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语用移情;跨文化商务谈判;语用能力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经济的飞速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级各类的国际商务合作也随之展开,其中必然涉及众多跨文化商务谈判。然而,成功的跨文化商务谈判不仅需要参与者具备优秀的商务语言能力,也需要其具备良好的语用能力,才能更好地建立有效沟通。而掌握语用移情策略则是语用能力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将语用移情与跨文化商务谈判相结合,首先介绍语用移情的概念,而后使用实际案例分析其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重要性,最后探讨如何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实现移情能力,以建立有效沟通,促进国际商务合作的发展。
1. 语用移情的概念
“移情”起源于美学,后应用于哲学、心理学,而后发展到语言学领域,成为语用移情理论[1]。日本语言学家Susumu Kuno最早把移情应用到语言学研究之中,他认为,移情就是说话者用句子叙述事件或状态时,把自己也投入句子的情境中,以体现他跟参与对象的关系和关系程度[2]。简单来说,就是说话者一方站在听话者的角度传达信息,以便听话者理解;而听话者站在说话者的角度来理解话语,以便准确接收信息[3]。
举例来说,A和B处于不同位置,A前往B处。那么,A说的“我去”和B说的“你来”其实指的是同一件事。语言形式的不同是因为A和B所处的位置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也不同。但是,A和B的语言相通,且文化背景相似,因此,这并不妨碍A和B相互理解对方的意思。这就是语用移情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象。
然而,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文化背景差异,交流双方往往不能顺利地实现语用移情,因而导致各种沟通障碍和问题的产生。同时,我国的何自然教授也指出:“语言习得者应该理解、感受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设身处在对方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语言的学习和语用” [4]。 因此,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强调语用移情策略的培养十分重要。
2. 语用移情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重要性
2.1 语言形式
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过程由传递方、接受方、信息、传媒等因素构成[5]。传递方将想要传递的信息经过一定的编码传送给对方,而接受方对所收到的编码进行解码,解读其所蕴含的信息。因此,传递方和接受方要实现良好的沟通,必须有共同的编码[6]。然而,在跨文化谈判中,交际双方均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仅语言不同,其所经历的历史、文化、习俗也不同,再加上个性的差异,双方难免在交际中出现种种理解问题。同时,值得指出的是,跨文化商务谈判普遍涉及双方经济利益,这一特性往往使谈判双方更为敏感和谨慎,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谈判的失败。因此,没有正确掌握语用移情策略往往给跨文化商务谈判带来问题。例如:
例1:
中方本意:如果你方订货量大,我方可给予95折。
中方表达:We allow 3.5 percent off as a quatity discount [7].
在例1中,中方的表达符合英语语法要求,也将其意愿完整表达。然而,这一表达使用we为主语,仅仅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单一强调了中方的利益。然而,同样的意愿,若是根据语用移情的原则,换用不同人称,会有不同的效果。建议改为: You will obtain 3.5 percent if you place a large order. 这一说法以you为主语,强调外方将获得的利益,淡化中方的利益,较容易打动外方,促进谈判顺利进行。
[关键词] 跨文化因素国际商务谈判影响
随着地球村的形成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务活动日趋频繁,国际商务谈判与日俱增。国际商务谈判是指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处于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商务活动当事人为满足某一需要,彼此通过信息交流、磋商协议来达成交易目的的过程。成功的商务谈判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商机和进一步的发展。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不同国家的谈判参与者就共同和冲突的利益进行磋商。双方既有合作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谈判的任何一方在与对方合作的同时,都力图赢得最大利益。它不仅是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影响国际商务谈判的因素很多,如国际经济因素、政治环境、法律的多元化及文化等,而文化因素是最难以把握的。它是一个民族或群体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形成的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思维方式、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另一民族或群体的显著特征。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引起文化的冲突,从而导致谈判的中断甚至失败。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差异,克服文化差异障碍,谈判才能顺利进行。“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是由美国人类学家霍尔在其195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中首先提出的。跨文化交际学是专门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互动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学科。在我国,对这一学科的兴趣主要集中或局限于语言教学界(胡文仲等,1997:50),其他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笔者试图通过不同文化在沟通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差异的比较来分析跨文化因素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并从跨文化角度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一、沟通方式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布农认为,沟通“是将观念或思想由一个人传送到另一个人的程序,或者是个人自身内的传递,其目的是使接受沟通的人获得思想上的了解。”沟通可以定义为通过信息进行的社会相互作用。人们的交流沟通方式包括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语言决定着文化,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胡壮麟,2001)。即使是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讲话者之间也有约10%～20%的信息被误解或听错了,那么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用外语或第二语言沟通时,误解或听错的比例将会急剧上升。因此跨文化的国际商务谈判总是面临着语言障碍。
除了语言之外,谈判者还可以使用非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指的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语言因素以外的,对输出者或接收含有信息价值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可人为地生成,也可由环境造就(Samorar et al, 1981)。有研究表明,在面对面的沟通中,那些来自语言文字的信息不会超过35%,有65%的信息是通过非语言形式传送的(刘建明,2006)。有时后者比前者更具有说服力。非言语沟通的主要方式有手势、身势、眼神、面部表情、服饰、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利用等等。这些不像语言和文字那样具有明确符号和意义,很容易产生误解,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非言语沟通方式。文化人类学家霍尔将世界文化分成“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并用此理论来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交际行为(Hall,1976:85～103)。根据这一分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则是典型的低语境国家。西方国家的谈判者推崇以明确、坦率、直接的方式沟通。而我国则是高语境国家的代表。在这种高语境文化中,非言语沟通是传递和理解信息的重要因素。要理解话语的含义,则领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是必要的。因此文化的差异会导致非言语沟通方式的巨大差异,甚至同样的动作传达了截然相反的信息。例如,中国人常用沉默表示同意,而美国人则将沉默理解为拒绝。中国人觉得尴尬无奈时会用“笑”来表示,而美国人是无论如何也没法理解的。绝大多数的国家是用点头来表示赞成,而在印度、尼泊尔等国则以摇头表示赞成,这在中国简直不可理喻。由此可见非言语沟通也会给国际商务谈判带来障碍。
二、思维方式
在国际商务谈判过程中,思维是谈判的原动力。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不同国家的谈判者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以中文为母语的中国人和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在使用语言交流思想时,其表达方式、说理方法、交际风格无不奉行各自的思维习惯和文化理念。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整体取向,凡事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由笼统到具体。他们喜欢形象思维和综合思维,习惯将对象的属性、方面、联系等结合起来考虑。而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由于受线形思维和分析思维方式的影响,最重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重具体胜过整体。他们的思维过程是从具体事实出发,进行归纳总结,从中得出结论性的东西。由于谈判者思维方式的差异,他们在谈判过程中就会呈现出决策上的差异。中国人谈判时首先就合同双方共同遵守的总体性原则和共同利益展开讨论,并避免在谈判起始阶段讨论细节问题。不存在明显的先后次序,只有到谈判的最后阶段,才会在所有问题上做出让步,从而达成整体协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人并不先从整体入手,而是更注重细节 。因此,遇到一项复杂的谈判任务时,他们常常将整个谈判分为若干部分,然后依次解决,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方式,凭借事实,以理服人,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做些让步与妥协,从而解决问题。所以最后的协议就是许多小协议的总和。这些都是不同思维方式的显性体现。
三、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胡文仲,2003),它直接影响着人们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的文化中,价值观念有很大的差异。社会心理学家霍夫斯特德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归纳成东西方文化价值差异的重要维度(关世杰,1995:156)。笔者就这一维度来深入地分析价值观念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中国人在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孕育下具有的社会等级观念使得中国人比较强调集体的责任,强调个人的权力,即“集权”。在国际商务谈判过程中,中方谈判人员通常比美方要多,其行政级别也较美方复杂,甚至真正的决策者并不是谈判组成员。每一阶段的谈判结果必须向上级报告,上级领导需要一段时间审批再拿出意见传达给谈判组成员。这种决策机制是西方谈判者往往不能理解的。因此,中国人的价值观是注重个人所属的群体,而群体又是由某个领导为代表,领导即是权威,最后的决策由领导来做。即众人谈判,一人拍板的现象。而西方人比较强调集体的权力,即“分权”,强调个人的责任。西方人表面看来是一两个人物,而他们身后却往往有一个高效而灵活的智囊团或决策机构。决策机构赋予谈判者个体以相应的权限,智囊团辅助其应对谈判中的复杂问题。西方人认为,责任、权力和精确的信息紧密相连,并且必须由个人掌握。每个人应该在上级领导下,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讲究效率,完成既定目标,解决实际问题。
四、跨文化国际商务谈判的对策
首先,在国际商务谈判中,要培养和加强谈判者的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跨文化交际学这一学科带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它更多的是一门应用性的、‘形而下’的学科。它有着操作性强、实证价值高、实用意义大的优点。”(高一虹,2000:187)的确,跨文化交际学有着广泛的应用性,可以应用于国际商务谈判中。跨文化谈判是一种属于不同文化的不同思维方式、感情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谈判;而且谈判过程涉及到了不同文化规范中未被意识到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能会削弱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因此跨文化谈判更加具有挑战性。除了基础的谈判技巧之外,理解文化差异并确定相应的技巧非常重要。此外,有了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了解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外,更为重要的是容忍和宽容不同的文化,要尊重对方的习俗。在跨文化谈判中,我们对此要认真考虑,不能掉以轻心,否则,轻则会影响谈判进程,重则会使谈判不欢而散,这是谈判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其次,为了取得谈判的成功,谈判者必须克服沟通中的障碍。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由于文化的差异,无论是语言沟通还是非语言沟通都会给谈判带来障碍。谈判者必须克服沟通障碍,否则会影响谈判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积极有效的沟通策略则显得十分重要。如认真倾听,适时反应,善于发问,内容针对性强,礼貌得体,适当赞美,含蓄幽默,委婉模糊,相互合作等。国内学者(邱天河,2000; 陈传显,2008)就国际商务谈判中的语用策略做了很多研究,这里笔者就不再一一赘述。
再次,谈判者要善于变通,共同营造服务于双方的多元文化。由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以及政治、体制和法律上的差异,国际商务谈判很容易就陷入僵局,走进死胡同且不易破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应该积极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善于变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共同磋商。在谈判的过程中,不是一种文化支配另一种文化,而是双方善于变通,一起去创造第三文化。它超越原来的文化而服务于谈判双方。创造第三文化不是简单的妥协,而是和各自原文化取得和谐以及取得双方企业有效运作,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信方法。跨文化谈判的双方要敢于发展自我文化,并同时考虑跨文化。只有了解跨文化差异,掌握谈判中的技巧才能成功完成国际商务谈判。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跨文化因素如沟通,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是隐性的、潜在的但却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对于参与国际商务谈判的人员来说,只有了解跨文化沟通的各项因素,并将谈判技巧和策略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具备驾驭谈判的能力,实现双方文化融通,利益双赢的国际商务谈判目标。
参考文献:
[1]Hall, E. T. Beyond Culture [M].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6
[2]Samovar, L. et 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Wadsworth, 1981
[3]陈传显:国际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沟通策略,企业经济,2008(5),79～81
[4]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5]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6]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7]胡文仲:跨文化交际面面观[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8]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刘健明:新闻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商务谈判 文化差异 沟通障碍 文化认同 角色障碍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对外贸易活动逐渐增多，国际商务谈判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但是，在国际商务谈判过程中，受到各国文化差异的影响和制约。
1 跨文化差异
商务谈判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商务谈判是一种活动过程，而文化是这种活动的剂。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进而形成跨文化差异，在跨文化差异中，价值观念、时间观念、思维方式、人际关系、谈判风格等的差异是最为突出的类型。在谈判过程中，需要将谈判双方的价值观念、时间观念、人际关系观念等文化因素与谈判技巧、谈判策略等进行结合，并将其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组织结构中，在一定程度上便于实现双方文化的统合、利益的共赢等谈判目标。
2 影响国际商务谈判中跨文化差异的表现
在国际商务谈判中，谈判双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选择谈判方式，制定谈判策略时，甚至会产生一定的误解，政治、经济等因素是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源，但是，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主要的原因，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语言行为 国际商务活动中最多的就是进行语言交流，双方在语言交流过程中出现的语言问题一般通过雇佣一位翻译或者用共同的第三方语言交谈就行了。因为即使我们在某交流的国际语言方面很熟练，但对于和不同国家进行商务谈判的时候，大家对于语言的文化等方面还是会有不同的。我们必须明确这点，否则会容易误解谈判对手所传达的信息，从而影响商务谈判目标的实现。
2.2 非语言行为 在国际商务谈判中，除了进行语言交流以外，用非语言方式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方式，这种非语言方式一般都是无意识就进行的。谈判人员往往会以非语言的更含蓄的方式发出或接受大量的比语言信息更为重要的信息。当合作的国际合作方在谈判过程中发出不同的非语言信号时，当双方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就极易会误解这些信号，同时可能还意识不到自己误解了，从而就会影响接下来的商务谈判的正常开展。
2.3 风俗习惯 习俗是一个十分普遍，而且人们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但它却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影响力。风俗习惯指个人或集体的传统风尚、礼节、习性。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习俗，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性格。中西方习俗的差异无处不在，了解这些习俗文化，有助于正确的理解和运用英语。
2.4 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对政治、道德、金钱等事物是否有价值而进行主观判断后，形成的主观看法。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会不断变化。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评价标准。在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中，价值观念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异。国际商务谈判中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不如其他方面的文化差异那么明显，很不容易被掌握，所以会更难以克服。
2.5 时间观念 人类的时间观念主要来源于观察到的自然运动（含天体运动）和人文运动（含历史进程）的有序性，来源于此等有序运动的节律性或律动性。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各国的时间观念也不尽相同。因此，了解访问国家工作时间及假日情况，对恰当地安排商务活动日程、顺利地开展业务十分必要。
2.6 竞争和合作观念 商务谈判的精华，即竞争和合作。现在有很多原来是竞争对手的企业之间纷纷掀起了合作的浪潮。在国际商务活动中，这些竞争对手之间的联盟并没有取代竞争，进盟的公司仍然还是独立的公司，还有独立的利益。为了保证自我利益的实现，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是竞争又没有妨碍相互之间的合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国际商务谈判等活动。
2.7 思维差异 在面临复杂的谈判任务时，不同国家的人因为思维差异的不同，会用不同的方式做出决定。中国商人受历史文化的影响相当深，对国外人持有一定的谨慎心理。在先谈原则还是先谈细节上，中式思维表现在谈判领域的一个直接行为方法就是注重先谈原则后谈细节；而西方恰恰注重先谈细节避免讨论原则。
2.8 人际关系差异 商务谈判中人际关系起到的作用是很复杂的。在绝大多数的正常商务谈判中，谈判双方会以各自代表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为重，并不以所谓的人情作为衡量因素。但是，当谈判到了一定程度，所谓的利益已经得到满足，各方面已经到了一个平衡点，人际关系，社交人情又成为了谈判是否最终达成一致的一个衡量因素，甚至最后导致一场谈判的大逆转。
2.9 民族情结和华语情结 英语作为谈判的首要技能，被大多数中国商人视为学习的重点。英语在中国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影响范围都在增强和扩大，但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母语有着另外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深入骨子里，认为华语是中华民族尊严的代表，由于语言的差异，在进行国际商务谈判时，谈判双方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语言文化，容易造成一些障碍。克服这种障碍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方面谈判者要学习英语知识，另一方面还要学习法律、政治、宗教、社会意识等英语文化知识。
2.10 谈判风格 在国际商务谈判活动中，双方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经济制度，其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认识上谈判风格有可能是理性的，但是感性是其最多的表现形式。我们要吸收、借鉴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谈判者的优势，进而在谈判中为我所用。为了减少失误、规避损失，我们要汲取他们优秀的谈判经验和谈判艺术，进而不断强化自己的谈判风格，使自己的谈判更具说服力。
3 应对策略
3.1 树立跨文化的交际意识 胡文仲（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认为文化错误的严重程度要远远超过语言错误，因为它容易在感情方面造成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出现不愉快。为了避免出现交流障碍和文化冲突，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充分考虑交际双方的文化差异，做到求同存异。因此，树立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至关重要。
3.2 克服沟通障碍 ①交际双方受各自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在某些表述方面，一方语言难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进而出现一定的误解，所以，翻译的质量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显得尤为重要。②应对沟通角色的障碍。每个人在沟通过程中，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拥有不同的身份，需要运用不同的、恰当的沟通手段。沟通时，角色有弹性、柔性和适应性的变化。沟通过程中，针对个人的人品修养、良心道德、主观愿望和行为动机做出肯定和欣赏，同时针对具体行为的结果和细节做出纠正，但不可以攻击对方的人品、道德、主观愿望和行为动机。③努力实现文化认同，把握谈判对手的谈判风格。不同国家的商人在长期谈判实践中形成的谈判风格，零碎地表现在他们的日常言谈举止中。想要用比较少的文字来描述或总结这些风格显得非常困难。因此，需要我们先确立考察商务谈判的方法。在国际商务谈判中，掌握谈判对手的谈判风格，灵活多变，对症下药，有的放矢的运用各种谈判策略，对于谈判取得积极性成果具有重大的意义。
3.3 进行针对性的培训 有效的跨文化培训可以使员工更加了解对方民族的文化以及原公司文化，找出不同文化的相同点，提高相互间的合作意识和沟通技巧，这也有助于加强员工的敬业精神，使其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通过培训，使他们避免只站在自己文化的立场对别人的言行进行解释和评价，要从对方异国文化的角度上思考问题，保证自己的理解是准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偏见和歧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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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捷萍.论国际商务谈判的跨文化差异及对策[J].职大学报，2010（4）.
[3]李艺倩.试论跨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与对策[J].青年与社会：中外教育研究，2011（10）.
[4]冯涛.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73-76.
跨文化商务谈判案例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有一家大公司，该公司的员工来自2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等千差万别使员工平时的沟通很不顺畅，误解抱怨和纠纷不断。于是人力资源部的培训经理就对这些员工进行集中培训。
考虑到这些员工大都是新雇员，培训经理首先向他们介绍了公司发展的历程及现状，并向他们解释员工守则及公司惯例，然后做问卷调查。该调查要求这些员工列出公司文化与母语国文化的不同，并列举出自进公司以来与同事在交往中自己感受到的不同态度、价值观、处事方式等，还要写出个人对同事、上司在工作中的心理期待。问卷结果五花八门，其中最有趣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一位姑娘抱怨说，她发现所有同事点头表示赞同，摇头表示反对，而在保加利亚则刚好相反，所以她很不习惯。公司一位斐济小伙子则写道，公司总裁来了，大家为表示敬意纷纷起立，而他则条件反射地坐到地上在斐济表示敬意要坐下。培训经理将问卷中的不同之处一一分类之后，再让这些员工用英语讨论，直到彼此能较好的相互理解在各方面的不同之处。经过培训，这些员工之间的沟通比以前顺畅多了，即使碰到障碍，也能自己按照培训经理的做法解决了。
案例分析
案例中员工沟通出现的问题，主要源自跨文化沟通的障碍。而跨文化沟通的障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语言和非语言、信仰和行为、文化的多样性。培训经理很好的认识到了这三方面的问题，他首先向员工们介绍了公司发展的历程及现状，并向他们解释员工守则及公司惯例，为在全体员工之间形成一个通用的价值理念奠定基础。然后通过问卷调查和员工之间的深入交流，发现并解决因为语言、风俗习惯等文化差异造成的公司与员工以及员工之间的沟通障碍。这些举措首先充分尊重了员工的母语国文化和员工个人的人格尊严，并且采用互动反馈的方式激发员工参与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其次，这些措施在解决现有问题的同时，还教会员工在相互尊重和积极交流的前提下，发现并解决沟通问题的途径，可以说是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进而形成一个解决沟通障碍的良性循环。因此，培训经理成功地促成了企业、员工之间的跨文化沟通。
跨文化商务谈判技巧首先,在国际商务谈判中,要培养和加强谈判者的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跨文化交际学这一学科带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它更多的是一门应用性的、形而下的学科。它有着操作性强、实证价值高、实用意义大的优点。(高一虹,20xx:187)的确,跨文化交际学有着广泛的应用性,可以应用于国际商务谈判中。跨文化谈判是一种属于不同文化的不同思维方式、感情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谈判;而且谈判过程涉及到了不同文化规范中未被意识到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能会削弱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因此跨文化谈判更加具有挑战性。除了基础的谈判技巧之外,理解文化差异并确定相应的技巧非常重要。此外,有了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了解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外,更为重要的是容忍和宽容不同的文化,要尊重对方的习俗。在跨文化谈判中,我们对此要认真考虑,不能掉以轻心,否则,轻则会影响谈判进程,重则会使谈判不欢而散,这是谈判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其次,为了取得谈判的成功,谈判者必须克服沟通中的障碍。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由于文化的差异,无论是语言沟通还是非语言沟通都会给谈判带来障碍。谈判者必须克服沟通障碍,否则会影响谈判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积极有效的沟通策略则显得十分重要。如认真倾听,适时反应,善于发问,内容针对性强,礼貌得体,适当赞美,含蓄幽默,委婉模糊,相互合作等。国内学者(邱天河,20xx; 陈传显,20xx)就国际商务谈判中的语用策略做了很多研究,这里笔者就不再一一赘述。
关键词：商务英语；跨文化交际；谈判
背景：随着一带一路经济的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世纪，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也是方兴未艾；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在经贸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商务人员仍要注重这种文化差异，具备一定的跨文化意识，了解对方的生活习俗和工作习惯，以免在协商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跨文化交际能力是经贸和翻译人员应该具有的能力，因其对商务合作的成功与否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在进行商务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跨文化因素是必须重视的一个内容。
介绍：一、商务环境中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意义：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实施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参与的各类国际性事务也日益增多，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因此，中国人民已不可避免地要与来自世界各国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人们进行沟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跨文化交流。其实国际商务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要促成商业活动的成功，活动参与方就必须事先了解对方的文化，否则就可能因为一些局部细节的文化差异而产生分歧。商务英语作为专门用途英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商务活动中除了充当语言媒介的作用，还传递文化信息，达到在商务环境下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而翻译更是桥梁纽带。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务英语教学应当结合培养目标，在教学中采用多种策略，使学生在掌握商务英语技能的同时，提高商务文化意识。一般来讲，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两个主要错误。对于语音、语法上的错误，大部分人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如果语用方面的错误导致产生文化、心理上的歧义，就会造成交流上的失败。例如，在经贸谈判中，德国人需拟定一项清晰务实的谈判议程，严格遵守谈判时间表；美国人比较直接，会迅速进入谈判主题，避免冗长的铺垫和试探；拉美和地中海国家则先社交，后工作；在阿拉伯世界，谈判被认为是社交活动，讨价还价是他们欢乐生活的一部分；日本人却很注重言辞和行为上的礼貌，往往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谈判，容易令对手迷失方向；而中国人一般表现比较内敛、隐忍，倾向于照顾对方的情绪或“面子”，谈判会从大局出发，尽量达成双方共赢的目标。
二、商务谈判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欧美文化重视实用，而中国人更注重人际关系。欧美人认为朋友是朋友，商业是商业，投桃报李的事对他们来说事难以理解的。而在加拿大和中国，商人通常会受到VIP贵宾般的待遇，机场接送，美食款待等热情欢迎，但在欧美中国商人则得不到类似的回报，令人失落。在商务交流的过程中，受环境、气候、习俗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交流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冲突。首先，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具有较强的直觉思维和归纳思维，而西方人具有较强的判断思维、逻辑思维等。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不但会影响到人的行为活动，还会对两者之间的沟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避免受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影响而产生文化冲突，在商务交流的过程中，交流人员要尽量尊重对方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建立一个相互信任和尊重的良好合作气氛。在遵守基本礼仪的基础上，了解对方的文化，包容自身与对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抓住机会向对方宣传自身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确保双方有效的沟通，并且顺便宣传本国文化，对商务活动的成功开展产生极大的帮助。一般来说，欧美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属于“集体型”的，而他们则属于“个人型”的。
三、跨文化差异在商务英语中的体现：第一，礼仪习俗差异。例如，在英语学习中中国人习惯一些问候语“What isyourname？”和“Howoldareyou？”等，但在商务交流中使用这类句子会被外方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因西方人认为姓名和年龄是个人隐私，不能随意泄露而中国人却觉得了解对方姓名年龄显得更亲近些。这些不同文化的影响，在交际过程中极易造成双方的误解，导致交流活动的失败。第二，象征意义差异。在不同国家，对于数字、颜色、动物等事物象征意义的界定也各有不同。比如在中国“9”代表着长长久久，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是褒义；而在日本，“9”与苦的发音相似，需避讳。又如，龙在中国是吉祥的图腾、权威等的象征，是无上的荣耀，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然而在西方，龙是邪恶、残暴、黑暗的象征，是贬义的，正好背道而驰，与中国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综上所述，在商务谈判中若不重视跨文化差异的存在，交流活动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失败。
四、商务谈判和英语翻译中的跨文化交际对策：在经贸谈判和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跨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减小跨文化差异对交流沟通的影响，商务翻译人员需要重视和正确对待跨文化差异。首先，在翻译传达的过程中，翻译人员要对谈判的语境条件有所了解，其次是交际过程中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利益方面，中方以谦逊为美德，贬低自身、赞扬他人。然在西方文化中，当其受到赞美时会欣然接受，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尊重。因此，在商务交流的过程中，翻译人员要采取谦逊的态度，避免否定方式的使用，确保彼此交流的顺畅友好。此外，汉语中的礼貌用语有些不可以直接翻译成英语，由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会导致西方人无法理解翻译的内容，进而影响双方交流。其次，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往往会以自身的喜好和习惯作为交流的基础，以至严重影响商务交流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商务交流的过程中，翻译人员一定要对对方的文化有所了解，以对方的文化作为判断标准，进而体现出尊敬、友好的态度，促进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总之，跨文化因素是不可避免的，翻译人员要合理对待双方文化上的不同，在翻译的过程中尊重他国文化，使其他家在与中国商务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文化内涵。外贸谈判人员要学会换位思考，掌握协商沟通技巧，尊重和理解双方的文化差异，，习俗禁忌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结语：综上所述，在商务沟通和谈判中，跨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外贸和翻译人员要具有一定的跨文化意识，对双方的文化有所了解，保障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撸起袖子加油干，实现双赢效果。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化差异，管理，商务活动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特定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这些观念构成人们生活、工作中的行为。世界各民族由于特定的历史和地域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不同地域、民族、社会的文化差异势必会影响商务沟通。在文化多样化环境下也出现了相关的管理问题，导致跨国公司人员在进行商务活动时造成一些误解和冲突，甚至阻碍进一步的商务合作。为了能够使商务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对各文化的差异和管理进行很好的分析势在必行。
一、文化差异对商务活动的影响
1．时间观差异对商务活动的影响
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时间观念。如北美文化的时间观念很强，对美国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而中东和亚洲文化的时间观念则较弱，在他们看来，时间应当是被享用的。
爱德华.霍尔把时间的利用方式分为两类单一时间利用方式和多种时间利用方式。单一时间利用方式强调“专时专用”和“速度”。北美人、瑞士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具有此类特点。单一时间利用方式就是线性地利用时间，仿佛时间是有形的一样。直率是单一时间利用方式这一文化的表现形式。而多种时间利用方式则强调“一时多用”。中东和拉丁美洲文化具有此类特点。多种时间利用方式涉及到关系的建立和对言外之意的揣摩。在多种时间利用方式下，人们有宽松的时刻表，淡薄的准时和迟到概念，意料之中的延期。这就需要有较深的私交和“静观事态发展”的耐性。因此，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当两个采用不同时间利用方式的经营者遇到一起时，就需要调整，以便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并要学会适应多种时间利用方式的工作方式，这样可以避免由于“本地时间”与“当地时间”不一致所带来的不安和不满。
2．价值观差异对商务活动的影响
以商务谈判为例，中国文化的集体取向和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的差异是理解中西双方谈判目标差异的关键。受集体取向的影响 ,中方谈判者认为谈判的过程就是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 ,谈判目的更多的是为建立和发展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 ,签订的合同代表着长期互利合作的开始。论文参考网。如果谈判双方没能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交易往往会以失败而告终。受个人主义的影响 ,西方人则认为谈判的终极目的是签订合同实现经济效益 ,合同的签订是谈判的首要和根本的任务 ,是其个人价值利益的体现。他们把每个合同的签订看作是一个单独的行为过程。不像中国人那样重视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他们更注重于实际价值的实现。
3. 思维方式差异对商务活动的影响
中西方在思维方面的差异的特征是： (1)东方文化偏好综合思维，英美文化偏好分析思维。综合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各个对象的各个部分联合为整体，将他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等结合起来；分析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或者将他们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等区别开来。(2)东方人注重统一，英美人注重对立。如中国哲学虽不否认对立，但比较强调统一方面，而西方人注重把一切事物分为两个对立的方面。基于客观存在的思维差异，不同文化的谈判者呈现出决策上的差异，形成顺序决策方法和通盘决策方法间的冲突。西方人比较强调集体的权力，即“分权”；强调个体的责任，而中国人比较强调集体的责任，强调个体的权力，即“集权”。中国人比较重立场，而西方人比较重利益。中国人由于自己的国民性把“面子”看得极重，西方人对利益看得比立场更为重要。
以中西方文化基础上的谈判风格为例，美国人是纵向谈判的代表，在谈判方式上总有一种：“一揽子交易”的气概。中国人则主要应用横向谈判，他们喜欢先为议题画一个轮廓，然后确定议题中的各个方面，再达成协议。中国商人喜欢即“先谈原则，后谈细节”。 在准备阶段，中国小组不考虑如何主动去说服对方，而集中讨论如何防守，谈判中中国人则默默无语，处于防守态势。而美国商人则往往是“先谈细节，避免讨论原则”。西方人认为细节是问题的本质，细节不清楚，问题实际上就没有得到解决，原则只不过是一些仪式性的声明而已。所以，他们比较愿意在细节上多动脑筋，对于原则性的讨论比较松懈。
这些文化差异在商务环境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外商事先若没有很好地去了解交易者国家与本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在商务活动中势必对成功交易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跨文化管理分析
1. 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迫切需要加强跨文化管理
文化差异在跨国企业中是客观存在的，它会影响管理，但不一定是负面影响。而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的过程。只有当文化差异未得到合理控制或管理，继而演化成文化冲突时，才能对企业的管理效率产生破坏式的影响。国外管理学家的经验表明，大约有35%-45%的跨国企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其中约有30%是由于技术、资金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引起的，有70%是由于文化冲突引起的。正是由于跨国企业在其经营过程中不断遭遇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因此跨文化管理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
2. 跨文化管理的关键是人的管理
因为跨文化管理的客体是人，即企业的所有人员。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不同的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而这种新型的文化只有根植于企业所有成员之中，通过企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否则跨文化管理则流于形式。而且实施跨文化管理的主体也是人，即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跨国公司中，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可通过企业的产品、经营模式等转移到国外分公司，但更多的是通过熟悉企业文化的经营管理人员转移到国外分公司，在跨国公司的资源转移中，除资本外就是经营管理人员的流动性最强。所以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中要强调对人的管理。
3跨文化管理的三个层面及模式
受思想理念跨文化差异主要由宏观层面的国家文化或民族文化、中观层面的企业文化或组织文化、微观层面的个体文化三方面构成，因此，跨文化管理也应从国家文化、企业文化、个人文化三个层面展开。在国家文化层面上，Hofstede (1980) 提出的文化框架模型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文化框架，并且被从事全球营销管理的学者及实践人员广泛使用。他将文化分为5个基本要素：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不确定性回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
企业文化又分为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三个层次，其中物质层文化是企业文化中的表象部分，包括企业的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以及企业环境、企业形象、企业广告等可以直接看到、感受到的物化部分；制度层文化指具有本企业文化特色的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和员工行为准则等，是企业文化的中介层；精神层文化指企业员工长期形成并共同接识活动，包括基本的企业精神、经营哲学、价值观、管理思维方式等，是企业文化的核心部分。
个人文化层面主要表现在跨国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点，雇佣了很多当地国家的员工为其工作，但很多领导层的观点与理念无法在下层得到实施，甚至造成抵触情绪。因此很好的分析个人文化层面也成为跨国企业管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深刻理解跨文化管理的纵向三层面后，从横向去选择合适的跨文化管理模式对于跨国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加拿大管理学者Adler研究的观点，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策略主要有本土化策略、文化相容策略、文化创新策略、文化规避策略、文化渗透策略、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以及占领式策略七种。全球发展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时，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和国外文化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跨文化管理模式，从而使不同的文化达到最佳的结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三、针对文化差异对商务活动及管理的措施
不同文化下的商务活动风格差异很大。我们应该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业伙伴，强化基于文化差异的谈判管理，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以便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巧妙地运用策略，争取理想的效果。
1要正确处理商务活动中的文化差异。商务活动进程一般包括寒喧、交流工作信息、说服以及让步和达成协议四个阶段。在进行的过程中,要注意每个阶段的文化差异。因为各个国家的交流方式不同，商务者要正确处理其中因文化差异的细节部位。论文参考网。由于是跨文化贸易，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必然存在。因此在进行商务活动前了解贸易国的文化差异就变得极其重要。在活动前要根据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布置不同的商务活动背景，采取合适的商务活动方式，还要控制商务活动的时限。
2．此外，因文化而异搞好后续交流必不可少。国际商务活动后续管理涉及到合同管理及后续交流行为。不同文化对合同的内容、合同的作用存在不同的理解。例如，美国文化强调“把人和事区分开来”，感兴趣的主要为实质性问题，所以往往不太注重后续交流。但是在注重个人关系的文化中，保持与大多数外国客户的后续交流被视作国际商务活动的重要部分。在合同签订很久以后，仍然会进行信件、图片和互访等交流。
3 树立文化平等观，克服民族中心论，相互尊重，求同存异
在国际经贸与商务活动中，要达到跨文化沟通的目的，要互相了解，互相汲取，树立文化平等观，所要重点克服的是民族中心论。民族中心论的人们站在自己文化的立场上，以自身所处的文化为中心，认为自己所属文化是优越的，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有着5000年的灿烂文明，自己的观点才是最全面最正确的，于是就随意的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别人。我国企业要想在全球化商务活动中赢得更多的客户，壮大自己的企业，就必须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平等的看待各个国家。尊重别人，表现在对别人人格、信仰、价值观、风俗习惯等文化差异的尊重，也包括对别人看法和利益关系的尊重。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对周围的世界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尊重别人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沟通，在经济贸易或商务合作等方面达成共识。论文参考网。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很多的商业朋友，为你的发展奠定基础。
4.既做好文化适应，又善于文化介入
跨国经营除了要遵守国际合作契约和交际礼仪外，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适应当地文化，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经营者或合作者的心理，充分尊重和理解当地文化，将那种单一文化视野扩展成双重或多重文化视野。做好文化适应是跨文化沟通顺利开展的前提，也是双方合作的保障。跨文化沟通中的文化适应也并非是要全部一味地迁就和适应，有时善于抓住机会，适当向对方渗透并介入自己的文化，也能达到沟通和让当地人们接受别国文化和产品的目的，不过，进行文化渗透与介入时要格外慎重，要考虑到当地人们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或抗拒的程度，不同文化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同程度的排外情绪，对于外来文化介入难免会有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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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务社会语言学； 研究路径； 学科架构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5-0187-006
一、商务社会语言学产生的背景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来自语言、文化、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理论和方法出发，共同缔造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以语言为核心研究社会和文化生活。该领域跨文化、跨学科的视角在社会科学界引起了一场地震，尤其是在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心理学领域。拓荒学者们开创了多条路径来研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交际社会语言学、对话分析、象征交际学派、语言社会学，等等，为研究语言文化和社会奠定了概念和理论基础。[1]在此时期，“社会语言学”开始用作相关研究的总称。尽管早期各个研究路径理论和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彼此往往互相补充、协作。其中最大的两个发展取向是“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大量使用社会信息来阐述语言结构、变体和语言变化，人类语言学通过言语事件和交际实践来解释文化现象。Hymes（1964）提出用“语言人类学”来囊括人类学语境下的语言研究；10年后，他意识到这个提法已经逐渐被“人类语言学”所代替，经过审慎思考，Hymes（1974，pp.83-85）将该领域更名为“社会语言学”，认为它最能代表语言和人类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
80年代中期，学科方法论分野日渐明显，社会语言学（狭义）主要使用量化分析方法，人类语言学主要使用民族志方法，话语分析则是两个领域共同的研究方法。尽管如此，语言学界和非语言学界，依然普遍使用“社会语言学”涵盖宏观的社会文化跨学科视野。至今，语言、社会、文化领域已经呈现清晰的学科融合趋势，社会语言学（广义）是该融合学科的总称。融合学科麾下，研究视野更加广阔，既关注主流国家、主流社会人群（所谓的精英），也关注非西方主流社会、边缘群体；不仅涉及宏观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范畴，也涉及地理、历史、教育等人类生活范畴，并深入到消费、管理、商务谈判、新闻、物理空间、艺术品象征意义等微观社会生活语言符号层面。统一的学科旗帜，为不同视野之间理论、概念、方法的互相借用和融合清除了门户壁垒，为社会语言学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优厚的学术条件。
为社会语言学在21世纪的繁荣创造另外一方面条件——社会背景条件——的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全球化。随着西方跨国公司的触角深入到世界各地，国家间、区域间交流合作日益增多，原材料、劳动力、技术、市场等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调配、整合的趋势已经呈现。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产生之初，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语言和经济结构息息相关[2]，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势必产生新的语言和语言使用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格局重写，国内、国际商务交往激增，无论就语言作为跨国、跨区域商务沟通媒介的物质资源，还是就其标识民族身份、政治经济地位的象征资源，语言当之无愧成为全球化商务人士无可回避的问题，官方语言选择、各种书面和口头商务交际语言使用、企业员工招聘条件和能力评价系统、外语教学，甚至国家语言规划政策等等问题纷纷浮出水面。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问题并非只是争相与“国际”接轨的亚、非发展中国家才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经济链条上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语言也并非只是政治经济格局和变革的棋子，基于听众文化的语言符号可以为企业带来商机，语言能力和语言策略可以左右商务谈判结果，机构话语行为可以建构社会现实，也可以掩盖真相。实际上，全球化背景下商务领域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之重大，问题亟待反省和解决之迫切，使得 “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成为必然和必须，社会语言学科发展和商务活动现实共同呼吁“商务社会语言学”的建立，用以考察和研究商务领域林林总总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不仅有助于促进商务沟通，而且有助于人们清楚认识隐藏在商务交际背后的失衡权势关系，从而推动人际、国内、国际企业之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与合作。
商务社会语言学并非独立于社会语言学之外的学科，恰恰相反，商务社会语言学正是运用宏观社会语言学框架下的理论、概念、方法，研究商务社会各个层面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因此，从学理上应属于社会语言学的分支。但本文并无意倡导（或反对）其他领域都应建立自己的社会语言学，例如政府机构社会语言学、医疗社会语言学、体育社会语言学等等，“商务社会语言学”的提法，是建立在语言的社会经济本质、商务语言活动对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基础之上的，是全球化经济现状和发展所呼唤、应运而生的必然产物。提议建立学科的目的不在于区别和排斥其他领域，更不在于限定研究路径，而在于总结前人学术成果和不足，为今后商务领域的语言研究提供概念、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鼓励学仁向更多未知商务语言领域挑战，增加不同视角和研究路径之间的对话和协作。
二、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建构路径
回顾过去的二十年，商务领域语言问题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大致可以用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路径概括：变异社会语言学、人类学、交际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跨文化交际、语篇分析/话语分析/对话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同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研究路径入手，也可以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研究一个问题。本文将前人相关研究放置在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视野下进行综述和总结，以此构架一个综合性的、独立的学科。
1.商务语言、语体变异研究
变异学说基于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认为社会存在不同阶级，任何人类社会活动、交际行为（包括语言）、社会关系以及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属性。[3]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找出作为因变量的语言变体和作为自变量的语言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跨国商务交际或者多语环境下商务活动情景下，语码的选用标识社会文化身份，选用对方语言表示放弃自己的优势或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例如Cohen & Cooper （1986）旅游景区当地居民向外国游客语言调适研究），将对方置于优势地位（例如服务对象）。[4]有人基于促进国际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实用性，提出淡化国家象征意义[5]，认为英语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通用语[6]，不仅在英语母语国家与非英语母语国家商务交往会使用英语，即使在延展圈（extended circle）[7]，即非英语母语国家之间商务交流也大多以英语为通用语，使用英语不在乎语言是否准确地道，重点在于清楚传递信息和提高工作效率。但有些事实不容忽视：放弃母语的一方学习外语增加经济成本，商务谈判中因为语言劣势失去平等发言机会，以及强势语言的文化扩张，即文化中心主义，等等。
除了语言对于企业社会身份的标识作用，变异学者也关注语体变异。在日渐形成的“国际商务英语社区”，存在介于标准英语和当地语言之间的过度语，构成社会方言（sociolect），并形成上层、中层和下层的社会分层。[8]一方面语体标识说话人的社会身份地位，标识显性社会声望，或是反应商务交际场合的正式程度，另一方面，语体选择和语体切换可以体现说话人对商务交际对方的尊重或重视，希望得到对方的认可，拉近情感距离，因而进行语体调适行为。与此相关，来自母语非英语国家的商务社区成员努力学习英语以便增加自己晋升的机会。[9][10][11]
近年来社会语言学发展一个重要动向是将基于实践的研究方法纳入变异研究，更注重说话人主体作用[12]，关注主体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资源建构社会意义的方式。在新语境中使用现有语言资源，即“再语境化”（recontexturalization），是产生新的社会意义的转换过程。[13]例如在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使用北京当地语言资源和全球化语言资源来构建普通话的新兴世界性变体。[14]
2.商务人类学/民族志研究
社会语言学对于个体意义建构的思想来自于人类学。最早的变异研究将社会群体与语言形式一一对应的社会结构模式[15]过于简化了真实的语言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的标识关系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联系二者的纽带——语言意识形态——是不统一、可变的。人类学不仅研究语言形式和结构，而且研究谁、怎样、为什么使用这样的语言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对于说者和听者产生怎样的影响，挖掘语言行为产生的‘象征’意义，甚或说者和听者未曾意识到的意义。个体的语言行为，出于个体对社会群体语体规范的感知和再现，体现个体对自我身份和社会规约的动态构建。[16]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家纷纷以外语为自己的商号命名，通过新名称将公共空间私有化，通过语言的象征意义，在语言和社会层面上引入新的区别性和阶级概念，体现转变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重新定义社会空间、个人身份和权势关系。又如企业管理者通过幽默的语言风格让听者开心，显示自己与听者对幽默有共同理解，拉近彼此距离，创造正面个人形象（persona）。[17]拉近距离往往涉及权势，为了得以构建“受人尊敬的地位和团体内部的地位”。身份随交际产生，在话语和文化意识形态中建构。
新近语言人类学者关注本土化主体性 （localized subjectivities），通过民族志局内人视角（emic）观察、反省、解释，重点考察社团成员对于社团的主观认知和体验[18]，常用的民族志方法包括参与者观察法、访谈、个案跟踪、叙事等。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局内人视角进行商务研究，例如密切观察商务会议[19][20]，考察管理层和员工对于领导能力的认知，或者通过女经理自述了解职场成功女性的身份构建。[21]变异线性相关理论将社会结构和语言结构僵化对等，人成为结构的玩偶，忽视了人的主观选择空间。局内人视角能够有效避免研究学者强加给所研究社区的泛化范畴，强调说话人的感知是社会语言学证据的重要的来源。但是完全按照个体描述分类或划分社会范畴，也未必完全反映客观实际，容易过度强调自我定义。一种解决办法是语料库研究[22]，语料库研究的结果可能与直觉相反，对于研究者和局内人的社会语言范畴提出挑战，将民族志和语料库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得到客观的结论。
3.商务交际社会语言学
Gumperz创立的交际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Hymes所创立的交际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属于人类语言学的分支，两个学科都关注语言交际事件，互相影响借鉴，侧重点略有不同，后者注重言语事件中的文化背景与交际能力，前者注重会话策略和言语事件的语境化过程。本文强调两者研究言语交际事件的共性，因此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统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放在商务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
根据对话推论理论，来自共同言语社区的对话双方通过使用语境化提示（contextualization cues）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即语境化过程。语境化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商务谈判研究[23]，双方通过语境化过程建构谈判秩序。谈判之前，谈判双方已经通过语境预设（contextual presuppositions）赋予语言符号（词汇、句法结构、语调、韵律、语体）以字面以外的意义，即谈判双方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象征意义带入谈判之中；谈判过程中，双方通过语境化提示进行情景推论（situated inferences），破译对方信息，推断当即对方要表达的社会意义，实现成功谈判。谈判成功的重要前提是双方对于相同的语境化提示（例如术语）具有同样的社会文化预设，但是实际生活中，谈判双方代表不同利益群体，来自不同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环境，谈判双方往往缺乏共同的预设，用自己的社会文化预设阐释对方的语境化提示，形成“社会语言迁移”[24]，造成误解和冲突。因此谈判双方需要根据当即情景的权势关系和彼此地位试探、协商、坚持或妥协，最终形成对于语境化提示的一致阐释，新的谈判秩序得以建构，谈判秩序能够使下面的谈判顺利进行，并规范双方谈判行为。因此谈判秩序的建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
4.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
二战后北美职工多元文化构成产生并大大刺激了60年代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但此期间鲜见商务领域跨文化研究，多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对比研究。80年代，欧洲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学者也开始关注各种用途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商务语境中的语言行为也开始受到关注。由于欧洲是话语研究的故乡，促动了跨文化商务研究的话语转向。[25]21世纪全球劳动力构成国际化、跨国公司激增，对于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产生空前需求。
英语在全球商务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成为跨文化交际首要的焦点。为了满足商务发展需求，英语教育已经成为一项全球规模的产业，培养学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是关于文化特征的描述，尤其是商务文化和商务规范的研究[26]，提醒商务人士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
有学者提出应警惕语言与文化一一对应的“本质主义”，因为本质主义的背后往往隐匿着欧美英语国家优势的“民族中心主义”，以英语和英语的各种社会附加值为标准，衡量交际能力和交际行为是否符合规范。实际上，很多跨文化研究直指母语英语国家与母语非英语国家之间商务交际中体现在话语行为中的权势失衡。[27]
在英语“霸权论”呼声渐高的同时，近来有人提出英语“异质论”[28]，认为英语出现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趋势，现代商务英语不仅包括英美人讲的英语，而且包括世界各地的英语，马来西亚英语、泰国英语、日本英语等等。一方面，有人认为异质英语的概念意在混淆视听，掩盖政治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全球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现象和产物已经呈现在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者面前，成为跨文化商务交际的重要议题之一。
近年跨文化交际出现两个趋势：第一，研究内容由书面研究向口语转变，由虚拟数据转而研究真实数据；第二，研究方法由交际模式研究向民族志方法转变，更多实用录音、访谈，取得真实语料，并获取局内人视角。
5.商务话语分析/批评商务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既是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又有其语言学分支的学科独立性，具有跨学科性质。Schiffrin（1994）总结六种话语分析路径：言语行为、交际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语用学、对话分析、变异分析，足见话语分析学科应用的广泛程度。话语分析着手于话语结构，着眼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话语分析领域有几个里程碑式的研究贡献，决定了它的发展趋势。Foucault （1984）对于话语秩序、真理、权势的解构，成为话语分析尤其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Bakhtin（1981）发现语言对话化本质（dialogism），让人们认识到任何话语都具有历史性和互文性，承载着社会生命和意义；Bourdieu（1991）语言市场理论揭示语言的物质和象征价值；Bauman & Briggs （1990）拓展对话化理论，提出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进一步解析新的本土化社会意义产生的过程；Agha（2003）追踪话语的语域化（enregisterment）过程，解析话语是怎样具有和巩固标识社会地位的社会价值的。[28]这些奠基性研究为话语分析提供了广阔应用空间。
Bargiela-Chiappini主编的The Handbook of Business Discourse （2009）提出10种商务话语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组织话语分析、民族方法、语料库语言学、谈判研究、多模态分析、修辞分析、批评研究、媒介交际、礼貌研究，以及作为通用语的商务英语，涉及学科视角亦是包罗万象：语言人类学、跨国管理、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社会学、叙事和话语、语用学、组织管理研究等等[29]，为商务话语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本文按照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路径，从商务语言变异、商务人类学/民族志、商务交际社会语言研究、跨文化商务交际和商务话语分析几个方面架构商务社会语言学研究路径，为该学科奠定理论基石并勾勒出主体理论实践研究框架，为后续研究方法的探索铺平道路。
三、结 语
商务社会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分支，该学科的建立是语言的经济本质、社会语言学密切关注人类政治经济活动学科本质属性的必然产物，尤其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时代背景之中，商务语言选用的纠结、语言培训的成本与困境、商务交际中各种语言文化的障碍，使得商务语言成为时代舞台的前景，成为商务人士、语言学者、社会学家甚至政治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可见商务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学理必然性和时代必然性。
此前关于商务领域的语言研究散见于社会语言学的各个分支或相关学科，每个学科视野有其独到优长也有视阈限制，学科之间偶有互相借鉴，例如变异社会语言学对主体的关注，人类语言学主观感受与语料库方法的结合，跨文化商务研究的话语转向等，进一步证明打破视阈界限、建立综合学科的必要性。将如上综述的各类研究置于“商务社会语言学”的广阔视野之下，有利于各分支学科互相借鉴融合，研究方法更趋于科学缜密。视阈和方法的整合有利于深掘该领域研究的哲学根基、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理论、优化研究方法。商务社会语言学应时代呼唤而产生，并具有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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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美商务谈判 文化差异 谈判风格
随着跨文化交流和商业联系的发展，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但商业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大，国际商业向前发展的趋势正变得锐不可挡。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融合越来越密切，对外贸易往来愈加频繁，中美两国的商务往来尤为如此，贸易数额与日俱增。由于来自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因而也就决定了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商务谈判风格。有时谈判双方虽然都抱有诚意，但最终还是不能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因此，在中美商务谈判中了解彼此不同的文化，熟悉商业活动的文化差异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中美文化差异在商务谈判中的具体体现。
一、谈判的开始阶段
中美商务谈判中，中国人首先就有关合同双方所共同遵守的总体性原则和共同利益展开讨论。在谈判之初，中国人竭力避免谈及细节，将细节延至之后的讨论中商榷。中国人如此强调总体性是受到综合性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人认为总的原则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出发点，只有当总的原则确定下来，才有可能就合同的具体细节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人倾向于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即将宇宙视为一个整体，从全局观点进行综合研究。虽然中国人也习惯于把事物分成对立的两个方面，但这两个对立面被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谈判中，中国人凡事从整体到局部，从大到小，从笼统到具体，“先谈原则，后谈细节”。这是中国的谈判方式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所谓“纲举目张”正是此意。
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的线性思维方式是美国人思维的特征之一。由于受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重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重具体胜过整体，因此，美国人往往对具体细节给予极大的关注。当面临一项复杂的谈判任务时，采用顺序决策方法的美国人常常将大任务分解为一系列的小任务，每次解决一个问题，从头至尾都有让步和承诺，最后的协议就是一连串小协议的总和。美国人认为世界是由事实而非概念构成的，所以他们不会过于相信纯理性的东西。加之美国人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谈判的开始阶段仅仅是一种形式，所以他们谈判一开始就直奔正题讨论具体款项。他们认为总体原则可有可无，只有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才能使谈判得到进展。在他们看来，合同是一套完整的、应被遵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所以美国人的谈判风格是直接、简明的。
二、情感型对工具型
中国人认为和谐的环境是谈判的重要条件。和谐被认为是稳定的前提，在商业圈也是如此，正如谚语“和气生财”中体现的一样。所以，中国文化中的人际关系是明显的情感型。中国人在谈判之初，总会千方百计地进行一番寒暄，创造友好的谈判氛围。他们认为，只要能成为朋友，生意就成功了一半。这种感情风格在其它方面也有体现，比如中国人在商谈中尽量避免冲突，追求长期友好的伙伴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交易达成，随之而来的是长期持久的合作。
美国人受个人主义和平行人际关系的影响，其人际关系偏向于工具型。工具型关系是一种非个人的、非情感化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时间短暂，不牢固，不稳定。所以，美国人不像中国人一样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和长期伙伴关系的建立。他们十分商业化，把每个合同的谈判与签订当作是一次单独的商业行为。美国人认为做生意应该高效，其间的让步可能是必要的。当谈判失败时，他们会认为本次工作已经结束，而不会像中国人那样可能会努力建立或维持关系，为今后的生意着想。
三、做决定中的文化差异
美国人视谈判为解决问题的过程，即便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他们将整个谈判分为几个部分，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他们依靠逻辑和推理、事实和数据，从不感情用事。他们通过说服方式展开讨论，并根据具体条件做出让步。受个人主义取向影响，对美国人来说，做决定是负责谈判项目的个人的事而不是整个团队的事。
在美国人看来，让步或妥协在缔结合约中是必不可少的策略之一，因而它承载着积极的意义。但在中国人看来，让步是消极的，在原则问题上他们绝不退让，除非对他们有益。
由于受到集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影响，中国人很少将谈判看作问题解决的过程。他们考虑大量因素，包括对方的态度、感情和感受，而美国人很少顾及这些。中国人决策通常是集体协商的结果，一般说来避免个人做出决定。中国的谈判小组在谈判之前、谈判当中及谈判之后通常都要一再交换意见以协调整个小组的行动。当对方的提议超出谈判代表的权限范围时，他们还要请示上级领导同意或集体讨论。
对美国人来说，完成任务的首要目标是以能最好地确保完成任务的方式来做每件事。因此，首先，具体任务被指定给个人；其次，做出必要决定和完成必要任务的权利也授予个人；再次，相关政策信息和议事程序被提供给个人，确保个人完成任务，应对突况，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在权力范围内自行做出决策。美国人做事讲究工作效率，强调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以便最好地、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务。
四、不同的谈判风格
虽然存在许多共性，但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谈判风格。在谈判中美国人一直展现他们的激情、真诚、自信和热情，时刻准备讨价还价，并做出适当妥协以促成交易的达成。他们尤其对逻辑辩论感兴趣，敢于使用各种方法达到目标，包括威胁和警告。他们是坦率且霸道的。对他们来说，沉默代表否决。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要温和得多。他们不喜欢争辩，很少对抗，但经常质疑自己的观点。他们关心名誉，在乎友谊和人际关系，善用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当他们对某一问题持不同意见或不认可某一条款时，有时不会直接说“不”，而以沉默来应答，以取得和谐，表示他们的尊重和礼貌。这是美国人几乎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沉默可能意味着对他们提议的否决，特别是在谈判开始阶段。在谈判中，中国人很有耐心，极少妥协，总是很“顽固”。
另外，美国人很注重法律程序，而中国人更看重道德规范和社会伦理。美国人清楚地区分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经常将它们混在一起。
结语
中美商务谈判中的冲突和矛盾的存在，多是由于文化的障碍。要想成功地进行跨文化商务谈判，人们要摒弃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和学会观察异国文化，通过与自己的文化对比，接受并尊重异国文化、传统风俗和道德规范，随时准备以两种不同的文化波段进行交流、切磋，逐步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意识。每种文化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色，存在就有其合理性，所以应努力接受它们。
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后世界上无论是文化的发展还是经济的发展都不会按照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展开，会更多地出现一个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局面。任何国家想要立足于世界并不断发展自己，就不得不同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跨文化谈判是对外贸易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所以，学习、了解文化差异，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视角的多样性是跨文化交际、跨文化谈判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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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美商务谈判风格存在着差异。中方注重“先原则，后细节”的策略，而美方重视细节胜过重视整体；中方在谈判决策时，通常要进行集体协商，而美方谈判代表通常有足够的权力，在授权范围内可以直接对谈判议题做出决策；在谈判目标上，中方重视长期友好的商业关系的建立，而美方则更注重合同的签订。造成上述谈判风格的差异的根源在于中美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的核心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权利差距、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选择三个方面。从中美商务谈判风格差异的文化解析(1)可以看出，要使中美商务谈判取得成功，就必须正确认识文化差异，克服文化障碍。 【论文关键词】 商务谈判 谈判风格 文化解析 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 对外贸易往来愈加频繁。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国家，两国的商务往来也越来越多，贸易数额与日俱增，中美贸易亦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贸易往来，就必然有商业谈判，但中美双方在谈判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却是不同的，这种风格上的差异深深地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之中，是由于双方的谈判者来自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造成的，有时谈判双方虽然都抱有诚意， 但最终还是不能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因此，在中美商务谈判中了解彼此不同的文化，熟悉商业活动的文化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中美方谈判者更好地互相了解，从而尽可能避免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冲突，使双方的贸易沿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道路健康地发展下去。 一、中美商务谈判在风格上的主要差异 在中美商务谈判中，双方表现了了不同的风格。这种不同的风格主要表现在谈判策略、谈判决策、谈判目标的差异上。 在谈判策略上，中方代表首先就有关合同双方所共同遵守的总体性原则和共同利益展开讨论。中方谈判者认为总的原则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出发点。只有当总的原则确定下来，才有可能就合同的具体细节问题进行谈判。这种“先谈原则， 后谈细节”的谈判策略是中国的谈判方式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安冬风：2006)。美国人认为世界是由事实而非概念构成的，所以他们不会过于相信纯理性的东西。谈判过程中他们重具体胜于整体，谈判一开始就直奔正题讨论具体款项。他们认为总体原则可有可无，只有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才能使谈判得到进展。 在谈判决策上，中国人决策通常是集体协商的结果，一般说来避免个人做出决定。中国的谈判小组在谈判之前、谈判当中，以及谈判之后通常都要交换意见以协调整个小组的行动。当对方的提议超出中方代表的权限范围时他们还要请示上级，需要报请上级领导同意或集体讨论。在美国，个人完全可以代表公司做出决策，美方派出的谈判代表通常有足够的权力，他们可以在授权的范围内直接对谈判的议题做出决策。 在谈判目标上，中方谈判者特别重视长期友好的商业关系的建立。对他们来说，谈判的过程就是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谈判目的更多的是为建立和发展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签订的合同代表着长期互利合作的开始。如果谈判中双方没能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 交易常会以失败而告终。美国人则认为谈判的终极目的是签订合同实现经济益。对于美方来说，合同的签订是谈判的首要和根本的任务，是其个人价值利益的体现。他们把每个合同的签订看作是一个单独的行为过程。不像中国人那样重视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他们更注重于实际价值的实现。 二、中美商务谈判风格差异的文化解析(1) 中美商务谈判风格的差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之中，是由于双方的谈判者来自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造成的。 文化是由人们的显型和隐型的行为组成，是人们群体行为规则的综合体。被称作“文化实体”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是文化的基石。荷兰从事跨文化研究的专家Greet Hofsted(1991)曾形象地说文化是“mental software”和“the collective programming”。正是他这种“心灵软件”、“集体程序”使得每个人都成为自己文化氛围熏陶下的产物。对文化差异缺乏敏感的人用自己的文化模式作为依据来评价另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动、观点、风俗， 往往会导致文化冲突。跨文化研究中，价值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是个人或群体通过文化交际构成的模式，是最深层的文化(Michael Prosser，1978)。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贾玉新，2004） 。为了确定文化的核心价值，Walker， D. E. and walker T.(2000)概括归纳出了文化的十个主要方面。本文将从其中三个核心的方面来解析文化差异对商务谈判策略的差异、商务谈判决策的差异和商务谈判目标差异的影响：(1)思维方式：线性思维和综合性思维(Thinking：linear and systemic)；(2)权利差距：高权力差距型文化和低权力差距型文化(Power distance:high power distance and low power distance);(3)文化取向: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Individualism：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通过对中美不同文化差异的探究，揭示出中美商务谈判过程中谈判风格的本质差异，可以帮助我们在中美商务谈判中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1.谈判策略的差异与思维方式 中美谈判策略的差异是由各自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是综合性思维和线性思维。中国人重视综合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西周初期的《易经》提出了有机整体的初步图式，为中国传统综合性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进一步发展了综合性思维模式。儒家把自然人性化，道家把人性自然化，都把人和自然看作是相互连通的整体。后历经两汉的宇宙论、魏晋玄学、隋唐佛教的本体论和宋明理学体系，综合性思维渐已成为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之一（连淑能， 2002）。受其影响，中国人倾向于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即将宇宙视为一个整体，从全局观点进行综合研究。虽然中国人也习惯于把事物分成对立的两个方面，但这两个对立面被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谈判中，中方代表凡事“先谈原则，后谈细节”，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从笼统到具体。 美国人倾向于线性思维方式。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其哲学思想密切相关。西方哲学对世界的构成问题是从元素论起步的。水、火和空气等多曾被视为宇宙的构成物。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后，伊壁鸠鲁和卢克来修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建立了西方古代宇宙观的中心学说。原子论学说体现了古希腊哲学对元素、结构和形式分析的注重，是其线性思维方法的体现。15世纪下半叶后，以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考察和分析事物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了主导地位。此后，笛卡儿明确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把“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开创了西方近代哲学。线性思维方式对西方社会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因此，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就成了是美国人思维的特征之一。由于受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重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重具体胜过整体，因此，美国人往往对具体细节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们讲究实际，一开始就急于讨论具体款项，他们认为合同是一套完整的、应被遵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 2.谈判决策的差异与权力差距文化 不同决策机制的形成有其各自不同的原因。中国文化属于高权力差距型文化（high power distance），即人与人之间由于阅历、职位、文化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上下级式的纵向关系。人们比较看重地位的差别，以及自己在上下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这种纵向的上下级关系时刻影响着个人的言行举止。中国文化着眼于伦理本位，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中国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为儒家思想滋生和成长造就了丰沃的土壤。这是因为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加强了个人对家族的依赖，使得血缘关系进一步巩固。而建立于血缘关系之上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其中，父对子，长对幼有着绝对的支配权，在他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平等。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的血缘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也无法摆脱和超越的。建立于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儒家学说的中心在于伦常治道，在于确立和论证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孔子思想的影响加强了社会等级制度，在中国纵向的上下级关系始终有某种程度的盛行， 并影响着个人的言行举止。总的说来中国人也接受了在社会生活包括商务谈判中缺乏自主权或自主权不高的情形。中方谈判组成员只能在自己的权限内行事，最后的决定通常由未参加谈判的上级做出。 美国文化属于低权力差距型文化(low power distance )。在美国受平等观念的影响，人际关系一般是呈横向状态的，交流的双方是平等的。谈判人员之间是业务横向 (平等) 关系。他们不拘礼节， 平等相待， 对正统的商务礼仪、客套、座次等关注较少。美国文化中的平等观念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根基。古希腊商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商业文明，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迅速解体而为新型的利益关系“契约”所取代。契约关系的建立意味在此关系中人人平等，因为契约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能真正保护商业经济的正常秩序，从而使商业真正按照经济规律运转。同时，随着建立在平等和契约基础上的古希腊民主制的城邦制国家的确立，服从权威被公民民主政治所代替。社会组织的变化标志着社会组织结构不再以等级身份为核心，而是人人平等。1776年美国政府颁布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把“自由”、“生存”和“追求幸福”视为人与生俱来的人人平等享有的三大权利，人人平等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体现。由于人人平等，加上又有各种法律肯定和保障每个人的合法的权益，造就了美国人的强烈而突出的个体意识。所以在美国文化中人们以个人自我的实现视为人生的第一要则，形成了追求人生意义的价值张力，他们崇尚自由、平等、竞争。谈判时美方突出个人的作用，往往会指定某个人全权负责谈判，有其负责制定必要的决策和完成必要的任务，同时行使其相应的权利，在其职权范围内自行做出决策。 3.谈判目标的差异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取向 中国文化的集体取向和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的差异是理解中美双方谈判目标差异的关键。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collectivist culture）。中国文化的集体取向与儒家学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儒家思想以“仁”和“礼”为中心。“仁”指人心，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是二人，从人从二。其目的是讲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从而达到和合。要达到“仁”，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纳入集体之中，和集体溶为一体。“礼”是行为的尺子，是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人的视听言行都要符合礼的要求，从而使社会达到和合，达到“仁”。受集体取向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人们相互依赖达到几乎万事必须凭“关系”的地步。因此，中美谈判中，中方对“关系”的培养的要求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 美国属于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individualistic culture），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美国的个人主义与其宗教信仰有着密切联系。西方的基督教所崇尚的是个体，基督徒主张为了个体而牺牲“类”。在基督教的教义里，每个人都是单独地、直接地面对上帝。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的理论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的思想源泉（朱永涛， 2002）。在美国，个人主义是从欧洲移民踏上北美大陆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的。新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历史根源。而后的美国革命、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及多次的移民浪潮加强了这种个人主义的传统。可以说，无论美国历史还是当代美国社会，个人主义体现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也存在着个体对群体的依赖和认同，但这是处于自己的选择，是有自己个人的意志决定的，而且是以自己个体的目的和利益为前提的。所以在中美商务谈判中，美国谈判者更注重追求实际的内容，签订合同实现个人的利益和价值目标。 三、启示 谈判风格的差异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要想的中美商务谈判中处于主动，并最终取得谈判的成功，就必须认真研究双方谈判风格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 文化差异。因此在中美商务谈判中，要想成功地进行跨文化商务谈判，双方代表首先要了解他国文化，善于与自己的文化对比，学会鉴别、了解、接受、尊重对方的文化。随时准备以两种不同的文化波段进行交流、切磋。逐步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其次，要拚弃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尊重异国文化和传统风俗。商务谈判中切记妄加评论对方的文化准则， 接受并尊重他们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另外，在谈判中要建立跨文化的谈判意识，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在需求、动机、信念上的不同。在跨文化意识的指导下，使自己的谈判风格和策略适应对方的文化诉求。 参考文献： 安冬风:论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6(457):25-26 Hofsted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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