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学科研究体系，公开出版发表诸多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著述。研究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实践问题研究两方面体现。
第一，理论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和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基本范畴层面，主要包括对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理论价值、学术地位、主要作用、理论本质等理论研究。如“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理论基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伟大成果为指导。”（1）在教育过程构成要素层面，主要包括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途径方法、教育环境等理论研究。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对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他们具有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素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2）大多学者认为教育内容应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主要理论内容。关于研究的途径方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证明，从规范研究到实证分析，从人文科学的描述法、元理论分析、经济分析到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建模方法等都有所涉猎。
第二，实践问题研究。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问题研究，其研究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基本都是围绕其实践的实效性进行研究的，研究思路大致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梁金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问题现状》、冯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房晓梅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张秀荣和韦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张苗的《工具理性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邹楠的《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仲兆华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等文章，都是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层面进行探讨的。再如我国学者张再兴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徐艳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论》、李伟的《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苏启敏的《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张秀荣和王瑞荪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文章，就是从解决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题维度来进行论述的。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教育方法侧重单向灌输和说教，缺乏灵活多样的艺术方法，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建立起教育者与受教者地位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隐形教育模式，采取教育途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手段，从而有效提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发展与完善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本文将进行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是重复的，新意不够。相关理论大多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性陈述、对面临问题的滞后性罗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理想主义式期盼。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许多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如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教育、高校政治教育、高校政治思想教育、高校德育等等，这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之前，无法建立统一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学术研究的应然程度较高，实证程度不够，仅仅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建应然性的原理原则，应结合实践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第三，理论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研究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基本上是囿于借鉴其他学科的常用研究方法。而且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经验问题研究多于理性分析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研究多于中微观研究。第四，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业课进行渗透的研究方面，学者基本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层面研究较多，而在微观层面研究较少，具体措施或结合何种专业的研究大多不够全面或可操作性不强。
二、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专业化研究体系，但从结合高等院校学生专业背景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数量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院校艺术专业背景、航海专业背景、医学专业背景等专业领域背景当中，艺术专业背景研究如我国学者何勇和程辽撰写的《职场需求下的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振永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陶思璇的学位论文《综合大学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孙传辉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彩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敬芯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等；航海专业背景研究如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海峡、邱爱红、刘思、刘明明、田沙沙的学位论文《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研究》、《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我国航海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改进对策》、《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等；医学专业背景研究如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汉君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蔚的学位论文《“90”后医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春兰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我国学者李久东等撰写的《医学类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等。可见，其著述形式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成果，偶尔散见于期刊等文献。这些结合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性和专业性，仅简单罗列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特殊性，并加以简要分析，分别指出高等院校中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试图阐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
从外语专业背景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就更为鲜见，只有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代晓雅的学位论文《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婷的学位论文《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姬喻波的学位论文《外语专业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状及其教育对策研究――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等数篇文章。
另外还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首先，如以概括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分析并论述相应问题对策的文章《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征及其思路》（漳州师范学院学者项梅）、《外语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及教育对策》（商应美等）、《外语类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刍议》（彭海）、《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引导对策探讨》（河北北方学院学者段汝和）、《试论提高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集美大学学者肖振南）、《外语专业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策略分析》（苏惠芬等）、《新时期加强外语专业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荟等）、《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学者曲亮等）、《高职院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心探析》（萧君虹）、《新时期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伍廉松）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学习背景、教育生活环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特殊性，并针对这些特殊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和宏观对策研究，但这些研究重复率较高，大多是对特殊性和对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罗列和泛化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没有从微观层面出发给出具体对策和方法路径。
其次，如从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进行论述的《入世后外语院校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曹文泽等）、《关于外语院校实践育人模式的思考》（大连外国语大学学者李宝章等）、《外语院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者陈洪丽）、《新媒体时代外语类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策略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者迟鸥）、《外语院校育人特点分析》（西安外国语学院学者刘伟）、《对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以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者张钊等）、《加强独立学院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广东海洋大学学者谢睿萍）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高校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在中国外语类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面论述了外语专业背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对策。
再次，如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放在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外在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强调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途径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网络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心》（刘练）、《互联网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x睿萍等），这些文章虽然及时关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息化特征，并根据时代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进行了合理分析，但并未将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困境的对策路径与时代背景直接联系起来，也没有做出系统化专业化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农村教育；理论建设；必要性；问题域；落脚点；
作者简介：杨兆山(1963-)，男，黑龙江甘南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侯玺超(1985-)，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陈仁(1985-)，男，广西北海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一、必要性：农村教育需要有“自己”的理论
农村教育研究是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在农村教育研究方面，教育理论工作者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取得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1]所以，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更为有效地开展农村教育研究，使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农村教育实践的发展，有效提高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使广大农村青少年儿童享有和城市大体均等的受教育权利，使农村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快速迈向城镇化的新现实，是农村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摆在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那么，农村教育研究是否需要“理论”，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关于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属于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农村教育研究都是有“理论”的。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内在地反映出研究者一定的立场、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等理论素养，农村教育研究成果也必然具有“理论性”。但具有“理论性”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并不必然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农村教育理论是农村教育研究中的一部分：其一，它是对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的研究；其二，是在此基础上对农村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抽象出一般性的问题，从而确立一定时期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领域，进一步来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对象；其三，对“农村教育”这一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特征、发展规律进行抽象归纳，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其四，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农村教育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假设，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由此，“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后者的抽象与升华。
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是否应有属于“自己”的“理论”。目前的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将某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性的“理论”应用到或移植到农村教育领域中来，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中的理论，正如将统计学引入到教育领域而成为教育统计学一样，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研究要“综合应用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2]，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研究视角和路径。
本文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固然有助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深入，但也应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研究对象，从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特殊的本质、特征与规律入手，构建农村教育的理论。问题的关键是，农村教育是否特殊到足以需要一种有针对性的理论来对其进行解释。从农村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将其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有其合理性；但我国的农村教育亦有其特殊性，从体制来看，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造成城乡间发展的不均衡，农村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尽管在国家教育政策文本或经典教育学教科书中，我们很少见到有关于农村教育是与城市教育相对应的教育的表达，但实际上，无论在观念层面或在实践层面，农村教育已成为一种区别于城市教育的教育”[3]。从文化上看，基于农业文明的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此外，人口分布情况、地理和民族差异等等因素造成了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并且这一特殊性无论合理与否，都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城乡教育发展均衡并非城乡教育发展“同质化”。所以，农村教育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理论”，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作为农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教育，必然有其异于其他教育的特殊性。农村教育研究需要立足于农村教育的现实。理论的生成不是由“一般到个别”，而是正相反。正如不是先“构建”辩证唯物主义，再“创造”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农村教育实践发展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和提升，将其上升到理论认识，并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规律，从而提升农村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前提下，通过整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学科优势进行视阈融合，形成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方法论”[4]，据此形成属于农村教育的“理论”，而这一理论也将起到丰富和完善整个教育学学科的作用。
对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目前需要深入探讨的是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不仅仅是把农村教育作为一个空间意义上的领域，研究者只是将某一理论应用在这一领域中，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者需要深入其中，探究其内在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理论。
首先，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自秦汉以降，管理地方越来越重视教化的作用，“到明中期地方乡绅、族长成为教化的主导力量，与此相适应，乡约、族谱便成为教化的主要形式。”[5]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十分迅速，城市人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日渐式微，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变化是巨大的。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农耕文化传统，其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和城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无论这种差异本身是否合理，在短期内是很难消弭的，理论研究者不能无视这种差异。
其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在体制上强化了城乡本就具有的这种差别。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因素以及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的叠加影响，农村的社会与教育发展总体上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总体上发展迅速，但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仍是巨大的。这也是理论研究者必须正视的现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6]，“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7]。城乡一体化为农村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也说明，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无视这一现实，一厢情愿地进行抽象的批判和理论构想，对改善农村教育的现实并无裨益，这种流于清议的学术研究在实践中反而往往是有害的。
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由于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等原因，农村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场域，更主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简言之，农村教育有其特殊性。至于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如何评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农村教育理论建设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农村教育的内涵。包括其本质、规律、价值取向等问题，这是建设农村教育理论的合理性前提。
二、问题域：“教育的农村问题”抑或“农村的教育问题”
顾名思义，农村教育理论的价值是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由上文，建设农村教育理论首先要为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立法”，即在内涵上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假借农村教育之名做泛性的一般化的研究。更进一步，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也在外延上明确了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域。
如果对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领域：一类是“农村的教育问题”；一类是“教育的农村问题”。
所谓“农村的教育问题”，是指将农村教育问题视为整个农村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的视角下来审视农村教育发展问题。此类研究比较侧重于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探究农村教育问题背后的动因，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与其他农村问题之间的联系，试图从整体的视角来研究农村教育。关注此类问题的大多是具有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术背景的学者。其研究的合理性是注意到农村社会对农村教育的整体制约性，也关注教育对社会的影响，理论视角比较开阔和丰富，其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比较规范、严谨，其研究结论也具有说服力。其局限则是相对忽视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性，更多的是从外部而不是从教育自身出发来探讨农村教育问题，视教育为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手段与途径，造成农村教育改革路向的偏差。
所谓“教育的农村问题”，是指基于教育自身的视角，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问题。此类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农村学校)从农村大环境中剥离出来，做相对独立的剖析，关注相对微观的学校教育内部的问题，对农村学校教育现状的描述较为具体细致，有助于对农村学校教育问题认识的深入。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多具有教育学科背景。其研究的合理性是充分尊重了教育活动自身的特殊性，对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架构等方面问题更为关注。其问题则是容易导致相对孤立地研究农村学校教育现象和问题：一方面，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别。
两类研究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农村”与“教育”(学校)之间的分离。建构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将农村与教育真正结合起来，做到既有农村，又有教育。既要立足于农村，把农村教育问题视为农村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又要立足于教育，凸显出农村教育之于农村社会和城市教育的特殊性。
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看，一种是由教育自身原因引发的教育问题，这是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领域。此种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教育领域内部矛盾发展变化使然，例如教师体罚学生，虽然问题也有社会背景，但主要是教师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不必扯上什么社会原因，把责任推给社会。这类问题是教育矛盾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也必然是教育学要研究的问题。一种是由社会原因所引发的教育问题，这类问题表现为教育问题，实际是农村社会(以及整个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这一问题不仅在教育领域反映出来，也在社会其他领域中得以反映，所以，这类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这类问题不可能在农村教育的框架内单独解决，而需要在整个社会层面才能得到解决。对于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这类问题并非不可以研究，但需要更加审慎，不能流于空洞的情绪化的议论。
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在农村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来展开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教育理论也要深入研究农村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教育研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由于社会其他领域问题与教育问题发生切实的影响。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影响了教育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需要把教育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去研究。教育理论之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社会活动中的矛盾影响和制约了教育活动的矛盾运动发展，所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教育研究的理论前提。
所以，需要将“教育的农村问题”与“农村的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教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农村教育，那么农村教育就变成了一般教育理论的应用地，但是如果我们从城乡关系、社会转型等大的背景去思考问题时，就会发现农村教育有许多自己独特的‘问题型’”[]，由此所生发的问题，才是真问题，才是可以解决的有意义的问题，基于这样的问题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研究。
三、落脚点：如何建设农村教育理论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深化，农村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为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许多新问题需要理论研究加以应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在学前教育、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义务教育、教师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设想，农村教育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
农村教育理论的建设的路径，应是在对当前农村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通过理清农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矛盾和核心问题，探索农村新教育理论构建问题。其目的是通过理论研究，系统总结之前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今后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村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
(一)在对已有研究的研究中确立学术生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进农村教育研究，提高农村教育研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影响力，有必要对30年来农村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社会各方面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十六大以来的10年，改革逐步深化，社会继续发展。适时进行理论总结，探究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的理论发展线索，对农村教育研究做相对全面的理论梳理，以形成对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全面概括。
其二，对30年以来农村教育研究所取得的经验与成绩进行总结。农村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与理论研究者的努力是不可分的。任何实践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的背后是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此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的成功之处进行深入研究，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其三，对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反思。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当前还存在许多问题，这是必须正视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农村教育研究的解释力与实践力的不足需要反省。所以，有必要对当前农村教育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找到原因所在，以求在今后的研究中克服。
(二)基于农村教育现实，明确农村教育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都有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问题。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离不开农村教育实践与理论中的现实问题。农村教育研究是研究农村教育中的问题的。所以，基于农村教育的问题意识，是农村教育研究的合理性前提。即只有研究的是农村教育的问题，才能称作是农村教育研究。这就需要找到农村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找到了农村教育的特殊矛盾与问题，才能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深入认识农村教育的本质和特征。也就能够确定农村教育研究的边界。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农村社会与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演进路径和城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一不同造成了农村教育问题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中国教育中的普遍性问题。当然，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但由于教育发展与研究价值取向中的城市本位的价值取向，农村教育和农村教育研究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作为中国教育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村教育在现实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从理论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这种局面，对于农村教育是不利的。农村教育中的问题是被“发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本文力图通过文献梳理与调查研究，从理论上阐明农村教育的本质与特征，以确立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与现实起点。
(三)基于辩证法的方法论，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
从研究农村教育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入手，可以追本溯源，从而提高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有效性。此外，农村教育理论的构建要基于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教育理论研究不能构建农村教育的“乌托邦”。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研究取向;学科建制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学从教育领域范畴内独立出来，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越来越多，这其中以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最为明显。本文从高等教育学的性质、发展历程、基本概念以及现存问题进行研究，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
国外的高等教育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个学术热点课题，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教育学始终是作为同一个问题在研究讨论，而我国的高等教育从起初就被列为单独的研究范畴，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意识较强。
(一)理论研究
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学科建设理论体系上，不注重理论体系的研究会导致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需要向脱节。因此对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研究方向应立足于现实需要，理论研究服务于具体实际问题的需要，加强热点问题的研究，注意现实问题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研究思考。
(二)问题研究
赞同问题研究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是一项专门的学科，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解答教育中的矛盾、困难和疑惑，帮助人们增加对高等教育学学科本身的重视，不必过分强调构建一个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其建立一个不成熟的体系，不如解决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不断修改论证研究中的某些理论。
(三)研究问题与构建体系并重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问题研究和构建体系的观点进行的综合与折中，认为二者并不冲突和矛盾，从根本上来讲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在研究目标上应该坚持二者兼顾的原则，不断的研究问题，创新理论。努力构建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有利于帮助人们更加深入的认识、了解以及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律，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提醒方法论指导。研究理论是途径，解决问题是目的，是发展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切理论的源泉。
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现存问题
许多研究学者将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作为重点课题，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学自诞生之时广大学者就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等问题上进行了讨论研究，尤其是对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内容进行了论述，促进高等教育学里理论不断进步。
(一)学科建制
高等教育学一直是教育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是高等教育学研究学者的攻克对象，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与国外相比，起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将高等教育学从教育学的范畴内剥离出来，最终扩大到国家学科专门目录，以教育学下的分支专业合法存在，许多师范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增设了博士点、硕士点，加大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力度。我国高等教育学经历了起步、发展、高潮、成熟以及理论成果几个阶段，最终被确立为专门学科，至此，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仍不够完善，在理论成果与实践应用上仍需要不断研究和修改。
(二)研究对象
高等教育学从来都具有专门的、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是学科得以存在的基本要素。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上。许多研究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应该是基于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为了探索与总结高等教育的深刻意义，促进高等人才素质的提高。将以上观点进行综合整理后不难发现，各学者在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上存在异议也存在着相同之处，即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其本身，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在高等教育学的内容与分支上仍具有争议，有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学科学建设中的理论成果的实际应用较为重要，也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规律更重要。当今社会的大环境背景下，将高等教育学编织成一个动态的、科学的、多元的系统，其中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因素，国家对高级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三、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措施
(一)改进高等教育培养目标
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加强和改进高等教育学的培养目标。就高等教育学的教育目标而言，在学术界存在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我国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应综合考社社会需求，以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科技水平、教育资源等为基础，避免因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和条件由于高等教育低下而下降。同时养学生积极向上的正面思维，减少社会功利性思想对学生的影响，努力提高学生素质品质，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性、高素质人才，为高等教育学教课建设提供动力支持。
(二)树立长期人才培养战略意识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为此，应树立人才兴国战略意识，从高校入手实施。有观点认为专业和综合知识相结合是一种良好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此一来，受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够提高其自身素质，充分发挥其专业水平。高等教育应该将培养专业人才与提高公民素质相结合，通过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人才，实现全社会的多元化培养模式。随着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我国人才培养模式将出现专业人才与综合素质人才共同培养的全方位培养模式。依据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笔者给出以下参考:调整我国高校的教学计划，实施社会教学，增加社会实践，增强理论基础的同时，全面提高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实用型人才;在重点大学，尤其是师范院校开展试点，推广本硕连读方式，以社会需求为基础，实现高等教学与市场需求的有效衔接，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人才是21世纪最宝贵的资源，人才战略是发展与竞争的重要内容，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关乎高校人才培养的长远问题，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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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述评［J］．江西教育科研，2005(7):25－28．
一、 关于高中文理科分合的历史嬗变研究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我国高中文理科分合是一个充满诸多争论的现实命题，对这一命题的讨论离不开对其历史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从所查阅的文献资料来看，关于近代高中文理科分合的探讨较多，如曲晓明将我国近代文理（实）分科的历史发展分为清末、民初和民国中后期三个主要阶段［2］，并对形成近代中学文实（理）分科的原因进行分析。吴根洲和刘希伟重点考察了民国时期高中文理科分合问题的演进脉络，总结出民国时期的文理科是一种有限度的分科模式。［3］具体细分的话，高岑将高中文理科分合的百年历史主要分为引进与确立、发展、仿照、废止、恢复与中国化和改革与多元化等六个阶段［4］，并对其发展轨迹的特点进行提炼和总结。
透过对文理科分合历史演进的研究，笔者主要得出如下认识：高中文理科分合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它是伴随着清末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我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就文理科分合的原因来看，它主要是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的制约，体现出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对教育的要求。文理科分合的发展规律是一种以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设置为动力的钟摆运动，当前的新课程改革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解决离不开对全球教育主旋律的充分考虑。
二、 关于高中文理科分合的实践与争议研究
关于是否应该取消文理分科的问题，自清末以来就有讨论。目前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议和观点众多，依据各自的背景和立场，可将其归纳为三类：一是分科论，二是合科论，三是超越论。［5］
分科论者认为，文理分科有利于观照学生的兴趣，发展学生的特长，发挥学生的个性；有利于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提高人才培养效率；有利于高校人才选拔，适应高考招生制度。［6］这一论点反对取消文理分科，认为“存在即合理”。其主要代表群体为高中生、家长和高中学校老师，他们都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实践者，是新课程改革最广泛的参与者和最直接的受益者，在改革中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任何的教育（包括课程）实践改革都必须观照他们的实际利益。
合科论者认为，在文理分科的二元结构中，由于理科学习的难度相对较大，尤其对于大多数女生来说，很多学生是被迫选择文科，其兴趣和特长并不在文科，削弱了文科的整体水平，容易造成文理科发展不平衡；过早的文理分科有悖于知识的完整性，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整体素质；文理分科还使应试教育变本加厉。［7］这些批判文理分科的声音主要来自高校学者和教育专家，他们站在理论的高度，表达了对基础教育的一种价值追求。这种论调从理想的角度阐发教育应该是怎样的，应该培养怎样的人，带有一定的超现实色彩。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超越论者并不单纯地讨论文理科的分与合，而是力图透过文理科分合的现象和问题，对其展开理性反思。从相关研究文献中我们可发现，该论调主要有以下两种基本观点：文理科分合是一个涉及诸多因素的问题，是否取消文理分科应考虑教育理想与现实的博弈，进而选择一条应然的现实路径——稳步前进，逐步改革［8］；文理科分合问题是一个伪问题，高考制度的改革才是真问题。［9］
三、 关于高中文理科分合问题的解决策略研究
一般的认识思维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众多研究者表达了对文理科分合的观点和态度，而有一部分敏锐的研究者进行了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从可操作层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解决建议。
（一） 提倡文理渗透的理念
高秋香在对文理分科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文理渗透的理念，其内涵可理解为文理学科的内容、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实施文理渗透的教育改革可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和校园文化等方面着手。［10］这一理念主要是从中观的学校层面来思考，力图在融合中解决文理科分与合由来已久的矛盾。
（二） 改革高考制度，转变教育观念
李雪岩和龙耀认为：当前，中国学生出现知识结构缺陷、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缺失等问题，根源不在文理分科，而是高考制度统领下的应试教育体制。要破解应试教育，更为关键的环节是改革高考制度。［11］这一观点使诸多讨论者认清文理分科问题的真伪，也给那些一直在讨论是否该取消文理分科的专家、学者当头一棒。另外，冯生尧更为具体地阐述了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专业分化［12］，其主要从理论视角和实际成效分析专业分化的必要性，从性向差异理论（心理学）、社会分工理论（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历史学）以及高中的学段性质（教育学）分析专业分化的可行性，为高考制度改革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也为教育观念的转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三） 合理设计课程结构，精选课程内容
吴根洲认为：当前的高中教育不是错在文理分科，而是错在分得太彻底且分得太早，因此相应的改革导向应当是淡化文理分科，在适当的时机分科。［13］这一观点的关键词是“时机”，主张在适当的时间与条件下对课程结构和内容进行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机制。这是从课程改革最关键的课程设置问题入手的一种策略，是对文理科分合问题的一种缓和改革，在实践层面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四、 总结与反思
综上所述，作为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的关键阶段，高中教育的课程设置应何去何从？研究者从历史发展脉络、实践与争议以及可能的解决策略等视角来解读这一难题，但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尚未获得规范化的政策支持，其敏感性使之暂时被回避了，可其依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未来的高中教育无法回避对这一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总结出如下认识：
第一，文理科分合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产生，又在一定现实背景下发展。考察其历史嬗变过程，有利于研究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完整的认识和把握，为进一步分析和解决这一复杂问题提供历史依据。第二，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需要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土壤进行滋养，文理科分合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其发展过程中的实践和争议，有助于管理者和决策者对这一问题的清醒认识和明智决策，进而促进高中教育的发展和繁荣。第三，人们通常把解决问题看成是一种能力，关于文理科分合问题解决策略的研究，展现了社会各界关注教育问题的热情和能力，这些解决策略的提出，为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刻反思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也为实践界尝试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努力的方向和指导。
然而，就文理科分合这一论题，已有的研究尚不够充分。例如，文理科分合可否仿照不同主体对“课程”的理解和规定，实行“一纲多本”，即国家制定总的规划和纲领，各地方和学校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色改革高考招生制度，设置不同的课程形式，可以文理分科，可以文理大综合，也可以另辟蹊径（如专业分化），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和因材施教，促进基础教育改革，提高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再者，对于高中文理科分合的理论基础和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以及对教育共同体的利益观照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作出回答，进而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人才培养观，有利于使基础教育朝着更有利于学生发展、课程发展、学校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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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曲晓明. 近代我国中学文实（理）分科演变研究［D］. 辽宁师范大学，2010.
［3］ 吴根洲，刘希伟. 民国时期高中文理分科问题研究［J］. 教育评论，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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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徐水晶，龙光辉. 文理分科问题之伪与高考改革问题之真［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08）.
［10］ 高秋香. 从“文理分科”看“文理渗透”的内涵及实施［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6）.
［11］ 李雪岩，龙耀. 知识学习·科学精神·人文情怀——再谈文理分科与高考制度改革问题［J］. 中国青年研究，2009（09）.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分析维度；定量研究；趋势分析
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 of structural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is article evaluates and analyzes the litera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from 1995～2005 in China from ten dimensions including title， author， abstract， key words， topic， choice of topic， terminology， methodology， conclusion， reference and annotation. There is indication th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academic norm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has been improved a lot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 theory contents; quantitative research; research dimension; descriptive statistic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更是硕果累累，研究者在提高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和学术规范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研究的问题逐步深入，研究的方法不断走向科学，并且涌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当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还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比如，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知识老化、观念陈旧、老生常谈的现象依然存在；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中量化研究不够，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还相当缺乏，研究欠规范、不科学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等等，如果不从认识和研究上加以强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恐怕只能沿着不规范、低水平的轨道永无终结地运行。因此，我们认为对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文献进行全面研究是非常必要而且极为重要的一项课题。自2005年底以来，我们特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并拟以“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为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我们在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从建国一直到1990年代初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同时大多数是经验总结或工作报告类文章，真正的学术论文或学术报告并不多，这为我们的统计和分析带来了困难。后经研究小组商量，确定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最丰富的1996～2005年为研究范围，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多维度考察，运用结构式定量研究——“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比较客观而系统的量化分析、描述统计、评价与比较，寻找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并用简洁明了的数学关系来展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以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规范提供参考和借鉴，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向着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一般来说，教育文献内容的次级分析主要有两种具体方法，一种是非结构式定性研究方式（学术界常简称为文献法），另一种是结构式的定量研究即“内容分析法”。在这里，我们正是采用这种定量分析方法对10年来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资料进行统计量化、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描述性分析，探索10年来的变化趋势，以便更好地理清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我们运用了“内容分析法”对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量化统计、比较、分析，从研究方法上是一种新的尝试，这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文献分析或文献综述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另外，我们在现存的文献中发现，目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多数是定性方法，尤其对文献内容的研究几乎全是对有关性质、作用和特征方面的定性描述与评价，从而得出结论。这种定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探求事物的特殊性，比较注重其逻辑关系，不太注重所分析文献资料的数量特征和整体状况，因而较难从直观上发现研究主题内的变量关系。而对文献资料的次级分析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对文献的性质、特征和属性方面的描述来揭示其逻辑关系，还需要从文献中各个因素间的数量关系入手进行研究，以从整体和普遍性意义上探求发展规律和趋势。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于定量方法来对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进行次级分析。
二、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收集到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近300部，学术论文1 800多篇次，其中只有近30部（篇）论著(文)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问题。以下摘其有代表性的论著进行综述。
首先从著作或教材来看，我国大多数著作或教材都是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进行列举和简要介绍，比如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专列了一章来讨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与普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有观察法、测验法、调查法、历史法、个案法、实验法、统计法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也经常要应用抽样、假设、比较等一般的研究方法”[1]，并对以上几种研究方法及其运用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田建国编著的《高等教育学》也列举了有关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统计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系统研究法、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调查实验和分析综合相结合[2]。邓晓春、王华春主编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与管理》按照纵横两条线索，将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于准备阶段的搜集高教研究资料的主要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观察法、高教研究的调查法、高教研究的实验法；第二类是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方法，基本上可归为两种：第一种为逻辑分析方法，包括比较与分类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归纳与演绎方法、科学抽象法，第二种为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绝对数和相对数分析法、平均数分析法、动态数列分析法、表格法和图示法等；第三类是高教研究的横向科学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系统方法、高教研究的信息方法、高教研究的控制论方法[3]。谢安邦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中提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可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多种方法，而对于某一课题的研究，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只用一种方法的情况很少[4]。徐小洲编著的《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除以上几种，常用的还有观察法、测验法、教育经验总结法等[5]。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的专著。一是张应强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作者认为，“描述——解释”研究范式，并不能真正适用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应该采用“反思——建构”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从人的价值理想和教育的本真意义出发，一方面以“事实研究”为基础，以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有一个客观把握，同时对之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进行建构，提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可能发展方向[6]。二是陈廷柱的《学习型社会的高等教育》，书中对“反思——建构”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讨论，认为“反思”虽然不等于对客观发展过程的“描述”，但“反思”显然要以客观现象为依据；“建构”虽然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但“建构”必须建立在对教育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之上[7]。
在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的两部著作：一是《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作者主要从组织分析角度进行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观察，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组织、文化、社会学和政策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应用于高等教育研究[8]。二是《高等教育系统》，该著作在对国外20多个国家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范畴分析模式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研究[9]。
其次，从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方面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也只有五六篇。比如，刘承波在《试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一文中指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按其地位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为哲学方法，中层为一般科学研究方法，下层为适应于某些科研领域或某种科学分支甚至某个科研课题的特殊研究方法。其基本结构为：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他认为借鉴上述科学研究方法建立高等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 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运用系统的观点，构筑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同时指出，在哲学层次上， 唯物辩证法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一般层次上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基本方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法、临床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法、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等[10]。
朱旭在《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弊端，一是从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就个体推及全体（表现为太具体，忽视普适性）；二是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大一统（表现为太抽象，忽视个体性）。高等教育学研究应从实验、案例、比较等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予以匡正。”[11]李海芬和薛天祥在《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指出，不当的方法是造成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失范与混乱”的关键因素[12]。徐辉和季诚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研究中方法意识淡薄，思辨倾向严重；二是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多元研究方法意识；三是研究方法落后，规范意识不强。此外还指出， 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具有多元研究属性，因此要运用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方法论为指导，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采取思辨定性、实证定量的多种手段进行高等教育研究[13]。张黎和马静萍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分为哲学、科学方法论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三个层面。其中，“对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目的，而哲学层面方法论和科学层面方法论则可用以指导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为研究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服务的”[14]。
从以上文献综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著作或教材中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提到比较多的是调查研究法（75%）、实验研究法（75%）、比较研究法（72%）、历史研究法（50%），次之的是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统计研究法，以及表格图示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法等。而专门的学术论文又大多比较宏观或抽象，要么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体系问题，要么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在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要么从方法论原则上探讨高等教育研究问题。当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进行高等教育文献的定量分析无疑有着参考作用，尤其对我们全面掌握高等教育研究现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1．分析单位与范围
本研究以每篇文章为分析单位，即从1996年1月到2005年12月我国高等教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在国内发行的教育杂志中，选择了发表该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较多的5种杂志，即《教育研究》（月刊）、《高等教育研究》（双月刊）、《中国高教研究》（月刊）、《江苏高教》（月刊）、《黑龙江高教研究》（月刊）为文献检索范围。具体搜索范围是：《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从 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12期，《高等教育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6期。
2．文章取样
本研究从上述5种杂志中共抽取了250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分析对象。取样方法是：原则上从5种杂志中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5篇。具体抽取办法是，首先从5种杂志中收集到有关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共1 808篇（其中《教育研究》166篇，《高等教育研究》414篇，《中国高教研究》693篇，《江苏高教》350篇，《黑龙江高教研究》185篇），然后再从5种杂志中按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相关研究论文或研究报告5篇，共抽取250篇作为最终分析对象。
3．分析维度
我们在参考大量文献，并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分析基础上，设计和建立了对文章进行内容分析的理论框架，查找了所有文献中所包含的10个方面的共同或共有因素并将其抽取出来作为分析维度，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情况进行质量和数量的评定。所确定的10大维度是：文章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课题、问题的提出、重要术语界定、研究方法、结论、参考文献和注释。课题组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10大维度各自又分解为若干子维度或具体类目，如文章题目类维度可分为题目陈述不简洁和表达不准确等，作者类维度可分为大学教师、学生和其他机构研究人员等，摘要类维度可分为简明扼要、概括性强和表述精炼等，关键词类维度分为排列顺序是否恰当、使用词性准确与否、关键词数量是否规范等，课题类维度分为是否归宿课题以及来源于哪一级课题等，问题提出类维度分为问题陈述是否清楚、有没有研究假设、有无文献综述等几类，重要术语界定维度分为有术语界定和无术语界定等，研究方法类维度分为是否规范地运用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何种研究方法以及有无研究设计等，结论类维度分为有无结论和结论是否鲜明等，参考文献和注释类维度分为有无参考文献或注释、是否规范地使用了参考文献或注释等。最后在设计分析类目尤其是子类目时，为了保证随后的评判记录工作有具体、统一的依据，我们又对所有子维度进行了细化分解并明确其操作定义，如题目不简洁表现为题目过长、概括程度差、字或词重复多、累赘重复、大小标题使用不当、意义重复等；问题陈述不清楚又表现为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未包括研究的内容或陈述问题范围过大，等等。
4．分析程序
本研究由10位研究者共同完成。其程序为：
(1) 向10位评价者或研究者介绍研究目的，并熟悉有关文献资料和信息材料；
(2)通过反复讨论、提问的方式，使10位评价者掌握10个分析维度及其子维度的含义，并进行信度分析，以取得一致的理解。本研究一共做了10次信度分析，即对每一维度就其中一年的文献样本进行评判。根据信度计算公式，一般来说，信度在0.5～1.0范围内即为合格。
信度＝n（参与内容分析的人数）＊平均相互同意度／1＋（n．1）＊K（平均相互同意度）；K＝（ki＋k2）／2；k（相互同意度）＝2＊M（两者完全同意的栏目数）／N1（第一评判元分析的栏目数）＋N2（第二评判员分析的栏目数）。
按照以上公式，我们对10大分析类目的信度计算结果依次为： 0.976、 1、 0.994、 0.994、 1、 0.939、 0.98、 0.931、 0.955、 0.988。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式测验之前，10位研究者的评判标准基本一致，信度比较高。
(3)熟悉内容分析代码系统和编码表的使用。因为本研究主要是想通过对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来探寻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此，我们主要采取A——X——T模式进行分析，其中A代表同一资料来源，X代表同一内容变量（或分析类目），T代表从不同时期中抽取样本。首先通过来源抽样选取我国10年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内容资料来源A（5种期刊，1 808篇文章），并按照研究任务，在1 808篇文章内把具有共同特点和因素的方面作为分析类目X（10大分析维度）。同时再从同一资料来源A中，按每年每种杂志随机抽取共250篇文章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根据分析类目或分析维度对样本进行量化处理，统计比较，找出其中内容变量X的集中或差异的趋势以及前后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
(4)对内容分析的结果进行简单的统计和描述分析。
四、研究结果
1．文章题目
从“文章题目”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1、图1)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占20%；
(2)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多于后一阶段（分别为13.6%和6.4%）。如1996年到2000年间学术论文题目不准确、不简洁或不规范的表述所占的百分比情况为：在1996和1998年比较高，分别为52%、32%；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为16%和28%，这表明这段时间内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文章题目的陈述上明显存在着不规范现象，尽管所占百分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规范化程度仍然较低。而在2001～2005年这5年内，题目规范的文章所占百分比从2000年的72%上升到2005年的88%。这说明，在此期间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文章题目”的确定和表述上逐渐准确，简洁程度越来越高。
(3)从作者和研究机构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的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其他人员（如教育行政人员、管理者以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感兴趣者）的文章或研究报告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最高，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2．作者
根据“作者”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2、图2)，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1996～2005年作者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变化不是十分明显，而且所占比例很低。其数字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作者中在学研究生所占比例很少，尤其硕士生所占比例相当低。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底，作者为博士生的百分比分别为4%、0%、4%、4%、16%。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稍有增加的趋势。
(2)从教师来看，在1996～2000年间，来自大学教师的学术论文所占的百分比趋于稳定；但在2001～2005年，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百分比分别为56%、40%、52%、64%、48%。虽然在这5年中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不是很有规律性，但是从数字显示可以看出，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相对其他人员还是相当高。来自师范专科学校的研究人员从1996～2005年的数据除1997年和2002年以外其他均显示为0。这表明，师专教师对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兴趣相当弱，普通大学教师的研究在1996年还是比较高的，之后4年出现低潮，而从2001年起又进入高峰期，所占比例最高。从统计数据来看，尽管大学教师所占的比例呈波动性变化，但是大学教师依然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处于主要地位。
(3)从教育管理实践者来看，1996～2005年间他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所占百分比趋于平稳状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4)在独立院所研究人员维度中，1996～1998年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1999～2003年逐年下降，到2003年下降至0； 2004年又上升到12%； 2005年又下降到8%。数据表明前5年中，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后5年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又有所上升，但是幅度不大。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2000年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是教育管理实践者，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大学教师居于二者之间；从2001年起学术论文作者为大学教师的文章百分比逐年增加，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教育管理实践者则降至二者之间。而作者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一直很小。另外，表2中的“不明确”项，是指文献样本中并没有对作者进行介绍和说明。
从“摘要”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3、图3)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未列或无摘要的占48%；
(2)文章摘要不简明、不准确（含未列摘要）共占6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摘要的占43.2%，后一阶段占5.2%；前一阶段摘要不简明、不准确的（含未列摘要）占43.6%，后一阶段占16.8%。以上数据显示，10年来高等教育学研究在摘要这一维度上，不简明、不准确、不精炼的状况在前一阶段明显多于后一阶段。1996～2005年未列摘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00%、100%、84%、84%、64%、28%、22%、4%、0、0。数据表明，未列或无摘要所占比例明显下降，2004年和2005年均降为0。而在5种期刊中同时期的学术论文有摘要并且摘要简明扼要、准确精炼的百分比则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学者们在其“内容摘要”上规范意识在不断增强，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
4．关键词
根据“关键词”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4、图4)，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或研究报告中没有关键词的占49.6%（主要集中在前5年）；
(2)从所列关键词数量来看，依据数量标准所列关键词3～6个的占45.6%，不标准（不足3个或超过6个）或未列关键词的占54.4%；
(3)从关键词的词性标准（以名词为准）上来看，除1996年、1997年未列关键词外，从1998年起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
(4)从关键词的词序来看，一般来说，关键词的排列顺序是从学科到专业方向，再到研究问题和理论观点，即学科——专业方向——研究问题——理论观点；
(5)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关键词的占43.2%，后一阶段占6.4%；前一阶段关键词数量不符合要求（标准为3～6个）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后一阶段占10%。同时，前一阶段关键词词性（含未列关键词）不标准的占43.2%；后一阶段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占21.2%。
5．课题
从“课题”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 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不是来源于课题的学术论文占97.2%；
(2) 来源于独立课题中国家课题的占1.2%，来源于省部级课题的1.2%，来源于其他课题的占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来源于非课题的占49.6%，后一阶段占47.6%；前一阶段无来源于部级课题，而后一阶段来源于国家课题的占1.2%。同时，前一阶段来源于省部级及其他课题的占0.4%；后一阶段占0.8%。
6．问题的提出
从“问题的提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问题提出不清楚（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48.4%；
(2)问题的提出中没有问题陈述的占21.2%，陈述的问题过于简单的占24%，陈述的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3.2%；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问题的提出不清楚的（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占26.8%，后一阶段占21.6%；其中，没有陈述在前一阶段所占的百分比比后一阶段略高一些（分别为10.8%和10.4%）；前一阶段陈述过于简单的占13.2%，后一阶段占10.8%；而在陈述问题的范围方面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也要比后一阶段高（分别为2.8%和0.4%）。
7．重要术语界定
从“重要术语界定”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7、图7)来看，研究结果表明:从纵向数据来看，学术论文中重要术语界定的情况几乎无规律可循，但是横向比较显示，无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远远多于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占72%。
8．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8、图8)来看，研究结果表明: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采取实证研究范式并运用统计方法或量化方法的占11.2%；
(2)采取理论研究模式并主要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方法、评论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占83.2%；
(3)经验总结式的报告或文章占5.6%；
(4)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实证研究范式的占6%，后一阶段占5.6%。前一阶段采取理论研究模式的占39.6%，后一阶段占43.6%。同样，前一阶段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占4.4%，后一阶段下降为1.2%。这一数据显示，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研究有下降趋势，但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还主要是在思辨、定性研究的范式下的研究方法，而采取实证研究模式的研究还比较少。
9．结论
从“结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图9、图9)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结论的文章所占比例为49.6%；
(2)有结论的占50.4%，其中结论鲜明的占35.6%，结论不太鲜明占14.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有结论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结论比较鲜明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上升了（前后两阶段百分比分别为10.8%和24.8%）。
10．参考文献和注释
从“参考文献和注释”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10、图10)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中，无参考文献和注释的所占比例为37.6%；
(2)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排列顺序不当、错误标点符号、页码不全、信息不详细、英文字母大小写不规范等）的占10.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无参考文献和注释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下降了（后一阶段为10.4%，前一阶段为27.2%）。如果从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情况来看，前一阶段比后一阶段所占百分比要高，前一阶段不规范的占6%，后一阶段占4.8%。
五、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所选取的250篇高等教育领域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内容进行分析表明，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品位在不断提升，学术规范在逐步形成和树立，但仅以所选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来看，在题目、关键词、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但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现象逐步有所改观。我们以2000年为界限将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研究中明显可以看到前一阶段文章题目的准确性明显低于后一阶段；从研究人员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在题目上明显要比其他研究人员的文章或研究报告要准确规范得多，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同样，在“关键词”上，前一阶段不规范的现象更为严重一些，比如，许多刊物发表的论文中要么随意列几个关键词，有的刊物干脆没有关键词。从文献学角度来讲，关键词对于我们检索、查找、收集、分析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关键词我们可以迅速、便利地获得文献资料，而且关键词运用不当必然影响我们获得文献信息的准确、全面、系统程度。但如何使用和列举关键词，在目前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我们认为，使用“关键词”有三个标准：一是词性标准，二是词数标准，三是词序标准。从词性来看，关键词一般为名词（包括名词化的词或词组）或专用术语或专业术语，比如高等教育、大学管理、学术自由、政策措施、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等等；从词数来看，所列关键词不能少于3个，也不宜多于6个；从词序来看，关键词的排列顺序一般为：你研究所属的学科领域—专业方向—研究的问题—具体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你所研究的大学的学科门类或学科种类，第二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涉及的专业方向或专业问题，第三个关键词是你研究的某个问题或主题，第四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或结论，如果你的理论观点或结论有二个方面或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那么就列出第五、第六个关键词。
问题的提出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阐明问题的来源、问题的现实针对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等对于研究非常重要。虽然近几年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也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在我们所分析的文献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要么没有明确说明问题的来源，要么陈述不清，要么问题范围过大或者过小。
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偏向和误区，有近50%以上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没有交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要么采取定性评价，要么采用纯思辨的方式，不少理论结论经不起检验和推敲。我们以2000年为界，将前后各五年进行对照，发现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出这样的趋势：量化、统计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思辨成份多；事实深描少，主观评论多。在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上，我们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特地对“作者”和“研究机构”两项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所有研究者当中，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如大学教师、本专业的研究生等相对于其他人员如高等教育实践工作者或高等教育管理者等要规范得多，这说明科学研究需要一些专业或专门的理论规范，没有受专门研究训练或研究环境的熏陶是难以达到相应的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品位的提升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必要前提，在理论发展的脉络中我们已看到了这一趋势。我们相信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然走向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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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研究取向；学科建制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6）01-0009-02
doi：10. 3969/j.issn.1671-5918.2016.01.005
[本刊网址] http：//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学从教育领域范畴内独立出来，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越来越多，这其中以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最为明显。本文从高等教育学的性质、发展历程、基本概念以及现存问题进行研究，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
国外的高等教育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个学术热点课题，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教育学始终是作为同一个问题在研究讨论，而我国的高等教育从起初就被列为单独的研究范畴，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意识较强。
（一）理论研究
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学科建设理论体系上，不注重理论体系的研究会导致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需要向脱节。因此对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研究方向应立足于现实需要，理论研究服务于具体实际问题的需要，加强热点问题的研究，注意现实问题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研究思考。
（二）问题研究
赞同问题研究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是一项专门的学科，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解答教育中的矛盾、困难和疑惑，帮助人们增加对高等教育学学科本身的重视，不必过分强调构建一个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其建立一个不成熟的体系，不如解决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不断修改论证研究中的某些理论。
（三）研究问题与构建体系并重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问题研究和构建体系的观点进行的综合与折中，认为二者并不冲突和矛盾，从根本上来讲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在研究目标上应该坚持二者兼顾的原则，不断的研究问题，创新理论。努力构建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有利于帮助人们更加深入的认识、了解以及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律，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提醒方法论指导。研究理论是途径，解决问题是目的，是发展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切理论的源泉。
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现存问题
许多研究学者将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作为重点课题，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学自诞生之时广大学者就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等问题上进行了讨论研究，尤其是对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内容进行了论述，促进高等教育学里理论不断进步。
（一）学科建制
高等教育学一直是教育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是高等教育学研究学者的攻克对象，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与国外相比，起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将高等教育学从教育学的范畴内剥离出来，最终扩大到国家学科专门目录，以教育学下的分支专业合法存在，许多师范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增设了博士点、硕士点，加大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力度。我国高等教育学经历了起步、发展、高潮、成熟以及理论成果几个阶段，最终被确立为专门学科，至此，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仍不够完善，在理论成果与实践应用上仍需要不断研究和修改。
（二）研究对象
高等教育学从来都具有专门的、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是学科得以存在的基本要素。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上。许多研究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应该是基于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为了探索与总结高等教育的深刻意义，促进高等人才素质的提高。
将以上观点进行综合整理后不难发现，各学者在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上存在异议也存在着相同之处，即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其本身，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在高等教育学的内容与分支上仍具有争议，有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学科学建设中的理论成果的实际应用较为重要，也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规律更重要。当今社会的大环境背景下，将高等教育学编织成一个动态的、科学的、多元的系统，其中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因素，国家对高级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三、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措施
（一）改进高等教育培养目标
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加强和改进高等教育学的培养目标。就高等教育学的教育目标而言，在学术界存在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我国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应综合考社社会需求，以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科技水平、教育资源等为基础，避免因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和条件由于高等教育低下而下降。同时养学生积极向上的正面思维，减少社会功利性思想对学生的影响，努力提高学生素质品质，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性、高素质人才，为高等教育学教课建设提供动力支持。
（二）树立长期人才培养战略意识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为此，应树立人才兴国战略意识，从高校人手实施。有观点认为专业和综合知识相结合是一种良好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此一来，受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够提高其自身素质，充分发挥其专业水平。高等教育应该将培养专业人才与提高公民素质相结合，通过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人才，实现全社会的多元化培养模式。
随着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我国人才培养模式将出现专业人才与综合素质人才共同培养的全方位培养模式。依据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笔者给出以下参考：调整我国高校的教学计划，实施社会教学，增加社会实践，增强理论基础的同时，全面提高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实用型人才；在重点大学，尤其是师范院校开展试点，推广本硕连读方式，以社会需求为基础，实现高等教学与市场需求的有效衔接，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论文关键词：概论课；民族教育；途径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是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生和专科生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概论课中进行民族教育是指在概论课的教学中渗透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国家观、历史观以及有关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精神、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当前在概论课教学中渗透民族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落实和巩固。
一、概论课中加强民族教育的重要性
（一）是契合课程特点的需要
概论课是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生和专科生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较，概论课更加适合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民族教育。首先，从内容上看概论课教学内容体系庞大，能与民族教育相渗透的结合点甚多。概论课着重讲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而且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并涉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课程宽阔的视野是我们进行民族教育的基础和平台。其次，从授课时间上看，在概论课中加强民族教育时间更有保障。其他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授课时间为1个学期，独有概论课授课时间是2个学期，这为我们在概论课中系统进行民族教育提供了课时保证。因此在概论课教学中全面渗透民族教育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二）是应对复杂国际国内环境的需要
在概论课中加强民族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而采取的有效措施。首先从国际上看，在概论课中加强民族教育有利于我国应对国际不良思潮和文化的影响。目前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蔓延、“泛突厥主义”等思想的活跃及境外三股不良势力的策动，使我国民族问题日益突出。这需要我们在概论课教学中加强民族教育，增强大学生对不良民族思潮的免疫能力。其次从国内的具体国情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频繁，而产生的民族矛盾也日益增多。民族问题的普遍化趋势要求我们必要通过特定课程对所有地区的大学生进行民族教育。而在概论课教学中加强民族教育则满足了这一需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保持国家的长远稳定。
（三）是贯彻国家相关政策的需要
概论课中渗透民族教育是贯彻国家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等相关政策的要求。随着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冲突的日益复杂化，对学生进行民族团结教育成为我国教育中需要重点强调的内容。国家多次颁令要求各地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如2009年、教育部、国家民委了《关于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各高校要深刻认识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等学校要将民族团结教育内容有机融入《概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因此在概论课中渗透民族教育是落实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要求和举措。
二、概论课渗透民族教育的重点内容
（一）以民族史教育为基础
概论课教学中要让学生了解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渊源和近代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民族教育的基础，只有知道历史才能创造未来。概论课的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集中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等理论，这三章涉及的时间跨度是从近代以到当代的漫长历史。因此可是在这三章中可加强学生的民族史教育。其一，让学生了解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尤其要重点讲述少数民族对新中国成立的伟大业绩。如可补充红军长征时和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关系。其二，可对各个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形成历史和对各时期民族政策进行解读。长征时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专门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建国后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可对以上不同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影响进行重点介绍。
（二）以党的民族政策和理论教育为前提
了解当前我国的民族政策和理论是当前我们处理民族问题的前提，有利于学生了解我国族问题的现状及其本质，在概论课教学中应根据具体教学内容在各章中加以贯彻。如第六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补充介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第七章“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可选择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案例，介绍我国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问题；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可详细介绍我国西部大开发政策及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作用，还可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汉族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其不足，探讨发展对策和建设；第九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可在介绍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苏联运的联邦民族治理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后，补充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提高学生分析民族问题的理论水平；第十三章“国际战略和外（下转第36页）（上接第34页）交政策”可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分析“”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揭露他们分裂祖国的本质；第十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重点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坚决维护党领导地位，共同创造团结统一的局面。
（三）以民族团结教育为重点
民族团结教育是对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学习民族理论、掌握民族政策、普及民族团结常识、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履行维护民族团结义务、增强维护民族团结责任的教育。在第十一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教育学生民族团结统一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为此对学生进行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教育，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等；第十二章“祖国统一的构想”中要加强对学生进行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反对宗教极端势力、反对暴力恐怖势力等方面的教育；在第十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中第一节要详细介绍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之一，加强民族间团结与和谐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指出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四）以民族价值观教育为核心
一个国家民族，有了正确的民族价值观，就有了全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就有了战无不胜的力量。因此在概论课中要加强民族教育价值观教育。首先要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可结合概论课第十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内容，加强各族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同时还可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加强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的教育。
（五）以民族宗教观教育为依托
对学生进行民族宗教观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要依托，因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都是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必不可少。概论课中第十四章虽有专门介绍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但内容略为单薄，需要补充一些相关知识。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政策教育，论述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指出紧民族团结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密不可分的基本现象，并重点分析当前宗教的积极和消极因素。
三、概论课渗透民族教育的主要路径
（一）优化内容：系统教育和专题教学相结合
概论课中渗透民族教育的最主要的渠道就是优化教学内容。优化教学内容主要是指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增加删减、扩充合并，并将之进行优化组合，做到系统教育和专题教学相结合。系统教育是指在概论课中进行民族教育教学内容要考虑到民族教育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专题教学是指在概论课系统渗透民族教育的基础上，对一些重点、要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专题式教学。通过系统和专题的讲授，让学生全面了解民族及相关问题，提高辨别能力。
（二）改革方法：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
当前概论课中民族教育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除了教学内容单薄外，还有教学方法上的问题。因此概论课教师要不断创新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增强民族教育的理论性和针对性。概论课教师还要加强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学习，加强概论课教学中民族教育教学的理论性、系统性。此外，还要加强实践教学，积极开发民族教育的社会实践基地、社区共建基地、见习实习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进一步活化民族教育的形式，增强民族教育的趣味性和实效性。
（一）研究的领域
随着1950年底我国接收了第一批来自东欧的33名留学生，新中国的留学生教育事业开始起步，初步建立了来华留学生教育体系。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接收来华留学生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育机构达746所，来华留学生人数从1978年的1200多人增加到2013年356499人，增长了290多倍。随着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相关的研究也获得了发展，学术界开展了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管理工作和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一批高水平的成果相继发表，如于福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来华留学生教育》、董泽宇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但是，目前来华留学生教育存在注重专业技能教育轻人文教育，特别是轻思想道德教育的问题，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主要研究的领域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内涵研究。关于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探讨和论述。曹亚红率先提出了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涵，她认为：“对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主要是接收来华留学生的院校，通过知识的传授，文化的传播等对来华留学生的思想、观点施以一定的影响，以达到教育目标。”李本义，刘荣山认为：“加强来华留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就是要在留学生教育中，坚持把道德素质教育的内容渗透到教育的全过程，培养学有所用人才。”可以看出，理论界对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用什么名称来形容，怎么下定义存在很大的争议，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2.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研究。国内理论界，充分认识到了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对此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刘世伟指出“: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是实现我国总体战略目标的需要，是发展我国经济与科技的需要，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需要”。关秋红从国际政治局势、培养国际化人才、高等教育发展等方面指出了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必要性。王春刚认为加强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建立留学生教育大国、强国、营造和谐社会和校园氛围、完善留学生教育和管理、提高留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
3.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基础的研究。对于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的学者主张中国的传统道德是其理论依据，也有的学者从更广范围进行探讨。刘庆委主张儒家言语道德文化特别是礼、仁、忠、信之说是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吕萍认为，用陶行知德育思想指导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王春刚认为，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政策依据、学科依据、研究依据、现实依据和历史理论依据。可以看出，我国理论界对此问题研究刚刚开始，存在分散、不系统、不全面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外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的指导作用。
4.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的研究现状。对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研究较少，相关文献只有三篇。王吉芳认为：“包括如何做人教育、关心他人教育、与人交往教育、享受人生教育和合作精神教育。”韩晓明指出：“应包括勤奋学习教育，团结友好教育，中国国情教育。”刘本义、刘荣山认为“：包括法制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通过三位学者的认识，可以意识到学术界对此问题分歧很大，认识还不够清楚，甚至存在一些偏差，缺乏一定的理论高度。
5.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的研究现状。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通过查询只有两篇。刘世伟率先提出了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他认为：“应坚持积极影响与不强加于人原则；严格管理与思想教育原则；平等信任原则，针对性原则。应采取感染法，冲突缓解法。”王凤丽认为：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应该运用渗透的教育方法，将其渗透到具体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看出，此问题是理论研究的难点，需要不断探索和深入研究，需要更科学更完整的阐述。
6.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研究现状。目前，国内相关文献较多，该问题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崔永日，崔亨龙最先提出此问题，他们认为：“应从教学和课外活动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金春花指出：“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应依靠思想教育课和班主任”。关秋红认为：“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要从重视课堂教学，丰富业余生活，克服文化差异三个途径进行教育”。从几位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国内对此问题研究相对较多，较深入。但是观点都趋同，缺少突破，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研究。
（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人员相对较少，组成相对单一，成果较少，研究深度和广度有限，需要进一步完善。首先，研究人员相对较少，组成相对单一。目前，我国从事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工作在留学生管理和教学第一线的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其他领域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寥寥无几。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的进展。其次，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从中国文献总库和其他文献上可查阅关于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文章只有20余篇。最后，研究深度和广度有限，大部分的研究还局限于对策研究，一些问题还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内部，对基本理论的阐述较少，研究的视角有待扩展。虽然，目前我国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刚刚开始，但随着国家对留学生教育问题的重视力度不断加大，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必将引起理论界的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必将成为留学生教育研究的新领域，也必将向纵深领域进行。第一，研究的内容将更加广泛，将突破原有领域的限制，从宏观领域到微观领域，从应用研究向基本理论研究拓展，从关注来华留学生总体人群思想道德向关注个别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转移。第二，研究方法将多样化，从文献研究法、访谈法到定量法、定性法等方法，改变研究过程中单纯依靠一种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多样化。第三，研究范式将更加广泛，实现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的有机结合。
二、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研究价值
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是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动力。它对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高我国国际地位，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的理论意义
1.拓展思想道德教育的研究领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是我国理论界研究的重点领域，形成了许多成果，并且有些成果已经开始在教育实践中运用。目前，我国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道德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思想道德教育应用研究等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为思想道德教育提供新的课题，要求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进行。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实现了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由单一关注本国学生向关注生活、学习在中国的留学生领域开展，推动了思想道德教育的向前发展，开拓了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的新领域，有利于我国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的快速发展。
2.深化了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留学中国的热潮，世界各地的学生纷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求学。在来华热潮的推动下，国内理论界也开始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问题。目前，国内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学历史的研究、管理的研究、教学的研究、招生的研究等方面。在思想道德领域则相对落后，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通过对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研究，推动留学生教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3.推动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研究的快速发展。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问题虽然较之其他方面处于相对落后，但随着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特别是留学生思想道德出现的种种问题，已经开始引起相关教育机构和学者的关注。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研究已经开始起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发展缓慢，其原因在于受困于基本理论。
（二）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构建留学生教育强国。目前，来华留学生逐年增加，2008年我国接受了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5万留学生，我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留学生教育大国。我们在为这一成绩欢欣鼓舞之时，也要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此领域存在很大的差距，还不是留学生教育强国。这种差距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留学生教育方面忽视了人文教育特别是思想道德教育。国内外教育家一致认为，没有思想道德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从这个角度分析，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通过对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深入研究，能够唤起人们对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视，推动思想道德在实践中开展，从而促进我国留学生教育水平的提高，加快留学生教育强国建设的步伐。
2.便于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实践将是盲目的。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顺利进行。对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涵、特点、内容、重要性、原则和具体途径等理论的研究，将为来华留学生的具体教学和管理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3.促进高校的稳定和发展。来华留学生日益成为高校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生活学习的状况，将会直接影响高校的稳定和发展。来华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留学生之间、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留学生与教师之间、留学生与社会其他人员之间，由于文化差异、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经常会发生争议甚至冲突，以致严重影响高校的稳定和发展。通过对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研究，为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一些借鉴，推动思想道德教育开展，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及时化解矛盾，维护校园的稳定，促进高校的发展。
一、自然实在论的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教育学突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录式话语，教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的本质、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教育规律、教育功能、教育结构等等。这样的理论研究受到实在观念信条的支配，试图把教育学的理论建立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的基础上，笔者把这样的理论范式称谓自然实在论的。
（一）对教育的基本理解
80年代大多数研究者都把教育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例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写的1984年版《教育学》中把狭义的教育定义为“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向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的变化的活动”。而80年代有代表性的教育学理论著作都是采取“目的——手段”的方式理解教育的，把教育活动作为实现某种目的手段进行定义。这样的定义意味着要挖掘教育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本质、原则、规律等，挖掘的目的就是使教育活动能够与这些本质、原则、规律相符合，从而实现改造教育实践的目的。
（二）对教育世界的理论表征
这样的理论表征是在试图寻找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本质、规律、结构、功能这样的概念表征和真理表达从根本上讲都是要寻找出那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相符合的“符合式”的教育真理，即透过复杂的现象找寻到支配这些现象的真理，从而运用和遵循这些真理更好的改造教育实践。
（三）对分支理论的影响
自然实在论的理论范式的支配力体现为：第一，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实验主要是主题性的研究，例如目标分类教学实验受到的目标分类学和掌握学习理论的影响非常深刻，其背后的理念体现为把某一种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应用在教育实践中，教育实验要把某一种正确的理论运用好。第二，教学过程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教学论研究领域注重学生在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教学原则的研究，对布卢姆的目标分类体系研究得比较深人。许多教师在教学上都还延续着赫尔巴特、凯洛夫等延续下来的基本的教学流程。第三，在道德教育领域，重视对道德认知的研究。理论上，注重对道德教育原则、方法、目标的研究；在实践中，注重学生的道德知识的掌握，通过考核学生道德知识的掌握情况来考查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
（四）面临的理论困难
自然实在论的理论范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教育活动中“人”的存在，研究者们讨论了教育的本质、规律、结构等，但是对于人的问题却很少谈及，“人”在教育活动中是消失的，教育成为“看不见人”的教育。但是教育活动是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教育研究必须要研究人。由此，人是教育的出发点等关于“人的问题”逐渐成为研究者热烈关注的焦点。
二、人文价值论的理论范式
抛弃自然实在论的观念信条起源于“人的发现”，对人的研究成为教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理论研究的问题大大地丰富了，包括素质教育、主体教育、生命教育、人文教育、教育公平、教育民主、教育自由、教育现代化等。这些理论问题的发展受到了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表现出对人的人文关怀，具有强烈的价值诉求。笔者把这种理论范式称为人文价值论。与自然实在论比，这种理论范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一）对教育的新理解
从对“教育”这一概念的界定上我们能看到所发生变化的。例如现象学的教育学对教育的理解是：“教育的本质是我们与处在教育关系中的儿童、青年或者长者之间的生活方式”。类似这样理解意味着不再仅仅把教育当成实现某种社会要求的手段，而是强调“教育本身是什么”。教育过程体现为主体间的交流、表达与共识等，而不是对什么客观规律的遵循。
（二）对教育世界的理论表征
教育学是使人成为“人”的学问，人在教育中的被发现引发了整个教育学的理论话语的改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理论主张。几乎每一种教育理论都从自己的价值理想诉求出发来论证理论主张的合理性，呈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性，关注人作为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需求，关注入的发展与成长的需要。
（三）对分支理论的影响
人文价值论的理论范式的支配力体现在：第一，教学认识论把教学当成一种特殊的认识论，忽视了学生作为人的生存活动，忽视了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因此，出现了对教学认识论的反思，提出了教学生存论、生成本体论等。第二，教育实验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全方位的解决教育问题，不再关注把某一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在教育实践中。因此，教育实验由单纯的教学试验转向了学校全方位的变革性实验，从更全面的角度关注人的成长，例如“新基础教育”实验。第三，在道德教育研究领域内，研究者提出了注重学生的道德体验、回归生活世界等道德教育主张。要求从人的现实需要、生活需要出发，使学生在生活中受到道德教育，成为道德主体，通过亲身体验提高道德水平。转贴于
（四）面临的理论困难
90年代中期以后的教育学理论受到西方人文主义哲学的影响非常的深刻。人们批判这种人文价值取向的教育学的理论是一种“泛哲学”的研究，是从哲学的思想中演绎出教育的主张。“将哲学概念或哲学论述直接套用于教育理论的演绎，从黑格尔哲学到现象学；从诸如‘本质’、‘主体’、‘主体性’等概念到今天的‘反思性’、‘生活世界’，都被预设成了一种教育理想，其研究取向不是基于具体的教育活动，不是基于个人及群体互动的学校生活，而是基于自我想象的空间”，教育学理论呈现出表面的繁荣状态。许多的学者都批判中国的教育学都是从西方和其他学科的思想中移植过来的，教育学成为其他学科的领地，呼吁中国教育学必须形成自己的理论范式。
三、艰难的转换：中国教育学理论范式的形成
在提出中国教育学范式形成的可能策略之前，笔者首先对自然实在论范式和人文价值论范式进行批判。
（一）自然实在论范式的批判
自然实在论的教育学的理论总是渴望用本质、规律、功能、结构这样的概念去认识作为客观实在的教育，要求人站在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用发现的方式去获得教育的真理。这种发现式的真理观试图从先验本质来规定现实生活，体现为一种“从原则出发”的思维方式和理论逻辑。自然实在论的教育学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旁观者提出原则来规范教育实践的理论诉求。
（二）人文价值论批判
人文价值论也体现出对外在旁观者视角的遵循，是在观“教育世界”，提出关于教育的永恒的价值主张。在这样的理论范式下，人文价值论的教育学所弘扬的某一种价值主张就演变为教育活动是否与一种价值存在的相符合，教育成为达成某种价值的手段。这就陷入了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总是喜欢从一定的价值立场出发，在自己的价值偏好上思考问题，并且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立场当作最高的价值真理，这样的思维方式的结果是把某一种立场的结论当作解决所有问题的结论，以片面损害整体，以偏执代替真实。”
人文价值论的教育学的理论大都具有极强的价值判断性，然而各种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则可能被忽视了，培养学生的主体性、给予学生自由等这样的研究都是外在评论式的，导致主体性、自由、生命意志等的弘扬都成为社会、教育者等恩赐给儿童的，形成一种静态的话语表达。
（三）中国教育学理论范式的形成
中国教育学理论范式的形成必须克服旁观者视角的问题，必须明确地意识到理论表征的是“教育世界观”，而不是“观教育世界”。中国的教育学不可能在一个外在的旁观者位置上提供关于教育的永恒看法，而中国教育学理论范式的形成的突破点就是克服外在旁观者视角问题，放弃“观教育世界”，思考我们如何处理我们与教育世界关系的“教育世界观”。
中国教育学的理论范式的核心意义就是作为中国的教育学，我们怎样思考和解决我们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身在教育世界之中，我们的知识就不是将知识的对象置于先验的位置，知识必须和行动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中国的教育学理论范式是一种和世界能够互动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一种深思和感受。教育学的理论必须提供给我们的是教育世界观，不能人为地把人与教育世界的关系割裂开来，把教育世界观问题当成了“观教育世界”的问题，教育世界观问题真正要解决的是为人们协调、处理人与教育世界的关系提供基本的看法。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形成中国教育学理论范式的可能突破如下：
1.内在置身者的思维视角
我们是在关系中展开我们的生活，要处理的是“人与教育世界”的关系，因此，在“人与教育世界”的关系维度上，置身在教育世界之中，许多教育理论问题都意味着新的理解。
首先，对自然实在论的教育本质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其次，对主体教育理论等问题也有了新的理解。
2.问题格式的转变
问题格式由“是什么”转到“我们如何处理”。“是什么”的教育学的理论直接提供给人们教育的标准，而回答“我们如何处理”的教育学的理论不仅提供标准，而且要激发人们的思考，由确定性的终结性答案走向不确定的思考。开放社会中，没有什么问题会有终结性的答案，社会在问题出现与问题解决中不断前进。
转变问题格式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对象性的概念转变为功能性的概念。
转变问题格式也意味着我们在评价教育理论的时候也要转变观念，由“正确——错误”的标准转变为“恰当——不恰当”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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