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会计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它的技术层面（技术方法）上。这种做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奠基和成形阶段，是必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否则，这一新学科具有鲜明特色的基本框架就可能建立不起来。
可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为了使它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使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就不能只停留在它的技术层面、而必须把它提高到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来认识和处理有关问题。
众所周知，在会计领域，通过各种技术方法所形成的会计信息，并不是死的数字，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反映。会计信息怎样形成和使用，关系到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乃至整个国家的利害、得失甚至前途命运。①
可见，会计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通过会计的技术方法进行收集、加工、综合、分析所形成的会计信息，要使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
人类社会的文化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一般认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其中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的深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的基石，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一个人的价值观反映着他的最终追求和判别是非的标准，并由此而形成特定的行为取向。因而可以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都是由价值观所驱动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确立了这样的价值观：不愿意辛勤劳动而又要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在道德上就会损人利已；在行为上当这不到目的（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得不到实现）而又别无其他选择时，就可能挺而走险，甚至谋财害命。在会计文献上有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即“会计是经济活动的语言”。当然，它不是原始的语言，而是一种符号化的文字与数字、图表相结合的语言。但语言（不管是口头上的或书面上的）都只是思维的外壳，它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和传递人们一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包括有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会计的功能，不管会计文献上有多少种说法，归根到底，是行为功能（behavinnd function）。会计的技术方法不管如何复杂、先进，如果它提供的信息不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包括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就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而要使会计的行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就不是单纯靠研究它的技术方法所能奏效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它的社会文化层面，使会计研究的技术观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
更具体一点说，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如果在价值观上要通过“以权扰数”，达到“以数谋官”、“以数谋位”的目标，并为此而要求会计部门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那他们在道德上就不可能做到诚实守信，在行为上就会假帐真算或真帐假算，导致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②。这样的会计问题，就不是单纯依靠改进会计的技术方法所能解决的，而必须探索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在社会大环境中，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无异于舍本而逐末。
二、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1.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前身③
成本会计作为管理会计的前身，是工业化的产物。由于工业革命在生产方式上开始从工场手工业向使用机器的工厂制度过渡，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要求筹集大量资金用在昂贵的生产设备上，使折旧费用大幅度增长，加上生产的品种日趋多样化，使间接费用的分配、吸收成为成本计算面临的一大难题。与此同时，竞争的压力又要求分产品提供较正确的成本数据，以实现成本计算与利润计算的直接联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成本计算的技术方法能够解决折旧费用的计算和产品间接费用的分配问题。在其起始阶段，这种计算是在帐外进行的；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又由帐外计算转入帐内计算，使成本的形成、积累与结转，纳入复式簿记的框架，从而标志着成本会计的正式诞生。成本会计向纵深发展，是从原始的实际成本计算发展到成本计算与成本控制（管理）相结合，具体表现为本世纪初期，配合泰罗制在实践中的广泛实施，“标准成本”、“差异分析”和“预算控制”这些同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直接联系的技术方法开始引进、应用到会计体系中来，形成独特的标准成本系统。它把严密的事先计算引进到会计体系中来，实行事先计算、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相结合，为会计直接有效地服务于企业管理开创了一条新路。这是十分可贵的。
2.本世纪50年代以来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④
管理会计是为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提供管理信息的会计。以泰罗制为基础形成、发展起来的标准成本系统，虽可视为管理会计形成的一个起点，并成为至今流行的管理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仅此一项还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会计。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是和“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直接相联系的。从本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所谓战后期，战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和特点，促进了现代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管理的重心在经营，经营的重心在决策”，正是现代管理科学适应新的情况提出来的企业管理的新的指导方针，并由此而促成了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
简括地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是以“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体，并把“决策会计”放在首要地位。其中“决策会计”是以长、短决策的效益评价为核心，而计划（预算）则是决策所选定的有关方案的加工、汇总。“执行会计”是以责任会计为核心，着重于对经营活动的进程和效果进行评价与控制。
从技术层面看，经过较长期的实践，管理会计所用的多样化的技术方法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更趋成熟和定型化了，它主要包括成本性态与本一量一利分析；决策的相关成本与非相关成本的划分和短期经营决策方案的对比分析；长期投资决策方案评价方法和货币时间价值的应用；生产经营全面预算的编制方法；标准成本的制定和差异分析方法；存货的计划与控制方法；成本可控性的划分、企业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及其在责任会计中的应用；以及现代数学方法（如数学分析、数学规划、数理统计和矩阵代数等）的广泛应用等。上述方法可总称为分析性方法，其多样化和复杂程度，比财务会计所用的较为简单的描述性方法显现出更鲜明的特色。
从总体上看，一门学科的技术层面可以看作是它的“硬件”，而相应的社会文化观可看作是它的“软件”，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和生命。任何技术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作指导，将无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管理会计自然也是如此。
三、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应用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的具体论证
1.决策的科学化必须以民主化为基础⑤
现代管理科学认为，管理首先是决策，决策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首要职能。因而以现代管理科学为指导所形成的管理会计，也把“决策会计”放在首位。
经过较长期的实践，在“决策会计”领域所形成的对决策（无论是短期经营决策或长期投资决策）方案效益的评价方法是相当丰富而多样化的。但其具体运用，在决策程序中首先必须正确解决好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问题。
现代管理科学从决策是管理的首要职能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把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决策系统；二是决策支持系统；三是执行与控制系统。与此相适应，管理人员也可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决策人员；二是参谋人员；三是执行人员。会计人员作为信息专家，是属于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
决策支持系统与决策系统的关系，实质上是“谋”与“断”的关系，即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外脑”，为前者最终进行科学决策而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谋”。“断”相对分开、相互协作，是现代决策体制的重要特点。这种决策体制最早是由军事科学提出来的。因为大量的战争实践和无数血的教训充分证明：不通过参谋部具体掌握各有关方面大量的军事情报（信息），据以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各种科学可行的作战方案，然后由司令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从中选取在一定条件下最可行的作战方案，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参谋部的“多谋”，就不会有司令部的“善断”，没有参谋部的运筹帷幄，就不会有司令部的决胜千里。因而现代军事科学十分重视参谋机构（人员）的作用。这种由军事科学确立的科学的决策体制，很快被推广应用到现代社会经济领域中来，并在经济管理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在决策程序中正确处理好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就是正确处理好决策支持系统的“多谋”与决策系统的“善断”的关系。其中“多谋”体现民主化，“善断‘林现科学化。这是意味着：”善断“必须以”多谋“为基础，否则，决策的科学化将成为一句空话。因为任何单位决策系统的领导人，即使是位高权重的领导人，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明智的领导者一定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善于主动、积极地为决策支持系统的参谋人员建言、献策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即诚心诚意地鼓励他们讲真话，独立自主地发表意见，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使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能正确地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关键所在。反之，如果决策系统中的领导人没有优良的品德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不仅不让决策支持系统中学有专长的专家独立自主地、客观地发表意见，反而要求他们以某种形式的所谓科学论证来为自己的既定框框（长官意志）服务，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就会产生更大的迷惑性，则这样的论证比不论证更坏。由此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就不可避免。
因此，决策程序的指导思想和决策人的道德情操，对决策的成败，比相关的技术方法重要得多。
2.预算管理（包括预算的编制及其贯彻执行）必须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
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管理会计的两大组成部分——决策会计与执行会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决策会计所定决策目标的具体化与协调化，又是对决策目标的贯彻执行落实责任与指导行为的重要规范。
也就是：预算管理首先要对按决策程序所定的决策方案进行加工、汇总，形成企业生产经营在一定期间的全面预算，以集中反映整个企业在该时期内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为促进企业总体目标和任务的实现，还需进一步落实和具体化，为此，就要进行指标分解，形成各个“责任中心”的责任预算，使它们明确各自的目标、任务，井以责任预算所规定的目标作为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准绳；各个“责任中心”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通过“责任会计”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系统的记录和剖析，从实际完成情况和预定目标的对比，评价和考核各个“责任中心”及其有关人员的经营业绩，并通过信息反馈，及时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制约和促进作用，以确保决策所定目标的顺利实现。
由此可见，预算管理的技术方法，通过较长期的实践，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并趋于定型化了。问题在于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实践证明：预算的制定和执行，是一种群体行为，工作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越强，群体对预算目标的认同感就越强，取得的效果也就越好；反之，取得的效果就越差。群体动力充分发挥的最高境界是使之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即使每一个职工目标一致，通力协作，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全力拼搏、奋勇争先。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能取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佳集体成果。要使预算管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在企业管理的权力结构上，必须遵循新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 movement）的精神，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从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式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式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发言权，即坚持员工本位原则，以员工满意作为顾客满意的基础和条件，以促进在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的自主性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充分发挥。
据此，在预算管理工作中，要注意如下两点：
第一、总预算指标的分解、落实，必须充分尊重下级预算执行者的独立自主精神，由过去从上而下颁发“强加性的分预算”改变为由广大员工亲自参与制定而形成“参与性分预算”。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分预算的执行者增强主人翁责任感，从而把所制定的有关分预算的执行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借以充分调动他们完成预定目标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第二、预算的贯彻执行应当使执行者彼此之间从各自的主体地位出发，相互承诺，形成相互遵循的权、责关系，并具体化为一系列相互联结的内部契约关系，以此作为各自的行为规范。从而使预算执行者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并依据一套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网络，相互予以沟通，如若发现任何“失衡”现象，即及时据以纠正，以保持组织内部各个环节的协调运作与动态平衡，从下而上促进企业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
以上所述，是在预算管理领域，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使管理会计的行为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使之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的鲜明体现。
[注释]
①杨时展教授曾提出一句寓意深刻的名言：“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参见《杨时展论文集》，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p181.
②参见余绪缨：《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剖析》，（财会月刊》，1996年第8期。
③参见余绪缨：《纵论现代会计的形成与发展》，《财会月刊》，1993年第6期。
④参见余绪缨：《管理会计》（修订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的第1章和第10章。
⑤参见余绪缨：《对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认识》，《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会计学专号》。
[参考文献］
从整体上来看，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道路是曲折的，工作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
（一）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的问题从当前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的现状来看，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缺乏统一的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制度，许多工作处在混乱、无序当中。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在制度上的缺陷，极易造成社会保险文件材料收集不全，丢失、涂改、损毁社会保险档案的现象时有发生，使群众对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产生不信任的心理。
（二）工作条件差的问题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在社会保险工作中不受重视的地位，造成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工作的办公环境较差，各地的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办事处经常出现经费不足、场地不够等问题。这给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也给档案的保管带来安全隐患。档案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材料易丢失、毁损等状况在这种环境下出现得更为频繁。
二、加强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对策
（一）完善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制度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上存在缺陷。因此，为了从根源上解决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中的问题，就必须完善管理制度，优化资源、整合资源，使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在统一的制度管理下有序进行，从而改变社会保险档案经常被涂改、损毁的情况。
（二）有效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信息化社会就是因为网络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因此，要实现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就要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办公条件不够理想的情况下，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可以降低办公条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在档案信息安全方面，运用信息化的技术来保管档案就比传统的保管方式要安全得多，并且占用的空间也是虚拟的，不必要求实地上的大空间来存放纸质档案。当今社会电视、广播等信息传播工具，以及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信息交流渠道，为实现信息的交互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也可以利用这些平台来加强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的信息交互性，使群众能够得到最新的资讯，同时群众的心声也能够在交流中得到积极的回应。
（三）建立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信息数据库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具有工作量大、内容多、关系复杂、管理难等特点，据研究表明，建立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信息数据库有利于提高档案管理的有效性。建立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信息数据库即为将被保险人或被保险单位的信息纳入个人专属的数据库，实行对应性很强的信息管理。比如，将被保险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等信息集合起来，建立一个专属于被保险人的数据库，这样，在管理社会保险档案的时候就可以快速准确的定位并找到相应的资料信息。
三、结语
（一）后勤人员业务水平较低
后勤人员的业务水平较低实现阶段我国疾控中心后勤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疾控中心是我国卫生服务系统中的公益事业单位，其主要承担疾病的预防、控制与卫生检查的工作，且具有较强专业性，因此，大多数部门领导均将疾控中心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疾病的防控工作中，对于疾控中心的后勤保障工作缺乏重视，导致了我国疾控中心的后勤管理部门形同虚设；另一方面，由于现有的后勤人员大多均是工人编制，且学历较低，其多年来的工作经验与习惯并不能满足实际后勤保障工作的具体要求，同时，由于受经验与年龄的限制，现阶段疾控中心后勤人员严重缺乏服务意识，这为我国疾病中心的前线防控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与挑战。
（二）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因为任何企业或机构的后勤管理部门均是一个消耗性的部门，所以本部门的成本控制与核算直接影响着企业或机构的整体发展情况。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的疾病防控中心过度地强调相关物资的保障供给工作，而忽视了物资的成本与使用效率对整个疾控中心的重要作用，导致了财政部门每年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与物力为疾控中心的后勤管理部门提供资源，在导致了相关资源严重浪费的同时，也使得部分后勤管理人员产生了工作中的惰性，且毫无成本控制的观念，不仅使后勤部门的管理工作失去了前瞻性，而且使财政部门的投入失去了计划性，严重阻碍了我国医疗事业的整体发展。
（三）缺乏信息化的管理手段
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疾控中心后勤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仍停留在初级阶段，主要体现在对相关设备缺乏科学的管理手段以及对后勤的财务支出与收入缺乏科学的管理办法两方面。首先，缺乏对设备等固有资产的现代化清查方法，使得疾控中心无法为前线相关的疾控工作提供可靠而准确的设备数据，在增加了设备管理难度的同时，也为相关疾病的防控工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了较大的阻力。而就现阶段而言，疾控中心的后勤财务核算管理办法仍然是由人工进行财务的盘点工作，严重降低了财务核算工作的效率并阻碍了疾控中心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传统观念、设备运行条件以及员工业务能力水平的限制，使得疾病防控中心的内部网络建设缺乏统一的标准，极大地增加了疾控中心后勤管理的难度。另一方面，就基建、采购、安全、餐饮等多种疾控中心后勤工作内容而言，现阶段的管理水平仍无法满足相关工作的具体需要，在降低了后勤管理工作效率的同时，也阻碍了疾控中心本身的壮大与发展。
二、后勤管理中应用社会化工作模式的必要性
我国疾控中心传统的后勤管理模式为：后勤部门接到前线疾控部门的相关指令后，再为其准备相应的物资，并对已经使用完毕的相关物资进行具体处理，从而为疾控部门提供物资保障，而对于财务的管理则是简单地对物资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核实与查证。而后勤管理工作的社会化模式则是指通过提高全体后勤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素质，使其掌握先进的科学管理办法，将后勤管理工作融入疾病防控工作的整个体系中，从而为疾病防控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基于这种模式下的后勤管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后勤管理工作的效率，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
三、社会化工作模式在疾控中心后勤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一）提高后勤人员录用标准
社会化工作模式要求疾控中心在聘请后勤管理人员时需要提高相应的标准，从整体上提高后勤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首先，应根据疾控中心现阶段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将应聘人员的学历规定为专科或本科以上，进而提高后勤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其次，相关部门应该提高对疾控中心后勤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并定期对管理人员展开培训工作，例如提高其对相关设备的管理意识、提高其对服务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意识、加强规范自身工作行为等，通过使其掌握正确的后勤管理办法从而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使后勤管理部门可以为前线的疾病防控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促进疾控中心的壮大与发展。
（二）加强网络信息化的应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社会化工作模式要求疾控中心的后勤保障工作要符合现代化科技的相关标准，一方面，由于后勤管理工作涉及到后勤保障、物资流通与财务管理等多个方面，因而在后勤管理过程中相关工作者需要将多种性质的工作进行协调，使其形成一个细致而全面的后勤服务体系，从而有效推动医疗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疾控中心应该加强其内部的网络建设，为后勤管理提供信息化的工作平台，从而实现信息的双向沟通，例如，在将疫苗信息化管理系统与温度监控系统应用到疫苗管理工作后，可以大幅度提高后勤管理人员对相关生物制品的管理效率，从而在保证疫苗质量的同时，也减少了疾控中心后勤部门的人力、物力支出，为加快疾控中心自身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三）建立健全的社会化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的社会化管理机制是社会化工作模式应用到疾控中心后勤管理中的重要手段。首先疾控中心相关部门应该在现有的后勤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的应急处理机制，并降低突发事件带来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的可能性。其次，后勤管理人员应该在工作中加强对信息的采集和整理，并通过建立相应的数据检测网络的形式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预防和控制。最后，疾控中心也需要完善自身的管理制度，加强对后勤管理人员工作行为的监管，通过制度来规范后勤管理人员的工作行为，从而提高后勤管理的工作效率。
四、结论
【摘要题】青少年成长与社会发展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社会化
【正文】
一、大众传媒话语可以传递什么？
大众传媒是一个由符号构筑的话语体系，它是一种特殊的文本系统，通过文字、图像、声音、故事情节等传递话语主体的价值观、情感、反思和意向。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社会成员获取信息和社会生存资源的重要途径，它的主要载体是报纸、电视、电影、杂志和互联网。人们充分享用着传媒的快捷和便利的同时，也不断对大众传媒中的诸多弊端表示忧虑。从上个世纪早期学者们不断忧虑的电视问题开始，至今人们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关注。如果那个时期有识之士担心的还仅仅是电视减少了家庭成员的交流、造成未成年人阅读时间减少和观众“傻瓜化”倾向等，那么现在这些问题非但没有减少，还暴露了更多的其他问题，并且日益显性化。
1.对性题材的滥用
出于吸引观众的需要，大众传媒无一例外地在其文本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性题材，从原先的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到后来的大胆，再到现在许多时段加长或篇幅加大的亲吻、抚摩、器官展示。如果说在“欲说还休”阶段还讲究些许唯美色彩的话，现在对人体器官的夸张突出，已经将人的视觉和感官还原为蒙昧状态，但即使是这样，文本的设计者似乎还担心不能吸引观众持久的关注，连卖牙膏、汽水、奶糖的广告统统都用上了性暗示。这种情况不仅在以普通大众为定位对象的大众传媒中存在，而且还在向似乎更为理性和高雅的学术杂志中蔓延，其学术表述方式也充满另类特征。
2.对暴力的崇拜
影视文艺作品中一种力量暗暗兴起，黑社会、黑势力、流氓、打斗、施暴成为媒体另一卖点。记得若干年前一位深受大陆喜爱的武打演员，到好莱坞后，一改善良形象，靠残酷和杀手起家，现在看来已享誉世界。有学者认为，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可以缓解人们内心暴力欲望的冲动，以此来为暴力题材做合理化的美饰。许多报纸的专栏里，详细描述不同类型犯罪分子作案的详情，其细节足以使人学会类似事件的实施方案，虽然结果总是正义战胜邪恶，但读者却可以寻到避免被警察发现的种种启发。
3.对超自然力量的渲染
鬼魅、魔幻是当前另一主题，不仅仅是儿童文学中的“哈里·波特”现象，从《指环王》，到《午夜惊魂》，再到各种情节离奇的武侠故事，其间有人鬼与共的毛骨悚然，有悬念跌宕的惊险刺激，据说票房不菲。许多观众对此能坦然面对，而且可以津津乐道，投资者从青少年那里感受到了巨大的市场商机。
4.对美的另类化
“酷”是现代社会的新时尚，从英文词源“cool”来看，意味着冷、硬、僵，引申为冰冷、残酷等，显著区别于温暖、温柔为一极的传统美感标准。大众传媒中的主体是通过演员作为特殊符号展现的，他们的穿着打扮、喜怒哀乐、神情举止无不传递了文本设计者的审美情趣。从人们熟悉的歌唱明星来看，近年来新兴的许多年轻的明星都愿意走“妖冶路线”，如果是女性，一般要有暧昧的眼神、扭动的腰身、奇异的装扮，歌词要有爱，最好是痛不欲生、欲罢不能的爱，歌声也可以不圆润优美，呼喊嚎哭，捶胸顿足皆可。现代社会，如果哪天打开电视、报纸、杂志或者互联网，想不看到上述那些新鲜的时尚都不行。多少父母在问：“电视里出现成年男女亲热的镜头时，我该不该把4岁孩子的眼睛蒙起来？”问题是，如果真要蒙的话，那只好让孩子成天带着眼罩生活了。因为家里电视机可以不看，走在大街上广告牌是没法不看的。
大众传媒是一种话语权威，它始终处在主导地位，从言说权力的角度看，它是施予者，受众尽管千差万别，但都只能是受动者，虽然手握遥控器或鼠标可以部分拥有选择权，总体而言，单向接受传媒符号体系的传递是受众们唯一的选择。因此，在传媒网络体系覆盖之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受大众传媒的塑造是不可避免的。
[page_break]二、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社会化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
传媒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将人的学习行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本人行为后果所引起的学习，一类是通过他人示范过程引起的学习。媒介影响就属于后一类。
不可否认，传媒中具有感召力和震撼力的作品是丰富的，其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对受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影响功不可没，但与日俱增的色情、暴力和庸俗化的内容使其消极的社会影响令人担忧。据笔者对南京市部分中小学的调查，青少年存在如下一些令人担忧的端倪：
1.崇拜黑势力
黑老大是许多中学生向往的形象，原因是觉得传媒中的“这种人有权威”，可以使用暴力，“老大”的表情和举止被模仿，黑话也在校园流行，成为学生时尚的标志。有些学生中发生的纠纷也与校园外的闲散人员有牵连，甚至校方在处理时都有所顾忌。
2.过早尝试
从前人们十七八岁娶妻生子是允许的，但现在教育年限延长，结婚要等更长的时间。而且生活条件的改善提前了人们生理的成熟期，再加上大众传媒有意无意的“性刺激”，强化了青少年的性幻想，但没有合适条件承载的性刺激是令人担忧的。
3.抗拒权威
也许现在学生要学的东西太多或自由空间太小的缘故，传媒中的超现实力量迎合了他们反抗的潜意识，尤其是对家长、教师所代表的权威的抗拒和嘲弄题材，特别受青少年欢迎。传媒还从反面开启了青少年这方面的意识，并成为大多数孩子认可的理念。
4.反抗传统
刻意标新立异是现在青少年的一个倾向，为了获得新意，与传统不同的标准如“怪、奇、异、丑”成为新的尺度，从喜爱的演员、爱听的歌、爱看的节目和爱玩的玩具等方面的选择上，都有类似倾向，这与近年来某些传媒内容的设计和立意对青少年的误导是有直接关系的。
许多评论认为，当前大众传媒中充斥了许多不健康的内容，许多影视节目存在媚俗、粗糙或故作深沉的致命硬伤，主持人的着装、台词和表情夸张，缺少内涵，等等。虽然有些批评过于严厉，但对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媒体而言，人们对它寄予更多的期望似乎并不为过，尤其是考虑到受众群体中巨大的未成年人群时，媒体要加强内省，对自己的言说方式和内容有更多的自律。
三、大众传媒应当做出哪些改进？
传媒要改进，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自身发展的要求。从对青少年社会化产生的负面影响来看，传媒应注意如下方面的建设：
1.加强政府的示范和导向。政府的示范和导向有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力，尤其在中国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下，政府的导向和示范作用有其他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在主要媒体上积极推进精品工程，在表现题材和表现手法上体现国家理念建构的要求。
当前社会整体向前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利益分配不公平,表现为贫富差距过大、城乡差距过大、区域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涉及民生的紧迫问题,包括社会保障、就业、失业、失地、不公平等;滥用公权力、公权力行使不当引发的问题,特别是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等让群众深恶痛绝;网络虚拟社会提出的挑战等。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利益冲突复杂化、交织化、多样化,群体性社会矛盾呈现激化的倾向,内部矛盾受到国际因素影响,矛盾的化解难度增加,传播化,易引起连锁反应等。为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实现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良性运行的关键,而法治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治本之策。
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了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管的活动。社会管理的价值追求在于秩序、人权、公平正义、民主参与,而这也正是法治追求的价值理念。其一,秩序。秩序主要是指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连续性、一致性、确定性。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对秩序都有一种自然的需求,都倾向于避开混乱、无序的状态。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总体上还是有序压倒了无序,否则社会无法向前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而法治简而言之就是法律的统治。法律规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反复适用性,不能朝令夕改,为人们生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使得社会生活呈现出连续性、确定性。其二,人权保障与公平正义。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社会管理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质言之,社会管理就是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保障公民的权益,实现公平正义。
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何谓良法?尽管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人权是否得到保障、国家权力是否得到控制,公正正义是否得到实现应该是判断良法与否的基本标准。其三,民主参与。社会管理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而法治本身也要求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通过民主立法、参与式的执法,让政府了解民意,及时回应民意,以实现政府、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
改进学校食堂管理和运营机制是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身体健康，安全和正常的学习，关系到学校的稳定。学校的后勤部门应加强对食堂的管理，要从维护广大师生根本利益出发，充分认识食堂管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学校食堂的管理与监督始终是学校与后勤管理部门的责任。虽然改革了学校食堂的运营机制，但学校作为甲方，既承担管理与监督工作的权利和义务并没有改变，因此，常抓不懈，要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对食堂菜品质量安全卫生和餐厅环境卫生工作的管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理，认真把好经营单位和人员的资质关以及各方面的素质相关合同关，严禁腐败行为，对违约违法经营、诱发事端的食堂经营单位和个人，学校及时与后勤管理部门进行处理。转变相关人的工作作风，认真做好日常监督工作，坚决防止与杜绝诱发事故的苗头和隐患。加强内部管理，端正服务态度，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推进学校食堂工作
学校食堂改革始终要坚持为教育，为师生服务的方向为原则，应注意结合具体情况。因此，因地制宜、积极稳定推进学校食堂改革方案，要特别注意纠正各种错误倾向。不能随意改进企业和个体经营人员承包食堂，以包代管，一包了之。注意纠正“随意涨价”的错误认识。经营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学生食堂的主要功能是为师生，更主要的是为师生服务，既要考虑经营者利益，又要讲究职业道德。学生食堂的主要功能是为师生，提供餐饮服务，是有明显的公益性。更要兼顾广大师生利益，决不允许不顾学生兼受能力，以涨价、质量差，在采购原材料时发生差别。来推动经营，来衡量食堂工作的标志，保质保量，价格适当，是搞好食堂改革的关键。学校食堂改革推进过程中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大多数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对食堂的就餐价格实行最高限制。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管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把对学生的健康安全关心落到实处。
三、加强宣传教育、贯彻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学校食堂管理制度
学校及后勤部门要积极宣传《食品卫生法》、《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和《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产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加强食堂从业人员的宣传、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中规范管理，合法经营。按卫生程序操作，守法经营的自觉性，在安全卫生管理和食品质量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要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食堂经营各个环节都必须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做到层层把关，责任到人。保证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实处，加强各食堂检查、评估。对食堂发生责任事故的要严肃追究当事人和承包单位或个人的责任。确保食堂的食品安全、卫生质量。同时为防止发生意外，建立健全学生食堂食物中毒和疫、病情况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制度。
四、严格学校饮食经营准入制度，实行食物招标和集中定点采购制度
对学校食堂经营者加强管理，严格要求是提高学校食堂经营管理水平的关键，学校食堂经营部门要建立餐饮经营准入制度。全面审核投资方面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投资能力、资质信誉以及道德素质。从业人员的素质及健康状况并择优选定，坚决杜绝有其他不正之风发生。切实保护师生利益，以明确各自责任、权利和义务。明确质量要求和处理处罚办法，严把卫生准入关。学校食堂在采购正常使用的主副食品时，必须要到合法的经营单位采购饮食物资。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验看有关饮食物资经营的执照。特别是要确认经营者持有有效的食品卫生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采购畜禽肉类原料时，必须验看动物检疫部门出具的检验合格证明。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对大宗饮食物资要实行公开招标采购制度。对零星饮食物资也要实行集中定点采购。货比三家，对食品包装原料要验看他的生产日期、合格标志、保质期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制度。选择的定点供货单位及采购品种应报学校后勤管理机构或饮食服务实体等有关部门备案。学校职能部门要通过各种办法，对采购的全过程进行严密的监控，坚决杜绝不良行为的发生，并制定严格的监督措施，发现问题，迅速、严肃追究处理。加强对食堂所选择定点供货单位生产加工、储备、配送等各个环节的监督和检查，特别要重视在传染病多发季节的检查。切实从源头上控制学校食堂饮食物资的卫生、安全、质量。对学生食堂制定管理细则，加大管理力度，切合实际的提高学生食堂经营水平，确保万无一失。
自本期始开设“现代管理学新论”栏目，选发了二篇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原创性文章，以期引致学者们的关注、讨论与深入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尚待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们奋力开拓。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武汉大学、三亚学院现代管理研究所的专家、教授捷足先登，率先探索这一新领域的尝试，令人振奋！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理论都是人类文明的灿烂瑰宝！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以及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中国化，既体现着中华民族追求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蕴含着顽强与宝贵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以及中国力量。我们期望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早日诞生！
摘要：任何新学科的建立，首先要明确该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必要的研究任务和适当的研究方法。确立和阐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任务与方法并对其依据进行论证是从事该学科研究的前提与基础。
关键词：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对象；任务；方法；管理绩效；内在规律；现代化建设；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6-0043-05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一门正在创建过程中的崭新学科，是研究与阐释关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管理理论形成、发展、创新、完善的过程、条件、内容、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是中国传统管理理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中国化，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系列管理经验与理论的系统化，也是现代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依其性质而言，既是管理学科，又是历史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实践性。既然是一门学科，确定并把握其学科“三要素”，即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与方法，是新学科创立的首要条件。
一
任何新学科的建立，首先要明确该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确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并对其依据进行阐述和论证，是从事该学科研究的前提与基础。
科学的理论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是对实践的概括与总结，管理理论是对管理实践活动及其经验、认识、理论以及规律的概括与总结。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则是研究与阐释辛亥革命以来关于中国的管理理论形成、发展、创新、完善的条件、过程、内容、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其研究对象自然是中国现代管理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发展，即对中国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管理实践以及管理思想、学说及其规律性的概括与总结。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不仅了延续260多年的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而且宣告了长达2 000余年封建帝制的灭亡。此后，不论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还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具有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在管理理念以及操作方面都表现出了与以往性质的不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其以后的“新三民主义”，根本内容是“创立民国”，即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关于国家制度及其管理模式与方式的大事件、大变革、大创新。正因为如此，一种全新的理论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全新的时代和全新的理论必然为中国原来的管理思想开创了洗心革面的新局面。虽然辛亥革命未能全面、彻底完成自身的历史任务，但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以现代管理理念为核心的时期毕竟从此发端！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依其目的、性质、特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辛亥革命以来的新民主主义管理理论及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中国风格、气派、特色与精神的管理经验、思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表现为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管理思想以及新时期以来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治国新方略等方面的管理思想、理论、学说，这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干部分；其二，是辛亥革命后主要是中国所主张的管理思想、理论、学说，包括香港、澳门以及1949年后台湾地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管理思想、理论、学说；其三，是辛亥革命前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既非社会主义性质、也非中国主流的管理思想、理论、学说，这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主体部分，主要是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管理实践活动及其观念、思想、理论的概括与总结。其早期形态可以追溯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的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的产生，可以说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开始的，是其一般原则与理论与中国具体的管理实际与管理活动相结合的必然。也就是说，当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般理论、原则和观点来分析和研究并着手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也就开始萌发了。更确切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组织、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有组织，更具目的，更加广泛，更趋深入，而且直接与中国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有了自己的坚实载体与实质内容。由于中国共产党在28年的长期斗争中集中全力于获取政权，因而此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比较集中于军事、政治与获取政权的路线、政策与战略、战术等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的发展。新中国的成立，从总的趋势而言，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新阶段的开始。1949—1956年，应当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这一阶段的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实践与理论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现形式。随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管理实践活动的全面展开与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也不断发展完善，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丰富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与中国精神的伟大管理实践直接推动着中国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管理思想的发展、完善与创新；与此同时，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又必然赋予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管理实践活动以时代活力与崭新内容。例如，在社会与公共事务管理方面，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又如，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关于国民经济管理、国有企业管理的系统理论等，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在这一时期的成就，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的创新。经过“”和“”的挫折与洗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实现重大转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升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左”的主体性错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之后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科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质与内容，阐释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方针与政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的新阶段。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走向世界的理论通道被打开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交流与融合出现新局面。
历史和事实都证明，管理实践是管理理论建立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也是检验管理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对象的确立，是由中国特殊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实质性转变所决定的。一般而言，特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相应的社会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在阶级社会主要体现为规范特定生产关系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必要设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管理，管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是管理活动的承担者，任何管理活动都是管理主体（管理者）和管理客体（被管理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体现，实质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体现。管理的观念、思想、理论、学说要研究和阐释管理活动和过程中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都不能脱离管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都必须依托一定生产关系的实现与过程。从现代管理的实质内容看，管理既是对于生产力诸要素的配置，也是对于生产关系各方面的协调，同时还是对于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校正与调适。因而从社会存在与理论发展的关系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及其主体的确定，必然是由中国的国情基础和历史特点所决定。
从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与历史意义看，帝制，建立共和是为了追求现代、富民强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因辛亥革命本身的局限性并没有使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这并不能否定当时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所发生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帝制结束，共和开始，上层建筑方面发生的革命性变革不容忽视；尤其是前后两个阶段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出现变化：前一阶段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后一阶段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却是无产阶级。虽然两个阶段民主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同一的，但是由于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有着本质区别，后者则发展成为中国式新型的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既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辛亥革命为界划分为两个不同时代，管理思想的性质和内容当然也就有了重大变化；既然又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划分为旧、新两个阶段，在现代管理思想的研究中也就应该而且必须加以相应的区分。因而从历史的实际和管理思想的性质和特点考虑，把辛亥革命以来的管理思想均纳入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考虑是合理的。
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说明，这就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管理思想，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不能不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对象的逻辑范围。因为，“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以中国的实际为依托广泛地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以无比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与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当然也不例外。新民主主义管理思想与辛亥革命前后的资产阶级管理思想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仍属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围。这就说明，从辛亥革命发端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仅包括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管理理论，而且以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管理理论为主体。同样，从总的过程看，也不能认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管理思想不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因此，辛亥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管理思想也应当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认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只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管理理论，是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的。
进一步考虑，管理和管理理论是不同的范畴，管理和管理理论的对象也是不同的。不能把管理的对象与管理理论的对象混为一谈。任何社会或组织都有管理，但是，不同的社会或组织有不同的管理。虽然人们对自己所经历或观察到的管理实践、管理活动与管理理论会表示自己相应的看法和主张，从而归纳、概括或总结出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观念、范畴和原理，但是这些构成管理思想的基本材料却因为人们所处环境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或不同的组织、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进一步说，管理面对的是管理实践活动的实在，而管理理论面对的是管理方面的观念与思想。研究管理理论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管理实践，但区别管理与管理理论的对象又是必要的。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能用管理史的分期替代管理理论史的分期。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管理史的发端可以设定在新中国成立，但不能认定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端。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应当是一个具有系统内容和完整体系的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项开创性的现代管理理论的前沿研究。根据不同的标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有不同的划分。从历史时期看，既包括作为主体的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前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管理实践活动与理论。从地域上看，既包括大陆的管理实践，也包括港澳台的管理活动；从研究领域看，既包括经济方面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也包括政治、教育、文化、军事、社会等其他方面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从管理层次看，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管理，也包括中观层面的地方与行业管理，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等。
二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要的研究任务可简单概括为：总结规律、提高效率、科学发展、服务社会。
（一）探索和把握管理科学的内在规律，推进现代管理理论中国化
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随着学习《论十大关系》及其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化，国内掀起持续学习国外（特别是美国）先进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热潮。发轫于欧美的现代管理理论产生自其本国的管理实践，是对其自身管理实践一般规律的提炼和总结。毫无疑问，其中科学合理的经验和知识值得我们学习、汲取和借鉴。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他国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并不完全适应有着浓厚文化底蕴和本土特色的中国情境，西方管理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的管理实践时会不断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与问题，表现出“水土不服”的状况，这表明管理领域中已有的研究并不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没有最好，只有适合。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对自身的管理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进行总结，在探索和把握管理科学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尝试建立一个既有普适性又具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努力实现管理理论的中国化。
现代管理理论的中国化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移植痕迹明显及对于西方管理理论亦步亦趋的趋势而提出的。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不能脱离中国的客观、具体情境进行。在学习、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理论、模式和方法的同时，必须重视管理理论、模式和方法的自主创新，逐步创立根植于本国文化、体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中国风格和特色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管理理论中国化就是从中国特定的国情与文化情境出发，认真学习并借鉴国外现代管理理论，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现代管理的实践中概括、提炼、总结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管理理论研究的中国化就是从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任务的确立到理论的架构、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选择所形成的研究系统能够充分、全面、适合、准确地发掘、描述、解释、分析及解决中国这个特定文化情境中所产生的管理实践问题，特别是要客观、准确、科学概括与总结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在逻辑性。管理理论中国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方向和任务；管理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既包括管理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即针对现代中国管理实践这个特定时空范围的研究，也包括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即为了能够客观、真实、适合、有效反映以及分析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中管理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工具和手段。
当然，强调中国化也要反对排斥西方管理理论研究的倾向。实际上，一部近现代的中国管理思想史也是中西方管理思想观念相互碰撞、融合、交流的过程，何况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要想将中国的问题和西方的问题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中国化研究的范畴除了包括为解释或解决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问题，构建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架构外，还要针对中国国情基础上的特定问题，设计适用的研究方法，开发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研究工具，包括借鉴、应用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情境下的具体问题。总之，用恰当的方式将中国的管理实践与理论图景真实地勾勒出来，并努力融入世界知识体系，即用真实的自我赢得他人的尊重和接纳理应成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任务。
（二）提高管理绩效，实现科学发展
一般情况下，生产力诸要素只是自在性资源，只有通过现实的劳动过程与实在的管理行为，才可能转化为利益与财富、进步与文明。同样，没有现实而又科学的管理，科技成果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当今时代，科学管理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普适与必然要求。从中国的实际看，管理的科学化更具战略意义，是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富民强国的基本路径和总抓手。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实现集约化是实现管理科学化的关键性内容。集约化就是在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资源基础上，集中、合理运用现代管理与技术，最大发挥人力资源的积极与放大效应，以提高工作效率与效益的基本形式。可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提高管理效率，实现科学发展。
（三）服务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
应当说，新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并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毕竟时间短，很多必要的制度、运行的机制等还有待健全和完善，一些关键问题，如国有企业的产权、治理机制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尚需突破；在市场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阻碍；社会诚信机制的缺乏导致唯利是图的极端利己行为泛滥，经济伦理缺失，损害社会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触目惊心。这表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尚任重而道远。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服务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一方面，要从宏观方面努力探索经济管理、市场管理的规律，从而促使市场经济机制进一步完善，使得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进一步提升的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从微观方面努力探索各类企业的管理规律，提升中国企业管理的水平和核心竞争力。这既是管理理论现代化的要求，也是现代管理理论中国化的要求。
（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管理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崭新内容与重要方面，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实现社会系统的稳定、协调、健康运行与发展所实施的引导、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行为与过程。广义社会管理是由有代表性的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狭义社会管理仅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必要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等一系列内容与方面。
社会管理在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与扩大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方面，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的深层次问题与矛盾会逐步显现；另一方面，富民强国任重道远，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矛盾和其它不确定因素；同时，完善和强化社会管理的理论、制度、体制与机制还不完善，不健全。因此，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加强社会管理、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是新时期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可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任务还包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基本规律，合理配置各方面的社会发展资源，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
此外，如果从更抽象、无功利的层面与角度考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任务还可以概括为追求与实现管理的节约化、简约化、集约化、公约化，是指组织成员自主、自觉、自我、自为的管理愿景，亦即是一种默契、顺畅、无为、中和的理想管理状态。
三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根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与辩证的方法，但由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特定研究对象的规定性与基本研究任务的规范性，在具体的理论研究过程中运用根本方法时，又演绎与派生出一些具体方法。
（一）系统法
系统法是指把事务或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作为一个整体与过程，对系统诸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找出问题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的研究方法。系统法来源于系统科学，系统科学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跨学科的新科学，它以实际、整体、全面、根本为出发点考察和研究整个客观事物，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一方法标志着人类的思维由主要以“实物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系统为中心”，是科学思维的划时代突破。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运用系统方法从事研究，要求我们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对与核心问题有关的大量信息进行时间与空间、纵向与横向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必须指出，系统法不是简单的信息搜集、归纳和整理，而是一个创造性的深入认识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发生的条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重要方面的过程。因此，在研究时，既要从纵向方面深入研究中国现代管理实践的背景、条件、发展的历程、阶段性与特点、标志、影响、作用、未来发展方向及趋势等，又要从横向方面对环境（政治、法律、经济、金融、科技、社会文化等）、关联方、外部因素之间、国内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全局的研究和分析，避免单一性、片面性、孤立性与僵化性。
（二）抽象法
抽象法是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归纳和概括以形成理念的方法，是指综合运用判断、推理等逻辑手段考察研究对象及其多种关系，在认识表征并深入实质的基础上，把握研究对象本质以及本质之间的各种关系等深层内容的研究方法。抽象法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感性事物，而且包括对感性事物进行初步认识的思想对象，如各种属性概念和各种判断。在运用抽象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辩证思维方法，即把关于研究对象的各种单独的、有差别的乃至相互对立的概念综合起来进行思考，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并注意概念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运用抽象法进行研究，既要在已有理论的指导下，联系客观对象的实际内容，对表征性概念按一定的逻辑结构进行抽象和综合；同时也要以突破已有理论框架的假说为指导，联系客观事物的实际内容，对表征性概念按一定的逻辑结构进行抽象和综合。这里，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这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要在大量占有具体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抽象思维的能力，分析、归纳、概括出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提示出规律性。二是由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这是叙述问题的方法。也就是把研究成果叙述出来时，又必须从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出发，一步一步上升到复杂的具体的规定。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这是逻辑的说明方法。
（三）过程法
过程法就是通过对研究对象历史过程的回顾与考察，说明研究内容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演变过程和基本特点，特别是规律性的研究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个过程，过程是由状态组成的，状态是过程中的状态；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事物，旧事物灭亡的同时，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过程与发展密切相关。所谓发展，是指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趋势，其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一个‘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的波浪式前进、循环往复式上升的过程；一个个有限的过程组成了无限发展的世界。”[2]换言之，世界也可以看作是永恒发展的事物与“过程”的综合体。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所以主张过程法，关键在于“必须客观地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的历史过程，充分体现这一历史的时间性、客观性、连续性和阶段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运用过程法仅仅是一般地描述某种现代管理理念或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过程，而是要通过其历史过程的回顾与考察，说明这种管理理念或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基本内容以及发展和变化的特点，揭示其内在逻辑性。因为，任何一种现代管理理念或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又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变化的。因此，对于某一具体管理理念或思想的研究，都必须首先将其‘归位’，即放到当时的具体环境之中，并切实纳入‘历史流’，即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坚持辩证的、发展的观点，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条件出发，对特定管理理念或思想进行历史的分析和考察。与此同时，要切实把握研究对象的逻辑性与客观性，避免杂乱无章或主观随意。这样，才能正确阐明它们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条件、特点及规律。”[2]
（四）评论法
评论法就是对于所研究的内容在客观概括、总结与综合的基础上加以阐释，明确判断、分清是非、给出正误、表明态度。评论应当是理论研究特别是相关史学性质的理论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现实的管理理念、思想与理论，在实际的具体研究中，不仅要对其进行认真、客观、科学的概括、总结与综合，而且对其进行客观、适当、公允的评论是很必要和很重要的。“科学的研究不能只是单纯地描述或简单地再现已经存在的若干管理观点或思想，机械地按时间顺序将它们排列起来，而应当对于这些观点或思想的背景、条件、内容、特点、意义等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分析与比较，同时要从实际出发给以科学评论，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意见。反思比反映更深刻，评论比叙述更重要，没有评论的理论研究是暗淡无光和毫无生气的。”[2]
此外，归纳法、比较法、案例法、文献法、图表模型法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方法。
总之，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需要奋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管理理论研究者们协力开拓。任何学科的建设，首先都必须明确其独立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任务与适当的研究方法，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现实而生动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形式和中国风格’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现代管理理论教科书。”[3]正确理解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对象，明确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任务，在研究中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既是这门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也对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武.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5）.
作为一种管理理论，组织文化是在近年提出的企业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在对当代组织管理理论与文化学理论的综合研究和探索中逐步酝酿提出的。它是一种基于对组织小社会综合系统分析的理论，是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种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结合先进的管理思想，为组织建立起一套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并利用它帮助组织进行有效的管理活动。
组织文化包含三个层次。最外层器物层是组织的物质文化。它包括组织进行正常活动的物质条件，这是组织物质文化的基础;组织活动的产物和成果，这是物质文化的体现。中间层制度层是组织的制度文化。它包括组织的管理制度，这是制度文化的主体;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与管理，这是制度文化的实施系统;组织的人际关系，这反映了制度文化的性质与水平。最内层精神层是组织的精神文化，它是组织文化的灵魂。它包括作为知识技能体系的专业，如专业知识，专业观念、专业活动，这是精神文化的起点，组织成员的教育、卫生、体育、文娱等文化设施、文化形态、文化活动，这是精神文化的有形体现;组织成员的思想信念、理想追求、价值准则、伦理道德、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习惯传统、思维方式等，‘这是精神文化的实质和核心。
物质、制度和精神构成组织文化的三要素，各有其不同的功能。物质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基础，制度和精神文化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制度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关键，它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统一为整体;精神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主导，它决定了组织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发展方向。而整个组织文化的功能则是满足社会需要、_仁级要求和组织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统组织文化三要素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价值观念是组织文化的核心，集中体现组织文化的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往往在一定的文化精神指导下去完善和改进组织，的制度的，甚至在一定的组织器物上也常常反映出组织的某种精神观念。从另一个角度看，物质文化水平及其使用方法也依次影响和决定着组织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组织活动的成果上，总是打上组织深层文化的烙印，凝聚着组织成员创造力的特点，蕴含着组织群体的心、「理素质和思维的特定形式。
组织文化的本质内容是组织精神，包括坚定的组织追求(组织目标)、强烈的团体意识、正确的激励原则、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可靠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也可称组织管理哲学)。组织的物质、制度、精神三大要素与组织的特点与实际相结合，便形成了各组织之间互不相同、各具特色的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载体是组织文化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和实际手段。它一般包括组织的设备设施和各种工作成果，各种成文的规章制度、守则、手册;专业资料、专业成果;组织特有的口号、歌曲、徽记;各种习惯风尚、行为规范、一般观念和价值观念等。组织文化载体种类上的差异、水平_L的高低以及整个载体和谐统一的状况，反映了组织文化的风貌、特色和发展程度。
二、组织文化与企业文化
组织与企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企业是营利性的社会经济组织，是社会组织的一种。而组织则是各种具有共同目标、行为心理相互作用、在特定关系模式(结构、体制)中从事一定活动的社会群体的集中概括。组织不仅包括企业，而且还包括行政机关、党群组织、军队、学校、科研机构等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群体。本文所讨论的组织主要是指各种基层社会组织。因此，较之企业文化，组织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组织文化理论是企业文化理论与组织管理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较之企业文化，组织文化不但具有更为广大的外延与深刻的内涵，而且有着极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内蕴宏富的文化传统。自文明产生以来，人类就一直生活在各种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之中。组织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特性与存在形式，是人类的本质特性。而企业则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特定的发展阶段—商品经济社会的产物。组织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知识、理论和传统。以我国为例，远的有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结构细密经验浩繁的行政组织文化，近的有战争年代创造出的卓有成效的革命组织文化。它们既是现代组织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宝贵历史遗产，也是企业文化发展需要汲取的重要知识宝藏和精神源泉。日本企业重视研究《论语》、《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组织文化理论是企业文化理论的发展，反过来它又丰富促进了企业文化理论的深化与进步。首先，作为系统的理论形态，企业文化理论提出在先，组织文化概念提出在后。组织文化是受企业文化的启发、在企业文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次，尽管企业文化理论提出不久且仅具雏形，但随着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与发展，实践愈来愈证明:它的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企业组织，而且也可广泛地适用于一切社会组织。因为任何组织文化都是社会大文化之下的亚文化形态，具有彼此的共性及其共同的文化运行机制、共同的管理活动规律。由企业文化发展到组织文化，是管理理论发展与组织管理实践的逻辑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再次，只有通过更高层次更为广阔的组织文化视角，才有利于更深层地反思和总结人类丰富的管理文化，更深入广泛直接地吸收、继承和发展一切人类管理文化的积极成果，并据以改善和改进实际的组织管理工作。组织与文化是人类所有管理活动的共性特征。所以，组织文化的提出反过来又促进了企业文化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丰富与成熟。
由上可见，组织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是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企业文化的发展，需要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充分地吸取其他各种组织文化丰富的历史经验、理论精华与优秀传统。例如，要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就要继承和发扬我国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组织文化的精神，充分借鉴具有优良传统的革命军队组织文化，包括其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另一方面，新时期各类组织的管理工作，也需要不断地吸取组织管理尤其是企业文化的新鲜成果，改进和提高组织的效率，适应迅猛发展的时代新要求。
三、组织文化的特征
组织文化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与文化学理论的综合产物，具有不同于一般管理理论与文化学理论的特定内涵与外延。与一般文化学研究不同，组织文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各种具体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有效地管理组织，研究的方法不仅采用单纯的静态描述比较方法，还采用各种实证方法、动态分析乃至实验方法等。
组织文化较之当代管理理论具有以下特征:
(1)综合性。当代管理理论一般是分别从不同侧面研究组织运行的规律，而组织文化则是综合立体全方位地研究组织，并力图阐明组织内部各要素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2)民族性。在重视组织管理一般理论的基础上，组织文化更注意到民族各地区在文化上的差异及其在管理上的影响，强调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的优秀文化传统。
(3)个性。组织文化重视组织的个性特征及其在管理上的影响。当代管理理论常常试图寻找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组织运行模式，而组织文化理论更强调在管理中要注意到组织的个性特征。组织应该按照自身的特点去进行有效的管理。
(4)历史性。组织文化理论把组织活动作为一种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动态过程。组织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在其生长的过程中，先天的素质、历史的积累、后天的营养与现实的环境等多重因素都会对其发生影响。因此，对组织的管理要考虑到组织的历史与传统，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活动。
(5)群体性。对于管理中人的因素，当代管理理论注重对个体人的研究，对群体的研究则大多集中于组织内部的小群体，而组织文化则重视对群体人的研究，尤其是重视组织群体的行为心理在管理中的独特功用，认为组织文化实质上是组织群体的文化。组织群体的行为心理是组织文化最深层的运行机制与基础，是组织文化的本质特征。组织群体文化的和谐、向上与一致性，是组织文化的生命，是组织秩序、效率与成败的基础，是判断组织文化优劣是非的重要标志。
(6)主体性主动性。当代管理理论常常有意无意地把管理活动中的人(个体与群体)当作一种消极被动的客体。早期泰罗时代的“经济人”假定是如此，后来的行为科学的“社会人”的认识也是如此，后者往往把人纳入了消极的需求刺激行为反应的机械模式之中，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管理中人的被动局面。组织文化把人当作管理活动的主体，注重主体行为的自觉性主动性，注重通过组织文化的塑造、群体心理的墙养，来挖掘、激发、输导主体内在的巨大潜能、活力和创造性。在组织中，主体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主体是组织的真正主人。
(7)精神性。与以往的管理理论不同，组织文化理论突出强调组织精神等精神文化范畴在组织管理活动中、在组织文化塑造过程中的核心主导作用。这一点在以往的管理理论中并不为人所重视。
总之，组织文化在管理理论.上、在管理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综合性、民族性、个性、历史性、群体性、主体性主动性与精神性等独特特征，把当代管理理论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使管理从以往过分重视制度、体制、结构、战略等硬囚素硬管理，向着重视精神、价值、传统、作风、群体、个性等软囚亲软管理过渡和转变。
四、组织文化的功用
(1)目标导向功用。为了实现组织预定的目标，把组织成员引异到组织所确定的目标上来，传统的做法强调单纯的策略手段引导。与此不同，组织文化强调通过组织文化的塑造来引导成员的行为心理，使组织成员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自觉自愿地把组织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因为，在健康的组织文化环境中，组织目标本质上是群体的目标，它反映了群体的精神愿望、生活信念，道德理想与行为准则。这种溶于组织文化的组织自标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能够引起组织成员普遍的心理共鸣与行为反应，能够规范统一组织成员的行为心理。
(2)‘“软”约束功用。为了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与传统理论强调单纯制度“硬”约束不同，组织文化理论强调“软”约束。组织文化注重管理活动中的精神、价值、传统、群体等软因素，强调软约束软管理，能够弥补组织管理单纯“法制”(，严格的规章制度与管理)的不足。组织的规章制度只是组织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规范的反映，‘已对组织成员行为的调整范围很有限。由于其刚性的特质，使它很少能顾及人的复杂实际与多方面的需要，因而很难焕发出组织成员的积极丰动性。所谓组织文化软约束功用，就是指通过组织文化的塑造，可以在组织群体中培养出与制度硬约束相协调相对应的环境氛围，它包括群体意识、社会舆论、共同的风范和风尚等精神文化内容，从而造成强大的使个体行为从众化标准化的群体心理压力与动力。这种软约束比硬约束具有更为强大持久深刻的实践效果。
(3)群众凝聚功用。组织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是组织群体共同创造的。在优秀的组织文化中，寄托了组织成员的理想、希望和要求，关系到他们的命运和前途，也决定了他们的现实生命.共同的文化习性、传统风范、心理意识、行为规范，使组织群体产生强烈的内聚外斥的动力机制。组织文化愈发达水平愈高，群体行为心理就愈协调愈统一，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自豪感和我群意识就愈强烈，组织群体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就愈大。
(4)积极的激励功用。组织文化能起到传统激励方法所不能起到的积极的激励作用。因为组织文化的塑造能给组织成员以多重需要的满足，并能对各种不合理的需要通过组织精神的培养给予调节。同时，优电的组织文化能够在组织成员行为心理中持久地发挥作用，避免了传统激励方法引起的各种组织行为短期化和非集体主义性的恶果，使组织行为趋向合理。
五、组织文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1)它是改进和加强组织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课题。以往有些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之所以出现和日常工作“两张皮”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塑造组织文化重要手段的政治思想工作未能结合组织的实际需要。如呆我们能够依据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形成良好的组织风气、作风和行为的规范，把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引导到为组织进步发展而奋斗上来，那么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就不再是只讲空话了，.而成为有形、有情、有声、有效的实际工作。
(2)它是适应和改进组织管理的客观姗要。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建设高绩效高水平积极向上的各种组织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紧迫任务。这就要求全体组织成员的意志、责任心和主人翁的工作态度，集中到为完成组织任务和发展上来。社会丰义的主人翁精神体现在与组织同呼吸、共命运上，体现在人们关心和爱护组织的实际行动上。
(3)它是确立和形成组织现代化I理观念的必然趋势。在我国，过去的组织是单一的执行型的，崇尚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群体意志，而今组织要向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管理开拓型转变，这就要向组织成员不断灌输尊重知识、尊重人材，重视管理和效益，鼓励竟争和开拓等现代化管理需要的，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价值观念和群体意识。另外，现在组织常常面临多方面的社会主义竞争与竟赛，巨大的竟争压力也迫使组织产生一种新的内在要求，这就是组织的凝聚力。组织要通过它来统一各个成员的信念和意识，同舟共济竭力为组织奋斗。
[关键词] 企业文化 文化管理 以人为中心
企业文化理论是西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管理理论的新思潮。它是美国管理学家、企业家对日美优秀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和个案研究后得出的经验总结。其倡导的文化管理是企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源和财富之泉。近30年来，这一管理思想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已成为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主导方式。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条件下，探讨西方企业文化理论的根本特征，积极汲取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对于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企业文化理论以人的主体性为其理论底蕴，深深植根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经济文化一体化背景下人的自主自觉能动精神日益凸现的现实沃土中，它一反传统管理理论只追求定量分析和组织崇拜、追求最优化决策等纯粹“理性管理模式”，在重视管理“硬件”的同时，突出对管理“软件”的建设和张扬，着力培育企业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把文化因素摆到管理的核心地位。其中心内容是强调管理要以人为本，注重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综观整体，笔者认为西方企业文化理论的人本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本性的基础：“文化人”的人性假设。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管理模式是人性假设的现实反映。管理方法的不同，根源于管理思想中种种不同的人性假定。西方企业文化理论的提出就是对企业内部个体的人性假设由简单、片面、粗糙到复杂、全面、深刻的必然结果。在20世纪初，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罗，创立了科学管理模式，实现了管理方法一次革命性变革。但是它的这种方法是把企业中的人看成如同机器一样的“经济人”。“经济人”的假设从享乐主义的哲学观点出发，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并且认为大多数人是懒惰的，不愿意负任何责任，只有金钱和地位才能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科学管理中所蕴含的人的被动性、工具性的弱点不断暴露，一种新的学说应运而生了。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看到了人的精神因素的重要性，注重挖掘人的潜能，注重职工动机、需求等多方面的心理因素，从而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它强调企业中的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社会人”，人们在工作中得到物质利益，对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只具有次要的意义；人们更加重视在工作中与周围的人友好相处，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行为科学虽然对人的认识有所深化，从“经济动物”上升到具有多样的精神需求的人，但由于行为科学理论本身的特点及所持立场和思想方法的局限，仍然在本质上把人理解为消极被动和机械行为的个体，因而也就难以摆脱“科学主义”管理思想的羁绊。
随着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对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人的主体性逐渐得到了确认，人的价值实现、人性尊严在管理中终于获得了应有的位置，建立在新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企业文化理论诞生了。企业文化理论从其理论底蕴上来看，它出自一种比“经济人”、“社会人”更为深刻的人性假设，这就是“全面发展的文化自由人”的假设。这种人性假设，更富于人道主义精神，更体现管理的艺术特质，认为人之为人的本质就在于创造力的发挥，追求成功和实现个体人的价值是人的最大、最高层次的需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实际需要的是一种真正、全面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平等关系，只有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劳动者才能自主地、酌情地处理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潜力和创造性，达到一种全面而自由发展自己的境界。
综上所言，人性假设理论乃是管理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是文化影响管理的一个强有力的作用点，是文化管理理论的理论支点。西方企业文化理论的人本性特征就是奠基于“文化人”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新的人性假设是人本管理的人性之根。
2.人本性的载体：企业价值观。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管理理念，绝不是空中楼阁，是建立在新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同时也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可以随处张贴的标签，而是通过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即企业价值观来显现和反映的。企业价值观，是指企业在追求经营成功过程中所推崇的基本信念及奉行的目标。从哲学上说，价值观是关于对象对主体是否有用的一种看法。而企业价值观则是企业全体或多数职工一致赞同的关于对象对于企业是否有用的看法。在西方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价值观经历了多种形态的演变，其中最大利润价值观、经营管理价值观、企业社会互利价值观，则分别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西方企业的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而80年代以后企业文化理论所孕育的当代企业价值观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人为中心，以关心人、爱护人的人本主义思想为导向。企业文化理论的人本性特征就集中体现在它所倡导的企业价值观上。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相互关联的内容。首先是人与物、制度相比，谁更重要。我们知道，一个企业大致说来有三个因素。一是物质因素，包括设备、技术、厂房、环境等；二是制度因素，包括所有制、管理体制、分配制度、企业各部门的运转机制等；三是人的因素，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等。企业文化理论认为，在企业的诸多要素中人是最根本的因素。因为物的因素归根到底是由人去使用、改进和创造；制度的因素归根到底靠人来执行、推动和制定。人并不是万能的，人离开物质因素和制度因素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但比较起来，人不能不是最根本的因素。再好的设备、再好的制度，缺乏合格的人、优秀的人去把它们运转起来，好机器不过是一堆废铁，好制度也不过是一个空架子。因此。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才是企业管理的关键。恰如美国企业文化理论专家托马斯·彼得斯、小罗伯特·沃特曼在《寻求优势》一书中所言：“大部分优秀公司也搞目标管理，搞全面质量管理，甚至现在还继续应用这些技术和方法。但是……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它们在人的管理方面，采用的技术和方法之多和更换之频繁，可谓不断翻新，层出不穷。”
其次，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谁更重要。否认企业的经济利益，就会扼制企业的活力和生机，这已为企业发展史所证明。承认企业的独立利益，并不是允许企业可以不顾社会效益。就企业而言单纯追求企业利益，不仅要受到道义的约束，更要受到行政和法制的约束。事实表明，一个企业不仅有经济目标，同时更有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目标。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企业必须追求社会效益并放在首位。市场是企业生存的基础，社会需求是企业发展的推进器，社会效益是企业经济效益的源泉之所在。只有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符合消费者利益和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企业才可以生存，才得以发展。西方企业文化理论明确标示“为社会服务的价值”高于“利润”的价值，他们着力倡导的接近顾客、质量至上、服务至上这三大理念，都是追求社会效益的标志，也是企业成功的标志。只有了解顾客，才能引导和创造消费需求；只有信奉质量至上和服务至上的理念，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满足顾客愿望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一对关系中，人本性原则已从企业内转移、延伸至企业外，即从以员工为中心，导向以消费者为中心，这是人本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最后，经济目标与人的发展谁更重要。企业是社会系统中的基本经济单元，追求效益目标是企业存在的前提。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效益，甚至亏损，那么这个企业就是在浪费资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企业效益的获得只有建立在职工个人各方面能力和素质的提高上，这样的效益才是符合人本性原则的。如果以牺牲职工个人利益、甚至用危害身心健康的办法，来获得企业效益，这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也是不会长久的。西方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企业效益的活动，必须建立在职工个人的发展之上，优秀企业必须尽可能地为职工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劳动报酬，尊重职工的尊严和人格，并为他们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优越的环境和氛围。“优秀公司让它们的职工控制自己的命运，它们使职工生活得有意义。它们把最普通、最平凡、最一般的人变成生活中的强者和胜者。”他们“要为每一个人提供施展才干和做出贡献的舞台和天地。”，通过每个职工个人的发展来提高生产率，进而促进企业的成长进步，这是优秀公司的成功之道，也是企业的智慧之源和财富之泉。
概而言之，西方企业文化理论所推崇的企业价值观，把人与物、制度协调起来，凸现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把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发现了企业生存发展的社会根由，使人本性原则在更为广大的社会空间得以展现；把企业的经济目标与人的发展有机结合，使人本性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找到了企业的社会人文价值，即使职工的工作意义和生活意义得以发掘，使人性解放推进了一大步，从而也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得到了全面的展开和充分的体现。
3.人本性的保障：“软”性管理新模式。企业文化理论所创制的文化管理新模式，这是继科学管理之后又一次管理理论的新突破。传统管理理论强调理性的功能，凸现制度“刚性”作用，要求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把一切事务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要求“人适应制度”。在这种理性主义科学管理模式中，人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诸如财物、信息等管理要素一样，是一种资源客体；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是可以通过制度和利益机制进行诱导和控制的；在管理方法和手段上，强调理性和数量化，通过周密的计划、组织、控制等管理职能的数量模型和逻辑程序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而企业文化理论倡导的文化管理，即“软”性管理模式，是指人格化的企业组织其管理方法要从人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入手，培养企业组织的共同情感、共同价值，形成组织自身的文化；把企业管理中的软要素作为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将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成功的法宝，以文化引导为根本手段，通过企业文化培育，文化管理模式的推进，以激发职工的自觉、自主意识和能动精神。文化管理的根本之点就是充分发挥文化覆盖人的心理、生理、人的现状与历史的作用，把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全面地显示出来并得以有效的实施。当然文化管理并不排斥基础性生产力要素（物质资本），以及复合性生产力要素（如信息、知识、科技）的作用，而是要充分运用文化启动和文化开发力量，收激扬民意、塑造民魂、启迪民智、凝聚民力之功效。
“软”性管理新模式的轴心是以人为本。它不仅在感情投资、企业文化塑造、民主管理推行、人才培训、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中凸现出来，而且渗透于组织、战略、营销、生产等诸多方面，成为统摄性的灵魂。它强调组织的软性化，如由集权向分权过度，组织机构的弹性权变设置；强调战略决策的柔性化，如强调战略的灵活性、实行弹性预算；强调营销的软性化，如运用多种灵活多变的营销方式，采取多种有效的营销组合来吸引消费者；强调生产的软性化，如制造业采用软性生产线来组织灵活生产，突出多品种、小批量、适应市场变化的产品，新品开发注重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和审美要求，注重产品的个性化等。
总之，企业文化理论所倡导的软性管理新模式，在重视管理刚性要素的基础上，突出了软性要素的中心地位和幅射功能，使企业的领导方式、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企业决策过程中职工的广泛参与，使决策民主化程度大大提高；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使企业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克服大企业的通病——“官僚症”；并着力强调运用文化制胜这一法宝，使“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得到了充分和全面的实施。软性管理新模式主要不是依靠外在的他律性因素，而是倡导人性解放、人格平等、主人翁责任感，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的内在潜力、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使他们更自主自觉、不遗余力地为企业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为“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实现开辟了广阔的现实坦途，使人本性思想真正落到了实处。
西方企业文化理论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已成为现代管理的核心理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普遍的运用，是当今欧美成功公司人所共知的“秘密武器”。它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特别是适应了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趋向，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是现代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和国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它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软性管理模式对于经济依然相对落后、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的当下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当前，以以人为本为其核心价值取向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我国管理改革的根本指导方针，在管理领域真切、有效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有必要也必须怀有广博的胸怀和气度积极地借鉴西方企业文化理论，去完成管理理念和管理实践的创新，努力做到“三个有机结合”。
第一，充分考虑到人的需求的多样性，使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有机结合。管理从以工作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这是企业文化理论的最大特色。为实施有效的管理，充分发挥人的作用，管理者就必须了解被管理者的各种需要，激发其行为动机来调动其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由于人的需要既有物质方面也有精神方面，激励也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建立在“文化人”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企业文化理论，特别重视精神激励，注重职工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以及成就感的满足。企业文化理论并不排斥职工物质利益的需求，对于人而言，物质始终是第一性的。很难相信，一个连职工的基本物质需要都不能满足的企业，能使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持久地发挥。企业文化理论的发源地美国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实行了对广大员工的分享制度，即公司福利政策和职工持股制度，从而创造了美国效率的再度辉煌。但企业文化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充分研究人性需要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变化 ，主张因时而变，在物质消费仍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物质手段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激励作用，但随着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强力推动，社会财富不断丰裕，物质需要的满足不断提高，精神激励越来越显现出它的魅力。企业文化理论所推崇的“民主管理”、“文化管理”、“团队建设”等管理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职工的精神需要，挖掘职工的自我实现、成就感等主体能动精神作为工作的源动力。劳动者的个人目标从物质需求转向高级的社会价值需求，工作动机将由谋生转向自我实现，这是一个历史大趋势，企业文化理论的人本性思想顺应了这一潮流，满足了力求从工作中寻找价值和意义、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风气融洽、生活环境文明等新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整个社会都高度关注民生问题，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极大地调动了职工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们需求的多样性不断增长，精神需求日益突出。因此，在企业管理中，要在不断满足职工物质需要的同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创造各种条件，满足职工的精神需要，激发职工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激发人的创造力上的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从而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第二，注重平衡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使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结合。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原则，是衡量企业经营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经济效益，它就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足。科学管理思想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过分偏重经济效益的获得，这极易导致企业投机心理的蔓延，短期行为的出现，劳资对立的加剧，最终造成企业的衰败。据统计，1950年《幸福杂志》评选的全球500家大企业，到1990年有一半以上已不复存在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顾社会效益而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西方企业文化理论从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出发，在企业内倡导以员工为中心，充分挖掘员工的创造性和能动精神，使企业内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使人力资本发挥最大的效用。同时把企业内的以员工为中心，推延到企业外，倡导在企业外部的关系上，主张以消费者为中心，认为企业经济效益的源泉在企业外。企业文化理论的创立者们，通过对大量企业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后发现，“顾客已经广泛、深入地渗透到它们的经营里，几乎是无所不在——销售，制造，开发，会计。事情很简单：一切经营的成功首先有赖于销售，这正是联结公司与顾客的纽带”。 因此，接近顾客，从而满足他们今天的需求并预见他们明天的愿望，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优质服务，以期赢得顾客的好感和忠诚，这是长期维持和增加销售收入，进而提高经营绩效的根本途径，是企业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奥秘所在，也是企业经济效益的源泉所在。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曾说，企业是社会的公器，利润是企业为社会服务之后，社会给企业的回报，这是松下不败之谜。西方企业尚且如此，社会主义企业更当如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也是企业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架构从根本上解决了劳资对立、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对立，使得劳动者与管理者、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个人、企业、社会等诸多关系能够最终实现根本上的最大限度的和谐。效益从表象上看是经济，但背后深藏着的本质却是关于人的。西方企业文化理论推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联姻，是建立在理解人、尊重人、发现人，承认人的价值，看到人的需求多样性，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之上的。只有确认“顾客是上帝”的观念，才能创造需求，满足需求，取得经济效益。而对人的真正发现、重视、肯定，建立全面的平等、信任关系，只有在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 ，即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第三，统筹兼顾各种管理模式的优长，使“硬管理”与“软管理”有机结合。“硬管理”与“软管理”有机结合是世界上优秀企业的成功之道，它既体现了管理理论的发展逻辑，又反映了文化管理的内在要求，是我国管理改革创新的必然趋向。从企业文化理论产生的历程看，“软管理”是“硬管理”成熟以后的产物，“硬”管理是与生产力水平不高、职工素质不高、物质需求占主导性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管理范式。作为上世纪初管理思想的主流，科学管理（即“硬”管理）的思想方法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同20世纪上半叶生产力水平、劳动者素质的状况联系在一起的。但二战以后，社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社会已见端倪，物质财富不断丰裕，社会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由于劳动者物质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因此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不断增强，需求的多样性不断凸现，需求层次逐步向高水平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精神需要、价值观念和内在创造力的发挥已日益成为现代生产管理的关键。由此最终导致了管理理论由“硬”管理向“软”管理过渡。即从“物的时代”向“人的时代”的转变。这种过渡和转变，是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扬弃，而不是全盘否定。从文化管理（即“软”管理）的内容看，并不是排斥“硬”管理的作用，更不是不要“硬”管理，相反，“硬”管理是“软”管理的基础和前提。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帕斯卡尔、哈佛大学教授阿索斯在其著作《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中设计了管理要素的麦金瑟框架图，即制度、结构、战略、人员、技能、管理风格和共同的价值观念，前三个是硬要素，后四个是软要素。他们认为，强调软要素对企业管理的重大作用，并不排斥硬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成功企业，软要素功勋卓著，硬要素亦功不可没，它形成了企业成功所必需的基本框架和制度蓝本。硬要素不仅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在功能上与软要素具有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性。由以上分析可见，硬要素与软要素的有机结合，硬管理与软管理的水乳交融是管理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企业管理长期实践的结晶，它体现了现代管理的根本趋向，反映了现代管理的基本特质。
我国是一个农耕文明历史悠久的大国，工业文明的发展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在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方面有了质的飞跃。但从总体水平来看，企业管理内部机制和外部体制还远未达到“理性化”和“科学化”的程度，管理落后、方法陈旧、职责不明、权责不清、监管不力等弊端在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都普遍存在。因此，如何在生产经营的活动中以定量化、标准化、专门化、规范化的科学管理方式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是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当务之急。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着力强化企业的制度化建设，加速管理的科学化，理应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型企业文化的一项先决性、基础性的工作。目前很多企业在成本管理、财务管理、物资管理、人事管理、细节管理等方面上水平、上档次，走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之路是很有必要的。只有硬管理基础打好了，企业文化建设才有了根基，为软管理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与此同时，我们要注重发挥我国传统的人文优势，刚强自健、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等传统道德风范在剔除了封建禁欲主义的思想残渣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观、效益观、义利和谐观融合起来，仍然可以成为我们文化管理的有效养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创业创新的精神，它将是是我们进行“软”管理，发掘人文资源，激发人的创造精神，打好企业改革、体制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精神源动力。
总之，在我国现实条件下，既要强调“硬”管理的基础性地位，加速企业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使科学管理落到实处；又要注重“软”管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充分重视“人的因素第一”，使“硬”管理与“软”管理有机结合，可以确信，只要把严格的管理制度、科学的管理方法同充满活力的企业精神、富有生机的文化氛围有机统一，和谐一致，交互为用，就一定能够开创我国企业管理和企业发展的新局面，极大地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彼德斯 小罗伯特·沃特曼:寻求优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2]（美)威廉·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美)理查德·帕斯卡尔 安东尼·阿索斯:日本企业管理艺术[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翻译出版社，1984
[4](美)约翰·科特 詹姆斯·赫斯克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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