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规范性安排，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因此，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的一种安排，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经济利益关系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就形成了制度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最终会被保留下来，同时，制度也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而发生改变，即制度的变迁、改变与创新。制度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①制度的确立意味着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有一定的掌控能力，由于经济利益是有限的，不同的利益主体维护自身的利益的同时会导致制度的变动。②制度经济是有效率的。制度能指导人们做什么、怎么做，从而使生产资料有效流动与运用，提高经济效率。③制度经济具有规范和制约的作用。制度经济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具有较强的约束与限制作用。
1.2西方制度经济理论西方的制度经济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旧制度经济时期，代表人物是凡勃伦和康芒斯；第二阶段是30年代及战后的过渡时期；第三阶段是战后至今的新制度经济时期，代表人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另一类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新经济制度时期的相关理论及研究重点对我国现阶段制度经济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1.3旧制度经济时期及过渡时期由于旧制度经济时期和过渡时期理论的哲学基础、思维原理和技术方法相近，有学者将两个时期合并，称为“老制度经济学”。凡勃伦是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引入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坚决反对同时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其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对经济的过分抽象没有太大的意义。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生活习惯。凡勃伦用生物进化论的思想解释制度的演化与变迁。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康芒斯，他引入“交易”的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可以归结为交易，法律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这两个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问题出发。
1.4新制度经济时期
新制度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思潮中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学分支，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进行修正，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上的经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完全有效，没有交易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费用，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这种假设不合理。制度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相悖，其存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促进市场有效运作。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如下：
①人的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理性经济人不存在，人们无法拥有完全的信息，做出完全理性的决定，而且，即便拥有完全的信息，也会因为个体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和个人倾向等无法做出完全理性的判断。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派假设个体是有限理性的，人们的行为与判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②交易费用。科斯1937年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认为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搜寻价格信息的成本以及运输费用、谈判费用、佣金等一起构成了交易费用。科斯以前的学者们普遍忽视交易费用的重要性，科斯“交易费用”的提出是产权理论及制度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③产权理论。“交易费用”概念是产权理论的基础，科斯（1960）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清晰的产权关系促使资源有效配置。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情况下，无论最初的产权如何界定，通过经济活动总可以达到最优的配置效果。产权理论的提出打开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
④制度的创新和变迁。制度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同时，也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度创新是指为了适应经济的变化而进行的变化。合适的制度设计可以促进经济效率，相反，会阻碍经济效率。同时，制度是否发生创新或变迁还要考虑制度发生变化的收益和成本，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才会发生变化。
二、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计划经济，又与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经济要进一步市场化，探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意味着制度层面的深层次变革，因此，对制度经济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分析是关键。
首先，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对制度最优选择的结果，同时，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和明确客体归属也属于制度范畴，实践证明制度是经济效率提高的关键，在我国逐步加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更应该强调制度的作用。
其次，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如，对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的理解可以指导我国制定相关政策，激发生产者的生产和创新积极性，同时，通过减少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
然后，明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需要让位于市场，让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活力和效率，另一方面，政府是唯一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的主体，因此，在市场失灵的环节以及市场环境方面，政府应通过颁布法律、制定制度等措施来予以保证。
最后，新制度经济学促进我国企业理论发展。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的概念，从新的角度对企业的性质进行阐述，认为企业是对市场部分交易活动的有效替代。同时，委托—理论的完善也对企业发展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委托—问题，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利于找出解决或减弱委托—问题的方法。
三、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理论观点。
一、政治—经济模型的特征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Frey）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Ronbini）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①Alesina,A."Credibilityandpolicyconvergenceinatwo-partysystemwithrationalvote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8,Vol.78,pp796-806.
②Alesina,A.andR.Perotti,"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acriticalsurveyoftheliteratur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4,Vol.8,
【编者按】351-371.
③Alesina,A.andR.Perotti,"Fiscaldisciplineandthebudgetproces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6,Vol.86,pp401-407.
列宁认识到，当时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巨大差距，认为俄国正处于小农经济大海的包围之中，在过渡时期仍然需要利用商品货币来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指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在这个草案中，列宁十分重视商品交换的作用，并把它上升到巩固工农经济联盟的高度加以论述。随后在1921年秋，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列宁这里提出的“必须再退，再后退”，其实是对商品经济运动规律认识的深化。列宁认为，“商品交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直接交换，而是必须要通过货币、市场这些媒介，商品交换要以买卖、贸易、货币流通为基础，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办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这一思想，深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鲜明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标志着我们党对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从理论上讲，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让市场以商品货币为媒介，使复杂的经济信息通过价格信号的变动得以显现，进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作出理性选择，促使生产要素不断优化配置。
二、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存在和发展
列宁分析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认为俄国仍然存在着小农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经济形式。列宁还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提出了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借制四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这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存在兼容性，即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服务于不同的国家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所有制的认识，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强调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充分说明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重要性。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来看，非公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三、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列宁从俄国农民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实际出发，从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高度，把农民问题作为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首要问题。列宁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以便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俄国才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只有非常巧妙地、谨慎地和逐渐地同绝大多数农民结成联盟，才能顺利完成过渡这一任务”。列宁这种“以农为先”的思想，关心农民切身利益以巩固工农联盟的觉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增加农民收入，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必须看到，我国农业生产目前还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在新常态下，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就必须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发挥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来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不断拓展农业多功能和增值增效空间。要积极转变传统农业粗放式的经营发展样态，加快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依靠科技投入，注重农业技术创新，强化惠农政策，不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真正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工农共同富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厚实的物质基础和坚强的政治保障。
四、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一、提升煤炭企业管理水平的具体措施
（一）培养综合能力较强的人才型管理队伍。一个企业的正常运行，都需要很多各部门的员工共同配合，在每个层次上的管理人员只有大力支持企业的工作，才能有助于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只有企业真正实现管理水平理论上的创新，做到可持续发展，才能让企业的中坚力量更好的发挥出来，管理者的业务水平直接影响了煤炭企业长期发展，因此有必要培养出一支具有较高管理水平的队伍。首先，管理者自身要明确其职责，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责任感，增强个人学习外部知识的兴趣端正学习态度，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管理者也可以学习借鉴其他企业成功的管理经验，将先进的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等引进本企业，从而全面提升学习能力，掌握更加有效的管理技巧。其次，应该意识到对于企业内部人才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内取得的成果，而是经过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奋斗，才逐渐培养出优秀的管理人才。（二）坚持精细化管理。煤炭企业是一种工作内容较为复杂的企业，其中包含了许多繁杂的工序、工作方法等，在煤炭企业运营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例如：采矿环境恶劣，工作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工作时员工的生命安全等，精细化管理符合了当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现代企业制度中重点强调的内容，它的主要含义在于能够将企业内部人员科学的进行分配，当发生事故时可以很清楚的区分责任，避免有关人员之间相互推诿。目前煤炭企业都是以精细化管理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脚点，这也是使得企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三）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战略。人员是煤炭企业管理的主要对象，一个企业如果可以充分利用好人力资源的优势，则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由此可以看出，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是促使煤炭企业平稳、高效发展的必然途径。企业应真正意识到人才是决定企业发展高度的最重要的因素，企业还应重视人力资源部门在企业发展中所占据的位置，企业应高度重视，完善相关职工的档案资料，站在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最大限度的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四）加强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管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企业的运营中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企业文化建设是管理内容上较高层次的内容，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促使企业经济健康发展、保持党的先进性，结合中外一些鲜明的案例，可以看到，每位成功的案例背后都是具有一定企业文化修养的知名企业，这就说明文化建设的力量足以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结果，因此需要根据本企业存在的自身状况，打造出具有煤炭发展特色，适合企业发展的一种文化。企业文化都是具有一定本质的，要避免出现简单化等错误做法，要正确理解其深层次的意图。另外，企业还以应注意到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提升企业多方面效果的因素，必须进行不断的创新，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五）搞好煤炭企业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我国煤炭行业当前正处于新旧经济体制交替的时期，实现煤炭企业经济的信息化发展，也是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前提。信息化可以将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及时了解市场上的行情，促使煤炭企业平稳发展。信息化是指人们对存在的信息或者物品的共享和交流，从而对得到的信息进行充分的利用，最终为企业服务的内容。若想要搞好煤炭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领导还应高度重视此问题的发生，聘用计算机知识较为丰富且擅于统计的复合型人才，定期对员工进行信息上的培训，为煤炭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发展提供人事上的基础。
二、结束语
在当今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传统的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煤炭企业也不例外，企业想要在激烈的是场竞争中，保持原有的竞争优势，必须加快转变企业管理的方式，从人才、精细化管理、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文化建设、信息化水平等五个方面，分别介绍了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几点具体措施，为煤炭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作者:田莉单位: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所谓循环经济，即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极低、环境容量不容乐观的发展中大国。从资源禀赋看，我国是总量上的大国，人均水平上的贫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从资源利用效率看，目前我国创造世界GDP的4%，却消耗了世界上31%的钢材、30%的煤炭和50%的水泥。从资源再生化角度看，我国资源重复利用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资源循环利用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废旧轮胎再生利用率仅有10%左右。从资源消耗角度看，自2001年起我国万元GDP能耗已经逐年下降，2004年又上升了14%。
另外，过去人们单纯用GDP指标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以牺牲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巨额的投资推动，掩盖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效用，导致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产品高价，资源地价，环境无价”的畸形特征。显然，不改变这种经济增长对资源的消耗方式和对环境的破坏，要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从发展循环经济的角度出发，人们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在计算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时提高了对自然资源环境作为“社会财富”和“潜在社会财富”的重要性的认识，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以往我国为了摆脱贫困落后，选择了效仿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作为振兴国力的手段，这造成国内生态环境形势更趋严峻。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了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速度，而排放废弃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造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改革开放以来，静观我国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总体上，我国的生态环境破坏还在加剧。人们不顾自然生态规律滥用环境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给现在的经济生活带来副作用的同时，还不断地将这类后果传递给子孙，这种时间上的后代沿袭，最终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自然灾害和更多的物种灭亡。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环境质量，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环境，在环境保护中促进经济发展。有效地防止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以较小的环境损失换取高效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环境治理能力。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二者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创新保障
（一）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创新保障
我国应该根据国情，制订一系列环境保护、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用法律法规制度推动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如已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是我国推进循环经济立法的一个里程碑。应尽快制定和实施《国家循环经济法》和相应的《国家绿色消费法》、《资源循环再生利用法》等法律，制定并完善鼓励和支持循环经济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使法律法规真正起到预防污染和绿色导向作用。
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着手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以及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行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明确工业废物和产品包装物由生产企业负责回收，建筑废物由建设和施工单位负责回收，生活垃圾回收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排放垃圾的居民和单位要适当缴纳一些费用；制定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的经济政策，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收采取经济鼓励措施。
（二）资源全部成本的完全价格体系创新保障
资源的价值被人为地低估是我国资源严重浪费的根源，而其根源又在于政府对GDP增长的追求，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损失以及资源的过早耗尽是子孙后入多少倍也难以挽回的。因此，要加快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让资源以价格的形式真正体现出资源的价值。
政府需要研究并落实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政策和收费政策，积极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通过水价、电价等价格政策的调整，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资源全部成本的完全价格体系就是通过政策调整，利用经济手段使资源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生态学、经济学价值。
为了防止没有计划地使用、早用、误用和过度利用资源的情况发生，可以对共有财产（指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使用者课税，并且应该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对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和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环境污染排放税、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以对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本文建议专门设立环境技术开发基金，重点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使全社会建立起节约资源、提高使用效率、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
（三）绿色科学技术支撑体系创新保障
绿色是循环经济模式的守护神，应贯穿于资源开采，产品研发、生产、包装、销售、消费及回收利用的全过程，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绿色研发。绿色产品的开发过程是企业实践循环经济理念的关键所在，企业应以绿色需求为导向，实施绿色设计，树立绿色品牌。在整个产品研发过程中，始终强调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废弃物的有效处理，做到“清洁生产”，使企业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
2.绿色包装。绿色包装是绿色产品传递给消费者的第一信息，应以环境保护为首选目标。无论在包装设计、包装材料和包装风格上，都要力求简单，充分考虑对环境无毒害和可分解成能再循环的原则。
3.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绿色消费已成为21世纪的潮流，标志着消费者已经意识到环境恶化对生活质量及生活方式的影响而要求企业生产、销售绿色产品，以减少对环境的危害。“绿色食品”、“绿色家电”、“绿色服装”、“绿色家居”、“绿色建材”等绿色产品已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随着“绿色消费”的需求不断高涨，企业应不断创新，生产绿色产品，推行绿色营销。
4.绿色标志认证。ISO14000认证和绿色标志认证是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和冲破绿色贸易壁垒的“绿色通行证”。目前，“绿色壁垒”成为我国扩大出口面临最多也是最难突破的问题，对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造成重大的影响。据统计，我国有数百个品种、5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保护臭氧层的有关国际公约而被禁止生产和销售；4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主要贸易对象国实施环境标志而面临市场准入问题；每年都有70多亿美元的出口因“绿色壁垒”被禁止。为了突破“绿色壁垒”，应努力争取环境认证，特别是ISO14000认证，以扫清我国产品出口的技术障碍。
5.绿色GDP核算体系。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改变过去只重经济指标，忽视环境效益的评价的做法。在GDP核算中考虑资源环境因素，最终反映出经济的净增长。这种核算方式是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复合型环境污染问题的新模式。但目前直接运用绿色GDP核算方式尚有一些技术和社会层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可以通过从小循环到中循环，最终到大循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来逐步采用绿色GDP的核算方式，即小循环——企业层面：根据生态效率理念，在企业大力推行产品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措施，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使每个生产企业都成为生态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达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中循环——生态工业园区域层面：按照工业生态学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在企业间形成共生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区，积极发展生态工业，在企业清洁生产的基础上，使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不断延长生产链条，实现区域或企业群的最有效利用，从而达到废物产生量最小，甚至零排放。大循环——循环型社会层面：在一定区域内，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实行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全面提高资源利用率，逐步建成循环型社会。
（四）政府引导、共同参与、普及环保教育体系创新保障
资源和环境危机的实质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和技术问题，而且还包括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问题。循环经济不仅需要政府的倡导和企业的自律，更需要提高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面对全球性的资源和环境危机，我国亟待加强“生态道德”观念建设和循环经济意识教育。为了治本，必须把循环经济知识的教育纳入全民社会教育轨道常抓不懈，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广泛宣传普及循环经济知识，并应将树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的相关内容编入教材，在中小学中开展国情教育、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教育。并在全社会积极倡导使用环境友好型产品，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提高全民资源节约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同时，运用生态学、资源学的原理与方法，教育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深入人心，居安思危，增强发展循环经济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节能、节水、节材、节粮、垃圾分类回收变成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逐步形成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为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论文摘要：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然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继续加以完善和发展。通过研究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的背景，内涵和不足提出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及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新发展观。因此，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
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
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虽然面面俱到，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最后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
2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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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金融一体化对国家安全威胁着安全。 首先，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游资的存在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表现在 ①巨额资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对于主权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 ②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战略上的失误及经济结构上的缺陷，成为易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对象。 其次，金融创新促进了世界金融一体化，也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挑战。 ①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国际金融传导机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国际金融风险。 ②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对主权国家进行冲击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掠夺一国的财富成为可能。 再次，国际金融体系内的权力分配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体系中游戏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缺陷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始终面临着金融风险对于经济安全的挑战。 3、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霸权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冷战时期，两弹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强国争霸的战略领域。在冷战之后，特别是在实际之交的今天，信息业与金融业则成为全球战略的基础。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力图抢占现代金融的制高点。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部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 都与国际金融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冷战后，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权”的概念，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12］金融霸权理论认为，金融霸权的权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货币资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业趋于垄断。金融霸权控制企业的两种工具是控制资本流动并设置金融市场各种参数。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霸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日趋凸现。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权会以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最终导致南北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二）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1997年以来的危机，而应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两难选择的三个方面，即“三难选择”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 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 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定理。因此，不顾其它两个目标，单追求一个目标（如发达国家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所推销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理论上是占不住脚的。 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 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13］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1）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2）要素流动的程度；（3）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4）商品多样化的程度；（5）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6）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7）财政一体化程度；（8）政治因素。 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四） 国际汇率问题 与商品市场一样，外汇市场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价格变动，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 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以分析 （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 1975年弗兰克尔和罗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该模型实际收入y，价格水平P，名义利率I（相应的外国需求等变量则标星号）。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 （1） mt＝Pt*＋k*yt*－θ*it* （2） 其中，K，K*，θ，θ*均为参数。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一个最重要的假设就是购买力平价。 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是以购买力平价说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设，并且假定现实世界是一个能进行无阻力、无成本和瞬时调节的世界，这就保证了无论在长期或是短期，购买力评价都是成立的。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重心转向了资本市场，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联系起来研究。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发展了一种关于汇率决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则假定：资产市场价格（如利率、汇率等）是瞬时调节的，而短期内商品市场价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内购买力平价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长期均衡的基本决定因素。多恩布什认为，短期内产品市场仅仅是缓慢地调整，金融市场的调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实上瞬间完成的。金融市场为了弥补商品市场价格刚性，会对扰动作出过度的调整；而在长期内，则会慢慢趋向于回到其长期均衡水平。 （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 进入8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延伸和推广。它把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由两个商品进行贸易推广到充分多个商品在两国间进行贸易。 （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布兰森认为个人会将其财富配置于各种可供选择的资产，这其中最常见的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以及本国证券和外国证券。各国货币的比价决定于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各种外币资产的增件源于投资者对资产组合比例的调整，这种调整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而影响外汇供求和汇率的变化，资产组合模型将货币只当作人们可能选择持有的一系列资产的一种，强调了不同的资产组合对汇率的决定以及影响作用。［14］ 2、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他们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麽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在《目标区域与汇率动态》一文中，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当汇率接近区域上限时，由于预期未来汇率会下跌，投资者就会减少货币持有量，从而导致汇率迅速下降，在目标区域的下限，情况正好相反。［15］ 3、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 0 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 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 3％。 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卷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影响。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4、购买力评价对国际汇率的影响 目前对一个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有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传统计算方法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方法，传统计算方法是根据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把按本国货币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折算成美元来计算国民经济的规模。传统计算方法的缺点是在计算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时，把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汇率计算，而没有把该国货币和购买力因素计算在内，购买力平价方法与传统的汇率计算方法完全不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利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转换因素，将本国货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按国际市场价格折算成美元，来估算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把中国每年生产的东西都按国际市场的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比较国内价格计算大了许多。 Dominick Salvatore在《国际经济学》提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建立在没有交易费用、没有关税及其他限制条件，贸易自由的基础上，并认为汇率的变化与两国的物价水平的变化率之间存在比率关系。这虽然在在短期中汇率常常与购买力平价预测存在较大差别，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或纯粹货币扰动引起的情况下，能够给出相当不错的均衡汇率的近似估计。［16］ 彼得·林德特也认为：“从长期看，在价格水平同国际汇率之间存在一种可以预期的联系，一种由商品和服务能够在一国或另一国购买这种事实所造成的联系，这便导致把国家通货价格同汇率联系起来的购买力平价假设”［17］彼得·林德特提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联系的公式为：P＝R×Pf 在这里汇率R表示以美元计算的外国通货（比如说英镑）的价格，而价格水平P与Pf则分别表示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以本国货币计算的价格水平。 如果把购买力平价方程式同本国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式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基于货币供应与国民总产值的一种汇率预测。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释： 1，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4 2，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4 3，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323-324 4，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16 5，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11 6，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 “The New Protectionism”， Eathscan， PublicationsLtd.， London， 1994， Page 3 7，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The New Protectionism”， Eathscan，Publicati onsLtd.， London， 1994， Page 126 8，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60-261 9，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3-64 10，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5 11，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5 12，柳永明：“论金融霸权”，《经济学家》，1999年5月，页68 13，参见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页145-151，页199-200， Paul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Foreign Affairs， May/ June 1999 14，陈东：“西方汇率决定理论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1996年8月，页46-49 15，Krugeman:“Target Zone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 Quarterly Journolof Economic ，August 1991 16，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380-381 17，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454-463
论文摘要：以知识和信息为中心，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给统计信息要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在技术，设备，人才，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类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历史阶段之后，正在进人一个以数码知识、网络技术为基础。由信息推动，以创新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时代。
新经济具有与传统经济有别的某些特点。首先，新经济是知识经济。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原材料、能源和资本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新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知识经济。其次，新经济是数字经济、信息经济。基于数字化信息革命的信息高速公路和因特网的诞生和发展，使得信息采集与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信息产业获得迅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第三，新经济是网络经济，因特网的诞生和发展，引发了一场空前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杜会的经济活动方式，特别是商业交换活动方式。建立在现代通信、电子计算机、信息资源、生产交换及消费等各自网络化及相互渗透交织而形成的综合性全球信息网络基础上的网络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结合，构成了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新经济。第四，新经济是创新经济，创新是新经济的基础。首先是观念的创新，新经济需要新思维、新观念。其次是模式创新，包括制度、行为、组织结构等，只有运行模式不断创新，经济和杜会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再次是技术创新，只有技术的创新，才能不断创造出新的市场需要，诱导出新的生产与竞争，推动经济不断发展。
在以知识和信息为中心的新经济时代，谁先拥有信息，谁就占据主动，谁就能处于不败之地。快速掌握各种必要的、准确的信息，是科学管理现代杜会的关键。统计信息是管理现代杜会所必需的最垂本的信息，是进行科学决策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是新经济时代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既给统计信息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发展契机。加速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不断进行统计信息创新是新经济时展的迫切需要，也是统计工作本身的迫切需要。
(一)统计伯息技术的创新
高新技术发展的集中代表和最主要的技术领域就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各种电子技术的总和，包括信息获取技术，如感测技术、统计信息标准化技术等;信息处理技术，如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等;信息传输技术，如通信技、网络技术、卫星技术等;信息应用技术，如控制技术、数字压缩技术、系统集成技术等。统计信息在新经济时代条件下，要想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统计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二)统计倍息设备的创新
信息技术在统计中的广泛应用.必须有相应的高新技术设备的支持，这是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物资条件。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对高科技信息设备的需要不仅体现在信息设备的数量上。更体现在信息设备的技术性能上。高科技现代化的信息设备的引进和普及是我国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虽然计算机及网络在我国各级统计部门已经得到基本普及，但高档次的大、中型计算机还很少.不能满足对某些复杂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处理的需要。加速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必须将高科技的信息设备广泛应用于统计作业系统。
(三)统计倍息生产开发的创新
21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数字化的社会。所谓数字化是用0和1两位数字编码来表达和传输一切信息的一种综合性技术，即电话、电报、数据、传真、图像等各种信息全都变成数字信号，在同一种综合业务网中进行传输。数字化是统计信.息现代化中的核心技术，通过数字化，各类统计信息得以规范化、标准化，从而有利于统计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处理等。信息内容数字化要求统计部门将各类信息的开发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加快实现统计表格标准化、统计指标休系和编码标准化，使统计指标、统计分类及其编码具有统一性和唯一性。另外，通过建立以数字方式存储的统计数据库，有利于统计信息查询、管理及统计信息的传输和处理，从而使各级统计信息系统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统计倍息人才的创新
新经济时代是一个重新认识人的作用的时代，人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统计信息能否适应新经济的要求.关键是统计信息产业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由于现代统计在理论休系上、调查方式上、信息处理技术上的进步和发展，使统计信息具有来源广、扩散性强、需求量大、用途广等特征，对统计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将统计部门建成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部门，重要的是培养一支知识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但我国目前统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结构比较单一，群休中大多数是只熟悉统计知识业务的统计专业人员。人员的知识面抉窄，专业过细问题尤为突出，既满足不了用户对统计信息资源的要求。也不利于统计工作向横向和纵深发展，为此.必须加强各类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训。要建立科学的培训机制。对原有的统计信息工作人员进行各种技能(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如计算机操作、软件开发、联机检索上网查询等)和各种素质(主要是知识素质、政治素质)的培训及培养。培训可采取多层次、多内容、多形式、多途径井经常化制度化。
(五)统计倍息服务的创新
我国的统计信息服务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特别是同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统汁信息服务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不发达。现代经济社会，信息是产品，信息的开发、交流需要有信息市场才能实现，信息市场是信息商品经营和信息有偿服务活动的场所，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类统计咨询服务部门、统计师事务所、信息有限公司、情报中心、数据库等还只是一个部门或信息机构，信息交易还处在咨询及中介服务上，服务方式也常以信息会.临时专题交易会等形式出现，在新经济条件下.加快发展统计信息产业和统计信息市场，实现统计信息商品化，把统计数字变成商品。进人市场流通.实现服务方式有偿和无偿并举。其次，服务架道多样化(公开、临时交易、个别提供等)，服务手段多元化（广播电视、书报杂志、信息互联网等)，满足各个层次、各种群体对统计信息的需要。另外，统计信息的服务态度、服务观念、服务体系、服务质量也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更新提高。
关键词: 经济法/个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方法/折中主义方法 内容提要: 法律方法是法律的固有之义，有些法律部门对法律方法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经济法就是其中之一。经济法方法是基于私法的个体主义方法与公法的整体主义方法的不足而创新出来的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折中主义方法，它贯彻和体现在经济法的许多方面。 法律，从名称上看，既然名之为“法”，就应该是一种方法；从实质上说，法律就是一套解决纷争冲突的方法。法律要名副其实，要有效地解决纷争冲突，就必须讲究方法。方法和方法论是法律、法学的固有、应有之义。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权利要求救济，有什么样的权利就有什么样的救济方法，有什么样的救济方法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救济方法的变革促进法律方法的发展。法律也是救济方法变革的结果。如私人权利要求一种救济方法，导致私法的发展，公共利益要求一种救济方法，导致公法的发展。经济法也是如此。基于权利本位，演变出社会公共权益，对这种权益的救济需要特定的救济方法，而救济方法的创新则促进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这正如拉德布鲁赫所指出的：“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效率，即经济方面的观察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 （P77）不过，这里所说的法律方法，不是人们经常所说的那种法律方法，如拉伦兹的《法学方法论》、杨仁寿的《法学方法论》等所论述的那种法律方法，因为他们所说的法律方法，主要是法律之内的方法，如法律解释学的方法等，拉伦兹就认为：“法学方法论的特征即在于：以诠释学的眼光对法学作自我反省。” （P134-135）而本文所说的法律方法，不是法律之内的方法，而是基于特定社会关系的调整、特定法律权益的救济所要求的特定法律方法，是一种调整社会关系、救济法律权利的方法，这主要是一种法律之外的方法。相对于法律之内的方法而言，这种法律之外的方法更具基础性和先决性。法律采用什么样的调整方法，受许多因素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法律要救济的权利，核心就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调整它们的角度不同，会导致法律调整方法的不同。这些方法大致包括个体（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以及折中主义方法（论）。 一、个体主义方法 如果认为个体是唯一真实的，而社会是虚构的，社会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个人是社会的基础，社会是个人的集成，社会最终要还原为个人；个人具有理性，会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会促进社会利益；个人在进入社会之前就先天或天赋地享有一些基本权利，他们集合成社会以后，社会及其代表如国家的宗旨就是更好地保护这些权利；社会关系的核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之间通过契约自由会自动地形成他们所欲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只是在不能如此时，国家才代表社会予以必要的干预；等等。这种方法被称为个体主义方法。这种方法由来已久，从古希腊开始、直至今天，每个时代都有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如普罗塔哥拉、马基雅维里、洛克、卢梭、波普尔、诺齐克、德沃金，等等，并且这种方法在社会学上、政治（学）上、经济（学）上和法律（学）上都有充分的体现和阐述。 在社会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个人本位。如马克斯·韦伯认为，个体是有目的行动的最高限度和唯一载体，国家、社团等是人类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一律简化为参与者个人的行动，因此，应把个人及其行动看作基本单位。 （P241-242）同样，在波普尔看来，“社会现象，包括集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来加以分析。” （P486-487） 在政治（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个人）自由主义。如“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是独立、平等、自由的，享有这些天赋的权利，但人在自然状态下也有许多缺陷和不便，如缺少确定的周知的法律和法律的执行者，人们享有权利很不稳定，存在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这就使得人们愿意放弃在自然状态下的一些权利而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财产。虽然人们在参加社会时放弃了他们在自然状态下所享有的一些权利，而把它们交给了社会，但这只是出于各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权利的动机，社会或其代表必须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克服上述自然状态下的种种缺陷和不便，而不能有超出之外的权力。 （P77-80）在他看来，政治上的最高原则是，“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 治权力。” （P59） 尽管自由主义方法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但它依然是一种主要的政治思潮，当代著名思想家诺齐克传承了其衣钵。如诺齐克在其《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他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做了就要侵犯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如此强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官员能做的事情极其有限，只能是一种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即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较为有限功能的国家；而任何功能更多的国家都将侵犯个人权利，因而得不到证明。 （P1）诺齐克从他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引申出两个值得注意的推论：“国家不可用它的强制手段来迫使一些公民帮助另一些公民；也不能用强制手段来禁止人们从事推进他们自己利益或自我保护的活动。” （P1） 在经济（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自由放任主义。如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他认为，经济人的本性决定了人们最关心自己的福祉，各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那样强大，以至于个人利害关系自然会引导社会资本的分配和产业的发展。人们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促进公共利益。况且，每个人处于他当时的地位，对特定情形更为清楚了解，显然能比政府判断得更好。因此，政府除了公共设施、国防、司法等方面以外，不宜过多干预，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如果政府企图指导私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僭越了一种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人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那些自以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P111、112、199、27-28、252）当代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也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坚决捍卫者。公共选择学派把分析市场的方法导入把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置于统一的分析评价体系之下。经过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表明，虽然市场机制存在缺陷，但国家干预也存在缺陷，并且国家干预的缺陷远远大于市场机制的缺陷，因此，用国家干预去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不但弥补不了，而且造成更大的缺陷。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市场机制已经把事情做到了极致，人们很难指望政府干预能比市场机制做得更好，市场机制的缺陷不是国家干预的充分理由。公共选择学派为市场机制提供了理据，同时，也为限制甚至否定国家干预找到了借口。 （P153、171、177、178、180、233） 在法律（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私法方法，它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有利于保护私人权利。由杰佛逊执笔的《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他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 （P440）这已经成了个人权利本位的独特文法和经典表述。在当代，德沃金提出了“认真对待权利”的主张。在他看来，某人有权利做某件事的时候，它所指的是，如果别人干预他做这件事，那么这种干预就是错误的。如果政府进行干预，那么政府也是错误的，个人可以用该权利来反对政府，只有能够反对政府的权利才是强硬意义上的权利。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也不能侵犯公民个人权利。他所谓的认真对待权利，其实是要求政府要认真对待个人权利。如果政府不认真地对待权利，那么它也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 （P243-270）言下之意，法律的目的就是督促政府要认真地对待个人权利。 这些个人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直接影响一系列法律的制定，形成了法律上的个体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在私法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私法受个体主义方法的影响，也是个体主义方法的法律化；个体主义方法与私法的制定同期，个体主义方法方兴未艾之时正是私法大量制定之际，如美国建国时期的法律就是如此。美国建国时期的法律，其目标即是“最大限度地扩展个人所固有的权利的范围”，其中，“自然权利被视为缔结契约的个人的权利。这正是法律必须维护的权利。”在起草美国联邦宪法的时候，制定者为保护个人权利确立了一项真正重要的保障，就是宪法的第一条第十款，即“契约条款”，它限制各州侵害个人的契约权利，力求防止政府对个人意思自治进行干预。“正是通过契约，个人才能够获得最充分的机会去发挥它的才 干和使用他的财产。契约是扩大个人在资源利用方面自行处理权范围的主要法律手段。因此，对契约的重视标志着法律作为一种意在维护社会现状的制度，转变成了为个人能在最大限度内自由设定权利而提供保证的制度。于是，契约法绝对统治的时期开始了。[11] （P23-24） 这些方法无论是社会学上的个人本位，在政治（学）上的自由主义，在经济（学）上的放任主义，还是在法律（学）上的私法方法，归结起来就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以个体为分析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基准和单元，对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立足于个体、归结为个体去观察和解释；认为社会就是个人的集成和扩大，抓住了个人就抓住了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根本和核心；它从个人推知社会，认为只有解释了个人才能解释社会，而且解释了个人就解释了社会。尽管个人是社会的构成要素，但就像水是由氢原子和氧原子构成的，它们一旦化合为水以后，水已不同于氢原子和氧原子一样，社会与个人已有本质的区别，社会有其不同于个人的性质、本质和规律。就像不能用解释氢原子和氧原子的方法去解释水一样，也不能简单套用解释个人的方法来解释社会，这是解释不了的，因为解释的对象变化了，解释它的方法自然也要改变。 如在社会学上，尽管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但社会已独立于、自在于个人，有时甚至凌驾于、异化于个人，人们常说，“人在社会，身不由己”，就是因为社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行，不是由构成它的个人所能左右的。所以，迪尔凯姆（涂尔干）对个体主义方法论批判道：“团体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与其单独的个体成员的这些东西全然不同。因此，如果我们从孤立的个人出发去研究，我们就完全不能了解团体内部发生的一切。”[12] （P119） 在政治（学）上，个体主义方法宣称人是天生自由的，这只是人的本性如此，但并不等于说人在现实中、在社会上就一定是自由的，人是否自由，取决于许多并非个人所能掌控的因素。如人是出生在社会中的，但社会成员众多，人人都要自由，这本身就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制约。自由主义的金科玉律就是，我要自由，但我必须保证别人有同样的自由，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必然存在着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自由不仅取决于其个人自己，取决于自己拳头伸向别人下鄂的距离，也取决于别人，取决于别人的拳头伸向自己下颚的距离。个人自由也取决于如社会人口、社会资源、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许多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必然会导致人的自由的不同。天赋个人权利论者所持的观点就是基于历史上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情况作出的，所以他们的观点都有一个前提性的假设——自然状态，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自然状态，有的只是“僧多粥少”的人类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权利自由迥异于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个人自由不完全取决于个人意志，个人意志不能左右社会发展的规律，仅仅从意志自由去解释个人自由是不够的，个人自由的实现取决于社会结构。虽然个人自由“它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个非现实的或虚构的唯意志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主义理论没有使自由成为现实。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的实际危险，同样也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我认为，个人主义理论的道德设计鼓励了那种认为个人不需要他人或社会的幻想。”[13] （P10）在经济（学）上，个体主义方法把个人几乎神化，而把国家刻意丑化，其实，个人并非无所不能，国家亦非一无是处，如在社会化大生产、市场化极高的情况下，个人日显脆弱，国家责任重大，人多智慧高，国家意志比个人意志更强大，如果没有国家的组织、参与和干预，许多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如期地进行和完成。实践证明，发展经济不仅要诉诸个人自由，也要诉诸社会秩序，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自由和秩序是经济成功发展的必由之路。个体主义方法所信奉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由于，一是它不能未雨绸缪，因而缺乏预测和效率；一是它缺乏保障，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常常存在冲突，个人追求私人利益未必就一定能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却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损公肥私；一是它没有那么明智，它常常把社会经济引向邪路，导致经济危机；一是它缺乏大爱，它只能拔高少数市场优胜者，但不能兼顾市场劣汰者。所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由“看不见的手”一手遮天，还必须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有力配合。凯恩斯对个体主义方法的批判是十分有力的。 在法律（学）上，由于社会中的个人千差万别，这些差别是无法消除的，有些差别足以导致人们之间无法平等自由。尽管法律（如私法）赋予每个人以平等、自由、权利，但这些只是形式上的，并非实际上的；只是可能性的 ，并非现实性的，个人要真正享有平等、自由、权利，还必须通过市场竞争，在优胜劣汰法则的支配下，只有少数人能够享有平等、自由、权利，所以，这种个人本位是少数人权利本位，而不是多数人权利本位，更不是每个人权利本位或人人权利本位。这只有利于保护少数市场优胜者的私人权利，不可能保护社会成员每个人的权利。在只是少数人权利本位而多数人非权利本位的情况下，政府是要认真对待权利，但政府认真对待权利，不是只认真对待少数人的权利，而是要认真对待每个人的权利，尤其是社会弱者的权利，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使每个人都成为权利本位的主体，政府必须对少数人的权利予以限制，对社会弱者的权利予以倾斜保护。如此，政府就不能坐视不管、放任自流，不能只是最弱意义上的国家，而必须有所作为、积极干预，要求扩大政府的职能，其中就包括政府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从少数强者身上合法征收一定的资源转移支付给社会弱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每个人的权利平衡和权利平等，保障每个人都能享有最低标准的生活，都能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发展。所以很早以前，有人就指出，国家管理对于维护自由、并使之得到最好的发展是必要的，因此舆论开始越来越有力地倾向于集体主义，放任主义已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法律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从19世纪的强调个人利益到强调社会利益，从强调普遍安全中的利益到强调个人生活中的利益、从抽象平等到调整责任和重新分配资源。[11] （P204、205、245）这就对个体主义方法、私法方法提出了挑战，并必然要突破它。 二、整体主义方法 如果认为人是社会化的人，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先于个人，有社会才有个人；社会决定个人，个人从属于社会；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个人是构成社会的个体；社会有自己的目的，个人目的应服从社会目的；社会为个人提供条件，个人对社会负有责任；社会有其协调者，以维护社会秩序；等等，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整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方法也源远流长，古已有之，其代表人物如亚里士多德、柏克、斯宾塞、孔德、马克思、恩格斯、狄骥、凯恩斯，等等。这种方法在社会学上、政治（学）上、经济（学）上和法律（学）上都有相应的表现和阐述。 在社会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社会本位。如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并不是个人相加的简单总和，而是由个人的结合而形成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则是一种具有自身属性的独特的实在。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个人意识，任何集体生活都不可能产生，但仅有这个必要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个人意识结合或化合起来，而化合还要有一定的方式。社会生活就是这种化合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能以这种化合来解释社会生活……如果我们从孤立的个人出发去研究，我们就完全不能了解团体内部发生的一切。”[12] （P119） 在政治（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社会主义。如亚里士多德断言：“人类在本性上，也是一种政治动物。”[14] （P7）他的断言是基于这样的推理：互相依存的两个生物须结合，男人与女人须成为配偶，组成家庭；若干家庭联合组成村坊；若干村坊组合为城邦（市），城邦是至善的社会团体，它体现社会的本性，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14] （P3-7）没有人可以离开社会而生活，“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14] （P7）亚里士多德进而总结道：“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这些手足无从发挥其手足的实用，只在含糊的名义上大家仍旧称之为手足而已。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大家满足其需要）。”[14] （P8-9）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就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 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 [15] （P760）无产阶级运动与过去的一切运动的区别就在于：“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由于“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底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16] （P283）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运动所建立的新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 （P294）人只有 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扉页上的那句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6] （P307）就充分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类、解放世界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经济（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计划经济或凯恩斯主义。如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的现状，马克思提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15] （P130）恩格斯也认为，在这种状态下，“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灭，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15] （P628、629、630、633）这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根据。 再如凯恩斯。凯恩斯1926年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来彻底清理一下那些时常被作为自由放任主义依据的抽象或一般的原则。”他指出：“假定个人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拥有约定俗成的‘天赋自由’，这是不真实的，世上也不存在赋予那些权利的拥有者或获得者以永恒保证的‘契约’。宣称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定会相互一致，这是没有根据的，上天并非是如此来统治世界的。说两者在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不真实的，在现实世界中并非是照此来管理社会的。断言开明的自利必定会促进公共利益，也不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得出的正确推论。而所谓自利一般是开明的，同样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个人在追求他们各自目标的实现时，常常是太愚昧、太懦弱，以至于甚至在这方面都难以如愿以偿。经济也并未表明，当人们组成一个社会单位来行动时，会总是不如他们各自单独行动那样目光敏锐。”[17] （P313-314）据此，后来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国家干预的措施：如由一个中央机构对货币和信用实行审慎的控制，制定和公布法律，对储蓄规模、消费需求和投资方向进行“明智的管理”。凯恩斯从经济体系中找出了几个具有调节杠杆效应的经济参数，“可以由中央当局来加以统制或管理”。[18] （P317、318-320、208、323、321）凯恩斯主义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人们开始从宏观角度观察经济、调控经济，把经济作为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在法律（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公法方法，它以社会为本位，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迪尔凯姆把因人类有共同需要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称作同求的（机械的）连带关系，把因社会分工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称作分工的（有机的）连带关系。受此社会理论影响，狄骥认为：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而且只能在社会中生活，个人要组成社会，组成社会的个人只有适合社会存在的规律，才能生存下去。有社会就有社会规律和社会规范，社会和社会规范是两种不可分离的事实，社会规范不外是社会事实固有的规律。社会规范规定社会成员所必须采取的积极行为或消极行为，违反这种规范就要受到某种报应。[19] （P611）由此，狄骥认为，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就必须建立起一套规则，它的目的是对每个人的权利加以由社会生活促使成为必要的限制，如为了限制每个人的权利来保全全体的权利，限制每个人的自由来保全全体的自由。[19] （P624-625） 庞德是社会法学派的杰出代表。庞德认为，可以把法理学当作一门社会工程科学，社会工程是一个过程，这门科学所必须处理的事务是整个领域中能够通过政治组织社会对人类关系进行调整的行为而实现的那一部分事务。法理学被称为法律科学，应当考虑三件事：司法、法律秩序和法律，这三件事都必须通过社会工程来处理，我们越是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做什么，越是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的社会工程就越有效。[20] （P149、150、154）此外，庞德还指出：法律与道德、宗教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到了近代，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法律的任务就是承认、确定和保障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21] （P9-10、35-37）其中，当代法律尤以保障社会利益为己任，因为在庞德看来，把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控制过程的一部分，这是20世纪法律与19世纪法律相比的一个基本点。[21] （P66）这种方法论以整体作为分析个 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基准和单元，它由社会推知个人，认为解释了社会才能解释个人，解释了社会就解释了个人，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 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是对立的两极，两极往往有相通之处，个人主义方法存在缺陷，整体主义方法也存在缺陷。尽管社会超越了个人，不能简单地对社会作个体主义的解释。但社会毕竟是由个人构成的，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元素，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为每一个人服务的，可以还原为个人，这就决定了个人永远是解释社会的一个重要基准，离开个人去解释社会，就无法真正解释社会，即使解释了，也有失偏颇。 如在社会学上，片面强调社会，把社会与个人对立起来，使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社会成为敌视个人的社会。迪尔凯姆就认为，由于“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无限地超越个人，所以社会能将它的权威所神圣化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强加于个人。”[12] （P114）这种无个人的社会是非人道的，不可欲的，必然会遭到人们的反对。波普尔就认为，整体主义重视社会团体而忽视社会团体的成员，强调从社会团体的历史、结构和传统去预测社会团体的未来运动和发展规律。[22] （P13-15）个人受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的支配，这是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而且整体主义的控制必然导致思想一律，而不是人权平等，这意味着进步的终止。[22] （P127）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也对迪尔凯姆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具体的、可以观察的社会不能够与一个作为理想中心的社会混淆在一起，更不能和一个作为人类的愿望和最崇高的信仰对象的社会混淆在一起。如果说，信仰，即使是宗教信仰，以一个具体的社会为崇拜对象，那么迪尔凯姆的哲学就和具有国家社会党精神的哲学相差无几了，这显然是错误的。”[23] （P417） 在政治（学）上，片面强调整体主义，强调整体利益，必然会损害个人自由和私人利益，在政治上走向专制主义和极权社会。这为历史所反复证明。这从根本上颠覆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重视整体主义方法，是因为当个人构成社会以后，必须从社会整体的立场和角度才能解释社会，但这样做不是为了抬高社会而压制个人，恰恰相反，是为了使社会更好地服务个人，社会应成为个人获得平等、自由、权利的平台和途径，正如马克斯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应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通过社会获得平等、自由的发展。尽管社会也是实体，但与之相比，个人更是如此，个人生命的至上性、人权的神圣性、个人的终极性，都决定了个人在社会中是否能够平等、自由地发展是检验社会是否合理进步的唯一政治标准。 在经济（学）上，经济活动是否有效取决于人们能否正确应对具体的经济情形。由于对整个社会经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的信息，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这就决定了所谓的计划经济只能是在不准确、不客观的所谓“计划”上运行的经济，这种经济常常失误，而一旦失误给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后果和损失是灾难性的。这一点，至今令人不堪回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实质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对过去计划经济的否定，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致实行市场经济，就是对市场经济的共识。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允许人们根据当时、当地、当事的情况自由决策，这必然要求主体自治、分散决策、多元主义，这些都是个体主义方法的应有之义。没有个人自治，个人自由，个人努力，社会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 在法律（学）上，整体主义方法与公法的原理和机制相通，公法深受整体主义方法的影响，是整体主义方法的法律化；整体主义方法与公法的发展同期，整体主义方法大行其道之时正是公法勃兴之际，如各种行政法的纷纷出台就是如此。公法虽然旨在保护公共利益，但由于公法方法整齐划一、上下隶属、令行禁止、法律刚性，缺乏应有的针对性、自治性、灵活性和伸缩性，实践中存在的国家干预、行政国家的弊端和危害充分地说明了整体主义方法和公法方法的不足。尽管公法以社会为本位，旨在保护公共利益，但其实并没有独立的社会本位，真正的社会本位是人人本位；也没有抽象的公共利益，真正的公共利益是人人共享的利益。因此，公共利益必须与人人有关、为每个人共享，公共利益必须与社会化结合起来，成为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仅仅强调公共利益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公共利益的社会性，强调人们对公共利益所享有的社会权利。法律之所以强调社会权利，是因为社会权利是平衡协调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媒介，社会权利的目的还是为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的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无关的公共利益不仅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不人道的、不合理的。社会权利的本 质是个人可以据此向社会上其他成员、整个社会和作为其代表的国家以及它们所掌管的公共利益提出权利请求。它意味着，人是社会中的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一个人与其同类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社会联系，人们仅凭都是“人类的一员”，当其仅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不能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发展时，他（她）基于社会权利可以向同类请求协助，国家也有权力敦促、强制其他社会成员予以协助，目的就是为了使其能够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能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发展。这就是社会权利的意义所在。这是当代法律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重要内涵，这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考虑到使生活在当代社会中充满意义的日益增多的各种因素，法律的目标不仅在于维护法律上的平等，同时也在于提供事实上的平等。法律开始认可一种要求享受类似他人生活的条件的愿望。一种受保障的标准人类生活的先决条件，会让位于一种更开阔的设想，即有权获取与同伴一样的生活条件。”[11] （P331-332）这就对整体主义方法和公法方法提出了挑战，并必然要突破它。 三、折中主义方法 人们在尝试了个体主义方法与整体主义方法之后，发现它们两者各有缺陷，于是人们试图在它们两者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这就是折中主义方法。在这种方法看来，个体与整体为一体，两者不是独立的、冲突的，而是并立的、交融的；由个人所构成的社会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但这是无数个人意志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尽管社会对个人有决定作用，但个人仍然具有独立性和能动性；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要从个体与整体进行双向互动的解释；它克服了极端的个体主义方法和极端的整体主义方法的缺陷，把个体主义方法与整体主义方法的优点综合起来，是一种折中的方法、辩证的方法；等等。其代表人物如密尔、恩格斯、艾哈德、萨缪尔森等人。 在社会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二元主义。如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4] （P696-697）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告诉我们，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能仅仅片面地归结于个体或整体，而应既归结于整体，也应归结于个体，是整体与个体共同合力作用的结果。 在政治（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如密尔，他的《论自由》“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25]（P1）经过密尔的探讨，他认为，“如果它们各有比较特别关涉自己的方面，它们就将各得其应得的一分。凡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25] （P81）具体说来，当一个人的行为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时，每个人应当享有法律上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但一旦一个人的任何行为妨害到他人时，社会就有权对其予以干涉。[25] （P81-82）密尔提出了一种划分个人与社会权界的重要方法。 在经济（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混合经济。如詹姆斯·米德总结经济政策演变的规律后指出：“实际上，到底是采取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还是采取对个别经济行为进行必要的社会控制？这二者之间常常发生冲突，纵观经济政策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都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人类有时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的作用，有时却又希望政府能进行适当的控制。但是，我们始终如一地认为：当人们只考虑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特别干预而忽视市场机制时，应该提请政府注意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功能；当人们虔诚地笃信自由放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时，又必须强调社会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仍然是必要的。”[26] （P4-5）萨缪尔森认为最好的经济形式应是“混合经济”，并形象地指出“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 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27] （P87）他还明确主张“中间道路经济学”。[28] 在法律（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社会法方法。它以个体与社会为双重本位，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法律方法经过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在自由竞争时期，人们反感把政府说成家长的理论，认为让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让他和他的财产受到最充分的保障，这既是对政府的限制，又是政府的义务，所以法律所保障的自由，在私人经济关系领域内成了政府放任政策的同义语。那时的法律方法主要就是私人自治、个体主义的方法。但到了福利国家时期，法律方法发生了改变。法律从抽象的平等到实际的平等；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形成他们之间的法律，这种观念消失了，大量的标准化契约开始取代那些具体条款是自由协商的契约，契约自由受到了限制，让位于社会福利和对一个更公平的工作和生活水准的维护； [11] （P211）所有权也不再是绝对的，法律日益强调所有权的社会方面而不是个人方面，所有者不得以反社会的方式行使所有权；[11] （P214-216）社会开始根据某种关系而非根据自由意志组织起来，法律愈来愈倾向于以各种利害关系和义务为基础，而不是以孤立的个人及权利为基础。20世纪的经济秩序、商业、工业和政府的活动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活动。[11] （P213）此时，国家干预取代了自由放任，整体主义方法开始盛行。但这时的整体主义不同于过去的整体主义，不是与个体主义对立起来的整体主义，而是与个体主义相融合的新的整体主义方法，是一种折中主义方法。如20世纪初，人们强调的是保护赢利的安全。一旦需要，甚至不惜以社会利益为代价。但随着20世纪的进步，这些目标越来越受到怀疑。20世纪下半叶，我们似乎正从个人突出的理想移向彼此合作的理想。作为价值尺度，抽象的不受限制的个人至上，已为人类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以满足社会需要所代替，发展中的法律正以满足人类需要作为自己的口号，法律的任务被视为协调彼此冲突的人类要求或期望，以便以最少的矛盾和最小的浪费去获取文明的价值。[11] （P330） 这种方法是对传统法律方法的变革，传统的法律方法主要是私法方法和公法方法，其中私法方法主要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公法的方法主要是整体主义的方法。折中主义方法的出现和形成导致法律方法的创新和法律制度的变革。其表现，一方面，是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旨在把私法方法与公法方法融合起来。但由于它们的“化”并没有发生质变，从而异质于私法而同质于公法，或异质于公法而同质于私法，它们只是融入了一些公法方法或私法方法，它们本质上还是私法（方法）或公法（方法）。况且，任何法律部门及其方法在特定法域都有其特效，如私法方法在私法领域、公法方法在公法领域依然是有效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以折中主义方法为基础的新的法律部门，如经济法即是如此。由于传统的法律部门，如私法方法以个体主义的方法为主，公法方法以整体主义的方法为主，这些方法有其作用的特定法域，但它们不能作用于一切法域，不能完全有效地调整某类社会关系和救济某种权利。如要保护社会公共权利，一方面要充分调动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人人出力，各尽其能，这就必须诉诸个体主义方法、私法方法；另一方面要协调人们的行动，保持秩序，形成合力，这就必须诉诸整体主义的方法、公法方法，而且还必须把这两种方法内在统一、整合起来，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因而要进行法律方法的创新。这种方法能够以个体与社会为双重本位，共同保护私人权利和社会公共权利，融合私法方法和公法方法，是一种折中的方法、辩证的方法。这样的方法为现有的法律部门所不完全具备，必然导致法律制度和法律方法的创新，产生一种充分体现折中主义、辩证方法的法律部门，其中就包括经济法。 在经济法中，这种折中主义的方法表现为许多方面。如经济法中的竞争法，它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秩序，所以，竞争法中有句名言—— “竞争法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说的就是竞争法保护的是整个市场的竞争秩序，首先是整体而不是个体，这就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但由于保护了整个市场竞争秩序，自然有利于竞争者，所以，竞争法也间接地保护了竞争者，因为竞争总是通过无数的竞争者的竞争表现出来的，竞争秩序也是由此形成的，没有竞争者，就没有竞争和竞争秩序。可见，竞争法也间接地保护竞争者，如它监管市场优势企业、扶持中小企业，豁免市场弱者的联合行为等等，这又体现了它是一种个体主义的方法。再如，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就是从宏观 的立场、整体的角度来调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它从“国民经济生产率的角度观察经济关系”， （P80）所以经济法被认为是“组织起来的经济法律”， （P78）它意味着“国家将整个经济生活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P78）整体主义的方法体现在宏观调控法的许多方面，它的调控措施是宏观调控工具，如计划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它们都是宏观着眼、大处着手、整体协调，目的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稳定协调有序健康持续地进行。这体现的就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但这里的宏观调控大大不同于过去那种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行政管制，它以市场调节为基础，赋予市场主体以高度的自治权利，充分调动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体现的又是个体主义的方法。所以，经济法的方法是一种折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方法。 经济法的这种折中主义方法体现在经济法的许多规范上。经济法规范不是私法规范，私法规范比较概括从而有利于私权推定和私权保护，私法规范的任意性有利于保障私人意思自治；经济法规范也不是公法规范，公法规范比较具体从而有利于权力制约，公法规范的强制性有利于保障国家意志的贯彻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经济法规范介于两者之间，它寻求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私人自治与国家强制的最佳结合，经济法规范比较适中从而有利于社会私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合理行使，经济法规范是一种弹性规范，尤其有利于国家公权力根据具体情况，审时度势、灵活自如地自由裁量。如反垄断法有“合理原则”，宏观调控法要求宏观调控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折中主义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特征。 当然，所谓的折中主义方法，并不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各半斤八两，平均主义，相反，它会根据调整对象、调整目标的需要而调整，有所侧重。如在经济法中，其折中主义方法，侧重的主要是整体主义方法，只是这种整体主义方法内在着个体主义方法，或者说是一种内在着个体主义方法的整体主义方法。 这种方法是经济法调整机制的基本特征。私法的调整机制是意思自治，私法本质上是一种自主调整的法律，这是市场调节在私法中的反映；公法的调整机制是命令服从，公法本质上是一种他律调整的法律，这是由权力支配的本性所决定的。经济法的调整机制是监管调控，经济法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整体调整机制的法律，这是由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而言，一是经济法调整机制必须着眼于市场秩序、社会整体、体现社会公意、维护社会公益，经济法的根本目的之一就在于促使和保证市场调节机制沿着社会整体要求的方向进行，使市场调节优化成有国家干预的市场调节，那种着眼于私人局部的调节必然是微观的、盲目的、失控的。一是经济法调整机制必须立足于市场秩序。在市场体制下，真正的社会整体只能是市场秩序，经济法的根本目的之一就在于督促和保证国家干预通过市场调节而进行，使国家干预完善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国家干预，那种僭越市场调节的国家干预必然是具体的、直接的、强制的。比如，宏观调控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保证产业结构优化，但国家并不能直接指令某个企业从事什么产业或不从事什么产业，也不能完全放任企业自由从事各种产业，而只能通过计划、税收、利率等宏观调控政策法律去加以引导。可见，经济法是一种社会整体调整机制的法律。 真理往往在两极之间，与个体主义方法和整体主义方法相比，折中主义的方法是一种最优的方法，它是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它体现在经济法的许多方面，是对法律方法的重要创新。 注释: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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