，搜集资源、获取考察内容以体现课程的目标与要求。
2.以多元化、多样性的考察课题，体现考察课程的过程性与开放性。采取教师与学生针对不同的课题、共享资源进行考察课题的讨论、评析、构思、设计和总结，完成既统一又相对独立的教学方式，来加强考察课题教学环节的理论与实践结合。
3.借鉴其他院校的考察课教学方法，尤其在课程理念、教学、内容、考察报告方面吸收其他院校中合理而具有创造力的因素。鼓励学生在考察中积极思考，敏锐观察生活及身边事物，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个性特点并予以正确引导。培养学生对自然事物的艺术感知能力，通过观察、感知、归纳、实践和联想等方式循序渐进地认知自然事物的过程， 强调学生对考察课程过程的体验，强调设计草图的实践，要有多种设计方案备选，经常性地进行师生的教学互动。
授课教师设定考察的目标、具体计划，考察的任务、路线，并与学生讨论实施方案的思路。在讨论的过程中，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并加以引导，鼓励学生开启个性思维，把这些想法最终通过他们最熟悉的表现形式（如速写、摄影、DV录影、文字等）表达出来，展示在他们的考察报告中。思维被打开的一刻便是考察的开始，这个过程在考察的实践中加以扩展，在考察的最后阶段得到升华，到学生作品出来的一刻得到结晶。
二、艺术考察课的可操作性
当下各类艺术高校大都开设了艺术考察课，但考察课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让人提出一些疑问，存在教学模式不能很好地适应各类专业方向学生的学习需求的情况。课程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课程理论的指导与缺乏课程设计的方法，课程内容的选择有失偏颇，特别是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实施中存在重技术、轻创造力培养的倾向，等等。
1.教学基地的建设。为高等职业院校的艺术生建立稳定的艺术考察课教学实践基地，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推进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以往艺术考察课教学的对比，笔者认为，艺术考察课教学基地的建设，应能满足学生写生与实践的基本需要，这种基本需要包括写生环境与人身安全。
2.对考察基地的文化了解。依据立足生活、研究自然的原则，考察基地为学生提供自然地表现客观现实的空间。因此，学生有必要对确定的考察基地进行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收集、整理出书面的材料以备考察中使用。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将专业考察、社会实践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和历史进程的考察，增强了学生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为了保持实践教学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该院与相关地方和部门联合组建了“湖北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并在湖北省的红安、麻城、洪湖等地建立了“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使基地成为师生稳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与社会实践的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基地建设水平和质量。
3.考察线路的安排。目前，大部分艺术院校都有相对固定的艺术考察课线路和艺术考察课教学基地。如四川的洛带古镇，安徽的宏村、西递村，云南的丽江古城、西双版纳等地，这些地方在不同的季节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师生进行写生或考察，而考察线路也大都集中在西部与南部地区。
艺术考察教学基地的建设、考察基地的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和艺术考察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具有可操作性，是艺术考察课教学运行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保证。
三、存在的问题
普通高校的艺术考察课的教学已日臻成熟，但在高等职业院校的考察课教学中仍存在教学与学生多方面的问题。如学生对待此门课程的学习态度、课程考试制度、学生的学习方法，等等。经过艺术考察实践后，学生递交考察报告作为考察课的总结。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这种形式是他们最愿意接受，也是最容易完成的考试方式。但一些学生利用网络下载相关资料或文章拼凑考察报告，更有学生直接从网上原文下载，打印出来的考察报告其网址还在上面。
学生应利用考察中获得的资源，图片、影像、速写、文字等资料，在考察课结束前的一周，利用回校后的时间经过整理、修改、制作，完成自己的这份考察报告。最后，院系根据参与此次课程的学生数量组织一定规模的主题性考察展览，展出优秀的学生作品，通过宣传使本院的师生、兄弟院校的师生、不同专业的学生参观展览，通过考察学生形式多样的作品与报告，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
在课程设置和管理中，还应确定艺术考察课成绩的评判标准。艺术考察课应由专业教师带队，依据学生在艺术考察前期的准备、考察过程的实践情况、考察结束后的考察报告，综合评定后给出学生的考核成绩。在艺术考察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应注重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将以往的理论课程与实践的相关课题进行整合，将理论教学与学生的艺术考察课程有机结合。而学生也应通过考察实践将其学习行为自觉地与本专业相关领域进行结合，提高艺术创新能力。
四、艺术考察课的创新
艺术考察课的创新是以实现高等职业院校设计专业的实践性教学为目标，充分发挥各方向专业课的学习特点，并与艺术考察课紧密结合，探索有效的产学结合运行机制，为学生打开设计思路、开启创造性思维提供手段和条件。同时，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校外学习的适应性。我们必须清楚，艺术考察课的目的是巩固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拓展专业视野，强化学生的专业意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通过组织不同形式的展览，并以此为契机，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研讨，鼓励学生发表相关的一系列论文或其他作品。有计划地组织实地考察，到博物馆、美术馆、名胜古迹去观看美术作品，以增强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的兴趣。
如现代图形、图案设计是综合美学、心理学与现代构成学多学科的专业课程，较之传统设计课程无论是图案的表现手段还是表现领域都有极大的丰富，成为现代设计观念与设计思维训练的设计基础教学课程。艺术考察课的创新将起到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教育思想和观念，创新艺术考察课的模式，建立起与高等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实践教学体系。
此外，考察课程对学生的评价工作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数周的考察课学习，使学生在与自然、现实生活的接触中，感受艺术生活的真实，体会绘画艺术或设计艺术的无穷乐趣。只有这种亲身的接触才能唤起学生的艺术思维，使他们理解艺术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的真正涵义！
参考文献：
在我们召开课题讨论会的时候，我介绍了课题设计方向和重点，认为考察和研究应该集中在灵永寺的历史和记载建文帝在此避y的这块石碑上，由此展开，搞清楚建文帝从哪里来？什么时候到此地？住了多长时间？最后去了哪里？同时应该搞清楚600年前当时百花湖乡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是一个什么状况。
徐新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要重视当地口头文化的考察研究。他说，不管建文帝在贵州避难是传说还是历史的事实，口头传说本身就是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口头传说的考察，需要找到当地有文化、了解情况的老人，把他们的讲述系统地记录下来。
听说灵永寺发现一块刻有“建文帝在此避难”的石碑，太鹤表示，由他来完成对石碑的考察研究工作。
大家一听都放心了，毕竟，没有重量级的考古专家出场，历史的遗存不会自己说话，而只有考古学家，才能够让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说出它们自己的历史。
在讨论各自对建文帝的初步印象时，团队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我说，从我接触的材料中，我认为建文帝到贵州避难很可能是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各地的一些传说。我接触的材料主要有三大类：一是从知网和百度文库上收集的专业学术文章；二是近年来出版的相关书籍；三是用有关主题词从网络上搜索出来的信息。在所有的材料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一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王路平教授在他的专著《贵州佛教史》中，关于建文帝避难贵州的专章介绍。二是近年来一本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据说这本书仅盗版就发行了500万册。我发现作者是一个非常熟悉明朝历史的作家，对历史文献的把握和判断十分到位，由此我认为他写的书很靠谱。三是2013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史仲彬与建文帝》。史仲彬是跟随建文帝逃亡的近臣之一。作者史洪禄是史仲彬的后人，退休以后用10多年时间考证史氏族谱，理清了史仲彬与建文帝相关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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