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针对时下愈演愈烈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纷纷争考公务员，争当“考碗族”的社会现象，并且为了更具时效地完成关于申论研究的科研立项，特此以我校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为对象进行了有关调查与分析，共发放问卷92份，回收92份，问卷有效率100%。现将结果形成文字，如下。
一、问卷展示与分析
根据你的阅读和写作经验，认真回答如下问题：
1.申论跟高考作文相比，有什么不同？
2.申论跟时评相比，有哪些不同？
3.申论与公文是怎样的关系？
4.您认为申论写作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5. 您觉得写好申论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6. 您觉得自己写作申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7.您认为申论写作对大学生提出了哪些要求？
8.您认为中文专业的考生在公务员考试中存在哪些优势与劣势？
9. 通过《申论写作》课程的学习，您有哪些收获，有哪些建议？
10. 除了参加公务员考试，您认为学习申论写作对您还有其他意义吗？
二、问卷结果分析
笔者以我校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为对象进行了有关调查与分析，共发放问卷92份，回收92份，问卷有效率100%。上文已说明本问卷氛围三大块内容，同理，现将问卷结果对应地分成三部分进行分析与阐释。
（一）申论写作的特点
1、时评写作VS高考作文VS申论写作
时评写作 高考作文 申论写作
写作目的（48.81%） 针对实事做出点评，旨在分析，增强大众舆论导向。 参加高考 选拔公务员
写作考试难度（15.22%） 针对的是话题，更能把握中心，掌握写作内容，条例更清晰易懂，较申论更为自由，亦更为简单。 考试时间、字数底线、试题考察内容结合高中语文课程教学实际。 以理论为背景，以社会热点问题为依托，以国家政策为指导；综合考察一个人的逻辑思维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文体（45.65%） 具有提纲的样式，即引述材料——议论分析——联系实际——归结全篇。 对文章体裁范围、表达重点等都有明确规定。 一般都是论述性的议论文，具备普通公文的相关特性。
行文要求（35.87%） 1、选取恰当的当下新闻（话题鲜）
2、确定鲜明独到的观点（观点辣）
3、搜集典型有力的论据（论据杂）事实胜于雄辩，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的材料可信手拈来。
4、运用严密有趣的语言（语言趣） 在作文试题中有明确规定，主要包括两大块：1、对作文基本技能的要求：文体、字数、主旨、语言表达、结构统筹、文面等方面的要求；2、对文章有延展性的要求：立意深刻、内容健康向上、语言运用上富有文采、有创新等。 要求讲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中央现阶段理论方针政策，这是基本公式；针对所给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作出概括总结、合理分析以及提出解决方案，这是基本思路要求。
写作内容（43.48%） 就社会生活的某一现象或事件发表看法，阐述观点。 具有时效性与新闻性，缘事而发、寓理于事，贴近生活，题材广泛。 紧密结合高中语文教学实际，每年命题组都会出不同的题以反映高中学生的看法，形式多变，内容丰富。 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从媒体关注的表层引入深度的理性分析，以强化阅读理解能力为重点，以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为关键，核心是培养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写作主体（25%） 广大新闻媒体与公民个人， 第三方立场。 高考生 虚拟的公务员身份
写作性质（25%） 是一切社会人都可以的呐喊，是一切文化人都可以用文字表达的世界观。 高考语文考试科目中的一道题目 公务员考试中的命题组成部分
语言表达（45.65%） “精、短、快、活”，采用大众视角，针对一个话题展开论述，观点深刻，发人深省，语言通俗易懂,可综合运用多种写作表现手法与修辞手段。 考生可以自由地发挥，鼓励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与表现手法，包容并推崇文学性语言，尊重个人风格的实践。 语言上有严格限定，具备公文的基本要求，注重理性与逻辑性，行文风格朴素易懂，反对文学性与个人化风格。
小结：
由以上大学生们通过对申论写作与高考作文写作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在92位调查对象看来，申论与高考作文、时评写作三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以上八个方面。其中，写作目的、文体、语言表达以及写作内容的不同所占比例最重。由此可得，申论同高考作文虽然同为考试形式，同样具备限时作文等客观规定，但是由目的、性质、内容、语言表达、主体、要求等比项出发考察，申论的特点还是十分明显的。简言之，由于招考目的、考生对象的年龄阶段与社会阅历的不同，申论不是一种单纯的写作考试或是自由写作行为，而是一种在阅读与分析材料基础上的集概括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于一体的案例分析题。
特别是近年来，公考制度日趋完善，申论考试已由开放式向封闭式转变，由自由写作向定向分析转变，考试的针对性逐渐加强，它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来考察应试者们的能力，绝不是单纯的写作方面的能力，因而，申论写作更注重考生对时事政治的理解与思考，更关注学生的前瞻性与逻辑性思维，最突出的则是对考生政治敏感性的考察。毕竟，申论隶属于公务员考试，必须强调考生能模拟公务员身份，完成相关工作本身所提出的要求。
2、普通公文VS申论写作
小结：
通过调查，普遍反映出来的结果是，申论起源于典型的公文文体，制发公文是解决申论给定材料问题的必然选择。申论考试的大纲要求与公文写作的规律是一致的。申论的三种题型的解答根据公文法定文种和事务文书的种类都有对应的文种和问题思路：概括、概述题属于法定文种的报告；提出对策题属于事务文书计划中的一种方案；作文题属于法定文种的意见。
申论写作中常会涉及公文写作，如一些公文文种、假定部门、身份问题。公文写作的虚拟领导性及内容上的国家意识、全局意识、前瞻意识等都是申论写作的考察点。申论写作考察的能力也潜移默化的体现在了公文写作中。
从文体角度出发，申论论述写作应属应用文体，即公文写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论述材料与行政机关的智能紧密相关；2.结构基本相似；3.申论论述写作要求与公文写作规律要求基本一致。
（二）中文专业大学生与申论写作
由问卷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大学生知“彼”的基本状况，对第二部分的调查则能让我们了解到大学生们知“己”的程度。两相对照，则能发现大学生自身素质与能力训练上所存在的冲突点，也是笔者想要重点调查的突破口。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95.65%） 公文 申论
区 别 目的（5.68%） 向上级提交申请，向下级下达命令，以处理相关问题的行政办公文件。 选拔公务员
形式（25%） 命令、决定、公告、通告、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会议纪要等共13类，14个文种。 一般都是论述性的议论文，既有“论”，也有“述”。
设置作用（39.77%） 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制发文件的第一个工作环节。 公务员考试中的一个科目。
定性（29.55%） 公文是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按照严格的、法定的生效程序和规范的格式制定的具有传递信息和记录作用的载体。写作种类广泛，格式固定，内容简练。具有权威性、时效性、法律效力，甚至部分还有保密等级等严格限制。 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从媒体关注的表层引入深度的理性分析，以强化阅读理解能力为重点，以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为关键，核心是培养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联 系 从属 1、从源头考据：申论属于公文的一种，即述评。（57人）
2、从具体内容细分：公文是申论主要考察范围与主要文体形式。（11人）
不从属但关系密切 早年公务员考试中既有公文写作，后经改革，该考申论，继而申论成为公考中的题型。
无从属关系（3.26%）
不清楚（1.09%）
在回答“您觉得写好申论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您觉得自己写作申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认为申论写作对大学生提出了哪些要求？”这三问时，问卷结果较为集中，如以下三图所示：
由图一可清晰地看出在本次调查对象的心中，写好申论最困难的几项内容。其中，材料阅读与概括被公认为最大的困难。在被访的58位大学生看来，做好申论题首先必须读懂、吃透所给材料，从而透过现象看到其所反映的本质，这要求考生保持较高的对社会现象的政治敏感度，经常关注社会时政，善于发现并乐于参与时事热点的讨论，主动思考，更要主动涉猎广泛的知识，建构并不断完善
自己的逻辑思维。其次，提出合理可行的结决方案也是写好申论的关键环节。它重在考察应试者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先要明确给定材料，再凸显所提方案的针对性与可行性。再次，以官样思维进行写作，使用正规严格的语言进行表达与叙述也是较大的困难之一。很多考生还是无法实现自身身份与虚拟公务员身份之间的转换，导致写出来的文章成了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议论文，更不是正规申论的“三不像”。
由图二可见，政治敏感度与综合能力构成了写作申论最重要的两大条件，超过了一半的比例，这说明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已经明确了保持一定政治敏感度的重要性，在平时的学习中也注重扩大自身阅读面，关注时事新闻与国家政策。而申论对考生综合能力与素养的考察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公考制度的不断完善，申论写作也日趋成熟。它并不仅局限于对考生阅读理解与写作能力的考察，更重在提炼、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
而显然，虽然身为中文系专业的学生，拥有一定的写作专门训练与较之他人略高的文字处理能力，但大家很清楚申论所要求的远不止写作能力而已，对自身能力与写好申论所要求的各种能力相对比以后所呈现的诸多不足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图三解构了两相比较的冲突所在，向应考的大学生们如何做到扬长避短、掌握申论写作重点提供了真实而有效的说明。在问卷反馈中，也有不少人表示在认识到自身能力与公考所要求达到的能力之距离后将通过针对性的训练来提高自身的素质，更好地应对公务员考试。
（三）参加相关课程培训与提高申论写作能力的关系
我校于大三下半学期设置了申论写作的专门课程，以期帮助学生特别是有公考愿望的中文专业学生建构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更好地实现“公考梦”。那么，参与修读这门课程的调查对象究竟如何看待参加相关课程培训与提高申论写作能力这二者的关系的呢？
47.83%被访者认为最大的收获在于这门课让他们对热点社会问题更为关注、更敏感，也因此开阔了视野，加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将《半月谈》、《参考消息》等政治性的杂志报刊添入了平时的阅读范围。有58.70%的被访者表示通过专门的课程学习加深了对某些知识在理论层面上的了解。众所周知，申论考察面极广，涵盖了除写作学外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多学科内容，而如何有效率、有针对性地摄取这些知识则多依靠辅导课程上老师的传授。
在回答最后一问，即“除了参加公务员考试，您认为学习申论写作对您还有其他意义吗？”时，72.22%的被访者明确表示“有”。他们认为通过这一学习让他们更了解、更关注、更加深了对时政热点的思考，这就是一种学习审视社会的能力的过程。也有45.56%的考生表示这有助于提升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训练了阅读理解与概括能力，在面对诸多社会问题时能更为冷静客观的采用“二分法”进行辩证思维，更成熟地进行批判性的接受。还有近乎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这门课的开设除了应对公考，所学技巧与方式方法同样适用于各种类似于公考的企事业单位的考试，有助于日后就业，走入社会。
关键词：英汉对比研究；理论研究；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0-0125-02
一、引言
对比是研究和学习语言的重要方法，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做共时、静态的观察和分析，属于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 linguistics）。对比的方面可以包括语言中的各个层次：语音、词汇、语法、篇章等等，通过发现其中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并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篇章语言学、语言哲学、思维与文化等各学科理论去归纳和总结规律。英汉对比研究不仅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对语言教学更具有指导意义，能够有助于英语教学和现在越来越多的对外汉语教学。本文选取了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通过对其研究把英汉对比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二、第一阶段
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起源于1898年，当年出版了《马氏文通》（马建忠）和《英文汉估》（严复）。之后又出版了一系列的主要研究语法的著作，包括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因此，1898―1949年可称为英汉对比研究的第一时期（刘重德，1990）。这一时期对英汉对比研究有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指导意义。吕叔湘先生指出英汉对比研究最需要注意的是“此有彼无或者此无彼有”的这种相同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情况。
三、第二阶段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汉对比研究不如俄汉对比研究活跃，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但还是“取得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许高渝，2003）。
1.语音。在英汉语音对比研究方面有初大告的论文《英语语音的特点及学习的方法》、方淑珍的论文《英语和广州话语音比较分析》和吴千之的论文《英语语调的研究和教学》。初大告（1956）着重分析了英汉双元音的不同，指出英语元音有长短之分，而汉语元音的长短区分没有作用。文章分析了中国学生容易犯的错误，并提出了学习英语语音的难易顺序表。方淑珍（1957）认为英汉语音对比研究的意义在于把本族语言发音习惯带来的消极因素变为学习外语的积极因素。她对发音方法和具体音素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在学习语音中会碰到的困难。吴千之（1963）提出了建立“比较语调学”的命题。他认为英汉语在语调上有本质的差别，因此如果在英汉语调对比研究上有重大的突破则对英语教学将大有裨益。
2.语法。这一时期的英汉语法对比研究主要体现在陆殿扬的两本著作《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和《汉英词序的比较研究》上。陆殿扬对英汉语单词和词组作定语、状语、宾语时的词序进行了对比研究，对英汉的异同进行了考察，总结出正常词序、局部颠倒词序和全部颠倒词序，是这一时期具有较高水准的研究成果。
3.词汇。英汉词汇对比研究主要有唐逸的《英语构词法》、张培基的《习语汉译英研究》和《英语声色词与翻译》。唐逸（1959）在对转化法、合成法、前缀、后缀、词根等英语构词法的讨论中，引入了英汉对比的内容，指出了英汉之间的异同。例如，在一词兼用上，英汉颇为相似。张培基对英汉语中的习语、拟声词和颜色词做了详细的对比研究，并指出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是与不同的生活风俗、习惯和经验息息相关的，因此，英汉语中有关“心脏”、“狗”“黄色”等的习语与用词均反映了不同的民族传统。
四、第三阶段
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汉对比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持续至今，产出了丰富的成果。
1.语音。桂灿昆（1978）的《汉英两个语音系统的主要特点比较》对英语语音教学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从语音语调等多方面讨论了英汉语的区别和特点。潘永（1999）的《英汉元音变化的比较》通过历时研究，发现英汉语的共同规律，解释了一些共时研究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
2.语法。这一时期的英汉语法对比研究有赵世开（1981）的《英汉指示代词的对比研究》、沈家煊（1984）的《英汉介词对比》和王菊泉、宗福常（1988）的《英汉被动意义名词性短语的对比研究》等。这类研究对于英语教学和英汉互译均有较高的指导意义。到了21世纪，英汉语法对比研究较倾向于对句子结构的研究，同时研究角度也渐渐从英语教学转向了对外汉语教学，学者们通过英汉对比的方法也重新审视了汉语这一母语的语法特征。例如，潘文国（2003）在《从“了”的英译看汉语的时体问题》的论文中质疑了“了”字是汉语时体标记的这一观点。在英汉对比研究与其他学科想结合方面，也渐渐从结构主义理论和转换生成理论转向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例如，魏在江（2008）的《基于功能的英汉情态隐喻对比研究》从情态的实现手段、及物性系统的转换、情态与意态等几个方面就英汉语中的情态隐喻进行了对比研究，并指出从功能上讲，英汉语都有情态的隐喻用法，而从形式上讲，英语采用形合而汉语采用意合的手段。
3.词汇。在英汉词汇和语意对比研究方面，刘宓庆（1980）的《试论英汉词义的差异》和杨自俭（1986）的《试谈英汉多义词的比较》不仅研究了英汉词义的差异，而且讨论了差异产生的原因，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和对英语教学的借鉴意义。自上世纪末，英汉词汇对比开始与社会学、认知心理学、思维与文化等学科相互结合。邵志洪、郑国锋（1999）的《近20年英汉词语互借对语言文化的影响》就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英汉对比研究的范畴又被扩大了，研究成果也更加丰富了。
五、反思与展望
纵观英汉对比研究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其对英语教学、翻译理论、词典编纂和现代汉语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尚有不足。①实用性大于理论性，对教学的实用价值研究较多，而对英汉对比理论本身研究较少。②微观多于宏观，对英汉单词、语法等细节研究多于对英汉语言的发展、演化等的研究。③个性研究重于共性研究，对英汉个别差异的研究多于对英汉共性差异的研究。④定性研究超过定量研究，即建立语料库的研究较少。⑤描述有余，而解释不足，对英汉差异的对比较多只是停留在找出差异，描述差异的阶段，而没有十分系统的理论体系去解释和支撑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表象。可以说如何把运用的理论工具与实际的英汉语料更好地结合起来，是英汉对比研究碰到的共同问题。
随着英汉对比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人类在各个方面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今后英汉对比研究将更多地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包括心理语言学和哲学等。英汉语义与句法层面、英汉句法构造的功能原则方面、英汉语言演化的认知机制，将很可能是英汉对比研究今后发展的主要领域。
参考文献：
[1]刘重德.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序；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2]许高渝.不可忘却的一段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汉对比研究成果回顾[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
[3]杨自俭，李瑞华.英汉对比研究综述和构想[J].外国语，1990，（3）.
[4]邵志洪.英汉微观对比研究30年（1977-2007）综述[J].外国语文，2010，（5）.
[5]杨自俭.英汉语比较与翻译6[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朱德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朱德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朱德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 、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朱德熙 1989 《在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王 力 1985 《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的讲话》，《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胡裕树 1989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胡明扬 1995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陈亚川 1990 《汉语教学研究的拓新与深化——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读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吕必松 1993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郑定欧 1995 《“凝固”析——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r）引介》，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论文
李忆民 1995 《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龚千炎 1996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杨庆华 1995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初步构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盛炎等 1993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评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舆水优 1991 《通过常用语法错误来看处所词的用法》，《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清常 1990 《对外汉语教学法·序》，现代出版社。
赵金铭 1985 《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7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9 《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1993 《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与创获——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综述》，《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1978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1984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1989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1989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1981，1982，1984，1985，1986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运用性;美学指导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性质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性质，从其专业名中即可得到相关的理解。首先是“语言”，然后是“文学”，其中“语言”起修饰“文学”的作用， “文学”是中心词，二者呈偏正关系。在此结合汉语言文学相关专业课，来理解汉语言文学的性质:
1、语言性。语言类是个集合总称，它包括语言学，文字学等。汉语言文学专业，关于语言类的专业课比较多，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和《训诂学》等，其所涉及的种类也比较多层面也比较多。不仅有现代汉语的层面，也有古代汉语的层面。在语言性的延展上，又包括文字学以及文字训诂学。所以总的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其语言性比较强的。
2、文学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一语言性的基础上，而又延展到文学性上，尤以中国文学较为侧重。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文学类的专业课占其总的课程一半以上，光古代文学这一块就包括两门课程，又有现当代文学，以及和文学相关的文学史，课程繁多，深浅不一，要求所学者掌握的程度也不一样。主要文学类课程有《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现代文学作品选》，《当代文学作品选》以及相关的文学史，不过一般情况下，一般高等院校是不开设“当代文学史的”，这是中国类的文学课程，还有外国类的文学课程《外国文学作品选》以及《外国文学史》，可见汉语言专业的文学类课程相当多的，而且都是需要着重掌握的。所以总的意义上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性事占其总性质大多数，是最重要的性质。
3、文学教育性。基于其文学性的基础上，有延展到文学教育性上。汉语言文学专业，其文学教育性，当是其第二大性质。所包括的专业课，不仅应用性强，而且指导教育性也很强。文学教育性的最主要体现是其自身的深刻性，理论性以及研究性。从其相关专业课程安排就可以知晓:《美学》，《写作学》，《文学概论》，这三门课程，以《写作学》的应用性最强，其它两门则以理论和深刻性为代表。这三门课程的文学教育性是其本质的特征，也是汉语言专业学习的关键，也是在总体上给理解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性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帮助。文学教育性，在本质上揭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在规律性，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深刻的性质。
二、汉语言文学的运用性
1、美学指导。汉语言文学的首要应用性既是美学指导，而不是相关文学的运用性。美学是理解文学的基础，也是理解世界万物的基础。只要适合美的标准的事物，其即可存在，如果不适合美的标准，其不可存在。美是维持世界存在的根本规律，也是人类心理发展的最高层次，在这个基础上来说，理解文学的前提，就是要理解美学，美学给文学提供了内在的规律，是文学存在的根本保证。所以，汉语言文学的首要运用性就是美学指导。
转贴于
2、文学理解。文学理解是在美学指导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一种运用性，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显现的一种运用性。美学可以解构文学作品，在解构的基础上，即可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作品，文学理解，既是理解文学作品。汉语文学专业，通过相关专业课的学习，并在美学指导的基础上，已经具备了很高层次的文学理解性。在其运用性上，不仅可以对已学过的文学作品进行理解，也可对没有学过，没有看过，甚至刚刚出版的文学作品进行理解，文学理解，是一个高的层次，不是一般没有拥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可以做到的，文学理解不同于文学阅读。文学阅读只是理解文学作品文本字面意思，对于文本反映的深层次上的含义是不能作理解的，文学理解既是要解构文本深层次上的含义，这就需要相关理论专业知识作为基础。
3、写作运用。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就有写作的训练，也有相关的理论专业课。《写作学》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学者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以及格式规范，《文学概论》则为其提供了深层次上规律总结，这两门课时写作运用的基础，也是写作运用的以进行的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写作即同于其它专业的写作要求，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写作，因其文科性质比较强，其写作追求的层面也“以文弄墨”，不过归之于个人，可能也会相应的转弱。写作的运用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身的要求，也是其专业性质的一种体现。
4、语言规律。汉语言文学是一门有关语言的专业，其对语言文字的修养及其能力也是相对较高的。其对语言文字规律的总结是综合实用的，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对比较实用的部分。语言规律的运用，变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对自身语言规律的运用。因为我国幅员大，语言情况比较复杂，国家规定现在官方通用的语言是:普通话，但是实行到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很好的掌握了普通话，以区域来看:南方人对f和h以及卷舌音分不清，也用不好，东三省则对卷舌敏感度不高。通过语言规律的运用，可以让所学者知道语言规律的来源以及正确状态，提高对语言的运用能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与其学科自身的特点相关联，其运用性大多是其学科的基本要求。对语言音韵的要求，对文学理解的要求，对美学的理论的理会等，都对其运用性作出了要求和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的运用性，是其学科自身的延伸，是其理论的实际应用，其运用性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对其自身理论的掌握程度。
参考文献
[1] 胡经之.文艺美学论[J].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
关键词:修辞 对外汉语修辞学 交际中心修辞观
近年来,修辞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一直被忽视和“冷落”的对外汉语修辞教学一时之间成了新的热点。随着学者研究和探索的深入,“对外汉语修辞学”正朝着新兴交叉学科的方向发展起来。
然而,纵观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不难发现,对外汉语修辞学领域的理论基础还十分薄弱,学科框架仍然比较模糊,整个领域的研究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最早在对外汉语修辞学领域做出大胆尝试的是陈汝东先生(2000),在《对外汉语修辞学》中,他第一次把对外汉语修辞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然而,遗憾的是,全书除了第一章的理论思考外,其它部分基本上沿袭了汉语本体修辞学的框架和内容,没有在更大程度上凸显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特点,因而还不具备使对外汉语修辞学完全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影响力。此外,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在这方面进行过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和思考,组织召开过几届“对外汉语修辞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但是,从对外汉语修辞学学科发展的全局来看,基础性的对外汉语修辞学理论研究还很不够,绝大多数的研究也未能突破传统汉语本体修辞学研究的思路,因而很难真正体现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特点。
基于以上分析和认识,我们认为,对外汉语修辞学理论的发展乃至整个对外汉语修辞学学科的建设,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从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目的和汉语学习者的实际入手,认清和把握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特点和本质,这是摆脱汉语本体修辞学桎梏、凸显对外汉语修辞学特色的根本前提;其次,要把握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理论基础,即“对外汉语修辞是在汉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跨文化言语交际行为”,实现从“语言中心”的传统修辞观向“交际中心”修辞观的转向,这是对外汉语修辞学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核心与关键;再次,要结合跨文化交际和认知科学等学科,拓宽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以汉语学习者的整个第二语言交际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发挥对外汉语修辞学的跨学科性和前沿性特色,提升在对外汉语教学上的指导作用。其中,“交际中心”的修辞观占据主导地位,它是整个对外汉语修辞学的本质所在,是整个对外汉语修辞学理论的灵魂,也是本文要深入分析和探讨的问题。
一、交际中心修辞观的转向
在具体探讨“以交际为中心的对外汉语修辞学”之前,我们必须实现对修辞观念的一次重大转向,本文称之为“交际中心修辞观的转向”。
“交际中心修辞观的转向”就意味着在对外汉语修辞学领域必须改变传统的修辞观,转向以交际为中心的修辞观。
(一)“语言中心”的传统修辞观
“修辞”是古希腊罗马时代非常受重视的一门学问,在自由的风气之下,演讲和辩论术非常发达,这就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修辞是比较广义的,接近文学理论,但是,其中也包括了当代修辞学研究的内容。而这部分内容集中体现在智者学派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发展以及亚里士多德对悲剧语言的分析上。不过,总的来说,“修辞”还是一门语言艺术。而
二、以交际为中心的对外汉语修辞学
从整体来看,以交际为中心的修辞观对把握对外汉语修辞的本质,界定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明确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理论发展方向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下面就围绕这几个方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对外汉语修辞的本质
什么是对外汉语修辞?这是研究对外汉语修辞学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陈汝东先生认为,“对外汉语修辞是在汉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跨文化言语交际行为”(《对外汉语修辞学》,2000)。这种定义把握了对外汉语修辞“跨文化性”和“交际性”的根本特点,并将对外汉语修辞视为一个行为过程,而不是语言技巧,这是值得肯定的。在此基础上,“对外汉语修辞”还可以理解为“在汉文化语境下以言语为主的交际调控过程”。“交际中心”的对外汉语修辞观是符合这两种对外汉语修辞定义的。陈汝东先生虽然提出了上述定义,但却未能强调“交际性”才是对外汉语修辞学的本质,这是十分遗憾的。
本文明确提出“交际中心”的对外汉语修辞观,也就明确了“交际性”作为对外汉语修辞学本质的重要地位。对外汉语修辞是“以言语为核心的跨文化交际的艺术”,是一个跨文化环境下的交际调控过程。这样,从认识论上讲,对外汉语修辞学也就能够摆脱传统的从汉语本体修辞学的套路,转而从整个第二语言交际过程入手,从而重新界定整个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确定整个学科的理论框架,总结、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修辞规律。可以说,“交际中心”的修辞观是整个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理论基础。
【摘要】汉语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语言，更是人们日常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我国各大高等教育院校已经将汉语教育纳入常规课程中，致力于培养大学生的语言文学能力。但是，大量实践表明，多数学生感觉汉语课程枯燥乏味，对其不感兴趣，并且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很不理想。本文旨在探析我国高校汉语课程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改革路径。
关键词 高校汉语课程；不足；改革路径
汉语是我国的文化瑰宝， 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印记。一直以来，我国都重视汉语专业的教育，并且规定《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其目的在于训练学生理解汉语的能力，强化运用能力。众多高校调查研究显示，多数大学生对于如今的汉语教育课程兴趣较低，认为其枯燥乏味，难以理解，并且内容没有新意，这也导致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不客观，几乎达不到教学目标。本文旨在探析我国高校汉语课程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改革路径。
一、高校汉语课程存在的不足
（一）理论框架不全面
现代汉语是传承了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发展历史，由几千年前的古代汉语，演化成为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从古代汉语演变到现代汉语的整个过程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可是纵观我们现如今所使用的语言教材，均是将其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门学科，均自立山头，失去了整个语言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忽视了整个语言文化的演变过程和规律的研究。没有一个统筹整体性的研究理论框架，导致言语文化研究的不全面。
（二）基础与专业教育区分不清
研究发现，当代的基础语言教育与专业语言教育有着明显的混淆现象出现，许多高等院校的语言专业依旧将语言教育集中在共同语言上。对于中小学的语言教育我们因该将基础语言教育放在教育重点上，可是一旦到了高校内，将共同语言教育放在教育内容之中就显得不合时宜，高校的教育更应该着重于专业教育，以培养优秀的语言专业人才。原因在于，人们对汉语的认识不足，汉语不光包括我们使用的共同语言，还包括各地的地方方言，不能将语言只局限在共同语言上。
（三）教学内容设置不合理
现代的汉语教学有着明显的层次内容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它来源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教材缺乏系统性，没有较好的理论指导，使本专科的教学内容混淆。现如今，许多高校在专升本后，不再开设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课，而是开设一系列的专题讲座，使教学内容十分杂乱，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不好把握，学生更是不能全面掌握学习。
（四）理论脱离实践
当今的学习都强调理论结合实践以达到学习的全面性，现在使用的语言教材也是如此，它们都很好的强调了语言的理论和实践要相互联系。但事实上，至今我们所参加的汉语教学都没有真正意义上做到理论与实践良好的结合。特别是现代汉语，很好能做到理论和课外实践相结合教学。教学大都仅局限于书本，很好延伸到课外教学，不能做到全面教学。
二、高效汉语课程的改革途径
（一）教学内容改革
在《古代汉语》教科书中，音韵相关知识都安排在了最后章节，并且不在教学大纲要求范围之内，使得音韵学不受重视，但是汉语本身注重的就是音、形、义三者的结合，相辅相成，离开了音韵知识，很难理解古代文献，也难以解释共同语和方言。并且，现在大学生的知识基础较高，完全能够接受音韵学知识，大可不必担心学生的理解情况。因此，应该将音韵学知识安排在首章。汉语在发展至今经历了古代至现代的转变，那么研究这一过程也是有必要的，应该关注古今汉语的演变，调整两者在教科书中所占比例，并且重点补充关于两者演变和发展的内容，包括词语变化、语法变化、语音变化等，提高学生兴趣，强化学生理解力。现代汉语教学理论脱离实践问题严重，因此，在实施教学时应结合地方语言的调查，使学生能够深入理解所学内容，并且对强化运用地方语言和共同语的实际能力，真正实现理论联系实际。
（二）教学方法改革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中使用比较方法，比较方法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体现事物本身的特点，给予事物更为具体的形容，为学生带来更为深刻的印象。汉语教学也是如此，通过汉语和非汉语、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共同语言和方言的比较可以很好的增强语言教学的效果。但我们现如今的教材却无法很好的运用到之一教学方法，因此我们进行教学改革，重视此法的运用；做好教学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事实上，语言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要推动汉语教育的发展，就必须要真正意义上的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我们不能仅仅从教材上空口将调实践和理论结合，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真正在实践教学中体现两者的有机结合；语言教学要有一个完善的教学结合模式。汉语言实际上是一个较为抽象的学科，当今我们采用的教学方式主要是课堂模式教育，以语言的理论教育为主要的教学模式，事实上，这种教育模式的教学效果很差。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合理完善的结合教育模式。
三、结语
高效汉语课程已经开设多年，很多教学理念已经完善，改革具有一定困难，但是面对该课程存在的众多不足之处，改革又是必需实施的。改革时应该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方面入手，抓住学生的兴趣点，配合新型教学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推动我国汉语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德岁,朱妍.现代汉语课程的文化教学研究[J].宿州学院学报.2014,05:118-121
[2]郭爱涛,田春来,唐七元,陶虹.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传承.2012,04:70-71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学科建设 研究对象 学习策略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外语教学，即教会外国人学习汉语。换言之，对外汉语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的一个方面。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来说，它有别于汉语作为母语教学，而跟其他外语教学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
一、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及研究对象
1、学科建设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是一门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的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是在多种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支撑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就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包括教学对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研究的是母语非汉语的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规律，其学科理论必然涉及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乃至社会学等方面的学科，并与其有着渊源关系。由于研究对象和理论基础的特殊性，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方法也与其他相关学科不同，不会单独依赖于某一学科，而是需要进行语言研究，要对语言规律进行精密的研究、描写，但是从语言教学规律和语言习得的角度进行的语言研究；它较多地使用心理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也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教学规律，但这是跟语言规律相结合的调查、研究。同时，规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人员必须具有特殊知识结构，如有较好的汉语语言知识和运用能力，懂得第二语言教学方法和语言习得规律，有较好的外语能力，有较宽的中外文化知识，了解研究第二语言教学的方法等。
2、研究对象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是研究教授外国人汉语规律的学科，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
这种教学对象(非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不同于学习汉语的中国儿童，一般是成年的、受过高中或高中以上教育的外国人，已经有了完善的母语能力、本族文化的传统和一定的科学知识水平；这些学习者又不同于我国中文系汉语专业的学生，就多数学习者来说，他们是把汉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学习的目的是掌握汉语的运用能力，而不把汉语的语言学知识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因此应该强调汉语学习和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就没法建设和发展。
二、对外汉语学习策略
对语言学习策略进行合理的分类，有利于确定学习策略的研究层次、类型和范围，以在实践中提高语言教学效果。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关键因素是对外汉语学习的成败。而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学习汉语最常用的策略是社交策略、元认知策略、补偿策略，其次是认知策略，最不常用策略是记忆策略和情感策略。
记忆策略是用来记忆和复习新信息的；认知策略是用来理解和产生语言的；补偿策略能使学习者在新语言知识有限的情况下运用新语言。元认知策略是用来协调学习活动和认知加工过程的；情感策略是用来管理、规范情绪的；社交策略是与别人合作学习的策略。其中，其中，社交策略尤为重要，语言因交际需要而产生和存在。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而不仅仅是给他们传授汉语知识。社交策略是学习者为顺利进行语言交际活动而有意识采取的计划、措施和方法技巧，是语言使用者交际能力的一部分。对第二语言的汉语学习者来说，其社交活动也是学习活动的一部分，可以把学到的语言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这是培养语言交际能力必需的途径。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教师既是汉语言知识和中国文化的传授者，又是汉语言技能的训练者，同时还应是学生用汉语交际的对象，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
三、小结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对外汉语教学学科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无论在学科理论、人才、教学的建设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仍然任重道远。因此，从对外汉语教学具有的特殊性入手，引入国内外优秀的外语教学理论，与汉语教学的实际相结合，把握“教”与“学”，学习策略、社交策略的运用，进而全面提高对外汉语的教学质量。
总之，对外汉语是一个崭新的学科，正处于不断地完善中。随着教学经验的不断积累，对外汉语教学必将不断改进，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士，必须加倍努力完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体系，建设高层次学科人才研究中心和培养的基地，更好地满足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对汉语学习的热情，从而保证此项事业的发展和国际人才市场的需求。促进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传播，加强与世界各国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达到和谐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盛炎.语言教学原理[M].重庆出版社1990
[2]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研究[M].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3]袁博平.第二语言习得的回顾与展望[J]．世界汉语教学，1995
[4]张灵芝.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引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5]和跃，吴俊.简论对泰国学生如何进行汉语语音教学[J].管理观察，2010
[6]赵永新，毕继万.对外汉语文化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1998
[7]黄锦章，刘焱.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王建勤.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1998
[9]黄冰.第二语言习得入门[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关键词：历史文献 汉语史 方法论
一、基本概念
（一）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P1）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解释这段话时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1]（P2）由此可见，“文”指“典籍”，“献”指“贤才”。今天提及“文献”一词，一般偏重于“文”，是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
（二）历史文献
从广义上说，一切文献都是历史文献，它是一切自然科学文献和社会科学文献的总和，包含了古往今来的所有著作和所有文献。从狭义上看，“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一切有关历史的记载和编纂就是历史文献，它属于历史学科，是文、史、哲、经济、法律等学科分类中的史学著作。[2]（P6）本文提及的历史文献是广义上的历史文献。
（三）汉语史
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在这一门科学中，我们研究现代汉语是怎样形成的。这就是说，我们研究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词汇、文字是怎样形成的。[3]（P1）1957年王力《汉语史稿》的出版，标志着汉语史研究的开始。
二、历史文献对汉语史研究的作用
鲁国尧在《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一文中指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将‘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结合、融汇。”[4]（P181）本人非常同意这一观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汉语史的研究，运用最多的方法就是“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下面，我们将主要以这两种方法为例，谈谈历史文献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
（一）历史文献对“历史文献考证法”的作用
顾名思义，“历史文献考证法”就是在历史文献中找到汉语发展内部规律的证据，这必然离不开历史文献，所有的研究、推论、构拟全赖于历史文献。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繁荣，历史文献异常丰富，这为我们的汉语史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能极大地推动汉语史研究的发展。
如《切韵》音系的性质一直以来是各家争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在《切韵序》的文献中找到依据。《切韵序》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针对这一点，洪诚认为“假定《切韵》是记录一个方音系统，那么讨论古今南北的是非通塞是多余的”[5]（P164），由此可以考证出《切韵》记录的应该是一个综合音系。
此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仅语言学方面的历史文献对汉语史研究有重要作用，其他历史文献同样对汉语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如林焘在《北京官话溯源》一文中，考察了语言、历史、政治、人口、民俗等各方面的文献，从而指出“一千年来我国东北地区和北京人口相互流动的历史情况充分说明东北方言是一千年前在现代北京话的前身幽燕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仍旧不断和北京话保持密切接触，并且曾两次‘回归’北京：一次是12世纪中叶金女真族统治者迁都燕京时，另一次是17世纪中叶清八旗兵进驻北京时。这两次的语言回归对北京官话区的形成和现代北京话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两种方言相互影响，日趋接近，形成了一个包括东北广大地区和北京市在内的北京官话区。”[7]（P109）这也是林焘将东北官话纳入北京官话区的重要依据。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林焘认为东北方言与北京话同源，且由于政治和移民的影响，二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发展至今，出现了“从东北地区经赤峰、围场、承德直到北京市，形成一个在东北非常宽阔，进入河北省后逐渐狭窄，到北京市后只限于城区的北京官话区。”[7]（P109）这也就是为什么与北京市毗邻的河北方言听起来与北京话截然不同，但是远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方言却与北京话极为相似的原因。
（二）历史文献对“历史比较法”的作用
“历史比较法”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它运用比较的方法确定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亲疏远近，重建原始语，把各亲属语言纳入母女繁衍式的直线发展关系之中，因而提出语系、语族之类的概念。”[10]（P2）
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处理的材料主要包括现实的语言和历史文献。由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历史文献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要进行比较，语言材料非常重要，正是有了大量的语言材料的积累，才有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个别语言的历史研究是历史语言学的基础，没有对具体语言的详细的、深入的研究，历史语言学的一般原理、方法、原则就无法建立。而这些语言材料除了在活的语言中搜集外，最重要的搜集途径就是历史文献。
（三）历史文献的局限性
虽然历史文献对汉语史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它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首先，对于有文字来说的语言，可以凭借文字、文献材料建立有史时期的语言史。这就是说，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或者是史前的语言，历史文献对其语言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作用。其次，对于拼音文字，文字、文献材料能很好地反映文字的创制或改进、改革时期的语言的语音面貌，但是对于表意文字来说则不尽然，如汉语能从各时期的诗歌、韵书、韵图中归纳出各个时期的音类，但是不能推测出具体的音值。
针对这些局限，王力提出，要将“死材料”与“活材料”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对于汉语史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考证，也要重视方言和亲属语言的研究与运用，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打开汉语史研究的新局面。
三、结语
本文以汉语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为例，详细地论述了历史文献对于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历史文献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局限性。为了将汉语史研究推向更加深入、系统的新阶段，我们要将“死材料”与“活材料”结合起来，在注重考证历史文献的同时，重视对方言和亲属语言的研究与运用。
参考文献：
[1]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黄爱平.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3]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鲁国尧.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5]洪诚.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6]万献初.音韵学要略[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林焘.林焘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林焘.北京官话区的划分[J].方言，1987，（3）.
[9]李小凡，项梦冰.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9.
[10]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1]蔺晨.历史文献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J].语文学刊，2009，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