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于民族节俗活动构建的民族风情旅游新模式
随着民族旅游资源的开发，民族风情游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产业的主要发展模式之一。民族风情游的开发实质上就是民族文化资源向旅游资源方向的转化，通过民族节俗文化、宗教文化、服饰文化等方面的开发，民族旅游附带了浓郁的民族风情。从民族节俗文化在旅游产业中的开发来看，大部分地区把节俗文化活动作为民族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的主要对象。我国少数民族众多，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节俗，如苗族有花山节、吃新节、龙船节、姐妹节等；侗族有集体做客的“行年”活动、多耶祭萨、尝新节以及农历立夏前的18天开始的大戊歌会等；回族有开斋节（也叫肉孜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种类繁多的节俗文化为旅游产业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另外，不同民族在丧葬、婚俗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形式和讲究，不同民族、形式各异的民族节日活动用不同的方式传达着各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情感。通过种类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节俗活动，游客可以感受到民族旅游产业中异样的民族特色，为游客带来新鲜的体验，并使游客领略到多样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并因此衍生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祭祀活动，如回族的伊斯兰教教义是回族人生产生活的基本准则，通过回族教堂，回族人完成了人生的各种学习；苗族的信仰主要为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多数苗族人信仰原始宗教，他们崇拜山神、树神、猎神、雨神、火神等自然神，秋后的“西松节”是苗族的祭祖节日。宗教文化在民族旅游产业经济中也有重要的旅游价值，如宗教教义的哲理性、建筑的艺术性、氛围的神秘性等，不同民族宗教祭祀形式的神秘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宗教文化增加了民族旅游产业的魅力。
（二）基于饮食、建筑等民族特色文化开发的特色旅游产品
不仅民族工艺品、节俗活动、宗教祭祀等活动具有一定的旅游经济价值，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相结合的民族建筑、民族饮食、民族体育等文化载体在民族旅游开发中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以民族建筑为例，由于地理位置及文化习俗、技术水平不同，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民族建筑有不同的特色。南方地区的苗族、侗族有别具特色的干栏式吊脚楼，还有纯木结构建筑的侗族鼓楼，集中体现了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建筑艺术的特色。回族清真寺更是民族建筑的典范，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风格迥异、形式多样的民族建筑结合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和区域地理环境条件，与其他旅游资源融合在一起，为游客带来了新奇的视觉享受，也使游客从建筑中体会到了民族建筑文化的魅力。从民族饮食来看，各个民族有不同的饮食习惯，民族饮食是民族民众结合民族文化及自然饮食条件创造的富有特色的民族饮食和饮食制作模式，如甘肃回族的兰州拉面，宁夏回族的臊子面、油香、馓子，北京天津一带的回族卷果等；侗族的苦酒、侗粑、酸汤鱼等；苗家的腊肉、腌肉、腌鱼、鱼干、香肠等。这些饮食都是少数民族的特色饮食，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游客在品尝饮食及观看民族饮食的特殊加工工艺时，可以深切感受到别具特色的民族饮食文化，增添了旅游乐趣，加深了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吃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环节，民族饮食在民族旅游产业中的开发和利用，形成了民族旅游产业的特色旅游产品，为民族旅游创造了更多的旅游商机。另外，具有本土风情的体育文化等文化现象也为民族旅游增加了更多的看点，也是民族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族文化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经济中延展的限定性
虽然民族文化以各种方式与旅游产业结合，可以形成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从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实践结合经验来看，民族文化在旅游产业经济中的延展也有诸多限制，如节令时限、资源保护、文化的私密性、游客的认知等。
（一）民俗文化节令时限带来的时间限定
民族节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文化延伸和传承的通道。以回族的节日习俗为例，开斋节、宰牲节、圣纪节是他们的民族节日，特别是伊斯兰教历太阴年九月的开斋节是回族民众纪念回族人民克服重重坎坷仍然能够保持民族独立的民族节日，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开斋节当天，回族民众要穿着节日盛装，点燃芭兰香，共同到清真寺参加会礼。开斋节既是回族的节俗活动，更是回族强调其民族意识的特殊时段，因此，开斋节是隆重而庄严的，不能随意进行调整。民族节日习俗文化在民族旅游产业中的延展会受到节令日期所限，民族节俗并不是在所有的旅游时段都能开发。苗族也有很多传统节日，有苗年、四月八、龙舟节、吃新节、赶秋节等，这些节日都是按照苗族的习俗所进行的节令节日，有一定的时限和文化内涵。与回族的开斋节一样，虽然苗族的过苗年等节日有浓重的苗族风情，但在民族旅游开发中，承载着苗族文化的苗年活动一年只能在限定的时段内进行，民族旅游产业只能在这个时段内对民族节俗活动的旅游经济效益进行充分延展，同样，其他少数民族的节俗活动都有时令限制。
（二）文化旅游资源需要进行适度性开发
旅游资源的开发要适度，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也不例外。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文化和旅游的双重属性，因此，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适度性开发主要基于两个出发点：第一，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基础，相对于旅游产业的长远发展，再多的旅游资源也有枯竭的时候，且旅游资源的开发往往受到开发时期、开发技术和开发模式等因素限制，并不能一次性开发到位，容易形成资源浪费，缩短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期限。因此，从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发，民族文化的文化旅游资源需要分阶段、分层次进行适度开发，从而使民族旅游产业经济形成可持续发展局面。第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当民族文化被参与到民族旅游产业中后，往往会因为旅游产业经济的发展需求，而对传统民族文化歪曲或分割，破坏了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不利于民族文化保护。特别是节庆文化资源，节庆活动作为民俗事象中文化因子最多、形式及内容开放性最强的民族文化，最容易产生变异。在文化通过民族旅游产业商品化中，要保证文化的“根”不变，保证“这些文化的基本形式不变。因此，民族文化在民族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应当适度地、有限制地开发，民族文化在民族旅游产业经济中的延展应当以文化资源的保护为前提。
（三）宗教文化的私密性需要维护
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都可以共享和进行公众演示，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民族旅游产业会把民族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尽可能地进行开发，使得民族文化在民族旅游产业经济中被过度延展，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民族文化的神秘性、独立性，以及民族人民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以宗教祭祀为例，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祭祀活动。由于宗教源于人类对周围环境、生死的认知并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因此，宗教祭祀活动具有深厚文化的内涵。有些还具有私密性，不宜公开。如果为了使民族旅游产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不加选择地对民族宗教活动进行公众展示或评论，往往会使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宗教祭祀失去其神秘感或受到外界的批判和指责，损坏其在民族民众中的神圣地位。另外，部分民族风俗也不宜进行过度展示，虽然部分仪式活动对旅游者而言，有一定新鲜感，但是从民族个体本身而言是不合适的，如民族家庭的丧葬活动，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丧葬习俗，很多习俗承载着民族民众的文化认知意识，对外界而言这都是新奇的，有一定的旅游经济效益，但是对丧葬家庭而言，这是家庭的伤痛，不宜对外公开，如果为了展示民族文化而罔顾别人的伤痛而进行旅游开发，就违背了人理伦常。
（四）文化承载主体与游客之间存在认知分歧
张晋敏（1991-），女，甘肃武威人，西北民族大学2012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生。
摘 要：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精神财富。民族文化对经济的发展既有促进作用，同时，某些民族传统文化也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增强民族地区的竞争力，不单是要提高区域民族经济的增长能力，而且应该是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的协调一致的发展能力的全面提高，尤其是民族文化竞争力的提高。
关键词：民族文化；经济；关系
一、民族文化的结构与特点
（一）民族文化定义
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故园艺学在英语为Horticulture）。到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因为公民对于社会政治和社会的参与，认为人的理智也需要加工，就像土地需要耕耘，于是文化被理解为培养公民政治和社会参与能力，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与人的教养联系了起来。此后，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下过定义，可谓层出不穷。克莱德・克拉克洪曾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作过统计：自1871-1951年80年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4条之多。
现代人类学家爱德华・鼻祖泰勒是第一个界定文化概念的学者。他在1871年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他的定义影响重大且深远，时至今日国内外讨论文化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一公认的最早的专业文化定义。
美国社会学家David popenoe则从抽象的定义角度对文化作了如下的定义；一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就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它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人们通过观查和接受其他成员的教育万而学到其所在社会的文化。此定义的前两句概括了泰勒的第一句，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就象是本能对于动物一样，都是行为的指南。
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意即文化是讨论人类社会的专属语；“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或文字；“教化”是这个词的真正重心所在：作为名词的“教化”是人群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同时这一规范在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对象化成果中得到体现），作为动词的“教化”是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及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
目前，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17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出版）。狭义的文化则指依附于语言、文字、书籍、建筑物以及自然万物等载体得以显现的人们的世界观、价值取向、意识流动和精神气蕴等。文化具有民族特征，民族语言、民族性格、民族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等，都可以构成民族文化的形式。由此，民族文化指的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二）民族文化的结构
民族文化或者文化的结构有二元结构说、三元结构说、四元结构说和多种要素说。
二元结构说源于前苏联学术界，认为文化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物质文化是少数民族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及其创造方式。精神文化主要是指用脑力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成果。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除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划分外，还有“显在文化”和“潜在文化”、“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硬文化”和“软文化”的区分。
三元说。DAvid总结文化的要素主要为3个：（1）语言和符号.（2）规范准则，对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人们应该怎样思想、感觉和行动作出的解释，包括习俗、道德、宗教和法律；（3）物质文化，实际的和艺术的人造物体，它反映了非物质文化的意义，包括机器、工具、衣服、房屋等等。目前，通常是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实物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的几类。
四元结构说。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在著作《文化论》中，把文化划分为四个方面：（1）物质文化；（2）精神文化；（3）语言；（4）社会组织。除此以外，还有“智能文化、物质文化、规范文化、精神文化”和“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划分法。
多要素说。代表性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他在著作《文化变迁》中，从文化功能与文化起源相结合的角度，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然后把非物质文化划分为宗教、艺术一类的精神文化和规范人类行为的制度、习俗一类调适文化。
（三）民族文化的特点
主要是：（1）共有的。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接受的共同标准；（2）差异性。在同一社会内部，文化也具有不一致性。例如，在任何社会中，男性的文化和女性的文化就有不同。此外，不同的年龄、职业、阶级等之间也存在着亚文化的差异；（3）后天性。学习得来的，而不是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生理的满足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每种文化决定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从这一角度看，非人的灵长目动物也有各种文化行为的能力，但是这些文化行为只是单向的文化表现如吃白蚁的方式警戒的呼喊声等。这和人类社会中庞大复杂的文化象征体系相比较仅显得有些微不足道；（4）象征性。文化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字，但也包含其他表现方式如图像（如图腾旗帜）肢体动作（如握手、吐舌）行为解读（送礼）等。整个文化体系是透过庞大无比的象征体系深植在人类的思维之中，人们也透过这套象征符号体系理解解读呈现在眼前的中种种事物；（5）适应性。指的是文化能够适应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6）普遍性。不同民族群体所具有的饿多样的、特殊的文化内容往往是用普遍性的框架组织起来的，不同文化在终极价值和一般性伦理约定方面是非常相似的。
二、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一般地讲，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任何民族文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反过来又对民族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既有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因素，也有与经济发展相矛盾冲突的因素。下面分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民族文化与经济的一般关系
1.民族文化与经济从来密不可分
文化与经济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即文化是整体，是物质财富、经济财富的总和，经济只是其中之一。生产力越发达，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就越密切。从这个角度说，今后的经济是文化经济。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如果少数民族在文化问题上变得自觉了，并且把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结合好，可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只能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说，只有发达的经济而没有先进的民族文化，并非真正的强大；如果只谈经济，不谈民族文化，经济的发展也难以持久。
2.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竞争力密切相关
所谓文化竞争力，概括地说，就是各种文化因素在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所产生的凝聚力、导向力、鼓舞力和推动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创新能力、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高素质的人才。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来越高，不仅经济发展需要文化来支撑，而且文化产业本身也已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竞争力是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增强民族地区的竞争力，不单是要提高区域民族经济的增长能力，而且应该是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的协调一致的发展能力的全面提高，尤其是民族文化竞争力的提高。
3.区域文化对区域竞争力具有“乘数效应”
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理论研究表明，区域竞争力的增强需要文化因素的支持；反过来，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又会促进区域竞争力的提升，而且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可以兼容并蓄，产生文化乘数效应，从而促进特定区域生产力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就我国而言，以孔孟儒家积极入世、崇尚进取为特征的齐鲁文化，因历史上商贾云集、重商遗风远扬的江浙文化，以20世纪20至40年代金融意识为底蕴的海派文化，善于开拓、勇于进取的岭南文化，以及长于经济形势分析、政治嗅觉灵敏的京派文化等，都对其所处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源动力，致使中国东南部及沿海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与西北地区尤其是内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日益拉大。
（二）民族文化对经济的负面效应
1.传统文化对于经济开发的障碍
对于民族经济的欠发达现实，在一段时期里人们习惯于将其归咎于生态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素质差诸如此类的原因。的确，民族经济之所以落后，这些都是原因，甚至是很重要的原因。然而好比是说“经济落后”是“经济落后”的原因一样，本身是不合逻辑的！如果我们把研究的目光拓展到经济以外，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民族经济欠发达的原因，则有可能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打开一个认识民族经济发展的思维空间，从而使我们可以尽可能客观地面对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
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控制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文化的不适，往往会导致行为的不适，其结果是人的经济行为偏离经济发展的一般原则。由此，在民族经济欠发达问题上，我们的讨论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的经济现象上。尽管对于这些现象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而应当透过这些经济现象，去探讨导致民族经济欠发达的文化原因。民族经济的发展，政策上的倾斜和经济上的扶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忽略了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调适，则政府的所有这些努力都只可能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
2.西北民族文化对于经济开发的障碍作用
总体上讲，西部民族地区在文化方面不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其实质是一种惰性文化。由于历史沉淀和累积效应的作用，这种以伦理为核心、富有人文精神的传统文化，包括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重义轻利的价值标准、谦恭和顺的人生哲学、求稳求同的思维方式、知足常乐的文化心态，已经深深地根植于西北民族地区人民的精神生活中。西部民族地区随处可见的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处世观，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死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靠、要的度日观，畏难怕险、墨守成规的工作观，喝酒的娱乐观就是这种世俗性文化在日常行为选择中的真实显现。西北民族地区文化和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在于它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主要是：
（1）多元性和差异性。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隐性影响因素。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市场经济文明的形成、发育和成长，反之则会阻碍农耕、游牧文明的传统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社会的顺利转型。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经济、历史、社会等条件不同以及的差异，西部民族地区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并且决定了本地区内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居民在价值取向、创业精神、竞争意识、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对待市场化改革的态度等方面必然有较大差异，因而与东部相比，在市场文明的进程中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适应性也将因所属文化圈不同而不同，进而影响作用和程度也相异。
（2）逆市场性。西北民族地区所有游牧文明、农耕文明、藏传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相结合而成的文化体系，是草原游牧经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产物，其核心观念和主体意识已经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与此相适应其价值观、财富观、就业观、生产生活方式、一种高度束缚下追求未来生活即“来世”的理想生活模式，同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准则相矛盾和相抵触，因而使该区域与东部地区相比，在发展中面临更大的阻力和障碍，致使该区域目前的市场化程度仍然很低，市场化进程仍然很慢。如：市场经济提倡“经济人”，把人看成是经济利益的主体，认为追求财富是天经地义的事，而该文化则提倡“道德人”，把创造财富视为小人之举，从而压抑了冒险创业与从事商业的社会精神；市场经济提倡自律基础上的市场竞争，而该文化则提倡“平均主义”和贬低逐利行为；市场经济提倡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民主制，而该文化则提倡血缘宗亲的家族中心论，表现为人们呼唤“青天”，崇拜权威，希望“家长式”人物拯救社会市场经济注重法理，而该文化讲求感情，情大于法，少独立，少理性；尤其是游牧民族“无恒产，无恒信”的经济关系，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文明的契约精神和与信用交易相适应的现代主流文化。
（3）保守性和封闭性。西北民族地区民族众多、各异等因素造成文化传统呈现出明显的封闭狭隘特征，传统农业社会、农耕文明气息浓郁悠久，尤其是该地区黄土高原板结性质的黄土文化、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生”的文化，有很强的内聚力，总是企图把新的文化意识、异质文化和对立思想纳入到固有的文化中去，使外来文化在与其融合中失去原有的特征。并且由于复杂的文化环境和众多的民族成分，根本上使本地区与其他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互动时面临更大障碍，很容易以民族纠纷和宗教纠纷等形式再现出来。加之计划经济的外在动力，使这种文化的排他性、封闭性进一步强化，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封闭落后的思维定势，进而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局限在文字上，从实际出发和变通很少，缺乏创造性思维和社会文化创新，不能在文化转体和吸取异质文化中适合自己的精华部分，难于摆脱文化传统的羁绊。
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十分关键，它是决定减缓或加速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否合理的根基。如果脱离对该地区文化基础之分析，任何一种经济改革和政策都将不能从根本上使其发展差距得到彻底解决；同时，若把西北民族地区区域协调发展目标问题与其文化因素分析相脱离，也将最终要以失败而告终。
综上所述，文化发展及因素分析是拉动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深层原因。须在发展西北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传统优势和进步性的基础上，将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现代工业主流文化逐渐纳入和融合到西北民族地区文化之中，并将其文化进行重构。只有实现使其成为极富世界性、多元性和先进性的开放文化体系，西北民族经济开发才会呈现为整个社会的整体协调运行，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才会有持久的文化源动力和支撑加速力。（作者单位：1.甘肃省广播电视学校；2.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赵显人《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
[2] 温军《民族与发展――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王希恩《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4]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一）发展滞后的经济制约了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经济建设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由于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及地理条件的限制，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价值标准等还禁锢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这种经济发展状况限制了部分女性掌握现代科技文化以及进入社会经济领域的机会，加之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相关的激励机制及激励环境还不够健全甚至缺失，更加限制了女性的经济参与。
（二）民族地区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抑制了女性参与经济建设
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中，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是“男外女内”。这种分工模式将女性局限在以血缘为中心的家庭内，活动范围小，社会交往半径小，一般都比较缺乏创业方面的思维和开拓精神。虽然，随着教育的普及，少数民族女孩从小一般都接受了正规的教育，但这种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对她们的影响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在其影响下，仍有一小部分女性不愿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在近些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进一步固化了留守少数民族女性的理“内”角色，更加限制了她们参与区域经济建设活动的机会。
（三）传统的观念阻碍了女性接受科技文化教育乃至参与经济建设
在我国少数民族社会中，向来就有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以及从夫居的家庭守旧思想。[2]这些观念和思想在歧视女性的同时强化了男性的主导地位，导致人们往往以男性为本位来决定和判断事物，以男性的尊严和权利作为价值的评判标准，而女性则被剥夺了平等参与许多活动的机会。直至今天，个别少数民族地区的女孩在读书、处理事务等方面仍在受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如，在市场经济日益腾飞的今天，与其他省份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女性的科技文化知识仍比较欠缺，无论是在家庭农业还是在手工业或服务业中，她们的科技文化水平都是比较低的，因而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所以说，传统思想观念直接影响着她们对于经济建设的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
（四）较少的经济活动资源获得限制了女性参与经济建设
在农村，少数民族女性获得的经济活动资源少首先体现在其所拥有的土地资源上。农村女性所拥有的土地是跟随婚姻而变化的，即在她们成家以后，娘家的土地会被收回，而在婆家或不重新分配土地，或分配的土地面积较少。据全国妇联2001年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在农村的无地人群中，女性占到了70%。[3]其次，少数民族女性获得信贷服务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中国农村一般以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单位，且在处理办理贷款、签订合同等事务时一般是男性做主，女性很难获得与丈夫同等的信贷机会。第三，大部分少数民族女性被固定在效益较低的农业活动中，特别是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与进城参与城市经济建设活动的男性相比，她们能够实现劳务输出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农村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经济建设受到了限制。在城市，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集约型经济条件下一些行业对女性职工进行不断的裁减，其中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女性职工因此而失业。这样不但使科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少数民族女性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也失去了参与经济建设活动的机会。目前，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不断地进行完善，但仍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女性职工被远远地排挤在经济建设活动的。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分化的加剧使得女职工大部分集中在一些服务性行业中或技术性能差的传统产业中。[4]在经济的大转型中，传统产业正向现代化产业转变或逐渐被现代化产业所替代。现代化产业所需要的新设备、新技术给技能相对比较低的少数民族女性职工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五）少数民族女性的健康状况对她们参与经济建设有一定的影响
我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人口的出生率基本大于死亡率。出生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少数民族女性的健康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医疗条件等的不同以及医疗卫生（女性保健）服务水平的差异，不同民族间女性的健康状况也不尽相同。同时，各民族女性的健康状况还与她们的一些习俗呈负相关，如存在早婚、早育、多孩率高等现象的女性的健康状况较差；反之，则相对较好。加之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分散、交通不便，尤其是一些特别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至今仍缺少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这些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少数民族女性健康水平的快速提高。相对较差的健康状况，使得一部分少数民族女性因昂贵的治疗费用而在经济上入不敷出，正逐渐走向贫困化的境地，很难有机会去参与经济建设活动。
二、排除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经济建设障碍因素的具体措施
面对农村女性参与经济建设的种种制约因素，笔者认为要克服这些阻碍，需要从公共制度建设和个人意识提升两个方面入手。既要克服制度性因素对少数民族女性经济建设参与造成的影响，又要将性别意识纳入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活动中，在倡导性别平等的前提下促进男女两性和谐发展，共同建设区域经济。
（一）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促进少数民族女性平等参与经济经济建设活动
通过能够充分体现性别意识的制度建设加强对少数民族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5]要从制度上形成一个既增强女性性别视角，又能够推动女性参与经济建设的整体合力。具体而言，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关部门要以进一步增强性别平等意识为目的制定一些发展经济的政策。为切实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决策过程中要重点强调男女平等参与经济活动的性别意识。尤其是在农村，要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扶持一些适合女性参与的诸如加工业、养殖业、服务业等方面的特色产业或优势产业。与此同时，在信贷方面要给她们提供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在技术和信息方面要加大对她们的服务力度；在政策层面，还要充分保障她们的经济参与机会。总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加强引导和宣传，增强和调动少数民族女性的群体协作意识
在现阶段，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越来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引导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经济建设活动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鼓励、引导并大力扶持她们加入或创办这样的组织，通过参与或管理这样的组织来强化她们的群体意识、团队精神和组织协调能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可以引导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经济组织，并使其以组织为指引创办一些企业，培养她们合伙做生意的能力，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扩大她们的交际圈，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还要通过充分利用和发挥各种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来宣传女性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少数民族女性进行进一步的引导，提高全社会对于女性在经济建设中主体作用的认识，从而调动和增强她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向她们介绍女性在商业、手工业、运输业等产业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来充分调动她们参与经济建设的主动性，使她们能够有创造性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三）加强教育培训，促进少数民族女性全面发展
在能够充分唤起少数民族女性的意识，培养她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调动她们参与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基础上，加强对她们的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也是十分重要的。教育培训应该是在了解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各种基本需求等实际情况下进行的。在培训内容的选择上要因地制宜，在培训方法上要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如对于支柱产业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要选择针对性和适用性强的技术和内容；对于一些手工业技能的培训则要有意识地向需要培训的女性提供更多更合理的培训内容，等等。另外，除了对少数民族女性进行知识和技能培训外，对她们同步开展一些法律法规、政策等知识的培训也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她们达到自我的全面发展。
三、结语
百色是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商贸经济主要集散地和重要通道，主要有壮、瑶、苗、彝、仡佬、回等少数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百色镇自清雍正七年（1729年）设厅制后成为桂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镇。百色城建有广东、云南、湖南、江西、福建、湖北等会馆，其中以广东商会影响最大，广东商号最多。1929年10月，邓小平、张云逸率领警备大队和第四大队进驻百色城。百色起义前，起义计划尚未得到中央正式批准，部队又刚刚进入百色。为了迅速站稳脚跟，中央决定利用原右江地区旧督办机构和俞作柏的名义，委任张云逸为右江地区督办，接管百色地区的最高权利机关，控制整个右江地区局面，并令百色各县向右江督办上缴商贸税收，为起义筹集了十多万的经费。
1929年12月1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百色举行起义。红七军和苏维埃政府随即成立。为保障红七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发展、增加和稳固各种税务收入，以及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提出了稳定社会经济，维护和发展工商业经济等一系列商业保护政策。如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军长张云逸签发的《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规定，“对商民：废除苛捐，取消杂税，保护贸易，买卖公平，严守我军纪，绝不扰商民”。《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规定：“保护交通和商人营业”“保护交通及商人营业，严禁奸商垄断操纵”和“保护小商人的利益”“严禁大商人剥削小商人”。在起义前夕的12月10日晚，起义部队领导召开百色城商会会议，宣布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通告大商人及商会交出枪支弹药，还告诫商人不要惊慌，要照常营业。因此百色起义后，百色城没有商人离开，他们照常营业，而且云南、贵州等外地商人也仍继续到百色进行商贸活动，百色的商贸市场运转正常。红七军对破坏商业贸易安定发展的行为一律严肃处理。红七军曾处理了两起部队人员侵犯商人利益的错误事件。一起是在百色起义前，驻那坡镇的第四大队和农军在收缴那坡镇商会武装时发生了士兵没收商人财物的事件。另一起是在百色起义后，红七军电邀那坡镇商人黄奕勋到百色商谈贸易事宜。黄奕勋从南宁乘船到果德县果化镇时，红七军政治部下令逮捕。这两件事严重影响了商人的情绪，使他们不敢到根据地来经商。后来，红七军前委严肃处理了这两件事，批评有关人员，向黄奕勋道歉，宣传党的商业政策。红七军的行为打消了商人的思想顾虑，使他们恢复经商。
二、与工人挂钩，发挥工人革命热情
右江地区基本没有什么工业，仅有一些手工、熬酒、刨烟的作坊和内河航运、商业铺店及服务等行业。百色起义后，这些行业在红七军的保护政策中得到发展，比百色起义前更有生气更有活力。邓小平、张云逸率领部队进驻百色后迅速掀起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百色城先后成立了烟丝、民船、苦力、五金、糕酥、革履、药材、裁缝、理发、印刷、榨油、店员等十二个行业的工会组织，会员一千多人。1929年12月初，百色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江西会馆召开并成立百色县工会联合会（简称总工会）。会上讨论通过职工斗争纲领，提出了改善职工经济生活及政治要求的主张：如“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制定劳动保护法”“组织工会”“改善待遇”“保险不失业”“废除包工制”等，同时还制订了工人劳动保护法，维护工人的利益，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1930年1月，红七军给中央写的《七军前委报告》中总结到，“转变后的情形：工人的情绪，甚为特别，百色工人表现最好，百色工会已组织十二个，群众都起来斗争，要求加工资，减少工时，有的工人由原来每月只得九块银元工资增加到每月二十块银元”。在百色城成立总工会，百色的工人经过斗争，工人工作积极性提高，促进了根据地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三、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红七军及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展商品经济，组织开辟根据地内部市场，组织调运商品，促进市场生活物资供给。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在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提到：“对经济政策，小商人仍是继续营业，惟交通不便，故日用品极缺乏，特别是盐，苏维埃曾自己设法去运。”由于反动军阀对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断绝根据地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与往来，这使根据地的生活日用物资和医疗药品紧缺。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右江苏维埃政府“创立消费合作社”，由消费合作社组织商队外出调运商品，供应各地商品市场，“设立农民银行”“禁止各机关无故没收商店”“维持商场金融，保护商人贸易”“严防大资本操纵商场”。1930年，军阀在百色龙川区实行封锁，禁止仁相区根据地群众去龙川赶集，使仁相群众买不到食盐等生活用品。右江苏维埃政府在仁相区那巴村边开辟一个市场，从外地调日用品在市场上公开摆卖，吸引各地商人陆续前去经商，连在白区的龙川商人也偷运食盐到仁相去卖，解决了当地食盐及其他日用品的供应量问题。同时，红七军还自己创办了兵工厂修造枪械、被服厂为部队制造被服、铸银工场制造银锭作为市场货币使用等，为部队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创造了大量的物资供给。
四、实行累进税制促进商业发展
百色起义前，右江各军阀政府、地主豪绅巧立名目设立苛捐杂税，使人民深受压迫和剥削。据1921年统计数据显示，右江地区实行的捐税达30多种。如：土地税、富力税、契约税、财产税、人头税、屠宰税、圩场税、牛马税、牌照税、烟酒税、营业税、榨油税、牧林税、自治捐、房屋捐、猪捐、牛捐、羊捐、市场摊派捐、祠堂建筑捐、军队开拓拔费、军队收宿费、维持费、军饷费、草鞋费等。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的信中指出：“在目前要广大群众自动养红军的前途，还没有到的时候，一定要以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及一切政治没收和征收统一累进税为给养红军的来源。”1929年12月，红七军在颁布的《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规定：“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实行累进税，并由苏维埃政府制定标准！”累进税是按照课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课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高；课税对象数额越小，税率越低。累进税纳税人的负担程度和负税能力成正比，具有公平负担的优点。累进税率，按照收入情况而定。如富农生产征收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分得土地的农民征用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商人资本在百元以上者征百分之一，千元以上者征百分之二，二千元以上者征百分之八，三千元以上者征百分之十，对贫农和小商人，则不征收，丝毫不用负担。实行这样的累进税，无疑是有利于各族劳动人民，他们负担轻甚至不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商业发展。小商人不用纳税，就不会有倒闭和亏本之忧，可以安心经营和稳定发展。对于资本大的商家按资本征税，有利于他们开展竞争及搞好经营。红七军及苏维埃政府在右江根据地推行累进税制，取消军阀政府及地主豪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右江各族民众直接摆脱了沉重的税务剥削和阶级压迫，同时也起到促进根据地城镇商业贸易发展的作用，保障根据地人民及红七军、苏维埃政府的物资供应。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 建筑
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马克思主义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38] 徐晓光，《“乡规民约”的 历史 继承与苗族地区 法律 的现代化》，顾朴光主编 《贵州 民族 论从（一）》，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第146～157页。
1、人口素质和受教育水平低
贫困地区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科技素质普遍较低。在甘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一些山区受过初中教育的青年屈指可数，文盲、半文盲高得惊人，不懂科学文化知识、不懂法律成为贫困地区普遍现象，而文盲率与贫困率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以笔者工作过的康乐县为例，全县总人口为24.13万人，文盲人口为80065人，粗文盲率(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4.9%，一般文盲率(文盲人口占巧岁及以上人口)为50.0%。文盲率远远高于甘肃省平均水平，甚至比临夏地区高出3.88个百分点。劳动者素质低已严重制约着康乐经济的发展。人才奇缺又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屏障。康乐全县人才总量为2643人，其中大专以上为920人，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1.1%和0.38%，全县有高级职称18人、中级职称396人，特别是教育医疗方面人才奇缺，造成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滞后。许多人看病就医和孩子上中学宁到临眺不到康乐，落后乡村没有一个正规医生和一家像样的卫生院，农民看病就医成很大问题，身体健康难以保证。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教育水平低，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落后，造成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差、人才缺、社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少，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2、人口增长过快、资源紧缺
与经济落后和增长缓慢相反，少数民族地区又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据统计，甘肃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平均亩产的增长速度，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51.7公斤，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亩产只提高到130.8公斤，增长了巧3.1%，但人口却增长了近一倍。康乐近几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左右，但在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下，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偷生超生现象时有发生，贫困户依靠增加劳动者数量来代替经济积累提高生产能力，造成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贫困户没钱也不怕罚款，还要靠国家救济，使计生部门和民政部门工作难度加大并处于对立之中。在有限的土地和生活资料下，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人均资源减少，生存条件恶化，社会负担加重，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减慢，严重地影响到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
3、农业人口过多，产业结构不合理
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是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特点。再以康乐县为例，全县农业人口23.n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5.8%，2002年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到全县GDP的50.23%。多年来，在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主要从事小麦、包谷、豌豆、油菜等传统种植业，受国家价格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种植业是增产不增收，农民收人低微，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再加之受到地域偏僻封闭、思想保守、资金匾乏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只能围绕土地作文章。劳动力多的能维持温饱，劳动力弱的连肚子都是吃不饱，长期靠国家扶贫和社会救济。到目前为止，康乐仍然是部级贫困县，全县16个乡镇均为重点乡，152个行政村中有93个村为重点村，绝对贫困人口2.34万人，绝对贫困面为9.86%，低收人人口为7.55万人，占农业人口的31.8%，个体贫困与区域贫困并存。因此，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而农业经济又表现为一种非集约的农耕或种养型经济，并不是集约型和农工商复合型经济，造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二、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
1、国家政策倾斜度不够
国家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作用极大。东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是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撑。20(犯年初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目的是通过政策的支持，加速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缩小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这对西部而言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从四年多的实践来看，西部大开发政策并没有使西部开发起来。“开而不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政策的适用范围过宽，原则性多，量化少，可操作性差，优惠效应不明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东部开发区享受税收返还政策，而到了2000年西部开发区成立后，该政策已经取消。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只是减少了地方税，地方积极性并不高。在国家制定的《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产业目录》中，高风险、高投人、低回报的产业居多，而且政策只是产业倾斜，不是地区倾斜。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并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数，说明投资并没有向西部倾斜。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各方面都处于略势地位。对西部而言，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要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是关键。
2、已发展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冲击
如果说东部的经济已经在由工业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甘肃则是在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而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一转变中却举步为艰。要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腾飞，必须建立相应的工业来支撑。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发展要因循市场规律发展。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初，声势很大，似乎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转眼之间就要向西部转移。西部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以迎接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的转移。事实上，规模“转移”并没有出现，长江流域的互利合作也没出现。经济均衡发展的大变革尚没有出现。在市场经济时代，东部的产品进来得比资金、技术、人才多，进来得快。近年来，我们过多地乐观地期待发达地区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带动，却忽略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市场竞争。
三、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综上所分析，甘肃少数民族目前存在着人口多、农业人口比例过大、受教育水平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正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最大的内在困难。而在外部则期待国家给予更大更宽的政策幅度，以进一步适应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甘肃少数民族所表现出的这一系列间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必须以改革开放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契机，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目前面临的问题，以积极、客观的态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实现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社会。为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我们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1、在少数民族地区需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虽然甘肃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工作非常重视，层层签定目标责任书，层层抓落实，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由于一些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影响，计划生育工作的效果往往事倍功半，困难较大。尤其是受亲属关系和裙带关系等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给计生工作带来较大难度。个别乡村计生工作长期停滞不前，只做表面文章、玩数字游戏，应付上级检查。因此，要进一步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计生工作存在的问题，调整相应的政策措施，改变工作思路，注重实效性。要加强计生专干队伍建设，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提高他们的工作报酬，增强其责任感。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应采取处罚与奖励并重的原则，通过宣传和引导，让群众从思想上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生育文化。同时要将计划生育工作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多方面、多角度，形成合力做好计生工作。
2、根据目前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素质特点，加大智力投资
首先要加强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投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人学率、合格率和巩固率。其次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不断扩大初、中、高级职业教育的规模，使不同层次的劳动者都有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技术和业务骨干。第三，要努力培养师资队伍，提高教师素质。要稳定教师队伍，引进外来人才，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大力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第四，必须解决教育观念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除了教育设施落后和师资队伍缺乏外，还与当地群众认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有关，教育科技的贡献率不大，直接影响着受教育的观念。即使许多家庭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教育投人与产出反差太大，甚至为了投资教育背了一身的债务，生活条件仍未改善，而对教育失去信心，形成了不读书、不上学、照样赚钱的观念，把接受教育当成了一种负担。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育科技在生产生活中的回报率和贡献率，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教育科技的重要性，自觉接受教育。
3、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要实现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人的稳步增长，结合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的特点，必须在全面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方面下功夫、做文章。首先要调整传统种植业结构.将以种植粮食为主，逐步调整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种植业结构，紧跟市场，开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要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自然环境优越，天然草场丰富，民间也早有“无牛无羊不成家”的传统，发展畜牧业具有自然、历史、人文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在种植业遭遇困境的情况下，畜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第三、大力发展多品种、高品质、无公害的农产品。现在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作物品质育种，正在利用常规育种手段和农业生物高新技术措施，不断培育农业良种，而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因具有相对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比较丰富的农业资源，生产的粮、蓄、果、菜等农产品无污染、品质好，特别是很多地区营养型、保健型野生绿色食用植物资源丰富，备受消费者青睐，产业开发前景广阔，潜力巨大。第四，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中，还应注意运用科学技术对传统产业实行技术改造，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份额，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4、积极争取国家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试点权
2004年4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且要认真总结经验、完善政策，落实各项措施，积极有序地推进。2005年2月总书记就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发表重要讲话，表明国家已在着力消除东西部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我们要充分争取和利用国家的政策倾斜。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 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
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 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 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
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
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愿意使用农药成为产量低的影响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注释：①源自毛南族的一个传说，旨意是人能生儿育女，全家团圆幸福，都是万岁娘娘的恩赐，到生下孩子后，选择良辰还愿，杀十几头甚至几十头牲畜祭祀、还愿，这种风俗有时会把一些家庭弄得倾家荡产，反过来，为了不因还愿而致贫，毛南族农民饲养牲口数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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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具有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包含着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内涵，实际上表明了哲学意义上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只有将共性运用于个性，由个性来体现共性的时候，才能是真正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就中国的现状而言，个性在这里就是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实际则是中华各族人民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自然资源从事的包括经济活动在内所有的社会活动状况，如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文化教育活动、宗教活动等等的状况。而这些状况显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特色，即中华民族性特色。这种民族性特色是区别于其他世界民族，如俄罗斯民族、斯拉夫民族、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等等的特色。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遍原理与这些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其发展过程的结果也会体现出这些民族的民族性。当然，这些民族性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应该认为，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元素。我们赞成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从地域、文化及本质对民族性进行了清晰、准确的表达。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包括下列内涵：其一，民族是人类社会某一部分难以分离的稳定共同体；其二，民族具有共同使用的语言或文字；其三，民族的经济生活相同或相似；其四，民族生活在某一共同活动的聚居区；其五，民族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共同心理素质，从而对某个事物的判断具有共同的心理趋向；其六，民族是长期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因而它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包含在它的一切特征之中；其七，民族的精神力量及心理凝聚力乃至经济社会生活都受到其共同文化的影响，并反映其共同文化。中华民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对象，也是在代表人物领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体。因此，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及结果中，都会深深烙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特征。中华民族根据自己的地域情况、历史情况、文化情况、宗教情况、心理情况、经济情况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从而取得相应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这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所期望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个民族的特点又不一样，这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状况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多彩，这在世界其他民族中都是绝无仅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元素要在其过程中得到很好表现，必须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加强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也即是加强我们56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将中华民族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整体性主体及对象，使整个中华民族享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第二，使56个民族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去学习和理解、运用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56个民族共同遵循的原理、方法及世界观，这也将为整个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理想及经济行为提供保证。第三，使56个民族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的原理改善及发展自己的经济社会，从而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提供更为具体、更为鲜活、更为丰富的中国素材，进而提供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原理。第四，加强56个民族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区域交流，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通过彼此的交流而共享。第五，不断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的交流及共享，逐步影响56个民族的心理素质，消除历史上遗留的不合理及不平等现象，真正形成不仅能反映出56个民族特点，而且更能反映出整个中华民族特点的、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成果是民族性实现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的揭示，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理论及实践的具体，这种具体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内容，特别是民族性内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要形成实践成果，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首先，在内容上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相适应，否则再好的实践在中国也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在形式上要采用中华民族能够接受的载体，特别是语言文化载体，否则再好的实践与中国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实践发展为例，它是一个基本实践事实，但在中国却只能具有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特征，形成当今中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实践事实。又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规律，特别是揭示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或过渡阶段的规律在中国的具体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性发展过程的特色，形成新民主主义阶段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事实。这些历史阶段在其他国家没有，是中国才特有的。因此我们才能说，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我们中华民族所在的整个社会才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只有中华民族才具有而其他国家民族不具有的中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实践内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分配制度的实践成果为例，我们现有的分配制度也不断地掺合了中国分配观的元素，而这种中国分配观，正是贯穿了中国几千年在利益分配领域的民族文化意识，例如老子的全民平均分配观、孔子孟子的等级平均分配观、洪秀全和孙中山的社会大同平均分配观，等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初实行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分配制度尽管提倡“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是平均分配，这一方面是计划体制的弊端所致，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华传统中平均分配观念的影响。当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正是在以前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重新形成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的分配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中国形成实践成果的具体化和民族化。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体现了民族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程中积累了许多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从中国经济社会的民族性土壤中生长出来，体现了浓厚的民族色彩。无论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陈豹隐的经济理论，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刘诗白等人的经济理论，无论是的经济理论，还是邓小平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透出浓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色彩。陈豹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突出了“马学中用”；刘诗白被誉为中国五大产权理论学派之一的代表人物。显然，他们的理论源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国际文化，但都贯穿于中国应用、中国风格所体现的中国民族性特点。而以经济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完全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语境表达出来，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主体、客体、经济关系的内涵，明确了这一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性质、发展动力、发展方向及根本任务，指明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基本方法及基本途径，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内容；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各种战略，如“三步走”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新观念，如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贡献了崭新的理论成果。有的学者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学术成果概括为下列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结合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等等。①上述理论成果无不打上当代中国特有文化的民族性烙印，是典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民族性特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从那时开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就开始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整个过程里，中国的民族性特色深深地融入其中。正如所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②所以，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实践，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造”，都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根据中华民族的特点，用中国的民族文化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用中国人民通俗易懂的民族文化形式简单明了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理论进行阐释及实践。例如，马克思曾经认为，生产力中包含科学。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非常时期，邓小平不仅在1975～1976年间就重申过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在1978年3月，邓小平又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又如，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③邓小平同样根据中国人民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现实，用简洁的语言概括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并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①再如过去，我们忽略了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出发的原则，从而无法根据中国的实际，说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话。而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深入改革迈开了新的一步。因此邓小平认为，这是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②“……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③又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④并进一步认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⑤即是说，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中的抽象要素，必须要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结合才有现实的意义。为此，在中共“十四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论断，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性表达、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而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绩时认为，“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活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这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战略，要求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发展观念、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的论述，形成了其有中华民族文化形式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党的十，进一步通过“三个自信”，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探索过程。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土化的民族性有必然联系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民族认同
族群是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1]，20世纪中叶依据我国族群实际情况进行的民族识别重要依据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借助民族识别的政治属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属性[2]，产生了我国现在的56个民族。换言之，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文化的重构只有以不失本质为前提，才可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影响下重构频发。文化重构是对文化的重新建设，从解构到重构，通过对文化现象的加工与创新，重新认识与接纳文化。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本民族成员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新挑战，作为族群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民族认同的内涵也由此发生变化[3]。
一、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系统
民族认同之于少数民族，是让民族成员确认相异于其他民族之处，具体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多元。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个体对所属文化产生归属感，便会将其价值体系内化，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对变化与重构语境下“我文化”认同成为个体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取向，稳定了少数民族内部社会结构。民族认同的文化系统由民族情感和心理认同、民族意识认同、民族精神认同三个部分构成。
（一）民族心理认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着特定的经济政治背景、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是少数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均认为：民族心理是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民族心理认同可看作是一个民族长期的交往方式经过历史积淀所留下的共同心理特征。由于民族生境、历史文化、生产方式的差异，各民族的心理特征不尽相同，如藏族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在文化多次重构之下，形成了隐忍、善良的心理特征；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傣族，文化重构之下形成了热情、奔放的民族心理特征。出于人类需求的共性，各民族在和平时期的心理特征也有和平、包容等许多相似之处，少数民族的文化重构让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是民族认同行为发生的内部吸引。
（二）民族意识认同。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是分析民族意识认同较好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民族意识就是民族集体意识，与客观的民族生活相关，具有客观性。各民族的文化重构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过程，传统的民族意识认同是通过民族特有方式教化而产生的民族共识，是民族群体对自我存在的无意识文化本能表达，是重构之后的民族意识在群体发展方向引导性的内部有机团结。在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在集体意识之中的体现更与现代元素相关，在体现民族群体的社会特征之余，更说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民族融合成为民族文化重构的主要内容。民族意识在一定语境下即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
（三）民族精神认同。少数民族的形成有特定的血缘与地缘基础，也有特定的信仰和精神认同。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等的支配，民族精神涵盖以上所指。后现代语境下民族精神时常与时代精神相关，时代精神一般是民族精神重构的结果。文化哲学观点认为，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和族群的心理依附和情感归属即是民族认同。民族精神被称为民族文化之灵魂，是民族文化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被广为传颂。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被蒙古族同胞广为传颂，与嘎达梅林相关的文化现象体现了蒙古族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信念。若将民族精神看做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不能简单反映与直译民族自我意识，应全面反映民族集体意识、民族品格、审美情趣等。民族精神的相对稳定性不排斥民族文化的重构，相反只有精神传承与创新并重，才能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的民族认同困境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让民族文化从多元向一体转变，文化重构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变得模糊，当主流文化与母体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之时，他文化的采借和我文化的模糊成为文化适应的必经过程。[4]
（一）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相对化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在民族社会最直接的体现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大场域，民族身份不再是最重要、也不是唯一的识别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多中之一的判断标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促成了文化的无边界性，文化的表达出现了多渠道。借用社会学的角色扮演理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多重角色的集合，不再可能以简单的姓名、民族等标识来对一个人进行界定，也不再可能以职业、社会阶层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5]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的多维度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现代性忽略了空间，更重视社会体系和知识体系。少数民族的身份相对性可以解释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约定下民族身份才有特定意义。经济发展和文化重构所致的民族身份相对化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的场域更加复杂，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在传统方法基础上进行反思。
（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加强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少数民族认同保留了文化对族群的原始表征，但是其可操作性必须存在于正在进行的对比之中———不是对自我文化的自说自话，是在与其他族往之中唤起自我觉察的民族自豪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引发社会文化交流加强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主流物质文化的依赖。少数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过程。社会学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呈现正关联，文化适应初期的民族认同模糊概率高于文化适应中后期。少数民族早期文化适应导致弥散民族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成员慢慢淡忘自己民族身份，对自己民族的事情不感兴趣。弥散民族认同导致少数民族群体被动接受主流文化，过度认可他族文化，造成对文化交流刻板印象的全盘接受和民族认同困境的无意识状态。民族学理论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模糊与自我认同模糊是同一时间进行，所以通过民族认同的研究可以对民族群体的社会适应进行预测与调整，制定较好的民族发展政策与制度。传统乡土模式的民族认同基本依据地缘、血缘、族群等外在空间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族际流动也伴随社会流动不断加强，民族认同作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情感过程被解构，因性别、民族、宗教所划分的社会阶层之间因为社会流动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为了体现个体的竞争力，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中渴望从摆脱乡土性的束缚，以国民性的标准自我要求，少数民族认同感在强烈的经济和政治权威约束下出现界限模糊、归属感散失。
（三）少数民族文化危机中的民族认同困境
文化危机是从文化功能角度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化危机是指主导性的文化由于转型或重构所导致的功能失效。多样化是少数民族文化重构的特点，文化因子、文化元素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完整替代，这些要素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方式慢慢发生变化。换言之，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发生是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之下导致各文化各元素之间的冲突，是保持文化本质的同时对文化功能失效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文化失范。面对当下主流文化的稳定性，少数民族文化危机还体现为对自身文化存在合理性的怀疑与民族自卑感。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沿用了许久，但是由于其生态破坏性与对现代法规违背，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纵观各民族生产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传统文化在危机背景下的转型。生活在云南大理山地的彝族以种植土豆、玉米为主，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退出经历了反对、偷偷进行、完全接受的过程。彝族将具有民族自在性的耕作方式作为文化元素进行转变是文化危机的表现之一，这一危机的解决是民族群体对主流耕作方式跨越性的接受。总之，文化危机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困境是少数民族群体对生存的深层精神维度的认同困惑，对长久以来稳定的文化模式变化的不安，对主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制度的冲击所产生的群体紧张。
三、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路径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其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方式的“我文化”及“他文化”的双重鉴定。历史上，少数民族因为文化结构的封闭性、滞后性制约其发展，于是适时的文化重构成为需求。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种现代性因素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成为民族认同的前提。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发展民族经济，激发民族自豪感，才能让民族认同成为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以文化重构促进经济发展，支持民族认同
自觉与自在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被抽象出来的，而是发生在特大的经济环境之中，因此也适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结构限于其经济发展程度，其功能单一与老化，传统的文化模式无法真正让民族成员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6]经济发展对文化重构最大的贡献是让其文化结构具有了更多的新方向和意义导向，更多从发展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现状为出发点。生活在云南元阳的哈尼人，以稻作文化为物质基础，世代努力才创造出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大田小田相间，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仅仅从耕作与收获的原功能来说，稻作文化之于元阳梯田不外乎是哈尼族居民基本解决温饱。但经过文化重构的元阳梯田文化从旅游文化、农耕文化、农业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推介，让“梯田”成为元阳哈尼族民族识别的载体，通过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哈尼族居民经济条件不断改善，文化内核不再是不可触摸，集体认同变得有血有肉。总之，以安身立命为前提，文化重构所产生的技术和经济推动力的普遍性让民族认同变得更具说服力。
（二）以文化重构激发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认同
文化重构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对文化原始性的标本式的保存和传承，而是在文化互动过程之中，结构发生解构与重构，文化的内容和意义有了新的诠释。少数民族文化记载社会事实，同样也是民族的历史，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荣的情感过程称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卑感而相对存在。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心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将本民族的文化接受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民族精英与传统，而用更加普世的方法让所有民族成员便于接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让一些集体性记忆不断再现[7]，不断增强了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性。
（三）以文化重构增加理论支持，引导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过程常常遇到根基性与工具性的冲突，那些植根于少数民族原生生活之中的文化与现代性的工具之间的博弈体现在主流外部文化与族群传统的冲突。以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及多个交叉学科理论为我国少数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民族认同的社会支持来自民族本身，也来自外部社会的经济、政治、理论等。民族理论的适用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典民族理论到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族理论，我国民族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如今56个民族和谐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最新表达，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制度确立、少数民族生存状况、语言、音乐、体育、艺术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很高的理论与实践指导。[8]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不免有许多不一致的观点存在，小可影响小群体行为，大则破坏团结，解决的办法是利用理论指导，明辨是非，而不是粗涉与阻断，理论引导是解决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民族刻板印象，指导民族工作的不二选择，理论指导从文化、心理层面使得民族认同成为民族成员的内在需求。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与反思性，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不是单枪匹马能完成，是众多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意识的启蒙，通过启蒙使民族成员正确理解当下的位置，不再盲目抱守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可结合时代精神，运用现代性的表达来振奋民族精神，让本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诉求机制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是民族认同的载体，通过新文化形式对本民族文化的论证使民族成员产生认同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共生问题，其核心在于以公民认同为前提的各民族认同体系在中华民族语境下承认和支持各少数民族的自我民族认同。我国各民族认同是将超民族主义的“单一场域”和民族主义的“多场域”有机结合，以文化重构为基础的互补、共进的认同模式。
作者:孙丽莉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5]王明珂.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的族群经验[A].中研院近代所.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C]，1994，249-275.
[6]戴晓东.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J].欧洲研究,2006，(3)：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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