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角色转换；职业规划；职业定位；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096-03
合理的职业规划，有助于大学生人生理想的实现。大学生职业规划是指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所学专业及社会需求，对个人的职业生涯目标进行开发、实施及反馈调整的过程。我们在职业发展理论、职业咨询学习理论及社会认知理论的基础上，对从学校到工作角色转换过程中影响中国大学生职业规划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一、角色转换相关理论发展
1.职业发展理论的观点。马克・L.塞维凯斯从职业发展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个模型，即在从学校到工作（STW）角色转换过程中定位、教授、训练和预演，职业定位注重学生职业意识的培养；教授注重培养学生在职业计划和职业探索上的能力，帮助学生学会职业选择和职业调整的能力；训练是帮助学生明确雇主对员工的社会期望，以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角色预演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工作适应性。
2.职业咨询学习理论的观点。约翰・D.克鲁姆博尔兹和罗杰・L.沃兴顿从学习理论的角度认为学习对培养学生在STW角色转换中需要的就业技能、工作习惯、信念、兴趣和价值观是重要的。根据职业咨询学习理论（LTCC），个人和环境相互作用来追求自己的目标和需求，包括基因天赋、环境条件、学习经历和学习结果在内的不同因素相互作用，这些因素都会由于学习经历而发生改变，从而为每个人孕育了一条特殊的职业道路。
3.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罗伯特・兰特、盖尔・海凯特、史帝文・布朗等人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SCCT）的角度提出人们的职业选择受自我效能、期望结果、目标以及性别、民族、社会支持等环境变量的影响。自我效能是对自己执行工作时的能力的信心，自我效能信念主要来自于知识经验、性别、民族、健康状况等；期望结果关心的是行为努力的结果；自我效能和期望结果对学生职业兴趣的培养及职业选择是很重要的。综上所述，在职业发展理论、职业咨询学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高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对在STW角色转换过程中的大学生职业规划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
二、大学生职业规划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问卷由12道题目组成，内容涵盖了职业愿望、职业规划、个性测试等方面，职业愿望主要用于了解大学生的求职意向及择业心态，职业规划主要用于了解大学生对于职业规划的整体认识，个性测试主要用于了解学生的自我认知和性格气质。问卷发放的范围包括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澳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广州大学、重庆工商大学在校1～4级的文、理、工、医等学科专业的大学生，本次调查共发放了500份调查问卷，回收486份，有效问卷480份，问卷有效率96%。
根据问卷调查统计，对大学生职业规划影响最大的个人因素依次是能力占30.7%、信心占17.2%、兴趣占14.8%、学历占14.4%、性格气质占14.1%、健康占8.8%；对大学生择业影响最大的社会因素依次是就业形势占29.5%、经济收入占25.2%、价值观信念占17.8%、职业声望与地位占17.5%、科技经济发展占10%；从家庭情况来看，影响个人未来职业选择的主要因素依次是父母期望占29.2%、家庭经济情况占27.3%、亲人劝告占15.9%、家庭阻力占14.2%、其他长辈支持占13.4%。通过问卷分析，我们发现有21.3%的大学生对职业规划从未考虑或等到毕业时再说，说明大学生对职业规划的重要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调查中还发现有41%的大学生没有将学习计划与职业目标有效联系起来，这也是大学生在校期间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的重要原因。
三、大学生职业规划的影响因素
根据职业发展理论、职业咨询学习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以及职业生涯问卷调查，中国大学生的职业规划主要受个人条件、家庭、社会及学校等因素影响，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所做出的职业选择也是有差异的。分析大学生职业规划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实现个性与职业的匹配，有助于帮助他们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职业期望与目标。
（一）自身因素
1.知识能力。职业学习理论提出学习对培养学生在STW角色转换中所需要的就业技能、工作习惯、信念、兴趣和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认知理论认为知识经验是提高自我效能的主要效能来源。问卷分析显示在大学生职业规划影响因素中，30.7%的学生选择能力，14.4%的学生选择学历。个人的知识能力水平越高，未来选择职业的机会就越多，知识水平与学历往往是成正比的，而经验与工作年限有关，工作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工作技能越娴熟，大学生在STW角色转换中能把知识成功的转化为工作技能会有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顺利发展。一种职业往往需要多种知识和能力的综合运用，这就要求大学生在进行职业规划时必须充分评估自己的知识、能力的优势与劣势所在。
2.性格气质。性格有内向与外向之分，气质有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抑郁质之分。问卷分析表明14.1%的学生选择性格气质对大学生职业规划有影响。按照霍兰德的人格与职业匹配理论，人的性格气质与职业匹配类型有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和传统型。人格类型理论表明不同类型的人格需要不同的职业环境，个人的性格气质与职业环境之间相互匹配，是职业满意度和职业稳定的基础。因此，每位大学生在校期间需要进行自我人格测试，以充分了解自身的优点与不足，通过积极参与学校的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矫正自己的个性缺陷，不断增强自身的人格魅力，帮助大学生在STW角色转换中寻找到与自己人格相匹配的职业。
3.职业兴趣。问卷调查发现14.8%的学生选择兴趣对大学生职业规划有影响。兴趣是个体积极探索某种事物的认识倾向，如果他对某种工作产生兴趣，会在工作中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按照一般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人们不会选择去生产线上或到煤矿上之类的地方去做工，因为他们被迫在这样的工作中把兴趣消耗怠尽。”可见，兴趣对于克服工作学习中的困难具有重要作用。职业兴趣的培养应该从小时候开始，在欧美国家小学生通过参加职业日活动、中学生通过参加兼职活动，来培养他们早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兴趣，学校的职业辅导老师根据其表现进行有效引导，达到以兴趣定职业的目的。中国大学生在STW角色转换过程中，根据自己的职业计划进行早期的职业探索，需要考虑自己的职业兴趣，将职业兴趣与职业计划及目标联系起来，会有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不过，有时人们也会把自己的职业兴趣牺牲给像高薪、工作安全等外在因素，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去从事令他们毫不感兴趣的职业。
4.健康状况。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效能信念的效能信息来源除了性别、民族、遗传、知识经验外，还受到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由于个人性别不同、民族不同，体质体能也就不同。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工作节奏也在加快、工作生活压力逐渐加大，这些变化对现代年轻人的身体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尤其是近几年，过劳死现象以及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抑郁、焦虑、失眠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年轻人的健康，影响了个人的职业发展。因此，大学生应加强锻炼，合理膳食，努力提高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5.职业理想。职业发展理论在教授中提到职业计划与探索，职业学习理论讨论了职业计划问题，社会认知理论通过目标设定技能帮助学生制定具体可行的阶段性目标以提高其执行力，可见，个人选择什么职业，以及为什么选择某种职业，通常与其职业理想有关。职业理想是人们对未来从事何种职业的意识和计划，它建立在知识、能力和兴趣的基础上，为学生选择并准备从事某种职业提供了动力与方向。问卷调查显示，25.5%的学生从中学开始产生职业理想，38.2%的学生到了大学阶段开始明确职业理想，21.3%的学生至今没有明确的职业蓝图，准备等到毕业时再说，从小学时有了职业意识的占15%。个人早期的职业意识可能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随着学习经历和社会实践的积累，学生的职业意识逐渐清晰化，成为明确的理想，学校应通过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辅导教育帮助学生把职业理想具体化，也就是将职业理想固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职业目标，为了职业目标的实现，我们需要帮助学生订立学习计划。
（二）学校因素
职业学习理论论述了学习经历对个人职业生涯的必要作用，问卷调查也发现32%的大学生认为专业特色最重要，其次是就业指导，占19.4%，还有19.1%的学生认为学校声誉对其职业规划具有重要影响，此外，职业生涯课程辅导占14%、教师影响占15.5%。在中国，学生是否具有大学的学习经历，对其未来的职业生涯的确起到了指示器作用，而且大学开设的专业教育是否符合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未来的择业要求与职业规划。现在很多高校开始重视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辅导课程，因为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与未来的职业计划、职业探索、职业选择、职业调整以及进入职场后的组织融合、职位表现、同事关系、工作习惯与态度等密切相关。但目前中国高校的职业辅导师资力量还比较薄弱，职业辅导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要求职业辅导老师具有相当高的专业能力、技术水平与实践经验。据统计，美国1999年就有16万名职业规划师，而中国取得职业指导师资格的仅有1万人，因此，加快职业规划指导师的培养迫在眉睫。
（三）社会因素
1.就业形势。在职业规划问卷调查中发现，大学生对就业形势关注度最高，占29.5%。据统计，中国大学毕业生2009年已超过600万，2010年将超过700万，目前累计未就业大学生约100万，学生就业压力丝毫未减，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大学文凭作为一种社会筛选符号本该使人才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但是如果文凭的发放超过了社会吸纳水平，就会造成文凭贬值，甚至出现教育过度性失业，在目前中国大学生就业已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很多学生仍然“随行入市”，参加人才招聘会不足准备，漫无目的，全靠运气，结果处处碰壁，信心受挫，可见，不打无把握之仗，做好职业规划在学生的STW角色转换过程中十分重要。当然，争取社会支持，尽可能减少职业选择中的障碍，会有助于大学生职业规划的顺利实施。
2.经济收入。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在职业兴趣与目标之间建立联系十分必要，但是他们也承认有时人们也会把职业兴趣牺牲给像高薪、工作安全性等外在因素。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约25.2%的大学生将经济收入作为影响其职业选择的第二大社会因素。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于高能耗、高污染的夕阳产业来说，面临着生产成本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大学生在选择职业时一般不愿进入这些经济收入不高的行业发展；而生产环保、节能产品的朝阳产业，高科技企业、金融机构及垄断性行业相对来说经济收入较高，是大学生择业的首选目标。因此，大学生在职业探索与选择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究竟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职业，还是选择经济收入较高但自己并不感兴趣的职位。从地域分布看，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来说，经济更发达，企业密集度更高，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这也是造成大学生在职业定位与选择过程中出现“孔雀东南飞”，纷纷追求大城市、大企业、大单位的重要原因。
3.职业声望。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发现，17.5%的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与规划中会考虑到职业的声望与社会地位，职业声望是指人们对各种职业所做的主观评价。在中国传统社会，职业按照“士、农、工、商”排列，官员文人社会地位最高，商人社会地位最低。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社会的普遍主义价值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评价职业社会地位的价值标准开始多元化。研究表明，现在人们通常使用教育和收入两个指标衡量职业声望，根据中国职业声望调查数据显示，教育与职业声望的相关性高于收入与职业声望的相关性。大学生在做职业选择与规划时，希望自己将来能够从事社会声望高的职位，如高级领导干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高级知识分子（如科学家、大学教授等）；其次选择的职位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及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办事人员，可见，职业声望的高低也是影响大学生职业选择与规划的因素之一。
4.社会价值观。职业学习理论认为学习在STW角色转换中对人们价值观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问卷调查也证明社会价值观和舆论导向对大学生的职业规划同样存在影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与时代变革时期，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及网络文化的激烈碰撞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在学生职业选择与规划的意识中已经有所反映。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形式，他们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功能远距离办公或在家办公，甚至有些大学生在校期间已经开始考虑与谋划自主创业，而不是像父辈所希望的那样找个安稳的职业谋求生计。因此，在这个变化迅速的信息时代，社会文化宣传应该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敢于挑战，讲究奉献，帮助学生在人生的职业旅途中扬帆起航，实现自我价值。
（四）家庭因素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学生能否将自己的兴趣转化为目标以及把目标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和意愿将会受到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支持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发现，29.2%的学生认为在家庭环境中父母的期望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影响最大，27.3%的学生选择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其职业规划的第二大因素，父母受其教育、经济状况及社会价值观念等因素影响，往往希望子女进入他们喜欢或看重的行业发展，并不断地对子女施加影响，甚至代为择业。此外，还有亲人劝告、其他长辈支持等因素对处于STW角色转换中的大学生职业规划同样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A Social Cognitive View Of School-to-Work Transition，Robert W.Lent，Gail Hackett，Steven D.Brown，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June 1999/VOL.47.
[2] The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From a Learning Theory Perspective，John D.Krumboltz，Roger L.Worthington，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June 1999/VOL.47.
[3]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Mark L.Savickas，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June 1999/VOL.47
[4]沙其富.浅析大学生职业生涯设计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6).
[5]司红.高校学生的职业理想教育与职业规划[J].北方论丛，2002，(5).
[6]赵永吉.大学生职业规划的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04，(5).
[7]于秀琴.浅谈职业理想教育[J].教育与职业，2006，(7).
[8]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J].社会学研究，2005，(2).
一、《音乐教育展望》的生成背景
（一）国内背景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进行了多次重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我国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现实问题。近几年，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下，党和国家对基础教育工作给予了高的的重视，并要求未来的基础教育应有助于培养能够适应新世纪科技革命和善于应对国际竞争的新型人才。在这种要求下，我国启动了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音乐教育展望》这本书，正是是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完成的，它体现了基础教育改革的精神，响应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号召，是对课程改革的理念指导，也是对课程改革的经验支撑。
（二）国际背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已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各国教育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搭设完成，当代教育的发展开始聚焦在变革学校课程与教学的层面上。
另外，21世纪人类社会将更加趋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势态。全球一体化是由于人类科技、交通、信息网络及经济发展的必然，文化多元化则出自人类在不同生存空间聚合方式适应性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当今任何学科的发展，放弃全球观察的视野、孤立地谈自己的发展，是难以面向未来的。因此，我们需要基于一种全球音乐文化发展的思维框架，来考虑音乐教育学科研究的发展。
综合上述背景来看，《音乐教育展望》的出版是十分符合时宜且有价值的。
二、《音乐教育展望》的主要内容
《音乐教育展望》共九章，分为三编，分别是：音乐教育的历史回顾、对现代音乐教育的重新审视以及面向新世纪的音乐教育。
开篇首先回顾了音乐教育的历史，介绍了欧洲音乐教育的起源及其演化发展、中国古代的乐教、中国近现代及当代学校音乐教育。书中具体讲述了西方各个时期的音乐教育演化发展，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再到古典时期，最后说到近现代。接着，按照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介绍了中国古代乐教思想的发展，并且阐述了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功用。最后从新式学堂中的音乐课程设置开始，详细介绍了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的学校音乐教育。
第二编是立足国外，对现代音乐教育的重新审视。该部分具体介绍了国外音乐教育与相关教育体系，如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体系、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等；还详细阐述了现代音乐教育理念以及现代世界各国中小学音乐教育实践与效果，如法、日、韩、德等的课程设置与改革、音乐教材的发展及音乐师资力量的发展等。
第三编从音乐教师的基本素质（如教学品格、教学技能、教学观念等）与培养途径、音乐教学的基本条件（课程改革、教材建设、教学模式、评价与管理）以及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这三个方面来展望新世纪的音乐教育。
三、《音乐教育展望》的主要特色
（一）思路清晰、结构严谨
由上述书本的结构板块介绍，我们可以清楚该书的整个结构体系，用三个词来概括，即以史为鉴、立足现实、展望未来。
正所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解读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只有了解了历史发展，吸取前人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立足现实也是展望未来的前提，只有正视现实，知己知彼，才能找出自身问题所在，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展望未来是对未来发展的蓝图的构想，有了计划，明确了目标，改革才能有的放矢，才有可能加足马力向目标前进。所以说，该书的结构安排是十分清晰及合理的。
（二）阐述全面、内容丰富
书本的阐述贯穿古今，囊括中外。从纵向看，该书的阐述是从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解读，到对近现代及当代音乐教育的反思，最后到对未来音乐教育的展望。从横向看，该书不仅阐述了中国的音乐教育，还介绍了国外的音乐教育，并且涉及的内容十分全面，有国外的音乐教育发展史、著名的音乐教育体系、各国的音乐教育理以及音乐课程设置与改革等等。时间与空间、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现今与未来的交错，使得该书的内容全面而丰富。
四、《音乐教育展望》的主要不足
（一）对一些音乐教育的实际问题涉及不足
素质教育的改革虽然处于进程中，但普及面还不广。面对着应试教育，面对着中高考的指挥棒，在积极提倡审美教育的现今，音乐课程是否真的能引起重视呢？如果遇到音乐课成为一种摆设的问题，音乐教师该持怎样的态度？又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来解决呢？当然，这也不是一时能解决的问题，需要长期的倡导与实践。
另外，现如今城乡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中西部的偏远地区，由于教育观念落后，教育设施不齐全，师资力量缺失，没有条件对学生实施良好的艺术教育，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是不是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对这种情况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呢？虽然这种问题是由国家经济情况决定的，不可避免，但我们不应逃避或置之不理，应该对特殊情况采取特殊方法，这也是改革的一部分。
（二）实践指导意义不足
这本书涵盖了各种音乐教育的理论，内容丰富全面，但较少涉及对实践层面的指导，笔者觉得，如果能多增加一些教学实例、案例，并结合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的话，也许能够更好地启发读者如何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也能更好地帮助读者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总之，《音乐教育展望》考察、总结了自身已有的成熟理论和成功经验，并用全球性的视野关注和借鉴国外的有益成果，表达了学科教育发展的方向及最新理念，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有益的素材，是十分值得音乐教师细读的书。笔者将读了《音乐教育展望》的所感、所悟、所得与大家分享，不足之处还望给予批评和指导。
理性选择理论对行为主体“认知”问题的学术处理，从“经济人”到“理性经济人”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完全信息假设为前提，将行为主体（个人）界定为无本质差异和不涉及个体间行为互动，不受认知约束的单纯追求自身福利的“经济人”（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将行为主体界定为“理性经济人”，它同样以完全信息假设为前提，研究了被古典经济学忽略的选择偏好，通过对“偏好的内在一致性”的解析，论证了个体能够得知选择结果的抽象认知(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1947；Arrow and Debreu，1954)。这里所说的抽象认知，是指行为主体没有经历具体认知过程而直接关联于效用函数的一种认知状态，这种状态在新古典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存在，表明“认知”是被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
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开始尝试将“认知”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现代主流经济学从人的有限计算能力、感知、意志、记忆和自控能力等方面研究了认知形成及其约束（Salvatore， 1999；Schandler，2006；Rubinstein，2007），认为认知是介于偏好与效用之间，从而在理论研究上处于不可逾越的位置，只有对认知进行研究，对偏好和效用的研究才能接近实际。现代非主流经济学注重于运用认知心理学来研究人的认知形成及其约束（Kahneman and Tversky，1973，1974，1979；Smith，1994），它通过实验揭示了一些反映认知心理进而影响选择行为的情景，如确定性效应、锚定效应、从众行为、框架依赖、信息存叠等，以论证传统理论忽视认知分析而出现的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系统性偏差。
但是，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对认知的分析和研究，是在预先设定规则的建构理性框架内进行理论演绎和推理的，它们对认知的解释，通常表现为一种规则遵循。例如，新古典理性选择理论关注个体应怎样符合理性（最大化）的选择，而不是关注个体的实际选择，它对认知的学术处理是从属于效用最大化的（Harsanyi，1977）。现性选择理论所关注的，或是在忽略认知的基础上建立解释和预测实际选择的理性模型来说明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以阐释个体如何选择才符合理性（Edgeworth，1981）；或是通过行为和心理实验来解说实际选择的条件配置，以揭示实际选择的效用函数（Kahneman and Tversky，1973，1974，1979；Smith，1994），因而对认知的学术处理同样是从属于效用最大化的。基于选择的结果是效用，而认知与偏好都内蕴着效用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在将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视为公理的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明理性选择理论对效用函数的描述和论证，不是依据数据分析而是一种通过理论预设、判断和推理得出的因果思维模式。
因果思维模式在信息完全和不完全情况下的效应是不同的。在信息不完全状态下，如果研究者以信息完全预设为分析前提，依据自己掌握的部分信息对问题研究做出因果逻辑判断和推论，则其不一定能得到正确的认知。在信息完全状态下，研究者不需要有预设的分析假设，也不需要依赖逻辑判断和推论，而是可以通过数据高概率地获取正确的认知。经济学的信息完全假设对认知研究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假设选择者拥有完全信息，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它对偏好与认知以及认知与效用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处理，是通过可称之为属于该理论之亚层级预设的“给定条件约束”实现的（信息完全假设是第一层级预设）。在该理论中，偏好被规定为是一种处于二元化的非此即彼状态，认知在“选择者知晓选择结果（效用）”这一亚层级预设下被跳越。很明显，这种因果思维模式有助于使其建立精美的理性选择理论体系，但由于没有对认知阶段作出分析，它很容易严重偏离实际。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偏离现实的程度有所降低，原因在于开始重视认知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理论研究文献表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正在做逐步放弃完全信息假设的努力，它对偏好与认知以及认知与效用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处理，是在质疑和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偏好稳定学说的基础是进行的，该理论用不稳定偏好取代偏好的内在一致性，解说了认知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完全信息和心理活动变动等如何对认知形成约束，以此质疑和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并结合认知分析对个体选择的效用期望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虽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仍然是因果思维模式，但它有关偏好与认知以及认知与效用之因果链的分析衔接，明显逼近了实际。
现代非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彻底放弃了完全信息假设，而且彻底放弃了主流经济学中隐性存在的属于新古典理论的某些“给定条件约束”。具体地讲，它对偏好与认知以及认知与效用之间因果关系的论证，不是基于纯理论层次的逻辑分析，而是从实验过程及其结果对这些因果关系做出解说。至于效用最大化，该理论则认为认知与效用最大化的关联，并不像先前理论描述的那样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现代非主流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实验得出一个试图取代传统效用函数的价值函数（Kahneman and Tversky，1979），该函数体现了一种以实验为分析底蕴的不同于先前理论的因果思维模式，开启了以实验数据作为解析因果关联的理论分析先河。但由于现代非主流理性选择理论毕竟还是一种因果思维模式，因而同先前理论一样，在理论建构上它仍然具有局限性。
从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看，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因果思维模式之所以具有局限性，乃是因为它用于分析的信息是不完全和不精确，甚至有时不准确，以至于造成认知不正确和决策失误。当研究者以不准确或不精确的信息来探寻因果关系时，极有可能致使认知出现偏差；而当认知出现偏差时，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就会出问题。诚然，因果思维模式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单纯从现象形态或单纯从结果所做出的理论判断和推论，不足以让研究者揭示真实的因果关系。人们对因果关系的理解过程伴随着认知的形成过程，在非数据支持的因果思维模式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依据这种模式所构建的理性选择理论，难以得到符合实际的认知理论。那么，在未来世界是什么影响和决定认知呢？人类认知有没有可能达到准确化呢？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大数据，或许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
二 、运用大数据能获得正确认知吗？
在迄今为止的经济理论研究文献中，经济指标或行为指标所选用的样本数据，不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所言的大数据。大数据具有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等特征，极大量和完备性表明大数据有可能提供完全信息，多维度意味着信息可以通过大数据的相关性得到甄别和处理。广而论之，人类的行为活动表现为一个庞大的数据堆积，个别行为所产生的数据只是这个庞大数据的元素形式。如果我们以人们的投资和消费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对大数据蕴含的因果关系以及由此得出的认知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可认为投资和消费不仅在结果上会产生大数据，而且在运作过程中也会产生大数据。换言之，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在“结果”上显示极大量数据的同时，也在“原因”上留下了极大量数据让人们去追溯。因此，人类要取得因果关系的正确认知，离不开大数据，而在样本数据基础上经由判断和推理得出的针对因果关系的认知，至少是不全面的，它不足以作为人们投资和消费选择的科学依据。
1、运用大数据分析因果关系的条件配置
人类认知的形成离不开因果关系分析，但运用大数据来分析因果关系以求获取正确的认知，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配置：1、移动设备、物联网、传感器、社交媒体和定位系统等的覆盖面要足够大，以便能搜取到极大量和完备性的数据；2、需要探索对极大量（海量）数据的算法，能够对大数据进行分类、整合、加工和处理；3、需要厘清和区别数据的不同维度及权重，以至于能够运用大数据来甄别因果关系的内在机理。显然，人类从两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到今天的信息革命，对数据的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还不全然具备以上的配置条件，人类运用大数据来分析因果关系，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
联系经济学理论看问题，经济学家分析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以及对其因果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抽象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历史数据来完成的。其实，对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研究，不能只是从结果反映的数据来考量，即不能只是局限于历史数据分析，还需要从即时发生的数据，乃至于对未来推测的数据展开分析。这可以理解为是运用大数据思维来研究经济问题的真谛。从大数据观点看问题，投资和消费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历史数据流、现期数据流和未来数据流等三大部分构成的。经济学实证分析注重的是历史数据流，很少涉及现期数据流，从未考虑过未来数据流，因此，现有经济理论文献的实证分析以及建立其上的规范分析，很难全面反映或揭示经济活动的真实因果关系。
2、未来几十年大数据揭示因果关系的可行性
在互联网悄然改变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当今社会，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可理解为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前期“人与信息对话”的1.0版本，经由中期“信息与信息对话”的2.0版本，近期正走向“信息与数字对话”的3.0版本，互联网版本的不断升级是大数据运用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技术等的广泛运用，人类各种活动的数据将极大量地被搜集，人们行为的因果关系也会以迂回方式通过数字关系显露出来。特别地，若互联网在将来发展成“数字与数字对话”的4.0版本，这样的发展方向则明显预示着数字关系将取代因果关系，或者说，数据思维将取代因果思维，人类将全面进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
如果我们把互联网版本的不断升级以及大数据运用范围的无边界扩大，看成是未来几十年运用大数据来分析因果关系的重要配置条件，那么，如何对大数据的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以及如何通过大数据的完备性和相关性来获取因果关系的真实信息，则是另外两个重要的配置条件。工业革命后的人类科学文明对因果关系揭示的主要方法和路径，是先利用掌握的信息再通过抽象思维建立复杂模型，然后在实验室通过试错法来设置能反映因果关系的参数使模型具有操作性；但这种方法和路径涉及的数据，是样本数据而不是大数据。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智慧大脑是使用“数据驱动法”来设置模型和参数的（吴军，2016）。具体地讲，是用云计算集约化及其运算模式来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大数据，通过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来探寻在样本数据基础上无法判断和推论的信息；同时，对模型的处理，不是建立复杂模型而是建立许多简单模型，并通过数以万计的计算机服务器对模型进行优化和设定相应的参数，以至于完完全全地运用大数据来揭示因果关系。
有必要说明的是，数据驱动法使用的数据不仅包括“行为数据流”，而且在某些特定场景中，还包括“想法数据流”；前者是指历史数据和当前发生的数据，后者是指从已知数据的相关性所推测的未来数据。社会物理学认为，人们实际行为与“想法流”之间有着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而得到的可靠数量关系，这种关系会通过互联网成为一种改变人们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阿莱克斯?彭特兰，2015）。诚然，在未来几十年，数据驱动法是否能成功地成为解析因果关系的有效方法，尚有待于大数据运用的实践，特别是有待于它在人工智能运用上之成效的检验。不过，数据驱动法作为解析因果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无疑是智慧大脑的人机结合在大数据思维上的重要突破，它至少在如何展开大数据思维上打开了解析因果关系的窗口。
3、运用大数据分析因果关系所获取的认知，包括对历史数据分析的历史认知，对现期数据分析的现期认知，以及推测未来数据而形成的未来认知
经济学家运用大数据来研究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对经济现象原因和结果关联的解读，只有以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的数据为依据，才是大数据意义上的思维。大数据思维较之于传统逻辑思维，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可以通过对不同维度数据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得到比传统逻辑思维要精准得多的信息。这里所说的精准信息，是指由大数据规定且不夹带任何主观判断和推测的信息。例如，经济学家要得到特定时期某类（种）产品的投资和消费的认知，其大数据思维过程如下：1、搜集、整理和分类前期该类产品的投资和消费的极大量和完备性的数据；2、加工和处理业已掌握的数据，并在结合利润收益率、投资回收期、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等的基础上解析这些不同纬度的数据；3、根据不同纬度数据的相关性，获取该类产品投资和消费的精准信息，从而得出如何应对该产品投资和消费的认知。当然，这只是在梗概层面上对运用大数据分析而获取认知的解说，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然则，现有的关于投资和消费的模型分析以及建立其上的实证分析，主要是以非大数据的历史数据作为分析蓝本的，因此严格来讲，经济学对投资和消费的因果关系分析所形成的认知，属于典型的对历史数据分析所形成的历史认知。众所周知，自经济理论注重实证分析以来，一直存在着如何“从事后评估走向事前决策”问题的讨论。由于经济学家对投资和消费展开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几乎完全局限于（样本）历史数据，这便导致对投资和消费的因果关系分析对现期认知和未来认知的缺位，它不能解决“从事后评估走向事前决策”问题。国内一些著名的成功人士指责经济学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在我们看来，不熟悉大数据的成功人士的这种指责是可以理解的，但深谙大数据的成功人士带有调侃风味的指责就不公允了。经济学家要在理论上立竿见影地解决实际问题，必须能得到现期数据和未来数据（而不仅仅是历史数据），这需要计算机学家的配合和支持，否则便不能在精准信息的基础上分析投资和消费的因果关系，但经济学家又不是计算机学家，因此，经济理论的科学化需要大数据挖掘、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处理、模型和参数设置、云计算等技术及其手段的充分发展。
历史数据是存量，目前计算机对其处理的能力已绰绰有余，难点是在于模型和参数设置；现期数据是无规则而难以把控的流量，对这种流量数据的挖掘、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取决于移动设备、物联网、传感器、社交媒体和定位系统的覆盖面，以及云计算的集约化的运算能力；未来数据是一种展望流量，它依赖于对历史数据和现期数据的把握而通过大数据思维来推测。如果说经济学家对投资和消费的因果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认知，主要取决于历史数据和现期数据，那么，解决“从事后评估走向事前决策”问题，既要依赖于历史数据和现期数据，也离不开未来数据。也就是说，在“历史数据 + 现期数据 + 未来数据 = 行为数据流 + 想法数据流”的世界中，经济学家要解决实际问题，其理论思维和分析手段都受制于大数据思维，经济学家运用大数据分析因果关系而得到正确认知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利用历史数据、现期数据和未来数据以获取精准信息。
就人类认知形成的解说而论，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以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处理、判断和推论，作为分析路径来解释认知形成的。当认知被解释成通过数据的挖掘、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而形成，对认知形成的解释，就取得了大数据思维的形式。大数据思维是排斥判断和推论的，它否定一切非数据信息，认为产生精准信息的唯一渠道是大数据。在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中，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人类认知的分析和研究具有极强代表性，经济学家对投资选择和消费选择的解释，便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性运用。基于人类认知形成和变动的一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与理性选择理论有关动机、偏好、选择和效用等的分析结构有很强的关联，我们可以结合这个理论来研究大数据思维下人们对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等的认知变动。事实上，经济学关于动机、偏好、选择和效用等关联于认知的分析，存在着一种可以通过对大数据思维的深入研究而得以拓展的分析空间，那就是大数据思维会导致人类认知的变动。
三 、大数据思维之于认知变动的经济学分析
我们研究这个专题之前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数据思维可以改变人的认知路径，可以改变不同阶段或不同场景下的认知形成过程，但改变不了影响认知的动机、偏好、认知和效用等的性质规定。如前所述，传统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在完全信息假设下，认为个体选择的动机和偏好以追求最大化为轴心，传统理论的这个真知卓见从未被后期理论质疑；但由于传统理论的完全信息假设存在着“知晓选择结果”的逻辑推论，因而认知在传统理论中是黑箱，也就是说，传统理论无所谓认知的形成和变动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现代非主流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假设下开始重视对认知的研究，在他们看来，认知形成过程是从理智思考到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他们特别注重从心理因素来考察认知变动（Schandler，2006；Rubinstein，2007；），注重通过实验且运用一些数据来分析和研究认知（Kahneman and Tversky，1974，1979；Smith，1994），但这些分析和研究不是对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的数据分析。因此，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发展到今天，还没有进入对大数据思维改变人类认知问题的讨论。
1、经济学家能否对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等进行数据分析，决定其认知分析是否具有大数据思维的基础
经济学关于人类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等反映人们追求最大化的基本性质分析，以及从这三大要素与认知关联出发，从不同层面或角度对认知形成的分析，主要体现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但这方面显而易见的缺憾，是不能对动机、偏好、认知和效用等展开数据分析。现实的情况是，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没有问世或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前，经济学家对这些要素只能做抽象的模型分析。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要跳出抽象模型分析，必须选择具有解释义或指示义的指标对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等进行数据分类分析，以便给认知的数据分析提供基础，显然，这会涉及抽象行为模型的具体化和参数设计的具体化，需要得到大数据和云计算集约化运算模式的支持（吴军，2016）。作为对未来大数据发展及其运用的一种展望，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围绕最大化这一性质规定来寻觅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等的特征值，并以之来设置参数和模型，则有可能对直接或间接关联于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的大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为认知分析提供基础。
大数据的极大量和完备性有可能消除信息不完全，这给认知的数据分析提供可行性。诚然，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等只是反映人们选择的现期意愿和未来愿景，其极强的抽象性决定这样的数据分析还有很大困难，但由于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等会通过实际行为迂回地反映出来，因而我们可以找到解决这一困难的路径。例如，人们在准备投资和消费以前，一般有各种调研活动，即对影响投资和消费的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调研活动会在移动设备、物联网、传感器、定位系统和社交媒体中留下大数据的痕迹，这些数据痕迹会从某个层面或某个角度显现出投资者和消费者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的倾向或意愿。
智慧大脑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数据化这些倾向或意愿，从而对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以及进一步对认知展开数据分析呢？这里所说的标准，是指通过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等对人们实际行为的数字和非数字信息进行相关性分类，把反映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的具有共性特征的倾向或意愿进行整理和归纳，以确定符合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之实际的参数。如果智慧大脑能够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完成以上工作，根据认知是偏好与效用的中介这个现实，智慧大脑便可以对认知进行大数据分析。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利用智慧大脑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成果，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将会随着信息不完全假设前提变为信息完全假设前提，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的抽象分析变为数据分析，认知的抽象框定或心理分析变为数据分析而发生重大变化。以上的分析性讨论，是我们理解大数据思维改变人类认知之经济学解释的最重要的分析基点。
2、运用大数据思维进行偏好分析会改变认知形成的路径，使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接近现实
现有的理性选择理论有关动机和偏好的分析和研究（这里集中于偏好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偏好如何界定和形成以及如何随认知和效用期望调整而发生变动等方面，并且这些分析和研究是采用“个体行为”为基本分析单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在大数据时代，虽然个人、厂商和政府的选择偏好仍然是追求最大化，个体选择行为仍然是整个社会选择的基础，个体主义方法论仍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合理性，但互联网平台改变了选择偏好的形成过程和机理。具体地说，现今人们的选择偏好已不是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意义上的选择偏好，而更多地表现为是一种以最大化为底蕴的具有趋同化特征的偏好。例如，某种产品投资或消费的介绍会和研讨会，对某种产品投资或消费的点赞和评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某种产品投资或消费的统计数据，专家和新闻媒体对某种产品投资或消费的评说和报道，等等，都会成为人们选择偏好出现一致性的催化剂。因此，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跳出抽象模型分析，已经在偏好分析上具备了大数据思维的条件和基础。
智慧大脑与非智慧大脑的区别，在于能对人们消费和投资的偏好展开大数据分析，能通过大数据的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运用云计算得到来自不同维度数据之间相关性的精准信息，以至于能获取建立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认知。从理论上来讲，偏好会影响认知但不能决定认知。就偏好影响认知而论，它主要是通过利益诉求、情感驱动、身心体验和时尚追求等对认知产生诱导或牵引作用。但在非大数据时代，这些诱导或牵引作用无法数据化，于是经济学家对偏好影响认知的研究便只能以抽象模型来描述。大数据思维对偏好影响认知的处理，是使用以许多简单而相对具体的模型取代高度抽象的单一模型，运用数据驱动法来设置参数和模型，对利益诉求、情感驱动、身心体验和时尚追求等偏好特征进行解读，这样便实现了很多非数据化信息的数据化，从而使以偏好为基础的在理论上对认知变动的研究有了新的分析路径。
阿里巴巴公司正在奋力打造的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新零售”模式，是以大数据分析和运用的阿里云平台为背景和依托的。这个模式试图通过充分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已发生的历史消费数据，正在发生的现期消费数据和有可能发生的未来消费数据，捕捉人们消费偏好的动态变化，以期构建符合大数据思维的全新商业业态。撇开新零售模式在运营过程中的诸如数据处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运用等技术问题，仅以该模式对人们消费行为的系统梳理、分级整合及相关处理来说，它无疑会在引领人们消费行为的同时促动消费趋同化偏好的形成。尤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随着该模式运营所积累的数据量全然达到大数据的标准，人们的消费认知将会在消费趋同化偏好的导引下发生变化，这种情形不仅会发生在消费领域，投资领域也会出现投资趋同化偏好。很明显，趋同化偏好具有共性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体选择偏好的否定，对于这种偏好所导致的认知应该怎样理解呢？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3、在大数据时代，趋同化偏好会改变认知形成过程，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认知不再是自己独立思考和理智判断的产物，而是在趋同化偏好驱动下对智慧大脑认知的认同
厂商的投资选择偏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永恒的事实不妨碍或排斥投资趋同化偏好的形成。一般来讲，大数据发展初期的互联网平台对选择趋同化偏好形成的作用力，在消费领域要比投资领域来得更加直接和迅速。究其原因，是两大领域的机会成本和风险程度不同的缘故。但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等的充分发展，智慧大脑有可能对历史、现期和未来的大量投资数据进行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有可能通过云计算集约化模式来分析不同维度数据之间相关性而获得精准信息，同时，智慧大脑会根据市场“行为数据流”折射出“想法数据流”而产生预见能力，寻觅和遴选出高收益的投资方向和投资标的。若此，智慧大脑投资选择的胜算率（利润率）将会大大提高，厂商会效尤智慧大脑进行投资选择，从而出现投资趋同化偏好。经济学曾经对诸如“羊群效应、蝴蝶效应、从众行为、信息重叠”等现象有过许多研究（罗伯特?希勒，2001），但严格来讲，这些研究是描述性的，不是联系偏好和认知等的分析性研究。
消费和投资的趋同化偏好主要是针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选择行为方式而言的，它不改变消费和投资选择偏好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性质规定，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将来大数据充分发展的鼎盛时期，消费和投资的趋同化偏好会改变认知形成过程，这可以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1、从原先通过对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来获取认知，转变为通过对数据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来获取认知；2、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认知不再是自己独立思考和理智判断的产物，而是在趋同化偏好的驱动下认同智慧大脑的认知。关于第一点，大数据思维的认知之所以会取代独立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认知，乃是因为它能够运用云计算集约化模式将消费和投资的历史数据、现期数据甚至未来数据进行分类处理和相关性分析，能够运用数以万计的计算机服务器对特定事物的因果关系展开深度机器学习，从而通过分类和归纳不同维度数据而得到精准信息（精准医疗就是基于此原理）。人类对因果关系探索的手段和路径发生变化，认知的形成过程及其机理就会发生变化。
关于第二点，消费者和投资者在未来放弃对信息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认同和效尤智慧大脑的认知来进行选择，这可理解为是他们进行效用比较（投入与收益）时的“幡然悔悟”。尤瓦尔?赫拉利（2017）有关一切有机和无机实体都可以运用算法来解构的前景预期，（吴军，2016）关于未来制造业、农业、医疗、体育、律师业甚至新闻出版业都将由大数据统治的观点，凯文?凯利（2014）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分析底蕴对新经济十大重要准则的论述，均认为具有大数据思维且不作出主观判断的智慧大脑将是未来世界的操控者，而Master和AlphaGo战胜世界顶级围棋高手的实践，则显露了人工智能完全有可能战胜人脑的端倪。现实中的普通消费者和投资者通常只是依据有限或不准确的信息进行消费和选择，经济学家也只是根据有限或不准确的信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而得出认知，因此，相对于智慧大脑的选择效用，消费者和投资者是相形见绌，经济学家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往往不吻合实际。
智慧大脑是运用大数据思维而超越一般智人大脑的大脑。不过，从性质上来讲，极少数拥有智慧大脑的人通过对数据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所得到的认知，仍然属于人的认知。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认知不同于经济学理论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所阐述和论证的认知，它是在大数据思维驱动下的人类认知。对于这种新型认知的理解，如果我们结合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对其展开解说，则有着基础理论的分析价值。
4、在未来，智慧大脑的认知将引领非智慧大脑的认知，其结果是导致认知趋同化
熟悉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知道，无论经济学家是从信息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获取认知，还是通过心理分析或行为实验获取认知，他们都是在不完全信息或有限理性约束下进行的，这不仅存在着以不精准信息推论认知的问题，而且存在认知形成过程的主观判断问题。智慧大脑运用大数据思维所形成的认知的最大特点，是在接近完全信息基础上获取认知的，并且不夹带任何主观判断。现代未来学家曾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展开了许多讨论，他们的共同见解是认为大数据的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将有可能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包含信息不对称），并且能够给人类选择提供精准信息。倘若如此，人类的认知问题便完全成为智慧大脑对数据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问题，一旦人类可以通过大数据思维获取精准信息和完全信息，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将会在根基上被颠覆。
智慧大脑只有极少数人才具备，绝大部分人（包括智人）都是非智慧大脑。在未来世界，智慧大脑将引领非智慧大脑进行选择。这一引领过程是由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构成：一是智慧大脑运用大数据对偏好进行分析，通过互联网将偏好传送给具有从众心理和从众行为倾向的非智慧大脑，形成非智慧大脑的趋同化偏好；另一是智慧大脑运用大数据分析获取认知，同样是通过互联网让非智慧大脑效尤智慧大脑的认知，形成趋同化认知，从而使非智慧大脑以智慧大脑的认知为认知来选择。这些情形表明，未来人类智慧大脑将决定非智慧大脑的偏好和认知，进一步说，则是智慧大脑将影响非智慧大脑的选择行为。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问题须讨论：对绝大部分非智慧大脑而言，他们在选择过程中是否还存在认知？事实上，无论是趋同化偏好还是趋同化认知，非智慧大脑的偏好和认知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是形成的路径和内容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联系经济学的认知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或许会有更深的理解。
如前所述，传统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假设前提，将认知作为理性选择模型的外生变量，“认知”是被理论分析跳越的。现代经济学以不完全信息为假设前提，在理性选择模型中，努力通过心理和实验分析把认知作为内生变量，易言之，“认知”被解释为个体对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的结果，显然，以上分析在分析对象、分析方法和分析路径上，是与大数据思维不同的。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所分析的个体，是通过逻辑推论所抽象出来的芸芸众生；虽然智慧大脑也可以看成是个体，但人数极少，是具有大数据思维之共同特征的个体。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是借助于偏好分析来研究认知的，虽然认知已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内生变量，但分析方法和路径仍然是逻辑判断或推论为主；大数据思维对认知分析将会采用的方法和路径，是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数据，试图从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的数据中获取精准信息以得出认知。因此，尽管认知出现了趋同化，人类在大数据思维下仍然存在认知，只不过是非智慧大脑放弃自己的认知而统一于智慧大脑的认知罢了。
总之，偏好和认知的趋同化显示了大数据思维的魅力，这种魅力根植于大数据能够经由智慧大脑而产生精准信息。其实，智慧大脑如何设置参数和模型，如何运用云计算集约化模式，如何利用互联网以及寻觅广泛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和途径等，主要是计算机运用层面上的技术问题。我们研究大数据思维下人类认知变动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非智慧大脑究竟还有没有认知，其效用期望会呈现什么样的格局？既然非智慧大脑只是没有独立认知而不是完全跳越了认知，那么非智慧大脑便存在着效用期望，关于这种效用期望，我们可以联系效用函数来解说。
四 、认知结构一元化与效用期望变动的新解说
经济理论对选择行为与效用期望之间动态关联所建立的基本分析框架，展现出一幅“偏好认知选择效用期望”的图景。各大经济学流派的理性选择理论对这幅图景中的 “”有不同的解说和取舍（前文有所涉及），概括来说，或侧重于分析这些箭头前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或侧重于分析这些箭头前后要素之间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但就人们选择动机和目的与效用之间的关联而论，几乎所有理论都不怀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公理性，于是，“最大化”在成为效用函数核心变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理性选择的判断标准。以上图景的逻辑分析链是建立在信息不完全分析假设上的，各大经济学流派的理性选择理论对这条逻辑分析链各环节的不同解说所产生的理论分歧，可归结为是在信息不完全假设分析框架内的分歧。值得学术界关注的是，当大数据在未来有可能提供完全信息时，这些分歧将会让位于新的理论探讨。
经济学家对效用函数的研究是与认知分析紧密相联的。但无论是传统经济理论还是现代经济理论，他们对效用函数以及最大化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共性，即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抽象的认知结构一元化基础上的。具体地说，传统经济理论在完全信息假设上认为，选择者可以得到“获悉选择结果的认知”，从而主张用“最大化”来描述选择者的效用函数。现代主流和非主流经济理论在不完全信息假设上认为，选择者受有限理性约束不可能得到“获悉选择结果的认知”，从而主张不可用“最大化”来描述选择者的效用函数。这里所说的抽象认知结构一元化，是指不是以具体的认知主体作为分析对象，而是把整个人类描述为一个同一的抽象主体，让“最大化”问题成为效用函数的核心问题。在大数据思维的未来世界，随着信息有可能出现完全化，“最大化”问题将会成为不是问题的问题。
诚然，智慧大脑对大数据进行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并通过云计算、机器学习乃至于根据人工智能实践来选择参数和设置模型，仍然没有越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效用函数的性质规定，但由于智慧大脑的认知形成过程是建立在具有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的大数据基础之上的，大数据能够提供完全信息的特点有可能会让智慧大脑取得效用最大化。人类绝大部分选择者是非智慧大脑者，从科学意义上来讲，大数据对他们可谓是长期的黑箱，而他们依据自己认知所做出的选择又不可能实现效用最大化，于是，非智慧大脑者将以智慧大脑者的认知作为自己认知而做出选择，这便形成了大数据时代实际意义上的一元化认知结构。如果说我们划分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是对人类选择主体的一种新界定；那么，我们揭示这两大选择主体实际意义上的一元化认知结构，则是对大数据时代人类认知问题的一种新解说。
大数据背景下人类实际意义上的认知结构一元化，将是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相对于经济理论抽象意义上的认知结构一元化，它容易把握和理解。但它在将来能否成为一种固定化趋势，取决于智慧大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选择时获得的效用函数值。对于该效用函数值的预期，大数据思维下的智慧大脑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从经济理论分析看，对效用函数值的讨论，将涉及内蕴且展示效用函数的效用期望问题的讨论。传统经济学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是一种运用数学模型论证选择者能够实现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理论（(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1947；Arrow and Debreu，1954），现代非主流经济学是在分析风险厌恶和风险偏好的基础上，用一条S型的价值（函数）曲线取代传统的效用函数，并通过相对财富变动对选择者感受的分析，解析了选择者的效用期望会不断发生调整的情形（Kahneman and Tversky，1979）。那么，大数据时代选择者的效用期望会发生怎样变动呢？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的主观期望与实际选择结果之间会发生经常性偏离。选择者的效用期望能否实现最大化，一是取决于选择者能否得到完全信息，另一是取决于选择者认知过程的科学化。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以最大化为核心的效用函数的质疑和批评，主要是围绕信息不完全和忽略认知过程展开的。大数据时代存在着提供完全信息的可能性，而智慧大脑利用互联网和运用云计算、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手段，正在实现着认知过程的科学化，这便提出了经济学必须回答的两大问题：1、大数据思维下的人类选择是否可以实现最大化，2、大数据思维下选择者的效用期望会不会发生调整。这是现代经济学没有提及的两大问题，但当我们分别从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来讨论这两大问题时，结论或许会让笃信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学者大跌眼镜。
在未来世界，随着互联网平台的日新月异以及移动设备、物联网、传感器、社交媒体和定位系统等搜集大数据手段的覆盖面的日益扩大，大数据的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给人类选择提供了完全信息的基础。智慧大脑在云计算、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的支持下，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认知过程也越来越科学化，于是，智慧大脑便可以知晓选择过程的结果，有可能实现最大化，这说明智慧大脑不存在效用期望的调整问题。另一方面，非智慧大脑以智慧大脑的认知为自己的认知，其效用期望完全依附于智慧大脑的效用期望。具体地说，非智慧大脑不对数据进行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跳越了认知过程，同样不存在效用期望的调整问题。非智慧大脑效用期望完全依附于智慧大脑效用期望的情形，或者说，非智慧大脑以智慧大脑效用期望为自己效用期望的情形，统一于智慧大脑与非智慧大脑的认知结构一元化。如果要追溯非智慧大脑效用期望的变动，那就是从原先属于自己的效用期望转变成了智慧大脑的效用期望。
智慧大脑有可能实现最大化，以及不存在效用期望调整是一回事，但智慧大脑能否在所建模型中给定效用期望值却是另一回事。效用期望作为一种主观预期或判断，它不会在互联网上留下可供大数据分析的历史数据流、现期数据流和未来数据流，也就是说，不会在互联网上留下可供大数据分析的行为数据流和想法数据流，这在决定智慧大脑难以跟踪、模拟和推论效用期望值的同时，也给非智慧大脑放弃认知而效尤智慧大脑提供了某种聊以自慰。推崇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脑的学者，好用Master和AlphaGo战胜世界顶级围棋高手的事实作为这种替代的立论依据，但无论我们怎样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运用等方面进行深度挖掘，也找不到智慧大脑能在所建模型中给定效用期望值的科学依据。智慧大脑不能确定效用期望值，也就规定了非智慧大脑不能确定效用期望值。这又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有必要回答的问题：非智慧大脑还有没有效用期望？
在经济社会，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的投资和消费选择的效用期望都是追求最大化，这一点是永恒的。但问题在于，非智慧大脑以智慧大脑的认知为自己认知，以智慧大脑的选择作为自己选择的情形，会使自己的效用期望完全停留在期望智慧大脑选择结果的形式上，这可以解释为大数据时代非智慧大脑的效用期望的一种变动。但对于这样的效用期望的理解，与其说它是一种效用期望，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效用期待。社会经济的精英是人数极少的智慧大脑群体，但推动投资和消费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智慧大脑群体。因此，非智慧大脑群体的偏好、认知、选择和效用期望，应该是理性选择理论研究的重点。关于这一研究重点的逻辑和现实的分析线索，是大数据思维趋同化偏好趋同化认知认知结构一元化最大化效用期望。不过，这条分析线索包含着许多本文或有所涉及或尚未涉及的交叉性内容，它需要我们在继续研究大数据思维改变人类认知这一理论专题时，做出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摘要：本文回顾了行为金融学的一些经典文献，针对展望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进行了评述，并对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做详尽的介绍。关键词：行为金融；展望理论；心理帐户Abstract：Thispaperreviewssomeclassicliteraturesofbehavioralfinance，makescommentsonforecasttheoryandtherelatedothertheoriesandintroduces，indetail，thedevelopmentofbehavioralfinance.Keywords：behavioralfinance；forecasttheory；mentalaccounts一.导论如果金融经济学可以视为是经济学的一个支派，那么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也应该可以被视为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economics)的支派。而如果我们把行为学派(behaviorism)视为心理学的一支，那么行为金融学也应可以视为心理金融学(psychologicalfinance)的一支，同样又可以视为心理经济学(psychologicaleconomics)的分支。至于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应称为心理经济学家(psychologicaleconomists)或是经济心理学家(economicpsychologists)，严格而言是有区别的；前者籍由心理学上的理论尝试探讨或解决经济学上所关心的议题，而后者测试着重在探讨与研究个体在经济体系中的行为与相关心理现象。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样的区别并无太大的意义。同样的，文献上也不去区分何者为行为金融学的内容，或何者为心理金融学的内容。简略而言，“行为金融学”是以心理学上的发现为基础，辅以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尝试解释无法为传统金融经济学所解释的各种异常现象。这些异常现象包括：过高的股价波动性与交易量，而且股票报酬不论在横断面上或时间序列上，都存在相当的可预测性。例如，在横断面方面，实证分析发现所谓的规模溢酬(sizepremium)与价值溢酬(valuepremium)，而传统的定价理论(包括CAPM，APT等)都无法合理的解释资产间的横断面报酬差异。在时间序列方面，除了周末效应、一月效应、假日效应等现象外，股价不论在短期或长期也都存在相当的自我相关。VanRaaij(1981)提出的“经济心理学”一般模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行为金融学与传统财务理论的差异。显然，尽管经济环境反映一般经济状况的改变，但个体因为个人因素的差异，会对经济环境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个体间对市场或经济体的状况会有或同或异的“认知”，透过行为与彼此间互动而再反映在市场或经济中。就是说，市场或经济的状况是群体“投射”的结果。市场或经济的演进，是一连串认知与投射的过程；显然在这过程中，“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李忠民，姚昕：行为金融之展望理论研究述评以股票价格的决定为例，股价的变动可能来自公司本身的价值的改变，也可能反映投资人因个人心理因素对其评价的改变，或者二者皆然。传统金融理论视人为理性人，而个人与群体的决策过程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人的因素在理论中的重要性被降到最低。相反行为金融学提升了人的地位，而经济变数的重要性则相对降低。尽管在1980年代后期才开始受到重视，但行为金融学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已有相当的进展。不过迄今仍未有任何类似CAPM或APT等广为接受的理论被提出。本文尝试从较广的视野，针对展望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对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做详尽的介绍。二.展望理论的提出KahnemanandTverskey(1979)指出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无法完全描述个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行为。他们以大学教授和学生为基础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者的回答显示许多偏好违反传统预期效用理论的现象，并据此提出另一种经济行为的模型，称为展望理论。KT将这些违反传统理论的部分归纳出下列三个效果来说明：(1)确定效果(certaintyeffect)此效果是指相对不确定的outcome来说，个人对于结果确定的outcome过度重视。KT设计了两个问题来说明确定效果。第一个问题是，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6%的机会得到2400元，另外1%的机会什么都没有，第二个赌局是确定得到24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2%的受访者选择第二个赌局。第二个问题也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7%的机会什么都没有。第二个赌局有34%的机会得到2400元，66%的机会什么都没有。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3%的受访者选择第一个赌局。比较以上两个问题可知，根据预期效用理论，第一个问题的偏好为u(2400)＞0.33u(2500)0.66u(2400)或0.34u(2400)＞0.33u(2500)，其中u(.)为效用函数。第二个问题的偏好确是0.34u(2400)＜0.33u(2500)，这明显的违反预期效用理论。(2)反射效果(reflectioneffect)若考虑损失(loss)，可发现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偏好刚好相反，称为反射效果。个人在面对损失时，有风险偏好(riskseeking)的倾向，对于收益则有风险规避(riskaversion)的倾向。这和预期效用理论并不一致，可以看出个人注重的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点(referencepoint)的财富变动而不是最终财富部位的预期效用。KT设计了一个问题来说明反射效果。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80%的概率得到4000元，第二个赌局是确定得到30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0%的受防者选择第二个赌局。若将outcome改成负的，即第一个赌局有80%的概率损失4000元，第二个赌局是确定损失30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92%的受访者选择第一个赌局。(3)分离效果(isolationeffect)若一组prospects可以用不只一种方法被分解成共同和不同的因子，则不同的分解方式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偏好，这就是分离效果。KT设计了一个两阶段的赌局来说明分离效果。在赌局的第一个阶段，个人有75%的概率会得不到任何奖品而出局，只有25%的概率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又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有80%的概率得到4000元，另外一个选择是确定得到3000元。从整个赌局来看，个人有20%(25%×80%)的概率得到4000元，有25%的概率得到3000元。对于这个二阶段赌局的问题，有78%的受访者选择得到3000元。但KT问的问题是：20%的概率得4000元和25%的概率得到3000元，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前者。由此可知，在两阶段的赌局当中，个人会忽略第一个阶段只考虑到第二个阶段的选择，即有短视(myopia)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个人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prospect和一个确定prospect。若只考虑最后的结果和概率，个人面临的是两个不确定的prospects。虽然这两种情况的预期值相同，但是由于个人不同的分解方式，会得到不同的偏好。除了利用问卷来说明之外，KT也提出理论模型来说明个人的选择问题。他们利用两种函数来描述个人的选择行为：一种是价值函数v(x)。另一种是决策权数函数(x)。其中价值函数取代了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决策权数函数将预期效用函数的概率转换成决策权数。价值函数有下列三个重要的特性：(1)价值函数是定义在相对于某个参考点的收益和损失，而不是一般传统理论所重视的期末财富或消费。参考点的决定通常是以目前的财富水准为基准，但是有时不一定是如此。KT认为参考点可能会因为投资人对未来财富部位预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考虑。譬如一个对于损失不甘心的投资人，可能会接受他原来不会接受的赌局。(2)价值函数为S性的函数。面对收益时是凹函数，损失时是凸函数，这表示投资者每增加一单位的收益，其增加的效用低于前一单位所带来的效用，而每增加一单位的损失，其失去的效用也低于前一单位所失去的效用。(3)此价值函数，损失的斜率比收益的利率陡。即投资者在相对应的收益与损失下，其边际损失比边际收益敏感。例如：损失一单位的边际痛苦大于获取一单位的边际利润，也就是个人有lossaversion的倾向。Thale(1980)将这种情况称之为endowmenteffect。决策权数函数则有下列两个特性：(1)决策权数不是概率，π是p的递增函数，它并不符合概率公理，也不应被解释为个人预期的程度。(2)对于概率p很小的时候，π(p)＞p。这表示个人对于概率很小的事件会过度重视，但当一般概率或概率很大时，π(p)＜p。这可以说明个人过分注意极端的但概率很低的事件，却忽略了例行发生的事。三.展望理论的相关研究自从展望理论在1979年推出之后，就有许多学者利用展望理论解释了许多传统金融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或是以展望理论为基础推导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本节针对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说明。1.机会成本和endowmenteffect传统经济学在某些情况是将所有的成本都视为机会成本。Thaler(1980)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应赚而未赚得部分。个人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成本的态度应该相同。但是Thaler(1980)认为，相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个人对机会成本常常有低估的情况。他利用展望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由展望理论可知，价值函数的斜率在损失的部分比利得的部分大。所以若将实际支付得费用视为损失，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应赚而未赚的利得，则价值函数的斜率隐含前者会有较大的权数。Thaler(1980，1985)将这种情况称为endowmenteffect，也就是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则对该项物品的评价比未拥有前大幅增加。由于个人有避免失去endowmenteffect的倾向，SamuelsonandZeckhauser(1988)认为这种倾向使人产生“安于现状的偏误”。他们的实验中假设参与者获得一笔意外的遗产，其中包含中度风险公司、高度风险公司、基金政权或政府公债等四种投资组合中的一种，并提供其更改投资组合的选择权，实验结果显示大部分参与者选择维持原状。Hershey，Johnson，Meszaros，andRobinson(1990)针对新泽西州和宾州的汽车保险法令的制定进行研究，两州均提供两种形态的保险以供抉择，第一种较便宜但有诉讼的限制；第二种较昂贵而无诉讼的限制。实验结果显示：新泽西州原有的汽车保险法令为第一种，只有23%的人选择改为第二种；而宾州原有的汽车保险法令为第二种，有53%的人选择现状。这些证据都显示安于现状的偏误是存在的。2.沉没成本(sunkcost)效果Thaler(1980)将沉没成本效果定义为“为了已经支付的商品和劳务，而增加该商品和劳务的使用频率的效果”。他举下面的例子说明：假定某人为了要参加某网球俱乐部，支付300元的入会年费。在两个星期练习之后，他不小心得了网球肘。但是他还是忍痛持续打网球，因为他不想浪费300元。300元的入会年费是一项沉没成本，传统金融理论认为沉没成本不会影响个人的决策。但是，就上例来说，个人在决策是，是很可能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除了Thaler(1980)之外，ArkesandBlumer(1985)、Staw(1981)、LaughhunnandPayne(1984)都认为，个人在作决策时会受到历史和沉没成本的影响。将沉没成本效果运用在股票市场，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投资人发生未实现损失之后，会继续对该项不成功的投资继续投入资金。ArkesandBlumer(1985)认为个人在做决策时会将沉没成本纳入考量的原因，是在于个人通常不愿意去接受先前所投入的资金被浪费掉的事实。当投资人发生了未实现损失，若其不再对该项不成功的投资继续投入资金的话，等于接受该损失已经发生的事实。LaughhunnandPayne(1984)检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沉没成本和沉没收益对决策的影响。ThalerandJohnson(1990)延续LaughhunnandPayne(1984)的精神去探讨前次的收益和损失如何影响选择。ThalerandJohnson(1990)发现，在某些情况之下，前次收益会增加个人参加赌局的意愿，这称为私房钱效应(housemoneyeffect)。3.遗憾和趋向性效果(dispositioneffect)Thaler(1980)认为人们会因遗憾自己的决策，而觉得自己应该为做错事负责。利用KT的展望理论中的价值函数可以说明这一点。认为自己应该负责的决策者，他的价值函数的斜率比原来的要陡。也就是每下降一单位的收益所下降的收益将大于原来的状况，而每增加一单位的损失所下降的效果也将大于原来的状况。KahnemanandTversky(1982)认为，遗憾是人们发现因为太晚做决定，而使自己丧失原本有比较好结果的痛苦。他们也发现，虽然实现一个具有收益的股票会产生骄傲感，但随着被变现的股票其股价持续上涨，投资者的骄傲感会下降，并产生变现太早的遗憾。本文前面曾提到，相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个人对机会成本常常会低估。KahnemanandRiepe(1998)认为遗憾和上述情况有关，大部分的人们对于做了的事比没做的事感到后悔。ShefrinandStatman(1985)认为投资人为了避免后悔，会倾向继续持有资本损失的股票，而去实现具有资本利得的股票的状况。他们将这种现象命名为趋向性效果，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效果。假设某投资人在一个月前以50元买进某股票，到了今日，该股票的市价为40元，此时投资人要决定到底是卖出或继续持有该股票。另外假设未来此股票不是上涨10元就是下跌10元。他们认为投资人会将此决策编辑成以下两个赌局的选择：一个是立刻变现，马上实现10元的损失。另一个是继续持有该股票，这样一来，有50%的概率再损失10元，另外有50%的概率可以得到10元，将目前下跌的部分挽回。根据展望理论，价值函数在面对损失时是凸函数，此时投资人为风险偏好者，ShefrinandStatman(1985)认为此时投资人会不愿意实现确定的损失，而会尝试可能的挽回机会，所以投资人会继续持有资本损失的股票。BarberandOdean(1999)也利用展望理论来说明趋向性效果，他们认为投资人会以买价当作参考点，来决定是否要继续持有或卖出股票。譬如，一个投资人购买股票，他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报酬高到足以让他承担风险。他会利用买价做参考点，如果股价上涨，会有收益产生，此时价值函数是凹函数，假如投资人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收益会下降，他将倾向卖掉该股票。假如股价下跌，则会产生损失，此时价值函数为凹函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投资人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收益将低到无法承担原来的风险，他还是会倾向继续持有该股票。4.跨期赌局的选择一般而言，个人在做决策时不但会考虑目前的现金流也会考虑未来的现金流。Loewenstein(1988)设计三个实验来说明跨期选择与参考点之间的关系。在每一个实验中，受访者都被要求在目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做一个选择。结果发现，对于受访者来说，消费若以延迟的方式出现，对受访者的影响明显大于提早的方式出现。例如其中一个实验时受访者被告知可以得到一个7元的礼物。这些受访者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可能是一周后、四周后或八周后。然后这些人有两个选择：其中一个选择是维持原来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另一个选择是可以提早得到礼物但是礼物的价值变小或是延后得到礼物但是礼物的价值变大。结果发现，若以原来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为参考点，人们对于选择延迟得到礼物所需要增加的礼物价值明显大于提早得到礼物而愿意减少的礼物价值。譬如，若原本一周后可以得到礼物的人和原本四周后可以得到礼物的人交换，延迟得到礼物者要求礼物增加1.09元的价值，而提早得到礼物的人只愿意减少0.25元的价值；其他不同的交换组合也都得到相似的结果。由此可利用KT展望理论来解释上述现象。在展望理论中，个人有lossaversion的倾向，所以若以原本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为参考点，延迟得到礼物者所减少的效用和提早获得礼物者所增加的效用应该相等，则延迟得到礼物者所要求增加的金额会高于提早得到礼物者愿意减少的金额。Lossaversion的概念也能用来解释个人随时间变动的消费形态。根据跨期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个人一生的消费及所得的总量都固定，且当时间偏好率等于实际利率时，每期消费都一样。但是LoewensteinandPrelec(1989)发现若以过去消费水平为参考点，个人对于未来的消费形态偏好越来越多，这表示个人的时间偏好为负，这和生命周期假说并不一致。但是若个人以过去的消费为参考点评价目前的消费时，lossaversion的想法会促使个人不愿意减少消费，只愿意增加消费。5.心理帐户除了TverskyandKahneman(1981)和Thaler(1985)之外，许多学者也认为个人在决策时并不会综观所有可能发生的outcome，而是将决策分成好几个小部分来看，即分成好几个心理帐户。ShefrinandThaler(1988)认为个人将自己的所得分为三部分：目前的薪资所得、资产所得和未来所得，对于这三种所得个人的态度并不相同，譬如对于未来所得个人总是不太愿意花掉它，即使这笔所得是确定所得。ShefrinandStatman(1994)认为散户会将自己的投资组合分为两部分，一个部分是低风险的安全投资，另一部分是风险性较高期望让自己更富有的投资。以上这些理论都认为，大部分投资人会想避免贫穷同时又想变得富有。此时，投资人会把目前的财富分为两个心理帐户，一是为了避免贫穷，另一个则是想要一夜暴富。KahnemanandLovallo(1993)认为人们倾向一次考虑一个决策，目前的问题和其他的选择分开看。ShefrinandStatman(2000)以KT的展望理论为基础，发展出行为投资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他们利用单一心理帐户(singlementalaccount)和多个心理帐户(multiplementalaccounts)来推演BPT。BPT-SA投资人关心投资组合中各个资产间的共变异数，所以他们会将投资组合整个放在同一个心理帐户中。相反的BPT-MA投资人将投资组合分离成不同的帐户，忽视各个帐户之间的共变异数，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帐户是卖出证券但是在另一个帐户却买进相同的证券。这解释了Friedman-Savage(1948)之谜：为何人们在买保险的同时也会购买?四.结论本文尝试回顾了行为金融学中的展望理论及其发展。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金融研究的思考方向。不过尽管行为金融学在许多现象的解释上有合理的一面，但截至目前为止，并未有类似CAPM或APT等广为接受的理论。其实不论传统金融理论还是行为金融学都有失之偏颇之处，未来金融学的发展显然是要适当的把二者结合起来，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行为金融学引进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未来的研究显然是一个跨领域(inter-discipline)研究的时代，不同学科的关键，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金融理论的本质。同时从行为金融学的观点来看，除了个人特质的差异外，文化与社会的差异也会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有不同的特性。目前国内对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仍然相当有限，这个领域显然值得未来进一步去挖掘探索。参考文献：ArkesR，CBlumer.1985.Thepsychologyofsunkcost[J].OrganizationalBehavioralandHumanDecisionProcess，35：124-140BarberM，TOdean.1999.Thecourageofmisguidedconvictions[J].AssociationforInvestmentmanagementandresearch(11/12).HersheyJ，EJohnson，JMeszaros，MRobinson.1990.Whatistherighttosueworth?[M].WhartonSchool，UniversityofPennsylvania.KahnemanD，DLovallo.1993.Timidchoicesandboldforecasts：Acognitiveperspectiveonrisktaking[J].ManagementScience(39)：17-31.KahnemanD，MRiepe.1998.Aspectsofinvestorpsychology[J].JournalofPortfolioManagement：52-65.KahnemanD，ATverskey.1979.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underrisk[J].Econometrica(47)：263-291.KahnemanD，ATversky.1982.JudgmentUnderUncertainty：HeuristicsandBiase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LaughhunnD，JPayne.1984.Theimpactofsunkoutcomesonriskychoicebehavior[J].NFOR(22)：151-181.LoewensteinG.1988.Framesofmindinintertemporalchoice[J].ManagementScience(34)：200-214.LoewensteinG，DPrelec.1989.Anomaliesinintertemporalchoice：Evidenceandinterpretation[N].WorkingPaper.SamuelsonW，RZeckhauser.1988.StatusQuobiasindecisionmaking[J].JournalofRiskandUncertainty(1)：7-59.ShefrinH，MStatman.1985.Thedispositiontosellwinnerstooearlyandrideloserstoolong：Theoryandevidence[J].JournalofFinance(40)：777-790.ShefrinH，RThaler.1988.Thebehaviorallifeofcyclehypothesis[J].EconomicInquity(24)：609-643.ShefrinH，M.Statman.1994.Behavioralcapitalassetpricingtheory[J].JournalofFinanceandQuantitativeAnalysis(29)：323-349.ShefrinH，MStatman.2000.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J].JournalofFinanceandQuantitativeAnalysis(35)：127-151.StawM.1981.Theescalationofcommitmenttoacourseofaction[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6)：577-587.ThalerH.1980.Towardapositivetheoryofconsumerchoice[J].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1)：39-60.ThalerH.1985.Mentalaccountingandconsumerchoice[J].MarketingScience(4)：199-214.ThalerH，EJohnson.1990.Gamblingwiththehousemoneyandtryingtobreakeven：Theeffectsofprioroutcomesonriskychoice[J].ManagementScience(36)：643-660.TverskyA，DKahneman.1981.Theframingofdecisionsandthepsychologyofchoice[J].Science(211)：450-458.VanRaaijWF.1981.EconomicPsychology[J].JournalofEconomicPsychology(1)：1-24
关键词:行为金融; 展望理论; 心理帐户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some classic literatures of behavioral finance, makes comments on forecast theory and the related other theories and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development of behavioral finance.
Key words:behavioral finance; forecast theory; mental accounts
一.导 论
如果金融经济学可以视为是经济学的一个支派,那么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也应该可以被视为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支派。而如果我们把行为学派(behaviorism)视为心理学的一支,那么行为金融学也应可以视为心理金融学(psychological finance)的一支,同样又可以视为心理经济学(psychological economics)的分支。至于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应称为心理经济学家(psychological economists)或是经济心理学家(economic psychologists),严格而言是有区别的;前者籍由心理学上的理论尝试探讨或解决经济学上所关心的议题,而后者测试着重在探讨与研究个体在经济体系中的行为与相关心理现象。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样的区别并无太大的意义。同样的,文献上也不去区分何者为行为金融学的内容,或何者为心理金融学的内容。
简略而言,“行为金融学”是以心理学上的发现为基础,辅以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尝试解释无法为传统金融经济学所解释的各种异常现象。这些异常现象包括:过高的股价波动性与交易量,而且股票报酬不论在横断面上或时间序列上,都存在相当的可预测性。例如,在横断面方面,实证分析发现所谓的规模溢酬(size premium)与价值溢酬(value premium),而传统的定价理论(包括CAPM,APT等)都无法合理的解释资产间的横断面报酬差异。在时间序列方面,除了周末效应、一月效应、假日效应等现象外,股价不论在短期或长期也都存在相当的自我相关。
Van Raaij(1981)提出的“经济心理学”一般模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行为金融学与传统财务理论的差异。显然,尽管经济环境反映一般经济状况的改变,但个体因为个人因素的差异,会对经济环境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个体间对市场或经济体的状况会有或同或异的“认知”,透过行为与彼此间互动而再反映在市场或经济中。就是说,市场或经济的状况是群体“投射”的结果。市场或经济的演进,是一连串认知与投射的过程;显然在这过程中,“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李忠民, 姚昕:行为金融之展望理论研究述评以股票价格的决定为例,股价的变动可能来自公司本身的价值的改变,也可能反映投资人因个人心理因素对其评价的改变,或者二者皆然。传统金融理论视人为理性人,而个人与群体的决策过程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人的因素在理论中的重要性被降到最低。相反行为金融学提升了人的地位,而经济变数的重要性则相对降低。
尽管在1980年代后期才开始受到重视,但行为金融学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已有相当的进展。不过迄今仍未有任何类似CAPM或APT等广为接受的理论被提出。本文尝试从较广的视野,针对展望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对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做详尽的介绍。
二.展望理论的提出
Kahneman and Tverskey(1979)指出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无法完全描述个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行为。他们以大学教授和学生为基础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者的回答显示许多偏好违反传统预期效用理论的现象,并据此提出另一种经济行为的模型,称为展望理论。
KT将这些违反传统理论的部分归纳出下列三个效果来说明:
(1) 确定效果(certainty effect)
此效果是指相对不确定的outcome来说,个人对于结果确定的outcome过度重视。KT设计了两个问题来说明确定效果。第一个问题是,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6%的机会得到2400元,另外1%的机会什么都没有,第二个赌局是确定得到24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2%的受访者选择第二个赌局。第二个问题也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7%的机会什么都没有。第二个赌局有34%的机会得到2400元,66%的机会什么都没有。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3%的受访者选择第一个赌局。比较以上两个问题可知,根据预期效用理论,第一个问题的偏好为u(2400)>0.33u(2500)+0.66u(2400)或0.34u(2400)>0.33u(2500),其中u(.)为效用函数。第二个问题的偏好确是0.34u(2400)<0.33u(2500),这明显的违反预期效用理论。
(2)反射效果(reflection effect)
若考虑损失(loss),可发现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偏好刚好相反,称为反射效果。个人在面对损失时,有风险偏好(risk seeking)的倾向,对于收益则有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的倾向。这和预期效用理论并不一致,可以看出个人注重的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点(reference point)的财富变动而不是最终财富部位的预期效用。KT设计了一个问题来说明反射效果。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80%的概率得到4000元,第二个赌局是确定得到30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0%的受防者选择第二个赌局。若将outcome改成负的,即第一个赌局有80%的概率损失4000元,第二个赌局是确定损失30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92%的受访者选择第一个赌局。
(3)分离效果(isolation effect)
若一组prospects可以用不只一种方法被分解成共同和不同的因子,则不同的分解方式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偏好,这就是分离效果。KT设计了一个两阶段的赌局来说明分离效果。在赌局的第一个阶段,个人有75%的概率会得不到任何奖品而出局,只有25%的概率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又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有80%的概率得到4000元,另外一个选择是确定得到3000元。从整个赌局来看,个人有20%(25%×80%)的概率得到4000元,有25%的概率得到3000元。对于这个二阶段赌局的问题,有78%的受访者选择得到3000元。但KT问的问题是:20%的概率得4000元和25%的概率得到3000元,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前者。由此可知,在两阶段的赌局当中,个人会忽略第一个阶段只考虑到第二个阶段的选择,即有短视(myopia)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个人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prospect和一个确定prospect。若只考虑最后的结果和概率,个人面临的是两个不确定的prospects。虽然这两种情况的预期值相同,但是由于个人不同的分解方式,会得到不同的偏好。
除了利用问卷来说明之外,KT也提出理论模型来说明个人的选择问题。他们利用两种函数来描述个人的选择行为:一种是价值函数v(x)。另一种是决策权数函数(x)。其中价值函数取代了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决策权数函数将预期效用函数的概率转换成决策权数。
价值函数有下列三个重要的特性:
(1)价值函数是定义在相对于某个参考点的收益和损失,而不是一般传统理论所重视的期末财富或消费。参考点的决定通常是以目前的财富水准为基准,但是有时不一定是如此。KT认为参考点可能会因为投资人对未来财富部位预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考虑。譬如一个对于损失不甘心的投资人,可能会接受他原来不会接受的赌局。
(2)价值函数为S性的函数。面对收益时是凹函数,损失时是凸函数,这表示投资者每增加一单位的收益,其增加的效用低于前一单位所带来的效用,而每增加一单位的损失,其失去的效用也低于前一单位所失去的效用。
(3)此价值函数,损失的斜率比收益的利率陡。即投资者在相对应的收益与损失下,其边际损失比边际收益敏感。例如:损失一单位的边际痛苦大于获取一单位的边际利润,也就是个人有loss aversion的倾向。Thale(1980)将这种情况称之为endowment effect。
决策权数函数则有下列两个特性:
(1)决策权数不是概率,π是p的递增函数,它并不符合概率公理,也不应被解释为个人预期的程度。
(2)对于概率p很小的时候,π(p)>p。这表示个人对于概率很小的事件会过度重视,但当一般概率或概率很大时,π(p)<p。这可以说明个人过分注意极端的但概率很低的事件,却忽略了例行发生的事。
三.展望理论的相关研究
自从展望理论在1979年推出之后,就有许多学者利用展望理论解释了许多传统金融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或是以展望理论为基础推导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本节针对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说明。
1.机会成本和endowment effect
传统经济学在某些情况是将所有的成本都视为机会成本。Thaler(1980)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应赚而未赚得部分。个人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成本的态度应该相同。但是Thaler(1980)认为,相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个人对机会成本常常有低估的情况。他利用展望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
由展望理论可知,价值函数的斜率在损失的部分比利得的部分大。所以若将实际支付得费用视为损失,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应赚而未赚的利得,则价值函数的斜率隐含前者会有较大的权数。
Thaler(1980,1985)将这种情况称为endowment effect,也就是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则对该项物品的评价比未拥有前大幅增加。由于个人有避免失去endowment effect的倾向,Samuelson and Zeckhauser(1988)认为这种倾向使人产生“安于现状的偏误”。他们的实验中假设参与者获得一笔意外的遗产,其中包含中度风险公司、高度风险公司、基金政权或政府公债等四种投资组合中的一种,并提供其更改投资组合的选择权,实验结果显示大部分参与者选择维持原状。Hershey, Johnson, Meszaros, and Robinson(1990)针对新泽西州和宾州的汽车保险法令的制定进行研究,两州均提供两种形态的保险以供抉择,第一种较便宜但有诉讼的限制;第二种较昂贵而无诉讼的限制。实验结果显示:新泽西州原有的汽车保险法令为第一种,只有23%的人选择改为第二种;而宾州原有的汽车保险法令为第二种,有53%的人选择现状。这些证据都显示安于现状的偏误是存在的。
2.沉没成本(sunk cost)效果
Thaler(1980)将沉没成本效果定义为“为了已经支付的商品和劳务,而增加该商品和劳务的使用频率的效果”。他举下面的例子说明:假定某人为了要参加某网球俱乐部,支付300元的入会年费。在两个星期练习之后,他不小心得了网球肘。但是他还是忍痛持续打网球,因为他不想浪费300元。300元的入会年费是一项沉没成本,传统金融理论认为沉没成本不会影响个人的决策。但是,就上例来说,个人在决策是,是很可能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
除了Thaler(1980)之外,Arkes and Blumer(1985)、Staw(1981)、Laughhunn and Payne(1984)都认为,个人在作决策时会受到历史和沉没成本的影响。将沉没成本效果运用在股票市场,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投资人发生未实现损失之后,会继续对该项不成功的投资继续投入资金。Arkes and Blumer(1985)认为个人在做决策时会将沉没成本纳入考量的原因,是在于个人通常不愿意去接受先前所投入的资金被浪费掉的事实。当投资人发生傈a href=//shici.7139.com/265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词迪炙鹗?若其不再对该项不成功的投资继续投入资金的话,等于接受该损失已经发生的事实。
Laughhunn and Payne(1984)检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沉没成本和沉没收益对决策的影响。Thaler and Johnson(1990)延续Laughhunn and Payne(1984)的精神去探讨前次的收益和损失如何影响选择。Thaler and Johnson(1990)发现,在某些情况之下,前次收益会增加个人参加赌局的意愿,这称为私房钱效应(house money effect)。
3.遗憾和趋向性效果(disposition effect)
Thaler(1980)认为人们会因遗憾自己的决策,而觉得自己应该为做错事负责。利用KT的展望理论中的价值函数可以说明这一点。认为自己应该负责的决策者,他的价值函数的斜率比原来的要陡。也就是每下降一单位的收益所下降的收益将大于原来的状况,而每增加一单位的损失所下降的效果也将大于原来的状况。
Kahneman and Tversky(1982)认为,遗憾是人们发现因为太晚做决定,而使自己丧失原本有比较好结果的痛苦。他们也发现,虽然实现一个具有收益的股票会产生骄傲感,但随着被变现的股票其股价持续上涨,投资者的骄傲感会下降,并产生变现太早的遗憾。
本文前面曾提到,相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个人对机会成本常常会低估。Kahneman and Riepe(1998)认为遗憾和上述情况有关,大部分的人们对于做了的事比没做的事感到后悔。
Shefrin and Statman(1985)认为投资人为了避免后悔,会倾向继续持有资本损失的股票,而去实现具有资本利得的股票的状况。他们将这种现象命名为趋向性效果,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效果。假设某投资人在一个月前以50元买进某股票,到了今日,该股票的市价为40元,此时投资人要决定到底是卖出或继续持有该股票。另外假设未来此股票不是上涨10元就是下跌10元。他们认为投资人会将此决策编辑成以下两个赌局的选择:一个是立刻变现,马上实现10元的损失。另一个是继续持有该股票,这样一来,有50%的概率再损失10元,另外有50%的概率可以得到10元,将目前下跌的部分挽回。根据展望理论,价值函数在面对损失时是凸函数,此时投资人为风险偏好者,Shefrin and Statman(1985)认为此时投资人会不愿意实现确定的损失,而会尝试可能的挽回机会,所以投资人会继续持有资本损失的股票。
Barber and Odean(1999)也利用展望理论来说明趋向性效果,他们认为投资人会以买价当作参考点,来决定是否要继续持有或卖出股票。譬如,一个投资人购买股票,他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报酬高到足以让他承担风险。他会利用买价做参考点,如果股价上涨,会有收益产生,此时价值函数是凹函数,假如投资人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收益会下降,他将倾向卖掉该股票。假如股价下跌,则会产生损失,此时价值函数为凹函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投资人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收益将低到无法承担原来的风险,他还是会倾向继续持有该股票。
4.跨期赌局的选择
一般而言,个人在做决策时不但会考虑目前的现金流也会考虑未来的现金流。Loewenstein(1988)设计三个实验来说明跨期选择与参考点之间的关系。在每一个实验中,受访者都被要求在目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做一个选择。结果发现,对于受访者来说,消费若以延迟的方式出现,对受访者的影响明显大于提早的方式出现。
例如其中一个实验时受访者被告知可以得到一个7元的礼物。这些受访者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可能是一周后、四周后或八周后。然后这些人有两个选择:其中一个选择是维持原来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另一个选择是可以提早得到礼物但是礼物的价值变小或是延后得到礼物但是礼物的价值变大。结果发现,若以原来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为参考点,人们对于选择延迟得到礼物所需要增加的礼物价值明显大于提早得到礼物而愿意减少的礼物价值。譬如,若原本一周后可以得到礼物的人和原本四周后可以得到礼物的人交换,延迟得到礼物者要求礼物增加1.09元的价值,而提早得到礼物的人只愿意减少0.25元的价值;其他不同的交换组合也都得到相似的结果。
由此可利用KT展望理论来解释上述现象。在展望理论中,个人有loss aversion的倾向,所以若以原本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为参考点,延迟得到礼物者所减少的效用和提早获得礼物者所增加的效用应该相等,则延迟得到礼物者所要求增加的金额会高于提早得到礼物者愿意减少的金额。
Loss aversion的概念也能用来解释个人随时间变动的消费形态。根据跨期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个人一生的消费及所得的总量都固定,且当时间偏好率等于实际利率时,每期消费都一样。但是Loewenstein and Prelec(1989)发现若以过去消费水平为参考点,个人对于未来的消费形态偏好越来越多,这表示个人的时间偏好为负,这和生命周期假说并不一致。但是若个人以过去的消费为参考点评价目前的消费时,loss aversion的想法会促使个人不愿意减少消费,只愿意增加消费。
5.心理帐户
除了Tversky and Kahneman(1981)和Thaler(1985)之外,许多学者也认为个人在决策时并不会综观所有可能发生的outcome,而是将决策分成好几个小部分来看,即分成好几个心理帐户。
Shefrin and Thaler(1988)认为个人将自己的所得分为三部分:目前的薪资所得、资产所得和未来所得,对于这三种所得个人的态度并不相同,譬如对于未来所得个人总是不太愿意花掉它,即使这笔所得是确定所得。Shefrin and Statman(1994)认为散户会将自己的投资组合分为两部分,一个部分是低风险的安全投资,另一部分是风险性较高期望让自己更富有的投资。以上这些理论都认为,大部分投资人会想避免贫穷同时又想变得富有。此时,投资人会把目前的财富分为两个心理帐户,一是为了避免贫穷,另一个则是想要一夜暴富。Kahneman and Lovallo(1993)认为人们倾向一次考虑一个决策,目前的问题和其他的选择分开看。
Shefrin and Statman(2000)以KT的展望理论为基础,发展出行为投资组合理论(behavioral portfolio theory)。他们利用单一心理帐户(single mental account)和多个心理帐户(multiple mental accounts)来推演BPT。BPT-SA投资人关心投资组合中各个资产间的共变异数,所以他们会将投资组合整个放在同一个心理帐户中。相反的BPT-MA投资人将投资组合分离成不同的帐户,忽视各个帐户之间的共变异数,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帐户是卖出证券但是在另一个帐户却买进相同的证券。这解释了Friedman-Savage(1948)之谜:为何人们在买保险的同时也会购买?
四.结 论
本文尝试回顾了行为金融学中的展望理论及其发展。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金融研究的思考方向。不过尽管行为金融学在许多现象的解释上有合理的一面,但截至目前为止,并未有类似CAPM或APT等广为接受的理论。其实不论传统金融理论还是行为金融学都有失之偏颇之处,未来金融学的发展显然是要适当的把二者结合起来,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行为金融学引进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未来的研究显然是一个跨领域(inter-discipline)研究的时代,不同学科的关键,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金融理论的本质。同时从行为金融学的观点来看,除了个人特质的差异外,文化与社会的差异也会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有不同的特性。目前国内对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仍然相当有限,这个领域显然值得未来进一步去挖掘探索。
参考文献:
Arkes R,C Blumer. 1985. The psychology of sunk cost[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l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35:124-140
Barber M,T Odean. 1999. The courage of misguided convictions[J]. Association for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research(11/12).
Hershey J,E Johnson,J Meszaros,M Robinson. 1990. What is the right to sue worth?[M].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Kahneman D,D Lovallo. 1993. Timid choices and bold forecasts:A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risk taking[J]. Management Science (39):17-31.
Kahneman D,M Riepe. 1998. Aspects of investor psychology[J].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52-65.
Kahneman D,A Tverskey. 1979. 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 Econometrica(47):263-291.
Kahneman D,A Tversky . 1982.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ughhunn D,J Payne. 1984. The impact of sunk outcomes on risky choice behavior[J]. NFOR(22):151-181.
Loewenstein G. 1988. Frames of mind in intertemporal choice[J]. Management Science (34):200-214.
Loewenstein G,D Prelec. 1989. Anomalies in intertemporal choice: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N]. Working Paper.
Samuelson W,R Zeckhauser. 1988. Status Quo bias in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7-59.
Shefrin H,M Statman. 1985. The disposition to sell winners too early and ride losers too long: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Finance(40):777-790.
Shefrin H,R Thaler. 1988. The behavioral life of cycle hypothesis[J]. Economic Inquity (24):609-643.
Shefrin H,M.Statman. 1994. Behavi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theory[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9):323-349.
Shefrin H,M Statman. 2000. Behavioral portfolio theory[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35):127-151.
Staw M. 1981. The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o a course of ac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6):577-587.
Thaler H. 1980. 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39-60.
Thaler H. 1985. Mental accounting and consumer choice[J]. Marketing Science (4):199-214.
Thaler H,E Johnson. 1990. Gambling with the house money and trying to break even:The effects of prior outcomes on risky choice[J]. Management Science(36):643-660.
[关键词]胡锦涛；青年观思想；现实意义
胡锦涛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时刻关注着青年，关心着青年，指引着青年。他以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青年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依据，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论述。这些讲话和论述体现了胡锦涛的青年价值观、青年发展观、青年教育观、青年工作观、青年人才观思想，系统回答了“青年是什么、培养怎样的青年、如何培养青年”等时代课题。学习研究胡锦涛的青年思想，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青年工作、科学地分析和解决青年问题以及推动青年工作理论创新和青年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以“一个命题”为出发点的青年价值观
胡锦涛的青年价值观集中体现在“青年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这一时代命题上，回答了“青年是什么”。他站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高度，既对青年寄予热情的期望和无限的信任，又对青年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些观点准确地揭示了青年的本质，成为新时期青年工作的出发点。
1．青年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2003年7月25日，胡锦涛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五大部分代表座谈时强调：青年是祖国和民族的希望。2004年10月16日，胡锦涛会见俄罗斯百名青年访华团时说：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世界的希望。青年人正处在兴旺时期，最富有朝气，最具创造精神。希望中俄两国青年携手共进，为中俄两国的发展进步和繁荣振兴，为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2005年1月19日，胡锦涛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2005年2月21日，胡锦涛给澳门劳工子弟学校学生回信时说：你们正处在风华正茂的年代。在你们身上，寄托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2006年11月21日，胡锦涛寄语中印两国青年：青年充满朝气、富有理想，是国家的希望，也是人类的未来。2007年5月16日，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耶鲁大学百名师生代表团时说：当代青年，不仅肩负着开创本国人民美好未来的使命，而且肩负着开创世界人民美好未来的使命。
2．青年是整个社会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胡锦涛在共青团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青年人朝气蓬勃，思维敏捷，敢为人先，最少陈旧观念，最具创造活力，是创新的希望所在。2005年11月2日，胡锦涛会见中越青年代表时说：青年人朝气蓬勃、充满理想，最富有创造精神。中越两国的未来和希望在于青年，中越友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也在于青年。2007年11月29日，胡锦涛回信深情勉励中铁二十一局青年技术人员时说：作为铁路建设大军中的青年技术人员，你们生逢其时、大有可为。希望你们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认清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自觉加强学习，矢志艰苦奋斗，勇攀科技高峰，为实现我国铁路发展的战略目标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青年是奋发向上、大有希望，开拓进取、大有作为的一代。2000年7月11日，胡锦涛在全国青联九届一次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三大的祝词中指出：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主动适应时代的要求，刻苦学习，积极实践，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可喜的步伐。事实充分证明，当代青年的确是奋发向上、大有希望的一代，是开拓进取、大有作为的一代。党和国家为有这样一代青年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同时又指出：未来属于青年，未来取决于青年，未来更需要青年去创造。关注未来，就要关注青年。我们党历来都把青年作为未来发展的希望。2008年6月15日，胡锦涛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说：青年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最近这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广大青年表现出顽强的奋斗意志和崇高的奉献精神，抗震救灾一线的青年临危不惧、冲锋在前，全国各地的青年情系灾区、踊跃捐献，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为夺取抗震救灾斗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实践充分证明，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是值得信赖的，是能担当重任的!
胡锦涛的青年价值观要求广大青年要主动适应时代要求，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学习、创造、奉献、成才，作出无愧于先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贡献。
二、以“四点希望”为核心的青年发展观
胡锦涛在认真分析青年优缺点的基础上，敏锐洞察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针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青年提出坚定理想信念、勤奋刻苦学习、勇于艰苦创业、培养高尚品德四点希望，主要回答了“培养怎样的青年”这个问题。他指出青年只有坚定信念，发奋学习，艰苦创业，历炼品格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1．在青年的发展现状上，客观公正评价青年。胡锦涛认为，青年总的是好的，但存在不容忽视的缺点和不足。他在共青团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总的看，青年的思想状况是积极向上的，但也应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遇到的各种复杂矛盾，面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的严重挫折，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的思想文化渗透，一部分青年中也确实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思想困惑和模糊认识。他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但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
2．在青年的发展道路上，提出“四点希望”。2008年6月15日，胡锦涛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给全国广大青年提出四点希望：
第一，要坚定理想信念。拥有坚定理想信念是有为青年最可宝贵的品格。广大青年要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在人生的关键时期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立志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终身奋斗。广大青年要时刻牢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用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的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同心同德地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第二，要勤奋刻苦学习。知识引导人生。学习成就未来。广大青年一定要在学习上下更大的气力，只争朝夕地学习，如饥似渴地学习，持之以恒地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要努力打牢知识基础，培养严谨学风，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知识；要努力拓展世界眼光，广泛学习各种新知识新技能；要努力参加社会实践，自觉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汲取丰富营养、提高综合素质，真正成为既学识广博又能干实事的新一代建设人才。
第三，要勇于艰苦创业。创业永远是时代的最强音。任何成就，都是通过艰苦奋斗取得的。艰苦奋斗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广大青年一定要焕发创业热情和创造活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要立足本职、扎实苦干，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追求卓越、创造一流；要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敢于在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大显身手，把青年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第四，要培养高尚品德。一个社会的进步，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上，而且表现在精神世界的不断充实上。青年素有“开风气之先”的光荣传统，是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广大青年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参与和谐文化建设，为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发挥应有的作用。
可以说，在客观评价青年的基础上，这“四点希望”是对新时代青年发展提出的具体要求，充分地表明了党和人民对青年的厚望，它给予青年一代无穷的力量和鞭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
三、以“一个体系”为主要内容的青年教育观
胡锦涛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命题。这些重要论述回答了“培养怎样的青年，如何培养青年”这个时代命题，第一次把我党治党治国的思维方法用于思考青年的教育培养。
1．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和引领青年。《决定》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更是一个必须付诸实践的现实任务。《决定》要求：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高等教育是青年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当然也是培育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重要、最关键、最有效的基地之一。高校应自觉承担起这一光荣使命，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和引领青年。 转贴于
2．要切实改进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胡锦涛在共青团十四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是不行的。青年中存在的思想问题，有些是带有共性的，有些则具有特殊性。因此，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有的放矢地去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而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要把教育青年和服务青年有机结合起来，把正确思想的灌输与积极的启发引导结合起来，把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和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
3．教育培养青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004年5月10日，胡锦涛在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关心未成年人的成长，为他们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是党和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开创国家和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战略工程，也是实现亿万家庭的最大希望和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爱护青年、关心青年，鼓励青年成才、支持青年干事业的良好氛围，促进青年一代茁壮成长。
从胡锦涛的青年教育观可以看出，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教育青年；另一方面，引导和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对青年的热切关心和真诚爱护，尤其是对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
四、以“三个创新”为手段的青年工作观
胡锦涛的青年工作观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培养青年”这个问题。一方面，他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和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另一方面，他从实际出发，提出青年工作要注重“三个创新”，即思路创新、方式创新和自身建设创新。
1．重视青年人才和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胡锦涛在共青团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年轻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年轻干部身上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点和不足，主要是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教育，缺少对党的优良传统和党的历史的真正了解，缺少驾驭全局、解决复杂矛盾的能力，缺少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群众工作经验。当前，尤其要引导团干部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切实的努力：一是要做到政治合格；二是要做到作风扎实；三是要做到严格自律。胡锦涛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五大部分代表座谈时对团的干部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忠诚党的事业；二是要热爱团的岗位；三是要竭诚服务青年。2008年6月15日，胡锦涛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对团干部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政治上要过硬；二是作风上要扎实；三是自律上要严格。
2．重视青年工作，提出“三个创新”。胡锦涛在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五大部分代表座谈时强调：在新的征程中，共青团要更好地担负起历史使命，必须坚持和发扬团的优良传统，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动共青团工作不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一是在工作思路上要创新。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主动适应我国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深入思考新形势下共青团发展的重大课题，精心谋划共青团工作的创新思路，使共青团工作更好地体现党的要求，符合时展的需要。二是在工作方式上要创新。要根据当代青年的状况和特点，不断创新工作方式，丰富活动内容，使共青团工作既能符合党的要求、体现团的性质，又能为广大团员青年所接受、所欢迎。三是在自身建设上要创新。要适应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适应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新情况，合理设置团的组织，扩大团的工作的覆盖面，把更多的青年纳入到团的活动中来，增强团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好党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胡锦涛这些青年工作思想，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青年工作，推动青年工作理论创新和青年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以“四个新一代”为最终目标的青年人才观
胡锦涛的青年人才观进一步深化了“培养怎样的青年”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青年应树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应如何把自己培育成才。2007年5月4日，他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出发，在致中国青年群英会的信中提出了青年在发展道路上要努力成为“四个新一代”的要求，为当代青年健康成长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希望青年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胡锦涛提出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引领青年学生，帮助青年学生牢固树立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和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个人的奋斗与祖国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宏伟进程中实现人生价值，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
2．希望青年成为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胡锦涛指出要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深入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深入开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着力培养青年良好的道德品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努力成为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
3．希望青年成为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胡锦涛强调要以青年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发奋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综合素质，不断攀登科技高峰，在运用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中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努力成为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
4．希望青年成为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胡锦涛要求要坚持用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励青年学生，培养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激励青年学生创新创业，着力激发和培养青年创新创业的意识和能力，激励各行各业的青年立足岗位，锐意进取，大胆创新，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开拓创业，建功成才，努力成为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
我们姑如此说，人生有偏向前（多希望未来）和偏向后（重记忆过去）之两型。向后型的特征，最显著的是爱好历史。历史全是人生过往之记录。向前型的人，对此不耐烦，他们急要向前，急要闯向未来不可知之域，他们不要现实，要理想。重历史的人，只从现实中建立理想，急向未来的，则要建立了理想来改造现实。文学中的小说剧本，有些多从此种要求下产生。他们好像在描写人生，但实际多是描写他心中所理想的未来人生的。凡属未来的，全不由你作主，也同样地不属于你。你的未来逐步展开，将证明你的理想逐步不真切，或是逐步而退让变质。你若硬守住个人的希望不放松，硬要向前闯，那多半会造成悲剧。一切小说剧本里的最高境界，也一定是悲剧的。
中国的国民性，大体应属向后型，因此历史的发达，胜过了文学，在文学中小说剧本又是最不发达的两项目。依照中国人观念，奔向未来者是欲，恋念过去者是情，不惜牺牲过去来满足未来者是欲，宁愿牺牲未来来迁就过去者是情。中国人观念，重情不重欲。男女之间往往欲胜情，夫妇之间便成情胜欲，中国文学里的男女，很少向未来的热恋，却多对过去之深情，中国观念称此为人道之厚，因此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又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又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只要你不忘过去。把死的同样当活的看。其实这种感情亦可是极热烈，极浪漫，只不是文学的，而转成为伦理的与道德的。
西方人的爱，重在未来幸福上，中国人的爱，重在过去情义上。西方人把死者交付给上帝，中国人则把死者永远保藏在自己心中。中国人往往看不起为个人的未来命运而奋斗，他们主张安命，因此每不能打开局面来创造新的，只对旧的极回护，极保守，只要一涂上他的记忆面，他总想尽力保存，不使他模糊消失，或变色了。这也是另一种坚强有力的人生，力量全用在自己内心深处，他并不是对未来不希望，他所希望的，偏重在他所回念的，他紧握着过去，做他未来生活的基准。他对过去，付以最切挚的真情，只要你一侵入他的记忆，他便把你当做他的生命之一部分，决不肯放松。忠呀！孝呀！全是这道理。初看好像死守在一点上，其实可以无往而不自得。要他向前，似乎累重吃力，但他向前一步，却有向前一步之所得，决不会落空。他把未来扭搭上过去，把自己扭转向别人。把死生人我打成一片。但对自己个人的未来幸福，却像没有多大憧憬般。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好!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毕业典礼与往年不同，除了现场的X名(XX校区X名)毕业生外，在世界各地还有X名毕业生在线同时参加毕业“云典礼”。首先，我代表学校向圆满完成学业的同学们，致以诚挚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向一路陪伴你们成长成才的老师和家长致以崇高的敬意!
又是一年毕业季。你们在X园生活、学习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从刚入校门时懵懂、青涩的眼神，到今天即将走向社会时憧憬、自信的目光，在多姿多彩的华园里，你们获取知识、锤炼品格、增长能力、提高素质，实现了从成长向成才的转变。在校期间，你们中有X名同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X多人次获得各类部级奖项，X人次在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为校争光，X余人次参与百村千人行、精准扶贫等社会实践，X人次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志愿服务中展现风采;X余人次的港澳台侨同学在国情教育中，弘扬中华文化，培育家国情怀。我为你们的成长骄傲，为你们的精彩点赞!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来势汹汹，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冲击经济社会生活。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疫情大考，你们交出了合格的答卷。我们看到，疫情之下你们不忘学生本分，停学不停课，坚持线上课程学习、完成毕业论文;你们配合、服从学校防疫要求，不提前返校，在“辅导猫”上每日打卡签到;我们看到，无论是参加社区防疫志愿服务还是组织手绘抗疫海报，无论是创作抗疫歌曲还是捐献抗疫物资，你们都勇敢地汇入抗疫大军，和全国人民一道展现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我们还看到，当国内疫情严重时，广大境外学生心系母校、牵挂同胞，为中国抗疫尽心尽力，并在当地用心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当海外陷入疫情漩涡时，广大国内学生传递祝福、送上温暖。你们用坚守、勇敢和爱心，诠释着新时代X大学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今天，疫情还在全球持续蔓延，但生活必须继续。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梦想、责任、坚毅”都是年轻人开启成功的钥匙。将“梦想、责任、坚毅”融入青春的血液，会为你们个人成长、未来事业成功激发更大的内在潜能、创造更强的前进动力、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大家毕业即将离校之际，我想叮嘱几句，为你们再鼓劲!再加油!
希望同学们在追逐梦想中绽放青春光彩。梦想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是成就未来的基石。大学毕业，是追梦的起点。希望同学们要心中有梦，明确奋斗目标，规划好自己的人生;要梦系祖国，胸怀大局、心有大我，将“个人梦”主动融入“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让个人梦想与时展同向同行。中文系X届校友、全国政协委员、XX中学副校长XX是这样做的，她将个人教师梦与为国育才梦相结合，几十年如一日在濠江中学辛勤耕耘，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爱国爱澳青年学生，也成就了自身的梦想。
希望同学们在责任担当中凝聚青春力量。青年有担当，民族有希望。希望同学们敢于担当，勇挑时展重任，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勇于担当，以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激情去努力拼搏;善于担当，加强学习，掌握专业技能，练就过硬本领;在“铁肩担当、责任坚守”中汇聚“小河有水大河满”的磅礴力量。此次战“疫”中，无论是参与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宋晨铭校友，还是远在肯尼亚、卢森堡、日本、中国香港等为筹集抗疫物资的X、X、X、X等校友，他们挺身而出、全力以赴，展示着X大人的担当，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希望同学们在挫折磨砺中彰显青春价值。俗话说“好事多磨”，艰辛与磨砺，是成长最好的催化剂。希望同学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拿出“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闯劲，“滴水穿石、绳锯木断”的韧劲，克服困难，战胜挫折，成就不同的自我。建筑系X届校友、X华人面试第一人、现任X公司总裁XXX，X年赴X创业，经历过很多困难与挫折，拉过电线，进过家具厂，即便转行IT业后，也历经无数次碰壁，但是他毫不气馁、虚心学习、积极应对、坚持到底，终于在华人面试领域崭露头角，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面试法，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取得事业的成功。同学们，不要害怕失败、不要畏惧挫折，甘当傲霜秋菊、耐寒腊梅，在逆境中始终保持奋进的姿态，用实力为X大代言。
同学们，今年X月X日，母校即将迎来X周年校庆，在这里，我代表学校发出邀请，期待大家回家共襄盛典、同享荣光!千言万语，临别依依，尽管不舍，你们即将奔赴大江南北、世界各地，无论身处何方，你们的笑容就是X大的颜值;你们的拼搏就是X大的力量;你们的成长就是X大的期待!母校会一直牵挂你们，关注你们，支持你们，祝福你们!
最后，祝同学们一路风景，一生芳华!
在我刊（cmee—）举办的第二届城市教育装备合作与发展论坛上，我们采访到了受邀前来参加论坛的台湾高雄市大寮区山顶国小庄明广校长和台北市大安区幸安国民小学吴宗哲校长，专访将在本期及下期依次刊登。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从一个侧面了解台湾中小学校的教学理念、管理方式和建设情况，作为参考。
：在台湾的中小学校中，体育、艺术和人文类的社团活动相当丰富，甚至被纳入正规课表中。我们了解到，开展直笛教学是贵校的一大特色。那么贵校是基于怎样的育人理念来开展直笛教学活动的？希望达到怎样的预期教育目标？
庄明广：我校在直笛教学的推动上，从创校第二年即展开，迄今已逾16年。山顶国小所在的社区，原是农村形态的社区，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工业发展期后，迁入社区的人口增加，才逐渐转变社区形态。
学校在艺术与人文的规划方面，多方考量，最后选择乐器取得容易、价格低廉、学生容易携带的直笛作为主要的教学工具。
在推动校园艺术与人文上，希望通过直笛教学培养学生的听觉艺术、表演艺术等方面的素养，进而使学生建立学习自信。因此，我校课程发展委员会的经过讨论，将直笛课程安排在“弹性课程” （社团活动）里，和艺术与文人领域结合，一至六年级的学生，每周上一节课，由学校教师授课。从基本的指法、节奏、音感等开始教学，对于中年级学生，侧重团队合奏、乐曲欣赏等教学内容；对于高年级学生，则着重指导更高难度的技法及跨领域的学习。 四年级以后，根据学生的兴趣及意愿，分别成立了木笛A，B，C三团，利用课余及寒暑假时间，聘请专业教师指导。
“人手一笛，让笛声满山顶”是我们的愿景，我们希望藉由小小的一支笛子，带领学生飞过千山万水，自由自在地遨翔于天际，展现多元的学习自信。今后，我们将以“生活学校”为发展的主轴，让生活美学与艺术人文结合，培养学生的气质，发展学生多元智能。
：贵校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请您具体谈谈贵校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点点滴滴渗透在教育教学方方面面的？
庄明广：我校在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方面，大致从三方面入手：
（1）语文教学。除了学校课程计划内的教学外，也邀请语文专长教师，延伸领域教学的内容，成立校内语文学习团队，利用晨光时间（早晨正式上课之前的时间），开展演说、朗读、写作、学习字音字形等方面的教学。
（2）书法教学。目前的书法教学并没有列入正式课程，学校可以视实际情况推动。我校许多教师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利用周四下午的教师研习时间，邀请书法名家莅校指导，此活动已进行了4年。学校还特地制订计划，向社区企业作项目报告，争取支持设置书法专科教室。目前校内的推动情况，除了开办教师研习活动外，也开设社团活动课程，同时结合语文领域、“弹性课程”进行班级的书法教学。
（3）读经教育。目前学校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做法是读经活动，将基本教材的年级进度编列于学生联络簿上，希望学生家长和教师共同参与，指导学生的读经学习。除让学生利用晨光时间阅读外，教师也结合领域课程进行教学。每学期结束前，学校会开展学生闯关活动，通过这种趣味性的学习方式，学生的学习效果显著。
这一学年度，我们开始启动全面的读经活动，读经不只限于语文领域，更尝试着和品格教育相结合。这对于改善学生的学习行为、培养学生的感恩情感等，都有不错的效果。
：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台湾中小学更是积极推进中小学信息化建设，在这一趋势中，贵校正积极规划并构建云端未来学校，将云端信息平台的服务带入教室。能介绍下这项工程的具体计划、进程以及未来的预期实效吗？
庄明广：学校推动云端未来学校，主要着眼于两大方向：教师易教、学生爱学。这样的愿景与想法，主要是考虑本校教师的结构与信息能力，希望通过环境建置的完善、科技工具的整合，让教师可以很快地学会运用科技工具协助教学，尽量化解教师应用科技工具的焦虑；如果教师能善用科技工具与数位资源，相信会带来教学策略与方法上的改观，也能兼顾数位原生代学生的个别化、个性化需求。如此的云端未来学校内涵，一定也能达到让学生爱学的目的。
目前，该计划分成3个阶段进行：
（1）学校环境的建置：包括软硬件的规划与建置，有“班级e化数位教室”“e化专科教室”“未来教室”“智慧教室”“计算机教室”“英听教室”等整合性的学习空间，让教师可以根据个别教学、小组合作学习、大班教学等不同需求，做不同的安排。而数位资源的部分，我们以学校为主轴建构“私有云”，提供给教师知识分享与讨论的空间，做好教师教学历程的记录与整合，也给学生提供了可以做学习历程记录的条件。另外，连接汇总公共数位资源，建构“公有云”的环境，让教师在备课或教学准备时，可以在云端工具的协助下促进教学成效。
（2）创新课程：藉由研习活动、策略联盟的互动，这个部分会受限于经费与人力，因此通过社群的应用，让实体的教学研讨和虚拟的在线社群相结合，以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目前以“智慧教室联盟”进行得最为活络。
（3）教学反馈：所有的改变，都希望能在学生身上产生效果。因此，我们再结合教育局的项目计划或是业界的产学合作计划，进行实验性的教学，并且记录与分析成效。
在推动数字化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藉由科技工具的协助与数位环境的整合，帮助学生有效学习，协助教师有效教学，能顾及个性化、个别化的问题。让教学e化、评量e化、诊断e化、补救教学e化，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