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乐教育的观念更新与基础理论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34篇，主要涉及音乐审美、音乐心理学、建构主义理论在音乐研究中的应用、多元智能理论与音乐教育实践等问题。尹爱青《解放、创造、发展・生命质量提升的本质意义――音乐审美教育人学价值透视》一文认为，审美活动是生命情感解放的根本途径，通过音乐审美教育的方式寻求人的审美发展、促进审美能力的提高。任恺《基于“相册”的动力学习范式与艺术学习中元认知的形成》探求了艺术学习中“学习主体――‘相册’――学习客体”的新学习范式。该专题的论文还有杨立梅《以大艺术教育观建设基础教育中的“艺术学科”》、郭玮《审美哲学还是实践哲学――BennettReimer与David J.Elliott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比较》、张媛《浅谈音乐教育与青少年EQ的培养――从青少年心理问题看音乐教学》、郑斌《激发初中生音乐学习兴趣的课堂教学策略实验研究》、宋蓓《格式塔心理学对中小学音乐综合课的启示》、黄丽《试论我国推进创造性主题音乐教育的几个维度》等。
二、音乐教育的文化与历史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14篇，主要涉及音乐教育中的音乐文化传承及中国音乐教育历史研究等问题。谢嘉幸《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一文通过“传统文化”、“现代教育”与“后现代传媒”三个概念，透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问题。文中指出要解决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问题，唯有将文化与教育两方面统一于学校音乐教育，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使命。余丹红《文化守望与全球视野――论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一文通过对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的分析，阐述了该教材中蕴含的全球化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守望姿态的完美结合。这一专题的论文还有马东风《中国原始音乐教育的意识与形态》、林琳《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教育研究》、金世余《我国近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之影响管窥》、罗琴《中美音乐课程标准比较――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张斐《文化传承与认同中的音乐教育》、郭洁《论文化与人类发展和音乐教育的关系》、李红蕾《“母语”的回归――浅谈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李望霞、赵昕《在国际交流中直面中国大陆音乐教育问题――音乐教育研究问题的国际论坛交锋》等。
三、音乐教育课程改革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涉及基础音乐教育、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等问题。金亚文《我国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回顾》一文通过回顾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历程，得出启示：在纵向上思考，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与革新；从横向上梳理，是对国外经验的参考和借鉴。李冠莲《有关中学音乐欣赏课教学预设与生成的辩证思考》从预设与生成的辩证关系方面入手，分析、反思现行音乐教学中出现的某些偏颇，探求导向有效生成的种种途径。本专题论文还有方楠《走进网络社会的高等音乐教育》、孙梅《网络音乐资源的缺陷与教育对策》、刘琨《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新课改背景下城乡基础音乐教育发展之比较》、黄文翠《“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彰显――义务教育音乐教材两个不同版本的取样分析及比较研究》、钮小静《基础教育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陈栋《国乐飘香飘香国乐――论高师民族乐器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费邓洪、费茸《我国高等音乐教育课程不可忽视的内容――音乐的数学性》、许冰《论高校音乐教育资源在社区音乐教育中的开发利用》、梁莉《浅谈音乐课程综合理念的本质与实践模式》等。
四、音乐教学实践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42篇，是所有参会论文中数量最多的，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音乐教学实践的研究始终是最受音乐教育工作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课题。郁正民《创造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音乐课目标教学实验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一文依据教学论的基本原理，提出在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立足国内众多的实践模式中抽取出共同的、最能体现目标教学本质特征的、具有多种应变能力的结构因素和结构方式，组成最一般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课堂教学模式，作为音乐目标教学的课堂教学基本结构形式。陈雅先《略论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一文通过对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考查，使音乐基础课教学工作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决策依赖的是哪一些心理学原理，以便更有效地解决视唱练耳教学中的问题。本专题论文还有郑莉《创造是音乐的生命，音乐促进我们创造――简论音乐教育与创造能力培养的关系》、陈玉丹《在〈音乐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发展学生音乐智能的策略》等。
五、音乐教师教育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主要针对我国音乐教师的培养模式、课程教学、中外音乐教师培养比较等展开探讨。周世斌《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现状之虞――从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引发的思考》一文以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先驱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为借鉴，提出“素质教育的实施，决不意味着精英教育从教育舞台的退出。两种教育模式必将是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形成民族和国家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所需之坚实金字塔”的观点。代百生《德国的音乐教育专业培养模式及其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启示》对德国音乐教育专业的三种形式――普通学校音乐教师教育、专门音乐教师教育以及音乐教育学理论专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与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可资借鉴的方式与方法。本专题论文还有蔡世贤《音乐教师教育的重要构件――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迎《苏格拉底“助产术”对我国音乐学研究生教育的若干启示》、尹爱青、金顺爱《“尊重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的高师音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王昌奎《试论高校〈钢琴文献与教法〉课程的性质与教学模式设计》、孙强《高师视唱练耳教学中学生元学习能力的培养》、李飞飞《从课程对比看音乐教师的培养》、高伟《高师钢琴教学内涵的二维阐释――一种基于音乐审美文化与文化传承理念的解读》、吕志芳《对音乐学专业应届硕士研究生学习方法的几点思考》、张小鸥《对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思考――参加第27届国际音乐教育大会有感》等。
六、音乐教育研究方法与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9篇。其中，涉及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论文3篇，涉及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趋势的论文6篇。马达《行动研究与音乐教师专业发展》论述了行动研究的内涵、特点和实施步骤，并根据音乐教育的特点，阐述了行动研究对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郑卫新《从方法论角度探讨我国音乐教育学研究》通过对我国部分音乐教育研究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分析，阐述了音乐教育研究必须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本专题的论文还有马力《在“方法”的岔路口徘徊――对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哲学解释学思考》、冯洁《马来西亚第27届ISME大会的创造性教学教育观――对创造性教育论文及实践的评述》、吴珍《从〈2020视野〉展望美国音乐教育价值的新理念》、宋裴裴的《跨文化对话中的传统音乐――15届国际学校音乐教育和教师教育研讨会初探》、王丽莉《色彩斑斓的民族音乐教育――印度音乐教育一瞥》等。
七、其他方面
此次大会还安排了三场重要的学术报告，这三场专题报告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前主席BennettGary博士的《音乐教育的全球展望与评价》，美国纽约大学音乐表演艺术系主任、著名的实践哲学的倡导者David J .Elliott教授的《实践的音乐教育》，香港教育学院体艺系主任梁信慕博士的《教育改革中的技术与本土化教学：音乐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新趋势》。三位国际音乐教育界专家的到来使会议具有了国际性的对话色彩。
在大会专门设置的workshop的教学实践研究会场中，许卓娅、李妲娜、杨立梅、郑莉、余丹红等分别就幼儿园音乐教学、中小学音乐教学、综合艺术课堂教学及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等课题作了精彩的现场教学示范。
音乐教育学是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一门年轻的新学科，1990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学会成立后，在曹理教授等一批音乐教育学者的带领下，平均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音乐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成果。2004年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吸纳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为团体会员，同年8月两个学会第一次在大连联合举办全国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本次长春会议是两个学会第二次的合作。从本次研讨会收到的论文来看，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较前几届研讨会有了一定的提高，拓宽了研究领域，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看问题，特别是在音乐教育文化、音乐教学实践、音乐教师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近年举办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动态，本次会议邀请国外音乐教育专家介绍当前国际音乐教育发展情况，使与会者获得不少新信息。本次大会还有一个特点，即来自全国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共70余人参与了会议。研讨会为研究生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会议期间召开了研究生座谈会，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部分研究生导师参加了座谈会。与会师生就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学习方法及研究生培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次大会还评选出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优秀论文。
从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颁布以来，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紧密联系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已取得不少成就，相信此次长春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健康发展。
依附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兴起的用来诠释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后来被中国运用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中。本文借助依附理论对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进行了全面剖析，并得出结论：在全球化的激流中，中国高等教育既要借鉴、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更要保持和发扬我国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精粹，走出一条“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高等教育道路。
关键词：
依附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本土化
一、依附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依附理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兴起的用来诠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国家经济欠发达的一种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现代化学派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方面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以安德烈•弗兰克和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依附论学派彻底批判了现代化学派的主张。依附论学派抨击现代化学派主张的现代与传统的概念，认为这些概念太过笼统、模糊而无法诠释现实的世界。因为当下备受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与非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问题，而非现代化学派研究的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1］依附论学派认为依附是指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处于被西方国家剥削、控制的地位。正如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2］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统治地位。依附论学派初期提出的观点遭到了理论界的质疑，铁铮铮的事实冲击了他们的观点：以“亚洲四小龙”著称的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很快跻身到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地区)工业化。［3］依附论以拉美为倚重研究对象确实给当时的理论界带来独特的价值，但他们忽视了对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实证考察和研究，这种理论与实际偏离的研究方法注定让依附论学派陷入自圆其说的境地。早期的依附论学派用普遍归纳的方法去研究外界力量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却不分析落后国家的内部结构。就在古典依附理论招致四面夹击的时候，以社会学家卡多佐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们认为要重点研究落后国家具体的历史发展特点，［4］与“经典依附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依附和发展可以同时进行。新观点倡导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历史特点、民族特色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但依附论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时候依附派都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依附论那模糊、笼统的概念，松散的论证过程，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总之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
二、中国高等教育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依附与自主的斗争之路
自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依附论被广泛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我国学者展开了对中国高等教育依附问题的激烈讨论。回顾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正视那段丧权辱国的屈辱史，在内忧外患的境遇下，我国高等教育受到严重摧残。作为“后来者”国家，中国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一度模仿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办学经验，比如清末以来的“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等。其中，中国在50年代对苏联的模仿给我国高等教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依附的消极方面来看，引进苏联模式加剧了我国教育的中央集权，［5］比如在学科设置方面强调单一性，以致理工分离；在人才培养上一味追求对专业精英的栽培而忽视了通才教育；教育的职能目标太窄等。然而，当时中国的“依附之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依附”和“自主”之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理清概念。所谓“借鉴”，是指积极地、主动地、有选择性地学习，［6］即我们要以独立自主的姿态与发达国家沟通、交流；“依附”则是完全被动地照搬别国经验，这样的“依附”最终只会形成畸形的教育体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高等教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英、美、日等国竞相借鉴它的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7］它们是在适应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和学术积淀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借鉴，最终它们的大学实现了从“边缘”向“中心”的转变，比如美国建立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州立大学，这些成功的例子告诉我们有意义的借鉴是可以实现高等教育强国之路的。重新审视中国近百年来的高等教育之路，我们可以发现无奈“依附”背后的创新与变革。比如“壬寅•癸卯”学制，乍一看确实模仿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学制，但依附论者没有看到的是，它也结合了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现实需要，在开设的八科里面经科是最大的一科，这在日本学制里是看不到的；“壬戌学制”从构思到颁布经历了八年的准备阶段，在这期间，学术界、教育界的学者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陶行知先生评价说：“颇有独到之处。”廖世承先生说：“不是好学时髦，或盲从美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入了WTO，国际地位日益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在获得新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一）重新审视大学与政府的依附关系
政府、社会、大学三者始终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一直以来是最备受争议的，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自主与控制这个话题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对政府的依附，同时大学又渴望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以便实现学术与科研的自由。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高等院校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包括教育决策的制定、教育经费的划拨、行政管理人员的选聘、专业教师的任用以及高考制度改革事务等都是由中央政府全权管辖。实践证明，大学要获得长足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同样政府也期望大学的发展能带来可观的回报，二者就是这样处在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之中。［8］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大学要想脱离政府而获得完全的学术、文化独立是很难实现的，那么我们就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减少依附，将被动依附转向主动依附，将无限依附转向有限依附。大学要积极地投身到国家高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加大与企业的合作力度，努力创建自己的高校特色品牌以打造核心竞争力。笔者认为大学章程的制定也能推进大学的自主化，不同于宪法和法律的是，大学章程的效力仅限于大学的组织者和相关主体，不具备普遍约束力。大学章程允许学校的举办者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自主地安排，制定切实可行的规范法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政府，而社会捐赠的数目相比于发达国家则是微乎其微，总之，我国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及捐赠意识还很不够，我们应该发动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海内外人士对高等教育进行捐助，鼓励政府创办社会型的慈善机构来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强大后盾。
（二）发扬本土文化精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本土化等同于民族化，更通俗地讲也是国家化。本土化是指一个国家无论怎样发展都能保持民族特色。本土化要求我们时刻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是任何时候都要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的。［9］没有本土化就没有国际化，正是本土文化才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发扬本土文化固然重要，但若盲目地崇拜、信仰民族文化而固步自封，漠视其他异域、民族的文化，这就违背了本土化的真谛。
（三）以国际化的视角来推动高等教育的新发展
国际化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实现了跨国家、跨地域、跨民族的深度交流与合作，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多层次的资源共享平台。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各个国家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参与国际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10］主动地汲取别国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以便谋求本国高等教育更高层次的发展，同时也能提高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只要能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国际化大洪流中，我国高等教育定会进入良性的螺旋式发展模式。
（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离不开对其他国家的优秀教育经验的借鉴学习，但这种借鉴和学习是建立在平等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的。我们要合理地整合利用资源，取长补短，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是在这种开放、包容的交流与合作中得以传播发扬的。实践证明，借鉴从来都不只是存在于后来者与先行者之间单向的活动，很多时候它是多向的。［11］
（五）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培养更多优秀的国际化学术人才
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更重要的是，国际上的优秀学术成果几乎都是以英文呈现的，学术成果是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领域的科研能力的最主要的标准，由此可见，熟练掌握英语是多么重要。所以，我国高等教育要加强英语教学，争取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总之，高校学生的整体素质直接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四、结语
笔者对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最初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学术和文化的“边缘”地位，时至今日我国也未能跻身高等教育强国之列。“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复制、模仿高等教育经验和理念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任何事物在其成长的最初阶段都不可避免地要依附强大的事物而获得发展。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我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至此，我们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依附理论，从而做出更加科学有效的高等教育发展决策。为了能早日跻身高等教育强国之列，我们必须在发扬本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国际化洪流，努力提高我国学术、科研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加大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充分合理地利用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
作者：舒展 单位：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白玫.依附理论视角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和未来［J］.高教探索，2010（03）.
［2］劳尔•普雷维什.边缘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M］.苏振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陈兴德.由传统走向现代：嬗变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反思［J］.集美大学学报，2004（03）.
［4］何晓芳，张贵新.对比较教育中的依附问题的反思［J］.外国教育研究，2006（09）.
［5］刘志文.自主与依附的抗争：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道路［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03）.
［6］尚明翠，杨素萍.论比较教育依附论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05）.
［7］陈兴德，潘懋元.“依附发展”与“借鉴—超越”——高等教育两种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9（07）.
［8］童锋.现代中国大学依附政府发展模式的归因与建构——基于依附发展的视角［J］.暨南学报，2013（06）.
［9］彭拥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大学教育科学，2004（04）.
一、美国远程教育期刊简介
随着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美国各种类型的远程教育学术期刊也纷纷应运而生，通过收录和发表有关远程教育、教学的研究论文，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的影响日益增强。综合来看，现阶段美国正式出版发行的远程教育学术期刊主要有: 《成人教育季刊》(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成人学习》( Adult Learning) 、《互联网与高等教育》( The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交互学习研究》( Journal of Interactive Learning Research) 、《远程学习管理》( Journal of Distance Learning Administration)、《美国远程教育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Distance Education) 、《教育技术评论》( EducationalTechnology Review) 等二十余种。其中，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Social ScienceCitation Index) 收录的共有两种: 《成人教育季刊》和《互联网与高等教育》。SSCI 根据论文引用次数衡量一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因而被收录期刊往往在其学科领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此外，《美国远程教育杂志》主要刊载美国国内远程教育的研究论文，相比前两种刊物，更能反映美国远程教育的发展状况。因此，将这三种期刊作为美国远程教育研究论文分析的样本，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前美国远程教育研究的实际。《成人教育季刊》创刊于1950 年，由美国成人与继续教育学会编辑出版发行，致力于收录和发表成人教育理论与实践、教学效果比较等方面的文章。近年来，《成人教育季刊》加大了对教育实践创新及跨国际成人教育研究论文的刊载。《互联网与高等教育》创刊于1998 年，由爱思维尔公司出版发行，全年4 期，杂志对所有投稿采用同行评审程序，以保证评审的公平、公正。《互联网与高等教育》旨在促进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模式设计、网络课程的开发、互动在线课程的合作学习与实践、网络教学中的国际化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美国远程教育杂志》创刊于1987 年，由泰勒和弗朗西斯公司出版发行，季刊，全年4 期。《美国远程教育杂志》致力于传播美国在现代远程教育领域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和创新，探讨远程教育中的多媒体系统以及网络环境下的异步学习、混合学习等问题。
二、三种期刊2007 - 2011 年刊载论文分析
( 一) 论文概况
2007 - 2011 年，《成人教育季刊》、《互联网与高等教育》和《美国远程教育杂志》刊载文章的数量变化，能够侧面反映美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动态。在这三种期刊中，所刊文章主要为三类: 由编辑撰写的社论、研究性论文( article) 及书评( book review) 。鉴于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本文将分析样本限于三种学术期刊的研究性论文。因此，在本文研究中，我们先对三种期刊2007 -2011 年的研究性论文刊载数量进行统计。
我们从上表清晰看出， 2007 - 2011 年《成人教育季刊》共发表研究性论文88 篇，其中，2007 年16 篇， 2008 年16 篇，2009 年17 篇， 2010 年19 篇，2011 年20 篇; 《互联网与高等教育》共发表研究性论文144 篇，其中， 2007 年21 篇， 2008 年25 篇，2009 年21 篇， 2010 年45 篇，2011 年32 篇; 《美国远程教育杂志》共发表研究性论文64 篇，其中，2007 年12 篇，2008 年12 篇，2009 年12 篇，2010年12 篇， 2011 年16 篇。2007 - 2011 年三种学术期刊收录研究性论文共计296 篇。
从论文数量看，三种学术期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或许源于不同的期刊编排和编辑的选稿要求。但从总体趋势分析，2007 至2011 五年间，三种期刊的论文数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尽管增加的幅度不一。这也似乎从侧面印证了，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远程教育的发展，美国相关的研究和探索也在不断地跟进和扩大。
( 二) 研究方法
每种学术期刊都遵循一定的价值理念和研究倾向，并在论文的收录上展现出研究风格的独特差异。我们详细研究了三种期刊所涉及到的296篇论文，对每篇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以及从不同方面对所涉及的研究方法的实际应用进行了总结。尽管这些研究方法大多为我国从事远程教育研究的人员所熟知，但其应用模式、表现方式等与我们现实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亦即在研究方法的运用及表现等方面，体现出较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由于论文在方法的运用上较为灵活，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研究方法，因此，在论文研究方法的归类上，我们按照论文所偏重的研究方法进行划分 。
1. 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即指一种经过精心的设计，并在高度控制的条件下，通过操纵某些因素，来研究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 ( P. 188) 依照定义，在我们的统计中，《成人教育季刊》刊载论文未涉及实验研究，而在《互联网与高等教育》、《美国远程教育杂志》所收录论文中应用较多，采用的研究方式包括了实地实验、标准试验等。在实验设计上，多采用随机对照实验(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和准实验( quasi - experiment) 。如《远程教育能否成为实验教育的有效途径?》( Are Distance LaboratoriesEffective Tools for Technology Education?) ，其中采用了随机对照实验的形式，分别测量了以远程教育形式进行实验课程学习的学生和在中学课堂进行实验课程学习的学生，对获取的六学期的成绩数据进行了分析，以此探讨在实验教育类课程中远程教育形式的有效性。《发展一种测量工具以评估学生对远程教育课程质量的意见》( Developmentof an Instrument to Assess Student Opinions ofthe Quality of Distance Education Courses) 则表现了另外一种实验研究的模式，通过对学生态度、意见等的测试来验证某种测量工具的可靠性。这些实验研究注重实验结果的真实性，并常常利用建立数理模型等展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让研究显得更为直观和明了。
2. 调查研究
在三种期刊收录的研究论文中，调查研究都占据着重要地位，采用这种研究方式的论文数量最多，应用也最为广泛。尽管《成人教育季刊》偏重于理论性的研究，但在其近五年收录的论文中，采用调查研究方法的论文仍占总体论文的一半以上。而《互联网与高等教育》和《美国远程教育杂志》使用调查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也是最高的。调查研究的方式灵活多样，有访谈调查、问卷调查、电话调查、网络调查等。这些研究方式在相关的论文中，或以一种研究方式为主，或二种或三种研究方式相结合，综合运用。抽样的方式以随机抽样为主。通观调查研究在这些论文中的具体应用，体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首先，重视对调查研究方法的具体描述，在整个论文的主要内容中，一般都会用较大的篇幅对具体的抽样、调查方法等展开论述; 其次，在调查数据的表现和展示上，尽量通过多样的表格和图示来呈现相关的内容，在表格和图示的设计上较为科学、直观，增强了研究论文的表现力; 最后，在讨论中立足于数据描述和分析，能够给予诠释性的论述。
3. 历史研究
在2007 - 2011 年三种期刊所收录论文中，历史研究相对较少。通过统计分析，《成人教育季刊》中有少部分历史研究的论文。另两种期刊集中于对现代及当前远程教育的研究，因此仅《美国远程教育杂志》收录了1 篇历史研究论文，而《互联网与高等教育》所刊载论文几乎未涉及历史研究。从方法的视角看，历史研究常关注某一特点群体、地区在某一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描述来分析事实的发生原因并揭示这段历史对现时代的影响。如《不为人知的故事: 1920- 1949 年洋鬼子在上海丝绸厂的成人教育》( The Untold Story ofForeign DevilAdult Educatorsin Shanghai Silk Factories ( 1920 To 1949) ) ，主要叙述1920 - 1949 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所进行的劳工成人教育的情况，分析其中的各种现象和原因，以及对二十一世纪成人教育发展的启示。
4. 理论研究
2007 - 2011 年，三种期刊收录论文对理论研究方法均有涉及，在论文中所占比例仅次于调查研究。而《成人教育季刊》尤为注重此类研究，其统计论文中共有24 篇属于理论研究论文，占总体收录论文的比重为27. 3%。理论研究以严密的逻辑思辨对相关概念、理论进行解释和建构，使其系统化、抽象化，并对远程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具有普遍地指导意义。无疑，从远程教育中所获取的具体的、零散的经验，并不能完全适应远程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对这些经验的理论化改造，将帮助远程教育建构和完善自身的理论知识体系。理论研究多持一种质化的研究取向，提倡逻辑思辨的方法。如《关于自我发展中自我的理性反思》( TheSelfin Self - Development: ARationalist Meditates) 。但这并非理论研究的全部，在统计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归属为理论研究的论文中，已较为普遍地渗透着量化研究和模型建构，以一种数理化的表现方式来阐述理论性的命题。如《网络沟通中的内容分析: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评估批判性思维的分析模型》( ContentAnalysis in Computer - Mediated Communication:Analyzing Models for Assessing Critical Thinking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
5. 文献研究
可归为文献研究的论文在2007 - 2011 年三种期刊收录论文中所占比例较低，《成人教育季刊》有7 篇论文，《美国远程教育杂志》有5 篇论文均属此类。文献研究强调通过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符号、数字、图像等各种形式存在的资料，从中发现并探讨相关的远程教育的教学模式、学生的网络学习、教师的教学设计等。对应用文献研究的论文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其普遍采用了内容分析、二次文献等方法，已涵盖了文献研究的各种具体方式。如《巴西远程教育研究方法和主题分析以1992 - 2007 年期刊为样本》( Analysis of the Methods and Research Topics in a Sample ofthe Brazilian Distance Education Publications，1992to 2007) 。
综上，笔者似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美国远程教育重视实证研究。具体表现为在统计的期刊论文中，使用历史研究、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的论文数量合计为225 篇，占总体论文数量的比例为76%。这些数字和比例已远远超过了应用理论研究、文献研究等方法的期刊论文。显然，客观、严谨、定量的实证研究已经成为美国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特征。实证研究强调对研究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从而揭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已然成为美国远程教育研究的常态，并进一步促进了美国远程教育研究的科学化。除此之外，虽然各期刊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量化研究已成为了这些论文的共同选择。无论是实证的实验研究、调查研究，还是倾向于定性描述的理论研究、文献研究等，都强调了量化研究的运用。定量分析已不仅仅是实证研究的专利，理论研究、文献研究等也似乎脱离了纯粹的质化研究的束缚，转而寻求与定量研究的结合，通过数理推论、模型建构来增强其理论分析和阐述的科学性。
( 三) 论文选题及内容
论文选题是研究的方向标，通过对选题范围及内容的梳理，我们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某一学科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分析学科研究的前沿，以及这一学科领域所涉及的研究广度与深度等。论文选题已成为我们追踪及分析学科研究现状的重要内容。为了较为完整地描述美国远程教育研究的现状，笔者对2007 - 2011 年三种期刊收录的296 篇论文进行了分析，概言之，其选题共涉及以下6 个方面: 基本理论、政策分析、发展历史、外国远程教育、在线学习、网络教学等。
1. 基本理论
有关基本理论的选题在美国现存期刊论文中较为常见，其所涉范围较广，并不仅仅局限于学科理论本身。具体分析相关论文，可以发现三种学术期刊收录论文普遍存在一种理论偏好，即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较少或几乎未曾涉猎远程教育和成人教育自身，如远程教育的概念、教学模式、教学设计、质量监控等，而较为集中关注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的新进展及对成人远程教育的影响，或是在社会文化、哲学思想的背景下探讨远程教育活动等。近五年的选题热点如下: 后现论、终身学习、现象学、新殖民主义、社会文化、全球化等。倾向于从较为宽广的理论视野探讨远程教育活动的规律、发展、变化等，从宏观层面对远程教育的发展进行概述。此外，也有部分研究者关注远程教育教学中的心理学理论，如建构主义、社会学习理论等，还有研究人员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前沿理论进行了探索，如虚拟教学理论等。这与我国当下远程教育理论研究的现状存在迥然差异，我们似乎更重视远程教育领域内教育教学理论及学科理论的探讨。两者在理论研究选题上的差异，或许源于远程教育研究的发展及成熟度不同。我们强调立足于远程教育的研究对象、命题及范围，进而构建远程教育的学科体系，因而理论研究在更多的时候以此为目的，并为此服务。
2. 政策分析
关于远程教育政策分析在三种学术期刊的收录论文中并不多见。就选题内容的侧重点而言，大概有4 篇论文涉及到此类主题。有研究者从宏观层面关注社会、国家公共政策对远程教育的影响，如社会福利改革、扫盲计划等。他们以这些社会公共政策的发展变化为背景，深入分析特定的教育对象接受远程教育的费用、机会等相关问题，这一类的政策探讨，带有强烈的社会学或公共管理学的色彩，展现了较为宽阔的理论视野。还有研究者热衷于远程教育自身的政策分析，他们从远程教育管理入手，探讨远程教育与主流教育机构的融合、经济领域的远程学习、特殊区域的远程教育( 如监狱) 以及新型远程教育大学的构建等相关政策，期望通过对这些政策的分析，促进远程教育的发展并规范其管理。尽管探讨的层面和视角存在差异，但两类研究者都将研究视野投向了国外，论文所及也多为联合国或其他国家的公共与教育政策。
3. 发展历史
发展历史是美国远程教育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三种学术期刊的论文均不缺乏对此类史实的追溯。主要内容和选题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成人教育、天主教工人运动中的妇女学习以及远程教育机构的发展历程等。总体而言，有关成人教育和远程教育发展历史的选题较少，在这些论文中，研究者多关注他国特殊历史阶段的成人教育发展，而较少关注美国的相关历史进程。此外，我们在这些已有的论文选题中发现，研究者关注的特定历史阶段，多为社会矛盾激化、斗争激烈的时期，重视研究这些特定时代背景中的弱势群体如妇女、工厂工人等。而在涉及诸如少数种族、妇女等群体时，其研究重点往往倾向于教育权利、受教育条件、社会公平等偏政治性的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远程教育研究的教育性。
4. 外国远程教育
作为日益国际化的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开始逐渐重视外国远程教育的发展状况，三种期刊的收录论文中，以外国远程教育发展为选题的论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实美国远程教育研究的国际化。在有关外国远程教育发展的论文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涉及国家和地区较为多样，有加拿大、韩国、博茨瓦纳、瑞典、南非、巴西、哥斯达黎加等，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这与我国远程教育集中于研究英美等西方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 第二，从研究内容分析，则涉及跨文化、种族、妇女、老年人、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方面的各种问题，题材丰富、视角多元。研究层面有微观的，如《以技术平台构建教学方法: 韩国基于博客学习的案例研究》( A case study of blog - based learning in Korea:Technology becomes pedagogy) ，以两个不同的研究生班为样本，研究了博客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功能的教学工具和教学平台对网络学习者及教师的重要影响; 也有宏观的，如《瑞典大众教育模式: 一种民主与殖民的矛盾结合》( Paradoxes ofSolidarity: Democracy and Colonial Legacies inSwedish Popular Education) ，通过对上世纪70、80年代坦桑尼亚民间发展学院的分析，探讨了瑞典大众教育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及影响。
5. 在线学习
在远程教育中，学习者的在线学习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同步学习、异步学习、混合学习等各种各样的在线学习方式始终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激发着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在三种学术期刊收录的论文中，也以这一类选题最多。研究者对网络学习者的行为和心理等展开探讨，范围广泛，内容丰富。进一步梳理这些选题，我们发现研究者在专注于网络学习的同时，其侧重点却大相径庭，涵盖了在线学习的各个方面，展现了一幅多样化的研究蓝图。有研究者喜欢分析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因而常常关注电话交互式学习、分布式学习、问题式学习、小组合作学习、社交网站中的体验学习、网络环境中的阅读行为、异步学习中的合作、在线讨论、聊天社区中的学习行为等; 有研究者强调学习者的学习心理，热衷于讨论性格内外向学习者的远程教育学业成就评估、网络学习的自我效能感、学习者在远程教育中的认知发展、在线学习动机、在线项目合作中的社区意识、社会学习理论与在线学习等; 还有研究者重视网络学习环境的构建，着力于研究虚拟学校、虚拟教室、在线特许学校、虚拟教育、远程学习环境、在线社区、个性化的虚拟学习空间、大型网络课堂、同步的网络音乐课堂、网络虚拟实验室等。
6. 网络教学
试论开放、兼容的现代教育观 洪辉煌
影响高等学校管理者绩效的诸因素分析 华干林
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高校财务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张呈余
学习贯彻"以德治国"方略构建高校新型德育体系 赖新民
当代青年道德人格的困境、时代要求及其培养 胡艳蓓
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与中国的民族高等教育 黄骏
关于提高高校教育决策水平的思考 高建勋
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整合 叶明非
论经济全球化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视野 黄元国
论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三阶段 雷洪德
论高校党建工作现代化 莫纪平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衡"现象分析 杨宁芳
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校理想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朱喜坤，范笑仙
关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考 钱晓勤
建设适应民办高校特点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方晓春
加强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陶岩平
ISO认证: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新思路 刘智元
强化科学管理追求质量效益--面对高校扩招谈教育管理 颜亚蓉
高等教育质量链初探 任义君
加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张金辉，付云霞
浅谈加强高校学科梯队建设 阮再洪
高校图书馆阵地意识浅论 汤洪庆，荆丽辉
浅议高教自考音乐教育专业理论课程的考核 王锐
高职高专教务管理规程研究 王忠国
论加强高等院校环境教育 孙定建
思想讨论的意义 丁兆春
高师教育必须注重书法教学 张怀满
高师数学教学中如何实施素质教育的几点探讨 鲍曼，王玉文，秦进红
试论"两课"教学评估的意义 王长民
从突出特性入手搞好"邓小平理论"课教学 于亚文
"邓小平理论概论"课教学改革研究 李翠霞
工科物理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赵言诚，孙秋华，麻文军
高校专业课教学改革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张颖，闫雷
高校学生工作"管理-服务-发展"模式研究 陈发瑶，姜群瑛
高等教育经费结构多元化探微 陈建，赵世鸿
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汤海旸，方竹根，王南雁
关于科学研究在一般院校发展中的定位思考 杜海平
从高等教育到终身教育 程黎阳
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文化选择 李虹，李维
树立全新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赵泽宽，吴成钊
新世纪初地方重点大学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路云平
教育:用整体尺度放大人的内在世界 谭景芳
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周丽霞，钱佩忠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思考 张劲，王斌
以"三个代表" 思想为指导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支戈壁
试论生活方式的变革与高校精神文明建设 王小燕
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问题的若干思考 陈火弟
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影响及对策 陈凌，何树林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贵在主动与助人以需 于桂贤
人--文化的生物 --论英语教学中外教与本土教师的合理搭档 朱风云
论二语习得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杜文捷
以文化素质教育为核心改革哲学教学 曹含梅
由实习基地到三结合基地的探索与实践 阎军印，岳连香，方慈
运用迁移规律进行《工程热力学》教学改革的实践 谭羽非
高师教育学案例教学法的内涵与实施原则 张宝臣
信息时代《现代教育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 茅育青
论高师体育教育专业新世纪课程改革 钱文军
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课改革刍议 张道理
论写作基本功 姚承嵘
科研育人:研究生培养教育的关键 楼建悦，赵启泉
跨学科、跨专业培养研究生的途径探讨 罗仕鉴，陈杭渝，孙守迁
师生互动对研究生道德素质培养的影响 唐魁玉，白淑英
印度高校教师的工作量与工资待遇 宋爱红，安双宏
美国哈佛大学《零点计划》给中国高校实施文化艺术素质教育的启示 姚军，徐天成
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研究 卢晓红
大学生就业的性别差异及对策研究 戴明清，王克黎
大学生人际交往团体心理辅导实践的思考 邢秀茶，冯超，李君
试论高等师范院校教学全面质量管理 任登波，王光琼
重构我国高师院校的教师观 蒋亦华
坚持"两个务必"推进"两风"建设深入开展 肖书源
高校共青团推进创新教育活动的思考 徐仁权
论思想政治工作的继承与创新 娄国栋
当代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特点与教育对策研究 喻永红
科学研究与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马立祥
我国教育市场结构特征与发展政策路径分析 林勇，陈德敏
高校社团企业化运作模式初探 李金明，刘尊旭，吴松
新时期高校学生工作进家庭模式探索 邓德敏
对高校人才成本核算的初步探讨 张步俊
高校图书馆的网络信息导航 魏力更
完善和创新高校资产管理的几点思考 马杰一
高校后勤消费资源的分层 彭怀祖，唐德善
BOT投资方式与高校后勤投资制度创新 郑文谦
对当前教师教学评价问题的思考 郑鹰
以实施新教学模式为契机建设高水平高校教师队伍 陈利群，林大静
高校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侯瑞君
加强教职工职业道德建设调查报告 朱强，罗慧，张永康，秦金保，蒋国凤
高等法学教育改革面临的两个基本关系 吴西彬
关于高校应用写作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王翠荣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多样化教学模式研究--案例分析教学法探析 王学静
诗词与《思想概论》课的教学 吴日明
基于价值观的大师级教师论 苍翠，姚永志
人文环境对高校体育教育的影响 欧阳斌，冯志敏
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体系 程黎阳
论以人为本及高校的人本管理 许亚非，向万忠
现代管理理念在高校体育部门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赵少平
论高校班级民主化管理模式 刘志翔，熊小红
我国高校董事会运行机制研究 钟晓东，陈洪涛
高校会计预算管理的宏观调控与微观举措 李德生
论高等教育成本会计核算的原则 唐艳兰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 白立强
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张庆奎
高校网上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建设实务思考 陈雪琴
学生班集体建设:高校德育工作的坚强阵地 于成学，樊晓东
高校女特困生的心态特征与心理资本富足 谢旭慧，孙营
学分制赋予学生什么自由与义务 吴跃文
学分制管理的若干启示与对策 任淑淳
高等教育教材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苏力华，刘后根，柳军，温俊，陈仕强
大力推进产学研结合加快高校科技创新步伐 李君明
以强化科技工作为切入点快速提升新建本科院校的综合实力 舒光伟
论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思想特点及教育原则 胡解旺，欧清华
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专业化体系建设论纲 池忠军，易汝玲
当前就业形势下高校学生工作的理性思考 许紫岳，黄新敏
高校就业指导体系建构问题研究 赵岩，高丹，苏畅，隋国成
关 键 词：新中国成立初期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即在高校进行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这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题中之义，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的实践。当时，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这一工作，为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对当今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平台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共同纲领》提出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为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人民政府在接管、接收公、私立高校时，废除了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取消了“国民党党义”、“公民”、“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重视对高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早在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均开设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党的基本政策知识课程。新中国初期，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就成为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重要措施。
1949年上半年，燕京大学自动添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新课。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以“废除反动课程（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为各院系课程的实施原则；同时规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政治经济学为文学院与法学院的共同必修课程，前两门为各大学专科学校各院系共同必修课。这个规定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法学院的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等七个系的课目进行改造，各学科添加不少与学科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课程，这“是用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代替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充满唯心论、机械论，以及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课程的重大措施。”[2]
1949年11月17日，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地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的方针，明确指出：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学习。这确立了政治理论课在新中国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1949年12月和1950年6月先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再次强调，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型骨干，高校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通过的并由教育部于1950年8月14日颁布的具有法规性质的文件《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把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列为高等学校任务的首条。教会学校亦不例外。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会学校应遵守政府法令设政治课为必修课。之前，即5月19日，教育部颁发了经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的《北京师范大学规程》，规定政治课约占本科各系全部课程的15％。同时强调，在文化业务课中，也应贯彻革命的思想与政治教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3]这些规定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列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予以法制化。
1951年6月，教育部召开高校课程改革讨论会，针对当时存在的“把政治课与业务课对立起来”和认为“只有政治课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错误的或片面的看法，进一步明确政治课与业务课的关系，强调政治课是各系科的基本课程，要着重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讲授。9月10日，教育部就政治课问题向华北各高校发出指示：（一）“各系拟定教学计划时，应把思想政治课作为业务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取消“政治课”的名称，将《社会发展史》改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与《新民主主义论》及《政治经济学》同为独立课目，并“应将上述三课目同其他业务科统一计划”。（二）将“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改为各该课目的教学研究指导组，由教务长负责计划、组织、督导检查”。从此，在我国各高校，各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目列入整个教学计划，成为各系、各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过度解读；反思
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被广泛接受，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导话语、战略选择、政策导向和实践追求。然而，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中国实际上被过度解读了。不论这种过度解读出于何种原因，是现实的需要还是理论的盲从，我们都需要做出理性的剖析和反思，这对于教育研究的持续深化和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
一、对马丁·特罗的理论，过度突出其中大众高等教育说的地位，大有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取代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趋势
196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丁特罗(Martin Trow)教授在《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大众高等教育”这一概念。70年代，特罗以美国和战后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问题，连续撰写了《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1970)、《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变》(1972)、《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1973)等系列长篇论文。特罗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至少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为成长率，即在校学生数的增长；第二为教育制度及教育机构规模的扩大；第三为适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率。根据适龄青年入学率的不同，将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精英”、“大众”、“普遍”三个阶段，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下时，称精英教育阶段，此时高等教育首先关注的是塑造统治阶层的能力和人格，使学生为在国家和学术性专业中充当精英角色做好准备，高等教育的对象局限于少数学术精英，作为特权，受出身、天赋等条件的制约。当高等教育入学率为15％-50％时，称为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此时教育的重心从塑造人格转向传授更为具体的技能，高等教育机会逐渐成为那些具备某种正式资格者的权利。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 50％时，就进入普遍高等教育阶段，此时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义务。特罗认为，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高等院校类型与规模、入学与选拔、课程组织、学术标准与教育质量管理等方面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教育文化观念、功能、教学形式与师生关系、制度变革、教育结构、领导与决策方式、教育运行机制等方面也将具有不同的规定性。此后，特罗发表了《论大众高等教育与教育机构多样性》和《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遍进入过渡：美国优势》等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大众高等教育与普遍进入问题。
对于处于“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的中国，关注特罗理论中大众高等教育说有其合理性。但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演绎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甚至将特罗称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之父”，却是我们的过度解读。实际上，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提出时的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大众化。此后，特罗教授对其“三阶段论”不断进行修正、补充，但仍局限于部分发达国家，并未在其他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广与验证。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适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率已经基本停滞，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下降，支撑高等教育普遍进入的是终身学习的兴起和大量成年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于是在《论大众高等教育与教育机构多样性》和《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遍进入过渡：美国优势》等文章中，他明显地以网络社会和终身学习为背景讨论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可以看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并没有局限于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在修正自己的理论时，其修正的重点是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与普遍高等教育阶段的关系，以使自己的理论与不断变化的教育现实相吻合，并未涉及精英阶段与大众阶段的关系。
由于这种过度解读，特罗的学说就从实证性研究被解读为规范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是通过一套经验的东西追求一个理论的验证，而且不是通过价值预设的。而规范性研究是用一套思辨的东西去构造概念，已经有了价值选择。特罗的高等教育阶段说，着眼于对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的客观描述，并以此为依据对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进程作出猜测和预期。这主要是一项实证性研究而非规范性研究，这一学说主要是根据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而构建的关于高等教育演化的一个简单的思想框架。他自己后来也承认：“构建这个图式或模式只是初步的尝试，存在甚多的局限和不完善。……在某些方面，特别是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袭美国的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个明显的错误”。在将客观描述解读为规范性预期的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和政策目标。
二、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过度突出大众高等教育说在其中的地位，漠视这一理论的对立面
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一直处于一枝独秀的话语统摄地位。人们透过特罗的理论，将纷繁复杂的高等教育发展整合为一种关于高等教育历史演化、发展前景和终极目标的总体的、同一的、系统化的、理论化的、纲领化的发展模式，即精英—大众—普遍。这种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隐含着无所不包的统摄性，实际上它也为高等教育发展确定了历史观和价值观，并由此构筑起“教育领域典型的大叙事”（孙玉杰，2006)。但是，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目前并没有某个理论处于这样的话语主导地位。
20世纪构成高等教育发展认识论基础的主要是两种高等教育论，即知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带来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两种不同路径。秉持知识论的人，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钻研知识、追求“不受价值影响”的真理作为目的，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于高深学问的自由探究，因此高等教育只能是精英型的，所谓大众化只会把不合格的、不适合做研究的学生带进大学；强调政治论的人则注重高等教育对于国家强盛、社会民主与平等、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影响，主张高等教育应当走出“象牙塔”，从求真走向求用，向所有人开启大门。它推动了大众型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各国高等教育向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演进。虽然二战以后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占据优势，但“法国、地中海各国和拉美等国高等教育坚持第一种方向”，延续着以知识论为基础的精英教育传统。即使像美国这样大力推广大众高等教育的国家，精英教育理念依然是许多名校和学者的选择。
对于二战以后出现的高等教育迅速扩张，西方学者，特别是社会学与高等教育学学者出现了严重的认识分歧。其有关考察与思索、分析与阐释主要形成两种理论阐释：一种是教育过度说和资质过度说，一种是大众高等教育说和普遍高等教育说。教育过度(Over Education)说及资质过度(Over Qualification)说认为，在任何国家，工作职位任职资质要求与就职者实际资质之间，都存在着特定的文化、社会、经济甚至法律规定或曰惯例。就职者实际资质高于职位任职资质要求而形成现实配置，属于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它与教育不足或资质不足一样，都是配置错位。有高等教育扩张，就有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高等教育扩张速度越快或幅度越大，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就越严重。教育过度往往导致多种负面效应，如教育回报降低、资质利用不足或就业不足、挤占低技术工作岗位、知识浪费等等。所以教育过度说和资质过度说倾向于否定高等教育扩张，将其视为社会问题。大众高等教育说和普遍高等教育说以马丁·特罗为代表，他提出了高等教育“精英”、“大众”、“普遍”三个发展阶段，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这一学说实质就是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其理论根基和研究范畴属于教育民主化的理论体系之中。它是基于某种描述性原则提出的，偏向于中立考察高等教育的扩张，偏向于中性描述高等教育扩张态势。“但是在西方学术界，一般则把特罗教授的贡献看成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因为量的划分标准并没有科学的依据”。
可以看出，无论是基于知识论的精英教育观，还是基于某种规定性原则提出的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说，一直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学说的对立面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这些对立观点的争论不断校正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构成了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环境和条件。但我们今天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却局限于特罗教授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解读，这既是一种历史的遗撼，也是一种理论的遗憾。这种过度解读由于略掉了理论的对立面，客观上造就了目前只有一种声音的大众化语境：似乎谈论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即使是指陈时弊，也只能在大众化大背景下给出自己的话语。这样的大众化语境也将我们自己紧紧地绑缚在大众化单一坐标之中，以至于形成了只有我们自己察觉不到的不科学的认识。例如“已经跨入了国际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样的表述泛滥于学术和主流媒体，却不知这是典型的过度解读的结果，因为目前国际上对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没有“公认的”标准。
对理论对立面的选择性漠视，或许是理论界的疏忽，或许是我们已经择定了高等教育扩张道路之后而采取的有意的疏忽。但理论上过度解读与选择性漠视的结果，只能是在实践层面上得到“教训”。如某些精英型大学出于现实的利益权衡也加入到扩招的行列，导致研究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滑坡；而大众型大学定位不明，与精英型大学盲目攀比、贪大求全，把大众型大学办成压缩型、低质量的“精英教育”；有些学校出于利益动机不顾现实条件，在“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口号下盲目扩大招生，造成一方面是社会急儒的人才存在严重缺口，一方面是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局面，即使就业，起薪标准也逐年降低；有的地方和部门领导将大众化与产业化等同起来，认为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应当遵循办产业的思路，从而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引入歧途，甚至无节制地扩大高等教育基本建设规模，许多高校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跑步进入“大众化”已经导致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并遮蔽了高等教育面临的结构调整的矛盾，延迟了高校在招生录取、专业设置、教学质量评价、人事制度等方面的紧迫改革。因此，即使对大众化理论深信不疑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达到15％甚至是更高的毛入学率，也并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
三、对西方教育大众化理念，过度突出其中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部分，略去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整个教育大众化的延伸和发展这一理论的背景
教育大众化是伴随近代化而出现的社会潮流。近代史上，欧洲教育曾长期存在双轨制，一轨是为了将下层劳动者子女培训成职业技术工人而发展起来的学校系统，自下而上是小学—职业学校，这是职业教育；一轨是由古代贵族学校演化而来的带有等级特权色彩的学校系统，自上而下为大学—中学（中学预科班）—小学，其培养目标是学术性的，其实是精英教育。两个体系各自封闭，互不相通，实际上剥夺了普通大众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权利。“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一词17世纪产生于欧洲，更确切地说是“大众初等教育”(Mass Elementary Education)，指的是教育发展阶段中与精英教育并存的非精英教育部分。但实现教育公平、反对教育歧视的斗争在近代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历经多次教育改革（如洪堡改革），双轨制逐渐向单一学制靠拢，精英教育增加科学知识的教育，职业教育也增加人文教育的内容，原来作为上层特权的、面向大学教育的普通中学开始对普通大众开放（亦即大众化），大众教育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随着义务教育法在欧美各国的推行以及义务教育年限从初等教育延长到中学，教育大众化、教育普及化成为社会常态。
“大众高等教育”(Mass Higher Education)是教育大众化向高等教育领域延伸的自然结果，尽管秉持精英高等教育传统的人予以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有其自己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特罗的理论是对这一进程的理论概括和提炼，其实质就是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其理论根基和研究范畴与教育民主化思潮有内在的联系。从概念的演进来说，在特罗教授提出大众高等教育学说之前，大众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已经存在于教育领域之中。大众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生概念，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概念产生的最初形式。当代西方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不仅仅是一连串的数字，更是基于其文化传统和社会自身发展需要的无数次改革的结果，以及教育与社会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背后是几百年的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和制度安排变化，是教育理念和大学观念转变，是教育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特罗的理论带有西方教育传统的浓重色彩，它不是抽象的教条，离开了特定的历史实践和具体语境，我们就不能确认其对错，它们没有天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然而我们在引介、借鉴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时，却略去了其历史基础、制度文化和理论背景，试图将这一理论“范式”生硬地套在中国高等教育上。T.S库恩认为范式是“一幅用来类比的具体的‘图画’，是一种‘看的方式’”，“一种共有的信念”，它能提供“一个可供仿效的解题范例”。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学说的过度解读已经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为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的核心概念，并实际上框定了一定时期内的研究途径与方向，同时也成为关注与从事高教事业的人们的某种科学信念和价值标准。其实，在西方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大众高等教育是不可抑制的现实，也是充满问题和争议的现实。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早在20世纪初就引起高度重视和激烈争议。“20世纪以来，以培养学生特定的职业为目标的下属领域的学院声誉日隆：新闻学、商科、图书馆学、社会服务、教育、牙医、护士、林学、外交、药学、兽医外科以及公共行政。”在坚持精英教育理念的人们看来，从教育理想、培养目标、课程内容、集资方式上“将大学职业教育化对大学而言显然是有害的”。在现实中，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使之具有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例如：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在厚重的传统文明的背景下展开的，其中既有绵亘千年的“科举情结”，也有崇仁义、尚礼智、倡道德、重责任的教育道统；既有重视“风节”、“体道”、自省、和谐的教育理念，也有反常合道、知行合一、寓德于教、学以致用的教育主张，它们都从深层国民心理上影响着大众化的进程；我们是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发展高等教育的，在追求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必须完成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等现代化使命；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具有深刻的制度色彩，中国高等教育是政府主导的，无论是政策制定、学校分类、学校改革，政府都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入学门槛较低，但高等教育毕业率低，而在中国入学率和毕业率几乎相同，进入高等教育后学生淘汰率很低，因此我们的入学率指标与欧美国家不具有可比性。不可否认，特罗的大众化命题与原则之中具有某种普适性，但整体而言，其所欲解决的问题，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需要补充的是，对理论的过度解读不同于对理论的发展。后者关注用理论提供的方法原理，解释现实存在的问题，突破与时代和现实变化不相适应的观念和认识，由此带来理论的创新。对理论的过度解读则是任意引申、演绎文本本身，为已经设定的目标或价值找到理论的文本教条，只能带来对理论的误读和曲解。我们需要的是在文化自觉和现实理性基础上对特罗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对理论文本的过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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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 德国； 宗教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138－03
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完成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在对教育对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方式、办法和手段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与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调节评估方法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体系。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各国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德两国尽管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但两国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因而，客观、全面比较中德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异同，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相同之处
1.实施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受到普遍重视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慎独内醒等等。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进的历程中也十分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并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理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典型教育法、说服教育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法等等。德国虽无“思想政治教育”之名，却有其实，历史上德国政府通过“臣民教育”、“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国家至上”“民主政治教育”等名目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完成政治社会化。历届德国政府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并根据外部环境及教育对象的变化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相继实施了理论教育法、宗教教育法、心理咨询法、实践教育法等等。
2.重视发挥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功能
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的重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1］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曾专门研究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问题，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审批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4门课程的编写提纲，并就教材编写方式提出要求，这充分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地位。德国也非常重视政治理论课。自1950年教育部长常设会议做出决议以来，“政治教育”在德国的所有联邦州都列为必修课。在德国，高校政治教育主要由《历史》和《政治》两门课开展，另外学校也通过各学科、各专业的渗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发挥其他学科的作用。
3.重视实施方法的综合运用
中德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都重视实施方法的综合运用。即同时选用两种以上的实施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我国采用理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自我修养法、管理教育法等多种方式。德国采用理论教育法、心理咨询法、活动教育法等。
二、中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不同之处
1.对显性教育方法与隐性教育方法的不同侧重
我国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侧重于显性教育方法，不仅设置专门的课程，而且设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比如，2004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当代大学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因而，在高校普便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等课程，全面系统的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同时，国家通过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等途径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
而德国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则侧重隐性教育方法。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自觉运用隐性课程理论，注重开发利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通过比较隐蔽的形式，使受教育者在无意识间获得某种思想或经验的教育方式。比如说通过各学科、各专业的渗透和利用校园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首先，通过各学科、各专业的渗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早在1955年，德国教育制度委员会在《关于政治教育和社会化的报告》中就提出：“每一门学科，在不放弃本身特点的情况下，都能对政治教育做出自己较高水平的贡献。如果明确了一门学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我们就能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结构中加以传授。”［2］因而，在德国高校，在坚持《政治》、《历史》课作为政治教育基础课程的同时，学校也充分发挥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课程的教育功能。在德国，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课程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也是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
其次，校园文化环境。德国高校非常重视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隐性教育功能。使大学生在无形中受到教育。学校不仅投入大量经费用于建设校史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物质文化设施，也十分注重发挥规章制度、校风学风等精神层面的作用。
2.对“灌输”教育方法的不同运用
“灌输论”是列宁针对俄国的机会主义者鼓吹工人运动“自发论”而提出的，长期以来，人们以为“灌输”只限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比较我们了解到像德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十分重视“灌输”方法的运用。但中德两国对“灌输”的运用存在很大差异。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理论教育法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理论灌输，强制性灌输，它较少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和主体地位；而德国对“灌输”的运用主要采用间接灌输法。讲究“灌输”的艺术、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德国教育家洪堡曾说过：“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不是培养人去适应传统世界，不是首先要去传播知识和技能，而是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这种间接灌输法的优点在于，充分考虑到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把教育理论与实际很好的结合，使教育对象在自我实践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3.对待宗教教育方法的不同态度
与当代各国的宗教和“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不同，我国一贯主张宗教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分离。我国政府明确指出：“宗教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3］所以，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意识不到宗教的作用，也没有发挥宗教的职能。而德国对待宗教的态度与我国恰好相反，宗教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融合，相互补充。德国的《基本法》及各州的法律对宗教教育的合法性予以立法保障。如黑森州文化部(主管教育事务)制订了关于宗教课程的法制细则，明确指出：“宗教课程作为正式课程之一，不得排于边缘时间或较其他课程受到不平等。”所以，宗教课程在德国高校不仅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在培养学生世界观、道德观以及职业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替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德国在开展宗教教育过程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教学内容和课程系统化和科学化水平较高。“例如在课程设计方面，十分重视教与学的互动，让学生加深对信仰的体认。与此同时，宗教课程也注重及时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立场及对策，先入为主，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灌输宗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思想。”［4］
三、中德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比较对我们的启示
1.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使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德国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中主要采取“显隐结合，以隐为主”的方法。隐性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我国高校实际，笔者认为，高校在不放弃显性教育即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的同时，要特别重视隐性教育方法。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越隐蔽，就越是能为教育的对象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教育对象自己的内心要求。”［5］因此，应着重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充分发挥专业课、基础课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育功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贯穿于上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二是以活动为载体，有意识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社会服务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访问活动。要精心设计活动，把学生吸引到活动中来，通过生动的活动形式，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使大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三是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价值导向、情感激励、行为规范育人等功能。第一，培育良好的校园物质文化环境。主要指校园内的有形建筑物、图书馆、校训牌等，努力体现出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把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浓郁人文氛围的校园物质文化环境，给学生一种高尚的文化审美享受，获得奋发向上的动力。第二，培育富有特色、奋发向上的校园精神文化。主要指校训、校旗、校歌等形式。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要营造成一种文明、健康、高品位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氛围，把教育意向深藏在相关的内容与形式中。第三，要培育科学规范的校园制度文化。校园制度文化不仅是促成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管理机制，同时也对学生道德行为的形成起到导向作用。
2.重新认识“灌输”论
当前有些人认为“灌输”理论已经过时，应该淡化并代之疏导的实施方法。结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状况，“灌输”理论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应予以重新认识。我们认为：“灌输”既是一种原则，更是一种方法。说它是原则，即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守的规则、法则，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奥勒姆所言：“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6］说它是方法，即涉及到怎样“灌输”的问题，有启发式的灌输，有循序渐进式的灌输，有疏导式的灌输，也有寓理于例和寓教于乐的灌输等等。第二，“灌输”的内容要科学、要能够回答学生的实际问题。如上所述，德国的宗教教育在开展的过程中也意识到这一点，即宗教课程注重及时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立场及对策，先入为主，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灌输宗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思想。所以，我们的教育内容，也必须是有效的，是能够解决学生的现实问题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第三，要尊重、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体性。思想政治工作要取得实效，必须坚持实现“灌输”与发挥受教育者积极性的统一。即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合理安排教育环境，合理选择教育内容，恰当运用教育方法，使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朝预设的方向发展并产生正向结果。
3.借鉴宗教教育的传播方法
德国的宗教教育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家奉行自由政策，信教学生在大学里尤其是民族地区高校中占有一定比例。因而，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德国的方法，充分发挥宗教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在不冲击“主渠道”、“主阵地”地位的同时，可以尝试在信教学生中加强宗教教育，这样可能会更能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德国的宗教组织为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在不断的创新、变革、进步。比如，为了保持和扩大自身在以媒体为主导的社会中的影响力，德国宗教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也不断更新，更加现代化，广泛引入广播、电视、网络、录音等现代化传播手段。因而，我们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与时俱进，利用现代化的大众传播手段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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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研究取向；学科建制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6）01-0009-02
doi：10. 3969/j.issn.1671-5918.2016.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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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学从教育领域范畴内独立出来，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越来越多，这其中以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最为明显。本文从高等教育学的性质、发展历程、基本概念以及现存问题进行研究，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
国外的高等教育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个学术热点课题，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教育学始终是作为同一个问题在研究讨论，而我国的高等教育从起初就被列为单独的研究范畴，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意识较强。
（一）理论研究
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学科建设理论体系上，不注重理论体系的研究会导致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需要向脱节。因此对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研究方向应立足于现实需要，理论研究服务于具体实际问题的需要，加强热点问题的研究，注意现实问题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研究思考。
（二）问题研究
赞同问题研究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是一项专门的学科，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解答教育中的矛盾、困难和疑惑，帮助人们增加对高等教育学学科本身的重视，不必过分强调构建一个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其建立一个不成熟的体系，不如解决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不断修改论证研究中的某些理论。
（三）研究问题与构建体系并重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问题研究和构建体系的观点进行的综合与折中，认为二者并不冲突和矛盾，从根本上来讲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在研究目标上应该坚持二者兼顾的原则，不断的研究问题，创新理论。努力构建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有利于帮助人们更加深入的认识、了解以及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律，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提醒方法论指导。研究理论是途径，解决问题是目的，是发展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切理论的源泉。
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现存问题
许多研究学者将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作为重点课题，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学自诞生之时广大学者就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等问题上进行了讨论研究，尤其是对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内容进行了论述，促进高等教育学里理论不断进步。
（一）学科建制
高等教育学一直是教育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是高等教育学研究学者的攻克对象，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与国外相比，起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将高等教育学从教育学的范畴内剥离出来，最终扩大到国家学科专门目录，以教育学下的分支专业合法存在，许多师范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增设了博士点、硕士点，加大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力度。我国高等教育学经历了起步、发展、高潮、成熟以及理论成果几个阶段，最终被确立为专门学科，至此，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仍不够完善，在理论成果与实践应用上仍需要不断研究和修改。
（二）研究对象
高等教育学从来都具有专门的、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是学科得以存在的基本要素。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上。许多研究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应该是基于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为了探索与总结高等教育的深刻意义，促进高等人才素质的提高。
将以上观点进行综合整理后不难发现，各学者在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上存在异议也存在着相同之处，即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其本身，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在高等教育学的内容与分支上仍具有争议，有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学科学建设中的理论成果的实际应用较为重要，也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规律更重要。当今社会的大环境背景下，将高等教育学编织成一个动态的、科学的、多元的系统，其中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因素，国家对高级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三、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措施
（一）改进高等教育培养目标
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加强和改进高等教育学的培养目标。就高等教育学的教育目标而言，在学术界存在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我国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应综合考社社会需求，以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科技水平、教育资源等为基础，避免因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和条件由于高等教育低下而下降。同时养学生积极向上的正面思维，减少社会功利性思想对学生的影响，努力提高学生素质品质，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性、高素质人才，为高等教育学教课建设提供动力支持。
（二）树立长期人才培养战略意识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为此，应树立人才兴国战略意识，从高校人手实施。有观点认为专业和综合知识相结合是一种良好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此一来，受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够提高其自身素质，充分发挥其专业水平。高等教育应该将培养专业人才与提高公民素质相结合，通过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人才，实现全社会的多元化培养模式。
随着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我国人才培养模式将出现专业人才与综合素质人才共同培养的全方位培养模式。依据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笔者给出以下参考：调整我国高校的教学计划，实施社会教学，增加社会实践，增强理论基础的同时，全面提高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实用型人才；在重点大学，尤其是师范院校开展试点，推广本硕连读方式，以社会需求为基础，实现高等教学与市场需求的有效衔接，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金融学
一、困惑与迷思
人类历史是无数伟大文化的剪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与斑斓中迤逦，一个个疑问会久久在耳边萦绕：为何拥有先进技术的古代中国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为何周礼中的“泉府”没有演进成现代金融体系?徘徊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字里行间，我们甚至不能寻找到答案的缥缈踪迹。
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信实，但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他们买东西的人要带自己的秤”。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封建权力，文化和礼仪只约束普通人，对权贵却毫无约束，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精神与国民行为恰恰相悖。韦伯认为文化是社会追求的体现，16世纪席卷欧洲的新教(Protestantism)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灵魂，“以身许主”的新教理念造就了辉煌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相反，中国古代社会是“依靠政治权力积累经济财富，城市贵族既没有封建印记也没有资本主义特征，而是靠政治投机，全靠升官(才可以)发财”，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教与道教基本持否定态度，儒教和道教“缺少个性和独立司法，国家层面缺乏流动资本竞争”，因而不可能孕育市场经济。2006年兰德斯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重要位置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质疑：尽管古代中国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尽管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始终自我复制，但这种文化缺乏积累与升华，古代中国交易关系依赖个人信任、缺乏法律保护。兰德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社会忠诚、社会信任，社会进步几乎完全依靠个人努力，更可悲的是煌煌华夏文化仍主宰当代中国文化，最终他得出结论“睡狮渐醒?绝不可能”。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今天都是从历史中走来，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先贤们不止一次试图走出困惑，摆脱传统文化的悲观宿命。国民教育是屡被提及的自强救国途径之一，早在1902年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壬寅一癸卯学制”就提出高等教育要以“端正取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或许是出于学习西方科技的急功近利，又或许缘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中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官方宗旨却放弃了上述原则，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使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梅贻琦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其中的弊病，他提出“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窄，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梅贻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概念，却洞悉了通识教育的本质。
一般而言，中国高等学府中的通识教育应当根植于饱受西方学者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冲破这个亘古迷思?以经济理性为根基的现代金融与“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切点解吗?
二、通识教育释义与国学殇逝
1．通识教育起源与内涵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以“七艺”为主要教学内容，即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起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大学都秉承了其研究独立、言论自由的传统。英国剑桥、牛津两所大学是当时的典范，牛津、剑桥设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自由、公平、沉着、稳健和智能”的绅士。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后，剑桥、牛津等象牙塔出现了人文与自然科学并立的学术格局。大学不但为新兴资产阶级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更主要的是缔造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根基。人们经常以“绅士”代指英国人，实质是一种敬业、自由、开放的国民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使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翘楚。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重心，20世纪上半叶“通识教育”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盛行，并由此衍生出芝加哥模式、哈佛模式、哥伦比亚模式等表现形式。透过纷繁的学分、学制等概念，美国通识教育的重点仍然是培育美国政治制度文化根基。“通识教育”是本科教育或者至少是初期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识教育课程并非逸兴所致的随意挥洒，“核心课程”要经过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教学内容、精泛读文献由全校最著名的教授确定。教学安排上课程内容也十分密集，以芝加哥大学人文学为例，它要求学生在六七门课程中任选一门，但无论选择那一门都必须连续3个星期阅读柏拉图、莎士比亚、福楼拜、卡夫卡、康德拉等人的原著。通识教育教学方式非常灵活，注重学生团队合作精神。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大学曾开设过一门名为“财富、权力与美德”的通识教育课程，由本科学院院长主讲，20多名博士做助教，助教与主讲院长每周沟通讲授内容，每个助教带两个班，每班20人，每周两次各80分钟的授课，考核方式为学生每两周交一次作业。
2．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探珠撷英，我们不禁惊讶于其瑰丽与华美：深邃而浩繁的诸子百家，壮阔而隽永的唐诗宋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朱程理学等等。在岁岁如斯、代代如是的环境下，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得以流传的先贤思想，毋宁说是维系民族认同的象征体系。古代中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农耕文明，早在盛唐时代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便达到4524斤，这一数字足以令当时的欧洲瞠目结舌。任何现代文化都是历史的投影，传统文化不是现代的点缀，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民族血脉。正如人不能离开社会，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背叛自身传统文化的社会将注定消亡。
从文化发展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综合文化。炎帝神农氏战胜东夷太昊伏羲氏的典故之源就是夏商文化冲突，公元前16世纪商文化容纳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先秦文化涤荡中的佼佼者，此后数千年孔子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孔子所谓的“罕言利”是斥责权贵聚敛，实际则提倡义利并重，主张“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儒家文化精神的本质更应该是“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临终前告诉子贡：“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对古文化的眷恋、对儒家学说被异化的担心在临终慨叹中一览无余。果然，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统治者伪装成了“利而巧”、“君子耻言利”，与其说这是后世儒生的误读，毋宁说这是统治者的有意安排。
数千年封建长夜中儒家精神也曾闪耀一时，宋代书院对以儒学进士进行了激烈批判。以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为代表，儒学的真正继承者认为教育的关键是使弟子形成一贯的道德情操，书院教育不是弟子致仕捷径。诚如朱熹所言“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而其所以教之具，则皆因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正是摒弃了仕进思想，书院文化才培养了大批宋、明、清各代名流(如王守仁、顾宪成、魏源)，以书院文化自标的东林党人甚至发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呐喊。与中世纪的西方大学相比，书院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殊途同归，教育中所积淀的文化传承才是今天高等教育最弥足珍贵的大学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锁的大门，西方思潮随之而来。尽管封建官僚将西方科技排斥为“奇淫技巧”，但也不得不惊叹科技手段带来的便捷。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胡适的《独立评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把中国落后原因的矛头指向了被统治者异化的传统文化。然而新文化运动中新与旧、中与西并非形同冰炭，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提到“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儒学的道德伦理从理性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归到原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也曾提到“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
当代学者在解读新文化运动时却提出了“全盘否定论”，认为传统文化阻挡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应该全部摒弃，美籍学者林毓生是这种思潮的代表。1949年后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体系模仿前苏联模式。前苏联大学体制的特征是以专业划分高等教育结构，试图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高级人才”。虽然这种集中化的大学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却摒弃了通识教育原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一批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由此诞生，同时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名校被肢解。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对“通识教育”的打击是致命的，人文学科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被全盘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被取消了专业设置，与实用技术无关的国学则被摒弃出大学之门。1952年院系调整固然培养了大批工科、医科、师范类学生，但对人文学科、大学教育乃至民族文化的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香港学者甘阳先生将之称为“大学的终结”。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孕育学生人文素养和科技创新能力，现代大学教育不同于技工学校，技能训练模式下学生可以很容易被训练成“匠人”却很难成为“大师”。
三、金融学发展与当代中国金融学“通识教育”
1．金融学的概念及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2001)指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摆脱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就金融学科来说，东西方的金融学科，也同样是分别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平台之上。当然，金融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导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从而有其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普遍意义，但共同规律在不同文化平台上的显示，却决非必然雷同”。按照黄达教授的界定，广义金融学研究范围包括“与物价紧密联系的货币流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短期拆解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早已超越了金融中介模式，获得了主宰世界经济的魔力，1929年美国股灾、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联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都充分显示了金融对世界经济的话语权。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相关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MM定理、VaR理论等一系列新概念几乎重构了现代金融学。总体上国外著名大学金融学教学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经济学院模式”的核心课程是“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货币经济学侧重研究货币运行、金融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重点是构建学科基础理论：货币金融学侧重微观层面，如风险敞口计算、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等。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院模式”是主流趋势，侧重基础理论发展，对金融业务的研究不充分。现阶段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经济学院模式”被纳入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在任何一部国外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货币经济学相关理论，代表刊物是《货币、信用与银行杂志》(Journal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世纪70年代后“商学院模式”逐步兴起，该模式以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理论作为基本组成部分，独特之处是以金融工程、计量经济学、现代统计方法作为技术手段，对相关问题进行定量判断。“商学院模式”重视处理实际问题，对金融业务、机构管理的研究高度依靠计量模型，代表刊物是《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尽管两种模式已经并存了近30年，但“商学院模式”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操作技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主流发展方向。
2．当代金融的文化印记
中国当代金融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本科培养目标是“具备坚实的金融学基础、较强数学功底、计算机及外语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硕士培养目标是“有深厚金融学理论基础，掌握应用技能，具备很强的解决金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级金融人才”，要求博士具备“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独立从事金融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能主持较大型科研项目和探索重要金融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金融学本科、硕士教育主要是培养实践型人才，而博士教育主要是培养理论创新人才。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异常重要，是因为社会行为理念决定了居民的金融行为，如果单纯移植西方金融理论，无论采用“经济学院模式”还是“商学院模式”都会使金融学高等教育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土壤。
在“经济学院模式”中M2/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关键指标，20世纪90年代中国M2/GDP突破100％，按照“经济学院模式”这一指标快速增长可能会扭曲金融结构。如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
就不难理解了。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的高货币化水平，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传统理念却很容易解释上述问题。“商学院模式”所倡导的公司金融根植于西方“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16世纪所有者无法控制航行于浩瀚海洋的探险舰船，信托责任便由此诞生(Young，2002)。随着英国皇室不再从事商业行为，普通法系逐渐成为公司金融的根基。在新教加尔文教派影响下，新大陆移民把新教伦理溶入“信托责任”，加之美国继承了普通法制度，“信托责任”获得了滋生土壤。非精英制度是普通法系的灵魂，在多数情况下陪审团成员都不从事法律工作，这种非职业化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简直匪夷所思。中国最初的公司源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官督民办”，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初，资本市场在建立之初便与“信托责任”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内涵。虽然不能把中国资本市场全部问题归结于此，但银广夏、蓝田股份等一系列问题必定与缺乏“信托责任”有关。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单纯移植西方公司金融理论，忽略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金融实务都不可能有突破性进展。
3．当代金融“通识教育”思辨
如果说缺乏“通识教育”，理工科高等教育仍然能培养出技艺高超的“匠人”，那缺乏“通识教育”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则注定陷入“白马非马”的尴尬境地。西方金融学理论的哲学根基是经验主义。由经验主义衍生出个人主义，进而衍生出交易自由、经济自由、金融自由。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中国金融根植于一个具有悠久集体主义历史的国度，居民对集体的信任要远强于对个人的信任。中国商业银行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时至今日中国本土商业银行都有着浓厚的国家背景，与其说居民信任银行股东能管理好存款，毋宁说居民信任国家行政能力。也正出于对国家能力的信任，中国金融业渐进式改革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西方金融理论则难以解释资本充足率曾经偏低的银行为何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银行。
毋庸置疑，西方金融学和金融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仍远在中国之上，向西方学习对提升中国金融产业发展、提升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意义也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开始系统引入西方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相继翻译了一系列国外金融学经典原著，同时编写了诸多以西方金融理论为主体的金融学教材，提升了中国金融学教育水平，促进了金融学科发展。在引进西方金融理论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论对受教育者潜移默化的文化侵蚀。中国高等教育生存于中国本土，无论在哪个层面，金融学高等教育都必须适应中国实际，这就要求我们对学生开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通识教育，以保证学生的中国文化印记。通识教育不仅能提高金融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结合点，进而成为黄达教授所言的“东西方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和‘漫游’的人才”。也只有通识教育才能奠定学生的中国式人文意识，在学习、实践、科研中探索，发展适合中国的金融改革道路。
如果将当代中国镶嵌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乃至国家民族的意义就更加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传统文化维持民族认同，失去自身文化的民族甚至很难延续。如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文化理念真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主流思想，中国不仅会成为文化上的碎片，也将成为经济上的碎片。同时，中西文化、教育也存在可融合性、共通性，“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明教之心”，扬弃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理论的先进部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融贯中西的学术思想体系。
四、金融学科的新桃与旧符
1995年国家教委召开“文化教育试点会议”，高等学校开始把“通识教育”提上日程，自此各大学不同程度加强了人文教育。有观点认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改革途径有两条，一是大规模调整课程体系，模仿哈佛、芝加哥等名校建立本科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即遵循这种路径，但成立本科学院涉及所有专业，不太可能断然在全国范围推行；另外一种方式是依靠现有师资力量，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这也是多数高校的做法。金融学科“通识教育”既有与其他学科的共性，又有自身特殊性。
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必须与中小学教育衔接，如果没有中小学作基础，大学“通识教育”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在我们现行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散落于语文、历史、思想、音体美教学，没有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不应该是常识性教育，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应该对传统文化基本了解，一个民族直至大学才进行传统文化基础教育，这无疑值得反思。
在金融学专业中通识教育必须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完整了解，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底蕴、具备时代色彩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第二，培养学生文字能力，务使学生既能用浓墨重彩的语言描绘“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又能简捷勾勒出“枯藤，老树，昏鸦”；第三，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当前高校学生考核一直针对个人，“通识教育”应该重点培养学生团队精神，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考试以团队形式进行，并以团队成绩替代个人成绩；第四，加深对经典著作的认识，目前国内大学的普遍做法是开设“××导论”、“××概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应该采取助教辅导下的原著阅读，授课重点应该是讨论而非讲授。
金融学“通识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推进学科整体建设，学生必须能接纳西方先进理论，进而学贯中西。任何高校都很容易拿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课程设计体系，至于授课内容是否能与国际接轨、是否能建立扎实的金融学教育根基却考虑甚少。金融学主干专业课程设计必须突出各高校自身科研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身的研究传统。国外著名经济学、金融学流派都是基于高校各自的研究传统，甚至多数学派都以学校名称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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