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观点、理论及应用要求，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原理及方法论要求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存在着模糊两者界限的做法：模糊地解读概念、观点；模糊地理解理论；模糊地推断应用要求。通过理清区别、把握联系及充分发挥哲学指导作用等举措，可以有效地清除这些模糊性错误，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文化生活知识和哲学知识，实现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生活》 模糊性
纠正策略
作者简介：褚宝福，男，浙江省嘉善高级中学，中学高级教师。
《文化生活》教材中有许多内容不仅在表述上和《生活与哲学》中一些相关概念、观点、原理很相似，如“文化”与“意识”、“文化的精神力量”与“意识的能动作用”、“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等，而且在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方面也和《生活与哲学》中部分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相似，如正确对待文化的作用，既要看到“先进健康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又要看到“落后腐朽文化阻碍社会发展”，这与矛盾普遍性原理要求“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要求很相似。为此有部分教师在实际教学时往往会无视它们间的差别而犯三大“模糊性”错误：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概念模糊地解读为哲学概念、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模糊地理解为哲学原理、将《文化生活》中理论知识的一些应用要求模糊地推断为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对于这些错误做法，我们需要加以纠正。
一、对基本概念和观点的模糊解读及纠正策略
于《文化生活》教材中一些基本概念，如“文化”、“先进文化”、“社会实践”等概念分别与哲学中“意识”、“正确的意识”、“实践”等概念相似，因而有些教师在《文化生活》模块教学时，会模模糊糊地做出下述两方面的错误解读：一是将《文化生活》教材中的相关概念直接等同于哲学概念，如将“文化”等同于“意识”，认为“文化”就是“意识”，将思想、理论、信念、信仰、道德、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丰富的文化形式等同于意识本身。二是基于上述错误解读而产生一系列新的错误性观点：将“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解读为“物质决定意识”；将“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事物的发展”解读为“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的发展”；将“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解读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对上述误读，我们需要从下述三方面加以纠正。
第一，明确概念、观点间的区别。《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其内涵存在着严格的界限，不能混淆。一般而言，哲学中的概念、观点最为抽象，而《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是具体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和哲学相比，两者应该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如《文化生活>中的文化，相对于哲学中的意识，是个具体的概念，其中的优秀健康文化、落后腐朽文化、传统文化、当代或现代文化、区域（民族）文化、世界文化、时尚（流行）文化、经典文化、大众文化等，都是意识在文化领域内的具体表现形式。意识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它来自对各种领域内各种具体意识表现形式相同共性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正确把握概念、观点间的联系。《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虽然有严格的界限，但却因为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所以教学中可将哲学概念、观点与《文化生活》中的相应概念、观点巧妙地联系起来，将它们理解为抽象理论与具体表现形式间的关系。这样既可立足于相对具体的事实对哲学概念、观点有形象化的理解，又能站在哲理高度对《文化生活》中的基本概念、观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如对“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的理解，可将它解读为“意识依赖于物质而不能离开物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对“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事物的发展”的理解，也可将其解读为是“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还有对“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的理解，同样可将其解读成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等等。
第三，以哲学概念、观点为指导，更深入、更全面地解读《文化生活》中的基本概念、观点。哲学知识体系中的概念、观点，往往具有丰富的内涵。所以还需要根据哲学概念、观点的丰富内涵，指导《文化生活》概念、观点的教学，从而使学生对《文化生活》概念、知识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如依据哲学中意识概念内涵的三个主要层次：“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是客观存在人通过生活和实践的环节进入人脑”，对“文化”这一概念做出更加深入、更全面的解读：“文化是在一定经济、政治等客观实际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形式源于具体的经济、政治、地理等客观因素，是它们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们经过各种生活和实践活动，在与各类客观存在的现象相互作用过程中，使它们进入人脑，并经过人脑的不同加工改造，最终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
二、对基本理论模糊理解及纠正策略
《文化生活》教材中一些重要的理论知识，如“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理论知识与《生活与哲学》中“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原理很相似。因此，有不少教师在《文化生活》模块教学时，同样会模模糊糊地产生下述两方面的错误理解：一是将《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与某些哲学原理简单地等同起来，即将《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直接当作哲学原理来教学。如将“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这一理论知识直接等同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二是在上述误读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些新的错误理解，如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解读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将“文化创新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解读为“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等等。对上述哲学误读，我们需要从下述三方面加以纠正。
第一，明确《文化生活》理论知识与哲学原理间的区别。《文化生活》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毕竟不同于哲学原理，它们是相对具体的知识，局限于对文化生活领域内的重要现象和问题的认识和阐述。而哲学原理则是抽象程度最高的、是认识整个世界的理论性知识，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因此两者不能混淆、更不能等同。如“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强调的是在文化领域内，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文化创新也推动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强调的是当我们面对主客世界关系时，从一般意义上来认知实践决定认识的。
第二，正确把握《文化生活》理论知识与哲学原理间的关系。《文化生活》中的一些理论知识，我们往往能找到它们所依赖的哲学原理，事实上，它们也是这些哲学原理在文化领域内的运用或表现，两者同样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教学时，特别在《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复习教学时，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展开，这样既可更加形象化地理解哲学原理，又可提升对《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理解。如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解读为实践决定认识原理内容中“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及目的”的具体形式之一，将“文化创新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解读为实践决定认识原理内容中“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的又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第三，以哲学原理为指导，更深入、更有逻辑地解读《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哲学原理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各层次内容间又存在着严密的逻辑，以哲学原理为指导，开展《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教学，就需要对其进行更加丰富、更富有逻辑的解读。如根据“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哲学原理涉及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等四个层次内容，对正确对待“文化创新”可做更加丰满、更具逻辑性的解读：第一，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第二，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正是由于社会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要求，推动着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文化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第三，社会实践是检验文化创新的唯一标准，文化是否创新，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第四，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目的和归宿，文化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回归社会实践、指导并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三、对理论知识实际应用要求的模糊推断及纠正策略
《文化生活》中许多理论知识在阐述基本理论内容后，都有实际应用的说明，如在阐述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作用”理论知识后，就指出“先进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发展先进健康有益文化，坚决抵制和依法取缔落后、腐朽文化”。一些教师在《文化生活》教学时，同样会模糊地做出下面两方面错误的推断：一是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应用性要求直接等同于哲学中的方法论要求，如将“先进健康的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和“落后腐朽文化阻碍社会发展”，直接等同于“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既要看到优点，又要看到缺点”。二是基于上述误读而产生出新的错误推断，如将“发展先进健康有益文化、坚决抵制和依法取缔落后腐朽文化”直接等同于“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此类教学中的应用性错误，是违背思想政治课教学本意的，必须加以纠正。
第一，严格区分《文化生活》理论的应用要求与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是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要求，不同于具体某一领域内的具体的应用性要求。如唯物辩证法中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要求，不是具体意义上的、仅仅要求区分出优劣好坏，而是源于矛盾哲理的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原则。它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由两个对立面构成，而且相互间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属性，双方是相互依存、共同存在、不能分割，所以想问题办事情要求做到全面。而《文化生活》中一些理论知识在应用时的要求，只是局限于文化领域中，如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的实际应用要求，只是具体地要求做到：将文化分为优秀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既要看到优秀文化具有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落后文化具有的阻碍作用。
第二，正确把握《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与哲学原理方法论要求间的关系。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与《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间的关系，同样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前者存在于后者之中并通过后者表现出来，后者以前者为指导、是前者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因此我们在《文化生活》知识教学时，完全可以以一般哲学方法论要求为指导，展开相关《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的教学。如以“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要求为指导，开展。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应用要求的教学：阐明文化的作用不是唯一的、单向的，既要看到有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有可能起到阻碍的消极的一面，还要考虑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可能等。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的教学，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哲学原理方法论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如通过对文化作用的两面性的认识，认识到树立起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以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为指导，更深入、更准确地理解《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如矛盾及其普遍性原理要求我们坚持用矛盾观点看问题，做到“一分为二”，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以此为指导，理解《文化生活》中“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知识的应用性要求时，就能更深入、更准确地明白：文化具有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要求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促进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它还具有消极阻碍作用的一面，要具体分析和揭露不同性质文化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并设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指导人的实践活动，促进事物的发展，而错误的意识则将人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阻碍事物的发展。以此为指导，理解《文化生活》中“文化与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性要求时，就能更深入、更准确地明白：先进健康的文化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落后腐朽的文化则危害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所以我们要鼓励、支持和大力发展先进健康的文化，坚持抵制、依法取缔落后腐朽的文化。
[关键词]高校 文科课程 实践教学
[作者简介]冯莉（1978- ），女，甘肃陇西人，榆林学院教科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陕西 榆林 71900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0-0156-03
当前，我国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在教学中都存在着忽视实践教学环节的倾向与现象，然而，社会形势发展要求高校必须加强文科课程的实践教学。目前，国内对文科课程实践教学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实践性总结而鲜有理论性分析，其结论往往缺乏一定的普适性。本文将就文科课程实践教学可以采取的四种基本模式进行探索，以期推动这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文科课程开展实践教学的内在合理性
文科课程进行实践教学的内在合理性是教学活动得以进行的逻辑起点。
1.这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然要求。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前，我国高校的大学生在课堂上尤其是在文科课堂教学上接受的还只是基础性的理论知识教育，尽管这一部分十分重要，但毕竟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内容。人才的培养及其健康成长最终要在自身的不断努力和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实现，必须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
2.这是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高等教育中的素质教育与基础教育中的要求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是强调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践技能的掌握。文科课程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授，也是能力的训练。培养学生追求知识真理的精神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技能，实践教学环节肩负重任。同时，借助于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在对社会的深入了解与认识过程中逐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所以，只有通过实践教学环节，才能真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践技能，培养理论知识扎实、实践技能娴熟、思想政治素质合格的优秀人才。
3.这是高素质人才发展的必然趋势。科技的快速进步、经济生活的多元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必然要求高素质人才是既具备渊博的知识素养，又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近年来，人才市场不仅注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与考试成绩，且更加注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背多分”与“高分低能”式的毕业生已经没有了需求市场。而知识面广、文理兼通、适应性强、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毕业生则在社会上广受欢迎。因此，社会对人才的这种需求转变要求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仅要一如既往地重视对学生进行基础性知识理论的传授，更要加强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
4.这是文科课程教学的特点。人文学科知识来源于知识创造者的社会时代背景和独特经历，来源于现实生活。它包含着一定的行动需求，需要人们去理解、去行动、去实践，通过实地调查和亲身体验来内化知识。因此，文科课程的实践教学是学生内化个体知识经验的重要途径。
在当前的国内高校中，尽管文科课程开展实践教学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时展的紧迫性、学科教学的内在需求性和学生全面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实践教学的开展现状却不尽人意，普遍存有如下问题：一是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在我国，重视纯粹理论知识的学习，而视实际的操作技能为“奇技淫巧”，并嗤之以鼻，这是长期影响国民教育的传统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文科课程教学实践环节的忽视。二是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不完善。具体表现在对文科课程教学实践环节的设置上随意性强；在实践教学的监督评价机制上建设滞后甚至缺失；在设施设备方面管理混乱，流失损坏现象突出；在经费支持上严重不足，收支不清；等等。三是实践教学模式单一，流于形式。大多文科课程的实践教学在实施模式上单一呆板，在实施过程上应付了事。四是实践教学成效甚微。以上诸多因素最终导致多数高校的文科课程实践教学没有落到实处。学生难以从实践教学中提高其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从中真正得到锻炼。可见，文科课程实践教学的效果不仅直接影响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还影响到毕业生未来生活境况与发展，进而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
二、高校文科课程实践教学的基本模式
目前，国内高校设置的文科课程众多。各门课程在课程性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组织形式、考核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总的来看，以研究内容和教学目的为标准，众多的文科课程大致可分为思想教育性课程、思维训练性课程、操作应用性课程、社会研究性课程四大类。其中，思想教育性课程研究的是人在思想道德方面发展的规律，其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及政治觉悟等方面的教育。思维训练性课程主要研究人的思维活动规律，其教学目的是通过对思维规律的学习与掌握，进一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操作应用性课程主要研究如何从社会生活现象中总结概括出各种知识理论以及如何进一步将之运用于社会实际，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和训练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的操作能力。社会研究性课程在内容上主要是研究社会中的某些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社会现象进行正确分析和理解的能力。这种划分意味着不同类别文科课程的教学在实践教学模式与措施上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就是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本文中的文科课程教学实践主要指把理论知识形态存在的主观思想观念联系于客观现实世界的物质活动形式，其实质在于以一种感性的活动形式运用理论知识，进而在运用中深化理论知识。故此，课程教学的实践环节开展必须依赖人的各种感性认识形式，并表现为各种感性活动。人有眼、耳、口、鼻、舌、身等感觉器官，主要有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感觉形式。与此相应，文科课程教学的实践活动有必要充分调动人的上述感官，并以几类感觉形式把理论知识与客观的物质世界联系起来。
因此，实践教学活动可设计为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等几类基本模式。其中，视觉模式可以有参观、实地考察、影音资料观看等形式；听觉模式可以有访谈、倾听等形式；味觉模式有鼻闻和口尝等形式；触觉模式有身触与手摸等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在设计实际的实践教学方案时，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四类感觉形式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不可能被单独地运用，而常常是复合性地运用，只不过某种形式占主导而已。例如，参观考察形式的实践活动以视觉为主而以听觉和触觉为辅，访谈与倾听形式的实践活动则以听觉为主而以视觉为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高校文科课程实践教学的具体策略
根据高校文科课程性质的划分与课程目标，本文认为在展开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有所侧重地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1.思想教育性课程的实践教学策略。在当前国内高校的课程设置中，思想教育性课程主要包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公共课程，也包括如伦理学、美学等专业性课程。由于该类课程的教学目的是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的思想道德发展实际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及政治觉悟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觉悟，最终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所以，其实践教学的实施原则是，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等感官，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这类课程的实践教学一般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一是主题性的讨论、辩论与演讲。这既可以培养学生动手进行资料查阅、搜集与分析概括能力，又可以锻炼其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声情并茂的论辩与演讲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听觉性的感性认识，对其服之以理，动之以情。二是影音资料展播。影音资料借助于现代化的设备与手段，在有限的课堂时空范围内，通过对课堂之外的声音与画面的展示和再现而对学生进行视觉、听觉上的强烈冲击与震撼，充分调动其情感，增强其感性认识，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三是实地参观与调研。这主要是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深入社会生活实际，通过身临其境与耳闻目睹，以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进一步验证理论知识，最终达到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知识、更牢固地掌握知识和更深刻地受教育的目的。四是现实模拟。现实模拟是在课内或课外以现有理论知识为依据，将之模仿式地运用于现实生活，使学生从模仿活动中进一步验证和深化理论知识，并使自身受到教育。五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指导学生在课外将已有的理论知识运用在现实生活中的综合活动，这最能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
2.思维训练性课程的实践教学策略。思维训练性课程主要研究人的思维活动规律，通过对思维规律的学习与掌握，进一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如哲学、逻辑学之类的课程。因此，该类课程实践教学的基本目的是活跃学生的思维，培养其灵活的思维能力、较强的逻辑概括与抽象能力。一般而言，此类课程的实践教学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专题讨论与辩论活动。这要求学生以某问题为核心通过口头表达的方式，把自己的思维过程及其结果逻辑清楚地展现出来。它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快速反应、语言表达等能力。二是案例性实践。该实践形式的突出优点是能够让学生走近社会生活，在近乎亲身体验式的活动场景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在实战中训练其思维能力，提高其思维水平。
3.操作应用性课程的实践教学策略。操作应用性课程主要研究如何从社会生活现象中总结概括出各种知识理论以及如何进一步将之运用于社会实际，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和训练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的操作能力。该类课程包括的范围较为广泛，应用性专业的大部分课程均属此类，具体涉及法学专业、管理专业、新闻传播专业、旅游专业、经济贸易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师范教育专业、语言学专业等。具体而言可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一是小组项目活动。教师设计相关的具体活动场景，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过程，以项目的形式在理论知识的运用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实现让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基本目标以及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与协作能力。二是课堂实验。在课堂教学中以现代仪器设备为技术手段，对专业知识理论进行检测与验证，以便深刻巩固理论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部分文科课程也需要开设相应的实验课，如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技术经济学、质量管理、运营管理、心理分析与咨询等课程。三是见习试做与实习实训。让学习者自己动手尝试性地进行操作与练习，即亲自参与到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去。见习试做与实习实训不仅对师范教育类课程的实践教学适用，而且也适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应用性较强的其他课程。四是现身说法与经验交流。即邀请对相关理论知识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士讲述经验得失，为学生的实践活动提供借鉴与启示，让学生从与讲述者的交流中获得感性认识，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五是体验性活动。这是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某些实践活动，在亲身体验中实现对理论知识的具体运用。这种实践方式较适于语言类课程和艺术专业类课程的实践教学。
4.社会研究性课程的实践教学策略。社会研究性课程主要是研究社会中的某些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其目的是让学生对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有正确的认识，或者培养学生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正确分析和理解的能力。为此，该类课程实践教学既要从社会发展实际中发现和总结新的内在规律，形成新的理论，还要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紧密联系社会实际，深入理解和巩固已有理论知识。此类课程如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实践教学：
一是社会调查。学生在亲身展开社会调查的过程中，直接面对人民大众，深入日常生活，观察社会现象，从多角度看待、分析社会现象，有利于其更全面地认识社会，逐步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从而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更深刻地理解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二是参观了解。以教育学为例，其课程教学不仅要让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关的教育学基础理论，还需要学生善于分析教学过程中的仪式、师生活动等。所以，教育学的实践教学可以采取课堂观察、体会的方式，从旁听者的角度理解其教学理念、策略与教学文化。三是考察考证。考证方法侧重于课堂之外的“证”，通过亲临现场并亲手对相关理论知识进行验证的实践活动。例如，历史学的实践教学需要对历史遗迹或遗物进行考察与考证以检验或证明相关史料的真实性，并培养学生对史料的分析辨别能力和对史实的考证能力。考察方法侧重于“察”，通过直接观察感悟具体的社会现象与事件。对政治学类课程而言，考察方法就是要求学生根据相关理论去现场或实地观察某种政治活动或某类政治现象，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去分析政治现象，或者从政治活动与现象中进一步研究和发现新的内在规律，得出新的理论知识。四是资料查阅与搜集。对于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内容的学科与课程来说，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都常常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因此课程教学必须贴近社会。而这种贴近的最好方法就是及时指导学生以已有的知识理论为基础，对社会中的热点现象与问题进行资料查阅与搜集，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全面掌握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分析来巩固其知识，提高其动手能力。例如，对于新出现的政治现象、社会问题等，让学生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介充分搜集并了解相关信息及评论，通过纵向与横向（即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分析思考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实现对社会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和理论升华的目的。
关键词：理工高校；学术；科技类；理论研究类；社团
中图分类号：G64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7-0218-01
一、 研究目的
通过对该校学术科技类、理论研究类、社会公益类、体育竞技类、文化艺术类五类学生社团的调查发现，这些由大学生自发组成的学术科技类和理论研究类社团存在一定问题，在理工类院校中并没有像其他类社团那样参与人数众多并发展迅速，学校应采取积极有效的管理对策，加大扶持这类社团，使学术性社团更好地发挥其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用理论知识来武装自己，积极钻研科技知识，加强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研以问卷调查为主，访谈和文献资料查询为辅的调查形式，收集大学生对社团文化的认识及社团活动的参与情况。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800份，回收率100%，调研覆盖长春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管理学院等11个学院的学生，对社团的负责人、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相关部门进行访谈，了解社团相关发展情况以及社团发展的优势与前景。并查阅了近几年来各学生社团的档案资料，对各社团的发展动态有更准确的把握。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大学生社团的现状
学生社团是该校学生在共同的兴趣与爱好的基础上自愿组成的组织，在校团委和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的领导下，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性团体。社团成立应具备5人以上不同专业学生自发组成，要有挂靠单位和至少1名指导教师方可申报成立。学术性社团包括理论研究类和学术科技类。如：青年马列学社、“求是”协会、时政协会、科技创新协会、数控科技协会、机械电子社团、创新机器人社、CAD学社等。
2.问卷分析
调查发现，在校期间没有参加过科技创新活动、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素质拓展训练等活动的学生存在就业困难的问题。说明参加课外科技活动对创新意识、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科技性社团缺乏高水平的指导教师。与体育竞技类、文化艺术类、社会公益类等社团不同，学术科技类社团和理论研究类社团本身具有专业性与探讨性，专业的指导与集中的学习是该类社团所独有的特点。
学术科技类社团和理论研究类社团，其本身的专业局限了社团的沉重性与严肃性，许多与社团涉及专业知识无关或者无浓厚兴趣的人很难真正参与进该社团的活动，以至于会员人数较少，限制了活动的广泛性，降低其在学生心目中的影响力，从而制约了社团的发展。学术科技类和理论研究类社团有待于加大扶持力度，以便更好地活跃校园学术氛围，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加强指导教师的作用，提升科研水平，促进教风学风一体化。
四、大学生学术性社团的发展对策
（1）加强学术科技类与理论研究类社团负责人的管理能力。协会领导者可以引导会员不仅向探索性发展，也可以适时适量举行一些室外活动。去各大比赛现场观摩，展馆、博物馆参观等，这样不仅能调动会员的积极性也提高了活动质量，吸引更多的同学加入。
（2）以大学生学术科技作品和创业计划竞赛为导向，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鼓励大学生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积极组队参与以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和创业计划竞赛为龙头的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
（3）打造品牌活动，加大宣传，扩大影响力和辐射面，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社团活动中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4）加大对指导教师和活动经费的支持。可指导会员参与教研科研带动社团高效发展。
（5）出台更多激励措施和政策，使更多的教授、学者参与到学生社团中，发挥指导教师的作用。通过数据分析，缺乏专业指导教师定期的指导是学术及理论类社团发展困难所在。学校可以为这些社团配备相应的专业教师，社联方面可根据教师们的时间安排来安排活动时间，避免社团有活动却找不到老师的问题。
所以，学术性社团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专业知识学习，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对活跃校园学术氛围、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英语写作;写作教学;角色转变
引言
社会文化理论促使人们站在更具创新理念的角度来思考第二语言的习得。在社会文化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更加充满了现代化与人性化的教学色彩，其推崇的多角色转变理念更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方式逐渐推广开来。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文化理论的深入应用和广泛普及，该理念也逐渐应用到教育事业中。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的方面，并积极实现多角色的转变。下面笔者站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角度，围绕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学主体的多角色转变进行展开讨论，目的是更加清晰地分析出教师在英语写作教学中发挥的效用和发生的角色转变。
一、社会文化理论概述
社会文化理论最初是由苏联心理学者维果茨基提出的，其认为在社会文化理念的引导下，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方式会更加多元化和开放化，会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实现二语习得行为的创新化发展。应用在语言学习领域中的社会文化理论，其推崇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学主体角色的转变，在更为多元化的角色角度上完成全方位的第二语言教学活动。社会文化理论具备一定程度的社会性，可以被看作为在多元化语言环境下完成教学行为，同时在文化理念的互动过程中实现施教者与受教者的角色互换，改变教学方式，提高语言的学习效率［1］。在社会文化理论自身特点的基础上，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主要由以下几个分支组成:第一，教学对象。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年级的学生;第二，教学内容。围绕英语知识的听、说、读、写、译五大方面展开教育，立足于全面化和综合化的写作视角进行高效化的英语写作教学;第三，教学环境。社会文化理论构建出来的整体环境极具开放性、平等性与和谐性的氛围，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可以说极大地体现了该种教学模式的真实概念，正是由于极具开放化与自由化概念的整体教学环境，使得英语写作教学工作展现出更强大的吸引力和实践性。
二、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特点
第一，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的主体为学生。由于在传统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学活动的开展是以教师为主体进行，而教学内容也是由教学者层层“下发”给学生。从教学的互动性来看，传统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是单方向的互动。然而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中的主体是学生，其更加突出了学生在写作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提升了学生在教学行为中与教师的互动性和沟通程度。而教师被定位为写作教学活动的组织者，负责教学活动的纪律、节奏、覆盖面积等，更多的是教师服务于学生，为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英语写作教学与学习氛围。第二，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更具个性化特点。这种个性化的特点主要展现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学生对英语语言知识的学习技能和学习方式。学生以社会文化理论为学习理念，并以该理论下营造的开放性学习环境为基础，在信息量更大、与外界接触更多并且与教师、与同学互动程度更高的前提下，完成对英语语言听、说、读、写、译五大方面的学习。因此，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营造出来的教学环境非常丰富，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倾向、学习特点来选择极为个性化的英语写作学习内容，使作为活动主体的学生更加充满了主动性意味。所以说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具备了个性化的特点，也满足了现代化英语写作教学理念的个性化需求［2］。第三，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由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是利用文化交流理念和开放性学习平台理念为基础，而开展英语写作教学活动、实施教学行为。在语言、文化交流形式为基础的开放性平台的背景下，其提供的教学方式更加多元化。比如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英语写作课堂教学，或者开展多种类型的英语课后辅导活动以及课余时间的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等。这样能够使学生在随时随地的状态下完成对英语写作的学习，多角度的英语写作教学方式也更是展现了多元化发展的特点。第四，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更加突出了听、说环节。在社会文化理念的带动中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更加注重对学生英语写作的多方面培养。其立足于全方位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听、说、读、写、译功能，并更加突出了英语听、说环节，以此为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奠定良好基础。同传统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相比，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突破了传统的“哑巴”英语教学，利用更为先进和即时性的文化交流平台，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和表达水平。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通过不同形式的写作环节和“英语角”等活动，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英语环境中，以此来利用开放性的心理沟通与互动平台积极推动学生进行英语写作和英语写作学习心得的交流。第五，教学管理被收集到更具人性化的教学模式体系中。所谓教学管理，是针对教学活动的一项全面管理活动，其是立足于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集合了教务部门、教师和在线管理系统等环节而组成的。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将教学管理纳入其中，并在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有效融合了规范的教学管理行为，使整体教学工作更为规范化和科学化，进一步完善英语写作教学平台，为良好的教学内容提供有效管理。
三、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教师多角色分析
1.信息收集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尽管建立在开放性极强的社会交流平台基础上，也需要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为学生带来更加全面和丰富的学习信息。所以说，教师在该理念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中扮演了信息收集者的角色。在教师进行信息收集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信息过于繁杂，信息良莠不齐，那么针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抉择便非常重要。教师便发挥了对信息的有效筛选的角色职能，挑选出对学生有益、促进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有效开展的相关学习信息，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进行信息分配与信息整合，形成更加适合学生进行学习的信息资料，以此来为后续的英语写作教学行为奠定基础。
2.教学内容安排者
课堂教学内容是既定的，要想充分展现课堂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的安排与规划才是重中之重。因此，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对每堂课的教学内容都应该提前制定和安排，形成非常具体和极具层次感的教学计划。这样在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时能够保证课堂教学节奏，与开放性环境实现科学融合，从而提高英语写作教学行为的有效性，为有步骤、有规划地完成系统的教学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在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教师立足于英语写作课堂教学的根本目的，从而明确教学行为的直接目标，以此在更具条理性、导向性的环境中完成对学生的英语写作教学信息输出和教学工作［3］。
3.课堂引导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集合了现代化教育理念和传统教学方式二者的优秀之处，并加以高效融合，形成了极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教学系统。那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的创新教学氛围中，会由于信息过于繁多，不仅具备积极的、有益的学习信息和学习资料，同时也存在负面的、消极的相关信息。然而学生无法在自主抉择的状态下完成独立的英语写作学习活动时，教师便需要发挥写作课堂的引导性作用，作为英语写作课堂的引导者带领学生实施有效的学习行为。因此，教师本身作为教学计划的实施者，在开展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更要发挥对学生的引导性职能，立足于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英语知识，从而推动学生更为准确和科学地学习英语写作并提高英语写作水平。
4.教学管理者
建立在开放性教学理念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理论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其具备了更为广阔的“头脑空间”自由和学习自主选择性。教师作为更加直观的教学行为管理者，学生在英语写作课堂中可以根据自身的英语喜好和英语兴趣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英语写作材料。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过于开放和自由的教学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课堂管理的难度。因此，教师要良好把握社会文化理论的教学思想，正确发挥对英语习作课堂的管理职能，作为课堂的教学管理者来维护课堂教学秩序，并形成良好的英语写作课堂模式和学习习惯，以此来带动学生在自律的前提下完成学习行为，同时也带动英语写作课堂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4］。
5.学生培育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更为注重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和沟通性程度，主张学生在信息交流和互动过程中完成正面的信息获取，从而实现有效的学习行为。为了在课堂中更好地培育学生自身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应该发挥学习培育者的效用，实现自身教学角色的完整发挥，作为培养和教育学生学习英语写作行为和学习理念的培育者，提高英语写作课堂知识输出与输入的效率。
四、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的多角色转变
1.由知识灌输者转换为学习引导者
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的定位与扮演的角色同传统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相比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并积极实现多角色的转变。针对教师角色在传授英语知识的目的来说，教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定位更为倾向于作为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行为的引导者，而不是传统教学行为中的英语知识灌输者。为了充分实现我国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的高效性和教学行为的科学性，教师作为英语课堂的重要“领路人”，需要积极锻炼学生独立选择英语写作学习导航的能力，引导学生选择更加适合自身的学习板块［5］。2.由教材执行者转换为教育研究者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需要具备更为高素养和高水平的专业研究能力，从而由英语教材的执行者转变为英语教育的研究者，发挥教师的真正存在价值。立足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学生在积极丰富自身学习行为的同时，教师更要实现自我角色和定位的转变。社会文化理念构建出更加开放的学习平台，其赋予了教师更加广阔的教学心得交流窗口，教师可以把握英语写作教学信息的多样性，不断学习、充实自我，积极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英语写作学习方式的见解互动。以此来成为真正的教育研究者，而不是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的教材硬性执行者。
3.由教学管理者转换为学习促进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发挥了教学管理环节的积极效用，然而很多情况下会过于重视教学管理的死板规定和强制性。这样就会导致英语写作的教学课堂失去了本真的乐趣和轻松，不利于营造更为欢快和自由的英语写作教学氛围。因此，当下在英语写作教学行为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转变自身的教学管理者角色，充分利用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前进性”原则，向学生的学习促进者角色发展。所谓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是要求教师在英语写作教学行为中利用高效和多元化的文化理念交流与互动的教学行为，将各个学习目标制定得更加人性化和轻松化，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英语写作的乐趣，促进学生产生良好的学习理念，体现对学生学习英语写作行为的促进职能［6］。
4.由品德培育者转换为情感支持者
教师不仅是向学生传播英语知识的教学者，也承担了学生思想品德、个人行为的管理者。为了使教师角色的定位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实现高度融合，教师也需要对自身的角色进行转变，即由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品德培育者向与学生进行良好交流、实现心灵沟通的情感支持者角色转变。以此来更好地保持师生关系，营造充满爱和关怀的师生相处氛围，为构建科学的英语写作教学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站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满足学生对英语写作学习需求的新兴英语多角色教学模式，即在多角色转变的环境中完成高效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其利用现代英语课堂的全新理念完成更高效的学习计划并积极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本文指出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作为施教者的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实现教学过程中的多角色转变，以期弘扬更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教育理念，推动我国英语教育事业走上持续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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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存在论派文学理论的形成源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倡导。与唯物史观派不同，这一理论流派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为理论侧重点，但同时又因为强调从存在论维度理解和阐释实践范畴而与传统的实践派文艺理论相区别。其代表是朱立元、王元骧等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出现基于对实践美学的反思与超越。朱立元在《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美学突破之途初探》一文中指出，制约中国当代美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框架，中国美学要有创新性发展，首当其冲的是要突破以求知为目标的、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认识论美学的束缚。在检审新时期以来在国美学研究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的基础上，朱立元认为，“实践美学虽有不足，但它并没有完全过时，特别是非主流派的蒋孔阳先生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说，实际上已经开始寻找存在论的根基，尝试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7］沿着这一思路，他通过对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人）在世”、“人在世界中存在”存在论思想的批判性吸纳，重新“发现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遮蔽的马克思实践观本身具有的存在论维度”。进而，他提出“克服当前中国美学发展瓶颈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在于“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而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即实践论与存在论的有机结合，其主要内涵是“跳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坚持美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观点，以审美活动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把广义的美作为一种人生境界。”［8］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倡导直接催生了实践存在论文艺理论的形成。虽然实践存在论派和唯物史观派都将“实践”作为哲学基础，但是关于“实践”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两派有着不同理解。唯物史观派认为，“实践”的本质内涵是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维系社会生活之所在。”［9］而实践存在论派认为，“实践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若要从哲学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立论，……它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一种人的活动。如果说，认识是客体向主体的运动，是观念化的活动；那么，实践就是主体向客体的运动，是对象化的活动。因此，……凡是确立目的，并通过意志努力，采取一定手段，使之在对象世界得以实现，从而达到主客体统一的活动，都应是实践所涵盖的领域，因而它自然毫无疑义地应包括以上各种不同的理解在内。所以，我们也应该按照这样丰富的涵义来理解艺术的实践本性，这是我们在研究艺术的实践本性之前所首先应达成的共识。”［10］王元骧进一步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不仅是一个存在论（即“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与认识论（即“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论和社会历史科学的问题；不仅是为了在对象世界实现自己目的的、一般的、感性的物质活动，而且也是在一定现实关系支配下所进行的一种社会历史的活动。这样，通过对实践的全面考察，就把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存在论、认识论与价值观、历史观等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了［11］。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王元骧通过批判性地吸取在实践论哲学观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文艺思想，从艺术对象、艺术创作和艺术功能三方面对实践存在论文艺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一是，在艺术对象方面，文艺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说到底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与旧唯物主义的理解不同，这种反映不是人对事物的客观模仿和再现，而是以人为出发点，把世界与作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为我的关系”；二是，在艺术创作方面，创作不仅以作家的生活实践为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作家人生实践的具体内容，是作家人生实践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延伸和展现；三是，在艺术功能方面，作家的创作成果只有经由读者的阅读，通过与读者的思想交流，并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之后，作家的创作目的才得以最终实现［12］。
二、审美意识形态派
这一学派十分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进而将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审美反映论”或“审美意识形态论”。其代表人物为钱中文、童庆炳等人。作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新时期之初批判文学工具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13］这首先体现于审美反映论的倡导。童庆炳在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显而易见，在此突出的是“审美”一词。他在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同时，认为“仅仅认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是不够的。……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那么，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审美是文学的特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14］这是文学审美反映论的较早确认。1986年，钱中文也提出文学“审美反映”论，而且还从“心理层面”、“感性认识层面”和“语言、符号、形式的出现”层面说明了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15］。1988年，王元骧在《艺术的认识性和审美性》一文中，从反映的对象、反映的目的、反映的形式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审美反映”论的要点［16］。概括而言，审美反映论强调：文学的特质在于审美，在于主体对客体的审美把握，作家对生活的反映以其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为中介，而不是传统的文学认识论所认定的那种简单的镜子般的反映与复制。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对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完善和提升。1984年，钱中文的《文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本性论”》一文在对前苏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梳理与评析过程中，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认为文学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两重性”［17］。但并未进行深入论述。1987年，钱中文又发表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一文，正式确认“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初步阐明了其内涵：“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情感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的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具有广泛的全人类的审美意识的形态。”［18］随后，王元骧、童庆炳等人著文积极响应，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随着其影响不断扩大，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成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而且被视为此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学本质的定义为多种“文学概论”教材所采用，如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顾祖钊的《文学原理新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特别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8、2004年版）作为高校文学理论通用教材在全国范围推广之后，审美意识形态论更为系统化、普及化，迄今仍居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主流地位。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认，大体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学说为立论基础，将文学定位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9］在论及文学是否是意识形态时，这段话被引用得最多，但由于理解的不同，歧见也最多。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张者的理解，其基本内涵是：社会结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层次构成，上层建筑又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意识形态。”［20］第二，论证文学是一种区别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意识形态，这种特殊之处在于以审美为根本性质。作为一般意识形态，文学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共同性质，“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21］但同时，“文学不仅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且更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是其普遍性质，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才是其特殊性质。这种普遍性质总是包含在特殊性质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质显现出来。”［22］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就得以揭示：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它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那么，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有何具体内涵呢？在《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及其意义》这篇带有回顾和总结意味的文章中，童庆炳把“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的两种代表性理论综合起来，阐述了其共通的理论特点和基本内涵。概括而言，主要有“整一性”与“复合性”（或“复合结构”）两个方面。至于前者，他认为，“‘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有机的理论形态，是一个整体的命题，不应该把它切割为‘审美’与‘反映’，‘审美’与‘意识形态’两部分。‘审美’不是纯粹的形式，是有诗意内容的；‘反映’、‘意识形态’也不是单纯的思想，它是具体的、有形式的。”至于后者，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性质上看，这两种理论是集团性与全人类共通性的统一；从功能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认识又强调情感；从目的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无功利性又强调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这两种理论既肯定假定性又强调真实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复合结构”。总之，“‘文学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既超越政治工具论，又超越形式主义论，它们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和平衡点，以包容文学的多样性、复杂性、辽阔性和微妙性”［23］此外，钱中文也强调：“‘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显示文学在其自身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最根本的复式特性———诗意审美与意义、价值、功利之间的最大的张力与平衡。”［24］
三、科学派
这一学派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派”，原因在于“该派重视对文学理论的反思，以争取文学理论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现‘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为主要诉求，以推动建设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为主要的指向和特征。该派十分强调文学理论概念内涵、体系精神、表达方式和功能取向的科学性。……明确提出‘科学本性’乃是文学理论学科安身立命之所在”［25］。其代表性人物是董学文、李志宏、金永兵等。这一学派的理论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理论学的构建。在董学文等人看来，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的构建，既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向何处去的积极回应。论者认为，新时期三十多年来，随着新方法的引进、讨论和实践，中国文学理论学科日益走向成熟，其重要表征是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逐渐明确，理论的自觉意识不断强化［26］。“假如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目的与方法的反思，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性质和特征的质疑，没有对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解释有效性的进一步探索，没有对文学理论中提出各种答案的可靠性及可检验性的认真思索，那么就难以透彻地认识文学理论活动的规律，追求文学理论自觉性的努力也会困难重重。甚或可以说，这些反思性的活动，是理解‘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的思想前提。”［27］因此，对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进行反思，探索文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和自身发展规律，建立文学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另一方面，从当下的文艺学发展现状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转型及文学现实的新变，文艺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关于“文艺学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学界“正经历着对文学理论本体论或本体性认识的多元期和混乱期，有关‘文学理论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理论’的见解，莫衷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理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28］在此背景下，探讨“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问题，学科命名问题，学科定位问题，学科研究现状判断与发展方向或趋势问题，文学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边界问题，等等”［29］就成为迫切要求。正是基于这种危机意识，董学文等人开始大力倡导“文学理论学”的创构。客观地讲，“文学理论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创建尚处于探索与尝试阶段。那么，这一尚未确立的学科将会具有一个怎样的理论框架呢？以董学文为代表的倡导者描绘了一幅“‘文学理论学’可能触及的大致理论区域的‘方案草图’”［30］。总体而言，“‘文学理论学’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属于元科学’的范围。它要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的问题及其文学理论的对象、特征、要素、范式与变化规则等问题。”［31］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几个层面：关于文学理论本质的探讨，或者说“文学理论是什么”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话语特性”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形态”、“范式”形成与演变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家和“理论共同体”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32］。而由董学文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无疑是上述理论构想在实践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探索。董学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进入一个“综合”与“创新”时代。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而言，寻求和选择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是现实的理论需求，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文艺理论界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和任务。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它有何具体内涵？“‘当代形态’的说法是相对于‘经典形态’而言的。所谓‘经典形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对文艺问题的基本表述以及后人根据这些表述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当代形态’主要指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用现代人的眼光，汲取最新的成果，总结新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面貌再一次新鲜地描绘出来。”［33］在董学文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过时，但是作为认识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典形态”本身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通过新的认识和阐释使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董学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总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哲学社会学层次和“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把文学放在社会结构中做历史考察，那么它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形式；把作品形态的文学与包括作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对置，把作品的内在结构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精神结构照应起来，那么它是生活的反映。这属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层次。而关于诗学和作品的本体论研究，则属于文学艺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相比较而言，后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就要将研究重点置于“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对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做出新的概括。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客体双向逆反运动的问题，包括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中介机制、作家对社会生活把握的意向性特点、审美的直观性问题；二是，创作过程问题，包括艺术思维的具体特征与心理机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与艺术生产机制、文艺的情感机制；三是，作品———文本问题，包括作品的语言、语义、内外结构及符号因素、作品的技巧、手法和风格等；四是，欣赏、消费、接受和交流学问题，包括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机制、阐释机制和流通规律以及多功能、多方位的批评方法［34］。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主张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以来，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董学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四、宏观综合派
一、生成一种文化氛围,传播先进的社会文化
学校教育的使命是传播人类文化与塑造个体精神,课堂教学则是学校教育的主渠道。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深受知识论的影响,致力于把思想政治理论看作是知识的传授。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公共必修课,其上课对象为各专业的学生,如果我们还是参照专业理论课的教学方法来讲课,把学生的学习看成是简单地、被动地接受教师和教材提供的现成观点与结论的过程,这些学生作为接受知识的主体在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不能直接应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生厌学、教师难教的问题。事实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活动,师生在课堂里进行某种“文化活动”,进行着某种“文化熏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门课程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它的内容应该“概括了人类社会所积累的基本经验”,[1]人类社会所积累的文化源泉是就是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其课堂教学就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知识的传播和文化养成关系的主要场所,是一个超越现实、追求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特殊的生活实践过程。也就是说,文化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解决过去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出路在于构建新的课堂教学文化,生成一种文化氛围,从传输知识论向传播文化论转变,通过传播先进的社会文化,用先进的文化力量去塑造人,拓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实践空间。[2]
在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社会转型和对外开放为大学生带来了自由竞争的机会,激活了大学生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欲望。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也在影响着他们,重功利目标、轻人文素养的社会现状也在腐蚀着他们的责任感、奉献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面对社会错综复杂的现状,缺乏深刻思考和分辨选择能力的青年学生渴望获得思想的启迪和理论的帮助,我们构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文化,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在课堂上传播先进文化的内容。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现象和社会公害,倡导“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大学生抵制外来腐朽思想文化侵蚀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进一步阐明,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3]二是建构师生合作互动的课堂环境。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采用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和方法去建构积极的、师生合作互动的课堂环境,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师生的多边活动去把握学生的思想、生活、学习、心理等实际情况,积极引导学生把所学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观点、信念,转化成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培养学生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感和人生境界。
二、立足现实生活,发掘优质的教学资源
教育在实践上是生活的,教育的意义在于引导个体去领悟生活的艺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和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知识经验在他们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具有能动作用。因此,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走出传统的偏重“教化”取向,融入人文关怀,实行人性化、生活化和幸福化的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显示出人性的光辉。[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最重要一环,是要把课堂教学过程看作是学生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一部分,立足现实生活,发掘优质的教学资源重塑其课堂教学文化。
第一,把握时代生活,教学内容生活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离不开对现实社会生活状况的关注,是对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应该包含着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时代内容”和“理论思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传播过程,既是对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状况的反映,也体现着对这一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评价、赞同或贬抑,它的生命力就在于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的时候对大学生施加正确、积极、稳定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文化的构建,离不开教师对时代生活内容的把握,紧跟时代步伐。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将书本知识与时事政治有机结合起来,填充时政空白,发掘优质的教学资源,使课本理论知识成为具有新特征、新功能、新内容的思想文化知识载体,在众多的社会思潮与现象中弘扬“主旋律”。
第二,创新教学观念,教学方式生活化。传统的思想政治课教学注重灌输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关注的只是学生接受知识量的多少和接受的程度,这种教学内容的理论化、教学观念的概念化状态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着较大的差距,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因此,创新教学观念,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采用生活化的教学方式(如研究性教学、专题教学、体验式教学等),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成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文化构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从过去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方式转变为师生对话与讨论,使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思想实际、贴近社会、走进学生生活,将社会生活过程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社科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融合起来。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也要从书面语言向教学口语转化,使学生通过与老师、课本的对话来提高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的认识水平,改变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学而不信,知而不行”的学习态度。[5]
三、创造性地开发教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育是社会文化传播、衍生和发展的主要途径。传播学上有一个“3i”原则,第一是information,代表信息量充足;第二是interesting,代表趣味点活跃;第三是impact,即要有足够的影响力。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只有那种符合“3i”的信息传播才是最有用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向大学生传播的主渠道,其课堂教学也是一种理论信息传播的过程。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借鉴传播学上的理论观念,对现有的思想政治课教材进行创造性地开发,使教材的理论性融合在可读性之中,增加教材的趣味点和影响力,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第一,突破教材思路,做到由浅入深。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提出,优秀教师不是“奉送真理”,而是“教人发现真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也是一样,其课堂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遵循着“知、情、意、行”的认识顺序,也是一个“教人发现真理”的过程。但是,思政课各门教材的思路正相反,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理论体系。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就应该突破教材思路,把课本思路倒过来,走出单纯理论知识传授的认识误区,把知识纳入到广阔的人文背景中去。对于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高校思想政治课老师要做的事是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为载体,结合现实社会的具体现象去阐释背后的思想文化内涵。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首先要避免从定义、概念或学科理论体系出发,用生硬的“原理加事例”的直观讲解方法,而是要以专题讲授为主进行研究性教学,使大学生养成一种“问题意识”,把深刻的理论包含在生动的社会热点、理论难点与思想疑点之中,做到由浅入深。
第二,实现“教材”向“学材”转换。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指出:“学习的最好刺激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从现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来看,大都是偏向传统教材的理论性方面,可读性不强,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一份调查显示,大学生中愿意认真听政治课的仅占19.4%,90%的学生认为现行政治课教材可读性不强,偏重说教,不愿意读。他们的理论功底参差不齐,对党的历史发展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的认识缺乏理论的支撑,尤其是他们对照本宣科的道理灌输更为厌倦,表现出“听不懂又不愿听,学不深又不愿学”的倾向。[6]因而,教师在讲授理论知识的时候,可以借鉴传播学的观念把“教材”转换为“学材”,增加教材的趣味点和影响力,才能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对教材的学习兴趣。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和加工,把教材编成大学生易于学习的具有丰富现实性的学习材料,让学生根据现实的社会材料去探求未知的人类社会,成为社会理论的探索者和政治思想的思考者,让大学生在课堂文化氛围中去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识,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过程,也成为一个充满文化气息和人文精神的园地。
参考文献:
[1]刁培萼主编.教育文化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85.
[2]以文化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野[J].高教研究,2007(3).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4]黄正泉,王健.人文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之魂[J].现代大学教育,2007(3).
关键词：现代性，研究范式，范式整合
自1839年孔德提出“社会学”一词以来，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一个半世纪多的历史，这段历史既是社会学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社会学不断表露危机并在理论建构中克服危机的过程。时至今日，现实世界的日新月异与社会学理论多元纷呈的局面使得社会学既朝气蓬勃又范式林立而欠缺统一，社会学究竟应以何种面貌出现也是众多学者所探讨的话题。那么，追本溯源，在对社会学的催生婆——现代性的思考中似乎可以汲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范式孕育：元现代性及其主题分化
有关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滥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20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发达国家经过战后修整与重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相继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与此同时，伴随着技术进步与生活富足而至的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犯罪等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人类社会“立”与“破”的悖论促使社会思想家反观人类社会的理性进步路线，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现代性议题的论争。诸如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及以鲍曼对现代性的诠释与对后现代性的预言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加以描述、解释、批判和建构。有鉴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在中国的思想界也掀起一股现代性讨论的热潮，一时间“发展”、“反思”、“现代化”等成为炙手可热的流行话语。
然而，现代性就象一个幽灵徘徊在东西方世界，学术界对其解释与厘定始终处在讨论之中而莫衷一是。现代性确实是一个内涵丰富、歧异丛生的概念。在古典社会学家那里，迪尔凯姆眼中的现代性是机械团结经由社会分工向有机团结过渡；韦伯论述的现代性则是社会生活的“祛魅”与合理化过程；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人类在与外部世界的斗争中从自然界的必然性王国中解脱出来。
虽然古典社会学家并未明确以“现代性”的概念为工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关于现代社会向何处去的丰富论述却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土壤。吉登斯（2000：1）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进而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体系和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上界定了现代性的四个惟度。阿尔布劳（2001：86）指出，现代性是包括了由理性、领土权、扩张、发明、应用科学、国家、公民身份、官僚组织、资本主义及许多其他成分组成的结合，它们合在一起，为芸芸众生的实际活动提供了一种框架。在多德（2002：[引言] 1）看来“现代性工程是社会理想化的结果，它试图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它关注的是普遍价值，并从这样一种信念中汲取营养：历史是对那些价值的认识过程。”被喻为“后现代性的预言家”的鲍曼（2000：150）则将现代性解释为知识的永不止息的进步，看作一场最终能够战胜和凯旋的战斗，看作是一场理智反对情感或动物本能、科学反对宗教与巫术，真理反对偏见、正确知识反对迷信、反思反对无批判之生活、合理性反对情感的作用及习惯统治的斗争。
比较这几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解可以看出，吉登斯主要在与传统社会的对比中刻画现代性的特征，他甚至用“现代性的断裂”来形容现代社会的超越性；鲍曼则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各自不同侧面的特征加以对比，突出后者的战斗威力，实质是对理性力量的深度置信；阿尔布劳的视角则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前面的两种阐述；最后，多德的界定更专注于价值理想意义上对人类社会进行前瞻与想象：现代性是指向历史未来的价值与信念。
有关现代性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试图用一条原则统率之几乎是徒劳的。但如果采用韦伯“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则在总体上可以认为，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与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佘碧平，2000：2）。[ 当然，这只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含义，我们出于与后面讨论相应而使用之。至于其他地域、国家或民族现代性及其样态的存在，我们姑且不予讨论。] 对此，可从两个基本方面进行理解，其一，现代性是一种历史状况，它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相对于传统性或前现代性的农业经济、礼俗观念、专制统治及单一同质、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而言，现代性是祛蒙昧性与祛传统性的历史描述和生活境况。其二，现代性是一种精神状态，它鄙视人类蒙昧、未开化的精神世界，相信人类理性的无限能量和拓展空间，崇尚人类社会永恒进步的价值理想。
具体说来，在这样的历史与话语情境中，人们将在经济上运用科学技术打破和超越简单、机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物质生活富足，提升生存发展能力；在政治上祛除专制、人治统治，以法理契约保障个体成员的自由、平等不受侵害，并在矫枉过正中捍卫秩序稳定与社会和谐；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摆脱超自然的蒙昧观念对人类头脑的禁锢，倡导、推行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想。概言之，现代性就是包含经济富足、政治民主和思想解放在内的，指向人类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进步与秩序的理想化状态及贯穿其中的理性精神、价值追求和伦理承诺。我们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一种指向美好未来的价值追求，它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核。因此，在最本质的意义上，现代性是是一种“元现代性”，通俗地讲，就是坚信“人类生活的无限美好”。
然而，人是集本能、情感与理性于一体的社会性动物，那么当人面对和作用于自然界与社会之时，元现代性就不可避免地分裂为两个方向。其一，对于自然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实践获得科学技术，不断向自然进军，甚至将自然的铁律踩在脚下；其二，在社会世界里，相信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和进步性，而且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协商达成社会契约，构建自由、平等、博爱的和谐社会。至此，现代性便由元现代性分化为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两股潮流，前者崇尚科学精神与工具理性，追求理性对自然的胜利，将人与自然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矛盾推向极致，其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后者则关注人的心灵与社会价值，关心人在物质生活丰裕之后如何提升思想境界、完善人生意义、实现生命价值，探求人如何实现自由与终极解放。
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发展或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元现代性的展开、分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彼此冲突、斗争，又相反相成。然而，二者的斗争并非势均力敌，科学现代性逐渐压倒人文现代性，社会呈现出麦当劳化的趋势，有效率性、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是其鲜明特征（里茨尔， 1999：1）。对此，社会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的分裂表示忧虑并付诸理论反思，如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韦伯的铁囚笼隐喻，齐美尔对主客观文化矛盾的忧思等等。我们将看到，作为社会学催生婆的现代性的主题分化对社会学研究范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范式分裂：社会学对现代性主题分化的回应
可以说，社会学的产生与现代性的产生和扩延是同一过程，或曰现代性充当了社会学的“催生婆”。一般认为，社会学的诞生以孔德1839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社会学”一词为标志。[ 关于社会学产生于何时、谁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并非没有争议。如阿隆（2000）和迪尔凯姆（2003年）就视孟德斯鸠为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虽然说将社会学的诞生视为必然可能带有历史的武断，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背景与思想状况却为社会学的孕育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一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促进社会经济飞速增长，但同时，社会生活中犯罪、自杀、失业和商品拜物教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和蔓延，需要社会思想家进行冷静的思考；另一方面，肇始于英法的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对传统的迷信、无知予以猛烈抨击，并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抽象形而上学玄思也发出挑战。此时，社会学便从哲学中脱胎出来，充任现实社会的解说人和建设者。
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物，如吉登斯（1998：35）认为社会学不是有关人类社会整体的研究的一门通用学科，而只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关注“发达的”或 “现代”社会。既然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物，那么元现代性的主题分化就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学产生影响，或者说社会学必然以某种方式对现代性的主题分化予以回应。
在创立社会学之初，孔德意在反对神学的蔽翳和抽象的形而上学玄思，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准则，把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从天国拉回人间，以期实现对社会现象客观、实在的认识和理解。这种基于将社会有机体与自然界同等视之假设之上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迪尔凯姆那里得到发扬光大。迪尔凯姆（1995：3-4）说：“我的主要目的在于把科学的理性主义原则扩展到人们的行为中去，即让人们看到，把人们过去的行为还原为因果关系，再经过理性的加工，就可以使这种因果关系成为未来行为的准则，人们所说的实证主义，不外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一个结果。”迪氏把社会事实当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指出必须把社会事实当成物来看待，它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先在性等特点，这是观察社会事实的最根本的准则。毋庸讳言，孔德与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所面对的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物的世界，这与科学现代性所追求的客观性、可计算性、可控制性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受到来自德国的历史主义、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狄尔泰认为人类生活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过程，而以自然科学原则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原则无法真正理解人生的意义，必须建立一门有别于实证主义方法的人文科学，其基本方法是理解和移情，以期通过内部达至人的心理深处和意义世界。受狄尔泰的影响，韦伯反对迪尔凯姆把社会当作外在之物来看待，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社会现象实质是社会行动的表现，而社会行动的本质属性是行动者在意义上的关联性，所以必须把主观性作为一根本问题去对待，因而韦伯（1997：35-36）将社会学定义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
至此，社会学中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范式相映成趣、各自为政。从本质上说，韦伯同孔德和迪尔凯姆等实证主义者的对立，是人文主义传统同科学主义传统对立在社会学领域里的表现（刘少杰，2002：8）。这种对立是现代性分裂为人文现代性与科学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社会学对这种分裂与对立的理论回应。
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除了实证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之外，还有由马克思开创、经由法兰克福学派弘扬的批判主义范式。[ 事实上，关于社会学研究范式也有多种划分，如社会事实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等等（参见R.Friedrichs，1970）。 ]这种范式强调社会学批判的、革命的性质，强调理论和理论家在改造、变革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反对那种旨在维护、修补现存社会结构的做法。概言之，批判主义范式认定事物的本质在于对现实的否定之中。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将批判主义范式与实证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并称不无问题。前者主要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将社会的发展看作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后者更多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只是一个持旁观者的姿态，一个持解释理解的原则。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社会学研究也与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人文主义社会学有着交叉重合的研究取向，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社会分析方法，尤其是阶级分析方法是受解放人类的基本目标所支配，是人文主义的，并且与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相对峙；但是，马克思的学说中同样具有一定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倾向，它并不排斥甚至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事实（周晓虹，2002）。因此，马克思的批判主义范式同时具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双重取向。
更进一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在对现实的批判性否定中建构现实，毋宁说是对因人文现代性与科学现代性分裂而造成社会异化后果的理论关怀与期望。因为马克思不是否定一切社会，而是否定一切不合理社会，否定人在其中被扭曲、挤压、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兰克福学派更是如此，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作为大众欺骗启蒙的文化产业的批判，马尔库塞对“消费控制”、“压抑”的批判，哈贝马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的批判等等都锋芒毕露，入木三分。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盛极一时，自70年代起逐渐归于平静。
那么，当批判之声归于沉寂之后，我们发现，尽管社会学研究范式众多，但主要范式仍然以实证主义范式与人文主义范式为主。沿着实证主义路线的有芝加哥学派，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当代美国的实证社会学研究；沿着人文主义路线的有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等思潮与派别。两大范式与现代性的两个子体——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相呼应，诠释着社会发展。很久以来，社会学内部研究范式的分裂和实证化倾向的泛滥使得自身缺乏统一的理论形象，而且，在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上又倍显疲软，以至于被有些学者称为“社会学的危机”（Gouldner，1970）。
三、范式转换：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超越
按照我们的假设，元现代性内部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的分化与社会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分立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逻辑相关性或必然性。事实上，这种范式对立与方法论上的分歧，在本质上源于某种关于人与社会的不同假设。正如古尔德纳（Gouldner，1970：28）指出：“社会学家都要根据预先确定的假设来组织自己的研究，社会学的特点就依赖于这些假设，并随这些假设的变化而变化。而要探究社会学的特点，了解社会学是什么，就要求我们去辨识那更深层的关于人与社会的假设。”
德国思想家马丁·布伯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区分为“我—它”和“我—你”两种关系。“我—它”关系是一种考察探究、单方占有、利用榨取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把世界、把物看成是与自我相分离的对象。而“我—你”关系则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对等、彼此信赖、开放自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彼此可以沟通、交流、对话（参见毛宣国，2002：57）。这实质上也是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分裂与对立的写照。
从根本上说，现代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预设主要是建立在人与社会“我—它”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的，诸如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实事与价值、文化与自然等范畴都是这种对立的表现。实证主义社会学自不必言，因为其客观、冷静、科学的研究俨然将人与社会相隔离、对峙起来，追求理性的考察和描述，将研究者视为纯粹的旁观者，不可能有真正的与研究对象的语言和意义沟通。而韦伯虽然关照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向和价值关联，但他所奉行的价值中立原则又使其止步于理想类型的分析，社会成员之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情感沟通、思想交流等被排除在自身视野之外。
后现代社会学正是基于人与世界“我—你”关系的假设实现了对现代社会学的理论超越。常人方法学的奠基人加芬克尔公然指责传统社会学理论的精英主义倾向和虚假性，致力于对日常生活中例行性的平凡活动进行直接经验性的研究，认为社会行动者不断地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努力使其成为对自身和他人来说都是可理解的， 或者说有意义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在实践上创造和重塑这个世界。而且，社会学家要想能揭示社会经验的真实性，就只有效仿人类学家的切入方法，并致力于揭示行动者相互交谈时所掩盖的未曾言说、无法提及的潜在社会现实（参见沃特斯，2000：41-43）。
加芬克尔之后的许多社会学家都为消解主客二元思维方式、实证社会学与人文社会学的二元对立作出很多有益的尝试。法国社会学家柯尔库夫（2000：15）阐述了埃利亚斯、吉登斯、布迪厄、戈夫曼、卢克曼、波尔坦斯基等著名社会学理论家为消除上述对立所作的努力，并以“建构主义社会理论”概括之。
吉登斯在对西方思想界各种学派的批评性总结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反对主观与客观、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分立，主张以结构二重性取代主客二元论。“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在结构化理论看来，行动者在其生产的一刻，也就同时在社会生活日常展开的情境中被再生产出来”（吉登斯，1998：89）。可以说，吉登斯立足于生活实践，[ 这与马克思的实践观有所不同，后者所指的主要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实践。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马克思的立足点是生产世界、科学世界，而在吉登斯那里则是生活世界。]从意识、行动、结构等多个层面开展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的研究，而其出发点正是——超越科学与人文对立的——生活世界。
布迪厄更是旗帜鲜明地对主客二元叙事提出挑战。布迪厄力图克服那种将社会学要么化约为只关注物质结构的客观主义物理学，要么化约为只关注认知图示的建构主义现象学的企图，他本人采用一种能够同时包容这两种途径的生成结构主义（华康德，1998：4-5）。也就是说，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务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布迪厄，1998：172）。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系统中，这些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意涵，这就打破了客观主义物理学和建构主义现象学的二元分立。作为布迪厄生成结构主义与关系主义方法论基础的概念是“实践感”。“实践感”在前对象性的非设定性的层面运作，在我们设想那些客体对象之前，实践感将世界视为有意义的世界加以建构。这是一种实践的逻辑：一种不是逻辑的逻辑，这样才不至于过多地要求实践给出它所不能给出的逻辑，从而避免强行向实践索取某种不连贯性，或把一种牵强的连贯性强加给它（华康德，1998：22；布迪厄，2003：133）。这样，实践感就在主观和客观、能动与受动之间架起一座可供沟通的桥梁。
另一位思想大师哈贝马斯更是从对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展露批判的锋芒与建设的勇气。在理论上，哈贝马斯首先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和“科学的政治观”。前者认为所有知识的建构应该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典范，因为自然科学知识充分表现出其可以“客观验证”的特征；后者则认为科学知识是可以客观地解决一切政治和道德上的问题（参见杨善华，1999：171）。这一点正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所指称的含义。与很多后现代社会学家一样，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由一系列的价值和意义构成的，不可能用自然科学的程序与方法去证实，因而作为社会研究者也就不可能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客观态度进行观察和研究。此外，在对从狄尔泰到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寻求一般性或普遍性原则批判的基础上，哈贝马斯（1999）认为应当把寻求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根本的理论目标，所以应当倡导人们根据自己的解放兴趣在理解与解释活动中开展对社会消极因素的否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在现实上，哈贝马斯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一概念来描绘现代资本主义的病态。哈氏反对科学原则和工具理性对原初生活世界的入侵，认为工具理性只是生产世界或科学世界的理性原则，在生活世界中应遵循交往理性。工具理性面对的是外在的对象世界，而交往理性展开的主观层面的意义世界，它要求通过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和可沟通性原则达到交往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参见刘少杰，2002：318）。似乎可以这样说，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论既是批判、重建现实的社会学理论，又是批判、重建理论的社会学方法论。
如果我们将吉登斯、布迪厄、哈贝马斯的理论观点做个简单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他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当然，这种相似可能只是研究主题与方法原则上的，而不是细枝末节的论述上的）。首先，对以往理论的建设性批判与反思。主要体现在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挑战上，如吉登斯用结构的二重性取代主客二元论，布迪厄以关系主义方法论去调和客观主义物理学与建构主义现象学的对立，哈贝马斯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和传统解释学的批判，并提出 “沟通行动论”，等等。其次，现代性的社会学反思。表现在吉登斯对风险、信任、时空抽离化等的论述，布迪厄对性别、权力、符号暴力的阐释以及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内在殖民化的抵制。再次，实践的生存论转向。三位理论家都对实践有独到的解释，如吉登斯的实践意识、布迪厄的实践感、哈贝马斯的言语实践，其共同之处是打破实践的物质性维度，而将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意识纳入其中。第四，重视语言的社会意义。如吉登斯对谈话与反思性的关注，布迪厄主张反思社会语言的偏失，并将语言放入实践中来理解的观点；而在哈贝马斯那里，语言更是处于交往沟通的核心地位，是达成理解与共识的基础，是交往沟通的灵魂。第五，对人生意义的关照。可以说这一点是上述四方面的意旨所归，三位理论家对当代社会人的生存境遇予以深度关注，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这与长期植根于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与定量方法的泛滥形成鲜明对比。
更进一步说，三位理论家的核心共性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之：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具体说来，反思社会学主要是对以往社会学研究中多元范式纷争的反思，其中以对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人文主义社会学对立的反思为主。他们都主张打破这种二元对立，既反对实证社会学的“强结构——弱行动”的范式，也反对解释学“强行动——弱结构”的范式，强调从实践出发实现对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关照。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对自我的反思，诚如古尔德纳（Gouldner，1970： 489）所言：“反思社会学的历史使命，在我看来是使社会学家转向对他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的深入洞察、丰富新的感受力，进而将社会学家的自我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社会学的反思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框架和思想原则对人类社会重新描述、解释和预测。社会是变化不经的，变化中的社会要求社会学自我深化和超越，充实自身对社会现实的解释能力。而这种社会学反思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而且这是最根本的反思。它不仅关系到如何认识前进中的人类社会，而且决定如何建构基于社会现实之上的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更进一步说是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在多元分化中的深度融合。
可以这样说，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的根本就是对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二元对立的反思。这一反思的结果就是后现代社会家的理论超越，即建构一种崭新的从日常实践和生活世界出发的、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后现代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标志着社会学进入快速而成熟的发展时期，它以自觉地反思性梳理自己的学术神经，以广阔的胸怀吸纳着其他学科之精神，以直接现实性的学术视野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揭示出人生和社会更深刻的真谛”（刘少杰，2002：81）。
四、范式整合：可能性与途径
事实上，自1970年古尔德纳出版《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来临》一书以来，很多社会学家都予以回应（参见Ritzer，1983；Lemert，1995；Borgatta微观——主观、微观——客观各个层面（Ritzer，1983：439-441）。
另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科尔曼似乎抱有更大的理论雄心，他针对社会学中盛行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宏观结构功能主义，试图以理性行动原则作为社会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尔曼认为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解释社会系统的活动，说明人与社会作为两种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个人行动系统和社会行动系统）怎样共存（科尔曼，1999：8），以弥合以往社会学家在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之间形成的裂痕。正是以理性行动和系统解释原则为基础，科尔曼对行动、权利、社会选择以及法人行动等诸多问题展开丰富的论述，对1970年代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衰落以来的社会学多元范式进行了一次“大综合”。
遗憾的是，这些努力主要还是就“范式”论“范式”，将几种范式加以糅合变成另外一种或几种范式，基本上停留在类型学的描述、拆解与重构上，而没有探讨范式纷争的深层根源及其整合基础。尽管科尔曼试图以理性选择原则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础，然而其套用数学模型分析社会现象的做法与浓厚的经济学色彩又将社会学推向极端一隅。在本质上，各种范式间的对立与交锋源于现实社会的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如果仍然停留在以人与自然矛盾为主要矛盾的现代社会以及由此决定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而无视后工业社会来临人与人关系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事实以及与此相应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那么，即使声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整合，也只能由一种对立纷争走向另一种对立纷争，而不是达至整合。
后现代社会学家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学研究范式整合的现实基础：日常实践或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原初的未分化的世界，这里不存在各种主题化、专业化的分割，不存在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二元对立。但是，“生活世界”毕竟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很高的思维抽象性，如何在这一理念原则的指导下开展社会学研究仍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课题。
那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否可以沿着这样一个思路进行下去，即对“社会是什么？”和“社会学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实质是对人与社会关系假设和社会学研究立足点的陈述，走向生活世界的后现代社会学已经给我们解答了这一个问题，即从生活世界出发或“回归生活世界”。关于“社会学是什么？”涉及如何将社会学进行学科定位的问题。长期以来，很多社会学者将社会学简单地看成是经验学科，因而沉迷于经验资料的收集和数字信息的处理，缺乏理论概括和想象，导致社会学研究的重复性和浅薄化。事实上，单纯的经验观察、资料收集和现象描述不是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点的支持、对学术链条的梳理和丰富的理论想象，惟其如此，经验研究才能具有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社会学不是单纯的经验学科，对此，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有过明确表述。孔德（2001：11-12）指出：“自从想象始终从属于观察被一致承认为任何健全科学思辨的首要基本条件以来，一种拙劣的解释常常导致滥用这一伟大的逻辑原则，使现实的科学蜕化为某种若干支离破碎事实的无谓堆砌，其主要功用是提供局部的精确性。因此，重要的是要好好领会这一点：归根结底，真正的实证精神与神秘主义、也与经验主义相去甚远。”社会学要研究经验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但仅凭经验观察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科学，远非单凭经验观察而成，它总是趋向于尽可能避免直接探索，而代之以合理的预测，后者从各方面来说都构成实证主义精神的主要特性”（孔德，2001：12）。
既然如此，社会学就不仅具有科学性，还要有人文性；不经要有证精神，还要具备意义追求；既要揭示事物的真实，也要关注人生的价值。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2003）高屋建瓴地指出：
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预测一个社会的发展走向，调查一个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分析某个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解决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等；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二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通过教育的渠道，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忽视对文化历史、精神世界等问题的研究，费先生强调我们重视“意会”“将心比心”的研究方法。“日常生活中这些‘意会’的部分，是一种文化中最常规，最平常，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但这正是这个地方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致，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它已经如此完备，如此深人地融合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以至于人们根本无需再互相说明和解释。而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正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看似很小很琐碎，实际上是一种活生生的， 强大的文化力量，它是一个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网，在人们生活每个细节发生作用的东西，制约着每个人每时每刻的生活，它对社会的作用，比那些貌似强大，轰轰烈烈的势力，要深入有效得多，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费孝通，2003）。
费先生的观点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指导、警示意义。其一，认定社会学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性格是对目前较为盛行的科学与人文二元对立叙事的挑战；其二，研究方法上的“意会”“将心比心”等论述将社会学较为忽视的文化、精神层面提到前台；其三，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和探究冲击了流行的宏观结构主义话语和意识形态主导的官方叙事；其四，重视对传统文化宝藏的挖掘，打破了认为社会学只研究现代社会的观点；[ 很明显，这与吉登斯（1998；35）认为“社会学只研究现代社会”的观点是相对立的。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指出，现代性不是社会学存在的唯一根据，不仅因为人类社会的后现代转型而产生了后现代社会学，而且还因为前现代社会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存在，社会学也有面对或植根前现代社会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概言之，社会学不仅具有现代性，而且具有后现代性和前现代性（刘少杰，2005）。]最后，其隐含的意义是认同人与社会各自的相对性决定了社会学研究的相对性，因而从日常生活出发深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才能名至实归。概言之，社会学应打破科学与人文、宏观与微观、事实与价值、历史与现实、官方意识形态与地方性知识的刚性对立，在实践中获得相对性的结论。
社会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研究范式的整合只靠闭门修行还不够，而必须以宽阔的视角借鉴、容纳其他学科有益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进行一种“泛科际整合”（金耀基，1999：5）。人类学、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皆可为鉴。诚如布迪厄（1998：197）所言“哪里突破学科的界限，哪里就有科学的进展”。
以马林诺夫斯基、弗思、布朗、波亚士等为代表人物的现代人类学主张亲身体验它者的生活，去观察他者、理解她者、包容他者，在他者的世界中揭示生活的真相。这种方法反对进化论宏观历史观念的臆断，而主张沉浸在当地生活的细微情节里，把握它的内容实质，以一个移情式的理解来求知文化的本质（王铭铭，2002： 35）。事实上，人类学与社会学本就没有严格的界限，如布朗就曾称自己的人类学是“比较社会学”。在如何更平和地面对生活，如何使人更平和地对待他人这一意义上，人类学可以成为社会学的良师益友。[ 相关研究可参见阎云翔，2000；费孝通，2001；马林诺夫斯基，2002.]
在史学中兴起的新社会史研究对以往以普遍性的、目的性的、因果律的解释原则而得出单数的、大写历史的史学研究提出质疑和批评，那么，社会学是否也应该以 “史”为鉴反思以同样原则而得出的“单数的”、“大写的”社会？新社会史研究启示我们从经验和实事出发，不仅探讨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研究“大传统”中深思的少数人，还须关注日常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喜怒哀乐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换句话说，“地方性知识”及其对结构与变迁的建构意义必须在社会研究中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新社会史更接近于一种历史社会学，这种历史社会学的视角使研究者在历史与现实、文本与解释之间寻求有效的协调。[ 相关研究可参见杨念群主编，2001；孙江主编，2004.]
至于心理学曾一度遭到社会学的排斥，如社会学奠基者之一迪尔凯姆强调社会事实的集体优先性，反对心理学的微观解释。但事实上，迪氏并非完全否认一切心理学方法和对心理现象的研究，而只是反对心理学中的个体主义还原论，并且在遵循集体性、先在性等原则的前提下将集体意识、价值观念等纳入社会学的视野，如迪氏的学生毛斯（2003）、哈布瓦赫（2002）等人都曾吸收心理学原则并对心里现象开展研究。包括后来的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及常人方法学等社会学流派，到当代社会学家如吉登斯关于实践意识、自我认同，布迪厄关于惯习、实践感等的论述都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关涉到对人的主观意识、心理现象的研究。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人始终是生物人、心理人与社会人等的复合体，即使出于学科划分的考虑可能着重研究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却不能将人肢解成某一个单一向度的存在，无论研究社会行为，还是社会制度，心理因素都不可能被排除在外。[ 相关研究可参见周晓虹，1998；潘毅，1999；郭于华，2003.]除了人类学、史学、心理学之外，其他学科诸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学习的对象；当然，社会学也在学习中被学习着。
与这种“泛科际整合”的视角相应，我们赞成在社会研究中引入“质的研究方法”，用于与流行的定量研究范式相辅相成。按照已有的研究成果，“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个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况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陈向明，2000：12）。这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的研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进行语言的沟通、经验的交流和意义的理解，在民主式的表达中进行知识与意义的建构。质的研究反对实证主义的冷眼旁观和解释主义的自以为是，摒弃社会上、学术上的和研究者自身的先见、偏见或刻板印象，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知识的生产与意义的建构。
更进一步说，我们倡导社会学研究的“泛科际整合”[ 倡导社会学研究的“泛科际整合”将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这是否在进行“社会学帝国主义”扩张，因而将社会学代替社会科学？如果这样，那么社会学将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同时也就丧失了它的自我，最终只能导致“帝国”的崩溃。其实，这里的“泛科际整合”并非主张社会学无所不包，而是指社会学要反观自身在理论视野、方法原则与价值追求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因而需要借鉴其它学科之“长”补己之“短”。这种借鉴不是囫囵吞枣的照搬，而是有选择地消化吸收；不是试图凌驾于其它学科之上对其指手划脚，而是在自我充实的过程中增强对社会现实的解释能力和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能力。概言之，“泛科际整合” 是“整”社会学之“合”，而不是“整”社会科学之“合”。]与研究范式的整合在本质上是寻求思维方式的整合。也就是说，要拒斥某种单一文化和单一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的禁锢和宰制，既克服西方文化中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又抵制消极无为、入世内敛的思想倾向，借鉴东西方文化各自的长处，奉行一种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损益与共的游戏逻辑（苏国勋，2003）。
五、结 语
按照库恩（T.Kuhn，1970：175）的说法，“范式”这一概念指“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我们知道，库恩的范式概念最初指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规范，然而社会现象要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必然趋于多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内部范式林立虽然使社会学显得生机勃勃，但也使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显得混乱驳杂和琐碎而难于以整体性的学科面貌出现。与其说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危机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现实（文军，2004），不如说正因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多元驳杂、难于统一而导致能够有效解释现实的研究范式无法生成。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主张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整合并不意味着否定或抛弃某一种研究范式而偏爱或独尊另一种研究范式，也不意味着试图建构一种单一纯粹的、无所不包的统一范式，而是认识到各种范式自身的合法性、局限与潜质，打破范式之间的互斥敌对的紧张局面，明确各种范式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阈限，以广阔的视野在各范式之间取舍适度、扬长避短。
我们看到，在后现代社会学家那里，社会学研究范式得到不同程度的综合，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生成结构论等等，对社会现象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与人关系的矛盾将取代人与自然的矛盾而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刘少杰，2002：53），而伴随全球划时代的到来与东西方文化的密切交流和思维碰撞，基于人与自然矛盾之上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将趋于缓解解，加之语言学转向、修辞学转向、解释学转向等等也为这种缓解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法原则。
伴随人文现代性与科学现代性二元分裂在当代社会趋向缓和以及基于此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转换，曾经以实证对人文、主观对客观、宏观对微观等面目出现的众多社会学研究范式也将走向“多元一体式”整合。在社会现实与思维方式双重转向的情境之下，“无论在人际间的沟通或者社会调查里，都蕴含着对话者或研究者期望达成共识或解决相关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人类活动的背后，显示了人类普遍向往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阮新邦，2003：51） 或许，这是社会学研究方式整合的更深层的基础。吉登斯说：“社会学像以前一样仍然是一门有争议的学科”，尽管如此，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将是社会学研究的恒久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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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艺社会学；反映论；中介论；文艺价值；文艺消费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247—02
人类文明的最初，是与自然紧密相连的，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来认识自身，进而再反过去理解和解释自然界的事物。但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人们将目光转向人类社会本身，朦胧的审美意识也随之产生，与此同时，激发人类美感的艺术也就诞生了。那么文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文艺的价值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一、从“反映论”到“中介论”
（一）“反映论”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受到柏拉图提出的“艺术世界依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依存于客观理念世界，艺术只能是摹本的摹本”的影响，提出了“摹仿说”，但他摈除了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认为艺术比想象的世界更为真实，并非只是摹仿现实世界的外形，还有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这一艺术摹仿自然的理论被古罗马的贺拉斯所接受，他强调艺术应该在生活中寻找真正的范本。
这些思想中已有了文艺社会学的萌芽，一直到19世纪初，文艺社会学得以在斯达尔夫人、丹纳和让—马利·居约手中得到确立，但随后文艺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诸多的变化。
丹纳是实证主义经验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别采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通过社会调查、填写表格、统计数据等具体的手段，对文艺现象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确实认识到了社会对于艺术，是艺术产生发展的源头，但是研究的形式和结果都流于艺术活动、艺术现象表面，艺术与社会之间内在的深层关系却没有的到充分重视。而以法国学者呂西安·戈德曼为代表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旨在遵照作品的形式结构与一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思想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视为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
前苏联的艺术社会学，最初是在19世纪中叶，由其国内兴起的历史文化学派将历史主义的内容引入了文艺学，由于受到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将文艺学置于了从属于社会学的地位，将文艺作品视作历史文献、文化实例和个人传记，将文学史等同于社会思想史，忽视了文艺作品审美属性和艺术特点的全部复杂性。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学派所持偏颇的极端发展又导致了庸俗社会学的产生，经济活动对文艺创作的制约作用被看做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艺术家与艺术作品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
这些派别，在他们对于文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往往都只抓住了关系链的两端，简单地将这种关系认定为是线性的机械反映。文艺的本质成为了简单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文艺作品的创作、鉴赏受制于社会生活，他们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文艺本身的审美属性被忽略了，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解释为单向的决定论或线性的因果论，文艺与社会被固定在了两端，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众多中介被忽视，“反映论”观念下的文艺与社会生活，也正是因为忽视了生机勃勃的种种中介，也变得失去活力。
（二）“中介论”
“中介”的概念，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一书中就有过解释“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①。“间接性”在德语里与“中介”是一个词，这里的“间接性”其实就是指此物的存在是以他物为中介，以他物为条件，受他物制约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中也谈到“一切Vermittelt=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②，这是说整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联系的动态总体，而世界、规律是通过中介联系在一起的。
在文艺社会学发展的阶段中，其实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中介”的地位和所能起到的作用。最早提出在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中间环节”的，是普列汉诺夫，他指出：“绝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环级”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承认社会经济基础是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并不会完全掌控艺术的发展，经济基础对于艺术的影响需要通过中间环节来实现，所以艺术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普列汉诺夫还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因素公式”，将社会结构分为五个由低到高的层次“（一）生产力状况；（二）生产关系；（三）社会政治制度；（四）社会心理；（五）社会思想体系”④这五项因素还可以继续分出次一等的因素，因此社会结构的构成因素有多少，影响经济基础与艺术的中间环节就有多少，这些中间环节的范围还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无限扩大。
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传统的“反映论”，“中介论”的理论框架更为科学、系统，它指出了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反映与被反映，决定与被决定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经由一系列复杂的中介建立起来的双向互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过程。
二、文艺价值功能与文艺消费
如果你所选择的题目是有关社会工作理论分析方面的题目,我们希望你能够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地分析探讨,以提升自己的思维深度与科学素养。
二、论文的具体要求:
根据社会工作的培养目标我们对06级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的论文提出如下要求
1、论文内容必须与专业发展方向密切相关,论文不能偏离专业方向
2、论文必须要反映学生自己的专业水平,以调查研究报告为主要形式
3、以来理论分析为重要内容的文章,必须体现撰写者的实际理论水平,坚决杜绝网上拼凑与抄袭他人的文章
4、论文字数要求在8000字以上,以10000左右字为宜;
5、一些题目的范围较大,撰写文章和与指导教师沟通的过程中,尽量把题目具体化。避免过分空洞与小马拉大车的现象的出现。
1. 个案管理在社区矫正中的运用
2. 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3. 校园学生文化现状调查与学校社会工作的介入
4. 大学学校社会工作需求的实证研究
5. 大学教育本质研究:社会工作学的视角
6. 网络技术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方法革新的
7. 社会工作在学生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价值与应用
8. 司法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矫正中的职责与分工
9. 二本院校社会工作教育模式之思考:学生视角
10. 上海地区学校社会工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11. 上海农民工子弟学校社会工作现状调查
12. 社会工作课程对学生自我成长的价值与影响:一种质性研究
13. 大学生就业困惑与学校社会工作的介入
14. 上海地区社会工作者生存现状调查
15. 艺术教育在社会工作中的价值与应用
16. 上海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现状及其问题研究
17. 上海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运行现状及其问题研究
18. 上海市外来人员综合保险制度运行现状及其问题研究
19. 农民工养老保险研究
20.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
21.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问题研究
22. 生育保险问题研究
23. 工伤保险问题研究
24. 社区教育与新市民转换研究
25. 社区教育与提升市民生活质量的研究
26. 社区教育与外来人口生活适应性研究
27. 社区教育与外来人口生活融入研究
28. 80后婚恋观调查
29. 社会工作在家庭问题中的介入
30. 社会变迁与家庭生活-----以本人家庭为例
31. 老年婚姻问题调查与研究
32. 老龄化与养老问题研究
33. 空巢家庭状况与研究
34. 老年社会工作案例研究
35. 养老机构状况调查 36. 社会工作价值观、冲突与对策研究
37. 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矫正中的运用
38. 社会工作价值观在戒毒工作中的经验与分析
39. 医疗社会工作的个案研究
40. 我国医疗社会工作的发展、问题与对策
41. 中外医疗社会工作比较研究
42. 城市老年人社区福利服务调查与路径研究
43. 劳动争议的问题与社会工作介入
44. 社会工作行政方法与企业管理影响机制研究
45. 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基本要素与困境分析研究
46. 社区资源对城市养老方式的影响
47. 职业化背景下的社会工作教育的回应
48. 上海社区建设研究
49. 上海社区服务发展研究
50. 上海外来流动人口基本养老保险模式研究
51. 上海外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52. 上海征地农民保障问题研究
53. 上海养老机构发展研究
54. 上海养老设施发展研究
55. 上海城市低保家庭生活状况调查
56. 外来民工子弟享受上海义务教育情况调查
57. 在校大学生专业意识与转换专业的困境调查
58. 上海外来移民史个案调查
59. 我国高校贫困大学生的资助体系建设及其存在的问题
60. 改革以来城市邻里关系的变化
61. 城市家庭代际之间的冲突与一致
62. 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公平感调查
63. 上海城市青年世博会参与研究
64. 上海市民世博会态度研究
65. 上海市民对外来农民工态度认知研究
66. 上海市民对钓鱼事件的认知研究
67. 市民对子女教育的认知研究
68. 上海市民养老方式的选择
69. 上海市民对房价认知研究
70. 上海市民与社区关系研究
71. 社会(群众)组织研究——以**组织为案例
72. 房产改革对上海市民生活影响调查
73. 社区邻里关系调查
74. 互联网与社区生活
75. 社区建设与市民生活(社区建设对上海市民生活影响调查)
76. 居民委员会与市民生活
77. 居民委员会选举调查
78. 业主委员会与市民生活
79. 业主委员会选举调查
80. 市民维权行动调查
81. 世博会对上海市城市文化资本的影响
82. “月光族”的住房消费模式研究
83. “啃老族”的住房消费模式研究
84. 90后大学生的就业观研究
85. 90后大学生的消费观研究
86. 上海市80后大学生移民的城市融入研究
87. 上海市80后大学生移民的城市认同研究
88. 上海市持居住证的外来移民的城市融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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