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时期；文艺美学；学科确立；胡经之等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5-0030-01
中国现代文艺美学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时期，但在上世纪50、60年代，民国学者的文艺美学探索曾出现某种中断。20世纪80年代，为了恢复被中断的文艺美学的理论探索，胡经之借用王梦鸥《文艺美学》之书名，率先在全国首届美学学会中构想建立"文艺美学"学科，此举立即获得当时长期钻研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的周来祥、杜书瀛、童庆炳、朱立元、曾繁仁等学者的拥护与响应，他们纷纷创建各自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并撰写文艺美学专著，确立了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的学科地位。
1.胡经之首倡建立文艺美学学科
开创了新时期文艺美学学科范式和理论研究。他将"文艺美学"定义为"不是传统的艺术哲学，也并非过去所说的文艺理论，而是和美学、文艺学相交叉的边缘学科"[1]，认为文艺和审美存在着一种交叉联系，应将文艺美学看作成美学与诗学的融合。他从生命本体论上打破了先存已久的美学与艺术视阈隔阂，以生命本体论视角来重新审视文艺活动的审美规律，打破了我国文艺理论界长期以来的主客体反映论的理论范式。他摒除静态的审美观念，推崇动态的审美体验，并将之确定为艺术审美活动的核心和本质，同时又不断引申探讨审美活动、审美体验、审美超越、艺术意境等概念，最终建构出"体验论"文艺美学理论。
2.周来祥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理论范式的共创者
为文艺美学研究和兴起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和谐论"文艺美学思想开拓了新时期文艺研究的疆域。周来祥认为在经历近代西方科学分化后，文艺美学因自身规律性而独立自主，它是美学的分支，并不是文艺理论的附属支部，应当是从古典美学中分离成长出来的。他强调艺术掌握"既不是单纯的物质实践，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思维，而是两者的融合"，"它是感性与理性、心理与认识、情感与理智、具体和抽象、物质实践性和精神意识性的和谐统一"[2]。他提倡"美是和谐"的基本理念，运用系统的方法论，重视美的艺术要置于关系之中进行研究，"美在关系说"展示出主客体间充满和谐的联系。
3.杜书瀛在新时期创作的"价值论"文艺美学思想
基本确立了当代学者共同研究文艺美学的学科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他在1992年创作了《文艺美学原理》，这部著作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新兴文艺美学的学科地位。该书指出"审美活动是人之作为人的本性表现之一，是人自身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是人自身的一种特殊生活形式"[3]，而人的本质和审美活动紧密相连，审美活动是人类生存活动特有的一种属性，是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社会属性。文学艺术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集中体现，文艺美学的核心范畴就是审美，所以审美活动是人类审美价值的生产过程。杜书瀛"价值论"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魅力在于重视人类生存的普遍价值需求，体现出文艺活动中审美的文本价值和创造价值意义。
4.童庆炳开拓出全新的"阐释论"理论
对文艺美学学科范式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他主要以审美特征论来阐释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和环节，可概括为"阐释论"文艺美学。他早在80年代就积极从事文艺美学理论研究，其文艺理论著作从未以"文艺美学"命名，但其《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等作品反映出其理论观点。他重新确定文学本质为审美特征的思想，有利于纠正我国文艺长期坚持生活论的偏颇，更新了新时期人们对文艺审美本质特征和规律的理解。童庆炳阐释文学活动审美特征时，不仅强调我国古典文艺学说理论，还巧妙运用欧美文艺理论和哲学思想对审美活动展开语言阐释，做到中西学术话语结合的境界。
5.朱立元认为艺术审美是通过欣赏意象才能获取审美体验
创建出体系化的"意象论"文艺美学。他在《美的感悟》和《美学》中概括了古今中外的"意象论"研究，把学科对象研究转向了具有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的审美意象，从意象视阈中讨论艺术对审美的韵味和价值意义。朱立元指出："我们在无限多样的艺术品中可以提取到所有艺术品共有共通的东西，那就是艺术意象。"[4]艺术从生产创作一直到成品的过程，再到欣赏者接受的整个环节都依赖意象，全部流程中意象都是核心部分，缺少它艺术活动便不得持续。艺术创造的环节是关注意象的生成，通过对审美主体主观意识的客观化，最终将这种捉摸不透的意念整合出一个理想化的实体，即体现出意义内容的形式符号化或者物化。朱立元"意象论"文艺美学既有西方意象论美学的理论分析，又注重中国美学意境论的境界，强调意象向意境的提升，使得文艺美学更具理论新意和学科价值。
6.曾繁仁将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逻辑起点
充分发挥了审美"经验"的社会价值和艺术现实性，可称之为"经验论"文艺美学。他借助当下现实生活，把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学科的逻辑起点有着独特的理论意义，为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艺术的审美范畴、艺术创作的审美特性、艺术文本的审美特性、艺术的接受、艺术与人的审美化生存等问题，构建出完整的"经验论"文艺美学体系。曾繁仁将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理论核心和研究范围，重新阐述了本质主义和认识论美学，开启了审美范畴、审美特性、艺术的接受以及发展形态等美学理论研究，为酝酿文艺美学理论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90年代文艺美学"六大家"汲取五四时期的理论养料，各自从体验论、和谐论、价值论、阐释论、意象论和经验论视角实践新时期学科问题钻研，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上明确了审美作为文艺研究的理论范畴，颠覆了传统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隔离的状态，从而促成了当代学科理论范式的革命。此时期确立了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其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是文艺美学的学科属性及其理论建构，取得了学科理论体系化、丰富化成就，并且成功吸引、培养了大批中青年学者，为学科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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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审美意象理论起源于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建构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西方文论中同样十分重视审美意象理论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中西审美意象理论的比较具有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中西文学批评家从各自的传统出发，对审美意象理论进行阐释，这样的阐释标示着中西艺术美学的巨大差异。 中西审美意象有着各自所关注的核心，中国审美意象的核心在写意，偏重抒发作者的主观情志；西方审美意象的核心在摹象，侧重于描绘事物（事理）的客观形态。中国文论中意象的概念首见于《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不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的言、象、意虽然并非针对纯文本而言，但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文本构成的要素，“言、象、意”为一个由表及里的审美层次结构，可以理解为文学言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意蕴层面。在文学作品中，人们首先接触的是“言”，通过“言”可以看见由“言”所构成的“象”，最后才能得见“象”所表示的“意”。“立象以尽意”，圣人创造“象”来表达他们的“意”，立象是尽意的前提，尽意是立象的目的。意象即为表意之象，象的存在是为了引导人们进入意的层面。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首次论述了“意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是以陶钧文思……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在这里刘勰认为意象是“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的结果，即作家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感悟和思考而发生的一种艺术想象的产物。它既是外物感召的结果，又绝非外物本身，而是作者本身的主观情感与艺术想象在符号层面的审美构成，是主观和客观一体的产物。刘勰又对意象的创作规律进行总结，他说：“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这样的规律偏重于作者的主观情感和意志，把对外物的感觉放在第一位。童庆炳先生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审美意象即为“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其基本特征的，在某些理性观念和抽象思维的制导下创造的具有求解性和多义性的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1]这样的界定建立在中国传统审美意象理论基础之上，认为本质上来讲，意象即为“表意之象”，是理性思维和抽象观念主导下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艺术反映，是作者以象征手法创造的艺术形象。同时，他把意象分为一般的“观念意象”和“审美意象”两种范式，“审美意象”是“观念意象”的高级形态，而论述审美意象的特点正是从观念意象开始的。图腾、习俗等属于一般观念意象的范畴，都属于“象”，在中国文化中，这些“象”的列举是用来反映“意”的，如英雄胸前佩戴的大红花象征了荣耀，小孩脖子上挂的金锁象征了长寿，而脱离这些象征意义，红花、金锁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同样，在高层次的“审美意象”中，“象”即“至事”，“意”即“至理”，意象即为以“不可言之事”述“不可言之理”。换言之，至事是为至理服务的，形象实际上已经变成某种意义的载体，“意”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审美意象理论中重写意的审美核心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诗学观念，认为诗主要表现诗人的情志，即写诗人之意。而西方的审美意象理论则继承了“模仿说”的理论传统，认为“模仿自然”是文学创造的最高法则。康德指出：“对于艺术家所提出的最高要求就是：他应该遵守自然，研究自然，摹仿自然，并且应该创造出一种毕肖自然的作品。”[2]所以西方的审美意象理论更侧重于对于“象”的描摹。康德在其著作《判断力批判》中对意象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在这种形象的显现里面，可以使人想起许多思想，然而又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和概念，与之完全相适应。因此，语言永远找不到恰当的词来表达它，使之变得完全明白易懂。”[3]他指出没有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意象。康德阐述语言和意象的关系，用中国传统批评话语可以概括为“言不尽象”，而在《周易》中我们发现与此结构类似的观点“言不尽意”，这也体现了中西审美核心的根本差异：“尽意”、“尽象”。朱光潜先生总结康德的意象概念为“一种理性观念的最完满的感性形象显现”，审美意象是对这一感性形象的再现和临摹。瑞恰慈在《文学批评原理》中指出：“人们总是过分重视意象的感觉性。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为一个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4]这边指出审美意象的功用在于感觉的“重现”，即是对感觉的描摹。而庞德则吸收了中国古典审美意象理论的部分因素，并揉合法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创造出了意象派诗论，他认为诗歌应该描绘“意象”，即“一种在刹那间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感性的集合体。”这种“意象”是以间接的手法处理“事物”（不管这个“事物”是主观的思想还是客观的事物）的结果。“意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只是一个思想，它是一团、或一堆相交融的思想，具有活力。”此外，还强调“准确的意象”能使情绪找到它的“对等物”。[5]根据庞德的理解，意象作为现代诗歌的基本艺术符号，它指涉的是“诗人的感情、智性和客观物体在瞬间的融合，它暗示诗人内心的图景，它锋利而具体有着坚固的质量。”[6]不管是康德的“感性形象”，还是瑞恰慈心理与感觉结合的特征，抑或是庞德提出的“理性和感性”集合的“对等物”，虽然对于审美意象所描摹的物质的具体认识不同，但他们的审美意象理论概括言之即为摹某种之象，再现某种情感、体验。 审美核心的不同必然导致审美追求和审美表现上的差异。西方的审美意象理论偏重于“摹象”，侧重对“象”的刻画，认为意象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艺术化认知的结果，是客观在主观情感中艺术的残留。西方艺术强调形象，而对这种形象的欣赏却需要阿波罗式的静穆关照。在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在奥林匹斯山上俯视世相，人世间一切事物只有经过他的光辉照耀才能得到形象。他对人间美丑悲欢一律关照，而又保持冷静客观。这大概是西方人追求客观事实、客观真理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待外部世界的根本态度。他们这种观察世界的态度和方式，反映到对意象的关照欣赏中不只是要求感官的愉悦，而是同时获得知识和真理，即获得对其本质的认知。无论是创造还是接受都渗透着这种客观的精神和关照的方式。可以说，强调审美关照，强调在审美关照中获得内在世界的真实，这是西方艺术的根本精神。这种精神要求审美意象再现的真实，反映的准确清晰，所以西方文论更多地强调如画性。艾略特在评价但丁时称赞他的诗“是一种视觉的想象”，但丁是一位寓言家，而“对一位有能力的诗人来说，寓言就意味着清晰的视觉意象”。庞德认为，“我们相信诗歌应该准确地再现各别的事物，而不是表现模糊的一般，不论它是多么……具有吸引力”。[7]中国艺术则侧重于内省式的体味和领悟，因此审美意象的追求不在对“象”、“形”的外部情状的真实描摹，而是着力于对“意”的追求。通过“象”，作者希望读者能够领悟到的是“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又特别强调“委曲”、“含蓄”，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希望文章能够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所以作者往往在保留意象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模糊性的处理，从而扩大艺术的表达和想象空间，增强艺术的感染力。《诗经•蒹葭》中，“伊人”意象时而在对面，时而在身边，时而在水中央，真是如同在幻景中，在梦境里，但这丝毫不能阻挡主人公的爱慕和热情，不顾“道阻”，“溯洄”而从。正是这样一种模糊朦胧似真非真的意象深刻地刻画出了一个痴情者的心理情态，体现了他对所爱者的强烈感情。这种意象的模糊，使全诗具有一种朦胧的美感，生发出韵味无穷的艺术感染力。谢榛说:“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幻，难于名状；及登临非复奇观，惟片石数树而已。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跟西方审美意象强调如画性相对，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意象是模糊的。它通过形象呈现出内心的人生体验，并通过这种呈现暗示言外的不尽之意，而西方审美意象的创造要求遵循客观逻辑，通过形象显示出本质的真实。后者求实，而前者恰恰“化实为虚”，以象外之象，言不尽之意。#p#分页标题#e# 各自的渊源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中西方审美意象理论更多地呈现出对立的局面，主要体现在写意与摹象的审美核心差异、务虚和求实的审美追求差异以及模糊与清晰的审美表现差异。然而两种意象理论的发展并非平行前进，而是在发展中呈现出某种相互影响、甚至是趋同的态势。到了20世纪，随着中国美学的西方化进程以及西方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关注，这种态势显得更为突出。如在论述审美意象本质特征的时候，童庆炳先生引入西方现代派先驱卡夫卡的观点：“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8]而在对审美意象进行分类的时候，童先生引入了西方符号主义的相关理论。这样的西方概念的引入并非机械地对中国传统审美理论的添加，实际上是童庆炳先生在中西审美理论对比审视的基础上，对西方审美意象理论的接受和认可。中国传统美学是强调“写意”的美学，卡夫卡的理论强调对思维中所呈现的“难以解释”的象的描摹，于是这样的借鉴和引用体现了童先生对“象”的兼顾，对“写实”的认可，虽然这样的“象”和“写实”早已脱离了“再现说”的窠臼，而带有主观的认知性和情感性。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批判艾略特审美意象的观点，指出其过分地强调“如画性”的教条，他认为审美意象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描述性诗歌中，仅仅靠再现或者描摹外部世界的图像去创造意象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意象的创造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经验的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创造性认知。相对于中西审美意象理论的对立，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二者的趋同。不管中国美学家在理论诠释中对西方再现理论的接受，还是西方批评者在对“意象”的重新界定中对于中国古典审美意象理论的借鉴，都体现出一种对话精神。相对于在对立的层面建构各自审美文化的传统体系，这样的对话无疑更加具有时代意义。在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当下，跨文化接触日趋频繁，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日益紧迫。这就需要研究者以一种全球眼光和人类视野去关注审美问题，而不是单纯地站在民族或者地域的立场守护传统、固步不前。
摘要： 声乐艺术的自身规律与特性，对应着社会中人的心理需求和心灵结构。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审美活动中，不同的声乐表现形式和内容代表着中西方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要求和主张，并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审美心理定势的带有民族、时代色彩的声乐艺术。本文从声乐审美心理的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为逻辑引发点，从中西方声乐文化的整个宏观图景出发，探究了各自属性的中西方声乐文化的审美观。
关键词：中西声乐文化 声乐艺术 审美心理 审美观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声乐艺术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古老的艺术门类之一，自诞生起，便与社会历史文化一起同步阐释着社会中人的文化心理与精神追求。声乐艺术中的音乐旋律与节奏、歌词内容与内涵、故事情节与戏剧冲突、表演者的声腔造型与表演动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综合视听觉功能，共同构筑了其审美内容，而人类对声乐艺术的审美得以在此基础上展开。
一 声乐审美心理的产生
声乐中的美不会凭空产生，也就意味着审美心理不会凭空产生，审美心理的产生必然是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发展起来的。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不再满足于物质的满足，不愿自己仅仅作为一种食宿起居的生物物种时，便产生了更高级别的审美需要的精神需要。
1 审美心理
所谓审美心理，主要是指审美者的美感产生和体验，它具体地体现于审美主体的感觉产生、知觉运用、情感表达、创造能力、性格因素，以及审美效应等一系列环节之中。在实践中，人和歌曲作品发生了审美关系，领悟到歌词和旋律中美的形式、内容和意境，通过审美过程，使自身的感觉、思维、情感、心理能力和声音技巧不断得到提高。所以马克思曾说：
“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审美心理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通向审美对象之间的桥梁，各种艺术形式对应着人的不同的审美需要，如雕塑的美、舞蹈的美，反映着人的不同的精神追求。同样，声乐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也对应着人类特定情感的需求。声乐自身的特性为审美艺术提供了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并使人的情感、思维和意志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人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创造的声乐艺术，是人的心理需要的外化；声乐艺术又反作用于人的心灵，使人领悟到了美，是人的心理需要的内化。
2 声乐审美心理产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
马克思说：“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这句话表明，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美，是人类审美心理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声乐审美意识作为人类意识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也是以作为审美对象的声乐美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声乐艺术的美，也就不会有声乐审美意识的发生。声乐艺术本身所具有的音乐节奏、旋律、语言、表演等综合审美功能，构成了该门艺术所特有的审美前提和物质基础，而对声乐审美的各项活动在此基础上逐一展开。
以声乐美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审美意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审美心理的产生实际上是依赖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而存在的。有了主客观条件，即有了客观存在的美和接受美的耳朵，这时审美作为一种系列心理活动才刚刚具备了物质基础和心理基础。作为更本质的力量，审美心理需要推动了审美活动的展开，并且对于声乐艺术来说，审美需要还有它自身的特性和规律。
3 声乐审美心理的本质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七种，并指出审美需要是人类较高级的需要，仅次于人的终极需要。这种需要层次划分有着较为浓重的理论色彩，但层次内部却有着严格的逻辑性。
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的贡献在于审美过程的动力方面，他们认为审美经验的源泉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揭示出审美心理的深层结构。弗洛伊德用艺术和神话中的生动故事来说明他的心理学理论，如恋母情结；又用这种理论去解释文学艺术中的奥秘，如莎士比亚、达・芬奇的作品和创造心理。弗洛伊德和荣格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论述是审美心理学中最深刻的部分。
还有其他一些学者阐述了审美心理过程和审美因素的产生。例如：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以及德国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和叔本华等倡导的审美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瑞士心理学家布洛提出审美者与审美对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才能产生美感体验；德国美学家菲舍尔和李普斯是移情论的倡导者，他们认为审美的心理过程是移情或外射；德国心理学家格罗斯倡导审美的生理基础和过程是对于审美对象的内模仿。
总之，审美活动是需要原动力产生的，并且审美心理过程存在着诸多可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审美需要是观众进行审美活动的必要前提。就艺术中的声乐而言，声乐艺术作为最早的音乐艺术形式，运用了人声这一无与伦比的乐器，因此具有了先天的亲和力和表现力。声乐艺术审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一种历史的能动构成，代表着人民大众长期的审美经验总结。在美妙的歌声中，人们任由思绪飞扬，展开丰富联想，进入一种忘我境界，获得一次听觉和视觉上美的享受。演唱结束，人们亦由如幻世界回到了现实生活，但却还有可能沉浸在美好的回忆和情感共鸣中，这就是声乐艺术的魅力，也是人们热爱声乐艺术的动因。
声乐作品或声乐表演是观众心理需要的对象化存在，是观众审美心理需要的物化体现，这具有本质意义。黑格尔曾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以此推断，如果把这一句话作为“果”的话，那么它的“因”可推为：“存在源于需要。”黑格尔认为现实是包含了合理性的存在，那么存在的基础必然源于物的需要或心理性需要，这从进化论上可以找到答案。一首声乐作品的诗情词章、曲调旋律及表演者的声腔造型设计，归根到底取决于观众的需要。也就是说，声乐表演作为“此”艺术样式而非“彼”艺术样式，完全对应着观众特定的情感需求和心理需求，对应着观众在该领域的美的体验。
观众的需要推动着声乐表演的发展，并进而时时校正其声乐发展方向和轨迹：当观众的信息反馈对声乐表演的内容美、形式美提出进一步要求时，便常常迫使词曲作者、演唱者采取措施或使用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以满足观众对情感的需求。如中国古典戏曲悲剧中常常采取大团圆结局的方式，其中便包含了观众审美心理倾向和情感需求作用于创作者的结果，这种审美心理倾向称为集体审美心理定势，这种集体审美心理定势虽然从某些方面说，妨碍了中国戏曲的发展、使其不能向更深刻的戏剧形式结构和终极思考迈进，但却生动明确地体现了观众审美心理的推动力量。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审美需要产生审美意识，审美意识推动了审美心理的形成，审美心理的发展将会推动和影响审美观的建立。
二 中西方声乐文化审美观之概述
审美心理定势不断调节着声乐表现形式的需求，在使观众的心理活动渐趋稳定和推动的同时，自身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审美心理定势成熟和稳定以后，便成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特有的审美观。
中西方声乐艺术作为具有鲜明文化特质的艺术形式有着植根于审美心理之上的独立的审美个性。中国传统声乐艺术与欧洲古典声乐艺术有着许多相似的审美需求。但从声乐艺术体裁及表现形式上来看，二者又存在着鲜明的审美差异。不同的声乐艺术审美价值取向，取决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审美观，而不同的文化审美规则与不同民族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基本审美心理取向有着很大的关联。中国和西方声乐艺术都萌发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传统声乐审美理想，不仅具有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共性，又具有各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在一定的审美心理影响下，中国古代声乐艺术注重美与善的统一，常常把艺术审美与艺术欣赏看作是传播教化、塑造人格、独善其身的修养之道。“形成于先秦两汉时期的儒道思想，集中代表了中国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质。儒道哲学的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艺术鲜明的价值取向，并对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审美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对于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追求，造就了中国古代声乐艺术简淡的风格；道家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向往，则形成了中国古代声乐艺术清雅的神韵。”
在艺术的审美创作和欣赏中，中国人主要通过艺术来彰显主体的心理和谐，以实现社会理想人格的塑造和人与大自然的心灵沟通。中国人侧重于审美主体的内在心理体验，更注重艺术的意境美，以潜移默化的浸润诉诸审美客体。中国古典声乐艺术注重人格修养及伦理内容的和谐，从而形成了礼乐协调、形意统一的传统音乐风格，并深刻地影响了雅乐歌曲、琴歌及戏曲等传统声乐艺术的审美观念。
西方古典哲学、美学观点认为文化源于模仿，艺术是对自然世界及人的性格行为、心理感受模仿的产物，这体现出西方文化重物、重模仿的艺术观。西方古代声乐艺术注重美与真的一致性，把艺术审美和艺术欣赏看作是探寻知识、追求真理，乃至追求上帝的信仰活动。他们认为美是一种善，惟有善可以引起快感。亚里士多德主张美是对善的模仿，而快感的目的是为了“求知”，人类模仿自然的同时，也就获得了知识。西方艺术中“善”的价值观念，不像中国儒学那样去进行道德评价，而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去揭示真实的生活，求得对生活的某种哲理性认识。
西方人对“美”的向往，常常具体地体现在对艺术形式感官美的追求之中。西方古典音乐及传统声乐艺术正是在对形式美的实践追求之中不断完善的。“西方系统的声乐艺术学派，产生于中世纪对以美的声音赞颂上帝的探求。早期西洋歌剧对宣叙调的探索，要求改进声音共鸣以取得充分的音量，从而产生了被译为‘美声唱法’的Bel Canto风格。”在此后歌剧艺术的发展中，“要求歌唱家必须具备充足的呼吸支持、丰满明亮的共鸣、清晰真切的咬字和洪亮致远的声音音质，以获得足与管弦乐队相适配的宽广明亮的声音及灵活多变的技巧。意大利传统美声学派正是在这种对形式与感观美的不断发展中，完善了自成体系的声乐技术理论和声乐审美观念。”因而，Bel Canto不仅是一种歌唱发声技术体系，更集中体现了西方声乐艺术的审美理想，反映了西方人的声乐审美观。
“每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来、积累起来的，作为这种审美意识理论形态之表现的美学思想，也是和本民族的传统分割不开的。”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审美体系，以及西方传统文化以认识论为基础的美学原理。不同的文化艺术体系和审美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中西方传统声乐艺术审美表现的形态和审美类型的构成。
三 结语
在上述文脉的引发下，将声乐艺术置身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探讨声乐艺术的审美观，足见不同民族传统声乐艺术的基本特质取决于各自文化的审美价值取向。中国古代声乐艺术简淡的风格与清雅的神韵，决定了中国传统声乐艺术以意境美为自己的最高境界，以简约的音乐语言唤起人们对善的向往和对人生的感悟。而西方声乐艺术则注重美与真的和谐，并把它具体化为和谐形式的创造，以瑰丽的形式美化人们对真的理解和对善的认识。在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对意境美的探求中，中国传统声乐艺术逐步完善了以文艺美学为特征的歌唱审美理论体系。而在以审美心理为基础的对形式美的追求中，西方传统声乐艺术日益健全了以自然科学为依据的歌唱技术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中国与西方以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审美追求，构建着不同特色的声乐艺术体系，并贡献于人类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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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张晓农：《传统文化审美视野下前声乐艺术审美观――兼及中西传统艺术的审美差异》，《音乐研究》（季刊），2004年第3期。
审美人类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我国出现的一门美学与人类学交叉的新兴学科，它用人类学的方法和概念系统来研究和阐释美学问题和审美现象，希望通过田野调查的手段深入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当中，从现实体验出发，把握少数民族深隐的底层文化和边缘文化；通过解读少数民族文化的符号密码和揭示其文化思维模式，达到探求其文化体系背后隐藏的被社会约定俗成的一套规则与禁忌，最终挖掘出少数民族文化中蕴含的鲜活生命力。审美人类学崭露头角之初，并未得到国内多数学者的认同与重视，但是，以王杰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审美人类学学科在长时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审美意识形态和审美制度为中心的审美人类学理论，在国内美学界引起了普遍关注。
从本科生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之后，在初步接触审美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我开始系统深入地学习审美人类学，并在导师的指导下逐步将理论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我开始关注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活跃着的文化现象、审美意识形态及其审美价值。*年11月和*年11月，我分别参加了广西师大中文系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跟踪调查，用审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这个特殊的民族节日进行了分析，写作的《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节日与生存——兼谈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收录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的《寻找母亲的仪式》一书中，并在《广西日报》*年10月29日第7版发表《打造现代狂欢文化品牌——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谈起》。在*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上，由壮族歌手演唱的黑衣壮山歌《山歌年年唱春光》唱响全国，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形态的典型代表的古老而神秘的黑衣壮族群因其原生态文化和艺术元素保护的完整性以及突出的地域性，逐渐成为审美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个案。*年1月26日——2月1日及4月16日——21日，我随广西师范大学那坡黑衣壮文化考察队赴百色那坡县城厢镇农文屯对当地的黑衣壮族群的文化艺术分别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黑衣壮传统文化的一手资料，并将《黑衣壮祭祖仪式的审美价值》定为检验自己三年研究生阶段学习研究情况的学位论文。
我认为，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正是在注重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比较和分析不同种族、民族以及族群在审美习惯、审美传统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不仅为黑衣壮文化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少数民族地区美学的研究和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可以为解析民族文化背后隐藏的禁忌和规则提供有力的学理依据。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对文化和艺术进行考察，阐释审美制度的功效和实践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民族或族群社会的物质、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的内在逻辑进行解读。审美人类学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学理渊源，重视审美活动、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避免传统美学研究唯精神层面的缺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审美人类学更为关注精神与物资二者之间的制度层面，通过审美制度这一中心术语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进行重新整合，对民族文化、边缘文化的底层内涵和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加以分析和阐述，从学理上阐释民族文化背后的思维逻辑。
同时，在学习审美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过程中，我了解到，田野丰富多变的文化事象始终是审美人类学重要的理论灵感源泉，纯粹的理论分析是无法解决美学研究中遇到的难题的。因此，我认为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工作，掌握充分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一手资料，在感性认识积累的基础上，运用审美人类学理论深入到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内在隐喻的符号体系和象征系统发掘少数民族文化审美价值是可行的。无论是从民族艺术文化研究的学理基础上看，还是从研究视角、操作方法上看，审美人类学都是有效的理论武器和重要的理论依据。然而，作为新兴学科，审美人类学的理论系统尚未建构完全，其基本概念和关键词有待论证确定，在不断建构学理基础、确定学术规范的同时，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迫切需要找到具有极强说服力的现实个案，并加以合理严密的学理阐释。它希望“以特定区域族群的审美实践和审美研究创造性成果为自己的核心研究对象”，从而“揭开特定区域族群文化中被遮蔽的审美感知方式，激扬符合美的规律的文化创造原则，建构充溢审美氛围的生存环境”。
关键词： 文艺鉴赏 文艺评论 当下审视
文艺鉴赏是文艺欣赏的深化。文艺评论是评论家的鉴赏，并付诸传播，引导阅读。当下的“品”、“评”，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值得关注。
一、品评者的审美经验首先源于文本
越来越多的文艺鉴赏和评论由“虚”而“虚”，天马行空，脱离文本。这种审美“经验”，缺乏源头，不接地气，玄之又玄，诚不可取。
“审美经验”作为当代美学研究的基础命题，是一个缺乏严格内涵限定、有着宽泛外延的概念范畴，包容度很大，极具弹性。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审美经验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能指符号。事实上，作为人类总体经验中一种更富于人文精神意义的经验领域，审美经验具有基本的内在逻辑和独特的规定性，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经验形态。
审美经验是不断丰富和衍化的，是与美的艺术、美的自然、美的生活紧密相连的独特经验，代表了所有经验类型中最具灵气的呈现方式。
审美经验既是审美对象结构和实践结构内化的产物，又是主体内省和概括的结果，不但具有个人感悟性，而且具有社会共通性。
当前，关于审美经验的研究氛围和语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和拓展，外来的理论言说为其基础。但说到底，它最后仍将汇聚到文艺创作和欣赏活动中，因为审美经验的生动体现，归根究底仍在文艺创作和鉴赏领域。将审美经验研究与文艺的“创”、“读”实践重新紧密联系起来，并不意味着重回窠臼、固守旧营，也不是摒弃审美经验与社会新潮、文化市场接轨。
联系“创”、“读”的，只有文本。审美经验总是体现在文艺作品的文本中，它让创作者的审美体验获得坚固的依托和外壳，亦让文艺鉴赏与评论产生鲜活而持久的影响力。
在文艺评论中，要注重与审美对象的默契神交，这是点亮文艺评论家心灵的灯盏，它唤醒沉睡的自我意识，使原创者的内在潜能再次得到自由的伸展与迸发，进而得以凝聚、生发，转化为读者和评论家孕育、分娩的新的艺术形象。文艺鉴赏作为一种二度创作，没有接受者的足够体验介入和能动参与，是不可能还原文本蕴涵的意义并获得创造性审美愉悦的。审美经验的发生只在体验中发生，审美体验促成了读者理解视域和文本既有视域的彼此融合，成为文本阅读和接受的最根本、最核心的主导性体验。心仪文本，体验文本，使文艺评论审美形象化，方能发挥文艺的潜移默化作用，使评论的文字起到净化灵魂和引导艺术实践的作用。
总之，对文本的审美体验，不仅成为文艺批评的基础，为文艺批评提供独特的评价体系标准与研究视角，而且成为文艺鉴赏审美形象化的对象范畴。
二、理性品格美与激情美的双向统一
好的文艺作品皆缘情而作，写山则情满于山，状海则情溢于海。当今一些文艺评论过于炫耀“理性”，作品中的“情”一经某些评论家“蒸馏”，顿时淘汰出局，呈示的是那些干巴巴的冷漠的“理论”，这应当引起关注。
文艺理论研究，首先运用的当然是理性思维，理性思维包容量较大。
以往，我们惯于将思维方式分为三种，即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和抽象思维。有人将形象思维称作直观思维，⒊橄笏嘉称作逻辑思维；还有人将灵感思维称为“爆发式思维”。以上三种思维方式，由古至今，实际上均在不断交叉与渗透，形成了“交互思维”。于是，有人将思维方式归为两大块，即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并相互结合。
文艺评论著述应是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结合，个中存在着“灵感思维”（感情爆发式思维）。高明的评论者，往往将两种单向思维灵动地加以贯通与融合，实现双向思维的统一。
这一类文艺评论著述，充盈了丰富的哲理性，一些论段有时就是哲理名言，激发读者去思考人生、世界与社会，进而启迪人们的审美理性思维。认真观照这类文艺评论著述，你会发觉其中有着相当高的哲理品位，理性思维之光烛照了人类的内宇宙，外化出至情至性的内涵。
这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将纯净的哲理性上升到美学的巅峰，创造出“丰实空灵，像一座灿烂的星天”[1]的哲理品格之美，如闻一多的《唐诗杂论》、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等。
何谓哲理品格美？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将哲理品格与审美品格上升到总体文化平台，经过有机结合，焕发出充实而富于光辉的大美。
引导读者进入全新的审美文化境界，从哲理品格美的视角研究文艺，必将给文艺鉴赏与评论带来新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诗人需要激情，文艺理论研究亦然。一部纯理论文艺学专著，若高明地融入作者个人的情感，就如同诗歌一般，形成感性化、情绪化的文学性语言表述。读者往往被其中的诗化语言所感染，为优美流畅的哲理语言所打动，并深深折服。这种上升到美学高度的激情，就是激情美。
理性与激情本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两者似乎相互排斥。然而，若将两者相生相得，让理性与激情融合而天成，不仅是将理性与激情从一般视角沟通，更是充分调动著者的美学积淀和审美文化观念，即可生成哲理品格美与激情美双向统一的文艺评论精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评论家应适当“下水”，从事一些文艺创作活动，涉足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乃至传统诗词。有了比较丰富的文艺创作体验，其论著就自然而然地含蕴文艺创作的激情美，再加上本来就具备的专业理论视角，其激情美与哲理美的融合升华就显得相当自然。
三、文艺品评中的“模糊美学”
文艺作品需要“意会”。意会，往往是“模糊”的。曹雪芹著《红楼梦》，采取“烟云模糊”法，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至今人们仍在“意会”。所以真正美好的文艺鉴赏和评论，从不纠缠和拘泥“本事”，不在“对号入座”中讨生活。
文艺作品的内涵，是纷纭复杂的。欣赏者的“观察点”更是“山形步步移”。于是形成了文艺作品的“多义性”。这种多义性，常常“乱花渐欲迷人眼”，产生一种“醉眼中的朦胧”。故文艺鉴赏和评论，不应当只求“点”上的“精确”，而应当跳出“此山”，从总体上体察和把握“山”之气势与神韵，求得“面”上的通达。这样做有利于把握审美对象本来就有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近似值和精确值、偶然性和必然性、稳定性和变化性、固定性和随机性，从而获得一个总体的、复合的印象（《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期《论红楼梦模糊体验》）。譬如面对“烟云模糊”的《红楼梦》，我们不必细较大观园究竟在哪里，书中是不是暗示了清廷的宫闱秘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不求甚解”的“解”，一种面对艺术“星空”所感悟到的“今夜星光灿烂”。这种奇妙的“模糊体验”，可以加深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理解，有助于获得更自然、更精确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判断。
当今的文艺作品，有趋于“纪实”、“写真”的倾向，有的带有“自传”因素，鉴赏和评论者的审美视线不应当“月亮走，我也走”，囿于人物和事物的原型，只登“东山”而不登“泰山”。恰恰相反，必须更上一层楼，雄视四野、感受氛围，引导人们把握全境的充实、阔大与鸿蒙。这就要求在认真考核各种具体因素的前提下，再搞一番“模糊识别”，以求得由局部而整体的审美感受的升华。这是治疗文艺鉴赏和评论中“小家子气”和“瞎子摸象”的一种良方。
当今的文艺作品，多有人物“意识流”的展示，往往如“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面对这一种迷离恍惚，评论者的审美判断不能舍本求末，抓住次要的，忽略主要的，而应当留意构成情感“流水”的诸多活蹦乱跳的“浪花”，看它们是怎样彼此呼应、碰撞与交融的，只有敏锐地把握这一种“模糊美”的集合，才能真正评说作品的主旨和神韵，从而使审美评论扬帆击水，渐臻“江入大荒流”的审美佳境。
在文艺鉴赏和评论中运用“模糊美学”，是为了追摄文艺作品中人物情感与生活画面的“模糊集合体”。要从识别大体轮廓、产生模糊感受起步，引导读者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走出“隔雾观花”的朦胧，在“亦此亦彼”的模糊感受中顺乎自然地把握“非此即彼”的明晰性形态，从而诗意地鸟瞰文艺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获得豁然开朗的顿悟，接受艺术星光的启蒙。
四、从传统审美鉴赏经验走向审美创造
在“现代”、“后现代”的全球背景下，当今文艺鉴赏与评论的“路子”有时比较“野”，令人目眩。其实，真正的审美创造总是由本民族的传统审美鉴赏经验起步的。
审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历史的产物，它所构成的审美经验首先来自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由这种审美经验升华而成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更直接地与特定地域和民族的社会生活、社会价值取向相联系。因此，渗透着这种审美价值意识的审美心理经验，必然随着各民族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带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的情调与色彩。所以，文艺鉴赏和评论的审美创造，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
审视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文艺鉴赏与评论具有“情”、“境”和谐的优良传统。当具有审美性质的“境”符合主体之“意”，并进行灵动的审美观照时，景中含情、情中见景的完整的、充满意蕴的感性世界便油然而生，这是一种融合了屈骚、唐音、宋韵的令人心驰神往的“意境”。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美”是“客观”的。其实，不同时代、民族的人们对美的看法是千差万别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文艺鉴赏和评论的审美创造，应得今人的“人气”。
当今神州，人们的审美活动在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捕捉美的意象。这个意象世界不是一种物理实在，也不是抽象的理念世界，而是一个鲜活的潮涨潮落、云起云飞、追逐“弄潮儿”、问谁主沉浮的感性世界。
传统的“意境”，必将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受到外在的影响，但首先受制于当今人们的生活欲望和情感节奏，而且千差万别。文艺鉴赏和评论的创新，应当于“多”中求“一”，而不是以“一”约“多”。不同的欣赏者由于个体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的差异，即使面对同一个“象”，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之意”。
应当在社会历史性的高度，将当今中国的个体差异性放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高度加以考察，在新的“意境”中阐释“美”。
传统审美经验的“”，必须因发展变化而变化。昔日的“意境”和谐，因其烙上了当时年代的印记，已经烟云模糊。当今的民族生活习惯、思想文化传播、心理及感情等，正在新的境遇中产生“振荡相转”的新的和谐，文艺鉴赏与评论应当摄取和阐释这种“和谐”，柳暗花明又一村。
“意境注重的是表现性”[2]，这不仅肯定了审美活动中“情景交融”的重要性，而且强调了审美关注的当下性。将主体的审美情感放到现实社会环境下加以考察，才能真正说明美是属于历史性范畴的，是历史进步的产物，从来就没有静止的美。今日的中国文艺创作实践，正在挥霍经济潮汐中人们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我们的文艺鉴赏和评论应当休戚与共，歌哭同声，从理论的高度评说并引领这种别开生面的美。何谓“创造”？这就是创造。
这种“创造”的实质，是将现实中的审美对象，经由审美主体的活生生的观照，生成万紫千红，而不是主观先行、请生活之美屈尊就范。否则既失去“传统”又失去“当下”，既失去“民族”又失去“世界”。
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富于审美鉴赏经验的文艺评论家，既珍惜传统审美鉴赏经验的“天然印记”，又在高丘号角的鼓舞下，从传统起步，固本开新，走向更高层次审美创造。他们的著述，呈现出一种新的理论格局，美学包容度较大，汲取了古今中外一切可以“拿来”的审美鉴赏经验，出神入化地M行审美创造，正视“新潮”，又引领“新潮”，采菊东篱，又突破O篱，显示了蒸腾的文艺评论活力。
参考文献：
审美心理学也是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有人把审美心理学作广义的理解，使它等同于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等。按照这种广义的理解，审美心理学还要研究和说明人类从事各种文学艺术活动时的心理活动和特征。
阐述审美心理过程的理论观点有多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有：
审美经验就是形相的直觉。所谓直觉是指直接的感受，不是间接的、抽象的和概念的思维。所谓形相是指审美对象在审美主体大脑中所呈现出来的形相，它既是审美对象本身的形状和现象，也要受到审美主体的性格和情趣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以及德国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和叔本华等；
审美者与审美对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才能产生美感体验。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审美者不要去注意和思考与审美对象的美学价值无关的事情，例如对象的科学性质或经济价值等，也不要抱有功利的和实用的打算，亦即把主客体之间的种种其他现实的关系，在心理上拉开距离。要防止或削弱这些方面的活动进入审美意识。这个理论是由瑞士心理学家布洛提出的；
审美的心理过程是移情或外射。在审美或欣赏时，人们把自己的主观感情转移或外射到审美对象的身上，然后再对之进行欣赏和体验。例如诗人把自己的不畏的风格和情感投射到身上，然后再讴歌的不畏严寒和美丽，这就是中国诗坛上对的“千古高风说到今”的心理机制。
当审美者把自己的情趣外射到欣赏对象又把对象的形象情趣吸收到自身时，就出现了审美中的“物我同一”的境界。此时，主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已被取消。这是个与“距离说”相反的过程。前者缩短或消除了审美关系的心理距离，或者拉开了非审美关系的心理距离。移情论的倡导者是德国美学家菲舍尔和李普斯。
审美的生理基础和过程对于审美对象的内模仿。例如审美者以自己的身体内肌肉的紧张收缩来模拟审美对象的动作或姿态——奔跑、飞翔或拔地而起。模仿常常是一种比较轻微地对局部细节的模仿，因而主要是一种象征性的模仿。此说的倡导者是德国心理学家格罗斯；
弗洛伊德认为，美感产生于的替代性满足，艺术活动是人类的升华行为。常常是被压抑在个人的无意识之中的一种本能。由于涉及个人的深层的无意识心理，因而审美者本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美感与之间的关系。这点常常是引人注目和引起争论的一个原因；
荣格提出审美经验和艺术创造取决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美感来源于艺术幻想，幻想来源于集体无意识中的神话原型和意象，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些陌生的东西，它们象是来自人类史前时代和原始经验，通过遗传存在于个人的无意识的最深层。当审美对象能够唤醒、触发或符合了审美主体中深藏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始经验或意象时，社会即可得到强大持久的美感和美学效果。
布洛通过实验把人对颜色的审美心理特征和个性倾向分为四类：客观类。这一类型的人对颜色的审美态度是只进行客观的理智的分析和评论；生理类。这一类型的人注重颜色所引起的生理感觉，如冷、暖或轻重的感觉；联想类。这一类型的人在对颜色的审美过程中常常产生丰富的联想。例如从蓝色联想到天空或海洋；性格类。这一类型的人认为颜色像人一样是有性格的。如认为红色本身具有热情的性格。
布洛认为属于性格类的人们在对颜色的审美体验中水平最高。因为性格类的人赋予每种颜色以拟人的性格，对颜色能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不像客观类者只进行理智的分析；性格类者觉得颜色自身能表现性格和感情，不像生理类者只觉得颜色能引起人的感觉；性格类者对颜色的审美感受有很深的客观性，因为他们之间的具体看法常是一致的。而联想者多凭个人的主观经验而定，缺乏客观的一致性。
英国美学家迈尔斯与布洛一样通过实验把人类对音乐的审美体验也分为四个类型：即主观类(注重音乐对感觉、情绪和意志的影响)、联想类(注意音乐所引起的联想)、客观类(专用一种客观的标准来评价音乐本身的技巧)、性格类(把音乐拟人化，乐调各有各的性格和情感)。
迈尔斯与布洛一样，认为四个类型中以性格类对音乐的审美感受水平最高。还有人按照在对艺术的欣赏过程中，知觉侧重的不同，把审美心理分成感觉型、想象型和思考型三类。又按在欣赏时感情活动的不同，把审美心理分为陶醉型、共演型和旁观型3类。按照对新奇感的态度分为“保守”型和“进步”型两类。荣格把人的性格分为八个类型。他认为，审美水平较高的艺术家大多属于“内倾感觉型”或“内倾直觉型”。并且认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显示出他们所属的性格类型或显示出与其性格相反的类型。
心理学中对美学影响较大的学派是精神分析学派、格式塔学派、行为主义学派、信息论学派和人本主义学派，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审美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精神分析学派的贡献在于审美过程的动力方面。认为审美经验的源泉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揭示出审美心理的深层结构。弗洛伊德用艺术和神话中的生动故事来说明他的心理学理论，如恋母情结。又用这种理论去解释文学艺术中的奥秘，如莎士比亚、达·芬奇的作品和创造心理。弗洛伊德和荣格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论述是审美心理学中最深刻的部分。
格式塔学派的贡献在于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的原理和“力”与“场”的概念去解释审美过程中的知觉活动，代表人物是阿恩海姆，其论述主要在视觉艺术中的审美方面。
行为注意学派对于审美经验的研究集中在观赏者对艺术品及其要素的喜好的实验，主要是观赏者对艺术品刺激所作出的生理性反应。艺术品的典型特征是唤起欣赏者的兴奋并出现先强后弱的变化。这种兴奋的变化就是产生愉快、兴趣和审美经验的原因和机制。
信息论心理学通过对审美知觉的研究认为，知觉者欣赏艺术品时会唤起一种期望模式，当期望得到肯定时就会产生愉快和美感。
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美感是一种高峰经验，是对自我的观照，自我不停地追求在创造中实现自己的潜能，在达到了自我实现时就会出现高峰经验和美感。
关键词：和合文化、天人合一、诗性智慧、和谐基调
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先生在检视和反省中国儒道形而上学与本体论后认为，中国式因果律首要特质在于“一体统合原理”（“整合性原理”）。即：“世间万物由于延绵不绝地从相同的根源而化生，因而统合成一体。换一种说法：万物通过创生的过程得以统合。于是，在道或天的形象覆盖下的万物实为一体，万物都共同分有实在的本性。此外，万物之间莫不交互相关，因为万物皆同出一源。……万物所共同分有的一体（道），既维系万物之生存，又孳生化育万物”。①成氏进一步认为，“因为万物间莫不交互相关，而形成各种过程间的变化网络，于是运动力的传送就被视为生命活动的表现”。②由此构架出“内在的生命运动原理”（“内在性原理”）。复次，“由于‘一体统合原理’之故，世间恒有和谐与平衡存在”③，形成中国因果律之“生机平衡原理”（“生机性原理”）。此因果律的三大基本层面衍生出中国式因果律模型：串连式思考（整体式观照）和辩证法则④。成氏的上述分析实是对中国“和合”文化之特征作了精辟的理论提摄。重视万物间的整合关系、辩证运动关系、有机性联系正是中国“和合”文化的精髓。这些理论精髓不仅是东方文化中的瑰宝，更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和审美运思的源头活水。
笔者认为，在中国“和合”文化中，以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和人与天地万物的视同对等或异质同构为基础进而在此二者间确立一种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古代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其次，“和合”文化中的整体直观思维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它使得古代中国人特别强调在内缘已心、外参群意的审美体验活动中获得对生命终极意义的瞬间感悟，从而实现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的合一。再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美学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展开与构架。而纵观中国古代美学基本特征（如强调真善统一、情理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认知与直觉的统一等）和中国古代审美理想（如儒家对“和”、道家对“妙”、佛禅对“圆”的追求），无不是“和合”文化在审美层面的诗性展开和逻辑延伸。这表明，中国诗性智慧和审美意识与“和合”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和性和关联性。“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一、“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间并无绝对的分歧，自然是内在于人的存在物，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调谐；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达到一种完满和理想的境界，是中国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质言之，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如孟子的“知性即知天”⑤论就是把人性与天道的合一放在认识论高度上加以思考的。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认为宇宙间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从一个侧面确立了人与天的相互关联。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云：“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就是要求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周易·文言》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顺应自然的“与天地合德”的思想。汉代董仲舒甚至以“人副天数”的观念为基础建立起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体系。《春秋繁露·阴阳义》即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在宋学中，“天人合一”思想更趋成熟、精致、完善。张载直接提出“天人合一”命题；《正蒙·诚明》云：“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明确指出，“诚”“明”境界的获得，来自于天道与人性的统一。程颐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程氏遗书》卷十八）实际上直接指出了人道与天道的同一性。程颢干脆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程氏遗书·卷六》），反对有意去区别天与人及主体与客体。至清代王夫之也强调“尽人道以合天德”。其《周易外传》卷二云：“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在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实际明确指出人之动与天之健是一致的。所有这些观念无不是提倡应在自然与精神间建立一种统一性关系。这种强调在自然与精神间建立一种和谐化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这表现在：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与自然、情与景、主体与客体、心源与造化、内根与外境都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天?艘熘释沟恼庵稚畈阄幕馐妒沟弥泄糯搜в朊姥ъ溆凶拍谠诘谋咎逍怨亓纱耍松辰缬肷竺谰辰绲暮弦怀晌泄灾腔圩罹哂刑厣枉攘χ凇?br>“天人合一”思想对古代审美境界论的深刻浸润，从逻辑结构上讲主要体现为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认为“天”是美的本原，美因乎自然，“造乎自然”，主体只有体天道、察天机、悟天理，深契自然之真趣，才能洞悉美的真谛。其二，认为既然美的真谛的获得源于人对“天”（机、道、理）的洞见，则审美的最高境界和最后归宿应当是人合于天，即主体的审美极致体验与本源性世界的本真敞亮应获得本质性的同一。前者为溯源，后者为返本。在此，美的本原问题和审美的归宿问题就逻辑地统一在“天人合一”观念中。以下分论之。
首先，由于“天”是美的本原，所以要想获得美的真谛，必得“知天”、“体道”，籍此，个体审美活动与对世界本原的探究活动才能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审美境界与哲学境界的合一。“天”（“道”、“自然”、“太极等”）作为美之本原、艺之本原、文之本原在中国哲学和艺术论中几成定论。如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就指出“道”（“天”）是万物（也包括美）的本原。庄子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大美实为道之美。刘勰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心雕龙·原道》），认为文艺原于天地未分之前的一团元气，并盛称：“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心雕龙·原道》）。《吕氏春秋·大乐》称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实际认为音乐之本在于天。唐张彦远称绘画为“天地圣人之意也”（《历代名画记》）。张怀称书法“其道有贵而称圣，其迹有秘而莫传。理不可尽之于词，妙不可穷之于笔，非夫通玄达微，何可至于此乎”。⑥认为书道通玄达微，所谓“玄”、“微”实际与天道相通。既然“天”是美、艺、文之本原，则必得“原道心”，“悟天机”，“研神理”，方能实现人与天合，人同道俱。故而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周易》提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在俯、仰之间洞察天机的“流观”之法。南朝宗炳在《画山水序》中云：“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指的就是在澄净空明的审美心态中去体味宇宙间的大道与真美。与宗炳大体同时的王微在《叙画》中直接提出：“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要求将艺术表现与体道、悟道统一起来。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录张论画心得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所谓“外师造化”，除有向客观世界学习一义外，更深者则在于画家应穷尽宇宙大化的神变幽微，再经内心陶冶，才能创造出美的境界。而清代王夫之的议论更富于总结性，其《诗广传》卷二云：“天地之际，新故之际，荣落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危，形于吾身以外者，化也，生吾身以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际，几与为通，而悖然兴矣”。讲的就是主体要以心灵映射万象，用心灵节奏去契合宇宙间的生命韵律。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中国诗性智慧深刻领悟了“天人合一”中的这一思想：即“天”（“道”）是众美之所?映觯挥型ü吧袼肌薄ⅰ懊罟邸薄ⅰ耙菹搿辈拍芪虺鍪澜绾兔赖谋驹胝孚小?br>从另一方面看，既然美的根源在于“天”，那么，审美的最后归宿便是人合于“天”。如果说前述是由天至人，那么，中国诗性智慧还进一步强调由人达天。只有通过天人间的这种往返运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这样的诗性智慧在中国美学中俯拾皆是。如《中庸》说“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就是要求以个体的直观感悟来深契宇宙的本原。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离娄上》），也是强调通过深切的内心体验达到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最高境界。庄子直接标举“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人生境界，并把这种境界称为“天乐”境界、“、至乐境界，所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在宋学中，这种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转化成为一个特殊的理学范畴—“乐”。所谓“乐”可以看成是天人合一的审美结晶，即人与自然合一的情感体验结晶，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审美意识或观念形态，理学家们所讲的圣人之乐、贤人之乐实际就是“天人合一”之乐，亦即个体精神生活中的至乐与人生的终极目标之所在。朱熹《秋日偶成》诗云：“闲来无时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实际描绘的就是个体在静观中深体天人合一之道，进入“鸢飞鱼跃”审美境界的一种审美体验或感受。由此可见，儒学、道学、理学等传统显学都十分强调通过情感体验实现个体感性生存向理性生存的转化，通过审美直观实现个体感性直观向本体直观的转化，通过审美境界的获得完成对本源性世界及其终极意义的原初叩问和澄明敞亮。
那么，如何以人达天、合天呢？也就是说，如何使主体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并实现同宇宙的同一呢？古代中国人认为，这必须通过审美这一环节来实现，即让主体意识审美化，让主体的悟道活动（对世界本原的领悟）具体落实到审美体验层面，也就是说以审美境界来打通天人之碍，来贯穿人生境界和哲学境界。这种主体意识的审美化，具体说来，体现在以下逻辑步骤中。首先，构筑澄明虚静的审美心境。例如：老子就认为要认识到无形无象的世界本体——道，主体必须“抱一”“守中”“涤除玄鉴”。庄子则主张“心斋”“坐忘”，要求主体要“虚而待物”。反映到文艺创作中，晋代陆机认为主体必须“收视反听”排除外界干扰，虚静专一，才能获得恬淡超然的审美心境。刘勰也指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主体必须“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神思》）才能进入审美境界。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这其中的“离形去智”指的就是主体进入到审美直觉时所必需的一种审美心境。其次，进行浮想神游的审美体验。《周易》中俯仰之问的“流观”之法，庄子的“逍遥游”，嵇康的“游心太玄”（《赠秀才参军》），宗炳的“万趣融其神思”（《画山水序》）强调的都是主体要将自我渗入宇宙大化中，在追光蹑影、蹈虚逐无的审美体验中获得对宇宙人生的洞见。在审美创构中，陆机要求主体要“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文赋》），刘勰则将这种过程进行了精心的描绘：“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明代汤显祖甚至认为这种浮想神游能够上天入地，包孕古今。所谓“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知”（《序丘手伯稿》）。再次，在妙悟中获得悟道式的审美体验。在审美体验和艺境创构中，重妙悟，尚直觉是中国诗性智慧的重要特征。晋代陆机的“应感”说，南朝钟嵘的“直寻”论，唐代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所说的“直致所得”，都是集中的体现。到宋代严羽称：“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诗辩》），并说：“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清代王夫之强调审美构思或艺术创作乃是一种“即景会心”的“现量”过程。所谓“现量”，佛学义为现在义、现成义，有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之意。王夫之借佛学的“现量”来说明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是心目相应、主客契合的一刹那自然涌现出来的。这里的“现量”与“妙悟?庇凶潘嘉绞缴系囊恢滦浴?br>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美学深刻领悟了“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诗性智慧，并创造性地将之发挥由天至人的审美体认模式和以人合天的审美体验模式的双向运动中（前者重在以心灵去迹近自然之机趣，后者重在以以灵去叩问宇宙之本源与人生之真谛），从而实现了人生境界、哲学境界与审美境界的高度统一。故而宗白华先生盛赞中国人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⑦。
二：整体直观思维与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
与西方思维重逻辑性、思辩性不同，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整体直观性。这是因为古代中国人强调天地万物之所从出的共同本原———道是不能用普通感官和逻辑分析来感知和获得的，而只能用整个身心去体验、直观或顿悟。周易中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流观”方式，庄子的“目击道存”论，佛禅的“顿悟”说等等都是这种观念的典型体现。这种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对古代中国人的审美体验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中国诗性智慧特别强调透过对审美客体的整体直观把握，在内心世界浮想运思，通过寓意于物象的“内游”、“内视”、“神遇”、“玄化”、“目想”、“心虑”、“澄怀”等体验方式获得对世界本原的洞见和内心世界的愉悦与至乐。在此，不妨以“神游”这一审美体验活动为例加以说明。“游”是一种无功利目的的自由感性活动。如果说“游”在孔子那里尚是社会政治理想实现后的一种生活态度（《论语·述而》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庄子学说中，则成为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一种与天地同体，与万物合一的彻底解放的自由的精神活动。庄子倡言“游乎天地一气”（《庄子·大宗师》），“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浮游乎万物之祖”。（《庄子·山木》）。“吾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其实质就是强调在悟道式的生命体验中解脱一切外在束缚，进入到纵肆逍遥的自由境界。到南朝，刘勰将其发挥为“神与物游”。作为审美命题，“神与物游”，准确讲，是要与物之神游，而非游离于对象形象之外或游弋于形似之间。对“物”而言，主体要“游”其神，对主体而言，“游”乃是使人的精神获得自由解放，⑧“神与物游”就是主体之神与物之神间的双向交流与同构。“神与物游”至少包含以下两种由整体直观思维方式所生发的诗性智慧：其一，以心物互渗来实现心与物的同形同构或异质同构，彻底拆解主客二元对立的屏障，从而使对象结构与生命结构具有相似之处或契合点。其二，它表征着表现体（情、意、趣）与载体（景、象、物）相互依赖的关系，主体的意向性与客体的内在风神之间的张力结构因这种依赖关系而处于平衡状态。此平衡状态中，主体对物的外部的体验与对已的内部体验就周旋于情景、心物的协和与亲合之中，呈现出一种往返运动的圆形的动力体验图式，这使得主体的游物与游心得到高度统一。
“神与物游”这种整体直观特征，还可以从古代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气”活动中得到映证。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主体要想从形而下的审美感性观照活动（“味象”、象之审美）中获得形而上的审美安顿（“悟道”、道之审美），必须通过形而中的审美“观气”（气之审美）活动来完成。在中国诗性智慧中，审美之象（形象、物象、意象）是主体“观气”活动的基础或载体，而“气”又是“象”的内在机心，无“象”则气之审美无以发生，缺少了气之审美活动，“象”又是无生命之“象”，不能成为主体生命情怀的载体。故而“气”是连接形下之“象”与形上之“道”的中介，“观气”活动则成为“味象”活动与“悟道”活动的桥梁，它引导有限的“味象”层面向更高的“悟道”层面提升，使主体获得最终的形上审美安顿，从而构成审美体验的发生学依据。“神与物游”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观气”活动，它所强调的物我互感互动中主体的游物与游心的高度统一，正是要去完成主体形下感性观照向形上本体洞悟的飞跃。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虽然讲的是诗歌景物描写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来看，“随物宛转”、“与心徘徊”正是主体入乎物内、游物游心、神与物冥的一种特殊的审美“观气”活动。反观中国古代元气论美学，其推崇气势，标举气韵，崇尚空灵，追求超形迹的“象外之境”等特征，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讲，也都是“观气”活动的结晶。在审美体验的特征和发生内秘上与“神与物游”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推崇气势，无非是借文势、书势、笔势、韵律等去展现宇宙本体之元气的生命创造活动；标举气韵，无非是借一言、一笔、一线、一音的韵律变化展现主体的生命活力；崇尚空灵、追求超形迹的“象外之境”亦无非借有限的物象去展现本真世界的无限，在有限的物象描摹中去体会和把握宇宙的真谛。可见，“神与物游”这一审美命题充分继承了由“天人合一”思想所生发的诗性智慧，即主体在与客体互感互动的整体直观活动中去深探宇宙的本源，去倾听宇宙的回响。正是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神与物游”是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中的核心命题。
围绕“神与物游”这一审美体验核心命题，中国美学还生发出与“神游”相关的一系列关于审美体验和艺术创构体验的命题与范畴。如唐李世民提出“绝虑凝神”的主张：“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论笔法》）。认为书法之始，必先使心胸澄明空寂，方能领味书道中的造化之理。符载提倡“玄化”：“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观张员外画松序》）。所谓“意冥玄化”，实际也就是要求神与物冥。虞世南提倡“神遇”：“书道玄妙，必资神遇”（《笔髓论》）。所谓“神遇”，即是以主体之神悟书道之妙，从笔墨线条中领会自然造化的真谛。苏轼提出“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后》）的美学理想。元代郝经提出“内游”说。《陵川文集·内游》云：“持心御气，明正精一，游于内而不滞于内，应于外而不逐于外”。在此，内为心，外为物，“游于内而不滞于内”，应于外而不逐于外，要求的就是主体不为物役，不为已滞，使心物相互攀缘。明代汤显祖提出了戏曲创作中的“游道”说，《玉茗堂文·如兰一集序》中云：“机与禅言通，趣与游道合”。实际提倡把生命的机趣同游道悟道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清代李渔更主张“梦往神游”，《闲情偶寄·词曲部》称：“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
除“神游”论外，受整体直观思维影响的还有晋代陆机的“收视反听”说、南朝钟嵘的“直寻”说、唐代张彦远的“神会”说和“心契”论、宋代严羽的“妙悟”说、明代袁宏道的“畅适”论、清代王夫之的“现量”说和石涛的“神遇迹化”论等等。“神与物游”及其相关的系列命题与范畴表明，中国诗性智慧特别重视透过耳目感官的初级体验而深潜到对生命底蕴的体味与把玩中，透过心与物、情与景、意与象、形与神的融合而获得生命终极意义的瞬间感悟。由此不难看出，视审美体验和生命体验为同一的中国诗性智慧得以展开的前提在于：古代中国人审美体验活动中，那物我互动互感的生命运动始终伴随着整体的直观把握。
三、和谐化辩证法与中国古代审美范畴论
与西方思维方式倾向于形式性、分析性、思辨性、冲突性不同的是，中国“和合”文化在思维方式上更倾向于整体性、辩证性、和谐性。中国“和合”文化更倾向于把宇宙与人生经验中的冲突、矛盾、差异、对立视为事物对偶互动过程中的过渡现象，而此种过渡正是未来之和谐与同一之所由，因而世界本为和谐，而主体也可通过全面的自我调整来化解、克服上述对立与冲突。因此，以和谐化的辩证法来处理宇宙与人生的矛盾冲突是中国“和合”文化的主要运思方式。
在中国哲学中，和谐化辩证思维的的运用随处可见，并由此形成一系列对偶范畴。如：理与气，心与物，阴与阳，道与器，形与神，虚与实，体与用，性与情，理与欲，义与利，名与实，知与行，动与静，内与外，天与人，法与礼，有与无，未发与已发，格物与致知，道心与人心等等。和谐辩证化思维既看到这些范畴的对立性，更强调双方的互摄、互化与互生，更强调差异的和谐化与对偶的统合化，因此，在中国“和合”文化中，类似上述的对立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而只是和谐的表征。
籍此和谐化辩证思维的浸润，中国诗性智慧针对审美活动与艺术创作中种种矛盾对立现象，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和谐辩证法。这种创造性的诗意发挥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强调审美活动中对立双方的相融相合。例如处理审美创作中的文质关系。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就是强调文与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刘勰进一步发挥文质的辩证关系为一方面是“文附质也”，另一方面是“质待文也”，提出“文质相称”的创作主张。明代胡应麟盛赞汉代诗为“质中有文、文中有质，浑然天成，绝无痕迹，所以冠绝古今”（《诗薮·内编》卷二），而批评晋宋诗文是“文盛而质衰”，齐梁诗文是“文胜而质灭”。到清代刘熙载仍提出“质文不可偏胜”的主张。再如讨论形神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人在强调神似高于形似的基础上，更追求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例如五代欧阳炯在《益州名画录》中就说“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明代陆时雍论诗，要求“实际内欲其意象玲珑，虚涵中欲其神色毕著”（《诗境总论》），也是主张“形神无间”。此外，情景关系中有“情景交融”论、“景语即情语”论、“情生景、景生情”论；情理关系中有“思无邪”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虚实关系中有“虚实相生”论、“化虚为实”论、“化实为虚”论；意境关系中有“意与境浑”论和“思与境偕”论；所有这些，都是强调审美活动中对立双方的相融相合。正是这种和谐辩证思维的广泛运用，中国美学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对应又相融相合的审美范畴。如：情与采，意与象，言与意，雅与俗，清与浊，浓与淡，隐与显，繁与简，圆与方，拙与巧，疏与密，真与幻，藏与露，动与静，法与才，因与革，文与道，清空与质实，阳刚与阴柔，豪放与婉约，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诗性智慧。
二、在强调审美活动中对立双方辩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也重视一方对另一方的主导地位或超越性关系。例如，前述文质关系，古代美学既讲文质彬彬，也讲质主文从。墨子有“先质而后文”之论，南朝沈约有“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之说，刘勰要求“文质相称”，同时也要求“以情志为神明”，“以辞采为肌肤”（《文心雕龙·附会》）。《文心雕龙·情采》中就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文之本源也”，把情理看成经线，把文辞看成纬线，认为情理确定了，文辞才能畅达，并认为这是写作的根本。可见他在主张文质统一的基础上，更重视质对文的支配地位。又如前述形神关系，古代美学既讲形神兼备，更讲“离形得似”。东晋顾恺之有“传神写照”之说，表达了神似重于形似的思想倾向。唐张彦远在绘画中提出“形似之外求其画”的思想，主张以形写神。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形容》谓：“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也提倡打破形的拘泥，更加自由地表现精神。宋代苏轼论画说：“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否弃了那种从表面上描摹刻划的艺术品，提倡以形写神，追求生动传神的艺术境界，与司空图一脉相承。再如言意关系，古人既讲“辞达而理举”（陆机《文赋》），更讲得“言外之意”和“以意为主”。庄子有“得意忘言”的高论，王弼则将其发挥为“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佛教中甚至主张“悟理言息”。在文艺中，钟嵘认为“文已尽而意有余”（《诗品序》）是诗味的表现，北宋梅圣俞主张追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创作境界，南宋严羽称“言有尽而意无穷”，正是唐诗魅力之所在。除上述外，中国美学中还强调得“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强调“境生象外”“意存笔先”等等。所有这些不是建立在双方的冲突或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的基础之上，而是从双方相融相合的关系中生发出新的和谐来，这正是中国美学以优游不迫、淡泊而不以沉着痛快、怨怼激发为主流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和谐化辩证法在上述两方面对中国诗性智慧的渗透与浸润，使得中国美学从本质与形态上看都是一种和谐型（而非崇高型）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未能出现典型的崇高形态（西方则在近代已经成熟），极大程度上也与此相关。
四、和合文化与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
和合文化以整体性、有机性、辩证性来理解宇宙及万物关系的基本文化——心理结构构建了中国美学的主导精神——对“和”美的追求，和谐构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这种和谐美学观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求美与善的统一。这突出表现在儒家美学思想中。如孔子主张“里仁为美”，就是强调人只有与“仁”（善）相融一体，才能体现出美来。孔子谈个体的全面发展时，要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述·述而》），意即以闻道为志向，以立德为凭依，归依于仁而游心于艺术才能使精神进入自由境界。孔子在评价艺术时，又提出“尽善尽美”的品评标准，主张把艺术标准与道德标准统一起来，而其“思无邪”的评诗原则与“温善敦厚”的诗教更是建立在尚雅正的伦理道德标准之上的。孟子称其“善养浩然之气”，所谓养气就是养德、养志。在艺术领域中，荀子谈音乐，主张“美善相乐”，所谓“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认为真正的音乐是美与善的统一，能起到修心养性、移风移俗，使个体或群体都能达到和谐的作用。《毛诗序》中称诗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王充谓“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论衡·佚文篇》）。把文艺看成是劝善惩恶的工具。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朱熹的“文道不二”论等都从不同侧面强调美与善、艺术与道德的统一。在人格美领域和艺术美领域追求美善的统一成为中国美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突出表现在庄学与玄学中。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反映在中国美学中，实质就是强调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交感和融合，强调以艺术家的内在生命力去深契宇宙天地间生生不已的机趣。由此，中国美学十分重视师法自然，含合造化，在感性的自然形态中直探宇宙的机心。兹录几例以资佐证：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
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
（方回《天慵庵随笔》）
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
（石涛《画语录》）
夫画道之中，水墨为最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
（王维《山水诀》）
论文摘要:中国美学的实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在于特别关注人生，重视生命，强调体验，从而独具风采，它既是人生美学，又是生命美学，又是体验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于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意义与价值，并且也体现于对于当代审美与文化、社会与人生所具有的重要的实践意义。
每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思维模式、生存方式、哲学观念以及感知方式等等多方面因子的影响、制约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学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而独特的土壤之中，而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发展的表现上说，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它有它的独特性与根源性。”因而，由此而孕育生发出来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有着它的独特品格，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特有的领悟、体味、理解与展露。
中国传统美学是在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孕育生成的一种很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的思想体系。中国美学的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它是从一个特殊的层面、特殊的角度来体现中国人对人生的思考和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努力，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这一特质是深契于美学的根本精神的。美学在其实质上只能是存在的诗性之思。
一、人生哲学: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总是与人学思想有着血脉相关的联系，正如许复观所指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因此，中国古代美学具有极为鲜明和突出的重视人生并落实于人生的特点。
人生哲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之中，确立人的地位，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等一系列问题，而这种哲学观念又影响到中国传统美学，使其在对于人于天地间的地位、人的道德精神、人的心灵世界、人的情感体验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的基础之长，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以“仁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家哲学，构成儒家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美学所体现出的特征乃是以人为本，具有朴素人本主义特征的美学思想。
基于美根源于人、人心、人的义理、道德，因而，受儒家美学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极为重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人格因素。道家美学将“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一方面，在道家看来，“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道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的、无限的;另一方面道又是“无所不在” (《庄子·知北游》)，因而中国道家的思想，正如徐复观所指出的:“其出发点及其归宿点，依然是落实于现实人生之上”，“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体道、观道、游道，以便使人的现实生命获得安顿，转化为艺术化的人生。而道，则不过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最终依据的设定而己。
禅宗美学也因其具有人生美学的内容而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禅”则体现着禅宗美学的一种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禅宗美学是将禅视为人人所具有的本性，是人性的灵光，是生命之美的最集中的体现，是宇宙万物的法性，是万物生机勃勃的根源，是天地万物之美的最高体现。它既是禅宗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境界，又是禅宗所讴歌的最高的审美境界。禅宗美学使中国传统美学加深了对于人生、宇宙的诗性领悟，同时也使中国传统美学增添了于现世人生中使人生诗性化的内容与理论。
二、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
中国传统美学特别关注人生，重视生命，强调体验，从而独具风采，它既是人生美学，又是生命美学，体验美学。
现实人生包含了生命与生活，人的生命世界与人的存在状态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直接从中国人的现世人生实践，生命感受，体验、反思之中孕育出来。无论汉字“美”的最始初的文字，还是许慎“羊大为美”之说，都与中国原始生殖崇拜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是在这一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观念，都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美学作为生命美学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气”是生命的本质。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只有具有生命的特征，生气灌注，气韵流转，才有了文学艺术之美，而中国传统美学中许多重要的理论、范畴，也都是由生命的生气之美衍生而来的。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在体验、关注和思考人的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过程中生成并建构起来的，从而又体现出鲜明的体验美学的特征。中国传统美学的体验美学特征，强调由审美对象的外部形式的，深入到内部实质的领悟，并最终沉潜于深层生命意蕴的感悟，从而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审美体验活动是主体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是心与物、情与景、神与形、意与象、生命与活力的融合，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体验过程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把审美体验概括成 “味”，并发展出诸如“体味”、“玩味”、“寻味”、“品味”、“研味”等一系列丰富的范畴、理论，它们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性质，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深度与广度，或表明审美体验的不同方式。在审美体验活动中，中国传统美学又十分强调主体的积极参与，内缘己羽，外参群意，随大化氰氢流转，与宇宙生命息息相通，最终趋于心源与造化的大融，即所谓“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体验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有限的现实时空的超越而获得一种永恒，无限的心灵自由与高蹈。而审美体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命体验，是生命体验的最高存在方式，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
三、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美
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人生美与艺术美。如果说人生论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孕育和形成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化土壤，那么，人生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根与干，艺术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花与果。对人生美与艺术美的研究形成中国传统美学独具特色的人生美论与艺术美论。人生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宇宙之中，人是最为宝贵的，“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禅宗，都把对人与人生的探索放在首位，其他一切问题都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而展开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
中国传统美学发展出追求人的审美极境的审美境界论。认为美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审美境界。人生境界反映着人在寻求自身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而审美活动，则通过澄心静虑，通过直观感悟，顿悟人生真谛，获得审美极境。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境界论与中国传统人学的人生境界论趋于合一。最高的人生境界(审美境界)是心灵的超越与升华。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无论是儒、道美学，还是佛教禅宗美学，都把人生的自由境界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与最高的审美境界。在道家美学中，老子把“同于道”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与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庄子美学更有着对“无所待”而“逍遥游”的理想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向往。佛教禅宗美学追求超越人世的烦恼，摆脱与功名利禄相千的利害计较，使心与真如合一，来达到绝对自山的人生境界。
由于各自思想的差异性及其宗旨、目标的不同，儒、道、释三家美学各自在对于人生的审美自由境界的追求中，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审美理想。儒家美学发展出了“和”的审美思想。强调美与善、情感与理智等方面的和谐统一。道家美学发展出关于“妙”的审美理想。强调审美体验并不仅仅在于对自然万物形式美的把握，而且在于体悟其中所蕴籍的作为美的生命的本体的“道”与“妙”。体现了禅宗美学重视对人的内在生命意义的体验，推崇对人生的一种随缘在运，自然适意，宁静淡远，而又圆满自足的自由审美境界。
中国传统美学对于人生审美境界的追求，也表现为一种 人生的审美价值取向。还体现为一种理想人格的追求。这种鬓追求因其超越利害关系的束缚而使心灵返朴归真，进入生命的澄明之境，而升华为一种审美人格。
四、中国传统美学的艺术美
如果说人生美构成了中国传统人生美学的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根与干，那么，艺术美则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绚烂的鲜花与丰硕的果实。这种中国传统美学中向诗性栖居的生成的关注与追求，现实地展开为两个基本向度。一方面，将个人不幸与家国忧思汇融一体，以诗发愤抒情;或者以诗排解内在心灵焦灼，安顿生命。从而诗(艺术)成为趋向诗性自下而上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在人性的发展、人格的养育与建构历程中，艺术又成为人生现实地超拔为诗性栖居的重要构成部分，所谓“兴于诗”、“成于乐”(《论语·泰伯》)、“游于艺”(《论语·述而》)。这种诗意栖居的向往与追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感性个体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的体现，而且也是文化知识群体共同的心声，从晋代的兰亭之会到宋代苏轼及苏门四学士等的西园雅集，都十分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美学将艺术也看成同人一样的有机生命体，对于艺术美的看法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刘翩说:“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附会》)。基于人化的、以人拟艺的美学观念，中国传统美学形成、发展出了十分丰富、重要的并且具有独特特性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美学理论。如“形”“神”“气”“韵”“风”“骨”“筋”“血”等等。这些范畴与思想之间相互关联而发展出了关于“形神”、“风骨”、 “气韵”等等，而这些丰富、繁多的理论范畴，又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形成一个十分宏大的美学理论体系与美学范畴体系，共同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美学作为生命美学的一个突出方面。
中国传统美学不仅将艺术看成是一个犹如人一样的有机生命整体，从而以人拟艺，而且也将艺术生命的特征与艺术创造主体的特征相联系，因此，文如其人、诗品出于人品一类的美学命题与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构成方面。从而中国传统美学深入地探讨了艺术家的气质、才识、志趣、学养，乃至于情感、心理、生理、艺术创造力等等诸多因素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而言，是为解决、思考诗化人生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并且，艺术也成为超越死亡，走向不朽的途径，如曹王所言:“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才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不托良史之辞，不假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通过艺术，人的生命获得了永恒。
五、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美学体现出鲜明的生命美学与体验美学的特征，强调、肯定美总是肯定人生，肯定生命的。中国传统美学是基于对人的自下而上意义、向度、价值、方式以及人生境界等诸多问题的探索、体验、追求、领悟而建构起来的，突出体现为人生的审美化、诗化，同时将艺术生命化、人化。因而，中国传统美学在其理论意义上，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宝藏的一个丰富、珍贵的重要方面，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独特的思想意义与价值。同时，对于当代世界经济趋向一体化，世界政治格局步入后冷战时代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在西方美学话语占有主导地位，中国美学处于边缘性话语地位，甚至有“失语”之忧的现代语境下，如何重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美学理论体系与现代美学话语，都具有不容否认的重要理论意义。
毋庸讳言，中国当代美学的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思想成果的吸收、借鉴，离不开西方美学的参照系。然而，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同样也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章要不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即我们在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不要提出和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等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原则。”如果我们的现代美学建构从自由民族文化的实际出发，而避免停留于对西方美学思想的追逐与模仿，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充分汲取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的丰富养料，在对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的深入透彻的研究基础之上，发展出自己民族的美学问题，并建构出特有的现代美学范畴、逻辑结构与思想体系。中国传统美学对于美的起源、美的本质的认识与看法，对于审美主体建构的高度重视，对于理想人格建构与审美人生境界的追寻，以及中国传统美学思维方式、特征，丰富的范畴体系等等，都将具有不可否认的理论价值。
中国传统美学的童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于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意义与价值，并且也体现于对于当代审美与文化、社会与人生所具有的重要的实践意义。正如葛兆光所谈到的:“人文思想所指向的，常常是人自身的存在问题，人生在世总会遇到焦虑、紧张、恐惧、困惑，始终缠绕着人心。人怎么样自下而上是自古至今人们思考的老话题，古代人的思考并不一定比现代人的思考浅陋或简单。”美学思想同样如此，人生与审美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并不随时代、环境的转移而消逝。中国传统美学的许多思想对于今日而言，并未失去有效性，仍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学语文 语文教学 审美教育 教学策略
语文审美教育是对以前语文教学的纠偏和完善,语文教学又是中学实施审美教育的优先途径。语文审美教育是语文文本的审美属性和语文学科内在需求决定的,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及中学教学现状决定了语文教学是实施美育的主要渠道。笔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从诗歌、散文、小说和议论文等方面的教学中就小学语文审美教育进行探讨。
一、诗歌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是为了让学生具有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和情趣。中学教材中的古诗词融语言美、音韵美、情景美、节奏美于一体的具有丰富的审美元素。“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教师首先要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让学生读出诗歌的感情,然后是感知形象,接着再把握诗歌情感。审美心理的形象感知――体验情感――抒发创造三个阶段是相辅相成的。教师在进行古诗词审美鉴赏的时候,要灵活贯通地把三者的关系处理好,通过科学的方法使得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情趣得到充分培养。首先要从剖题意、辨词语、补语法、调语序、分析时代背景、品味关键字词等进行感知阅读与审美理解;其次要在朗读吟诵中悟情,巧设疑问抓情感基调,明诗人之志知晓诗情以进行情感阅读与审美体验;最后要在学生阅读诗歌时使其沉浸于思考之中,进行审美创造。
二、散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散文是讲述人生百态的文学作品,它抒情性强,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或启人深思,或达人感情。散文具有“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教师要抓住散文特点,去发现它独有的现实美,不同形式的艺术美(形象美、意境美、结构美)。散文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重要渠道,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散文的美感作用,从而达到培养中学生“初步具有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的目标,使他们初具艺术审美感和健康高尚的审美观。首先要寻找审美因素,通过精心设计导语,使学生进人画境,引入审美阶段,再进行富于感情的吟诵,使学生在画境中感受美。其次教师要让学生品味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结构美”;再次教师要引导学生抓住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描摹、抒情、议论的词句进行分析,感受这些词句的艺术魅力,从而提高学生“语言美”的审美能力,通过赏析语言使学生充分体会到不同作家作品的表达特色。最后要引导学生突破散文鉴赏的“意境美”。引外还要通过联想想象,丰富审美形象,以达到入情之后入理,提升学生的审美层次。
三、小说教学的审美教育
小说中蕴藏着丰富的审美因素,小说的人物美、情感美、环境美、故事美都为我们提供了审美的视角。教师能够充分挖掘各种审美因素,努力带领学生感悟、品析,学生就一定可以得到美的熏陶和审美能力的培养。首先要从小说语言入手,提升审美感知力。教师要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课堂的驾驭能力,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动性,指导学生通过观察和思考,充分调动自身的感官,对小说进行审美感知,使他们的审美感知力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其次要从小说要素提升审美理解力。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人物形象理解人物的性格美,从小说情节入手促使学生理解情节美,从小说中的社会环境描写和自然环境描写方面促使学生理解环境美。最后要从审美参与入手以提升学生审美想象力,从结合现实切入,提升审美创造力。总之,要在小说教学中进行审美教育,特别要重视引导学生多读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只有多读,多比较,学生的审美能力才能在无形中得到提高。
四、议论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议论文是在“审美理想十分强烈而急迫的时候,写作主体常常不再去通过典型人物去反映,而是直接出来阐发和宣传”[2]的情况下写成的,这样就决定了它强于逻辑和思辨的特点。议论文从形式到说理艺术、结构安排、思维特点、理论深度都包含着丰富的审美元素。教师应该在议论文教学中运用各种手段和学生一起开展审美活动。首先明快的节奏和整饬的音韵或结构是议论文的形式美,教师要善于发现它的审美价值。其次,教师要用修辞增强说理的形象性,以引用增强语言的智慧美,巧用设问、反问创造文章的波澜美。再次要梳理议论文思路,认知结构美。议论文的结构是一门审美的学问,在议论文教学中,教师要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归纳来加深对结构美的理性认识,在审美中锻炼抽象、提炼的能力。第四,重视形象性思维,认知形象美。议论文中的形象思维能有力地激发学生开启理性思维,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理性信息,使学生的理解力得到大的提高。形象思维往往点缀在议论文严谨理性的论述中,使文章有了趣味,使文章更具可读性。在审美活动中,这是容易被忽视的审美因素。最后要体悟议论文论证,认知理性美。理性美主要体现在议论文说理追求言简意赅,使读者豁然开朗,认知议论文的理性美是该体裁最高层次的审美活动。总之,议论文教学中的审美内容是丰富的,教师要带领学生好好利用它,让学生在议论文的学习中增长思维能力,提升审美品位,成长心智。
鉴于审美教育的极端丰富性,本文无法完全穷尽语文教育听、说、读、写等诸多方面,只能有所侧重地选择中学语文教育中的“阅读教学”板块对阅读教学中常见的审美策略作有选择性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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