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内容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问题有过多次为经济学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二、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科学各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管理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及历史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英文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工业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内容，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现代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问题，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商业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总的说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当然，就全世界整个经济学界而言，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剖析和阐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规律的巨著。1942年，美国保罗·期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是西方经济学界进步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的少数著作之一。但必须指出，这几本著作主要都是以早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虽然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有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少数专著或论文问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才勃然兴起，“发展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近一、二十年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书刊与日俱增；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最后，需要向大家交代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得到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鲁曼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其补充到更为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又称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它改变了我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假定技术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这正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鲁曼总结的经验：
“在全面理解长期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再一次取得进展。最终我们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比标准的新古典学派更具洞察力的观点——更节省也更学院化。我们有能力参加当前政策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对私人研究提供税收减免、给从事研究开发的合资企业以反垄断豁免权、跨国公司的活动、政府特许权的作用、贸易政策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私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挑选接受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机制，还有明确的政府引导型技术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等等。”（保罗·鲁曼《经济增长的起源》）
只有创新，才有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萨谬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
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网络版，何畏等译校。
在开启“十三五”奋斗征程的大背景下，中国纺织学术年会作为纺织行业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盛会，对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意义重大。
深化科技创新，担当新时期的责任与使命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社会各界，包括纺织服装行业，一直都在寻找增长的新动力，而应对新常态最重要的是能够寻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把创新放到了首要地位。本届年会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围绕大会主题“发展新经济 培育新动能”，探讨了新经济形势下纺织工业如何利用新动能提升创新能力，以“十二五”科技进步成果为基础，完成“十三五”行业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和目标。
孙瑞哲指出，当前，我国纺织工业发展整体呈现L型增长态势，行业生产、消费、投资、出口等的主要指标增速趋于平稳。增长速度的回落，在释放压力的同时，也为行业创新发展预留了空间。面对发展新形势与创新新机遇，中国纺织工业的新经济正在酝酿，新动能开始形成。
近年来，尤其是“十二五”期间，资源投入的持续增加、教育支撑的不断增强、政策指引的科学精准以及体制机制的深入完善，使得行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和丰硕的成果，在纤维材料、纺织、染整、产业用纺织品、纺织装备、信息化各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实现了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的整体提升。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孙瑞哲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完成好“十三五”的目标与任务，担负起新时期的责任与使命，中国纺织工业需要不断深化与推进科技发展及技术创新，着力发展纤维材料高新技术、先进纺织染整及高附加值的纺织品加工技术、绿色制造技术、高性能产业用纺织品加工技术、先进纺织装备和纺织信息化技术等六大领域。
汇聚顶尖学术资源，打造一流共享平台和高端智库
经过近 6 年的发展，中国纺织学术年会已然成为顶尖纺织学术资源的聚集地和首屈一指的交流平台。会议紧密结合纺织行业自身特点，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促进纺织学科繁荣发展，聚焦学科发展前沿，不断优化会议内容，提高学术交流实效。
除主题报告外，本届年会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特别设置了纤维材料、现代纺织技术论坛、技术纺织品、纺织专项成果交流会 ――“相变调温技术”与“植物染料技术”、生物基合成纤维的开发与应用等 5个分会场，专家学者围绕高新技术纤维材料、先进纺织工艺和产品开发技术、高性能产业用纺织品、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智能纺织、互联网+纺织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培养储备一批具有高水平科研能力的科技领军人物，建立创新的科技人才选拔机制、培养模式和评价标准、营造人才发展的软环境是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的重要任务。基于此，本届年会颁发了中国纺织学术大奖等多个奖项，众望所归，高潮迭起。其中，天津工业大学程博闻、东华大学王华平荣膺本年度“中国纺织学术大奖”；江南大学丛红莲等 5 人获颁“中国纺织学术带头人”；阳光集团陈丽芬等 5 人摘得“中国纺织技术带头人”奖；厦门三维丝蔡伟龙等 3 人获得“富丽达”2016中国纺织青年科技奖；《钨酸铋负载涤纶织物的制备及其光催化性能》等15篇论文获得17届“陈维稷优秀论文奖”。
精彩纷呈的学术交流活动为智慧之火的碰撞培育了沃土，也为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提供了契机。通过科研成果的介绍和展示，以及优秀纺织科技人才的举荐与表彰，中国纺织学术年会为全国的纺织科技工作者搭建了高端学术交流、优秀科研成果的产学研用权威平台，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纺织人才强国战略发挥引领作用。
本届年会尤其注重学术界与产业界的融合。为推动我国纺织产业集群地区经济持续发展，辅助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充分整合利用各种资源，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搭建面向地方政府、高校、企业的实用性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即建立不同类型的产业技术研究院。依据市场需求，提供优质科研与技术、培训供给和精准服务，实现服务区域行业发展，驱动企业技术创新，务实高校科研的目的。会上，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分别与青岛中科纺织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吴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筹）管理委员会、石狮市人民政府签约合作成立“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生态纤维和纱线产业技术研究院”、“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面料产业研究院”和“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纺织服装和辅料产业石狮研究院”。
针对业内具有技术特色的企业，中国纺织工程学会自2008年开始就开展技术研发中心体系建设工作，陆续授牌了90余家研发中心企业。本次大会，学会对新加入研发中心的无锡市万邦机械制造厂等12家企业举行了授牌仪式。
金融市场是交易各种金融资产的市场。金融市场的涵盖面极广，根据其交易的金融资产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如信贷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以及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金融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完成了资金从盈余部门到稀缺部门的配置，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联系了经济生活中的各个微观主体，并完成和帮助完成储蓄、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金融市场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市场形态之一，也是一国宏观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基础。金融系统常常被比喻为一国经济的循环系统。
新经济的实质是高新技术与新金融的有机结合、交互作用和协调发展。在新经济时代，高新技术和新金融是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两大支柱，两者缺一不可。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如果仅有发达的科学技术而没有一个功能强大的金融体系和良好的金融环境，科学技术的经济增长效应将大打折扣；如果仅有一个金融体系而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则这种经济迟早会成为泡沫经济。所以，一个经济体要想在新经济时代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既要有先进的高新经济基础，还要有健全、发达的新金融体系和良好的金融环境。而且，正确认识新经济，认真研究新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的新现象、新规律，对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是十分必要的。
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与不断转型，以及金融制度的不断变迁。新经济在发生着一些影响。金融创新的程度和速度也随着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兴起而大大加快，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和特点，这些变化和特点既是新经济革命的结果，也是促成新经济革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可以说，金融市场的演变和新经济的发展互相影响，二者存在密切的联系。
一．新经济下的严峻考验。
首先，对货币资金运行的影响。由于新经济的发展，货币资金运动产生了又一次“大提速”，这次“大提速”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仅极大地节约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特别是随着纸币而产生的、具有纸币某些职能的信用工具大量使用，更极大地加深了整个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拓展了货币的职能，这也是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以及互联网广泛应用于金融领域带来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当货币资金运动的载体电子化、货币资金运动的路径网络化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市场得以形成，资金的融通、资本的流动，完全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资金配置引导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迅速提升。
第二，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爆炸性增长带动了无形资本投资的热潮，大量新产品和新服务被创造出来，对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的重要设计也迅速进行。由于这些变化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企业的短期赢利状况也不能反映其长期生存状态，因此股票市场的价格出现许多的不稳定。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加速、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竞争的加剧都带动了股票市场的巨幅波动，这成为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三，对金融机构的影响。金融机构能够快速地处理和传递大规模的信息，传统体制下严格的专业分工将经受强烈的冲击，各种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日趋类似、非金融机构也同样有能力提供高效、快捷的金融服务。因此，不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将趋于模糊。
第四，对风险投资市场的影响。新经济可能导致金融泡沫的出现。在新经济背景下，由于对新经济产业的前景充满信心，广大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大多数投资者对新经济产业进行投资，可能造成新经济产业的服票价格远远超出其实际价值，从而导致金融泡沫。
最后，新经济对中央银行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新经济的发展，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出现可能导致货币政策的失灵，同时，电子货币的出现也使得中央银行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可能降低。
一．新经济促使金融业的发展。
首先，提高金融市场的交易效率。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金融工具在传统的货币、证券、债券和存款的基础上，出现了电子货币；交易方式在传统的人工交易的基础上，出现了电子交易、网上交易等新的交易方式。电子货币、电子交易和网上交易的出现，使交易的效率大大提高：不仅大大简化了交易的手续，降低交易成本，而且提高了交易的成功率。
第二，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和效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化的统计方法和监督管理手段应运而生，为中央银行进行有效监管创造了条件。
第三，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电子银行业务蓬勃发展。网上银行打破了传统金融业的地域的局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提供的电子支付结算服务、电子数据信息交换和电子资金转帐等都在网上实现，不仅为广大客户提供了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客户，而且节省了交易费用，提高了银行的经营效率。
最后，在新经济时代，全球金融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金融市场上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和交易品种的不断丰富，将吸引更多的金融交易从传统的金融机构转向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体的传统金融体系正在转向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新金融体系――从透明度低的金融机构转向透明度高的服务机构。在新金融体系的架构中，银行扮演的角色逐渐弱化，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更多地由资本市场来承担。因此，在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特别是风险资本市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能够有效地转移或规避各类风险，降低借贷成本，提高资本运用的速度和效率，从而提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另一方面，风险投资的发展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
二．新经济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后进的现实和国情的比较优势意味着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发展和完善传统经济。但是，人口与自然资源比例的失调、经济改革和增长的压力又决定了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新经济，以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因此，发展新的经济客观上成为我国新世纪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
加强对新经济产业投融资政策的倾斜，为社会化风险资本进入创造条件。由于新经济企业在开发、初创阶段的失败率较高，因此，政府的投融资政策需要从对新经济企业的全过程支持转向重点支持其初创时期。具体来说，可以由政府作为出资人成立风险投资机构，出发点是为社会化风险资本的进入创造条件。
尽快建立一个完善的风险资本市场体系，为新兴科技企业的成长提供后续融资渠道。这也符合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逻辑。从美国新经济发展经验中可以看出，推动新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资本市场。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风险资本的正常运作必须有一种有效的退出机制，以此来保证风险资本的收益分享与风险规避。
利用现有资本市场的存量资本对新经济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在我国二板市场尚未建立之前，可以利用现有资本市场的存量资本对新经济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关键词] 熊彼特 经济发展 企业家 创新 生产函数 新组合
一、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科学各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 管理 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 社会学 及 历史 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 法律 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 民主 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 财政 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 银行 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 国际经济 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 哲学 观点、 政治 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内容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 市场 ；（4）控制原 材料 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
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 经济 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 社会 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问题有过多次为 经济学 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 资本主义 的 历史 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 “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 市场 、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英文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 统计 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 工业 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内容，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 马克思主义 政治 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 社会主义 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现代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
主要甚至完全是指 人口 、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 资本主义 的基本特征和 经济 发展过程，以图把 历史 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问题，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 经济学 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 社会 主义 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 统计 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1、新经济是扣对旧经济而言
它不仅是在美国而言，在西欧经济发展中也呈现出类似的现象。失业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新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失业问题的存在状况。说明了知识资本的形成和积篆。可以使人类支配的资该得到量和质的全面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墩长新的动力。以网络为摧础的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能创造巨大的价值.而且还以几伺数峭长。新经济对比旧经济，其不同特征是增长动力不它是以高科技、网络及信息为增长动力：--是生产方式不同，它以集约型为主：三是交换方式不同，它以电子商务为主要交换手段；四是经济主体交往不同。新经济趋向全球一体化；五是资薄共享。它对人类的供给适无限的、对人类的需求也是无限的。过对这一特征的透析.可看到在高科技及网络成长的背后是微电子及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支律；集约化生产的下面是知识资本和金钱资本的换位的互助，电子商务普及前提是信息网络平台和社会信用休系的建立，经济一体化不仅意味着分工的深化.味着新一轮利润再分配的起。
2发展中的中国如何应对
新经济发源于美国，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席卷整个全球。适用于各个不同国家和不同的经济体制当中。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新经济在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但首先可借助新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利于对传统产业进行高技术改发展中国家占据相对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都分资术集型行业，通过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可重获得国际竞争力。特别是传统产业与情息技术和结合，也可获得第二次成长空间。这叼加快经济结构转变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另外还可利用市场规模的力最，引导供给系统的变化.我国虽是世界最大的信息产品市场.但却有BO瑞以上的企业既无信息设施，信息系统又未成为企业日常经营系统的有效部分.应力争在10年内全国：以企业都必须佣有信息网络设施，并实现专业化系列化.新经济给传统的社会生活和结构带来了变化。给原始经济体制造成强劲有力的冲击，给生产组织结构和方式带来了变化.因之.加速观念的转变是今后政府和企业所而临的乘大问题。结合“礼关”。政府和企业要争取积极的，开放的心态去主动迎接经济全球化.在国内要正形市场经济大环境和开放的市场，一能搞好对外开放，厦传统企业和国有企业真正滋人到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问时还要进行市沙创新，绕主业，进行管理未来社会、企业最大压力是人才竞争体制创孤足立人尽其一尽且用的激励机制和造一个和积服进取的创业环垅。政府应为备类企一进入市场和参与竞争供公平环境甲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要为弘个社会建立一种高效率机制。尽量降低社会成本和交易费用，使企业轻装上阵。我国在世界产业发展链条上，还处在较低的梯度上.需要从工业化逐次提升中。取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当前，要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为重点，克服一切制约因素。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大科研投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饮我国产业结钩调镇。另外，我国极为有限的对外投资规模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化经省的局限性.总的来说.我国外贸规模可观。
3、新经济的发展趋势
放眼世界，新经济制度正在加大对市场经济发展激烈中矛盾的潜意识调节。它将沿着三个不同的方面发展：一是关国与其它经济体系的调榷。美国是新经济的领导国。其他国家是追随国，一旦美国新经济技术创新高峰潮落甲新经济就会从领先国向追随国渗透，这一时期的“后发优势俘将变得越来逮明显，此消彼涨、你弱我强的国与国之间的新一轮竞争将拉开帷幕，这一轮调整将使美国一支独秀面临挑战。二是代表新经济的“先译企业”与代表一旧经济的传统产业之间的调整，这一轮凋赘的结果是一部分传统产业将再度复兴，而一部分先铎企业将进人真正的兰筹股事业中来。三是新经济内部大调整，即“先锋企业俘间的洗牌。
[关键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创新
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发展观念支配下进行的，发展观念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对发展战略、发展过程及其结果都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要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靠和谐发展。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它的提出为中国21世纪的经济发展确立了指导性原则。毫无疑问，像以往的发展观的演变一样，和谐发展观是在对传统发展观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观创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一、经济可持续发展观
(一)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概述
可持续发展是对传统工业化道路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追求的主要目标，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资源、环境、社会等问题，不仅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而且人类的生存面临严重的挑战。由此，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持续发展”有多种定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与她所主持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是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这一概念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接受。当然，由于本文是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多的是要采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定义。巴贝尔的定义为：“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和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静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皮尔斯的定义为：“自然资本不变前提下的经济发展，或今天的资源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世界银行在1992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中称，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和审慎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发展和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的增加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高。”总之，关注资源的代际配置，关注福利的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定义的共同特点。
从以上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来看，可持续发展观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原则：一是肯定了发展的必要性。只有发展才能使人们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打破贫困加剧和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因此，承认各国的发展权十分重要。二是揭示了发展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环境保护需要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环境保护的好坏也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经济发展离不开环境和资源的支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三是提出了“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概念。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后代人拥有与当代人相同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人生存和发展所必要的资本，包括环境资本。保护和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是当代人应尽的责任。“代内公平”是指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因此，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环境修复责任。
(二)可持续发展观的局限性
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效果上都不显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真正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去实实在在地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更没有人宣称已经取得了成功。”这主要源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空泛性和不全面性。在经济学领域，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都对可持续发展进行过研究。但主流经济学把可持续发展看成治理外部性，非主流经济学中的福利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只是从某些局部问题的治理入手来研究，没有统一到发展方面。并且经济学理论上的资源和环境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不可计量性使可持续的研究也遇到了棘手的理论难题。在实践上，工业化和市场化培养了人们的贪婪动机和征服手段，从而危及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如何继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问题，就十分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和谐发展观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二、和谐发展观
和谐发展的核心是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和谐发展是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与动力系统中，需要根据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具体环境在驱动发展的各要素及其组合之间进行平衡与协调，使经济社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有三项基本特征：首先是“各明其位”，即各种要素、各种成分、各个局部都要明确各自在统一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其次是“各得其所”，即各种要素、各种成分、各个局部要在统一整体中构成一定的关系，相辅相成，共生共长；再次是“各尽所能”，即各种要素、各种成分、各个局部要在统一的整体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使整体呈现和谐、稳定和有序的状态。所以和谐发展是发展的目标和阶段、发展的主体和客体、发展的内外环境、发展的软硬条件等方面的和谐。从发展概念讲，是坚持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的统一；从发展本质讲，是坚持生产力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从发展社会角度讲，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协调；从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讲，是坚持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发展；从发展动力讲，是坚持理论、体制、科技、管理创新的发展；从发展效果讲，是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从发展趋势讲，是上述各方面的和谐发展。
和谐发展的目标和指向是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是要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实现各个社会阶层群众的利益要求；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注重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合理利用，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避免浪费资源、破坏资源，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在和谐发展观中，和谐和发展是内在的统一体。即以发展保证和谐，以和谐推进发展。我们谋求发展，但发展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所在，发展仅仅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过程，发展要通过阶段目标来实现。现阶段我们所主张的发展的目标，就是要落实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离开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目标，发展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在发展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体现了追求“和谐的发展与发展的和谐”的境界，即在发展中寻求和谐，在和谐中实现发展。
三、从经济可持续发展到和谐发展：新时期发展理论的创新
(一)体现了发展观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发展理论只有坚持与时俱进，立足于现实，把握时代脉搏，才能真正回答好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如何评价发展等基本问题。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以新的时代内涵。我们党从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有了经济的增长、政治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还不够，还必须重视社会建设。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建设，不仅使现代化建设走向误区，而且反过来会制约经济、政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推进三大文明建设的同时，还要关注社会问题。三大文明建设的成果要体现到社会和谐发展上，要让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进发，让人们普遍分享发展的成果，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体现出“和谐的发展与发展的和谐”的新境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可持续发展观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更加具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二)和谐发展观更加注重人本性和目的性
只见物不见人，以物为发展的目的，曾经是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理论误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的，即只有明显的生产的量的增长，而没有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状况、政治经济体制等等的明显的进步和质的提高，相反却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恶化、分配不公、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这促使人们从经济发展等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简单化思维中走出来，从增长热中冷静下来。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逐渐把发展观的视角从“物”转向了社会，并进一步转向了“人”，转向了人们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发展。1983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著作《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联合国从1992年开始，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并且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更为注重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演变。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公平性原则，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既要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还要保证后展的能力。但它没有明确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谐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而且把“以人为本”提高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这既是借鉴了国际社会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的结果，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深刻教训的总结。坚持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抓住“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这个根本，它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和目的，是对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发展依靠人，发展为了人。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新经济常态;网络经济;共享发展
网络经济产生于传统经济，是将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经济相结合的产物。通过网络经济，人民群众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福利。在新经济常态下，将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进一步结合，为广大人民争取更多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当前网络经济发展的重点。本文在认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和理解共享理念的内涵的基础上，查找当前网络经济共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进网络经济共享发展的建议。
一、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从发展速度来讲，受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有所下降，由以往10%及以上的高速增长变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二是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消费需求和第三产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三是我国正在从一个出口加工大国转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二、共享理念的内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我国提出的重要的发展理念。共享即社会主义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的崛起。共享这一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实现共享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快速融入世界经济。共享发展顺应时展的潮流，实现共享发展将使我国走在时展的前列。
三、网络经济的共享发展
(一)网络经济概述。网络经济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将快捷的网络信息融入到传统经济之中。我们应全面理解网络经济。它既包括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还包括建立在现代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将计算机技术融入传统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
(二)网络经济的共享发展。
1．网络经济的共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共享意识有待提高。哲学上认为意识决定行动，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当前的共享发展意识水平不高，这会严重阻碍网络经济的共享发展。网络经济发展中要求做到共享，意味着政府和企业不能再对某些资源进行绝对垄断，意味着他们在竞争中有可能失去原有的绝对优势，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他们不愿意做到完全的共享，只是不损害自身利益的部分共享。(2)共享存在安全隐患。互联网在分享信息、实现共享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是软件漏洞。计算机最重要的运行软件就是操作系统，在我们使用计算机时，由于操作系统不完善，往往会给公司或个人带来巨大的损失。二是病毒传播和黑客入侵。通过网络，病毒可以实现迅速的传播，使成千上万的用户受到影响，例如“熊猫病毒”。此外，黑客利用其高超的网络技术，可以攻克系统保护，非法窃取数据和抢占系统控制权，严重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三是各种人为隐患。在强大经济驱动力下，为获取巨大的经济利润，一些公司或个人会不惜违反市场规则，通过不法手段获得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侵犯消费者的权利。四是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支付骗取消费者财产。我国网络支付大体上是安全的，但是也存在消费者登录虚假网站、在交易过程中支付密码被窃取等问题。(3)共享技术落后。随着我国推进“互联网+”行动，各种新兴技术也快速发展起来，比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但是这些新思维、新模式、新技术共享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与网络经济分享发展相适应的网络建设、应用软件的开发与运用等发展相对落后。(4)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由于网络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网络交易中常常出现不公平、诚信缺失等现象，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目前网络经济发展方面的立法滞后、法律效力低、执法不严以及执法机构设置不合理，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不能实现网络经济共享的健康发展，不能保证互联网共享市场的安定有序。
2．推动网络经济共享发展的建议。(1)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树立共享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将“网络强国”写入了“十三五”规划中，“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具体来讲，就是要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将互联网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全面发展物联网技术，实现共享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网络强国战略中全面贯彻落实共享的发展理念，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发展网络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到网络经济成果。(2)构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保护网络共享安全。网络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关乎国家网络治理能力。网络安全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想充分发挥互联网对经济社会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制定网络安全保障战略，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信息安全技术体系以及安全运维体系，从政府和企业内部着手，确保网络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实现网络经济的共享发展。(3)创新驱动核心技术的研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因此，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网络经济共享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才能拥有话语权，才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确保网络经济分享发展的安全。在创新驱动战略中，一是要认识到人才是第一资源。坚持“走出去”与“引起来”相结合，引进行业高端人才、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注重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在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基础上保持激励的连贯性，吸引并留住人才，保持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新性。二是政府应给予网络经济发展更多资金和政策方面的倾斜，打造互联互通网络平台，建设技术研发平台，着力营造有利于网络经济创新发展、共享发展的大环境。三是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文化创新，充分发挥企业在网络经济的创新发展、共享发展中的重要作用。(4)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满足网络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要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来为网络经济共享发展保驾护航。一是要加强网络经济领域的科学立法，完善网络信息安全、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二是要加强网络经济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加强网络经济执法力度，只有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保障网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才能共享网络经济成果;三是公民要坚定不移地做全面依法治国的践行者、推动者和保障者，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四、结语
目前，网络经济和共享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大发展的时代趋势，我国应不断探索、实践和完善网络经济的发展模式，实现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协调发展，真正实现网络经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作者:曹建萍 单位:中共巫山县委党校
参考文献:
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手段,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马克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而自由竞争、追求效益乃至市场经济只是手段。
使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本人所毕生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在当前应该由主要对生产关系的研究，部分转向对“全面发展的人”的研究。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的，而这正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弱点。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在当前应该是由主要对生产关系的研究部分转向“全面发展的人”的研究，简言之即是，研究社会经济生活、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经济运行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重视和加强人的全面发展研究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需要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一些哲学流派和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流派向马克思主义发出了很多挑战，人的问题是首当其冲的论题。不少流派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是“非人道的”，是“见物不见人”的，是“机械的物质决定论”，是“经济决定论”。在我国的理论研究中，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拒绝承认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自己的人的自由发展原则，认为人的学说、人的自由发展都是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并论证未来共产主义理想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期，他们一直高度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着不懈的研究、探索。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它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10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人们恰恰忽视了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当前，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就必须深入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逻辑起点并贯穿始终。
众所周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至《共产党宣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未能形成一个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完整成熟的理论，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未能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进行深入剖析有关。而在《资本论》及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论述，之所以能日臻完善和科学，取得完整的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正是由于马克思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例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自始至终都十分注意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关系问题作为重要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探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以及写“生产”一章时，也正是密切结合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大量篇幅和章节论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如何利用自然、如何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从而使人和人类得以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没有理由不把它作为中心问题。
关于人的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直把它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从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斯密开始，到马歇尔，以至现代西方的福利经济学派、货币学派等，无一不把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经济学说研究的对象或研究中心。“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在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公开宣布：“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然而，我国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及许多著作，却始终回避对于人的问题的研究，把人的发展问题排斥在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外。事实上，经济学中的所有制问题，生产、市场、价格、分配、生活质量乃至需求、消费等等，无一不与人和人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将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又怎能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完善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呢？就现实的社会经济秩序而言，一方面客观经济过程以其独特的形式培养和选择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不断地调整自己，以促进人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以同样独特的方法，造就它所必须遵循的能够不断促进人的发展的行为规则。这是因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是与人们对自身不断发展的意欲和需求，以及与人们物质的意欲和需求这一伴随人类俱来的生存、发展意志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要求生存和不断发展的意欲和需求，在马克思看来，恰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之一。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重大超越的标志
我始终认为，正是在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上，马克思经济学远远超越了西方经济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无论是古典学派还是以后的福利学派、预期学派等，虽然也强调人的自由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立在旧式分工的基础之上的，是以维护旧式分工为前提的。而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人的发展必须要打破旧式分工，建立新式分工，从而深刻揭示和把握了未来。
2、古典学派从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出发，虽然也强调人应该自由地发展，但是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内涵是模糊的。他们更多强调人的政治自由，人应有天赋自由的权利，但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内涵并没有下定义，特别是经济学定义。而马克思通过长期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通过对早期资本主义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研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及该理论的本质、科学内涵：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要求人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他们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在自由选择，交替变换的职能中使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从而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牢固地建立在政治基础上，又牢固地建立在经济基础上。100多年前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特征，恰恰是今天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
3、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手段,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马克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把它作为目的，自由竞争、追求效益乃至市场经济只是手段。
4、新旧古典学派包括预期学派、弗伦堡学派、哈耶克学派，虽然强调人的发展，但更多的是强调资本创造价值，按资本要素分配价值。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并不占有重要和主要的地位，占主要和重要地位的是资本、劳动、土地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因而相应地在分配上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分配方式，在新旧古典学派的分配公式里，同样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并不占有主要和重要位置。占主要和重要位置的是按资本要素分配。而在马克思的价值论中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复杂劳动占重要和主要地位，因而在他的分配模式中，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也相应地占有重要和主要地位。马克思既强调人的才能、智慧创造价值，又强调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参与价值分配，以及在价值分配中的重要地位，这是新旧古典学派所没有的，也无法达到的。100多年前的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已经被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所证实，并日益在世界各国变成现实。发达国家正日益由传统的物质资本积累转到以人的智力提高为主的人力资本积累，日益抛弃主要依靠资本创造价值，主要按资本分配，而转向知识创造价值，主要按才能、智慧、知识、创造力分配。传统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正转化为知识经济几权相统一为主的所有制形式。这一趋势正在日益影响不发达国家，就是佐证。
5、凯恩斯经济学及其学派从克服财富分配不均，遏制乃至消灭资本坐收利息，消灭坐收利息阶级的伦理经济思想——价值观出发，反对古典学派自由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以创造需求、创造消费的一系列理论，阻碍了人的自由选择和发展，阻碍了经济自由。而马克思经济学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伦理经济价值标准及其科学理论内涵，既坚持人的自由选择、自由发展，又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经济学不是政府干预的经济学，而是自由选择的经济学，这不能不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一大超越。
6、无论是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凯恩斯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罗宾逊的经济增长理论，他们在理论观点上尽管有很大不同，甚至根本对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发展观，都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观，追求物质财富，都普遍忽视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价值、生态环境以及与人的发展的密切关系，从而在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危害。惟有马克思高瞻远瞩，早在130多年前就通过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研究，在《资本论》及其他一系列著作中大篇幅地论述了自然资源的作用、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这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思想，远远超越上述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也早于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130多年。
本文所述新经济，即知识经济。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资源为依托，以现代科技为核心，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就全球而言，知识经济即将到来，有关专家预言，再过二三十年，人类跨入知识经济时代。目前，知识经济最发达的是美国，即使是美国，如今主导产业依然是工业经济。
县域知识经济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本文以霞浦县为例。99年XX县人口50.4万，国内生产总值31.76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011元。
一、县域经济进入新经济大背景
县域经济不具备新经济条件，电脑与因特网没有普及，金融市场不发达也不完善，高科技人才奇缺，整个经济发展环境并未走向良性循环，尤其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乏力，经济全球化提供的良好机遇很难充分利用——因此，新经济时代离县域还有一定距离，但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县域经济进入新经济的大背景之下。
（一）XX县知识经济现状
人类从农业经济跨入工业经济已有二百多年，人类即将跨入知识经济时代，而县域知识经济却刚刚开始，县域没有微软，没有英特尔，没有实达。
1、网络经济初露端倪。近年，县域出现了“初始”的网络经济。一是电子商务刚刚起步。XX县XX公司，在网上注册了“台贸网”，是我国唯一一家大型台贸网站。系统地了台贸全方位信息，包括台湾各大批发商场货物信息，我国国内对台单位介绍及劳务信息等，并将逐步实现电子商务。20__年上半年注册，计划下半年对社会开放，以三个“现代”（即现代商务、现代办公、现代生活）为目标。拓宽了电子商务空间。XX正常对台年贸易额在300万美元左右，其中劳务200万美元。实现电子商务之后，将大大增加贸易额，今年1－9月份，贸易额达20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近10％。二是私人上网人数递增。目前全县上网人数达1300多户。三是网吧企业逐增。今年县域网吧达20多家，通过网吧上网每月达5万多人次。网吧年营业额达200多万元。
2、信息网站初显效益。由政府出资创办的两家信息网站为我县经济立下一定功劳。一是供销社农产品信息服务中心。福建省供销合作社农产品服务中心，将全省供销系统联成一体，设立网站，下设网点，将农贸产品信息上网交流。霞浦县99年一年间，通过信息中心接收的商务电子邮件531件，从网上采集商务信息65000多条，向各点信息5000多条，帮助推销水产品、蔬菜3万多吨，成交额达5000多万元。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说明网络信息已经在县域经济之中发生作用。二是由霞浦科委主办的《XX之窗》网站。该网站与“中华联合网”联合，免费为我县企业入网登记。将产生较大效益。
3、科学技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我们将这类经济形态称作“科技支持型”。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由来已久，近年提倡高优农业，科技更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就霞浦而言，濒临绝迹的大黄鱼人工养殖的成功，利用设施农业种植反季节瓜果、蔬菜的成功，以及农作物新优品种成功，都是知识对县域农业经济作出的贡献。知识农业经济，也是知识经济的组成部分。
①大黄鱼育苗。大黄鱼濒临绝种。八十年代末，XX水产科技人员开始研究人工育苗取得成功。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养殖推广，仅5、6年间，全县人工养殖大黄鱼达9万箱，产值达数亿元。其中育苗2亿尾，产值达2亿元以上。
②反季节瓜果。XX县州洋乡农民郑XX96年始与厦门格林农业新技术开发公司联合，种值反季节无籽西瓜取得成功，目前已达500亩。正常西瓜于夏季收获，反季节西瓜于冬季收获。每亩投入900元左右，可收获3000元以上，投入产出比为1：3。蔬菜每亩投入在300元左右，收入800元左右，产出比为1：2.5。而水稻的产出比为1：1.5。
③脱毒甘薯基地。XX创建薯苗基地，培育脱毒甘薯品种，年产苗200多万株。供应本区各县。解决了甘薯品种退化问题。
工业企业中技术改造，也为工业的发展注入生机。
（二）加入WTO，县域经济环境全球化
加入WTO，将局域贸易扩展为全球贸易。即县域经济环境全球化。这将给县域经济带来生机，也将带来诸多问题。
1、加入WTO，县域经济直面国际市场。目前，XX县内资企业仅两家有出口权。加入WTO后，将大大改变这种状态，企业可以直面国际市场。县域经济的发展自然置身于国际大环境之中。国此，产业结构也将进行大调整。
2、加入WTO，拓宽了县域经济市场。XX县98年养殖大黄鱼不到2万箱，今年养殖达9万多箱，“内求”急剧下降，鱼价下迭。县域经济有许多项目受市场的制约。加入WTO，将改变这种现状。
3、加入WTO，将促进信息的数字化和经济的网络化。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信息的数字化和贸易的网络化。加入WTO后，县域将有更多的企业直面国际市场（不会是XX仅有两家内资企业具有出口权），快速便捷的网络信息将是人们经营的首选，电子商务也将逐步普及，这是发展所需，也是发展必然。这就给县域经济发展走向全球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二、新经济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将面临重大变化
随着世界新经济潮的涌来，县域经济发展将面临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支点”转变。各个时期经济发展都有相应的“支点”，这“支点”即经济发展的根本的首要的关键所在。农业经济时代，“支点”是劳动力，工业经济时代，“支点”是“能源”。新经济时代，“支点”是“知识”。目前，县域经济从依托资源转向科学技术又向信息转化。即，目前“支点”是科技，“支点”转向是“信息”。明确“支点”转变是拟定发展思路的关键。
找准了经济发展的“支点”，就有了用力之处。换句话说，县域经济呼唤科技为先导！科技是目前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2、经济结构调整面临困难。XX99年三产比例为：42.9∶22.3∶34.8。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这种经济结构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不加调整，经济无法得以快速发展。
经济结构难以“优化”，因素很多，主要因素：一是农地产权问题。地产权利界定不清，产权主体多元化，原来“集体”在农村已经“缺位”。土地使用权流转滞后，影响农村的经营配置。二是“双层经营”障碍。目前我国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双层经营”。经营、决策分散，规模偏小，又难以统一调整结构的认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三是政府政策的偏差。主要表现在无意识误导和行政干预。党的工作转向以经济为中心，政府工作也以经济效益为主，于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迅速发展，农村三产则相对滞后。行政干预，尤其是为稳定粮食而采取的诸多措施，使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对政策的扭曲和贯彻不力，也是使产业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村经济直面国际市场，经济结构调整势 在必行。然而，又困难重重，这就是县域经济面临的又一大难题。
3、经济发展趋向多元化、复杂化。新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趋向多元化、复杂化。多元化不仅指经济结构多元化，多种经济成份混合，也指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国营、集体、“三资”、合作、股份、私营、个体——多种企业相互交错；独资、联合，跨国、跨地，强强合作、山海协作——发展形式复杂化；兼并、重组，租凭、转让——多种手段交替使用；整体经济在不平衡条件下发展前进。
三、新经济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思考
县域经济大环境的改变，要求发展要有新策略、新思路、新措施。
（一）找准新旧经济的切合点
新经济并非凭空而生，它是脱胎于旧经济，旧经济是基础。在县域经济中，许多新经济成份则与旧经济相伴而生，这是县域新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XX县的大黄鱼养殖，反季节西瓜为什么会得以发展？这就是因为选准了推动支点。大黄鱼濒临绝种，是科技的介入，人工养殖大黄鱼成功，使得大黄鱼迅速发展。科技是“支点”，科技是“引擎”。大黄鱼养殖项目，正是从县情和市场中找到了切合点。XX县20__年大黄鱼养殖达9万多箱，当年收获产值达4亿。（9万箱产值远不止4亿）。而与其相关的产业，产前育苗，产中饵料，产后加工、销售，总产值至少10亿以上。其发展势头仍十分迅猛。
反季节瓜果也一样，同样是科技作为“引擎”。依此类推，科技与当地资源优势相结合的项目，只要有大市场，都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实质上是找准新旧经济的切合点。
（二）利用新经济“正向回馈”规律
旧经济是一种“负向回馈”经济，当水稻价格上涨时，农民种得更多，人们买得更少。新经济则不同，需求增加，会创造更高的效益和更高的报酬，导致价格下降，进而创造更高的需求。根据这个规律，县级发展网站将会带动经济发展。农产品信息网全省就一个，各县只设网点。这远远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县必须设立农产品信息网站各乡镇设立网点，先由政府扶持，逐步过渡到自收自支。农产品信息网的发展，将使农民避免盲目生产，将引导农产品销售步入正轨——最终成为农民生产的高级顾问。
XX县对台贸易网站，是全国唯一的台贸网。其面向三个“现代”：现代商务、现代办公、现代生活。前景看好。应作为新经济典型来发展。
（三）结构调整抓住“二性”
目前，农村经济结构难以优化，因素很多（上文已述。不管是体制问题还是政策问题），必须紧紧抓住“适应性”与“扩张性”。适应性是以变为本，通过灵活多变的措施，使经济结构适合国情、县情，使县域经济稳步发展。在新经济大背景下，县域经济依然以有形经济为主，无形经济为辅，资源优势，劳力优势仍然也必须发挥大作用，这样，县域经济与都市经济仍然不同。
扩张性，以特为主。抓住特色农业，加以发展。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主要采取新开发和项目倾斜政策，使县域经济超常发展。发展有地方特色的项目，实质上也是立足优势，加以发挥。XX的大黄鱼，其他海产品有自己的特色。XX的石矿开发有近台优势，虽无其他特色，也可形成特色项目，除了近台（台湾需要大批量矿石），还有深水码头（万纯级泊位）。扩张的基础是优势。抓住一点，超常发挥，这就是扩张性的实质。
实质上，结构调整旨在协调发展。没有协调，发展失衡，不利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在经济项目超常发展时，必须考虑相关项目的和协。所谓生态经济，就是利用大自然和协发展的规律进行发展经济。因此，不管是适应性还是扩张性，都必须围绕和协发展。
（四）灵活务实的宏观调控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管就死，只因没有从实际出发，宏观控制不灵活；一放就乱，是说管理没有从实际出发，任其自然，宏观失控。
宏观调控的灵活性，指政策的灵活性。该扶的扶，该禁的禁，任其自然的放开。由于经济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必须采取一事一政策，一项目一政策，进行灵活调控。
宏观调控的务实性指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脱离实际无法执行和泛泛而论不可操作的宏观调控效果为零。现实中，往往会因为政策的不可操作，使其无法执行；因而宏观调控成为空活。林林总总的规定都因之而束之高搁。
新经济背景下，必须逐步形成灵活务实的宏观调控手段，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五）人才重在培养与激励
人才缺乏，是事实。加入WTO后，这方面人才尤其缺。步入新经济，知识人才更为缺乏。问题并不在于人才缺，而在于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机制上。
XX县各类技术人员达7142人，其中农业水产技术干部达200多人。而这些人，都不在水产技术工作岗位上。这就是当前人才问题之一。人才使用不合理。
另处，缺乏的人才，并没有培养的机制。再而缺乏激励机制。因此，人才必须重在培养与激励。缺乏的人才，选送培养，谁培养谁使用；不培养又要使用的，必须付给培养金。已有的人才必须建立奖励机制，重奖有贡献的科技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
（六）设立技术创新工程和科技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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