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新能源建设；后续管理；问题；对策；北京；农村地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正在逐步推进的一个长久战略，而农村地区的新能源建设更是“三农”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几年来，北京市紧抓农村能源建设发展的有利时机，投资数十亿元到“三起来”(让农村“亮起来”，让农民“暖起来”，让农业资源“循环起来”)工程中，引进、开发、推广了太阳能、沼气、风能等多种适合北京地区的新能源技术。据统计，2008年，北京市新能源利用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5%，是全国新能源建设的工作典范。但随着项目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新能源建设的后续管理与维护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通过实地考察和理论学习，认识到完善新能源项目的后续管理，对改善农村能源利用状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确保政府投入实施的各项新能源项目充分发挥长久效益的关键所在。
1新能源项目的后期管理现状及主要问题
随着北京市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广新能源建设，目前，北京市的新能源利用情况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普及率逐年上升。据统计，到2007年年底，远郊区县约有823个村安装了太阳能灯，占村庄总数的20.7%，累计约8万盏。每年可节电1317万MJ，节约电费近200万元；同时还有大中型沼气工程53处，总池容达到l.5万m3，供气1.4万户；即将建成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约60处，可满足l.8万户村民炊事用气。
然而，随着各类新能源项目在北京市农村地区的推广，其后续管理工作也逐渐显现出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据了解，大部分项目仍然是“重开发，轻管理”，工程方只关注项目的开况，而在设施修建完成之后，忽略了其后续维护工作。很多项目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因缺乏维护、无人看管而效率降低甚至荒废，进一步可能造成整体资源的极大浪费，这实际上违背了使用新能源的根本目的。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北京市农村地区的新能源项目后期维护工作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1后期管理维护的服务网络不健全
目前，北京市农村地区新能源建设的后期管理维护尚未形成完整的服务网络。部分地区的新能源工程设备在后期的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出现技术问题时出现了权责不明的情况。是由政府负责，村委会负责，还是设备的建造厂商负责，或者由农户自己解决，相关部门没有明确的规定。不少区县也组织了一些专门的技术人员来负责维护的工作，但全市范围内仍没有形成完整的、分层分级的维护体系和合理的服务网络，各项后期管理所需要的配套设备准备不够充足。在新能源设备设施发生了问题之后，没有合理的机制确保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将问题上报并解决。
例如，在“亮起来”工程中，北京市近郊大部分地区都引进了太阳能路灯项目。这个项目耗资很大，每个路灯的价值在1.1万元左右(包括了灯杆、太阳能板、蓄电池)。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建造的工程，仅因为缺乏合理的后期管理，当开关或者其他零部件损坏就放弃使用，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1.2缺乏有关新能源后期管理维护资金的支持政策
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在新能源上投入了巨大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大多是用在技术引进、项目开发上，对项目的后期管理维护很少重视。笔者从村委会基层工作人员的描述中了解到，绝大部分的乡镇，政府都没有投入专门的、定向的后期维护资金。正因为如此，当很多地方的新能源设施出现故障问题后，村委会没有资金去组织维修，而农户也不愿意自筹资金修缮，部分项目就出现了“一年好、二年差、三年垮”的局面。
对于后期管理的资金问题，一方面是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管理不充分。政府没有对后期维护资金的配置、使用方式、负责部门做出规定，从而使得基层工作人员无奈于没有合适的方式和可依据的政策对新能源进行后期管理。
1.3缺少专职的技术人员
一是缺乏日常的看管、维护员工。很多大型的新能源项目，例如沼气池，需要固定的人员负责看管和定期清扫，才能延长设备设施的使用寿命，减少设备、设施出现不必要的故障。而目前北京地区很多沼气设备都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二是缺少相关的专业维修人员。新能源设施设备的很多问题比一般设备复杂，需要专业的维修技术。而北京市农村地区配备的相关工作人员数量不足，很多区县存在几个村才有一个沼气技术员。同时，农民普遍欠缺相关知识，不能及时解决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这样就使得大量沼气池及其他新能源设备“因病报废”，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1.4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对于新能源设施设备的后期管理维护工作，最终的服务对象、受益者和最重要的工作支持者都是农户本身。对于北京地区的农户而言，新能源早已不是一件新鲜事物，农户对新能源的绿色环保性、科技性等特征有了基本的了解。然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农户对使用新能源、维护新能源设备设施的主动性却不高，大多数仍处于如果政府提供就接受，而不会自主去购买的状态。农户对“花钱买环保”的态度并不积极。因此，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环保意识的培养，解除其可能存在的误区，以加深其对新能源的认识[1]。
2新能源建设后续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2.1建立完备的后期管理与维护体系
政府应该牵头，针对现有的各种新能源项目，根据各区县各自的实际情况和长期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尽快建立完善的后期管理与维护服务体系，实现包含新能源项目设计、生产、施工、使用、管理、维修在内的整体服务网络，以推进农村能源的管理标准化、服务专业化，改变项目覆盖面小、组织化程度低的局面。
就此，国家在2007年推出了《全国农村沼气服务体系建设方案》，其中提到了建立乡村服务网点的建设内容、标准和补助标准等等。关于这一点，房山区政府率先做出了创新，到2010年，共建设1个区级服务中心、2个镇级区域服务站、120个村级服务队，形成一个3级实时监控服务网络，实现“管理维护一条线”，同时运用ISO9001质量标准体系进行标准化管理。目前，已被农业部列为全国典型示范模式，而这样的服务网络尚未普及到全市的范围内。
2.2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加大政府资金支持力度
目前北京市的新能源项目多在各区县农村地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农户的收入水平较低，经济承受能力有限。而北京市政府每年在新能源整体上的政策扶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例如，自2010年1月《北京市加快太阳能开发利用促进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实施后，政府每年用于支持太阳能发展的固定资产投资将不低于2亿元[2]。然而，到目前为止，北京市政府对于新能源后期管理与维护的资金投入的重视仍不足，支持力度较小。因此，各级财政应该制定长期规划，合理利用资金，加大对新能源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管理维护的重视，做到“重开发、重维护”，这样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3加强相关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
在新能源设备设施的后期维护工作中，技术是关键[3]。只有在专业的技术支持下，才能够切实解决实际中出现的问题，保证设备的完好及正常运行。故政府应该定期组织开展农村能源技术的普及，对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实际操作水平和科学理论水平，从根本上改善新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情况。
例如，2010年大兴区青云店镇会同区能源办公室组织孝义营、大谷店等村的8名太阳能公共浴室管理人员参加了太阳能利用工专业等级知识培训，学习了有关太阳能公共浴室配备设施的维护、操作，太阳能路灯的安装、日常维修等知识。这样类似的活动都非常实际，能有效提高新能源项目后期管理水平，值得进一步推广。
2.4引入物业化管理服务的模式
对于部分类别的新能源项目，在其后期的管理维护工作中，可以引入物业化的管理模式，例如沼气池的管理。由于沼气池本身具有物业的属性，其后期管理也符合物业管理的一些特征，目前国内很多省市都开始引入物业管理与服务的模式[4]。沼气物业服务模式是指由政府引导，个人、企业或政府承办，建立沼气服务站或专门的物业服务公司，聘用具有专业资格的员工，以现代化的经营手段对沼气及其系统提供全方面的管理、维护服务，并通过对农户定期收缴一定的费用来支持其自身的运营[5]。
这实际上是公益化和市场化的结合。其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沼气池的后期管理维护工作水平，提升沼气池使用率、保有率，而且可以增加农村的工作岗位，故这一模式是非常可行而有意义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对用户物业服务费如何规定，政府对此类物业服务公司提供的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如何制定以及优惠幅度等等。
2.5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户的环保意识和科技意识
政府应该及时加强新能源的宣传教育工作，从根本上提高农户对使用新能源、维护新能源设备、设施的热情。让绝大部分农户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新能源建设中，而不是单纯得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首先，对于新制定的新能源政策，基层政府机构应该积极向农户宣传，让其了解到政策的具体内容以及实施步骤；其次，可以用农民通俗易懂的形式，例如张贴宣传画报、组织培训、向农户发放科普资料等多种方式，提高农民的整体环保意识和基础科学知识。
3参考文献
[1]大兴区青云店镇对太阳能公共浴室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EB/OL].[2010-04-14]./cxyth/jcssjs/201004/t20100443-246943.html.
[2]北京市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介绍[EB/OL].[2007-07-13]./zhuanti/zwgk/jujp/zdjngc/t796432.htm.
[3]张明娇.农村沼气后续服务管理的探索及对策[J].农业工程技术(新能源产业)，2009(11):28-29.
[关键词]中国农村创新传播科技扩散采纳媒介使用人际交往
Abstract:Despitetherapiddiffusionoftelephone,cable,mobilephoneandsomeotherinnovative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empiricalresearchonthediffusionofthesenewmediainruralChinaislargelyneglected.BasedontheframeworkthatdevelopedfromDiffusionofInnovationTheory,thecurrentstudyempiricallyexaminedthecurrentsituationandmechanismoftheadoptionofinnovative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inruralChina.InvestigationwasconductedinAugust2005and648respondentsinhabitcountrysideofHubeiProvincefinishedvalidquestionnaire.FindingssuggestedthatarelativelyaustereDigitalDivideexistingbetweencountrysideandcity.Multiplehierarchicalregressionanalysisdiscoveredthatdemographicfactorshadmoreimpactontheadoptionofinnovative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byrespondentsthanthatofmediauseand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factors.Dataanalysisfoundthatamongallthevariables,contentpreferenceofmassmedia,familyincomeandeducationhadstrongestinfluenceontheadoptionofnewmedia.TheauthorssuggestedthattheunderlyingmethodsofeliminatingDigitalDividearetoincreaseruralresident’sfamilyincomeandexaltationofindividual’seducation.
Keywords:RuralChina,Innovative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Diffusion,Adoption,MediaUse,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
一、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电话、移动电话、有线电视、甚至包括电脑、互联网等各种创新传播科技逐渐在我国城市实现了普及，同时也日渐进入农村家庭。事实上，历来有关创新传播科技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与使用现象备受传播学与社会学学者的关注，创新扩散理论之父EverettRogers在其经典的DiffusionofInnovations（4thEdition）一书中总结了三千多项有关研究，其中不乏对各年代的新兴传播技术的扩散研究（如1950－60年代的电视机、1970－80年代的录像机和有线电视、1990年代的电脑和移动电话等）。在我国，亦有不少学者采用此理论研究各年代的新媒体如收音机、电话、呼叫器、有线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的扩散（祝建华,1997;Zhu,1999;杨伯溆,2000;金兼斌,2001a;金兼斌,2001b;祝建华、何舟,2002a;Zhu&He,2002b;Zhu&He,2002c;Cheong,2002;周裕琼,2003;李秀珠,2004）。多年来，尽管创新扩散研究者对于创新事物在农村[1]地区的扩散素来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迄今为止，就创新事物和创新观念在我国农村的扩散而言，极少有学者关注到，至于创新传播科技在我国农村扩散情形的实证研究，更是踪迹难觅。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三地农村的问卷调查，考察我国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2]采纳状况及其内在机制，为今后创新传播科技在我国农村地区的扩散提供相关对策和建议。
二、理论框架
“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ofInnovationsTheory）所探讨的是创新事物通过特定的渠道、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传播扩散开来的过程。对于新科技、新产品的采纳和扩散研究，源于社会学的经典创新扩散模式、即Rogers模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此领域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该模式被普遍认为是新科技扩散研究之最重要的理论基础（Zhu&He,2002b;李秀珠,2004）。Rogers模式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注意到呈S型曲线扩散的创新事物，其扩散过程受到该事物之创新特征、采纳者个人特征、传播渠道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显著影响（Rogers,1995），世界各地的实证研究已反复证明了该模式的普遍适用性。
Rogers（1995）认为人们的大众媒体使用对于其认知新事物或者新科技之存在异常重要，尤其是在创新事物的扩散早期；一般来说，早采纳者较之于晚采纳者，其使用的大众媒体种类较为多元，且使用频度亦更高。创新扩散理论对此的解释是，大众媒体在帮助受众知晓创新技术和形成及改变受众对这一创新技术（如创新特征）的主观认识过程了扮演了核心角色；因为就信息扩散言，大众媒体往往是最有效快捷的传播渠道（金兼斌,2000,p.44）。许多实证研究皆表明，人们的创新事物采纳往往与其大众媒体使用水平显著相关（Jeffres&Atkin,1996;Leung,1998;Leung&Wei,1998;Li,2003;Lin,1998;Rhee&Kim,2004;李秀珠,2004）。如Leung（1998）在研究我国城市居民的新科技采纳时发现，报纸阅读量与新科技采纳的数目显著正相关；Li（2003）在研究台湾人采用电子报纸时也发现，采用的可能性与杂志及电影之使用显著正相关，但与电视的收看显著负相关。这里我们注意到，大众媒体的效果往往取决于受众对其特定内容或信息的使用，若将媒体上的信息简单划分为娱乐情感和新闻资讯两类，显然，使用新闻资讯内容较多的受众，应更容易形成对创新传播科技的主观认知。有鉴于此，本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一：人们对大众媒体的使用（时间和内容），可预测其创新传播科技的采纳。
根据Rogers（1995）的观点，任何一个创新事物在特定社会系统中的流传，是一个包括认知、说服、决策、使用和确认的动态过程；在这些阶段中，大众媒体和人际传播所发挥的功能不同。Rogers（1995）认为，在认知阶段，大众媒体扮演着核心角色，而在说服和决策阶段，人际交往则是最重要的传播渠道。对此的解释是，创新采纳过程是一个不断消除或降低不确定性的过程，个体对创新采纳不确定性的消除有赖于其所处的传播网络提供信息，包括有关创新的信息和对创新的评价信息，而后者尤其依赖于系统中他人通过人际传播渠道加以传达和提供，特别是对采纳者而言比较重要的人的看法（Rogers,1995,pp.17-19;金兼斌,2000,p.124;p.66）。由于农村居民从大众媒体上所获得的信息相对较少，而其相互交往又颇为便捷，他们的许多关于创新事物的信息和评价应来自于人际交往。我们无意于检验意见领袖或曰变革中介在扩散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人际交往水平（绝对量的大小）对于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由此我们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二：人们的人际交往程度，可预测其创新传播科技的采纳。
根据Rogers（1995）的创新扩散模式，人口变量在创新科技的扩散初期是强有力的预测变项。这一论断得到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Atkin,1993;Atkin,1995;Lin,1994;Leung&Wei,1998;Neuendorfetal.,1998;Li&Yang,2000;李秀珠,2004）。不过，一旦创新的扩散越过了临界大众或社会上50%以上的人口都已采用此一新科技，人口变项便不再具有预测能力（Atkin,1993;Wei&Leung,1998），因为人口变项对创新采纳行为的影响，其本身是时间的函数，取决于创新扩散的阶段（金兼斌,2001a,p.99）。一般来说，新科技的采用者比非采用者，年纪较轻、教育程度较高、且收入也较高（Atkin,1995）。
这里我们还将检验有与人口特征密切相关的“创新精神”（Innovativeness）这一变量。Rogers（1995）认为，采用者的个人特质方面仍未得到充分的检视，目前研究最多的个人特质为创新精神；然而，Rogers所谓的创新精神是针对具体创新和具体的扩散环境而言的。本研究采用学者Ettlie&O''''Keefe的定义，将创新精神理解为人们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品质，不随具体的创新而变化（金兼斌,2001a,p.102），近来的众多创新采纳研究皆已取这种定义（Wei&Leung,1998;Lin,1998;Johnson&Kaye,1998;Li&Yang,2000;金兼斌,2001a）。一般来说，较强的创新精神使得个人喜欢追求新奇特殊的东西，且使个人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或新科技，因而积极接触新事物或新科技，并早于他人采用。
假设三：人口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婚姻状况、职业和个人创新精神）可预测人们创新传播科技的采纳。
图1本研究之理论框架
以上述三个研究假设为基础，我们构建了如图1所示之理论框架。显然，在这一框架之中，我们还假设人口因素通过对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因素的直接影响（假设四与假设五）从而间接影响了其创新传播科技采纳，至于这些影响是否的确存在，我们将在下文根据经验数据予以检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研究涵盖了多种创新传播科技在我国农村社会的扩散情形，因而我们不能如同经典的扩散模式所强调的，将创新事物的特征作为重要的预测变量予以检验；事实上，这恰恰是本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我们拟在不考虑创新特征的前提下检验独立于具体创新传播科技的人口、交往行为和媒介使用行为因素的“净”的影响力，如此所得出的结论就总体而言对理解今后日新月异的创新传播科技的扩散更有启发性和实用性。
三、研究方法
（一）抽样方法与结果
本研究力图考察的是创新传播科技在我国农村地区的采纳情形及其影响因素，在调查地点的选择上，我们选取典型的中部省份——湖北省的农村地区，并在该省选取了东部的武汉市江夏区、中部的潜江市和西部的枝江市三地的农村地区作为具体的调查区域。本研究的结果不能代表全国，但调查结果将为后续研究提供具体思路和相关资料。
本研究的抽样总体为湖北省农村地区16-60岁的常住居民。样本资料通过多阶段整群抽样而获得。方法是首先将三地市各乡镇按人口多少排队，按照等距原则抽出3个乡镇，从每一抽中的乡镇中随机抽中2个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再从每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出1个自然村。这样最终抽取的18个自然村和9个居委会的所有居民构成了初始样本。按照自然村每隔5户、居委会每隔10户的等距原则，访问员进入每一被抽中的家庭，访问该家庭中16-60岁成员的最近生日者（lastbirthday）。倘若被调查者当时不在家，访问员被要求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回访，直到调查完成为止。调查于2005年8月1日至20日之间进行。在三地各发放250份共750份问卷，回收721份，其中有效问卷为648份，回收率为96.1%，有效回收率为89.9%。
描述统计发现，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5.25岁，标准差为9.26岁，男性为42.3%，女性为56.8%（其余0.9%不祥），64.7%的受访者接受正规教育为9年及以下，70.7%的受访者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及以下，34.0%的受访者从事农林牧渔业，12.7%从事工业、手工业和建筑业，18.8%从事个体商业，33.3%为医生、教师、公务员、学生等其他职业（其余1.2%不祥）。与2003年湖北省人口统计年鉴相对照（湖北省统计局,2003），这一抽样结果相当不错；故而在下文的分析中，没有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二）变量的测量
创新传播科技采纳。本研究就曾经和正在农村地区使用的较为常见的8种创新传播科技，包括电话、呼叫器、录音机、VCD/DVD、卫星电视或有线电视、移动电话、电脑、互联网络，要求受访者回答自己或者家庭是否曾经或正在使用。若受访者回答为“是”，则编码为“1”，否则为“0”，累积起来的复合值即为受访者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之分值（鉴于电脑和互联网比其他科技更能体现受访者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倾向，故在编码过程中将采用这两种科技的得分值予以加权，权数为2）。
媒介使用。对于变量“媒介使用”，本研究具体考察农村居民大众媒体的“使用程度”（即使用的绝对时间）和“内容偏好”。访问员在调查过程中询问受访者平均每周在不同大众媒体（电视、报纸、广播和杂志）的娱乐情感内容和新闻资讯内容上分别花费的小时数，将两者相加即为受访者的媒介使用程度（绝对时间）；将两者做比较则为受访者对于大众媒介的“内容偏好”，若某一受访者在大众媒介情感娱乐内容上所花费的时间超过新闻资讯内容，我们将其编码为0，反之为1。
人际交往。用以衡量农村居民人际传播的程度。要求受访者分别就自己和：（1）家人，（2）亲戚、朋友和熟人，（3）所在社区里的人们，（4）社会上其他人相互走动和交往的程度予以评估，亦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测量，由1至5分别代表“从不”、“较少”、“有一些”、“较多”、“非常多”。
人口变量。调查中询问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接受正规教育年数）、家庭年收入、婚姻状况、职业。此外，本研究采用Lin（1998）所发展出来的量表来测量受访者的创新精神，并将其4个题项缩减为2个：（1）愿意学习新事物，（2）对科技的新近发展很感兴趣。调查之后的分析表明该量表的克隆巴赫a（Cronbach''''salpha）信度值为.79。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调查的全部数据采用SPSSforWindows13.0整理和分析。采用频数分析描述受访者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的整体情形。对于研究假设，主要采用多元阶层回归分析（multiplehierarchicalregression）予以回答。具体分析方法是，以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为因变量，以大众媒介使用、人际交往和人口因素为自变量，依次分组进入回归方程，以检验各个变量对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力。
四、研究发现
（一）描述统计
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如图2所示，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分值的分布接近正偏（向左）的正态分布。农村居民的传播科技采纳得分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均值为3.91，标准差为1.75，可见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分值并不算高。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居民对于电脑和互联网的采纳情形，648名受访者中有18人家中有电脑，有15人家里接入了网线（图2中未显示），这个比例是很低的。
农村居民的媒介使用行为。如图3所示，农村居民平均每周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和看杂志的时间分别为17.24，2.61，1.75，4.25小时，看电视的时间远远超过在其余三种媒介上所花费的时间之总和，可见电视在大众媒体中处于绝对主导的位置。分析还显示在280名男性受访者中，80人倾向于娱乐和情感内容，200人倾向于新闻与资讯内容，而在368名女性受访者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278和90，卡方分析表明这一差异是显著的（χ2=141.90,d.f.=1,p=.000），即农村的男性受众更倾向于接触大众媒体新闻与资讯内容。
图2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状况
（其中纵坐标代表频数，横坐标代表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分值）
图3农村居民的大众媒体使用状况（每周）
农村居民的人际交往行为。调查发现，在5级李克特量表上，农村居民与家人、亲朋熟人、社区里的人们和社会上其他人的交往程度的均值分别为4.06、3.42、2.08、2.13，标准差依次为.92、.84、1.01、1.11。此外，农村居民人际交往的四个维度的相关性并不强，即使是在显著相关的维度之间，相关系数也不大，如表1所示。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其视为四个独立的变量。
表1农村居民人际交往四个维度的相关矩阵
Com1Com2Com3Com4
Com1-与家人的交往1.260**.075－.165*
Com2-与亲朋熟人的交往1.286**.092*
Com3-与社区里人们的交往1.276*
Com4-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交往1
*p<.05;**p<.01
农村居民的个人创新精神。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创新精神之均值为4.07，标准差为.57，卡方分析显示男性比女性的创新精神更高一些（χ2=75.92,d.f.=4,p=.000），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农村居民个人创新精神分值的分布
创新精神分值3.003.504.004.505.00总计
女54821464838268
男2261286064280
总计56108274108102648
χ2=75.92,d.f.=4,p=.000
（二）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之预测变量
为了检验前述三个研究假设，我们以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为因变量，以媒介使用、人际交往和人口因素为自变量，依次分组进入回归方程，以检验各个变量对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力，分析的结果整理于表3中。
表3预测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多元阶层回归分析（N=648）
预测变量B值标准化Beta值t值
第一阶层（人口因素）
年龄.001.0581.709
性别（女=0）.006.022.749
家庭收入.004.253***9.278
教育程度.147.201***6.406
婚姻状况（已婚=0）.511.102***3.353
职业（农林牧渔业=0）
商业.668.143***4.706
工业.478.087**3.075
医生教师公务员等其他职业.008.020.620
个人创新精神.412.134***4.325
R2.576
调整后的R2.570
调整后R2的增量.570
第二阶层（人际交往因素）
与家人的交往.006.0321.197
与亲朋熟人的交往－.006－.029－.937
与社区里人们的交往.265.152***5.576
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交往.245.153***5.001
R2.637
调整后的R2.628
调整后R2的增量.058
第三阶层（媒介使用因素）
看电视时间－.001－.085**－2.964
看报纸时间.003.0581.632
听广播时间－.007－.150***－5.641
看杂志时间.001.018.551
媒介内容偏好（娱乐情感内容=0）.944.262***7.875
R2.689
调整后的R2.679
调整后R2的增量.051
*p£.05;**p£.01;***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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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中的第3列可知，在所有的自变量中，10个变量（职业这一变量有两种情形）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状况有显著影响。媒介内容偏好、受访者的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是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变量，愈倾向于接触大众媒介新闻与资讯内容、家庭收入愈高、教育程度愈高的农村居民，其采纳创新传播科技的可能性愈大；在余下的变量之中，婚姻状况、职业、个人创新精神、与社区里人们的交往、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交往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未婚、从事商业和工业、创新精神高、与社区里和社会上其他的人们交往多的农村居民，其采纳创新传播科技的可能性更大；而电视和广播媒介的使用则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的采纳有负面影响，即看电视愈多、听广播愈多的农村居民，其采纳创新传播科技的可能性愈小。
值得注意的是，三组变量对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力是不同的，由表3中“调整后R2的增量”三行可知，人口因素的解释力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人际交往因素和媒介使用因素的解释力相当有限。
（三）农村居民媒介使用与人际交往之预测变量
为了检验假设四和假设五，分别以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因素中的各个子因素为应变量，以人口因素中的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预测农村居民媒介使用与人际交往行为的回归分析结果（N=648）
因变量预测变量R2（调整后的R2）模型的显著度
看电视时间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商业***、创新精神*.139(.125).000
看报纸时间年龄*、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商业***、其他职业**.188(.175).000
听广播时间工业*、其他职业**.043(.028).003
读杂志时间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商业***、其他职业***、创新精神**.175(.162).000
媒介内容偏好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其他职业**、创新精神***.392(.382).000
与家人的交往性别***、教育程度*、其他职业*、创新精神*.126(.113).000
与亲朋熟人的交往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099(.085).000
与社区里人们的交往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商业***、工业***、其他职业*、创新精神***.120(.106).000
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交往年龄**、家庭收入***、商业***、工业***、创新精神***.313(.303).000
由表4可知，不论是媒介使用还是人际交往，由人口因素中的变量皆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预测，其中预测力最强的是“媒介内容偏好”和“与社会上其他人的交往”，最弱的是“听广播时间”和“与亲戚朋友熟人的交往”，其余所有的预测力则介于两者之间。由此，假设4和假设5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支持。我们有理由认为，除了表3中所显示的直接影响之外，人口因素通过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这两种行为因素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有间接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不同的行为因素，起着预测作用的人口因素往往不同，但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和创新精神。
五、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三地农村的问卷调查，考察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状况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就整体上言，创新传播科技在我国农村社会的扩散情形不容乐观，如图2所揭示的，在总分为10的情形下，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得分均值为3.91。显然，倘若这一调查在我国城市地区进行的话，城市居民的得分应在7.00之上[3]，而这还只是在不计城市居民对部分创新传播科技的重复采纳，或者在家庭采纳之后又实现了个人采纳的情形下的结果。仅此已足以表明，我国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的现实是的确存在且亟待克服的。
分析表明，在人口因素、媒介使用因素和人际交往因素三者之中，人口因素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力最大。其中，农村居民的大众媒介内容偏好、受访者的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是影响其创新传播科技采纳最主要的变量；同时，尽管农村居民的行为因素对创新传播科技的采纳有一定影响，但这些影响又能在相当程度上由人口因素（尤其是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而得以预测。Rogers（1995）的经典扩散理论认为，创新扩散的结果往往会加大同一系统内早期采纳者与晚期采纳者的社会经济差距，同时亦会扩大没有采用创新之前具有较高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的差距。本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其核心指标即为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居民之间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差异；不言而喻，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差异将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从而对今后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产生更大影响。
本文的结论表明，消除城乡之间及农村社会内部数字鸿沟的根本举措，在于增加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以及提高其文化教育程度[4]。家庭收入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农村居民采纳创新传播科技的经济门槛。同时，政府有必要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实行政策上的公共投入，降低运营成本，这相当于增加人们的实际收入（王刊良、刘庆,2004）。此外，正如有的学者（黄曼慧、黄小彪,2004）已经注意到的，相关部门必须把教育放在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发展教育应首先注重对人们信息意识的培养，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从而缩小由于信息意识、文化程度和智力等方面原因造成的数字鸿沟。
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三地农村的问卷调查，考察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状况及其内在机制。本文的结论基本支持了我们所提出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对今后的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研究具有一定借鉴作用。今后的同类研究，应克服本研究中来自调查区域过窄、样本量较小的缺陷；同时还可就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农村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更具启发性和解释力的结论。
注释：
[1]在我国，农村与城市的划分标准一般有3个：其一是人口的聚居数量，以2000人为界；其二是职业，即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比例，以50%为界；其三是行政管理标准，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不论人口多少皆是当然的城镇（韩明谟,2001,p.77）。鉴于湖北农村大多乡镇人口数量在2000以下，此外，即使不少乡镇人口在2000以上，但其农业人口比例亦远远超过50%，因此本研究以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为城镇之判断标准，故而“农村”这一概念系指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之下的乡镇与乡村地区。
[2]所谓“创新传播科技”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曾经是“创新”的传播科技必然会成为陈旧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本研究所主要考察的电话、呼叫器、录音机、VCD/DVD、卫星电视或有线电视、移动电话、电脑、互联网络8种传播科技中的大多数现在仍然可被认为是属于“创新”的传播科技，而其余的也才刚刚过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8中创新传播科技中，仅有呼叫器和移动电话的采纳属于个人层次的采纳，其余的6种科技属于家庭层次的采纳。
[3]我们的理由是，在我国城市社会，电话、呼叫器、录音机、VCD/DVD、卫星电视或有线电视这5种传播科技已基本上实现了完全普及（已过时的呼叫器曾在城市社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普及，这里我们将其视为曾经完全普及），移动电话则至少已在成人群体完全普及，至于电脑和互联网络，虽然没有明确的调查结果，但根据CNNIC（2005）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5年7月）”，我国现今上网计算机数已达4560台，且主要为家用电脑，而另有不少家用电脑并没有上网。由此我们可大致推断，互联网络在我国城市的扩散率（以家庭为单位）应已超过30%。综上所述，我国城市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得分的均值应为6＋0.30*2*2=7.12，其中还不计尚未上网的那部分家用电脑。
[4]家庭收入的增加与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亦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的媒介内容接触状况。我们在分析中发现，家庭收入高即教育程度高的受访者，其接触媒介新闻资讯内容的可能性更大。
[参考文献]
[1]韩明谟.(2001).农村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湖北省统计局.(2003).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3]黄曼慧、黄小彪.(2004).特区经济.第12期:42-43页.
[4]李秀珠.(2004).台湾有线电视采用者及采用过程之研究:检视有线电视早期传布及晚期传布之差异.新闻学研究.78:71-106页.
关键词新农村；资金管理；监督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在“十一五”期间的重大战略决策，要实现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关键要整合新农村建设资金，探索和完善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管理使用模式，总结资金管理新经验。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积极作用。
据报道，仅仅2006年，党中央提出开展新农村建设的第一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如果加上地方各级财政的支农资金，这个数字将更加庞大。新农村建设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不难预见，这一数字还将会被逐年刷新。如何保证巨额的财政支农资金真正用于新农村建设的必需项目，真正发挥财政资金扶持新农村建设的应有效能，我们认为，改革现有资金管理的方式，建立新的资金管理模式，使新农村建设中资金管理的唯一出路。
一、目前新农村建设中资金管理的问题
1．建设资金多头管理，分散使用
目前，发改委、农业、水利、林业等涉及到农村经济的政府管理部门手中都掌握着一块财政扶持资金，各自为政，自行其事，导致不能形成财政支农资金集中扶持、规模扶持的效益。
2．广大农民对资金的使用没有主动权。财政支持农村建设资金的使用主体应该是直接受益的农民，他们应该对这些资金该用在什么地方，需要用多少拥有充分的话语权。但现行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基本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拿计划，然后是层层分配计划，有使用计划的单位再按计划层层上报审批。资金的使用主体--受益农民只能是被动地按照上级有关部门需要履行各种申报手续程序，被动接受上级有权部门的恩赐。不能主动地去使用属于他们自己的资金。
3．资金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目前财政支农资金基本上是财政部门自身监督支付，审计部门抽查审计。财政部门自身既承担资金使用最终审批的责任，又承担监督支付的责任，因此很难防范自身内部存在的道德风险；而审计部门的审计工作又是抽查部分资金的支付，很难覆盖到每个具体的项目，这就使得一些腐败分子有了侵吞国家支农资金的可乘之机。
二、新农村建设资金管理与使用的具体对策
对于新农村资金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家应尽快按照“规划科学、农民满意、管理严密、违规追究”的原则建立覆盖预算、审批、使用、决算审查、全程监督、责任追究等各个环节的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管理机制。
1．改革财政支农资金分散多头管理方式，统一制定资金使用规划。
目前，财政支农资金过于分散导致其没有发挥整体效益。据有关部门调查，2004年中央对“三农”转移支付2626亿元，2005年超过3000亿元，2006年达到3397亿元，按照7亿农村人口计算，人均430元多。但是，中央对三农的转移支付的过程中“路损”巨大，100元从北京出发，到农村仅剩30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现行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涉农部门多，条块分割严重，导致资金使用分散，效益不佳。财政部和农口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机构之间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基本上是各自为政，资金使用分散和投入交叉重复现象比较严重。因此，部门利益、“条块”管理、各自为战、交叉重复，必然导致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鉴于上述情况，建议各级政府成立“新农村建设委员会”，负责牵头各主管部门与当地村民一起制定切实可行的新农村建设整体规划和分年度资金预算。国家财政支农资金预算除去全国性的或国家重点保证的水利、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之外，按照国家扶持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分配到各省，再由各省级政府“新农村建设委员会”连同本级财政支农资金预算，按照县一级政府“新农村建设委员会”制定的规划预算，统筹平衡分配到具体扶持项目。
2．新农村建设资金要专户管理，封闭运行，确保专款专用。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项目，大都是由中央或上级政府给钱，由基层政府配套和落实。这种组织方式主要依靠行政推动，操作不当就容易出现层层截留和挪用。因此，要保证新农村建设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截留和挪用，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具体措施包括：一要实行专户管理。建议有关部门在金融机构设立新农村建设资金专户，专门归集和使用新农村建设资金。二要制定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和办法。要根据财政、财务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明确具体便于操作的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和办法，并先行公布，严格执行。三要统一会计核算，建立专户管理的内部稽核和相互牵制制度。明确相关领导和经办人员的工作职责和岗位责任制。四要加强监督检查，把财务监督工作贯穿于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始终。五要强化目标考核。在检查新农村建设工作或制定考核措施时，要以资金使用效益为主线，注意从综合层面进行。既要考核容易“看得见，摸得着”，反映村容村貌的硬件方面的东西，又要看那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增加农民收入等与农业、农村发展联系更为紧密的在短时间内难以显示出政绩的工作，还要注意克服因决策不周、管理不善而造成的资金使用效益低下、损失浪费严重等问题。通过认真严格细致的管理和考评，切实使新农村建设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出应有的效益。
3．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实行严格的审计和责任追究
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事后监督的做法，建议启动与新农村建设转移支付同步进行的全过程监督体系。
（1）实行社会公开监督。建议各级政府要将新农村建设规划、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资金的使用预算、最后的决算纳入政务公开的内容，在提交人大审议审批前，向社会公示；重大事项要召开听证会；必须审计或群众质疑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项目，要将审计结论或处理意见公示，以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接受社会公开监督。
（2）人大全程参与管理监督。建议各级政府“新农村建设委员会”牵头制定的规划、预算、本级财政支农资金预算及实际使用的决算必须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审批；村民委员会要参与建设规划及预算的编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检查监督国家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资金是否按照人大审批的规划及预算使用，决算是否真实准确。全国性或国家重点扶持项目要由全国人大委托项目建设地人大对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现场监督。
（3）实行财政部门和金融机构联合监督支付。建议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资金的支付监督责任由各级财政部门联合金融机构共同承担。由财政部门按照经人大批准后的预算将支农资金划拨到在指定金融机构开设的扶持项目专用账户，由开户金融机构按照经人大审批的资金用途监督支付。财政支农资金一律实行转账支付，不得支付现金。对人工工资、给农民个人的补贴或必须向个人采购材料类支出，要由收款人凭本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在开户金融机构开办个人银行卡实行转账支付，以防止支农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虚报冒领。
（4）实行严格的审计和责任追究。建议赋予各级人大对重大项目（标准由各地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群众质疑较多的项目必须外聘审计单位进行审计的责任；对审计发现的违法违纪的问题要严格按照有关处罚规定建议或移交相关部门进行严肃的责任追究，给予相应的政纪或法律处罚。从而有力地震慑那些道德水平低下的人不敢乱为。
4．加强财政支农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建设
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和绩效评价，就是对公共财政资金投入支农项目实施过程和完成结果的评价，是一种体现对财政资金使用的事先监督和事后分析评价的科学管理方式。根据掌握的资金使用信息，对其投入成本和产生的效益进行科学地衡量和比较，从而判断专项资金管理水平和效益，逐步拟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指标，逐步建立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1）在内容方面要强化目标考核。要以资金使用效益为主线，注意从综合层面进行。既要考核容易“看得见，摸得着”，反映村容村貌的硬件方面的东西，又要看那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增加农民收入等与农业、农村发展联系更为紧密的在短时间内难以显示出政绩的工作，还要注意对因决策不周、管理不善而造成的资金使用效益低下、损失浪费严重等问题进行调查。
（2）在方法方面要注重横向纵向比较。选择部分财政专项资金，对其分配、使用和效益等进行评价，查看指标完成情况，横向上各个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评价结果要进行比较，以便了解不同专项资金的利用情况，纵向上将使用效益评价结果与上年度进行比较，看是否有所提高，并可以将其与下年度制定指标挂钩。
通过严格认真细致的管理和考评，切实使新农村建设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引入绩效评价体系之后，由于相应的约束，专项资金的项目承担者必然要认真对待专项资金的使用，参考绩效评价的指标并以之指导项目运作与管理。为了达到指标要求，其必定会进一步明确项目的目标，并通过加强管理来实现，有利于今后专项资金项目的运作，提高工作效率。
总之，改革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管理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经过反复实践检验才能找出适合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资金管理的方式。
参考文献
[1]当代经理人农业专项资金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2006年21期万晨
[2]强化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促进盛会注意新农村建设周希祥农村财政与财务2007年第12期
[3]规范资盒曾理推进新农村建设胡红晓农村财政与财务2006年第11期
[4]新农村建设资金管理机制创新刍议马勇经济经纬2006年4期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模式乡村旅游
一、江苏新农村建设现状
1.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与实践
自2005年以来，关于新农村建设研究是全国各地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对于新农村建设，做了很多尝试，并形成众多建设模式。在农村社区发展模式上，我国创造了以华西村为代表的苏南模式，以柳市镇为代表的温州模式，以深圳万丰村为代表的万丰模式，以河南为代表的模式，以遵义市镇隆村为代表的镇隆模式，以长沟沿村为代表的铁岭模式，以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为代表的兴十四模式等。江苏新农村建设模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但不论选择构建何种模式，都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2.江苏新农村建设困境
2006年江苏省2.7万进城务工农民返乡创业，创办各类企业8927个，带动9.1万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不容置疑，江苏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农民持续增收有一定的难度。目前江苏农民增收主要途径：一是劳务输出。在未来劳务输出的空间有限：(1)劳动力转移，农村现形成大量留守人员，以及留守儿童教育等；(2)科技进步，企业对于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技术水平很难跟上其要求；(3)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增加，使得企业劳动力优势明显降低甚至不复存在，尤其乡镇企业；(4)企业发展存在容量及边界的瓶颈。二是支持农民返乡创业致富，提高经营性收入。其次，区域发展差距，南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缩小差距任务仍很艰巨。目前已达全面小康的县（市），均名列全国百强县的前50强，而未达小康的县（市）中，不少地区的人均GDP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社会结构失衡、城乡二元化格局、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依然存在。与农业经济问题相比，农村的社会问题显得更为严峻。一些地方不仅生产靠老人妇女，而且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很多矛盾很难协调；再加上一些基层组织松懈、制度涣散、文化生活缺失；农村的治安、社会保障、养老、救助等问题日趋复杂。
二、发展乡村旅游与江苏新农村建设互动
1.发展乡村旅游，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国内外经验证明，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互动，可以增强旅游吸引力，增加外来游客的驻留期，拉动旅游消费，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全省乡村旅游区(点)能够向游客提供的农产品、自制工艺品和深度加工农产品等品种已经多达数百个，其中一大批已经成为旅游市场上的知名品牌。从2003年～2006年上半年，仅苏州实现乡村旅游收入25亿元，接待旅游者2100万人次，培育了以农家乐、渔家乐和农业旅游示范点为代表的各类乡村旅游区（点）300余处，建成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5家。
2.能够顺利转移农村劳动力，缓解社会结构失衡、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
“九五”以来，我省旅游从业人员总数年均递增8.9%，比全省服务业从业人员增幅高5.8个百分点。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的兴起,还转移了大量企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目前全省间接旅游从业人数已突破325万，仅苏州市乡村旅游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万人，间接就业人员5万人。2005年，江苏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12.5148万人。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之际，充分利用旅游业的就业优势。通过开展旅游活动，引进城市资金，发挥旅游增量资源价值，增加新的就业渠道，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改变农村破旧的面貌、稳定农村社会、缓解或解决留守儿童教育、家庭矛盾、基层组织涣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促进江苏的新农村建设。
3.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也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起来，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巨大的驱动作用。同时农民不离乡、不离土，增加收入，幸福指数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又会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新农村建设也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商业环境,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这样，形成以乡村旅游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互动机制。
三、江苏发展乡村旅游资源禀赋
2006年度江苏旅游国际旅游接待445.1921万人次，外汇收入278664万美元，国内旅游接待19935.79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012.15亿元。到2010年，预计旅游增加值达到2100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6%以上。
1.发展乡村旅游进入壁垒相对较低
江苏乡村旅游依托河湖港汊、山林原野、岛屿滩涂、果林苗圃、乡居民宅以及独特丰厚的乡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充分整合利用优势自然生态资源、农业生产过程、农民劳动生活场景和浓郁的乡风民俗等人文民俗资源，已经突破初期单一的“农家餐”、“农家乐”模式，开发出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民俗风情欣赏、自助农庄和农业主题公园等多种旅游项目，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江苏旅游业的自身特点看，旅游行业属于服务贸易业，不存在产业雷同也不容易被垄断。因此，旅游业是一个市场准入较为宽松的行业，贸易壁垒比较少，同时乡村旅游企业所需要的资金、人才、技术等同其他（如工业）企业要求相对较低。
2.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为其提供条件
收入的增加、休假安排，为居民出行、购物和休闲提供了便利，对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期到一定的作用。2000年江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6800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41.1%；2006年江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4084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36%。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比重15.24%。1999年，我国对法定节假日调整,形成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连休7天的长假。2007年进一步调整，总天数不仅有所增加，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农历除夕等民族传统节日还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职工带薪休假规定，为居民外出旅游提供了时间和经济上的可能。
3.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可进入性强
2003年～2005年，江苏累计建成通车农村公路4.1万公里，行政村灰黑化等级公路通达率达到93%，2006年新改建农村公路1.1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大中桥梁1050座，乡镇卫生院改造、乡村综合文化站室建设和以“三清一绿”为重点的环境整治等工作均取得成效，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十一五”期间，新改建农村公路4万公里。全面实现县到乡通二级、乡到乡通三级、乡到村通四级的发展目标，逐步把农村公路延伸到规划的农村居住点，实现真正的“村村通”。
4.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其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2006年江苏乡村劳动力2656.80万人。截至2005年6月底我省农村劳动力累计转移人数为1518.19万人（包括地域转移和产业转移），目前还有约560万人需要转移，可供输出的农村劳动力仅有175万人，且技能素质，年龄性别结构、文化层次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日趋专业化、技能化需求。在我省农村发展旅游业，一方面可以就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旅游接待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旅游业就业岗位层多面广，所需技术相对难度不大，只需短期培训就可上岗工作，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化。一旦乡村旅游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江苏农村地区的重要产业后，就可以实现当地劳动力的长期甚至永久转化。
综上所述，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按农村实际和旅游经济规律办事，发挥农业和旅游两个行业的优势，着力解决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因素。具备资源禀赋的乡村发展旅游，构建以乡村旅游发展为江苏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拓展农业、旅游产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新农村建设的效率与效益。
参考文献：
[1]王素琴: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模型[J].济论坛，2007.1:P122～124
农村公路管理与养护工作的重要性
从地理位置上说，农村公路连接了乡镇、城县和广大农村，从农产品生产来说，农村公路是农林牧副渔产品运输与传递的桥梁，从人们的生活角度来说，农村公路是学校、市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机动车行驶道路。农村公路等级较低，基础建设相对薄弱，抵御灾害能力较差。农村公路兴建完成投入使用之后，受到车辆载荷、自然环境影响问题较为严重，如果不能进行及时管理和养护，农村公路的维修频繁增加，甚至缩短公路的使用寿命，这也是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最担心的问题。只有不断强化农村公路的管理和养护工作，才能增加农村公路的使用寿命，保证公路发挥积极作用，尽量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和人民的经济损失。农村公路管理与养护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路的使用寿命，充分发挥公路的运行功能，同时不断提高公路的管理与服务水平。但是公路建成投入使用之后就会受到载荷与自然因素影响而不断遭到破坏，其功能也不断退化。公路的管理与养护工作属于保护公益资产和财富，如果公路管理工作及时到位，可以最大限度延长公路的使用寿命，减少国家财政投入，对国家经济建设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农村公路管理与养护特点
成本高、技术低
农村公路的普及率较低，基本上保持在二级以下，甚至有些偏远农村地区的公路属于等级外公路。目前，我国仍然有很多农村地区没有铺装公路，即时有些公路铺设公路，也存在缺乏排水、部分公路无肩等问题。此外，很多农村公路缺乏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以上数多原因导致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工作成本较高，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
农村公路里程较长
农村公路指的是除了国道、省道以下的县级、乡级、村级公路。我国地域面积广阔，农村地区面积较大，所以农村公路建设是我国公路建设里程最长的部分，占据公路修建的六成。此外，我国地形复杂，地势险峻，不同地区的地形不同，加上农村公路里程较长，给公路的管理和养护造成很多不便。
管理养护不专业
我国农村地区公路与国道和省道相比，农村的公路基本上由乡镇政府管理、有些路段甚至是村委会负责管理，几乎没有专业的公路管理养护人员，即使少数路段有专业的管理养护人员，其管理技术水平有限，根本无法达到公路管理养护要求。此外，农村地区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到公路管理养护当中，公路管理养护缺少专门的养护工具，只能进行突击性养护或者是季节性养护，整体的，连贯性的养护工作几乎没有。
资金供应不稳定
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很少能够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基本上都是来自企业捐款或者是乡镇政府自筹资金。但是公路养护问题并没有得到政府官员足够重视，加上公路建设这种一次性投资方式，很多农村公路管理与养护根本无法持续进行。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我国村、乡镇和县级政府对公路管理与养护的体制尚未完善，农村公路的日常管理无法正常进行，这直接导致农村公路管理与养护的责任主体长期不能明确，出现问题相互推卸的现象时常发生，根本无法对公路进行有效管理。此外，农村公路管理与养护工作人员较少，而且公路管理与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有限，而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的工作量较大，薪资较低，所以农村公路养护队伍始终不稳定。
管理与养护工作认识不到位
农村公路建设一般以水泥混凝土路面为主，其使用时间比较张，所以大部分农村公路都使用混凝土建设。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强度高、硬化速度快，不容易出现损害，也正是因为水泥混凝土路面这些优点让相关部门忽视了农村公路养护工作。个别地区依靠国家财政补贴，没有自筹资金，其公路发展与管理养护工作根本不相匹配，造成广大农村的公路寿命和质量严重降低。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技术薄弱
我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农村地区广大，这造成农村公路分布较广，数量较多、项目较小，同时不利于管理和养护。村、镇公路管理部门基本上没有非常专业的公路管理与养护人员，有的地区县市级的公路管理机构技术人员也配备不到位，这些问题严重导致农村公路管理不到位。非专业的公路养护管理人员缺乏相应的管理与养护知识，无法及时处理公路问题，造成农村公路质量较差。
公路养护资金有限
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农村公路也无法得到国家财政补贴，有些地方政府如果可以自筹资金进行公路管理养护，其公路使用年限会增加，如果地方政府不能对其进行及时投资，农村公路的日常管理养护工作就无法开展。有些地区甚至连公路管理的工资都不能保证按时发放，所以，资金匮乏严重影响农村公路的质量。
新时期农村公路管理与养护的对策
建立健全养护管理制度
新时期以制度引导养护工作，坚持农村公路建养并重的原则，把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纳入目标考评之中，作为对县、镇、村领导考评的一项内容，从而提高各级领导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公路养护工作提供政策保障。建立健全农村公路管养机构，明确管养机构职责，科学合理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标准，开展正常检查考核工作。进一步完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站，并明确一名分管领导，确定专职人员作为从事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的监管人员，切实加强对乡道、村道的管理养护。
新时期要想办法完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资金投入
首先，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应在燃油税中划出一定比例设立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资金，增加对财政困难省份的财政支持，继以保证农村公路养护。另外，还可鼓励地方政府组建非营利的农村公路养护公司，减免税费，补贴养护必须的小型机械购置费用，专职从事农村公路养护。既可最大程度降低养护成本，还可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最后要加强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使用监督。完善农村公路管养资金申请、拨付、使用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制度，确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确保专款专用，并接受县纪检、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接受省、市农村公路建设纪检监察巡查组的监督检查。通过规范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管理使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杜绝挪用、挤占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现象的发生，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确保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安全。
加强管理与养护人员力量
管理与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直接关系到农村公路的质量。因此，各级管理部门要定期对公路养护管理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提高农村公路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具体做法可定期从各大院校或专门的公路养护机构邀请专业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专家对基层农村公路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通过此类专业也强化培训，循序渐进，提高基层农村公路管理和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
总结
运行状况新农合基金主要用于补助参加新农合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补偿范围最初主要是普通住院、家庭账户和健康体检，2004年将正常分娩、慢病纳入补偿范围，2008年起开始对住院费用实行二次补偿，2010年将重大疾病也纳入了补偿范围，建立了较稳定的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切实解决重特大病患者因病致贫的问题，2013年通过采取地方政府为参合农民购买商业大病保险的方式，有效地提高了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农村医疗救助基金对困难群众进行大病救助，最大限度地减轻了个人医疗费用的负担。补偿范围的扩大，补偿方式的多样化，使受益人数不断增加，我省由2003年的230万人次，增加到2014年4103万人次，群众受益面不断扩大，使参合农民真正享受到了新农合制度带来的好处。
二、当前新农合基金管理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筹资渠道有限，筹资承受力大
现阶段新农合基金仍以个人缴费和政府财政补贴为主，由于地区间差异明显，贫困地区个人已不可承受，而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存在个人缴费集体代缴而个人根本不用缴费的现象；地方政府由于未建立长效的筹资机制，一些统筹地区政府已不可承受，配套资金不能及时足额到位，更由于近年来医疗费用合理或不合理上涨，使得基金支出加大，一些统筹地区新农合基金已出现收不抵支的现象。
（二）参合农民对新农合制度了解不够，参合积极性不是很高
新农合实行十年来，随着制度的不断出台、完善，对农民的保障程度越来越高，但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参合农民对政策制度认识有限，大多数群众不了解参合后能享受到什么待遇，对医疗保障程序、补偿办法、普通门诊和慢性病门诊等补助政策了解不够，尤其是长期外出人员不知道或享受不到就医补偿待遇，影响了群众正常就医和受惠程度，降低了参合群众的积极性。
（三）重复参保现象比较严重
现在由于人口流动性大，户籍制度的改革，下岗失业人员户口回迁农村等原因造成重复参合现象严重，尤以农村中小学生、农民工重复参保问题最为突出。重复参合，造成各级财政重复配套，同时在没有信息共享的现阶段，势必会出现重复补偿，个人重复补偿（报销）后所得款项，甚至超出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总额，造成基金的重大浪费。
（四）经办机构人员不足，监管稽查力量薄弱
新农合经办机构监管面广且量大，筹资宣传基金筹集与支付、特慢病业务办理、网络维护与管理等日常工作繁多，人员严重不足。尤其是县区经办机构，以我区为例，全区15万农民，经办机构人员仅为8人。精通业务的专业人员尤为馈乏，这样对众多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开展实时监管，现场稽查的频率和力度有限，这就给定点医疗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了新农合基金的大量无效支出，影响了基金的使用效益。
（五）医疗服务过程监管难度相对较大，骗取基金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和医疗技术服务的专业性，医院和患者具有相对的权利不对等和信息不对称性。个别定点医疗机构在经济利益驱使下，采取鼓励或默认医疗费用与科室、医务人员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在参合人员就诊时，滥开药、大处方、滥检查、不合理收费等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收费项目等，而患者只能被动接受医院提供的医疗项目和医疗收费，其违规操作行为很难被常人发现，骗套取基金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三、完善新农合基金管理应采取的必要措施
（一）积极开拓筹资渠道，采取灵活多样的筹资方式
改变由政府承担主角的筹资方式，有条件的地方加大集体资助力度，积极宣传鼓励社会捐赠，探索将福彩基金等福利基金适当用于资助新农合的政策。强化个人缴费的责任和意识，逐步提高个人缴费占整体筹资的比重，建立与农民纯收入挂钩的筹资政策。控制新农合基金支出中的不合理费用，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益。
（二）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参合积极性
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宣讲政策、制度、参合办法、审批报销流程；要把发生在周围的因病致贫后参加“新农合”优越性的典型事例，多渠道、多层次、宽领域地进行广泛宣传，辅之以必要的行政动员，使“新农合”制度深入人心，要使农民群众充分认识到有些暂时的“不受益”会带来长远的最大受益，追求长远利益，消除思想顾虑，提高农民参合的积极性。
（三）加强信息管理，杜绝重复参保现象
在筹资过程中，首先要告知参合农民在新农合、城居保和城镇职工保险三险中只能选择其一参保，把政策宣讲清楚，严把缴费入口关，把重复参保问题最大限度地解决在缴费前；其次要加强信息管理，实现三险参合人员信息共享，及时地进行比对，切实解决重复参保问题。
（四）加强新农合干部队伍建设
首先，择优选调具有业务能力强、责任心强的医务人员、审计人员、财务人员充实新农合的监管稽查力量；其次，加强业务能力培训，努力提高整体素质和能力，培养一支适应新农合工作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队伍，当好新农合基金支出的“守门人”。
（五）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保证新农合基金安全有效运行
(一)开头语 1.农村水电是农村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 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将农村水电列为覆盖千家万户，促进农民增收效果更显著的农村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和“六小工程”，要求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增加投资规模，充实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范围。 2.对于农村水电工作，应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因为农村水电是农村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和“六小工程”，因此对于农村水电工作应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履行政府职责和行使行业管理职能。 落实到水行政主管部门农村水电管理单位---- 一是代表主管部门，依法行政； 二是代表主管部门，实施水能资源统一管理和开发利用许可制度； 三是代表主管部门配合经济综合部门，实施职责范围内的普遍监督管理和安全许可制度； 四是代表主管部门配合国资部门，建立和完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实施农村水电国有资产监管； 五是通过法规政策、规划计划、指导协调服务实施行业管理； 六是通过建立和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改革、改造与管理相结合，组织指导企业管理。 3.加强农村水电行业管理的指导思想 加强农村水电行业管理的指导思想应是：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统筹农村水电与经济建设、江河治理、扶贫开发、生态建设等四个方面的结合，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与科技进步为动力，以农村水电电源、电网和管理现代化为龙头，以水能资源统一管理为基础，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为目标，强化和有效实施行业管理，为贫困山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电能支撑和保障，为这些地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 4.开发经营农村水电要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或引导作用 根椐农村水电的属性和特点，在充分调动和发挥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开发经营农村水电中，要依据西、中、东部的实际，有效发挥国有资本在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主导作用和东部山区的引导作用。 充分调动和发挥民营资本开发经营农村水电的积极性，对于促进农村水电及电气化事业发展，推动农村和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 ----民营资本开发经营农村水电本质是为了盈利，不会自然地以低廉的电价供电解决农民的生活燃料等问题； ----民营资本开发经营农村水电，同农村集体资本与农民个人投资开发经营农村水电不能划等号，前者与农民增收无直接关系，后者与农民增收紧密相连； ----有大量民营资本投入农村水电，不等于发展农村水电不缺国有资本，不需国家投资。 实际目前全国特别是贫困山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大量缺少的是直接扶持“三农”的国有资本，大量需要的是体实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国家投资。 国有资本应主要投入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和公共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民营资本无力或无利进入的领域。国家对上述领域应给予必须的投入支持。 在农村水电改革发展中，应提供农民参与开发经营农村水电的公平机会和公正待遇。可考虑将国有资本的使用权(含国有农村水能资源使用权)，量化一部分给农民，行使产权权益。在国有资本的主导或引导下，推行
姓名：
学号：
专业(领域)：MPA
指导教师：教授
论文题目：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
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结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结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11.6-2011.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11.9-2011.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11.11-2012.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12.1-2012.4完成论文初稿
2012.4-2012.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12.5-2012.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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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村宅基地管理;研究综述
农村宅基地问题是阻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对农村宅基地的管理和使用进行优化，直接关系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速度。本文试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梳理，以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优化农村宅基地管理的背景
（一）农村宅基地的使用现状
人多地少、高度紧张的人地矛盾是制约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矛盾之一。党中央、国务院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统计显示：我国土地利用和管理还面临人均耕地和优质耕地少、后备耕地资源不足等突出问题，而同时，建设用地粗放浪费现象却较为突出，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有闲置、空闲和批而未供的土地近26.67万公顷。1997～2005年，乡村人口减少9633万人，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却增加了近11.75万公顷，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较低。乡村人口的减少加剧了农村宅基地的低效率利用，进一步导致人地矛盾，所以探讨农村宅基地的利用和管理问题，将对解决这一矛盾有重要意义。
（二）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宅基地管理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政府在1950年《法》、1981年《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1982年《关于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的通知》、2004年《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等法律法规中多次明确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归属和审批制度。法规规定：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归农民，各户拥有长期使用权，并受法律保护。宅基地一律不准出租、买卖、抵押或转让。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边界要求，不得随便扩大墙院、宅基地来侵占集体耕地。农村宅基地由村集体依法设立，由农民提出申请，经村集体讨论决定、乡镇审核与县市审批。必须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的原则下，充分利用山坡、荒地和闲置宅基地，尽量不占用耕地”;“村民新建、改建、扩建住宅，要充分利用村内空闲地、老宅基地以及荒坡地、废弃地。凡村内有空闲地、老宅基地未利用的，不得批准占用耕地”实施“一户一宅”制，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国家有权依法收回空闲宅基地，“社员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生产队收回，统一安排使用”，“空闲或房屋坍塌、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不确定土地使用权。”最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则再次强调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并重申了一户一宅制度。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完善农村宅基地分配政策”的要求。从各项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对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重视。
二、研究的主要成果及观点概述
国内对农村宅基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而对该问题的大讨论则始于2007年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并结出丰硕的研究成果，截至目前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达7项，即王崇敏《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的现代化构建――基于全国农村宅基地现状调查的研究》，高平《统筹城乡背景下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问题研究》，吴远《统筹城乡发展与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研究》，宋旭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及其法律对策研究》和《基于多主体利益均衡的农村宅基地退出和补偿机制研究》，杜伟《农村宅基地退出和补偿机制研究》，喻文莉《农村宅基地置换的法律问题研究》。统计发现学者们主要围绕农村宅基地使用和管理现状、原因、影响因子、对策等问题展开研究。
（一）关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宅基地的使用和管理现状
宋伟等通过对农村宅基地的总量、户均宅基地面积和宅基地容积率的定量分析提出我国户均宅基地面积普遍存在大幅超标现象。侯清香认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管理存在产权特征不完整，宅基地获得、使用、退出不合理，内部监管缺失等问题”。何清和调查发现农村普遍存在旧房闲置、多处占地现象，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杨立宾认为宅基地审批中存在“程序不规范、使用权流转秩序混乱”。陈士银等从利用管理的角度提出土地的利用“缺乏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综合评价，宅基地流转制度缺失，集体土地资产流失严重”。郭冠男认为“农村宅基地制度所有权主体虚位、用益物权权能不完整、宅基地规划和配置制度不合理等严重不足”等问题。
（二）关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宅基地管理混乱的原因
学者们分别从制度、监管和实践角度，对新型城镇化中农村宅基地管理混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宋伟等认为户均农村宅基地普遍且超标的主要原因是宅基地的闲置、一户多宅和户宅基地实际使用面积过大。钟在明提出“宅基地管理落后、制度缺失严重”是形成宅基地浪费的根源。李勇认为由于“农村建设缺乏合理规划，宅基地布局散乱，加上制度的缺失，闲置宅基地回收渠道和使用权流转不畅、缺乏有效监督等共同导致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矛盾日益突出”。胡昊认为导致农村宅基地管理混乱的因素既有不同时期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冲突，也有土地管理部门工作的疏忽，更有使用者的法律意识薄弱等多方面因素。王登正认为监管乏力、使用权人法律观念淡薄以及宅基地无偿使用是导致农村宅基地管理问题繁多的主要原因。颜志龙则认为导致农村宅基地管理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法制观念淡薄，缺乏依法用地的概念。
（三）关于影响农村宅基地使用效率的因素
宋伟等通过典型调查认为两栖占地、低占用耕地建房成本是村庄宅基地使用效率低下乃至空心化的内在机理。杨亚楠等通过对河南和甘肃省的实证调研发现村庄与城市的距离、人均耕地面积、农民的主观认识和风俗习惯一定程度地影响宅基地的利用效率。王介勇等基于对山东省村庄抽样调查结果的回归分析发现，户均宅基地宗数、人均耕地与农村宅基地的利用效率显著正相关。李睿璞，卢新海采用计量分析研究提出影响农村宅基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因子有第一产业产值、城市化水平以及城市商品房价格。李学彩通过统计分析认为人口流动因素、政府及集体财政因素、社会保障因素、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区位因素是影响农村宅基地利用效率的主要因素。
（四）关于优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对策
1. 制度角度
宋伟等认为应该“加强执行一户一宅政策、严格审批和流转，实行宅基地的有偿使用政策”等以优化对宅基地的管理。李敏飞认为“进行宅基地产权制度创新，推行宅基地入市，加强流转”是实现农村宅基地资源配置的根本途径。刁其怀提出“加强宅基地规划管理、 加强宅基地用途管制、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等制度改革方向和措施。张侃提出“建立全国统一、规范有序的农村宅基地市场、科学合理的进行宅基地建设规划”的制度改革建议。王崇敏对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制度进行了现代化构建，提出通过“合理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实质条件、权利的内容和权利权限，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程序条件”等制度措施，同时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宅基地使用权保障与救济制度进行改革，以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汤汉林建议通过“宅基地市场化交易机制、实现农民房屋财产化，使用权的强制登记制度”等进行改革。
2. 实践角度
张若翔提出宅基地换房形式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设想。刘锐对农村宅基地的退出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宅基地使用和出让制度、健全农村宅基地“置换+整理+复垦”机制，放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等途径实现宅基地的退出。金晓月认为应该“优化农村宅基地流转模式，建立宅基地一级市场和收购储备制度、适度放开宅基地二级市场，规范宅基地隐形流转”。贾丽、闫小培认为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宅基地及房屋市场，集体垄断宅基地一级市场，建立宅基地的有偿使用制度和使用权登记制度”。杨蕾基于案例和规范分析法的角度，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类型化进行了研究，认为可以采用公益性收回、处罚性收回、身份性收回等三种类型收回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以完善农村宅基地的收回制度。
三、研究的不足及努力方向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深化了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的利用和管理现状、原因、影响因素及对策的认知，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肯定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其仍存在不足。首先，新型城镇化中农村宅基地优化管理的研究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在研究视野上，缺乏农村宅基地管理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的结合，目前侧重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学术成果仅有约42篇（截止2014年9月25日）。其次，研究成果在层次性和系统性上尚有较大提升空间，研究多侧重宏观理论阐述和中观政策的独立分析，缺乏宏观理论和对策的科学结合，微观案例研究重视不足，研究角度缺乏针对性，对策建议缺乏实践性。再次，研究方法单一，绝大多数是定性分析，缺乏系统、准确的数据支撑，更在定性定量的综合分析上极为缺乏;同时在共识性和历史性研究上，既缺乏将成功经验与失败案例的深度、广泛横向比对，又缺乏历史比对。最后，国内该领域的科研力量布局相对分散，尚未形成学术梯队和专职科研中心，科研力量整合不足。
基于以上不足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应该重视以下方面：第一，研究视角要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深度有机结合。第二，提升研究的层次性和系统性。不仅要有宏观理论和中观政策研究，更要注重不同地区宅基地管理的微观分析。第三，研究方法要多样化。既要注重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合，又要注重各个地区实践经验的横向借鉴。第四，努力打造以科研人员为主体、涵盖多领域从业者的学术研究力量，重视学术队伍和科研平台建设，形成团队合力，构建研究该问题的前沿阵地。此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宅基地管理问题与农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都具有广泛交叉，跨学科研究可以实现多角度的深入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宅基地等土地管理的问题必将进一步成为国家要重点关注和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所以该问题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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