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介绍“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理论观点。
一、政治—经济模型的特征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Frey）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Ronbini）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①Alesina,A."Credibilityandpolicyconvergenceinatwo-partysystemwithrationalvote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8,Vol.78,pp796-806.
②Alesina,A.andR.Perotti,"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acriticalsurveyoftheliteratur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4,Vol.8,
【编者按】351-371.
③Alesina,A.andR.Perotti,"Fiscaldisciplineandthebudgetproces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6,Vol.86,pp401-407.
2、国际金融一体化对国家安全威胁着安全。 首先，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游资的存在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表现在 ①巨额资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对于主权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 ②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战略上的失误及经济结构上的缺陷，成为易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对象。 其次，金融创新促进了世界金融一体化，也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挑战。 ①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国际金融传导机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国际金融风险。 ②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对主权国家进行冲击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掠夺一国的财富成为可能。 再次，国际金融体系内的权力分配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体系中游戏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缺陷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始终面临着金融风险对于经济安全的挑战。 3、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霸权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冷战时期，两弹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强国争霸的战略领域。在冷战之后，特别是在实际之交的今天，信息业与金融业则成为全球战略的基础。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力图抢占现代金融的制高点。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部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 都与国际金融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冷战后，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权”的概念，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12］金融霸权理论认为，金融霸权的权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货币资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业趋于垄断。金融霸权控制企业的两种工具是控制资本流动并设置金融市场各种参数。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霸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日趋凸现。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权会以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最终导致南北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二）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1997年以来的危机，而应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两难选择的三个方面，即“三难选择”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 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 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定理。因此，不顾其它两个目标，单追求一个目标（如发达国家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所推销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理论上是占不住脚的。 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 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13］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1）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2）要素流动的程度；（3）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4）商品多样化的程度；（5）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6）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7）财政一体化程度；（8）政治因素。 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四） 国际汇率问题 与商品市场一样，外汇市场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价格变动，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 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以分析 （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 1975年弗兰克尔和罗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该模型实际收入y，价格水平P，名义利率I（相应的外国需求等变量则标星号）。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 （1） mt＝Pt*＋k*yt*－θ*it* （2） 其中，K，K*，θ，θ*均为参数。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一个最重要的假设就是购买力平价。 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是以购买力平价说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设，并且假定现实世界是一个能进行无阻力、无成本和瞬时调节的世界，这就保证了无论在长期或是短期，购买力评价都是成立的。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重心转向了资本市场，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联系起来研究。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发展了一种关于汇率决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则假定：资产市场价格（如利率、汇率等）是瞬时调节的，而短期内商品市场价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内购买力平价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长期均衡的基本决定因素。多恩布什认为，短期内产品市场仅仅是缓慢地调整，金融市场的调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实上瞬间完成的。金融市场为了弥补商品市场价格刚性，会对扰动作出过度的调整；而在长期内，则会慢慢趋向于回到其长期均衡水平。 （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 进入8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延伸和推广。它把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由两个商品进行贸易推广到充分多个商品在两国间进行贸易。 （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布兰森认为个人会将其财富配置于各种可供选择的资产，这其中最常见的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以及本国证券和外国证券。各国货币的比价决定于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各种外币资产的增件源于投资者对资产组合比例的调整，这种调整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而影响外汇供求和汇率的变化，资产组合模型将货币只当作人们可能选择持有的一系列资产的一种，强调了不同的资产组合对汇率的决定以及影响作用。［14］ 2、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他们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麽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在《目标区域与汇率动态》一文中，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当汇率接近区域上限时，由于预期未来汇率会下跌，投资者就会减少货币持有量，从而导致汇率迅速下降，在目标区域的下限，情况正好相反。［15］ 3、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 0 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 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 3％。 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卷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影响。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4、购买力评价对国际汇率的影响 目前对一个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有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传统计算方法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方法，传统计算方法是根据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把按本国货币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折算成美元来计算国民经济的规模。传统计算方法的缺点是在计算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时，把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汇率计算，而没有把该国货币和购买力因素计算在内，购买力平价方法与传统的汇率计算方法完全不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利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转换因素，将本国货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按国际市场价格折算成美元，来估算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把中国每年生产的东西都按国际市场的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比较国内价格计算大了许多。 Dominick Salvatore在《国际经济学》提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建立在没有交易费用、没有关税及其他限制条件，贸易自由的基础上，并认为汇率的变化与两国的物价水平的变化率之间存在比率关系。这虽然在在短期中汇率常常与购买力平价预测存在较大差别，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或纯粹货币扰动引起的情况下，能够给出相当不错的均衡汇率的近似估计。［16］ 彼得·林德特也认为：“从长期看，在价格水平同国际汇率之间存在一种可以预期的联系，一种由商品和服务能够在一国或另一国购买这种事实所造成的联系，这便导致把国家通货价格同汇率联系起来的购买力平价假设”［17］彼得·林德特提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联系的公式为：P＝R×Pf 在这里汇率R表示以美元计算的外国通货（比如说英镑）的价格，而价格水平P与Pf则分别表示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以本国货币计算的价格水平。 如果把购买力平价方程式同本国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式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基于货币供应与国民总产值的一种汇率预测。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释： 1，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4 2，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4 3，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323-324 4，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16 5，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11 6，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 “The New Protectionism”， Eathscan， PublicationsLtd.， London， 1994， Page 3 7，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The New Protectionism”， Eathscan，Publicati onsLtd.， London， 1994， Page 126 8，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60-261 9，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3-64 10，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5 11，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5 12，柳永明：“论金融霸权”，《经济学家》，1999年5月，页68 13，参见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页145-151，页199-200， Paul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Foreign Affairs， May/ June 1999 14，陈东：“西方汇率决定理论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1996年8月，页46-49 15，Krugeman:“Target Zone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 Quarterly Journolof Economic ，August 1991 16，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380-381 17，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454-463
1.回归阶级分析。
社会阶级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欧美新左派社会思潮及运动失败后，“阶级”话语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遮蔽。进入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确立使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职业结构以及文化构成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阶级”的观念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核心话语或政治组织原则的重要性，在学术界与日常生活中逐渐边缘化。面对阶级分析、阶级话语被消解的社会与学术现状，政经学者呼吁:“按照马克思的意愿阅读马克思。”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教师、传播产业从业者、数字媒体技术相关工作者等成为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Mosco)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关注的“知识劳工”。因其较高的收入以及“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些群体受剥削的本质，并给予其“中产阶级”的假象，从而消解了其阶级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上述新阶级直接参与了对更底层的剥削。莫斯可认为，在新媒体技术引发传播产业革命、传播秩序充满阶级间抗争与协商的新语境下，应在研究中更多地将阶级作为关系的维度(RelationalDimension)和构成的维度(FormationalDimension)来考察。李•阿茨(LeeArtz)批判了“传播的自由市场”假说，解释了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传播技术的运用，为维护现行制度、巩固阶级位置，作为霸权机构复制现有阶级关系的功能。弗吉尼亚•尤班克斯(VirginiaEubanks)发现数字鸿沟争论主流化的后果之一是，对技术和不平等的释义掩饰了妇女与信息技术的日常接触，忽略了女性对技术合理的“批判性的矛盾态度”。
2．新劳工形式。
传播新科技的飞速进步不仅参与塑造了新型阶级构成与关系，也直接影响和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场所与方式。莫斯可认为，在全球化、企业兼并及科技变革的社会语境下，对知识劳工宽泛的定义可以是参与生产、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所有劳动力。尼克•戴尔•威瑟福特(NickDyer－Whinheford)从理论层面提出了“数字劳工”概念，他汲取马克思“物种”概念用以诠释数字劳工的精神与肉体本质被当下电子网络和生物技术所异化。乌尔苏拉•休斯(UrsulaHuws)关注“创意劳工”群体，讨论了企业与资本必须在其对创新观点的无尽需求和对知识产权及创造性劳动的控制管理中寻求平衡。另外，有学者以好莱坞“制作花絮”短片中创造出的享受劳动并收获导演明星崇高敬意的幕后知识劳工为例，讨论这一形式带来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裂的具体化，遮蔽了好莱坞创意劳动的国际化外包，从而消解了跨国剥削的问题。
二、新媒体语境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焦点
面对新媒体技术冲击下的传播与社会，传播政治经济学积极地开拓诸如网络与社会运动、数字监控、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议题，力图在当下全球信息社会语境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强劲的阐释力。
1.网络与社会运动。
针对网络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学界存在乐观和悲观两种相反的观点。以詹姆斯•斯坦耶(JamesStanyer)为代表的诸多学者更多地关注第三种倾向，即从全球化与新政治运动的具体语境出发来考虑网络新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浪潮的失败致使“替代性”政治逐渐兴起。传统政治运动关注宏观议题，而新政治运动关注微观议题，即日常生活的政治。众多社会议题和挑战都带有全球化的特点，这决定有效地回应也应具有全球性视野。LanceBennett提出活动中“范围的转移”这一概念，认为网络技术的出现使社会运动的规模变大。Tarrow＆McAdam认为，虚拟佣金、超文本传播与虚拟竞争促进了全球推广网络的形成。网络提供给人虚拟的行动，使人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网络参与社会运动。有学者从信息的低成本传播、成员间的互动、运动间的协调和新的抗议系统等角度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网络、运动、权力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网络对权力的影响体现在信息扩散方面，社会运动者利用有网络连接的个人网络信息、传递信息，网络促进了新的信息的流通和再流通。网络技术使全球网络和全球抗议得以形成并得到协调，而社交网络提供了全球抗议运动从集体行动到连接式行动的转移的可能性。通过网络技术，异质化、碎片化的社会公众被动员起来，新的抗议模式为个人创造表达的机会与空间，网络将个人经历同“个人行动框架”连接起来。由此出发，各领域学者勾勒出传播运动全球拓展的图景，一方面展现了各类另类媒体为寻求传播民主与公正参与，自行组织社会运动的脉络。另一方面则论述了当代主要社会运动尤其是环境保护对媒介的使用及两者间的关系。
2．监控、大数据与云计算。
监控这一传统政治学术语已广泛运用于网络语境中，“网络监控”遂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默多克指出监控的网络化已逐步显现，安全监控、公共监控、商业监控共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监控体系，身处其中的个体无处躲藏。政治、经济、技术上的发展与变化导致了监控的不断强化。政治上，反恐扩大化导致国家监控转向正对大众的饱和性监控;经济上，商业监控大行其道旨在维护信用卡制度，并以此缓解金融危机;技术上，科技发展伙同互联网巨头，推动、促进了监控的强化。然而大众对被监控及生活透明化的处境却毫无知觉，更重要的是虚拟监控强化了真实世界的不平等，因而对某些社会群体脆弱性的约束或控制，应该成为理解网络监控的焦点。传播新科技贯穿始终的社会监控是一个“全景监狱”，但其内部也蕴涵着冲破樊篱的力量。通过建构新型的规则，政府和企业更加透明，同时个体面对新媒体的主体性也得到提高。传播新科技与大众社会的变迁也使数据的存储、抓取方式有了质的飞跃。莫斯可认为，不能放弃历史视角来研究云计算与大数据相关问题。他认为该议题的重要性在于:云计算与大数据不仅是信息资本主义的动力，而且是数字实证主义的推动者与信息效用的重要构成因素。掌握终端控制权的主体，将云计算塑造成为一个漂浮在云端，自由无限制的想象的空间。然而作为存储方式的云计算，实则是有形的且由资本直接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云计算对环境的破坏、对隐私与安全性的威胁作出了如下反思:微观层面，民众个体隐私丧失殆尽的可能性;宏观的层面是人类整体失去主体性的深刻危机。另外，当“云计算”作为科技操作外包的一个组成部分，必将引起现有科技劳工数量的锐减。因此，科技已不仅仅是“科技”，而是关系到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与社会阶级、劳工等诸多问题的集合体。
三、本土视野中的政经路径及新媒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转型，使中国大陆原有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本土学者面对新传媒技术、政策与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资源分配日益不平等的社会现状，敏锐感知结构和权力的交结，洞察并揭示传播产业与制度再生产的社会问题。当前本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思想的介绍及其为传媒事件提供的崭新理论视野。第二，是政经视野下，中国本土传播产业中的劳工问题研究，及其新媒体语境中少数族群的社会运动问题。
1．中国语境下的政经理论实践。
在转型语境中，众多学者使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解读中国大陆传播事件，赵月枝、吕新雨、吴畅畅等学者针对当下中国大陆新闻、电视剧、乡村建设及其中相关的阶级、意识形态、公共性等等一系列重要议题展开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论述与研究。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市场积极参与了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关系重构和意识形态整合，并呈现出日趋明显的中产阶级文化优先取向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偏颇。有研究者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版权系统并不一定能提高知识创新的效率;版权的国际化有可能加强世界体系知识传播的不平等。罗昶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视域分析了央视二套的定位演变，认为其在“商品化”上体现出了对整体经济普遍商品化过程的促进和对受众商品的优化选择。在“空间化”上体现出企业权力制度边界的广度与深度延伸。在“结构化”上权力、社会关系与传播实践间产生了相互形塑的作用与影响。他还通过政经路径反思广电新媒体的发展，通过对新媒体的技术逻辑以及广电可能的制度想象综合视角考量，试图为广电发展开拓新路。姬德强将研究聚焦于微博事件的政经解读，认为商品化的微博空间与微博表达的自由与公正绝非简单一致。另外，还有学者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反思与批评。
2．聚焦本土阶级、劳工以及少数族群问题。
政经视野下，本土学人的努力也体现在对转型中国语境下传媒产业中阶级、劳工问题的研究。姚建华在其博士论文中深入讨论了当代中国出版产业中以图书编辑为重要代表的知识劳工，通过对宏观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社会转型，及其引发的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三个不同却相关过程的回溯与阐释，揭示中国出版业及其知识劳工与上述进程相构连的关系。曹晋、许秀云通过对中国上海某综合性网站的民族志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探讨了福利国家向弹性的后福特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知识劳工是如何遭受社会保障体系瓦解、弹性雇佣、强制性消费主义等制度权力的剥夺与宰制。从而揭示其在文化创意经济光环下逐步无产化、贫困化的实质。另外，有研究发现，传播技术以给予“自由”的方式索要人们的精力和时间，娱乐兴趣与网络劳动工作的界限趋于模糊，信息社会知识劳工的弹性兴趣劳动与传播新技术成为“发展的信息化模式”的生产力源泉，资本主义的弹性经济积累与跨时空、跨国界、跨阶级的剥夺更具隐蔽性。邱林川从理论回到实践，聚焦中国当代非精英知识工人，比如电话中心接线员、短信和游戏玩家等新数字工人，及其产生过程和空间分布，并指出新媒体工具是中国大陆草根工人群体海外连接的重要工具。得益于网络新媒体以及平等观念的普及与发展，中国本土诸如同性恋社群、妇女等等少数族群获得了新的抗争渠道。魏伟论述了新媒体作为强有力的动员工具，如何介入到新型的性别倡导与抗争行动中并发挥作用。在新媒体时代，杨国斌敏锐洞察到互联网作为威权政治控制下的抗争阵地，网络动员的公民社会组织迅速增加，网民积极利用这一弱者的武器参与文化、社区与政治事务，从而获得自我实现、社群团结以及草根赋权的新体验，线上斗争与转型中国的社会矛盾是紧密构连的。王绍光与何建宇联合写作的《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社版图》，勾勒了涵盖各类准政府社团和草根组织的完整的社团全景图，论述了网络社团，例举BBS凝聚社群的案例并关注到两大趋势，即网络社团的封闭性和虚拟空间结社转变为现实空间正式或非正式的结社。
四、总结与评述
随着高新科技和信息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以“高增长”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经济形态席卷全球。在这场经济风暴中，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对应着这些时代变革，我国现代企业发展的时代诉求也将成为新经济时展的应有之意。
（一）企业责任：新经济对学习型企业“人”的要求在新经济时代，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为当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原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和企业竞争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代企业正处在一个灵活、动态、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并在这种环境中寻求突破。显然，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在剥离了那些静止、耗资、滞后的资本之后，“人”这一最活跃也是最具变革性的因素在企业间的竞争作用便充分发挥。以知识、工作能力、实践经验、创造能力以及个体价值理念所集聚的人力资本则在企业的实际运行中大放异彩———谁的员工能够在动荡未知的市场环境中识别、解决问题并不断创新，谁就能占据先导。因此，在这种新的经济发展中，所有围绕这种多元型、复合型的“企业人”以及“社会人”的可持续发展，便成为新经济时代对人才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时代要求的驱动下，企业必须转变“赢利至上”的责任理念。欧白恩认为：“员工个人的充分发展，对于我们企业追求卓越的目标至关重要。”［3］那么企业在寻求“卓越目标”的同时，也应该将企业员工的全面发展上升为一种企业责任。一方面，现代企业基于学习型企业的建设将员工的学习力和创造力的发展提上日程，而企业无论是在内部结构还是组织功能的建设大多是围绕这一职责展开的。可以说企业未来的发展与企业员工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另一方面，知识和信息的狂轰乱炸让人无所适从，而旨在加强能力和创造力的教育将成为重要的投资，今后人们将格外重视全面文化素养，提高学习能力。［4］因此，企业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将被赋予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无论从企业发展还是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来说，新经济对人的发展要求都需要企业承担起发展“人”的任务。
（二）理念革新：新经济对学习型企业“内涵”的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市场大潮中，学习型企业建设如火如荼的展开，当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建设进程中，学习型企业大多只是流于“形”的模仿，而缺少其本有的内涵性建设。具体表现为企业“人本”意识弱化、企业文化淡漠、对学习型企业认识模糊以及员工缺乏“学习”意识或单纯的以知识为主的学习等，而这些有关企业意识层面上的建设问题都将成为学习型企业发展的障碍。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将“学习”意识真正落实到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如何将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有效对接？怎样打造企业自身的品牌价值？这些都是当前企业在进一步发展与改革中应着重思考的问题。不可否认，新经济时代是一个企业转型的时代，而传统企业向学习型企业发展的必然性就决定了企业思想变革的必要性。针对上述问题，发展学习型企业首先应做到“先破后立”。即传统企业在破除旧的“官本”理念、“物本”理念、局部观念、单一静态观念等阻碍企业转型的思想上下功夫，同时还应该保持思想先行。厘清学习型企业发展内在要求，从整体、多维、动态发展的视角重新定位企业的发展战略，以构筑企业文化氛围基准，转变为开放、系统、联系、合作、参与的发展理念，将企业建设投入到学习型企业的内涵性建设规划上来。
（三）组织变革：新经济对学习型企业“效益”的要求在新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市场经济发展，着重突显一个“快”字。然而，在这种快节奏下，新经济要求企业发展应兼顾质量和效益。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在面对市场新资讯、发展新问题、创新新领域以及对产品质量或服务问题的反馈等方面都要求现代化企业组织应该顺应这种形势的发展，并能够准确、迅速地作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反应速度、信息对称程度以及上传下达的速度都将成为新经济竞争模式中的决胜因素。然而，传统的阶级组织中，高阶管理者思考，基层人员行动。［5］原有的企业组织在那种“散、断、慢”的运行状态将无法应对自如。由此，新经济对学习型企业在“效益”上的要求则是对企业在组织建设上提出的新课题。彼得•圣吉在他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中指出，以“地方为主”的扁平式组织将是今后学习型企业发展的主题。［6］然而，随着网络化、全球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应该会有更多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将在企业的应用与实践中被开发出来。这些组织在应对不同的国际形势、不同的发展领域以及多变的竞争形势下，将会以更加灵活、主动的组织形式来不断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学习型企业建设的路径
新经济时代对我国企业的全面转型即将意味着要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显然，这些新特征不仅是经济发展要求，同时也为学习型企业建设创设了适宜发展的行进空间，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
（一）以“企业发展与文化建设同行”为目标导向新经济时代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应尊重市场规律，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这就表明，企业要在新经济时代有所作为，就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线路，通过厘清企业发展和由企业群成员所外化的企业习惯、企业能力和企业行为等企业文化之间形成的复杂关系，来开阔企业发展的视野，激活企业文化发展潜力，寻获企业发展的方向。尤其是要通过深入挖掘企业与文化的渊源，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层面上，关注企业内部的正式文化和非正式文化的发展内容和特点，从中析出与我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关节点，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大河中树立企业的个性文化，从而形成企业新的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行为方式。显然，这些要求都是我国学习型企业建设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发展与文化建设同行”应是学习型企业建设的主路向。一是以“企业效益增长与文化传承同步”为基点，彰显学习型企业建设“以战略为目标的学习”特点。从历史角度着力，企业应以“经世济民”为发展使命，以经济的生产性为支撑来发展员工优良的传统文化素养。可以看出，这种生产性深深的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强调企业在谋划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还要兼顾对文化传承。惟有如此，企业的发展才是有源之水，学习型企业建设关于“学习过程融于政策和战略结构”之中的要求才能落到实处。二是以“企业结构调整与文化发展同步”为重点，彰显学习型企业“构建能动性的组织结构”的个性。企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在保障企业稳定的前提下，变革企业内部结构，以提升企业的灵活性、互通性、协作性。企业文化则是这个组织整体意识的体现，在企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它不仅是企业结构调整的“软链接”和内在动源，更是企业结构调整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略导向。基于此，在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应重视文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三是以“企业品牌建设与文化创造同步”为切点，突出学习型企业“共同参与政策和战略的制定”的特色。品牌即文化，企业品牌打造不仅是企业经营理念、价值观念、技术内涵等凝结在产品或服务中的具体表现，更是企业精神、企业信念、企业文化的再造。在企业品牌建设过程中，将企业文化的发展推陈出新并注入到产品生产，那么企业的品牌便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因此，企业的品牌建设应充分发扬人本精神，通过组织活动或决策的无障碍参与，充分调动企业各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将这种承载着企业文化的智慧和理念意见或建议与企业品牌建设相联系，则是学习型企业建设发展的个性展现。
（二）以“企业改革与教育开放同进”为行为架构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加大企业开放性，提高企业开放的层次，扩大企业开放的领域，注重企业开放的质量和效益，以此来提高企业的影响力。在此意义上，我国企业改革的关键应是管理开放、技术开放、人才培养开放三个方面的同步提升，其中人才培养是支撑，特别是企业员工的社会化继续教育在企业改革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在许多成功的企业中，企业改革往往与教育开放同步发展，两者相辅相承，共同支撑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这表明，企业改革要以人力资本再生产为轴心，以“企业改革与教育开放同进”作为学习型企业建设的行为框架。这个框架要求以“三个重构”为切点。一是以企业改革思路重构企业教育开放理念。现代企业改革思路是以开放为前提、以创新为核心、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方向，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推动企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它强调要在全面提升在职人员自我发展素质的基础上，提升企业组织的开放程度、科研水平及成果转化能力等。这一改革思路对现代教育开放理念有着激活与重构的现实意义。它倡导现代企业教育要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既要面向社会开放，构筑社会性的企业教育培训与学习评估系统；同时也要面向国际开放，引进和吸收国外前沿性的企业培训理念及企业教育方式，如西门子建立的西门子管理学院、美国麦当劳快餐饮食公司开设的麦当劳大学等，甚至有学者称其为企业发展的“核武器”。二是以企业改革战略重构企业教育开放模式。“以人为本的创新驱动发展”是现代企业改革战略的核心，它强烈诉求现代企业在注重发展方式创新、经济效益创新、产业技术创新的同时，更多的关注企业的教育创新、文化创新和人才创新，这不仅奠定现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更重要的是增强学习型企业建设的能力与活力。为此，企业教育开放模式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转变，自觉把以往应对性、固态性的教育模式转化为动态性、开放性的教育模式。如将企业发展问题作为企业员工所要面对的探究式问题，企业领导以激励的手段并以“教师”、“设计师”的角色辅助团队参与组织研发和管理；组织企业“智囊团”，将企业的多维性人才进行部门间交流与合作。由此，让培养企业急需的开放性人才、外向性人才、多能性人才成为企业教育发展主路线，进而为学习型企业建设的行进提供科学的方法选择。三是以企业改革方式重塑企业教育开放行为。推进产业机构调整，构筑现代产业体系，改造传统产业，创新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产业等，是现代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式。这种改革不仅注重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更重视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劳动者素质创新在现代企业改革中的重要意义，把传统的“企业硬实力变迁为主线”的改革方式，转向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加快科技创新为主体的“企业软实力提升”上来。这种企业改革方式的变迁，必然倒逼现代企业教育重新调整教育行为，以新的教育开放行为融入现代企业改革体系之中，将以往固态化的企业类、课堂类、岗位类教育行为转化为移动式、信息式、订单式、协作式的开放化教育行为。这就为我国学习型企业建设提出了必要的行为规范。
时间维度下的生产要素流动是指生产要素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流动。W．ArthurLewis(1954)最早发现劳动力报酬是劳动力要素在产业间转移的源动力，非农产业相对于农业具有较高的工资报酬，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中的工业转移。刘鹤(1991)发现，劳动力并非必须遵循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的流动方向，农业劳动力直接流向服务业，可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张保法(1997)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对三次产业的影响。认为劳动力转移带动了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动，提高了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美国学者钱纳里研究了同一产业中，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部门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在其《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提到，如果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会形成要素流动的产业结构变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Peneder，2002)。罗润东(2006)从技术升级角度分析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流动受阻的原因。认为技术进步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还会导致出现短暂性的失业现象，劳动者失业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技术进步水平和劳动力技能升级水平之间的时滞。技术进步带动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劳动力技能提高反作用力于技术的提高，经济增长是技术、劳动力和资本相互作用的结果。吕冰洋(2008)分析了要素中的资本流动和技术升级对产业结构变化的作用。认为资本要素的投入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谢露露(2013)认为，产业聚集效应的发挥必须有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作为基础，技术进步会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但是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的研究都是采用静态或者静态比较的研究方法，然而无论是以时间维度，还是以空间维度，生产要素的流动都具有动态特征。为弥补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生产要素流动驱动产业结构变化的轨迹进行分析，为诠释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新的视角。
二、空间维度下我国产业结构的动态演变轨迹
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一般是同产业结构的演变相伴在一起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一个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不可避免地对其他区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国家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各地区之间存在着要素禀赋的差异，在封闭条件下，对于当地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而言，并不能形成两者之间的最佳配比，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分别追寻工资和利息的最大化，形成了驱动其在区域间的流动，影响各区域的产业结构变化。
(一)要素的空间移动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理论分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模型规定，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按照边际产品价值得到报酬，劳动者追求工资最大化，资本提供者要求利息最大化，经济主体对收益的最大化要求注定了要素必定会在区域间流动，我们假定区域间生产要素是完全流动的，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可用图1表示。由图1可见，假如存在两个区域(A区域和B区域)，起初，A区域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资本的投入量超过B区域，而B区域以第一产业为主，劳动力投入占主导，根据边际递减规律，A区域高资本投入使得资本的边际产量低于B区域，劳动报酬高于B区域，劳动力和资本的收益最大化特点引致生产要素在区间内的转移，A区域的资本向B区域转移，B区域的劳动力向A区域转移，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导致AB两个区域内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比例发生变化。按照新古典理论，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固定比例的规模收益，且生产要素边际产量为正，随着投入的增加其边际产出会下降。在生产要素初始流动过程中，要素之间的比例尚未达到最佳配比，资本由A区域向第一产业为主导的B区域转移。同时，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导的A区域流动，三个产业的生产要素投入均朝着最佳配比接近，三个产业的产值均有较大提高。待劳动力和资本达到最佳配比之后，要素流动若依然进行，则造成三个产业的产值下降。
(二)我国1978－2012年产业结构变动的空间转移分析中国东、西部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体现在经济地理学上表现为产业重心转移的不一致性。本文依据物理学中的重力模型探讨产业结构在区域间的差异性。根据物理学常识可知，总力矩最小的点为重心所在点，可以通过(1)式和(2)式的叠代，推算重心的坐标。本文按照地理坐标把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进行研究，其中东部包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上海，中部包括广东、海南、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西部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青海、、宁夏、新疆、陕西、甘肃和内蒙古。1．第一产业动态轨迹特征我国第一产业主要由农业部门构成，目前农业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导致农业重心分布的随机性很大。在我国东部地区，热、水、土条件配合较好，劳动力充足，我国大部分耕地、农作物和林业、畜牧业、和渔业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气候比较干旱，自然条件相对较差，且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交通不便，农业发展历史较晚，人口稀少，农耕地小而分散，大部分地区以放牧业为主。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我国第一产业重心移动并不具有规律性。第一产业产值重心变动的动态轨迹，见图2。根据图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产值重心的移动并无规律可寻，东西方向的差异大于南北方向。总体来看，由于农业的地域性限制和土地要素的非流动性，农业重心的迁移较小，尤其是在南北方向上。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集约农业的出现，农业重心有了较大的转移，主要表现在东西部的差异较大。2．第二产业动态轨迹特征受资源禀赋的限制，以及国家政策的倾斜，我国第二产业在全国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我国第二产业产值重心在全国区域内的动态移动轨可迹用图3表示。由图3可见，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二产业重心基本是向着西南方向转移。从年份看，1981－1991年总趋势向西南方向转移，1991－1994年向东南方向回流，1994年－2000年基本没有大的变化，2000年之后第二产业重心总体上是向西部移动。2000年之前，第二产业生产总值重心的移动主要是南北方向，第二产业在南北方向上的不均衡布局和我国东北、华北一些老工业基地的衰落有直接关系。改革开放前，东北地区在国家“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重点支持下，凭借能源、矿产资源的优势，形成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到1978年，东北三省的产值占全国的13．5%，工业产值占16．9%，机械、石油、化学、冶金等工业的产值约占全国的60%。1994年，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基本确定，东北地区对市场化改革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相对缓慢，经济增长乏力，第二产业增长缓慢。而在此阶段，南方沿海和沿江地区利用国外资源发展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发展较快，第二产业重心逐渐向南方移动，我国产业布局形成“南轻北重”的局面。1994年之后，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长时期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重工业发展，加剧了铁矿、石油等资源紧缺，北方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轻工业，第二产业重心停止向南部移动。1994－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重心基本保持不变。在此期间，我国南部地区加快发展以加工业为特征的轻工业，北部地区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结构也取得成效，南方和北方第二产业增长势力处于动态均衡中，经济重心在全国范围内保持不变。2000年以来，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引下，第二产业重心向西部移动。2000年，西部第二产业产值比全国平均值低4．42个百分点，在工业结构上，西部地区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比重高，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低，采掘业和原料工业占总产值的36．5%，高出全国平均值7．6个百分点，高出东部地区10．8个百分点，属于典型的资源性工业结构。经济总量低于东部地区，为缩小东西部的经济差距，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带动了第二产业重心向西部地区移动。3．第三产业动态轨迹特征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并且第三产业服务于第二产业的发展，其发展程度依赖于第二产业。图4描述了我国1978－2012年第三产业产值重心的动态变动轨迹。由图4可见，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三产业重心总体上呈现“Z”形动态转移轨迹，1978年出现短暂的向西部转移现象，1979－1988年向东部转移，1988年－1991年向西南方向移动，1992－2010年向东部和南部移动，2011年和2012年向西北方向移动。其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产业结构日趋完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在国民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第三产业相应发展较慢，在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比重较小，导致第三产业重心向东南移动。
(三)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带动经济重心的阶段性转移根据现代区域经济学理论，区域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产值或者收入等经济总量指标的上升，而且必然伴随产业结构的演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与区域产业结构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的，而且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某个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不可避免地对其他区域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间产业结构的调整直接影响到经济总体重心在区域间的转移，图5为我国1978－2012年经济重心在全国范围内的动态转移轨迹。由图5可见，受第三产业重心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重心转移轨迹明显，具体可分为五个阶段:1978－1982年、1982－1987年、1987－1991年、1991－2004年和2004－2012年。其中，1978－1982年、1987－1991年和2004－2012年为我国经济重心向西部转移阶段，1982－1987年和1991－2004年为我国经济重心向东部转移，见表1。由表1可见，1978－1982年、1987－1991年和2004－2012年，我国经济重心移动与第二产业重心移动方向一致;1978－1982年，第一、第三产业重心移动方向与我国经济重心移动方向相反;1987－1991年，三次产业重心移动方向均与我国经济重心移动方向一致，而在2004－2012年，第一、第二产业重心移动与我国经济重心移动方向一致，而第三产业重心移动与我国经济重心移动方向相反。比较特殊的是1991－2004年，我国经济重心移动方向与第二产业重心移动方向相反，而与第一、第三产业重心移动方向一致。可见，改革开放以来，除1991－2004年，第二产业重心与我国经济重心移动方向相反外，其余年份第二产业重心移动都与我国经济重心移动方向一致。
(四)基于要素空间流动视角的产业重心和经济重心动态转移解释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增长是各生产要素达成最佳比例组合后所能实现的最大生产规模。对于生产要素的配比未达到最佳比例的区域，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会提高流入地区的生产能力，同时使技术知识得到扩散。对于存在过多劳动力或者过多资本的地区，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受到抑制。通过对我国三次产业和经济总量在空间维度的移动特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在各区域的比重均存在动态演变，下面我们从新古典生产要素流动视角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重心移动进行诠释。按照发展模式的差异，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要素由国家统一进行行政性配置，通过国有企业进行要素的组合和生产，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均未进入市场，企业也没有对国外技术进行模仿和改进，技术进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第二阶段是1978－1992年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开始向市场化方向转变。在这个阶段，市场机制处于摸索阶段，并没有达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要求。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此阶段主要是“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模式，以这种方式转移的劳动力大约占全国劳动力转移数量的82．4%，户籍、福利等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农村劳动力并不容易向城市或者其他地区转移，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存在大规模转移的局面。第三阶段是1992年之后，1992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改革目标和共同富裕理想模式的确定，使劳动力和资本逐渐具有市场化特征(黄家骅，1999)，经济增长驱动要素之间的市场化结合方式基本形成。但是在此阶段，市场化进程是渐进性的。具体见图6、图7、图8和图9。本文以1992年为分界点，考察市场化成分的经济增长生产要素，对区域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的影响，见表2。由表2可见，在1992－2004年，我国经济重心与第一、三产业移动方向一致，劳动力和R＆D投资与第一、三产业移动方向一致，只有资本要素重心移动方向与第二产业重心移动方向一致;2004－2012年，我国经济重心与第一、二产业产值重心移动方向一致，且与资本要素移动方向一致。
三、时间维度下我国产业结构的动态演变轨迹
(一)时间维度下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的变动度分析我国按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性强弱将我国1978－2012年的时间跨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2年，即开始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目标确定的阶段，在此阶段，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方式影响较大，生产要素并不具备受市场化的流动方式;第二阶段为1992年－2000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整和发展阶段，在此阶段，生产要素的流动具备市场化特征，即生产要素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在产业间流动的阶段;第三阶段为2000年－2012年，即我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政策引导下生产要素可以自由地在区域间流动，经济总量增长较快，为调整产业结构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为目标的阶段。干春晖(2009)使用平均结构变动度对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的构成进行分析，我们借鉴其方法，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出发，对我国生产要素结构变动和产业结构变动进行动态分析。由表3可见，我国三次产业在1978－2012年期间，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2年的9%;第二产业比重保持在50%左右，经济增长长期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逐年增加，由1978年的23．9%增加到41%。从生产要素的动态变化角度看，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数量下降较快，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且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增长率速度快于第二产业;资本要素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比重逐年增大，且增大的幅度较大，而第二产业中的资本要素比重降低，但降低幅度较小。改革开放后，资本要素在三次产业中的总量增大，但增长幅度是不成比例的。从平均结构变动度上看，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78－1992年、1992－2001年和2001－2012年。1978－1992年，一、二产业产值平均结构变动度均下降，且第一产业下降快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上升速度较快;第一产业劳动力平均结构变动为负值，且以较快的速度下降，第二、三产业上升为正，且第三产业快于第二产业，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动，且流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速度快于第二产业;第一、第二产业的资本平均结构变动度为负，第三产业为正，说明在此阶段资本要素向第三产业流动，且资本要素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三产业的速度快于第二产业。即，劳动力主要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流动;资本由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流动。结果是，第三产业产值增长较快，由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通过市场化方式自由结合趋向于最佳配比，两个要素共同驱动了产值的较快增长。1992－2001年，产值平均结构变动度第一产业下降，且第一产业劳动力平均结构变动度下降较快，三次产业的资本平均结构变动度均上升，第三产业平均结构变动最大，同时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均向第三产业流动，劳动力主要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资本要素流向第三产业的速度快于流向第二产业的速度。劳动力向服务业流动，资本要素流向工业和服务业。2001－2012年，第一产业产值平均结构变动度为负，第二、三产业为正，且第二产业大于第三产业，在此阶段经济总产值中以第二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为主;劳动力平均结构变动度第一产业为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大小相当，且均为正，劳动力要素由农业分别向工业和服务业流动;第三资本要素平均结构变动度产业为负，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为正，第二产业远大于第一产业，资本要素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平均结构变动度为负，第二、三产业为正，且第二产业平均产值结构变动度为0．06，远小于第三产业的0．49;对于劳动力平均结构变动度，第一产业为负，二、三产业为正，且第三产业为0．68大于第二产业的0．37;资本要素平均结构变动度，三次产业均为正，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值相当。1978－2012年，劳动力要素由第一产业主要流向第三产业，资本要素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但第一产业投资呈现稳步回升的迹象，有利于农业向高级化发展。
(二)时间维度下我国产业结构变动驱动要素的贡献度分析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理论，产值增加由是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三个要素共同贡献的，鉴于技术因素在短期内的不可控性，我们假定技术要素为固定参数，然后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对数处理。鉴于数据单位的不统一，为防止回归结果失真，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数据的ADF单位根检验发现为非平稳数据，但进行一阶差分后趋于平稳，可以进行多远回归，结果如下。其中n=1、2、3，分别表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6)、(7)和(8)式中，各产业的劳动力分别用L1、L2和L3表示，使用各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要素的替代变量，分别用K1、K2和K3表示，并且假定技术要素为定值，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括号内为t值，(6)式中L1和K1对应的概率值分别为0．0156和0．0193，调整后的R2=0．6326，DW=2．6480，F值为11．1912，F值对应的概率值为0．0015;(7)式中L2和K2对应的概率值分别为0．0091和0．0023，调整后的R2=0．6801，DW=2．3600，F值为16．9465，F值对应的概率值为0．0002;(8)式中L3和K3对应的概率值分别为0．0345和0．0000，调整后的R2=0．8062，DW=1．9097，F值为27．0344，F值对应的概率值为0．0000。回归结果表明:就劳动力要素而言，第一和第三产业劳动力要素的弹性系数均为负值，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弹性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中的农业是劳动力密集行业，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超过4600万，表明我国过剩的劳动力对第一产业造成负担，而根据时间维度上，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流动方向分析，劳动力主要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对第三产业形成压力，降低了劳动效率。而对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1978－1988年，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5%。其中，1987年和1988年的增速均超过10%，全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较新中国建国初期来提高了5倍，第二产业劳动者生产效率较高。可见，对于劳动力，第一产业劳动力尽管向第三产业流动，但依然处于劳动力过剩状态，而第三产业吸纳了过多的劳动力，主要原因是第一产业的劳动者并不具有第三产业所需的劳动技能。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不一致，造成第三产业劳动力效率降低。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效率明显高于第一、三产业。但在我国第二产业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要素还未达到最佳配比。就资本要素而言，三次产业中资本要素的效率系数均为正，且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资本要素的效率最低。根据时间维度上资本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方向可知，资本要素主要集中于第二、三产业，第二产业资本要素的效率低于第三产业。
四、结论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循环经济的新视角，即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及其研究对象，并将此思想运用到区域创新和区域规划中，以期对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在新循环经济学中，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循环经济(即后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第一阶段。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技术的污染远比传统意义上的污染复杂，在生产、消费和消费后废弃等阶段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第三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型知识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最高阶段。
广义循环经济学概念的再认识
空间结构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新循环经济学的核心是5R原则(包括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广义循环经济学也重视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但总体上看，二者对空间结构较少涉及。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结构研究的缺陷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因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新模式，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必须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研究空间结构为核心的地理学应该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地理学将是地理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循环经济地理学可分为通论循环经济地理学、区域循环经济地理学、部门循环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地理学、工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等)和公司(企业)循环经济地理学。
有学者认为，广义循环经济有其特定的内涵，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凡有产业联系的都要往里“装”。例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不应是循环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尽管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策来推动，但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排除在循环经济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废物如废钢铁就是资源，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与垃圾发电-高耗能产业、废物如废钢铁的深加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因为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就认为不是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更多地关注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和资源深加工尽管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链，但只要遵循5R原则，就是循环经济链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循环经济学比目前广义循环经济学的内涵更丰富。
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三个大系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再思考与再修复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强调和谐社会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原则)、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融合、循环经济方程、新循环经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循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广义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广义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追求三个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状态。广义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关注工业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完全意义、具有广泛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与模式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治理，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与狭义循环经济相比更强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对循环经济原则认识的深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同。但从学科视角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可持续发展学。
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重点应是其中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否则，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就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学，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广义循环经济学和新循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根据5R原则和三循环理论(良性自然循环、良性经济循环和良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循环)等对传统线形经济学进行改造，以循环型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更新和更广义的循环经济学，可称为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循环经济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结点主要包括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区域金融机构等。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循环经济必然是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创新网络将转型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其中的企业将变成循环型企业，既包括传统企业的循环经济改造，也包括资源再生企业和生态恢复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研究循环经济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或市场价值的实现。循环经济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循环经济社区协调中介组织、双轨制回收中介组织和民间环保社团成为循环型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营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环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促进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区域金融机构要支持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上各循环型结点之间的物质(含“废物”)联系和循环经济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的联系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链条。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除包括传统的动态性、系统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还应包括遵循5R原则和公平性，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将是区域循环型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优质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循环型产品的生产)，传统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创新，如加强企业之间相互利用“废物”的运输通道和“废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导循环经济文化。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上理论必须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才能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规模循环经济理论要求既考虑经济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范围循环经济理论要求在由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循环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要求传统交易成本“绿色化”，包括“废物”信息成本、绿色市场信息成本、循环经济技术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环形网络创新理论要求由线性创新模式或非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由环形创新模式与传统网络创新模式融合创新形成的新模式。区域循环经济竞争优势理论要求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绿色市场条件、基于产业生态联系的相关与支撑条件等的作用，既考虑经济优势也考虑生态优势和社会优势。
循环经济与区域规划
新的区域资源观。一方面，在传统的区域资源观中，区域资源包括自然物质资源、知识、信息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许多“废物”成为资源，如垃圾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的认为知识和信息资源等无形要素逐渐取代自然物质资源而成为决定区域发展关键因素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经济的影响，但忽略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在逐渐加大的事实。
新的区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主流发展观，但在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环经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将是指导区域发展的理想发展观。
新的区域市场观。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绿色市场将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同时，由于循环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必须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共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规划的新理念，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将成为指导区域规划的新理论，区域规划要遵循5R原则，重视社会公平(如区域协调与区际协调)和生态恢复，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区域循环经济研究方法即物质流分析方法、生态效率方法、情景分析法、循环经济系统论方法、循环经济信息论方法和循环经济控制论方法等将进一步丰富区域规划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网络经济；范畴界定；理论创新。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1）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企业的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2）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3）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4）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曰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之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否利用一种新技术，以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得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昔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张召忠，2001）。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关注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IT产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了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浪潮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首先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来规定。《资本论》第一卷第410页中论述到：“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①在今天，由工业革命转向数字革命时，数字化的工具机，如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其他数控设备、计算机等仍然是分析新生产方式的起点。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或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不容怀疑的是，在新的收入差距水平上，拥有生产资料股份的人群还是在大幅度增加。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日益平等化了，如企业管理中行为科学的出现，柔性管理的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更重的是，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也在逐步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为此，西方有学者曾提出全球治理理论。这只不过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些深刻变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互联网引起的数字化浪潮在4年的时间内席卷全球5000万用户，而一项产品或服务达到这一规模的时间，电话机用了58年，收音机用了38年，个人电脑（PC）用了16年，电视机用了13年。[1]这两个浪潮决非偶然握手，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将新经济定义为“网络经济”，它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生产方式。之所以不称之为数字经济，是因为数字经济重点强调生产力的技术水平，而网络经济则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比较全面；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数字化也只是网络化的初级阶段。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无疑正面临着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如果企业不能迅速地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将失去生存的机会。另外，我们应注意防止网络经济发展中的新“”思想和纯“泡沫经济”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只要国民经济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就可以将一、二、三产业取代，实现“非物质经济增长”，我国就可以实现新的“”，与发达国家处在统一起跑线上。还有些人以美国NASDAQ股市网络大起大落等事件为例证，认为网络经济不过是“泡沫经济”。这两种认识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十分有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同其他新技术、新产业一样，有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论证。
四、网络经济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有些技术创新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如果想让一场技术革命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场革命，就像蒸汽动力和电力所起的作用一样，那么，它的影响必须渗透到许多经济部门，这样，对新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就会超过价格下降的速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新部门中快速的生产力增长才会转化为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已经无处不在，发挥着其他自动化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假设社会中所有的计算机停机，可以想象到人类生活的巨大倒退：战略导弹无法寻找目标；飞机无法远距离精确航行；不会存在替代人类劳动的各类机器人；大型工程计算不能快速进行，工期一拖再拖；宇宙飞船和卫星不能升空探索宇宙奥秘；气象预报只能总结过去经验，无法准确预报未来天气。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人类如果没有电灯可用的后果一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每一台计算机的界限拓展到一个几乎无限维的时空中，数字化和网络化潮流作为一种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娱乐、交流、购物、宣传等生活方式。[2]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新一代年轻人形成的新范式正在替代老一代人的旧范式。
互联网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无限维向量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规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Hicks）1939年时曾指出：承认报酬递增，会导致“毁灭经济学理论最伟大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观点之一。它反映的是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基本趋势。像金属矿藏、重化工业、生铁、煤炭、燃料、木材、咖啡、谷类生产等都是一些深深依赖物质资源而较少依赖专利知识的生产领域。在那个世界里，规模报酬递减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中的这一“规律”由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兴起而受到挑战。与以往的大多数工业革命相比，新经济的发展带有自身明显的特征。新经济自身的特征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新经济条件下，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修正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成为当代经济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1.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产业已经或正向“报酬递增”的方向转化。这种现象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如医药生物工程、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导弹与航天飞行、电子通讯设备与技术、海洋技术及其开发等。这些领域的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所依赖的已不再仅是传统的物质资源，而主要依赖于尖端技术和专利知识，研究开发成本很高，并与单位成本息息相关。如微软公司开发的第一张Windows软盘投入了50万美元的费用，但其第二张和随后的磁盘仅用3美元就可生产出来，随着市场销售的增长，其单位成本迅速下降，呈现典型的报酬递增现象。[3]
2.新经济的发展，如遗传工业，电脑软件与网络业，生物化学工程，通讯工程等的发展无不与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领域的联系更加密切。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它涵盖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知识，它是人们从事经济创新的厚实的知识基础，并构成了当代新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运实质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建立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制度环境的变迁，及工程和企业界的牢固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3.新经济将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基础工业。这一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机床、交通运输、材料工业、以致农业、畜牧业、服务业等产业中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正在引发一场革命。[4]
4.新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将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规模化生产三个方面，或者说要求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密切地结合起来，它要求三个方面的人才、知识的共同作用与协作，尤其是跨国界、跨地区、无时间约束的合作。一种适应新生产力要求的虚拟组织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圆满解决了人类长期的梦想。
5.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无限性。网络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是信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即我使用信息并不影响你的使用。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公共产品不同的是，信息的使用不会造成“公地的悲剧”，使用越多，边际成本反而会递减。在网络经济中，真正缺少的是注意力。信息的无限性和注意力的有限性将构成一对新的矛盾。
6.规则制造垄断：垄断双赢论。一个行业如果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接近于零的可变成本，往往容易出现垄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差别的做法是有害的，因为垄断者藉此增加利润。但是在新经济中，价格差别能让一家公司通过在它的富裕核心市场中收取高价的方式获利，通过向穷人收取低价的办法增加利润。这类似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两度价格歧视。但是，重要的一点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是由制定规则引起的，不是产生于自然垄断。在一些领域只容忍完全垄断者———第一名的存在，第二名不会存在，如微软对视窗操作系统的垄断。规则型垄断无疑应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的一部分。[5]超级秘书网
数字化和网络化经济为全球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生产力基础和经济基础，正在也必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新的经济学理论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经济史上看，经济学范式的创新离不开酝酿它的土壤。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的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体系展开了竞争。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体制上存在缺陷，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失败。相反，正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如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等，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壳。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球治理和规则趋向统一，这一趋势与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似，只不过是走向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创新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东西方理论的混合产物。
【参考文献】
[1]孙健。网络经济学导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11-12.
[2]方美琪。电子商务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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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创新实践能力在大学生能力体系培养中居于核心地位。经济学是一项专业性和技能性都很强的工作，现代社会对经济学人才的需求层次越来越高，创新实践能力已成为经济学本科生的核心竞争力。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需要通过诸多环节的培养来实现，本文重点探讨在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起着重要作用，却被大多数高校所忽视的学年论文这一教学环节。
1 经济学专业开设学年论文教学的必要性
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并未开设学年论文这一教学环节，但是，学年论文教学环节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
1.1 学年论文是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重要方式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大学生创新能力可分为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三个方面。其中，学习能力是指能自主地获取所需的信息和知识，并能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培养其他创新能力的基础；研究能力是指能自主确定研究题目、制定研究计划和撰写研究论文的能力，是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实践能力是指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创新能力培养的目的。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要从整体上系统地进行，学年论文作为关键的教学环节，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学年论文环节，学生根据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观察，确定研究题目，界定研究内容，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无疑会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2 学年论文是提高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有效途径
经济学专业学术论文要求学生综合运用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深入研究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是经济学专业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对教学质量的检验。目前经济学专业学生论文普遍存在选题空泛、内容空洞、缺乏创新、抄袭严重等问题，既没有与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也不能很好体现经济学专业特点。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高校扩招、就业压力等方面的社会原因，导致毕业生素质下降且精力投入不足；高校的认知不到位和管理制度设计不合理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管理松懈；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忽视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经濟学专业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仅靠短期突击训练效果很难见效，应靠长期的积累来提高。学年论文在学生已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经济问题展开研究，同时加强学生写作能力训练，学生不仅可以培养自己的研究兴趣，还可以为毕业论文写作奠定良好基础。
2 经济学专业学年论文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认识模糊
学年论文是本科生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要求学生在不占用正常教学时间的情况下完成，一般在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末进行。由于高校扩招带来的就业压力，很多高校对学年论文的作用认识不够，没有将学年论文列入本科生培养计划。同时，学生对学年论文也很不重视，低年级学生习惯通过考试来取得学分，对撰写学年论文感觉不适应；而高年级学生面临考研和找工作的压力，更是无暇顾及自己的学年论文。
2.2 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
对本科学年论文教学进行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出题选题、过程辅导和成绩评价等环节。当前，我国只有少数高校推行学年论文制度，学年论文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来确保学年论文的质量。同时，指导老师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不强，未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监督；学校虽有学年论文的教学环节和要求，但未建立学年论文教学的激励与评价机制，使学年论文这一教学环节未落到实处，形同虚设。
2.3 高校的教学科研资源不足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教师数量相对严重不足，平均每名教师要指导30名以上学生的学年论文，还要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同时还有其他的教学科研任务，教师不堪重负。老师在指导学生学年论文时，投入的时间与精力都有限，直接影响了学年论文的质量。很多高校的学术资源严重不足，数据库无法满足学生撰写论文的需求，尤其是国外数据库缺乏；图书资源数量有限，学生能检索到的文献资料非常有限，这直接影响到学生学年论文质量的提高。
3 经济学专业学年论文教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 社会环境因素
就业率和考研率成为当前衡量我国高校办学质量的重要尺度。在高校不断扩招的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大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本科生时，对论文及其质量无人问津，论文成绩不会影响自己的就业，所以，学生对论文很不重视，只要能通过就行。对于那些致力于考研的学生，因研究生招生对本科论文也不够关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理论课的学习，以应对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初试和复试，甚至有些学生将学年论文的写作当成负担，敷衍了事。
3.2 高校本身的因素
高校自身的认识不到位，许多高校对学年论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并没有把学年论文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学年论文工作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学年论文管理制度设计不合理，存在许多尚需完善之处，制度中空话套话太多，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实施办法和明确的标准，使学年论文管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形同虚设。制度贯彻执行力度也不够，未将相关规定落到实处，多流于形式。高校目前面临着很大的招生与就业压力，如果对学年论文要求太高，会导致许多同学难以正常毕业，将影响到学校声誉与学生就业，因此，在实际执行中，常出现对学生学年论文放低要求。
3.3 教师方面的因素
由于高校的扩招和新专业不断开设，造成高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师资结构很不合理，教师既要承担大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又要面临职称评定等多重压力，这将影响到学生学年论文的质量。由于高校制度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因素，出现重课堂教学，轻学年论文的导向，导致教师在指导学年论文时责任心不强，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这也直接影响了学年论文的质量。同时，有些教师自身知识结构相对陈旧且更新缓慢，专业技术能力与实践能力不强，不能给予学生以实质性指导，这都影响着学年论文质量的提高。
3.4 学生方面的因素
大多数用人单位在招聘本科生时只关心学习成绩和获得的各种证书，使得学生认为学年论文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只要能顺利通过即可。同时，学年论文质量与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及自身综合素质密切相关，许多高校学生的知识水平与能力不足，且很少进行学术论文写作相关的训练，缺乏文献检索能力和创新精神，不能将理论与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影响了学年论文的质量。
4 提升经济学专业学年论文质量的对策措施
4.1 提高认识，加大宣传
学年论文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经济学专业教学实践上的重要环节，从目前的实际来看，很多老师和学生对学年论文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应加大宣传，提高师生对学年论文的认识。通过撰写学年论文，使学生熟练掌握学术论文的基本规范，深化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能为将来撰写毕业论文做准备。
4.2 科学组织，合理安排
结合经济学专业特点和社会实际需要，开展经济学专业学年论文工作。首先，将学年论文工作纳入学校日常教学工作，从出题选题、过程监管与成绩评定等环节来确保论文质量；其次，要科学合理安排学年论文组织工作，妥善安排学年论文的工作流程与时间，综合考虑人才培养的目标、学生和教师的承受能力，真正发挥学年论文在实践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学生的学习、思考及写作能力；然后，论文题目应难易适中，既要有理论价值，又要有实践意义，符合本专业培养目标，保证学生通过努力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写作任务，提高自己运用经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3 加强过程管理
严谨规范的管理制度是学年论文顺利运行的基本保证，过程管理的完善对学年论文质量的提高至关重要。学年论文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其他教学环节相互配合以保障顺利进行。需要建立学年论文过程长效管理机制，学校相关部门应结合专业特征，统筹规划，从命题选题，师资配置，论文规范，学生纪律，成绩评定等方面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同时，学年论文的过程管理直接关系到论文的质量，应加强学年论文过程的监控，制定成绩评定标准，让学生真正得到老师的专业指导，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
4.4 重视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学生的学年论文是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在实施过程中应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为目标。老师在指导过程中应注重学生研究内容的学术性与规范化，重视学生逻辑分析、论证推理、归纳演绎等方面能力的训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5 结 语
学年论文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复杂的系統工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需要学生的努力、教师的重视、学校相关制度的完善作为保障，以达到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1]王伟，周景坤，章胜晖.国贸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与写作问题的剖析[J].对外经贸，2013（11）：142-144.
论文摘要:新时期文学启蒙人性意识渐进体现三个方面:本能欲望描绘、情感抒写与理性思考、主体自我人格建构。随着人性意识的不断渐进，新时期文学人性意识启蒙内涵在中国文学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其现代性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浓烈的启蒙思潮氛围中，它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一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出现，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两次转型都是在启蒙文学思潮的感召下，高举着以人为本人文理性精神旗帜。然而，五四时期“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的启蒙任务终因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人性开掘难以全面而深刻。时至二十世纪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人性问题日益从形形的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现出来。本文主要试图从人性意识渐进的角度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启蒙内涵及其价值意义。
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篇言:“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的命题一直纠缠着人类。关怀人的命运和前途，探索人类心灵情感才是文学真正的价值所在。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深刻体味到，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重要，又是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渴望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疆场的路径，渴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
然而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开始出现便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现象，“尚未超越政治情感控诉。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痕，文学仍呈现着、担当着政治社会化启蒙，缺乏更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吴炫在《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第一讲“伤痕文学及热点作品局限评述”中指出:“在新时期文学第一阶段，伤痕文学把西方的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性内容去张扬，这一点非常明显。于是用我的‘穿越’理论来看，《伤痕》、《一代人》、《随想录》，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作家个体穿越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容的贫困。.刘心武的《班主任》引起的轰动，仍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这个以班主任张俊石为正面一方，以青年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为反面一方的故事，颠覆了“”的政治理念。《班主任》改变了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知识分子变成了启蒙者，而那些使知识分子蒙难蒙羞的“革命小将”重新变成了受教育者。尤其是将谢惠敏这样的“革命青年”塑造成反面人物，更是对“”政治的全面颠覆。这个阶段连爱情也不例外。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上的小说《眼睛》，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工厂的简单然而意味深长的爱情故事。主人公魏荣“我”受到锻造车间党支部书记许珍的鼓励，去爱车间里的一个名叫陈昆的技术人员，这是一个绰号为“眼睛”的知识分子。但一开始“我”对“眼睛”实在爱不起来，后来在书记的不断启发和鼓励下，渐渐发现“眼睛”的种种可爱，于是“我”终于情窦初开。小说从头到尾只出现过一个“爱”字，而且是“爱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爱“陈昆”，爱情意识形态化了。可见在这个阶段，作家仍无法穿越“”给人们心灵造成伤害的种种政治层面，作出文化、历史、哲学的思考，从中国文化推向全人类性的思考。
人性启蒙发动的真正标志首先在于从人类的角度写出人的本能生存、欲求。长期以来，在中国“阶级性”取代了人性，取代了一切世俗感情，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翁的配偶设置。因而，“”后，一批作家终于从传统的道德束缚和政治阶级意识的框架中解脱出来，大胆抒写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的人性，写出了人的最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性的最基本自由。这时期值得一提的小说，恐怕还是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小说中现代文明的传播者—“知青”成了被改造的对象，而那位代表了原始愚昧的看林人却成了强人，尽管如此，仍然阻挡不住现代文明的影响，看林人的老婆最后爱上了“知青”。小说写出了人的本能欲求苏醒之后“崭新世界”对人的强大的诱惑和人的不再压抑这种诱感的情感历程。而雨煤在其作品《啊，人……》中大胆正面描写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冒一段超阶级悖伦理的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人性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极“左”政治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人性解放和弘扬的尖锐号角，做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作者正是以坦诚热烈的“”描写突人，对压抑人性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彻底的否定，从而树立了其在启蒙文学中的意义。
何谓启蒙?“启蒙”原意指照亮。如果说描绘人性本能欲望、生存状态是一种展示，那么倡导理性、贯注理性更是一种照亮，照亮了人们走出蒙昧、困惑的泥沼，摆脱了人主体丧失的心灵阴影。新时期一批作家重新找回了一度失去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在情感的抒写中作出人性的理性思考，显示出新时期文学人性启蒙意识的进一步深化。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是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也折射出以他为代表的朦胧诗人的整体性精神向往，更使得压抑已久的自我情感得以释放，恢复了诗歌作为精神探索的特质。朦胧诗精神的实质便是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感觉、主观情绪的凸显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巴金的《随想录》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踏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可见丧失理性便丢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寻回失却已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显然，这时期还有一批作家在欲望之城里，托着情感的天空，举起理性之笔，作出历史的、文化的人性思考。新时期以张贤亮等一批作家描写文学的涌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张贤亮不是要写符合爱情与道德的故事，而是借这个非爱情的故事来思考与表现人和英雄的问题。当被生存欲望控制的时候，生存欲望的压抑和释放便成为中国人的解放的首要问题，不论是有知识的还是没知识的。而在中国的审美文化和道德文化中，轻视欲望、轻视性的文化就必然与这种人的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构成冲突。”“我认为好作品和坏作品不是写性不写性，也不在于是否有色情化描写，而是在于你能否穿越所写的东西，不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集中在性体验上，而集中在对性的独特的思考和咀嚼上，我想这些正是中国作家所缺的。”川在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考，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构，不管她是谁”。男人需要爱情，需要女人，因为有了爱情和女人，男人才成为其为男人，然而男人又不能为女人所占有，对男人来说“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男人还得干更重要的事情，仅仅纠缠于男欢女爱的男人是不足挂齿的，而曾经沉溺于，最终又不为此所羁绊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这一点，在张贤亮的文本世界里，我们恰恰看到了在肉体与灵魂的搏斗中，在情感与理性的交战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性薄弱的一面。
应该说，重构主体自我人格的理想人性，构筑和谐的现代人性，是新时期文学人性启蒙意识在承继前期启蒙动力纵深挖掘的又一步。当然，这期间经历着一番迂回曲折的前进历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又一批作家冲破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将思考焦点“向内转”，重塑自我，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推动新时期文学启蒙意识现代性地发展。
在这里，单提王安忆。在王安忆的创作文本里，将男女两性这一人类性活动升华为一种对自身和生活卑俗的超越。在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之恋》文本里，可以看出王安忆已没有太多传统的积淀和束缚，她对性的正面肯定和颂扬，是当时其他作家所难以企及的。同样是关于的文学，和张贤亮相比，王安忆还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意向性，即试图完全摆脱张贤亮式的外在化文学主题，而牢牢把握主体的精神活动天地—纯粹的体验的感受，建立真切的主体自我。特别是发表于1989年的《岗上的世纪》有了更大的进步和自我突破。与“三恋”不同的是，这部小说不再是生命本体的外延阐释，而是直接切人本质性的探索。李小琴与小队长因为，所以从不为自己的命运忧虑，不为自己身处“绝境”而担忧受怕，他们忘却和丢弃了旧日的仇恨，忘却和丢弃了现存的利害冲突。过去、未来已失去意义，他们只“在的满足中得到生命的再造”，“真正意识和醒悟了人活着的意义，的意义，男女交合的美感。”劳伦斯曾说过:“性意识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只要它们是直率的，不是偷偷摸摸的、狡猾的。正确形式的性刺激对人类生活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没有它，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暗淡无光。”在人类文明史发展中，人的性意识和很少被人类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有时甚至连自然属性的地位也不能被确认，而且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王安忆的系列文本里，能够大胆地抒写了性文化心理，更重要的是关怀生命自身，重构理想人性自我，这无疑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个重大消解和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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