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是科技与信息时代，科技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影响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手段则是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就是现代技术的教育应用，是现代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体现。”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网络媒体技术开始大规模进入教育领域，南京师范大学吴康宁教授指出，技术“进入”教学的方式，大体经历了技术“塞入”教学、技术“加入”教学、技术“嵌入”教学、技术“融入”教学这四种状态。如今在信息化、技术化的背景下，教育领域逐渐接受了现代技术的合理性身份，现代教育技术对教学的优化作用已得到各界的广泛认可。随着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展和运用，教育者从一开始的仅仅关注现代教育技术的工具性，转变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高度信任，甚至是盲目信任，从而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教育现象如技术垄断现象。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了盲目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如谢娟（2013）《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伦理审视》，刘承焜（2005）《现代教育技术对教学的影响探析》等等。而英语学科因其本身听、说、读、写、译的教学特性，使现代教育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尤为重要，本文就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英语教学中的优化及负面作用进行论述，以期能引起英语教授者和学习者的重视，合理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英语教学和学习。
2现代教育技术的定义教育技术的发展
在国外已有百年历史，最早被称为视听教育。20世纪30年代我国引入视听教育并将其译为“电化教育”。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将这一领域定义为“教育技术”。其后，AECT于1994年给出了教育技术的新定义即教育技术是指“关于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何克抗等人认为：“教育技术的本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应用技术手段来优化教育、教学过程。而现代教育技术，则主要是指应用信息技术手段来优化教育教学过程。”当前运用于教学中的现代技术主要包括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电子通讯技术、互联网络技术、卫星广播电视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仿真技术。综上所述，现代教育技术是指以现代教育理论、学习理论为基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的教育技术，它包含两层含义：现代教育媒体（如多媒体课件）和现代教育媒体的使用方法（如网络课件设计）。
3现代教育技术对英语教学的作用
3.1优化作用现代教育技术具有多元化的特性、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优势以及生动而丰富的资源，将其应用于英语教学的真实情境中，可引起教学观念、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转变，有利于优化英语教学，提高英语教学效率和质量。
3.1.1从教学观念来看现代科技发展促进了创新教育、素质教育、全面教育等新教育观念的形成，知识的广度与深度都在逐渐扩展，学习者要在短短几年在校时间内掌握所有学科知识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近年来“，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观念已得到广泛认可，现代教育技术辅助英语教学，以图像、视频等资源营造了宽松生动的教学氛围，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通过创设网络平台等媒介使学生拥有自主学习的条件。教授者从学习者的需要和兴趣出发，选择合适的内容进行传授，引导学习者掌握获取与处理所需知识的方法与工具，而不再将现成的书本知识强行灌输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从“教学生学习”转变为“教学生自己学习”。
3.1.2从教学手段来看科学技术创造了各种新型的学习法，如视听学习、自主学习、在线学习、移动学习等。现代教育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英语教学中，如语料库、多媒体教室、数字语音室、自主学习网络教室、微格与精品课程自动录播技术、在线学习平台等等，教师的教学手段不再仅限于传统的黑板、粉笔和教材，多媒体教材、网络课件、投影仪技术等都被广泛用于英语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方式也由传统的单一课堂学习向多途径的方向发展。除了教师与课本，如电子词典、网络资源、Webquest、博客等也成为学生知识的来源。现代教育技术极大地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与多样性，实现了教学资源的传播和再利用。需要提到的是，近年教学评估系统与考评系统也在向无纸化转变，许多社会性考试如教师资格证考试已采用机考的形式。
3.1.3从教学方法来看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远远超过传统意义的广播电视、录像、录音、幻灯等视听形象化手段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文、图、声、像并茂，人机交互的教学方式。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英语教学，形成了多维度多形式的教学方法，如以教师讲授和教材为主的“传统教学法”，以学生自主探析为主的“发现学习法”，以创设情境为主的“情景教学法”，以游戏为主的“游戏教学法”，以活动为主的“活动教学法”，以全体学生为主的“集体教学法”，以学生个体特点和差异为主的“个别教学法”等等。现如今英语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法有任务型教学法、交际法、情景教学法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的不断应用与改进促进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3.1.4从教学内容来看在现代教育技术的影响下，最关键的是使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书本和教材，多媒体网络课件、电子课本的运用使得教学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声像并茂。现代教育技术辅助英语教学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供给学习者最直观的感受，通过画面、视频、音乐等还原给学习者真实而立体的形象。例如将有关教学内容列表投影，一方面节约板书时间，另一方面使学生一目了然，明确知识结构和教学目标。这不仅实现了新教学方法的有效使用，又创造了生动活泼的教学环境，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积极性，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帮助学生突破重点难点，提高教学质量。例如大学的英美文学课程讲述《哈姆雷特》时，传统的教师主要是以课本为主，通过朗读和讲解来让学生理解和掌握，然而这往往很难让学生接受和记忆。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播放影片，教师加以讲解，学生自然能轻松地就对所学内容记忆深刻。因此，现代教育技术能够将抽象化为具体，利于模拟现实反复演示，使学习者容易理解，还可以增加课堂知识容量,提高课堂效果和质量。
3.2负面作用在当前教育领域，技术通过被使用，逐渐由服务者的角色转变为控制者的角色。现代教育技术为英语教学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但在英语教学实践中，过分强调或依赖高科技技术支撑的教学模式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还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首先，某些教育管理部门或学校过分强调课件的精美和统一性，使教师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个性特点和优势，学生的注意力也被课件吸引，从而忽视了自身对知识的理解和思考，思维被所呈现的内容固化，不利于思维培养和训练。其次，某些教师过分依赖多媒体技术，教学内容与作业完全使用计算机操作，以致于脱离了计算机就无法开展正常教学。再次，某些教师盲目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英语教学中，用多种手段呈现课堂内容，如以投影代替板书，以视频代替课文，不论材料是否与教学内容相关都堆上屏幕，不仅大大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也使学生不能明确教学重难点，影响教学效果。最后，网络学习的师生互动不够，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减少。过多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英语教学，课堂上展示课件的时间过多，大大减少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4结论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一直相依发展。朱自清先生始终支持国语用活的方言———北京话(当时称北平话)做标准,他认为,国语应该有一个自然的标准。他说:“有人主张不必用活方言作标准,该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谓‘国语’。而所谓‘国语’就是从前人所称的‘蓝青官话’。但个人‘蓝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结果只是四不像罢了。我觉得总是有个活方言作标准的好。”朱自清先生还以他本人为例来表明他的观点,他说:虽然本人是苏北人,但也赞成将北平话作为标准语,其中一个原因,是北平话的词汇差不多都写得出来[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学者对此评论说:北方方言的许多语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纸上,生动、自然、亲切,而且很有分寸。这又使人想到一个问题:“能不能完全用一种方言———比如北平话———写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动,才有个性,也才能在民间生根。可是方言有时就不够用,特别在学术用语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话,也觉得流利的有点俗。朱先生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以北平话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话。那也就包含一个结论,便是:我们文章的语言,必须是出于一种方言,这是语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种方言术语,加以扩大,成为自创的语言。”[4]
朱自清先生似乎对诵读情有独钟,在他的著述中多处谈到诵读的话题。朱光潜先生曾回忆说:“我们都觉得语文体必须读得上口,而且读起来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悦耳,所以大家定期集会,专门练习朗诵,佩弦对于这件事最起劲。”[5]朱自清先生认为白话文并非怎样说就怎样写,而是“对于说话,作一番洗炼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话,那么就体例说是纯粹,就效果说,可以引起念与听的时候的”。他认为,朗诵的发展可以帮助白话诗文的教学,也可以帮助白话诗文上口,促进“文学的国语”的成长。“只要把握住一个标准,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纯粹的、理想的白话文[6]。
在用白话文写作上朱自清先生很看重标点符号的作用,他认为,标点符号和从前的圈点或句读符号不一样。后者只是加在文字上,帮助读者的了解;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机械的。前者却是用在文字里,帮助写作者表达情思;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有机的。因为用了标点符号,才有了新的“句”的观点。现在还有些人不大会用标点符号,先写好了文字,再去标点起来。这真是所谓“加”标点了。后“加”标点的文字里,往往留着旧白话的影子。他把这原因之一归于当初由胡适起草的标点符号施行条例,因为其中所举的例句都是古书和文言,加上一些旧小说的白话,现代的白话文似乎没有。他认为这种例句“加”上标点符号,究竟很不自然,不能充分表示每种标点符号的用处。而白话文之所以成为白话文,标点符号是主要成分之一。能用标点符号的人,将标点符号当作文字的一部分,不当作文字外的东西。他们写作时,随着句读标点下去;这是“用”进去,不是“加”上去。这些人的文字,现代化的成分大概要多些[7]。
30年代,在白话文发展过程中的“欧化”倾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朱自清先生对此则从时展的角度去加以探讨。他的态度应该也与他曾在英国专修过语言学有关系。他认为时代处于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现代化的语言是比旧文言旧白话复杂得多、精密得多”。这种精密也体现在文法的现代化上,即体现了分析的精神。他将白话文的欧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模仿欧化语法,一般人行文时,往往有牵强不过的词汇,读起来感觉非常蹩扭。第二个时期注意到欧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这个时期的成功作品。他在批评一些人的“欧化”是堆砌形容词,使人眼花缭乱,语句艰涩等等的同时,也提出:现作的人,大约不止我一个,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谓“欧化”与熟语化两条路中间。他们求清楚,不得不“欧化”;他们求亲切,又不得不熟语化。怎样才能使“欧化”与熟语化调和得恰到好处,还待研究和练习。这是留心语言现代化的人所应当努力的。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不足怪的。语言的“欧化”在适应和发展现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8]。
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融合,而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写了《译名》一文,专门谈名词术语的翻译问题。谈到借用外语时,朱自清先生认为:原来中国的六书文字同西洋音标的文字性质本是格格难入,同他们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国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国,没有什么新语输进来;只有汉到六朝之间,印度哲学输入,佛经译出的很多;结果也只是在中国文字里添了许多新词,并没有借用梵语的所在。直到近几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词的现象。至于西洋文字,因为同中国的文字相差的实在太远了,所以一直没有借用的事情。他们的音形都差的太厉害,就是借过来,要叫他普遍通行,让人人明白他的意义,恐怕是千难万难呢!主张
直接用外国原名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免了许多意义上的剥削,省了许多劳力。但是免了,省了,却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传播了。学术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国没有的;要说借用,借用的字数一定非常之多;满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国文的,不愿意看这四不像的东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传播反阻碍了。朱自清先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暂在相当的译名的底下附写原名———让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矫译名歧异的弊;又可以渐渐教中国文有容纳外国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国文的,也不至于向隅;这样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虽不必义译,也要拿中国字切出他的音。切汉音并不足损真,反能帮助他普及。总之,我们做翻译的事情,是要介绍思想给那些大多数不懂外国文的人,是要促进国语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认定这个主意便对[9]。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使用简体字,后又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认为这是“治标的办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胡适也于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由此,简化字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朱自清先生对这一改革举动给予了响应,他在1927年写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肯定了简化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他说:“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欢’省作‘欢’,‘观’,省作‘观’,‘权’省作‘权’,‘劝’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时代性的。’”[10]
1940年6月,朱自清先生写了《文字改革问题》。在文中,他就中国文字的走向问题说: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近年的发展像是有两个方向。一是采用拼音字,二是采用简化字(也就是所谓“手头字”)。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向拼音化方向改革,是一件好处不太多且不容易做的事。主张用拼音文字,不外两个理由:第一,文字口语合一;重要的怕还是第二,容易普及。第一层办不到,第二层似乎太理想,在中国施行的可能性太小。而推行简体字倒是实惠的办法,简体字在应用方面还比较方便。他推崇陈鹤琴的观点:拉丁化必须以国音做基础;中国汉字必须保存和改进。他认为对于乐意写简化字的学生不必像以前那样去责备他们。同时,“简体字通行,教学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进步,别字必然减少。”[11]
今天,对于朱自清先生的语文观已无需再多加评说,因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现状都已经给了朱自清先生最公正、最积极的评价。在朱自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再翻阅一下他的有关著述,捋一捋他有关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论述、观点,我们被朱自清先生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改革意识所吸引,他所具有的超时代性的思维和卓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具有引导意义。
注
[1]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2][5]朱光潜:《回忆朱佩弦先生》,见《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7页,商务印书馆,1948。
[3]此文中所引述的朱自清先生语均由多篇文章中摘要综合而成,在每段引述内容之后仅注出主要参考文章。《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第一集,《论白话》,270页;第三集,《论国语教育》,193页;第四集,《国语和普通话》,531～532页;第八集,《语文杂谈》,204页。
[4]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见《完美的人格》,124页,三联书店,1987。
[6]《朱自清全集》第三集,《论育读》,186页;第八集,《理想的白话文》,359、360页。
[7]《朱自清全集》第二集,《写作杂谈》,76～78页;第八集,《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3、314页。
[8]《朱自清全集》第八集,《白话与文言》,200页;《语文杂谈》,203页;《新语言》,294、295页;《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4页;《中国散文的发展》,336页。
[9]《朱自清全集》第八集,《译名》,26～27页。
[10]《朱自清全集》第四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197页。
[11]《朱自清全集》第四集,《论别字》,358页;第八集,《白话与文言》,200页;《语文杂谈》,202、204页;《文字改革问题》,423页。
语文课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范畴。语文课程改革是语文教育改革中最为关键和敏感的部分，它往往是语文教育改革的首要突破口。那么现代语文课程的改革如何进行，其发展特点和趋势是什么？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语文课程的生活化
指的是语文与生活的密切联系。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来反映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学习要“关注人类，关注自然，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也就是说语文学习要关注人类本身的发展，关注人类社会的存亡，关注自然的变化，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发展。语文学习必须与生活密切联系。面对纷繁的社会生活，语文与生活的关系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密切。“生活有多么广阔，语文就有多么广阔”“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生活处处有语文”等成了近年来语文教育工作者都已接受的观点。联系生活学语文，有利于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有利于学以致用和学文育人，还能克服语文学习的长期性、普遍性与事实上的课时有限之间的矛盾，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那么，学生的社会“生活”包括哪些方面？语文课程标准所开列的“教科书、教学挂图、工具书、其他图书、报刊、电影、广播、网络、报告会、演讲会、辩论会、戏剧表演、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布告栏、报廊、各种标牌广告……”以及“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
（二）语文课程的综合性
现代科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科学知识综合化的明显加强，而语文课程的综合性指的是语文课程要简化头绪，加强综合，使学生的语文能力得到综合的全面提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
1.改变现行语文教育中过于追求科学化、多线索的倾向，加强语文听说读写的整合。听说整合为口语交际，口语交际和写作整合于阅读和综合性学习之中。以往的语文课程，一般分为阅读、写作、口语交际、汉语知识和语文实践活动等若干个子系统，好处是线索分明，便于教学，但缺点也很明显，即片面追求科学化，罗列大量的训练点，肢解语文；强调听说读写的独立自足，各成体系，相互之间缺少联系和照应。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如果头绪繁多，则多百害而无一益。
2.整体考虑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的综合，大力提倡综合性学习。在综合性学习中，可以使学生综合运用语文知识，整体发展听说读写能力，沟通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并把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语文课程的实践性
是指加强语文的实践性，而语文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语文实践活动中。这是针对过去语文课程严重脱离实际、纸上谈兵、重知识轻能力、死记硬背、学生学习的归宿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等倾向而提出的，目的是广开语文资源，加强课内外联系，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语文实践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因为语文一个重要的属性是交际工具，要学生掌握好这个工具，单凭口耳相授是不可能的。语言能力的获得，需要学生在言语实践中去自悟、自得，并培养自己运用语言去吸收、交流和储存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实践性与生活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是语文实践，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语文又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规律。”“沟通课堂内外，充分利用学校家庭和社区等教育资源，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增加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这两段话集中体现了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实践的重视。
（四）语文课程的开放性
是指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大力开展语文课外活动，使语文学习从课内向课外延伸，形成课内外结合的、开放的、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体系。其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沟通教材内外、课堂内外和学校内外，使语文学习和其他课程的学习，书本学习和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阅读由课文扩展到其他文章以至课外，引导有条件的学生进行网上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在重视课内练习的同时，要重视课外练笔和课外口语交际活动；综合性学习一般只提供活动的方向和少数参考资料，大量的具体的学习任务则是由学生自主完成，综合性学习中的跨学科活动则是语文材料开放性的最集中表现。
2.由于教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自足的，而是开放性的、向着深广的时空延伸的，所以，对教师来说，教材决不是“圣旨”，它只是给教师的教学搭建一个大显身手的平台，其中许多地方需要教师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灵活处理，或增或删，当然最主要是对教材内容进行充实、发挥。新型教材的由有限伸向无限、由现在通向未来的开放性特点，则使教师的知识和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五）语文课程的跨学科性
指的是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应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沟通”，“提倡跨领域学习，与其他课程相结合”等，这些观点在语文课程标准中不断得到强调。提出“跨学科”这一概念的背景在于，过去的语文课程过于强调学科中心，与其他课程隔离，独自为战，为语文而语文，湮灭了语文课程的综合性和工具性。提出这一概念的理论依据在于：语文本来就是反映并表现大千世界的，当然也反映其他课程的内容；“生活处处有语文”中的“生活”，其他课程当然也包含在内，只要有听说读写的地方，就会有语文。新教材编写中尽力体现跨学科这一思想。阅读部分的课文选编注意体现学科内容的多样化，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文学、艺术等尽在其中；练习设计注意跨学科照应；综合性学习尤其强调跨学科，专题设计常常是从科学与人文两个方面入手，使学生联系其他学科所学的知识，请教其他学科的教师，开展语文活动，提高语文综合能力。
二、语文教学方法改革的特点
教学内容决定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发展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也会起一定的促进作用。而语文教学内容是课程的具体反映，教学内容与课程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现代语文课程的变化发展，已不是传统课程所能企及，理所当然，与之相适应的语文教学方法也非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所能相提并论。那么建立在现代语文课程的发展上，当代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具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文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语文课程教学内容的综合性、开放性和教学目标的多元性决定了语文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巴班斯基曾说过：“现代教学的鲜明特点乃是教学方法的丰富多彩。”传统的语文课程结构简单、内容僵化，在教学中往往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这种注入式的教学割断了语文与生活的联系，只能抑制学生的思维，削减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影响语文教学目标的实现。近三十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语文课程的发展呈现出生活化、多样化，也导致了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只以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为目的语文教学方法就有十种之多：发现法、解决课题法、问题教学法、范例教学法、暗示教学法、SQ3R学习法、问题讨论法、欣赏法、观察法、局部探求法、研究法、探究和研讨教学法、综合性学习法、自主合作探究式教学法等，如此这般，不一而足。语文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是语文课堂教学科学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语文课程发展的必然要求。
2.语文教学方法的综合性
学科发展中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对语文课程设置提出了综合化的要求，而语文课程的综合性则要求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的交织使用，这势必形成语文教学方法改革呈现出的综合性的特点。当代语文课程所包含的教育教学的目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教学过程是由许多环节组成的。既不能用一种教学方法去完成多方面的教学任务，也不能在教学过程中自始至终都使用一种教学方法。要实现某一方面的教学任务，就要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教学进行到某一环节就要使用适应于该环节的教学方法。正如巴班斯基所说：“要有目的地选择每一课题的主要方法，所选择的教学方法要能很好地完成相应的教学和教育任务。要让学生掌握知识，就用讲述和谈话法；要检查学习情况就用提问或答卷；难的要讲，中等难度的可用探讨启示法。”所以在语文教学中，以某种方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多种教学方法交错使用的情况是常见的，这也是语文课程发展的综合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3.语文教学方法的双边性
中外教育史上已有过许许多多的教学方法，有的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有的则带着浓厚的儿童中心主义的色彩，这不能不说与传统的语文课程设置有关。传统的语文课程结构简单、内容僵化，具有片面性和落后性。而现代语文课程的发展则一改传统课程的特征，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新课程标准提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习惯”，“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明确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是平等的对话关系。即教学不是师讲生听，也不是师导生演，更不是师尊生卑，而是互学、互动，二者是合作、平等的关系。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授者，而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与之相应，当代语文教学方法与传统的只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的教学方法理所当然有所不同，其特征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所说是“教师与学生合作”。如导学式教学法、启发探究教学法、问题讨论法、欣赏法等教学方法都十分重视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一方面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又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4.语文教学方法的双法性
教学方法，按其本义理应包括教的方法和学的方法两个方面，但长期以来，只讲教的方法，忽视学的方法。实践证明，忽视学法，教法也就失去了针对性，减弱了实效性。这个问题，只要考察一下过去的语文课程设置，就不难找到答案。传统的语文课程结构简单、形式单一、内容陈旧、远离现实生活，在教学方法上，教师的教就足够了，无需考虑学生的学，也能适应当时科学技术和生产进展缓慢的时代要求。现在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新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信息不断更新。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就要进行改革，课程应该综合化、趋优化。要适应课程的这种发展趋势，教学方法不仅要研究教法，更应该研究学法。把研究学生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放在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已是当代语文教学方法的发展趋势，“教会学生学习”也成为当今世界教育的重要口号。这就要求教师和学生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从“教”这方面看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即扮演一个“组织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从“学”的角度来看，学生要发挥“主体作用”，即扮演“学习的主人”的角色，以表现出“自主学习的意识”，逐步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因此发现教学法、问题教学法、程序教学法、自学指导法、自主合作探究法等便成了最优学习方式与最优课堂教学方式紧密结合的教学方法了。
5.语文教学方法的最优性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自由”是一个“关键词”。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和思想体系，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自由”是一个外来词，近代之初输入中国，但在输入的过程中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语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异，变异的最终结果是“自由”中国化。因此，中国的自由话语虽然源于西方，但却异于西方，它一方面保留了西方自由话语的某些基本内涵，但同时在内涵上又有所延伸和衍变，从而形成中国自己的自由思想体系。“自由”输入的过程和在汉语中演变与衍生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自由”话语的建构过程。应该说，中国现代自由话语不仅与西方自由话语有着本质的差别，同时也有别于中国近代自由话语。那么，中国现代自由话语在理论上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与西方自由话语和中国近代自由话语有何区别？它是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的？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现代自由话语是逐渐建构起来的，而在这建构的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想的输入及衍变具有关键性。中国现代个人主义本质上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考察个人主义话语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对于认识中国现代“自由”概念的涵义是非常重要的。
五四被称为个性解放的时代，五四新文学被称为“人的文学”，但这并不是说从前的社会不重视人及其个性，也不是说从前的文学没有反映人的生活和表现人的精神。“个性解放”和“人的文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五四时期，个人被置于中心地位、首要地位。中国古代、近代也重视人，但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国家和民族，只有在不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时，个人才得到尊重，而五四则改变了这样一种个人与国家的从属关系。五四虽然仍然强调国家民族的终极性，但并不把人完全从属于国家和民族，“人”本身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具有根本性。周作人引马庆川的话说：“人类或社会本来是个人的总体，抽去了个人便空洞无物。……个人外的社会和社会外的个人都是不可想象的东西。”[1]在周作人看来，个人是社会或人类的本源，人类或社会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个人，所以他说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2]。“中国所缺少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3]，因此他主张提倡个人主义。所谓“彻底的个人主义”即“人间本位主义”的个人主义，也即强调个人优先于群体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同于群体优先于个人的近代个人主义。正是在这种不同的意义上，周作人的个人主义属于中国现代的“自由”话语。
“人的文学”和“国民文学”就是在新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这里，“人”和“国民”具有同义性，在内涵上已经与中国传统的“人”和近代梁启超等人所说的“国民”有了很大的不同。“人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从根本上也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学。所以周作人说：“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4]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在个人主义的意义上，“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是人性。”[5]“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人的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6]再有，他说：“我想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人家分类的说来，可以说这是个人主义的文艺。”[7]在另一个地方，他说：“文艺是人生的，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因此也即是人类的；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离而非合并。”[8]对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周作人还有很多论述，从上面所引诸话来看，周作人实际强调“人的文学”就是个人主义的文学。他承认文学具有人类性，但这是建立在“人类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一前提基础之上的，“人类”在周作人这里实际上被个人化。他反对把文学纳入国家、种族和家庭的范畴，反对把文学当作实现国家、种族和家庭目的的工具，因为如果是这样，个人主义在文学中就会受到伤害从而泯灭。在周作人那里，个人主义文学本质上是把个人从国家、种族和家庭中解放出来，而不是纳入其中。当然，周作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比较特殊，他自己称之为“彻底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极端个人主义。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大多数人对国家、种族和家庭的态度都与周作人有所不同，但强调人的个性与解放，强调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却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理念。认为，人的解放从根本上是精神解放：“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我们觉得人间一切生活上的不安、不快，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把人间相互的好意隔绝，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友好、同情、爱慕的东西。”[9]又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10]“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11]关于“人”及其“个性”的观点既是在历史的层面上而言，但同时也具有理论性。也就是说，一方面，提倡个人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中国封建纲常名教的意味，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人的个性的本质。在个人的属于国家、家庭的前提下、在人的个性遭到压抑的前提下，“修身”不仅不能解放个人，反而会使个性受到更大的压抑，在封建伦理道德的语境中，“修身”就是按照纲常名教泯灭自己的个性，它不过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代名词。所以他说：“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而在欧洲，自我之解放，乃在脱耶教之桎梏；其在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故言之不觉其沉痛也。故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则为绝对的主张。”但另一方面，对个人主义的提倡也是在理论上而言的，他认为爱人比爱国更重要，认为“宪法者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之权威而设也；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也”[12]，就具有抽象性，这和近代的个人主义具有实质性的区别，显示了对于“人”的新的理解。
在建构中国现代个人主义和自由话语的过程中，鲁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早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他就认识到：“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抵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鲁迅看来，西方的物质繁荣其实只是其社会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根基则在人，具体地说，在于人的素质。中国要走向富强，其根本途径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即“立人”，而“立人”的重要方面是尊重人的个性和独立精神，所以，“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便何况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又具有中国近代个人主义思想的痕迹和残留，即强调个人的工具性或者说国家的终极性。
但对于个人的内涵，鲁迅的观点明显有别于近代：“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又说：“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14]这里，鲁迅把中国古代的个人概念与西方现代的个人概念进行了区分，中国古代的个人概念在意义上与自私自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为害人利己，而西方19世纪的个人则是“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即独立、自由、个性、知识和理性，从而从根本上表现出人的主体精神与创造精神。
五四时期，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则更趋现代化，在《随感录三十八》一文中他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对于这两种“自大”，鲁迅的态度是鲜明的：“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15]可以看到，鲁迅五四时的个人主义本质上是个人优先主义。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在于个人，个人的素质提高了，群体就自然强大了。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他说：“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以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6]强调个人以及具体的个性、独立、自由、尊严等一直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部分。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个人主义具有较多西方个人主义的色彩。
但是，强调自由的个人性以及自由对于群体、国家的对立和反对，即坚持西方原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精神和价值观，这只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又把个人主义相反的内涵即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包容进来，并在独立、自主、自由的意义上把二者整合起来。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同时也重视群体，重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并把它纳入自由主义的范畴。以为例，如上所述，他在多处地方强调个人自由以及自由主义的个人优先性原则。并且，他也清楚地看到了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之间的矛盾：“极端主张发展个性权能者，尽量要求自由，减少社会及于个人的限制；极端主张扩张社会权能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可以代表前说；‘社会主义’（Socialism）可以代表后说。”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对二者进行整合：“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二个事实，是同一事实的两方面；不是事实的本身相反，是为人所观察的方面不同。一云社会，即指由个人集成的群合；一云个人，即指在群合中的分子。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中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17]在看来，个人与社会具有矛盾的一面，但也有相谐和的一面，而相谐和不是在利益的层面上，而是在权利与责任的关系的层面上，而后者则是西方自由主义在19世纪之后所一直强调的。所以，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从中国具体语境出发对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某些反思。哈耶克说：“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如果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不将‘每个个人所处的境况乃源出于其行动’这种现象视为正当，亦不将这种境况作为其行动的后果接受，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或维持自身。”[18]把的观点和哈耶克的观点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某些相似性。
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史上，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特征，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影响深远。
由于长期的留学生活所接受的西方教育的结果，胡适对西方个人主义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和体会，所以他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认识应该说是比较原本的。胡适对个人主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大力提倡和宣传个人主义。他推崇易卜生对个人的肯定，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对易卜生的戏剧进行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解读：“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就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胡适并且引了易卜生书信中的一段话为证：“我所最期待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有意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直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19]所以他认为：“真实的为我，便是最为有益的为人。”[20]和陈独秀、、鲁迅等大多数五四知识分子一样，胡适也非常重视个人的社会终极性，也就是说，理论上他认同发展个人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发展社会这一观点，他说：“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才建造得起来的。”[2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就是“文化救国论”，而文化的深层基础是人，所以“为个人”也是“为国家”。
但与中国近代的个人主义不同，胡适提倡个人主义的终极目标虽然仍然是国家和社会，但在胡适的个人主义理论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中国近代个人主义理论中，个人从根本上从属于社会、服从于民族国家。而胡适则“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22]，在他的个人主义理论中，个人对于社会和民族国家具有根本性，国家和社会从根本上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的深层的基础。所以，个人与国家和社会具有一体性。“没有那无量数的个人，便没有历史，但是没有历史，那无量数的个人也决不是那个样子的个人。……个人造成社会，社会造成个人；社会的生活全靠个人分功合作的生活，但个人的生活，无论如何不同，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影响。”[23]这就比从前的简单地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所属物的观点要深刻，也比西方的认为社会的本质是为个人服务的观点要辩证。
和鲁迅一样，胡适也把个人主义与中国古代的自私观念作了区分。在胡适的概念中，自私是贬意，而个人主义则是褒义。胡适援引了杜威关于“真”“假”个人主义的区分：“假的个人主义”即“为我主义”，其特点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为我主义”是中国古代的个人主义。而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则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是“真个人主义”。“真个人主义”有两大特点：“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24]个人主义除了个性和权利以外，重要的特点就是独立性、理性和自由决策。《终身大事》最后有一句台词：“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25]在这种意义上，胡适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属于自由主义。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文化传统以及现实政治语境的制约，胡适的个人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又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胡适坚持了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性，但同时，他也承认社会对个人种种限制的合理性。他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即一方面承认个人有不受他人和社会干涉的权利，个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个人又要对他自己的选择负责，对他行为和言论的后果负责，即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26]他既承认“小我”即自我，也承认“大我”即“社会的我”，并且认为二者的关系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 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27]有人认为，胡适在这里表现了对自由主义的某种误解：“当胡适把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等同于易卜生主义时，他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就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他把‘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看作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真精神’。而人格典范或行动范式就是娜拉的出走与斯托曼医生的敢与众人对抗。而在哈耶克的观念中，这恰恰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严重歪曲。”[28]应该说，胡适对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确有某种误解，但误解的情形并非如此。应该说，胡适对个人主义本身的理解是很符合当时西方对于个人主义的普遍观点的。至于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点，那已经是20世纪中期的事了，二者之间的不同，具有一种时间距离，很难说是“偏差”。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反映了西方50年代及以后自由主义对上个世纪初以及更为遥远的功利个人主义的反思，它在很多方面与胡适站在中国立场上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改造”恰恰是暗合的。
胡适的个人主义思想与西方原本个人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是“误解”，还不如说是西方个人主义话语在汉语语境以及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发生了变异。西方个人主义思想通过翻译的途径引入时必然会发生某种歧变，因而会出现差异。而更重要的，中国自晚清以来，“救亡”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也深深地影响了一切西方思想形态包括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的批判，西方个人主义作为这种批判的锐利而有效的工具相对得到张扬，因而也比较原本。因此，五四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更多地是在个人的层面上展开的。但随着这种个人解放时代的淡化以及民族矛盾的突出、革命思潮的高涨，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很快地便被纳入了国家民族自由主义的范畴，个人主义便被深深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很快便让位于国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
以郭沫若为例，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虽然他那时的“自由”与“解放”具有更多民族解放和国家新生的意味，但强调个人层面上的自由与解放也是非常明显的，“我赞美我自己”、“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梅花树下的醉歌》），“我崇拜我”（《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他的“大我”实际上是把民族国家和个人二者合二为一。但到了革命时代，郭沫若的态度便发生了大的转变，完全否认个人及个性。“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郭沫若实际区分了两种个性和自由，即“个人个性”与“大众个性”，“个人自由”与“大众自由”，“大众个性”和“大众自由”同样是自由的范畴，同样应该尊重，并且应该优先尊重。“要发展个性，大家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享受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享受自由。”“但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29]“在现在的社会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讲什么个性，讲什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30]“我们要求从经济的压迫之下解放，我们要求人类的生存权，我们要求分配的均等，所以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31]把社会与个人完全对立起来，并且强调个人绝对地服从集体，胡适的观点在中国现代个人主义话语中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个人”与“国家”始终是中国现代“自由”话语的核心范畴，不同的价值取向使自由主义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郭沫若的“革命救国论”不同，胡适可以说是“个人救国论”，郭沫若是从救国的角度否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他那里，革命作为集体行为与个性和不受限制与束缚的自由是不相融的；胡适则是从救国的角度肯定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并在自由的意义上把个人和国家二者整合起来。这在中国现代个人主义话语中同样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32]自由并不是不受限制，自由从一开始就不是随心所欲。因此，作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其实同时包含了个人的权力和责任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个人主义并不只有个人性，同时也具有社会性。个人与社会之间并不绝对地相互排斥，把个人利益看成是与集体利益完全相对抗的观点是狭隘和片面的。“个人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他的自我完成无疑会促进社团的发展，而一个好的社团也肯定会有利于每个个人的自我完成。”“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虽然反对以集体的名义要求个人作无谓的牺牲，但绝不是唯我主义者，他关心如何协调这两方面的关系。”[33]但另一方面，自由的限制与责任并不导致在逻辑上对自由本身的否定，个人权利和国家、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同样不导致在逻辑上对个人本身的否定。事实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直在调节这二者的关系，并在调节中形成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鲜明特色。
我们看到，五四时所引入的西方个人主义主要是一种功利个人主义，其特点是强调个人的权利特别是自由的权利，强调社会的最终价值只能通过个人的幸福和个性的自由发展来实现。功利个人主义有它的缺陷和弊端，中国现代个人主义就是在对西方功利个人主义批判和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实，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在西方也是备受批评的，比如在法国，它就长期遭受非议：“‘个人主义’这个术语在19世纪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使用。在法国，它通常带有一种贬义，甚至至今仍然如此，意味着强调个人就会有害社会的更高利益。”[34]“个人主义所摧毁的恰恰是服从和责任的观念，从而也毁灭了权力和法律；剩下的不就只有利益、激情和歧见的可怕混乱了吗？”[35]“不难看出，一个盛行个人主义的国家，就不再能处于正常的社会状态，因为社会是精神和利益的统一，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无以复加的分裂。”[36]“个人主义的原则把个人从社会中剥离出来，使他成为周围事物和他自己的惟一评判者，赋予他不断膨胀的权利，而没有向他指出他的责任，使他沉湎于自身的力量，对整个国家宣布自由放任。”[37]个人与国家或社会在权利上的冲突和精神上的矛盾，这是回避不了的。对于中国近现代来说，这种冲突和矛盾尤其敏感。就对于个人主义的批判来说，中国近现代与19世纪的法国如出一辙。
一半是出于认识上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解，一半是环境、文化、翻译、语言使然，西方个人主义在五四时的中国在介绍和引进以及应用的过程中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它具有西方性，但另一方面它又中国化，二者奇妙地纠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品质。事实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就是中国人从自己的文化和立场出发对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批判、反思以及改造，借鉴、挪用过程中形成的，它具有中西合璧性。所以，就状况而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在思想观念和方式上非常接近70年代之后在西方兴起的“社群主义”。社群主义是西方对20世纪初到70年代西方个人自由主义的反动和修正，具有反思的味道。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则是中国现代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反思、修正、补充，具有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的特征。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不仅具有中国性，同时在中国性的意义上具有超越性。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中国现代“自由”思想渊源于对西方“自由”话语的输入，但由于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现实语境、时代要求以及翻译等诸多原因，西方的“自由”话语在输入的过程中其意义发生了衍变，最初的“自由”主要是个人自由，后来则衍生出民族国家自由的涵义，并且在现实与逻辑的层面上二者具有统一性，从而形成既不同于中国近代“自由”又不同于西方“自由”的中国现代“自由”话语。中国现代自由话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始终在这两个层面上复杂地展开。
【注释】
[1]周作人：《文艺的统一》，《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2]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3]周作人：《潮州畲歌集序》，《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4]周作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5]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6]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9页。
[7]周作人：《文艺的讨论》，《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8]周作人：《文艺的统一》，《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9]：《精神解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10]：《“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11]：《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12]：《宪法与思想自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2页。
[13]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56页。
[1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51页。
[15]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312页。
[16]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17]：《自由与秩序》，《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页。
[18]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3页。
[19]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481、486页。
[20]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页。
[2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511-512页。
[2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
[23]胡适：《不朽》，《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页。
[24]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4页。
[25]胡适：《终身大事》，《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4页。
[26]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
[27]胡适：《不朽》，《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28]任剑涛：《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困境——汉语语境中的论说》，《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
[29]郭沫若：《〈文艺论集〉序》，《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30]郭沫若：《文艺家的觉悟》，《郭沫若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31]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郭沫若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3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4页。
[33]钱满素：《爱默生与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33、234页。
[34]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35]拉梅内：《革命进程与反教会斗争》，转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现代文阅读在高考中占据31分，是仅次于作文的第二大分值区。现代文作品阅读的失分状况十分严重，训练起来也无从下手，即使不断强化，收效也甚微，由此现代文作品阅读无从把握的心态也就见怪不怪了，学生也逐渐对现代文阅读失去了耐心，缺乏系统的规划和教学方案，做再多题也于事无补。做再多的阅读练习，研习再多的答案，学生们只能被动的接受，无法内化成真正的阅读能力。学生厌烦现代文阅读，教师也尝尽了机械性的强化现代文收获甚小的苦头，难道高考的现代文阅读就要“听天由命”？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徒劳无功的机械训练没有让学生真正领悟到阅读的技巧和技能，只有将现代文作品的阅读及其能力的形成当成一个系统的工程，逐步规划，有层次的递进才能逐渐培养起学生的阅读能力。从出题机构来看，我们很难把握高考的考查内容，但是出题的数量和类型是有明确规定的，这一因素使得我们可以系统的总结，有目标的训练，减少阅读过程中的盲目性，使现代文阅读的可操作性增强。
二、高中语文现代文阅读训练方法和教学启示
（一）掌握阅读规律
快速高效阅读不仅是对文章本身进行肢解式分析，而是将课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阅读教学，阅读教学总体来说是强调积累、感悟、快捷、高效，阅读考察主要是运用提问、讨论分析、概括、复述和品评等手段对整篇文章进行欣赏剖析，因此，笔者总结了几种阅读教学的策略方法。
首先，整体阅读法。总的来说就是泛读。学生在阅读现代文时，往往是从头到尾认真阅读，反复咀嚼字句，但是高考时间紧迫，在现代文阅读这个题目上，花费的时间只能是10到15分钟，如果较多时间耽误，则会让整个语文试卷时间紧迫，反而影响总体成绩。所以，整体性阅读就是对文章的大体意思和脉络进行把握，抓住关键词和关键句子的教学设计思路，这样既能快速阅读，又能高效答题。
其次，拓展性阅读。如果说整体阅读法适合于考试，那拓展性阅读法就是平时的积累训练。为了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加课堂容量，应该在课堂教学之外做适当的阅读延伸，把思维伸向更广阔的空间。譬如学生在文学名著节选课文教学方面，多加深对名著的理解，就能在理解其他文章时有侧重点和入手点。面对纷繁复杂的“粤教版”高中语文现代文，具体在教材优化处理、课堂形式、文本意义等方面也体现了拓展性阅读的思想。
再次，个性化阅读教学策略。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学生在独立阅读和思维的活动中，受到的情感熏陶、思想启迪是不一样的，因此，创设个性化阅读氛围是十分有必要的，给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空间，交流思想和张扬个性的机会。具体说来，就是建立在教师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个人热情，以学生自身的感受和认知对作品进行阅读上的。这种以学生为主题的差异化个性化阅读教学方案，让学生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想象，开拓思维。
（二）注重学生的思考提问，熟悉答题技巧
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首先得明白学生的薄弱环节在哪里，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教学的最终目的不是以传授知识去消灭问题，而是在原来问题的基础上引发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从而促进学生的进步。对解答现代文阅读，一般情况下，笔者采取三个步骤来完成。
首先，通读全文，对全文的中心思想进行总结。通读全文一来可以理清思路，把握文章脉络，让我们知道这篇文章是在讲述什么；二是可以寻找关键词句，一些观点能反应作者立场和文章内容的过渡句，疑问句或开头结尾的句子等，常常是命题者出题的高频率地方。但是，通读的意思不是走马观花，我们阅读速度要快，但是也要学会把握重点。在拿到题目时不要急着去答题，应该速读一遍文章，在关键词语上作记号，回到问题中时，就可以在大段文字中找出关键词，把问题带回到文章中答题。
其次，认真阅读题目，对答题范围进行缩小，把握题干。现代文阅读的关键在于准确的审题，对题意分析得当，那整个答题思路是正确的，如果不能正确理解题目含义，那将会误导接下来的整个做题过程。认真阅读题目是解题最关键的一步，一般说来，命题者设置的题目会提示学生解答该题的关键内容在文本中的位置，有的题目甚至限定在了某一个句子中，这样就能迅速的找到出题点，锁定答题区域，认真揣摩文章的中心和词段含义，得到正确答案。
（三）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让阅读变得轻松
在教学方式上，教师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进行自主阅读，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更好的感受到文学作品的魅力。
首先，以表演形式把文章思想深入教学。对一些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的文章，可以让学生组成一个小组，引用其中的片段进行表演，让学生们自己发挥想象，这样既能更熟悉文章内容，又能让学生们更加喜欢阅读。
其次，运用多媒体加深学生对文章的印象。一些文学底蕴强，文章优美，音韵和谐的文章，可以在课堂上播放文章的视频或音频，比如《荷塘月色》，文章字句读起来口齿留香，这种文章就应该让学生们闭上眼睛，轻柔的音乐带着优美的朗读声让学生们体会到作者当时的心情，在闭上眼睛的时候发挥想象力，想象作者当时看到此情此景是什么样一番画面。最后，还可以从文章的字词句入手，比如文章中的“这几天颇不宁静”，让学生去了解文章这句话的含义，对作者的不宁静作分析，如此来培养学生对阅读的感情，以至于不畏惧阅读，更加克服阅读这个困难。
（一）对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现代汉语知识掌握和学习情况调查
由于现代汉语知识在小学语文中应用非常广泛，本课题组还特意对小学语文教师现代汉语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了调查，以便为国培项目的课程设置提供参考依据。课题组成员对现任100名小学语文教师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问卷内容及结果如下：
（1）您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吗？A.不知道B.知道，但没有研读C.知道，并认真研读过有91人选择答案B，只有6人选择答案C。
（2）动词、形容词能够作主语吗？A.不能B.能C.能，但词性变为名词有76人选择答案C,14人选择答案B。
（3）请您根据《汉语拼音方案》中音节的拼写规则给“我们到张家界游玩，那里瑰丽而神奇的景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音。在做这个题目时，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均询问了课题组成员《汉语拼音方案》中音节的拼写规则，最后只有16人的答案完全正确。
（1）题主要是了解小学语文教师是否关注国家层面的语言文字政策，
（2）题主要是了解小学语文教师是否经常学习现代汉语知识，及时更新；
（3）题主要了解小学语文教师是否能够规范使用拼音规则。从上面的调查可以看出，部分小学语文教师没有与时俱进，及时更新现代汉语知识，有待于进一步培训，提高语言素养。同时，课题组对高校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学习现代汉语情况的调查，学生反映：一是现代汉语学习内容较为抽象，难懂难学；二是现代汉语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节，实用性不强；三是现代汉语理论性强，学习起来比较枯燥。
（二）对部分高校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使用现代汉语教材的调查
课题组对开设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10所高校开展现代汉语教材的使用情况调查，10所高校均没有专用教材，使用的是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同的教材。
（三）对部分高校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任课教师的调查
课题组对开设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10所高校开展了现代汉语教师情况的调查，结果如下：一类是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教师兼教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这类教师大多是语言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但比例不大；二类是非语言学专业教师教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比例较大。高校设置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主要任务是培养热爱教育事业、基础知识宽厚、专业知识扎实、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综合素质较高、具有实施素质教育和一定教育教学研究及管理能力的高素质小学教师。但从目前的调查来看，尽管现代汉语课程是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但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还较为薄弱，其应有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
二、造成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薄弱的原因
（一）高校不够重视现代汉语课程
大多数高校在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均把现代汉语课程列入了必修的基础课程。但是，进入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依然是教育学、教材教法等，课时分配和师资力量优先保证这些核心课程，而现代汉语基本上边缘化了。甚至有管理者认为，现代汉语是我们汉族人的母语，学生能说能写，开不开设关系不很大。这样一种状况必然导致现代汉语课程资源配置较弱，如大多数高校的现代汉语课程是2个学分；只要是学中文的老师，都能教现代汉语。学分少，师资力量配置弱，必然会削弱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实际上，现代汉语作为高校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程，对学生提高语言素养和小学教育教学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学内容大多是拼音、识字、辨析词语、写作等，用到最多的知识依然是现代汉语里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知识，作为一名高素质的小学教师，应该拥有扎实的语言学知识，要知道，教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应该先要有一桶水啊，试想想，如果小学语文教师自己都不会按笔顺规则书写汉字、弄不懂主谓宾等，怎么能够来教学生写汉字、压缩或扩展句子呢？所以，高校应该高度重视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在培养方案中将之纳入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并积极做好相关评价工作，致力于提高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的语言素养和语文教师的基本素质。
（二）学生不够重视语言理论知识的学习
中小学一般淡化现代汉语知识教学。高中语文新课标要求：要引导学生认识语言文字在社会沟通、信息交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学习现代汉语和文言文的基础知识，练习对语言材料进行分析和归纳，梳理有关语言文字结构和运用的规则，提高理性认识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尽管新课标语言文字运用要求较为明确，但由于现代汉语知识理论性强，内容多，在教学中不好操作，所以在教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小学语文教师更重视人文性熏陶，基本上淡化语言教学，或者说，需要运用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来解决问题的，语文教师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教用来解决问题的语言文字知识，譬如，“通过这次学习，使我在数学方面有了较大提高。”这是一个缺少主语的病句，中小学教师可能联系句子谈一谈主语的特征等内容，但一般不会详细地讲解句法成分系统，学生所获得的语言理论知识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教师觉得教语言知识比较麻烦，中小学对语言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也较为简单，大多数学生也不会很重视，更不会用他们宝贵的学习时间来钻研语言理论知识了。这可能导致一种后果，尽管学生在进入大学前系统学习了语文，但由于没有系统学习现代汉语理论知识，现代汉语基本理论知识比较缺乏，学生一般不能准确地运用现代汉语理论知识来分析语言，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新生的问卷调查中，需要应用理论知识来解决问题时，没有一个学生能准确地回答出来。也就是说，中小学淡化现代汉语理论知识教学，只是注重语言文字的实际运用，学生缺乏语言理论的指导，学习现代汉语的兴趣就大打折扣。进入大学后，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虽然觉得现代汉语知识很重要，但因为现代汉语是母语，学生能读能写，凭经验和语感能发现和解决部分语言文字运用问题，觉得完全能够应付小学语文教学，所以没有必要再深入学习现代汉语理论了，加之现代汉语理论比较抽象、枯燥，学校对现代汉语考核评价方式也比较单一，很多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不大。
（三）教材编写相对滞后给现代汉语教学带来消极影响
部分高校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使用的现代汉语教材与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教材相同。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和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相同，所以在课程设置、专业要求上不尽相同。现代汉语课程虽然是两个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但教学目标、课时分配以及学生对现代汉语知识掌握的要求不一样，如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现代汉语一般是5-8个学分，而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一般是2个学分，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高素质的中文人才，而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培养高素质的小学教师等，培养目标、要求决定教学内容，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与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不一样。如果两者使用的现代汉语教材相同，就可能会出现“削足适履”的现象，必然给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教学带来消极的影响。
（四）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落后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主要采用“填鸭式”教学方式，知识传授按照全、满、深、透的标准实施；教学手段通常是“一本教材、一张嘴、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授课，那些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很难进入课堂。大学生正处于风华正茂年代，思想非常活跃，求新求异思维占主导地位，呆板、枯燥的课堂肯定对他们没有一点吸引力，如果学生事先没有了解现代汉语作为一门基础课在专业学习中重要性，就不会积极主动地钻研语言学理论知识了。现代汉语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应该采取多种教学方法，精选教学内容，积极做好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工作，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现代汉语的兴趣。
三、解决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现状的途径和方法
学好现代汉语，对于提高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语言素养和语文教学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应该充分认识到语言理论对小学教师尤其是小学语文教师的重要作用，全面加强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主要措施有：
（一）加强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建设
一是高校可将现代汉语课程列入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在资源配置中向之倾斜。二是适当提高现代汉语在课程体系中学分比例，可提高到3-4个学分，确保现代汉语课程有较为充足的课时。三是结合小学语文教学实际，增加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环节，即组织学生到小学语文课堂中听课，了解小学语文教师如何运用现代汉语中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知识来进行教学的，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有针对性地学习现代汉语知识。四是鼓励现代汉语教师进行教改教研工作，推进精品课程建设，探索出适合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的教学模式。
（二）加强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师资队伍的建设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要提高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质量，必须组建一支专业、敬业的现代汉语教学队伍，这样才能提高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水平。所以现代汉语师资队伍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使现代汉语师资队伍专业化，所谓专业化，就是说任教现代汉语的教师最好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老师，这样才能保证课堂教学的效果。其次是做好现代汉语教师的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包括现代汉语教师到小学课堂跟班听课，参加小学语文教改教研活动，参加相关语言培训班的学习等，加强与小学教育教学的对接。再次，鼓励现代汉语教师更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精选教学内容，把生活中生动活泼的语言例子引进到课堂中来，建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构建新型教学模式，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
（三）加强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
关键词：现代汉语；连动式；语法化
连动式（serialverbconstruction,SVC）是现代汉语中一类重要的句法现象，是许多语法现象的温床。由于涉及到语法体系的基本问题，而且具有语言类型学的价值，连动式问题长期受到海内外语法研究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连动式自身的复杂性，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层出不穷，甚至到了怀疑乃至一度要取消这种句式的地步。高增霞博士的《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以下简称《视角》)，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语法化的视角，运用连续性、典型性等概念，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认识连动式，不仅为人们观察和研究现代汉语连动式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而且得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结论，把连动式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精道的选题与立意
按照比较普遍的定义，如果一个小句含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动词结构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连接语素，这种结构就是连动式。连动式不仅仅是汉语中的一种重要句式，也是东南亚、西非、大洋洲许多语言中的一种重要语法结构。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不过，汉语连动式的研究才不过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因为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大都以印欧语法为蓝本，而印欧语法的特点是“一个小句，一个动词”，动词有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之分，一个句子只有一个限定动词。受其影响，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如《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等，对于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必定区分坐动和散动，尽量把汉语中出现的一个句子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的格式分散到其他句法格式中去。后来，汉语语法学者逐渐认识到，要建立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就必须尊重汉语事实，不能简单套用其他语言的体系。这个事实就是，动词无论是在谓语还是主语、宾语的位置上形式都一样，性质也没有什么改变。这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连动式的概念被提出来了：不管功能语义上是否有不同，只要在形式上还都是动词，就都称为连动式。由于在形式上找不到区别主次的形式标记，不能证明其中一个是核心，另一个是从属，“连动式”这个概念，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甚至一直有人要取消它，但它还是“赖着不走了”（吕叔湘语）。不过，连动式作为一种句式从一开始建立得也很勉强，只能是“赖”下来“不走了”，争论中肯定与否定的双方并没有完全说服对方。总体上看，虽然学术界对连动式的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人们对它的认识至今分歧重重。反对者认为，建立连动式这样一个句法范畴对于语法现象的认识、句子分析、语法教学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连动式不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在语言规律的说明上，连动式起不了什么作用，把它列为一种“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对于语法分析甚至是有害无益。问题在于，否定连动式范畴的学者自己也承认连用的几个动词或动词结构语义上功能上有主次之分，可又无法找到一个形式上的坚强证据证明它们在形式上属于主从关系；他们只是主张把连动式归到其他句式里去，但在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种句式的问题上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连动式的深入研究可以说非常之难，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始终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这种“难”，一是经过五十余年的反复研讨和争论，学术界对连动式现象的描写已经非常细致，叙述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据《视角》一书统计，目前被各家纳入连动式的格式已达29种之多。二是多种方法的分析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如果没有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很难写出新意和获得突破。
作者以“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为题，迎难而上，从语法化这一动态角度切入，对汉语的连动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语法现象进行理论探讨，可谓独辟蹊径，立意独到。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把连动式看成一个离散范畴，采取“界定特征”的方式去区分连动结构与否。结果，标准的差异常常导致对连动式本身认识的分歧。《视角》首次把连动式作为一个典型范畴来研究，用“时间的先后性”和“目的性”这两个典型特征把连动式区别为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并从客观—逻辑—认知三层面论证了这一范畴。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由高到底依次显示了连动式的语法化程度的差异。在语法化的视域里，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些有关连动式的死结被化解，一些规律被揭示出来，许多困惑得到解答，大大推进了汉语连动式的研究。
二、新颖的视角与方法
传统的连动式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缺乏动态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结合历史发展去看待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只是对共时层面的现象就事论事，只是试图对连动现象进行穷尽性的描写，而没有对连动现象加以限制，也没有确定哪种才是最基本的连动式。事实上，历时变化总是把表层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之间的理想对应关系打乱。连动式并不是一个均质的同一体，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很容易陷入困惑。其次，缺乏系统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把连动式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观察。事实上，连动式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篇章、其它句法结构、词汇等都有关联。只有把连动式放到整个语言体系中去把握，才能对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进行全面、准确地认识。再次，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以往连动式研究比较重视语言义的研究，主要工作似乎就是分小类。为什么汉语会出现连动现象？连动式在汉语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句子会有一个以上的动词，这些动词处于什么样的语法形式中？诸如此类的深层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术界在连动式问题上纠缠，与该领域的研究缺乏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有着直接的关系。最后，缺乏自觉、积极的理论思考。客观地看，传统研究中连动式问题的提出以及对其性质的关注实际上都带有非常强的“功利”目的，是直接与句子分析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自觉、积极的理论思索的结果。例如，在句法分析中发现连动式与并列结构不同，便把它单列出一类；在分类的时候发现单复句不能截然分开，便考虑把连动式看作是“中间环节”。显然，这种探索本身固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归根到底，这种探索带有很大的“被动性”、“被迫性”，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只是暂搁置了问题，并没有从更深层的理论层面对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积极的思考。
也就是说，连动式研究问题上的突破，首要的是要进行理论的创新与方法论的突破。为此，首先需要把连动现象本身视为语言发展和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从而把连动式有关问题的研究从其它问题研究的从属的、附带的地位中剥离出来，进行一番认真的梳理，把过去对这一问题的消极的、被动的研究转变成积极的、主动的思考。其次，需要把某些成熟的理论框架适时引入连动式问题的研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新的理论建构。《视角》把语法化引入现代汉语连动现象分析，把现代汉语的连动现象置于语言的进化与发展进程中，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考察，力图从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角度，从系统关联的角度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作者从语法化的角度对连动式这一重要句法现象加以系统全面地审视和考察，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语法化包括三个方面：句法化、词汇化和实词虚化。关于连动式的句法化，《视角》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有涉及。《视角》第四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词汇化现象，第五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实词虚化现象。作者的研究打通了篇章、句法和词汇，认为连动式是话语组织向句法组合演进的中间环节，是句法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句式，表现出种种不稳定性。应该说，这一判断是符合汉语实际的。同时，作者还提出了连动式在典型性上的连续性也就是语法化程度的连续性这一颇富洞察力的观点。作者的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连动式在共时平面上复杂表现的认识，如动词的限定性问题可以从从句的非句化和主句动词的虚化这两个变量进行考察并发现两者的共变关系等等。语法化的研究是一种动态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要看共时平面的现象，还要看历时层面的演进轨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共时语法研究中引入历时性质的语法化研究，这一思路具有普遍意义，有助于深化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三、务实的态度与学风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理论框架的引入，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削足适履”。《视角》一书的作者对中外相关文献的掌握非常充分，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这些文献涉及到多种学派和研究方法，正是这些文献中体现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大大提升了作者在汉语连动式方面的认识和研究水平。可贵的是作者对自己所掌握的文献进行了很好的消化和吸收，而没有停留在教条式地搬用“洋理论”的层面上。作者从语法化视角运用认知语言学、语法化理论和语言类型学等理论和方法审视连动式，把相关的理论与汉语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反映出作者务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良好的学风。其成功之道，是长于从不同学派的成果中学习有效的方法，从而使不同学派的长处在书中应用得颇为协调而各得其所。如从篇章语法的角度来分析语法化的起点，用类型学的成果来总结连动式发展的共性，用角色—指称语法来测定句法化的程度，等等。作者以连续性典型性概念从语法化的视角研究连动式，归纳出非主要动词的限定性原则；用隐喻解释连动式，得出了连动式成分顺序是时序原则在客观世界、逻辑、认知表达等层面操作的结果的结论。这些成功处理展示了作者长于吸收并善于创新的一面。
设计是时代的艺术。当代社会，工业发展已经进入到高科技阶段，手工业、工业、高科技工业已融为一体，可持续发展、关注自然、与环境和谐相处被空前关注，信息化已迅速被应用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设计处于一个重新构造语言的时代。无可置疑，设计精良的物品是今天视觉文化的中心，然而充斥在人们生活中的产品总不是那么令人满意，许多产品令使用者感到困惑，可能看上去让人难以理解它到底是一件什么产品，或者不明了如何使用它，电子器材“黑箱化”现象的泛滥，对设计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芬兰著名工业设计师汉诺·科赫伦（Hannukahonen）说：“我对那些‘过分的设计’、反自然形态的设计感到厌倦，它们使产品更加复杂而难以使用，在我看来，理想的产品应有助于日常的生活并尽可能给人们带来欢乐。”如何运用设计符号创造出符合现代人类个性化需求的产品，是当代工业设计师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产品语意学的本质正是在于通过产品外在视觉形态的设计揭示或暗示产品的内部结构，使产品功能明确化，使人机界面单纯、易于理解，从而解除使用者对于产品操作上的理解困惑，以更加明确的视觉形象和更具有象征意义的形态设计，传达给使用者更多的文化内涵，从而达到人、机、环境的和谐统一。
所谓语意（Semantic）顾名思义，即语言的含义、意义；语意学（Semantics）即探索、研究语言意义的学科。“产品语意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借用语言学的一个名词，它产生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符号学理论，但它的产生，却具有社会、历史、哲学的背景，工业设计史上关于产品语意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
一战之后，全世界物质匮乏，现代主义提倡的功能主义顺应历史条件，满足并推动了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当时产品设计考虑的重点是“物理机能”，人体工程学（ergonomics）是工业设计的理论支点，在1920—1950年间，功能主义设计是人类设计史上的重要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时代的来临，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得人们对产品的要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六十年代的过度开采开发造成了地球环境的危机，生态设计被提出并在设计的各个层面予以实践。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重环境机能，注重工业对环境的影响。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开始强调“沟通、对话”，设计界也引进了各种新学科：社会学、生态学、心理学、行为学、语言学、信息理论等，同时，电子产品的出现使得造型与机能失去了必然的密切的联系，导致单一的“黑箱”现象的泛滥，商品同质化的出现呼唤更迎合使用者内心的产品，现代主义对于“功能”的过分强调和对于“形式”过分的漠视导致工业产品的粗糙、冷漠、僵硬，有人形容那是一个“大量生产、大量购买、大量消费、还大规模的毒害数不清的环境”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在此时出现，它重主体精神、重文脉、重符号语意，对产品语意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83年克里彭多夫(KlausKrippendorf)和郎诺何(R.Butter)夫妇正式提出“产品语意学”(Productsemantics)的概念，并定义为“产品语意学是研究人造物的形态在使用情境中的象征特性，并将此运用于设计中”；1984年克里彭多夫对产品语意学下了进一步的定义，他认为产品语意学是对旧有事物的新觉醒，产品不仅要具备物理机能，还应该能够向使用者揭示或暗示出如何操作使用，同时产品应该具有象征意义，能够构成人们生活当中的象征环境。
产品语意理论的基本构架来自于语言符号系统。符号学理论提倡用符号的观点来研究一切学科和现象。符号学之父索绪尔（Saussure）说“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他认为每种符号都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是能指（又叫意符，Signifier）指物体呈现出的符号形式；二是所指（又叫意涵、符指Signified）指物体潜藏在符号背后的意义，即思想观念、文化内涵、象征意义。
克里彭多夫关于产品语意的概念正是基于索绪尔的符号观念，他将使用者对产品的理解划分为四个阶段。A、产品辨明阶段：使用者通过相应的视觉线索来区分产品类型；B、自我验证阶段：使用者实际操作物品（或其控制器）然后观察这些运行不同程度的成败反馈；C、发现新形式阶段：使用者在使用中熟悉其工作原理，或许还能发现新的使用方式；D、解读符号语意：使用者依据自身类型、个人理解、社会特征及美学价值，通过与其相关产品的比较来解读产品内涵。从以上四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使用者通过对产品形态的视觉印象在心中对产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是什么产品），随着自我验证实验即实际操作物品过程的进行，会逐步全面、深入地扩大对产品的了解，同时对最初的视觉印象予以更新、强化或反感、排斥。所有对产品形态或语意符号的初期预想，在自我验证阶段得到是或不是的检验，如果设计师的初衷和使用者验证后的感官体验达成一致，则证明该产品的形态成功的表达了它的内涵，也正因为有此一致性，使用者才有继续深入的操作和研究，才有发现新形式的可能。最后，使用者会给产品一个客观的评价，当然，这个评价是受到使用者自身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性格特征的影响的，同时又受到社会约定俗成的影响。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推进及信息化的发展，影响产品设计的地域性、文化性限制会越来越小。但弘扬民族文化是每一个设计师都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在此方面北欧和日本的工业设计做得很好。
优秀的工业设计在对产品语意的把握上经过系统、全面的分析，充分运用设计符号使产品的功能与形式达到高度统一。不仅体现出产品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还体现出设计对人—使用者的关怀。美国设计师丽萨·克诺（LisaKrohn）和图克尔·维美斯特（TucherViemeister）1987年设计的电话应答器是运用“产品语意学”的经典范例。这是一个听筒和应答器合二为一的产品，被设计成电话簿的样子，通过新技术，综合了录音、播放、复印信件的功能，保留了人们对传统电话的一些认知功能，但在内容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可以翻页使用,并在翻页时切换不同的内容,按键通过页的标准孔穿插而通用，简练、新颖、动感、而层次丰富，给人以亲切熟悉的感觉，吸引者使用者掌握新技术。2002年IBM公司推出的”ThinkPadTransNote”笔记本电脑获得了德国IF设计金奖。这款产品在造型上采用文件夹的特点，将笔记本电脑和电子纸笔书写器组合起来，用户可以方便的书写、绘图，处理、存储、发送文件。在设计上充分考虑使用者的心理，造型简洁，语意明确。意大利设计师马西姆·约萨·吉尼（MassimoIosaGhini）设计的“妈妈”扶手沙发外形朴实、敦厚，色彩温和，象征着妈妈的慈祥、宽容，给孩子温暖，为身心俱疲的现代人提供一个恢复精力的避乱所。
产品语意学的运用还表现在对产品的细节处理上。如佳能C.BIO型照相机，它的有机形态几乎与人体合二为一，不仅在外形上给人以细腻精致，亲切的感觉，在功能上也有着让人叹服的便利性。菲利浦公司1996年推出的“philishavereflexaction”剃须刀，整体造型时尚、大气，它的侧面与男性头颈部的侧面有着完美的一致性，调节开关的按钮（Power）正在男人的喉节处，按钮上有增加摩擦、便于推动的突起，明确的指示了产品的操作方式。以下是菲利浦公司1990-1998年推出的部分产品的“脸”—界面，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操作系统对于使用者的明确的指示符号。
M·Mccoy在探讨产品造五项问题作为进行产品语意造型设计的项目：（1）环境（Environmentcontext）即产品造型包括大小、材质、色彩、形态如何与周围环境协调；（2）记忆性（Memory）:产品造型是否让人感到熟悉、亲切、产品在文化或形态上是否具有历史的延续性；（3）操作性（Operation）产品造型在局部控制、显示、外形、材质、色彩等层面的语意表达是否清晰、易理解、易操作；（4）程序（Process）产品外部造型是否宣示了内部不可见的机构运作，是否揭示或暗示了产品如何工作；（5）使用的仪式性（Ritualofuse）产品的造型是否暗示了产品的文化内涵、象征意义。因此，我们在运用符号进行产品设计时，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考虑。近代建筑师在创作和实践中总结了一套符号创新的手法。第一是“重复和多余”，就是用重复的信息反复作用于人的感官，从而把信息强烈的传递给使用者，这对于新的符号的被接受和理解较为有效；第二是“变形和分裂”，是指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符号变形、分裂，重新组织成新的语言，既继承传统又有创新；第三是“深奥和诠释”，建筑符号学家认为艺术要有特色就要难懂，要费劲才能为人所理解，要新奇，不易理解但又能被理解；第四是“多价和多元”，即艺术要创造而不能一味的模仿。这些手法也可以借用到工业设计上，获得澳大利亚2000年工业设计大奖的奥运火炬的设计，就揉和了悉尼海滨城市的特征和悉尼歌剧院的形态，简洁、时尚，功能与形式完美统一。
1.全球背景下微观个性化“观念”叙事
后现代背景下，摄影更专注微观个性化“观念”叙事。传统摄影既注重宏大叙事，也关心微观表达，但仍以相对客观的纪实摄影为主体。伴随中国进入后现代社会，传统摄影师不再满足于纪录，以相机为工具，进行纯主观的“观念”表达。从后现代社会特征看，后现代主义是源于西方波及全球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文化思潮，表现为对现代主义的超越与批判，颠覆、怀疑、否定、反叛一切。主要体现在以电子媒介为主的视觉艺术，摄影更强调视觉化交流，注重个人观念的表达，而纪实摄影已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从创作主体看，观念摄影创作者致力于消融与解构一切，否定艺术之间的鸿沟，消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差别，导致摄影艺术的大众性与随意性，使摄影趋于平面化与游戏化，从而达到一种轻松、享受的目的，使摄影艺术向世俗文化、商品文化、消费文化发展。从摄影本质看，突出摄影艺术的复制特性，多元化改变了摄影的创作与观看关系，摄影师摒弃一元状态的客观记录，观念摄影使观看者领略了多元氛围的重要性、边缘立场的可理解性，以及个体选择的合法性，求同存异，保持个体思想的独立性。从摄影独立性的消失看，摄影已不再以旁观者的姿态，而是主动参与到现实干涉现实，并且主动地“导演”个体所理解的现实，观念摄影很快就成为其他艺术门类的一种表现工具，而摄影由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成为一种综合特质的艺术，相对地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
2.观念影像的几种观念的混乱表达
观念摄影的“反传统性”，将传统摄影体现国家、民族、社会、民众和集体利益诉求的思想言论及其言论，皆归为“体制内”，讥讽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的应声虫、文化专制主义的卫道士以及僵化的保守主义、虚伪的道德主义等。反之，则把自我搁到“体制外”，异口同声地指责“文以载道”“社会责任”“道德规范”“艺术标准”。观念摄影的“反文化性”，以“身体化”“行为化”“视觉化”“材料化”“工具化”大力张扬人的动物性和人文生活的物质性，把夸显兽性、野性、痞性、劣根性的“去蔽”“自虐”“反常”“涂鸦”阐释为“人性解放”“人权尊重”，阐释为诉诸“艺术创新”的“文化重建”。观念摄影的“唯西方性”，把西方艺术理论中所体现的价值尊奉为适用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普遍真理，不加选择地套用西方概念或理论框架，将西方艺术经验普遍化、人类化、中心化，却将中国艺术特殊化、民族化、边缘化。
3.作为艺术语言的数字影像
被数字与高科技融合的当代摄影，观念摄影同传统摄影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摄影教育也无法再停留于纯技术层面。数字技术使摄影由客观“纪录”向主观“表达”转化，传统摄影的经典叙事语言成为观念摄影首要的改造对象，数字技术、高科技的运用，使影像的创作、传播和观赏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胶片时代，摄影还是本分地“纪录”，数字化后，表达摄影者个体“观念”的摄影，为艺术家的想象与表达插上了梦想的翅膀。图片成为艺术观念表达的“字、词或句子”，进入大数据“云时代”，电脑及其存储的图片与影像显示了无所不能的威力，任何一个人可以从海量的图片库里找到其想要表达思想的图片，既有纪实图片，也有观念图片或艺术图片。摄影不但能够复制、揭示和记录，而且还可以展示人类梦想中的另类世界，想象力是观念摄影创作的核心，改变了观赏者的视觉标准与视觉习惯。数字技术使观念摄影有了更大的艺术创作空间。数字摄影重在表达，并且强大的后期支撑，使摄影的表达无所不能。但数字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在为影像带来变革时，也为摄影美学、摄影创作和摄影理论带来冲击。一些摄影师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还停留在胶片时代纯记录模式里。
4.艺术影像的产业化制作
读图时代的观念影像消费，需要大批量的照片提供给消费者，流水作业“制造”观念影像的产业应势而生。相机作为工具，宣泄苦乐哀愁，传达深刻或浅薄的理念，展示个性化的“小我”，总而言之，观念摄影仍只是一种类似文学或音乐的表达手法而已。观念摄影的“导演”特性降低了摄影门槛，观念摄影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摄影师不必自己动手，完全可以用专业手段，可应现实与商品的需求而作，或迎合商人的要求定制，用产业化方式去导演制作。当下产业化的流程已成定势，不会摄影甚至不会用相机的艺术家大有人在。观念摄影的全民创作特性，后现代语境下，观念摄影的繁荣成为一种趋势，融合了高雅与世俗、草根与精英创作群体，都在用相机表达。以“后现代”的方式、自身对于社会的理解、个性化的艺术观念，用影像的方式展示出来。
5.艺术影像的新传播格局
摄影与艺术的轮回之中，艺术摄影的传播格局悄然改变。170年前摄影开始替代绘画的工作，逼得绘画无路可逃；又过了许多年，电影和录像开始替代摄影的工作；当下则是新媒体替代了摄影的工作，改变了摄影的传播格局。后现代语境下，摄影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传播，无论是私摄影还是纪实摄影，都必须融入新媒体的传播环节，在传播中消费。摄影的传播格局经历三大转变：即摄影作为一门艺术；摄影作为一种语言；摄影作为一种文化。摄影作为一门产业，这三大转变让摄影有艺术的更多物质。作为产业的影像，给摄影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发展空间。伴随科技进步，视觉媒介越来越呈现出机械复制性和数字复制性，大众生活愈加被视觉化的图像所充斥。摄影本身具有媒介特性，观念摄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新媒体的一部分。新媒体裹挟摄影消解了传统媒体，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传统媒体，在新技术支撑体系下的数字媒体形态。新媒体被称为“第五媒体”，是从生理与心理角度，融合视听触觉的互动无边界媒体。新媒体中的摄影具有“LOVE”特点，即Life生命力、Originality原创性、Value价值、Effect效应。彰显摄影的“HINDV”特征，即：Hypertextual（超文本性）、Interactive（交互性）、Networked（网络性）、Digital（数字性）、Virtual（虚拟性）。摄影完全具备了新媒体传播特征，体现在摄影的制作、展示与观看方式、消费模式等方面，因此我们将新媒体时代的摄影，称之为读图时代的摄影。
二、后现代观念摄影的迷局和症结
1.分类评价之后，观念摄影的标准之争
目前，观念摄影尚未建立合适的评价体系。摄影一直采用分类评价的标准，但对于观念、先锋、后现代摄影却无法适用。当下观念摄影作品一味地强调思想与形式上的新奇，越来越多的观念摄影作品让观众无法看懂、无从理解，越来越多的观念摄影家让观众一头雾水。观念摄影强调观念先行，重心是观念，而非摄影本身，借用摄影的图像形式结合语言文字把抽象的观念展示出来，摄影成为艺术表达的工具之一。“观念”的混乱表达，摄影本身的图像被淡化，开始强调图像后面所展现的文字，人们无度地用这一方式进行表达，寻找合适的形象象征，用照片打比方，说事讲道理。但由于对摄影的工具特性的把握不准，或者技术性差，因为照片的多义性，只好附加以文字说明，一旦离开文字注释，观众就看不明白读不懂，观念摄影不自觉地变成低级的看图说话，将原本直接从图像本身获取的审美感受变成读文识图。观念摄影仍是技术与艺术的复合体。观念必须以摄影为基础，在后现代迷雾的遮蔽下，很多观念摄影只用摄影作为表达工具，并非纯正意义上的摄影。
2.观念摄影的伦理沦陷与影像的商业化感官刺激
后现代社会艺术家将消解僵化之物作为其表达的基本内容，具体施加在文化的解构策略上，观念摄影又有扩大化之嫌，将观念影像的价值虚无主义置于整个文化精神上，使得一些文化游戏主义、文化游击主义、文化冒险主义风行一时，尤其是一些粗俗、暴力、虚无的文化观颇为流行。观念影像的商业化感官刺激，在一些观念摄影作品，其实是对“行为”的单纯记录，艺术家通过身体摧残等方式展示自己在社会中的感受，并加以另类言说，不免出现一些以丑恶、肮脏、恶心来展示身体或色情的极端方式。不少摄影师围着色情和政治打转，手法单调、思想肤浅、道德沦丧。
3.“观念”影像的商品叙事策略
从创作者“观念”的主题内容与表现形式来看，影像作为“个性化观念产品”的宣传手段，为造成光怪陆离的“轰动效应”，冥思苦想制作“艺术影像产品”。随着中国当代影像市场的火爆，影像交易在国内几乎疯狂，国际艺术市场上也是“大放异彩”。在一些“天价”影像作品的感召下，原本门庭冷落的观念摄影，也摇身化作名利场的娇宠，俨然成为收藏家和投资者心中的摇钱树。面对如此巨大的金元诱惑，“邪念”就好像产生得合情合理了。从“观念”到“照片”的直接转换。一些“艺术家”或“观念摄影师”萌发一个观念，总会算计着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花费最短时间，获得最大的关注和最丰厚的收益。故作深沉地把一己之念套上一种文化的外衣，说三道四，忽视社会理想和主流价值取向，把个别等同一般，把偶然视为必然，把瞬间当做恒常。
4.“艺术”名下影像艺术
摄影艺术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并不能直接培养艺术家。艺术教育对于摄影者将来成为艺术家提供了可能，营造艺术表达的训练与养成环境。当下的摄影艺术教育存在一种“误导”和“摄影病”，2013年10月19日，在北京798艺术区里的映画廊，一群摄影批评家“解剖中国摄影之病”。研讨会没有诊断出病在何处，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看，至少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观念摄影是艺术表达的工具。摄影教育仅教给学生表达的技巧与方法，至于内容还在学生自己，摄影教育不能局限于技术的误区，要注重其工具性与系统性。第二，数字创新能力的培养。数字摄影已不再是纯技术性的匠人手艺，对创作人员的想象力提出了挑战，想象力成为衡量观念影像品质的关键。第三，注重摄影传播的变革。传统胶片摄影在思维方式和美学含义上同数字摄影有本质的不同，胶片摄影重在记录，数字摄影重在创作，也就是说，数字摄影运用技术创造出当代生活中难以看到的视觉奇迹，既要有科学思维的修养，还须具备数字整合能力。第四，注重文化素养的提高。艺术创作者的文化结构、思维模式、处事态度等决定了影像艺术的品质，要树立主体意识与本土意识，不仅要从摄影的本质来看社会，更要学会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表达自己。
三、当下的探索与未来的发展
1.构建艺术摄影的伦理底线与美学标准
观念摄影评论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以“绝对自由”为实质的“多元化”提倡，并且表现出强烈的“去中心”“去文化”的排他性。后现代语境下，摄影伦理底线与美学标准的混乱，急需重新建构观念摄影的标准与价值体系、影像理论。
2.影像艺术教育的培养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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