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三、提出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观点
总结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于认识美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判断美国经济的走势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了“微波化”的趋势(见图2)，因此这种讨论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对近20年来美国这一领域最新的有关文献进行综述，对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和比较，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二战前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比较；第二部分评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献，这一时期主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大稳定”问题；第三部分从跨国比较、公司等角度进行补充和丰富；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
一、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早期研究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美联储主席的Bums(1960)很早已经认识到，二战以后到1959年美国共经历了4次衰退，其衰退的程度比战前温和许多，他乐观地预测美国经济正在稳定化的方向迈进。Bums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促进了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日益加强；失业保险、退休金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平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过度波动；就业结构也在变得稳定，管理人员、工程师、科研人员、财务(金融)等白领行业的就业比重逐渐加大，与制造、建筑和运输等传统行业相比，白领行业受经济衰退的冲击相对较小；“大萧条”以后建立起来的存款保险制度等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以防止金融恐慌的扩散。与当时经济学界的思潮相一致，Bums重视政府的干预和需求管理政策，其观点带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尽管后来70—80年代出现了“滞胀”和数次经济衰退，但是当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们回顾经济周期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认同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周期比二战之前稳定了，即使是扣除战前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特殊时期，20世纪50—80年代的经济波动也小于1893—1940年。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各个角度对波动性下降的原因进行解释。
Gordon(1986)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研究的论文集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其中有数篇文献涉及到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与Bums(1960)相似，Gordon在论文集序言中强调政府规模的扩大、逆经济周期的调节政策、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作用。Taylor(1986)采用当时比较新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方法，认为二战之后的外部冲击比战前减小了，而冲击的扩散机制本身并没有弱化，因此Taylor认为是外部冲击的减小导致了周期的稳定化。这一时期一个争论的话题是工资(价格)粘性问题，随着工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美国的工资(价格)的粘性在战后有所增强，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在工资(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名义冲击会造成实际产出的波动，因此工资(价格)粘性是经济波动的一种根源，但是Delong与Lawrence则认为工资(价格)粘性的增强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其主要论点是在弹性价格下，实际利率会剧烈波动，因此对实际产出带来冲击。
Zarnowitz(1992)的专著对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做出了全面的总结，他分8个类别列出了18种可能的因素，有的因素在Bums(1960)中已经有所提及，有的在当时则是比较新颖的假说：比如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库存投资的波动性降低；公众对国家克服经济衰退的信心有所加强，这种心理预期有利于摆脱衰退；居民需求偏好的稳定性等等。Zarnowitz同时也对过去的一些假说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比如关于政府规模问题，历史上国防开支对于美国克服经济衰退有过重要作用，人们也普遍接受有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是二战后50—60年代美国“黄金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沉重而笨拙的“政府之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谴责，这种观点转化无疑反映了新兴的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等学派的主张。此外，Zarnowitz对前人强调的一些因素如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社会保障、就业结构的变化、金融稳定的作用等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从统计
数据上给予了新的支持。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文献
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80年代美国经过努力成功地克服了通货膨胀的困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近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weber(1997)提出和研究了美国经济波动微波化问题。mcconnell与perez-quiros(2000)采用统计检验，发现美国经济的波动性存在结构突变，突变点发生在1984年第1季度，在突变点之后美国经济波动性显著变小。kim与nelson(1999)的计量分析也曾得出类似的结论。正是这两篇文献又引发了近期美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的热烈探讨。紧接着，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指出美国gdp季度增长率的标准差从20世纪50年代的1.5%下降到了90年代的0.5%。stock与watson(2002)的统计检验也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22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存在突变性下降。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会显著增强？最直观的一个解释是80年代以后没有发生70年代那样严重的石油危机，或者说这种现象是好的运气带来的；有的学者则将这种现象归因于货币政策，认为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成功地熨平了经济波动；有的学者则侧重研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问题；有的则强调金融创新的贡献等等，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讲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可上述因素从理论上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更主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证问题。下面分6个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评述。
(一)外部冲击的减弱(“运气说”)
主张经济周期稳定化“运气说”的主要有stock与watson(2002)、ahmed与wilson(2004)以及blanchard与simon(2001)等，这些研究一般都采用上文中提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把回归模型中的误差项看作是外部冲击。实证结果显示，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80—90年代回归误差项的方差变小了，因此就说明是外部冲击减弱了。stock与watson(2002)的分析认为，如果将50—70年代的误差项方差代人80—90年代的回归模型，则80—90年代的波动性会接近50—70年代的水平。他们运用这种反拟法(counterfactual)证明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的减小造成的，因此主张“运气说”。
向量自回归模型注重数据拟合，它以变量本身的滞后期做解释变量，理论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模型估计出来的误差项往往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冲击。因此正如dynan等(2005)所指出的，这种分析方法尽管有所帮助，但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cecchetti等(2006)指出从现实看外部冲击是否减弱是值得商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和亚洲先后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也曾经引发巨大的金融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石油价格也出现过剧烈起伏，因此cecchetti等认为这种“运气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二)信息技术与库存管理改善
美国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解释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kahn等(2002)注意到美国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波动性有明显下降，但是其销售额波动性并没有下降(或者说是最终需求的波动性并没有下降)，因此认为信息技术和市场预测技术的改进使厂商可以预先应对市场的波动，平滑生产，防止产出的剧烈波动。kahn等在理论模型中假设厂商有一个预
期的存货一销售比例，根据厂商对需求冲击的认知程度分为“低信息”和“高信息”情形，在“高信息”情形下同样的需求冲击可以产生较小的生产波动。
国内学者对于“新经济”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关系也有一些讨论，如宋玉华(2002)、陈继勇和彭斯达(2003)等等，他们指出在新经济条件下，投入要素的知识化使得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了；管理的网络化和生产组织的柔性化(比如just-in-time式的库存控制方式)使厂商可以快捷地应对市场需求。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和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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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期刊；摘要；自称语；作者角色
一、引言
作者自称语作为学术语篇互动元话语的一个重要子项，是作者表达研究立场和态度时高频使用的元话语资源，关系到作者主体性身份的显现程度。作者自称语之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得到语言学界的高度关注，诸多研究探讨了其在中外学术语篇中的使用情况，如彭芹［1］等对比了中外岩土类期刊英文摘要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发现国内期刊鲜见使用第一人称，提醒相关学科的学者和编辑予以重视。李民［2］等考察了中国学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学术论文中对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异同，得出前者多用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凸显团体属性、后者多用单数形式强调研究独特性和新颖性的结论。高霞［3］基于可比语料库研究发现中外学者间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差异显著，但差异倾向并不一致。相比之下，作者自称语作为一个整体得到的关注则少得多。不同的学术团体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交流和互动，跨学科语言差异正逐渐成为学术英语研究的新热点［4］。经济学学科论文摘要是否呈现相似的特点？这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考察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的使用情况，探索并阐释其共性与差异。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统计和对索引行的定性分析，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分别使用哪些自称语？频数是否有差异？2．所体现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异？有何差异？背后的原因何在？
二、语料采集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自建两个小型英文语料库：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语料库（简称CNC）和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语料库（简称USC）。前者语料选自国内经济学顶级期刊《中国工业经济》，后者语料摘自美国经济学顶级期刊AmericanEconomicReview。为了保证较好的可比性，两个语料库只收录上述两个期刊同一时段（2018年）的摘要文本，且均由随机抽样的50篇英文摘要组成。语料库的库容方面，CNC为15092词，USC是6502词，可见平均篇幅上，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远超美国，高达2．3倍之多。有鉴于此，统计节点词频数的时候，本研究不但报告其观察频数，也列出每万词中出现比率的标准化频数，以保证可比性。使用Antconc软件，分别在两个语料库中检索各类作者自称语：第一人称复数词“we、us、our”、第一人称单数词“I、me、my”、第三人称词“theauthor（s）”、物称词“this／thestudy／research／paper”。对于作者自称语缺省的情况，本研究首先利用正则表达式检索被动语态，其次通过人工方式识别语义上省略“bytheauthor（s）”的索引行。各类自称语的频次数据绘制成表，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并通过观察索引行进行分析、解读。
三、结果与讨论
（一）作者自称语的种类与分布
就自称语总数而言，CNC语料库的观察频数高于USC，但是标准化频数呈现迥异的结果，中国经济学期刊中的作者自称语总数显著少于美国（153．1：259．9）。作者自称语是构建作者身份的重要手段，而中国作者缺乏对其充分的利用。 另外，从表1亦可直观发现三个基本特点：1．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主要使用物称型作者自称语（如“本文”“本研究”），而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则主要采用第一人称代词（如We／I等）；2．第三人称代词（如“笔者／theauthor（s）”）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未出现；3．在作者自称语“缺省”方面，中美期刊摘要差异显著，标准化频次比为29．8：4．6，中国远高于美国（近6．5倍）。中国作者之所以衷情于“本研究”这种物称型自称语，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物称符合学术语篇要求的公正、客观和严谨，也符合国内期刊论文摘要写作规范。美国同行广泛使用第一人称自称语，则源于第一人称具有直接高效和行文流畅的优势，有助于简明扼要地阐述原作的内容。另外，中国学界倾向于认为第一人称显得主观，影响学术结论的客观性，而美国学者相信第一人称不仅不妨碍学术语篇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而更有利于作者推销自己的成果和观点，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得到编辑、同行和读者的认可，增加自己论文被同行检索、下载和引用的机会。此外，美国作者将论文视为辩论性语篇，需要双向的互动、参与和介入，因而在众多作者自称语中，第一人称最具吸引力。第三人称是“折衷”性的作者自称语，既无第一人称的“高调”也无物称的“低调”，理论上比较符合中国学者的心理，而语料库数据证实第三人称不仅被美国作者遗弃，也未得到中国作者的青睐。作者自称语的缺省是依靠被动语义结构来实现的，如例1。被动结构的优点是简洁明了，丰富句式，结构紧凑，信息密集，便于体现学术语篇的客观性。但是，过度使用会造成摘要行文单一，句子变得冗长且缺乏活力，影响文字经济性和可阅读性，如例2，为了缺省作者隐藏身份而强行使用被动语态，反而造成句子头重脚轻，伤害了摘要的可读性。而且，频繁地以“去人称化”的方式隐匿作者会形成“冷冰冰”的印象，导致摘要缺乏“人情味”，削弱吸引力，影响论文在学术话语社区的宣传和推销。中国学者表现出的对被动语义结构的滥用和误用，非但不会增强学术语篇的客观性和严谨度，反而违背了在学科同行中推介自己研究成果的初衷。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以物称为主（占57．1％），辅以第一人称复数自称语（占23．4％）和缺省自称语（占19．5％）；在美国方面，作者自称语中，第一人称占绝对统治地位（89．9％），其中以复数为主，亦不乏单数。特别指出的是，第一人称虽然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有使用，但是频次差异显著（248：21．5），美国远高于中国。此外，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未出现第一人称单数自称语，而在美国方面，第一人称单数的频次甚至高于物称（21．5：18．5）。不同的作者自称语在学术语篇中具有相异的特征和效果。第一人称自称语体现作者敢于彰显自己的权威和自信，勇于凸显自身学术贡献，不回避自身的学术责任；其中，第一人称复数能体现较强的作者参与度和贡献度，第一人称单数更是展示作者权威和信度最强有力的标志语。在凸显作者的角色和地位方面，第三人称效果稍逊于第一人称。物称即非人称或以抽象实体指称，如“本文”“本研究”，其本质是隐藏作者身份，意在强调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借助被动句式形成的作者自称语缺省情况，其实质是使作者回避，让作者彻底隐身，以期获得研究客观性的认同。也就是说，表1数据揭示了一个道理：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多被隐藏，甚至彻底隐身，但是通过少量的第一人称复数得到一定的“曝光”，却未曾通过第一人称单数得到强烈的凸显；而在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得到充分的“曝光”，甚至被强烈地凸显。这种巨大差异可能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中庸之道，个人不喜欢出头、冒尖，惯于隐藏身份，一般不高调宣示个人贡献，而西方文化奉行个体主义，认为个体身份高于群体身份，强调个体，重视个体独立性、个体责任。因而，相比中国，西方学者在学术语篇中更勇于用第一人称表明自身立场、态度、自信和权威，强调自己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责任。这一点在中美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频次差异上得到充分的印证。第一人称复数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有出现，起到了凸显作者身份的作用。然而，其所体现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异？本研究继而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考察分析。
（二）作者自称语“we”体现的作者角色
根据柳淑芬［5］的分析框架，第一人称在学术语篇中可以体现四类角色，即原创者、观点持有者、实验操作员、论文设计者，具体如表2所示。原创者主要用于报道研究结果和结论，体现了最高的风险性和责任度，在本研究的语料库中主要通过find、con?clude等谓语动词实现。观点持有者属于较高风险性和责任度的角色，可以展示作者的学术观点，主要与argue、claim等谓词搭配。实验操作员属于较低风险性和责任度的作者角色，用于陈述研究方法与过程，借助exploit、use等谓词实现。论文设计者是风险性和责任度最低的作者角色，一般用于介绍研究目的与内容，搭配的谓词主要是examine、study、explore等。本研究探索并阐释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we”所体现的作者角色之异同。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共出现37次第一人称代词“we”，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作者风险性最低的角色“论文设计者”，每万词的标准化频数为9．3；其次是作者风险性较低的角色“实验操作员”，标准化频数为8．0；而高风险性的作者角色“原创者”和“观点持有者”出现频次偏低，标准化频数分别为4．0和3．3，合计尚不及低风险性作者角色的任何一个子项。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第一人称代词“we”共出现了100次，出现频次最高的是作者风险性最高的角色“原创者”（标准化频数为109．2次），占比高达71％；其余依次是“论文设计者”（20．0次）“实验操作员”（16．9次）和“观点持有者”（7．7次）。综上所述，第一人称代词“we”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体现出了不同的作者角色，在前者中主要体现低风险性的作者角色，有助于降低作者责任度，在后者中则重点体现高风险性作者角色，有利于凸显作者的学术贡献。由此可见，第一人称代词“we”在中美学术语篇中虽然同样起到凸显作者身份的作用，但是微观效果却仍有差异，相比中国经济学期刊，美国更为高调，更能突出作者的学术贡献。在学术语篇中，第一人称能够彰显作者的主体性，体现作者对研究的高参与度和高介入度。第一人称的使用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在于能够凸显作者的学术贡献，帮助作者在学科话语社团中构建权威学者身份，助推作者在论辩性学术语篇中亮明身份、赢得主动，也有利于作者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学术界兜售和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缺点在于，对作者身份的凸显，意味着作者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责任，容易招致学科同行的质疑和批评。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缺点，中国学者使用第一人称时才有所保留，即使用到第一人称，也会规避第一人称单数，只取第一人称复数；即便用到第一人称复数，也会偏向表现低风险性的作者角色。究其深层缘由，可能主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在集体主义文化风格和中庸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二语写作中往往偏于保守、力求稳妥，虽然希望凸显个人学术贡献，增强个人影响力，但是不愿冒着被同行批评和诟病的风险，背负过重的学术责任。中国学者隐匿作者主观自我和趋于使用低风险、低责任度的保守做法，固然有助于减少来自同行的质疑和发难，但是同时也错失了推介学术成果和构建学术身份的良机。在《中国工业经济》期刊上的往往都是中国顶尖的经济学研究者，未来会是向国际期刊投稿、实现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因此，高水平的研究者更应关注国际学术写作惯例与风格，强化对英文学术写作规范的习得，走出母语汉语谦虚谨慎的文风束缚，在合适的语境中有意识地多用第一人称，并敢于通过第一人称展现自己的研究结论和学术观点。
四、结语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着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着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相关的着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
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着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着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战略；国家干预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2-0075-05
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发生巨大危机，对中国有很大影响，也给中国提供了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压力。许多转型比如启动内需，改善收入分配，整治国土，农村建设，发展战略产业，说了许多年，就是不能有效实行。因为没有外在压力，我们难以克服思维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现在不转型不行，这是克服经济危机的需要。
一、反思金融危机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必须反思理论和舆论导向
目前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报道，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反思盛行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包括理论和舆论导向。主流媒体对此讳莫如深，小心翼翼保护美国话语霸权。
近代500年西方文明崛起并拥有话语权，得益于一个天才假设：麦哲伦假定大地是圆的，航海走向一个方向不回头，最终回到起点。观念开放奠定了近代西方世界观，造就了新兴海洋强国，英国以25万军队控制50倍于自己的领土，依靠的就是海军。比麦哲伦早半个世纪下西洋的郑和，其船队强大何止百倍，但七次无功而返，其失败不在物质而在精神，缺乏天才的假设。
以物理学实验为基础的西方近代科学包括经济学，有非常严格的假设前提。这些前提有的明示了，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阐明了8项。有的没有明示，比如“自由贸易”学说主张生产要素全球自由流动，却不包括劳动力，这与西方人权理论是矛盾的。如果允许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那么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就会被“国际移民”代替。正因为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所以才能吸引外国资本流入中国，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结合，变成商品出口，马克思称为“异化”。相反，国内资本积聚于沿海地区而不因“饱和”流向内地，是因为内地人才和劳动力可自由向沿海地区流动，这是市场经济机制必定拉大东西部差距的基本原因。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周期分析，假设没有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在中国就必须考虑这两项因素。我们支持国家大规模项目建设出台也有两个假设前提，这就是能够有效地控制公共工程中的腐败，能够消除制度障碍带动民间投资，如果不能，那么就只能有短期效果，长期花光了家底，效益和公平都会受到影响。
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断在修改假设前提，如“理性人”，“信息对称”，“没有外部性”，“没有垄断”等。还有一些假设如“市场均衡”，也将得到纠正。决定理论的成败不在于逻辑，模型和参数，而在于其假设前提是否符合实际。加不符合，迟早要被社会抛弃，这是“实践检验理论”的要害。
目前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国家信用的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破产。系统性的危机发生以后，理论的假设前提就变了，“市场经济均衡论”体系瓦解了，相关的模型，指标和参数也失灵了。我们说这次危机比1929～1933年大危机更加严重，是说在1:30的金融杠杆的撬动下，全球经济95％虚拟化，一旦紧缩程度及其猛烈。我们又说危机是有希望被克服的，是说目前国家干预和国际协调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在关键时刻，各国政府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而是开始联手挽救经济，不像80年前那样，大家迷信“看不见的手”。现在的美国决策者并不真正相信这一套，他们向别人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休克疗法”，是为了本国资本收购他国廉价资产；一旦自己国家金融崩溃，他们绝不紧缩，而是大力度扩张。正因为如此，世界经济才有了一半希望。这一半希望。就是没有完全卷入“全球化”的中国，有庞大的内部需求尚待启动。在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面前，完全有可能先稳定后发展，并带动全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将同时崛起，国际地位将空前提高。中国将真正做到早就说过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二、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均衡市场”只是一种假设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市场经济均衡论。在美国政府呼吁国会通过救市方案的时候，美国有120个经济学家联名写信反对。他们在捍卫教科书上自由经济理念。他们自己迷信市场，也教学生迷信市场，经济如果出了问题，肯定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还不彻底。
为什么我们必须相信市场?是因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使经济达到均衡。市场机制是什么?是价格机制。价格由供求关系所决定，又可以自动调整供求关系。国际收支决定汇率，汇率又调节国际收支。资金供求决定利率，利率又调节资金供求关系。市场自身的缺点是存在的，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垄断，需要政府来补充，但是，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均衡的，物价高了，自然会跌回来；跌了，自然会涨回来；政府没有必要进行于预。
有两个犹太人反对均衡论，一个是大左派马克思，他说资本主义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一个是大索罗斯，他说垄断和预期会改变供求关系本身，从而使市场丧失均衡，特别在金融市场上是如此。他说，均衡市场虽然到处存在，但对于投资者没有意义，因为只能够得平均利润率。只有非均衡市场才有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他也预言了中国的崛起：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国家会出现非均衡的崛起。
我们看到期货。股票，房地产，涨起来也没有边，跌起来也没有头。实际上，大多数国家，企业和个人，也都不是均衡发展的。否则暴富群体从何而来?两极分化从何而来?文明兴衰又从何而来?
市场经济均衡论的直接目的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在一般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特别是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时候，国家必须干预，各国必须联手干预。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国干预了，保持了稳定。但是我们自己不敢总结自己的经验。为什么?因为我们打破了香港100多年以来的“积极不干预”，变成了积极干预。敢做不敢说，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猖狂。还是索罗斯比较坦率，他说我为什么败在中国手里?没想到中国政府“不守规矩”。
的确，有些规矩和理念是不能遵守的。比如“人民币自由兑换”、在近期内就不能实行。相反，我们还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管制。这是我们国家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稳定的“杀手锏”。
三、比较利益是动态的可用国家力量来帮助提升
前几年我和“主流经济学家”辩论“以裤子换飞机”问题，他们一直主张中国发挥劳动力优势，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的新自由主 义经济学，导致中国30年来出口导向型经济过度发展，依赖发达国家市场，低成本盲目扩张。一旦世界经济衰退，必定遭受重创。
比较利益的确存在，这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但不能把它静态化。比较利益或者说“发挥优势”，主要是指自然资源而言。中国和中东做贸易，只能是出口劳动密集产品而进口石油。为什么?因为中国缺乏石油。用裤子换石油是合理的，在一定时期用裤子换飞机也是合理的。但是，长期甚至永远用裤子换飞机就是不合理的。因为，飞机与石油不同，是人造的。凡是人造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加速教育，扩大投资和强化科研解决，作为产业在一定时期需要国家保护。这就是说，比较利益是动态的，是可以升级的，升级所依靠的不仅是市场机制，也包括国家和社会力量。
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指导下，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应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以裤子换飞机，一方面用卖裤子赚的钱造飞机。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发展战略产业是必要的，特别是航天航空，核与电子。重型机械，精密仪器，汽车造船的技术升级，可以引进外资，也需要国家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扶植。不可用静态比较利益为指导思想来制订长远发展战略，把我国产业长期定位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这样，我们庞大的储蓄和外汇储备将无从使用，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只能廉价出口，过剩的资金成为投机资本或者外流。国家应采取系列政策加速技术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略。
四、金融创新不能盲目发展，巨额外汇储备应为国家战略服务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金融创新论”，整整左右世界经济30年。他们提出，金融应超前于经济发展，各国应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自由流动。金融衍生工具极端膨胀，使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大。世界经济在1比30的金融杠杆放大之下，高度繁荣；一旦破裂，高度紧缩。
问题在于，金融创新的制高点是掌握在美英国际投机资本手里的。他们有资本有经验，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中。所谓“规律论”与“阴谋论”之争，是对立统一。有没有阴谋不是法律概念，而是一种假设。金融创新是规律，也有陷阱。在国际投机资本空前强大，到处制造危机和崩溃的背景下，我们宁可假设有阴谋，以提高警惕，注意金融安全。看看那些“国际投资银行”是怎样在中国兴风作浪，他们的报告和代言人是如何影响决策，操纵舆论，就可知问题的严重性。我国股市两次大规模崩盘，都是在创业板推出的前夕。创业板不能推出，就延缓民间企业技术进步速度。在中国股市从2400点跌到1000点的时候，“国有企业衰亡论”甚嚣尘上，预期极差，与此同时，我们就大量贱卖国有资产。这样的里应外合，难道只是巧合吗?
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竟然购买美国次级债，前一段又有人鼓吹去美国“抄底”，这万万不可行。所谓“牛市不言顶，熊市不言底”，我们不知道“底”在哪里，也不应该去购买美国资产。人民币升值的长期趋势仍旧存在，但目前阶段需要稳定。一定要严格控制投机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不能宣布自由兑换，但是在强势预期下可以自动出境，可以通过香港局部开放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2万亿美圆的国家巨额外汇储备如何使用?应该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可以考虑第一，回购外国在中国国内的重要资产；第二，鼓励企业购买外国先进技术、设备与人才；第三，集中投向东南亚和澳洲购买资源。第四，建立国家石油和粮食储备等。
五、制度决定论与产权至上论
制度决定论危害中国，从极左到极右已有数十年历史。前三十年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是为计划经济和服务的，到了文化革命时期越来越左。它淡化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经济基础，把所有制作为决定因素；进一步把所有制规定为公有制，把公有制“最高形式”规定为国有制。其实，马克思说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文化革命理论”进一步把人的本性和思想观念直接归结为“所有制”决定，称“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要通过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改变人的自私性，消灭等价交换和商品货币关系。错误理论假设导致极左的政策体制，经社会实践证明失败。中国在依靠国有制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以后。不可避免地走向改革开放。
后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理论，当它同样走向教条以后，暴露出与计划经济教条同样的弊病。教条就是教条，表面极端对立，实质相通相同。制度决定论并没有被克服，而是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优越变成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优越。新的提法是“产权至上论”，鼓吹“私有产权效率最高”。其实效率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所有制和产权，而与管理，技术，外部环境和产业性质有关。计划经济时期铁道兵和工程兵是军事建制，修起铁路公路来比起市场经济的工头加农民工，是不是就没有效率?恐怕不能从所有制出发，一概而论吧。
改革初期为改变国有经济独大，编排了许多理论贬低国有企业，最早最有影响的是匈牙利科尔奈的“预算软约束”，政府和企业是“父子关系”，儿子注定要乱花老子的钱，国有企业一定盲目乱投资，一定无效乱花钱。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应退出大部分竞争性部门，是因为行政领导体制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但对于“竞争”应从全球范围理解，国家应有自己的战略产业，其体制是寡头垄断而不是完全竞争，如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都是国家支持的寡头垄断企业。国家可使用多种方法包括非股权控制，不一定依靠国家控股。中国有十几家飞机公司，过于分散。这些年来中国真是一心一意，实心实意搞市场经济，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包括存美圆不存石油，有人还说是“改革开放不够”，未免有些自欺欺人。
前些年国退民进，国有企业大批改制或关闭是有历史背景的，不仅是制度僵化，也是因为四十年来缺乏设备更新，技术老化。从技术水平看，后来崛起的民营企业问题更大，所以才有目前的困境。明晰产权，在某些方面的确非常重要，比如改革初期许多私人企业“戴红帽子”，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发展起来了，如何确定其中企业家团队的贡献，他们能够得到多少份额的产权，这的确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先创造财富后明晰产权”的特殊问题，应该承认企业家的贡献。
有许多产权很难明晰，且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比如“预算软约束”就不一定归咎于国有产权。这是宏观经济的非均衡性以及金融的发展，产生“羊群效应和金融噪声”，个人理性产生集体非理性而造成的，此时投资者出现群体性错误判断。私人虽然在主观不愿意乱投资，但客观上难免乱投资，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是难以把握的，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超前过度反应”，垄断与预期造成的市场非均衡，一定使大多数投资者，政府和个人投资错误，这就是乱花钱。具有讽刺性的是，“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上市公司竟然最没有约束，董事会管不了总经理，小股东管不了大股东；专家理财，股东投票，都有集体判断失误。这几年经济过热，盲目扩张最严重的就 是他们。一个大盘股上市，融资，减持，债券，贷款，以各种名目扩张，动辄数十上百亿，有“硬约束”吗?格林斯潘检讨说，误以为银行制度可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实际证明是错了。
什么企业制度，都不能阻止企业在“通货膨胀幻觉”下盲目扩张。美国的房地产和个人消费都是盲目扩张，一旦崩盘，殃及全球，中国民营企业首当其冲，上市公司紧随其后，过去批判国有企业的弊病，其实他们都有。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够避免盲目扩张，那是由于企业家个人独具慧眼，能够逆向思维，超前考虑问题，自动限制了扩张。这是个人素质决定的，与产权关系不大。这也是我们承认“企业家才能”的原因。
向中国推销产权理论，是在改革初期美国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策划的，他们认为：中国改革以后会出现信仰真空，需要用制度学派填补。30年以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超越科学地位，成为一种信仰体系。10年前《深圳特区报》用红字大标题刊登我的话“经济学不幸成神学”，揭露中国人盲目接受西方经济学并把它教条化，可惜大家认识太晚，已酿成重大损失。比如，理论上贬低国有企业，为权力资本低价收购国有财产提供了理论根据，是他们制造了四年的股市低迷，借机低估国有资产，大大捞了一把。资产价格是预期决定的，对国有企业的长期贬低恰恰提供了这样的预期。这是一次内外勾结的瓜分阴谋，窃据中国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是有责任的。
六、西方中心论和全面与国际接轨
更加深层次的理论误导在于历史观和方法论。中国没有神教，但是迷信一种类似黑格尔式的“历史发展规律”。恩格斯晚年说人们误解了我和马克思，我们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时候，过分强调了生产力的作用。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是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把个人的作用与历史规律统一起来。历史规律只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不是外在甚至高于人的活动，让人只能顶礼膜拜的外在规律，如果这样，历史规律就成了“神”，成为强势集团话语，因为只有强势集团，才能够“为历史规律代言”。计划经济强调历史规律是“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现在又说是“金融创新”，金融超前于经济发展。“历史规律”是当时那个计划经济官僚集团，或者现在的国际投机资本集团利益的代名词。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所信奉的“直线发展历史观”，是一种鼓吹西方至上的话语霸权。这种历史观把历史简单地看成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直线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在近代，就是西方先进文明战胜东方落后文明。西方文化代表工业文明，资本主义，是“普适价值”；而东方文明代表农业文明，封建主义，是应该被淘汰的。这样的说法符合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因而被说成为“历史规律”。但它否定了文明的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把文化简单地看成是生产力的附属品，把文明优劣定义于武力征服而不是文化覆盖，本身就具有反文明的因素。由于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包括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这样的历史观应该更新了。
近代以来被战败的文明认定自己落后，其知识分子非常虔诚地学习西方，一直到他们中间真正的精英发现，先生总是打学生，想让学生永远依附于自己，才不得不寻求独立发展的道路。我们这一代在改革开放初期，非常虚心地研究和学习了西方所有经验。我们后来发现，先生并不诚心，他们有时候把精华藏起，教给学生一些他们自己不实行的东西。他们自己搞保护主义，却让我们搞自由贸易；他们的政府帮助企业推行技术标准，控制他国产业，推销商品，但是他们给发展中国家政府规定的首要职责，却是“给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投资环境”；每遇经济危机美国都搞经济扩张甚至以战争刺激经济，但是美国却一向对他国广泛推销休克疗法，1949年在日本，后来在拉丁美洲，俄罗斯，1997年在亚洲，都是如此；把别人搞休克了，他们自己的“投资银行”趁机收购廉价优良资产，叫“吃死尸”；美国的军费占世界50％以上，却盯着中国的军费不放。至于培养人，影响决策，损害中国利益，打击竞争对手，垄断市场，贿赂官员，比比皆是。于是我们的心思也只能复杂起来，看看先生那里有什么阴谋没有。这不是法庭举证要无罪推定，而是一种理论假设。我们假设有阴谋，因此才呼吁国家提高警惕，注意金融和产业安全，有警惕总比没有好。
20年前美国大政治学家亨廷顿，为了给美国寻找21世纪的假想敌，提出“三大文明冲突论”，把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敌人。不同于那些封闭的白种人，亨廷顿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他认为基督教文明生育率低不占优势；文明的崛起不与生产力同步，非西方文明将在现代化中的命运不是西方化，而是复兴传统文明。他尤其害怕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害怕中华与伊斯兰文明的联合。他的理论预测了911，预测了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传统文化，为美国进军阿富汗与中东提供了理论根据，他是比较清醒的，为美国根本利益而谋划的大战略家。
但是中小学不堪入目的成绩似乎没有影响他的成就。张五常是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1957年到加拿大留学。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1961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研究院读硕士研究生，1962年获得硕士学位。1963年开始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研究院读博士研究生，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师从科斯做博士后研究。1969年到1982年为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67年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一鸣惊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在华盛顿大学期间，张五常曾五次获得美国科学基金会研究资助，从事交易费用、合约理论、香港租屋合约及发明专利的研究。
1967年起张五常从事顾问工作，曾受聘于美国电话公司、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机构，以及美孚等多家石油公司，从事多年的石油工业的合约研究。其主要著作有《佃农理论》、《经济解释》、《中国的前途》、《卖橘者言》等等。
张五常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研究交易费用的各个方面，他的几篇重要的学术论文都在阐述产权影响经济行为的理念。1969年他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的博士论文了200年来经济学家们在此问题上的传统认识，一时轰动西方经济学界。他的《合约机构与非私产的理论》、《企业的合约性质》等论文继续发展他在交易费用以及产权重要性方面的理论。1991年他作为惟一一个不曾获诺贝尔奖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那一年获经济学奖的罗纳德科斯在领奖言词中说道：“关于这个经济理论的改变，我不敢说是个人的功绩。Williamson，Demsety和张五常以及他人的优越贡献，是我的著作受重视的原因。”
在经济学的中文世界里，张五常几乎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早年师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尔奇安和科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其思想互相影响与激励：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张五常香港的家往往成了他们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他多次陪弗里德曼来中国，与国家领导人长谈中国改革之大要；他被选为1997－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的殊荣。此等际遇，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家中，恐怕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这只是张五常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张五常还是中文世界最好的经济学散文家，他的《卖橘者言》风靡一时；他是著名摄影家，可与香港著名摄影家简庆福等人一比高下，在用光上有独到之处，为人所不及；他对书法艺术了如指掌，在谈到中国各家各派的书法艺术时真是龙飞凤舞，愉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能谈论各家书法如数家珍，谈论各家画派口吐玄机。其书法成就，则被上海中国画院封为画师。他收藏中外名画、玉石、古董，能识别、能鉴赏，信口道来，让人大开眼界。
1982年张五常回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曾被评为最差的教授，但他的课上常常人满为患，350个位子依然供不应求。他上课从不备课，从不用讲义，读物指定以后从不依书而教，教学的重点在于思想的启发而不是知识的传达。
张五常说自己是“最佳、最劣、最受欢迎的教授”。最佳是在加州，最劣是在香港。之所以成最劣，他自己的解释是：一、从不备课――自己天天为之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二、从不用讲义――写下来的讲义，到讲课时思想有了新的灵感，怎可以墨守成规?三、读物指定之后，从来不依书而教――书中可以读到的，是不需要教师说什么的；四、认为教与学的重点是思想的启发，学生应该跟着老师的思路去想。譬如教经济学，重点不是教经济学本身，而是利用经济学的推理去使学生懂得思考的方法；五、不喜板书，只是坐着谈，在一个题目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学生迟到、早退或缺课，悉听尊便。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4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穗举行 郭军 摄
中新网广州6月14日电 (记者 郭军)6月14、15日,由广州暨南大学主办,以“中国经济改革、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2014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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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知名专家、学者以及企业代表参会.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mirrlees),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费因·基德兰德(finkydland),以及原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据悉,两天的会议期间,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学专家及学者将在6个主旨演讲、4场圆桌论坛和53个同步专题学术会议上,围绕国际资本流动、经济政策与国家发展、中国汽车工业未来十年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对代际收入的影响、公共养老金、汇率与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与企业行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消费和储蓄、改善中国的人力资本的手机短信、银行和信贷市场、食物消费与健康、中国银行与金融、收入不平等问题展开阐述和论辩.本次年会共收到各国学者的论文257篇.
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任启亮在年会上致辞表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自成立以来,坚持以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流为宗旨,致力于扩大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思路和建议,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之一.
他希望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一如既往地关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以丰富的智慧和丰富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同时也希望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充分发挥沟通对外,增进交流作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论研究成果,同时积极向世界宣传介绍一全面真实的中国.
关键词: “全球化”语境 挑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一、“全球化”语境
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技术的标准化和信息传递的无障碍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而不是一种强制;它适应于经济、技术和物质生活领域,而不是无条件地适应于所有领域,特别是精神和艺术审美文化领域。“文学全球化”是一个伪概念,一个无意识命题。文学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它可以具有全球性,但不能也不应该全球化。因为个性化审美存在的精神产品是千差万别的,不能只有一种色彩。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尤其需要反映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并且在民族化和世界化之间的张力与抗争中走向各民族文学的本土化。“理论全球化”则是一个有效的文化预设。因为理论的个性需要服从于理论价值的普遍性,不具备普遍性的理论不是科学的理论。理论的生长需要构筑广阔的对话平台,全球性的平等对话有利于打磨理论的锋芒,避免理性思维的“失语”或“失声”,更好地实现理论的互补和融通。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一种西方文论,它的文化批判精神和方法论优势,使它成为极富生命力的科学理论,因而具有普遍的可言说性和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文论可以全球化,并且应该和可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充分展现它的现代性活力。但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发展却不像经济全球化那样毋庸置疑和难以逆转,它要迎接全球化时代多种思想文化浪潮的挑战。文艺生态背景和理论发展空间由于全球化而发生的巨大变异,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性受到内部的和外部的各种因素的掣肘和激励,这些掣肘和激励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命运。
二、“全球化”语境下我国文艺理论所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是“后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它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是指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地区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世界上任何国家想要发展都难以完全置身其外,从而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外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条件。目前国内学界许多学者都持这种观点,如敏泽先生概括了西方有些学者的理论之后提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的一统天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世界历史也将结束。”陆贵山先生也认为:“全球化实际上是强势集团所拥有的国际资本的生产体系和文化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按国际分工的需要进行的带有征服性和规约性的扩张、泛化和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的调整和重组”,“企图达到对不同国家进行‘西化’、‘分化’和‘同化’的目的”。所以,它虽然有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有利方面,但也同时使我们面临着被“西化”、“分化”和“同化”的危险。由于“全球化”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一机遇来促使中西文化互动,进而达到取长补短、走向共同繁荣的目的。
但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实际上已不纯粹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问题,因为交流总是平等的、对等的,是为了我们自身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外来文化来充实、丰富、完善自身,目的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与之相反,文化的“全球化”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仗它的强权政治和经济实力,通过文化输出以达到更进一步地从思想上来征服第三世界人民大众的目的。这里,文化已经成为它们侵略的工具,是它们妄想独霸全球的全球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连美国学者也毫不掩饰地承认,文化“全球化总体上意味着跨国的,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产业霸权”。这决定了它们向第三世界着意输出的绝非是西方传统的优秀文化,而是那些充斥着色情、暴力、主义、享乐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这些东西通过影视、网络、时尚、大众文化和某些“现代艺术”,大批量地源源不断地向第三世界倾销。现在我们国内不是也有一些灵魂被征服得差不多了的人公然宣称,“没有人怀疑,冷战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彻底结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令人信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美国已经是一个没有对手的超级大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已经为世界未来指明了方向”了吗?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足以引起我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入侵保持高度的警惕。有学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开展讨论,有必要分清“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全球性”(globality)这两个概念,“‘全球化’一词专门表述发生在经济领域的全球一体化,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全球一体化等;而用‘全球性’专门描述在文化领域出现的全球各国之间互相参照、冲突、激励或共生等状况,主要涉及多种彼此不同的民族间在宇宙观、道德、心理、社会、语言、审美和艺术等领域的全球性依存状况”,“与我国经济力求顺应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的进程不同,我国的文化却在这过程中一方面保持面向全球各国开放、交往和相互借鉴态势,另一方面又努力保持和伸张自己的独立个性”。为此,我们必须坚持我们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独立自主立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地位。
三、“全球化”语境下仍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地位
在看待文艺理论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科学指导地位,因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兼容并蓄,重建辩证的、批判的、历史的意识形态,正是我们通向文艺理论美好未来之路。
1.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此为指导,也决定了其能够适应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文学发展出现的新局面并给予科学客观合理的解释、指导。以往曾经有过对于马克思主义艺学理论的片面理解,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全貌,眼下仍然存在着一股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贬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应有的主导地位,成为淹没于蜂起诸说的隐学。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也必将得到改变。比如美国文艺理论家爱・威尔逊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时就义正辞严地告诫道:用文学的单纯的政治倾向来评判文学,“这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特征”。
2.“全球化”语境决定了具有先天免疫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地位。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从它产生来说,就是针对于资本主义这一具体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文艺理论发展和建设,西方无疑是占据绝对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巨大的经济、技术优势裹挟文艺理论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全球化时代的“非殖民性扩张”,成为阻碍甚至阻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难以逾越的强大精神高墙。从这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某种先天免疫力,帮助和促进文艺理论――不仅发展东方的,而且发展西方的――的健康协调发展。贝斯特他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前有效性,他们说:“由于资本主义在当前社会中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基本力量,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将是批判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成分。”
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真理般的有机组成更是从内部坚定了我们正确的策略选择。
(1)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方法论上说,是辩证法的最佳体现。恩格斯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辩证的理论是对事物整体有机构成的全面考察,是对“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的慎重关注,而不是偏于一隅,作不恰当的过度强调,力避片面的深刻。
(2)马克思主义理论强烈的批判性有助于文学自身独立自主轨道的延伸而不是被同化。恩格斯说: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自身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而如今只见单向度的影响,文学艺术及其理论的超越性、反思性、批判性发生了“缺场”。
(3)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中“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相结合的“最高的”批评标准奠定了文艺理论批评的最高原则。“历史观点”坚持了唯物主义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里的方法论地位,有力地扭转了当前对于文学观念的种种偏执极端做法,把文学从“神”到“物”两极端之间还其“人”的本质意义。马克思曾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引申之,马克思认为,文学艺术不过是物质在新的更高层次上的重新外化罢了;肯定了传统延续的必要性,文学艺术不是天外来客,文艺理论也不是裂石般横空出世。“美学观点”充分把握住文学艺术本体特性,即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的根本性所在,以此发展起来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至少才名至实归。
总之,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文艺理论研究中,我们要抵御文化入侵,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与西方文论开展真正平等和对等的文化交流,真正起到文化互动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军.学理性的反思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建――关于现代性与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思考[J].学术论坛,2005,(10).
[2]陆贵山.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文论建设[J].深圳大学学报,2003,(2).
[3]敏泽.“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及文论的发展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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