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要实现农业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的源头是技术创新，然而在这一切的基础之上，有效的技术扩散才是最终助力农业快速发展的因素。本文针对国内外农业技术扩散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指出我国在农业技术扩散领域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以期更多学者关注该领域并提高有关方面的研究水平。
关键词：
技术扩散；技术创新；研究水平
一、国外研究情况
(一)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过程
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历史很长，而国外对此的相关研究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时欧洲社会科学的发端。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加布里埃尔•塔尔在1890年发表的《模仿律》中提及要研究“在给定100种不同技术(工业过程)下,为何其中10种得以推广而其余90种被遗忘①”的原因,并将扩散概括为模仿定律。旨在研究一个社会在引入一项变革后的影响的早期的“英德传播学派”被认为是扩散研究的另一根源，对后来的社会科学家给予传播研究的重视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到了上世纪40年代，在美国衣阿华州，瑞恩和格罗斯对杂交玉米种子的扩散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调查，创建了典型的扩散研究设计方案并发表了著作，自此以后,技术扩散相关理论的地位才确立起来。上世纪50—60年代间，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农村社会学家开展的扩散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进入“快车道”，其研究领域遍及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其中，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构造了十分著名的“空间信息域”模型，该模型成功模拟了农业技术的扩散过程，同时为农业技术扩散空间过程的相关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虽然有关农业技术扩散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基本上都集中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前者在宏观上分析技术的扩散过程以及技术最终被采纳等相对比较广泛的问题，后者则更注重采纳方所做出的决策对技术扩散的影响，突出有意识的主观经济行为。
(二)农业技术扩散的宏观层面研究
宏观层面的扩散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块：(1)过程研究。此类研究多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或康柏次函数来模拟在时间变化过程中，农业新技术表现出来的扩散过程，研究表明，一般来说农业技术扩散过程呈现出“S”型曲线运动轨迹，但不同技术的扩散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针对不同技术扩散的差异性，罗杰斯和曼斯菲尔德认为影响扩散速度的关键因素是信息的传播，由此提出了著名的“传染病模型”。拖拉茨基、克莱恩的相关研究表明，创新的相对优势和相容性与扩散速率呈正相关关系，而创新的复杂程度则与之呈负相关关系。但“传染病模型”的提出却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传染假说中关于“假定潜在采用者获取创新信息后立即采用创新和假定所有的潜在采用者在接受技术中的公平性”的相关内容并不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由于现实中种种原因，比如潜在采用者的文化程度、经济条件、信息获取渠道等等，都会导致对创新信息接受机会的不均等；(2)扩散模式。农业技术扩散的模式有很多，根据市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大体上可以分为政府计划推广模式、政府和市场作用综合模式以及市场分散作用模式，市场在这三种模式中的作用越来越来突出。按照经济运行机制，可将技术扩散模型划分为集中型、综合型和非集中型三大类，集中型在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非集中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而综合型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综合状况；(3)扩散机制。农业技术扩散机制指的是系统内部各个结构要素之间、功能要素之间和传输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原理和方式。农业技术扩散过程存在相当复杂的作用机制，格鲁尼格认为哥伦比亚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有七个结构约束领域：市场极端不稳定、土地分配不均、交流设施不足且质量差、现代生产投入的分配不均、教育不足，不注重实践经验、信用制度排除大部分的农民、信息不灵。根据他的理论，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如果这些制度方面的因素无法得到解决或控制，扩散速率就会大打折扣。黑文斯曾表示，农民社会中大范围技术变革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受到了来自社会结构方面的障碍，如土地制度、制度参与、经济隔离、财富的不均等。一项新技术在社区内扩散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考虑到社区成员财富的巨大差距、潜在采用者的异质性和社会状况的不同；(4)扩散模型。继“传染病模型”提出后，一些学者又提出了诸如Bass模型、Sharif-Kabir模型、NUI模型和GRMⅠ等模型。随后又出现了如重力模型、最大熵模型等技术扩散的空间展开模型和时间—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空间—时间模型等时空展开模型。虽然这些模型的出现极大便利了农业技术扩散的相关研究，但由于其高度抽象了技术扩散的过程，模型缺乏足够的的解释力，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三)农业技术扩散的微观层面研究
微观层面的农业技术扩散侧重于研究技术在个人间的扩散即技术决策过程。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潜在技术采用主体的分类、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因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价值观及沟通行为方式的不同，潜在技术采用者存在差异性的采用行为。对于新技术采用的决策，罗杰斯将这一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认识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证实阶段。不同的阶段会受到不同变量的影响，例如技术采用主体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本身存在的局限性等。
二、国内研究情况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有关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才逐渐开始，主要侧重于研究我国农业技术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但可惜的是，相关研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研究成果较少，相关的文献也有限。近几十年来，由于我们农业问题比较突出，如环境问题、农产品价格和质量问题、耕地面积大幅减少、生产成本上升和农业技术落后等问题，国内学者也高度关注农业技术创新和扩散方面的研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扩散模式和模型、扩散机制、推广体系、影响因素。
(一)扩散模式和模型
在农业技术扩散模式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怫翔等提出的政府主导型和农户需求主导型的农业技术扩散模式、学者国亮提出的传播型、指导型和交互型农业技术扩散模式以及齐敦品提出的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结合型农业技术扩散模式。国内农业技术扩散模型的研究至今仍停留在对国外现有模型的简单推广和模仿，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二)扩散机制
扩散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和方式构成了技术扩散的机制，农业技术扩散机制是解决我国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不衔接等难点问题的关键。相关研究比较突出的成果有：(1)刘志澄提出的农业技术扩散的动力机制；(2)高启杰等提出的包括政策体制和异质体制的农业扩散机制；(3)顾焕章提出的包括供给机制、需求机制和引导机制的科技成果转化；(4)陈会英、胡瑞法等人提出的农民技术需要动力机制等。
(三)推广体系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几十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技术扩散体系。然而，由于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在技术扩散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现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原有的技术推广体系已基本不再使用。针对我国目前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计划中经济痕迹仍十分明显的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的调研考察并提出观点。例如常向阳和赵明基于产业链角度的重构，认为现行农业技术扩散体系内的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必须对其进行变革和创新。
(四)影响因素
农业技术扩散实质上是一个诱导农民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行为的过程。影响农业技术有效扩散的因素有很多，许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陈学志、胡虹文、刘笑明，贾延华、段宜超，李同升、国亮等人认为农业技术在扩散过程中会受到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技术本身因素、自然环境、区域性特点、技术信息传播渠道、经济条件和农民素质等。
三、结语
迄今为止，国外相对于国内对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更加成熟和系统，研究层面也比较深入，学科之间关联度较强，研究内容宽泛，兼顾微观和宏观，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而国内对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关研究还不够完善，研究成果较少，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学科。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积极借鉴国外关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经验，结合各个学科，重视学科之间的综合发展，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结合我国实际，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作者：陈亚慈 单位：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注释：
①加布里埃尔•塔尔:《模仿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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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农业;新型农民;农民素质
[中图分类号]F30,F3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3-0028-03
发展现代农业是当今发达国家的已然走向｡而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要有新型农民的参与｡只有用发展现代农业的理念来培育新型农民,才能更好地完成旧式农民向新型农民的嬗变｡
一､关于两对关系的粗浅认识
(一)传统农业与旧式农民
传统农业的突出特征是“刀耕火种､靠天吃饭”,适应这种农业的需要,相应有了旧式农民,其突出特征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国家发展农业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强国力,而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目的则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多数情况下(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不属本文讨论范围),国家越想通过农业强国或立国而愈不能强国或立国,农民越想通过农业生产来解决温饱问题(生存需要)却越难以维持生计｡如果考虑到“天灾人祸”的因素,这种“欲速则不达”的局面则更为尴尬｡
(二)现代农业与新型农民
现代农业的特征是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和产业经营一体化[1]｡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新型农民随即呼之欲出｡从理论上讲,新型农民的突出特征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讲文明､守法纪｡各国的国情不同,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家发展现代农业是为了国计民生的需要｡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人口大国,离开农业的发展其后果不堪设想｡而农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就不仅仅是满足生存需要了,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更好生活的需要｡
在二者关系上,一方面,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新型农民,其对技术手段､集约经营等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和经验的农民来提供,发展现代农业只能是“纸上谈兵”｡另一方面,新型农民的培育虽然不能完全依靠现代农业的刺激但又离不开发展现代农业这一大环境,否则就是“无的放矢”｡
二､中国现状:混合型农业与参差型农民
客观地讲,在目前的中国,传统农业的成分要远远大于现代农业的成分,对农民的估计更不例外｡这一点,在经济落后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一)混合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胶着运行
我国农业严格说来,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被注入了许多现代农业的因子,目前二者正处于交并发展的过程中｡
1.从机械化作业程度上看｡我国农机装备水平普遍较低,距离现代农业的要求甚远,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只局限于在局部地区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水平较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前就实现了高度农业机械化｡耕地较少的日本和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已实现了全面机械化,水稻全程机械化水平达到95%以上｡而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正处于初､中级阶段,农机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仅为35.9%,部分地区仍主要靠手工和畜力劳动｡二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引导下,农民购买农机呈现出了“三多”的显著特点,即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多,插秧机､收割机多,高质量､高性能机械多,农机装备结构日益优化｡但从总体看,我国目前仍存在小型拖拉机多､高性能动力机械少,主机多､配套机具少的问题｡并且农机作业项目单一,而发达国家多是采用复式作业｡三是机械化应用范围小｡目前我国机械化生产主要集中在粮食生产方面,在三大粮食作物中,除小麦生产机械化水平相对较高外,水稻栽植和收获及玉米机收水平还很低｡在经济作物､养殖和农产品贮藏､保鲜及加工等方面,标准化生产体系薄弱,机械化生产程度较低,许多方面机械化生产还是空白[2]｡由此可见,我国现代农业的水平还相当低下,传统农业还需要极大程度的改造｡
2.从农业产业化水平上看｡跟我国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情形一样,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也是东高西低｡平原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产业化水平高些,但这也只是相对的高,跟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高达80%以上｡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大多在2.0-3.7：1以上,而我国只有约0.4：1;发达国家的加工食品约占饮食消费总值的90%,而我国仅占25%左右[3]｡这说明目前我国传统农业仍然占据很大比重｡
3.从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使用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科技进步｡到2005年,我国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上升到48%的水平,但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相比,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的贡献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同时,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仅有30%-40%,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且已经转化为技术的普及率也仅为30%左右[4],这也说明我国现代农业步伐建设迟缓｡
(二)参差型农民:旧式农民和准新型农民相伴而生
就目前看来,在我国,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占据绝对比例｡不过,新型农民的影子已经开始显现｡
1.从受教育文化程度上看｡如果我们粗略地把旧式农民和新型农民的文化或受教育标准界定在高中水平程度(只是为研究需要的假定),那么,据有关资料统计,农村劳动力中37%的人文化程度为小学､文盲和半文盲,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3%[5]｡根据上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全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文盲和半文盲数达到4300万,占该标准总数的5.2%,而农村初中以下劳动力的比重则高达91.2%｡另据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劳动者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则GDP增加9%｡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已达到11年,其中美国18.04年,法国15.96年,日本11.87年,而同期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6.5年,这还包括大量的文盲[6]｡正如人力资本理论专家西奥多・W・舒尔茨(T・W・Schultz)指出的:“解释农业生产差别的关键变量是人的因素,即农民获得能力水平的差别”｡“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富的关键｡”[7]由此可见,我国现代农业没有很好发展是因为缺少新型农民,而我国新型农民的培育还仅仅处于初始阶段｡
2.从对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上看｡在我国,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民接受过技能培训,而大多数农民没有或很少受过技能培训｡据资料表明,在全国目前的4.9亿多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而在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农村劳动力中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达到70%以上[8]｡这说明我国农民对“懂技术”这一要求的差距太大,其中绝大部分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农民｡
3.从拥有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上看｡农业技术人员是最接近新型农民的群体,他们有文化､懂技术,但我国的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相当缺乏｡建国以来,我国培养的高中级农业技术人才累计达247万人,但至今尚在农村第一线工作的仅有76.8万人｡发达国家每百亩耕地拥有1名农业技术人才,而我国目前平均每百名劳动者只有科技人才0.023人,每百亩耕地平均拥有0.049名科技人才,平均每7000头牧畜只有1名畜牧人才,平均203万亩草原只有1名牧业人才｡全国145万个乡镇企业中只有139个工程技术人才[9]｡这一高技术含量群体数量的低下,说明新型农民在农村仍然是稀缺资源｡
三､用现代农业理念培育新型农民
正如笔者在前面所言,中国新型农民的培育离不开发展现代农业这个大环境,但又不能全指望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来完成｡发展现代农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新型农民的培育更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二者都是动态的､同期的发展过程,不是说先培育好了新型农民再来发展现代农业,更不是说等有了现代农业的粗具规模再来培育新型农民｡
(一)当前理论界对用现代农业理念培育新型农民的观点概览
1.在培育内容上,当前理论界的聚焦点是提高农民素质(2006,蒋成凤､李德),包括文化素质､生产技能､思想道德素质(2006)钟瑞添;2007,张小利;2007,陈华)和身体素质(2007,谢恩魁)等｡
2.在培育方式上,大家的意见是大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2006,钟瑞添)､创新农村职业教育､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2006,贾超)､科技示范带动､科技扶贫助农(2007,刘宝亭)､实施“农村读书兴农”工程(2007,谢恩魁)以及建立健全农村科普网络(2007,周琳琅)等｡
3.在实现途径上,主要观点有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业规模化集约经营水平(2007,周琳琅)､积极发展农业种养专业大户(2007,李勇)以及农民工回乡创业(2007,朱隽､冯华)等｡
4.在保障措施上,主要观点有创新体制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实施政策倾斜(2007,赵泉民､李怡)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2007,朱隽､冯华)等｡
(二)用现代农业理念培育新型农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理念指导:明确培育新型农民的发展方向｡各地在抓新型农民的培育工作过程中,作为培训主体――主要是指各教育机构,一定要明确培育对象(农民)的文化技术需求以及市场对农民的需求,即知晓如何培育和定位现代农民的职业走向｡这样,就应根据本人､本地发展实际或外出务工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文化或技术的培训工作,即教育培训工作“要实际,要管用”｡
2.产业支撑:现代农业与新型农民的结合点｡“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这不是一般的口号｡为此,必须结合明确的产业来进行培育｡目前,有专家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并对全国作出大量的调查后指出发展现代农业,重点或突破口是发展现代畜牧业(2007,万宝瑞)｡我们当然不是说各地都要发展畜牧业,但这个产业也就是培育新型农民的突破口,一定要选准,切不可片面发展､面面俱到,而应“有的放矢”｡
3.市场导向:农民涅的生存空间｡现代农业是市场农业,这一道理谁都知晓,农民也不例外,但农民并不一定知晓如何进入市场､怎样才能进入并占领市场,这一点也是判别旧式农民和新型农民的分水岭｡提高这种能力,正如中央文件中所说的只有“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才能具备｡
4.标准统一:现代农业生产要求的唯一标识｡中国农产品一直未能很好占领国际市场,关键一条是生产或技术规格与国际标准要求不一致｡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国家应抓紧制定相应的生产规格和技术标准,以便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参照执行｡
5.分步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较好选择｡我国国情太复杂,各地差别太大,农民素质根本不可能整齐划一｡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和培育新型农民,只能分类指导､分步进行｡尤其是对新型农民的培育,其要求程度也应当有所区别｡笔者认为,我们对中国新型农民的培育应至少分两个群体,一是高标准群体,即中央所提出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因为中国有9亿左右的农民,能达到这一要求的毕竟是少数,且要求全体农民或大多数农民达到这三项要求也不现实｡另一个是一般群体或大众群体,对他们的要求只要达到“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三项中的一项或以上便可认同为新型农民｡
6.政策延续:发展现代农业和培育新型农民的强力保障｡近几年在农业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活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概念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一些地方在执行起来时,不能很好理解这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延续和深入,认为这是在玩概念游戏,前天挂“农业产业化经营办公室”,昨天换为“统筹城乡发展办公室”,今天改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办公室”,让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一项政策尤其是一项好的政策应该保持其延续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现在所做的“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这项工作,也应该一以贯之地进行下去,而不宜“跟风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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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化教育；对接服务；示范户；基地示范；培训
成人职业教育教学必须与时俱进，教学方法必须以适应培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为切入点和目标，深化教学方法改革，体现以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以及加大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符合当地实际，体现职教培训特色，发挥学校办学特色。近年来，化技术学校，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走出了一条符合成人教育办学模式特色，又具有自身特色的教学方法和成功实践模式，近年来，以农科教相结合的办学特色，以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为主要手段，开展了基于现代农村技术传播和培训的办学模式创新，走出以社区办学形式的成人职业教育之路。
1坚持成人教育的办学方向，找准定位明确方向。以农科教实际项目培训为导向，坚持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教学目标。
1.1 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积极探索成人教育模式，创新教学方法。
近年来，宁波全市范围内的成人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教育培训体系初步形成，各级成人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逐年得到扩大与提高。为顺应新农村建设的客观需要，农村成人教育事业得到政府重视、社会支持。筛选了一批培训质量高、专业种类全、社会信誉好的培训学校，开展专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推动社会教育公平，提高群众文化技能素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因此，要使成人教育适应当前知识经济和新科技变革的要求，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建立起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模式。“教育模式”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具体式样，是在教育方式和教学过程的组织方式所反映的程序和方法，农科教特色在于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创造条件。农村成人教育和培训模式是当前职业教育的一种形式，适应当地经济发展要求，创新教学方法，以适应当前农村教育培训的快速发展实际。两年来，我校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注重教学形式的创新，组织一定方式的培训，以产学结合，校户合作、校企合作为主线，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完善工作机制，运行模式有新的特点。在调研基础上，开展了校户联姻结对，基地辐射示范的新型培训模式，遴选一批专业水平高，服务意识强的教师担任理论教学和实践培训的专职队伍，以基地建设和农民培训为载体，促进成人教育与社会的衔接，提高教学效果和影响力，促进教学模式的创新。
1.2 发挥社区成人教育资源优势，针对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开展农民教育和培训。
借鉴国内外社区成人教育的成功实践，在分析当地经济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有重点分阶段提出了针对性强的教育培训形式，发挥成人学校的教学资源优势，教学人才资源优势，同时结合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有重点地实施基于工作能力培养，创新创业能力培育的农民技能培训模式，提出了基于农户生产技能水平提高，实践能力提升和创业能力增强的教育培训模式，孕育和产生了一批典型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和示范专业农户与基地，起到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近几年，成人学校努力实践，积极探索，形成了具有学校特色的农民培训体系，实践证明，这种培训模式是受农民欢迎的，也经得起市场考验。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成后，各系统、各部门规划布置的各类农民教育培训项目，通过培训有力促进了职业教育与当地经济发展的联系。创新成人教育培训、教育模式，既能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又能为农民所喜欢接受，成人职业教育只有贴近市场、贴近企业，贴近农村实际，才能有效促进资源的整合利用，发挥特长，有效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产方式的改进。新农村的农民教育如何进行，这里说的新农民教育是农民通过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学习、分类指导，针对性的培训，分层次有目标的培训，按需求发展，探索和建立培训―扶持―创业―联营相结合的农民教育新模式。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加大技术培训工作。成人学校把提高农民科技素质作为科技兴农的重点工作来抓，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和培训服务力度。
2课程设置体现学以致用、产教结合，以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需求为导向，以浅显易懂和实际应用性较强为目标，把农民的技术需求与培训方式结合。
2.1 明确成人教育课程设置导向，根据受训对象创新教学手段。
化技术学校的教学目标主要从职业技能导向型、生产技术培训型、学历导向型、和学习导向型等四种形式。根据受教育、培训对象的文化水平，专业技术现状，开展针对性强的技术服务和知识、技能培训。实用技术培训是农村化教育生产技术培训型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因而，成人学校审时度势，客观分析存在的自身优势，结合办学的方向和技术服务内容，根据培训教育对象的文化素质和技能现状，有针对性选择教学内容，采用恰当的教学手段和方式。在教学方法上，照顾培训对象的实际，加大实用技术的培训力度。突出先进适用技术的培训和相关知识的传播，顺应农民文化技能提高的需要，试验教学和演示教学有机结合，理论讲解和案例分析结合。
2.2 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民技术需求，设置针对性强的培训项目。
开办农函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工程，2年来重点举办了水蜜桃、雷竹、花卉、银杏等实用技术培训班，根据专业技术需求和产业发展的特色，有针对性地邀请专家、当地科技带头人给广大学员讲课，提高受训农民的科技致富能力和水平，从而使我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一直处于全市领先地位，2009年又有15位示范户、专业户成功申报了农民技术员职称，为当地群众的科技致富能力提升和文化水平提高起到良好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为了加大教学、科研成果推广力度，经过调研，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有针对性进行选择应用性、辐射能力较强的课程，选择果树栽培、林特树种引种、花卉栽培、实用技术培训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教学内容的选取以先进适用为原则，把先进栽培技术、生产、应用性较好的项目纳入教学内容中。
3探索农村成人教育新模式，以现场培训和授课模式创新为载体，突出校户联姻，结对扶持的教学形式创新，以培养农民专业户的种植技能为抓手。
3.1 根据培训对象实际状况，设置教学内容，增强学员就业创业能力。
当前，改革教学方式的关键是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实际，培训对象的特点，采用技术引导，近几年来，成人学校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成人教育创新发展之路。连续3年来，在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教育之路。能根据授课对象、灵活采用多种途径，根据授课对象的业务、文化水平，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的教育模式，体现授课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培训方案，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为了解决当地残疾人再就业，为他们的生存发展提供机会，特地举办了3期残疾人水蜜桃专业户技能培训班，为他们开展特色果树的种植、培育、管理水平与提高创造良好平台，社会反响良好，实际效果明显。
3.2 充实完善培训设施条件，重点培养专业户和种植能手。
发挥成人学校的教学资源优势，建立基地，组建专业合作社，进行科普交流。一是科普基地硬件建设，现有科普培训基地设在社区学院，拥有可容纳100多人的多媒体培训厅1个、教室5间，其中电脑教学室1间、图书室1间、农技实验室2个、农产品保鲜库1个。二是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成人学校教育中心地位明确，以特色专业服务和建设为载体，抓好优质水蜜桃、优质雷笋、银杏、板粟与苗木花卉五大基地建设，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幅射总面积近10万亩，其中水蜜桃、雷笋、银杏分别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论证。2009年12月，在镇科协牵头下，镇政府和成人学校的支持下新创办了竹笋专业合作社，引领笋农走合作之路，科技种植之路和雷竹产业建设之路。优质水蜜桃获浙江省农博会金奖、有机雷笋获宁波市农产品奖。在成人学校教学培训和科技示范服务下，依托教学资源和科技力量，为当地雷竹产业种植提供技术服务和示范，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成人学校学员省级科技示范户唐茂宝、陈根国分别成为当地雷竹、银杏栽培技术能人，市级科技示范户虞如坤在实施部级“星火计划”项目中，刻苦钻研、科技致富，创雷笋、水蜜桃年收入达40余万元，在成人学校专业教师的技术指导帮助下，他们勤于实践，积极探索，在科技示范的道路上越走越宽，为周边科技致富树立了榜样，也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特色种植业的快速发展。发挥成人学校的人才科技优势，推行校户联姻结对，鼓励教师参与农业科研、项目开发与农业特色基地建设，建立林特、蔬菜、瓜果、花卉、苗木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兼具的特色产业基地，如雷竹、水蜜桃、梨子、草莓、、红枫、五针松等科技示范基地，通过科技带动和示范，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水果、竹笋、花卉、苗木等四大优势的农业产业化基地。
4服务地方经济找准切入点，有重点分步骤开展相应的培训教育。以林特、花卉、苗木、果树等的生产、经营为主线，开展种植技术教育培训。
4.1 根据农村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培养懂经营、技能强的新型农民。
发展现代农业对提高当地社会经济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在块状经济、区域经济日益显现的情况下，发展农村经济需要有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技术骨干和专业示范户的引领。当前社区成人教育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培养应用型、懂管理、会经营和具有一技之长的实用人才，培养专业带头人和科技示范户，需要各级部门的关注和扶持。成人学校近年来，已经在培训新型农民的过程中率先做出示范。特别是一批专业示范户已经在培养方式的示范下孕育成长起来，科技知识的传播，信息的使用，生产方式的革新，都是基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而成。学校所在地区是特色林业、花卉、果树和经济作物比较发达和显著的地区，具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是促进现代农业、林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力量。因此，课程开发十分注重学员、农民的文化技术现状，有重点、分阶段、分步骤开展相关技术培训，以实用技术传播为主线，在科技示范引领、种植规模拓展，特色服务等方面，注重培训对象的文化水平和科技开发水平，注重科技成果的应用和实际产生的效果，因而，教学
模式也十分注重结合人才培养和服务当地经济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课程，以农民参与性学习为动力，强化知识、技术的运用，把农民易于接受、容易领会、学懂的知识、新技术作为开发相应课程的内容，把先进、适用的知识、技术成果应用到生产实际中去，使成人教育模式得到创新，并与实际种植产业开发结合起来。基地建设中需要具有科技水平较高，具有一技之长的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做后盾。必须加大科技的培训力度，加大示范基地建设的科技含量，以农村实用技术推广应用为手段，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法上加大改革。
4.2 围绕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根据生产种植技术难题，组织科技力量攻关。
目前，以课堂理论传授和实际生产、试验相结合为主要形式，把科技、生产、推广技术、教学内容融为一体。在教学内容筛选上，结合学校所在地区农业产业的特征和发展要求，选择水蜜桃、雷竹、苗木、花卉、茶叶、芋艿头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技术为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和示范。如利用培训指导教师的科技力量和专业能力，邀请他们现场开展实地指导，对于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予以解决，如近年来对于长期覆盖种植雷竹林土壤肥力退化的问题，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分析问题症结，提出施肥改良方案和雷竹种植方式的改进技术。尤其是培训雷竹种植示范大户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种植技术改进以来，通过学校结对农户的实践，培训专业大户和科技示范户150户，通过农户的示范，建设了专业基地2000亩，基地生产的科技含量逐年提高，产品产值也呈现连年稳定提高的格局。
以银杏人工授粉技术为核心，嫁接技术为关键，继续开展优良品种的选育，扩大基地种植面积，在近两年中取得较好的实际效果。基地的辐射效应明显，成果显著。在成人学校的直接培养指导下，以科技下乡服务，先进适用技术培训，学校与专业大户结对联姻，科技人员现场示范和技术讲解做得有声有色，农村科技示范基地宣传报道也做得十分突出。农户结对帮扶成效显著。在积极开展科普活动同时，镇科协根据区域特色发展农业经济的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召开研讨会，提炼结累经验，发现问题，研究对策，认真撰写调查报告、总结论文。
总而言之，在经过探索性实践的基础上，成人学校的教学模式和手段能以受培训学员的实际状况，灵活采用理论传授、技能现场培训、问题解决回访、农民实际参与的联动教学模式，有力促进了教学效果的提高和教学质量提升，保证了学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培养社会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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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科技合作；理论与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3.07.010
Analyses on the Theory and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king Sino-Isra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in Tianjin as An Example
LI Li-wei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Station of Shigezhuang Baodi， Tianjin 3008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Sino-Isra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in Tianjin as an example， the theory and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analyzed apply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combination method. It drawed that the model of Tianjin agricultural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relied mainly 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de while other’s cooperation subsidiary， and the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of core technology was the key.
Key words： agricul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theory and model
国际农业科技合作通常是指通过不同国家之间农业技术的引进、消化、创新和扩散来实现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以达到使合作各方均获得最大利益的国际技术转移的一种形式。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合作，是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重要载体和主要突破口；是实现中心城区、滨海新区、郊区“三层”产业联动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采用不同的合作模式不仅直接影响农业科技合作的成败，而且还影响科技合作的成本、风险以及科技发展的水平，同时还会影响到国家、企业的形象以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科技能力和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本研究以天津中以示范农场、天津中以农业示范园、天津中以农业综合节水示范基地、天津中以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和中以智能化示范牧场5个中以农业科技合作项目为例，分析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的基本理论与模式。
1 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的基本理论分析
1.1 产品创新与新增长理论
以罗默、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阿格亨-豪伊特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产品品种增加和产品质量升级是产品创新的两种具体形式，产品创新是经济的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结果，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1]。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强，以及国际市场农产品需求的变化，使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正在逐步缩小，所以当前天津市农业正处于调整结构、转变方式、提升水平的重要时期。新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现代农业建设需要完善高效的科技体系支撑和引领[2-4]。只有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增强引领支撑能力，才能加快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步伐，才能实现中心城区、滨海新区、郊区“三层”产业联动及城乡一体化发展。
1.2 国际技术差距理论
20世纪60年代，波西纳提出的国际技术差距理论认为，已完成技术创新的国家，凭借其技术上的优势，利用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通过多种途径与方式进行该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实现技术的转移[5]。当前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和设备陈旧已成为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以色列、荷兰等国家农业发展的每一环节，都与高科技信息化手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科技已成为其农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国际技术差距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合作，才能真正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从而提升天津现代农业的科技创新能力[6]。即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及技术产品，使天津较快地提升农业技术水平，有利于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缩小城乡差距，从而促进和带动天津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2 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的基本模式分析
按不同的标准划分，农业国际科技合作的模式不同，不同的农业国际科技合作模式具有不同的效果。按合作的主体划分，农业国际科技合作可分为政府层面合作型、企业层面合作型[7]；按合作的内容划分，农业国际科技合作可分为外资与技术引进型、引进设备型、引进技术型、引进核心部件型、互访型、引进技术专家型和输出核心技术或产品型；按合作的目的划分，农业国际科技合作可分为产品产业化型、技术输出型、技术输出型、二次开发型、R&D型和联合开发型。该研究主要根据合作内容与途径来划分，分析农业科技合作的主要模式。
2.1 国际技术贸易
国际技术贸易也称国际技术引进是指国家或企业引入国外的专有技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及所必需附带的设备、仪器和器材，用以发展本国经济和推动科技进步的做法。该国际科技合作的目的是引进国通过引进较高的科学技术及设备，来提高本国或企业的农业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该模式最大特点是，前期引进方需投入较大的资金，购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及设备。如引进方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或该技术生产的产品不被当地农产品市场或国际市场认可，则引进方将承担较大的资金风险。目前天津中以农业科技合作的模式多为此种。5个天津中以合作项目全部是在科技合作基地建设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引入以色列的先进设备或新产品，进而带来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等技术贸易。
2.2 互访与交流
互访与交流主要是合作双方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国际科技合作。主要包括国际科技合作企业（科研单位、院校和研究所）在科技合作过程中进行的定期或不定期的专家互访与交流。该模式特点是通过互访与交流能增加合作双方的信任度，为今后进一步科技合作打下良好基础。该模式主要体现科技合作的社会效应，即通过互访与交流，扩大了科技合作项目的社会影响力[8]。如2010年11月—2012年1月天津农业中以科技合作项目区领导、专家与以方领导进行了多次互访与交流，为天津中以农业科技合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3 国际学术会议
国际学术会议主要是通过参加或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与交流，达到提升本国科学技术水平，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但该模式合作的主体主要是不同国家的在某一研究领域有比较优势的专家或学者，通过国际学术会议的形式，将科技成果转移到其他国家。其最大特点为理论性较强，农业技术应用到实践环节，将通过一个较长的时期。
2.4 农业合作研究
合作研究主要指在农业科技水平相当的国家或地区，合作伙伴在科研项目上合作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与推广。该模式的合作层次较高，但该研究成果如不被农业企业或农民认可，成果转化与推广难度将较大，前期的合作研究不能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天津5个中以农业科技合作项目中，仅有梦得集团与以色列企业有部分合作研究，其他项目区该合作模式仍未取得突破。
2.5 建立农业科技合作基地
建立农业科技合作基地是指由农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提供新技术或新品种和经验较丰富的技术专家，直接在技术水平较低国家的科技园和产业化基地，建立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基地和孵化器，或建设农业技术示范工程等。该模式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性与示范带动效应。该模式合作层次很高，双方的投入较大，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农业的生产方式上设施化水平不高，生产者观念落后，周边区域的综合环境与示范区高科技、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高风险的发展思路不对接，该模式的推广难度就会加大，很难提升该国农业的总体科技水平。
3 结 论
产品创新与新增长理论和国际技术差距理论是天津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的理论基础，而选择不同的国际科技合作模式会对国际科技合作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合作的本质在于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来进行科技要素的重新组合，从而达到合作各方的最大效益，以便在未来的发展中嬴得更多话语权，再造新优势。因此，就天津目前的情况来看，天津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应以国际技术贸易的合作模式为主，其他合作模式为辅，关键还在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与吸收，从消化吸收中逐步掌握真正的核心技术，才有可能进一步发挥乘数放大效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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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0832070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陕西省作为农业部确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省推进省份，西安市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市推进城市，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011年以来，陕西省农业厅经过调研、试点，先后制定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省推进工作方案》、《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绩效考评试行办法》3个规范性文件。截至2014年底陕西省已认定了高级职业农民84名、市级认定了中级职业农民55名，区县认定了初级职业农民3696人。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是2014年西安市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唯一机构，在培育工作实践中，以在校二、三年级涉农专业学生为对象，通过培育引导他们实现创业梦想，积极探索新生代型职业农民“3+1”培育模式，力争为本地区培育一批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掌握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的先进知识与技术，能从事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与管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使“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成为一种职业。
1 新生代型职业农民的概念与特点
1.1 概念
职业农民就是以农业为职业，拥有一定的资源资料，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和一定资金收入能力的农业劳动者，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新型职业农民分为生产经营型（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骨干等）、专业技能型（农业产业工人、农业雇员等）、社会服务型（农村信息员、农产品经纪人、农机手、代耕手、机防手、动物防疫员等）和新生代型（农科大中专毕业生、返乡青年农民工、复转军人等）四类。
新生代型职业农民主要指有志于在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中从事农业劳动作业，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农科大中专毕业生、返乡青年农民工、复转军人等农业劳动者。
1.2 特点
作为西安市2014年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唯一机构，西安职业技术学院承担着100名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任务。培育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摸底分析工作，可以看出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具有其自身特点：
1.2.1 受教育程度较高
新生代型职业农民普遍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但实践能力不强。
1.2.2 职业期望高
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在就业时不单纯看中薪资，而更加重视职业发展性。
1.2.3 把工作环境等放在了首选地位
在行业选择上，新生代型职业农民不再满足于枯燥、单调的生产线工作，他们有一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有利于引导创业。
2 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发展现状
2.1.1 培育模式比较单一
目前，课堂讲授和实践教学这一模式是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采用的主要模式，内容相对枯燥，组织形式单一，不能充分调动广大学员的积极性。新生代型职业农民自身就是在校二、三年级涉农专业学生，他们在校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因而重点要放在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水平以及发展的潜力方面。
2.1.2 学员重视不够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不难看出大多数学员来参加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训，往往只看重领取职业农民证书，观念上还没有转变过来，思想上对职业农民认识还不到位，一部分学员不愿参与长期培训、更不情愿参加考核考试。没有意识到新生代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性以及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的巨大作用和深远意义。
2.1.3 渴望干出一番事业，但在具体表现仍显迷茫
在调查中，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大多数想干出一番事业，实习自己创业的理想，将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仅仅顾及到在金钱等物质生活方面。但是在实际行动方面显得很不足，特别是对如何创业，如何在政府的引导下选择更好的途径为地区经济服务表现得很迷茫。
2.1.4 政府扶持政策较少
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是新近开展的一项工作，目前着重的是培育方面的基础性工作，政府出台的有关职业农民优惠扶持政策较少且受益范围窄。就西安市而言，今年主要是针对中、高级职业农民实施了创业贷款贴息补助这一政策，而且补助力度不大。
2.2原因分析
2.2.1 对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宣传力度不够
大多数媒体重点宣传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义，缺乏营造关心、支持和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参与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发展的社会氛围，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培育工作深入推进，引导大中专毕业生积极参加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育，投身现代农业建设。
2.2.2 培训方式不够灵活
主要是切合实际培训的教材不多，教学手段陈旧单一，不能满足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通过调查，大部分学员愿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希望通过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长脱贫致富。有相当一部分学员想立足当地因地制宜创办自己的企业，他们想创业，但不知道怎样去创业，不知道干什么项目合适，犹豫不定。还有一部分学员希望面授培训与现场指导相结合，喜欢参加专家教授面授与生产能手联手的培训形式。因此作为培训机构，要采取灵活的手段，将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引入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当中。
2.2.3 新生代型职业农民自身原因
从培育对象基本情况来看，他们都属于农科大、中专学历，在受教育程度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文化底蕴和自身素质还不能满足新型职业农民需要。在培育的过程中还需要结合技能培训加强政策、法律、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等培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不断将他们的思想向指导农民改善生活和改善生态方面拓展转变。
3 新生代型职业农民“3+1”培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按照“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培养理念，西安职业技术学院在新生代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过程中，按照《陕西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大纲》的要求，结合示范型院校建设工作和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实践新生代型职业农民“3+1”培育模式，即在培育的过程中通过“理论教学、实践技能、创业能力+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完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环节，以理论教学为基础，重在实践技能和创业能力的培养，通过认定取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和职业技能鉴定资格证或创业培训合格证“双证书”。
3.1 固定课堂、空中课堂完成理论教学工作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承担的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是在校涉农专业大学生，属于中级职业农民培育对象，《陕西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大纲》明确指出，中级职业农民培育年限为2a，完成教学900学时，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1：2，相应学分90分。在培育过程中，我们根据蔬菜生产专业的需要，公共基础课统一订购省职业农民培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的教材，利用固定课堂重点集中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农业创业、农产品市场营销等知识，培养培育对象的农业生产经营素质；对于专业必修课程，根据专业培育方向组织专业教师编写相应专业课程讲义，制作教学课件，利用“空中课堂”播放，让师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足不出户进行快捷地课堂实时交互，完成理论教学工作，提高学员学习的积极性。
3.2 田间课堂、网络课堂强化实践能力培养
“田间课堂”不同于集中授课培训，贴近农时、贴近实践，是以“启发式、参与式、互动式”为特点的实践技能培训活动，组织学员在现代农业园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场所参加生产实践活动，通过教师讲解、现场示范、实习操作，掌握关键环节的技术要领和操作规程。在田间课堂，通过分组使学员形成了团队意识；学员提问教师现场解惑，使学员掌握解决田间生产问题的技巧。
“网络课堂”形式灵活，目前已在多种培训主体中广泛应用，主要是在专家、教授、企业带头人和学员之间建立QQ群、微信群和手机短信交流平台，解决学员在学习和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这两种培训形式是加强实践能力培养的“点菜式”培训形式，非常适用于专业技能实训、岗位实践、实验实习、专业见识等类型的实训必修课程培训。把实践技能培训搬到室外，把授课老师请到田间，实行理论讲解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在培训对象和内容上非常“精准”，针对学员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解决。学员在一起讨论学习，相互间可以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探讨出更高产的管理技术，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有机结合，在实践教学中起到了“教、引、传、帮、带”的作用，学员接受起来快、效果好，受到了普遍欢迎。
3.3 创业能力训练培养职业方向
新生代型职业农民经过两年的培育后即步入社会，如何引导他们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在能力拓展方面引入创业能力训练，培养职业方向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安职业技术学院是西安市创（就）业培训机构，可以利用现有资源，对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开展扎实的创业培训，培养造就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创业者，发展一批农村致富带头人。
通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培训，进一步提升创业理念，增强创业意识，提高创业能力，拓宽创业致富渠道。在培训的过程中重点培训学员的创业意识和观念，明确他们的创业方向，树立创业信心。根据需要，在实施的过程中从创业理论培训出发，逐步进行创业模拟实践，组织学员到有关创业实践基地进行现场考察学习，形成《创业计划书》，最后经培训合格后取得《陕西省创业培训合格证》，学员在实施创业项目时，可以享受免费政策咨询、项目推荐、创业补贴、小额贷款等后续服务。
3.4 职业资格鉴定评价从业技能
目前，国家农业部在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不断强调要搞好顶层设计，建立以农业职业技能鉴定为主的准入制度。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经营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社会责任重大的工作，要求从业者具备职业与专业资格。《西安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指出：鼓励职业农民学员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申报农民技术职称，凡修满学分且得到指导教师评价合格的学员，在培训结束后，由当地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领导小组采取“操作为主、理论为辅”的形式，进行专业技能考试考核，通过者颁发培训结业证书。
按照以上要求，我们在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院职业技能鉴定站的作用，对培育对象开展规范性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目标，重点开展农业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市场营销方法等相关内容和岗位的系统培训，对培训合格人员进行技能鉴定，鉴定合格者颁发相应职业技能鉴定证书，作为评价其从业技能和聘用上岗的资格凭证。
4 结束语
新生代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政府主导、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等相关工作，但最核心的内容还是教育培训。作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在这个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教育先行，培训常在，建立一个稳定的教育培训平台，充分发挥高等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资源优势，探索出一套具有职业院校特色的培育模式，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和地区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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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开发；培训开发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155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目前有近9亿农民居住在农村，要实现我国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就必须要关注“三农”发展，重视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1]城镇化发展是以城带乡的发展模式，重点在于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齐头并进，在实际发展中，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培育具有现代化素质的新型农民；稳固农业发展基础，为实现我国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奠定扎实的劳动力基础。因此，全面有效地对农村农民进行文化素质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培养，构建适合我国农业发展国情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
1城镇化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要性
加强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就必须要重视对农民的素质培养，关注农村职业技术人力资源。具体而言就是对生活在农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人员进行职业方向的培育，包括对农民的农村专业教育、农民素质教育、农村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在内的教育培训。通过有效的教育培训将农民培育成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素质、懂得现代农业生存技术、具备农业管理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通过教育培训让农民充分认识到针对农村的发展政策，并积极响应国家和政府实施开展的各项政策，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农业发展的新要求。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农民在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同时提高自身的知识文化储备，接受适合当下农村发展的新思想，改变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帮助农民其他各项素质的形成。首先，通过职业教育，帮助农民认识现代农业生产的优势，利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尽早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信息化、自动化，加快农村的发展速度，提升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其次，对农民进行必要的教育培训，可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教会农民正确地判断农业市场的发展走向，把握市场的运作规律，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农业生产与销售渠道，确保农民农业增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经济基础；最后，农民在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后，可以加强农业生产的市场竞争力，积极地开展农业生产参与到市场经营活动当中，为我国农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做好人力资源基础。[2]
2当前农村新型农民教育培训的现状
21教育培训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
随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的扩大和深入，农村发展速度也在不断提升。目前对农村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目标定位整体偏低，忽略了农村经济水平发展给农民带来的有利影响，将目标定位在解决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上，简单地把新型农民培育当作农村劳动力培训，对职业农民的认识观念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在教育培训中，缺乏对农民“农业生产”本质培训，而是重视农民对农产品深度加工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在这种定位下，不利于我国农村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影响农业和农民的增产增收。
22教育培训的结构和资源不足
受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农村劳动力也在向城市D移，相应地农业生产资金和产业也在向城镇转移，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的结构被压缩，教育培训优势无法集中。现有的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资源严重匮乏，表现有两点：一方面，教育培训的教学资源严重不足，很多地方的农村职业教育培训都是由普通中学直接改制次年改成的，缺乏优质的教学资源；[3]另一方面，教育培训的师资队伍建设存在弊端，师资构成文化课教师多，专业教师少；理论教学多，实践培训少，相比城市环境，农村教学环境、医疗水平、社会保障相对落后，无法吸引专业高质量的人才，也很难实施高水平、高效率的职业教育教学。
23农业职业教育培训的保障机制不完善
我国农村地域分布较为分散，人员集中性较差，很难保障有效的职业教育培训的统一性，再加上保障机制的不完善，更加剧了农村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实施难度。一方面，没有行之有效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保障教育培训计划的顺利实施，农民本身存在着自觉性差、自我提升能力较弱的特点，在没有强制的规章制度的规范下，很难将职业培训长期有序地实施。另一方面，教育培训缺乏必要的资金保障，在没有稳定教育资金来源下，教育培训规模缩小，力度减弱，职业培训效率低下，已有的培育层次落后，严重制约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发展。
3基于城镇化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策略31转变观念，从身份农民转变成职业农业
在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时，消除社会对农民的偏见是创设职业农民培育氛围的首要条件。要发挥职业农民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就需要认识到农民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职业，打破传统观念中对农民的认识局限性，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保障。[4]同时，农民也要正确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认识到农民并非是一种身份象征而是职业分类，积极地融入到培育过程中，通过培育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让自己成为新一代现代化职业农民，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懂得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也为新农村建设发展尽一份力。
32财政支持，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任何一项造福于社会的发展计划都需要一定的资金作支撑，新型农民培育政策也不例外。受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情况的影响，农民普遍文化程度和经济水平不高，新型农民的教育培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就需要当地政府加大对该计划的财政支持。首先，政府应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当成本地职业教育项目给予一定的财政支出，通过财政资金的支出，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实施的可行性；其次，对积极参与到职业农民培育中的农民提供相对应的农业岗位，增强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也能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并及时地反馈到职业教育当中；最后，合理利用政府投资的财政资金，确保资金的正确利用，落实资金利用工作，避免出现资金滥用和资金浪费，也能保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水平和质量。
33政策支持，加强政府对培育工作的督查
确保农村新型农民培育工作的有效性，政府在培育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政府有效的督查和管理，为农村职教发展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建立健全与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政策法规，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有序进行，完善已有的部分法律法规，将培育工作进行细化，既要重视对农民文化知识、农业生产方面的理论培训，也要加强对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同时，对正在实施的培育工作进行有效的督查，通过有效的监督和检查，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责任人进行相对应的思想教育，对培育过程中表现突出的人员进行嘉奖，保证培育过程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34体系保障，构建适合农业发展的培育体系
我国农村在地域环境、气候风貌的影响下，南北差异、季节差异较大，在对不同地区的农民进行职业培育中，需要紧贴农村发展建设需要，根据农村当地发展实况安排合理的教育培训课程，并逐步地完善教育培训课程，增强其针对性和实用性。[5]利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发展优势，结合现代化农村发展要求，注重对职业农民专业化、现代化、素质化的培育。另外，优化培育师资队伍，保证职业农民的培育质量和效率，建立稳定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教育团队，提高师资队伍的薪资待遇，吸引优秀农业技术人才进入农村，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当中，强化职业教育的教学水平。
35促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让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产生了固定的模式，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如今，在农业转型的同时，农民这一职业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农民已经向职业化过渡，需要转型为符合社会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因而农民需要不断地培训学习，那么，可以借助社会资源对新型农民进行职业培训，比如：政府、学校、企业、民间机构等。
同时，新型农民这一职业的发展也需要分工合作，形成集约化的生产，就需要新型农民掌握相关的技能，如：发展生产经营型、培养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的职业农民。并对不同技能层次的农民需要采用不同程度的教育，研究农业的基地可以形成农业学校，或者成为农业技术推广发展中心，让农业学校走进农田，将实践教育与理论教育相结合。让新型的职业农民能在发展过程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且也能在新型社会形成产业链生产模式，提高职业农民的分工协作能力，从而提升农业种植效率。
4结论
在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农业发展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有加强对农村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实现“农科教结合”，改变过去农村发展中单一的文化教育或者单一的农业技术培训，立足于农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根据不同地区农民实际需要的不同，运用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丰富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增强农民农业生产技能，开展素质和技能全方位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和培训，能有效提升农民素质水平，实现我国高质量、高效率的城镇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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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学军试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职业教育[J].当代教育论坛（C合研究），2010（9）：5-9
[关键词]培养; 探索
[abstract] the coordination of rur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key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rmers. Farmers is the construction socialism new countryside subject. Farmers' culture quality, technical skills, moral level directly determine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s prosperity and decline success or failur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new countryside needs to raise millions and millions have culture, and understand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of the new type of farmers.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balanc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the urgent task is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large-scale training new peasants.
[keywords] training; explore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如何大规模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农”字一号大课题，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本文结合重庆实际，就培养新型农民的路径问题进行探讨，以抛砖引玉。
重庆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直辖市，从总体上看，农民的基本素质是相当低的，概而言之就是“三偏低”、“三缺少。“三偏低”即劳动技能偏低，文化素质偏低，科技成果偏低；“三缺少”即缺少懂技术、会种田的新型农民，缺少懂技术、会管理的青年农民；缺少农民企业家和掌握高技术的致富带头人。因此，大规模培养新型农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紧迫性，务必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方能奏效。依笔者愚见，大规模培养新型农民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全力以赴，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农村教育是农民学科学、学技术，实现职业转化的必要文化基础。强基固本筑高楼。首先要重点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培养造就更多的农村未来新型农民。我们要借国家在西部农村推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的东风，确保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念得起书，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决不再生产新的文盲、半文盲，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为农村孩子创造相对公平的教育环境。为此，我们必须整合优化农村教育资源。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把农村教育摆到整个教育发展的战略地位和整个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优先领域，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现行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要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教育发展上的人事权，巩固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快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精简教师队伍，提高教师质量，建立城乡教师交流制度，鼓励和引导城镇教师到乡村执教；要继续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其次要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前副部长吴启迪曾指出：“新农村建设人才的主体要靠职业教育培养。”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社会性、人民性，是面向人人的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工学结合、半工半读，这十分有利于农民的学习。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精品打造特色职业教育，使职业教育在培养新型农民中大有作为。
二、深谋远虑，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全方位、多渠道、多途径、多形式强化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术培训。
大量的农业科技成果最终要被农民所掌握，才能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训是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一要广泛开展五大农民培训工程——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阳光工程、农业远程培训工程。绿色证书工程即按照农业生产岗位规范要求，加大绿色证书培训的力度，培养更多的农民技术骨干；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即重点对农村优秀青年进行以科技为主的综合性培训，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坚力量；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即选拔能开展规模化生产和具有创业能力的优秀农民，通过政策引导、信息服务、创业资金扶持和技术支持，培植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经营的农业大户和农民企业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阳光工程即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前的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开发和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潜力，增强农民转产转业的信心和技能培训，提升农民二、三产业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农业远程培训工程即以计算机信息网络为载体，面向农民实施农业科技培训的远程教育，方便、快捷地向广大农民传授农业科技知识。二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突出特色，机动灵活地开展培训工作。第一，要变指令性培训为适应性培训，培养实用对路的农民。一是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培养急需的新型农民。比如，长寿的鱼、蛋鸡、奶牛、杂柑、夏橙、西瓜，石柱的辣椒、黄连，城口的茶叶、黑桃、中药材，涪陵的榨菜、药材，黔江的烟草、牛肉特色各异，享誉全国。各区县要根据自己的特色产业、支柱产业，重点突出特色产业的生产、加工的科普知识，为急需技术指导的龙头企业、专业大户“雪中送炭”。二是适应新型农民的需要培养急需人才，即广大农民要什么技术就培训什么技术；要什么类型的农民就培养什么类型的农民。比如长寿是中国西部有名的产鱼大区，对农民就应大力培训鱼类养殖、加工技术；辣椒和黄连是石柱的主导产业，农民需要的是辣椒和黄连方面的知识技能，送科技、智力下乡，就要侧重培训辣椒和黄连的栽培、加工等技术；烟草是黔江的主导产业，对黔江而言，进行烟草栽培、烟草的提炼、加工等相关知识培训就是工作重点。要使每类产业人员对相应知识、技能的需要有可靠保证。三是不断更新培训内容。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培训，比如网络知识、科技知识、法律知识、经济知识、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培训等，用新知识充实农民的头脑，把农民培养成具有现代信息的科技人才。第二，要变零散培训为网络培训，培训适用急需的新型农民。一是成立区县级农民培训基地，从市内外农业科研院所及各乡镇拔尖的 “土专家”、“田秀才”中聘请专兼职教师指导培训；二是兴建乡镇培训基地。以各乡镇化艺术学校和知名企业为依托，兴建农民培训基地，因地制宜地组织农民开展科技知识培训；三是利用村、组党员活动室开展培训；四是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宣传媒体，开辟培训专栏。第三，要变单一培训为多渠道培训，培养复合型农民。首先，突破传统培训模式，坚持七个结合，灵活施教。即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点上培训与面上培训相结合，课堂传授与实际指导相结合，域内培训与域外培训相结合，普及性培训与系统性培训相结合，理论培训与技能培训相结合，阶段性教育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其次，突破传统培训方法的局限，重点用四种方式大力培训农民。一是就地培训。就地取材，请农民企业家、专业户主动现身说教，示范操作。二是基地培训。充分发挥市区县党校阵地和区（县）乡（镇）培训基地规模大、设施全的优势，系统培训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和信息、网络知识，引导广大农民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生产和经营。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培训，大大缩短本地与沿海发达地区信息传递的差距，天涯变通途。三是输出培训。就我们欠发达地区而言，认真做好“输”这篇大文章至关重要。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才市场的中介作用，向沿海发达地区输送富余人才。另一方面，有组织、有计划地选派一批初、高中毕业生到有关院校学习深造，使更多的农村青年观念新、技术精、会经营、善管理，成为真正的能人、真正的带头人，带领一方百姓科技致富。四是引进培训。与西南大学、重庆大学、三峡职业大学等高等院校联姻，请专家、教授指导、培训现代农业科技和职业技能。
三、精心策划，切实完善服务体系，强化优质服务。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集科研、推广、服务、培训为一体，与农民紧密相连的新型科技服务体系。建立有效的多层次服务网络，积极收集适应本地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息、技术，通过媒体宣传、编发资料、现场会、培训班、科技下乡等多种形式，对农民进行指导和帮助，提高技术服务的针对性。同时为广大农民提供有关农业政策、科技知识、市场信息和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服务，增强农民适应市场、驾驭市场的能力，充分发挥农民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主观能动性。
四、法德并举，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大规模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新型农民的基本保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其核心是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法守法活动，比如法律知识讲座、法律知识竞赛、以案说法演讲会等，向农民广泛地、深入地宣传、灌输法律知识，使广大农民自觉地、有效地学法律、用法律，自觉地遵章守法，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遏制违法犯罪，从而积极有效地维护社会正义，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当前我们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认真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积极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乡镇创建活动，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提倡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农村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作者系中共重庆市长寿区委党校教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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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提出了一种以多主体的顺序“接力”为主要特征的创新模式，并称之为“接力创新”。文献［2］预测在生物制药业、生物农业、信息业、纳米业等新兴产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其中，接力创新在生物制药产业的普适性已被文献［1，3－4］等证明。文献［5］验证了信息产业（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也大量存在接力创新。那么，农业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是否也如预测的那样遵循接力创新呢？如果遵循，那么是否具有自身的特性以及为何会形成这种特性呢？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回答①。与生物制药产业相类似，生物农业产业同样建立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基础上，并且是除生物制药产业以外运用现代生物技术最为广泛、发展最为迅猛的产业，也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重点产业。从理论层面看，研究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可以拓展接力创新的应用范围、深化和完善接力创新的相关理论。从实践层面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农业产业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农业技术现代化、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揭示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的特性，为中国生物农业的产业创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帮助相关创新主体明确定位、科学决策，指导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本文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与生物制药技术等的接力创新进行对比，探索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②。下文安排如下：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变量；进行研究设计；通过案例分析得出主要发现；探讨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形成机理；总结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2文献回顾与研究变量
2．1文献回顾
接力创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Pavitt对“基于科学的高科技部门”的论述［6］以及国家创新系统中“基于科学的体制”［7－8］。“模式2”等理论也强调了“后现代”社会中科学研究与创新的交互作用［9］，并进而形成“三螺旋”模型所描述的大学承担企业功能、企业承担学术功能的现象［10］。这些经典研究（但不限于这些研究）事实上分离出一类基于科学的创新。例如：Pisano认为科学的深度参与导致生物制药是“基于科学的商业”［11］；陈劲、赵晓婷和梁靓指出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创新是“基于科学的创新”［12］；对纳米产业的研究也佐证了这种特性［13］。那么，这类基于科学的创新如何才能获得成功？生物制药创新研究逐步揭示出接力创新这一新型创新模式，给这个命题提供了较为完美的答案。①文献［3］提出：专家型公司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专注于分子生物学研究和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前端的小型生物技术企业；而核心公司是在新药的研发、生产和营销等方面具有综合组织能力的大型一体化公司。生物制药源于20世纪70年明的DNA重组技术［14］，当前已成为涉及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组合化学、生物信息学、计算科学和纳米技术等众多科学技术的复杂体系［11］。文献［15］指出生物制药创新主要来自大学，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盈利性公司等不同类型的组织在创新过程中建立联系、共同参与创新［16－18］，大型制药公司与利用生物技术开发新药的专业化企业之间是合作关系［19］。李天柱、银路和石忠国等最早提出生物制药创新中专家型公司与核心公司之间合作的本质是两者的接力创新，技术转让、合同研究、并购、联盟等常见的合作方式其实是实现接力的具体手段［3］①。在此后的研究中，李天柱等进一步针对生物制药起源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特性，将大学等公共研究机构纳入接力创新框架，提出了接力创新的完整概念，分析了“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之间的主要接力关系和接力方式［1］，并探讨了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和发生机理，比较了接力创新与合作创新（包括产学研合作）、开放式创新和二次创新等其他典型创新模式的异同及应用思路［2］。虽然接力创新概念的提出时间较晚，但是由于它对基于科学的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文献［5］验证了信息产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且它具有自身的特性；有学者运用接力创新研究了区域创新平台、新兴产业载体等［3－4，20－21］。然而，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接力创新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物制药产业开展的，而生物农业产业等其他基于科学的产业是否遵循接力创新及其特性则尚无专门研究。
2．2研究变量
本文旨在验证前人对接力创新的推断，但是由于针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类似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文实际上属于对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探索。针对这一研究目的，首先，本文将研究问题明确为“农业生物技术是否遵循接力创新，如果遵循，那么是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形成机理是什么”，以避免被海量数据所“淹没”［22］；其次，除了可从研究问题直接推出的研究变量外，本文并未事前指定其他变量，以防止在研究过程中束缚思想、阻碍新理论的构建；最后，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逻辑，但尽量保持开放心态，以免限制研究发现和产生偏差［22］。基于上述思想，根据代表性文献［1－3］铺垫的理论基础，本文利用如下变量研究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1）接力创新。接力创新的本质是：能力显著异质、优势明显互补的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创新，但各主体加入创新过程的时间有先有后，且它们承担不同的任务，在创新过程中地位平等、缺一不可、各司其职、很少“越界”，主体间的顺序接力推动创新获得成功。也有文献指出，在新兴技术的创新中，能力互补的创新主体通过联盟等组织间合作方式共同完成创新是一种普遍现象［23］，因此不能认为只要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创新就属于接力创新。为了使研究更加严谨［24］，针对接力创新变量，本文提出一个竞争性解释：农业生物技术不遵循接力创新，实际上只是采取了战略联盟等合作创新模式。2）接力关系。接力关系这一变量是参照当前接力创新最为典型的生物制药产业而提出的，其存在的前提是接力创新变量能够得到较好的解释。具体而言，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过程中可能存在如下接力关系：第一，以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创造接力为主线；第二，以不同主体之间的知识产权接力为实现手段；第三，以金融接力为支撑，即创新过程中存在不断有新的资金加入、原有资金退出的接力现象；第四，创新过程中政府支持政策也具有与金融支撑类似的接力现象。3）接力方式。接力方式是上下游创新主体之间实现接力的具体手段。参照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主要接力方式应包括授权许可、平台技术转让、合同研究、并购、联盟等多种方式。与接力关系变量相类似，接力方式变量存在的前提也使接力创新变量得到较好的解释。
3研究设计
3．1研究边界
按照一般理解，农业生物技术是运用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及分子育种等生物技术改良动植物及微生物品种的生产性状，培育动植物及微生物新品种，生产生物农药、兽药和疫苗的新技术［25］。该定义指出，农业生物技术建立在以DNA重组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体系的基础上，从而与其他农业技术区分开来。例如，袁隆平院士发明了“杂交水稻”技术，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该技术没有利用DNA重组及其他现代生物技术，因此不属于本文研究的农业生物技术①。
3．2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最适合于研究“怎么样”（how）和“为什么”（why）的问题［24］。案例研究以案例为基础，从中归纳产生理论，理论的产生完全根植并升华于案例内或案例间的构念之间的关系及这些关系所蕴含的逻辑论点［26］。案例研究可分为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27］，其中多案例研究在有效性和普适性方面比单案例研究更具优势［28－29］，特别是当多个案例同时指向同一结论时，案例研究的有效性更会显著提高［24］。本文对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探索正属于“how”和“why”的问题，适合于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考虑到归纳理论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3．3数据收集
案例研究中常用的数据来源包括文献、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和实物证据［30］，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作为数据收集方法。数据收集按照下面步骤进行：第一阶段，研读有关行业报告和资讯收集，找出已进入商业化阶段的农业生物技术。在这一阶段，国家科技部高新技术司编写的《中国生物产业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生物谷②等专业网站提供了最初的筛选范围。第二阶段，针对收集到的农业生物技术名录，广泛收集其技术创新过程的信息，获得大量零散的技术创新片段。在这一阶段，除了论文、研究报告等文献外，维基百科③、谷歌、果壳网④等网站也是丰富信息的重要来源⑤。第三阶段，使用三角验证法确认数据的质量，即研究者可利用多重证据来源和多重研究方法以减少偏见的影响［31］。第四阶段，将经过验证的创新案例片段进行拼接，从而得到完整的案例。在收集数据资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建立了案例档案和证据链以保证案例质量。不可否认，诸如文献分析这种二手数据收集方法与访谈法、观察法等相比确实并非最优选择，这是在现有研究条件约束下所做出的一种满意决策。由于本文是从总体上对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进行研究，不以研究每个案例的微观过程为目的，因此通过上述过程收集的案例资料可以满足研究要求。待条件成熟时，再进一步利用一手资料验证本文研究。3．4案例简介多案例研究所需的案例一般以4～10个为宜［22］，所选取的案例要具有较大的典型性和极端性，并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32］。本文选择表1中的8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案例选择主要基于3个标准：一是尽可能广泛覆盖生物农业的相关领域，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二是尽量针对典型的农业生物技术及企业，以提高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三是在满足前两个标准的前提下，尽量采用涉及中国企业的案例，以增加对中国的指导价值。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拼接案例受到数据来源的限制，因此肯定还有其他典型案例无法得到，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文的研究质量，但笔者认为表1中的案例已可以较好地满足研究需要。
4研究发现
4．1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特性
表1中的案例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一项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主要表现为，不同企业先后加入创新过程，分别完成创新链上不同环节的任务，创新是通过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接力传递而逐步推进的。这一特征与接力创新的本质是一致的，因此可确定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的重要创新模式。例如，NaturalIndustries公司在成功研发了生物抗虫害技术后于2012年被诺维信公司（Novozymes）收购，诺维信公司将此技术应用于水果、蔬菜等农作物种植市场。在这项创新中，NaturalIndustries承担上游的研发任务，诺维信公司在NaturalIndustries的基础上继续完成商业化，属于典型的接力创新；在诺维信公司和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联盟中，诺维信公司负责研究提高抗病虫害能力、作物产量和土壤肥力的生物土壤改良技术，孟山都公司在诺维信公司研发的基础上完成田间试验、注册与商品化，这也是典型的接力创新；孟山都公司收购Asgrow、Holden等公司的目的是利用这些公司的市场网络将其玉米、大豆等转基因育种技术推向美国、比利时等国家的市场，本质上是孟山都公司完成上游的技术研发、Asgrow等公司完成下游的商业化，这也是接力创新的具体表现。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遵循类似的接力创新模式。事实上，笔者所收集的案例数量远超表1中的案例数量，只是很多案例因不够完整、不够具体或不够典型等而未被纳入分析，但其中很多案例也表现出上下游创新主体顺序接力的特性。必须承认，表1中的案例确实存在多个创新主体参与并广泛运用联盟、并购等合作方式的事实，但本质上还是上游主体完成其承担的任务后，像接力赛跑那样传递给下游主体继续开展后续任务，因此属于接力创新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合作创新，变量1的竞争性解释可以排除，对生物农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现象的支持进一步加强。但是，与生物制药技术等相比，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表现出自身的显著特性。1）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发生在转基因作物、生物防护等领域，而在生物农药、兽药和疫苗等领域出现得较少。即便在转基因作物等接力创新的易发领域，接力创新也是最近10余年才逐步兴起的，一些生物农业巨头曾独自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成功，如孟山都公司推出了保铃抗虫棉花等。因此，笔者认为，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新趋势，该发现修正了文献［1］的结论———文献［1］曾推测生物农业应像生物制药业那样普遍遵循接力创新模式。2）文献［1］和文献［2］指出，生物制药技术的创新基本上遵循“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如忽略掉大学，则为“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顺序接力的单一模式。但是，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明显分化为3类（如表1所示）：第一类，专家型公司与核心公司的接力，如“NaturalIndustries－诺维信”和“TJTechnologies－诺维信”，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基本一致；第二类，核心公司与核心公司的接力，如“诺维信—孟山都”、“孟山都—礼来（EliLilly）”及“孟山都—拜尔作物科学（Bayer）”，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有差异较大；第三类，核心公司与其他中小公司的接力，如“孟山都－Asgrow、Holden”、“孟山都—中国种子集团、河北中业集团”及“杜邦先锋（Dupont）—山东登海种业”，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恰好相反。3）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极少涉及大学，或者说鲜有直接利用大学科学发现的情况———这进一步修正了文献［1］的结论。文献［1］曾猜想，农业生物技术与生物制药技术一样，创新应直接建立在大学科研的基础上。同时，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专家型公司的依赖相对较弱，很多重要技术都是核心公司研发的。理论上讲，农业生物技术与生物制药技术一样，其前端研发工作最适合由专家型公司承担，但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案例的支持。
4．2接力关系
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的接力关系大体上符合变量定义中对接力关系的陈述，但又有不同表现。1）以知识创造接力为主线。接力创新的本质是通过上下游创新主体之间的顺序接力，逐步完成创新中最基本的知识创造过程［1］。已证明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遵循接力创新模式，因此创新生态系统必然围绕知识创造及其顺利接力进行构建。例如，在“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案例中，诺维信公司将自己研发的土壤改良技术知识传递给孟山都公司，由孟山都公司继续创造田间试验、注册及商业化等方面的知识。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是如此，不再赘述。2）以知识产权接力为手段。在接力创新中，知识产权也是一个与知识创造协同发展的接力过程，知识产权转移成为创新主体实现接力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符合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1］（具体的接力方式详见下文分析）。3）对金融支撑的接力需求不强。接力创新对金融支撑通常有强烈的需求，如生物制药需要公共财政、天使投资者、风险投资、核心公司、资本市场等复杂资金接力支撑整个创新过程［1］。在农业生物技术的第一类接力创新中，位于创新链上游的专家型公司主要依靠风险投资和公共财政的资金，在创新任务被传递到核心公司后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资金，因此整个过程表现出一定的金融支撑接力性质。在农业生物技术的第二类和第三类接力创新中，整个创新过程都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金融支撑接力的特性并不显著。总体来看，虽然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投入巨大、周期漫长，但是对金融支撑接力的需求却不强烈———这与接力创新的现有理论相比可谓大相径庭。4）强烈依赖政策支持接力。政府政策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转基因作物为例：实验室研究阶段需要有利于转基因实验、动植物新品种专利保护等方面的政策；育种研究阶段需要政府开放对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试验管制、大规模田间试验审批等方面的政策；更突出的是，生产和商业化阶段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申报审批、品种审定和证书发放、大规模种植许可及国际贸易管制等一系列有利政策。只有在创新的不同阶段分别配置合适的政策且各政策之间无缝衔接，才能为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任一环节上的政策变化都可能给创新造成重大影响。2012年欧盟质疑孟山都公司的“NK603”转基因玉米的安全性，曾造成孟山都公司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面临被欧盟禁止的威胁。政府政策对新兴产业创新普遍具有重要意义［33］，但是像农业生物技术这样对政策支持接力的依赖如此之高是罕见的。
4．3接力方式
农业生物技术的3类接力创新具有相对稳定的接力方式，不像生物制药创新的接力方式那样动态复杂。下面针对3类接力创新分别论述。在第一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主要是并购。通常是下游的核心公司并购上游的专家型农业生物技术公司，这与生物制药创新中专家型公司整体出售这一接力方式的相似度较高。采用这种接力方式的一般情况是，上游企业提出创意且技术研发已成型，而下游企业拥有田间试验、申报审批、市场推广等一系列加速技术商业化的能力，且下游企业的营销网络和顾客基础规模较大，能使技术在商业化环节发挥更大价值。同时，上游的专家型公司大都是借助风险投资创办的，通过并购可获得较高的企业价值溢价，风险投资愿意推动这样的并购；而下游的核心供公司则拥有充足资金可为并购支付较高价格。诺维信公司收购NaturalIndus－tries和TJTechnologies都属于这种情形。在第二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包括联盟、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这些方式的本质都是通过签订某种契约将知识产权从上游企业传递到下游企业，我们统称为协议合作。协议合作普遍发生在核心公司之间，一般是上游的核心公司提出研发创意且完成基础研究和实验开发，而下游的核心公司完成申报审批、市场推广等商业化工作。其中，如果采用联盟方式，则会按照企业对创新的贡献预先约定好利益分配办法，上下游企业通过分割创新的终端收益获得各自的回报。“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联盟即是如此；如果采用技术转让或授权许可，那么上游企业通常事先划定下游企业使用技术的范围和条件，上游企业除了获得一笔技术转让费（或技术许可的门槛费）外，通常还能在未来创新成功后获得从创新收益中分成的权利。孟山都公司将其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技术许可给拜耳作物科学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在第三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包括股权收购、合资等途径，我们统称为资产联结。使用资产联结这一名词是因为这种接力方式一般发生在上游企业为核心公司而下游企业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核心公司掌控全部技术研发及田间试验、申报审批等后期创新工作，但在最终拓展市场（尤其是拓展国际市场）时面临较大障碍，因此以股权收购或合资方式控制下游企业，借助下游企业拥有的市场网络以及对特定市场熟悉等优势加速技术创新扩散。这种情形与第一类接力创新中核心公司收购上游专家型公司的方向恰好相反、目的也不同，为区别方便称之为资产联结。杜邦先锋与山东登海种业合资成立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将其转基因玉米种子推向中国市场就是以资产联结方式实现创新接力的实际反映。此外，接力方式变量中包含的合同研究、平台技术转让等典型接力方式并未在生物农业产业中发现相应的案例，这也反映出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不同之处。
4．4其他发现
除了上述基于3个变量得到的发现外，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中国企业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主要参与第三类接力创新，基本上是承接跨国公司已研发成功的技术并将之拓展至中国市场。从企业创新管理的角度看，中国企业采取这种方式可以规避生物技术研发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且可获得相应的创新收益。然而，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中国生物农业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接力创新愈演愈烈可能使中国企业逐渐丧失自主研发的动力和热情，并使中国生物农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5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形成机理
以转基因作物为例的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过程可抽象为图1。图1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过程（以转基因作物该过程由上游的实验室研究、中游的育种研究和下游的大规模生产与商业化3个序贯相连的阶段构成，每一阶段又可细分为更多阶段。3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所需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实验室研究的目标是克隆目的基因，创造转基因作物品系，因此基础研究能力在这一阶段最为关键②；育种研究的目标是开发育种工艺和方法，并通过小规模田间种植试验对工艺方法和安全性进行检验（试验面积约为100m2），这一阶段也有较强的科学研究成分，但更接近生产技术和工艺的研发；规模生产和商业化阶段的目标是，通过大规模田间释放试验确定稳定的育种技术和工艺，并对试验成功的作物品系进行申报审批和开展商业推广，因此，除了研发能力外，对政府的公关能力和商业化能力也至关重要。平均而言，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周期长达13年、投入超过1．3亿美元。其中，创新链上游的实验室研究能否成功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创新链下游的大规模生产和商业化面临的风险同样惊人，尤其是能否通过品种审批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整个创新周期中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用于通过政府审批，平均审批费用超过3500万美元。此外，商业性推广还面临不同国家在政策、社会和国际贸易方面的严格壁垒［34］。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过程和特点与接力创新发生的一般规律十分吻合［2］。具体而言，受规模、资金、公关能力和市场网络等因素的限制，专家型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基本上不具备完成整个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能力，也无力承担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尤其是下游风险），因此通常聚焦于从事创新中前段的实验室研究或育种研究，或在创新后段的商业推广、大规模种植等环节参与进来，因此此时不确定性已很低。孟山都、诺维信这类核心公司拥有完成整个创新过程的能力，但创新的不同阶段所需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由核心公司独自完成创新仍是低效率的。特别是在实验室研究环节，核心公司的能力有时明显弱于专家型公司。而在创新后端，单独一家核心公司———不论其规模和影响力如何巨大———突破不同国家的政策、社会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障碍都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在不同阶段的特点，由优势能力各异的企业分别承担创新任务，通过接力合作推动创新成功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农业生物技术自身的特殊性又使其接力创新具有如下自身的特性：1）农业生物技术体系庞大、涉及领域较多，不同细分领域存在一定差异。我们观察到，一些农业生物技术（如生物农药技术、兽药技术等）的研发难度不像转基因作物那样大，其创新风险相对较低，尤其是遭受的政府管制相对宽松。这些技术的创新可能在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内部或采取其他合作创新方式即可完成，因此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发生范围不如生物制药技术那样普遍。同时，根据我们的不完全观察，在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早期，专门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专家型公司相对较少，因此孟山都等核心公司只能自己开展技术研发并完成创新过程。近十几年来，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专家型公司的数量开始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最近10余年接力创新（尤其是第一类接力创新）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才大规模兴起的原因。2）生物制药技术创新所需的异质性能力严格分布在不同的创新主体中，只能采取“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的接力方式［1］。而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像生物制药技术创新那样严重，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阶段有目的、有选择地配置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这加速了接力创新的分化。有些技术研发专家型公司的能力突出，而商业化能力掌握在核心公司手中，从而形成第一类接力创新。例如，对于“TJTechnologies—诺维信”的接力创新，诺维信公司的副总裁Videbk表示：“TJTech－nologies的生物解决方案提高了作物产量、业内领先，可与诺维信形成互补”。有些技术的研发能力掌握在一家核心公司手中，而商业化能力掌握在另一家核心公司手中，从而形成了第二类接力创新。例如，对于“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诺维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Nielsen认为，这“很好地将诺维信的微生物研发能力与孟山都的田间试验和商业化能力结合起来”，而孟山都公司的首席技术官Fraley认为，“这是技术推向成熟发展的催化剂”。还有一些技术从研发到商业化的能力都掌握核心公司手中，但在技术扩散过程中运用其他公司的资源和网络更易克服市场拓展过程中的障碍，从而形成了第三类接力创新。例如，山东登海种业的规模远小于杜邦先锋，但前者在开发中国市场时却具备杜邦先锋所没有的本土化优势。3）大学科研更热衷于针对人类健康医疗的研究（如干细胞等），直接满足生物农业创新需要的最新前沿科学成果相对较少。这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只能更多地利用相对成熟的现代生命科学发现，大学主要提供基础理论和基本的技术手段，所给予的是间接支持。这可以解释为何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大学进入接力环节的案例较为罕见。而生物制药技术创新的前端离不开大学的参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物制药的研发不仅直接建立在大学科研的基础上，而且大学也乐于为生物制药提供直接可用的最新成果。此外，由于大学科研更重视人类健康医疗，因此大学衍生的专家型公司聚焦于农业生物技术的就相对较少。这可以解释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对专家型公司的依赖性不强的现实，其实质是缺乏可以依赖的专家型公司。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生物农业的其他特点，可进一步解释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其他特性。就接力关系而言，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资金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由于仅有一部分新技术是由专家型公司开发的，很多农业生物技术都是由核心公司负责研发、生产和商业化的，因此核心公司的资金实力、从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完全可以支撑整个创新过程。这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依赖远低于生物制药技术。但是，农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作物）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社会争议的焦点，更是政府严格监管的对象。针对转基因生物的政策法规不仅严格，而且相关政策法规密集地分布于从实验室研究到商业化的各个环节，政策变动对于创新进程而言可能是致命的，这种特性导致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高度依赖政府支持政策的接力。就接力方式而言，在第一类接力创新中，核心公司理论上也可以像生物制药技术创新那样采取协议研究、平台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方式从专家型公司那里获得技术，但是表1中的案例全部采用并购方式。我们认为，这是核心公司出于对风险规避的考虑。在我们观察到的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案例中，核心公司并购的专家型公司均为已成功完成技术研发甚至开始初步商业化的公司，这使得核心公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商业化的不确定性大为降低。虽然并购需要付出较高的溢价，但是可一并得到新技术和专家型公司的技术平台、研发团队等重要的创新资源，能够显著提高核心公司的吸收能力，给技术的商业化进程提供技术保障。如果采用协议研究，那么核心公司一般需要在研发前期就介入，这不仅要支付给专家型公司一笔固定费用，而且要依据技术研发进程支付里程金，并可能需要在商业化成功后付给专家型公司以一定比例的利益分成，更重要的是技术研发能否成功仍是不确定的。如果采用平台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方式，核心公司除了要一次性付出固定费用及未来商业化成功后的利益分成外，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在商业化过程中很难得到专家型公司的专有技术能力的保障。在第二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为势均力敌的核心公司，并购这种接力方式很难被双方接受，协议合作自然成为更明智的选择。第三类接力创新采用资产联结实现接力，主要是因为核心公司要掌控商业化过程。中种迪卡公司总经理汪泓在谈到与孟山都公司的合资时曾表示：“商业育种企业必须保证从育种、制种到销售全过程不脱节，否则企业的运营风险很大”。但是，下游的小公司本身不拥有核心技术，并购这类公司往往不符合核心公司的战略，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接力方式在控制方面又面临风险，此时资产联结就成为较好的折中选择。
6结语
6．1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最新趋势，其形成机理遵循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管理应以接力创新为理论指导，同时重点考虑本文所揭示的一些特性，主要包括：第一，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发生在转基因作物、生物防护技术等领域，并分化为“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及“核心公司－其他小公司”3种类型，且接力链条的前端极少涉及大学，创新过程对专家型公司依赖不强，核心公司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发挥很大作用；第二，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需求并不强烈，但高度依赖政策支持接力；第三，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采用并购、协议合作和资产联结等方式实现接力，而合同研究、平台技术转让等典型的接力方式则罕有出现。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之所以会形成自身特性的原因是：首先，农业生物技术的不同细分领域存在差异，即有些领域迫切需要接力创新，而有些领域的需求不大明显；其次，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严重，可根据创新的实际情况在不同阶段有目的、有选择地配置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这加速了接力创新类型的分化；最后，大学科研中直接针对生物农业的最新前沿成果相对较少，因此无法将大学纳入接力创新链条，由大学衍生的专家型公司较少承担前端的技术研发任务。上述这些因素进一步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核心公司，而核心公司自身的能力决定了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依赖不强。然而，由于转基因作物等农业生物技术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政府对之严格管制，这致使其创新过程非常依赖政策支持的接力。而在具体的接力过程中，为了规避技术研发、商业化等环节面临的各种风险，并购、协议合作和资产联结成为主要的接力方式。
6．2政策启示
关键词：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培养，培养途径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并且界定了新型农民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2007年1月29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建设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必须发挥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持。为培养造就新型农民，国家将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各级财政要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纳入预算，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一、新型农民与传统农民的比较
1.新型农民更有文化。传统农民知识文化水平低，思想观念陈旧，受小农思想的束缚，缺乏创新观念，加上农村环境的影响，在农闲时把精力浪费在了、闲耍上，养成了不好的生活作风。平日不关注国家政策和时事形势，安于现状；现在是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应该走进知识、走向文明，提高自身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素质，以达到能够获取、吸收、交流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要“国事家事事事关心”，主动掌握各种市场信息，关注形势与政策，以主人公的姿态建设新农村。
2.新型农民更懂技术。传统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只会守着那一亩三分田，每年用同样的方法种同样的东西，何以增值增效？出去打工的要么干苦工，要么捡破烂，何期发展？有了技术就不一样了，新农民掌握了技术，可以靠科技兴农，发展现代农业，走产业增收之路，还可以凭借技术走向城镇，实现转业和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3.新型农民更会经营。从经济学角度看，传统的农民是农夫，新型农民就是“农商”。农夫与自然经济相契合，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产品经济。而农商反映了一个新的经济关系，是一个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需求指导农业生产又以新产品引导市场，并以商业活动为舞台的新生产者。
三、培养新型农民的途径
1.政府要做好统筹规划。一个地区的建设首先应该有一个好的规划，城市如此，农村的建设发展更需要。。政府的整体安排部署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个地方的资源优势、地理优势、传统优势，为农民的转型创造优越的社会条件，明确不同地方的发展方向，避免盲目性，并充分发挥其保障作用，制定出相应的优惠政策，建立健全农民的教育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脱贫减贫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和土地征用制度、乡村民主管理制度和农民自组织管理机制等，解除农民“大胆求新”的后顾之忧。
2.村干部、基层党员要充分发挥好带头模范作用，身先士卒敢于创新求出路。 “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村干部和党员是农民的领头羊，在群众眼里，他们就是政府的代表。一个村朝哪个方向发展，怎样发展，这些最具体最细节的问题全靠村干部和党员们的灵活处理。 “旧看新，穷看富，群众看的是支部”，现在传统的“管理型”村官、吃苦耐劳的农民已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建设新农村，最根本的是要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新型村官应该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闯市场，能够帮助带动农民走新路子，因此村官的选拔可以通过“打工族”推荐、从致富能手中“遴选”、从现有村官中“培育”，任人惟能，然后通过他们的带领，发展集体经济、小区域经济、特色经济，农村的经济、社会都会大为改观，更重要的是农民的思想会得到转变，新型农民的培养工作也会更顺利。
3.新型的科技支农小组要亲临基层传授农业科学知识，对农民进行专项跟踪指导。要成立新型的科技支农小组或特派机构，对农民进行手把手的农业技术指导，一点一点的传授给农民科学知识，指导农民搞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因地制宜地搞特色经济、区域农业，实现农民的增产增收，这就是“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农民的转型。
4.要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要把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作为一件大事、一项“民心工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效果，要紧密结合农时季节需求，开展灵活多样、不同形式的专业技术培训，使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学了能用，用能致富，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5.强化信息渠道终端。随着农村信息体系建设的发展，农村地区很快地实现了“三通”即“公路村村通、电通、电话通”，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利用互联网打造一条更为主动的信息渠道，让广大农民能够更直接更方便地获得信息势在必行。安排专门人员直接到基层做好这个服务工作，如此一来，市场行情、经济动态都能直接有效地传到农民的耳中，潜移默化，相信农民逐渐地拥有了自己的想法和主张，便会更主动的去转变观念。
6.完善农民协会、农民俱乐部等农民组织，给农民交流和知识的传播提供一个好的交流平台。采取“农民拿出一点，村委会筹资一点，向上争取一点”的办法，搭建农村的娱乐文化场所、学习读书场所，以农民俱乐部的形式架起农民沟通心灵的桥梁。目前情况下，现在的农村完全有条件去成立这样的俱乐部，这样一来，农民在一块交流的多了，就更容易促进彼此的合作与协助，有利于在当前形势下发展集体经济。
7.继续加强基础教育工作，把农村教育摆到整个教育发展的优先地位，把农村教育作为整个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优先领域。在继续强化落实“两免一补”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基层教师的素质。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真正吸纳到德才兼备的年轻教师从教，摒弃原先的唯资格上岗制，把竞聘从教落到实处，充分调动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积极性，为新农村建设长期的智力人才和知识人才打好基础。。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基层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完善农村中小学的各种设施，确保农村教育工作的保质保量。
8.社会总动员，齐力谋发展。新型农民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行各界的共同努力，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但是我们要充分调动这些对农民的转型有积极作用的团体或个人，形成合力。文艺演出单位的活跃作用，各地农村大学生思想文化上的先锋作用，各企事业单位在新农村建设中创造的更多的契机……这些对农民思想的转变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新农村的建设带来推动作用，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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