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构成的视域之内，在与其他民族的彼此对比、相互参照中产生的。文化、学术的民族性问题其核心是在全球化或世界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建设、学术研究自我身份的认同问题。所谓身份认同，是指在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或学术身份的确立、定位，是对文化学术民族的独特性、存在的合法性的论证、认可与尊崇。民族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展示出的形象及其应有的地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所以，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性语境的形成，人们从事文化建设、开展学术研究，民族性追求就成为了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文化建设、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对普世性价值的追求、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但是，脱离了民族性空泛地、抽象地进行文化建设、学术研究毕竟难以获得成功。我们考察中外文化史可以发现，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文化、学术研究有所贡献的文化成果，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文艺学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文艺学话语，如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法国实证主义自然主义文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俄国形式主义、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英美的分析美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性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并不矛盾。只有首先是民族的，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的。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性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追求所谓的“世界性”的学术活动，通常是没有什么学术生命力的。所以，以全球化的视野做本土化的学术，就成为了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人一种自觉的治学原则。
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民族性意识的产生与我国外缘性、后发性的现代性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天朝帝国国门洞开，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相继发生。打一次仗割一次地赔一次款丧一次权辱一次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中华民族陷入了一种亡国灭种的危难境地。为了拯民族于危亡，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向西方学习，以西方文化学术救民族危亡于万一，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现代性的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们的共识与共举。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也就是救亡的过程，同时也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民族性意识的觉醒也就与这一过程相伴而生。具体到美学、文艺学研究，其情况也是这样。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启动，世界性眼光的形成，中国学术界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开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中国整个现代性进程相一致，中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以对西方美学思想、文艺学思想的引入与介绍、学习和借鉴为契机的。回眸百多年来中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现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我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几乎每一次变革都少不了有对西方理论的借鉴或者干脆就是对西方理论的移植。梁启超以西方政治文艺学作为理论参照倡导“三界革命”，王国维在康德、叔本华、尼采美学的影响下展开文艺评论，胡适改造美国意象派理论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运用进化论发动文学革命；五四以后，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理论，建国后，以几个斯基为代表的俄苏文论等都先后被拿来奉为圣典。在全面“拿来”的文化策略下，中国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发生了向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移动。以至于百年中国几乎成了西方文化、西方学术的一个角逐场。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这一现代性进程相伴随，在西方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下，文化界、学术界还萌生了另一种文化焦虑、学术焦虑：那就是滋生于西方社会文化与文艺现实的美学理论、文艺理论是否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我们的引进借用是否可以不必考虑中国社会文化与文艺实践的特殊语境?我们大规模地引进借用西方理论，以西方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那么，我们文化、学术的民族身份何在?我还是我吗?我是谁?我何以是我?背离自我的传统规定性的这个我还是真正的我吗?未来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生成?所有这些问题一直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现展进程相伴随，并构成了中国学术界近现代以来几代学人们的一个根本性的困惑。这也就是民族性问题的困惑。问题的核心是，在引进借鉴西方美学、文艺学思想创生新理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新创生的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民族文化归属、民族文化身份。围绕着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并一再发生西化、传统、本位、体用之争。五四时期，学衡派力主中华本位调和中西以发展中国文艺；30年代，以左翼为核心发起了的民族形式的大讨论；抗战时期，提出了中国化的命题，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建国以后，国外新儒家又提出了中西互为体用的发展模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论争、探索，尽管在许多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但是也获得了一个大致一致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引进西方理论，并不是为了代替我们的创造，而是为了“中用”、为了借鉴。我们的现代性美学建设、文艺学建设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的需要、社会现实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国门的又一次打开，新启蒙运动的广泛开展，我国社会文化领域又一次涌现了西化的大潮。各种各样西方新老美学理论、文艺理论以一种潮水般的气势涌人中国，与五四时期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存在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纷纷登陆。在这样一种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强力压迫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美学、文艺学研究的民族身份问题再一次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凸显了出来。中国学术界应该何去何从?是认同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而顺着西方说、跟着西方说，还是立足于本国文化实际与文艺实际“别立新宗”进行本土化的创造?这一问题一时成为了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构成了当时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化界、学术界一个“基本焦虑”。前有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得失、我国几代学人所进行的学术民族化探索的经验可供参照；外有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还有西方美学史、文艺理论史上的大量史实及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可供镜鉴，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之下，任何一个拥有一定学术敏锐知觉的中国学者，其选择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审视20世纪70、8O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所倡导建立的文艺美学学科，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倡议一经提出，便立刻获得了广大学者的赞同、响应，并且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也一再为广大的学者所论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谭好哲有一次在谈到这一问题曾深情地指出，“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以至文艺研究学科和流派，一般都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其学术上的根子和渊源也在西方，而文艺美学是个不多见的例外。它是在现代美学和文艺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纯由我国学者自己开拓和命名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文艺研究学科。这一新的研究学科的诞生和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表明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已走出了以往单向移入与摹仿的传统路数和思维定势，而步人了自主自主创造的新境界，标志着中国几代学人一直在追求着的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民族化或中国特色终于有了切实的收获。”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立足于西方美学、文艺学学科谱系的角度，对文艺美学学科建立的合理性、科学性一再进行质疑。但是，倘若我们从中外文化史、美学史、文论史发展规律的角度，从文化、学术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他们的言论是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的。
二、传统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与文艺美学的建立
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之所以在中国产生，而不是在西方，这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思想的历史形态有关。“它的出现实际上是文艺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厚的文化无意识底蕴的促动，这种促动呼唤着我们回到中国文艺美学悠久的、深厚的学术传统上去。”
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差异的原因，美学与文艺学在中国与西方分别有着不同的呈现形态。如果说西方美学更多地偏重于对于美与审美问题的哲学沉思，美学与文艺学的边界较为清晰的话，那么，中国美学与文艺学则更多地偏重于对于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呈现出美学与文艺学相互融合的状态。由于受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中国古人谈美、论艺，一般很少去刻意探讨什么“本质”，也很少从某一假设出发进行抽象的条分缕析，他们更为关切的是文艺的实践问题。他们往往是在文艺创作或阅读的基础上，将审美直觉中的神来之兴捕捉住，记下来，三言两语，却往往如沙中之金，闪闪生辉。也就是说，中同传统美学、文艺学关注的重心是“怎么样”、“如何做”的问题，而不是文艺与美“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翻阅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看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如何进行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文艺欣赏的感悟与说明，是对文艺存在样态及品格的感觉与描述。什么“立主脑”、“密针线”、“简头绪”，“心斋”、“虚静”，“原道”、“宗经”、“征圣”、“神思”、“夸饰”、“附会”、“熔裁”，“用事”、“取境”；“风骨”、“韵味”、“境界”、“豪放”、“雄浑”、“自然”、“婉约”、“典雅”、“飘逸”、“高古”等等这样一些话题或概念，可以说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的主体。正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对于文艺实践、文艺状态品格的高度关注，以至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很少能够脱离具体的文艺门类在抽象、种属的层面上谈美论艺。在浩瀚的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当中，我们看到基本上的是《诗品》、《六一诗话》、《石林诗话》、《沧浪诗话》、《诗薮》、《原诗》、《姜斋诗话》、《渔洋诗话》、《人间词话》等这样的诗话词话，是《毛诗序》、《昭明文选序》、《河岳英灵集序》、《古文约选序》等这样的选家序跋，是《画山水序》、《叙画》、《古画品录》、《历代名画记》、《林泉高致》、《画语录》等这样的画论画品，是《草书势》、《笔赋》、《古今书评》、《书品》、《书谱》《艺舟双楫》等这样的书论书品，是《乐记》、《乐论》、《声无哀乐论》等这样的乐论乐评，是曲话、赋论、文论、剧说、小说评点等这样的一些具体艺术门类的美学、理论，而基本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具有很强涵盖性、抽象性意义上的美学、文艺学。非常明显，在西方，美学在更多情况下是与哲学相互伴生在一起的，而在我国，传统美学则更多地与文艺学相互伴生在一起。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传统美学就仅仅存在于历代诗人、画家、戏剧家、书法家……所留下的各种各样的“论”、“品”、“序”、“话”之中，中国历代的哲学家就不谈论美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也常常谈美论艺，在他们的哲学著作比如《论语》、《庄子》、《论衡》、《抱朴子》等当巾也都包含有很多的美学、文艺学思想。经史子集也是我国古代美学、文艺学的一种主要存在形态。但是，与西方美学、文艺学不同，中国哲人也一般很少脱离具体的文艺实践在抽象的层面上或从某一假设出发谈论美与艺术的问题。比如，孔子对于美的谈论就是这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螂“《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如此等等。总之，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对于美的思索与把握大都是在具体的文艺活动中进行的。美学成果也大都是对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所以，相对于西方美学来说，中国的传统美学准确地说更应该属于文艺美学的范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学术土壤，离不开本民族文化、学术传统的滋养。当然，也不存在不变的历史与传统，但是，也不可能存在发展链条完全断裂的历史传统。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在这数千年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艺美学传统。这种资源与传统可以说为我们从事新的美学、文艺学建设提供了丰厚的前提与基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美学与文艺学建设不可能脱离这种传统的影响来进行。文艺美学作为一个以文艺实践为研究重心、研究旨趣的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同产生，应该说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所积累的学术资源、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不无直接的因果性关系。
三、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学术诉求与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
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的需要，“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并将其运用于现代并介绍到世界的一项重要成果。”
建设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需要、社会需要、具有现代性、世界性品格的美学、文艺学，这是我国近现当代以来几代学人的努力方向。但是，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并不矛盾，传统与创新也不矛盾。现代性、世界性不可能脱离民族性而存在，创新也不可能在脱离传统的条件下进行。传统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美学、文艺学建设，必须在继承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只有继承传统，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健康进行，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民族性文化身份。但是，近现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形势下，由于中国文化建设在总体上采取了“西化”的策略，而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与西方美学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形态与意义模式，从而致使传统美学、文艺学在现代性美学、文艺学建设中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近现代以来乃至当下，我国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中所运用的美学、文艺学概念和话语主要来自西方。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这种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怎么样才能继承传统、激活传统，怎么样才能够把本民族有价值的美学传统和文论传统同现代性的美学、文艺学建设结合起来，于是就成为了中国几代学人苦苦寻求的世纪性理想，并为此做出了艰难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
王国维是中国近百年来自觉尝试进行古代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第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人间词话》里，他把西方美学理论与我国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相结合，创造性地建构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体系。宗白华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也是继王国维之后进行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一位重要的探索者。宗白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美学遗产拥有许多值得发扬继承的东西。在此思想指导之下，宗白华在进行现代美学的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吸取古代作家艺术家的美学见解，善于总结他们的艺术实践经验，并常常把古代美学、文艺学中的有关术语，如理趣、意味、神韵、风骨、飞动、空灵等运用于现代文艺批评，进而将中国传统的美学、文艺学理论的术语带进现代批评领域。与王国维、宗白华相呼应或相承续，还有朱光潜、钱钟书的美学与文论实践。朱光潜以中西文论相互结合的方式撰写出版了《诗论》，钱钟书则以评点感悟的传统模式撰写了《谈艺录》和《管锥篇》。
此外，中国几代学者亦有人一直在尝试着进行．古代美学、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作。解放前，陈钟凡、郭绍虞、方宗岳、罗根生、朱东润、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著作。李笠、段凌辰、陈怀、刘麟生等借鉴西方文论的框架，出版了建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著作。新时期开始后，我国美学及文艺理论界古代美学、文艺学研究也曾一度出现热潮。研讨古代美学、文艺学，探讨和争论古代美学与文艺学的有关范畴和术语，一时问似乎成为了学术话语的中心。所有这些研究都具有转化的性质，从中都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中国古代美学、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所做出的艰苦努力。
宗白华先生曾经指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做出贡献。现在，有许多人开始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整理，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特别注意研究我们自己民族的极其丰富的美学遗产”如上文所述，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独具特色的、丰厚的美学遗产，对于这些遗产加以发掘整理并在当代加以运用，一直以来就是诸多美学家与文艺学家的强烈愿望。在新时期之初，在冲破各种藩篱的良好学术氛围当中，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华先生等几代中国美学家、文论家们总结弘扬中国古代美学传统的强烈愿望，当然，这也是一个世纪多以来，几代中国学人尝试对中国古代美学、古代文论现代转化探索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关键词：第十一届世界健美操世锦赛；女单项目；难度动作
1.引言
1994年第六国际体操联合会代表大会决定，将竞技健美操纳入国际体操联合会所属项目体系。到2010年止，国际体操联合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我国竞技健美操参加了除第二、三届以外的九届比赛，整体处于中下水平。2010年在法国举办的第十一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中，我国取得了三人操的金牌、六人操银牌、男子单人和女子单人第五位的好成绩，三人操更是首次摘得桂冠。
纵观历史女单项目，除了第九届获得一枚银牌，第十届和十一届获得第五外，其他几届女单成绩都是在二十名以外。
因此，面对我国竞技健美操女子单人项目的现状，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明确我国竞技健美操项目的地位和实力，找出优势和劣势，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析中外竞技健美操女子单人项目技术水平，以期为提高我国健美操竞技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2.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文以2010年第十一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女单项目前五名的难度动作为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首先利用万方数据库查阅了近60篇竞技健美操的相关文献，并在图书馆查阅了相关书籍，了解了现今世界竞技健美操难度动作的发展趋势，以期为女子单人操难度动作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2.2.2录像分析法
通过观看2010年第十一届世锦赛女子单人前五名的录像资料，对难度动作的类别、组别、整体布局、完成情况、分值等进行统计与分析。
2.2.3对比分析法
本文对第十一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女子单人项目前五名五套动作中的难度动作方面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并结合所查阅的文献资料，对我国女子单人项目运动员的技术水平与国外优秀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进行客观的统计分析，找出我国女单选手技术水平的优缺点，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2.2.4数理统计法
运用Microsoft Excel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并对得出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第十一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概况
世界健美操锦标赛从1995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到目前为止已举办了十一届，是国际体操联合会健美操委员会（FIG）举办的健美操方面的盛大赛事。每次都会有40多个国家，200多名运动员参加。
2010年第十一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在法国举行，是2009—2012年新周期中第一次使用新评分规则的世界锦标赛。此次健美操锦标赛，法国、巴西、西班牙、法国、中国分别摘得男单、女单、混双、六人操、三人操的桂冠。
3.2第十一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女子成绩比较
表1 第十一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女子单人操决赛前五名成绩比较
由表1可看出我国选手虽然艺术分为9.050，在决赛前五名选手中排第二，仅次于巴西运动员的9.250；完成分8.850和完成分最高的巴西运动员仅有0.050分的差距，但是难度分3.150却是最低的，与难度分最高的意大利选手3.750相差0.6分之多。这充分说明我国的女子单人在难度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然也不是所选的难度越大总分就会越高，比如意大利运动员的难度分是决赛前五名中最高的，甚至比冠军巴西运动员还要高0.1，但是她的完成分和艺术分都比巴西运动员低；西班牙选手虽然难度分不是很低，但是完成分是前五名选手中最低的，这是导致她的总分靠后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难度分在总分值中占有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但是并不是难度越高总分越高，还要看难度动作的完成质量。
3.3第十一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女子单人操难度动作分析
3.3.1第十一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女子单人操难度组别、数量及所选分值
表2 第十一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女子单人操前五名选择的难度组别及数量
每位运动员在各个组别里都分配了动作，这是规则所要求的，同时在组别的选择上各选手又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特点有所不同：巴西运动员综合能力都不错，艺术分和完成分都是最高的，表现力非常好，给观众上演了一场让人过目不忘的桑巴风情；意大利运动员协调能力不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譬如无支撑双依柳辛成纵劈腿和单足转体360°接无支撑垂地劈腿等高难度动作，同时她的上肢力量也较强，一把手完成的直角支撑转体360°就是证明；新西兰运动员上肢力量比较强，因为做了一个女选手很少做的令人惊艳的高直角支撑转体720°的高难度动作；西班牙运动员难度分虽然不是最低的，可她的完成分却是最低的，虽然她的艺术分也不低，但是总分就不高了。这也给了我们启示：难度动作不仅要求难度分值高，还要具有高标准的完成质量；中国运动员黄晋萱，她以前是一名艺术体操选手，所以她的成套操中柔韧展示得淋漓尽致，而且艺术表现力也非常好，但是从表2我们不难看出她大多选择0.3—0.6低分值的动作，又如在成套操中有一个分值为0.9的锐角支撑反切转体180°成纵劈腿（属于A组）前四名都有，黄晋萱就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艺术分和完成分都不错总分却是决赛前五名中最后一名的原因。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4.1.1在竞技健美操最后得分中虽然难度分占据一个很大的部分，甚至有时决定比赛的最终结果，但是并不是难度动作的难度越高最后的总分越高，难度动作还要有较高的完成质量。
4.1.2在第十一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上我国女子单人操成绩名列第五但与世界前三名运动队还存在一定差距，与冠军队存在明显差距，需要加强训练，努力提高质量。
4.1.3我国女单选手虽然完成分和艺术分都不错，但是难度分与其他四名选手有一定差距。
4.2建议
提高难度分值：高难度动作是体现运动员能力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也是我国比赛得分的重要手段。因此要追求高分难度动作，全面提高身体素质，在确保难度动作高质量完成的前提下，增加难度分值。
参考文献：
［1］省略/［2010-6-19］
［2］国际体操联合会.健美操竞赛规则（2005—2008）［s］.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2004.
［3］国际体操联合会.健美操竞赛规则（2009—2012）［s］.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2009.
［4］张蕊.2009—2012年FIG国际评分规则变化对竞技健美操训练的启示［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9，26（3）.
［5］王合霞.对第九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女子单人操前八名选手难度动作的分析［D］:［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体育教育部.
［6］王慧群.对第九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我国运动员难度动作及其完成水平的分析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苏州：苏州大学，2008.
论文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新,它把意识形态与审美这两个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文学的基本性质,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实践所张扬的新的文学精神,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互文性理论结构的突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用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对美学、文学理论学科知识总体体系的互文性改造。互文性理论结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诞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互文性理论结构,可以理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余年历程,中国国力的渐次强大,促使世界重视惊艳天下的“中国经验”。这种“中国经验”引人注目的当属经济领域的长足发展。事实上,中国国力的强盛,应当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成效。而在国人环视世界,以自己国家的经济成就自豪的时候,我们又时常在文化上鄙薄自己,特别是在文学理论领域,有人就经常感慨在时下学界的西化理论走向中,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不为国人争取自身的颜面,没有在文学理论上能够拥有贴上“中国制造”标记的理论。其实,中国时下文学理论界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是偏颇有误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不是没有新的理论创造,20世纪80年代钱中文、童庆炳等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是这种在当年改革开放环境中齐声叫好的创新性文学理论之一。后来,由于90年代以后社会全面进入了市场化的转型,文学理论则随之而整体面对文学生产市场化的严峻局面,关注文学生产的热点问题,而轻看了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文学理论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总是要以自身理论建构的成果作为留存在历史轨迹中的印记。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逐渐又重新受到重视。此刻,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一个理论热点问题,又一次出现在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论坛之中。与20世纪80年代齐声叫好、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不同,这次从2005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新一轮讨论是以论争的方式出现的。一些学者没有如我前面讲的,尽可能地珍惜中国新时期的理论创造,而是一笔抹杀之,根本否定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似乎刚好印证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毫无理论创新的宏论。然而,据我对于否定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若干文章的观点的梳理,我发现,尽管这些否定者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共同之处在于,不同意用审美意识形态这样一种表述来界定文学的性质,异口同声地否定把审美这样一个在西方理论界成为共识的文学特性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的作为文学基本性质的意识形态概念放在一起,组合为一个复合型概念。他们认为,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找不出任何根据的概念拼凑。
这种观点其实似是而非。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95)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性的表述,其中指出,在考察社会变革发生的冲突时,必须注意“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①。正是根据这一经典论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都把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学观。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最有影响的主要形态,则是苏联的列宁主义文论、西方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就苏联的列宁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它们基本上按照上述意识形态理论,或者主张在文学艺术中表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逐渐形成“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1949年以后,新中国全面引进苏联文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观点相当流行。比如解放前一直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朱光潜,在解放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西方美学史时,就指出“文艺和文艺理论已被科学地证明是一种由经济基础决定,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社会意识形态”②。
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的重大革新就在于,在文学观念上突破了文学政治化的理论,不再把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任务,而把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独特创造,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作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要的文化产品来认识。这就不仅仅把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来认识,而且把文学作为表达精神世界的人们自身的需要来把握。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美学转向,或审美转向。中国的理论家摆脱了政治赋予文学的过多的羁绊,直接探讨文学在其自身活动过程的精神运行的轨迹。这个时候的理论家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研究达到了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空前的热忱,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和成果。这一审美转向的功过是非,当然应当进一步细致梳理。我个人认为,在当年的审美转向中,也确实有一些学人简单地把审美作为文学性质的全部真理,片面地摒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在社会维度上所必然具有的意识形态特性。教条主义的文学观只把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文学观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偏颇之处又在于只讲审美,不讲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正是在这样一个理论语境中应运而生的。它一方面继承和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同时充分认识和坚守文学自身审美特性,构成为一个能够充分表达和反映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创新性文学理论。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新,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这里,坚持和坚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底线,同时又面向世界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新概念,回答新问题,是这一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实际路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关于文学性质认识的两个基本点,两个核心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关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不是从单一的角度,而是从复杂的二重性角度,来认识文学性质,这样的文学观,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历史上就超越了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也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时又是对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超越和发展。难道这样的理论成就不值得我们认真重视,不值得在新世纪深化、发展、光大其成吗?
仔细研究反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批评文章,可以发现,使这些反对者感到大惑不解的问题是,审美为什么能够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概念,用以描述文学的性质。在他们看来,审美是从美学的科学视野上对文学性质的见解,而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构成角度、文学的社会功能等角度对文学性质的界定。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与美学是不能相互交融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学说,在现代学科形态的区分意义上,用列宁的经典论述,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学科组成部分。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若干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把他们的论述编辑成书,也有几大本。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亲自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立是19世纪早期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结合现代美学知识,对文学艺术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和论述而开拓出来的。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建、发展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寻其踪迹,在学术方法上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美学、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知识系统结合起来,综合地建构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离开了现代美学、文学理论的实际发展的理论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是没有知识依托的,不可能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十分典型的例证就是普列汉诺夫的美学名著《没有地址的信》,其中并没有引述过任何一句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艺术方面的论述,但是普列汉诺夫却明确地指出,“我对于艺术,就像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观察的。”③在这部著作中,普列汉诺夫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人类学、艺术史,乃至生物学、心理学知识的大量引用,论证了功利先于审美,劳动先于艺术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起源理论。如果不把艺术起源的问题,纳入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去充分而认真的研究,普列汉诺夫不可能得出上述科学结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马尔赫恩在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后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亚文化像其他文化一样在品格上是互文性的”④。对于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论断,马尔赫恩做了一个注释,注释说,“这里和下文,我是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原创意义上使用‘互文的/互文性’这一术语的。它的含义是,一种文化中‘他者’文本在文本中的在场。它不只是简单地意味着‘影响’,也不仅仅包含特别的指涉或典故,而是文本性重新界定中的部分。”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对应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其文本中,除了具有标明马克思主义基本标志的文本以外,必然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他者”存在其中。没有这些“他者”,就不成其为一种文学理论。
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在当代学术文化中影响很大,一般用于符号学、文本形式论的研究,影响所及,成为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术语。互文性理论解构的依然是一元论本质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按照互文性理论,从对文学性质的研究而言,文学的性质不再可能由单一的概念(作为本文的概念)来概括,在互文性的视野中,由单一概念,比如单一的审美,或单一的意识形态来贯通的自主、自足的文学观被解构了。正如克里斯蒂娃指出的,“‘艺术’揭示的是一种特定的实践,它被凝结于一种极其多种多样表现的生产方式中。它把陷入众多复杂关系中的主体织入语言(或其它‘意指材料’)之中,如‘自然’和‘文化’关系,不可穷源的意识形态传统和科学传统(这种传统因此是有效的)和现时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欲望和法则,身体和‘元语言’等等之间的关系中。”⑥因此,互文性理论揭示了文学艺术文本意指实践的丰富性,意义关系的多元性,既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灵活开放的研究方法,是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深化,互文性概念在文学性质研究的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之间打开了通道。
我认为,这就是马尔赫恩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其理论建构中,一直在实践的互文性理论结构。文学艺术是人类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它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本体上的不可割舍的关系。它书写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历史,它的文本本身是互文性的,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也应该以互文性理论的开放性视野来丰富理论对文学的认识。当然,马尔赫恩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该是,而且必然是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理论与美学的审美理论、文学文本理论等的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必然是论述社会历史结构和进程中的生产方式及其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也是他自己规定的局限:首先它坚持对所有有关的社会事物作批判性审查;其次,它没有能力在自己观念资源的范围内,产生有关社会的一种详尽无遗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总是有意无意地借鉴其他的各种知识。”⑦马克思关于艺术是意识形态的规定,是从社会结构、功能方面,而不是从美学方面提出问题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实际存在方式是审美方式,如何从文学的具体的审美存在方式入手,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本质观,是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世纪困惑。中国新时期创生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可以说开始找到了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的思路。这就是把唯物史观和文学审美特性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体文学观。这是一种互文性的整体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互文性理论结构。从当今受到学术界赞同的互文性理论来审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应该是有其意义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者,有一些人,还只是专注于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与文学艺术相关的论述,而没有从根本上利用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真研究学科范围内的新知识、新问题,难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提不出什么新的观点。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世界文论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镇,占据西方主流学术地位的许多专家之所以不能小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成就,就在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当代西方美学、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中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的结构性理论建构。在学术方法上,我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水平同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水平的一个主要差距,或许就在这里。比如美国的詹姆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用生产方式作为阐释模式的历史阐释学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面貌做出深刻论述,全面概括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重要思想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理论结构的问题应当引起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行的充分注意。本文以中国新时期创立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例,一方面说明这个理论在概念创立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想就此问题,就教于国内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行,特别是就教于批判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同行,希望得到他们进一步的指教。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②郝铭鉴编:《朱光潜美学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③[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9页。
为期4天的中美文化艺术论坛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国亚洲协会和阿斯彭学会共同主办。
刘延东国务委员会见美国代表团
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论坛开幕式前会见了美国文艺界代表团。刘延东指出，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灿烂文化不仅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的财富，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美国是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国家，在3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独特和有影响力的文化。文化没有国界，它是两国人民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中美两国人民通过交流加深理解，增进友谊，不仅会造福两国人民，而且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延东高度评价论坛的举办，说中美文化艺术论坛的建立为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往搭建了开创性、机制性和建设性的交流平台。她表示论坛应该长期办下去，吸引两国更多文化界人士、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她希望中美文艺界人士发挥自身影响力，积极参与和推动两国人文交流，为中美人民友谊和中美关系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美人文交流新高潮
这是一次堪称文化交流盛宴的聚会。享有盛誉的中美与会嘉宾分别就《成长在两个世界》、《电影制作中的挑战》、《食品文化：关于食品与可持续性的思考》、《文化与商业：艺术和市场的关系》、《叙事的力量：用摄影、电影和报刊报道世界》、《电影与表演：演员的视角》等话题进行专题讨论，介绍各自国家相关领域的发展现状，探讨合作前景，加深了对彼此文化的了解。
马友友在谈个人成长之路时说，他首先想成为一个人，其次想成为一个音乐家，最后想成为一名大提琴家。他从小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困惑，始终在努力寻找答案，他也从来没有明确的目标告诉自己要做什么。但是他对人类倾注自己无限的爱, 后来发现音乐是他选择的最佳表达方式。他认为，看待不同的文化，不应该去评价判断它，而是理解各种文化的重要价值观。从他的个人经历来说，音乐一直是他在毫无意义混沌的事件中试图诠释世界的方式。
谈到食品文化时，中国社区支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推动者石嫣博士说，现在提出的“现代农业”与之前的“农业现代化”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现代农业不仅仅诠释了农业的本体论，更包含它的多功能性，即文化和传统的传承、环境的可持续性等。
谈到电影，导演乔尔·科恩说，美国的电影工业是非常广泛的，它的一个健康面就是它的多元化，可以让我和我兄弟这样的人可能进行一些独立的电影制作工作。美国的电影制作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电影都充满好奇，当然他们对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上映的可能性也感兴趣。
作家马克·丹纳说，文化艺术不仅是指音乐和艺术，还影响到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如何表达和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以及用什么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中美两国历史背景不同，有着利益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是必然的。我们要寻找共同利益所在，以此为基础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相互理解。文化的差异常常蒙蔽人们的双眼，使人们看不到彼此的共通性，因此文化交流非常重要。文化交流越是繁荣，人们对于文化共通性的探寻就越充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误会与隔阂也会逐渐消除。
纪录片导演大卫·范宁说，文化论坛的使命就是为交流双方创造一个切入点和结合点，通过艺术找到双方交流的火花， 并且从这种火花中找到共同利益。尤其在世界经济不明朗的今天，中美两国更需要求同存异，不能让暂时的利益分歧将彼此隔开，而文化作为交流手段是迈向理解与共识的重要一步。
中美两国艺术家开诚布公，侃侃而谈，颇具个人魅力的言谈间闪现出对艺术人文未来的关怀，这些智慧的火花通过他们幽默而真实的叙述传递出更意味隽永的启示。
Abstract: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shows that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a model of the depth of academic interest. Dufrenne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He from took the esthetic object and took the human two aspects obtain， discussed the esthetic depth issue in detail， has the huge inspiration function to the reality artistic criticism and the appreciation activity.
关键词：杜夫海纳，审美对象，深度
key words: Dufrenne， aesthetic object， depth
二十世纪美学，自第一个重要的美学流派——表现主义美学起，即表现出一种根本性的思维转向。传统的主流美学，从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以形而上学模式思考美学问题。美学家致力于寻找美的本质，认为事物美之根源就在于“分有”了这个作为实体存在的美的本质。在他们看来，美的本质或者是终极的实体存在的一种属性和一个方面的表现，或者是达到终极的实体性存在的必要步骤，引领“分有”美的事物和欣赏美的主体超越自身。但是，无论其理论如何精巧严密，他们不是把美的本质植根于外在于美的事物，就是用有限的独断论概念，暴力的统帅无限美的事物。二十世纪的美学抛弃了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通过与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融合互渗，表现出一种结构深度模式的学术趣味。美学家放弃了对美的本质的本体论追问，转向关注艺术作品和美感本身，试图通过描述性的分析、还原性的直观揭示其背后的内在规律，在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自身中寻找其存在的合法性根据。这种对艺术和美感的深度开掘，不同的美学流派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其最终构造出的深度模式也各不相同，例如，在精神分析美学家看来，艺术的深度模式应该是一种意识——无意识结构；哲学美学家，如海德格尔看来，美学的深度模式是“遮蔽”、“敞开”两种力量纠缠下大地——世界的冲撞，对应哲学中存在者——存在；在符号学美学家苏珊·朗格看来，“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1]，美学的深度表现为符号形式——人类情感的对立统一，在结构主义美学家那里，这种对立统一又以能指——所指的形态出现。
杜夫海纳的美学是一种主体性美学，他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构造自己的美学系统，表现为一种审美对象——审美知觉交融互补的意向性结构，审美深度正是这种意向性结构趋于完美时的外在表现。杜夫海纳从审美知觉活动中，作为客体的审美对象和作为主体的人两个角度论述他的深度理论。首先，他认为“审美对象的深度只有作为精神深度的关联物和形象才能被人把握”[2]。因此，审美对象的深度外在表现为艺术作品中显现的虚幻世界。其次，有深度的人具有内在的充实性和真实性，外现为一种内心情感意识。审美对象的深度和我们自己的深度相关联。“我们是按照人的深度来感知物的深度的”[3]。因此，其理论的深度模式可以归纳为世界——意识的相互介入和表现。杜夫海纳并不是把“深度”概念引入美学和艺术研究的第一人，其理论也不是最深邃、玄奥的。但是，其对深度的论述无疑是是整个二十世纪审美深度理论中最深刻、最详细的一个。更重要的是，杜夫海纳的审美深度理论实践性非常强，关于审美活动中主体和对象深度问题的理论解析对艺术实践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启发作用。
一，审美对象的深度对艺术批评的启示
作为现象学美学的集大成者，杜夫海纳非常关注艺术实践活动，有许多关于艺术实践问题的精辟论述。在他看来，现代艺术存在着重大的矛盾和问题。人们尽管仍然尊重拉斐尔、拉辛等艺术家，但是拒绝效仿它们。“要融合普遍之中而又不失去自我。要承前启后而又能自成一家，这不是容易的事，而比较容易的是，随意地确定自己的独特性”[4]。于是艺术家为了创新而创作，在狂热的气氛中迷失了方向，“更多地致力于行为，而不是他的产品”[5]，粗制滥造的所谓“艺术”品大量产生。在这种状况下，艺术如何可能，是所有艺术家和美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艺术品具有一定的结构，即它常常是被限定的东西。……艺术品因为受到那种限定而成为艺术品。人不遵守这一限定时，必然产生拙劣的作品。……因此，限定是艺术的核心”[6]。我们细细品味艺术史中的经典作品，就会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但是，仅仅提出“限定”这个概念还远远不够，关键问题是，成功的艺术作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限定，应该如何去限定？各个美学家、美学流派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杜夫海纳看来，具有理想结构，经过成功限定的作品，就是蕴含深度的作品。这样的限定首先不是时间和空间上的“遥远”，“异国情调和古色古香都不是深度的保证”[7]。尽管，经典的艺术作品必然要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但是与其说杜夫海纳的深度理论是一种论证过去的理论，不如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理论，深刻揭示新产生艺术作品的内在价值是其理论的根本存在意义所在。其次，成功艺术作品的限定也不是通过“隐蔽”来实现的。“隐蔽”意味着不透明、难以理解。但是，艺术作品的晦涩往往是相对于理性而言。例如“时间在闪闪发光，而梦是知识”这句诗，难以用理性思维解释，但是在艺术欣赏中，“理解不再是解释，而是感觉。这时诗在我们身上就结出果实”[8]。
“如果说，遥远只是审美对象的深度的一种可有可无的符号，深度中的晦涩难懂对感觉来说又变成了透明的东西，那么审美对象的深度又在哪里呢？”[9]杜夫海纳认为艺术作品的深度源于它的内在性，这些构造作品深度的内部要素是艺术作品成功所必需的真正“限定”和必要条件，艺术价值的真正根源。在杜夫海纳看来，这种艺术作品内部相互“限定”的要素有两个，一个是以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主体意识，另一个是作品中的虚幻“世界”。艺术作品是一个类似人类的“准主体”，具有完整性、独立性，甚至盎然勃发的生命力。意识是艺术作品的无穷性、深度与再现的世界的统一性的根本保证。在艺术作品中，意识外显为“世界”，我们通过外观“世界”体验意识中蕴含的丰富情感、深邃思想。意识和世界在审美对象中内在合为一体的同时却往往表现出一种否定的关系。意识的内容永远飘忽不定、不可琢磨，它只能有限的形象化，因此世界不等同于意识，不能完全的负载意识无穷无尽的内容，表现达到真实和完满的顶点的情感。另外，艺术世界不同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意识之所指的世界，是艺术的“瞄准物”，它真实存在却外在于意识。艺术作品中的世界，是意识之所是的世界，虚幻不实，不过内在于情感和意识，通过内在化和非现实化的方式形成了不同于外在现实世界的深度。
艺术作品内在的呼唤着它的见证人，欣赏是艺术活动的最终完成。但是，在审美泛滥的今天，人们的欣赏活动日益浮躁，大量艺术作品的产生没有培养出人们深刻的欣赏能力，反而使人们迷失在感官的直接刺激中，用“趣味无争辩”，反对本质主义和理性霸权的旗帜遮盖自己的肤浅和无知。专业的艺术批评在喧闹的大众话语中近于相对的失语状态。其实，在审美大众化、艺术通俗化的今天批评家更应该担当起自己的责任。知识霸权主义固然不足取，人的天然自我选择权利固然应该受到尊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批评家应该悄然无声、退居大众视线之外，固守象牙塔。反理性主义反对的是形而上学式的教条、僵化和独断论，不是反对理性本身；怀疑不是朝向彻底的虚无，而是朝向开放性的理性重建。现象学美学正是美学领域中理性重建的一股重要力量。
根据杜夫海纳理论的基本精神，艺术作品展现的世界不可能完全显明内在的意识内容，欣赏和批评是一种开放性活动，没有统一的规则和正确的结论。就像一个人漫步林间小路、欣赏森林风景，选取不同的路径，看到的风景并不相同。在杜夫海纳理论中，包含着两条可供艺术批评家行走的“林间小路”。第一，情感。情感是意识的重要方面，在杜夫海纳的论述中，情感包孕更深刻、更宽泛的含义。首先，情感是一个先验性的概念。先验指康德意义上的逻辑在先。情感先验通过情感范畴发挥作用。情感范畴不同于个人的偶然情绪，具有全人类共通的普遍性意义。其次，情感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艺术作品中的再现世界只有通过情感特质才得以统一。情感也是构成现实世界的统一性的基础，超越了主客体的对立，是一种形而上的绝对存在。第二，世界。在杜夫海纳看来，审美对象中的世界有两种：再现世界和表现世界。再现世界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它无论在细节上怎么细腻、在描写上怎么丰满，都是一个不确定的、不完整的、非自足的世界。因为，再现世界缺少一个必要的构成性维度，一个独立的统一性原则。表现世界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其根源在于艺术家的意识需要通过表现世界来表现。因此，表现世界的统一是一种情感气氛的统一，一种主体世界观的统一，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世界的折射。再现世界和表现世界形影不离，紧紧相连，“表现世界犹如再现世界的灵魂，再现世界犹如表现世界的躯体”[10]，两者共同构成了审美对象中作为整体的世界，使审美对象具有一种深度。杜夫海纳理论的现实价值正在于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两条不同的“林间小路”，丰富了艺术批评的视角。
二，人的深度对艺术欣赏的启示
人的深度存在何处呢？同分析审美对象的深度一样，杜夫海纳从否定的方面开始他的论述。首先，他认为不能把人的深度等同于具有“过去”。因为，我们尽管生存在时间的纬度之中，但是具有一种逃脱时间控制的内在倾向。在我们身上，过去和未来都集结于“现在”这一点，在“现在”之中包含着人类对永恒的追求。人的深度存在于对时间的使用之中，“深度左右时间，而不是被时间左右”。其次，深度也不等于“隐蔽”。潜意识、种族、习惯等等“隐蔽”之物尽管构成了偶然存在的“我”，但是“我”不仅仅是偶然事件的汇合场所。“真实的深度存在于我们之所为而不存在于我们之所是之中”[11]。有深度的人是不能被还原为偶然事件的集合的。在杜夫海纳看来，“深度不能用它引起的或启示的行为数量来衡量”[12]，人的深度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把自己放在某一方位，使自己的整个存在都充满感觉，使自己满载意义进入丰盛，使自己见证自己的自为存在，使自己具有一种内心生活，获得一种内心感情。而审美感觉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最佳说明。
审美感觉是艺术欣赏活动的基础。艺术欣赏是整个艺术活动的归宿。越是出色的艺术作品越急切的要求自身的实现，要求被表演和欣赏。在艺术欣赏活动中，通过深度，感觉有别于普通的印象，审美感觉因此成为艺术作品的担保人和见证者。但是，事实上并不是每一次欣赏活动都是“成功”的。当今，发生在艺术领域的一个重要矛盾就是“既丰富又贫乏”——在艺术创作上，表现为作品多，优秀作品少；在艺术欣赏上，表现为欣赏的数量多，欣赏的质量差。当然，这里的多与少、好与差是按比例计算的。历史在进步，审美“泛化”、“内爆”的二十世纪，无论是艺术作品的质量，还是艺术欣赏的水平，相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足以值得艺术工作者们自豪。杜夫海纳深度理论对艺术欣赏的启示，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缩小艺术欣赏活动质量差距的方法，指明了通向深度艺术欣赏的道路。
艺术欣赏要求具有深度，这种深度基于欣赏者对作品的理解却指向和作品的交互融合，即诉求于有深度的审美感觉。审美感觉的深度是通过聚集和开放两种活动实现的。聚集就是使自我变得有一种内心生活，获得一种内心感情。它要求我们达到所有那些构成我们的东西，使我们的过去内在于我们进行静观的现在，使我们的全部偶然性与我们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使我们逃脱成为因果秩序的历史结果，内在集结成可以完全呈现的主体。然后，把这个主体投入到作品之中，使它成为作品的构成要素，成为一种实体存在，艺术世界的统一性基础。在艺术欣赏中，开放指的是人自身隐蔽方面的呈现，内心情感的外化，自我主体向艺术作品世界的敞开。这时，自我与作品的世界进行同一运动，自我努力进入审美对象所表达的东西的内心，进入哈姆雷特的世界、进入荷马的世界、进入贝多芬的世界。通过慷慨的信任，主体在艺术世界漂浮，在感动中形成深度。如果说聚集活动的深度源于主体情感意识，那么开放活动的深度源于客体艺术世界。同样是一种融合运动，聚集表现为主动性的融合，开放则表现为被动性的融合。在艺术欣赏中，聚集和开放运动是同时发生的，在相互的影响下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另外，“深度是对有深度的人而言的”[13]，审美感觉深度的培养也就是有深度的人的培养。区分聚集和开放两种运动的现实意义除了为深度艺术欣赏指明一条可行道路之外，对于审美教育也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三，结论
现象学美学是二十世纪结构最完整、体系最严密、影响最深远的美学流派之一。尽管对实际艺术问题的论述往往比较抽象，但是其现实价值绝对不应该被忽略。现象学美学虽然不是产生于中国的具体文化语境之中，可是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国内出现了许多世界性的艺术和审美问题。“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认真研究现象学美学重要代表人物杜夫海纳的美学思想必定能在解决现实审美和艺术问题时带给中国学者和艺术工作者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51页
[2][3][7][8][9][10][11][12][13]（法）米盖尔·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M]，韩树站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年，437页、437页、446页、450页、451页、226页、441页、443页、438页
论文摘要：本文论述了庞熏栗与现代设计起源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当下，重温庞熏桨关于艺术思考的点滴，使我们反思工艺美术的整体性和历史境遇，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设计”的陷阱，探寻缘起于中国传统艺术设计的本质。
距离庞熏栗先生逝世已经有24个年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曾经受众人尊崇的工艺美术教育家、奠基人在今时今曰新一代学者和知识分子心中的印象已经逐渐淡化。历史悄然步入21世纪，在整个2o世纪中国酝酿勃发的“工艺美术”也随着庞熏栗先生的离去于世纪之交谢幕了。有趣的现象是，赋予工艺美术以深刻意义的时代似乎仅是历史中的昙花一现。也许，工艺美术在过去还未充分发挥其内在固有的力量便夭折了。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状况下，已经没有必要刻意讨伐今天的“现代设计”，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工艺美术抱以特别的关切。工艺美术在当代的观念是“老古董”，设计却成为与之相对的时髦语汇。现代性的建构在美术领域似乎表现为以艺术和设计来界定纯美术和实用美术，而且这两个领域的分化愈发呈现不可调和之势，因此在近年的中国美术杂志上以“对话”为主题的文字层出不穷。如果稍微留意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不难发现从中央工艺美院的创办之初到现在，经历了5o年的教育体制改革，改革的实质是将工艺美术这套传统概念彻底消解，重新建构一套现代主义的叙述。教育的现代化改革将所谓现代主义叙述模式在大学教育中体制化、合法化。提及现代观念，我们很容易将其与抽象的传统对置，并先验地预设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的普遍合法化地位。WWw.133229.CoM在此，笔者并非质疑我们对现代主义普遍性的认识本身，普遍性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不同的历史中确立的。在整个国家热衷于2o世纪末全球化背景现代性建构的同时(我们通常将现代性等同于现代主义)，工艺美术其自身的历史性也被掩盖起来。
主流的艺术史观认为，庞熏栗理应被视为中国现代设计的开创者。但这个普遍性的常识背后却隐藏着认识论上的颠倒。庞熏栗先生法归来后为何由绘画转向了工艺美术，这在中国2o世纪的艺术史中实际上是非常独特的议题。1929年庞熏栗留学法国巴黎，恰逢12年一次的巴黎博览会。在其自传中他写道：“参观巴黎举行的博览会，使我第一次接触到工艺美术。”“这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原来美术不止是画几幅画，生活中无处不需要美。”“也就是从那时起，使我对建筑以及一切装饰艺术，开始发生兴趣。”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受到工业革命的推动在艺术领域掀起手工艺运动和新艺术运动的浪潮，在巴黎举行的博览会是新时代实用艺术观念及其成果的展示。这次博览会真正冲击庞熏栗的是西方现代主义实用艺术的观念。实用艺术(当下我们将其扩大膨胀为设计的概念)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产物，正如同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一样。从词源上看，无论在传统的西方世界还是中国，都不存在实用艺术、工艺美术或装饰艺术。此前中国传统艺术观念中只有诸如陶瓷、壁画、文人画、雕塑等分门别类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且还有很多门类尚未浮出地表。传统的艺术观念认为只有绘画的形式才是艺术，民族传统中各种类的手工艺都被排除在艺术领地之外。因此，不难理解庞熏栗第一次从西方世界接触到工艺美术，并对装饰艺术发生兴趣对其归国后选择工艺美术的影响。他认识到“巴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艺术中心，主要是由于它的装饰美术影响了当时整个世界……人们始终是跟着它变。”在庞熏莱看来，工艺美术或装饰艺术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世界艺术的主流。他主张在中国发展工艺美术及教育事业不仅仅是出于民族主义情感，在他的身上也没有产生类似于林风眠和徐悲鸿所经验的中西冲突和文化认同危机。我们注意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样的二项对立式充斥着整个中国20世纪的历史，包括艺术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整体性地陷入某种文化认同的危机、焦虑和冲突当中。许多留学归来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开始质疑自唐王维肇始的文人画传统，提出中国画改良，革王画的命，在绘画语言和表现手法上出现了写实主义与现代派的争论。这些讨论从另一层面表明，在当时，实用艺术并没有进人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视野。工艺美术和装饰艺术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受重视的，处于边缘地位。庞熏栗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丝毫没有将自己置于某种认同当中，或在主体性(启蒙运动所建构的价值观念，是现代性的核心)中寻求身份认同。他拒绝从属于任何一个中心论述或范畴当中，正如他在《自剖》中所揭示的，“矛盾的人生，矛盾的社会，构成了矛盾的我。”一庞熏栗深刻地认识到现代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史无前例的革命狂潮，世界艺术也必将走向一个较之文艺复兴时期远为伟大的时代。身处这样裂变的时代，在东西文化互通有无的大世界中，庞熏栗感到了自我的渺小。他自觉于启蒙神话的虚假主体性，将真理置于理想的艺术之彼岸。他冷静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也许，我只能像流沙一般，被洪流吞没。但是我明白，这原本是我的命运。这些水底的沙石也许有一天会被拿来筑成往那光明的境地去的大路；这些沉默的沙石，会微笑地看着别人从他们身上踏过，去收获丰富的果实。”
在这段自述中，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但这样的认识论始终无法划定庞熏栗的自我认同，正如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无法简单将其收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庞熏栗却将其一生投身于民族国家的艺术事业，在多次出国机会面前仍然矢志不渝，这点足以说明庞熏某的民族情感。但他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没有止步于民族传统的价值认同危机中，而是跳出这个认识论的怪圈，主张中西各有所长。
庞熏栗倡导在中国建立工艺美术学校，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观念的影响。当西方的价值观念以不可抗拒之势瓦解旧世界时，庞熏栗却在西方现代价值观念中发现了中国民族传统艺术。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论述道：“现代这个概念十分暖昧。不仅日本包括非西洋国家的人们，在他们之问现代总是和西洋相混同。当然，这种混同是有理由的。既然在西洋也有现代和前现代之别，现代与西洋当然应该是不～样的概念，可是现代的起源在西洋，所以两者不容易简单地分开。”柄谷行人的这段叙述指出了我们认识中的“颠倒”，由此在20世纪产生了诸多错觉。一方面，认为现代主义的启蒙是不证自明的。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先验地将传统与现代对峙起来，将现代的物质性进程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普遍化和扩大化，导致现代主义在精神领域成为不可逆转的价值诉求，从而通过“启蒙主体性”引发认同危机。另一方面，将现代与西方混同起来，认为现代性的诸种表现都是西方模式或西方式的建构，从而消解了现代性的历史性，建构了现代主义的神圣性和普遍性。因此，在西方现代主义神话的话语权力中，民族和传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排挤。颇有意味的是庞熏栗不谈西方现代艺术和工艺美术运动而谈中国少数民族图案、传统手工艺和壁画艺术，恰恰是通过西方现代艺术及实用艺术，他发现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之“风景”。对他来说，无论是西方的现代艺术、实用艺术还是中国传统装饰艺术都是非实体性的，是被设想为艺术所固有的、某种不确定的、无归属的内在力量。他在随笔中写道：“画家自我，我想不该有什么派别的成见，派别只是～种束缚，一种障碍。画家谈主义，更可不必了。我国古今好的作品，我们应该要研究，世界各国好的作品，我们也应该研究。但是，不一定呆板地模仿。”
他直接指出“工艺美术说到底是一个美学问题。”。工艺美术虽然是产生于现代的艺术观念，但在庞熏粱看来却并不专属于中国或西方、传统或现代，而应该归结为艺术和美学问题。庞熏梁质疑了出现在20世纪知识界和艺术界的认识的倒错，“我国工艺美术历史上从来没有拒绝外来文化影响，也从没有囿于外来影响而失去民族性”，这里所说的民族性不同于民族国家所建构的狭隘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排除异己，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与无产阶级和政党政治相结合的)，民族性指的是民族传统，即工艺美术自身的历史性。庞熏梨静观西方世界的变化，深信实用美术的时代已经来到，生活q1无处不需要美，那么如何寻找中国工艺美术失落的历史昵?他认识到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装饰艺术在2o世纪的裂变当中应该充分发挥其固有力量。因此，他积极搜集少数民族装饰图案、研究历代装饰画、倡导工艺美术教育、兴办工艺美术学校，最早迈出了探索实用艺术的脚步。
【论文摘要】：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无论东西方文化有着多大的差距，在遭遇精神困境方面却往往惊人的相似。人的危机、情怀的危机和艺术的危机引起东西方思想家、哲学家的共同关注。本文从庄子和马尔库塞的审美人生与"真人"、"新人"、"新感性"的培养方式进行比较分析，阐述其异同，指出新感性是一种解放力量，其培养的意义在于重建个人及其所生活的世界，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即是新感性与艺术的关系。艺术所代表的审美态度成就了另一种生存方式，为实现个人自由和幸福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
包兆会《二十世纪<庄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⑴中提到，庄子美学研究不尽人意：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讨论范围一般限定在美学范畴、文艺的社会作用、艺术创作心理、审美传达等几个方面，但仅仅谈这些方面就偏离了《庄子》的本意。庄子研究要创新，就需要新的方法。20世纪以来比较方法在中国逐渐流行，出现了许多中西美学理论比较的著作和文章。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各自理论的全貌、特征，为中西方美学思想的对话创造条件。庄子与西方美学史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广泛的沟通性。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无论东西方文化有着多大的差距，在遭遇精神困境方面却往往惊人的相似，比如面对人的危机、情怀的危机和艺术的危机等等。对这种文化危机，庄子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了在"恶"的现实世界，应该如何树立一种充满了内在性、启悟性的自由人生观，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美学理论也涉及到了以上论题。
一、庄子感性的人生美学与马尔库塞"新感性"理论
美学始终是与人的解放学说联系在一起。庄子文论中所体现的美学思想、风格与马尔库塞所提倡的"新感性"理论具有可比性的。庄子和马尔库塞把美学置身于真正具体的基础：让美学关注人的生存、人的条件，而不是那些纯属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庄子以论人生、而不是以论艺术为其文章的基点，马尔库塞也是从关注人类生存的角度提出"新感性"美学理想。"新感性"是马尔库塞美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批判西方现代文明，发挥人的"新感性"是他的理论大厦，马尔库塞在建立"新感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审美形式理论、艺术自律等美学观点。
庄子"大巧"、"大乐"、"大美"等超越世俗的感观性概念与"新感性"理论产生的哲学基础、思想渊源相近。庄子和老子一样，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建立在现实人生之上，"道"的形而下便是一种人生体验，庄子认为人被外物所役，为世俗的"巧"、"乐"、"美"所迷惑，以儒家为代表的理性社会制度"仁义礼乐"所约束，社会呈现出单面化的趋向。于是，他要求一种解放，并且是审美的解放。马尔库塞则站在人本主义社会批判哲学的角度，批判现代社会扭曲了人的本质、鼓吹单面化的感性。通过浪漫的行文，庄子的美学思想所透露出的感性是隐在的，那么马尔库塞则明确界定了"新感性"的概念："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⑵这时，技术就会成为艺术，而艺术就会去塑造现实。在技术向艺术转化过程中，新感性是一种实践，马尔库塞甚至激动地认为，"新感性"已成为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中的一种力量，"自由社会建立的前提，就在于与世界的习以为常的经验的决裂，与被肢解的感性决裂"⑶。
两者的差异在于对感性重视的出发点不同。马尔库塞的美学基本上是从政治目的出发的美学，他热衷"文化革命"这个词。在《审美之维》开篇，马尔库塞便指出"新感性已成为一个政治因素。或许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标识出一个转折点"⑷。相比较而言，庄子崇尚的是艺术人生，从来没有把希望寄托在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上面，因为他一直看重个体对生命的珍视和内心的天放修养。
二、自然天放与解除压抑
庄子和马尔库塞与普通人最大的不同在于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总是从宇宙、自然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人类的立场。庄子和马尔库塞都赞同自然人性论，两者都希望以随顺自如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人效法自然的地方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情感表达方式的转变。
解放自然包括以下几点：一、解放人的本性，包括人的原始冲动和感觉；二、解放外部自然环境，即人的实存环境。庄子与马尔库塞对自然的重视有两个原因。一是美的观念与艺术和自然有关；二是他们都对代表理性的"知"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人类统治"自傲"、"自是"的自我中心意识使自然成为他在的"对象"而被忽略和压迫了。先秦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⑸。庄子在行文中嘲讽儒墨，主要是针对他们狭隘的认知观念。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理性，超越了个人，它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真理，要求人们无条件的服从它的合理性，类似于先秦占主导地位的仁义礼乐标准。我们应该注意，庄子和马尔库塞都不完全否定"知"。庄子认为自然而然的知、不知不觉的知，是知的最高境界；马尔库塞则提到科技发展的进步观，提倡新的理性观念，他借怀海特的话如此表述："理性的作用，乃是高扬艺术之生命"⑹。
庄子和马尔库塞分别对远古时代、前技术时代进行了诗情画意地描述，表现了他们对"天放"生活方式的追求。这种"回到"远古时代、前技术时代，并非要人降低到生物水平，使社会性泯灭，而是要求超越特定的社会性限制，在感性自然中达到新感性。这种新感性不只是社会性、理性，而是包容它又超越它并与宇宙同一的积淀感性。庄子的"至德之世"，在《马蹄》、《?箧》、《天地》和《缮性》等篇章中多有描绘。马尔库塞对前技术时代充满由衷向往："但在这个世界中，人和自然还尚未被当成事物和工具组织起来，就其形式和态势的准则，就其文学和哲学的风格和词汇而言，这种过往的文化表现了一个天地的节奏和内涵：在这个天地中，峡谷与森林、乡村与小店、贵人与恶棍、沙龙与宫廷皆曾为被体验过的现实的一部分。在这种前技术文化的诗文与散文中，搏动着这样一些人的节奏：他们乘游或驾驭着四轮马车，他们有时间并有乐趣去思考、去冥想、去感受、去倾诉。这是一种时过境迁、已被超越的文化，惟有梦幻和孩童般的追忆能唤回它。但是，这种文化，就其某些决定因素看，也是一种后技术文化"⑺。
从上文可以看出，庄子和马尔库塞都在追寻一种既简单又崇高的人生，他们热爱自然和朴素。在《大宗师》中，颜回认为忘仁义、忘礼乐就很不起了，可仲尼仍让他再多多体会几日，不久他对仲尼说："回坐忘矣"、"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欣然赞同。在庄子看来，没有刻意才是真正的修炼，远离人间是非、有分就能实现心性的素朴，就是"达之，入于无疵"（《人间世》），达到心斋与坐忘的境界，自然就臻于完美。庄子提倡无用即"大用"，无用的极致是忘却。忘记人世间、放下自我，"帝之悬解"（《养生主》）。马尔库塞说："所有物化皆为一种忘却。忘却过去的痛苦和快乐，就可把人生从压抑人的现实原则中提升出来。反之，追忆又激起了征服苦难和追寻永恒快乐的冲动。"⑻即使庄子和马尔库塞都倡导自然人性论、诗意人生状态和"忘"的方法论，但两人如何培养艺术人生观与"新感性"上还是略有不同。庄子认为现在的问题要当下解决，马尔库塞提出现在的问题在过去解决。庄子的人生大义是，首先要保全生命，其次是提升生命价值、境界。马尔库塞认为，通过回忆、想象、幻想，我们建构起自己的新理性与新感性。艺术和文学的真理存在于幻象之中，在这个梦幻的世界里有人生的奇迹，但这种奇迹终究是悲剧性的，"悲剧的最后、悲剧的结束--它的不可能的解决"⑼。
三、"至人"与"新人"：对世界的重建
培养艺术的人生理想和建构"新感性"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庄子的理想人格是能够超脱生死、时间、欲望的"圣人"、"至人"或"真人"，马尔库塞则在新感性、新理性的基础上提出"新人"的概念。"所谓理想人格是指在一种人生哲学中能体现人生价值、完成人生目标的人物形象，它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理论宗旨的标榜"⑽。庄子的"至人"都是体道、得道之人，庄子言道不过是为了探讨人生，而至高境界的人生是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他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虚幻的，理想的人不仅超脱世俗、超越自身困境，还有一种神秘的气质和形象："去而上仙，乘彼白云"（《天地》）、"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洹而不能寒"（《齐物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大宗师》）。从社会革命层面来看，马尔库塞的艺术异在性理论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宗旨是企图通过以文学艺术为中心的审美革命来改造人的本能、欲望，消除异化，造就新社会的"新人"，实现人类追求的真善美的统一。
感性即是一种力量。庄子从艺术审美和人生修养出发，描写与众不同的新奇感受，让心灵得到解放。马尔库塞从政治学角度出发，认为"新感性"是一种解放、革命的力量，"新人"是革命"基础的基础"，只有"新人"才可以摆脱压抑社会的恶性循环。"新人"的价值取向是与社会规范和体制保持不妥协的批判距离，他用审美和新感性作为武器，反抗现实。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正式通过建立一个想象和虚构的世界向现实提出挑战，艺术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秩序。两者的差异性在于，庄子"至人"的重点是修炼问题，马尔库塞的"新人"代表一场社会革命。林希逸在点评《养生主》时说："未有世时，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⑾，保持真性情不是纸上文章，而是 "心斋"、"坐忘"达到"虚静"。马尔库塞指出只有在艺术中，即在理想美的处所里，幸福才有可能现实存在。
"个体性代表了一种否定性"⑿，个体也代表着解放的力量。个体使普遍意义具体化，每个人有其不可替代的命运和地位，艺术作品中蕴藏的感性力量首先是特殊的、个体的内容，然后才传播转移到其他个体中，引起社会的反响。对个体的关注始于对天然本性的珍视，只要是自然赋予的，庄子和马尔库塞就觉得应当给予尊重和保护。关注个体无法比拟的、活生生的状态和兴致，可以开垦出人对生活的构想。人格，就其内在性来看，是个体惟一有保障的财富，是他绝对不会失去的惟一的东西。庄子与马尔库塞从人本论出发，力图证明个体是有价值的，其力量是强大的。这种价值有别于世俗的观念，也有别于破坏性的力量。
庄子不仅对个体生命珍视，也尊重个体独特的精神。"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在宥》）。特立独行的个体不宥于外物的羁绊，唯有如此才能顺应自如地体验天地万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可以解释为马尔库塞所说的"人正是在最极端的物化的煎熬下，战胜着物化。一旦人成为真正的主体后，便成功地征服了物质"⒀。在《审美之维》中，马尔库塞提到随着技术时代的到来，集体的危机将演化为个人的危机，这是每一个人在一体化的技术社会中感到的危机，它不再表现为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而直接表现为个人反抗一个抽象的、拥有一整套压抑制度的社会总体。
四、"帝之悬解"与自由幸福：个人的超脱还是世界的解脱
不被法则与需求左右，人才是自由的。自由就是从现存现实中摆脱出来的自由：当"现实失去其严厉性"⒁和当其必然性变得无足轻重时，人就得到自由与幸福。"帝之悬解"必须通过美学这条路，因为正是美导向自由。庄子的自由源于虚静，对马尔库塞来说，真正具有人性的文明、人类的存在方式是游戏而不是劳苦，人生活在显现而非需求之中，人可以自由地运用自身潜能，超越人间世与自然融合。庄子只有"人间世"和非"人间世"的宇宙意识：强调个人的超脱，认为这个世界是无法拯救的，与马尔库塞不同的是，他对这个世界不抱有太大的希望。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哲学致力于世界的解脱、社会的改造，他总是把个人的改造和世界的改造联系起来，带着悲观与乐观交织的情绪。
庄子和马尔库塞在为争得个人权益的论说中喜欢用晦涩的概念，创造先知或预言式的风格，某些时候不屑于对自己的观点作出进一步论证，他们代表世界中那些疏远的、不适应的、不满意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可以说"一个时代的焦虑通过他而获得了自身的意识"⒂。无论处于任何时期，人或多或少被异化了，要么陶冶升华，要么死亡绝望。自由和幸福成为乌托邦，"把乌托邦从一种历史性变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乌托邦主义，他就必然走向艺术，因为艺术维护着幻想，它存在的理由就是幻想，它的乌托邦性在于它对现实的否定和超越"⒃ 。马尔库塞更多从幻想的角度来理解艺术的解放意义。即使幻想，也是一种希望。他给自己的评语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伤感主义者，《与文明》、《单面人》都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在悲愤的基调里，乌托邦主义成为一种艺术至上主义。
庄子的美学思想和马尔库塞"新感性"理论对这种审美人生的推崇和书写是勿庸置疑的。他们对自由解放的呼吁是热烈的，同时却带着沉痛悲观的情绪。就像前面所说，虽然我们觉得这些境界在现实中难实现，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想象、书写。马尔库塞认为，这才是艺术之所以是艺术的重点。
注释
⑴ 包兆会. 《二十世纪<庄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03, 2:30-39.
⑵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李小兵,译.《审美之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1:99.
⑶ 同上，P114.
⑷ 同上，P98.
⑸ 李泽厚. 《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0),1:265.
⑹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李小兵译. 《审美之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1:84.
⑺ 同上, P63.
⑻ 同上, P237.
⑼ 同上，P65.
⑽ 李牧恒, 郭道荣.《自事其心--重读庄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3)1:12.
⑾ [宋]林希逸. 《庄子?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3)1:47.
⑿（[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李小兵译. 《审美之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1:194.
⒀ 同上，P26.
⒁ 同上，P53.
⒂ 程巍.《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9)1:2.
⒃[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李小兵译. 《审美之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1:296.
参考文献
[1]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
[2] 张恒寿. 庄子新探.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3] 张松如, 陈鼓应, 赵明, 张军. 老庄论集. 济南：齐鲁出版社,1987.
[4] [美]赫伯特o马尔库塞. 黄勇, 薛民,译. 与文明.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 [美]赫伯特o马尔库塞. 左晓斯, 张宜生, 肖滨, 译. 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6] 祥皓. 庄子导读. 成都：巴蜀书社,1988.
[7] 绍瑾. 庄子与中国美学.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8] 崔大华. 庄学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9] 顾文炳. 庄子思维模式新论. 上海：上海可许社会出版社,1993.
[10] 李牧恒, 郭道荣. 自事其心--重读庄子.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11] [宋]林希逸. 庄子?斋口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
[12] 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3] [美]赫伯特o马尔库塞李小兵译. 审美之维.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4] 程巍. 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5] 李泽厚. 美学三书.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傅家宝（北京市美协秘书长）：
市美协成立20多年来，相继成立了油画艺委会、中国画艺委会，后来又成立了漫画艺委会。多年来，我们一直想到理论问题，也一直想成立理论委员会，但一直没有能够实现。今年实现了愿望，成立了北京美协理论委员会，其目的一方面是把理论家集中起来，经常讨论研究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是将理论家经常讨论研究的一些问题发表出来，同时开阔画家们的视野，在理论上给予他们指导，这对美术界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西问题”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百年，西方的艺术传到东方来，影响了东方的美术，这是历史的必然。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生活在东方只谈论东方的美术，这已经不可能，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历史阶段。
过去我们看“西”和“中”的关系都是“新”与“旧”的关系，凡是新的都是西方的艺术，所谓旧的都是中国传统的美术，把自己当成落后的。在本世纪末我们看待“西”和“中”这个问题，多少带有民族自卑感。现实中许多人将自己的艺术往西方靠，认为这是新的、现代的。这很危险。更危险的是，西方有些人企图利用他们的价值观，影响中国的艺术，达到全盘西化，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我自己认为经过百年的实践，我们不应该是盲目的崇拜西方。特别是文化艺术，如果你没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是不能在世界立足的。我们的理想是致力于重建东方美术的辉煌。
刘龙庭（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编审）：
中国美术界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团体，来引导美术界的健康发展。现在的美术界，包括美术理论界，是一种涣散状态。美术理论界包括期刊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少了，含有导向作用的文章少了。不管文章长短，我认为应该有一些指导性的东西，当然不包括领导讲话之类。美术界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行其是”。这种状况主要是对理论界重视不够造成的。美术界的繁荣应该是产生大师的时代。现在称大师的人多了，这些大师都要加引号。社会有它的时代潮流，这个潮流来到之后，力量很大，有人将“八五思潮”叫“八五西潮”。不过现在沉静许多，那种诈诈呼呼、招摇的人少了。美术理论界应该自己管好自己，要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这种共识要起到导向作用。大家你说你的好，我说我的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不行的。
中国近百年的美术是泊来的历史，为什么西方的东西都是现代的？我们的东西都是传统的？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我们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吗？对于这些问题，美术理论界都没有进行很好地思辩。
中西问题，过去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中学为体”已经很淡漠，这样的状态的确让人悲叹。
程大利（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副董事长）：
中西方美术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首先是认识的问题。“中国一百年的美术是泊来的历史”，我认为有道理。我们一百年的美术的历史，是走向衰落的历史。这是事实。因为这一百年，出现的大师少了。在这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美术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是树与果的关系。西方在这百年中也在变化，西方有些有志之士也在哀叹他们传统的丧失，但是好像没什么用。我们谈到全球一体化，能不能拿到文化上来论？文化为什么要与西方沟通？为什么西方没有谈到与我们沟通？文化为什么非要走出国门？植根于五千年的历史本来就是世界的一个存在，文化是多元形式。这是我的困惑。当下老百姓的审美倾向趋于后殖民主义心态。还有个问题我们对传统的研究还不够，停留在形而下的技法上，对传统的精神和灵魂的研究还不够。传统的精神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对传统的文化研究的层面是很低的。关于中国画传统笔墨的讨论，在我看来没有最根本的意义。怎么样弘扬传统的精神？怎么样诠释传统的精神？现在西方人瞧不起我们是有道理的，一方面在继承传统上，比前人技术的确低下，另一方面追随西方艺术，视人家而临摹。近20年，我们对现代西方艺术的整个演绎，从积极方面来讲，我们重新研究西方；从消极方面来讲，这种表面的浅层次的研究对中国的艺术发展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传统精神的缺失，艺术标准的缺失，艺术本体精神的缺失，以及舆论的误导，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顾森（中国艺术研究院比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上真正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二次。一次在汉代，此后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化，彻底打破了当时的文化结构；一次就是这近百年西方文化的涌入。这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行推行。这里我们不谈政治，仅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它也有合理的一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在退移，你说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可以保留多少？恐怕很难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是近代中国画产生不了大师，是整个国学产生不了大师。实际上，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西方把中国文明看得很重，始终将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是我们自己不重视自己。我觉得我们搞理论的应该在民族传统上下功夫。另外，我们对古典文化的整理显得很不够。包括画家，有很多人很少临摹过古代画家的画，所以他们显得离古代远而离现代比较近。这些只不过是我提出来的现象，作为抛砖引玉。
单国强（北京市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馆宫廷部主任）：
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研究都有西化的倾向，这对西方人无所谓，但中国人自己有西化的倾向，就值得研究。西方人现在是有意识地抵制中国文化，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实，也是我自己的经验体会。另外是研究方法的问题。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值得注意，此外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为什么中国和西方的融合没有成功的典范，我认为与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及认识论的科学性有关。中国和西方对中国画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同时我们还要承认我们在中国画的研究方法上有不科学的地方。对西画的研究也是这样。中国和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要相互学习了解，取长补短。在研究方法上，达到共识，这样才会增加合作的可能。
刘骁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和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我觉得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或者东方民族主义，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多问题要深入研究，认真对待，不同领域要不同对待。笼统地说是一回事，具体地说又是一回事。20世纪东方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时期。在21世纪，我认为东方文化慢慢地会建立自己的新系统。总体上说，一方面我们要变古为今，另一方面我们要变洋为中。我认为变洋为中是个大问题。我们现在处于弱势，在强势文化面前，当然要学习，要放开眼界，大胆地吸纳西方文化，逐渐融入它们。这是通过对话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对话才会有危机感，才会有发奋，发奋之后才会融入，才会有自己的东西。我认为21世纪我们会建立自己的“话语”，当然这种“话语”不是中国威胁论，不是中国要称王称霸，而是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力，也应当有自己的“话语”权力。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理论系主任）：
我认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很重要。我们考虑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很多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观念方面的问题。中国学者包括我自己，从民族自尊心考虑，很难承认文化有优劣的可比性。民族自尊心是一回事，承认自己民族文化有优劣可比性是另一回事，这样将有助于文化的发展。从明清近代史，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能够说明问题。“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是客观的。当时中国学者已经承认自己民族文化有优劣可比性。
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关系问题，离不开中西政治的关系。学术圈里经常讨论的问题是近百年来，哪种力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最大？近百年来，中西的关系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年。如果离开社会政治文化，我们纯粹从美术方面来谈，可能每个人都会有道理。关于中西的关系问题，“五四”运动讨论的范围最广，所以谈到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一定要联系“五四”运动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问题。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反省，没有得到解决。“五四”精神被中断，导致中西的关系问题处在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形而上，涉及到民族积淀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碰。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美术的问题也是如此。没有经历过的我不说，我认为像“八五思潮”中的艺术家的社会背景，他们的身份与最后选择的艺术形式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谈起文化，谈起中西的关系问题，就不能关起门来谈纯粹的精神。
尹吉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
现在的艺术家和学者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理论几乎来自西方的模式，我们现在开会的方式也是西方式的，像这样的开会方式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是少见的。中国和西方的学术传统存在着不同，比如：关于中国徐旭生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叙说，有的西方人是根本不承认。中国和西方的学理传统之间存在矛盾。实际上，关于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在中国许多古籍文献中都有记载。中国学术通过历史熟悉了解的方法而得出结果。西方的学术传统和它们的法律学术传统是一致的。他们讲究证据、推论、逻辑、事实。在美术评论方面也是这样，传统的画论、诗论是通过熟悉了解而得出结果。现在我们的学术传统的情况在改变，当代中国艺术评论也出现了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方法。在中国和西方碰撞的这20年当中，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当代中国所需要学习的？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对当代中国有影响？这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我们曾经作过一个当代中国美术评论史这样的研讨课题。大家讨论20年当中中国美术评论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是通过陌生的方式运作的？还是通过熟悉的方式运作的？我们想作基本的定性。现在讨论的有关吴冠中的话题，其实他是用西方的眼光，但是他的表述方式不是西方的，不是从西方法理关系论证出来的。他是以个人的熟悉关系这样的方式表述。类似问题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李一（《美术观察》）副主编）：
在当前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下，我们的美术评论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标准？另外，还想讨论一下美术史学的问题。我较同意中国和西方碰撞的这20年当中中国美术评论基本来自西方的模式的说法。当代中国美术评论的原创性不是太大，建树很少，无法与西方的美术评论和中国古代的美术评论相比。中国古代美术评论是经过长期的阅读得出的结果。如果我们需要在21世纪建立一个新系统，我认为我们有许多方面需要从中国古代美术评论中借鉴。
赵力忠（中国画研究院副编审）：
谈到中西文化的冲突，我认为事实上文化是多方面的，在东和西之间，还有其它的文化，这种文化一般不被人重视。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一种文化。文化的冲突从大的方面到小的方面，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首先要清楚精神文化的出发点，它的根在哪里？我认为精神文化的出发点在于人，以人为本。从古至今，东和西的文化都体现在这一方面。东和西的文化是殊途同归，合而不同。原来我对文化消失、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入侵等这样的词语感到担心，现在却不是。科学与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科学的东西是可以被取代的。文化的东西更多是积累，它们有深厚的与浅薄的差别。深层的文化是通过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修正，不断地丰富而形成和发展的。流行文化基本是单薄的，表层的，新鲜的，传统文化基本是深厚，丰富的。文化没有取代的关系。
梁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
我们谈起“中”和“西”的文化冲突时，有可能自己也是模棱两可；我们谈到“中”和“西”的文化交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给文化人自己留了点面子。事实上，我们很少有“中”和“西”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本身就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入侵。与我们从西方得到的东西相比，我们给予西方的可以说微不足道。谈起“中”和“西”的文化冲突、融合、碰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说的。因此，我们要注意评价标准的问题。东方和西方在思维方法、文化理论结构之间有区别，我们中国文化的学理、学统、学术规范等与西方有区别。我们能不能将他们接轨？能不能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很大。我们怎样将他们融合在一起？就像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我们现在中国画怎么没有标准。社会也没有一个示范，一个规范，一切好像乱了套，价值观念也变了，给我们留下的疑问就很多。我们文人的力量很小，改变不了这种社会风气。具体来说在美术方面，在美术评论方面，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许多场合，也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本来想建立一个学术规范或艺术规范，但自己的力量却很小，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作用不大。“中”和“西”的文化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一下很难说出结果。
陈履生（北京市美协理论委员会秘书长）：
最近我参加了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的“北京链接：媒体与建筑”座谈会，会上谈了许多与当下相关的话题。从本世纪建筑的发展来看，50年代的十大建筑，实际上是西学本土化的实践。随着改革开放，大批的学建筑的学子回国，新的建筑也在不断出现，这又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目前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反映出如何引进西学的问题。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美术，在近百年中西融合的实践中，我们的这种融合是被动的。在这融合的过程中，一直有对抗。美术的中西问题，是20世纪的一个老话题，20世纪美术家中的许多人曾经费了毕生的精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说没有成果，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必然首先面对这个问题，必须要应对这个问题。中西融合是大问题，至于谈到笔墨问题，谈到国家大剧院问题，这些都是很微观的，但是反映了中、西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入新世纪，我们在谈论文化的问题时还要考虑一下技术的因素，日新月异发展的高新技术，对21世纪中国美术将发生新的影响。围绕网络，围绕信息产业，对我们传统的宣纸、笔墨与技术相联系的文化都是一种挑战。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我们在讨论中西融合时应该考虑的。
刘曦林（北京市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应该说，如果我们继续因循着先前的研究思路做惯性运动，继续追随在西方学者后面鹦鹉学舌，做学术上的二道贩子，从而把学术领域里的全球化语境理解为并实际地弄成单向的西化取舍与被动摹仿，美学研究的民族化就真地可能成为一个水月镜花的幻象。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对全球化有一个正确的对待，对美学研究与民族发展和本土文化创生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一种深切的理解和正确的处理，真正找到美学研究与民族文化互依共生的联结通道，美学的民族化就可能由理想生成为现实，就可能结出我们所期望的丰硕理论果实。对中国美学来说，最终是收获苦涩还是收获喜悦，全然取决于我们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希望孕育在努力之中。
以经济领域里资本和信息的急速流动与扩张为动力的全球化浪潮的确来势汹涌，将所有的国度和民族都卷入到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之中。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向绝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西方化，仅仅是世界向欧美中心的向心化运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全球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概念所指的主要是完全非蓄意和非预期的全球性效应，这种全球性效应并不表明新的世界中心和秩序的建立，相反，“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1](p. 57)因此之故，“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1]（p. 2）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本土化的运动。鲍曼是从全球化的消极后果角度谈论这一问题的。在他看来，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史无前例的自由，成为“不受形役”的“全球人”，却把另一部分人固定在其“本土”，并且破坏了这些人传统上由与他人的时间与空间距离所造成的与其自己的生存之地的亲合性联系，使之患上了失去生存根基的空虚症。因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处于本土化，就成为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
撇开鲍曼对全球化的某些消极后果的分析是否完全妥当不论，鲍曼的全球化理论言说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首先，以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动力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新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的建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目标，最终的全球性的效应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的互动造成的。中心的缺失意味着建立多极世界的可能，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多元存在、能动创造的可能。所以，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超国界、去民族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依然有一个国家主权与国家责任范围内的民族利益问题。其次，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体两面，是一个趋向相逆的矛盾运动过程。因此，在展望全球化的景观时我们应该有一种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本土化关怀，而在思考本土化的相关问题时又应该有一种基于全球化视野的世界性互渗、互动的眼光，这样理论研究才不至于走向片面化和绝对化。
从这样两个认识前提出发，对近来人们关注颇多的美学与文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我们当会形成一种更具时代意味的理论自觉，获得更为明晰的理论言说语境和问题分析构架。既然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去民族化的过程，还有一个民族利益和本土化的问题，因而美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就不是那个理论家心造的幻影，就有其话语生成的现实基础，不存在是否狭隘与保守的问题。那种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美学和文学研究只有摒弃理论话语的民族自性和地方限制，用世界通行具体说就是用西方人通行和认可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才有出路的观点是片面的。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我们不怀疑那些倡导用世界通行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学者是怀有这种追求的。但是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学术有所贡献的理论话语，都是富有民族特性的，美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话语，如古希腊的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和英美的分析美学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化的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不是矛盾的，只有首先是民族的美学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性的美学。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跟在西方学者身后拾人牙慧的所谓美学研究，虽有一种所谓“世界性话语”的眩人名份，究其实却不过是重复与模仿别人的“世界性”，与自身的创造是毫无关系的，通常也是没有学术生命力的。
鉴于上述的认识，当前我们应该在理论层面上形成这样一种自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调美学的民族化建构从消极意义上，是要对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同现象保持一份必要的警惕，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单向文化趋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世界文化正因其多元和多样才显得丰富而多彩；从积极意义上，就是要努力确立和保持中国美学和文学研究的独特民族身份，并藉由这种身份而在世界美学和文学研究大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结束西方美学在中国单向的扩散状态，从而在美学的世界性建构中也融入中国美学家的民族智慧和理论贡献，在中外美学的交流中既拿来又输出。既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没有被时代大潮所淹没，那么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在全球文化共建包括美学研究中会做得同样好。
在以往的中国美学研究中，人们通常是用一维的历时性时间尺度评价和认识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把民族性等同于传统落后的东西，把西方的美学等同于现代进步的东西，认为用西方现代的东西取代传统上民族的东西是学术进步的必然；而现在，我们把民族性的追求作为全球化语境下美学现代性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把民族性与世界性共时性地置于新世纪现代美学的建构目标之下，这应该说是对以往研究心态与思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超越和转换。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美学发展策略，如何在美学民族化的追求中走向世界美学的互识、互渗、互动与共建呢？对此，学界已经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并做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尝试。比如有人主张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与之对话，并不时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同时加进一些本土的批评话语，使他们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以达到积极介入国际理论活动和争鸣，发出中国理论家自身的声音之目的[2]。也有学者认为，在全球性的视野中，应充分而深入地探讨传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性和历史存在形态，通过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找到对外进行平等有效的学术沟通的“对话性”的基点和根据，促成中国美学在新世纪具有世界性的现代学科建构[3]。这里，前一种策略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后一种主张是吸取传统的营养以健全现代的肌体。两种思路都着意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建构中凸现民族化问题。从中不难看出，将美学研究的民族化追求与全球性视野有机地结合起来，基本上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不过，以上两种主张，基本上还只是一种宏观研究理路上的考虑，具体到美学民族化的建构来说，则尚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才算是本土性的话语呢，美学话语又是如何获得本土性的呢？又比如说本土传统的学术资源是如何获得现代转换的动因的，又是如何获得进入现代中国美学学科建构的“历史的现实合法性”的呢？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许多，需要一步一步地加以深入的追问和探讨。只有通过这类追问和探讨，本土性话语才能逐渐地凸现出来，民族化的美学才有望被建构起来。换言之，在大的发展理路明晰之后，问题意识的确立，尤其是与全球化进程相关联的本土性问题的叩问和凸现，又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建设走向民族化的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任何一门理论学科都是由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支撑其体系构架的，学科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也就是新旧问题丛生与延伸、交替与更迭的历史。而问题生成与解决的历史即是理论生成与发展的历史。鲍桑奎在其《美学史》中经常用“美学哲学的问题”、“美学问题”之类术语，并有诸如“近代哲学的问题”、“康德——把问题纳入一个焦点”、“美学问题在他的体系中的地位”、“为什么审美判断是美学问题的解答”等提法，这里的所谓“问题”都是指包含了通常所说“问题”的理论本身而言的。可见，问题与理论实在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通常我们常说某人的学术研究有新意和创见，实际上就是指他的研究能够提出自己的理论问题或者能够对业已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创见的解决思路和办法。因此，问题意识对学术的发展是必须的，是学术理论向前推进的内在动力因素。美学研究亦复如此。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等，之所以能形成世界性影响，在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都在于其中隐含了各自独特的美学问题，而且这些美学问题又都不完全是从抽象的思辨与玄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美学家们各自身处其间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处境中孕育和诞生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当我们的学者追随着西方美学家的思想理路，运用着由他人那里摭拾的理论话语进行美学的研究时，却恰恰忘记了从自身生存处境生成的问题意识对美学研究的重要性。学术界所谓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失语症”正是与自身问题意识的缺失紧密相关的。就此而言，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的美学研究有时显得很热闹，很有学科建设意味，但由于其就美学而言美学的基本倾向，且过分地流入对美的本质之类形而上学问题的抽象思辨（虽然这种思辨也是有其必要性的），而较少与民族的生存处境及文化创造相通，所以大多是不那么打动人和吸引人的，不能让人经历一种文化创生的痛楚与喜悦。因而在与时代、人生与民族文化的共生、互动方面，比起上世纪前半叶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蔡元培等人在美学研究开端期的作为来就逊色得多。20世纪初叶，当王国维等人筚路蓝缕，在传统学术的园地里开拓美学研究的新路时，是颇具问题意识的。王国维痛感于国势衰微、民心不振的“当时之弊”，而倡导美育，以为形成“完全之教育”、培养“完全之人物”之助；鲁迅痛感于中国因个性不张乃成沙聚之国的现实，而向国人推介“摩罗诗派”，鼓吹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倡导“立人”的教育；梁启超针对当时学校情、意教育的缺乏和知、行割裂的现实，而鼓吹以“新民”为旨归的“情感教育”；蔡元培则针对袁世凯封建复辟以后社会上宗教活动的猖獗而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从王国维到蔡元培，他们之所以于美学领域特别突出和推重美育，正是强国新民的时代性民族吁求使然。王国维曾经撰文期望以美育来祛除国人笃嗜鸦片和嗜于“利”与“官”等种种卑劣之嗜好，治疗由此引生的精神上的空虚，这在有些人看来可能觉得太功利化，太不具有高深的理论品位了，然而从其用心和动机中我们却分明感觉到其美学思想中那种对于民族生存与发展深切动人的情感关怀，体会到一种活力充盈沉实浑厚的思想力度。可惜的是，中国美学研究早期所具有的这种从民族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出发，勇于探索与叩问本土性问题的理论品质在后来却渐渐弱化乃至消失了。这恐怕是中国美学至今没有形成大气候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今天，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互依共生而又冲突背反的时代语境之中，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要想真正获得充实的内容、活泼的生机，获得参与世界性美学对话的主体资格，回归王国、蔡元培们的上述美学研究思路，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可喜的是，最近几年中国美学研究中已有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意识，这突出地表现在围绕实践美学的理论缺陷而展开的相关讨论以及对近二十年来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大众审美文化有关问题的研讨。问题意识的增强，使新近的中国美学研究逐渐突破了旧有美学的研究格局，而显示出了一种新的生机与活力。应该说这两方面的美学讨论都是从我们自己的美学研究现状和审美文化现实出发的，有较强的理论针对性，同时又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能够从西方现代美学成果中大胆地有所借鉴和吸取。不过，从更高的要求来看，对中国美学的研究现状我们还是感到不满足。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美学研究与民族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联还是不够紧密，对全球化进程中与本土化相关的诸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缺乏足够的敏感和关怀。以实践美学问题的讨论来说，有的同志提出要以审美自由的超越性纠正实践美学偏于理性蕴含和物质活动的缺陷，有的同志则主张以生命美学取代实践美学作为美学的新方向。实在说，主张美学的自由性、超越性及其生命根底的确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然而总的来看，这些新的美学理论主张依然给人凌空蹈虚的感觉，与中国人当下的社会实践和民众生存缺乏有机的联系，理论问题的言说依然尽可以在纯理论层面上操作而无须涉及现实人生向题，从而就只能停留在极少数人感兴趣的纯学术层面，而不能播散到更广大的社会群体和文化创造领域里去。就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研究来说，虽然比之以往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理论收获，但此类研究基本上也是借用他人的理论武器，对问题的言说没有超出国外同类研究已有的广度和深度，很多研究就像是他人成果的克隆，至于说新崛起的大众审美文化究竟在中国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当代中国人审美理想的建构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和中国人精神文化心理的塑造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本土审美文化的特色和优势究竟何在，未来的前途又是如何，如此等等，这类问题，我们的确还较少看到既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又具有特立独行的学术识见和理论穿透力的研究成果。其他方面的美学研究也是如此，关在书斋里做学问，对国人当下的生存处境和生存问题观察不够、体验不深，因而缺乏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问题意识，可说是一个通病。比如说，对生活在现代都市底层的人们，对农村里的广大农民，且不说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界，就是以人文关怀自诩的中国学术文化界包括美学研究工作者又有多少人真正给予他们以人文关怀，对他们的生存处境、精神世界，究竟又有多少了解？美学家们乐于抽象地谈论基于生命意识的审美自由，可审美自由的畅想往往正是从不自由的生存境遇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为现代化欢呼，为全球化的到来而激情涌动，但天下从无白赴的盛宴，现代化的实现，全球化的到来是要以一些人的血泪和牺牲为代价的。美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懂得这些道理，并且应该勇于从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理性之思中切入这类与美学研究相关的问题。一味地躲在象牙塔里做学问，是永远也产生不了具有时代气息和思想力度的理论成果的。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语境中，追求美学研究的新气象、新境界的学人，万万不可忘记了对自身生存其间的本土性问题的叩问。这是时代赋予新世纪美学学科建设的一个使命。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前景，美学民族化的实现程度，都与这种叩问的广度和深度有着直接的联系。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