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后我国企业集团面临的问题
入世后,为我国企业集团进行海外投资创造了重要的条件。然而,进行海外投资对我国大多数企业集团来说,是很陌生的事,不仅存在着很多风险,而且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论文百事通认真分析这些问题是我国企业集团搞好海外投资的基础。首先,我国企业集团进行海外投资存在着很多风险。主要包括:
(1)政治风险:“政治环境”,如东道国的政局是否稳定,政策是否持久,对外国资本的保障程度如何,等等;“法律环境”,东道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对外商的保护程度等;该国与我国的关系,人们对我国的评价等。(2)经济风险:“经济环境”,如该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金融、税收以及生产要素等方面的条件;“基础设施环境”,交通、供电、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备等;(3)经营风险:即企业跨国经营中因自身经营不利所造成的风险。如,经营中铺的摊子过大,管理不利等。对于企业而言,无论是哪一种风险都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甚至陷入困境,要防范这些风险,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其次,我国企业集团在管理上还很不成熟。主要表现在:(1)多数企业集团没有一个完整的企业集团发展战略。企业集团海外投资战略,是企业集团从海外投资的主客观需要出发所确定的长远、总体的目标和规划。有关资料表明,相当数量的企业集团缺乏完整的企业发展战略,特别是海外投资战略。
(2)多数企业集团还没有建立一个规范的现代集团管理制度。一方面,大多数企业集团的集团公司的实力不强,规模较小,“小马拉大车”,同时集团公司的功能较弱,严重影响了集团公司对整个集团的管理效率。另一方面,我国的企业集团多数还没有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没能很好的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特别是与外国子公司的集权与分权的关系。(3)在海外投资活动中,不少的企业集团还不熟悉自己在海外经营中自身的优势,不能做到扬长避短,这也影响了投资的效果。
二、对企业集团海外投资对策的基本设想
综上所述,我国的企业集团在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未知风险,存在着企业集团本身管理不成熟、不能较好地发挥自身优势等很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认真评估海外投资形势,确定科学的海外投资战略;强化管理,确保海外投资的实际效果;扬长避短,提高海外投资的经济效益。
1.认真评估海外投资形势,确定科学的海外投资战略
企业集团要搞好海外投资,需要制定一个长期务实的海外投资战略。企业集团在具体制定海外投资战略时,要坚持长期的综合效益原则,找准自己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位置,明确自身的优势主业是什么,不同时期的发展规模,海外投资的方式和原则等等。
首先,企业集团要认真研究WTO规则和国际经贸惯例。一位在日内瓦观察WTO谈判多年的官员说,WTO是一个框架,许多规则含糊不清,故意留出了漏洞,需要谈判解决。企业集团是生产经营者,不可能对各方面都深入研究,聘请专家顾问非常必要。从我国的目前情况看,大多数企业集团对海外投资不是很熟悉。因此,要转变观念,认真学习WTO的通行规则和世界经济贸易中的惯例,注重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海外投资战略,使自身尽快融入到世界经济中。
其次,从东道国的实际出发,确定到该国投资有哪些优势。一方面,要了解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包括:“政治环境”,东道国的政局是否稳定,政策是否持久,对外国资本的保障程度如何等;“经济环境”,该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金融、税收以及生产要素等方面的条件;“法律环境”,东道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对外商的保护程度等;“基础设施环境”,交通、供电、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备等。
另一方面,要考虑所要投资的国家有哪些优势。哪些国家具有发展潜力,可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水平和人才状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在东道国经营有哪些风险,如何规避风险等;与别的国家相比较,东道国在技术特长、资本、管理哪些方面有优势,这些优势能持续多长时间;发展经营的时间表和具体工作方式等。
2.强化管理,确保海外投资的实际效果
要搞好海外投资,强化跨国集团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这可以从提高集团公司的实力和完善企业集团的组织体制入手。
首先,壮大集团公司实力,提高它对整个集团的控制能力。扩大集团公司的规模,加强集团公司的功能建设,增强集团公司对成员企业集团的驾驭与领导功能。加强集团公司的综合功能建设,包括战略决策功能、跨国资本经营功能、技术开发功能、跨国融资功能、制度创新功能和高效管理功能等,使之成为一个有效运转的投资中心、管理决策中心、研究和开发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营销与市场开拓中心,成为整个集团的核心。
其次,规范公司管理体制。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实现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建立企业集团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一是形成强有力的集团公司决策机构;二是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以此协调好母子公司的关系,使企业集团的决策得以贯彻执行;三是建立有效的集团监督机构,国内外的企业集团的发展经验表明,集团公司对成员企业集团的一个重要监督手段是财务监督,通过财务监督,可以使子公司的会计成为老板会计。
再次,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与国内经营相比,海外投资中,最棘手的问题是集权和分权。各东道国的市场条件、投资环境和政府的政策是不断变化的,母公司很难完全、准确地掌握这些信息并及时对此作出反应。因此,必须给子公司的管理人员一定的自,使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开展业务活动;同时,母公司需要从全局的角度统一计划和协调各海外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保证海外投资总体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处理集权和分权关系的核心是,根据跨国战略目标和客观实际情况的需要,把握好集权和分权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与这种集权分权相适应的跨国组织管理体系。
3.扬长避短,提高海外投资的经济效益
确定战略与加强管理是提高海外投资的基础条件,在具体措施的层面上,提高海外投资效益的关键是发挥企业集团在海外投资中的优势。
首先,采取适当措施,节约交易成本。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企业通过市场获得投入物和销售产出物的交易成本不会为零,无论是收集市场信息、寻找交易伙伴、进行艰苦的谈判、还是想方设法督促合同的执行等,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即便如此,还不能完全消除许多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损失,如年产数亿元的企业如果因为某企业的一笔小宗货物所造成的损失,就不是供货企业的违约赔偿所能补偿的;如果再加上追讨债务的成本等损失会更大。由于国际市场是由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习俗、法律等因素构成的面向一百多个国家的大市场,因此不完全性的程度要比国内大得多。要降低因为市场不完全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可行性的方法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旨在企业内部化的扩张,将原来需要外部采购的一些投入物改由联属的企业自我生产供应,将原来需要卖给其它企业的中间投入物卖给自己的联属企业使用,就可以免除以往依靠外部市场需要支出所需的交易成本,同时,降低可能的交易风险所带来的成本,在成本和连续性等方面战胜对手。如在需要从海外进口原材料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在当地设立采矿企业来降低交易成本。新晨
关键词：上海 东盟 投资 竞争优势 培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上海不仅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也是对外投资的主要地区。自从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署，中国和东盟双边提出要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上海明确地把东盟作为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近年来上海对东盟的投资已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时期。本文结合上海企业近年对东盟投资的成功经验，探讨上海如何进一步培育对东盟投资的竞争优势。
上海对东盟投资的特点
上海政府重视加强与东盟的经贸、投资合作，通过各种渠道，借助各种平台力促上海企业到东盟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从2003年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始，上海政府就组织上海企业参展博览会，特别是在2006年的第四届博览会上，上海作为博览会“魅力之城”活动中唯一代表中国的城市，借助博览会的平台成功地向东盟展示了上海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并促成了不少投资东盟的项目。
上海对东盟的投资涉及纺织服装、商业零售、食品加工、汽车配件、房地产、国际贸易、农业、矿业等众多领域，近年来尤其重视对东盟交通通讯、电力能源和海上运输业等基础设施开展大项目投资活动。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上海与越南的合作较多，例如上海市与越南胡志明市的地铁建设投资项目早在2006年就进行了谈判；上海企业还获得越南广宁电厂总额近9亿美元的一期、二期项目。
上海在对东盟的投资中，重视与广西、云南等毗邻东盟国家的省区进行密切合作，意欲借助这些省区的地理位置优势更便捷地进入东盟市场。如上海与广西东兴市打造进一步拓展东盟贸易市场的物流平台，推出国际物流园、边贸市场、东兴博览会会展中心、数码港基地、自由贸易区等13个核心建设项目。
在政府推动下较早进入东盟国家投资的国有企业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早在2001年就在泰国投资建设了中国工业城，其已经建成的棉纺厂、家用纺织品厂和柠檬酸厂，不仅在泰国市场上取得较好的盈利效果，而且其产品还进入欧美市场。
民营企业对东盟投资的意愿日益强烈，民营企业主要对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进行实体投资，开展跨国生产，以获得产品的竞争优势。典型的如上海东方希望集团及上海华辰之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开发区投资建立饲料厂，将当地廉价的土地资源、原材料和劳动力，与企业的设备、技术和管理有效地结合起来，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上海对东盟投资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在投资项目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提升，投资项目越来越多地得到东道国的肯定。上海对东盟的投资方式包括合作开发和加工资源、工程承包、绿地投资、跨国并购以及设立工业园区等，并且针对投资的不同产业，有选择地采用适宜的投资方式，以灵活性来保障投资项目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上海企业对外工程承包中已不再局限于分包商的角色，总承包项目越来越多，振华重工、上海电气、上海外经、上海城建、上海输变电工程公司、上海建工集团等分别获得多项境外大型工程的总承包资格。
上海对东盟投资存在的问题
上海企业对东盟服务业的投资项目偏少，与东盟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投资合作程度低。上海在东盟投资涉及服务业的项目仍然局限于传统服务业中的商业零售和贸易类项目，在能创造高附加值并大大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金融、咨询、软件开发、信息通讯等新兴服务业项目上，鲜有涉足。这种投资现状说明了上海对东盟的投资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还未充分意识到应该加强对新兴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在投资与合作中增强上海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上海中小企业对中国东盟双边经济合作尤其是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了解不够，存在信息不对称，从而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些政策、措施。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小企业到东盟国家投资方面早有优惠举措，例如2005年国家就设立了支持中国民营中小企业赴东盟投资50亿美元优惠贷款的基金支持项目，然而上海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对此了解甚少。
除了一些双边政府支持的大项目，上海对东盟的投资项目大多金额和规模偏小，投资项目之间缺乏联系，使得投资企业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此外，投资项目在带动国内相关产品出口、培养经营管理人才方面的作用薄弱。
上海对东盟投资竞争优势的培育
（一）加强政府引导且明确重点投资产业
东盟是上海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但目前还未能形成规模，问题主要在于上海企业投资的领域分布广泛，但重点产业不突出。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前往东盟投资的方向，主要是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延长产业链的投资。上海的很多工程建设企业（集团）拥有配套完整、技术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和相应技术，在国内和国外的工程承包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并且一些大型工程建设企业已经有了到东盟开展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合作的成功经验和良好口碑。
因此，上海企业应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寻求与东盟国家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大项目上的投资合作，这不仅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使企业能在东道国更复杂的投资环境中得到锻炼，有效培育企业的项目管理人才和跨国经营人才，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延长产业链的投资方面，上海可重点加强纺织服装、机电仪表、家用电器等成熟制造业对东盟的投资。通过这些产业可以带动国内上游产品向东盟国家的出口。此外，这些产品在东盟国家生产出来后，不仅可以开拓东盟市场，还可以开拓更广大的国际市场。
（二）政府为对外投资企业构建投资促进体系和服务机制
上海企业到东盟投资，除了企业要到东道国进行实地考察获取信息之外，政府应该为企业获取投资东道国的产业政策、投资鼓励政策、投资热点项目方面的相关信息提供权威的信息和交流的平台，以降低上海企业到东盟投资由于信息缺失而带来的风险。在企业项目的审批机制上，要革除多头审批的繁琐程序，尽快做到“一站式”审批，减轻企业的负担，使好的项目能够及时进入东道国投资。政府要重视对投资项目的监管，特别是要灵活运用监管手段甄别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的业绩好坏：对于绩效好的企业，可给予其更多的优惠待遇，如直接提供外汇贷款、降低信贷利率等，通过这些鼓励性的手段使经营绩效好的企业有更多的盈余资金，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动力和保障。政府还可以根据上海地方财政状况，提高对东盟投资企业在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鼓励程度，尤其对符合国家鼓励投资方向和有潜力的好项目要全力以赴支持，做到支持一个，成功一个。政府还应充分利用多双边经贸联系机制和磋商机制，宣传、推介上海企业，推动落实合作项目。此外，作为发展中地区，东盟国家的投资风险较大，上海政府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和上海地区投资保险机构的作用，为企业投资尽快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体系。
（三）企业应明确自身定位以适应东盟国家细化的市场需求
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和产业选择方面有着很好的逻辑，这些投资理论也突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获得成功，在选择合适的东道国和合适的产业、恰当的投资项目上是很重要的。与进入东盟国家投资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上海对东盟投资的企业在跨国经营和投资战略上经验不足。但是，上海企业在纺织服装、家电制造、机电仪表等制造业上的技术优势恰恰更适应东盟国家的小规模市场这一特定环境。东盟国家对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细化程度高，而且需求富于动态变化，这就更需要上海企业密切关注东盟国家市场不同的产品需求，明确自身的定位，着力发挥上海企业在加工制造业上的技术优势，在具有区位优势的东盟国家设厂投资，建立生产基地，开拓东盟的市场。
（四）企业投资应具有前瞻性以找准商机
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上海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东盟第二梯队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对它们的制造业投资有比较竞争优势；上海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东盟第三梯队的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对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农业、能源、资源、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商机广泛；对于经济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新加坡，上海可着重开展技术寻求型的投资，努力在新兴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上与新加坡达成一些有影响力的投资合作项目；对于富裕的文莱，上海服务型企业可以开发劳务输出型投资项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作为东盟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其在纺织服装、电力能源开发、港口设施建设乃至医药、医疗器械业上的投资机会都很多。上海企业在这些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并且中国对越南投资的项目已较多，中国企业在对越南投资的过程中已初步构筑起一个商业网络。因此，上海企业应尤其着重考察越南的投资机会，加大与越南在纺织服装、电力能源开发、港口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合作力度。
（五）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的合作投资以促进工业园投资形式发展
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企业的竞争力也是国内企业竞争力较强的，但是在开展与东盟的投资合作项目方面，与更早就进入东盟进行投资的云南、广西、四川的企业相比，上海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环境的适应性不强。此外，剖析近年来上海对东盟投资的企业结构，不难发现民营企业渐成投资的主力军，而其中有一半项目是外省市（主要是长三角省市）民营企业通过上海开展的对外投资项目。综合这两种情况分析，要培育上海对东盟投资的竞争优势，就要加强其与国内其他省区的投资合作。
从培养竞争优势的长远目标来看，上海应高度重视在东盟国家建设工业园的投资形式。工业园投资项目的资金耗费巨大，风险也更大，但投资项目一旦成功，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回报，也使企业在东道国的融资能力和再投资能力大大提高，为企业在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工业园项目的成功可以延长投资的产业链，为更多缺乏独立投资能力又有投资意向的企业提供一个进入东盟市场的基地，构筑上海企业在东盟投资的整体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吴静芳，张静一.完善上海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党政论坛，2007（11）
一、外商直接投资在滨海新区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逐年扩大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开发建设步伐的加快，滨海新区近年来利用外资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从表1可以看出，2003年到2010年，滨海新区外商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额和实际直接利用外资额不断增加。其中2003年到2005年期间，海新区外资项目合同数不断上升，项目数从458个增长到625个。但是2006年后，项目合同数开始减少，外资合同额却不断增加。这表明单位项目合同的外资规模在扩大，外商投资中的大项目增多，整体上看外商在滨海新区直接投资呈逐年增长趋势。资料来源：通过对《天津统计年鉴2004-2011》数据整理得出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发生变化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看，滨海新区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独资经营。从图1可见2005、2006、2009年的独资企业所占比重都在70%以上，而合资企业所占比重整体呈减少趋势，2005年合资企业占外商投资的25%，到2009年其仅占外商投资方式的1%。这说明随着滨海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直接投资逐渐减少了对本地企业的依赖程度，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经营方式，以保持其技术领先的优势。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或地区主要来源分布根据近几年滨海新区利用外商直接的国别和地区来看，香港、韩国、新加坡、日本、美国成为滨海新区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如表2所示）。表2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国别（地区）分布情况（单位：万美元）2006年至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为递增趋势。亚洲国家或地区由于地缘优势，是滨海新区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2009年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的FDI投资额分别为34.2613、5.1317、4.9191亿美元，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FDI总额为12.17亿美元，美国08年以前一直是滨海新区外资主要来源国，因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其对滨海新区的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欧洲地区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是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但在投资金额上不占据主要份额[2]。（四）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较广，并向服务业转移。从滨海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投向于商品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业、地质勘查业和制造业；其次投向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对农业投资较少。从表3可以看出，2007年，投资项目最多的数是制造业达到135个，占到滨海新区外商投资项目数的34%。2009年投资项目和外商直接投资额最多的数是租赁和服务业达到109个，其引进外资额为达到27.8亿美元，而制造业的投资项目数减少到30个，仅占到总项目数的10%。这说明随着投资环境与政策的日趋完善，外商企业的投资方向也由最初的制造业逐步转移到银行、保险等第三产业服务业,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美国大通银行、英国汇丰银行等已逐步进驻天津并设立代表处，服务业正逐渐成为滨海新区外商投资的重要领域。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滨海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滨海新区的大规模进入，促进了滨海新区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同时对新区整个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具体主要体现对滨海新区GDP、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发展等的影响。
（一）对滨海新区GDP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上。外资依存度可以作为衡量外资利用效率的一个相对指标。其实质表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该地区GDP的直接贡献程度。该值越高就可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越大，外资直接投资对该地区的经济起了越强的作用，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越强。其计算公式为:C=FDI*r/GDP*100%其中，C为各年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FDI为该地区各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单位为亿美元；r为我国历年年末中间汇率；GDP为该地区历年生产总值，单位为亿元人民币[3]。根据此计算方法，可以得出表4所示：滨海新区2003-2010年外资依存度情况。从表4统计数据可知，2003年-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占滨海新区GDP的比重平均为11.19%，这说明GDP中有11.19%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08年后受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滨海新区外资占GDP的比重也在降低。由图2003-2010年滨海新区FDI、GDP变化趋势图可知，滨海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同时两条曲线变化趋势也大致相同。大体上，外商直接投资和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速度基本一致，外商直接投资对滨海新区经济贡献度越来越大。04-09年，滨海新区外商直接投资依存率都在两位数字以上，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滨海新区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二）对滨海新区外贸出口的影响滨海新区是我国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和对外窗口之一，伴随城市自身以及周边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外贸易额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外贸出口商品总额。图3为滨海新区自1999年起至2010年的外贸出口商品额情况：滨海新区1999年外贸出口贸易额只有30.01亿美元，到2010年已达到了232.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2%。为了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某地区对外贸易出口增长的影响，本文引入统计学指标“贡献率”:该含义是指某因素的增长量（程度）占总增长量（程度）的百分比，贡献率越大则表明该因素的贡献和作用就越大。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长贡献率是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增长贡献的最为直接的指标。外资企业出口的增长贡献率(%)=（FDI企业当年出口额一FDI企业上年出口额）/（当年某地区出口额一上年某地区出口额）[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滨海新区龙头，是天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下面表5通过数据整理计算得出05-09年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额情况，反映出该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由表5可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规模扩大的贡献极大。2005-2009年的外资企业年均出口额占全区出口额的96.2%，其年均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100.08%。尽管08、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该区域出口额增长率增长率持续下降，但外资企业出口的增长贡献率分别达到118.92%、98.74%。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该区域域外贸易增长过程中已经成为推动滨海新区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力量之一。
（三）对滨海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也给滨海新区带来技术外溢的效应。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外资企业不断在新区设立研发中心并快速发展。先后引进了美国霍尼韦尔（天津）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富士通天研究开发（天津）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天津松下汽车电子开发公司、罗姆半导体（中国）公司研发中心、飞思卡尔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研发中心、LG电子(天津)研发中心等世界500强企业。外资企业为了更好地利用当地技术研发资源参与国际竞争，加大了对当地技术研发项目、专利申请、研发经费的投入，极大地促进了滨海新区各行业的技术进步。从表6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滨海新区的科研发展状况。2008年-2010年外资企业在滨海新区设立的企业科技活动研发项目由583项增加到1181项，申请专利由1105件增加到1420件，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09年下降为21.54亿元，但是2010年缓慢回升到34.71亿元。理得出经过多年发展，滨海新区已形成以跨国集团为龙头企业的五大优势产业，成为整个天津的经济重心和支撑天津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它们是摩托罗拉、通用电器、韩国三星、松下电子公司等外资企业为主导的电子通讯业；天津丰田、SEW、铂金斯动力、霍尼韦尔、施耐德电气制造等外资企业为主导的汽车与装备业；中石化、中石油、壳牌、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等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的石油开采和海洋化工业；天士力、诺和诺德、史克必成、葛兰素史克、挪威新、中新药业、天津药业，外资与民营企业同步发展的生物制药业；统一电池、劲量电池、德达捷能等外资企业主导，与民营企业同步发展的新能源材料业。目前，电子通讯业和汽车与装备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具备较强竞争力，其他产业链或配套正初具规模，未来形成较好的产业集聚效应，提高集群竞争力和创新水平。
（四）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引导新区发挥产业集群优势的同时，也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通过对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带动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吸引了大量的人才集聚滨海新区。通过图4所示可以看出滨海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构成的变化趋势：2008-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职工占滨海新区社会从业人员很大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2007年，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比例为26.43%，到了2009年比例下降为的20.23%。而到2009年，集体经济企业人数仅占社会从业人数的1.01%。由此可见，国有经济企业和集体经济企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而私营经济企业、个体经济企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却越来越大。
三、滨海新区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及建议
（一）应逐步健全法律法规，不断改善商务投资环境许多著名跨国企业如摩托罗拉、三星等落户滨海新区，得益于其超前、优惠、开放的政策。但仅靠最初的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是不够的，应转变为提高滨海新区投资的软环境建设如加强后续服务、提供国际化医疗、教育等，努力为外商一个规范、健全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同时也应注重提高滨海新区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2010年2月3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旨在规范和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办事效率，简化行政办事的审批手续，缩短审批时间，逐步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二）积极引进欧美发达国家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经过多年的发展，滨海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在总规模上己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据每年天津滨海新区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滨海新区的外资主要来源集中在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了滨海新区利用外资总额的70%。，今后在滨海新区应在继续保持从这些地方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加强从欧盟、北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外资的力度，使得在天津投资的跨国公司之间形成竞争态势。另外，滨海新区实际利用外资率较低，《天津统计年鉴2004-2010》数据显示，2003-2009年滨海新区年均实际直接利用外资额只占直接利用外资合同总额的53%。今后滨海新区应优先考虑世界500强企业进入滨海新区投资，他们投资规模大、资金到位率高、具备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对滨海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大力培养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积极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优惠政策，促进区域内的竞争发展格局，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三）积极引导外资投资方向，改善和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是发展产业集群的重中之重，滨海新区在引入国外资本时应考虑对当地产业、就业、对外贸易等因素的影响，要侧重于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天津是我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拥有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劳动力价格比北京、上海地区低20%-40%，如此低廉的成本也是外商在滨海新区投资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因素之一。《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2010》统计，2009年滨海新区从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产业的企业数共为179个，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高达157家。由此可见，外资在滨海新区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占主导地位，今后滨海新区应该把外商投资逐步从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引向高新技术行业、新能源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目前，滨海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面临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虽然近几年大多数外资企业增加了对滨海新区的投资，与之配套的本地企业有所增加，但大多仍以加工装配为主，处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完整的产业链中核心部件和技术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产业整体仍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因此，今后应引导外资企业加大在本地的生产和研发，提高本地化程度，加强技术扩散效应，使得当地企业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中，避免将来出现珠三角地区企业因为长期以来均从事贴牌生产，缺乏具有自我知识产权的产品，而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情况。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服务业占其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越高。因此，滨海新区应加大对投资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文化业、娱乐业、旅游业、环保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引导力度。《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2009》显示，2008年滨海新区租赁和商务服务产业吸收外资为265847亿美元，占同期全市合同外资总额的29%，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制造业外资合同金额，这折射出滨海新区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随着国际服务产业转移趋势越来越明显。
（四）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形成人才集聚效应。技术人才优势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滨海新区的人才优势是十分突出的，除了拥有国家干细胞研究中心，国家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等部级重点研究中心外，还有摩托罗拉、霍尼维尔等多家大型企业研发中心，对滨海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应继续加大对高校和职业院校的投资力度，在新区开办学校，建立实习基地，直接为新区培养人才。同时由于距北京较近，更可依靠北京研究院所和高校集中的优势培养人才，引进人才。2010年1月，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与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动漫园展开合作，高校与外资企业间达成“人才订单培养”意向，并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加强合作，动漫园内的企业员工可到学校的实训基地进行再培训，轻工职业学院的学生可在动漫园的实训基地参与真实的动漫设计制作，毕业后可以直接到动漫园工作，率先形成产业与教育对接，促进产学研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紧密合作，全面提高滨海新区专业人才的素质。
岁末年初，回望2009，在全球经济都处于金融危机之中的灰暗底色下，中国经济可说是少有的亮色之一；而在中国经济总体复杂困难的大格局下，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收购兼并，又可说是特别突出的亮点之一。据说，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心，越来越多地见到中国老板的身影，他们手握巨资，盯着那些在危机下艰难度日的外国企业准备出手。据权威部门的初步统计，在全球直接投资锐减的2009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却达到创纪录高度，仅非金融直接投资就达420亿美元，其中约45％是海外并购。
然而，略去表面的浮华和热闹，冷静地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与投资，我们发现，事情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么简单，那么清晰，那么乐观，那么众口一词。事实上，仅仅两年前，“中国企业是否应该走出去”都还是理论界、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家们争议不断的话题。许多研究者质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海外投资的能力和基础：现有海外投资理论不支持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行为；实践中也确有不少企业在海外投资上碰得头破血流，赚钱者不多，亏损的不少。虽然这两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地位不断上升，但是，是不是这两年的变化就已经使中国企业发生根本改变，从不具备跨国经营能力到拥有跨国经营能力，从弱势国际竞争地位变为强势竞争地位呢?发达国家资产确实比前些年前便宜了，但是不是便宜到只要买下就赚钱，可以大举收购呢?
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关乎我国企业成长、我国跨国公司发展和整个中国经济国际地位等重大问题。从微观来说，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与门户大开情况下如何生存发展，如何成长，如何培养和构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构造出中国经济的骨骼和肌肉；从宏观上讲，关系到国际收支失衡与外贸顺差过度累积问题的解决，关系到解决产能过剩与结构调整的方式，关系到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上提升自己位置，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而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经济的柔韧性和适应性。宏观经济问题总具有微观基础，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常常密不可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问题，既是微观问题，更是宏观问题，对于全球化时代面临经济角色转换的中国来说，其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样一个大问题，少见地一直存有争议，充满着议论、歧见，无论在经济学界，还是在相关政府部门或企业经营者之间。虽然中央政府为中国企业确定了积极走出去、推进国际化的长期策略和大政方针，但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争议，政府也少见地对此采取宽容、乐见的态度，不求一律，不忙统一，让论者自己去争，让企业自己去试。应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际进程，就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争议中发展的。
诚然，任何新鲜事物，总会有争议和歧见，不能因为有争议、有歧见就裹足不前，无限期等待，以致坐失良机。很多问题，特别是现实问题，仅仅坐而论道地争来争去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只有实践，才能给出正确的结论。如果要等到完全清楚了再行动，恐怕今天也不会有一家中国企业走出海外。在这个问题上，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思想恐怕也是必要的原则。然而，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纵然不可能将所有问题弄清之后再行动，但将基本的原则搞清，将已有定论、可能弄清的问题弄清，对行动做出规划，谋定而后动，也是必要的行为准则。否则，不顾任何既有的理论和原则，盲目妄动，轻率行事，必定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有可能撞大运似地侥幸成功，也可能落水毙命，输得血本无归。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我觉得正应当这样看待。
那么，关于企业走出去，跨国投资，海外并购，哪些算是已有定论，哪些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怎样才算是谋定而后动，怎样就是盲人瞎马闯天下?我们认为，关于企业跨国投资国际经营的经典理论，已有几十年历史，被许多国家许多企业的实践所证明，应当算是已有定论。但是，这些理论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应用于中国则尚需探讨，与此有关的新理论则算是新摸出来的道路。认真分析中国企业的特点和当今的形势，做出合理的跨国投资选择就是谋定而后动；不顾现实不加思考地随大流、搞投机，就是盲人骑瞎马。
由此可见，要把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投资的事情说清楚，无论如何离不开对相关理论做一些梳理，看看经济学家说了些什么，哪些是已有定论的，哪些只是假说，尚需在实践中证明的。
企业跨国经营的传统理论
在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演变
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设厂进行跨国经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晚在19世纪中叶就有了资本主义国家大公司、大企业到海外投资经营的情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大公司已系统性地展开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活动，诸如联合利华、雀巢、西门子、福特、通用等大企业以及花旗、汇丰等大银行，都是跨国经营的先行者。除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资也不少见。我们都熟悉，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花旗、汇丰等大银行就占据着上海外滩最显赫的位置，美孚石油、通用电气等业早早就进入中国市场。不过，二战前虽然大公司的海外投资已广泛存在，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真正发展成为一种全球现象，还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理论解释――跨国经营理论――也是二次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对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经典理论解释从美国经济学家海默开始。1960年，海默(S.H.Hymer)完成其博士论文《国内厂商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在该著作中，海默研究了1914～1956年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他发现，美国企业对外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投资集中于西欧国家的某些特定行业(机械、电子、钢铁、化工)，对利率变化不敏感。
这些现象不可能用国际金融学中传统的利率差理论做出满意解释。面对这一现象，海默另辟蹊径，以控制而不是利率差解释直接资本流动，从而突破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假定代替完全竞争假定，从而在方法论上也做出突破。海默认为，美国企业之所以有必要、有可能大举对外投资，乃是因为它们在无形资产(技术、品牌、专利、管理经验等)以及规模经济方面具有垄断性优势，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垄断优势同时保持对优势的控制，企业便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跨国经营，通过垄断优势的内部转让达到盈利和控制的目的。
在海默垄断优势理论后面的另一种重要的跨国经营理论是内部化理论，该理论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巴克莱(P.J.Buckley)和卡森(M.C.Casson)两位教授提出。他们直接承接海默垄断优势理论的思想：如果企业的海外投资起源于其垄断优势，那么，企业为什么不直接将垄断优势这一核心资
产拿到市场上出售(外部化)，而一定要在海外建立企业进行内部转让(内部化)呢?
巴克莱和卡森认为，企业之所以选择垄断优势的内部转让，并为此进行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原因在于内部化的交易成本低于外部市场交易的成本，内部化更有效率。特别是，巴克莱和卡森认为，与跨国公司垄断优势有关的资产大多是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源，这些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源由于具有共享性、非标准化、泄密风险等特点，其交易成本更高，基本上无法以可接受的成本实现外部化，因而只能通过内部交易在企业内使用。这一内部化过程当然不一定跨越国界，但内部化过程的不断发展最终将使企业跨越国界，成为跨国经营企业。
在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以及古典工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上，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领域最富盛名的学者约翰・邓宁(J.Dunning)提出跨国投资与国际经营领域集大成式的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邓宁综合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工业区位理论等三大理论，构造出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的“三优势模式”。邓宁认为，企业是否以及以何种形式进行国际投资和跨国经营，主要取决于企业在所有权优势(由于独占无形资产如技术、专利、商标等产生的优势以及由于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内部化优势(企业通过建立内部化体系运用自身的所有权优势以节约或消除交易成本的能力)、区位优势(能否找到在自然禀赋和政策法规方面都适合的海外投资场所)这三方面的状况。如果一个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企业就应该而且可以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如果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但不具备区位优势(找不到适合的投资场所)，企业就应当选择在国内生产然后直接出口的国际化经营形式；如果企业只拥有所有权优势但不具备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企业只能以无形资产转让的形式进行国际化经营；而如果一家企业三种优势都不具备，则该企业完全不应涉足国际化经营。
除“三优势模式”外，邓宁还从宏观视角研究一国企业对外投资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的关系。邓宁发现，一国对外投资规模与人均GDP水平有一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水平越高，对外投资越多。当一国的人均GDP低于400美元时，几乎没有对外投资；超过400美元低于2500美元时，对外投资很少；2500美元至4750美元之间，对外投资显著增长；而超过4750美元以后，投资流入与流出呈大致均衡状态。
邓宁的“三优势理论”被称为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的通论，在学术界广受好评。而他关于对外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使其对外投资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建立起某种联系。不过，总起来看，邓宁理论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海默的垄断优势思想。也就是说，邓宁的理论仍然未能超出垄断优势引致跨国投资的基本思想。至于对外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则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总结，算不得理论探索。所以，在我们看来，企业跨国经营的全部经典理论中，垄断优势的思想实际上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是第一关键词。
以垄断优势为核心的各种传统跨国经营理论，适合于解释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因为，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恰恰是基于其在技术、品牌、管理经验、营销技巧以及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而展开的。这种从具有优势国家(企业)向劣势国家(企业)的投资，我们一般称为“下行投资”。
但是，以垄断优势为核心的传统跨国经营理论，在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时，就不像解释下行投资那么得心应手，甚至有些力不从心：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多时候并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甚至处于劣势，但是它们仍然大举展开对外投资。不仅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姑且称之为“平行投资”)，而且到先进的发达国家投资并购，攻城略地(称为“上行投资”)。这种并不以相对优势为基础的对外投资，对传统跨国公司投资理论提出了挑战。而“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理论”的出现和发展，也正是为了解释这一异乎常理的现象。
针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研究者提出自己的解释。嗣后，研究不断丰富，形成相对系统的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一些最新的理论解释虽不那么系统，却也值得重视。
最早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进行研究并提出系统理论解释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L.Weirs)。他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的跨国企业》一书中，基于对1964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资料的分析，提出著名的小规模技术理论。
根据该理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虽然不像发达国家企业那样具有明显垄断优势，但是，它们也具有一些特殊优势，比如小规模制造工艺、更适合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的技术、更接近于市场等等。这些，可以看作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相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正是这种相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构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
英籍印度学者拉奥(S.Lall)所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与小规模技术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基于印度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发展，拉奥从1983～2002年这20年间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新跨国公司：世界企业的扩展》、《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的兴起：海外的印度合资企业》等。在这些著作中，拉奥认为，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形成一些特定优势，这些特定优势成为其对外投资并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的基础。如对技术的吸收改造，专门化、更适用的技术，发展中投资国与发展中东道国之间共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与基础等等。
显然，技术地方化理论与小规模技术理论一样，都强调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的相对优势或比较优势。这些理论，就其思维逻辑而言，都仍未超出垄断优势的范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进一步发展，其发展速度和规模也远远超过80年代，形成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潮流。不仅原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具有相对优势的亚洲四小龙等大举对外投资，其他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对外投资大军之中。
基于这种现实，对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理论解释也迅速发展，出现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见解。这些最新理论解释中，比较重要的包括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两阶段模式、学习模型与策略竞争理论等。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维尔和托伦蒂诺(Cantwell＆Tolentino)提出的。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他们分别或合作撰写了一系列著述，阐述自己的对外投资理论。如坎特维尔的《技术创新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变迁》，托伦蒂诺的《技术创新与第三世界的跨国公司》。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指出，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提高是发展中
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又与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技术并不断消化、吸收、改造密切相关。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其产业也不断升级并在某些领域有了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以此为基础，它们会循着“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轨迹不断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对外直接投资行列，中国学者对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日益活跃，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两阶段模式”、“学习模型”以及“技术扩散与策略竞争解释”等。
吴彬、黄韬在《二阶段理论：外商直接投资新的分析模型》一文中提出“两阶段模式”。他们认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考虑两个市场(母国和东道国市场)、两个阶段(经验获得阶段和利润获取阶段)和两种状态(对外投资的优势状态和劣势状态)。具体而言，企业是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同时进行经营活动的，其目的是实现综合收益最大。即使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无利可图甚至亏损，但只要这一投资使该企业在母国市场或者第三国市场的收益增加，进而总收益得以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就是可行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要经历亏损阶段(第一阶段)，在积累经验、提高竞争力以后，才会进入获得利润的第二阶段。
冼国明和杨锐在《技术积累、策略竞争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一文中，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称为FDI-I，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称为FDI-Ⅱ。他们认为，FDI-I实际上是一种学习型投资，其目的在于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垄断优势。NFDI-Ⅱ是策略竞争型投资，具有一般意义的赢利目的。随着投资的发展和积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会逐渐转变为FDI-Ⅱ。
除上述理论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有类似解释。这些研究认为，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只注意到利用垄断优势，而忽视了对外投资也是形成优势的过程。技术落后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技术先进国家进行FDI，以在地理上接近扩散源，获得技术扩散的利益。跨国投资的过程既可以是发挥优势的过程，也可以是寻求优势的过程。
综观整个跨国公司理论发展，我们发现，无论是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跨国公司理论，还是试图探索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基础的跨国公司理论，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垄断优势”这一概念展开的。近年来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和深化了对企业跨国投资基础的认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是将企业的垄断优势看作对外投资的先决条件，而是看作对外投资的结果。优势的形成与对外投资是互相促进的过程。有些对外投资，本身就是为寻求和获取垄断优势而进行的。既然如此，对外投资的效果，也就不能仅仅从短期赢利与否来评判，而应当从更综合、更长远的视角，从能否通过投资获取垄断优势，能否走出去实现国际化等角度来评判。这些观点，都令我们对跨国投资的看法有耳目一新之感。
但是，应当看到，上述关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的理论解释也都有局限性。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跨国经营理论的基础，颇可怀疑；而是否能据此指导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与走出去行为，更需谨慎。就前一方面来说，所有以寻找优势、学习优势、优势互补(策略竞争)为指向的对外投资理论，其核心概念仍然是垄断优势。它们并不是对垄断优势理论的替代，而只是补充、扩展和细化垄断优势理论。因此其结论也不是改变垄断优势理论的结论，而只是其在发展中国家条件下的扩展和变形。就后一方面来说，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是为了获取优势，那么，在诸如硅谷那样的地区设立分公司、办事处、研发中心就能形成自己的垄断优势么?如果一个企业缺乏依靠自身资源创造出垄断优势的能力，那么通过海外并购后获得的诸如品牌、技术等垄断优势，是否能够很好地融入企业的机体，成为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呢?如果不能，那么，通过跨国并购获得的资产，将很快会被耗散，使企业重新回到收购前的原点。这就好像通过引进技术提升产业水平，如果不能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那么，当引进的技术用尽后，又会重新回到起点，先进与落后的格局是不会因引进而改变的。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实模式与理论困惑
通过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理论的简要梳理，不难发现，对于像中国这样较低收入水平但是又具有“大国效应”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走出去跨国投资的基础和逻辑尚不十分清楚。或可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和国际经营的动因并非能单一解释的，而是多样化的、综合的、复杂的。简单而言，有两种可能的基础：一是利用大国效应形成的相对比较优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经营；二是通过到发达国家的投资与并购，学习、获取和创造垄断优势。
当然，现实中的情况总是比理论所表达的逻辑复杂得多，丰富得多，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一规模巨大、特色鲜明、文化深厚并且发展不平衡的国度来说。很多一般原理，特别是基于西方文化和西方经验总结出的原理，到了中国就会发生变化，就会衍生出其“中国版本”。这正应了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由此观之，必须看到，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程远比上述理论所阐释的逻辑复杂、曲折和丰富多彩，许多都超出既有理论逻辑的路径。这一方面有可能使中国企业走出因为缺乏理论支撑而成为盲动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既有的跨国投资理论，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理论，获得更多新思想和新元素，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普适性。
为了获得这种理论上的思考，我们还是先看看中国企业走出去与的历史与路径。
实际上，中国企业零星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最早可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当时，北京的友谊商业服务公司(北京友谊商店)与日本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在东京合资开办“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中国第一家海外合资企业，拉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的序幕。不过，该企业属于商业企业，主要经营一些中国民族特色商品，与一般意义的国际化经营仍有差异。
中国生产型企业的海外并购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12月，首钢收购濒临倒闭的秘鲁铁矿公司98.4％的股份及其所属670.7平方公里矿区的永久性开采权，成为最早以海外并购方式跨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之一。中国加入WTO以后，企业对外投资明显加速，进入企业对外投资的高速发展时期。2001年，国家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并将实施“走出去”战略写入《“十五”计划纲要》。此后，国家多次强调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性，并为此制定一系列支持海外投资与跨国并购的政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较好的政策环境。不过，总体而言，直到21世纪初，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经营基本上处于无序发展状态。
2002年以后，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海外投资开始由放任自流状态逐步走向有序发展状态，对外投资步伐
也进一步加快。据统计，2003～2008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年均增长70％以上，目前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投资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下表显示2002～200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从对外投资形式看，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企业也是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形式兼而有之。所不同的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并购的比例不足5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增速很快。同时，中国企业明显呈现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以绿地投资为主、在发达国家并购较多的投资模式。
这种特点的形成是容易理解的。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在技术、工艺、管理方面，特别是现代加工制造业、资源采掘、开发与加工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对较低的产业发展水平使中国企业能以绿地投资形式进入这些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至于发达国家，其产业发展水平高，中国企业与之相比一般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甚至经常处于劣势。中国企业以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无法在发达国家立足。而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发达国家主要目的本身也不是为了实现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而是为了获取垄断优势。此时，以并购的方式收购发达国家现有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从而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是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正因为如此，许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凭借自身在资金、规模和市场上的优势，辅以国家的政策支持，开始收购发达国家不景气、频于破产，或者非主业、被分拆的企业或其资产。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这一年多，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深陷危机，不能自拔，资产大幅缩水或贬值，从而为中国企业跨国收购创造了天赐良机。
从2002年到现在，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步伐不断加快的大潮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著名案例层出不穷。2002年有网通收购亚洲环球电讯，浙江华立集团收购飞利浦CDMA手机芯片软件设计及相关业务部，中海油出资收购印尼及澳洲油田，中石油收购印尼油田及气田等案例。2003年，TCL先后收购德国施耐德、法国汤姆逊的彩电部门和阿尔卡特的手机部门，净资产不到20亿元人民币的京东方以3.8亿美元100％收购韩国现代集团TFT-LCD业务，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IBM的PC部门{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汽车等。2005年，则有海尔竞购美国美克电器、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石油公司、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等案例。2006～2007年，中国铝业以8.6亿美元收购加拿大秘鲁铜业公司，中国移动购买作为巴基斯坦移动运营商的巴科泰尔有限公司大部分股权。民营企业林德集团从全球11家竞标者中胜出，购买德国帕希姆机场100％的股权、设备及附属经济合作区土地的永久拥有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资产价格的暴跌和发达国家经济的危机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创造了难得一遇的机会和条件，这一年，也恰恰是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并购的高峰之年。2009年，这一趋势继续发展，2009年初的两个月时间，中国海外并购已有22起，涉及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是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2009年2月以后，发生的海外并购又有：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收购世界第四大铁矿石供应商FMG 17.34％的股权，成为它的第二大股东；鞍钢人股澳洲矿企Gindalbie；中国五矿集团以13.86亿美元100％收购澳大利亚OZ公司主要资产；吉利收购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制造企业澳大利亚DSI公司；中石油完成对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份收购；中石化收购Addax石油公司，总价达82.7亿加元(合72.4亿美元)，创中企海外并购新纪录；苏宁电器注资控股日本老字号电器连锁企业Laox公司，成为第一家收购日本上市公司的中国企业；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广州健升贸易有限公司和卡丹路公司以总价2亿欧元收购法国皮尔・卡丹公司在华成衣和衣饰业务，如此等等。
从上面所描述的并不全面的图景也很容易看出，包括跨国并购在内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确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来得有点出人意料地快，甚至让人有点措手不及，连走出去的企业也没想到一下子就出现这么好的机会和条件，就被逼到前台，想不出头都不行。所谓时势造英雄。从理论上说，中国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已经达到邓宁所说的对外投资加速发展的阶段(如果考虑到中国人民币汇率某种程度的低估，中国的人均美元收入水平会更高些)。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生产能力过剩、国内发展一般加工制造业环境的日渐紧张、国家外汇储备的日益累积需要出路、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需要等等因素决定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会是一个大趋势。
问题在于，这种大趋势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所面对的理论困惑，恰恰相反，越是认识到这一长期大趋势的存在，越需要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弄清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与逻辑。否则，如果企业走出去存在方向性失误，从宏观上将大大损害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在微观上则会使有关企业蒙受损失，大大延缓中国企业成长的过程。
这方面的例子同样不少。实际上，正是因为许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后效果不佳，损失惨重，才让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人从理论上怀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础和时机。譬如，2004年，TCL高调海外并购曾经引起一时轰动，但后来的结果表明，这两桩收购案可能未必是合适的选择。同样是2004年，上汽以5亿美元控股韩国双龙汽车，作为国际化的重要步骤。几年下来，上汽承受5亿美元的损失，收购以失败告终。再如，联想收购IBMPC业务也曾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代表，但收购后的整合之难，以及其获得IBM的Think品牌的有限使用权对联想发展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使这桩收购案也受到怀疑。加之其后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冲击，联想的业务发展受到很大冲击，业绩大幅下滑，以致退居二线多年的柳传志不得不重新出山。又比如平安收购英国富通集团案例。2007年底，正当全球股市由牛转熊的变化之机，平安选择以每股19.05欧元购买富通集团4.99％股份，为此花费18.1亿欧元，随后又斥资8.1亿元人民币增持富通股份。但是，由于富通股价持续下跌，最低曾跌到1.16欧元，使平安蒙受巨额投资损失，以致于2008年952亿元的总收人中，净利润却只有区区的4.77亿元。
事实上，迄今为止，如果以是否盈利和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作为依据，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效果并不佳，甚至很差。根据一些机构或专家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至少约70％是失败的，其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有人估计，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损失达到约2000亿元的水平。这些估计当然都是粗略的，但它确实让我们不能不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并购、跨国经营的基础、逻辑、进程和前景
做更加理性的思考。
诚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可能不加入国际化经营的大潮之中，中国所处的各种内外经济环境也都决定中国必须加入这一进程。而且，对于一个缺乏明显垄断优势的后发展国家而言，要在很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所走过的企业国际化路程，不可能仅仅亦步亦趋地模仿发达国家，复制其慢慢积累垄断优势的路径，而要通过较强的政府主导和大国效应，创造垄断优势，走一条超常规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交学费，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即便如此，有些学费，本来也是可以不交或者少交的。如果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有关企业、经济学者能够对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多一些思考，谋划，就可以不交或少交很多学费。
不过，现在也不晚。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并购与投资刚刚进入大规模发展初期，如果现在能对相关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和研究，仍然可以对未来的对外投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没有什么捷径，其基础仍然是对基本理论的认识、对基本理论的发展，以及从基本理论看待我们的现实。这一点不能回避。
三种目的、三种类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逻辑
如果按照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中国企业尚不具备大规模对外投资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中国企业缺乏对外投资所依赖的核心优势。然而，这些经典理论都产生于全球化之前，其现实经济背景与今天是显著不同的。在门户顿开的全球化时代，企业所面对的经营环境和国际竞争环境已经全然不同，传统理论中“逐渐积累垄断优势――形成垄断优势――利用垄断优势一开展对外投资”的理论逻辑一定程度上应该被超越，也可以被超越，中国企业可以依据一种新的思维和逻辑做出对外投资以及跨国经营的选择。但是，这一新的思维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在21世纪的今天，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再是孤立和封闭的，都必定是世界经济整体的一部分，是世界经济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这就决定，一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选择必须以自己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对自身未来国际经济地位的选择判断为依据。
就中国而言，中国经济如今已深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没有中国这一环，全球经济的面貌将大异。中国经济受着世界经济的左右，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在实体经济方面，目前中国主要是作为世界经济链条中的加工制造环节而存在，这极大地发挥了中国的现有优势，使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却也给中国带来诸多问题和麻烦，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贸易摩擦问题、产业升级问题等等。如今，我们已不满足于仅仅做世界的加工厂，而要不断提升自己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以此获得更多的利益，逐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上述问题。
为实现这一目标，有两个现实可行的战略：一是逐步将一部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中国，转移到其他更具有加工制造业发展潜力和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途径就是大力提升中国企业在设计、研发、工艺、技术、品牌等方面的能力和竞争力，提升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这两个战略的实施，恰恰都与企业走出去跨国经营和海外并购密不可分。将一部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中国，主要是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这里，实现产业转移的途径就是跨国投资，特别是绿地投资，其理论基础基本上仍属于垄断优势利用的范畴。而要提升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一方面可以依靠自主研发、自主创造，培育中国自己的国际品牌和核心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获取发达国家已有的无形资产(技术、品牌、商标等)，将其变为自己的资产，以此来快速提升价值链地位，实现产业升级。而后者，也就决定了未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方向是获取无形资产和垄断优势，其基础则超越传统的跨国投资理论。
所以，从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企业成长需要，以及参与国际竞争、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等角度说，从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大国的经济崛起角度来说，中国企业未来走出去和对外投资，将不会依据单一的基础，而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有些对外投资活动，可以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很好地解释，另一些则超越传统理论的解释。中国的企业一方面应当熟悉既有企业对外投资理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既有理论，根据国际经营与发展的现实，积极探索。而中国的经济学者则应当及时地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践和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以目前情况来看，我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应着重发展的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以获取国际资源、原料等为目的的投资。
中国的国际加工制造中心地位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供应者，为全世界生产，因而也就不可能仅仅依靠中国的资源和原料，而要使用全世界的资源。何况，中国本身的资源禀赋决定即使我们想依靠自己也不可得。这样，中国就必须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方式争取稳定的国际资源，特别是那些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而中国又缺乏的石油、矿石、天然气、木材等战略资源。为保证稳定的资源来源，中国在这些战略领域的投资甚至可以较少考虑短期经济因素：投资的资金回报是否合适，收购的价格是否偏高，这些都成为第二位的问题。因为，如果失去了对资源来源的控制，就将受制于人，经济利益也就将成为奢谈。
实际上，有关国家在允许或者拒绝中国企业的这类收购行为时考虑的也主要是政治和战略因素而非经济因素。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铝、中国五矿等大型国有控股公司这些年频繁出击，在海外投资和并购；为什么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中东国家、非洲、拉美等国家的经济往来会如此热络；为什么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一再对中国的这类收购行为设置障碍，从中作梗。未来，这类企业的投资和并购仍将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并购的热点之一。在这些领域的对外投资中，中国企业的规模、实力，以及政府的支持，可能是决定其能否对外投资、跨国并购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
第二种，以获取垄断优势与核心竞争力为目的的投资与并购。这类投资以跨国并购形式的投资为主，主要在发达国家展开，理论上大致可以为前述国际投资新理论所解释。
早期，这类投资主要是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实验室等小规模机构，试图接近产业技术中心，掌握最新技术发展趋势，获得最新信息，从而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后来，此类投资进一步演变为直接收购某些国外企业或者业务，获得品牌、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和生产能力、销售渠道等有形资产，期望通过收购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国际竞争所需要的垄断优势，提升产业水平和竞争力。此类投资，如TCL在德国、法国的并购项目，以及联想收购IBM业务、海尔与日本家电企业的合作等都比较典型。金融危机以后，这类投资迅速发展，更多的中国企业凭借自身的资金优势，趁金融危机后西方企业价值缩水之机，大举收购国
外企业的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诸如近期对悍马、皮尔・卡丹、沃尔沃、萨博等的收购都属于这一类型。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通过收购国外企业已有的无形资产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或许比自己创造出知名品牌、技术更容易，不失为一种捷径。比如，直接收购皮尔・卡丹品牌和工艺，或许比国内企业花很多年时间和资源创造的杉杉西服、七匹狼更有效率。据此，我们认为，此类收购行为未来仍会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和对外投资的一种重要类型。但是，这里有几个因素应当充分认识。其一，西方企业之所以愿意将其多年经营的品牌等出让，肯定是这些品牌已经过了黄金期，或者不再适合目前的市场。真正高端品牌和优质资产，是不会允许出售的。也就是说，我们获得的品牌等资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具有长期价值的资产，需要考虑。其二，除了如危机时期之类的特殊时期外，中国企业收购这些品牌的代价和条件必须充分认识。也就是说。获取这些品牌、技术等无形资产与付出的收购对价相比，是否合算，要经过认真的价值评估。其三，更重要的是，一旦完成了收购，我们的企业成为这些品牌的所有者，如果不能维持和发展品牌的价值，持续地进行产品创新，这些品牌的价值将很快被耗散并最终被淘汰，企业仍然是一无所有。此外，说到底，一个国家的民族企业崛起成为世界企业，都是通过自己创造的品牌实现的。很少见到靠买来的洋品牌发展成为具有深深民族烙印企业的例子，德国、日本、韩国这些后起的国家，莫不如此。所以，中国企业通过品牌收购发展自己，赚钱也许可以，最终能否走出企业成长的捷径，仍颇有疑问。
第三种，以利用垄断优势为目的的投资。这类投资是中国对外投资中，最接近于跨国投资基本理论本意的投资行为，其形式可以是并购，但更多的是绿地投资，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进行。
论文关键词：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对外投资
根据WTO分类，服务贸易包括过境交付、消费者移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四种方式，即服务贸易竞争力应指一国服务业出口和对外投资能力。因此，通过运用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来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因此，较全面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还应考虑服务业对外投资及由此引发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中美跨境和商业存在模式(某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对外国公民的服务销售模式)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期为中国鼓励服务业对外投资而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建议。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为全面比较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对两国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业存在(附属机构模式-Foreign Affiliates Trade)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见表1)。 表1显示，1996年，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总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顺差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国BOP模式服务贸易总额远低于美国，且处于逆差地位，即中国跨境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远弱于美国。 因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严重滞后，所以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FAT模式服务出口也很滞后、竞争力极其薄弱;FAT模式服务进口方面，即在中国境内的非金融类服务业外国附属机构境内销售收入，2005年总计739.74亿美元， 2006总计913.2亿美元，远远低于美国水平。总体而言，中国在FAT模式服务贸易方面处于明显竞争劣势。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服务业FDI比较分析 为深入分析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分析中美双边服务贸易(见表2)。表2显示，无论是BOP还是附属机构模式的双边服务贸易，中国竞争力均远远落后于美国，特别是附属机构贸易模式，中国更显薄弱，2005年逆差额2倍多于BOP模式。 无论是总体还是双边服务贸易额，美国两种模式均处于竞争优势，且FAT模式强于BOP模式;中国两者均处于劣势，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鉴于FAT模式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和趋势，所以需对FTA模式的来源——服务业FDI进行比较(见表3、4、5)。
表3、4、5显示，无论是服务业FDI总额，还是双边服务业FDI额，美国都远高于中国，使得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发达于中国。美国服务业FDI处于净流出地位，而中国处于净流入地位，故美国FAT模式服务业处于竞争优势，而中国处于竞争劣势。 美国鼓励服务业FDI的政策 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表明，某国服务业FDI对其服务贸易竞争力，特别是对占主导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薄弱的中国应借鉴美国经验，通过促进服务业FDI来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一)重视国内服务产业发展，并重点进行产业培育 美国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国内发达的服务业分不开。服务业已是美国经济中最庞大、发展最快的部门。美国支持 服务业发展的措施很多，较有特点的是： 主要通过宣传、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使国内服务产业发展服从服务贸易全球战略发展的需要，适度放松反垄断限制。注重国防工业，特别是军民共用技术对国内相关服务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保持其竞争优势。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自实施“国家出口战略”和“服务先行策略”以来，其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产业发展重点愈益清晰，即将促进重点放在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旅游、商务与专业技术服务(包括环保、能源等)、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教育服务、影视娱乐、电信服务等领域，并由商务部分别与能源部、环境保护署、卫生部、教育部等相关机构及行业协会组成专门小组，采取针对性促进措施。
(二)加大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创造并保持服务业竞争优势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已成为服务产业的主要属性，人力资本/技术对保持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进，为美国带来丰裕的人力资本，美国已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最具优势的科技人才队伍，促使为美国服务贸易提供竞争优势的产业基础持续得到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又反过来促进和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使得美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保持优势地位。 为争夺国际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在与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充当为其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保驾护航的角色，如制订出一定的科研计划，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跨国公司科研与开发的发展;通过延长跨国公司研究与实验机构的课税减免，来鼓励跨国公司进行科学研究，推动新型科技产品的开发，以便使美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在技术上领先别国，从而为跨国公司提供创造和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和手段，增强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
(三)提供资金扶持与援助，为跨国公司提供“基础支持” 利用各种渠道和机构对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金融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对外货款业务中，有两项贷款是专门支持跨国公司向外直接投资的：开发资源贷款和私人对外直接投资贷款，即对跨国公司给予贷款，帮助扩展业务，提高在国外的竞争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要有两项业务：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保险和对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活动。 因中小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面临更多风险，所以应更重视对其开展海外投资的鼓励和保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日益重视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建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对高科技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及实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等。 税收支持。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而提供税收优惠则成为政府鼓励私人资本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公司向国外扩大投资的重要工具，如除与许多国家在双边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外，还通过分类的综合限额税收抵免、延迟纳税制度、在税收协定中不列入税收饶让条款、经营性亏损结转制度、在进口关税减免制度、国外投资收入优惠税率等方式鼓励和促进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 设立扶持企业海外投资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为政府资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职能是通过资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许培训、商业研讨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技术辅助等，增强美国公司的对外竞争力，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海外商机。其中，资助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费用约占美国贸易发展署整个预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资保障制度，保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 美国于1948年首创官方海外投资保证制度;1969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规定设立直属国务院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正式开业，从此确立沿袭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管理海外投资保证业务的体制，即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美国的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承担特别风险和综合风险保险，如禁兑风险、征用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大大减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促进跨国投资事业的发展。
(五)为海外投资者提供系统、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务，以降低投资风险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内特别机关驻外使领馆所设的经济与商业情报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等机构形成的信息网络为企业提供从项目考察设计、论证到组织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咨询 服务等来实现对投资者的情报服务。
(六)与企业密切合作，注重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 美国商务部等主要贸易促进机构除注重通过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和促进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外，特别注重与企业间密切合作，更多地应用深受服务出口和投资企业欢迎的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如大量通过派出政府与企业联合商务团组，包括利用类似于召开美中商贸联委会等双边贸易协商方式开展游说与促进工作，以及举办各种商务对接、商务会议、展览等商务促进活动，帮助企业寻找商机;针对服务出口和投资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点，举办大量技术性、务实性很强的专业培训活动，帮助分析出口和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做法、消费趋势及习惯等，以帮助中小服务企业提高服务出口和投资技能等。
(七)改进跨部门合作及与各州的合作，提高促进与服务效率 1994年后，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专门组成由各部门专家组成的服务业出口工作小组，主要集中进行跨部门合作与协调：数据采集与分析;共同确定为推动促进工作所必须的各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与专家人选;研究建立与民间企业最为有效的联系与沟通办法;共同制定在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出口促进活动计划与方案。由于服务贸易涉及面很广，有许多州的法律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与双边谈判或多边谈判存在矛盾，因此，“国家出口战略”还要求联邦政府与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中国无论是在BOP模式还是FAT模式服务贸易上均处于劣势地位，且后者的劣势更为明显;而美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发达对其服务贸易，特别是FAT模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中国应把握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特别是服务产业国际转移和FAT模式服务贸易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产业、丰裕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建立和完善企业海外投资综合服务网络、建构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充分合作、协调互促的服务产业出口和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等，以推动中国服务产业海外投资，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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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敏，美国、法国、日本鼓励对外投资税收政策比较[J].涉外税务，2006(8)
关键词：无形资产；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核心竞争力；广义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2) 02-0037-07
Overseas Investment on Intangible Assets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bstract:Combining theory and cas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intangible assets, namely knowledge, brand and channel, on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strategy for Chinese companie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on intangible assets increases the enterprises’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core technology, brand image and market development capability; establishing, M & A, and strategic alliance are main ways to implement overseas investment;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n Chinese companies, thus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should have long-run view, and emphasize risk control and host countries’ review policy.
Keywords: intangible asset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一、引言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提高企业异质性的、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内生或外购的非实物形态资产[1]。海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通常包括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参股海外企业两种实现方式[2]。海外无形资产投资，就是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将资金投向无形资产，从而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探讨海外无形资产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现实背景看：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见图1)，并且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仍很巨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我国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688亿美元，占全球总投资额的5.1%，位居世界第五、发展中国家第一。但是由于起步较晚，投资存量与国际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见图2)。以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GDP之比为例，我国的数据是4.61%，不仅低于美国(30.18%)、德国(41.19%)、日本(14.62%)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10.03%)、俄罗斯(20.22%)、印度(5.89%)等，因此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外，我国当前面临巨额的外汇储备压力，为优化国际资产结构、提高对国际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实现“藏汇于民”，鼓励企业发展海外直接投资将成为国家的长期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企业如何抓住有利时机、通过海外投资提升自身竞争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理论意义看：现有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侧重于资源、劳动力、市场等资产获取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没有严格区分和强调无形资产投资的作用。在全球经济日益虚拟化的今天，知识、品牌、渠道等无形资产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3]。只有充分发挥无形资产的作用，企业才能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发挥出比较优势。无形资产的研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的理论范畴[4]。林左鸣(2010)对广义虚拟经济的内涵、外延及相关基础理论做了原创性和系统性的阐述[5]。但目前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仍处于发展之中，现有研究主要从不同的角度拓宽相关应用领域。本文针对无形资产海外投资相关研究的缺乏，以无形资产海外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为研究主题，提出了“广义虚拟经济”新的应用领域，有助于从理论上为我国跨国公司实施海外无形资产投资策略提供依据。
图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
图2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的国际对比
二、海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演进：无形资产价值的发现
（一）理论源头：国际生产折衷论
Dunning(1981)的国际生产折衷论是关于海外直接投资的经典理论，也是现有海外直接投资研究的理论源头[6]。
国际生产折衷论认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力有三个方面。一是所有权优势，即拥有其他企业所不具备的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等，海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所有权优势的挖掘和向外延伸的过程。二是内部化优势，企业将海外活动纳入自己内部的管理体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不通过出口贸易销售产品或者通过契约委托海外机构代扩展自己的经营活动。三是投资目的地的区位优势，即投资的目的地具有本企业发展的特定优势，这些优势在本国或其他地方并不一定具备，如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成本、广阔的市场需求等。从投资的目的地的区位优势出发，国际生产折衷论进一步认为海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可以归结为是获取海外的市场、资源和劳动力等资产，从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国际生产折衷论的核心观点是“所有权优势挖掘(Ownership Advantage Exploring)”，即具有特定优势的企业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发挥其优势，通过规模经济或范围欧经济实现更大的可持续的盈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际生产折衷论没有区分实体资产和无形资产，但这一理论本身包含无形资产成分。如特殊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知识)、企业所建立的形象(品牌)、为开拓市场所建立的网络(渠道)等都是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这些都属于无形资产范畴，即虚拟经济的投资。
（二）国际生产折衷论的局限及改进
国际生产折衷论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适用的，因为他们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确实具有特定优势。但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引致了记忆不得理论探讨。根据UNCTAD的《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21%，占全球总投资额的30%，世界排名前二十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发展中国家占据六席。这使得传统理论受到了挑战，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资金和技术上并不具备优势，那么他们对外投资的动力何在？Tolentino(1993)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理论给出了解释，即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非“挖掘所有权优势”，而是“寻求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 Seeking)”，如获取新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7]。其后关于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这一思路[8]。
如前所述，所有权优势本身既包括实体资产上的优势，也包括无形资产上的优势，那么孰为重、孰为轻？我们认为，当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加工形态的生产力已经达到高峰而核心能力中的技术创新、品牌和销售渠道等要件即将成为发展瓶颈时，无形资产的寻求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更为重要。原因在于：原材料、自然资源等实体资产的优势更多的由自然禀赋决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未必存在差异；在劳动力成本上发展中国家反而具有优势。而在知识、品牌、渠道等无形资产方面，发展中国家处于明显劣势。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之所以要走出去，正是去寻求自己还尚不具备的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等，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进而参与国际竞争来形成并增强自己在这些无形资产上的优势，从而提高自身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现有研究并未系统探讨过海外直接投资投向无形资产的实施重点与策略选择，本文结合已有文献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认为海外投资流向的无形资产重点包括知识、品牌和营销渠道。这三种无形资产可以涵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面：技术创新、管理经验、企业和产品形象、市场渠道和国际营销策略。需要指出，为避免概念界定过于狭隘，本文所指的无形资产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商标、专利等会计计量意义上的。
三、不同类型海外无形资产投资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一）知识获取型海外投资：企业技术创新的助力
知识资产是指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经验，是企业智慧的凝结，具体包括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管理经验等。其中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能力是知识资产中的关键要素，也是企业海外投资寻求的重点[9]。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内跨国公司大举进军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竞争劣势日益成为发展瓶颈。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可以凭借低廉的劳动成本来获得国际竞争的相对优势。但是，中国当前的人均GDP已经突破5000美元，事实上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劳动成本优势逐渐消退，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正在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劳动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因此，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不培养自主创新的能力，中国企业很难在国际市场与欧美跨国公司竞争。然而，核心技术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它只能通过长期的、持续不断的知识积累来完成。国际经验证明，跟踪战略和拿来主义方式对于后起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最为有效的模式，日本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企业要赶超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要将自主研发、积极引进和走出去投资有机结合起来，甚至以走出去带动自主研发。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其掌握的知识资产，因此，为了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必须不断创造和积累知识资产。而知识寻求型的海外直接投资正是获取知识资产的有效途径。例如：盛大网络通过收购韩国Actoz公司，获得了网络游戏的版权及研发平台；华为通过并购网络处理器厂商Cognigine公司，提升了在交换机和路由器核心处理器生产方面的技术能力；格兰仕公司通过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这些国家的研发平台及人才开发了球体微波技术、微波增强补偿技术、光波技术等一系列领先的技术，进一步巩固了格兰仕在微波炉、空调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二）品牌获取型海外投资：企业形象塑造的关键
品牌资产是企业形象的最集中反映，消费者选择商品时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商品的生产厂家，选择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企业形象的一个评价和投票过程。目前学术界对品牌资产的含义界定不尽相同，但研究的共识是品牌资产具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品牌资产是一种无形资产；第二，品牌资产是产品及企业的形象的累积；第三，品牌对公司的价值是通过品牌对消费者的影响而产生的[10]。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中国市场正逐渐从产品价格竞争过渡到综合品牌竞争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品牌战略作为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华为、联想、海尔都是品牌塑造的成功典范。近5年来，中国的品牌建设有了显著进步，在2011年公布的《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美国拥有245席，占47.8%；我国有21个入选，占4.2%，排位第6；而在2006年，中国只有6席，占1.2%。同时应当看到，中国国际知名品牌数量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匹配。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统计，世界上各类名牌商品共约8.5万种，其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拥有90%以上，处于垄断地位。
与国外著名品牌相比，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品牌经营仍不够成熟，突出地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品牌的生命周期短，中国品牌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2～3年。新生品牌在强大的广告宣传下，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知名品牌；而一旦出现经营困境，企业无力应对，很快会销声匿迹。第二，品牌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形象容易遭到颠覆性冲击。国内企业普遍通过巨额的广告投入塑造品牌，重视品牌造势而忽视品牌经营。由于管理不善，强行包装出来的品牌声誉与企业真实形象不符。一个声名显赫的品牌，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顷刻间就变得一文不值，如三鹿婴幼儿奶粉、蚁力神口服液、冠生园月饼等。
发达国家的知名跨国公司普遍是通过自身真实的形象来塑造独具特色的品牌，很多知名品牌都历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而不衰。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一种最直接的方式获取海外知名品牌，提高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等，都使国内企业接触到了国际知名品牌的一流运营模式和管理团队。通过并购海外知名品牌，可以学习品牌塑造的成功经验，通过长期的企业形象塑造来赢得市场和消费者，而不是单纯依赖广告投入追求短期的眼球效应。
（三）渠道获取型海外投资：企业拓展市场的工具
渠道资产是企业通过分销渠道产生的现在和未来收益的净现值，与分销商、客户的关系是其关键要素，事务所和事业部是其主要组织形式。作为战略营销的工具，许多年来，渠道一直游离于三大营销组合战略要素(产品、价格、促销)之外，许多企业都是在考虑产品、价格以及促销战略之后才关注渠道战略[11]。
在开拓市场的营销要素中，渠道的竞争优势在短期内最难被竞争对手模仿，因此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渠道资产具有三个特征。第一，长期性。营销渠道的最终目的是为顾客提品和服务，因此其建设和发展伴随着企业扩展海外市场的全过程。第二，机构化。渠道战略是通过具体的机构负责实施的，这种机构具有稳定性，可以通过长期经营积累丰富的市场信息；而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和人员招聘、培训与支持制度具有本企业的鲜明个性。第三，具有关系资源的属性。与分销商、客户之间的关系是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经营得好可以使企业在拓展市场的过程中节约很多成本。宝洁公司是成功运用渠道资产的范例：它开发了自己的海外经销商网络、并且与独立经销商及沃尔玛等大型超市之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在订单处理和存货持有上节约了大量成本，最终在与同类企业的竞争中获得了持久的优势。
当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时，渠道的重要作用会被凸现出来。当一个跨国公司开始进军一个陌生的国度时，由于对东道国当地情况不甚了解和缺乏关系资源，管理层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渠道资产的建立和完善。这就需要企业通过投资在海外设立稳定的机构，负责产品的营销、与当地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和维持与分销商和客户的关系、以及反馈市场信息等。我国浙江民营纺织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很重视渠道的建设。今天在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随处可见浙江纺织商的身影。这些浙江企业大都是先在当地设立事务所，既作为产品销售的中转站，也作为连接当地政府、分销商和客户的纽带，积累了大量的市场信息和关系资源。当时机成熟时，再设立生产厂，实现产品的当地生产和销售。
四、企业海外无形资产的投资策略
在经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拥有第一大制造业，这为无形资产的投资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欧债危机将长期困扰欧洲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后续发展与财务保证，这为中国通过投资方式获得所需无形资产提供了历史机遇。以合作与共赢的理念开展投资，将在政治和文化上获得认可。而在对象选择和实施方式上，还应当深入细致、精益求精。
（一）投资的实施方式：新建、并购与战略联盟
无形资产海外投资的具体实施方式有三种：新建、并购和组建战略联盟。
新建是指跨国公司在投资东道国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生产厂及营销渠道等。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所需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这种方式适合在东道国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使用，否则企业的产品不为当地消费者熟知，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建成后面临较大的风险。对无形资产投资来说，知识资产和渠道资产的投资均可以采用这种方式。例如，海信公司在美国、欧洲建立了四个不同类型的研发中心，利用欧美技术密集型地区的研发平台与国际领先的科技企业合作，增强了其在平板电视机生产技术方面的优势。
并购是指合并或收购国外的企业或者企业的某一个部门。跨国并购相对于新建具有两方面优势。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企业可以快速获取所需的无形资产。企业的核心技术研发、国际品牌塑造和营销渠道拓展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而并购方式能够缩短这一建设的周期。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企业可以一次性获取一揽子无形资产，涵盖核心技术、国际品牌、营销渠道等，可以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例如，2005年7月南京汽车集团并购英国罗孚汽车，既增强了南汽的技术研发力量，又获取了“罗孚”这一百年汽车品牌。
组建战略联盟是指通过协议的方式，与国外企业共同出资组成联盟，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等。在合作的过程中，双方共享彼此的技术、管理经验、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等，实现优势互补，共创知名品牌。这种方式承担的风险比新建要小，并且不像并购有可能遭到对方抵制，是一种灵活自由、互利互惠的投资方式。当中国企业所需要的无形资产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及并购实现时，国际战略联盟成为获取合作伙伴优质无形资产的重要途径。例如，海尔集团与西门子等世界知名企业合作，先后成立了48个具有战略联盟性质的联合研究中心，保证了其在家电生产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也提升了海尔品牌的海外知名度。
（二）循序渐进的三阶段投资策略
三种无形资产的海外投资不是完全孤立的，这是因为产品从研发、到生产、再到销售、最后到品牌形象的确立，是一个相互联系和动态发展的过程。因此，海外无形资产的投资应当循序渐进的展开，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当地销售。在海外建立营销渠道和网络，或者与国外企业组成战略联盟，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经验和支撑。在出口目的地建立服务于销售的平台(如销售中心、事务所等)，一方面与当地客户建立合作关系，了解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承担本国出口产品在当地的销售与推广工作。这一阶段为企业积累了经验基础和关系资源。
第二阶段：当地生产。实现生产的当地化，既可以采取独资子公司或生产基地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与当地企业合资的方式，还可以采取并购方式。通过在当地建立或购买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实现产品的当地销售，国内企业在当地实现了持续、长期化的生产，能够绕开贸易壁垒，也可以规避出口收益面临的短期汇率风险。
第三阶段：当地研发。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或者并购当地企业的研发部门，是利用东道国知识资产创造自主品牌的关键环节。第二阶段积累了生产经验和东道国相关信息，提高了识别和利用先进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能力，为研发当地化创造了条件。研发当地化以后，产品开发的整个流程都在海外进行，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最终使得知识、品牌、渠道等不同种类的无形资产得到了综合利用。
（三）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机遇与挑战
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至今未能消除，而且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发展，全球经济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这样的经济大环境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寻求海外无形资产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一方面，危机导致全球资产价格估值下降，为我国企业的海外无形资产投资提供了机遇。在受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欧美发达国家，大量拥有核心技术和国际品牌的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急需海外资金注入，因此其资产价格处于历史低位。高质量的无形资产和相对低廉的资产价格，为中国企业以跨国并购方式实施海外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另一方面，危机加剧了各国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使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面临较大挑战。海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长期性的投资，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东道国政局动荡会使得海外经营难以稳定持续；而东道国经济衰退会导致海外子公司、被并购企业以及战略联盟的合作伙伴出现经营恶化，带来企业总体收益的暂时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寻求海外无形资产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投资的战略性，立足企业的长远发展。海外直接投资是长期性、战略性投资，无形资产转化为现实收益需要较长时间，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局限于眼前的盈亏，要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形势和企业发展进行长期判断。
第二，加强风险评估和内部控制。无形资产的海外寻求过程本身就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例如，2001年华立集团重金收购了飞利浦在美国的CDMA业务，但由利浦曾与CDMA行业巨头签署过不向第三方公开某些技术细节的协议，因此华立并未因收购获得核心技术，损失惨重。另外，如前所述，危机时代相对恶化的和宏观环境又使风险进一步加剧。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在投资前深入调查合作伙伴或并购对象，考察本企业对海外资产的吸收消化能力，对各类风险进行识别，建立企业内部的风险控制流程和策略。
第三，熟悉东道国的投资审核政策。面对经济危机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势头，各国普遍加强了对我国投资的审核。特别是能源、金融等敏感领域的海外投资因被怀疑具有战略意图，普遍受到限制。而制造业的投资为经济危机后失业率高企的各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不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和金融安全产生直接威胁，因此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少。
五、结语
海外无形资产投资是企业利用国际资源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本文通过梳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演进过程，论证了海外无形资产投资可以提升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我们将无形资产归纳为知识资产、品牌资产、渠道资产三种，并通过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案例说明：海外无形资产投资可以加快企业知识资产积累，缩短技术创新周期，开创国际品牌资产，建立国际商业渠道资产。本文归纳了新建、并购和组建战略联盟等三种海外无形资产投资的方式，比较了各种方式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并提出了循序渐进的三阶段投资实施策略。作者特别强调了在海外投资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必要性。
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杂化和欧债危机持续化的背景中，中国凸现了相对有利的资金优势和经济地位，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大国的历史机遇。通过海外无形资产投资，中国企业可以将海外资源转化为自身的核心能力，这将进一步加快中国产业升级和国际化发展，加快从世界工厂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历史进程。这也为虚拟经济要素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有利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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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形势 对外投资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实施海外投资其实是国家机构或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了过剩资金之后的产物，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利润最大化、资金和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的一种发展战略。国家和企业都有进行资本的扩张和业务规模的扩大的需要。我国的企业也要充分利用这个趋势走出国门，进行资本的扩张和业务规模的扩大。
因此，如何评估投资风险看清世界经济形势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我国企业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世界经济形势与我国的海外投资现状
1.世界经济形势走势下的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现状
（1）世界经济形势现状与走势。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一直趋于缓慢复苏的阶段，增长回温速度缓慢，部分经济体徘徊在衰退的边缘。
从上图可以明显的看到，近三年来，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一直在努力恢复自身的经济状态，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特别好转的迹象，欧债危机的恶化使得欧盟地区的经济复苏速度尤其缓慢。日本的经济下滑趋势也相对严重。
分析其背后主要成因，主要是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打击，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日本作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受到严重打击，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缓慢。
（2）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趋势。2012年，我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中国国际收支表中，到2011年底，海外净资产1.77万亿美元，但海外投资的净收益却为-268亿美元，其中实际收益为1280亿美元，收益贷出为1549亿美元。我国的海外投资收入，主要来自于外汇储备经营收益，资产投资收益所占比重非常小。
从2011年我国海外投资和投资收益的数据来看，2011年我国的投资主要是流向了发展中国家，投资比例达到了89%，行业分布并不均衡，而我国海外投资中，非金融类的海外投资主要是以民营企业或是股份制企业为主，国有企业所占的比例只有55.1%。
此外，我国的海外投资中，债券投资所占比例为87%。由于，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债券投资的收益显然要低于股票投资收益。
目前我国的对外投资主体仍然以政府及相关机构为主。企业和私人投资的目的都是寻求利润最大化，会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灵活制定战略，这一点是官方投资暂无法做到。当前公司和私人的投资收益较高于官方投资。当然，随着我国企业的发展，公司和私人所占投资比例也逐渐在升高。
2.用EVIEWS分析世界经济形势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联系
（1）数据引用
（2）模型建立
Y=C（1）+C（2）*X1+C（3）*X2+C（4）*X3+c（5）*X4 + c（6）*X5
其中 Y——2006-2012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金额 X1——美国GDP增长率
X2——欧盟GDP增长率 X3——日本GDP增长率
X4——中国GDP增长率 X5——世界GDP增长率
（3）引入变量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利用Eviews，运用OLS估计方法对式1中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回归分析结果：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F检验显著，但有3项t检验不过关，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多重线性。 检验到上一步可得到x1 与y的线性关系显著，f检验和t检验合格。
得到回归方程： Y = 10.5047 + 0.43225*X1 + 0.391052 * X2
（4）方法验证及修正
从上表可以看出x2的t检验的p值最大，因此将x2因素剔除再进行回归分析。运用OLS估计方法剔除x2的方程进行估计，得回归分析结果：
以上模型估计效果较好，继续逐步回归得到以下结果：
（5）自关性检验
①DW检验
Durbin-Watson stat的值较接近3，说明回归方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
②LM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LM检验表明 p值=0.661205>0.05 表明回归方程没有二阶自相关
（6）得出结论
综上所述：Y = 10.5047 + 0.43225*X1 + 0.391052 * X2
X1是美国经济增长率，X2是日本经济增长率，通过模型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对我国的直接对外投资的影响较小。而世界GDP的增长是X5，在模型中对Y的影响没有，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当前的经济形势对经济直接对外投资影响不大，形势有利于我们海外投资抄底。
三、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动力与策略
1.参与国际竞争推动企业海外投资
企业实施海外投资的主要原因有两点：（1）部分企业海外投资是为实现技术提升，由于缺乏技术积累，就不得不走跨国并购之路的捷径实现技术升级。通过政策扶持实现海外并购，并购重组实现核心技术的收购，技术实力。
（2）企业的自身竞争力提升到一定程度需要扩张海外市场，尤其是国内大型国企和民营企业，在已经具备一定的垄断性优势的前提下进行海外投资。实施规模化和产业集群化的发展战略和全球化的战略布局。
总之，企业的海外投资战略制定与执行，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竞争力。
2.降低投资风险优化投资结构
投资风险方面，政府手段的债券投资应该是海外投资的一种补充和外交引导，而不应该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纵观收益较高的投资结构，一是根据不同的区位实施绿地投资或是重组并购等不同的投资模式，二是在投资行业上主要选择经营风险小，稀缺垄断资源的行业，以及技术上已经成熟的企业进行并购重组，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和最大限度的资金运用。
3.加强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完善政府海外投资收益保护政策
海外投资要实现较好的收益，风险防控规范和法律体系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海外投资实现最佳收益的基本保障，能解决实施海外投资的后顾之忧问题，保障海外投资能在毫无顾虑的状况下实施激发创新性和整体战略性的投资战略；其次，实现海外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根本内容还是要改变我国的投资主体偏差和优化投资结构，鼓励企业实施直接资产的投资，多进行股票投资而非债务投资，从而提高投资收益。
一、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长，但总体规模较小
江苏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始于80年代中期。90年代，江苏的境外投资呈波浪型发展，增长趋势不明显。自2000年中央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江苏境外投资呈现出加快增长的趋势。2004年、2005年全省境外协议投资额分别突破一亿和两亿美元。2006年，全省新批境外投资项目数222个，中方协议投资额3.3亿美元，项目数和投资额均创历史最高水平。然而，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从单个企业的对外投资来看，江苏企业境外投资的绝对数额仍较小。截至2006年，江苏累计批准境外投资中方协议投资额8.9亿美元，仅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一，是广州、上海的14%和30%。
（二）行业分布以加工制造业为主，行业范围较为广泛
江苏境外投资的行业分布呈明显的时间特征，从最初的餐饮、批发零售、纺织服装加工业，逐步拓展到电子、机械、化工以及资源开发、商务服务、工程承包等行业，行业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全省境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仍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为主，截至2005年，制造业境外投资占全部境外投资总额的51.64%。其中，按中方协议投资额排前几位的行业及所占比重依次为机械（13.6%）、纺织服装（10.7%）、化工（8.5%）、电子（7.3%）。与此同时，全省服务业的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十五”期间，全省新批第三产业境外投资项目214个，占项目总数的60.1%，中方协议投资1.33亿美元，占中方协议投资总额的31.7%。酒店、有线电视、软件业等服务业成为境外投资的新兴领域。此外，随着国内自然资源的日益短缺，江苏油田、沙钢集团、徐州胜阳等企业也已经到境外从事资源开发类投资。“十五”期间，全省累计核准的境外资源开发类项目15个，总计中方投资9000多万美元。
（三）地区投向以发达国家为主，投资区域日益多元化
90年代，江苏境外投资的区域主要集中于东南亚、中东、南非的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向北美、西欧和亚洲的一些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呈现渐增的趋势，投资区域日趋多元化。目前，江苏境外投资的地区分布遍及五大洲98个国家和地区（见图2）。这种地区分布也表明江苏企业对外投资主要是市场寻求型、技术寻求型的投资，而成本寻求型投资所占比重较小。
（四）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
江苏境外投资形成了以大型工业企业集团和外贸企业集团为核心，包括众多运输建筑工程类企业、中小型生产企业、专业外贸公司的主体格局。投资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仍占较大比重，但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所占比重日趋上升。“十五”期间我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达209个，占全省总数的58.7%，中方协议投资2.64亿美元，占全省总数的63.2%，分别比“九五”期间提高31.2和40.1个百分点，民营企业正在成为江苏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
（五）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兼并收购运用较少
江苏企业对外投资主要采取新建独资或合资企业的方式，其中，生产型项目多采取与东道国政府或企业设立合资企业的形式，贸易型企业主要采取独资的方式，对国际通行的兼并、收购等方式运用较少。近年来，一些企业积极尝试除绿地投资以外的其他投资方式，通过兼并收购、股权交换、技术入股加快跨国经营的步伐。如南汽集团收购英国MG罗孚资产、大亚集团收购美国凯普公司、无锡尚德拟收购日本太阳能电池制造商MSK；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受让股权的方式参股境外4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参股3家境外高新技术企业等。
二、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江苏对外投资增长迅速，但对外投资总体上仍带有跨国经营初期的特点――规模小，行业分布零散，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小。江苏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还面临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一）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05年，全省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7.17万家，外商实际直接投资1029.6亿美元，积极引进外资成为江苏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1997年，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江苏的第一大贸易方式，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进出口中所占份额超过80%。2005年加工贸易出口已经占全省外贸出口的66.7%，承载了近85%机电产品出口和60%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是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源泉。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利用外资相结合，使企业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忽视对外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开拓国际市场的积极效果，特别是在产业层次上的积极意义。虽然少数江苏企业成功实施了海外投资项目，但大部分企业仍然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
（二）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品牌
多年来，江苏的制造业领域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产业的整体实力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但关键技术依靠国外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方面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够；另一方面自主开发能力薄弱，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即使是目前比较有竞争力的家电和通讯设备行业，大部分产品的核心部件仍然需要从国外进口或依靠国外技术生产。各类进出口企业中拥有自主商标的企业仅占20%左右。因此，大多数江苏企业还不具备对外投资所需的所有权优势。
（三）缺乏必要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研究
目前,江苏的境外投资主要是由企业自发地、零星地产生和进行，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对海外经营的投资产业和投资区域策略研究深度不够，对以何种优势产业投资于世界经济何种区域认识不清，企业海外投资路径选择的战略研究较为鲜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种种风险尚未进行深入的透视与理性分析，容易导致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问题重重、投资失败。
（四）缺乏国际直接投资和经营的经验
主要表现在：一是合作伙伴选择不当。如江苏飞达、小天鹅电器公司、开源机床厂等都曾有过因合作伙伴选择不当而影响投资成功和效率的教训。二是企业的管理水平难以适应海外投资的需要。一些企业自身的组织机构不够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导致企业对海外分支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特别是在财务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三是本土化能力差。目前，江苏境外投资企业大多使用本国的员工，不仅提高了成本，也影响了企业的本土化经营。
（五）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支持体系尚不完善
国际经验表明，在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初期，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合理引导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江苏对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之匹配的政策和支持体系却尚未完善。企业普遍感到境外投资审批程序复杂、周期长、限制较多，而对境外投资基础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大多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很难享受到政府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在激烈的海外市场竞争中难以取得有利的竞争地位。
三、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策略
江苏企业对外投资正处于全球资本输出趋于收缩，国内的垄断优势资本在总体上尚未形成的特殊阶段。一方面，江苏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政府希望江苏企业的投资能带动当地经济和就业的增长，纷纷改善投资环境乃至提供各种优惠待遇以吸引外资流入，为江苏企业的跨国经营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体系的形成以及国内市场日益国际化，并不存在一个专为本国资本培育垄断优势的封闭的国内市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苏企业必须及时更新观念，不仅要在国内市场培育其跨国经营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跨国经营本身已经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直接和重要来源。江苏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其在加工制造环节的优势和对跨国经营的适应能力，有效集合生产要素自主构建跨国性的行业增值链，努力向价值链的高端和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通过在更广阔空间内的资源整合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更主动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一）按照产业区位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基准选择投资区域和投资产业
目前，江苏在国际分工的阶梯中处于中游地位，这个特定位置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同时存在：一类是优势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即发挥相对优势、转移失去成本优势的产业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为目的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或不发达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另一类是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即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为目的的面向发达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
优势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按照产业区位比较优势基准或早半拍原则，选择最佳的投资区域和投资产业。区位比较优势是指投资国与东道国同类产业相比较所具有的优势。这种优势既不是产业的绝对优势，也不是产业的全球优势，而是相对于某一特定区位的比较优势。这一基准也称作跨国投资中的早半拍原则。按照该原则，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地区应该是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与江苏仅仅差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东南亚、中亚和东欧部分国家比较符合这一条件，这些国家的工业基础、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工人的技术水平与江苏相近，但出口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要略低于江苏。江苏的纺织、服装、轻工、家用电器、电子等传统行业中，已有一些产品具有相当的技术水平和竞争优势，而且江苏企业的运行规模、生产经验和技术比较适合当地的市场条件，投资于东南亚、中亚和东欧等国，江苏具有产业区位比较优势。
学习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则应按照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基准来选择投资方向，即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选择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产业。目前，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仍然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为主，这是由目前产业发展的现状所决定的。但是，江苏对外投资应该重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逐步加大对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在制造业中，应该提高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比重，通过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更有效地获得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核心技术能力；在服务业中，应逐步提高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以获取较高的收益，并为制造业的对外投资提供服务支撑。
（二）推进技术战略和品牌战略，提升企业的所有权优势
江苏企业对外投资，要想在陌生的东道国市场环境中竞争取胜，必须拥有东道国企业所不具备的某种优势。这种优势可以是成本优势，产品优势或是品牌优势。从长远的角度看，企业只有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实施品牌经营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江苏是一个科技大省，其专利申请量、研发投入、科研院所的数量均处于全国前列，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也为企业的研发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外部的研发和技术资源，通过产学研的联合开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特征，对现有的一些成熟技术在适当范围内进行变革和创新，使之更适合当地条件，创造独特的技术优势。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一种更有利于自身核心技术垄断及保密的方式――独资经营，江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中，独资经营所占比重从1995年的34.8%、2000年的53.3%，进一步上升到2005年的73.8%。技术外溢效应随着独资比重的日渐增大而逐步减小。同时，依靠技术进口获得先进技术的困难也逐步加大。为了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江苏企业应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主动地在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建立研发机构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合资企业，以跟踪和开发高新技术，构建相对其他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如镇江大亚集团在全球最著名的IT研发基地――美国硅谷建立大亚信息产业的研发中心，追踪全球最新的IT技术，引进全球领先的研发团队，成功开发了包括10G光收发模块在内的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
（三）通过合作与竞争来学习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完善跨国经营管理体制
目前，江苏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超过千亿美元，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七万多家；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170多家在江苏投资。大规模利用外资为江苏企业跨国经营创造了有利的学习机会和市场条件。江苏企业可以针对不同行业和本企业的具体情况，通过与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合作来学习其先进的管理体制、运作模式和跨国经营的成功经验，不断完善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积累跨国经营的知识，在生产经营管理上推进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首先，要制定人力资源政策和激励机制，吸引优秀的管理人员和商务专家，建立跨区域运作的人才发展平台，真正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发展员工队伍，稳定核心管理队伍。
其次，要加强公司总部的领导，进行以决策为中心的总部建设。要理顺决策主体各功能之间的关系，包括明确划分决策主体的资产管理权、经营决策权、生产指挥权和监督权，建立适当的管理机构来形式这些权利，建立监督机制，完善科学的领导制度。要建立海外经营的战略管理系统，按照科学的决策方法和决策程序对海外经营运作进行战略管理；
再次，要真正赋予海外子公司自主的经营权和人事管理权，加强境外企业的本土化建设。境外企业应充分整合和利用东道国的各种资源，在当地建立生产、销售和研发中心，积极引进当地策略性的投资者或进入当地资本市场进行运作，实现海外企业由中国式企业向东道国企业的转变，增强自身抗风险的能力。
江苏企业还可以积极地与在华投资成功的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到第三国投资，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国际上的销售网络渠道和影响力，提高投资的成功率。如江阴长泾软管软轴厂与日本共成株式会社联合到美国建办境外加工贸易企业、无锡兴达尼龙有限公司与世界500强之一的杜邦公司合资在荷兰和美国设立企业等。
（四）组建跨国优势企业集团，采取集群式的境外投资方式
江苏境外投资企业规模较小，多为中小型企业，其劣势是抗风险能力弱，规模效益差。为了增强境外投资企业的风险抵抗力和竞争力，江苏企业可以在纺织、机械、电子具有区位比较优势的产业内，组成优势企业集团，在强强联合的基础上，化单个企业的分散优势为产业整体优势，不断拓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空间。只有从产业整体优势出发，组建跨国经营集团，才能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为发展国际直接投资争得一席之地。
江苏境外投资企业抗风险的另一种途径是采取集群式的投资方式。借鉴台湾企业在江苏昆山、福建厦门和广州东莞集群投资的发展经验，江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境外投资可以走集群化成片联合开发的道路，即众多产业关联的中小企业集聚在海外特定区域，形成专业化网络分工和配套服务，获取规模经济效应。浙江、福建等省份已经有一些产业集群在境外投资中获取成功，如莫斯科的海宁皮革专业市场、巴西的中国商城、南非的中国小商品市场、古巴圣地亚哥的福建工业小区、匈牙利的福建商品一条街以及埃及、德国、印度尼西亚的福建加工贸易区等。目前，江苏已经建成柬埔寨太湖国际工业园，并将加快在尼日利亚、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建设境外工业园区，从而为中小企业境外投资构建良好的平台。
（五）建立健全江苏境外投资的政府支持体系
构建和完善政府支持体系是促进江苏企业境外投资的制度保障。根据江苏企业发展现状，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建立健全政府支持体系主要包括：第一，政府应认真研究和制定境外投资发展总体战略规划，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议并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有关条款保护江苏境外投资企业的利益。第二，加快对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措施的改革，由目前以审批和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逐步过渡到以服务、引导和宏观监管为主，赋予企业项目实施、监督等自主决策的权利，放松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额度限制和外汇管制，放宽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和限制，简化审批环节。第三，建立健全境外投资政府资助和公共服务体系，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政府资助和服务的具体执行，包括设立境外投资的专项贷款基金，对海外投资给予优惠贷款的资助；建立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向企业提供各国投资的情报服务；提供企业海外投资可行性研究的资助、提供海外投资的技术培训等。
关键词:并购投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企业国际化;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8-0073-04
国际市场进入模式(international market entry mode)问题,根源在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在给企业国际化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对企业生存发展空间提出挑战,使其不得不战略性地思考如何有效进入。并购投资(buyout)作为国际市场进入模式之一,在企业国际市场拓展和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并购投资模式并非适合所有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企业对此必须全面考虑、慎重决策。
一、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理论研究
关于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Franklin R. Root将其定义为企业把产品、技术、人力、管理经验和其他资源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种方式和部署,一般来看,可以具体分为出口进入模式、合同进入模式和投资进入模式三大类。
纵观已有的文献资料,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相关选择的理论研究广泛而深刻,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阐述了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极具代表性的有国际化渐进过程理论、交易成本及其扩展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组织能力理论和决策过程模型理论。国际化渐进过程理论(Carlson、Johanson&Wiedersheim-Paul、Johanson&Vahlae等)认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遵循从非权益模式到权益模式的循序渐进过程。非权益和权益是基于控制、传播风险、资源承诺水平的。交易成本及其扩展理论(Beamish & Banks、Anderson & Gatignon等)把较高程度控制的完全投资模式作为进入国际市场的最佳选择。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ohn H. Dunning、H ill、Hwang等)从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方面试图全面地解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选择问题。组织能力理论(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nalysis,Madhok等)认为唯一所有权是默认的进入模式。而决策过程模型理论提出要优化决策企业是否进入国际市场和如何进入这两项活动。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这些理论都试图从不同方面解决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问题,且在存在一定程度缺陷的情况下,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二、并购投资进入模式及其特性
由于不同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具有不同的特性,使得企业在作出选择时必须结合实际资源和外部条件等因素。并购投资属于投资进入模式,其内在特性和外在特性的统一,决定了其运行机制的独特性和价值特征。
投资进入模式是指企业将技术、人力、管理经验及其他产权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取得生产经营实体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的一种方式,包括合资与独资(Root,1994)。并购投资模式是基于进入国际市场的建立方式,与创建投资模式相区别。具体来看,笔者认为并购投资模式是一种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进入模式,即国际化经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或产业市场,购买目标国或目标地区其他企业股票或股权以获得控制权和经营权。为进一步了解并购投资进入模式的特性,以代表多种理论与方法综合运用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模型为分析框架。
所有权特定优势(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s)包括两个方面:独占无形资产的优势和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优势。企业并购投资进入国际市场,可以利用自身所有权优势,也可以获取被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这两种动机中前者是静态的角度,后者是动态的角度。利用自身所有权优势并购投资,可以充分发挥企业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作用,不仅仅满足国内市场份额,而是积极在国际市场进行高效率扩张与抢占。相比较而言,由于出口进入模式与合同进入模式控制力不强、贸易障碍较大的特点,可以通过并购,在大大减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更加强化已有的所有权优势。并购投资获取被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目前越来越为现代企业所看重,因为通过目标国家或地区的资源配置,可以拥有研发能力、品牌资产、销售通路,甚至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
对内部化特定优势(Internaliz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的探讨,主要是企业据所有权特定优势,通过内部资产和产品流动节约或消除交易成本而获益。并购投资包括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在横向的并购投资进入模式下,研发能力、形象声誉等实现内部化,在避免外部市场不确定性的同时,可以大大减少交易费用,巩固市场地位。典型的案例有“可口可乐”为巩固其在软饮料市场主动地位,采取全球收购果汁、饮料水和其它非碳酸饮料生产企业的策略。而纵向的并购投资进入模式可以使供应链、渠道、中间产品等内部化,降低风险,减少“搭便车”投机,实现利润最大化。
从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来看,并购投资企业必须利用和适应目标市场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由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产生,如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另一方面由政治经济制度带来,如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等。并购投资进入可以获取市场资源、绕开贸易壁垒、争取政策优惠、递增规模效应。不过由于区位特定优势非企业可以控制的,它是目标市场的客观存在,企业不宜轻易试图改造。
综上,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是并购投资模式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提和基础,而区位特定优势为进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无穷动力,三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并购投资模式的特性和价值特征。但是该模式的适应性存在着缺陷与不足,首先,会有一定的搜寻、评估被并企业的成本和风险;其次处理和整合被并企业既有关系成为发展的关键;再次,政策风险会影响并购进程;最后,需要一定的并购经验和专业机构的支持。
三、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投资案例分析
(一)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国际化战略
1. 公司介绍。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汽车”,前身是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其83.83%的股份为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持有,目前为国内领先的乘用车制造商、最大的微型车制造商和销量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居中国汽车大集团之首。公司下属企业包括上海大众、上海通用等在内的数家整车企业,上汽变速器、联合汽车电子等与整车开发紧密相关的零部件企业,以及上汽财务公司等汽车金融企业①。
2. 国际化战略。“上海汽车”是第一个走向海外进行国际化经营的中国汽车企业,以建设国际汽车大集团作为战略目标,“上海汽车”于1999年提出全球化经营的宗旨,目前已经在美国、欧洲、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设有海外公司,拥有韩国通用大宇10%的股份,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持股51.33%对其进行直接管理,曾经是“上海汽车”“走出去”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壮举。
(二)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案例概况
“上海汽车”于2004年出资5亿美元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以下简称“双龙汽车”),首开中国汽车业海外并购同行业企业的先河。该公司把这次并购作为国际化的一个长期战略,旨在通过发挥双方产品设计、零部件采购和营销网络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帮助“双龙汽车”拓展业务,提升“双龙汽车”的整体竞争力,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
“双龙汽车”成为上海汽车控股子公司后,2006年主营业务首次实现盈利,2007年整体实现全面扭亏为盈,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下,2008年“双龙汽车”受到严重影响,“上海汽车”2008年年报显示:公司持股51.33%的“双龙汽车”已进入回生程序,计提对“双龙汽车”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约30.76亿元。早前,2009年2月韩国首尔中央法院批准接受“双龙汽车”回生申请,这标志着“上海汽车”正式退出“双龙汽车”的经营管理。这场曾经的“韩国公司中国化”圆满联姻以“双龙汽车”业务剥离而告结束。
(三)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投资进入模式分析
国际汽车市场发展迅速,加入WTO以后,中国逐步向世界汽车销售大国和全球汽车制造中心发展,中国的汽车产业也在积极地寻找国际化经营道路。在全球化经营思想的指导下,“上海汽车”积极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寻求国际市场合作伙伴。韩国汽车产业结构调整时期的到来,为“上海汽车”提供了一个契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各汽车企业销量大减,几年时间里纷纷被国内外企业并购,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并购大宇汽车公司。2004年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也难以独撑企业大旗,濒临破产清算,高负债下债权团以投标形式向海外出售股权,最终与“上海汽车”达成合作。
1. 利用自身资金和市场优势,获取技术和研发优势。2004年,上汽集团在几年销售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以2003年销售收入972.9亿元人民币(约合117.546亿美元),进入世界500强,成为国内首家进入世界500强的汽车企业。但是尽管上汽集团在国内市场份额大,其产品却没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韩国双龙汽车公司拥有韩国第四大汽车制造企业的地位,技术转让掌握“奔驰”发动机技术。“上海汽车”通过并购实现控股,可以迅速获得技术和研发方面的竞争力,实现自主品牌汽车生产。
2. 整合和内化资源,实施双品牌战略。当时,“上海汽车”是国内三大汽车集团中唯一全部生产乘用车的汽车制造企业,而“双龙汽车”主要生产销售越野车和高档房车。这种横向的并购,可以联合开发,延长产品线,利用彼此的知名度和销售网络。2006年,“双龙汽车”在中国市场上陆续推出系列SUV车型(即运动型多用途车),采用双龙公司研制的具有先进技术、动力强劲的柴油发动机,不走汽油发动机路线,借“上海汽车”品牌稳步实现本土化,也弥补了“上海汽车”车型短板。另外,韩国又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度,比较排斥外来产品,消费偏向本国品牌,喜欢用国货。若“上海汽车”成功利用“双龙汽车”在韩国的市场地位,借道出海,淡化外来色彩,就可以创造需求,提升价值。
事实上,以上两个方面,正是“上海汽车”并购韩国“双龙汽车”过程中所有权特定优势和内部化特定优势的表现,但是,并购后发展情况的不理想,证实了“上海汽车”开拓之举不完全具备区位特定优势,主要是因为单纯追求战略性资产,缺乏对并购企业运行环境和障碍的评估。韩国“双龙汽车”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成熟的海外销售网络,成为“上海汽车”并购进入韩国市场的主要原因,对并购企业运行环境和经营障碍的评估不足又致使追求战略性资产的目标不能长远。关键的环境和障碍因素主要是对抗型的劳动关系、高涨的民族情绪和不容忽视的文化距离。(1)对抗型的劳动关系。韩国将劳动问题作为外资进入劳务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对抗型的劳动关系使韩国工会在协调企业与员工利益中发挥着非常有力的作用。劳资关系出现不和谐时,工会代表全体员工意志出面协商,在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常常采取罢工、抗议等过激手段。首先,韩国方面对“上海汽车”是否以技术转移减少生产从而影响就业存有很大顾虑。其次,市场和销量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很大程度受工会的支配使企业不能自主决定薪酬计划和员工招聘计划。面对强势的工会运动,“上海汽车”与“双龙汽车”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成本加大,矛盾的不断演变会造成巨大的罢工生产损失。(2)高涨的民族情绪。上海汽车进入韩国,成为“双龙汽车”第一大股东,首先给韩国公众在心理定势上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此外,民族主义精神高涨使韩方质疑技术转移和不信任外资。不仅“上海汽车”获取战略性资产的目标没有得到保障,反而残酷的事实让“上海汽车”遭受近4年的工会斗争、技术窃取控诉以及韩国银行业拒绝借贷。(3)不容忽视的文化距离。不同文化的差异一直是跨国并购投资的一大障碍,管理模式的不同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营。在解决工会与民族情绪问题上,“上海汽车”在并购之初采取的做法是进入管理层、启动“双龙汽车”百日整合计划,之后则在长时期内面对强势工会,处于被动局面。
四、并购投资进入模式问题及改进
“上海汽车”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事件,是中国制造行业跨国并购的又一深刻案例,为中国走国际化经营路线的企业提供了关于如何成功进入国际市场的丰富经验。2002年中国企业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对外投资仅为2亿美元,2003年达到8.34亿美元,2006年为47.4亿美元,2008年突破200亿美元,同时可以看到并购投资占当年对外投资的比重在逐年上升②。并购投资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形式,尤其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企业海外并购倾向加剧。
(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投资特点和问题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特点是:(1)并购规模上不断扩大;(2)并购主体主要集中于大型国有企业,不过民营企业并购也逐渐活跃并产生影响;(3)并购对象布局分散,高负债的品牌大企业或经营不善的中小企业往往成为首选;(4)并购领域以商贸、能源、制造业、服务等比例较大;(5)并购动机主要是基于技术资源、品牌优势、规模扩张等等。
中国作为新兴的经济实体,跨国经营经验缺乏,跨国并购参与国际分工机遇与挑战并存。结合上海汽车并购案例,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在进行并购投资时伴随的问题有:(1)市场调研不够深入,对市场进入风险的认知水平不够;(2)缺少长远规划,决策呈现短期化;(3)跨国经营管理人力资源储备不足;(4)文化整合和沟通意识不强;(5)不能有效地利用多种渠道处理劳资关系。
(二)改进策略
1. 明确企业在选择并购投资时的优势和目标。并购投资起点高,可以以较少的资金进入国际市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及战略目标的趋同,有助于加强对被并购企业的控制力。只有完全具备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才能选择并购投资进入模式。
2. 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环境。目标市场的文化、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影响深远,特别是当前形势下,必须慎重考虑劳动力成本转嫁问题和文化整合问题,减少信息不对称风险。“上海汽车”并购“双龙汽车”一案中,经营管理问题和劳资纠纷主要是源于文化的差异。
3. 积极进行并购后的整合。并购投资进入模式不能仅仅局限于选择阶段的考虑,对并购后企业间的整合和协调必须有充分的预期,为此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进行中长期战略规划。
注释:
①来源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②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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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y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Study on Buyout Mode
Mao Juan, Wang Chunxiu
(School of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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