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学专业 本科教育 实践教学
在理工科院校，因其重点学科是理工科，虽说开设了金融学专业，但对金融学的发展重视不够，投入较少，实验室和实习基地无法满足学生实践的需求，因此，实践教学成为工科院校金融学教学中的薄弱环节，长期以来严重制约了应用型金融教学。培养出的学生动手能力差，创新素质不高，很难满足用人单位需求。
一、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过分强调教学计划的完整性，而忽略实践教学内容的关注
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社会对金融人才的素质和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各高校对每级学生都制定出相应的教学计划，包括金融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要求、理论和实践环节的教学学时和学分要求，有些高校过分追求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及实践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对实践性的学时和学分也有相应的要求。目前，金融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形式主要有做为课程组成部分的各类实验课、课程设计、社会调查、学年论文、金融模拟实习、生产认识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但这些实践环节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明确规定，规定了实践环节总学分的上下限，各实践环节也有规定。加之过分强调“宽口径，厚基础”，在教学计划的制定上英语、高等数学、思想政治类等公共基础课所占比重过大，势必要压缩专业课时，与专业课相匹配的实践环节内容的完成很难得以保证。
2．实践教学时间过短
目前，我国金融学专业教育中，理论教学仍占主体，实践教学内容相对薄弱，各教学环节相对分散，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过分强调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实践性环节。有些实践性环节一般安排在理论课结束之后的假期，暑假天气过热，寒假忙于过春节，一些实习单位并不是很乐意接受，实践时间大打折扣，与理、工、农、医类专业的实践教学相比，金融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时间和效果就很难得以保障。
3．缺乏一支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指导老师队伍
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培养金融学应用型人才的关键。高质量的师资不能局限于高学历、高职称，普通高等院校师资为了应对教育部的教学评估，引进人才时更注重学历要求，目前担任专业课的任课教师90%以上具有研究生和博士生学历，高学历人才虽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从高校到高校，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践教学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高校对教师的考核以及职称的评定，更多注重的理论教学学时要求和科研水平，教师很难有时间参加社会实践，进行知识的更新，导致教师缺乏进行实践教学研究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学生的实践学习效果不佳，这样的师资队伍怎能符合当今培养实用型人才的需要。
4．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校内实验室建设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滞后。为此，2005年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开办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和评审工作的通知》以及将实验室建设作为本科教学评估的重点考核内容，各高校才真正重视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金融学专业的校内实践基地以金融模拟实验室为主，它只是各高校经济管理实验中心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金融学专业要申报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难度大，一些重点高校以打包形式获批部级经济管理专业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投入较大，学校投入也有较大的积极性，而对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侧重点却不同，因此金融学专业实验教学在各高校起步较晚、发展速度缓慢、实验内容较少等问题突出。为了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在校外也建立起一些实践教学基地，但揭牌仪式多，实习内容少，由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任务比较繁重，接受学生实习会影响到他们的自身工作，加之实习多安排在假期，学生数量多且集中，实践基地往往很难一次性接收，有些实习单位分批安排实习，但学生整个假期将被占用，实习带队教师时间也捆得过死，很难利用假期时间从事科研活动，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激励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从而造成学生和老师的实习积极性不高。
二、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我国，金融业的竞争日趋激烈
。金融业的竞争可以说是金融人才的竞争，金融业务的开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随着金融业竞争的激烈性和复杂性，对其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学本科毕业生，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大多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操作能力欠缺。因此，要适应金融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就必须明确实践教学在金融学本科体系中的地位，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以综合能力和素质为主线，将各个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整体安排，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应用型金融人才的培养，构建一个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应包括以下4个层面：专业技能的训练、专业课程设计与实验、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写作、专业生产实习与毕业实习。实践教学重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创新精神和职业素质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
1．专业技能的训练
专业技能是从事金融学专业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包括外语口语、计算机基础知识和数据处理、金融软件的操作、点钞、珠算、银行会计实务操作等。尤其应针对银行电脑汉字输入、点钞及伪钞鉴别、计算器的基本技能考核标准来安排，技能训练考核标准参照工商银行考核标准进行考核，学生熟练掌握后走上银行工作岗位上手更快。
2．专业课程模拟操作与实验
金融学专业课程主要包含银行、证券投资、保险三大类，这些课程实务操作性都很强，可根据各课程的性质，在学习该课程理论课后，适时开设专业课模拟实验，通过建立的校内金融模拟实验室进行。目前有一些软件开发公司已开发出一些实际操作性较强的的金融软件，如股票模拟交易系统、期货外汇模拟交易系统、商业银行综合业务模拟系统、国际结算模拟系统、信贷业务及风险管理模拟系统等软件，通过全方位的仿真模拟训练，不仅能够让学生更好更快的掌握理论知识，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理论教学不再枯燥无味，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3．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
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都是对理论知识学习的运用，是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理解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金融学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对于巩固和扩大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学年论文可安排在大学三年级结束，字数要求比毕业论文更少，但要求论文格式规范，符合本科生学位论文的要求，为毕业论文的撰写打下坚实基础。毕业论文安排在大学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学生可根据毕业实习搜集到资料撰写毕业论文，质量上应比学年论文要求更高，重点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生产认识实习和毕业实习
实习是金融学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大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实习主要包括生产认识实习和毕业实习，可采取集中与分散、校内与校外等多种组织形式进行。生产认识实习一般可安排在大学三年级结束后，学生经过三年的金融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已经掌握了金融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通过生产认识实习，可加深学生理解所学的金融理论知识，同时也是找出差距的学习机会，学生更能明确今后努力方向，主动调整学习目标，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毕业实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毕业实习安排在大学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它是对学生大学四年所学理论知识的大检阅，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大演习。可采取顶岗实习的模式，毕业后能很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同时，可根据毕业论文的要求，搜集资料为毕业论文撰写提供现实素材，写出的论文才能与实践紧密结合，做到有的放矢，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毕业论文大肆抄袭现象。
三、加强金融学本科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思考
1．制定出适应新形势变化的金融人才培养计划
我国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金融学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具有一定金融理论知识，熟练和掌握外语及计算机等基本技能，有较强实践能力和运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wto，按照协议，我国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开放金融业，金融机构、证券机构、基金机构以及保险机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不断扩大，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金融业越向纵深发展，对金融人才复合性的要求也越高。因此，高校应实施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制定出适应新形势变化的金融人才培养计划，包括实践教学计划和实践教学大纲以及实践教学指导书，学生可通过实践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
2．建立一支具有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为达到教育部对师资的评估要求，我国高校引进教师时，过分强调学历、职称，无形中淡化了对实践经验的要求，这些老师虽具有高深的理论知识，但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应用型金融人才的培养，因此，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应逐步实现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整体优化，建立一支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第一，学校应制定教师培养计划，每年安排教师有一定时间到银行、证券、保险等部门，从事相关部门的主要工作，熟悉该单位各个环节的操作流程，提高教师自身的实践操作能力，同时也可以与相关单位加强合作，从事科研活动。第二，建立一支有政策保障，能精力充沛的投入到实验管理中来的实验队伍。要求实验室人员参加岗位技能培训，取得相应培训资格证。第三，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加大兼职教师的比例。国外的应用型大学在聘请教师时，常常把实践经验看作一项重要的条件，德国柏林科技大学的所有教授来自工业企业，都具有工程师资格。高等院校引进一批学历层次高、实践工作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从事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工作，也可聘请行业专家担任客座教授或实验教学顾问，优化师资结构。只有建立一支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业务技能的师资队伍，培养应用型金融学人才才有保障。
3．提高对实践教学的认识，调动学生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长期以来在金融学教学中实践教学只作为理论教学的一种补充，实践教学未能起到真正作用，这种教育模式很难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各高校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在岗位聘任和职称评定方面给予倾斜，以提高教师指导实践的积极性。对于实践经验缺乏的教师，应加强自身实践经验的提高，同时，还必须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自主实践的意识，在实践过程中应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让学生了解实践操作的重要性，以及将来求职的关联度，还可以聘请本专业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现身说法，以激发学生对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只有通过有效的实践教学环节才能使学生的创新性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还可缩短学生由学校人向职业人和社会人转变的过程，有利于学生今后人生发展。
4．增加学生实践时间，加强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
金融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务性较强的二级学科，且具有金融行业分布的广泛性，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应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在学生四年的金融学理论学习的同时，应安排总计不少于1年的时间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一方面加大投入建立起校内模拟实验室，可通过购买相应的软件，实现银行、证券、保险等多方位的模拟操作，使学生在校内就可以模拟到时实务工作情景，加深学生对金融理论知识的理解，也可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能力，还可弥补金融企业因业务资料保密性造成的校外实习效果不佳情况。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校外资源，与金融机构签订长期合作协定，建立稳定的企业、学校“双向互助”的实践教学基地，金融企业能够直接参与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节约人才选拔成本和培训费用，也可调动学生实习的积极性，增加学生对金融企业的了解，从而实现学校、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参考文献：
[1]王家华，汪祖杰. 金融专业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施的思考 南京省计学院学报 2007（2）
[2]王东升. 金融业发展与实用型金融人才培养 浙江金融 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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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波. 高等院校金融学科实验教学建设与改革思考 教育与职业 2009（6）
关键词：金融发展；政治经济学；利益集团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8－0043－05
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金融的发展。大量的文献表明，金融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深一层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有的国家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虽然有的学者从法律制度、地理禀赋以及文化信用等方面给出了很多有力的解释，但是他们往往忽视金融发展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力量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本文所进行的跨国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金融发展有着显著而稳定的负面作用。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运用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很好地揭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要实现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削弱既得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
一、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个文献回顾
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历来是经济学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各种制度因素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等提出了金融发展的法律理论，强调中小投资者权力和债权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发展了由Acemoglu等提出的地理禀赋理论(endowment theory)，强调一国的地理禀赋(主要是指移民的死亡率)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Stulz和WilliamsonE和Guiso、Sapienza和Zingales等提出金融发展的社会规范理论，开始强调文化与信用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现有的金融理论中，往往忽视金融发展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力量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利益集团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甚至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指出，“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的加以考察……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在经济学上真正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对社会活动影响的则始于OlsonL以及Stigler等，他们指出，小而集中的利益团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着超常的权力，因为这些小规模的、有着共同利益的、容易组织的小利益团体，能够迅速采取一致的声音和行动来影响经济活动，而社会大众则由于人数众多、意见不一、利益分散而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从而往往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Rajan和Zingales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力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往往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常常利用贫困人群对自由市场的反对来抵制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利益集团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金融发展历史中的逆转。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一个分权、开放、竞争的政治结构比一个集权的政治结构更有利于削弱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
但是在现有的文献中，还缺乏对金融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实证检验，以及运用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理解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方面的努力来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
二、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实证检验
(一)定义、数据及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金融监管数据库以及Freedomhouse等数据库，下面我们将定义有关变量如下：
1．金融发展水平(FIND)。我们使用国内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例来表示，它是用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一个有效指标，并且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它与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2．利益集团的力量(INTE)。根据Olson的利益集团理论，利益集团的规模越小，它就越有动力采取措施影响政府的政策。从而一个国家的银行集中度越高，说明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陆磊，2000)。因此，我们使用银行集中度来表示一国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
3．经济发展水平(ECOD)。用人均GDP来表示。
4。政治制度(POLI)。我们用政治权利指数(POLI)来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开放和竞争水平，数值从1～7，数值越高，说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利越大。
5．法律制度。它主要由以下两个指标构成：(1)债权人权利法律保护指数(CRED)，数值从0～4，数值越高，说明对债权人权利保护越好。(2)法律的执行质量，我们使用产权指数来衡量(PROP)，数值从1～5，数值越高，说明司法体系的效率越高以及私人财产的法律保护水平越好。
6．文化传统。用一国的来表示。文中的数据分别为一国人口中天主教徒的比重(CATH)和穆斯林教徒的比重(MUSL)。
7．地理禀赋。用纬度的绝对值(LATI)来表示一国地理禀赋的总体情况，数值是从0～1。
(二)计量分析和对检验结果的几点解释
在表2中我们分别给出有关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计量结果可以发现，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稳定的负面作用，即使我们控制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地理禀赋等因素。结果仍然是显著而稳定的，它说明一国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金融发展越差。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它就越有能力和动力采取措施影响政府的金融政策，要求政府实行更为严格的进入管制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阻碍了市场的竞争。
2．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与它对金融资源的垄断程度往往是一致的。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金融垄断程度越高，从而金融服务的质量就会越差，金融就会越不发达。
3．在存在强大金融利益集团力量的金融环境中，金融业务的核心不再是开发新的金融产品，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是如何维护既得利益，防止竞争，从而不利于金融的发展。
三、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是中国的金融发展却严重滞后，其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滞后已严重地制约了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在现有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主要从行业结构和规
模、国家能力和成本以及中央和地方银行等多元博弈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往往从少数金融机构的利益出发来研究问题，而很少从整个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讨论银行改革。因此，现有的研究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什么严重地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小于成本的条件下仍然保持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制。
笔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市场结构来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从而具备形成独立金融利益集团的条件。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但是不管从存款份额、贷款份额还是资产份额来看，它们仍基本占60％以上，已具备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必要条件。第二，从实际经济效果来看，通过政府对利率的管制，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获得了巨额租金。据估计，从1995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获得的利差租金超过了1万亿元。第三，从政策效果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对政府的金融政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所进行的几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的既得利益。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从1998年以来，花费巨资来拯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但实际上很多政策无功而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明降暗增”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路径，并且从中获得了巨额的租金。但这些都以损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效率为代价的，并且影响了整体经济质量的提高。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中，不仅不利于硬化对国有企业的市场约束，而且也不利于实现资本的合理流动及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中国过去的金融改革中，我们片面强调和追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益和稳定，而实际效果是带来整个金融系统的脆弱和低效率。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并以新的理论视角来指导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在今后的金融改革中，我们必须削弱既得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以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与效率为目的来推动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必须一方面，要积极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性垄断，建立竞争性银行业市场结构。在行政性垄断的行业中，往往追求本行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并且容易导致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在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形成了行政性垄断的地位，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银行业之间的竞争往往是一种低效率的竞争。因此，规范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建立一个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于中国金融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要进一步扩大外资银行持股比例，让外资银行真正成为“战略投资者”，积极推进中国民营银行的成立和发展，从而建立一个合意的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削弱金融利益集团对社会福利的侵蚀。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有助于迫使金融利益集团放弃用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
摘要：迄今为止，关于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较成熟的理论包括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和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前者强调法律渊源、法律传统是金融制度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后者洞察了金融制度的内生性质、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与引申，旨在创造性综合出一种金融制度差异或变迁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以期能够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金融制度；“结构”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创造性综合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4－0016－04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沉重的话题，尽管在1993年还有很多人对此存在怀疑，但现在几乎没有人会这样认为了(Zingales，2005)。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成为一个公理性结论。不过，对金融发展现象的解释，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文献都集中研究金融发展对GDP增长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Leville，1998，1999；Jayaratne和Strahan，1996)，个别的也涉及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既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金融深化有赖于特定的金融制度安排(或特定的金融政策)，那么为何世界各国的金融制度类型多样，金融深化水平差异明显?换句话说，好的金融制度安排为何在一些国家迟迟不能出现?既有的制度安排向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安排转化有何规律?在明确金融发展研究框架后，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从理论和政策角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理论角度看，只有理解了金融发展的原因，才能设计适当的工具变量来分析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政策角度看，这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假如政策制定者不知道如何促进金融发展，而只知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关系，意义终归有限度。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引入我国的两种关于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解释理论进行比较与引申，以期能够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介LLsV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第二部分，概述Rajan、zingales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第三部分，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两种理论的进一步思考与创造性综合，试图发展一种更为丰富的金融制度演进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
一、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
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the structural theories of financialdevelopment)由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拉・波塔(La Porta)、德烈・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洛配兹・西拉内斯(Lopez Silanes)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维什尼(Vishny)(以下简称LLsV)1998年在“法和金融”(Law and Finance)一文中联手提出。在这篇奠基性文献中，近年来在法和金融领域十分有影响的LLSV组合以世界上49个国家为样本，考察了产权保护程度的法律及其实施质量与其法律渊源的关系，他们认为法律、执法机制和法律制度支配着金融交易。因为契约安排是形成金融活动的基础，与不支持债权人、股票持有者权利或不能有效执行契约的司法体系相比，保护投资者和履行契约的司法体系可能更激励金融发展。
LISV组合首先基于研究需要按照不同的法律渊源将49个国家分为不同的组别，确立了横向比较的对象。数据回归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各国的法律渊源不同，决定了各国对投资者产权保护程度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即好的“法律渊源、金融有关制度安排”决定了一国金融发展的水平。拉・波塔等发现，在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法律和监管基础设施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而法律和监管基础又源于各国的法律渊源(拉・波塔等，1997)。他们的推论是：要发展外部融资，投资者需要得到法律和监管的保护。这一推论又得到后续研究的支持。例如，迪克和津加莱斯(Dyckand Zinialas，2003)的研究表明，在具有完善法律和监管的国家，内部人控制的私人收益比较低，这意味着外部的投资者得到更有力的保护；具有更低内部人收益水平的市场更为发达；保护外部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的法律与监管机制有利于金融发展。
从法律渊源上来看，LLSV组合认为，历史上英国普通法传统偏向私有财产所有者，所以英国普通法成为平衡国家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实施的工具。这种法律渊源激励了私有产权，因而鼓励了金融的发展。而大陆法民法体系下的法国和德国，强权政府通常会制定法律、政策和规章来限制私人部门的交易，从而制约了金融发展。
从资本市场具体运行来看，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不同会通过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以股票或债券融资的能力而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发展。一家企业发行股票或承担债务的意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获得外部融资的条件。好的法律保护机制保证了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投资者愿意以优惠的条件投资于企业。如果条件适合，企业会发行更多的股票与债券。在那些能给企业提供较好融资条件的国家，证券的价值较高，企业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LL5V(1997，1998)指出，拥有较好法律保护的国家，应该拥有较高价值的证券及发达的资本市场。LLSV的回归数据分析显示，对股东法律保护较好的国家比保护较差的国家拥有价值更高的证券市场、更多的人均上市企业数目和更高的首发额。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LLSV(1998)在对49个国家所有权集中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水平与所有权集中程度之间是呈显著负相关的。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普通法系(Common Law)国家保护水平最高，大陆法系的法国、民法系(French Civil Law)国家保护水平最低，而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民法系国家则处于中间水平。对应于不同法律保护质量的国家，公司治理的所有权集中程度呈现出很大差别，越集中的所有权对应于越薄弱的法律保护。关于为什么薄弱的法律保护会导致所有权的集中这个问题，LLSV等提供的解释是，一方面，在公司内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不力，则经理阶层可能攫取股东利益，如要有效限制经理阶层的攫取行为，所有者将留下大股权以便监督管理者；另一方面，缺乏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大股东要在金融市场上分散自己的所有权将非常困难，因为中小投资者将由于大股东的攫取而没有兴趣用金融投资去换取公司的股权。LLSV(2002)在《投资者保护和公司价值》(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一文中，利用世
界上最富有的27个国家数千家公司的数据，构造模型进行检验，用托宾Q测定公司的价值，用国家的法律起源及其特定的法规指数测定投资者保护的程度，研究了投资者保护和控股股东的所有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除了在投资者保护很好的国家，几乎所有的企业多为家族和国家所有，由金融机构或分散股东拥有的企业非常罕见。该研究的一个关键结论是，在全球大公司的委托问题中，约束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攫取，比对经理无视股东利益醉心于建设自己的王国进行约束更重要，公司治理的“关键机制是保护外部投资者”。由此得到的一个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把金融市场放在一边不闻不问，不是推进公司治理改革的好方法。而金融市场改革应当重视加强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这些保护来自法院、监管机构或者市场参与者本身。
二、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
尽管LLSV组合提出的观点得到了实证支持，但这些证据又引出另一问题：为什么好的法律和监管没有在所有国家得以采用?LLSV组合把其原因归为法律渊源、法律文化不同，认为正是这些社会结构因素塑造了不同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问题是，法律和监管的不同并不能归因于法律起源的不同。因为，如果存在政治意愿的话，民法国家同样可以很容易地复制这些法规。显然，或者那些法规根本不是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或者问题在于政治意愿的缺乏。另外，来自经济发展中的例证表明事实也并非如此。Rajan和Zingales(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在1913年，法国的民法典对投资者的保护并不充分，可是当时法国股票市场的资本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78％)是以对投资者保护充分著称的美国(39％)同期的两倍；这一对比在1980年代则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此时法国的这一比率(9％)不足美国的1/4；不过到了1999年，两国的上述比例已经变得较为接近(法国：117％，美国：152％)。对于法国和美国的股票市场在近乎一个世纪里出现的这种波浪式发展态势，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显然对此无法提出系统的解释。Rajan和zingales认为，要解释两国金融发展的这种“特异”现象，需要注意到同期美、法两国金融和非金融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随后，Rajan和Zingales(2004)以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为例，阐述了金融发展呈现显著差异的内在原因：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强力阻挠金融发展。20世纪早期，为了保护本州银行既得利益，美国很多州禁止外州的银行在本州开设分支机构。这一限制银行间竞争制度安排使本州银行的经营规模偏小，风险承受能力低下，无力举办高风险的农业信贷业务。美国的金融业发展也因此处于低谷。20世纪70年代，美国部分州的银行尽管还是不能在外地开设分支机构，但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大量投入应用，使银行可以向异地的客户提供借贷服务，实质上冲破了这一制度约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州银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被迫纷纷取消限制外州银行在本地开设分支机构的法规。美国国内陆续有35个州先后通过准许银行控制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ies)把银行的附属公司合并为分支机构以及在全州范围内开设新的分支机构，从而放松了以往在不同州之间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随着1994Riegle－Neal州际银行设立和分支机构开设效率法案(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的通过，银行业分支机构设立的管制放松达到高潮。于是，在20世纪末，我们目睹了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阻碍作用的削弱所带来的美国金融业飞速发展。
基于对美国与法国金融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证考察，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和zingales)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与LLSV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不同，Rajan、zingales认为，来自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所采取的阻挠金融发展的措施成为各国金融制度呈现显著差异的内在原因。
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尽管是从实证中归纳而来，不过，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最有可能行动的是一些有“共容利益”的小集团)恰恰解释了上述小集团稳定存在的可能。金融发展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一个很明确、很集中的小群体，具有足以影响政策的能力。他们具有限制金融的能力，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那些可以从金融发展中获益的人(潜在的经济竞争者)通常比较弱小、贫困、缺乏组织，而信息封闭分散的大众一则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二则由于搭便车问题，行动的能力几乎为零。首先，该理论强调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一套系统的制度安排，而经济现实定的金融制度兼具生利性和分利性，成为界定利益格局的装置；其次，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分化成集体行动能力差异较大的利益集团；最后，金融利益集团和其他产业利益集团的出现阻碍金融市场的自由发展，同时政府的角色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内生于利益集团权力博弈之中。“政府可以做好事，并不等于它愿意做好事”(Rajanand zingales，2004)。拉詹和津加莱斯的理论主要是来自民主国家的金融发展实践，然而，其对中国国有银行金融制度变迁的规律性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两种理论的引申与综合
(一)对LLSV组合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的引申
尽管LLSV组合发展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成为当今解释制度差异的经典理论之一，然而，从上文的分析中，LLSV组合把法律起源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并在同一时段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横截面分析。这一方法的不足是不能观察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
从法律渊源的角度理解问题，LLSV组合设计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中金融制度的演进显然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恒定性较强，因为一国的法律渊源与法律文化是相对稳定的。按照La Porta等为代表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具有普通法渊源的国家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更为充分，从而具有更为发达的证券市场。上述结论的一个显然的含义是，给定一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因素(如LLSV组合强调的法律渊源和文化等)将在较长的时期保持不变，将不可能出现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然而，理论与实践的“悖论”至少表明他们对功能多样的金融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发展的国家差异的解释不够完全，尽管不能由此判定结构理论是不正确的。
这里的真正问题是，法律渊源是影响社会权力结构重要变量吗?LLSV对投资者法律保护差异的研究侧重于各国法律渊源的不同，从而得出普通法系国家比民法法系国家给予了投资者更强的保护这一结论。问题是法律渊源的不同造成对投资者
保护的差异应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如果是体现在法律条文上，而实际的回归结果却表明法律渊源变量比各项权利指标更具说服力，可见法律渊源变量决不仅体现在条文上，其实法律渊源与法律条文之间的联系已不断淡化。例如美国是案例法国家，其证券法却是成文法的形式，而且规定得十分详尽；转型经济国家则更典型，它们在转型中既采纳西方国家的法律(没有考虑渊源)，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政治环境制定相关的法律。可见法律条文不仅与渊源的关系在淡化，而且法律的内容也并非完全外生于经济过程，尤其是转型经济中的法律并不是外生于政治经济过程的，它的制定与该国经济政治是相关的，制度之间是互补的(青木昌彦，2001)。比较法学者们认为，法系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表现在法律的历史、立法过程和法律文化，而不是法律内容。
另外，LLSV组合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考察金融深化(发展)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是对法律制度对投资者所有权的保护，侧重于个体金融合同的制定、履行情况分析明显是一种微观视角。然而，金融制度安排承担着复杂的功能，生利性与分利性以及二者的具体配置与转化情况内置于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中，而权力结构不仅是一个微观问题(个体主义的问题)，更是一个群体主义的问题，采用集体主义的方法论有其优势。
(二)对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的几点引申
拉詹等人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是从历史逻辑中归纳而来，因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弥补了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的缺陷。然而，作为一种理论，还是需要形成一种推理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在此，本文对该理论做几点引申。
第一点，金融发展、金融自由竞争制度的形成是一个社会整体理性的过程。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原子”社会，个人的经济理性在经济实践中会趋近于社会整体理性。然而，个人首先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制度环境下的个人、一定的利益关系下的个人。从“原子”个人的经济理性过渡到社会整体理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期间要经历个人的差异理性、实践演进理性、集团理性(社会关系理性、制度理性)等诸多环节。根本上在于社会中的个人是非同质的，在经济交往中会形成不同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在实践理性与关系理性的作用下，会形成一些稳定的利益系(利益集团)，具备了集体行动的组织能力。而各个利益系维系组成规模、关系紧密程度差异较大，其行动的能力差别较大。这又导致政府(本身也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系)主导下的社会权力结构必然是失衡的。金融发展所依托的金融制度安排从表面上来看是中性的，任何一个利益系都要在其规制下组织经济活动。而金融制度安排却不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从制定到实施依托于特定的权力结构。因此，正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化规律决定着金融制度的演进。
第二点，本文考察两种关于金融发展的因素决定理论，得出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主线是金融发展需要一种特定的社会权力秩序。其不仅有利于创造充分竞争的权力结构，而且本身也内置于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在既定的金融制度下，隐性分利小集团的出现(隐形集体行动)，尤其是原来的生利集团转化成分利集团中一分子，也会使生利性的制度安排慢慢变成分利性的制度安排。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压力、货币的外生冲击、技术进步及其扩散、生利性利益集团的成长等都是社会权力转化的重要因素，又催生着金融制度的创新。
最后一点，关于金融发展中政府经济行为的分析问题。从拉詹和津加莱斯的著作中，他们专辟一章“驯服专制政府”，考察的是立宪制政府组织形式(至少是西方意义上代议制政府)的形成过程和随后的金融发展情况。因此其理论的“特殊性”“案例性”色彩是难免的。问题是非代议制政府国家金融发展又有何规律，应当如何假设非代议制政府模型?政府这一社会特殊组织在金融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既有金融制度下政府总成本收益的变化如何影响政府的理性形式?内生于社会权力结构中的政府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与各利益集团之间是何关系?本文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肯定会完善金融发展的现有理论。
(三)金融发展的社会经济动力学
本文对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与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比较与引申，根本目的在于在两种“理论”基础上创造性综合出一种金融制度差异或变迁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侧重在法律渊源、法律传统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突出作用，把其设定为核心影响因素；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洞察了金融制度的内生性质、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社会权能的作用，但正如上文所述，“作为一种理论，还未形成一种推理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实际上，金融制度这一研究本体决定了其必须是“非决定性的、演进的学说”(Non－determinism Evolu－tionary Theory)，只可能存在“过程的、演进的均衡”(Processingand Evolutional Equilibriums)(Nelson，Winter，1982)。制度动力学研究的前沿理论表明，“所有的变化都是作为某一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结构之结果出现的”(拉齐斯基，1996)。目前，一些重要新制度经济学家如诺思、奥尔森等，前者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后者提出了集体行动的经济学理论、压力集团的成长理论，他们的研究正日益转向到制度经济学的整体演进范式上来。现实的金融制度均衡只是一种静态均衡，社会权力结构、利益结构的演进过程决定着制度演进的过程，而金融制度安排的演变决定着金融发展的水平。文化、法律渊源只是影响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一些因素，外来冲击、特殊事件、利益集团、政府与社会组织性质、技术进步的变化都会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着制度安排及其实施。本文认为，金融制度演进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可大大丰富对金融发展问题的认识，尽管我们的研究尚十分粗浅。
关键词：农村金融；理论研究；方法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7－0011－04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tudy, and give some command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Rural Finance； Theoretical Study； Method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理论的支持，农村金融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突破，农村金融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理论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供给的意义特别重要。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已有了巨大变化。然而农村地区自然禀赋差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层次不一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日趋突出，农村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临诸多难题，这使得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目前，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将从方法论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以期对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作出恰当的评价，为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准备。
二、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传统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根本上解决了原有体制下激励约束机制不足的缺陷，使得濒临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了困境，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着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得以重新建立，农村金融有了极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也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围绕着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管理等问题进行研究，为农村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一时期传统的金融理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既定的理论约束下，政策报告式的研究方法即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逻辑思维成为主流模式，众多的研究是为政府实现特定的目标而直接投放信贷的方式干预农村金融提供政策建议。这种方法通常只追求旨在农产品增加的短期目标而忽视农村收入的可持续性增长，并且仅仅强调信贷投放而忽视储蓄动员和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建设[1]。总结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传统方法的效果总体上都不好，最多是效果一般，其结论是基于如下三个标准作出的：（1）传统战略如瞄准问题和补贴在解决问题上是否成功；（2）传统方法的成本效率分析；（3）在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方面是否成功[2]。
三、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转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开始逐步与世界主流经济学接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逐步主导着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基础上建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流行，对中国当时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起到相当大的启示和引导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农村金融提供了理论框架支持。自此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不囿于农村金融内部，开始在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研究农村金融，大量文献集中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结构与功能、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开始认识到农村金融研究目标不仅仅在于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金融发展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弄清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必然联系以及内在机理。一些文献基于中国农村地区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回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方向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研究指出，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东部地区也仅仅只有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与其相反的是，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根据帕特里克的两种金融发展模式“供给引导式”和“需求追随式”，一些研究也认为，原有向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注资的“供给主导”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很好作用，因此在中国今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应该转换思路，按照“需求追随’模式，有的放矢地促进农村金融增长[3]。
也有学者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两个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状况作出全面的分析。一是依照金融发展理论所提供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和M2/GDP），从宏观层面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出这两个指标绝对值在中国农村并不大，但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过由于这两个指标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所具有的缺陷，对由这两个指标所获得的结论应持谨慎态度。如果以L/GDP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如FIR和M2/GDP所表现出的那种极其明显的趋势。二是设计一些指标（如金融资产与纯收入之比及其行社贷款与纯收入之比）从农户层面来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其分析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户经济生活中货币化程度增加；另一方面农户存在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不过农户可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融得资金从而使流动性约束得到部分缓解。也有文献依据戈德斯密斯 (Godsmith 1969)金融结构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农村的金融结构状况[4]。
上述研究文献基本都遵循着戈德斯密斯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研究思路，通过一系列数量指标从金融结构上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给予衡量，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数量化分析。较之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具有逻辑更为严密，路径更为深入，结论更为精确的优势。然而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该研究方法只是指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计量上的因果关系，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影响的渠道或环节在理论上依然是不清楚的，而且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未必能够准确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二）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一反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偏重实物要素而忽视金融要素的研究方法，转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其理论政策含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沿着相同的思路对中国农村金融抑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一些文献从农业的自然属性、农户的生存与发展特点出发来阐述需求型的金融抑制，解释了现象背后农户和农村企业信贷需求总量变化以及层次分布。也有文献是建立在对农村金融需求分析的基础上，从农户和农村企业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有限，融通资金渠道单一等方面来阐述供给型金融抑制。在阐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资金为何供给不足的原因解释方面，指出金融制度、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是主要因素。供给型金融抑制的研究角度往往倾向于存量的修正，而需求型金融抑制视角则侧重于长远，注重增量的发展动态。上述研究文献禀赋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将视角投向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均衡的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及其原因，其结论要深刻得多。这些文献的论证逻辑基本遵从现象原因这一思路，采用对大量农村地区抽样调查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当然这些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层面和视角上的局限，如基于需求视角是否存在其他复杂的需求制约因素？以及连带出农村金融主体的金融需求结构与其他各项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分析等方面还存在研究上的空白。就其方法论来说，有些文献缺乏研究的规范性。
从金融功能论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与经济关系作出客观的描述，被一些中国学者所运用，其中较为普遍的研究采用一种叫做机构分析法，简称为机构观。具体表现为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研究思路。以此思路，农村金融要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功能必须在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框架下进行，根据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走上了一条“机构路径”。长期以来注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而忽视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和农村金融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为此，另有一些学者提出，应以功能观来重新认识农村金融经济的关系，以此指导中国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更好促进农村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功能观是从系统的功能出发，然后探究需要何种结构来实现这些功能，它遵循的是功能、结构思维方法。其实质是从金融所处的系统环境和经济目标出发，考察金融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功能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成本――收益原则，选择能满足系统环境对金融功能需求的金融形态和功能实现机制，由此对系统进行结构优化，其遵循的是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思路[5]。功能观的研究范式为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变化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思路，扭转了一直以来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与实践忽视农村金融体系功能问题的倾向，也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三）农村金融制度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对传统发展经济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发展经济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国内一些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采用历史演绎从制度层面上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逻辑，以及从实际经验数据来分析这种演进背后的悖论和缺陷。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历史变迁的特点是，农村金融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这种以扼杀农村经济组织自发行为为代价的外生性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悖，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的缺位，农村金融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经济总量的增长[6]。这些研究文献突破了将农村金融制度视为既定不变的外生变量传统研究方式的束缚，弥补了排除制度作用和制度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的传统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上的不足。然而这种研究方式阐明的只是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历史演变的逻辑，却无法说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应有的逻辑。
（四）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取向一直是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关注的，究竟是以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众多文献争论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合作制为主导；另一种观点是商业化取向，甚至放弃合作制；还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商业化和合作金融应共同发展。各种文献的观点之所以出现差异，从理论本源来说，关键在于其研究者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判断的差异。按照“理性小农”命题(Schultz,1964;Popkin,1979)，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换句话说，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按照“道义小农”命题(Chayanov,1925;Scott,1976)，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是生存取向的，不会冒险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农村地区商业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合作制的金融安排是恰当的。但无论从“理性经济小农”视角还是从“道义小农”视角来考察中国农村经济，得出的结论都难免简单化，中国小农经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值得进一步讨论[7]。从研究方法论来说，持商业化取向或合作制主导观点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采用理论演绎的三段论形式来得出各自的结论。理论前提承认合作制金融存在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而商业金融活动所具备的条件是农村市场经济，商业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农经济化条件下的金融服务，进而从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的描述中获得理论推理的依据。这些研究文献论证形式缜密严谨，其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问题在于，缺乏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严格的实证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没有哪一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五）农村非正规金融
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其二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分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1) 从中国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与其资金的非生产性需求两者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出发，通过案例研究表明非生产性资金缺口和农贷需求不能指望由正规的或商业性的金融来满足。(2)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中国城乡的特殊结构与联系相关性入手，认为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特别是在转轨经济中，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的。(3)从农村金融供给的角度，认为农村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给。(4)从金融政策的根源来看，由于贷款管理的落后和贷款配给的错误，扭曲了农村正规金融资源的配置，收入较低农户的信贷需求仍然要通过非正规金融得以满足。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不少学者以农村民间金融为例，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把民间信贷利率部分地视为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或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有文献认为，民间信用利率决定于资金供求状况、借贷者亲疏关系、期限长短、淡旺季节等因素，因而利率档期分明。 也有文献依据修正的Stiglitz-Weiss信贷配给模型来揭示出民间金融各种利率形式的机理和长期并存的原因。
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研究方法从案例分析到规范论证呈现多样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非正规金融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视角的多元化固然可以使问题的认识较为全面，但多种结论的差异将使得理论研究失去了实践意义，另外案例研究中样本选取的不同将会影响到结论的可信度。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理论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各种理论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局限。不仅如此，无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系识别，金融抑制理论对供给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区分，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的争论，还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分析只是农村金融的一个方面，各种研究思想和方法忽视了农村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及系统内外存在的复杂联系，这也是导致各种理论研究与实际脱节的重要缘由。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不能简单地依赖某个理论。综合各种理论研究的优势，将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之中，通过对农村金融系统内外复杂联系的研究寻找改革途径将是未来农村金融研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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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金融支持，机理及政策
一．研究述评及问题提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在我国，产业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体系的中心，而金融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核心支持机制。对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金融学术界的重视。1970年以来出现的金融发展理论系统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1][2]，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工商管理论文，Greenwood（1990）[3]、King（1993b）[4]、P.Arestis(1997)[5] 、Beck(2000)[6]等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探讨，就我国国内而言，谈儒勇(1999)[7]运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丛林(2002)[8]、张金瑞(1990)[9]、庄卫民(2003)[10]等分别对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探讨，揭示了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支持机理，此外，宋泓明(2004) [11]等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为国内学者展开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对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已经成为国内金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刚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龚仰军（2002）[12]等主要从宏观视角探讨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并局限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考察，没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划分，来深入揭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机理。顾海峰（2010）[13][14] 则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进行了划分，并构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整体性框架，该框架理论认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程，应包括金融支持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等过程。其中：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中间环节与重要保障，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才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最终目标。而顾海峰（2010）[15]则讨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对策问题。
本研究认为，产业优化选择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论文网。因此，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过程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特别是国家进入“十二五”时期工商管理论文，随着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实现背景下，本研究针对“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在金融发展视角下，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为切入点，针对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选取上海市作为区域样本，分别从政策性金融层面与市场性金融层面系统性地提出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对策。本研究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
（1）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
①比较优势准则。区域比较优势基准的理论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法以及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学说。虽然在区域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区域都具有某种资源的相对优势，但某一区域不可能同时具有各个方面的相对优势，这客观上要求重点发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相对优势的工业部门。区域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必须突出产业的地域属性，即强调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②产业关联准则。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产业关联度原则，优先考虑那些对较多产业有带动和促进作用的产业。在他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依据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对产业间关联度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中发现，任何一个产业部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供需关系与其他部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并形成产业链条，产业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效应。产业关联度越大，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
（2）产业优化选择的思路
产业选择的思路就是基于产业发展潜力指标，来实现从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筛选功能。其中，发展潜力标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①技术进步潜力。20世纪50年代，索罗运用著名的索罗剩余计算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资本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索罗之后，罗默、赫尔普曼等又进一步建立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内生模型。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20%-40%工商管理论文，80年代以来已经达到60%-80%。一般主要从科技进步速度、科技劳动者比率、劳动生产率上升率等指标来衡量产业技术进步的程度。本研究选用技术进步速度作为衡量指标，其中：
科技进步速度n = Y/ Y - α·( K/ K) - β·( L/ L) ,这是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所得, Y/ Y 为产业产出的增长率，K/ 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 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②市场增长潜力。本研究选用需求收入弹性，作为衡量产业市场发展潜力的指标。所谓需求收入弹性是指某种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比，反映随着国民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对各产业最终需求的变化，收入弹性大于1的产业和产品，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增加更快中国论文网。只有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才能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获得较高的利润。
③增长表现:本研究选用产值增长率作为衡量产业增长表现的指标。
本研究通过给科技进步速度、需求收入弹性、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社定一定的评价权重系数，即可得到任何产业的加权平均值，该数值就反映了每个产业的发展潜力程度。最后，本研究通过选择加权平均值比较高的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就是本研究设计的产业优化选择的战略性思路。
三．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
产业优化选择机制包括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性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无论在何种机制下，金融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的过程，需要金融的资金形成和导向机制来实现。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机制主要包括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其中，政策性选择是指在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选择时，金融的支持作用体现在通过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适当干预使金融资源流向优质产业，促进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市场性选择是指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金融资源流向边际收益高的优质产业。两种产业选择机制并非是对立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产业选择也要通过市场性选择来实现，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
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初次优化配置来实现产业类型结构优化配置的过程。也就是说工商管理论文，通过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般性产业样本的顺利遴选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据政府产业目录的比重大小，完全取决于金融资源在产业优化选择过程中的配置效率，也就是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以及下面将给出的金融支持对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直接关系到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问题。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功能的实现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一方面，应逐步提升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作用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性金融对产业选择的作用机制，使我国市场性金融更好地发挥产业选择功能。另一方面，也必须重视政策性金融的产业选择作用，特
别是关注政策性金融对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无法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国际上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践证明，在任何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实践中，市场机制作用总存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一旦出现市场机制作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政策性金融就要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如图3-1所示。从图上可以发现，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工商管理论文，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
图3-1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图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产业优化选择的目标在于从处于低附加值状态的一般性产业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必须强化金融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功能。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应体现政策化扶持原则，这种政策化原则不仅体现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要体现在市场性金融方面中国论文网。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府间接干预金融市场等手段，来引导金融对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政策性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遴选效率。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比较全国各个城市，上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产业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等优势，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潜力水平指标值很大，但因其处于发展初期而导致产值较低的发展水平，这时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
①通过本研究提出的产业发展潜力指标评价模型，政府从中选取产业发展潜力指标居前的若干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然后重新对选出的若干产业进行反复比较筛选，确定上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②一方面，政府积极引导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在各自的政策性信贷领域参与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政府全资或控股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积极开展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担保业务，通过担保方式来支持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
（2）政府应采取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这是通过政府干预商业性金融活动来实现产业选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目标，也属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畴。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所表现出的低产值产业发展水平，难以满足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资本的信贷要求，如果信贷利率过低，则损害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利益，如果信贷利率过高，则战略性新兴产业难以接受高启的融资成本。这时工商管理论文，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通过补偿市场利率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发放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部分，来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首先，政府对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支持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实行财政补贴或贴息，引导商业银行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活动；其次，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商业性担保机构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担保。再者，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信托机构、金融租赁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活动。
（3）政府应通过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来积极引导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活动，并利用资本市场强大的资金支持功能，从而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政府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明确对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给予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并引导上海或外市的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功能，通过增发或配股方式来并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营企业股权，一旦并购成功，意味着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
四．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手段，来引导市场性金融对上海产业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换效率。市场性金融支持活动必须基于市场化原则开展金融支持活动，这明显不同于基于政府干预原则的政策性金融。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良好协作机制的构建，并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具体的政策支持组成体系主要包括：
①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金融支持活动的开展。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工商管理论文，政府要加强企业的诚信建设，发起建立企业诚信信息数据库，确定企业的信用等级，公布企业的信用执行状况，为金融信贷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尤其重要，因为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不仅仅取决于产业（项目）本身，还取决于信贷主体（企业）的诚信状况。
②政府应积极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良好的银企协作机制有利于降低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商业银行信贷是基于风险内部化的，如果没有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则商业银行将承担全部风险，根本无法实现风险的转移与分散功能，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担载体往往处于发展初期而无法提供足够的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因此，一般而言，由于商业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而放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贷款。于是，由政府推进而建立的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显得尤为重要。
③政府应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呈现低产值发展水平状态，难以获得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青睐，而这时作为市场性金融机构的上海城市商业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上海金融租赁公司、上海财务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在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下，优先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引导与协调，因为政府毕竟拥有大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控股权，所以这样的政策性协调、市场化运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完全是可行的工商管理论文，也是容易操作的，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典型模式。此外，还可为其他非地方性商业金融机构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活动启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性引导作用中国论文网。
（2）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尽快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引导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可能因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而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这时，如果上海具有一个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则载体企业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通过企业产权的转移，使拥有资金实力的新股东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载体，从而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实际上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一种直接融资的可行路径，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引导机制的形成，也是对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间接融资的重要补充，拓展了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渠道。政府应尽快进行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主要包括制定产权市场的参与主体、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形式、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的评估与定价、产权市场的交易规则、产权市场的监管制度等交易监管政策，并提供科学有效的交易风险管理方案、高效的交易操作软件、固定的交易场所、专业化运作的工作人员等一系列软硬件设施。
五．结论与展望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的过程应包括产业选择、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三大过程，其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比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技术结构的优化配置。而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整个过程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产业优化选择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而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金融支持。本研究主要探讨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本研究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工商管理论文，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该研究成果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
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战略意义是显而易知的，在国家关于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现实背景下，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金融学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使命。特别是进入“十二五”时期，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为了更好地指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高效性，从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无疑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成果将为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作一前期研究基础，为金融学术
界继续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作一良好的铺垫。
参考文献
[1]King,R.G.,Levine,R.,1993a,“Finance and Growth: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Quarterly
关键词：金融产业集聚；金融中心；竞争力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4－0096－0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信息技术飞快发展以及新兴市场迅速崛起，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扩展了金融活动和金融活动的全球化网络，国际资本流动加速，机构投资者快速发展，国际金融业购并重组迭起。同时也引发了金融活动和机构在少数重要金融中心高度集聚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关注的目光于金融产业集聚现象，他们在不同的学科体系下采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探寻金融产业集聚现象。对金融产业集聚最早的探寻则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初期经济学家powell(1915)在其著作《货币市场的演进》对金融业空间演化的关注，在书中他详细描述了银行集聚并集中在伦敦的金融机构演进过程，同时运用了许多生物学上的类比，比如“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经济史学家Gras(1922)曾深入分析了作为大城市功能之一的专业化金融机构的发展，之后，学者对金融的研究发生了转向，更多地集中于金融衍生工具的效应及对金融政策的研究和评论。值得注意的是，1955年，法国学者Jean Labasse最先将地理学的视角涉及金融业的研究，描绘了里昂地区银行网络的发展，以及中心城市问的金融联系。此后在20世纪的70年代到80年代曾掀起了研究金融中心的热潮。我国学者对金融产业集聚形成的理论研究关注不多，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迫于产业升级和国家城市竞争的压力，特别是政府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口号之后，不少学者开始关注金融产业集聚和金融中心的研究。
一、金融产业集聚的现象及内涵
在金融产业领域，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采用企业间协调的方式来组织交易和生产活动，从最初的少数几家银行集中到金融控股公司的兴起，再到今天各种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集群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纽约、伦敦和东京为代表的三大国际金融集聚区，而在一些新兴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明显的金融机构集聚趋势。新加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通过税收政策优惠、亚洲美元市场的建立和对证券期货市场予以支持等措施吸引大量的金融机构集聚。国内的金融机构集聚现象也是风起云涌，北京的金融街已经成为国内金融机构的集聚地，上海浦东金融机构聚集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早期的空间分析体系承认产业集聚的存在(Weber(1909／1929)，最初对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正式阐释却是由Marshall给出的，提出产业集聚即空间外部性的概念，他的分析缘自Adam.Smith对劳动力专业化的观察。对产业集聚的经典定义则来源于Porter的《论国家的竞争优势》：它是一组在地缘上接近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它们同处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共同性和互补性联系在一起，主要指生产、制造性企业。目前，理论界尚未有对金融产业集聚的明确定义，相比而言，金融产业集聚则包括了更多的内涵，不仅仅是一个过程，同样可以描述为一种状态或者结果，它既是金融资源、金融系统在结构、功能、规模、等级上的时空有序演变的结果，又是金融资源与地域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及其他产业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结果。金融产业总是以企业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是金融企业高度集聚的产物(Panditetal，2001)。因此，目前关于金融产业集群的内涵散见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义之中，Kindle Berger(1974)从功能角度给出了金融中心的经典定义：金融中心不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向投资者转移，而且也可以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的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香港大学饶余庆(1997)将国际金融中心定义为“一个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所趋近，并进行各种金融交易活动，如存款、放款、汇兑、资金转移、外币买卖、证券买卖、黄金买卖等等的都市”。最近的经典文献则把金融中心定义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及其附属机构在一定区域内的集中。
目前，国内学者对金融产业集聚的研究开始涉足。王步芳(2006)认为，金融产业集群是指金融产业的各种企业和机构根据纵向专业化分工以及横向竞争和合作关系，大量集聚于某一特定地区而形成具有聚集经济性的产业组织。金融产业集群综合了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科层组织的功能，能够形成一个稳定、持续、有序的金融生态组织，从而在金融整合力、竞争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等方面具备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科层组织所不拥有的整体竞争优势。金融中心则不过是金融产业集群的表现形式，金融产业集群不是靠政策导向就能够发展起来的，而是市场长期竞争的结果。连建辉、孙焕民(2006)等认为：金融企业集群是复合性金融产品生产与交易的中间网络组织，构成所谓金融中心的微观基础，其存在有内在的经济逻辑。金融产业集群所具有的区域金融创新优势、风险缓释优势以及生产经营效率优势，能够为区域内金融企业带来租金，也能够为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提供强劲的成长动力，由此成为现代金融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和栖息地。滕春强(2006)认为金融产业集群是具有空间地理接近性、行业接近性、社会接近性的金融机构及其相关企业，通过金融资源与地域条件协调、配置、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达到一定规模和密集程度的介于金融市场组织和金融企业的一种中间网络组织。梁颖(2006)则把金融产业集聚定义为：金融产业集聚是指一国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中介机构、跨国金融企业、国内金融企业等具有总部功能的机构在地域上向特定区域集中，并与其他国际性(跨国)机构、跨国公司、国内大型企业总部之间存在密切往来联系的特殊产业空间结构。
综合以上学者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定义，因此金融产业集聚可以定义为金融机构、金融企业、金融中介机构、金融监管部门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某地域高度集中，通过市场联系和非市场联系，形成的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产业群体。
二、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动因
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动因包括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的驱动因素及内在机理问题。多数学者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在金融产业集聚生成动因的理论依据方面，大多数学者以Marshall(1920)、Weber
(1929)、Porter(1990，1998)等的集聚理论为基础的，将金融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以下经济因素：外部经济、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交易成本。Kindleerger(1974)认为是规模经济使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选择一个特定的区位。外部规模经济是自我加强的，更多的金融部门在一个区域内定位，那么这些区域对于其他金融参与者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韩国经济学家Park(1982／1989)将规模经济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集中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他认为当一个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国际中心便有形成的可能。同时外部规模经济会进一步促成生产和经营单位的空间集聚，表现为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合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更加邻近，流通环节的减少，信息沟通的便捷等。Naresh R.Pandit(2001,2002)等学者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集聚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的不同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相关性。Economists Advisory Group(1984)在《城市20年：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一文中指出：“金融中心发展缓慢，但是一旦建立，它们就显示出生存的巨大能量。这部分是因为习惯的力量、顾客的忠诚或者简单的惯性(或者说是“路径依赖”)，但大多是源于建立金融中心所享有的各种规模经济。”Arthur(1994)提供了一个路径依赖模型来描述下面情形：如果外部经济(或者集聚经济)盛行，那么一个具体企业定位是怎样变得比其他更为优越。他表明，对于一个特定种类的金融业务，这会使得这项业务对于其他银行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这些规模递增收益有助于一个地理上的“锁定(lock－in)”。也就是说，这使得一个区域优于其他区域，在此模型中，只要有新的企业进入，一旦它们选择了区域就很难有移动。Taylor(2003)等通过对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地理邻近和面对面接触而发展密切的人际关系是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过程。熟练的劳动力、顾客和供应者三者关系的地方化对金融服务企业的创新和产品、服务的递送很重要。
金融地理学主要从信息的角度对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动因进行多角度的阐释。Porteous(1995)一系列的工具去说明和解释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比如“路径依赖”说明为何某城市能长久在区内维持优势；而“不对称信息理论”和“信息腹地论”则能解释为何“路径依赖”优势会被改变或者削弱。Gehrig(1998)利用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聚集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为了理解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根据信息内容将金融活动分类是特别有用的。信息敏感性的证券交易更易集中于相关证券信息更集中、更易交流的地区，而标准化证券可能较之更自由，对成本差别的反应更敏感。Zhao(2002)则运用信息腹地理论来研究中国金融问题，他将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要想准确解释非标准化信息的内涵和价值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准确了解这类信息的广阔背景(或日文化)。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接近于信息源。该研究还指出，信息外部性和不对称信息不仅是塑造信息腹地的决定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地区等级和全球层次的重要因素。标准化信息与非标准化信息的另一种表述为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和默示知识(tacit knowledge)。这是演化经济学常用的表述方法。金融地理学家借用了这一概念，指出默示知识的学习需要面对面的交流(face to facecontact)。因此，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地理因素的约束。Davis(1990)则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大、中、小型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通过专业的劳动力人才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企业协助，例如会计业、保险精算、法律咨询等，金融服务产业将更加接近市场，减少交易成本，通过彼此之间知识与经验的分享，开发出创新技术。他指出，许多外部经济与优良的信息流有关，假如在更加准确和更加有竞争力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定价的基础上，金融市场越大，那么它的效率和流动性就越高，并且金融市场是高度相关的，彼此之间相关度将不断增强。Risto Laulaiainen(2001)则从金融资源的流动性角度来研究金融产业集聚现象，他认为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者一个重要国家的政府债券实际上是一种商品，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同等交易，而逻辑上这种交易更倾向于在流动性：好的大金融中心进行。
城市经济学者则从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理论的角度对金融产业集聚现象进行论述。在城市经济中，城市功能的分化导致经济系统中等级框架的出现。Gras(1922)描述了从乡村、城镇到城市经济的发展阶段，将专业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作为大城市一项功能来研究，他描绘了城市作为腹地的四个阶段，商业、工业、交通和金融业，金融业处在城市发展的最高阶段，与商业、工业和房地产业相比，金融业具有更大的集中度。Vernon(1960)认为，城市吸引着具有巨大不确定性、需要面对面接触的产业和服务业，吸引着那些以较快的互动速度为必要条件的行业。公司或者金融机构的集中能够促进为熟悉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客户关系，纽约港吸引了批发商，批发商带来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引来了全国性公司的核心机构。
金融产业集聚生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选择了同一个区位，但在竞争性的产业环境中，只有部分空间具有适合金融产业的空间要素，这种特殊的场所被Markusen称为“光滑空间中的黏结点”。这种独特的场所之所以成为金融产业集聚的合适温床，就在于具有独特的空间区位。空间区位是金融产业集聚的基本要素。Martin(1999)研究了不同金融机构的区位分布情况得出：银行与证券交易机构、外汇交易机构的区位会有所区别，前者会相对较为分散，而后两者会较为集中。Porteous对银行区位模型进行了很好的理论分析。通过分析距离对银行贷款监督成本影响的模型，他认为，如果市场潜力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在不考虑价格竞争的情况下，将产生银行的集聚，其结果类似霍特林(Hotelling)对企业的空间分析模型。Choi&Gehrig对世界主要银行业中心的成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证明了地区间贸易流量、直接投资规模、距离的远近、文化的差异及当地银行业商业机会的大小等因素是影响银行跨国区位选择的因素，但仍缺乏对这些因素重要性的实证检验。E.P.David(1988)首先将企业选址理论运用到
金融中心的形成研究中，并于1990年对企业选址理论进行了系统整理。该理论主要解释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区位中，特定企业选择特定区位的原因，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成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均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他提出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即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可分为供给、需求和外部经济三部分，这就是所谓的企业选址的利润最大化模型。但是利润最大化模型有弊端，而且过于简单化。我国学者潘江丽(2002)运用区位理论分析了金融机构选址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1.地区成本优势；2.人力资源的规模和质量；3.电信设施的先进性与安全可靠性；4.金融监管环境与税收制度。
从上述对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原因的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还缺乏专门针对金融产业特性的集聚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而仅仅是分析促使集聚形成的具体因素，况且针对这些具体因素的研究也比较分散，缺乏系统的模型。因此，从总体而言，对金融产业集聚内在机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需要有系统的理论和模型对其进行整合。
三、金融产业集聚的演化
金融产业集聚的演化是从动态角度探讨金融产业集聚。英国学者Dow总结了伴随着其组织变化的银行业空间演化过程。即银行业空间系统演化分为六个阶段。1.服务当地社区的金融中介；2.经营者信誉带来市场拓展但仍限于本地；3.银行系统向全国发展；4.依据国内向海外拓展；5.在全国市场上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竞争；6.放松管制带来国际竞争并最终导致相关活动在金融中心集中。该过程可概括为，银行系统开始于当地或区域银行阶段，通过全国性银行的分支分散阶段和金融活动在特殊区位集中形成区域性和全国性金融中心阶段，达到国际发展和向国际金融中心集中阶段。
Naresh和Gary(2003)认为金融服务业集群是动态发展的。在Swan(1998)提出的集群生命周期的基础上，他们指出，金融服务业集群产生的积极效果并不会无限期地持续存在，到了一定的临界点就会成熟，这时集群内的拥挤和竞争现象会加剧，集群内企业的进入和成长速度就会降低，最终会导致集群的衰落。他们还分析了导致金融服务业集群动态发展的原因：金融服务业集聚能够带来利益，也会产生成本，当利益大于成本时，集群就会成长，包括集群内原有服务企业的成长，以及不断吸引新的企业加入；而当金融服务业集聚的成本大于收益时，集群就会逐渐衰落，他们用表1来表示促进金融服务业集群成长和导致衰落的因素。
Gehrig重点对金融中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存在影响金融中心的向心因素和离心因素。其中向心因素包括：(1)规模经济，即当地的经济规模。已经存在的金融业规模，这一因素对于金融业集聚非常重要。(2)信息溢出效应。金融机构的集中使得有效信息更容易扩散，增大了金融从业者之间的交流，有利于新思路、新想法的出现。(3)市场的流动性。投资者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风险小的地区，而在流动性强的市场中，单独交易者对价格的影响比不流动的市场要小。因此，市场流动性强，相应的交流量更多。离心因素是指市场进入成本，政治上的干涉以及地方保护等。这些因素往往造成金融业进入的壁垒。
从上面的文献中可以看出，金融产业集聚的演化，既受集聚区内成本和利润变动的影响，也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比如政府政策、金融制度等。因此从系统动态的角度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应比静态视角更能说明金融产业集聚这种复杂的经济现象。
四、金融产业集聚竞争力研究
金融产业集聚的竞争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当中。对国际金融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是Sagaram(2004)。他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有关资料、选择指标，选取包括集聚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内银行总部数、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对国内银行总部数与外部国际金融中心联系的个数、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外银行总部数等在内的指标分析了除美国以外的37个1FC国家的发展和竞争力状况，得出提高竞争力是促使金融资源集中的重要诱因。Lee和S.Marwde(1993／1995)具体研究了集群内金融生产和创新的运作方式与金融产业集群彼此间竞争的关系，认为金融产业集群间的竞争关系是金融服务业生产环境、生产条件与金融产业集群的生产能力之间的辨证。他们特别强调“金融生产”的作用，认为金融业也有其实质生产条件，金融产业集聚正是市场、服务和组织间互动网络发生的场所；金融中心本身的竞争力来自其中运作厂商地方能力的总和，即金融服务业的本地化。Audress和feldman(1996)的研究表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因此，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聚区内经验共享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Richard Mc Gahey(1990)等也从竞争力角度探讨了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指出了区位成本和区域优势，劳动力和人力资源优势，通讯和技术，法治与税收四因素决定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殷兴山(2003)构建了金融综合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指出金融综合竞争力由金融聚集力、金融区位力和金融资源力构成。倪腾飞和孙承平(2005)利用模糊曲线关系模型和样本城市的相关数据，计量了城市金融功能竞争力指数及其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权重，并对哪些城市能够成为全国性金融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进行了判断。
五、总结与展望
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金融产业集聚问题，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内涵、生成动因、演化和竞争力等方面得出了很多重要结论。总体而言，相对于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产业集聚的研究还显得较为单薄，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笔者认为，对金融产业集聚的进一步研究，应该特别关注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从金融产业的特性出发，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金融产业有不同于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特性，其集聚的机理及集聚模式可能会与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有所不同，因此应该紧密联系金融产业特性，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
关键词：金融学教学；优化路径；非金融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0-0274-02
一、本科非金融专业金融学教学存在的不足
（一）“大一统”非金融专业，未能体现各专业的学科特点
1.教材选用的大一统。目前，我国高校在《金融学》这一门课程的教材选用上，对于非金融专业和金融专业本科生没有区分，都用的都是大一统的教材。但是《金融学》这门课程对于金融专业和非金融专业本科生而言，先行和后续课程的安排设置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对于金融专业本科生而言，在《金融学》后续的课程设置上还会开设金融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专业方向课，诸如国际金融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央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公司理财、保险学等。这些课程的后续学习对于《金融学》中所学的内容会得到更深层次的巩固和拓展。金融学专业的本科生对于这一门课程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而对非金融专业本科生而言，《金融学》的后续课程更多是其本专业的专业主干课和方向课。
2.教学模式缺乏专业特点。对于非金融专业本科教学而言，一是对于讲授的内容仅仅是在有些章节的深度比较金融学本科专业的要求略浅；二是讲授内容的量与讲授时间之间，只能是更加侧重于对金融知识的普及式教学；三是非金融专业学生，其后续课程是各自本专业的主干课和方向课，同时由于在讲授该门课程时没有结合本专业的特点，使得《金融学》这门课程既不能有助于学生后续专业的学习，又不能对《金融学》知识进行很好的掌握和运用，导致学生在《金融学》在课程结束后对于该门学科的进一步学习出现断层，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目标和效果。
（二）纯粹理论教学，缺乏实践环节
1.教学内容滞后。现在知识经济时代金融环境日新月异、金融事件层出不穷、金融技术翻天覆地，而金融学教学内容十几年没有太大的改变，教学内容改革显然落后于金融实践的发展。这些金融实践的发展，需要在金融学教学中加以体现和解读。如果沿用传统教材的内容体系，那么在强调货币发展、银行运行和货币政策等内容的同时，更要注重对微观金融运行机理的分析以及客观现实金融事件和金融环境变化的重大视点问题阐释，那么这样会更加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以及加深学生对教学理论内容的深入理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教学方式呆板。金融专业本科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后，开设的后续课程中有具体的金融实务操作的实验课程，对学生的金融实践能力以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的能力有一定的帮助。而对于非金融专业本科学生而言，在现有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之下，纯粹就是理论知识的罗列、理解，对于现实中的问题，如何来进行操作，没有讲授和教学的安排。
二、本科非金融专业金融学教学改进的原则
（一）体现学科专业的差异性
尊重各个不同专业的差异性，按照学科门类或者是一级学科或者是二级学科在金融学教学大纲上应进行区别。这样金融学作为学科基础课，那么对于学生后续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能够起到基础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学生对金融学实践的实际运用上有具有交大的可能性。
（二）注重实践性教学作为补充
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尽管《金融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但对于非金融专业的本科学生而言，教学的深度较之于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略浅，不需要讲解太深的金融理论。而另一方面，非金融专业本科学生也会面临金融行业的就业机会，那么他们也需要在具备一定金融理论知识基础的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金融实践操作能力。这就需要在《金融学》课程教学内容中增加实践教学的环节，在保持完整的、基础的理论教学的同时还要兼顾一定的实践教学环节。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才能培养出具备必需够用的基础知识和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三、改进本科非金融专业金融学教学的路径选择
（一）社会资源共享，推动实践教学
高等学校作为培养社会各行业所需人才的基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生作为社会人才的后备群体，在其学习期间就应该广泛了解和获取社会市场信息。对于学生专业学习而言，也就需要了解行业的现状和实体案例，这些对于高校教师而言，有些教师在社会团体中有一定的兼职，那么可以让学生获得相关的信息；有些教师也可以组织学生参观、考察、实习相关行业企业；而后者对于现实教学安排上存在一定的困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可以聘请相关部门的政府官员、银行高管等社会精英担任名誉教授、兼职教师等，不定期以讲座、沙龙、论坛等方式作为日常《金融学》教学内容的补充，向学生讲解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金融事件，推动金融学实践教学的进步。
（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化理论教学
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得我们可以以最低成本享用大量的公共资源。其一，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媒体资源平台，收集到第一手经济金融领域中发生的金融案例，建立金融案例数据库。让学生自愿组织学习小组，应用所学的金融学基本知识和理论、基本分析方法进行课堂讨论或案例分析，任课教师进行的点评，着力培养非金融专业学生运用金融基本知识分析金融现象、金融问题，并尝试解决的能力。其二，可以利用远程教育系统，不定期的组织学生选听著名大学《金融学》的有关课程。接受不同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使学生了解金融学发展的前沿理论，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而且可以达到双语教学的效果。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阐释不难发现，现有金融学教学模式中存在缺乏实践培训、没有各专业差异性的不足，改进金融学教学的路径选择包括，加强学校与金融企业的合作，加强双方的人才互动交流，开展实验室教学方式，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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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6-0054-03
1 引 言
金融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同时也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Beck and LevIne（2002）从产业、新企业的产生以及动态的角度得出实证结果，认为各国金融结构的差异不能解释跨国间的不同产业增长模式。毛定祥（2006）运用相关指标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的影响，得出金融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王亚娜、查奇芬（2009）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并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深化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显著的。欧阳晓风（2009）分析了欠发达地区（湘西地区）开发与金融发展的相互关系，得出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推进金融体系建设的结论。王俊峰（2011）、段玉强（2012）分别对安徽省、河南省的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并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得出金融发展是引起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180.76亿元到2012年的12112.8亿元，增长了111倍之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国内生产总值上，还体现在经济结构上，尤其是产业结构的优化上。虽然众多学者和理论经验证明，我国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研究山西省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是很有必要的。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的选取
在本文中选用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市场化两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经济货币化（EMR）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中用货币购买商品和劳务所占其全部产出的比重。本文按照麦金农等学者用M2/GDP来反映经济货币化程度。
经济金融化程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金融存量与全部实物的资产之比。哥德史密斯将其定义为金融相关比率（FIR）。本文借鉴史诺平等众多学者取金融相关率的方法，即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名义GDP。
根据威廉・配第及克拉克等学者的理论，产业机构优化意味着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存在着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次逐步上升的趋势。因此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度量，采用产业结构优化率指标（ISR），即IS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名义GDP。
2.2 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区间为1985―2012年，所选取的数据来自《中国2012年统计年鉴》、《山西省2012年统计年鉴》，其中2012年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山西省统计局信息网。
2.3 山西省金融相关率、经济货币化程度、产业结构优化率相关分析
山西省FIR、EMR、ISR指标
从上图可以看出山西的FIR、EMR、ISR指标都呈上升趋势，指标FIR的波动及上升趋势要明显大于其他指标。
对三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FIR、ISR和EMR三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山西省的金融发展与其产业结构之间有一定的相互作用，为了明确其确切关系需做深入研究。
3 实证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
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消除异方差，所以分别对这三个变量取对数，即用LISR、LEMR、LFIR分别表示产业结构优化率、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相关比率。单位根过程是常见的非平稳过程之一，许多宏观数据都有明显的单位根过程，因此要对变量做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法，借用Eviews 6.0软件，对LEMR、LISR、LFIR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FIR、LISR和LEMR是非平稳的，而ΔLFIR、ΔLISR和ΔLEMR则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达到平稳。
3.2 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on多重协整检验来检验三个指标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汇总如表3所示：
根据检验结果显示，LFIR、LISR、LEMR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长期而言，它们之间存在着均衡关系。
3.3 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前面的Johansen协整检验的分析可知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因素和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但是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上述结果所示，在所有情况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拒绝原假设6的，说明金融相关比率是产业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经济金融化程度会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所有情况下均拒绝原假设1、2、3、5，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并不是经济货币化程度和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格兰杰原因。
3.4 VAR模型
根据A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建立VAR模型的表达式：
直观上不难看出，LEMR在滞后一期、滞后二期的情况下对LISR有负向的影响，说明经济活动中的货币化程度对山西省的产业结构优化并不起推动作用；LFIR在滞后一期、滞后二期的情况下对LISR有正向的影响，说明山西省的经济金融化程度推动着产业结构的优化。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产业结构优化率（LISR）、金融相关率（LFIR）、经济货币化程度（LEMR）这三个变量进行一系列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②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经济金融化程度会引起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产业结构优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
山西省的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具有先导作用，可用金融发展来促进山西产业机构的优化，进而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最终走上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良性互动。为此，可采取以下措施：①完善金融机构改革，为山西省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优化服务。②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在山西省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居于主导地位，大型商业银行在资金运用上多倾向于国家的基础设施方面，但要充分发挥资金运用的灵活性和便捷性，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更需要城市商业银行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通力协作和发展，使山西省的金融机构更加多元化，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③优化金融结构，加快证券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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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阳晓风.欠发达地区开发与金融发展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湖南省湘西地区为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2）：99-101.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金融体系，即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社会经济中作用和建立最优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一直是金融领域的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期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梳理。
一、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
伴随着银行的诞生，学者已经开始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但受限于当时结构主义，使金融问题无法被单独作为一个专门的分支进行研究，而是将金融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分支来研究，金融的地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最先就金融发展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里、肖、帕克里克、戈德史密斯等。西方早期的货币金融思想研究的变量大多集中于货币、信贷等和商业银行等这些常见的金融变量，研究者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联系，也就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给予肯定。
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银行的活动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产业，但是这种增长体现在是本无所利的资本变得有利可图。随后经济学家开始把金融理论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开始研究，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首次系统对货币经济理论进行研究，还提出了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实质性的影响。不过他只是初步研究了货币金融对短期经济的影响，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对长期经济的影响，因此，他的观点不能作为严格意义的金融发展理论。
虽然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但是真正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是熊皮特，他在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中明确系统的分析了货币、信贷和利息等金融经济变量对经济发展重要促进作用。此外，熊皮特还将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持续不断的创新，银行信用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体现在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必要的购买力，银行的信用创造了这种购买力，而信用创造的能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认为银行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要关键的角色。在这之后，西方学者开始重视研究其他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资本、储蓄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索洛・米德在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基础上，经过改进建立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模型。该阶段的研究虽然已经开始涉及到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定性分析，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单个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小。
格利（Gurley）和肖（Shaw）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的《金融中介与储蓄―投资》两篇论文中试图建立一个从初步到逐渐深化的金融发展模型，用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跟金融在经济作用成正比例”这个论断。随后，两人还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角度去论断了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两篇论文开创了从采用基本模型论述金融对经济发挥作用的新模式。随后的1960年，格利和肖发表了《金融理论中的货币》还提出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运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制度的运行效率等观点。与此同时，金融结构理论的创始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也在1955年发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比较实验》文章开启了金融结构研究的历程，为后来的金融结构研究奠定了基础。
格利和肖虽然只是在金融增长的层次上进行了分析，但是已经初步涉及到金融制度变革等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为后来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后的1962-1969年间，众多学者对此类领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他在此书中首次明确了定义了金融发展的概念，即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此外，戈德史密斯在此概念基础上首次对金融结构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总体框架和金融相关率、各类主要金融中介机构的相对规模指标等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FIR和其他若干重要指标，同时他还综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国际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来论述FIR值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基本结论，提出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12条定律。
格利和肖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启蒙后来相关研究者，而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推动了后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虽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得到验证，但却没有就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形成的运行机制做进一步扩展和研究，仅在实证研究中则仅限于35个国家，研究对象相对狭隘，也没有指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
二、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进程中遇到国内储蓄积累少和资本不足，这些因素制约了战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和金融发展滞后。所以以麦金农（Mckinnon）和萧（Shaw）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与之研究成果相关的著作。随着受关注程度的加大，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且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已经取代了结构主义思路，成为当时的主导经济理论。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领域从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这些很大程度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发展土壤。
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产生的标志是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萧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问世。他们都是以落后地区和后发展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其经济之间的关系被学术界称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这两个理论的精辟见解和独到研究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一股热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他们的理论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本国或本地区金融政策和确定本国货币改革的理论基础。
麦金农和萧的核心思想认为，对于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内部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一般缺少良性循环的运动。这些国家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必须取消金融抑制政策和思维，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和汇率及资源的配置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可以通过采取取消利率、汇率的人为管制，减少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并且鼓励私营金融机构的创立和发展，充分利用国内资本来降低对外资过度依赖的不利局面，运行贸易自由化、税率合理化和政府支出体制机制的改革。
三、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论”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出现之后，很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盲目跟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因此并未获成功。究其失败的原因，有学者《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书中指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发展理论构筑了微观基础，金融约束的理论框架是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对金融体制中的政府管制程度进行分析，政府的适时适当干预，而不是完全对利率和汇率“毫无作为”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证明了金融约束也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经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将之前的金融发展理论模型重新增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这个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约束论”与其国内的实际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制度有更好的兼容性，理论也为重新审视金融体系中的政府管制力度问题。他们认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问题导致瓦尔拉斯均衡在现实中难以成立，麦金农和肖在这方面的观点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因此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和规范是有必要存在的。金融约束本质上是政府方面通过对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其他政策让银行拥有“特许权价值”，并因此获得租金。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对租金在生产部分、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从而有效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出现机率，起到鼓励创新，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效应。两人还同时指出，金融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在通货膨胀率较低、实际利率为正和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条件下才可实施。金融约束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所常见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监管功能缺失，采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失灵。进一步分析了政府适时适当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更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要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否认金融深化，而是对金融深化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补充。
进入上个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尝试将各理论，如博弈论、内生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结合金融发展理论为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解释。他们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对金融体系的构成要素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许，同时还将金融因素引进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以便更好论述金融对经济增长和效率影响。可以说，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金融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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