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材内容的改革
第一，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重整教学内容。我们选择从古希腊神话到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主要学习内容，把20世纪现代派文学作为学生阅读内容，并着手写好课堂教学随笔，记录每一讲的心得。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采用讲座式风格，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学状况简单介绍，凸显各个时期各个文学流派的最具代表性的名家名篇作品进行赏析，更受学生喜欢。第二，根据学生的心理需求，增加赏析内容。赏析的过程也是继承和批判的过程，很多典型形象与中国戏剧、小说、历史、现代人物有着许多的共性，具有现代性，完全可以进行比较。教改第二年起，我们大胆尝试了在每一讲中融入“中外文学比较”“作品的现代性”两个环节，对中西文学中可比性强的作品或是作品的主人公形象进行比较。比如维特与子君的形象、《悲惨世界》与《平凡的世界》、泼留希金与严监生“吝啬鬼”、安娜•卡列尼娜与蘩漪形象，把探索和挖掘作品的现实意义也纳入了教材内容，充分发挥了文学经典的无穷魅力。第三，根据学生审美需求，优选名家名篇，拓宽阅读范围。在每一讲的最后，我们摘录作品最精彩的片章供学生阅读欣赏，并增加“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简介”，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便捷地认知和了解世界的文学经典，在阅读中陶冶情操，提高审美情趣，拓宽知识面。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第一，多媒体授课法。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把多媒体技术引入课堂已经成为时尚。五年中，我们把所有的教学内容制作成PPT课件，每一张PPT力求简练、清晰、精美且突出重点，并根据每一讲教学重点、难点的需要，适时插入相关的动漫视频辅助教学，做到“图、文、声”并茂，生动地展示了作品内涵，在“视听”上给学生以美感冲击。比如：截取电影《哈姆雷特》中“生存还是死亡”的独白，表现人物“犹豫”的个性特点；截取电影《红与黑》相应片段，表现于连“自卑———自尊的反抗———胜利的满足———自卑”来复的心理过程，如此等等。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既加大了课堂的容量，节省了时间，也便于学生直观、便捷地感悟作品主旨，理解人物形象，赏析作品的张力，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还会根据需要不断更新修改课件，力争在每一张PPT中展示最鲜明的色彩、最简洁的文字、最恰当的知识点，传递最前沿的信息，吸引学生视觉，活跃学生的大脑，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第二，互动教学法。这种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师生”互动，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提出问题，学生灵活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二是“生生”互动，学生讲授某一作品，提出问题由学生来问答。目的在于启发学生积极思考，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心理素质，提高学生表达能力，展示个人的思想和才华。“师生”间的互动是常用的方法，关键在于灵活的掌控，做好学生主动应答、解释指定学生回答两方面的准备，确保此方法在规定时间段得到有效实施。“生生”间的互动需要教师做好课前准备工作，转变课堂的角色，变“主角”为“配角”，变“主演”为“导演”。鼓励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登台讲授，并且提出问题，进行课堂互动。比如，在学生选择授课作品篇目后，教师要指导学生课件的制作，并要求学生根据20分钟的授课时间，提前设计好授课内容、重点难点、个人感悟、互动的问题、应答技巧等等。这种互动方法对授课者是一个全面的考验，对听课者是一个学习他人的机会，其效果往往比老师教授更能引起学生的关注，从而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和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使课堂气氛更活跃，师生关系更融洽，呈现平等、人性、和谐之美。第三，情景教学法。根据后现代建构主义开放性和灵活性的科学课程理论，我们会根据教学需要，恰当地安排作品的故事情节，让学生模拟角色登台表演。采用的方法有即兴表演和命题表演。比如，《罗密欧和朱丽叶》中舞会后的花园月下的钟情表白；《简•爱》中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经典对话等等这些片段，都可以让学生提前编排成话剧，或是即兴模拟角色对话，展示作品的情节和语言的魅力，以实现教学目标。第四，翻转课堂法。所谓翻转课堂，简单地说就是课堂“内、外”颠倒，其关键点在于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相结合。它要求教师先创建本课视频，上传到一个平台，学生在家中或课外观看视频中教师的讲解，完成提出的问题（作业）。回到课堂上，通过合作学习，师生面对面交流、答疑，以巩固知识。把传统教学课中的活动，拿到课前让学生自己去完成，课堂要做的就是学生展示学习成果，讨论重点难点，完成学习目标。2014年是我们教改的第五年，课题组成员通过幕课系统学习了翻转课堂教学法，并着手实践。比如，我们把现实主义文学巴尔扎克的代表作《高老头》第一讲的教学内容进行翻转。第一步设计好10分钟的脚本，写好教案；第二步制作PPT课件，配音录制教学内容，提前二周上传教学平台；第三步学生课堂外自主学习，完成学习内容。通知学生按要求提前阅读教材或者原著，提前一周（或三天）完成作业提交到指点平台。带着书面作业用于课堂小组活动。第四步课堂内活动。包括检测———讨论———交流———质疑———总结———个人作品展示等。新颖的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自我的空间，有利于个性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教学目的改革
第一，在教学中注重德育的渗透和人格的塑造。外国文学课程的开发，不仅在于让学生了解外国的文化，学会鉴赏和批判，还要通过经典作品的学习，感悟其中的底蕴，陶冶情操，放飞灵魂，更重要的是把作品转化学生前进的坐标、成长的动力、抉择的方向。优秀的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外国文学的核心内涵就是人文精神。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都展示了对人性的关怀与探索，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宽阔的阅读空间和精神家园，对塑造大学生高尚的人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人格发展的需要，把人本与文本相结合，在赏析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弘扬真善美，批判假丑恶，渗透道德教育，使学生明辨是非，提高人生境界，赋予经典作品新的生命和价值，促进学生高尚人格的养成。以《出埃及记》中摩西为例，开掘其胸怀大志、勇于奉献的人文精神，塑造大学生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追求人生意义的高尚人格；以《简•爱》为例，开掘文学经典中忠贞不渝、自尊自爱的人文精神，塑造大学生理性的爱情态度、纯洁高尚的道德人格等等。第二，注重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即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旧的常规戒律。在赏析外国文学经典中，我们引导学生解放思想，敢于突破作品的结局和历史学家的见解，从不同角度对人物形象进行评述，为“旧”形象撰写“新”篇章，鼓励学生对作品进行改编。比如，为悲剧人物安排新的命运：为“安娜”写新结局，把“哈姆雷特”变为行动者，对作家巴尔扎克人生进行评论等等。这样的拓展命题，需要学生阅读大量的资料才可以写出独到的观点，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了学生写作水品。另外，在考试方法上也进行了调整。我们采用卷一客观题+卷二主观题+平日成绩（课堂表现+小组评价+作业质量+创新能力）相结合的模式，加大了平日考核力度，使学生更加重视的是学习过程，对学生的学习评价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二、结语
外国文学作品是外国语言的升华，是其语言发展过程的重要证明。加之文学又具有形象性特征，它是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总和。任何国家的发展和环境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文学作品的表现丰富多样，对培养学生的文学涵养意义重大。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现实的影子，了解和学习它，不仅能够陶冶情操，还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社会。对外语专业学生来说，通过自己感兴趣的外国文学，在正常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去了解和感受文学的魅力，通过不断的积累，达到提升文学涵养的目的。文学涵养的提升可以表现在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上，同时外语专业学生文学涵养的提升，又会反过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基础的关系。
二、外国文学作品中对“真、善、美”的追求
文学承载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元素，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涵和思想结晶。它从某种程度上传播着一个国家、社会和民族的文化，“真、善、美”是各类外国文学中提高文学内涵不变的追求。
(一)追求“真”
文学所追求的“真”，既有客观的“真”，指作家要多以现实生活为本，在客观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对客观环境和客观人物的境遇进行真实描述。同时也指内在的“真”，即指作品中的人物内心的绝对真实。无论是作品的主题，还是作品中有正面效益的主人公，都表现出作者对本真的追求。文学作品追求“真”，不去刻意掩盖黑暗或反派，不管其中所追求的是否为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只要与作品内在的逻辑相符合即可。
(二)追求“善”
无论是哪一部文学作品，都存在对“善”的描写和歌颂。在一些作品中即使写入“恶”，也是以“恶”来反衬“善”。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副教主，作者以他的恶来衬托敲钟人的善。但是不是在所有作品中都是善恶并存的?在有的作品中只表现出一个主题，就是“善”。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就没有一个恶人，尽管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但小说却把“善”这一主题发挥到了极致。
(三)追求“美”
文学作品中对“美”的追求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也体现在本质上。从文学作品的形式看，不论是整体的还是散落的，各种各样地、各层次地对美进行追求。从文学作品的本质方面来看，即在文学作品的主题上追求“美”，不论是悲或喜，都能体现出其主题的美。比如《哈姆雷特》，它的主题是悲壮的美。
三、外国文学作品对外语专业学生文学涵养的提升方式
(一)对学生个性涵养的培养
在借助外国文学作品对外语专业学生进行文学涵养的培养时，首先要注意对学生个性的培养，使学生有充分的表现余地。其次，要积极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不能过于死板，要鼓励多元化、开放化的阅读。再次，引导学生从作品的意境出发，发散思维，结合自身的体会去了解作品。另外，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和喜好，推荐适合的外国文学作品，这样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学习中，除了要学习作品的表现内容外，还要对罗密欧和朱丽叶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讲解，只有了解了故事的整个社会背景，才能对人物的性格做出正确的把握，并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鼓励学生去深入理解，根据自己的观点积极探讨，不求答案统一。
(二)对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
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文学涵养培养的重要内容，外国文学作品的学习可以很好地培养外语专业学生的想象力和思考力。特别是一些诗歌作品，语言精练，跳跃性大，可以更好地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在帮助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学习过程中，让学生通过想象和思考，去感受作品的意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学习，可以想象出作者所表达的人物形象和画面。例如在学习《吝啬鬼》时，就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能力，不同的学生根据自身的不同感受，在脑海中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葛朗台的形象。根据自身想象，把文章中作者要表达的内容和意境转化成为活生生的画面。这对文学涵养的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引导学生进入到文学作品的意境中去
好的外国文学作品可以丰富外语专业学生的情感，陶冶他们的情操，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引导学生进入到文学作品的意境当中去，去感受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外语专业学生文学涵养的提升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外国文学作品正是这个过程中用于提取的初始能量。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有必要掌握一定的文学知识，如人物刻画、描写方法等基本文学手法，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作品，培养文学涵养。
四、培养前景展望
要想熟练掌握一种语言的精髓，除了要掌握其外在的工具性外，还要注重对其思想和人文性的感知，这包含了语言学习者对文学和文化的修为和体味深度。虽然，外语专业的学习必须要先掌握好语言。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参与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在对外交流过程中仅仅依靠熟练运用语音、语句、句型、语调进行表达是远远不够的。把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思想，积极与当下的环境和热点事件结合，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事情。例如通过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学习，要感受这个命运悲剧，就要结合当下社会中的悲剧进行分析，这样的方法，不仅能使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学习更加主动，而且对作品要表达的内容可以更好地去理解。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培养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外语专业学生来说，如何培养文学涵养一直是我们关心的课题。笔者相信，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我国在通过外国文学作品对外语专业学生文学涵养的提升道路上，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五、结语
华裔美国文学主要经历了开创、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反映了华裔美国文学作家的发展历史。
（一）开创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受华人移民浪潮影响，反映美国华人所受歧视和排斥的抗议书、请愿书等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主要形式，这些文章虽然数量较少、形式较为松散、内容单一、文学性不强，但它的出现既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也为其发展创造了“争取身份认同”的母题［4］，因而，这一阶段是华裔美国文学的萌芽和开创阶段。《吃碗茶》《华女阿五》等作品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代表作。
（二）发展阶段20世纪中期至70年代是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虽然也体现出鲜明的族裔性，但较之第一阶段其族裔特色有所弱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的多是华裔社会身份和文化认同方面的问题，突出了中美文化冲突和碰撞的自传性题材和主题。与开创阶段相比，此阶段的美国华裔作家虽然深受父辈和华裔特殊身份的影响，但他们自幼生长在美国社会环境中，接受的是纯粹的美国教育和文化。这一时期虽然只经历了短暂的20年，但也产生了《父与子》《喜福会》等影响广泛的作品。此外，华裔作家赵建秀通过文学作品努力改变美国人心目中刻板的、被扭曲的中国人形象，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繁荣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女作家汤亭亭发表的《女勇士》为标志，华裔美国文学进入百花齐放的繁荣阶段。与第一代、第二代美国华裔作家相比，这一代美国华裔作家受种族解放运动和华人地位提高的影响，华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感得到大幅度提升，他们不仅受父辈影响较少，对“中国”的认识较为模糊，而且完全地融入美国社会，成为地道的美国人。因而，这一时期，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题材和体裁更加丰富多样，作品中主人公的华裔身份逐渐变得模糊，作品的族裔特色继续弱化。这一阶段不仅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华裔作家，而且产生了许多颇具影响的作品，如任碧莲的《典型美国人》、汤亭亭的《女勇士》与《龙年》、赵建秀的《中国佬》等。
二、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
作为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他们深受美国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使得他们无法像父辈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全面的认识；作为华人后裔，他们在家庭中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父辈或祖辈们对往事的追忆和讲述又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正如著名女作家谭恩美所言：他们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因而他们作品中所展现的文化是中美文化的杂糅。
（一）20世纪80年代之前，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中国文化的在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对华夏儿女的影响极为深远，许多海外华人不仅在生活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而且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不仅对华裔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为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从华裔美国文学的开创到20世纪70年代华裔美国文学的形成，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真实纯粹地存在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华裔对中国的认知不仅体现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而且影响着华裔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和中美关系。如由赵建秀等人编著的TheAiiieeeee！主要收录了一些集中反映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所受的歧视、迫害和反抗的经典文学作品，在这部著作中，编者们认为美国社会实际上是亚裔文化的殖民地，亚裔文学作品从本质上来看是殖民主义的文学。赵建秀等人认为，华裔作家应保持传统的中国文化和超然独立的愿望，应着重表现华裔的真实生活和感受，表现华裔摆脱美国主流文化的文化殖民。虽然80年代之前，华裔作家曾就中国文化传统的“真伪”进行过论战，但对中国文化资源的依赖和改造以实现在美国语境中建构文化身份诉求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如对中国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文学人物的改写是汤亭亭重要的写作手法，她对中国文化中花木兰形象的改写为华裔女性塑造了女性主义传统；赵建秀对中国文化中关羽形象的再造则为华裔男性梳理出一个英雄主义的传统；在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作品中，中国文化的在场性得到了延续。
（二）20世纪80年代之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中国文化的缺席和流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的冲击，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族裔性日渐式微，坚持母体文化的主流话语逐渐呈现出淡化和消解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美国盛行以“去中心化”和“解构”为特点的“后理论”，受这种理论和亚裔大量涌入的影响，传统单一的华裔社区逐步被差异性、混合性和多样性的多元化社区所瓦解和取代。离散的、疆界固定的华裔身份认知的观点受到批评，一些新崛起的华裔作家尝试着探索一种流动不拘的、摆脱族裔符号和疆界的身份，追求个体的自由，这不仅造成了这一时期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元素，造成了中国文化缺席的状态，一些看似中国文化的元素，实质上是由美国文化构成的；而且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流动的变体，使中国文化的疆界、母体文化被转化混合成其他文化，解构了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如在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的作品中，这种文化消解、转化和混合的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其代表作Who’sIrish？中对族裔特性的坚持不仅打破了华裔美国作家的刻板形象，本质化了华裔美国人，而且压制了族裔个体寻求自由身份的渴望，主张少数族裔属性的流变，质疑和解构本质化的文化身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变动不拘的后现代身份。
传统的教学方法问题分析
传统教学的特点就是以时间为线索，对人物的出生背景、代表作品、写作风格进行记忆，而且如果课程设置比较少的话，每星期一次课，半个学期就让学生掌握英美文学的全部内容，这样是绝对谈不上文学赏析的。事实、历史的不断罗列，只能让学生感到疲倦和乏味，有的时候甚至出现对事实的混淆，感觉上学了很多东西，但其实没有对任何一个作家有深刻的研究，甚至等到学完了全部内容，连一本经典原著都没有读过。在最后的考核当中，也只是对一些作家、作品进行记忆性的考核，根本不能反映出一个学生是否通过英美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真正提高了文学素养和语言的运用水平。针对英美文学这门课程，传统的教学方法存在许多问题，具体如下：由于传统教学方式能够利用的工具只有黑板和粉笔，因此，英美文学这一类原本画面感很强的课程最终只能体现在黑板和教材中，教师在这类课程的教学中能起到的作用很小，学生主要依靠教材中的内容，教师则或多或少丧失了在学生中的威信，这种方法也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教师在课堂中的作用。英美文学具有两面性，它既罗列了数不清的作家和作品，堆积了大量的信息，同时又包含了很深厚的文学色彩，为了体现英美文学课程的文学性和生动性，教师需要一种生动的手段去体现课程的特点，否则，文学便成为了停留在纸片上的文字，学生也很难通过单纯的文字来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制作课件、查找网络资料也是学习的过程。对于教授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师，特别是以前没有接触多媒体和网络的教师，他们对于课程内容的掌握主要来自于自己在学生时代学习的内容以及多年来积累的知识，但许多文学类作品的评论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的，因此教师的知识也需要不断的补充，掌握前沿的一些理论和看法，这对于文学修养的培养和提高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并不发达的年代，学生可以使用的资料主要是教材和练习册，在学习英美文学的过程中，如果需要评论一部文学作品，学生往往只从有限的资料出发，思路得不到扩展，评论的内容也相对狭隘。若借助多媒体和网络的优势，学生可以搜索到很多资料，了解不同的思路和评论，对于学习英美文学课程十分有益。
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势
多媒体的四个主要特征为：集成性、可控性、交互性和数字化，借助于这些特性，人们不再被动地接受文学、声音、图像、视频，而是主动地进行检索、提高和回答，这种特点远远超过了普通书籍和录像带的内容，因此被广泛使用于教育领域中。多媒体的技术构成包括：音频技术、视频技术、数据压缩和解压缩技术、大容量光学存储技术、超文本和超媒体链接技术、媒体同步技术、多媒体网络技术。多媒体计算机系统的六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多媒体CAI应用、多媒体创作系统、多媒体核心系统、多媒体输入\输出控制接口、多媒体实时压缩和解压缩、多媒体计算机硬件。多媒体的内容丰富，它将视频、文字、音频等传统课本无法涵盖的内容汇集一体，对于以往只能用口头或文字描述的内容，通过多媒体将其动态地展现给学生。特别是对于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将一些原声资料、文学作品、背景介绍等内容，通过视频或音频展现给学生，可以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生动形象地了解授课内容。传统的教学活动中，能供教师使用的工具主要就是黑板、教材和练习册，多媒体教学却有效地解决了这个信息量不足的问题。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功能的不断强大，它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因此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巨大的容量和极大的共享性，它在教育领域中的优势体现得更为突出。多媒体可以营造优美、高效的学习环境，使课堂教学更有灵活性、实效性，并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同时提高学习的趣味性。多媒体因其便捷、高交互性的特点，能有效避免填鸭式的教学，更有利于学生跟随老师的思路，节约了上课记笔记的时间。多媒体的使用可以促进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无形中还能拉近师生间的距离，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多媒体教学可以合理地将色彩、声音、动画及视频进行统一，色彩可以消除学生学习的压力，缓解紧张的情绪；文字可以用来突出课程的主题，增加课件的美感；动画可以将静态的文字动态化，增加文学作品的生动性；图片和影音则可以增加教学的直观性，给人美的享受，这些方法都可以为课堂教学注入无限的活力。根据以上对当前高校英美文学课教学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并结合英美文学课程自身的特点和多媒体技术综合思考，制作多媒体课件、并将其应用于英美文学的教学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同时，课件也非常便于资料的归类整理和信息综合储存，如果将其与光盘或局域网结合利用，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多媒体课件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通过课件的展示，可以将书面上的文字形成丰富的图像、视频等。下面就介绍一下笔者在制作课件过程中总结的一些方法和步骤。如今的课件制作主要使用PPT软件，这种软件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多媒体辅助英美文学课程的要求。（1）授课提纲：主要是对课程的简要介绍和学习者的学习目标，针对不同单元的课程内容，学生在课前就可以通过课件对授课内容有大体的了解，课件制作完成后可以定期更新和整理，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相应的调整。（2）背景资料：选取权威资料作为背景知识，可以在网上下载大量的图片信息，同时用网络视频作为辅助。（3）作家和作品：可以制成模块，将作家的年龄、性别、国籍以及作品的年代、文体、特点进行分类，并搭配电影、视频片段或图片资料进行展示。（4）代表作选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亦可将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片段放在课件中，供学生在课上探讨，用以扩大知识面；也可以针对难懂的句子，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集思广义，充分思考。（5）测试：通过不断地收集和整理，将课程中重点的内容整理为一个通用的资料库或测试库，并定期更新，用于考查学生的学习情况。（6）文学评论：针对不同的文学作品进行小组讨论，集思广益，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7）相关网站：不定期地向学生介绍一些实用的网站，但要保证所介绍的是高质量的网站，让学生能够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8）为了保证课堂上的学习效率，任课教师可以把介绍英美文学概况的录像或纪录片分成几部分，在下课前几分钟，给同学们放映与这堂课内容相关的录像，以加深学生印象，让学生更加有效地掌握所学知识。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师生都能从中受益，且效果十分明显。首先，教师可以把自己备课的资料和多年总结的一些重点放到课件中，学生便可以清楚地了解上课要学习的内容、重要信息以及对知识的应用，以这种方式，教师每一次备课便可以对原有的课件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适时地更新和替换原有的资料，并可以根据不同的学生群体设计不同的课件，以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增强学习兴趣。其次，图片和视频这类辅助工具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由于课本内容比较枯燥，但学生对图片和视频更加感兴趣，这就有效地提高他们学习的效率，并使文字资料变得更加生动。最后，多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它不仅丰富了资料，也增强了学生感官上的享受，教师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课本内容和多媒体内容的比例，从而使课本从原来的主体成为新式课堂的辅助资料。这种由多媒体主导的、师生互动的教学方式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的备课和教学水平也会得到促进，因此，多媒体辅助教学的手段是一种双赢的教学手段，也是革命性的教学方法。
多媒体辅助教学存在的一些误区
虽然多媒体的使用可以极大地丰富课堂的教学，但有些教师由于对多媒体的理解欠缺或理解不深，往往会使多媒体的应用进入一个误区，问题主要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个好的教学课件，制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料，与传统的黑板粉笔的教学方法相比较，它的准备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英美文学这样的课程又没有现成可用的课件，这些问题大大影响了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积极性。（2）多媒体辅助教学有时会成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屏障，由于它取代了传统的面对面教学，而一旦这种机械式的教学模式使老师由原来的主动式教学变成了由电脑控制的被动式教学，这种先进的教学手段最终就沦为了“黑板搬家”。（3）对于那些对多媒体辅助教学接受较慢的教师来说，在制作课件方面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他们对于如何用课件来辅助教学没有深层次的理解，片面追求收集信息的量，使课件成为一种信息的堆加，在课件操作方面也略显生疏，不但不能有效发挥课件的作用，反而耽误了大量的时间，分散了学生的精力。（4）多媒体教学在教学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教师还不能够准确地理解多媒体在教学中应该发挥的功能，及扮演怎样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传统板书的代替品，有的教师会把教案中的内容直接拷贝到课件中，这种方法只是最基本的一种多媒体辅助教学的方法，而并不能将这种方法发展成为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方法，学生对课件的过度依赖也是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中的一大问题，在传统教学的课堂中，学生会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记笔记，这无形上也是一种帮助学生加强记忆的方法，但是，多媒体的应用有时不但没能帮助学生学习，反而降低了学生课上听讲的效率，许多学生认为只要把课件拷贝下来，就可以重现老师上课的内容，所以即便是注意力不集中或逃课，也不会对学习有什么影响，因此，这种过度依赖反而降低了学生的注意力。所以，如何有效并科学地使用多媒体手段或制作课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5）课件的内容的选择也是十分关键的，有的教师为了用课件或视频吸引学生，会在课件中加上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虽然学生的注意力被有效集中了，但往往课上应该强调的重点没有得到有效的讲解，因此，虽然内容新颖但却偏离了教学目标，这种做法对学生的学习不利，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过分地强调炫丽的图片、视频和画面，只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多媒体手段加强课堂的教学环节。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要解决以上的问题，要实现应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辅助英语教学的目标，应该将提高课件的制作水平和应用技巧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研究，并加强语言教师的实践训练，为基础较弱的老师提供适当的培训，将双方的知识融合并整合，使带有实践教学思想的创意设计与计算机的高新技术有机结合，从而打造既富有创意又能吸引学生的教学课件，从而丰富语言教学的课堂。
多媒体辅助英美文学教学对教师的要求
对多媒体技术的熟练应用毫无疑问可以极大丰富和生动英美文学课堂，但是，如何才能提供高质量的多媒体教学也成为任课教师的一大难题，这就要求我们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不但要对专业知识方面有深刻的理解，并能熟练地应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演示，学校也应适当对教师进行计算机方面的培训，从而使专业教师可以轻松地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并能指导专业学生如何上网获取有效的相关资料；除此之外，还要求教师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抓住学生的学习兴趣，经常搜集相关方面的多媒体资料。制作生动的教学课件对于教学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要求任课教师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下载符合课堂氛围的模板，并具有极高的创造性，真正给学生带来耳目一新的课堂。在用课件进行演示型教学的的过程中，师生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互式的探讨。例如，可以上网查找一些国外的网站，通过超链接在课堂上给学生演示，并能通过网络媒介与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例如，可以通过电子信箱，检查学生对课上内容的掌握情况和课后的预习情况，还可以让同学之间相互交换学习心德，尽量提高课堂效率，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英美文学课堂变得生动、形象。制作好的教学软件或课件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制作人员首先要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和PowerPoint软件，其次要了解课程授课的提纲和重点内容，并将其有机合理地体现在课件中。对软件的使用或许成为了多媒体辅助教学中教师最需要学习和提高的部分，这对从事计算机辅助英语教学的教辅人员在理论上和技能上的巨大挑战，同时，也需要将原有理论与先进的课件制作思路相结合。因此，学校应该定期对教师进行培训，充分地利用多媒体软件进行课件的制作，使教师能够逐渐充分、有效、合理地使用多媒体软件。在英美文学这门课程中，通过多媒体可以将授课内容动态地展现给学生，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将一些原声的资料、文学作品、背景介绍等通过视频或音频展现给学生，这可以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生动形象地了解授课内容。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功能不断强大，它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因此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巨大的容量和极大的共享性，它在教育领域中的优势体现得更为突出。
英文名称：Fudan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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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出版周期：半年刊
出版地址：上海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小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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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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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国本科会计实践环节主要存在以下两点不足：第一，重理论，轻实践。国内高校往往更强调对会计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得实习实践环节被严重忽略。上海财经大学、人民大学等国内高校本科会计专业在实践方面的学分要求从几分到二十几分不等，占总学分要求的比重在百分之十左右。可见，国内教学对实践实习的要求远远不及对理论知识学习的要求。传统的讲授教育模式加上闭卷的期末考评模式必然导致这种只注重知识讲解而忽略实践环节的教学模式。第二，理论与实践脱节。国内高校对实习实践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的脱节，这点在管理会计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管理会计20世纪50年代产生于美国，70年代被引入中国，管理会计的属性使得其更需要与中国的经济环境相适应，与企业的制度环境相结合。而目前我国高校对管理会计的教学缺乏其实践性，往往只重视理论方法和基本计算的学习，却没有引进经典的案例进行分析。
二、国外高校会计专业实习实践内容与过程考核模式
1.美国模式。美国的会计专业实习实践教学模式比较特殊，因为有很多学生都是半工半读的，所以学校没有像我国的毕业实习这种统一、正式的实习环节。但是，美国高校把专业实践完全融入到了日常教学活动之中。第一，美国的教学更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当地的学生即使到了大学也会有大量的课后作业，主要是阅读书籍和课题研究。第二，模拟操作。通过模拟企业、模拟财务、模拟业务等模拟操作，真正地将理论学习成果运用到模拟企业的业务当中。第三，课题研究。美国高校更重视课题研究，在研究课题的同时，无论是独立思考问题、归纳总结的能力，还是团队合作、组织沟通的技能，都是在逐渐增强的。
2.英国模式。英国会计专业实习实践有三种基本形式：课堂实践、模拟实践和为期一年的工作实习。英国最具特色的实践就是为期一年的工作实习，即“三明治教学”。“三明治教学”的意思是大学本科生在完成两年的在校学习之后，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工作，之后再回到学校进行最后一年的本科学习。英国巴斯大学的国际管理和现代语言、工商管理、会计与金融等专业，拉夫堡大学的银行、金融与管理专业，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等高校都在采用这种“学习+实习+学习”的教学模式。3.澳大利亚模式。澳大利亚本科会计专业的实习实践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小组讨论和辅导、计算机实验室练习和毕业实习。小组讨论和辅导是学生的必修项目，每组人数在20人左右，每学期、每门课程要交两到三篇研究报告，旨在培养学生的论文撰写能力。计算机实验室练习室通过计算机财务软件模拟业务进行模拟操作，这项实践在我国的实践教学中同样十分普遍。而澳大利亚的大学生与美国的大学生相似，很多都是半工半读的，所以澳大利亚的大学没有明确的、规定的毕业实习。但是，有些大学也会在学生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推荐一部分学生去企业进行实习。
三、对我国会计专业实习实践内容与过程考核模式的启示
比如从心理文化上，分为表达辩证观念的词语、伦理观念的词语、中庸和谐委婉意识的词语、汉民族心态特征的词语和一些象征词语;从制度文化上，分为礼俗文化词语、民俗文化词语、宗教文化词语、典籍文化词语等;从物质文化上，分为饮食、姓名、数词、颜色词、地名文化词语等。常敬宇先生的分类影响较大，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但基本上仍是遵循着相似的模式，如王国安(1996)把文化词语分为表现中国独特的精神、物质文化、自然地理、制度、风俗习惯等词语;杨德峰(1999)将文化词语分为政治制度、宗教、人物、地理、历史、文艺、服饰、饮食、建筑、节令、器具、成语、习俗、礼仪等;张高翔(2003)把文化词汇分为四类:制度文化词语、物态文化词语、心态文化词语、行为文化词语;王德春(1998)指出部分词汇中存在着国俗语义，将承载国俗语义的词语分为:具有特殊文化色彩、历史文化背景意义的词语，习惯性的寒暄用语，具有修辞意义的人名，具有两种以上国俗语义的词语，国俗熟语以及反映我国特殊事物的且外语中没有现成对应的词语。
二、教材《轻松学中文》中的文化词汇分类
笔者对教材《轻松学中文》的文化词汇的分类参照的是常敬宇先生的《汉语词汇与文化》的分类标准，把教材中的文化词汇按照物质文化(地理名词、饮食名词等)、心理文化(熟语、祝福语、反映中国人的心理特征的词语)、制度文化(礼俗、民俗文化、典籍等)进行第一层次的分类，同时又将物质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进行再分类，比如物质文化中又分为饮食、姓名、地名、数词、颜色词文化词语等。在《轻松学中文》中，第一册没有出现文化词汇，这与对外汉语教学基础阶段的教学目的是吻合的。第二册中的文化词汇主要集中在饮食类上，有8个之多。第三册文化词汇仍然与饮食类相关，但是数量降低到两个。从第四册开始，文化词汇的子类型开始变得丰富，除了饮食类外，乐器、名胜古迹、习俗、民间娱乐和称谓语大量出现，尤其是称谓语非常丰富，表现了教材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的过渡和衔接。第五册中的文化词语类型更为丰富，饮食、名胜古迹、器皿、艺术、节令、习俗、祝福语都已经出现，这与学习者语言水平的发展是相适应的。第六册和第七册沿袭了文化词语类型丰富、数量增加的模式，心理文化方面的文化词汇逐渐增多，比如说祝福语、熟语、象征词语之类在这一阶段出现的频率增多。到第八册，无论是在类型上还是数量上，文化词语的分布都是本套教材中最多的。因为，此时学生在语言与文化方面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可见，《轻松学中文》在文化词汇的分布上，体现出明显的分阶段逐步递增的特点。该套教材在文化词汇的分布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零文化阶段，专注于语言知识本身。以第一册为代表;二是文化浅层接触阶段，提供表层的物质文化知识，以二、三册为代表;三是文化深层接触阶段。文化词汇数量增多，类型丰富，全方位地展示语言与文化的相互渗透关系，最初是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在此基础上注重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文化词汇的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应该分阶段进行。
三、分阶段进行对外汉语文化词汇教学
在中小学生学习文化词汇的初级阶段，可采用直观性教学法，利用具体的实物或图片等方法来解释该文化词汇的意思，让学生轻松理解。例如，由于笔者所在学校的条件有限，不能提供所有教材中出现的乐器，因此带到课堂上的是友人所赠的“笛子”和“葫芦丝”。古典乐器这一课是这样展开的:(1)图片展示“鼓”，播放电影《十面埋伏》片段，其中以女主角跳《仙人指路》击鼓的水袖舞，引出文化词语“鼓”，并展示“鼓”的图片，播放视频“北京凤乐团”的《五虎声威》，再次展示“鼓”的图片，领读“打鼓”。图片展示“二胡”，播放一段《二泉映月》。再次展示“二胡”的图片，领读“拉二胡”。(3)图片展示“古筝”，播放一段名曲《渔舟唱晚》视频，再次展示图片“古筝”，领读“弹古筝”。(4)图片展示“琵琶”，播放一段名曲《十面埋伏》的视频，再次展示图片“琵琶”，领读“弹琵琶”。(5)图片展示“笛子”，播放一段名曲《扬鞭催马运粮忙》，然后拿出从国内带的笛子给学生展示，并示范笛子的指法，进行“吹笛子”的动作示范，让学生传递感受，摆出吹笛子的动作，给学生拍照留念，领读“吹笛子”。(6)图片展示“葫芦丝”，播放一段葫芦丝名曲《月光下的凤尾竹》，给学生展示葫芦丝实物，并示范葫芦丝指法，进行“吹葫芦丝”的动作示范，让学生感受，摆出吹葫芦丝的动作照相留念，领读“吹葫芦丝”。通过以上方法，学生对古典乐器词汇已有所了解，然后再次领读这一节课所学的古典乐器文化词汇，并做词汇游戏再次掌握词汇。最后，播放古典乐器乐团“女子十二乐坊”演奏的《恭喜恭喜》(因为学生学过《恭喜恭喜》这首歌，节奏感很好，学生很喜欢唱，他们会跟着节奏哼唱)的视频。文化词汇是民族特有的词汇，学生没有见过的事物他们是很难理解的，通过教学过程中提供文化词汇的图片等媒介的展示和切身体会，学生既可以对所学词汇加深印象，又可以提高文化词汇的学习兴趣，更能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之情。中小学生学习文化词汇的中、高级阶段，可以采用“情景再现，走进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方法进行文化词汇教学。这种教学法主要是采用语境教学法。孔凡成的《语境教学研究》中指出:“语境，是指人们运用语言来进行言语交际的一种语言环境，包括社会文化语境、上下文语境、认知语境、情景语境等;语境教学，是指以培养学生的言语能力为宗旨、以课文语境为依托的语文教学。语境教学强调的是，运用语境理论指导教师的教以及学生的学，基本方法有社会文化语境教学法、上下文语境教学法和认知语境教学法以及情景语境教学法等。”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都不可以离开语境而独立存在，语境的使用能让抽象的词语变得更具体、更形象。语境不同，词语的使用要求也不同，但是相同的词语要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反复出现，可以加深对这个词的理解和记忆。语境教学法是一个很好的对外汉语教学手段。
四、结语
本文作者：张存霞作者单位：宁夏师范学院
厘清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比较文学课程作为选修课是伴随着第一届本科专业的招生而开设的。从理论上讲，外国文学是比较文学的基础，比较文学是学好外国文学的理论指导。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相辅相成的。但又是两门不同的课程，不能混为一谈或颠倒主次。所以厘清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也是促进外国文学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的状况是学生还没有彻底厘清两门课的关系，感觉两门课有交叉重复的内容，但又对比较文学中一些理论陌生，甚至不能和外国文学中的某些现象联系起来，只是就理论而学理论，不能将其作为分析指导外国文学有力的理论工具。这种模糊感在于根本没有搞清两门课的关系，没有认识到学习两门课程的意义。厘清二者的关系关键在于授课教师的正确引导及耐心解释。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不可回避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时时会将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做比较，这恰好说明外国文学的教学要具备“比较”的视野，有比较才有区别，只有在比较中我们才能感受中国文学的古老和深邃，才能体会外国文学的经典和不朽。杨义先生曾说:“……想在世界文化对话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可脱离这种优势，要看出西方理论的所谓世界性是‘有缺陷的世界性’，也不可不依凭这种优势……回到自己的文化立足点，是为了认识‘我们是谁’，但是‘我们是谁’的认识，必须在与文化他者的异同比较中才能看得清楚，甚至必须借用文化他者的眼光才能激发我们的对话的欲望，启发创造性学理的潜能。”［2］既然如此，“比较”的意识是一开始就伴随于外国文学课程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自然有其必要性，是指导和引导学生“比较”思维的工具箱。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中一方面强调比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两门课的性质和关系做明确区别，对于学生易混淆的、理解不透的内容多做解释。基于我们学生基础差，分析水平薄弱的现状，教师的多引导和多解释是绝对不可忽视的环节，甚至也是激发学生兴趣和学习方向的关键。现在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外国文学课程兴趣较浓厚了，也有相当学生决定考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硕士研究生，这说明教师的正确引导和教学思路方法的调整对学生的兴趣培养、选择方向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加强外国文学师资队伍建设
宁夏师范学院外国文学教师队伍薄弱，多年来基本上都是一两个教师在支撑。由于学生多、班级多，教师周课时达14节，甚至更多。这样教师大部分时间、精力疲于应付上课，对教师个人和学生其实都有负面影响。所谓的教学团队、学科带头人等几乎不可能形成。没有同行教师可以交流教学经验、探讨教学心得，都是教师一个人摸索，这样的现状势必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首先，一直都是一个人摸爬滚打，教师个人发展缓慢，有闭门造车之孤陋。其次，教学效果很受影响，教师多年的教学方法需更新，教学思路需拓展，专业知识也需提升，如不加强这些方面的打造，教师仅靠自己的老本，会越来越不适应学生的需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所以教师要抽出更多的时间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这就要求至少要有一支较健全的教师队伍，能抽出人力去学习和补充，而且还能使教学不受影响。最后，与学科建设大不相符。宁夏师范学院目前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现状还与学科建设尚有很大距离。教师只有2人，平均年龄30岁，均为硕士，最高职称讲师，这种低职称、低学历、人员少的现状急需改变。只有不断引进拔尖人才，提高教师的学历学位，注重青年教师培训，建设成形的外国文学教师梯队，才能与学科的建设相同步，尽快使外国文学这门历史悠久且较为重要的课程逐渐形成为重要学科。多年来人文学院也注意教师队伍的建设，但从补充师资的过程看，引进拔尖人才和建设团队还是比较困难。第一，外国文学方面的硕士、博士相对较抢手，毕业生大都流向条件较好的高校，对于地处偏僻、经济不太发达的宁夏师范学院来讲愿意来的的确不多。第二，学院自己培养打造。多年来人文学院也动员部分教师选择外国文学方向，但许多教师不愿选择，觉得它难以出成果，且容量大，需要花很大力气才能胜任，因而大多教师都不愿承担。所以目前人文学院外国文学专业的师资力量非常薄弱，急需补充。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任重而道远，对此问题的探索仍需不断坚持，因为外国文学教学环境的良好与否，不仅能发挥其在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作用，而且也能凸显它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意义。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它具有东、西方的双重特性，而历史的发展更加重了这种特点。988年俄罗斯引进基督教，后来发展成为东正教，且成为其国教，使其成为西方文化圈的国家。后来，俄罗斯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又使得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这样，俄罗斯在文化传统上也就带有东、西方的双重性。正是这种文化传统上的双重性，使俄罗斯历来对东、西方文化都极为关注，甚至乐于接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俄罗斯学者译介《诗经》最早就是受欧洲兴起的“中国热”的影响。1852年，《莫斯科人》杂志第1卷以《孔夫子的诗》为题登载了米哈伊洛夫(М．Михайлов)翻译的《唐风》中的《羔裘豹祛》。1896年彼得堡出版了《诗歌中的中国、日本》一书，其中包含有麦尔查洛娃(М．Мецалова)翻译的《楚楚者茨》、米勒尔(О．Миллер)翻译的《羔裘如濡》和米哈伊洛夫翻译的《燕燕》等出自《诗经》的五首诗。而这五首诗的译文在此前已经发表于《国民教育部杂志》1861年第2期(米勒尔译)和《诗集》一书中(米哈伊洛夫译，柏林版1862年，圣彼得堡版1890年)。米哈伊洛夫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米勒尔是著名作家，他们都不懂中文，只是通过法文、英文等文字转译，在思想内容上和原作相去甚远。他们由其他文字转译，恰好说明是受欧洲兴起的“中国热”的影响。这种由其他文字转译《诗经》的做法在此后得以延续，1914年叶戈里耶夫(В．Егорьев)和马尔科夫(В．Марков)的《中国之笛》(СвирельКитая．СЦВ．，1914)中收入他们所译《诗经》两首:《淑女》《美女》(КрасавицаДевушка)。叶戈里耶夫和马尔科夫都是著名作家，都不懂中文。这种由其他文字转译的做法甚至延续到了十月革命后，如奥列宁译《中国诗人的诗经选•压迫》(《银幕》1925年第45期)。奥列宁为翻译家，也不懂中文。俄罗斯的《诗经》选译，译者虽多不懂中文，但他们或为著名作家，或为著名翻译家，由他们来译介，影响和作用大，是便于普及的。
除了著名作家和翻译家之外，俄罗斯汉学家对《诗经》在俄罗斯的传播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中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始于从1715年。沙皇俄国出于殖民拓展的考虑，开始向中国派遣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传教士团。它客观上也促进了两国文化交往的发展。俄国第一代汉学家就出自这些来华教士及其随员之中。1855年，俄国第一部《诗经》译著完成，译者是俄国驻北京第十届传道团的修士司祭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西维洛夫(ДмитрийЛетровичСивиллов)。西维洛夫出身于俄国奔萨省戈罗季斯克县克尼希村一个神职人员家庭，其父亲为诵经士。他于1810年入奔萨省传教士学校，1818年入外科医学院，不久又转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传教士学校。西维洛夫于1821年参加第十届东正教宗教使团，以修士司祭身份来到中国，至1830年回国。1837年就任喀山大学第一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至1844年因病辞职入修道院。西维洛夫为19世纪上半叶推动俄国汉学的一位重要人物，其主要贡献为1840年编出俄国第一部《汉语文选》。未出版译稿有《四书》(1840—1842)、《诗经》(1855)、《书经》(1855)、《明心宝鉴》(1855)、《孟子》(1855)等。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西里)(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Василев)俄文本《诗经》为第二个译本。瓦西里耶夫1818生于新城(尼日尼诺夫戈德罗)，1834年入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的东方语言科学习，1837年毕业留校任教。他学的是蒙古语，毕业时正值校长洛巴切夫斯基倡议建立汉语教研室，便接受任务加修汉语。瓦西里耶夫为了学习汉语，于1839年受派随第十二届东正教宗教使团前来中国，1840年到达北京，作为学员开始学习汉语、满语，1850年底回国。1851年被聘为喀山大学教授和汉满语教研室主任。除了讲授汉语、满语，还开设中国史地、中国文学等课程。1855年随着系科合并转入圣彼得堡大学，继续被聘为东方系汉语教研室主任、教授。瓦西里耶夫的著译丰硕，主要涉及中国的宗教、历史、地理、文学。有《佛教教义、历史、文献》(1857—1869)、《10至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与古迹》(1857)、《东方宗教:儒、释、道》(1873)等。西维洛夫和瓦西里耶夫的《诗经》译稿虽然没有出版，但他们在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时都涉及《诗经》，对《诗经》在俄罗斯的流布作出了贡献。特别是瓦西里耶夫，他的教学讲稿后来汇集成《中国文学史资料》和《中国文学史纲要》出版。《中国文学史资料》三卷，其中1882年出版的第三卷，标明“《诗经》的翻译和注释”，它同作者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配套，对《诗经》做了深入的讲解。从此之后，教学成为《诗经》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教学中对《诗经》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的除了瓦西里耶夫外，还有波兹涅耶娃(Л．Д．Позднеева)。波兹涅耶娃出自汉学世家，本人精通古汉语，在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造诣很深，1944年起长期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对于传播中国文化，贡献极大。波兹涅耶娃曾翻译《七月》和《硕鼠》，收入《世界古代史文选》第1卷(1950)，又与斯特拉塔诺维奇合作翻译《七月》等十四首诗，收入《东方古代史文选》(1963)。波兹涅耶娃在莫斯科大学执教时，在她主编的《东方古代文学》教材(1962年)中设了专节来讲述《诗经》。俄罗斯第一本完整的《诗经》译本出版于1957年，由什图金(А．Штукин)翻译，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什图金的《诗经》译本包括译文和注解，对中国历代的《诗经》解说广泛吸收，同时也吸收了西方汉学家的一些解说。同年，国家出版社还出版了什图金的《〈诗经〉选译》。什图金是著名汉学家瓦•米•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的弟子，192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26—1928年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28年后曾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任教，1935年起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什图金从1930年代开始翻译《诗经》，历时二十多年。什图金的《诗经》译本是俄罗斯中国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译著，费德林通过与什图金以前的俄译《诗经》比较，以为什图金的《诗经》俄译是最理想的，是第一流的译本。
什图金《诗经》译文在后来的各种选本中被广泛采用。如1957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郭沫若和费德林编辑的4卷本《中国诗歌选》第一卷，选录了什图金译本中《国风》之《关雎》等35首、《小雅》之《鹿鸣》等9首、《大雅》之《文王》和《民劳》《商颂》之《载芟》等，共47首。再如1959年马马耶娃编的《中国文学读本》也选录了什译本《诗经》中的38首作品。什图金之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还有一些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选译了《诗经》，如玛丽娜•克拉芙左娜(М．Кравцова)1994年出版的著作《古代中国诗歌》，在附录部分收有从《诗经》《楚辞》到魏晋南北朝的诗歌，这些诗歌都是作者重新翻译的。《诗经》部分包含有《国风》中的《关雎》《螽斯》《殷其靁》《日月》《击鼓》《北门》《北风》《静女》《汾沮洳》《杕杜》《无衣》《权舆》《鸱鸮》，《小雅》中的《鹿鸣》《四牡》《无将大车》，《大雅》中的《灵台》，《颂》中的《天作高山》《闵予小子》《有駜》。孟列夫(Л．Меньшиков)翻译了《国风》中的《关雎》《螽斯》《绸缪》，《小雅》中的《天保》《谷风》等诗，收入2007年出版的他所著的《中国诗歌》中。二《诗经》在俄罗斯的研究在俄罗斯学者中，研究《诗经》的开创者是前文提及的瓦西里耶夫。他对《诗经》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理解。1880年，瓦西里耶夫的教学讲稿《中国文学史纲要》出版。在这本书中，评述《诗经》占了不小篇幅。瓦西里耶夫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之精华，于是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他大量译介《风》《雅》《颂》，阐释这三类诗的风格、内容与形式的特点，还征引毛公、欧阳修、孔颖达、朱熹等人的注解，指出某些地方可以商榷。他认为《诗经》是一部民歌集，反对儒家解经所附着的政治寓意，反对《毛诗序》的“美刺”“比德”之说。瓦西里耶夫还注意到《诗经》虽出自当时不同的诸侯国，但他们的题目是同样的，并由此指出研究中国现代民歌以及各地区特征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有人对中国今日的民歌也加以注意，那将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各个地区，必定存在富有地方色彩的歌谣。”
应该说这个见解是富有启发性的。瓦西里耶夫还把《诗经》的成书放在儒家学派的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他说:“我们不承认《诗经》出自孔子的手笔……唯有《春秋》和《诗经》才是孔子及孔门弟子推出的两本书。”“而《论语》则可以溯源，追到最接近于孔子的年代。但我们当今所拿到的《论语》，也已不是当年的那本《论语》了。这本《论语》，如同《诗经》和《春秋》一样，是汉代形成的”，来自“汉初的三种注释本”。他断言，“儒学最初阶段的活动仅限于三本书”，即指《诗经》《春秋》和《论语》。这些意见虽未必正确，却也可以看出瓦西里耶夫对《诗经》相关问题探讨的深度。1958年，俄罗斯汉学家的第一部《诗经》研究专著出版，即费德林的《〈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费德林是文学家、东方语文学家、语文学博士、教授、高级研究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1939—1968年历任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第一远东司司长、副部长。1957年起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1970年起担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费德林关于中国文学的著述颇丰，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仅中国现代文学方面，他就翻译、主编出版了多位作家的文集和作品选集，如《鲁迅文集》《郭沫若选集》《茅盾文集》《中国20—30年代作品选集》等。他的著述还有《中国现代文学简论》《中国文学遗产和当代生活》《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问题》等，以及大量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论文。费德林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在苏联和国际汉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全书分成“《诗经》的起源”“风”“小雅”“大雅”“颂”和“《诗经》的诗学和中国诗歌传统”六章。作者对中国历代的《诗经》研究著作进行系统的回顾，从毛亨、孔颖达、欧阳修、苏辙、朱熹、王应麟，直至王夫之、段玉裁、王国维，以及郑振铎、郭沫若、陆侃如、冯沅君、王瑶等。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写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已经是“解冻文学”思潮流行多年之后，能够避免以往苏联评论界仅限于评论作品思想的偏颇，开始重视分析《诗经》的艺术成就。作者分析《诗经》的体裁和艺术风格，还用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了古诗韵律和《诗经》的词汇特色，探索了《诗经》与民间口头创作，诸如民歌、歌谣、故事、谚语、传说、格言、寓言等形式的关系。费德林赞同瓦西里耶夫的观点，以为:“《诗经》，特别《国风》部分，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民间口头创作的典籍。”“《诗经》首先向我们无可辩驳地证明:从西周(公元前1122—770)初年至春秋(公元前772—481)中叶这段时期内，中国人民的民间口头文学创作，已经具备高度艺术的诗歌形式，而且充满正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尖锐的冲突和深刻的社会基调。”另一方面，费德林也指出以往俄罗斯汉学家存在对《诗经》的艺术成就估价不足的毛病。他说:“这里仍然应当指出，从瓦西里耶夫的译文和注解来看，他对《诗经》的艺术价值还未能充分的认识，未能对这部绝无仅有艺术极高的诗歌作品给予应有的评价……瓦西里耶夫从‘中国文学不可能同以往的世界古代文学平起平坐’、‘它在创造精神的程度、形象的和科学的叙事方面都比希腊和罗马文学逊色’这种观点出发，当然不可能对《诗经》有足够的评价。”
费德林把《诗经》与时代、社会联系起来考察，评价其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指出:“《诗经》所揭示的中国人民古代历史，也许比许多描写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民族学著作以及其他著作都要充分和深刻得多。”费德林进一步论述:正是因为《诗经》反映生活的多面性，故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以至于“在中国和国外都有从不同观点和角度来研究《诗经》的”人。费德林从《诗经》研究出发，联系中国文学的历史，论证《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由《诗经》可以证明，中国文学最早出现的体裁(抒情诗和叙事诗)是以民间诗歌为基础的，也是同人民的田间劳动、部落战争行动以及神灵崇拜等仪式相联系的。此外，《诗经》体裁和题材的发展、艺术手段的改善，特别是从集体创作逐渐过渡到个体创作的诗歌，都反映了时代的冲突和发展、思想斗争和哲学问题。因而可以说《诗经》是“绵延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发轫阶段，是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开端”。
《〈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对《诗经》在中国以外，特别是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情况都作了简要的概括，并加以评论。而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费德林也广泛地征引中外《诗经》研究的相关论点和材料。费德林除了大量征引中国历代学者对《诗经》的阐释材料，也吸收了理雅各、顾塞芬、韦利、高本汉等西方学者的观点。《〈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不仅是俄罗斯汉学家首部研究《诗经》的专著，而且是西方汉学界首部研究《诗经》的专著。在当时，虽然《诗经》已经有了英文、法文、日文等的全译本，各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也均辟有评述《诗经》的章节，但尚未有研究性的专著，因而《〈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不仅代表着俄罗斯汉学家研究《诗经》的最高成就，而且也代表着西方汉学家研究《诗经》的最高成就，值得重视。费德林之外，在苏联时期，还有一些汉学家对《诗经》的相关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并发表了论文，如瓦赫金(Б．Б．Вахтин)对《诗经》修辞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发表了《论〈诗经〉中的诗句重复》，谢列布里亚科夫(E．A．Serebrjakov)讨论儒家如何解读《诗经》中的情歌，发表了《儒家注疏者笔下的抒情诗歌〈诗经〉》，李谢维奇(И．С．Лисевич)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表了《〈诗经〉大序》《中国文学体裁概念的产生(风、雅、颂)》《中国早期诗歌的形式和内容问题》等系列论文。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诗经》研究出现新的的研究动向，就是用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的方法来观照《诗经》，此种研究以玛丽娜•克拉芙佐娜和戈雷金娜(К．И．Голыгина)为代表。1994年出版的玛丽娜•克拉芙佐娜的《古代中国诗歌》，以《诗经》和《楚辞》为依据，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诗学传统的起源及特点。她指出:要理解“被研究的诗歌传统的性质”，就必须研究“它同产生它的地区的一切精神生活的内部联系”“注意最广泛的历史文化范围的事实”“为了揭示中国诗歌类型学的特点和文明的标志，必须了解其从古典时期开始的发展的一般法则”，也就是要“搞清中国文明的全部历史—文化特点”。1995年出版的戈雷金娜的新著《太极———1至13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世界模式》，运用神话原型学的观点和方法，把中国古代神话、诗歌以及后世的小说与远古时代的宗教祭祀仪式和占星术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如她分析《诗经•周南•关雎》，认为这首诗实际上是远古时代的占星记录。她说:“‘关关’一词通常被解释为模拟声音。但很可能，这是祭司喊叫的某种声音的记录或者是‘观’卦，它标志着由天帝控制的天空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到了‘重卦———观。’”
三《诗经》在俄罗斯传播与研究的特点俄译本《诗经》虽然出现的较晚，但《诗经》在俄罗斯的传播和研究值得注意。俄罗斯汉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与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相比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样也就使得《诗经》在俄罗斯的传播和研究颇有特点。俄罗斯学者的民间文化的观念相当发达。早在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学者就开始搜集民间口头创作，记录民间传诵的英雄史诗。这种风气甚至影响中亚地区，如哈萨克、吉尔吉斯的许多民间传说、英雄史诗都是在这段时间由俄罗斯或本民族学者记录下来的。这种对民间文化的重视，后来发展成为俄罗斯学者的一个传统，也影响了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热衷于中国民间艺术的研究，尤其对年画颇为关注。1906—1909年他在中国期间，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搜集到各地的年画4000余幅。1910年阿列克谢耶夫在圣彼得堡举办了世界第一个中国年画展览，并发表了关于年画的论文。阿列克谢耶夫去世后，他的女儿和弟子经过整理，把他有关中国民间年画、民间戏曲、传说、神话、宗教、迷信等方面的论文编辑成集，1966年出版了《中国民间年画———民间年画中所反映的古老中国精神生活》。
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更是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李福清致力于中国民间文学与中国长篇小说的源流关系和演变过程的探讨。1962年开始探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的关系，1970年出版了《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此后还陆续出版了《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三国演义———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与书面材料》《从神话到章回小说》《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等。戈雷金娜也非常注重从民间文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1980年出版了《中世纪中国的短篇小说:素材来源及其发展》。这部专著主要研究民间文学中的“掠妻”“配天仙”“游水府”等主题，以及这些主题在六朝志怪中的嬗变。戈雷金娜的另一部专著《世纪之前的中国散文(三至六世纪的神怪小说及小说起源问题)》(1983)，则着重分析了这一时段的民间文学和神话所反映的中国人的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观对形成小说艺术境界所起的作用。戈雷金娜也是苏联时期研究唐传奇的少数学者之一，其研究方向仍然是选择与民间文学相关的作品。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视的做法，也影响周边国家乃至欧美。正是19世纪中、后期对民间文学重视的风气下，瓦西里耶夫提出了《诗经》是一部真正的民间诗歌集的观点。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界定并不准确，但这一观点对《诗经》的阐释及研究挣脱封建道德比附的枷锁无疑是有意义的。而类似的说法在国内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顾颉刚等人提出。
而瓦西里耶夫之后，俄罗斯的汉学家在翻译或研究《诗经》时都继承了这一观点。费德林赞同瓦西里耶夫的观点，以为《诗经》是中国古代民间口头创作的典籍，并探索了《诗经》与民间口头创作的关系。什图金在翻译《诗经》时也表现出以民歌的观念阐释的意图。比如什图金把《七月》第二章最后两句“女心伤悲，殆及与公子同归”翻译为:“Насердцепечальунеёлишьодной:Вдомкнязявойдётонаскороженой”(“她的心里唯有伤心:她很快就要到公爵家里当妻子。”)《毛传》解释这两句为:“伤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由于把“归”理解成了回去，实际把这两句变成了对豳公子的赞美，赞美豳公子与民同乐，自然是一种道德比附的解释。郑《笺》对《毛传》做了一定的纠正:“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也，所以悲也。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
这儿明确了“感其物化”为动男女之情，并且释“归”为出嫁，但又以为女子是心甘情愿地欲嫁公子，仍没有摆脱道德的气息。孔颖达说:“庄元年《公羊传》说筑王姬之馆云:‘于群公子之舍则卑矣。’是诸侯之女称公子。”则改《传》《笺》公子之男性身份为女性身份，则“与公子同归”就成了随嫁女公子。可谓有意回避男女情事。而朱熹对这两句解释是:“而此治蚕之女感时而伤悲。盖是时公子犹娶于国中，而贵家大族联姻公室者，亦无不力于蚕桑之务。故其许嫁之女，预以将及公子同归，而远其父母为悲也。”朱熹将“治蚕女”的身份变成了贵家大族的女儿，而把“殆与公子同归”解释成了“贵家大族联姻”，这样这两句就成了反映贵族生活的诗句。什图金的翻译既没有感时伤物的意思，也没有体现朱熹所说的贵家大族女儿的身份，更没把公子看成女性，而就把本章“女执懿筐”的“女”翻译为“姑娘(девушка)”来看，则“女心伤悲”之“女”就只能是普通的农家女。显然什图金的解释与传统的解释都不同，而与中国现代学者的解释倒非常接近，比如余冠英将这两句译为现代汉语:“姑娘心里正发愁，怕被公子带走了。”自顾颉刚等人提出《诗经》特别是《国风》皆为民歌的观点，即为一般学者所接受，并且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加强，成为翻译和研究的指针。而什图金译本《诗经》在余冠英《诗经选译》之前，显然什图金的阐释思路来自于俄罗斯汉学传统。
俄罗斯文学研究历史性强、强调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各国文学，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文学进行研究时，也非常注意其历史性，并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来观照。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渊源，特别是古代诗歌的起源问题就特别关注，瓦西里耶夫和阿列克谢耶夫都曾著文涉及，而李谢维奇更是以此作为自己主要研究的方向。在对中国诗歌起源进行探讨时，俄罗斯汉学家多关涉到《诗经》，并对《诗经》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玛丽娜•克拉芙佐娜认为:“艺术文学……是特殊的一般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形成于特殊的文学和超文学因素的整体性综合。而后者被理解为对其同时代诗歌表现出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历史与文化现实的总和。”
她对中国诗歌、对《诗经》的研究就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展开的。另一方面，俄罗斯汉学家对《诗经》进行研究，是把其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的。阿列克谢耶夫常说:“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这也为俄罗斯的《诗经》研究打上了鲜明的印记。瓦西里耶夫以为中国文学的创造精神、叙事技巧等方面都比希腊和罗马文学逊色，虽然观点是错误的，但就方法而言，却也是把中国文学、《诗经》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观照。费德林以为由《诗经》可以看出，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中国人民的民间口头文学创作，已经具备高度的艺术性，而且充满正义感和人道主义思想，有深刻的社会内容。这个评价也是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提出的。
俄罗斯的《诗经》翻译和研究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有明显的阶段性。在沙皇俄国时期，受大国沙文主义影响，翻译《诗经》主要出于新奇，故一些作家、翻译家从法文、英文等文字转译《诗经》。同时，沙皇向清政府派遣东正教使团，有其殖民扩张的目的，使团人员肩负收集中国各方面情报资料的任务，故俄罗斯早期汉学家翻译《诗经》，往往选择那些能够反映中国文化特点和民族心理的诗篇。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随着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运动的高涨，俄罗斯的《诗经》翻译和研究比较注重《国风》部分，特别注重《国风》中那些反映尖锐阶级矛盾的诗篇，这由当时的一些单篇译文可以说明，如奥列宁译《中国诗人诗经选•压迫》，波兹涅耶娃译《七月》《硕鼠》等。新中国成立，苏联汉学界开始科学地思考和总结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过程，客观条件的改善和主观研究动力的增强使得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中国文学译介“洪流”。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什图金的《诗经》全译本和费德林的《〈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苏联解体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文艺学研究前沿的文艺理论首先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苏联时期较为单一的批评标准向多元的理论形态转变，诸如“机体论”“精美论”“民粹派”、宗教哲学论等，都成为研究者所选用的理论角度。理论的多元化促使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研究中跳出单一文学研究的窠臼，与更广阔的文化领域接轨，故玛丽娜•克拉芙佐娜和戈雷金娜以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的方法来观照《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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