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国诗歌教学现状分析
首先，高中教学的功利性导致忽视外国诗歌教学。在高考指挥棒下，实际的语文教学更多的是为解决考试中出现的问题，高考不涉及考点的外国诗歌单元往往被直接从教学篇章中删除，或者仅仅进行诵读或者文学常识的识记训练，别无其他。
其次，教师的专业素质也限制了对外国诗歌的深入研究。高中教师的日常工作大多围绕课堂教学，作业批改，考试测验等等，大多数教师没有时间接触更多前沿的文学理论，对于外国文学的了解和研究还停留在大学阶段的水平，对于诗歌作者、创作背景、诗歌情感的体悟也不够深入和全面，所以对于外国诗歌教学，往往有畏难情绪。
再次，学生认知水平的差异影响外国诗歌教学有效开展。高中生对于外国的文学创作理念、诗作者的创作背景没有系统的、较为全面的了解，他们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浸染较多，而东西方文学之间是存在必然的差异，学生用感悟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怀去品读外国诗歌，肯定会有阅读上的障碍，所以大多数的学生在外国诗歌的学习过程中也很难全情投入。
二、外国诗歌教学目标要求
综合以上，我们不难发现，要想有效地开展外国诗歌的教学，必须要师生共同努力，转变观念，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问题。实际上，外国诗歌教学是在感悟中国古典诗歌基础上拓展延伸，这不仅仅是知识的简单重复，有效地开展外国诗歌教学更是汲取外国文学作品营养的有利途径，这对高中阶段学生审美情趣的培养，感悟能力的提升有极大的帮助，同时也符合《语文课程标准》中“注意观察语言、文学和中外文化现象，学习从习以为常的事实和过程中发现问题，培养探究意识和发现问题的敏感性。对未知世界始终怀着强烈的兴趣和热情，敢于探异求新，走进新的学习领域，尝试新的方法，追求思维的创新、表达的创新”的要求。
三、外国诗歌教学有效方法
《语文课程标准》课程指导建议中也明确提出：“阅读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散文作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学习鉴赏诗歌、散文的基本方法，初步把握中外诗歌、散文的各自艺术特性，注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现作品意蕴，不断获得新的阅读体验。”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现总结以下几方面有效的方法：
（一）创设情景，资源共享
（1）诵读法：诗言志，诗有情，在诗歌的诵读中，要充分体味作者情感，注意语速、停顿、语调。教师要加强诵读指导，要及时范读。同时充分调动学生的诵读积极性，鼓励学生个人诵读展示，小组诵读交流，举办班级乃至年级的外国经典诗歌朗诵会，学生独立制作展示幻灯片、找寻合适的诵读配乐，进行前期的诵读指导。
（2）利用网络平台，广泛搜集有效信息。建立班级QQ群，设立班级公共邮箱，为学生的交流共享搭建必要的平台。学生对外国文学史知之甚少，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平台搜集诗作者的创作背景、生平经历、作品评价、诗歌创作流派特点等资料，可以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资料展示或者开展学生间的资料共享，做到知人论世，知人读诗。
（二）品味鉴赏，感悟提升
（1）赏析重点词句。对于诗作中的重点词句，运用的表达方式、表现手法、抒情方式等方面，要进行师生之间的广泛交流，以问题驱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问题的设置过程中，教师要结合课标的要求，学生的认知水平等，循序渐进，设置充分挖掘学生思维潜力的问题。教师也可以利用学案导学，展开学情调查，针对学生学案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追根溯源，从源头解决问题。
（2）比较阅读。外国诗歌和中国的古典诗歌在创作的背景上必然存在差异，但是在学生阅读体味的过程中，也有相同之处，同样要做到关注文本、知人论世、了解手法、感悟情感，例如歌德的《浪游者的夜歌》和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同样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我们把两首诗放在一起比较，通过学生查阅资料、交流、师生互动等等方式，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中国的古典诗歌往往是物我合一，天人合一，而外国诗歌更多的关注自我，“我”是驾驭在自然之上的。这让学生更加关注诗作者的心灵世界，了解中西方诗歌创作的不同之处。
（3）读写结合。诗歌的文字是最凝练的表达，很多的外国诗歌通过中国的译者翻译之后，往往也具有了中国现代诗歌的音乐美、建筑美和绘画美。例如《浪游者的夜歌》其二，作者给我们描绘了静谧的山林景象，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把精炼的诗歌语言改写成散文语言，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学生自然体味到借景抒情的方式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进一步感悟作者在此情此景中发出人生感慨“稍待你也安息”时的心绪万千。
（4）鼓励原创。诗歌是诗人心志的最直接的表达，要让学生明确，诗歌创作就是自己情感的最佳释放，每个同学都可以成为小诗人。诗歌创作就是以我手写我心，关注生活，关注自我。把学生的优秀习作结集成册引发，当学生拿着刊印自己作品的诗集时，自豪感油然而生，对于诗歌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这既是对课堂教学的拓展延伸，同时也是对课堂教学的有效检验。
（三）多元解读，鼓励参与
（1）不同译本比较。我们品味的外国诗歌不同于中国现代诗歌，也区别于外国诗歌原著。这是因为每一位诗歌译者都在翻译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所以我们不妨找来几位译者的译作进行比较阅读，以期通过比较找寻到原作者心灵深处的情感所在。《浪游者的夜歌》教学过程中，精选三首经典译作，让学生比较评价，进一步体味诗作中流露出来的情感，也对译者注入的主观情感加以剖析。
（2）鼓励学生翻译原作。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外语情况，鼓励学生进行原作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品味情感，也可以把学生习作和翻译家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优劣，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大大提升，教学难点自然迎刃而解，教学效果较好。
（3）对文本、注释进行多元解读。根据学生对文本的了解情况，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多元解读，课文中的注释往往是编者认为最佳的解读，可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注释并不能很好的、全面的解释诗作语言，所以教师要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不拘泥于课本，而是引导学生广泛的开展研究，搜集整理阅读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见解、深入理解文本的内涵。《浪游者的夜歌》教学过程中，结合注释“作后即将此诗送给斯坦因夫人”设置问题“斯坦因夫人是谁？”“作者为什么要作后即将此诗送给斯坦因夫人？”“诗歌开头句的‘你’指的是什么？”学生通过思考，小组交流，得出了区别于注释的答案，注释中“你”指的是下文的“甘美的和平”，而学生认为“你”也可以指代斯坦因夫人，对于学生的多元解读，只要在尊重作者情感态度的基础上，教师要多加鼓励，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力，加深对文本内涵的理解。第二首诗歌最后一句的“安息”，也可以结合作者三次登山创作的经历，探寻作者心路变化历程，不同层面的解读文本。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词 文学作品 翻译教学 策略
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最初的文学体裁，是我国文学中最为优美的、最浪漫的文学表达形式，是一门纯粹的语言艺术形式。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的心灵之声，语言的精华代表，是语言学习的最高层次。这些古典诗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启迪智慧。在中华民族对外进行优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古典诗词是我们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宝库。因此，只有做好古典诗词的翻译教学工作，才能培养出更多的古典诗词翻译人员，这样才可以促进我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工作和对外文化传播。
一、关于诗歌英语翻译教学中的三美翻译理论的总体概述
高校英语翻译教学的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大批合格的跨文化翻译交流的人才，担负着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作品很好地翻译到国外，让外国人欣赏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也是我们翻译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英语的翻译教学需要有很好的翻译理论做指导，才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许渊冲是我国著名的诗歌翻译专家，他根据诗歌翻译经验提出了三美翻译理论，这对于我们英语翻译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许渊冲先生通过对自己翻译工作中所积累经验的不断总结，得出了一套他自己特有的，比较完善的诗歌翻译理论体系。在许渊冲先生的作品中，很多都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方法和主张，例如他的《翻译的艺术》和《文字与翻译》这两部作品，为中国文学翻译开创了全新的方法，使得中国的文学翻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诗歌中主要阐述的就是诗歌的意境美，在许渊冲先生的诗歌当中，他是这样来阐述诗歌的意境美的。诗歌的意境美是因为诗歌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或者是人当时特殊的思想情感造就的，古典诗歌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没有相同的历史背景或者特定的思想情感，就很难引起读者相同的联想和感受，也就很难再现出原诗的意境美。所以，在进行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时候，不仅要传达出诗歌的字面意思，还要传达出诗歌里面蕴含的思想情感；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过程中，要选择那些和原诗意境相匹配的字词，妙用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文学词汇，在必要的时候借助诗歌的音乐美和形式美来烘托诗歌的意境美。
中国古典诗词非常讲究诗歌的形式整齐，因此我们在进行诗歌翻译的时候就要注意处理好诗歌中长短句和词性对应方面的关系，做到最大限度地和原诗保持平衡。中国古典诗词的音乐性主要体现在诗歌的韵律和节奏、韵脚等地方，由于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感很强，所以中国古典诗歌又具备音乐性的特点。许渊冲先生在著作《翻译的艺术》和很多关于诗歌翻译的论文中，都反复强调了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音乐美和形式美的重要性，其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原诗的结构、韵律和音乐特征。许渊冲先生曾经说过：“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形式美，以及诗歌的长短对称方面，最好能够做到形似，最少也要做到大体相似。”一般来讲，要想使古典诗歌的译文和原诗做到形式和音乐方面的相似，确实很难，但是许渊冲先生还是不畏艰难，对此进行探索，还是翻译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二、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教学中应突出诗词翻译的意象美
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工作至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对于古典诗歌翻译一直没有停止追求完美的脚步。对于那些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的翻译多达几十种的译本，每一种译本都有它独特的意境美。意境美是诗歌的灵魂所在，是我们翻译教学中的重点任务所在。下面我们就选取翻译教学中一首古典诗词的中英译本为载体，对古典诗词翻译教学中的翻译意境美的策略做出探讨。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A Tranquil Night
Li Bai
A bed， I saw a moonlight，
I Wondered if it were not the frost on the ground.
I raised my head and find out the moon bright，
Missed my far-off home and I am drowned.
通过对中英版本的比较分析，我们会发现汉语版的是一首五言绝句。诗歌的表面上看着很简单：在月光照耀之下，游子思念家乡的故事。可是全诗的意境美就在于全诗没有一个主语，是谁在月光照耀下思念那远在天边的故乡，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在英译的版本中，诗歌延续了英语语言的平铺直叙的特点，采用很直白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作者在月光照耀下思念自己故乡的情感，营造出了一种优美的意境，道出了作者那无尽的思念之情。汉语诗歌整齐简洁，用凝练的语言，少量的虚词和连词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优美的意境，英语诗歌则不像汉语诗歌那么整齐统一，这在行数方面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在诗歌翻译的时候采用了保留诗歌原来意境的原则，直接翻译，营造出思乡的意境。因此，在古典诗词翻译的教学中，我们要充分培养学生的诗歌意境美的翻译能力，保留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美。
三、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教学中应突出诗词翻译的形式美
形式美主要是对于不同题材的古典诗词来说的。古典诗词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都是按照一定的格律进行创作的，在诗歌形式上有着独特的艺术特色，因此在古典诗词的翻译教学中，我们要着重培养学生的诗歌翻译形式美的能力。下面我们就选取一首古典诗词的中英版本，对古典诗词教学中的诗歌翻译形式美的策略做出探讨。
春怨
金昌绪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A Complaint in Spring
Jin Chang-xu
Drive orioles off the tree，
For their songs disturb me.
From dreaming of my dear，
Far off on the frontier！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原诗歌是五言四行，翻译后的诗歌也是四行五言，可以说是和原诗的行数、字数几乎相同，完美地再现了诗歌的形式美。译本中，每行都是固定的六个音节，轻重音节相间，保留了原诗的节拍。细细品味，诗情画意的，很有韵味。诗歌翻译的完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诗歌形式的翻译，因此，在古典诗词的翻译教学活动中，我们应该重视学生的诗歌形式美翻译能力的培养，以便翻译出更多的具有形式美的古典诗歌。
四、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教学中应突出诗词翻译的音韵美
不同的语言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音韵特征，中英二种语言在余音和语调上本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是汉语是声调语系，英语是重音语系。这就导致了在古典诗词的翻译过程中很难保持原诗歌的“音韵美”。但是，诗歌的音韵美是仅次于诗歌的意境美，所以无论是从诗歌的形式还是到英语语言的规则，我们都一直在需找诗歌翻译中的音韵美所在。下面，我们还以第一部分中李白的《静夜思》的中英版本为例进行分析，分析古典诗词翻译教学中音韵美能力培养的策略。
就诗歌的音韵美而言，在译本中都是采用英语语言的尾律再现原诗的音韵美。汉语全诗用“ang”韵为主，韵脚分别是“光”、“霜”和“乡”，分别排布在诗歌的第一、二和四行中，在汉语中就是“AABA”的音韵格式，译本中采用单词尾韵进行押韵，分别是“light”和“bright”分别在一三句中，“ground”和“downed”分别在二四句中，使得译本诗歌具有“ABAB”的音律分布格式。总体而言，诗歌的中英版本语言简练，寓意深刻，尤其是译本的对仗工整，音韵美完整的保留，读起来朗朗上口，让人过目不忘。因此，在古典诗词的翻译教学中，合理培养学生的诗歌翻译的音韵美，有助于古典诗词在保留原诗歌的韵味的前提下更好地被国外的读者所接受和理解。
五、结语
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我国对外进行优秀民族文化传播和展示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教学中，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意象美”、“形式美”和“音韵美”的诗歌翻译能力，但是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要做到这三点并非易事。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就在于诗歌的意境、形式的规律性、音韵的音乐性。如何在古典诗歌的翻译过程中保留诗歌的原汁原味是我国翻译教学工作一直需要攻克的重点所在，因此，在古典诗词的翻译教学中，应该充分做到诗歌翻译的“意象美”、“形式美”和“音韵美”，这样才可以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诗的诗韵，才能更好地进行古典诗词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让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和接受我国的古典文化，使中国古典诗词继续在世界文学中散发出应有的文化魅力和思想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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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歌 可译性 不可译性 叶芝 陶渊明
诗歌是最古老的、特殊的文学形式，是时代、历史和文化积淀的结晶，中西概莫能外。诗歌不仅包容了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以最精炼、最智慧的语言形式，将现实与理想、时间与空间、情感与理智、情趣与境界融为一体。然而正是由于诗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诗歌的可译性一直是有争议、难以定论的问题。关于诗歌的可译性，争议由来已久。在翻译领域中，特别是在诗歌翻译方面，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一直存在。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一直是可译论者与不可译论者争论的焦点所在。
一、“不可译”论简要回顾
诗歌的“不可译”论的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以下几种：意大利谚语云，“翻译者即背叛者”，表明诗歌最好不要移译。英国诗歌翻译家john denham的名言：“poetry is of so subtle a spirit， that in the pouring out of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it will evaporate.”（诗歌具有一种微妙精神，当你把它从一种语言译入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那种精神就会完全消失）；他在《伊尼特》译本的序言中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 他认为诗歌的外在形式，即语言是无法被翻译的；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要做的就是以再创作的手法再塑原诗中作者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涵。诗人robert frost说，“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诗歌即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西澄先生引用病夫先生的话，“神韵是诗人内心里渗漏出来的香味”，认为“没有诗人原来的情感，便不能抓住他的神韵”，把神韵说成神秘莫测的东西。茅盾先生在“译诗的一些意见”中认为：“外国诗歌中有可翻译的，也有绝对不能翻译的。而可以翻译的，也不过是将就的办法，聊胜于无而已。”他还说，“诗经过翻译，即使译得极谨慎和原文极吻合，亦只能算是某诗的‘译述’，不能视为原诗”。
说诗歌不可译，不无道理。但它并非主张不要译诗，而是强调诗歌结构的特殊性，因为“诗歌作为一个艺术完整体是无法肢解的，不可用其他形式替代，更不可用散文解释来替代”。
二、“可译性”再论
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语言和生活等方面有共性，中西语言文化也有共性，这是诗歌可译的基础。译诗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诗歌具有可译性。诗歌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其意义也是可以移译的，虽然完美的诗译不是人力所及，但通过对原诗意义的再创造，译诗完全可以成为文学的重要部分。诗歌意义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不是给翻译设置了障碍，而是给翻译开了绿灯。诗歌的可译性是以意义的确定性为基础，又是以其不确定性为归旨的。
在诗歌的可译性上，刘重德先生指出，诗歌的可译性体现在：“第一，人互相之间存在着大同。例如，无论哪个民族，都有共同的逻辑推理思维能力，共同地表达喜怒哀乐爱恶欲的感情，共同的大自然、世界和宇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有灵犀一点通。诗可理解，诗可欣赏，诗可互译。第二，大量的历史事实已充分证明这种可译性。”
noam chomsky的转化生成语法可以被补充看作是语言可以互译的语言学基础，因为它认为，人类各种语言的深沉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相同的，语言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转化生成语法旨在寻找人类语言可以相互转化的“黑匣子”——语言的深沉结构，研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语法。如果真有这个转化生成语法规则，一切语言都可以互译；正是由于不同语言的基本内核是相同的，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可行的。由此看来，外国诗歌和中国诗歌的内在结构有其共性。形式虽有差异，但都是为抒发感情而采用某种节奏和韵律。我们可以从以下两首中外诗歌略见中英诗歌意境表现的相似共通之处。
诗歌翻译学者许渊冲、方重、谭时霖、汪榕培等通过翻译把诗歌传播到国外，尤其在陶渊明诗歌翻译方面。在陶渊明田园诗歌中《饮酒》组诗最为突出。组诗和谐的音韵和整齐的句式体现了陶诗的形式美；深刻的寓意体现了陶诗的意境美。组诗不仅为国人喜爱，同时也受到广大西
方读者青睐。该诗歌译本多达二十余种，因此其极具中诗英译代表性。下面是从最具权威性的方重、谭时霖和汪榕培的译本中，选择了综合效果上乘的汪榕培的译本。《饮酒》（其五）是组诗之一，诗人表达一种隐居田园而不问世事的人生哲学。
《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drinking wine （v）：my house is built amid the world of men，/yet little sound and fury do i ken./to tell you how on earth i can keep blind，/any place is calm for a peaceful mind./i pluck hedge-side chrysanthemums with pleasure./and see the tranquil southern mount in leisure./the evening haze enshrouds it in fine weather./while flocks of birds are flying home together./the view provides some veritable truth，/but my defining words seem to me uncouth. 首先，译文有意表现原文的节奏和音韵美，它基本上采用五音步抑扬格来表现原文的五言诗句；译文共十行，每两行换韵，即采用了aa、bb、cc、dd、ee的押韵方式，创造了声音美和形式美；第二，陶诗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用词朴实无华，译文因而选用常用词，读起来浅显易懂，保留了原文的用词特点；第三，意美的再现也很重要，意美包括诗歌的意义和意境，是诗歌的灵魂，译文尽力重构原文的形式美，更重要的是要在译文时再现原文的意美。譬如，“心远地自偏”是整首诗歌的灵魂，“any place is calm for a peaceful mind”，汪译本的表达与原诗的意境十分吻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描写诗人辞官归隐后平淡恬静而怡然自得的生活，汪译“i pluck hedge-side chrysanthemums with pleasure.and see the tranquil southern mount in leisure”，译文押韵，琅琅上口，传神达意；最后两句译得押韵，truth与uncouth，uncouth与原诗深邃含蓄相称和谐。
我们选择汪榕培的译本，是因为陶渊明诗歌英译不仅要考虑个别措辞，还要看整篇效果，而且考虑诸如形、音、意韵等方面的需要。汪译本在传神达意方面做得特别好，因为传神离不开形似，为了再现陶诗神韵，汪译陶诗时特别关注其韵式的可译性与转换。
读罢陶渊明这首诗，我们不免想起叶芝。虽然这两位诗人国度不同，时代迥异，但他们所表现的思想感情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里不妨拿来对读。叶芝（william b. yeats）是现代英语诗坛当之无愧的大师，也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诗作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茵纳斯弗利湖岛》）写于1893年，是叶芝的早期代表作。该诗集中表现了诗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厌弃和对田园牧歌生活的无限向往，具有鲜明的
浪漫主义色彩。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 of clay and wattles made：/nine bean-rows will i have there， a hive for the honey-bee，/and live alone in the bee-loud glade./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 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dropping 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 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there midnight’s all a glimmer， and noon a purple glow，/and evening full of the linet’s wings./i will arise and go now， for always night and day，/i hear lake water lapping with low sounds by the shore；/while i stand on the roadway， or on the pavements grey，/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独个儿住着，荫荫下听蜂群歌唱。/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从朝雾落到蟋蟀唱歌的地方；/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我就要动身去了，因为我听到了，/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都在我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
以上两首诗歌虽然一中一英，但其意境表达和遣词造句何等相似，“结庐”与“造屋”，如出一辙；“采菊”与“种豆、养蜂”皆具田园生活气息；“山气”与后者中间四句的意境大致可以互补。两位诗坛
匠所要表达的意境均为要离开这个充满痛苦的浮尘世界，去过一种世外桃源的生活，表现了淡薄、宁静的情愫和远离尘嚣的愿望。从写作手法上看，两者都用了近乎素描的艺术手法，没有加入主观色彩，客观真实地描写景物，直抒胸臆地抒发心声。许渊冲还把这首诗的意境类比为robert frost的tuft of flowers（《花丛》）。汪榕培（2000）将这首诗类比为英国女诗人katherine philips的田园诗a country-life（《乡间生活》）。他们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诗歌意境含蓄，诗中有画，画中有情，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中英诗歌在此有不少共同之处。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英诗歌的共性，也可以看出两者的个性。例如，陶渊明中文诗歌双行押韵，一韵到底；叶芝的诗歌韵式是abab型。这两种韵式分别是中英诗歌最常用的押韵式样。中英文语言文字差异较大、各有特点，从源诗和译文上看，“中诗尚整，西诗尚散，译诗者固末自外也”。或者说，“由于中英语言在诗歌上所表现出来的形式、风格和文化层面不同，那么由这种形式、风格和文化层面传达出来的原汉语古诗文本意义和英译的汉语古诗文本意义也一定各有不同”。
中外学者的大量诗歌翻译实践表明，诗歌“不可译”之类的看法，就如同中国人不能外译汉语作品一样，疑似有片面之嫌。翻译学家s. bassnett & a. lefevere甚至说，“可译性”或“翻译是否可能”的讨论只不过是“大量的废话”而已。诗歌可译不可译，在某种程度上不取决于诗歌，而是取决于译者。在一些译者手中，所有诗歌或大部分诗歌都是可译的，并且都可以译得很好；在另一些译者手中，只有一部分诗歌是可译的，但有些译得好，有些一般；还有一些译者，诗歌在他们手中，不管可译不可译，都被译得很一般或很差。所以诗歌的可译不可译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译者的水平，正所谓“译可译，非常译”矣。作为译者，首先要加强中英文语言文化功底和修养，提高自己的素质，从而为世界文学的传播、世界文化的弘扬、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做出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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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歌教育;教科书;文本选择
诗歌教育是语文教育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从课标看，诗歌教育包含于语文教育中的阅读部分。无论教材编排和课程设置上来看，诗歌教育都是服务于阅读教育。诗歌教育文本的选择引导诗歌教育的方向，体现诗歌教育的目标，影响诗歌教育的教学效果。因此，诗歌教育文本的选择对诗歌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研究现状
在现有研究当中，以对诗歌教育教学策略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如：陈志奇在《诗歌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谈到诗歌教育的功能，分别有诗歌教学对学生心灵发展的影响;诗歌教学对学生智能发展的影响;诗歌与审美教育;诗歌与传统文化等等。
与小学语文诗歌教育的研究相比，小学语文教科书诗歌内容的研究就显得单薄很多，这个领域有待深入研究。
二、诗歌文本选择的异同。
（一）诗歌在整册教科书中所占比重的比较
1.人教版。人教版四年级整册语文教科书（包括上、下册）中，包含16个单元，一共有80课（包括必读、略读、选读课文），其中6课涉及诗歌内容，占整册教科书的7.5%。
2.加州版。加州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包括6个单元，每个单元包含5个主题，每个主题包含3课，一共有90课，其中7课涉及诗歌内容，占整册教科书的7.8%。
由此可见，诗歌内容在人教版和加州版语文教材中所占比重相当，不存在较大差异。
（二）诗歌诗体的比较
诗体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为了使比较更加直观，本文使用古诗词和现代诗这两个诗体分类。
1.人教版。经整理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两册教科书得出，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古诗词占诗歌部分中的66.7%，现代诗占诗歌部分中的33.3%。由此看出，古诗词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诗歌部分所占比重较大。
2.加州版。经整理加州版语文教科书，得出加州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诗歌部分以现代诗为主。在诗歌中还引用外国作品。
综上所述，人教版与加州版对比，存在以下差异：
（1）诗体所占比重的差异。人教版中诗歌部分以古诗词为主，加州版中诗歌部分以现代诗为主。这主要是由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造成的。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五千年历史，在历史长河中，诗歌文化一直源远流长。而美国是一个新起的国家，历史较短，所以诗歌文化从近现代诗歌开始。
（2）外国文化的差异。从表格整理中可以看出，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所选取的诗歌文本均出自本国，相比之下，美国加州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所选取的诗歌文本融入了外国文化。在语文教科书中融入外国文化，有利于丰富教科书的知识，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多元文化视角。这方面人教版教材有所欠缺。
（三）内容主题的比较
本文借鉴于佳美在《美国小学母语阅读教科书结构编排及选材特色研究――以麦克劳・希尔版 Treasures 为例》中以人为出发点，将“自然”与“社会”这两大类目做为研究支点，整理出以下表格以此研究人教版与加州版内容主题之间的差异。具体分类如下：
第一类：自然。（1）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生物、非生物。（2）人与自然：探索自然、环境保护、救助动（植物）、景物。
第二类：社会，包括个人、亲情、友情、人与宠物、社会角色、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异域文化、特殊人群、传统文化及寓言道理、历史及政治事件、城市。
1.人教版
把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有关诗歌主题按上表维度整理如下：
通过统计可得出，在四年级两册语文教科书有关诗歌的课文中，关于自然主题的占66.7%，自然主题下全部都是关于人与自然类型的。社会主题的占33.3%，包括有友情、城市和特殊人群。
2.加州版
单元主题题目内容
1.让我们来探险适应生存五行诗自然――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
2.表示态度聪明的主义发亮的灯泡与
闪亮的伯特尔社会――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
3.与众不同鲁莽三行日本诗自然――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
4.观点鲸五行打油诗自然――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
5.关系到图书馆去我喜欢字的样子社会――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
6.发现飞机勇敢的新高地社会――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
通过统计可以得出，加州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有关诗歌的内容中，关于自然主题和社会主题的内容各占50%。其中自然主题中以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为主，社会主题中一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为主。
三、对我国诗歌教育文本选择的启示
（一）诗歌形式多样化。人教版中的诗歌以古诗为主，可以适当增加其他类型的诗歌，如儿歌、现代诗等，让学生学习到更加全面的诗歌知识。
（二）引入优秀外国文化。人教版中的诗歌主要以我国优秀的诗歌为主，应适量增加外国作品比重，让学生在品味中华文化的同时，也能欣赏到外国优秀作品，拓宽学生视野，形成学习知识多样化。
（三）诗歌主题多样化。人教版中的诗歌主题范围比较小，主要以人与自然为主，应该适量增加其他主题，例如科技创新，自然知识等，以此丰富学生知识体系，让学生的发展更加全面。
参考文献：
??关键词：意象物象意境境界象外之象个性化
??诗歌是中国文学的大宗，在诸种文学样式中，以诗歌的地位为最尊显。诗人为全社会所关注。一首好诗问世，往往会不胫而走，万口争传，洛阳纸贵。因此，诗歌创作成了所有有修养的人们趋之若骛的竞技场，争先恐后的驰骋才华，一求一显身手。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的奥秘历来为人所乐道。而诗的艺术真谛往往在可谈与不可谈之间，有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妙处。这也是诗评诗话，千言万语，而未足穷其情，诗学美学，层出不穷，终难尽其意。诗歌有此妙处，在中国又有如此带的创作群体，自古至今历久不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哪里？这就应探索诗歌背后的艺术色彩。如何去探索诗歌背后的艺术色彩呢？这就得从诗歌语言上如手，从诗歌语言中找寻意象，去体无它给读者带来的某种境界或意境，从而在一种或几种意的基础上形成心灵的空灵世界。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各种文学体裁都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小说、戏曲还有故事和人物，但诗歌（抒情诗）甚至连故事和人物也没有，它唯一给读者的就是语言。词语是构建诗句的材料，也是诗歌意象的物质外壳，由对诗歌语言的进一步深入，去把握诗歌的意象，从意象上读到诗人心情的流泻，感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⑴的奥秘，体悟意象之后的意境，去触摸诗歌艺术深处的灵魂。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讲境界的确比讲气质、讲神韵更能揭示中国诗歌艺术的精髓，也更易于把握。但是，讲诗歌艺术只到境界，显得太过笼统。能不能在深入一步，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找出一种更基本的艺术范畴，通过对这个范畴的分析揭示中国诗歌的某些艺术规律呢？我想，意象是入诗境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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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象，入诗境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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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多半是短小的抒情诗，一首诗里词语的数量并不多，蕴涵的意象却相当丰富，因而诗的感情容量大，启示性强。统观中国诗歌，自然界的意象占据这显著地位，而且其意蕴不断丰富。这是中国诗歌艺术的一个奥妙。
??大自然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歌意象的源泉，历代的诗人们总是努力地从中寻觅属于自己的新鲜活波的意象，来构织他们的诗句，构织他们的理想或苦闷得以发泄的沟渠。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一定意义上是自然景物不断意象化的过程。唐代三百年，自然景物意象化的过程十分迅速，同时诗歌创作也达到了高峰。意象还有一个比喻化、象征化的过程，比喻化和象征化使意象的蕴涵更丰富。
关键词:诗歌鉴赏 诗歌解构 含蓄美
诗歌，是文学艺术的巅峰。中国古代诗歌，更是中国传统文学长廊里面的一株光彩夺目的奇葩。中国古代诗歌，无论就其篇章结构来说，还是究其语言艺术而言，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有着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虽然中国古代诗歌风格不一而足，但是从其构思与语言角度考量，含蓄美都是中国古代诗歌所共同追求的艺术境界。
“含蓄”是诗歌语言的一个基本要求，没有了结构和语言上的含蓄性，诗歌便失去了其特有的韵味，明白如话不是诗，尽收眼底的也肯定不是佳作。真正好的诗歌，应如雾霭笼罩的美景，美就美再若隐若现，欲语还休之间。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这正讲出了诗歌含蓄的妙处。
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艺术和社会原因。中国古代诗歌流派众多，风格也不一而足,或沉郁顿挫，或一泻千里；或纤浓细腻，或冲淡典雅；或朴实自然，或妍丽华美。然而，无论是何种诗歌，都格外注重“含蓄”二字。因为只有含蓄，才不至于使诗歌味同嚼蜡，中国古代诗歌格外讲究诗歌的“味道”，自然对诗歌的含蓄性要求极严。事实上，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佳作，大抵都是含蓄之作。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除了艺术上的考虑与追求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决定了中国文人的含蓄气质，此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文化专制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文人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诗歌的含蓄性特点在中国的古代诗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意境的诗，都是有“韵味”的诗。一首诗要有隽永的诗味，就不能只有表象的简单含意，而是要有“韵外之致”，这就是说诗歌一定要含蓄，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例如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并没有很具体的形象，但因在其中表现了“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无穷时空感，透露出“壮志难酬”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深沉复杂心情，它的韵外之致就非常丰富，令人味之无穷。至于李商隐以《锦瑟》为代表的“无题诗”，如他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更是通过既鲜明又朦胧的意象，曲折地表现了一种深层错综的情思，可算是韵外之致的典型之作了。唐代诗人中另一位诗风以含蓄见长的诗人是杜甫。杜甫诗歌极讲究用字谨严，惜墨如金，含蓄深沉，意在纸外。然而，虽然同为含蓄诗作的代表，杜甫的诗却与李商隐的诗有很大的区别。李诗重在“朦胧”，而杜诗重在“沉郁”。杜甫是一位民族责任感极重的文人，唐朝由盛转衰的点点历史变革，无一不成为他深沉而悲痛的吟咏的对象。他的“三吏”、“三别”、《兵车行》、《北征》、《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无不激荡着忧民忧国的深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千古传诵的名句是壮甫对野有饿殍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抗议。可见杜诗的沉郁顿挫，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生活之中的。而对人民苦难的无限同情，对统治阶级的愤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就成为杜诗沉郁风格的主要内涵。所以，含蓄深沉不仅是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它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中所集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情调、风采、氛围和韵味。
含蓄在古人的词作中也得到了集中地展现。如这首李煜的《望江南》：“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此词写江南秋色，游子秋思，境界寥廓，意味深长。而最妙的地方正在与作者没有直抒胸臆，直接写故国之思，而是通过对南国一片芦花，一叶孤舟，一缕笛声这些看似平常的事物的描述，淡淡勾勒出自己满怀无着处的愁绪。愁苦之情不直接说出，反而更显出了愁之深，情之切。含蓄的手法，在这里取到了曲径通幽的艺术效果。再读他的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此写李煜离情别绪，与词牌《相见欢》成一鲜明对照，从而更加衬托出词人无言之痛：深感方寸已乱，隐忧益深，却无法为他人所理解。其格调哀怨凄婉、清新隽永，令人回味无穷。在豪放派的词作中，也大量使用了含蓄的手法。这并不矛盾：“豪放”是指其意象博大，视野开阔；而其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则可通过运用含蓄的写法使感情抒发的更加深沉饱满。如这首辛弃疾的《水龙吟》“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衣翠袖，云英雄泪。”其中英雄末路时的凄凉，壮志难酬的抑郁虽没有直接说出，却已溢于纸外。再如这首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作者对腐败朝廷的控诉都转化成了对历史的反思，采用这种含蓄的写法虽然是一定程度上是迫于无奈，却也收到了一种更加悲切深沉的艺术效果。
含蓄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加了中国古代诗词的艺术感染力，使得诗词言简意远，余味无穷。我们在鉴赏中国古代诗歌时，一定要注意诗歌含蓄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体味到诗歌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从而更好的理解与欣赏古代诗词，是中国古代诗歌这棵奇葩在我们的心灵原野上绽放出更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1]冯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北京作者出版社1957年版
关键词：诗歌翻译 文化因素
一、引言
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处理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诗歌的翻译规律和翻译用词，提高诗歌翻译的准确性。在处理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的问题时，可以根据影响诗歌翻译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然后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和发展方案，提高诗歌翻译的精准性，从而完美地呈现诗歌的原有意境。在提高诗歌翻译精准性的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也间接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扬，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诗歌翻译中的注意事项
（一）诗歌题目的翻译
对于诗歌翻译来说，最先要进行翻译的就是诗歌的题目。诗歌的题目往往起到总领全文、或者是突出背景、抑或是突出意象的作用，这些都是对作者思想感情的表达。因为诗歌的题目往往对整首诗歌的布局有一个总的指引，通过分析题目就可以了解到一些诗歌包含的具体信息。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诗歌题目的翻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枫桥夜泊》这首诗，它的题目就揭示出了这首诗的写作地点、时间以及环境，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要侧重于这个主题和背景。翻译家许渊冲就将这首诗的题目《枫桥夜泊》翻译为Mooring by Maple Bridge at Nigh，这样虽然和诗句本身的文化意境还有较大差距，但是已经可以直接反映出《枫桥夜泊》这首诗的题目表达的直接意思，使人可以理解到这首诗的基本意境。
（二）诗歌专有名词的翻译
部分诗歌的内容中会出现一些专有名词，这些名词的翻译就会带有一定的文化意识。因为在一个文化区域内，都会有一些专属的名词来表达固定的意思，这些往往是诗歌翻译的难点。例如李白《望庐山瀑布》中“不识庐山真面目”里面的“庐山”的翻译，又如林升《题临安邸》中“直把杭州作汴州”里“杭州”和“汴州”等专属的地理名词的翻译。翻译过程中该如何处理专属名词，这是翻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些专属名词往往带有浓厚的区域文化色彩，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在这些具体的事物和景象融入了一定的感情，或者是说采用了借助抒情的手法。因此在对诗歌进行翻译的时候，要深刻的理解这些具体的专属名词的含义，选择最恰当的语言进行表达。
（三）诗歌中人称的翻译
诗歌翻译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称的翻译。汉语诗歌表达往往可以省略人称；而翻译的时候，需要对这些人称代词进行还原处理，这样就容易导致诗歌的基本意思发生变化。例如，在对《枫桥夜泊》这首诗进行人称代词翻译还原的时候，翻译者一般都会翻译成人称代词“我”；但是实际上，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作者还是另有他人，不得而知。因此翻译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进行翻译。这样一来，诗歌的内涵意义以及人称代词的翻译往往就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翻译版本，这就对诗歌的原有意境理解造成一定影响，同时也不利于非汉语专业的人进行相关阅读。因此，在对诗歌的人称代词进行翻译的时候，要侧重对诗歌基本内容的理解，才能更好地、准确地翻译诗歌的人称代词，表达诗歌的意境。
三、诗歌翻译中的文化影响因素
（一）文化思维方式不同对诗歌翻译的影响
翻译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语言文化出现差异，从而造成了各个地区语言文化的差别。在翻译的时候，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文化方面的区别。因为文化的差异导致了诗歌的创作者对诗歌的创造内容以及表达的意思的差别，这样就会呈现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例如，对于同一种意象“雨”，诗人的思维情绪不同，就会对其有不同的理解。翻译者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其对诗歌中意象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例如杜甫在《春夜喜雨》中看到的是“喜雨”，心情十分愉悦的，在进行翻译的时候，翻译者就不仅要翻译出“雨”这个现象，还要要翻译出诗人的喜雨之情。所以很多人将其翻译成“快乐的雨”即“Happy rain”。这样的直接翻译并没有将诗歌的具体思想内涵翻译出来。可以看出，文化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了诗歌翻译的最终效果不同。
（二）地区传统文化不同对诗歌翻译的影响
诗歌的翻译还与地区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对诗歌的翻译造成了影响。例如，李白的诗歌通常采用一些浪漫和夸张的写作手法，这使得原来的一些事情变得不符合科学现实。例如《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些诗句，都带有一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果对这些基本的地域文化不了解，那么在对这些诗句进行翻译的时候，采用直接翻译的方式，就会造成一些歧义，使阅读者出现疑惑：什么样的瀑布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什么样的银河可以流落九天之外。这样的夸张手法如果直接翻译就会给人造成一定的困惑。但是如果对地区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就能理解这样的翻译。由此可以看出，地区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效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三）译者个人文化背景的影响
除了以上的社会文化背景之外，翻译者个人的文化背景以及文化素质也会对翻译的效果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于诗歌翻译者来说，更加需要具备丰富的文化常识。因为诗歌的是没有界限的，任何内容都有可能成为诗歌的歌颂对象，如果翻译者不了解诗歌中所提到的内容和描述意象，就会造成翻译的不准确甚至误解。此之，如果翻译者不仅对中国文化不了解，对国外的文化也不了解，那么其诗歌翻译不仅仅失去了原有诗歌的文化魅力，同时也浪费了翻译的价值，因为其他人也不能理解该诗歌的翻译内容。由此可见，翻译者个人的文化素质与翻译水平的高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缺乏文化背景常识的翻译者，是不能将博大精深的汉语文化进行科学翻译的。因此，翻译者个人的文化素质对于汉语诗歌的翻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四、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策略
（一）加深对文化思维方式的了解和学习
为了更好地进行诗歌翻译，翻译者就必须要了解不同文化人群的思维方式，通过对其思维方式以及语言习惯的了解，来提高翻译的实用性。如对一些中英语言表达习惯的了解，或者是行为方式的了解等等，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对诗歌进行精准翻译。比如，在汉语诗歌中习惯将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到一起，来进行语言表达，将作者的情感寄托于其中，同时向外界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这就是汉语表达的思维方式；而对于英语来说，在进行情感表达的时候，更加侧重于直接表达。二者在思维方式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诗歌翻译中，一个细节的翻译差异都有可能导致翻译内容和情感的偏差，因此，要想更好地进行翻译，体现出汉语诗歌的原汁原味，就需要加深对文化思维方式的了解和学习，综合语言之间的表达和思维差异，对诗歌的翻译做出最接近原意的翻译，为阅读者提供更高品质的翻译文章。
（二）学习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
诗歌是一个民族的语言精华，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缩影，只有对诗歌进行了细致的了解，才可以更好地去体验民族文化。因为诗歌的创作背景往往是作者的家乡或者是一些作者比较熟悉的生活区域，作者在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往往就会借助当地的一些文化背景或者是景物特征来进行描述。可以对诗人的文化背景的了解，可以帮助理解诗歌中具体意象的表达意思。此外，在进行诗歌翻译的时候，不仅仅要对诗人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解，还要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分析，包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发展以及文化源流等等，并对其有科学的把握，这样才可以欣赏和翻译该民族的诗歌。因此，在进行诗歌翻译的时候，学习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处理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的重要对策。
（三）提高译者的专业素养
翻译者是进行诗歌翻译的直接负责人。翻译者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文化常识的缺乏，不利于诗歌翻译准确性的提高。一个不懂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来对中国的汉语诗歌进行翻译，不仅不会科学地翻译诗歌的基本内容，而且还会在诗歌的基本翻译过程中就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诗歌的翻译者不仅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也熟悉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这样一来在进行诗歌翻译的时候，就会简单高效的多。因此，对于诗歌的科学翻译来说，提高译者的专业素养是非常重要的。
五、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在进行诗歌翻译的时候往往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不熟悉诗歌创作的文化背景的翻译者而言，往往不能进行最准确地翻译，这样就使得诗歌文化失去了宣传的有利途径。因此，本文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且根据这些文化影响因素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处理对策，希望可以推进诗歌翻译的发展，促进汉语文化的广泛传播。
参考文献：
[1] 辜正坤.中国诗歌翻译概论与理论研究新领域[J] .中国翻译， 2014（4）： 34 -38.
[2] 穆诗雄.诗歌鉴赏的差异性与诗歌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2）： 33 -36.
[3] 易经.诗歌翻译活动的本质[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5）： 49 -52.
关键词：多多 成长 诗歌书写 诗艺成熟
多多1951年8月28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共和国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多多有着梦幻般的美好童年，并在父母的熏陶下很早就对绘画和中外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4年多多考入北京第三中学，然而当他像所有的花季少年一样对未来怀着美好憧憬的时候，一场浩劫扼住了他瑰丽梦想的咽喉，中断了他的求学之路，从此改写了他的命运——这就是1966年夏天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披着“革命”外衣而实质上却是摧残人性、破坏文明、践踏民主、毁灭文化的大破坏运动像一场可怕的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使整个共和国沉入了最可怕的黑暗之中，政治的极权主义要求全国人民步调一致、声音一致、思想一致，所有的“个人性”、“主体性”都遭到打击，全国民众在对领袖的顶礼膜拜中表现出极端的近乎疯狂的行为暴动和思想暴力，在这种集权政治的影响下，文艺成为其传声筒，“假”、“大”、“空”成为当时文艺最突出的表现。
对于“不识愁滋味”的多多那一代的青少年来说，“革命”恰好给他们内心潜伏的不安分和叛逆精神提供了一次表演的机会，于是在某些领导人的阴谋设计和蓄意煽动之下，全国掀起了以学生为主力的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作为追随毛主席的狂热信徒的多多当然也对“红卫兵”运动有着无可抑制的热情和冲动，但是因为他的父母曾在四十年代留学海外而遭到批斗改造[1]，当年绰号叫做“毛头”的多多只能成为运动边缘上的“红卫兵”，这使得他在切身经验之外多了一些旁观者的冷静思考。1968年“红卫兵”运动迅速落潮，强烈感受到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失落感和欺骗感的多多埋头阅读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国古典文学和翻译的外国文学比如拜伦、雪莱、普希金等名家的作品，并和同龄伙伴一起模仿毛泽东诗词写了一些古诗词，但在写了三十七首后因为感觉到“这东西不行了”[2]而完全放弃。除此之外，多多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写诗。
1969年，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下，多多和同班同学兼好友芒克、根子（岳重）乘坐同一辆马车共赴河北白洋淀插队，他们没有料到白洋淀会是一个诗歌的摇篮。在物质贫乏的白洋淀，多多和同伴却一起度过了“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如饥似渴地传阅了知青当中秘密交流的一大堆黄皮书，包括《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还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等等，读书活动由古典文学领域深入到现代文学领域进而深入到哲学领域。甘铁生在回忆性随笔《春季白洋淀》中也追忆了当时的“地下阅读”：在1970年前后，“我们这些朋友，突然将‘文革’前十七年出的所有的有点价值的书都翻找出来了。古今中外，传统的和现代的，从古希腊神话到资产阶级现代文艺理论丛书，哲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凡是有些价值的书籍，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都不知从哪个渠道在我们之中流传开来。”[3]这种“地下阅读”极大地开阔了知青们的眼界和思维，像黑夜中的惊雷急电一般振聋发聩，它对日后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通过日后的诗歌创作逐步显示出来。
白洋淀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它聚集了北京中学生当中的一批思想敏锐分子，除了“地下阅读”，他们还经常在一起以聊天、聚会等形式交流思想、分享学习体会、切磋学问，另外因为白洋淀相对于北京更近的地理位置，外地的知青也经常到白洋淀来，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交流。他们关心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音乐、绘画等，由于不同的领域之间经常相互启迪和借鉴，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境界更高了。当时白洋淀知青中已经有很多人在写诗，他们经常就学习体会、书籍、诗稿进行交流，就诗歌理论、诗歌形式、写作技巧进行切磋。渐渐地，芒克、根子等更多的知青加入到诗歌创作的大潮中来，于是在那个禁锢的时代里，“地下诗歌”像坚冰下淙淙的溪流，缓缓地注入了那一代年轻人干涸的心田。
多多是在根子和波德莱尔诗歌的双重刺激下开始诗歌创作的。1972年当多多读到根子的诗歌《三月与末日》时，他“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我”，感到“这不是诗”、“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之后多多和根子一同加入徐浩渊主持的文化沙龙，多多受到根子的深刻影响。根子的诗被介绍到沙龙 中，根子也赢得“诗霸”的美誉，这无疑刺激了多多创作诗歌的欲望，他曾坦言“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4]。同时在阅读中波德莱尔的诗歌也打动了多多，让他感到“诗歌可以这样写”，在梁晓明对多多的采访中，多多说他“真正的诗歌写作，可以说是受到了波德莱尔的影响”[5]。至此，多年来阅读的积累以及对生活的体悟、对诗歌的思考已经暗暗为多多诗歌的诞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就像地底奔涌的岩浆，一旦找到哪怕针眼大的出口便会一触即发。1972年6月19日在送别友人回家的路上，多多看着夜晚北京街头的窗户突然灵感一现，写下了他平生的第一个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他开始动笔，于1972年底拿出了第一个诗集并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誉。多多写诗非常刻苦，他把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外国近现代诗人的诗抄录在一个大本上，每年将自己的诗做成一个手抄诗集，并和芒克开始了被文学史上传为佳话的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两人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到1974年底，两人硕果累累，已如期交换了三本诗集，由此确立了“白洋淀诗群”中“诗人”的地位。就这样，多多“以一只被阉割的苍狼的身份开始自己的创作旅程”[6]，从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天一直写到今天，把诗歌作为他一生中最神圣的事业坚持了下来。
多多在访谈中谈到“（文化大革命）改变你终身的不可磨灭的痕迹，而且是强烈的理想主义”，“文化大革命是充满了政治语汇的一个时代，所以那个时候政治就是生活，就是生存，全部是政治化”，“那个时代给予我的就是政治，没有别的”。多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诗歌创作的，那一场黑色的风暴残忍地袭击了他的青春与理想，因此在他早期诗歌里不可避免地带有了那一特殊年代留下的印迹，他竭力挣脱坚硬的革命话语对汉语写作所构成的坚固囚笼，努力寻找各种可能的精神通道，深入文革社会与知青隐秘内心，以反叛和疏离的独特话语揭开了文革话语的红色伤疤，写出了大量反映自我青春苏醒和政治觉醒的可作为强烈历史见证的诗作，典型的如《回忆与思考》（4首）、《蜜周》、《万象》、《能够》、《致太阳》、《手艺》、《玛格丽和我的旅行》、《教诲》、《鳄鱼市场》等等，这类诗歌的锋芒虽然在多多中期尤其是流亡海外后的诗作中有所敛化，但不容忽视的是它一直作为文革的后遗症存在并影响着多多中后期的诗歌创作。然而不可简单地揪住这种印迹把多多流亡之前的诗歌看成是反映时代之作，因为这些印迹只是外在的历史表象，多多始终是面对着个体心灵的具体处境去写作的。在凌越对多多的访谈中多多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流亡时间应当是从1972年——我真正开始写作。”[7]这一“流亡”指的是被现实生活残酷羁押的诗人以诗歌的形式逃避文革的政治话语，在精神放逐中渴望通过诗思的方式实现自我灵魂的拯救。“现实”和历史只是诗歌的背景，心灵才是主题，背景终会随着时光流逝和记忆远去而褪色，而直指人性的、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书写却让诗歌具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纯度”，这也是三十多年后重读多多早期诗歌依然感觉震撼人心的原因之一。
中国 转贴于中国
中国80年代中期以后，多多的诗歌相比早期愤世嫉俗式的犀利、冷峻渐渐地多了一些心平气和的琐碎与温厚，如《北方的土地》、《居民》、《冬日》、《我读着》、《一刻》、《在墓地》、《依旧是》、《五亩地》、《小麦的光芒》、《四合院》等等，他以明晰的洞察力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性，从繁芜的日常语言中提炼出精湛的诗歌语言，去审视个体生命，思考个体生命的出生、死亡、痛苦、暴力、恐惧、孤独、焦虑、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冷漠等深层意味，从而展示人类的生存困境。1989年多多被迫流亡海外之后，他的诗歌风格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但由于个体心灵处境的背景变成了异国他乡，多多的诗歌里便多了一些怀乡的意味，如《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在英格兰》等是直接抒写乡愁的。或者是把乡愁隐藏在怀旧情绪之中，以对故人、故事的追忆和怀旧把游子四处漂泊的孤独和悲愁娓娓道出，如《在一起》、《常常》、《在墓地》、《五亩地》、《四合院》等等，而“站在麦田里整理西装”的沉痛的望乡者可以算做是多多去国之后最传神的自画像。
正如多多在早期的诗歌《手艺》里宣称的，诗歌写作是一种艰难并且孤独的手艺，多多三十多年来致力于诗歌写作的思考与探索，因此他的诗作显示出独特高超的诗歌技艺。他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从李白、杜甫等的古典诗词以及《随园诗话》、《人间词话》等论著中得到启发，他喜欢辛弃疾的豪气，从姜夔那里学到意象的运用，又从相声、山东快书、快板等民俗、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注意发掘汉语的各种潜在功能，用音乐来结构诗歌。另一方面他又学习茨维塔耶娃、波德莱尔、曼德尔斯塔姆、普拉斯等人的诗歌技巧，以精警、犀利的语言结合奇异、独特的意象，融机智的反讽、象征、荒诞、悖论等各种手法于诗中，使诗歌有着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多多的诗歌融合了中西两种语言传统，更大地扩充了诗句的表现空间，使诗歌获得了本身应有的高度。
多多的诗歌《小麦的光芒》里有“孤独的骑马人”这一独特意象，这仿佛就是多多作为诗人的真实写照：“孤独”意指多多不被模仿的难度和高度，“骑马人”意指多多艰辛的诗艺跋涉，从写下第一行诗的那天开始，多多在诗歌之马的承载与引领之下或纵野狂奔，或缓步徐行。那么多多用诗歌的语言把人的心灵层层剥开，让人性真诚地站在每一个读者的对立面，是为了寻找什么呢？就为了寻找一个能让人获得安宁和圆融的精神家园。真正的写作永远是孤独的。寻找注定了孤傲的多多将永远以一个“孤独的骑马人”的身份“在路上”，一路辛勤，一路收获。
注释：
[1]chee-lay tan,constructing a system of irregularities:the poetry of bei dao，yang lian and duoduo，phd dissert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2007.
[2][7]多多，凌越：《我的大学就是田野——多多访谈录》，载于《多多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第267页。
[3]甘铁生：《春季白洋淀》，诗探索，1994年，第4期，第148-153页。
[4]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5]多多，梁晓明：《多多访谈》，网络资源出自“中国艺术批评”(zgyspp.com)。
[6]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诗探索，1994年，第4期，第119-145页。
参考文献：
[1]多多.多多诗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2]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3]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m].
网 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
1898年,失败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到日本。不久,他在日本横滨先后创刊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近代报刊,这是梁启超在不能直接参与维新运动的情况之下,以“文学救国”为目的创刊了一系列的近代报刊杂志。这样,梁启超卷土重来在第二线上投靠文界继续开展爱国启蒙运动。正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所言的那样:“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毋庸置疑,梁启超选择了文学的道路,以笔舌做武器,从“灌输常识”入手,达到“开通民智”的目的。[1](P182)梁启超创刊的这些报刊不仅对近代中国文坛有影响,在近代韩国文坛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梁启超创刊的近代报刊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基地。其中,在诗歌理论方面,具体来说,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实践是通过在《清议报》上特设的《诗界潮音集》《诗文辞随路》专栏和在《新民丛报》上的“热门专栏”《棒喝集》等专题栏目中发表。梁氏在上述的栏目中介绍国外新诗、登载国内人士的“新诗”及其观点。后来,他整理这些与“诗界革命”有关的论说及其习作并收录在《饮冰室诗话》中,笃而论之,梁氏的《饮冰室诗话》就是在《新民丛报》第4号至第95号上连载过的与“诗话”有关的汇编集。随后,1905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饮冰室文集》之后,中外广为流传。其中《饮冰室文集》传入韩国之后,受到了韩国读者的追捧。究其原因,在近代时期韩国的先进西方思想主要是通过日文、中文转入,而当时韩国文人的第一外语是“中文”,是具有一定的汉文修养的文人,因此,阅读梁启超的文章没有语言上的障碍。梁启超的诗歌主题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同情人民疾苦,揭露清政府剥削和屠杀人民的罪行。[1](P186)此外,最为主要的是强调自主独立、赞扬英雄、宣扬爱国志士业绩、尚武精神等爱国思想与强调教育、重视文明开化、宣传新民思想等启蒙思想。可见,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是韩国近代爱国志士传播恢复国权和自主独立思想的最佳著作。这间接地说明梁启超的“诗话”对整个近代韩国诗界的影响。其中,韩国文人申采浩是积极接受梁氏“诗界革命论”的志士之一,而其思想影响具体表现在《天喜堂诗话》的诗论中。下面,我们仔细比较一下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与申采浩的《天喜堂诗话》。
二、中韩两国发动诗界革命
众所皆知,梁启超诗歌作品的成就没有小说那么高。梁启超自己也承认并说道:“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阻以来,始强学耳。”[2](P52)在《饮冰室诗话》中,他更加明确地表示作诗的难度:“甚至艰辛,往往为近体律绝一二章,与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虽然作诗非常“艰辛”,但是不得不作诗。因为梁启超认为“诗歌的一句能顶数千字的论说文”,这种观点是从“诗歌效用论”出发,承认了诗歌这一体裁对读者的影响力和说服力。虽然作诗很难,但是梁启超非常喜爱读诗歌,他在《饮冰室诗话》第一则中说道:“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读之,以印于脑。”其中“芳馨悱恻,辄讽诵读之,以印于脑”更加具体地阐述了诗歌对读者的作用。这样,梁启超渐渐地把诗歌这一体裁也视为革命的“工具”,并提出“诗界革命论”。具体而言,梁启超在1899年12月25日赴美途中写的《夏威夷游记》一文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论”的口号。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说:“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梁启超毅然决然地批判当时中国诗坛作诗长期一味模仿古诗的“复古”现象。下面,我们摘取《夏威夷游记》中重要的有关部分:“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盖,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在这里,梁启超简单地描述了未来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也显露革新诗歌的雄心。他认为中国的诗界需要像“哥伦布”(意大利的航海家)、“玛赛郎”(葡萄牙的探险家)那样的开拓者。为了创作符合实际和有益于广大民众的诗歌,梁氏认为在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上不得不要革新。中国诗歌开辟新的发展方向,需要“诗界革命”。在近代韩国诗坛方面,申采浩受到梁启超“诗界革命论”的影响发动了“东国诗界革命论”。而申氏的主要观点在著名的《天喜堂诗话》一文中有所体现。申采浩的《天喜堂诗话》是1909年11月9日至1909年12月4日在《大韩每日申报》上连载的富有近代意义的诗论。申采浩1905年在《皇城新闻》做评论员,1906年又在《大韩每日申报》做主笔,此时,申氏在自己工作的报刊上主动介绍了梁启超的诗歌。因此,申采浩做主笔的《大韩每日申报》成为介绍梁启超文章的“基地”。《大韩每日申报》不是单纯地登载梁启超的诗作,而是往往加上评语、评论。我们不妨引用一下其中对梁启超《书感寄友人》的评论文章:“试将研究泰西哲学家之文字其精思,岂无恍然见大觉之新识乎。”文中重点评论了梁启超诗作在注入“新思想”“新语句”等方面的贡献,以梁氏诗作为标榜,鼓励韩国诗人研究这些欧洲的先进思想。
三、梁启超与申采浩革新诗歌的原因及其纲领
我们在细致地对比分析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与申采浩的“东国诗界革命论”之前,先具体地了解一下梁启超与申采浩二人各自发动“诗界革命”的动因及其主要内容。梁启超将革新诗歌的主要动机概括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如前所述,梁启超在该文中说:“犹欧洲之地力已盖,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他认为中国诗坛的情况也是如此,应该从这些航海家、探险家身上学习追求精神,积极吸收新的“营养”,取国外诗歌的“长”来弥补自己诗歌的“短”。如若不然,梁氏断定中国的诗歌就“诗运殆将绝”了。这是梁启超所说的不得不革新诗歌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与梁启超的文学观有很大关系,梁启超深信文学对国民的“不可思议”之力,因此梁氏通过“诗界革命”引发中国的革命。那么,怎么让中国诗歌重生复活呢?梁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具体提出了革新诗歌的重要纲领:“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三长说”,即“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包括革新诗歌的内容、语言、形式等方面内容,为中国诗歌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具体的方向。而申采浩革新诗歌的语气比梁启超更加强硬,他批判了当时韩国诗坛的风气:“纵观近世我国流行的诗歌,大半是流荡,造成败坏风俗。”[3](P63)申采浩呼吁改良诗坛的风气,应该从革新诗歌入手,因为申氏认为诗歌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甚至诗歌的“文风”能左右一国的盛衰。申氏于1909年11月23日在《大韩每日申报》上发表的文章更加明确地强调了这一观点:“诗盛,国亦盛。诗衰,国亦衰。诗存,国亦存。诗亡,国亦亡。”因此,为了挽救国家命运,他提出了革新诗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些都是受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影响而产生的。由此可见,梁启超与申采浩从爱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倡导“诗歌效用论”。那么,梁启超的革新诗歌观对申采浩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梁启超“诗界革命论”与申采浩“东国诗界革命论”的基本纲领之中,主要有以下相对应的字句,见表1:根据表1所示,梁、申在主要观点上产生了很大的共鸣。二人的“诗歌革命论”使用的词句虽不同,但是其大部分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值得注意的是,仔细阅读申采浩的《天喜堂诗话》,还能找出其与梁启超不同的一面。申采浩基本的观点是排斥写汉诗和采用汉诗风格的,因此革新韩国近代诗歌就是在诗歌的内容、形式、语言方面必须得满足“东国文、东国语、东国音”(韩文)的要求。
四、革新诗歌的内容
1.接受西方先进的近代思想梁启超的“欧洲之意境”是从广义上来说的,涵盖了政治政策、哲学思想、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等,这种思想成为摆脱“旧社会”的思想武器,是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追求。这正是在大部分传统“旧诗”中很难体现的精神。在宋代、明代已经有人从其他文明古国(印度)引进这些“新意境”的传统,使之丰富了宋、明的诗歌“意象”,历史证明这确实有利于本国诗歌的发展。到了近代,过去的崇拜之国印度变落后了。由此,梁启超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欧洲,他在日本流亡时期已经间接地体验了欧洲社会、政治、哲学、科学、医学等的“发展史”。对此,梁启超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宋、明诗歌中所载的“印度思想”,到了近代替换为“欧洲之意境”了。那么,我们不禁会问:梁启超认为符合新诗要求或称赞过的诗人和诗作有哪些?在《饮冰室诗话》中,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被誉为“近代诗界三杰”。其中,梁启超提出了新诗中“模范诗”的例子———黄遵宪的《今别离》。通过对《今别离》的阅读,我们可以联想到火车、轮船、汽艇等近代科学观念下产生的新意象。黄遵宪重点描述了离别情绪,尤其是坐火车离开时忧郁的心情。该诗充满了用新意象表达的新意境。黄遵宪在诗中表现了“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正如梁启超所言:“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非常重视“新意境”,积极应用近代的科学概念并在诗歌中成功地输入。梁启超以此给文学家提供了作新诗时的参考“样本”。而这种把西方新事物和文明成果作为表现对象的“新意境”,别开生面,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4]申采浩虽然在“东国诗界革命论”中没有直接提到“新意境”的字句。但是,申氏非常肯定通过诗歌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欲想通过诗歌传播政治、科学、民主、独立等近代精神。申氏在《天喜堂诗话》中主张的与“新意境”有关的观点包括:“如果吾子成为诗界革命者,对《阿罗郎》《宁边卓台》等‘国歌界’改其顽陋,并输入新思想。如此,才能使妇女皆读吾子的诗、儿童也皆革新吾子的诗,从此不恋全国的感情和风俗。”在这里,申采浩认为如果想当诗界的革命者,必须改变当时诗坛上风靡一时的“顽陋”之风气,那么,怎么改变呢?申氏给出了简单明了的答案,就是在诗歌中载入“新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申采浩一再强调革新诗歌就等于革新国家,当然,从现在的文学观念来讲,虽然这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但是,也不能漠视它们之间某种内在的互动关系。这种比较极端的“诗歌效用论”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贯穿着申采浩的整个论点。申氏在1909年11月16日发表的“诗话”中更深化了这种观点,他断定所谓的“新意境”就是拯救国家的一种知识,认为“普及新思想等于普及国民知识”。这种知识慢慢积累之后,可以变成国家的实力。由此来看,梁、申二人都深信创作新诗可以推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因此梁、申二人不约而同地主张在诗中输入“新意境”,按照这一思路,虽然申采浩在《天喜堂诗话》中使用了“新思想”一词,但可以推知他所指的“新思想”就是政治、民主、科学等近代思想,正是梁启超所说的“欧洲之精神”。申采浩的“新思想”,实际上是梁启超的“新意境”。
2.体现尚武精神“新意境”除了体现西方近代精神之外,还要体现“尚武精神”。梁、申二人认为欲想启蒙民众,以至恢复国权和自主独立的话,宣传“尚武精神”是最好的方法之一。对此,梁启超从诗歌中衍生出革新“军歌”的想法,提倡创作别出心裁的“军歌”。他把诗歌和音乐结合起来,在“军歌”中赋予了具有革新意义的尚武精神,也肯定了其传播效果。梁启超还亲自创作了表现民族自豪、富有爱国热情的《爱国歌》等具有不落俗套风格的咏史、怀古之作和反映现实人物与事件的作品。申采浩的“东国诗界革命论”也提到尚武精神的重要性。申氏的《天喜堂诗话》创作于1909年,这正是“韩日合邦”的前一年,可想而知,当时已经沦落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的社会风气。在舆论界从事的申采浩,必须得呼吁近代韩国诗坛的诗人创作富有尚武精神的诗歌,其目的与梁氏毫无二致,都是让国民团结一致,积极爱国,对抗日本,摆脱殖民。申氏从韩国历史英雄的功烈出发,试图激励尚武精神。同时,申采浩介绍与英雄有关的诗歌。这些诗歌都是赞扬战绩、鼓励勇气的,甚至还有安慰战死名将的灵魂的。申采浩认为此类诗歌要广泛流传,所以鼓励民众多阅读:“昔者雩冈寄送《续选》一卷,开读此卷,记载本朝以来之帝王、将相、名儒、通达人士诗。其名既是‘续选’,则必有其前篇……其中,或载有愚温达、乙支文德诸公《出军歌》,又或载有《阳山歌》《会苏歌》等。”在这里,申采浩之所以介绍《续选》,是因为这些诗作的主题或题材与爱国、尚武精神是分不开的。申氏尤其认为歌颂英雄种种业绩能启发爱国之心,因此特别举出了韩国史上名将温达和乙支文德,他们二人分别是高丽第25代平原王、第26代婴阳王时期的名将,都有打败外敌的优异战绩。
五、革新诗歌的语言
1.使用“新语句”梁启超在革新诗歌的语言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梁启超革新诗歌的“三长”之中,第二个内容是关于“新语句”的。所谓“新语句”就是“欧洲的语句”及日本翻译的西方书籍中的新名词。梁启超主张积极引进这样的“新语句”。梁氏认为在使用“新语句”的诗歌中,郑西乡的诗歌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究其原因,梁启超认为郑西乡诗歌中“日本译西书之语句”(新名词)使用得非常自然,甚至认为“天衣无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仔细一看,这些新名词包括民主、政治、社会科学等思想,无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也推进了诗歌语言的革新,提高了国民的素质和教养水平。而申采浩的“东国诗界革命论”中也有对使用“新语句”的看法。申采浩认为在诗中输入“新语句”能起到启蒙民众的作用。他对当前“新诗”中使用新名词的问题有精辟的论述:“东国诗何为?盖出于‘东国语、东国文、东国音’。”[3](P63)申采浩所说的“东国”意味着韩国,因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韩国的新诗应该用“东国语、东国文、东国音”来写。更确切地来讲,在韩国的诗歌中,如果要真正地表露韩国人的思想感情,应该使用韩文来作诗。而且申采浩还纠正了当前误认为自己在创作“新诗”的诗人及其诗作,申氏认为即便使用了新名词,但仍习用中国的“七言绝句”“五言绝句”等作诗方式的话,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国”的诗歌,这种诗歌格律、音律是适合汉语的,而从韩文的语言特点上考虑,应该要打破作诗的形式和格律。不然就与“东国诗界革命”的宗旨相违背。再者,申采浩再三强调了使用韩文的重要性。实际上,使用韩文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读者群,读者群又应该跟启蒙的对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从民族主义角度去看,作诗应具备的前提条件是:第一,拥有广泛的读者群;第二,具有极快的传播速度。由此可见,申采浩主张以韩文创作新诗,以韩文来输入新意境和新语句是有一定道理的。
2.追求诗歌语言的通俗化———使用口语和俗语在革新诗歌语言方面,梁启超和申采浩二人在追求诗歌语言的通俗化问题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首先,梁启超对丘逢甲的诗进行了评价,提出了对语言通俗的问题的看法:“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皆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歌革命一钜子耶?”[2](P30)在这里,梁启超的基本论点是在诗歌中无妨使用“俗语”或“口语”等通俗语言,如果这些“通俗语言”使用得恰到好处,不仅能使诗歌本身具有“雅驯温厚”的魅力,也能让诗歌与民众走得更近,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另外,梁启超也将诗歌的通俗化运动推广到校歌的改良上,在校歌中提倡使用俗语和口语。我们不妨引用一段重要的部分:“今吾国之所谓唱歌,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以是教幼稚,其何能达唱歌之目的。谨广告海内诗人之欲改良是举者,请以他国小学唱歌为标本,然后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2](P77-78)这样,梁启超认为当时校歌的歌词难于课本,因此从校歌的效用来说是“无用武之地”的,往往出现“没有人读懂也没有人听懂”的情况,因此梁启超主张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改写。校歌应该使用最浅层次的语言来作词,直露地表达出其包含之意义。在申采浩革新诗歌语言的观点中,也能找到受到梁启超观点影响的痕迹。申采浩在1909年11月16日连载的《天喜堂诗话》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革新诗歌语言问题的见解:“诗歌是以陶融人的感情为目的,多宜用国语乎,以国语成句,使妇人、幼儿也一读皆晓之注意。乃普及国民知识有效力。近日闻各学校用歌,即太多杂用汉字……可云:亦是教育界的缺点。”由此可见,申采浩有意地排斥使用汉字,提倡使用“纯韩文”。
六、关于诗歌的风格
1.“古人之风格”与“国诗风格”关于诗歌风格问题,梁启超没有明白的论述,也没有具体而详细的说明,但是通过阅读《饮冰室诗话》对诗人及其诗歌的评价,我们可以间接地了解到梁氏对诗歌风格的具体看法。我们不妨引用一段梁启超评价黄遵宪的诗的文字:“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总结上述观点,梁启超对黄遵宪的诗歌是抱着肯定的态度进行评价的,那么,我们不禁会问道:梁启超具体肯定在什么地方呢?根据梁启超所言,黄遵宪的诗就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相对而言,黄遵宪的诗中之所以“新语句”比“新意境”较少,是因为黄遵宪重视诗歌风格。对此,梁启超提到了其中的关键:“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之下,梁启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新意境”。究其原因,是因为“诗界革命”在初期阶段曾经有过失败的教训,有些新诗“其语句(新名词———引者注)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1](P155),往往出现除了作者之外旁人看不懂的现象,如果没有注释的话,就完全不明其意。梁氏甚至认为这样的诗人,“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因此梁氏不愿意看到在诗坛上涌现“以堆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低质的新诗。梁氏盼望出现二者兼顾的新诗,就是重视“新意境加旧风格”的诗歌。显而易见,如果过多地使用新词语的话,自然会打破中国古典诗歌拥有的音律和格律,不能互相“调和”,也不能创造出一种诗的“气质”。那么,这种气质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所言:“理想的风格是读其诗,则宋人风格中之最高尚者。俊伟激越,芳馨悱恻,三复之不忍去也。”梁氏欣赏宋代诗人的风格,认为其诗的气概是“俊伟激越,芳馨悱恻”的,是当时文人值得参考的。申采浩也有针对诗歌风格展开的论述。他曾说过:韩国国诗最合适的形式是“东国语、东国文、东国音”,且申氏认为理想诗歌风格是“国诗”,即传统的国文诗歌。毋庸置疑,申采浩有意摆脱汉诗的束缚,保持国语的音律,认为最合适的就是“国诗国风”。申采浩对作为一种诗歌形式的国诗有精辟的论述,我们不妨引用一段:“帝国新闻曾悬国字韵,购赏‘国文七字诗’或‘七字诗’。此种新国诗体,曰:‘否也,不可也。’英国诗是自有英国诗的音节,俄国诗是自有俄国诗的音节,其他各国诗皆然……又或近日各学校,效仿日本音节,间有制作十一字歌者,此亦制作国文七字诗之类。”[3](P61-62)在这里,申采浩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申氏不能把“国文七字诗”视为“新诗”。究其原因,“国文七字诗”的源头是汉诗的“七言绝句”。对此,申采浩举了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英国诗是自有英国诗的音节,俄国诗是自有俄国诗的音节,其他各国诗皆然。如果甲国的诗以乙国的音节效,这属于是把鹤膝换成凫脚,把狗尾换成黄貂。”简言之,借用汉诗的格律,使用国文的诗是一种“畸形诗”。因此申采浩认为一国的语言有自身的表述规律,不能一味地模仿国外的诗歌风格。因此把“汉诗”和“国诗”分开来了。同样,借用“日本音节”作诗也不过是如此而已,也不能把它视为韩国的“新诗”。
2.积极吸收音乐因素———“歌体式”与乡歌梁启超、申采浩二人都非常关心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问题。音乐对社会、国民的效用是无可否认的。音乐与诗歌语言的通俗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反过来讲,诗歌若不能对国民产生强烈的影响,梁启超认为其原因是诗歌与音乐的分离。具体而言,梁启超认为如果音乐固有的“抒感”的方式与诗歌结合的话,对幼儿、妇女、文盲等(启蒙对象)的教育有很大的功效,这无疑对诗歌的发展也有好处,尤其是在思想传播速度、效率、功效等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可见,梁启超认为通过诗歌和音乐改造精神是最见效的,因此应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不要再犯过去“词章家”犯过的错误。这种观点在诗坛引起了共鸣,作新诗的作家纷纷写起了“诗歌与音乐”结合的诗,创作“歌体诗”一时成为社会的风气。而申采浩也对诗歌中的“音乐要素”十分重视,这与上述梁启超的观点极为相似。这些观点见于申氏在1909年12月2日连载的《天喜堂诗话》。下面,摘录一段具体的内容:“古贤儒长者皆好国诗和乡歌,多引活泼之典故,又在花鸟月夕、朋侪会集之际,往往以长吟短唱遗兴,可想其风流。此一道在近来百余年间,但只归荡子淫妓。如果上等社会调修士子,不能作国诗一句,不解吟乡歌一节,诗歌则愈取之一方,人士则愈绝愉快之道。”[3](P69)根据申采浩所言,韩民族能歌善舞,在韩国古代也都有咏唱国诗和乡歌的良好传统。但是到了近代这良好的吟诗传统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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